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wifi连接过程:《血色浪漫》杂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18:52:49
Thursday, 15. February 2007, 18: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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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钟跃民的记忆深处，1968年的那个冬天发生的事情显得格外清晰，那年冬天他差点儿卷入一场杀人案中，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1968年是个闹哄哄的年头，钟跃民记忆中的背景是红色的，当时北京的大街小巷都用红油漆覆盖起来，上面写满了毛主席语录，映入眼帘的是红旗、红色的语录本、红袖章……总之，红色成了当时的主色调，连每个人的内心里都充满了红色的希望……
——《血色浪漫》
放假前看了《血色浪漫》的电视剧，最近又花了两三天的时间看完了《血色浪漫》的小说。感触颇多，又有些支离破碎般的杂乱。且写着吧，闲着也是闲着。没看过这部小说或者电视剧的就不用往下看了，估计得云里雾里的。
一，人物
钟跃民：
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大家都承认，这是一个“脱俗”的角色。他身上似乎包含了太多理想化的成分，显得极不现实。以至于网上有评论说“钟跃民是男人意淫的极品”，因为他出身名门，聪明淘气，能耍赖，能打架，能侃大山，有众多美女投怀送抱，又有一帮兄弟忠心耿耿。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表象，如果钟越民仅此而已的话，那么《血色浪漫》顶多不过是一个文革版的玄幻武侠意淫小说罢了，而我坚决不这么认为。我想，作为一个虚构人物，钟越民身上最“虚假”的东西也许恰恰是他的“真实”。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真实的人，对人对己，他都讨厌虚伪的掩饰，他永远真实的面对友情，爱情，欲望和理想。无论是什刹冰场上拍婆子，还是陕北插队时去讨饭，或是军营中惹是生非，再或是卖煎饼、当经理、蹲监狱、开出租……他都认真的生活并享受其中的快乐。他知道自己是个不安分的人，所以他不能忍受假装安分的生活；他知道自己是个脱俗的人，所以他毅然决然的拒绝做个俗人。
这对于普通的芸芸众生来说，是件太困难的事情，不仅仅因为需要极大的勇气，还因为现实中常常没有选择“俗”与“不俗”的觉悟，人们生下来就默认了自己“俗人”的身份。正如小说中钟跃民挖苦周晓白“就像个案板上的小面团儿”，成为“面包”还是“饽饽”得看命运如何去捏。
从这点上说，钟跃民身上寄托了许多浪漫主义的理想，他被赋予了选择的权力和觉悟，同时他具备了选择“真实”的勇气，从而在那样一个残酷的现实里活得潇洒脱俗。
李奎勇：
电视剧中这个角色只是让我觉得十分可怜，小说中却吸引了我很多注意力。这个角色在小说中着墨不多，但很耐人寻味。
最初登场时，也和钟跃民一样是个流氓似的青年，所不同是李奎勇出身普通家庭而钟跃民是干部子弟。这时的李奎勇对命运还有着许多不平，他曾和钟跃民争论：“都看你们不顺眼，你们的爹妈不就是有权有势么？”“我们就天生命贱？凭什么？”。
后来他与跃民都来到陕北插队。他年少时候那点不平和愤怒似乎被命运捉弄的所剩无几，只留下无奈的抱怨和感叹。当和跃民讨论起未来的打算，他说：“人不能跟命斗，我就是这命，和你们干部子弟没法比。”
等到了八十年代，跃民从部队专业回到北京，当起了卖煎饼的摊贩，意外的遇到了这时开出租的李奎勇。正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李奎勇却感叹道：“我这辈子是没戏了”，已然自暴自弃陷入了绝望。
李奎勇并不是没有想过改变命运，他曾经尝试过，但结果都是徒劳，甚至差点要了他的命。于是他向命运投降了。但他的屈服并未换得命运的怜悯，反而一次又一次被命运嘲弄。
