中财网美国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排名:长篇连载：大型电视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解说词|抗战历史—卫国战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9 06:40:57
历史，
是人类集团生命的活动行程。
没有人能够自外于
这一条来自太古的滚滚长河。
但对当下而言，
历史毕竟是属于过去的，
所以，
我们尽可以去开创未来、缔造未来，
却不能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
因为历史无论是对的、错的；
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都已成定局。
真诚面对历史，
当有助我们敞开心胸以更宽阔的视野去面对未来。
在德国南部离慕尼黑不远的地方，又一座名叫“达浩”的集中营遗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囚禁过二十万犹太人和战俘的牢房。今天，德国政府还原原本本的保留它当初的“风貌”，包括恶名昭彰的毒气室和鬼影憧憧的焚尸厂。在静态展览室，这里张挂着许许多多当时集中营里生活情形的第一手画面资料，同时播映１９４５年当一群形容枯槁的生灵活着走出牢狱时的真实纪录影片。德国政府不讳家丑外扬这么做，表示日耳曼这个民族有勇气面对历史、面对错误，并为上代人的过失承担责任。旅美历史学者游芳悯说：“现在德国人战后付给犹太人大概据估算要超过６００亿美金，那么现在已经??????就是残余的这些遗属或者是德国过去登记有案的这些犹太人家庭，被残害的，到目前为止，德国政府每个月发给他津贴大概是９５０元美金。每一个犹太人家庭的每个人，大概人数有１７万人之多，这个钱预计到了公元２０００年的时候大概要超过将近１０００亿美金。所以，德国人他晓得自己有错误，应该付出这些战争的代价??????”。
走出战后的废墟，德国人很快的便恢复了生命力，并在短短的十几年之间跻身于西方经济强国之林。今天，他们有能力付出一千亿美元的偿金，一方面固然显示日耳曼这个民族的生气与活力，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一各民族的文明与成熟。
同一个时期，在亚洲的中日之战比欧战早了两年，这一场人类史上空前惨烈的战争，前后拼缠达八年之久。其战区之辽阔，伤亡之众多，绝不下于当时的任何战役，但在西方主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中，中国部分却简陋的可以。战后，中国内部发生分裂，于是对于整个战争的过程与功过便出现了两个不同版本。显然，中 共夸大了他们对整个战争的影响力，而国民党的官方文件也刻意淡化了一些重要情节。至于早在１９３１年就发动攻击攫取东北三省的日本政府更从头到尾矢口否认这是一场侵略战争。
夸大、隐瞒和扭曲，模糊了一场神圣的民族求存的战争真相，这对丧生于这一场历史上严重错误的三千五百万生灵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付出了代价，不仅仅要子子孙孙能活下去，而且活得有长进、有尊严。
１９９５年，战后五十周年，二次大战各参与国纷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纪念此一人类浴火重生的日子，当时，我们以纯民间的身份，在重重困难中完成了第一部国人自制的影像战史纪录——“一寸河山一寸血”，全长二十个小时。
战时物力维艰，电影底片属稀有物资，所以几经动乱后保存下来的影部资料十分有限，为此我们曾远道日本、美国、俄罗斯以及中国大陆，尽力搜集，共得八万余尺。
战时人物专访对象上至战区司令，下迄第一线战士，共计七百余人。从这些历史见证者的口中，我们获得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１９９７年，我们计划重返旧战场。这次走过从前之旅，足迹遍及中国大陆十一个行省，全程长达两万余公里。我们从卢沟桥、南口。居庸关开始，沿平津平原东去，找到了一百多年前拱卫华北门户的大沽口炮台，再从平汉路西折山西，造访民国２６年太原会战的故址。当年日军兵分两路西侵，板垣的南路就是从娘子关杀进山西的。
到山东济南，叫人难忘的是五卅惨案中的蔡公时。
赫赫有名的台儿庄，便是抗战期间中国杂牌军第一次粉碎“日本皇军无敌”的战场。
徐州，使我们想起了七十万大军会而不战的庞大场面。
转向河南，在花园口，找到当年决堤的故址，以及当年被炸毁了的郑州铁桥，至今也还在它原来的地方。
扭转乾坤的淞沪之役，今天在上海留下的遗迹不多，只有黄浦江边的汇山码头和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依然如昔。
沿长江西上，江阴炮台就在眼前。回想六十年前的沉船事件，不禁令人唏嘘。
南京，三十万同胞惨遭屠杀的遗址大都保有原来的面貌。这里是令人窒息的挹江门；这里是难民区里的金陵女大。
到了武汉，想起洞庭湖水域海军的最后一役，现在所能见到的大概只有９７年出水的中山舰了。向北走，一一路过武汉外围争夺战的旧战场。在襄阳附近南瓜店，我们凭吊张自忠将军。
从宜昌过三峡，来到了战时陪都重庆，嘉陵江畔的码头不变，只是山边上的老防空洞都已成了仓库了。
折回湖南，拜访抗日名城长沙，我们跨越新墙河南行,东望起伏不定的幕阜山脉，想起了出没其间的川军子弟。岳麓山上的大炮曾经扮演长沙大捷的重要角色。今天大炮不见踪影，这里已成为观光的胜地了。
顺着湘江南去，来到了当年血拼四十八昼夜的衡阳城，著名的张家山现在改作气象台了。据说1946年葛先才所埋的三千忠骨就在这一片青青草皮之下。
从衡阳搭湘桂铁路列车到桂林，战争后期陈纳德第14航空队的遗址还在，凝望着一片荒芜的老机场，昔日老百姓胼手胝足开筑的画面又浮上眼前。
再往南去，经南宁北折到昆仑关，沿古道而上，真难想象，当初这场仗是怎么赢的。
最后一程，也是日军侵华的终点站——贵州的独山。在夕阳余晖之下我们完成了重返旧战场之旅。站在抗日纪念碑前，我们的心头没有仇，没有恨，因为历史毕竟是已成定局的过去，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避免错误的再一次发生
199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六十周年，本片再版，以“芦沟烽火六十年”推出，1999年，第三度修订版本以“山河岁月”为名推出，这一次，我们仍然以“一寸河山一寸血”呈现在您的面前。
第一集 卢沟桥的故事
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由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这里引爆了中日两国持续了八年之久的血腥战争而扬名世界，但事实上这座华北第一大联拱石桥已经静静地横卧在永定河上达八百年之久了。卢沟桥的大名远播西方是七百年前的事，在《马可波罗东游记》中，，它被形容为一座巨丽的石桥，后来洋人都称它“马可波罗桥”。
一座桥，当它巍立浊流长达八百年之后，就不仅仅是一座桥了，因为岁月的风霜在它身上留下太多的历史痕迹和文化印记，值得后人细读，深思。
早在长安成为全国统治中心之前，中原势力的扩张和文化传播，就一直是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古道，东渡桑干河向北延伸的，而今天的卢沟桥头，正是古代的这个重要渡口的故址。
公元1192年，这座桥在恶水中构筑了三年之后正式完工了，虽然它兴建初时的模样无案可稽，不过，有一幅被名为“芦沟运筏图”的写实古画可以提供重要的参考。从画幅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座金代古桥的结构和造型，直到今天，大致上还保有其原始的风貌。以古代的造桥技术和简单的建材，如何能使一座石砌拱桥屹立于狂流之中达八百年之久呢？这一点确实令人讶异不已。
根据古籍记载，金代的这座桥“插柏为基，雕石为栏，栏上石狮抱负，不可胜计”。所谓“插柏为基”，就是把整株柏树打进河床，以巩固基础的意思。没想到当时这种工程技术竟和现代的“雷蒙椿”的理念完全一样。
古代桑干河在过了怀来之后，从东北向折转东南，这一段弯流，水势湍急，河道游移不定，经常泛滥成灾，因此又叫“无定河”。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先人在桥梁构工前确实费了不少心思，他们把桥梁的形状设计得跟一条船一样，船头朝着逆水的西向，一旦狂流来袭，可以利用“船头”的分水尖导引水的流向，这样可以减少直接到桥墩的冲击力。即使如此，他们还不放心，因为除了洪水外，春天还要预防从上游冲下来的浮冰的攻击，所以又在分水尖的尖端镶上三角铁柱，以锐角迎击浮冰。铁柱锐利无比，确实发挥了护桥的作用，因此，民间又称它为“斩龙剑”。但问题来了，由于分水尖伸出桥面达五米之多，桥的拱券只能压住桥墩的东半部，这样可能会因为压力失衡而造成桥梁倾斜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分水尖的凤凰台上加了六层压面石，至于压面石为什么会是六层，是否经过科学的估算，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根据最近勘察的结果，卢沟桥桥墩下陷最严重的东二号还不足十二公分，这个数据足可证明他们当初所做的全都对了。
提起卢沟桥，大家津津乐道的是桥上的石狮子。卢沟桥石狮的特色有二，一为“不一样”，一为“数不清”。照理说桥上一共281根望柱，每根望柱上一只狮子，不是挺好数的吗？事实上并不然，因为大狮子的身上还躲着、趴着、背着各式各样的小狮子，因此增加了把它数清的难度。十年前，有人将大小狮子挨个编号数了一遍，共得485只，最近又有人不服气，再数了一遍，这一数竟然数出498只来，看样子把卢沟桥的狮子数清还真不容易。
有人对卢沟桥每一只石狮子的长相不一样感到新奇，其实，这些狮子要长得一样才怪呢，因为它们不是一个模子翻出来的，而是一只只刻出来的，所以狮子的表情丰富，姿态百出便成为自然的事了。
事实上，今天卢沟桥上的狮子并非出自同一个时代的。由于无定河喜怒无常，八百年来，每当河水暴涨一次，总有几扇栏杆被冲毁，连同望柱上的石狮也跟着葬身河底，所以历代在修缮桥面的同时便需新刻一些狮子来补充，如此冲了刻，刻了冲，日积月累，卢沟桥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座石狮雕刻艺术的博物馆了。
在各式各样的狮子群中，我们发现每一代的作者都试图着突破前人的窠臼，力求独创一格。这份反映当代背景的创作热诚使卢沟桥的狮子更为丰富，也更为珍贵。象这只元朝的狮子，刀法粗犷，造型朴拙，虽然经过六七百年的风霜雨露，豪迈之气依然不减当年。
明朝初期奠都南京，北方便成了边远地带，所以明朝的狮子受元朝的影响比较大，只是脸上的表情多了一些斧凿的痕迹。
进入清代，卢沟桥的位置属于京畿，深受京华金粉的熏陶，又值康雍乾盛世，这些因素反映在作品上的特色是华丽、自信与活泼，因此每一只清狮的胸部都挺得高高的，系带的位置也从脖子移到胸前，一副君临天下的模样。
到了民国，显著的不同是雕刻技术的精进。民国后的作品雕工细腻、线条柔美是主要特色，同时也出现了镂空的作品，这是前朝所未见的。
说到这里，也许您要问，桥上是否还存有金代的作品呢 ？有。民国以后，桥上确实还有两只“开山祖狮”，但有一年打雷，无巧不巧，真好劈中了其中一只，现在硕果仅存的只剩下东五拱南侧望柱上的这一只了。它的寿命足可媲美彭祖，今年整整八百零七岁。
其实，卢沟桥上还有两只石狮子可以确定是金代的作品，它们在东岸金刚墙的桥头，一边一个，但奇怪的是在西岸却不见狮子，而是用大象，也许是兼取象的庞大和狮子的威猛也说不定，但无论如何，前人这种创作热忱透过小小的变化所留给我们的感受是深刻的。
卢沟桥两头雁翅桥面上的碑和碑亭又是一项精美的建筑，不过这些都是清代的作品，其中尤以“卢沟晓月”最为脍炙人口。“卢沟晓月”虽然是乾隆皇帝御题的石碑，但这里早在中都建城的同时就被金章宗列为燕京八景之一了。金代文人有“落日卢沟沟上柳，送人几度出京华”的诗句，大致上可以说明“卢沟晓月”的出处。
卢沟桥本来是出入京华的最后一个驿站，相去京都二十多里路，不论骑马或是步行都要花半天以上的时间。旅客和送客的人朝辞京城，到达这里多半已是日落黄昏了。当晚留宿客栈，等到第二天拂晓他们在桥头话别的时候，蓦一抬头，忽然发现一轮晓月尚未西沉，月色在“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的离情中更显得凄清了。此时，卢沟桥就像长安的灞桥一样变成一个叫人伤心的地方，由此，才使我们领悟到“卢沟晓月”原来可以不在天上，而在人与人的情意之间。
卢沟桥横跨要津两岸，数百年来承受着人间沉重的负荷，历经金、元、明、清直到民国。想当年，有多少学子从这里赴京赶考，又有多少朝臣过这里告老还乡。桥面石上坑坑洼洼的是久远的蹄印、车辙，也是历史。但历史不仅是石头，因此当我们行经其间，不禁会联想起先人“插柏为基”的工程智慧，分水尖上的压面石和完好如初的“斩龙剑”。数不清卢沟桥的狮子，更数不清历代多少雕刻工作者的巧思才创造出这美不胜收的石雕艺术长廊。至于“卢沟晓月”则是千百年来依旧，它一直都在那儿，问题是当人间情意逐渐淡薄的时候，“卢沟晓月”便只是一块石碑而已。
