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如何发手机短信:中国如何破解可能到来的社会危机?

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 ——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则显示，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51位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这很快就被人们称为盛世危言。(来源:新华网 2004年09月22日)
   
　　于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破解可能到来的社会危机。

　　“高风险社会”即将来临

　　“盛世危言”得到了学界多位专家研究的验证。“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发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也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NIC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体不变会使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将使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楯教授说，中国社会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遗留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改革已经把好改的都改了，现在只剩一堆骨头很难改”。

中国是否能承受危机

   “在许多专家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一是一个虚弱和分裂的中国，或者一个崛起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挑战周边的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情景使专家们更愿意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力量，经济保持增长和内部问题稳定。”

   得到兰德公司支持的查尔斯·沃尔夫在其《中国经济的断层线》中指出：“中国在未来10年面临的厄运具有广泛的可能性。这些厄运可以分成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城乡失业、贫困和腐败）、部门性的（如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水资源和污染以及能源）、金融（国内金融危机和外来直接投资的萎缩）、安全性的（台海军事紧张和冲突以及亚洲其他周边关系紧张等）”。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也把2010年前中国社会的风险归结为十个方面：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但令他困惑的是，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经历了查尔斯·沃尔夫提到的厄运中的五个：失业、腐败、水资源问题、艾滋病和金融脆弱等等，但是，中国依然保持了其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中国最近也经历了国际社会曾经担心的石油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美伊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表明，石油价格波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并不像原先预想的那么严重。剩下的两个国际上担心的因素：外国直接投资的萎缩和台海军事冲突，这是不曾发生的，也是无法预料的。”

   李楯把中国比喻成为一座大坝，“虽然专家们可以认为腐败问题或者信心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事实上很难确认到底哪个问题会成为导火索。就像一座大坝我们只能说它有问题，但在出问题之前很难准确地说漏洞会出在哪个地方。目前情况看来，除非台海开战，中国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动乱，所谓的危机基本表现为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 张成福也认为“每个社会都会存在危机，但目前中国的危机，第一不是不可以预防的；第二现在还不存在爆发大规模危机的可能性。”（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坚）

平民眼中的危机

  李芮在RSAT北京公司工作，一个正宗的白领。他每个月的收入不少，主要分成四个部分，一部分用来付住房按揭，一部分存起来以备买车的首付，一部分来支付日常的开销，最后一部分则是托国外的亲戚换成美元，存在国外，以备不时之需。
   
   最后一部分据李芮说是为了防止在发生金融危机时，不至于血本无归。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李芮的观点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
   
     在李芮的眼中，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社会危机很遥远，但却不得不防。“我们在和国外的客户谈生意时，大家都说中国前途光明，但是在国内听到的很多消息，却让我们乐观不起来。特别是现在三农问题这么严重，如果处理不好，社会危机就真的不是说着玩的。”
   
    如果说李芮这样的白领因为每天出入于高雅场所，对于社会的现实仍然不是很明了的话，身居北京市丰台区的王明则有了切身的体会。
   
     丰台区是一个外来人口聚居的地区，作为北京人的王明经常要和外地进京务工人员打交道：“感觉他们不太信任我们，他们一说什么话，就说你们城里人怎么样。而且很多外地民工因为找不到工作，经常偷东西、抢劫什么的，弄得我们这现在治安特别不好，我妈晚上都不敢出门。”
   
    “现在北京人就是一提起河南人就烦，因为报纸老报道他们抢劫盗窃什么的。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主要还是社会没有很好地为这些人安排好就业，使很多人无处谋生，只好出来干这些事情。”王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在王明的眼中，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是这个社会最有可能出现的危机。“别说那些农民，干了一年挣不了什么钱心里不平衡，就算我这样，看那些贪官来钱那么快，都想叫几个人劫富济贫。”
 