值得一提的是，李奎勇的命运竟然与他的父亲李顺发惊人的相似。李顺发是蹬三轮车的，李奎勇是开出租车的；爷俩都是打了多年的光棍娶不上媳妇，最后找了乡下的妇女成亲；都是罹患疾病撇下老婆和年幼的孩子死去。正如李奎勇所说，“当爹的干什么，当儿子的就接什么班，再怎么蹦达也蹦不出这个圈儿去”，这是命运跟李奎勇开的一个残酷的黑色幽默。我们无法去责备李奎勇不求上进或者自甘堕落，因为命运太不公平，没有给他多少机会。但正如跃民所说“世间最糟糕的生活是没有希望、没有盼头的生活”，李奎勇太轻易的放弃了自己的希望，这也许是他最悲哀的地方。
周晓白、秦岭、高月：
电视剧中钟跃民和周晓白的情感纠葛被放大了，看上去跃民其实是爱晓白的，只是因为二人对于生活的理解和憧憬太不一样，所以跃民不愿耽误晓白，忍痛拒绝了。而小说给我的感觉是没有那么复杂，当钟跃民遇上秦岭的时候，他就移情别恋了，或者说在秦岭之前他还不知道什么是爱，对周晓白只是青春时的喜欢而已。我想这才符合钟跃民的性格，他讨厌虚伪，拒绝假装高尚，所以在跟周晓白提出分手时，他坦白自己爱上了别人。
“……钟跃民琢磨，要是他写信告诉周晓白，装做很高尚地提出分手，理由是两人的地位太悬殊，他不愿耽误对方的前途，这样恐怕显得太虚伪，肯定会招骂，人家都没嫌你，你自己装什么孙子？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爱上了别人，如此一来，性质便发生了变化，不是怕钟跃民耽误了周晓白的前途，而是怕周晓白耽误了钟跃民的前途。……”
钟跃民也许是辜负了周晓白，但至少从未欺骗过她的感情，也许这正是晓白始终对跃民“恨不起来”的原因。电视剧的处理有点把钟跃民琼瑶化高尚化了，而我则更喜欢小说中那个纯粹真实的钟跃民。
秦岭，应该是钟跃民的最爱无疑了。钟跃民是不愿意结婚的人，但他却唯独向秦岭求过婚，从这一点上就可以说明秦岭在他心中的位置。秦岭是在精神世界跟跃民最接近的一个人，正是她那段有关人生、过程和“在路上”的谈话，让钟跃民开始了解最真实的自我。可以说秦岭不仅是跃民的红颜知己，更是他精神世界的启蒙老师。这样一个引路人的角色自然要说一些很富有道理的话，那些话呈现在文字上还可入眼，经人嘴里说出就太过生硬和做作，又加上饰演秦岭的那个演员说话时有种古怪的腔调，所以电视剧中的秦岭远不如小说中生动。
钟跃民曾跟晓白说，将来和他过日子的女人应该是“如果我去要饭，她会兴高彩烈地和我一起去，我们还会坐在草堆上边晒太阳边互相捉虱子，就象动物园猴儿山上的猴子一样。如果哪天我突然觉得安稳日子过烦了，忽发奇想，打算去神农架找野人，去尼斯湖抓怪兽，她都会高高兴兴和我一起玩……”。而高月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我深刻的怀疑这种女人存在的可能性，但不管怎样，高月这个人的存在是一种安慰，她虽然无法填补跃民精神世界中秦岭离去的空位，但在现实生活中，她给了跃民最有力的支持。我无法揣测最终跃民是否爱上了高月，但我认定，高月的确是最值得跃民爱上的人。
张海洋、袁军：
这两个人很有些意思。小说中，最后和周晓白结婚的是袁军，而在电视剧中，袁军的许多故事被安插到张海洋身上，和周晓白结婚的也变成了张海洋。我不确定编剧这样做的用意，但不妨大胆的猜测一下。袁军和张海洋都是钟跃民的好朋友，却稍有些区别。袁军算是发小，但自入伍之后和跃民的联系就疏远了。而张海洋虽然与跃民认识较晚，却成了一生的朋友，特别是军营中两人共过患难经历过生死，感情上更为密切。把周晓白“让”给张海洋，加剧了跃民、海洋和晓白之间的情感纠葛。这样的解释也符合前面所说的电视剧的“琼瑶化”。
尽管电视剧中剥夺了袁军的许多故事，但这个角色还是让我非常喜欢。尤其他和革委会主任王占英那几次斗嘴真是妙趣横生，傅彪扮演的王主任勾起了我许多与电视剧无关的感慨。
蒋碧云：
单把她拿出来说，是因为我觉得她是小说中最聪明的女人。她也曾为跃民动心，但很快就打消了念头。她很快就认识到，钟跃民是个容易让女人受伤的男人。她的聪明使她免于陷入跟钟跃民纠缠不清的泥沼。之后她把感情全部投入郑桐身上，于是造就了小说中最幸福的一对。
二，巴黎“五月风暴”和中国文革