今天，您要去卢沟桥，必然会经过宛平城，因为它们是接在一起的。公元1637年，明崇祯皇帝为了抵御叛军李自成的流窜而赶筑了这座城，它原名为“拱极城”，有拱卫首都的意味。后来因为李自成绕路进京，所以从军事观点来看，宛平建城以来一直是“闲置”着的，直到公元1937年，也就是整整三百年后，才肩负起守土卫国的大责重任。
当年七月七日，日军在这里借故寻衅，点燃了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的战火，史称“七七事变”。由于这场仗是扭转中国人民命运的一场民族战争，因此，卢沟桥和宛平城响亮的名字便得以永志青史，垂名千古。
当时，中日两国国力悬殊，在卢沟桥之役中，国军的战况是十分惨烈的。
1937年7月9日，日军正式以大炮坦克攻击宛平城，守军浴血奋战，苦苦支撑了23天，卢沟乔三得三失，直到平津相继失守才黯然弃城突围而去。
当时，我军的战斗序列是这样的——，在这张英雄榜中，佟麟阁、赵登禹就在这一役壮烈牺牲；1941年，张自忠阵亡于湖北南瓜店；1958年，吉星文在8?23金门炮战中不幸殉国于大武山；其他人也先后纷纷谢世了，只有军训团长张寿龄仍然健在。
张寿龄：“冯玉祥的队伍，包括29军，对于日本人是敢打的，向来不把它放在眼里。在这个三个星期里头，凡是29军的，不论是官、兵，由永定门进来，一进城，那拉车的一看是29军的，穿军装，不管你是官、兵，‘来来您坐上，您上哪儿？’不要钱，白拉。走到街上呢，有好些个商店里头啊，端出茶水来了，拿出点心来了，让吃。”
六十年后，我们来到了宛平城，过去的县政府现在已经改成抗日纪念馆了。在战火中被摧毁的城墙多已经过修补，但新砖和旧砖之间多少会有些差别，因此，战时倾记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辨。在东城偏北角上，当局刻意保留了一片未经修葺的老城墙，从上面密密麻麻的弹痕可以想象那场仗打得有多麽激烈。毕竟六十年过去了，连炮弹坑里都已经开出了野花，这个画面让我们觉得战争、和平是如此的接近，死亡和新生也能并存。
在卢沟桥上，我们访问了先烈的后人，佟麟阁长子佟兵说：“在27号上午，日本军队就有几十架飞机，还有炮兵啊，就整个的冲进南苑。当时我父亲和赵登禹将军就是带领那些大学生，就是在那儿苦战吧。当时因为装备当然是比不了他们（指日军）了，所以29军的装备那就是???主要是大刀片儿跟步枪，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呢一直拼到下午三、四点钟，后来军部命令，要他们撤回北京。后来我父亲就带领着学生就是到···走到大红门那儿，打到大红门那儿，结果就是···壮烈牺牲了。今天是清明节啊，我带着我的小孙女到卢沟桥这一带，看一看她曾祖父战斗过的地方······”
赵登禹将军的长女赵学芬：“我父亲曾经在喜峰口的时候，用两口大刀片在砍敌人砍得都卷了，都卷刃了。日本为了防这个···防止呢，后来戴上了铁围脖，都做了铁围脖，怕砍。有时候一砍，怎么回事？冒出火星，最后呢，29军这个士兵呢勇猛极了，他从头上往下劈，照样给他劈死。在六十年之前，就是29军和日本浴血奋战，在这个桥上我父亲哪，也同样是牺牲了，六十周年。我父亲如果说现在在的话，今年正是99岁，牺牲的时候仅仅39岁这么一个年华，那么···我两岁，我的哥哥四岁，我妹妹是遗腹子。现在呢，我家里的情况呢就是人员兴旺，我的小外孙女呢???在那儿，她正是我当年的年龄——已经是将军的第四代了。”
虽然早在她出生之前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但她，她的上一代，再上一代都来自那里。其实，这孩子是历史的缩影，这座桥也是历史的缩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的不同面貌，创造的和毁灭的，但无论创造和毁灭，都是人为的结果。
人类已经迈进二十一世纪了，我们当有能力汲取前人错误的经验，而不让同样的错误发生在子子孙孙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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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事件是单独产生与存在的，每一事件必然是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前因所造成的结果。假如我们仅以独立事件来观察，甚至论断某一时候的历史现象，便会失之偏颇，因为断章取义的结果将会模糊了整个事实的真相。
抗日战争是中华这个古老的民族攸关自身的存亡绝续所投入的一场惊天泣鬼的苦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一役对全人类而言都是天大的一桩历史事件。所以，我们想了解中国抗日的这场战争，不能只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说起，也不能只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说起，甚至不能只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说起，因为中日之战的源头事实上可以远溯到公元1868年。
第二集 中日战争的源头
1868年在近代史上是个重要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明治天皇登基。他积极推行了史称“明治维新”的自强运动，从此改变了日本人民的命运。当时，和日本毗邻的大清帝国同属锁国政策之下闭关自守的国家，他们走向国际化、现代化的路程就像是一场长途赛跑一样。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站在这条线上的大清帝国。
事实上，清朝在通过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皇帝的全盛时期，到了十八世纪末页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嘉庆开始，清朝从家道中落逐渐变成了破落户。到道光，更不幸的是又染上了严重的毒瘾，这个东方硕大的巨人病了，而这只不过是一切灾难的开始。
现在，让我们换个现场，看看1997年7月1日在香港湾仔会议中心新翼大礼堂热闹滚滚所举行的一场仪式。在这个冠盖云集的盛会中，英国人把统治了155年的香港归还中 共。在此一历史画面之前，我们意会到沦为殖民地的灰暗日子正式过去，但也隐隐地勾起了历史的痛。
话再回到十九世纪初期，当时英国怂恿它的国营事业“东印度公司”向大清狠心下“毒手”，到1838这一年，偷偷摸摸的流进中国的鸦片已多达四万箱，也就是240万公斤。湖广总督林则徐看到了此一亡国灭种的危机，向大清痛陈：
数十年后岂为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
——林则徐
的严重性。道光排除众议，支持以强硬手段厉行禁烟政策，不惜动武。没想到这一道保国救亡的禁令竟惹来了百年厄运。
鸦片战争于1840年在粤江外海爆发，英军绕过广州城北上，所向披靡，直杀大沽。
1842年第二波英军破广州，一路洗劫闽浙沿海，再溯长江而上，陷镇江。8月29日在南京订下了城下之盟，这便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南京条约》。从此之后，鸦片在我国成了合法商品，易名为“洋药”。到1854年，“洋药”的年进口量已达360万公斤，荼毒生灵至少两千余万余众，香港也就是在这一纸条约之下割让给了英国。
老实说，列强的侵略不外乎弄点好处，搞几个钱而已，但对中国而言这可是晴天一大霹雳，因为纸老虎从此被戳穿了，锁国政策由是粉碎。国家正规军绿营的士兵只要听到洋枪大炮的声音，便吓得掉头就跑，大清的国防瓦解了。洋人如入无人之地予取予求，接着欧陆列强纷至沓来，大家都想分一杯羹。1858年的天津、1860年的北京等不平等条约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纷纷签订。
今天，在巴黎的战争博物馆中，还保存着法军当年在中国作战时的“战利品”。当我们想到这么大一尊炮居然能漂洋过海，千里迢迢地运回国来，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些东西陈列在这里，对象我们这些后人而言，睹物思往，除了一声长长的叹息之外，还能有什么？
然而，当时清廷当局似乎还没感觉到严重性，大致上说，除了“南京”一共赔了两千七百万元墨币（白银19708029两）；“天津”、“北京”咬牙再赔一千六百万两银子有点心疼之外，对割个遥远的小岛香港，放弃个看不见的关税自主权还没什么概念，完全不知道此事的自己不单是个贫病交迫的鸦片鬼，而且还被人捅了好几刀。这几刀不仅伤及皮肉，而是筋骨。
除了外伤，大清的内伤也不轻。随着鸦片输入，白银流出，国库日益空虚，国债日益沉重，当然老百姓的生活也日益艰困了，因此社会的动荡不安便成了必然之事。其实，几乎和鸦片大量输入的同时，清廷就为了平白莲教之乱花了十年的岁月和一亿二千多万两军费。
接下来是1851年，一个客家子弟洪秀全由上帝会发展成军而起义的太平天国之战，这一战前后打了十四年，波及中国本土十八省中的十七个省份，死亡人数多达二千余万人，所花的军费就更难以计数了。太平天国虽然于1864年覆亡，但它的余众又和北方的捻匪结合了起来，就这样再打四年才算大致平定，这一年，便是1868年。
显然，大清在起跑点上就已经输了，至于和明治天皇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鸣枪待发的大清选手又是谁呢？此人正是紫禁城里养心殿上垂帘听政的西太后慈禧。这位1852年进宫的兰儿小姐，从咸丰的宠妃到老佛爷这段历程，事实上正是清宫内斗的历史版本，不过，她只斗内而不斗外，这可以从1861年联手主和派的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杀掉主战派头子肃顺这件事看得出来，当时她年方二十六岁。
现在，我们来看看日本这边：公元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四艘军舰开进浦贺港，逼使日本于第二年签下了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从此打破了传统的锁国局面，这便是所谓的“黑船事件”。“黑船事件”和“鸦片战争”的本质是一样的，但过程却平和多了，而其结果更有天壤之别，因为这件事促使日本尊王、攘夷、倒幕的思潮勃兴，为明治的维新铺下了坦途。在幕末时代，尊王意识高涨和大和这个民族的“忠君”性格有密切关联，中国文化虽然自唐朝才源源传入，但幕府时代小诸侯相互倾轧的乱局却象透了我们的春秋战国。这两三百年间，由于诸侯养士风气兴盛，于是也培养出了日本人的武道精神。
武士虽然一个个文武兼修，智勇双全，但相对于汉文化中的智、仁、勇，他们却独缺个“仁”。“仁”有对生命尊重的意涵。少了仁，便易于轻生，所以武士身上常佩两把刀，长刀杀敌人，短刀毁自己，这便是对自己残忍的例证。这种不珍惜生命而迷恋死亡凄美的武士性格到七十年代还可以从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的身上看到。
当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时候，必然要找一个人来投靠，这个人便是他的老板、他的君，但在没有仁心的滋润之下，忠君性格是非理性的、可怕的。而当时西乡隆盛营造的正是结合了“忠君”、“武勇”于神格化的天皇之下的一股可怕力量，这种力量一旦被操纵，那么什么悲剧就都可能发生了，中国人是很难理解这种现象的，但1995年麻原的真理教事件，可以提供具体而微的参考。
大清的自强运动则始于1861同治元年，比明治维新早七年，由奕訢、文祥这些人搞起来的，后来则由平太平天国之乱而篡起的地方官员象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接手。他们的理念原是“以夷之长技为师，以制夷”的，可惜做起来却变成只是花钱请洋人来设工厂、造枪炮的洋务活动而已，所以同治的维新既没有真正师夷之长技，更无力以制夷，倒是让一群洋务官僚象李鸿章者流，“自”己“强”了起来，这便是“甲午”李鸿章舍不得动北洋舰队的由来，也种下了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远因。
“黑船事件”之后，日本人在震慑于洋枪大炮之余，便产生了严重的生存危机感，他们深深认为图存的空间在大陆，而通往大陆的途径则为强兵，因此明治上台的第一件事便是1869年的建军，这一年也被认为执行所谓“大陆政策”的开始，由此可见日本对中国土地、资源的野心是来之有自的，是谋定而后动的。
