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win模拟器:亲记忆中的贺耀组

贺耀组,字贵严。1889年生于湖南宁乡县一个私塾先生家庭,1911年加入同盟会,经黄兴资助,留学日本,后在湘军担任要职多年。北伐时,他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兼第四十军军长,率三个军的兵力与军阀激战,战功卓著,被授予上将军衔。北伐完成后,他历任国民革命军参谋次长(代行参谋总长职务)、西安行营副主任兼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委办公厅主任、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国家调查统计局局长、重庆市市长等职。1949年,他在香港从事孙文主义同盟与民革中央合并事宜,任合并后的民革中央常委,并参与发起香港起义。后任新中国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与参事室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1961年在北京逝世。

我的父亲段德峻是贺耀组先生的姻亲晚辈,他称贺耀组为外祖父,并曾在贺耀组家住过一段时间。故此,我的父亲了解一些贺耀组的历史事迹,并常常对我谈及。有一次,我父亲对我说:“外祖父贺耀组与老头子(指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前后期同学,与毛泽东在年轻时候是朋友,北伐应当是贺耀组军旅生涯的得意之笔。”我听后作了记录,并逐一核实后,整理如下。

协助营救刘少奇

1925年底,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因患重病,便从上海回到湖南家乡养病,不料12月被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因为此前不久(1925年6月),赵恒惕发布过“四斩”反革命布告;10月,在江西安源煤矿,发生了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杀害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的事件。所以,为避免他在狱中被暗害,刘少奇家人便多方活动,设法营救。

赵恒惕手下的湘军有4个师,其中贺耀组任湘军第一师师长,手握重兵,与湘军第三师师长叶开鑫均为赵恒惕的亲信和重要军事首领,在赵恒惕集团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实力。赵恒惕集团成员、长沙禁烟局局长、刘少奇的同学兼好友洪赓飏与贺耀组、叶开鑫、欧阳振声(湖南省议会议长)等皆是宁乡县人,并且他与贺、叶的关系非同寻常:贺、叶这两个师的军饷都是由禁烟局直接拨付的,而他受到两师的保护,彼此依靠。此外,洪赓飏的妻子袁素与赵恒惕、叶开鑫、贺耀组的眷属也多有接触。刘少奇的哥哥刘云庭亦在湘军供职多年,与贺、叶二人有过接触,对这些情况比较熟悉,便去请洪赓飏帮忙;此外,刘少奇的亲属还请欧阳振声等人帮助营救。于是,袁素周旋于赵、叶、贺的公馆,探听消息,寻找机会。洪赓飏则一方面派人到监狱打点关照;另一方面送信给贺、叶,请他们出面保释。后来,洪赓飏分别宴请贺耀组和叶开鑫,每次宴客都有社会名流作陪。席间,洪赓飏开门见山地对贺耀组说:“刘少奇是我的同学,书读得好,我们又是亲戚。现在他出了点麻烦,要劳驾师座给个面子,保释他出狱!”贺耀组认为刘少奇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与自己又是同乡,故对刘少奇的处境甚是关注。所以,当贺耀组得到洪赓飏的请求后,很痛快地表示愿以同乡身份出面帮忙,并立即与叶开鑫商量保释办法,以确保刘少奇尽快安全出狱。

而后,刘云庭又请洪赓飏一同出面,分别在长沙天乐居和怡园酒家设宴招待帮助营救刘少奇的湖南省内军政要人。酒宴结束以后,贺耀组与叶开鑫牵头写了保释书,又经在座的军政要人一一签名后,将保释书送给了赵恒惕。

与此同时,刘少奇被捕的消息传开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和全国各地工会以及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纷纷通电声援,要求将其释放;湖南学生联合会还联合各团体发出呼吁书,要求将其保释。

在内有上层疏通和联名具保、外有各界压力的情况下,赵恒惕不得不在1926年1月16日将刘少奇“开释”并“驱逐出境”了事。

重用陶峙岳北伐屡获大捷

陶峙岳,1892年出生,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生,为人沉稳,有正义感。1923年,在随毛炳文起兵反对赵恒惕的战事失败后退居湘西,曾一度意志消沉,以研究佛学打发时光。