小说的引子介绍了故事开始的时代背景，捎带着说起了当时在法国巴黎爆发的“五月风暴”。1968年5月在浪漫之都巴黎，学生们走上街头，高喊着：“我们越来越狂热了”“不为面包，为蔷薇”“要做爱，不要作战”“吻你爱人的时候，枪不要离手”等口号，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对于文革中的中国人来说，这场发生在法国的“文化大革命”带着浪漫气息。“听听，玩着玩着就捎带手把革命干了，真他妈的过瘾”。
巧合的是，导演了“五月风暴”的左派学生，又恰恰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充满了玫瑰色的想象。文革向他们传达了一种美丽的乌托邦幻想和世界革命的伟大蓝图，吸引着众多充满激情和冲动的年轻人。他们许多人自称是信奉“毛主义”的“毛派”青年，他们模仿 “红卫兵”，穿中国的绿军装，戴军帽，佩戴毛泽东像章，走上巴黎的大街挥舞 “毛主席语录”。
“五月风暴”和“文化大革命”，各自在对方的眼中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意味，而其实是血与火的交织，是动荡和磨难的熔炉。这是旁观者与参与者的差别，是理想和现实的差别。正如“革命”一词本身就融合了血腥和希望，是兼具了极端的狂热和无比浪漫主义色彩的名词。这也许就是“血色浪漫”所要传达的意思：
“……周晓白深深地看了钟跃民一眼：‘血色浪漫？说得好，很象咱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蒋碧云喃喃道∶‘血色浪漫，很令人震撼啊。’‘是啊，血色浪漫，我们好象都经历过那个时代。’郑桐耳语般地轻声回答……”
三，“遗漏”的对话
小说中有许多调侃和贫嘴，电视剧几乎毫不修改的照搬了这些对话，不仅妙趣横生还恰到好处得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但小说中有几段重要的对话没有出现在电视剧上，值得说道。
第一段对话是郑桐和蒋碧云去画展看画，郑桐与一个老师关于“马拉是不是英雄”的争论。那段争论用了非常长的篇幅。郑桐认为马拉是一个“嗜血者”，他创办的《人民之友》虽然是“为底层民众说话，但是由于它的非理性，也将底层民众的破坏欲煽动起来，最后演变成暴民政治”。同时他认为“如果仅从底层民众对事物的好恶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个重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社会”。而就在这段对话之后，郑桐和蒋碧云又聊到了“血色浪漫”，二人于是突然决定结婚。
这段对话的时间背景是一九八一年之后，而文革被官方正式否定正是在一九八一年。我不可避免的认为作者是在借郑桐之口，借马拉之事来表达他对文革的批判。而郑桐夫妇结婚正好反应了人们开始走出文革阴影。
第二段对话是钟跃民进入正荣集团时，李援朝对他说的一个长篇大论。这里出现了大概是小说中最长的两个自然段，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社会的特权问题。李援朝认为特权不可能消灭，要承认特权的存在，但不能过份。尤其是特权享受者，不能“一面享受着特权一面又自称‘公仆‘”地“糊弄人”，否则“是要付出代价的”。简而言之就是别得了便宜卖乖，谁都别“装孙子”。而李援朝本人正是一个典型的特权享受者，他年少时聚众杀死了“小混蛋”却丝毫没有影响前途，此时又是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利用经济转型期的漏洞轻而易举的赚取利润，最后卷着大量非法收入去了美国。这些话从李援朝嘴里说出来，充满了讽刺意味。
第三段是钟跃民和杜卫东关于“日本人都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者的争论。杜卫东是长在中国的日本人，年少时与钟跃民有些交情。后来回到日本上学，现在又回到中国做生意。尽管争论时杜卫东不承认日本人是实用主义者，但是在与钟跃民做生意的时候，他的确是为了利益把良心和友情统统抛到一边，成了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这段对话真实的反应了那一代人对日本的看法，尤其是像钟跃民这样的干部子弟，从小听着父辈讲述抗战的故事长大，就连杜卫东年少时也叫嚣着去东京发动革命。