再说明治为了配合建军，第一步是设立了兵部省和外务省，1870年又设工部省发展国防工业。1871年元月颁征兵令，可是麻烦来了，日本在幕府时代阶级分明，一般农民、贱民连姓都没有。一个村庄有六个三郎，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三郎，只好把住在田旁边的叫田边三郎；住在松树下的叫松下三郎。后来那个上奏折给裕仁的义一先生想必他先人是住在田中央的，所以叫田中义一。有了姓氏，等于每个国民都有了符号了，于是日本又于1871年修改了户籍法，使征兵和纳粮有了基本的依据。这些措施事实上都是配合大陆政策而来的。
1874年，日本借琉球渔民在台湾被杀之故引发了“牡丹社事件”。照讲，这档事跟他们八杆子也打不着，但是清廷却为此签下了“中日台湾事件条约”，赔了七十五万两银子，还稀里糊涂地把琉球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这个时候西太后还在颐和园玩她的扮观音游戏呢。
“牡丹社事件”显然助长了日本的侵华气焰，但对大清多少还是起了若干警惕的作用，于是在1884年成立了“海军衙门”，由李鸿章逐年买一两艘兵舰回来（字幕：德制——镇远、定远、济远、经远、来远。英制——致远、靖远。自制——平远）。到1888年终于成立了北洋舰队，由丁汝昌任提督，但从此以后大清海军在也没有任何添补，因为要把钱留给老佛爷翻修颐和园。
到了1893年，日本已练成陆军23万余人，海军舰艇达六万多吨，更积极的是指挥系统的单一化。从1878年陆军成立参谋本部开始，就只要听天皇一个人的就行了。1893年海军跟进，设战时大本营，从此一切军事行动连内阁都管不着了。这个时候，日军已经剑拔弩张，完成了对外作战的准备。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之乱”，国王向清廷求援。日军以“护侨”为名于六月初捷足先登进驻汉城。光绪皇帝三次谕令李鸿章出兵，李鸿章心存畏惧，拖到七月中才兵分两路向朝鲜进发，一路往平壤，一路由水路驰援驻扎牙山的清军，但消息被日本间谍探到。25日，日方出动大批军舰围堵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当场被击沉，死伤千余人，就此揭开了甲午之战的序幕。
7月23日，日军攻进汉城，推翻李氏王朝，成立傀儡政府。9月15日向平壤攻击。9月17日日本海军和大清的北洋舰队在鸭绿江口的黄海海面激战五小时，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负伤指挥，力拼强敌，直到夜幕低垂才返回旅顺港。其实这一仗双方都有伤亡和损失，日本最多只是略占上风而已，但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尽管丁汝昌愿以“战死以保旅顺”，也未获准再度出击。在平壤的陆军也打得不错，象高州总兵左宝贵就在北门力挫了敌军。马玉昆、卫汝贵也稳得住阵脚，平壤保卫战并非无望，可惜总指挥叶志超却授命撤退，这场仗就打不下去了。
10月下旬，日军分两路入侵东北。11月东亚第一要塞旅顺陷入敌手。“北洋”走进山东。
第二年，1895年2月，日舰攻占刘公岛封锁威海卫，山东巡抚李秉衡逃亡。
11日，丁汝昌自杀成仁，北洋至此全军覆灭。
公元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父子在（日本）下关春帆楼签下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还赔了军费白银二万万两。后来由于列强之间的利害冲突，日本被迫归还了辽东，条件是：清廷再付三千万两“赎辽费”。
今天，当我们重登春帆楼顶，回想起百年前发生在这张桌子上的旷古奇闻，真有无限的感慨！
五十年后，日本根据开罗会议决定，归还了台湾与澎湖。这一次，我们付出的不是“赎台费”，而是千万条活生生的人命。
甲午同年，光绪痛定思痛，令袁世凯练新军的同时，中山先生的革命力量也逐渐凝聚，8月成立了“兴中会”。更积极的是日本，“马关”签约的墨水还没干，他们就拿这笔赔款进行了所谓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其中军事费用共达84?7%之多，海军在两次扩军计划之下，先后建造了各级舰艇106艘。1904年成为继英、法、俄之后的世界第四海军大国（英：450000吨；法：250000吨；俄：200000吨；日：130000吨）。
陆军扩军于1902年完成，现役兵力为甲午战争时的两倍以上。清廷的银子为日本建构了一个现代化的军事强国，而自己的麻烦却还未了。
1900年，义和团事起，给了奄奄一息的清廷一记最后也是最沉重的打击。6月，在西太后的懿旨之下，义和团开始围攻使馆，痛宰洋人，一时人心大快，但却因此捅下了更大的漏子。6月15日，八国联军一万八千余众陷大沽，七月拿下天津直逼紫禁城，吓得慈禧拖着光绪皇帝狼狈出奔。他们取道宣化、大同、太原，于10月底逃到了西安。
1901年9月7日签署《辛丑条约》，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分39年由关税中扣抵，如此连本带息总计起来约达十亿两之多，而当时清朝总岁入只不过八千八百万两而已。这件事还是李鸿章经手的，至此他已为清廷赔出了六亿八千又七十七万两白银，还不带利息。
1997年，我们找到了当年拱卫京都的海上大门——大沽口，大沽炮台的旧址还在，它的外貌和油画里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时的模样相去不远，只是现在荒芜多了。在指挥堡的堡顶上有几个人正在做工，听说是要把碉堡里的空隙填平，他们是要填平历史的伤口，还是浑然不知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很难想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画面将是大沽炮台指挥所内景的最后镜头，从此，尘土将永远淹没掉激战当时一切可能留给后人的想象空间。
走在白河畔，踏过及膝的荒草，我们发现连接炮台与炮台之间的古战壕，顺着这一条线索找到了第二座炮台、第三座炮台，如此拼拼凑凑，终于凑出了当年国防第一线的布局蓝图。
在山坡下，好不容易才找到几尊旧炮，裂的裂，断的断，任意地被弃置在那里，也许是功成身退了吧，但如此退法也未免凄凉了一些，由此令我们不禁想起巴黎军事博物馆里咸丰年间的大炮，相形之下，更显得中国人是如此的健忘。
最完整的一尊旧炮是被丢在堡顶上的，仔细一看，赫然发现“1843”四个字，显然，《南京条约》过后，清廷大梦初醒，向国外购进了一批武器以加强国防，但这些武器并没有救到病入膏肓的大清帝国，因为在《南京条约》后，我们陆陆续续共签下一千个以上不平等条约，丧失国土面积足有120个台湾这么大，赔偿黄金达九亿余两，大清已经国不成国了。
面对一堆破铜烂铁，竟然勾起这么一段沉痛的往事，也许过于善感了一些，但，这些又何尝不是后人对历史的应有感觉呢？
1904年2月，在英、美资助下，日本对俄宣战，史称“日俄战争”。这一战足足打了一年七个月，但战场却在我们的国土之上。事后两国媾和，分的也是我们的资源。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本赢得了这一场战争，使他们对华的侵略更具野心。
史学家唐德刚教授从大和民族的性格来观察中日两国战争肇因，他说：
“所谓日本民族，它比较单纯，他没有跟其他民族在一起共存亡、共生活的经验。它一旦出来，以很优秀的姿态出现，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变成了一个新的帝国主义，结果它这个民族的优越感，讲一句英文吧，叫做racism。它这个种族主义就表现得特别厉害。它接受东方的，我们儒家（思想）的比较少，可能变成比西方帝国主义更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
1908年，在相去1868年起跑点整整四十年之后，慈禧跑不下去了，她历经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皇帝，于这一年的10月21日去世，比光绪皇帝多撑了二十多个小时，临终还立了个宣统，年仅三岁，显然慈禧一点也不知道由于她的长寿带给中国老百姓多少不幸。事实上，在那段中华民族史上最黑暗的岁月中，我们失去的还不只是一把把白花花的银子和一片片肥沃的土地，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国家的主权和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对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耻辱，这便是后来革命党人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的基本动力。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结合了武昌新军发动起义，总督瑞徵和新军统制张彪仓皇而逃，革命军攻克武昌，公推黎元洪为都督。两个月内，各省纷纷宣布独立，革命成功了！后来，孙中山先生回忆武昌起义的往事时曾经说：
“武昌的成功是非常意外的结果，最大的关键在瑞徵的惊逃。假如瑞徵未逃则张彪也不会逃。”
言下之意，如果瑞徵不逃，武昌之役的结果还在未定之天。由此可见清朝260年国祚之覆亡固然是革命势力的胜利。而更是长期失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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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跨进了二十世纪，正当清廷摇摇欲坠之际，全国各地军头已经隐隐地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这些划地为王的军阀在清朝末叶多多少少还对朝廷有一点忌惮，但到了民国则连这一点顾忌也荡然无存。由是你争我夺相互倾轧，使本已残破的国家局面更雪上加霜，朝不保夕。这种混乱与血腥的争斗长达十七年之久，严重的影响后来对日作战的能力。
第三集 民初乱局
1911年11月16日，正是武昌起义的36天，清廷在万般无奈之下饮鸩止渴，启用头号军头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制压革命。袁世凯派第一军统冯国璋沿京汉线南下，连克汉阳、汉口，武昌指日可下。这个时候由于国内革命气势高涨，袁世凯伺机按兵不动，并以此为筹码，逼使清廷退位。
袁世凯本来属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淮军幕下，甲午清廷战败后，他奉令来到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十年间，先后成立北洋军六镇，约七万多人。当年新军干部象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张勋等人此时都已是举足轻重的军头，这便是清廷不得不借重袁世凯的缘故。
12月18日，袁世凯代表清廷派唐绍仪在上海和军政府代表伍廷芳展开和谈，但没有结果。
12月29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被十七省代表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了。这便是史称“东亚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建立的过程。但事实上，对当时中国的人民而言，充其量只是换了一个国号而已，相去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家的路途还十分的坎坷与遥远。
中山先生奔走革命的首要目的是扳倒帝制，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枪杆子出政权的局面。以一介书生之身显然是不可能的，为此他不得不借重袁世凯的实力与清廷抗衡。
民国元年元月22日，中山先生向清廷提出最后和议案，他表示，只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孙文”。
2月12日，清廷发布退位诏书。第二天，中山先生遵守诺言向参议会辞职。第三天，袁世凯在笑纳中山先生的“雅意”之余，当上了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中山先生此时的内心是十分无奈的，他唯一可寄望的是在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之前，提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加以制约。这套约法是先生一生奔走革命的理想所在，是导引中国走向民主现代化国家的蓝图，是往后讨袁护法的张本，也是行宪立法的根本依据，但是在当时却脆弱得只是一张纸而已。