    “我叔叔家原来住在崇文门那边，现在被迫搬到丰台，因为房子拆了。这事弄得他老人家现在退休了，还得经常去北京市政府门口上访。他回来跟我们说在那认识了不少朋友，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走投无路，只好天天上那蹲着，其实也不解决什么问题。为此还和站岗的武警发生过几次冲突。但大家也是没有办法”，王明一脸激愤。
   
    广东人李志明在北京上大学，谈起中国可能发生的社会危机，他首先告诉记者的是他的困惑。“这段时间我很困惑。每天我都要看很多消息，这也让我越来越觉得中国这个国家现在具有很强的两面性。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确实很大，不仅全球关注，就拿我们身边的事情来说，我到北京几年，从我们学校学院路这边到西直门的路已经全部重新修了一遍。而另一方面，天天从报纸上读到的关键词却有很多和危机有关，比如反腐、比如拆迁。我的父母很多时候就担心中国的社会矛盾得不到很好的缓解而激化。”

现在的情况就是 贪了钱就跑 这是它们的出路

中国危机的国外预言  

 
    8月底的北京，一份有关于中国社会危机的报告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炉。8月底的上海，一群“中国通”也在讨论“多元视角下的中国”。而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关于中国危机的国外预言。
   
在这些“中国通”描述中国的词汇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肯定包括了人们熟悉的“巨大的”“经济发展”“开放”等积极词语，但也包括了“穷”“不确定”这样的消极词语。
   
来自德国的瓦格纳告诉记者：“世界对中国期望过高，给中国的压力太大。认为中国将很快扮演世界大国，还只是一种‘可爱的希望’”。而之所以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许多专家都认为，这出于中国有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当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这些危机的危险系数也是可以降低的。

“金融崩溃论”

   唱衰中国的声音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最为著名的是美籍华人章家敦在2001年发表的“中国崩溃论”，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病入膏肓，将很快崩溃。西方评估中国各银行贷款有50%是呆账，即使回收10%，坏账仍高达近5000亿美元等。
   
此后，绍罗什等华尔街人士就对此进行了反驳，而中国的相关部门也进行了澄清。但是，有关专家仍然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确实存在问题，这才给了他人攻击的口实。中国人应该兼听则明，这样反而容易塑造自己的形象。而在丁元竹主笔的中国社会危机报告中，也确实提到了这一点。

“未富先老论”、“光棍横行论”

   事实上，几年来，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已经很少将中国威胁论等等老生常谈作为自己公开发表的说法。一些新鲜的论调开始层出不穷。
   
相关专家指出，这些论调虽然不排除一些敌视中国的人故意找茬，但是，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问题，比如前段时间引起社会关注的老龄化问题和男女比例失调问题。
 
2004年4月，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联合公布了最新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该报告指出，中国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老龄人口巨潮，老龄人口的激增甚至可能危及经济发展，给公共预算和家庭带来无法承受的压力。
   
而就在这前后，中国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和英国的两位专家出版了一本名为《光棍》的书，指出男性人口过剩会给国内和国际社会安全造成威胁。而矛头所指就包括了中国和印度两个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

愤青中国

   在西方的“中国通”眼里，中国年轻一代的想法也特别重要，他们能从年轻一代的想法里嗅到中国未来的味道。许多专家发现，中国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民族主义倾向。一位政治学者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如果这种民族主义倾向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一旦与中国的国内矛盾合流，后果将不堪设想。
   
显然，西方媒体注意到了这个事实。“fen qing”这个汉语拼音开始出现在西方的主流大报上。从去年的京沪高铁事件到“9·18”百万人大签名，有人称中国进入了一个“愤青时代”。
   
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情绪既传达了新一代中国人对西方霸权的不满，也表明他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价值取向的不确定感，以及他们在生活压力下的情绪宣泄。
   
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毛里和子则认为，这与“中国政治风气比较宽松”有关，“中国的老百姓，以前没有什么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可以了”，但是，“亚洲杯上的不愉快还是让日本感受到了威胁”。
   
来自英国的中国学学者杰拉德·张说，“我认为中国的过激民族情绪还很难控制，这个主要是后天教育的问题。西方国家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公民的教育方面做得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