这段情节在电视剧中被改头换面，日本人杜卫东被换成了一个美国人欧文，这段对话自然就不存在了，就对话中表现的民族情绪而言，被电视剧改掉也是意料之中，但多少感到有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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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钟跃民的记忆深处，1968年的那个冬天发生的事情显得格外清晰，那年冬天他差点儿卷入一场杀人案中，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1968年是个闹哄哄的年头，钟跃民记忆中的背景是红色的，当时北京的大街小巷都用红油漆覆盖起来，上面写满了毛主席语录，映入眼帘的是红旗、红色的语录本、红袖章……总之，红色成了当时的主色调，连每个人的内心里都充满了红色的希望……
——《血色浪漫》
放假前看了《血色浪漫》的电视剧，最近又花了两三天的时间看完了《血色浪漫》的小说。感触颇多，又有些支离破碎般的杂乱。且写着吧，闲着也是闲着。没看过这部小说或者电视剧的就不用往下看了，估计得云里雾里的。
一，人物
钟跃民：
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大家都承认，这是一个“脱俗”的角色。他身上似乎包含了太多理想化的成分，显得极不现实。以至于网上有评论说“钟跃民是男人意淫的极品”，因为他出身名门，聪明淘气，能耍赖，能打架，能侃大山，有众多美女投怀送抱，又有一帮兄弟忠心耿耿。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表象，如果钟越民仅此而已的话，那么《血色浪漫》顶多不过是一个文革版的玄幻武侠意淫小说罢了，而我坚决不这么认为。我想，作为一个虚构人物，钟越民身上最“虚假”的东西也许恰恰是他的“真实”。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真实的人，对人对己，他都讨厌虚伪的掩饰，他永远真实的面对友情，爱情，欲望和理想。无论是什刹冰场上拍婆子，还是陕北插队时去讨饭，或是军营中惹是生非，再或是卖煎饼、当经理、蹲监狱、开出租……他都认真的生活并享受其中的快乐。他知道自己是个不安分的人，所以他不能忍受假装安分的生活；他知道自己是个脱俗的人，所以他毅然决然的拒绝做个俗人。
这对于普通的芸芸众生来说，是件太困难的事情，不仅仅因为需要极大的勇气，还因为现实中常常没有选择“俗”与“不俗”的觉悟，人们生下来就默认了自己“俗人”的身份。正如小说中钟跃民挖苦周晓白“就像个案板上的小面团儿”，成为“面包”还是“饽饽”得看命运如何去捏。
从这点上说，钟跃民身上寄托了许多浪漫主义的理想，他被赋予了选择的权力和觉悟，同时他具备了选择“真实”的勇气，从而在那样一个残酷的现实里活得潇洒脱俗。
李奎勇：
电视剧中这个角色只是让我觉得十分可怜，小说中却吸引了我很多注意力。这个角色在小说中着墨不多，但很耐人寻味。
最初登场时，也和钟跃民一样是个流氓似的青年，所不同是李奎勇出身普通家庭而钟跃民是干部子弟。这时的李奎勇对命运还有着许多不平，他曾和钟跃民争论：“都看你们不顺眼，你们的爹妈不就是有权有势么？”“我们就天生命贱？凭什么？”。
后来他与跃民都来到陕北插队。他年少时候那点不平和愤怒似乎被命运捉弄的所剩无几，只留下无奈的抱怨和感叹。当和跃民讨论起未来的打算，他说：“人不能跟命斗，我就是这命，和你们干部子弟没法比。”
等到了八十年代，跃民从部队专业回到北京，当起了卖煎饼的摊贩，意外的遇到了这时开出租的李奎勇。正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李奎勇却感叹道：“我这辈子是没戏了”，已然自暴自弃陷入了绝望。
李奎勇并不是没有想过改变命运，他曾经尝试过，但结果都是徒劳，甚至差点要了他的命。于是他向命运投降了。但他的屈服并未换得命运的怜悯，反而一次又一次被命运嘲弄。