2月21日，参议会派蔡元培、汪精卫等人组成迎袁专使团，北上迎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老袁耍诈，不肯离开自己的地盘，而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4月临时议会也跟着北迁了。
当时在议会中国民党员占了绝大多数，这当然不是袁世凯能忍受的事。首先他派赵秉钧刺杀国民党实际负责人宋教仁于上海，接着又向五国银行借款两千五百万两用来扩军，再于6月免掉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和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这一连串动作都是冲着国民党来的，因此便引起了“二次革命”。这一役首先发难的是李烈钧，后来黄兴、陈其美也分别响应。袁世凯派段芝贵、冯国璋率大军南下进攻，讨袁军无力招架。9月，“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这一次军事上的胜利更助长了袁世凯走向专 制的气焰。10月6日，他派军队包围了国会，强迫选举自己为第一任大总统。11月解散国民党，这一来等于消灭了国会。
第二年，1914年5月，他终于撕毁了《民国临时约法》，中山先生的唯一寄望落了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到此也被掠夺一尽。但革命的火种并没有因此而熄灭。7月，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继续奋斗。
这一年8月欧战爆发，日本随即对德宣战。所谓欧战，本来是在欧洲打的仗，但是日本的战场却在我们的山东。8月27日，第18师团登陆胶州湾，11月德军投降，青岛便跟着陷入了敌手。
1915年元月，日本提出陷我国土于次殖民地的严苛条约“二十一条”。这是日本对袁继“满铁”建筑权后的第二次勒索。袁世凯深怕日本人的阻挠毁了他的皇帝美梦，于当年5月9日俯首签认卖国条约，这便是“五九国耻”。
8月，由杨度一干人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9月，袁世凯有模有样地率文武百官祭孔。12月，“国民会议”拥袁世凯为皇帝，准备第二年元旦登基，并改元“洪宪”。但是，他们忽视了全国的舆情。
1915年12月，前云南都督蔡锷返滇，和唐继尧共组护国军，分两路北上讨袁，各省纷纷响应。1916年3月，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连忙取消帝制，本来还想保住总统职位的，但是护国军不肯妥协，袁世凯这一急，突然尿毒病发，于6月6日一命呜呼，年58岁。
问题是，袁世凯的去世并不代表军阀时代的结束，而是另一场群龙无首，大家都想当“皇帝”的激烈争斗、杀戮和整个国家四分五裂的开始（字幕——皖系：段祺瑞 直系：曹锟 奉系：张作霖 山西：阎锡山 两广：陆荣廷 云南：唐继尧 四川：分裂）。这一场昏天黑地的自相厮杀，直到1928——也就是开国后的17年才告一段落。这段时间在政治方面一共有过10位元首（字幕——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元年1月1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元年3月10日；总统袁世凯 1年10月10日；总统黎元洪 5年6月7日；代总统冯国璋 6年7月6日；总统徐世昌 7年10月10日；总统黎元洪 11年6月11日；总统曹锟 12年10月10日；临时执行段祺瑞 13年11月24日；大元帅张作霖 16年6月18日），还不包括1917年张勋复辟的溥仪皇帝在内。先后更换了43届内阁主政。民初的乱象由此便可见一斑了。
在军事方面，军阀武斗始于民国9年，直系的曹锟大战皖系的段祺瑞于京畿，皖系败，是称“直皖战争”。民国11年，直系再败张作霖的奉军，这是直奉的第一次战争。直系军阀在击败张作霖之后气势如虹，便想拥曹锟为总统，但碍于共和形式必须在议会中取得多数支持。当时参议院共有议员五百余人，曹锟以5千元一票买通了480人，一共花了250万现大洋，于民国13年10月5日当上了总统，曹先生堪称民国以降的贿选鼻祖，但是此一窃位夺权的丑闻传出后，全国哗然。中山先生首先通电讨伐，于是便引发了第二次直奉之战。这一仗由于冯玉祥的阵前倒戈，直系大败，吴佩孚由海道率残部逃到了汉口。
直系垮台之后，张作霖和冯玉祥又把段祺瑞供了出来，并请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1924年11月，先生与夫人宋庆龄女士乘“上海丸”绕道日本北上，此行该算是先生奔走革命的最后一程了，虽然他深深了解段祺瑞找他的目的只是要他为民主背书而已，但他还是去了，结果还是失望了。先生在深受刺激之下旧病复发，延至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画面）孙中山先生演讲说：
“中国前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强国，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我们是中国人，应该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
回溯中山先生一生奔走革命，怀抱的其实只是一份救国救民的纯洁理想和满腔热忱。辛亥起义是借新军的力量加上瑞徵怕死而成功的。二次革命又因李烈钧的寡不敌众败下阵来。1917年南方军政府时代，（孙中山）曾被滇桂军阀陆荣廷等人拥为大元帅，本来尚有可为，但第二年又被这批人排挤下台。1922年，连陆军部长陈炯明都靠不住，叛变了。这一连打击使他深深感觉到理想与热忱在现实的世局中是何等的脆弱，于是，中山先生便决心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但建军又谈何容易呢？但就武器来源来说就是个大问题，因为当时军阀的装备各有来路，各有靠山。从利益角度来衡量中山先生几乎是完全孤立无援的，而唯一的可能是来自北方的苏俄。
苏俄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被欧陆列强视为蛇蝎，使得它不得不向东方发展，其目的正是混乱中的中国。他们先找的是北洋的吴佩孚，但吴佩孚和英美两国早有勾结，不可能再有什么牵连。后来才找上南方的中山先生，这时正是陈炯明叛变之后，双方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在境遇上似乎已经具备了可以一谈的基础，由此可见许多历史事件实属因缘际会的结果。
为了借重苏俄的实力，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时宣布容共，这便是近代史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同年5月创办黄埔军校，由蒋中正担任校长。蒋中正小中山先生二十一岁，民前四年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追随中山先生奔走革命。他出身日本振武学校炮科，当过日本兵，受过极为严格的军事训练，并且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但是早年他在革命军阵营中只是陈炯明麾下一个区区的作战科主任而已。1922年陈炯明叛变，形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当时，蒋先生从宁波火速南下，和中山先生相会于“永丰舰”。一般认为这是民国史上一次重要的会晤，因为在这条船上，蒋中正正式被受命掌理国民党的军权，从此开创了他叱咤风云的一生。
“永丰舰”后来易名为“中山舰”。1938年在武汉会战中被日机击沉，直到1997春才被打捞出水，重见天日。在淤泥满布的舰首，“中山”两个字仍清晰可见。至于舰艇的内部则显得破损不堪，您在画面上看到的部分，据说正是中山先生的座舱。我们很难想象，当年在这里有过多少期许、多少承诺的情景，毕竟至今都只剩下烂泥一滩了。
黄埔军校是在十分艰苦的境况之下惨淡起家的，最初经费由地方补助，但在地方上每个月只能拨出两万五千元资助，而且还经常领不足数，所以建军之初只得借力于苏俄援助的三百万卢布（相当于270万银元）才勉强运作起来。黄埔建军时至1997虽然已达七十多年之久，但早期同学对当年筚路蓝缕创校的过程记忆犹新，他们回忆说：
（黄埔一期同学刘咏尧）“蒋中正先生在黄埔这个岛上办了一个学校，就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蒋校长就跟我们大本营的军政部长程（潜）部长商量，他说你把你们的第一队跟第二队的学生可不可以拨到我们黄埔来，进我们黄埔第一期，现在黄埔已经有四个队了，那么还差一个队，就把你们那里改为一个队。进这个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我们是第五队??????”
（黄埔一期同学彭善）“我记得到黄埔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是我们的前辈啊，他说，当军人就要听我的话，只有我讲的，没有你讲的，我讲什么你就要做什么。我心里想，当个军校学生还要吃这个苦头，这实在是划不来啊。他说，要走你就走，不走的就留下来。这个教育非常的严格，连晚上我们这些同学睡觉的时候都不脱袜子，这个绑腿???晚上都把它绑起来，恐怕一集合的时候，绑???来不及???”
（黄埔一期同学刘璠）：“外省的学生刚到的时候，这个气候有时候过不惯，水土不服，脚气又重了，脚???腿子发胖了，因此就要吃红豆啊蚯蚓啊治这个脚气病???”
（黄埔一期同学刘咏尧）“民国13年的冬天毕业，毕业以后就派我们到部队里服务，但是这个服务里面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总教官，叫做何应钦先生，他就是那个团里面的团长，头一个第一团的团长，我们就编到他那个团里面做事。我开始当排长，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升了，当连长，可是我年纪多少？还不过16岁??????”
黄埔是在“联俄容共”的政治背景之下建军的，所以“清党”之前在学生当中便已经有了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出现的思想分歧现象，袁杰三（黄埔四期同学）说：“军校的时候呢有这个不公开的时候，有所谓的共X产X党，共X产X党是一个很喜欢搞这个组织，组织这个小团体啊社团这些，也就是说他们是搞革命，他们那时候成立了一个‘青年军人联合会’，国民党后来也成立了一个单位，一个‘孙文主义学会’。‘孙文主义学会’的时候呢，就是国民党的这些年轻小伙子就跟共X产X党起了斗争???”
（刘璠）“同学们彼此拉啊，你参加共X产X党来，这个也拉那个也拉，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那个时候国共已经合作又斗争，斗争又合作，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由此可见，国民党在黄埔建军的同时，事实上也替中 共培植了一批军事干部，这些人后来便成了打击国民党的核心人物。
中山先生逝世后，各系军阀之争再起，这一场混战打到第二年6月，整个国家几成无政府状态。
7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采委员制，国民党大佬16人任委员，以汪精卫为主席，商讨敉平内乱之对策，但当时苏俄势力已经深入中央，鲍罗廷力阻国府北伐。（民国）15年3月，更扯出了海军局代局长共X产X党人李之龙阴谋诱押蒋先生赴俄的所谓“中山舰事件”，使国共之间的关系更形恶化，而国民党内部也因此产生了“亲共”与“反共”两派的强烈斗争。
1926年7月，国民政府仍决定以蒋中正为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革命军很快地就攻进湖南大破吴佩孚于汀泗桥。9月，武汉三镇光复，继续进兵长江下游。11月，江西底定，何应钦东路也从粤北攻占了福建。在当时，中国的军队有如佣兵一样。当兵为的是混口饭吃，有道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便是从军的目的，因此素质十分低落，而黄埔的学生则是受过思想训练的知识分子，至少他们懂得究竟为何而战，这便是北伐能够快速成功的主要原因，即使如此，那五百杆烂步枪打天下的过程仍然是十分艰苦的。
刘璠回忆说：“打到临沂以后，结果又回过头来，又给敌人打回来，打回来后又退到南京，回到南京以后孙传芳再又回过头来，又打过栖霞山，就是紫金山啊，就是国父葬的这个地方啊，就是中山陵啊，几乎南京就给他拿走了。两个军，一边是第七军，一边是第一军，两边夹着打他，要把他打回江，又打到江北去。所以呢，你们搞这个‘一寸河山一寸血’啊，那真正是流血啊，不是搞得好玩的。所以这些军校同学可以说是???要谈到这些问题啊???实在是???今天???（老人有些哽咽）感慨万千啊???”