贺耀组与陶峙岳是同乡、同学、好友,对陶的能力十分熟悉与信任。所以,在1925年春,当贺耀组将毛炳文的队伍收编为一个团时,任用陶峙岳为团长。赵恒惕等人对陶峙岳不放心,对这一人事安排持反对意见,但贺力荐陶峙岳,向赵恒惕坚决保证不会出事,最终仍以陶为团长。

1926年北伐时,贺耀组委派毛炳文去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的贺龙谈判,毛炳文、贺龙二人互换谱帖,结拜为兄弟。不久,贺耀组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师长,毛炳文任该师参谋长兼三旅旅长,陶峙岳在该旅任团长,参加北伐。贺耀组率所部独立第二师与孙传芳部在江西展开激战,经过多次战斗,贺耀组的部队在马回岭取得初战大捷,一时士气高涨,乃又鏖战于赛湖桥,攻克了九江。

1927年3月,贺部首先攻下南京城外雨花台高地,进入南京城。独立二师扩编为第四十军,贺耀组任该军军长兼南京卫戍司令。他又以陶峙岳在芜湖陌镇一战作战有力为由,为其请功,使之晋级少将,并升任第四十军第三师副师长。不久,贺耀组又奉命率部渡江北伐张作霖,便以陶代理他的南京卫戍司令职务。

1927年12月上旬,第二次北伐兴起,贺耀组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兼第四十军军长,率领所辖张克瑶的第三十三军、夏斗寅的新二十七军、贺的第四十军以及独立师等,由鲁西向济南攻击前进。同时,升任陶峙岳为第四十军第三师师长。待克复徐州以后,贺耀组派遣陶的第三师为追击队,并特意提醒陶:“济南有日军,行动需谨慎。”陶于1928年4月30日夜间到达济南附近,5月1日首先进入济南城,北伐战争结束。

此时,日军在济南挑起事端,日本国内报纸全都刊载此事,把矛头指向贺耀组,指称贺耀组是“支那暴将”。蒋介石在“济南惨案”交涉中,对日妥协,免去了贺的本兼各职。从此,贺耀组离开了自己的基本部队。而陶峙岳一直在部队任职,后升任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1949年,陶在新疆和平起义后,任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在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1988年逝世。

结交谢觉哉 夫妻共同支援中共

谢觉哉是湖南宁乡县人,1884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兼秘书长,从事国共合作的统战工作,参加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任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党代表,后任新中国政府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71年逝世。

贺耀组与谢觉哉是湖南同乡,早年有过私人交往。北伐战争刚开始,贺耀组率湘军第一师阻击过国民革命军,后经谢劝说,贺耀组向国民革命军输诚,与贺龙在石门宣誓北伐。这也使得贺与谢的关系更进一层。

西安事变结束不久,贺耀组任国民党西安行营副主任兼甘肃省政府主席。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亦派谢觉哉到甘肃,担任红军(后改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党代表,利用谢觉哉与贺耀组的私人关系,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与此同时,周恩来、叶剑英还介绍和派遣张文彬到甘肃去找贺耀组,请贺协助设法营救红军西征军在青海、凉州的流散人员。贺耀组积极地做了工作:首先由谢觉哉告诉他摸清的情况,然后他再向马步芳、马步青等人“要人”,把红军将士营救出来;他还根据谢觉哉的提请,任命高金城为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向韩起功要回了女红军王定国、徐世淑等,将她们送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再转送延安。谢觉哉与王定国也是因此重逢并在兰州结婚的。