值得一提的是，李奎勇的命运竟然与他的父亲李顺发惊人的相似。李顺发是蹬三轮车的，李奎勇是开出租车的；爷俩都是打了多年的光棍娶不上媳妇，最后找了乡下的妇女成亲；都是罹患疾病撇下老婆和年幼的孩子死去。正如李奎勇所说，“当爹的干什么，当儿子的就接什么班，再怎么蹦达也蹦不出这个圈儿去”，这是命运跟李奎勇开的一个残酷的黑色幽默。我们无法去责备李奎勇不求上进或者自甘堕落，因为命运太不公平，没有给他多少机会。但正如跃民所说“世间最糟糕的生活是没有希望、没有盼头的生活”，李奎勇太轻易的放弃了自己的希望，这也许是他最悲哀的地方。
周晓白、秦岭、高月：
电视剧中钟跃民和周晓白的情感纠葛被放大了，看上去跃民其实是爱晓白的，只是因为二人对于生活的理解和憧憬太不一样，所以跃民不愿耽误晓白，忍痛拒绝了。而小说给我的感觉是没有那么复杂，当钟跃民遇上秦岭的时候，他就移情别恋了，或者说在秦岭之前他还不知道什么是爱，对周晓白只是青春时的喜欢而已。我想这才符合钟跃民的性格，他讨厌虚伪，拒绝假装高尚，所以在跟周晓白提出分手时，他坦白自己爱上了别人。
“……钟跃民琢磨，要是他写信告诉周晓白，装做很高尚地提出分手，理由是两人的地位太悬殊，他不愿耽误对方的前途，这样恐怕显得太虚伪，肯定会招骂，人家都没嫌你，你自己装什么孙子？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爱上了别人，如此一来，性质便发生了变化，不是怕钟跃民耽误了周晓白的前途，而是怕周晓白耽误了钟跃民的前途。……”
钟跃民也许是辜负了周晓白，但至少从未欺骗过她的感情，也许这正是晓白始终对跃民“恨不起来”的原因。电视剧的处理有点把钟跃民琼瑶化高尚化了，而我则更喜欢小说中那个纯粹真实的钟跃民。
秦岭，应该是钟跃民的最爱无疑了。钟跃民是不愿意结婚的人，但他却唯独向秦岭求过婚，从这一点上就可以说明秦岭在他心中的位置。秦岭是在精神世界跟跃民最接近的一个人，正是她那段有关人生、过程和“在路上”的谈话，让钟跃民开始了解最真实的自我。可以说秦岭不仅是跃民的红颜知己，更是他精神世界的启蒙老师。这样一个引路人的角色自然要说一些很富有道理的话，那些话呈现在文字上还可入眼，经人嘴里说出就太过生硬和做作，又加上饰演秦岭的那个演员说话时有种古怪的腔调，所以电视剧中的秦岭远不如小说中生动。
钟跃民曾跟晓白说，将来和他过日子的女人应该是“如果我去要饭，她会兴高彩烈地和我一起去，我们还会坐在草堆上边晒太阳边互相捉虱子，就象动物园猴儿山上的猴子一样。如果哪天我突然觉得安稳日子过烦了，忽发奇想，打算去神农架找野人，去尼斯湖抓怪兽，她都会高高兴兴和我一起玩……”。而高月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我深刻的怀疑这种女人存在的可能性，但不管怎样，高月这个人的存在是一种安慰，她虽然无法填补跃民精神世界中秦岭离去的空位，但在现实生活中，她给了跃民最有力的支持。我无法揣测最终跃民是否爱上了高月，但我认定，高月的确是最值得跃民爱上的人。
张海洋、袁军：
这两个人很有些意思。小说中，最后和周晓白结婚的是袁军，而在电视剧中，袁军的许多故事被安插到张海洋身上，和周晓白结婚的也变成了张海洋。我不确定编剧这样做的用意，但不妨大胆的猜测一下。袁军和张海洋都是钟跃民的好朋友，却稍有些区别。袁军算是发小，但自入伍之后和跃民的联系就疏远了。而张海洋虽然与跃民认识较晚，却成了一生的朋友，特别是军营中两人共过患难经历过生死，感情上更为密切。把周晓白“让”给张海洋，加剧了跃民、海洋和晓白之间的情感纠葛。这样的解释也符合前面所说的电视剧的“琼瑶化”。
尽管电视剧中剥夺了袁军的许多故事，但这个角色还是让我非常喜欢。尤其他和革委会主任王占英那几次斗嘴真是妙趣横生，傅彪扮演的王主任勾起了我许多与电视剧无关的感慨。
蒋碧云：
单把她拿出来说，是因为我觉得她是小说中最聪明的女人。她也曾为跃民动心，但很快就打消了念头。她很快就认识到，钟跃民是个容易让女人受伤的男人。她的聪明使她免于陷入跟钟跃民纠缠不清的泥沼。之后她把感情全部投入郑桐身上，于是造就了小说中最幸福的一对。
二，巴黎“五月风暴”和中国文革
小说的引子介绍了故事开始的时代背景，捎带着说起了当时在法国巴黎爆发的“五月风暴”。1968年5月在浪漫之都巴黎，学生们走上街头，高喊着：“我们越来越狂热了”“不为面包，为蔷薇”“要做爱，不要作战”“吻你爱人的时候，枪不要离手”等口号，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对于文革中的中国人来说，这场发生在法国的“文化大革命”带着浪漫气息。“听听，玩着玩着就捎带手把革命干了，真他妈的过瘾”。