1927年初，国民政府迁汉口，这个时候国民党内部因国际共X产X党的分化而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最后演变成一国两府，“宁汉分裂”的局面。同年，周en来化名武豪潜往上海发动“工人纠察队”武装暴动，这个时候蒋中正的北伐军正好逼近龙华了，4月12日，蒋总司令下令清党，并逮捕共X产X党人，国共之间三年多貌合神离的“合作”至此划下了句号。民国史上两位重量级人物蒋中正与毛 泽 东也自此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有关清党的背景，历史学家蒋永敬教授分析说：“我想当然这个共X产X党虽然是加入国民党，他还是奉行他的马列主义，那国民党人还是相信这个三民主义啦，大家在意识形态上始终可以说是没有弄在一起。所以马列主义他是主张要斗争，阶级斗争，那么当然这些共X产X党在国民党后来这个势力也是成长得很快，也担任很多重要的职务，那么就是把国民党分成左派右派在搞斗争。那么一搞斗争，这国民党内部大家就是起分裂了，那共X产X党就乘这个机会就要夺权，那当然最后夺到蒋先生头上来了，当然这个关键啊我想就是在这一方面的。”
“宁汉分裂”的主要原因，固然是共产国际操纵的结果，但蒋总司令革命武装的逐渐茁壮而造成党内一些人士的压力与危机感也不无关系，因此宁汉之争后来便以“分共”和“倒蒋”作为结束。8月，为促成党内合作，蒋总司令宣布下野。
在连年戎马倥偬之余，蒋先生于民国16年12月在上海与宋美龄女士结婚。这个时候奉系张作霖自任大元帅入主北京，北伐战事形成胶着。民国17年蒋总司令重披战袍继续北伐，兵分三路向北京推进。（字幕——第二次北伐战斗序列：总司令 蒋中正；第一集团军司令 蒋中正【兼】；第二集团军司令 冯玉祥；第三集团军司令 阎锡山；第四集团军司令 李宗仁）第一集团军于5月1日克复济南，日军无端出兵，攻击残杀百姓万余人。3日，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进城拟与日军理论，但就在这附近被日军逮捕并令其下跪。蔡公时坚决不下跪而且破口大骂，日军先后割掉了他的耳朵、舌头，蔡依然挺立如故，终被日军枪杀，时年四十一岁，是为“五三惨案”。
总司令权衡全局，含悲忍辱绕道北上，5月底北伐军行将会师北京城，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2日离京返回奉天，6月4日被日军炸死于皇姑屯。张作霖死后，由他的儿子张学良掌统奉系大权。同年12月，张学良通电服从中央，南北终于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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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北伐军进驻北京城。12月29日东北易帜，青天白日旗飘扬神州大地。经过十七个年头的分裂与流血。南北终于统一了。可惜，这只是国民党的官方说辞，而当时的统一事实上还是个表象。所谓统一只是强大的中央军以武力暂时降服了各地军阀而已，军阀划地为王的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所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十分脆弱。以当时的状况而言，仍可谓危机四伏草木皆兵，这一份不安直接影响到了三年后的“9?18”事起，国府的对日政策。
第四集 危机与生机
话说北伐完成后，各军兵力分别暴涨为：中央军50万；冯玉祥40万；阎锡山20万；李宗仁20万；奉军40万。如果加上全国其他地方部队，总数当在两百万以上，其所需要的粮饷几已超过了整个国家的总岁入。大局既定，所以必须裁军。中央于（民国）17年7月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军队编遣后，除了中央军保持60万而外，各系部队都控制在20万人以下。此一措施引起了各系军阀的极端不满，昔日北伐战友象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一夕之间翻脸不认人，于是“倒蒋”的呼声纷纷再起，这种反应几乎是必然，因为军阀向以拥兵自重，裁他的军有如刨他的根要他的命一样。在统一国家的观念还十分模糊的时代，他们自然无法坐视中央军的坐大，但在中央的立场，蒋总司令对民国以降，革命屡受挫折的创痕犹新，假如中央不能在军事上保有绝对优势，那么嗣后国家势将陷于永无宁日的渊蓛之中。
事后证明，开国后军阀八方割据的乱局确实终止于此。但中央目前所要承担的则是面对党内新军阀的一场激烈“内斗”，这场战争双方动员兵力多达一百四十万余人。从1929年3月局部开始接触，5月1日双方正式开战，战事连亘近两年之久，伤亡人数达25万余人，战场遍及南北十省，是民国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战争，世称“中原大战”。这场伤筋动骨的战争不仅国力为之受损，对国民党而言更严重的恶果是助长了宿敌共X产X党的扩张与东邻强敌的进一步侵略。
中原大战的结束与张学良引兵入关支持中央有密切的关系，但也正因为如此，第二年，1931年，日本却乘机发动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日本。事实上“甲午”清廷的赔款不仅帮助日本建立了一个具有现代化军备的国家，也使他们的经济发展从手工业过渡到轻工业时代，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便一跃成为世界上超级仿冒王国。日本人把仿冒品倾销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牟取巨利而奠定了经济基础。1905日俄战争之后，他们发动了第二次产业革命而进入了发展重工业的时代，像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大财阀便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进兵胶州湾，又捞到了好处。到1922年，他们的国民生产毛额从1913年的三千八百万日元，9年间暴增了六倍半之多（达到2亿3千万日元）。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欧战结束，欧美各国重返亚洲市场，加上1919中国“五四运动”后所造成的民族觉醒风潮，开始全面抵制日货。到了1920年，日本便进入了经济发展的低潮。1923关东大地震造成了惨重的损失。1929屋漏偏逢连夜雨，又碰上了世界性的经济大恐慌，1930日本真正是面临到了空前的危机了。根据以往靠战争来获得利益的经验，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者以向外扩张来解决问题似乎已是唯一选择。
此时正是中国刚刚打完中原大战，国家曙光初现的时候。在政治方面，于民国元年正好也是大正的元年，嘉仁在位十四年。到1926年，裕仁登基易元昭和。这一年则是蒋中正掌国民党军权第一次北伐的同时，但在这段时间内，不管谁在主政，两个国家一个总是处于分崩离析，战火连连，越分越裂的局面之下，另一个则是走向神权军国，越凝越聚的路途之中。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是激进军人所组的“樱社”和东北关东军联手想拉跨文人内阁所闯下的祸。
再说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本来就留下军队，并没有撤离东北。当他们接收南满铁路的时候，又设立了关东总督府，从此，就以“满铁”的经营为掩护进行逐步侵略之实，“满铁”随着袁世凯和段祺瑞不断让步而膨胀。
1919年，关东军司令部成立，到1931这一年日朝移民已多达百万人，其中役男都受过军事训练，而关东军有权调动的兵力也可达十万之众。这个时候日本国内已充分认同“满洲”是日本生命线的看法，关东军的跋扈更已到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程度了，所以即使没有“万宝山”和“洮南中村”等事件的发生，关东军还是会制造其他事端寻衅开火的。
话说回头，事实上早在日本的锁国政策破碎的同时就已经产生了地少人稠、资源缺乏和怎么活下去的生存危机感，这便是我们曾经提过的日本“大陆政策”的发萌时期，1871年的“征韩论”与1894年的吞并朝鲜则是这个理念的延伸与落实。
1927年，日本军人田中义一组阁，军国的色彩更为浓厚，虽然后来他因为“皇姑屯事件”被迫下台，但政府却已经无法掌控关东军了。
再看我国这边，自从中原大战之后，在军事上要面对清党以后公开暴乱的共产国际武装部队；在政治上，自从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便处于群龙无首互别苗头的乱局之中，象中原大战期间，汪精卫和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人就在北平合谋另组政府，以与中央对抗，后来由于张学良的入关而瓦解。
1931年5月，汪精卫又结合了党内反蒋势力，另组国民政府于广州，形成了宁粤对峙的局面。这个时候，汪精卫收买了石友三以武力攻击中央军，再遣陈友仁赴日表示“倒蒋去张”的“共同”立场以争取支援，这一切使当时身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中正头痛不已，也形成了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肇因。
1931年7月，蒋主席在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阐明国家不能统一则无以攘外的主张。有关“安内”与“攘外”的先后问题，不仅当时在国内出现了极端不同的反应，即使在历史上亦仍存在着相当分歧的看法，但就情势而言，清廷的积弱，民国的分裂，加上眼前的动乱，当时我们无力抵御外侮应是不争的事实，但蒋中正当时却难逃不抗日的罪名。基于此一政策，东北这方面在“万宝山事件”之后张学良就致电沈阳东北军说：
“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张学良对蒋中正的支持程度。
1931年9月18日，和三十七年前甲午黄海之役几乎只差一天，晚上十点半，板垣征四郎下令按动了爆炸柳条沟铁轨的按钮，中日延续了十四年的第二次战争从此爆发，东北军遵从中央指示没有抵抗。
日军于18日夜炮击沈阳城外北大营我军防地之后，第二天就攻占沈阳，接着安东、抚顺、长春、吉林等地相继陷落。我国于21日向正在日内瓦开年会的“国联”提出控诉，参与当年这项举世轰动的国际事件的当事人，时至1995年多已纷纷谢世，我们在上海找到了当时留德学生，高龄92岁的顾毓瑔先生（前中 共政协委员），他回忆六十多年前的往事说：“那个时候的心情非常之沉痛，看到报纸上面在日内瓦，旧的国联，国际联盟开会，我找到中国代表施肇基，他说我替你弄一张旁听证，我就去拿了旁听证去旁听了。那个时候世界上几个有名的外交家都看到了，德国的史崔玛，，法国是伯利昂，英国是劳德西斯优，高个子。日本代表叫松冈洋右。松冈洋右在日本政界是有名的诡辩???诡辩派。”
尽管松冈洋右能说善辩，国联仍然议决限日军于10月13日以前撤军，并组成调查团进行调查，但日军根本不甩，继续攻城掠地烧杀抢夺，当时的状况很多东北老乡记忆犹新，（当时的东北师大学生，博问）：“晚上的时候常常听到枪声，在白天的时候常常发现很多的尸体啊，从上边???松花江的上边流下来，这是我在师大念书的时候??????”
在兵荒马乱中，东北军及各军政单位纷纷后移退入关内，这一群兵荒马乱的人潮中，有两个人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海军总司令，他们分别是马纪壮和宋长志。（当时海军学校学生宋长志）：“我们开学的时候是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十六号，过两天就是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我们非常震惊，我们的队长就跟我们讲日本占领北大营的大概经过等等，过了些时候为了???学校要安定起见，学校就从葫芦岛搬到青岛。”（当时海军学校学生马纪壮）：“这个学校当然在东北，东北那个时候呢???就是等于海军的预备学校，就是在哈尔滨。九一八事变，我们没办法，不能再住下去了，学校就迁移。迁了以后就归葫芦岛的海军军官学校，这个时候我算是入了海军了??????”
国联调查团由李顿率领于第二年1932年3月到了东北。顾毓瑔先生说：“李顿调查团，李顿是英国人，是（这个）勋爵，拼法是LYTTON。我们中国呢，中国外交部派顾维钧，日本松冈洋右他说东北是日本的移民的所在地，从东北取得的铁矿、铁矿砂，东北的木材、工业的原料依靠东北，因此我们啊在东北有这个，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依靠东北的这个情况??????”松冈这番话听在后人的耳朵里，也许会直觉地感到荒谬，因为别人的东西由于你需要而动武便是强盗行为，强盗还振振有词岂不荒谬？！但是当时的中国由于国势薄弱，还问不出这种话来。顾毓瑔接着说：“顾维钧看见了我们他说，我们一定要提供类似的（这个）报告，说中国人也依靠东北。那么好了，我到我们实业部去找，资料一点都没有，结果到上海，我从中国银行的经济研究室找到了许多资料，写成一个报告。到现在要找李顿调查报告里头，我们从前的报告在里头，但是啊，弱国无外交啊，这个???我们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贫弱得很哪??????”
民国21年元月，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又在上海挑起事端，28日炮击吴淞要塞，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政府也派兵驰援，这一仗打得很好，逼使日军连换三个指挥官，本来扬言四天拿下上海的，结果打了一个多月，最后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为结束。这个时候辽、吉两省已经全失，东北三省只剩下黑龙江守军马占山的部队苦守克山继续奋斗。在辽、吉两省陷落的同时，东北各地爱国军民纷纷投入义勇军的行列奋起抗日，可歌可泣的故事史不胜书，年轻的作曲家聂耳为此写下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声援抗日，这首歌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开始，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为结束，全曲悲壮激昂，对当时全民同仇敌忾之鼓舞，极具影响力。可惜的是，血肉毕竟不可能筑成真的长城，而面对日本这种强敌只凭一股气也显然不足以取胜的。
民国21年底，义勇军弹尽援绝退入俄境，第二年春日军下榆关，3月承德失守，长城各口烽火连天。5月，政府忍痛签下“塘沽停战协定”。
（民国）23年3月，溥仪“登基”，当上了“满洲国”的皇帝。当时，全国抗日的怒潮已是风起云涌，尤其青年学生一个个更是热血沸腾。苏顾毅（当时高中生）回忆当年的情形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高中生，就跟北大、师大那些大学生，跟着的???卧轨，都睡在铁路，铁轨上，不让火车开走，要搭火车到南京去，请政府出兵打日本??????”