贺耀组对谢觉哉的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在各方面都给予了帮助,他还应谢的请求,多方设法释放在押的中共干部,又去找顾祝同解决八路军西北部队的补充给养;贺在处理中苏关系和国共合作方面亦听取采纳谢的建议,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天晚上,就如何开展民众运动、革新政策和团结抗日的有关问题,贺耀组到八路军办事处看望谢觉哉时问:“抗日是军队的事,老百姓能不能直接投入抗日的行动?”谢觉哉回答说:“抗日而不动员群众,断无胜利之希望。只有汇集民众力量才能抗战到底,才能取得胜利。今日之事,不在敌强我弱,而在于亡国之观念尚泛滥于统治阶层中,不是下层说不动,而是上层说不服啊!”贺耀组被他打动,于是多次召开会议,从抗战需要出发,讨论、修改、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向政府人员发出要一致对外、不要重犯历史错误、断送大好国土的号召,使一大批有民族气节、有爱国之心的国民党进步人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对于这些,谢觉哉非常满意,他还曾指示自己的夫人王定国多接近贺的夫人倪裴君,争取倪对中共的同情,进而加深中共对贺耀组的影响。

在兰州,倪裴君也常去南滩街54号八路军办事处,且与何香凝、邓颖超、宋庆龄往来甚密。如此,倪裴君在谢觉哉、王定国夫妇及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其他负责人的帮助下,逐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毅然出面组织“甘肃省妇女抗敌救援会”,亲自担任该会主席,并在兰州办起了妇女抗日救亡的杂志《妇女旬刊》,为甘肃的抗日活动和妇女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与共产党人共事的岁月里,倪裴君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由接近中共转变为要求加入中共,并正式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谢觉哉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和贺耀组的特殊身份,认为她暂时不加入共产党更有利于开展工作,于是让王定国去找她谈话,劝她暂时在党外协助党工作。于是,倪裴君继续矢志不渝地为中共工作,中共党组织也始终信任她,把她当成“党外布尔什维克”。

自从倪裴君为中共工作以后,贺耀组与谢觉哉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了,并屡助共产党。1942年,一架运载药品的飞机由苏联飞往延安,中途停在兰州机场。贺耀组时任委员长侍从室一处主任,他未经蒋介石同意,便以侍从室主任的名义命令航空站连夜将飞机放行,这大大得罪了蒋介石。1945年8月底,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国共和平谈判。在重庆期间,毛泽东还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专程看望了时任重庆市市长的贺耀组,与之进行亲切的交谈。贺耀组设家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全体成员,席间,彼此谈笑风生,十分融洽。其间,倪裴君以贺耀组夫人的身份经常参与重庆的进步活动,大力配合协助中共的统战工作,甚至连周恩来的八路军办事处也经其租赁,更有一些刊物也以倪裴君的名字主办,以减少国民党的干涉;她还协助宋庆龄做了许多国际救济工作。蒋介石对贺耀组、倪裴君夫妇的事情是有所耳闻的,可限于贺耀组的资历地位,蒋介石尚不便拿贺耀组怎样,只是挖苦地对贺耀组说:“你连老婆都管不好,还怎么管一个市?”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贺耀组又掩护在南京、上海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贡沛诚、高崇民等,使蒋介石伤透了脑筋。

1949年在全国即将解放的时刻,蒋介石还是希望贺耀组去台湾。为形势所迫,贺耀组只身来到香港。此时在倪裴君的竭力劝说下,贺耀组于是年7月7日由香港向谢觉哉发电报,请求谢替他向中共中央解释自己的身份,表示愿以实际行动投向人民。谢觉哉接到电报后,立即向周恩来、陈云作了汇报。两位领导人当即对贺耀组政治立场的转变表示欢迎,并委托谢电告贺耀组:欢迎你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贺耀组接到谢的复电后,于是年8月13日,联络黄绍竑、龙云、刘斐、李默庵、覃异之等国民党要员44人在香港起义。不久,贺耀组从香港回到北京,毛主席、周恩来和谢觉哉都接见了他。

新中国成立后,倪裴君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秘书长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秘书长,抗美援朝时,她参加了赴朝慰问活动,1953年率团访问日本,打破外交僵局。在周恩来、谢觉哉等中共中央领导的关怀下,倪裴君于1958年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夙愿。

(作者系原国民政府第二十八军军部作战参谋段德峻之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