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挖掘机作业人员证图片:丁东 :学雷锋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6:48:39
博客中国 历史学雷锋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作者：丁东 2008-02-07 08:13:18 发表于：博客中国
1963年，毛泽东为雷锋题词的时候，我刚12岁，是小学六年级学生。1966年文革发生的时候，我15岁，是初中二年的学生。学雷锋我经历了，文革我也经历了。现在说起文革，许多人都不理解，当时的中学生打老师、打校长，为什么下手那么狠？文革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叫卞仲耘，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她的儿子王行就和我同班同学。动手打死卞仲耘的，是师大女附中一些十几岁的女孩子，是重点中学的学生，多数出身高级干部家庭。我虽然没有看见卞仲耘被打死的场面，但我们学校红卫兵打人的场面，是亲眼见过的，校领导被剃阴阳头的景象是见过的。这些动手打人的红卫兵，就是几个月前天天一起上课的同学。老实说，我当时的心情，并不是惊讶他们行为的残暴；而是遗憾自己不是红五类出身，没有资格站在革命一线。红卫兵的疯狂举动，是文革前阶级教育的必然结果。青少年喝了狼奶，产生兽性不值得奇怪。我当时也喝过狼奶，只是我没有咬人的资格。
这些行为，和学雷锋运动有没有关系，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反思和讨论。我自己的感受是：有关系。雷锋日记里有两句名言，一句是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一句是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般冷酷无情。这是文革前每个中小学生都能脱口而出的。就雷锋本人而言，我至今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他的主导面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但是，这种美德，并不是雷锋独有的。古今中外，都有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典型。当时毛泽东之所以选择雷锋为学习的榜样，自然还看到了他身上的其他因素。比如对领袖的无限忠诚，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从他的日记中，我们不难看到他所受到的阶级斗争思想的教育和阶级仇恨的表达。毛泽东1962年秋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春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前后相隔半年。两件事应当说是交织在一起的。回想我当时受的教育，一方是要挖空心思做好事，一方面要时刻警惕找敌人。人性论在当时就受了批判。做好事是要看对象的，只能帮助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阶级敌人，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就是雷锋本人，他那么忠于毛主席，如果活到文革，很难想像他不会响应领袖号召，成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现在，雷锋精神已经按照时代的需要作了新的解释。但我觉得，那一段历史，是不应当回避的。
最近几年，我读到彭定安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题为《雷锋报道之于我》。彭先生在1957年被划右派，1963年是《辽宁日报》文艺部编辑。当时由他执笔，写作了关于雷锋事迹的长篇报道，叫《永生的战士》。由于他政治上已经被划入另册，所以发表时只敢署合作者陈广生的名字。这篇报道对雷锋事迹走向全国影响极大。但这并没有给他好运。他说：
《永生的战士》发表之后，陈广生同志立即被请到北京，到总政作关于雷锋事迹的报告，据说原定他转业的决定也已改变（他后来任沈阳军区创作室主任）。同时，新华总社、人民日报都派人约我赶写雷锋的事迹通讯，被辽宁日报社领导以我的政治状况相告，而婉拒了。《人民文学》编辑部不仅约请我写稿，而且要为我向报社请半个月创作假，以便为他们创作关于雷锋的报告文学作品。当然，也因同样的理由，遭到拒绝。3月5日，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表，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这时，李宏林同志约我与他合作，创作雷锋的电影剧本。我欣然同意。李宏林是文学讲习所第二期学员，一位有才华的年轻作家和记者，也是报社的“摘帽右派”，当时在报社行政科卖饭票。我们俩都属另类，写作只能在秘密中进行。我们分工起草，然后互相修改，最后由李宏林定稿。完稿后，由他寄给长春电影制片厂。不久，长影复信称，剧本决定采用，即将开拍。但是，按当时的规定，必须了解作者状况。长影向辽宁省剧协调查，回复是：两个作者均是右派，作品不可使用，因为涉及“什么人占领舞台问题”。这第一个宣传雷锋的电影，便这样夭折了。
这段耐人寻味的往事，我想，也可以作为学雷锋和阶级斗争关系的一个历史佐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