这个时候，蒋中正遇到了他执掌国民党军符以来最为严酷的两难局面，因为只有真正了解战争的人才知道战争的可怕，“不战而屈人之兵”本来是兵家的上策，能不打最好，因为，战只要打下去就没有绝对的赢家，万一非打不可，就得求胜，不能胜反而招来万劫不复的命运，又为什么呢？所以，虽然“忍”字心上一把刀，但能忍才是真汉子，更何况身系民族存亡重责的一个领袖。但是不战又如何呢？
再看日本这一边，，九一八事变其实可以视为部分激进军人夺权革命的一种手段。在柳条沟事件之前，日本国内缓和派人士并不主张动武，甚至在攻陷沈阳后，东京本部仍持“不扩大政策”，但关东军“三羽鸟”——板垣、石原和花谷正有如脱缰野马一发不能收，加上东北军奉命不抵抗连失数十城，关东军以事实证明了“支那”的不堪一击，一时军人气炽高昂，缓和派式微，从此走上军国侵略的不归路。蒋主席后来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中曾经承担了此一过程的一切责任，他说：
“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迴却顾，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
当时正是国民党内宁粤分裂之际，蒋主席于是年十二月被迫下野。
在国民党内部相互倾轧之际，更不容忽视的是中 共的趁机崛起。CCP于民国10年成立于上海，当初由于党员太少，必须借助国民党的组织与力量才能发展，所以象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便向中山先生请求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原以加强革命力量为念，于1924年正式通过容共，没想到从此便埋下了内忧不断的祸根，而没有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中 共从头便是以“靠行”的方式起家的，所以他们对借力使劲制造矛盾以从中渔利的本事非常内行，显然这个时候国民党所面临的敌人比起只懂蛮力的军阀要难缠多了，因为他们不仅会耍心机，而且还有个实力雄厚的后台老板——苏联。1924年国民党在黄埔建军的同时事实上也替中 共培植了一批军事干部，这便成了后来发展武斗的核心人物。
1927年4月国民党清党，7月15日分共，逼得中 共没有容身之地，于是纠集了2万多人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发起武装暴动。这次叛乱的主力，象国军第11军的叶挺、20军的贺龙都是共X产X党人，而南昌的公安局长正是朱德。南昌暴动后一个星期，瞿秋白在“八七会议”扳倒了陈独秀，制定了所谓“盲动主义”的暴动路线，从此湘、鄂、赣、粤、闽几个省份的老百姓就失去了平安的日子了。在往后的一段时间里，中 共正好利用中央军第一次和第二次北伐以及中原大战杀得天昏地暗的机会不断扩张，到1931年交，包括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赣闽苏区、湘赣区、浙赣区等，“红祸”已经蔓延了六个省份之多。中央从1930年底开始到1931年7月对中 共进行了3次围剿，后来由于宁粤之争蒋主席下野而停顿。
1932年3月，蒋委员长复职。6月15日召开庐山会议，会中重申“先按内后攘外”的政策并制定了剿共的方针。从1934年起，中 共在强大国军的压力之下节节后撤，前后历经两年的时间，分三路于1936年10月退到了陕北，这便是中 共所谓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时候来到延安的中 共军队还不到一万人，但是他们和张学良来自关外的东北军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变化，此一变化改写了中国人的历史。
中 共聚集延安的这一年，东北已经沦陷了整整五个年头了，身羁关内的东北军任凭无尽的乡愁一天又一天啃噬着他们离家背井的心，一曲“松花江上”使他们想起了失去孩子的母亲，没有丈夫的妻子和不见了父亲的孩子，这不只是一首歌，一片情，因为它直扣着发生在这一年年底石破天惊的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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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从1868明治维新以来的中日关系，假如我们把它想象为一场长程的接力赛跑的话，那么日本的第一棒是明治睦仁对大清慈禧，这一棒跑了四十年，我国严重落后的情形本节目打一开始就提过了。1912武昌起义推翻帝制的虽然是中山先生，但接到棒子的却是袁世凯，对方则是大正嘉仁。袁世凯虽然没怎么跑，但在他当政的五年里，最起码棒子还握在手里，老袁这一过世，麻烦就来了，因为往后十年间你争我夺，几乎连棒子在哪里都搞不清了。在接力赛跑中“落棒”是最严重的失误，也是造成落后的致命伤，更何况找不到棒子了呢！1926年，昭和裕仁登基，他跑第三棒，而我方的选手正是衔命北伐的蒋中正。接力本来是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竞赛，接棒的人固然可以受前棒领先之惠，但也同样要承担前棒落后之果，因此当时蒋总司令遥望对手的背影，“瞠乎后矣”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这便是继九一八事变和塘沽协定之后中国人忍受着国土沦丧、民族蒙羞的奇耻大辱。不轻易言战的主要原因，当局“先安内，后攘外”则是拖延政策，但“拖”则是指积极的拖，积极表示要打、要备战，而拖呢？就是拖一天赚一天！
中国国民党于1928年10月正式宣布进入训政时期，全面展开了从头做起的建国工作，直到1937年，这十年曾被魏德迈誉称“黄金十年”，但事实上，当时国家残破，生民潦倒，加上日军全面入侵的脚步日益逼近，这十年也可以说跟时间赛跑的关键十年。
第五集 乾坤一变
十年建国首重教育，在这一段时间里，政府从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做起，到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体制终于搭成了一个完整的建构。为了“迎头赶上”西方列强，政府对实用科学人才的培植更有“时不我待”的警惕和不遗余力的倡导，所以二十年代可以视为我国迈向现代科学研究扎根与发轫的重要时期。
1934年，蒋委员长发起新生活运动，把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施之于日常的生活之中。教育本是百年大计，时值祸在眉睫的存亡之际，当局仍不忘道德深耕，可谓用心良苦。
经建方面的推展也属困难重重，举个例子来说，1928年，在度量衡划一制度没有公布实施之前，我国“标准之乱”为全世界所仅见。以“度”而言，吉林一尺居然只有河北的两寸长；“衡”呢？浙江杭州的称跟邻省江苏的称也能差上七倍之多。这么混乱生意怎么做？工商业又如何发展呢？即使如此，当局在农田水利、电力、矿业资源开发、化学工业、重工业的振兴等等，几乎每一项对国家进步有关的事都在马不停蹄齐头并进中，因而从1931年到1936年间，我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创下民国以来第一次经济奇迹！
当时在交通事业的发展方面犹为蓬勃，除电讯、邮政快速成长以外，铁路到抗战前总长已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辟了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十年间开辟了12条航线，长一万五千多公里。至于我们究竟动用了多少财源来完成这么多的工作呢？说起来，只不过占国家总预算的1/5而已，因为当时国民政府还要负担包括前清遗留下来的国债约占32%和将近40%的庞大军费。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所谓“黄金十年”其实整个国家一直都还在动乱之中，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战，接下来便是九一八，后五年剿共、宁粤分裂，再加上“闽变”，几乎天天都在打仗。再这么恶劣的环境中，能有这些成就，其功绩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在十年建国中，还有一项建军计划是在暗中进行的，当时蒋委员长曾经和德国秘密磋商，准备训练80个精装师，以此进军东北收复失地。后来任职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顾毓瑔证实了这一项计划：“因为是我们都参加军事顾问团，同俞大维他们开会的时候，我都参加，听到这样一句话：委员长准备装备80个精锐的师，反攻东北。”可惜这件事后来因为卢沟桥事变所以没有实现。
我们后人常常会做如是想，假如老天爷多给十年，中国之自强理应是可期的，可惜历史的轮轨偏不这么转，后来因为西安事变而造成整个局面“拖不下去”的窘境，于是一场不能打的仗也就不得不打了。
西安事变的背景是十分复杂的，但关键人物却只有两个，那便是蒋中正与张学良。回溯1928年6月北伐军直逼北京，张作霖仓皇出关，被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12月，少帅张学良不顾日本压力，毅然宣布东北易帜，这关键的临门一脚为蒋中正在历史上留下北伐成功、全国统一的重要纪录，也开始他们纠缠一生的种种关系。
1930年9月，张学良通电反对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并引东北军入关支持蒋中正，赢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由此更坚定了他们两个人水乳交融的“革命情感”。有关这个部分历史学者蒋永敬形容说：“中原大战以后，当然这个关系可以说张学良的地位是很高的，蒋先生是全国的三军总司令，他是副司令，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张学良这个时候权利是很大，差不多除了东北四省以外，还有包括华北五省，这个军权政权差不多都交给张学良手里了。那么他们两个的关系可以说是生命共同体啊。”
然而，在政治现实的层面中，所谓“生命共同体”其实是蛮脆弱的一种结合，他们往往会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蒋、张之间的关系变化亦复如此，问题是促使这些变化的背景因素又是什么呢？我们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观察：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国内的舆情。话说日军自从占领东北四省之后，又企图染指华北。先是笼络殷汝耕，成立冀东伪自治政府。1935年12月11日，中央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宋哲元为委员长加以制衡并受命与日方斡旋，但这件事被人误解，以为华北真的要步东北的后尘“特殊化”了，于是便引发了12?9和12?26两次大学潮，当时的北大学生、历史学者吴相湘回忆说：“所谓12?9学生运动，那个时候我也参加了。我记得在北京街上啊，那冬天里，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那么北京的军警就用自来水龙头冲，一冲到身上就结冰了。那时候宋哲元命令军警对学生不能用枪，用刀，并且只准砍屁股，因为砍屁股不会砍死人嘛。我看到很多女同学就这样子??????”
学潮带动了全国澎湃汹涌的抗日浪潮，这股浪潮显然已非警察所能应付得了的了，这只是1935年底的事，我们已经有“很难拖下去”的深刻感受了，事实上这种状况还拖了一年，到第二年的12?9又爆发了一次学潮周年的街头运动，那一回相去“西安事变”只有三天。
再看中 共于1935年10月翻山越岭逃到陕北，结束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全员总数还不足两万人，是CCP自1927年8月南昌武装暴动以来声势最为低迷的时刻。而国军这一边，南由关中起，北至榆林，东起黄河两岸，西达平凉、固原，这便是西北剿匪司令部所辖的任务区，在这一片地区里所部属的兵力少说也有二十余万之多，由蒋委员长亲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以代总司令之名，实际负围剿共军之责，和共军正面对峙的正是他所率领的子弟兵东北军。然而此刻的东北军已经被那种长时间背井离乡的愁绪磨光了他们的作战意志，单看1925年11月紫罗镇之役便可以证实如是的看法。这场仗的指挥官是东北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他率领牛元峰的109师和何立中的110师在紫罗镇和红军15军团发生遭遇战，论战力，红军远不如国军，但一曲“松花江上”和“团结抗日”、“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两句口号却彻底击溃了东北军。这种情形和张子房当年在九里山上“悲歌散楚”如出一辙。紫罗镇一役，师长牛元峰、何立中以及他的参谋长裴焕彩自杀。两个师有八个团长，其中六个也自杀，只逃回来一个。另一个名叫高福源的被共军俘虏，连同其他被俘官兵五千余人则受到了共军的“礼遇”与洗脑。洗脑的内容既无马列思想也没有阶级斗争，只有一句话：“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这些人后来被释放回来的时候便成了东北军中中 共统战的尖兵。
再说东北军的待遇。当时一个师每月的粮饷大约只有3万块银元左右，而“整编师”也就是中央嫡系部队则有12万之多，如此不平等待遇对还没有整编到的东北军也是很难接受的，加上紫罗镇那一战殉国、阵亡官兵的抚恤金不但少得可怜，而且几时发放还遥遥无期，使流落在甘陕一带的眷属境况十分凄凉。如此雪上加霜的怨忿正好都被中 共掌握、利用了。此时此刻东北军的处境与心情，张学良何止感同身受，因为这些人是他带进关来的，如今落到这般境地，他将以何面对乡亲父老呢？人都有其脆弱的一面，更何况性情如张学良呢？每当午夜梦迴，他难免会想起当年“东北王子”少帅的风光和站在阅兵台上意气风发校阅三军的往事，加上手下的将领一心团结、打回老家去所带给他的压力在他心中渐渐地便产生了化学性的变化。
蒋永敬说：“当时差不多东北人，特别是东北军，都是希望打回家乡，那么当然蒋先生这个‘安内攘外’政策先要解决内部，所谓‘安内’就是要先解决共X产X党，那在张学良心里想‘那我等不到了，你现在又叫我安内，又要叫我来剿共X产X党，那我这个军队消耗了，我这个本钱就没有了。’”
至于东北军与中 共之间显著的关系，蒋永敬说：“现在因为大陆中 共档案资料开放了，可以说从民国25年1月中 共就派正式代表李克农，他们在洛川啊，这就是张学良部队驻的地方，他们就开始会谈，会谈时间他们两个已经停火了，那么到了4月9号是周en来同张学良在延安会谈，这时候他们已经达成很好的合作关系，不但停止剿共，而且资助他们武器，资助他们弹药，甚至资助他们服装、金钱。那么当时一部分共X产X党的主力是在四川同西康这一带，就是张国焘的部队，那么这时候等于张学良也就是帮助者一批人同陕北的中 共军队会师在陕北。”
继东北军将领于学忠“让路”，张国焘的“红四军”得以入陕，完成三路红军会合之后，同年11月更因王以哲的出卖让胡宗南的中央军在山城堡吃了个败仗，这一切都说明了身为西北剿共代总司令的张学良确实与他的对手之间有了不寻常的关系。而他之所以要这么做，目的只是要透过中 共搭上苏联的线，联俄以抗日，打回老家去。为了达成此一目的，张学良曾一度申请加入共X产X党，有关这件事，事后也得到了证实。蒋永敬说：“张学良大概是在（民国）25年6月底要求加入CCP，那中 共也把张学良的请求报告到共产国际，那共产国际大概是???我们看到的文件是8月15日回来的电报，他说不能够接受张学良入党，认为张学良不可靠??????”