巧合的是，导演了“五月风暴”的左派学生，又恰恰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充满了玫瑰色的想象。文革向他们传达了一种美丽的乌托邦幻想和世界革命的伟大蓝图，吸引着众多充满激情和冲动的年轻人。他们许多人自称是信奉“毛主义”的“毛派”青年，他们模仿 “红卫兵”，穿中国的绿军装，戴军帽，佩戴毛泽东像章，走上巴黎的大街挥舞 “毛主席语录”。
“五月风暴”和“文化大革命”，各自在对方的眼中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意味，而其实是血与火的交织，是动荡和磨难的熔炉。这是旁观者与参与者的差别，是理想和现实的差别。正如“革命”一词本身就融合了血腥和希望，是兼具了极端的狂热和无比浪漫主义色彩的名词。这也许就是“血色浪漫”所要传达的意思：
“……周晓白深深地看了钟跃民一眼：‘血色浪漫？说得好，很象咱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蒋碧云喃喃道∶‘血色浪漫，很令人震撼啊。’‘是啊，血色浪漫，我们好象都经历过那个时代。’郑桐耳语般地轻声回答……”
三，“遗漏”的对话
小说中有许多调侃和贫嘴，电视剧几乎毫不修改的照搬了这些对话，不仅妙趣横生还恰到好处得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但小说中有几段重要的对话没有出现在电视剧上，值得说道。
第一段对话是郑桐和蒋碧云去画展看画，郑桐与一个老师关于“马拉是不是英雄”的争论。那段争论用了非常长的篇幅。郑桐认为马拉是一个“嗜血者”，他创办的《人民之友》虽然是“为底层民众说话，但是由于它的非理性，也将底层民众的破坏欲煽动起来，最后演变成暴民政治”。同时他认为“如果仅从底层民众对事物的好恶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个重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社会”。而就在这段对话之后，郑桐和蒋碧云又聊到了“血色浪漫”，二人于是突然决定结婚。
这段对话的时间背景是一九八一年之后，而文革被官方正式否定正是在一九八一年。我不可避免的认为作者是在借郑桐之口，借马拉之事来表达他对文革的批判。而郑桐夫妇结婚正好反应了人们开始走出文革阴影。
第二段对话是钟跃民进入正荣集团时，李援朝对他说的一个长篇大论。这里出现了大概是小说中最长的两个自然段，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社会的特权问题。李援朝认为特权不可能消灭，要承认特权的存在，但不能过份。尤其是特权享受者，不能“一面享受着特权一面又自称‘公仆‘”地“糊弄人”，否则“是要付出代价的”。简而言之就是别得了便宜卖乖，谁都别“装孙子”。而李援朝本人正是一个典型的特权享受者，他年少时聚众杀死了“小混蛋”却丝毫没有影响前途，此时又是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利用经济转型期的漏洞轻而易举的赚取利润，最后卷着大量非法收入去了美国。这些话从李援朝嘴里说出来，充满了讽刺意味。
第三段是钟跃民和杜卫东关于“日本人都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者的争论。杜卫东是长在中国的日本人，年少时与钟跃民有些交情。后来回到日本上学，现在又回到中国做生意。尽管争论时杜卫东不承认日本人是实用主义者，但是在与钟跃民做生意的时候，他的确是为了利益把良心和友情统统抛到一边，成了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这段对话真实的反应了那一代人对日本的看法，尤其是像钟跃民这样的干部子弟，从小听着父辈讲述抗战的故事长大，就连杜卫东年少时也叫嚣着去东京发动革命。这段情节在电视剧中被改头换面，日本人杜卫东被换成了一个美国人欧文，这段对话自然就不存在了，就对话中表现的民族情绪而言，被电视剧改掉也是意料之中，但多少感到有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