根据新近的资料显示，中 共当时本想以“反蒋抗日”与东北军秘密结盟，并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后来因为苏联方面的反对而作罢。中 共易张学良的“西北剿共”代总司令而为“西北抗日”总司令的用心是很明显的，但为什么苏联不同意呢？原来德国自从1934年希特勒掌政之后就不断扩军，1936年德日更签署了防共协定，苏联生怕面对德国的同时还要担心东方虎视眈眈的日本，所以他必须在中国找到一个真正能够领导全民、抵御日本的领袖，这个人正是蒋中正。换句话说，当时苏联的政策是“联蒋抗日”的，这件事可从1937年8月21日在南京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得到证实。其实中 共当时在苏联中央的眼里究竟有多少分量是心知肚明的。为了克服生存危机，曾积极表态与中央结束对立状态，陈立夫回忆说：“民国24年9月里面，这个周en来一封信写给我同我的哥哥两个人，周en来的亲笔信，就是要我们不要再剿匪了，他们也要共同的抗日，同我们抵抗日本，那一封信来了以后呢，周en来代表共X产X党，潘汉年???有个叫潘汉年的，潘汉年代表第三国际，我同张冲???我们这边我同张冲两个人，这个是因为苏联第三国际是要共X产X党要他来投降我们，这样子我们可以没有顾忌啊，我们可以去打日本。”
周en来的来信由于未署明年份，可能造成了记忆上的错误，蒋永敬说：“很多的文件出来，是民国25年9月1日写的，这个没有问题的，陈立夫他不承认他记忆错了??????”
谈到西安事变，我们要提到另一个角色，那边是当时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据说当时日军进逼日亟，中央曾拟出一份应变的作战序列（字幕——第一路军 总司令 顾祝同；第二路军 总司令 刘峙；第三路军 总司令 蒋鼎文；第四路军 总司令 宋绍良；第五路军 总司令 陈继承），但是为了避人耳目，而以五路剿共的名义发表。这份命令传到西安，造成了张杨两人的极大震撼，他们的疑问是，共军充其量也不过两三万人，居然动用了这么庞大的兵力，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于是便产生了“要被吃掉”的危机感，中 共便成功地掌握了此一“良机”，结合了张杨的力量而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联合阵线，这是1936年的事。
至于蒋委员长这边，对东北军不稳的情绪早有耳闻，但由于他对张学良的充分信任而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直到（民国）25年11月才去了西安。委员长对张学良如此的爱护与担待，唯一可解释的是可能他错误地把张学良之对他比作自己当年对中山先生的忠心不二与唯命是从的绝对忠诚，这一点在他后来发表的“西安半月记”中曾经提到。他说：
“余平日推心置腹，防范大疏，致其反动者煽动部下之祸心，以肇此变??????”
“西安事变”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生，中央军获悉后立即开始军事行动；15日蒋委员长下令停止轰炸；22日，蒋夫人、宋子文等人飞抵西安；到26日张护送委员长返南京，这段过程中，张学良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兵谏到返京负荆请罪的戏剧性转变，根据资料是张学良看到了委员长日记，洞悉了委员长的苦心之后而引起的（字幕——对日抗战战斗序列：第一方面军 总司令 蒋中正；第二方面军 总司令 张学良；第三方面军 总司令 冯玉祥；第四方面军 总司令 阎锡山；第五方面军 总司令 李宗仁；第六方面军 总司令 陈济棠；第七方面军 总司令 程潜；总参谋长 何应钦；副总参谋长 白崇禧）。那么他是怎么看到这本日记的呢？
（前中 共政协委员）顾毓瑔先生说：“我同陈诚在南京住在对门，所以我们常有来往的。他告诉我这个西安事变他也被关在里头，软禁了。他找到张学良，他说：汉卿啊，有一个黄色的大皮包你不能丢，你自己去找找，不要兵荒马乱的时候啊???把这个东西丢掉了是不得了的???。张学良听陈诚讲完了，他自己去找了，找到了黄颜色的黄皮包，大皮包。既然是有军事秘密我（张学良）倒要看一看，打开看，委员长有抗日的计划都有，当然是包括80个师的那个部队，所以张学良说，我错了??????”
张学良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是不是仅仅为了一本日记而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戏剧性变化呢？史学者大多不以为然。蒋永敬说：
“张学良改变态度是多方面因素，第一个是西安事变以后各方对他反映很不好；第二莫斯科方面等于在斥责张学良，那中 共的态度也转变了，本来中 共支持他的，后来也变为中间的、中立的、调停的角色。当然我想再加上宋子文、蒋夫人去调解这个事情，当然是很大转弯的、转变的，很好的一个机会啦??????”
在西安事变中还有一个谜团，那便是22日夫人等人到了西安之后国共之间谈了些什么？彼此有没有任何承诺？当NHK记者后来问道张学良的时候，他说：
“这个???我???我???他问我问得???这是很尖锐的事情，我简单说一句话，就是请他往下不要再问我这个事??????”
这团迷雾直到最近才得到了部分的澄清。
蒋永敬说：“谈判的时候，这个内容周en来当时都向中 共中央报告了，譬如说改组国民政府啦，当时就是他要把何应钦拉下来，改组政府谈了，当然事实上要抗日啦，准备抗日了，同时剿共这个事也停止下来了，这个文件现在都出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苏联的态度又如何呢？
顾毓瑔先生说：“因为我的爱人是宋庆龄的表妹，听到这样子一句话，斯大林打电报给宋庆龄，说是这个时候蒋介石还是能够号召中国，要是把他抓了，中国会大乱??????”
蒋永敬根据最近公开的资料也证实了以上的说法：“因素当然他是主要考虑苏联本身的安全，那么就是中 共和张学良加起来他怎么能够牵制动日本呢？那蒋先生他代表全国的力量，蒋先生的号召，全中国起来同日本作战来抗日，这是苏联的本身有了安全，这是根据苏联本身的利益来考虑的。”
1936年12月26日，当委员长安全回到南京的时候，举国欢腾的热忱是令人感动的。自从1926年北伐以来，蒋委员长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国团结力量的震撼！但是“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政策却因此而改变，使他不得不去面对一场实力悬殊的生死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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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之后，中日之战一触即发的迹象已经十分显现，在战争脚步日近的同时，全国都沸腾在期待与兴奋的狂热之中，这一份视死如归的豪情是人类史上所仅见的，但此时此刻也有人忧心忡忡暗地里叫苦，尤其是一手掌握军政大权声望如日中天的蒋中正，因为他知道这个仗不能打！因为战争毕竟是硬碰硬的实力抗衡而非一时激情。
也许后人对当时中日之间的强弱和悬殊还只是个模糊的概念。现在让我们撇开两国的总体国力评估不提，但就双方军备从数据上来看看在1937年的实力比较——
在陆军方面：如果以总人数论的话勉强可以称得上是1：2（字幕——现役兵：中 170万；日 38万；预备役兵：中 无；日 73?8万；后备役兵：中 无；日 87?9万；补充兵：中 50万；日：248?4万；总计：中 220万；日 448?1万），但作战毕竟不只是数人头就可以算数的，因为部队的装备、训练、士气等等都是决胜的重要因素。在这里姑且撇开训练不谈，那么我们的装备又如何呢？这就是当时一个战斗单位“师“的简单比较：
中国（师） 日本（师团）
11000人 人员 22000人
无（自备不计） 马匹 5800匹
3800支 步枪 9500支
328挺 机枪 600挺
46门 火炮 108门
无 战车 24辆
问题是武器仍然是不能以量来衡量战力的，因为它们有优劣之分，比如说一挺经常“卡弹”的机关枪还不如步枪来得方便，这便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
至于海军，假如以“吨”为论，我们和日军的相比应改为1：30。（字幕——中国：6万余吨；日本：190万吨）不过这里面还是存在着“质”的问题，因为即使你有一百万吨渔船事实上也敌不过五万吨战斗舰，更何况我们在吨位上已经瞠乎其后了呢！所以在八年抗战中如果说在海上我们海军军力是零的话一点也不为过。
在空军方面：统计数字有很大的出入，但一般认为开战之初我军军机总数在三百架左右应该是比较客观的统计，不过这三百架飞机里面还包括了一部分教练机和不堪作战的飞机在内。
（字幕——空军：中日对比 1：9.中国300架；日本2700架）
假如根据陈纳德当时的估计，可以担任作战任务的军机实际上还不及100架。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飞机是向好几个国家东拼西凑分批买来的，也就是说砸了一架就少了一架。所以在空军战力方面我们不能以1：9来评估。
如此悬殊的战力中日两国的当局是心知肚明的，尤其日本军方更了若指掌，因此在一群激进派的军头心目中支那军队不堪一击几乎已形成了一个毫不思考的刻板印象，此一印象所衍生的轻敌心态在战争初期显露无遗，日本军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所触犯的兵家大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然而，以当时的中国而言还有什么不可轻的呢？有！那便是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一股气，这股气蒋中正感受到了。1935年11月12日他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同时提出：
“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也就是“时时可死，步步求生！”的政略方针。这篇演说相比于（民国）23年在“敌乎？友乎？”一文中苦劝日本悬崖勒马的用心虽然是一致的，但在态度上则强硬多了，他强烈暗示日本，中国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此一转变便是受到了这一股气的影响。不幸的是，日本军阀低估了他所指的“和平绝望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的底线而酿成了一场大祸！
第六集 最后关头
以前我们曾经提到过日本侵华的源头始自于他们的“大陆政策”。1927年，田中内阁在他主持的“东方会议”中把整个步骤具体落实了。那便是以要征服世界得先征服亚洲；征服亚洲得先征服中国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田中奏折”。其实田中的建议是会议记录也好，是奏本也好，都不影响他们尔后的侵略行为，因此台湾苗栗人蔡智堪夜闯皇宫“盗抄”原文一事从历史角度来看。基本上就不存在其真伪的问题，重点是自从民国18年南京的《时事月报》首先披露了这份文件，把日本千万言难尽的侵华阴谋浓缩于“田中奏折”四个字之中，而成为激发当时国人同仇敌忾的传播利器，这一点蔡智堪还是功不可没的。
1936年，在日本发生了一场流血政变，那便是所谓的“二?二六事变”。当时陆军步兵少壮派军人率领了一千余名士兵发动叛变，杀害了大藏大臣高桥、内大臣齐藤和陆军教育总监渡边等人。这件事迫使冈田内阁下台，由广田弘毅出任首相，更加紧了侵华的脚步，一直到1937年的近卫文磨，一步都没有松懈过，但是当时的日本在国际上是处于相当孤立的状态的。
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第二年，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日本便退出了国联。1936年底再退出与英美签订的“海军限备条约”。在北对苏俄海参崴增兵与南拒美英海权的威胁之下，便急着要取得我国龙烟的铁，井陉的煤和华北的棉花以扩充战备，但我国却坚持立场绝不让步，虽然日本国内也循外交管道和我国交涉，但华北的日本“驻屯军”却认为以兵临城下的方式逼宋哲元就范也许更为有效，所以便陆续增兵华北，更非法强据了丰台。
假如我们驰车平津快速公路之上，当可以发现眼前竟是一片无垠的原野，这里便是1937年日军越停战线入侵华北的现场（图像为现北京丰台环岛）。停战线源自于1933年5月的塘沽停战协定，当时国军被迫退出西起察哈尔的延庆，沿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宁河，东迄芦台。这一条连线以南而空出了长城以南的这块缓冲区，三年来国军未敢越雷池一步，但日军却早跨过这个门槛进逼平津线了。
日本人都在这里做什么呢？杨树藩说：“这个卢沟桥过来左边有一个丰台，丰台那一条街都是窑子，都是这个小姐们在那里，他们日本人一到了那个地方啊，就把这些小姐整得很惨啊??????”
（军训学生团 驻南口）宋秉一说：“在乡下，在乡村里头，这个日本人开着大货车，货车旁边挂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日本国旗，那个太阳旗挂在旁边，上面大概最多只有一个日本人，其他的跟着的有的是汉奸，有的是高丽人，那么跟着日本人，到处卖这个毒品，就在这个大街上公开地搬下来就在那边卖。中国人贩卖毒品是死刑，要枪决的，日本人就公开地在城市里面和乡村里面公开地卖，警察无奈他何。”
六十年后，我们重返丰台，市区已经经过整建，马路也拓宽了许多，放眼望去，了无战争所留下的痕迹。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处行将拆除的旧社区，经老居民证实，这个附近确实有过一条窑子街，但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1937年7月7日晚间，日军在宛平城外夜间演习，以“丢人”为名挑起了事端。“丢人”本是他们多年来惯用的伎俩，六年前东北洮南“丢人”引起九一八事变；五年前上海“丢人”引起一二八事变，多少都捞到了好处，没想到这一次中国人不让了。第二天，蒋中正电令宋哲元：“宛平固守勿退！”这表示和平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我们决定拼了。
当时，负责平津一带防务的是宋哲元的29军，而在卢沟桥和日军正面冲突的则是冯治安37师219团吉星文所属金振中营的第3排排长祁国轩。他们在奉命之后，正式肩负起守土卫国的大责重任
219团将士凭着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和敌人在小小的宛平城苦战了23天，他们以鲜血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一吐九一八以来积压在胸口的一团闷气。
“七七事变”第二天，当时正在南苑受训的朱秉一回忆说：“我们在南苑受军训，早晨还没起床就听到炮声了。起床集合点名，队长就提出一个军事通报，就是日本人在打卢沟桥，日本侵犯卢沟桥，现在卢沟桥已经打起来了。我们听到这个报告以后，大家都吼起来了，好！就是终于打起来了！是那么个心理。”
7月11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火速自东北与朝鲜调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增援华北，显然日方事先并没有料想到我国的反映会如此强烈。
12日，日军攻占天津车站，13日北平永定门外发生战斗，16日，日军10万增援部队开抵华北战场。
1937年7月17日，蒋委员长在庐山宣布：卢沟桥事变是我最后关头，我国坚持最低限度立场，但仍希望日本悬崖勒马，不要酿成大错。但日本不予理会，战斗持续进行。25日借故攻陷廊坊。
廊坊是平津路上的一个小站，相去北平只有咫尺之遥。当年从东北和朝鲜火速拥进的军队便是在这里集结的，他们的目标都指向北平。开火后不到半个月，增援华北的日军已多达18万人，7月28日，在军机与坦克掩护下进攻北平。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和大沽口也沦陷了。
在众寡悬殊、强弱分明的条件之下，国军第29军在这一片防区里和强敌苦战达24天之久，最后虽然败下阵来，但抗日先锋的英名将永志史册。
1937年8月22日，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正式收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后来改为第18集团军，以下设三个师，分别为：林彪的115师、贺龙的120师、以及刘伯承的129师，总兵额为3万人左右。历经十年围剿的中 共红军从此换上了国军的制服，领取国军的粮饷和给养。表面上拥护委员长，一致抗日，但实际上并不听令中央的指挥。如果说这是自1924年中山先生容共以来国共之间的第二度合作，是共赴国难的大势所趋，却也可以视之为国民党另外一次灾难的开始。
“七七事变”之后，我们虽然很快地在淞沪另辟了一个战场，但这并不表示放弃了华北的阵地。当时的作战策略是以“空间取换时间”。所谓“以空间换取时间”是指前面的人用他们简陋的武器，拿他们的血肉之躯前赴后继，在广大的国土上迟滞敌人锐利的攻势，以换取宝贵的时间让后面的人有机会作更多的准备投入战场捍卫国家，所以当时戍守华北绝大部分的国军虽然在日本飞机、大炮、坦克猛烈强攻之下仍然拼了一条命，抱着能守一天算一天，能守一个小时多一个小时的决心，和敌人周旋到底。如此壮烈的情怀教人感动。
当时这个战场的生还者（9C47D卫立煌?郭寄峤部王兴明，战历：娘子关、忻口、太原）回忆说：“那个时候日本人打得很凶，天一亮飞机就来了，天一黑飞机就回去了，反正一天到晚不停啦，就是不停。我们大家不怕他这个飞机，就怕他那个炮，他那个小炮打得又快又准确，大概可以打15里路的样子，我们那个地方打死了3个将官哪??????”
严忠发（17C84D 傅作义?高桂滋部，战历：南口、平型关、忻口）谈起了他的战友黄玉祥的殉国故事：“黄玉祥我们是在平道头，他腿部负伤，怎么拉他也不走，我们要转移到第二线去了，第二线与第一线只有3里多路，怎么拉他也不走，不走我也没办法，我也背不动他，我们就走了。走了以后再回去，看见他在那个山边上，腿上一个子弹伤，肚子身上差不多刺刀伤有十几处，日本人他狠到这种程度。”
8月初，在北方的第一场硬战发生在居庸关下北平东北方向的南口，从地理环境来看，南口是平津小平原上靠西的第一道隘口，位于太行山脉北部的陡坡上，由于是西进山西的必经之道，因此便成为古来征战的要冲，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远远看到山坡上古代遗留下来的烽火台。这座烽火台正式汤恩伯的部队当年和日军白刃肉搏的战场。
南口是京张路上的一个小镇，我们找到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宅院，据说这里正是当年汤恩伯的指挥所。南口这一役，国军方面有汤恩伯所辖的王仲廉89师，王万龄第4师和高桂滋的84师以及朱怀冰的94师，约四万人左右，面对铃木、酒井两个混成旅，加上最难缠的板垣师团约五万余人。从8月日开始到27日，拼缠了20天之久，这一仗打得十分惨烈。曾经参与过这一役的严忠发回忆说：“我们上南口的时候，一连的编制有170多个人，打到两三天下来以后只剩下7个人??????”
南口一役国军伤亡人数达一万五千余人，后来因为张家口沦陷而退出战场。
平津沦陷后，日军为了攫夺山西的煤矿资源，兵分两路向西进扑，北路走的就是南口、张家口这条线。南路沿平汉路南下在石家庄左转入晋。
北路日军进山西之后，先杀五台山下的灵丘，守灵丘的是刘奉滨的73师，而来敌正是从察哈尔杀来的板垣精锐部队。73师苦守了10天，于9月20日失守，接着战事便蔓延到了平型关。
平型关在灵丘的西南方，看起来虽然象似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但却是通往太原的必经之路，因此当年在这里曾经有过战斗，事情的过程是这样子的：
9月25日，我军分五路出击（字幕——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为郭宗汾第71师；第四路为孟宪吉独立第8师；第五路为林彪第115师），其中第五路是林彪的115师，林部袭击了日军的一个辎重队，摧毁汽车80余辆，最后和友军共同攻占蔡家峪和小寨。
28日日军后援部队赶到，我军被迫后撤，放弃了平型关。
有关平型关之役，曾经服役守军杨爱源部队的周国煌说：“这个时候守平型关的战斗呢，这个18集团军，共军的跟他接触的就是在蔡家峪这个地方来周旋过，他是袭击他，有人说平型关大捷，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不说它真的假的，大捷不大捷，因为红军的作战啊，毛 泽 东有所谓的战略思想，他说宁打运动战绝不打阵地战，所以真正说平型关的防守作战啊，共军并没有出力，运动战在外面周旋周旋是在那一带，是有的，所以构不成什么大捷。”
当时115师副师长聂荣臻的卫士阮受贤叙述了突击当时的状况，他说：“我看见的时候我还给聂荣臻司令汇报，我说，首长，敌人汽车出来了。当时聂荣臻还说我，你赶紧给我趴下，不要暴露了目标。汽车一个一个从老爷庙那头下了沟了，一百多辆汽车都下去了，末尾的汽车到了老爷庙了，所以咱们前边呢，狙击弹一家伙把前面的那个汽车一打，整个一百多辆汽车都弄在沟里头了，这个时候咱们的部队都没有拿枪，没有拿机关枪打，全部用手榴弹砸下去，就这么深的沟，拿了往下扔，这个时候日本人都钻到汽车地下趴着不敢动了。”
由此我们可以认定，平型关之役确实是一次成功的突击战，与中 共大肆宣扬的“大捷”有一段蛮大的距离，但是我们必须肯定，在那么艰苦的日子里能有这么点好消息对民心士气的影响。
太原会战的一个重要战场在雁门关南方太原以北的忻口，而忻口北方的原平则于10月6日便遭到日军的攻袭，守军姜玉桢旅长苦守了5天阵亡弃守。原平沦陷后忻口的国军便陷入了苦战，参加过这一役的弟兄回忆说（严忠发）：“在忻口的时候，为了一个驻山，我们那时候，他白天攻上来，我们就撤退了，然后我们下来以后，再准备夜晚再攻上去，这个山头一共攻了七次，我晓得，因为我每一次都有参加。在那个山上的时候，我们的士兵跟日本人的士兵的尸体、枪械摆的满山都是，双方面都没办法清理战场。”
（35C 205B）李珍：“打得那个炮弹啊，落那个炮弹天都黄黄的，沙子都起来了，那个时候你每一天上去一个师，没有下来活的。”
（15C 64D）王明山：“我们那个团的医生把炮弹皮取出来，没叫我下去，受伤不退。”
严忠发：“到最后我们这个军的人消耗太厉害，人死得太多了，独立第5旅去换我们换防下来，我们饭都没吃的嘛，下来以后赶快就吃饭，饭还没吃完呢，独立第5旅就整个完蛋了。”
忻口之役进行过程至为惨烈，殉国的将级军官除了死守原平的姜玉桢外，还有中央地区前敌总指挥第9军上将军长郝梦麟，七七事起，他远从贵阳千里迢迢率部赶来山西，没想到一战捐躯，年39岁。
第54师中将师长刘家骐在忻口前线南怀化布阵，鏖战七天，全师剩不到100人，师长战死疆场，年43岁。
第25路军少将旅长郑廷珍10月15日夜跃出掩体进行反冲锋战斗，不幸身亡，年43岁。
第85师少将团长刘眉生在忻口前线作战，深入敌阵连中数弹，壮烈殉国，年33岁。
今天，忻口旧战场的模样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原先用来当碉堡的掩体依然如昔。虽然我们搞不清“办公号”到底是营部还是团部，但六十年前住在这里的人以如此生活条件和恶劣的作战条件，在烟硝满布的荒原上拼命杀敌的壮烈行为仍然叫人悸动不已。
南路日军于10月下旬过井陉直逼娘子关，企图与忻口南下的部队会师太原。
娘子关原名苇泽关，相传唐朝平阳公主曾经率领娘子军驻屯于此，所以又称娘子关。娘子关是山西矿产东运的孔道，郑太铁路便是由此入晋的，而古时代却只是太行山脉的一个隘口，形势十分险要。
民国26年太原会战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率孙连仲的西北军死守。这里起初打得不错，后来由于忻口吃紧，黄绍竑调兵驰援而为日军所乘，于10月下旬失守。
太原，阎锡山的大本营，是个易守难攻的城池。由忻口南下，这里群山环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其间，正是防堵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天然屏障。而太原城墙的建筑尤其牢固，绝非一般野炮所能洞穿的，因此虽然忻口、娘子关尽失，太原仍有固守的条件，但新上任的守备司令傅作义无心恋战，太原只打了一天就撤守了，迄今还留下倾圮的城墙供后人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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