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人员应具备的能力:李太白（百家讲坛）

内容简介

说在前头：走下“仙坛”的李白

李白是胡人吗

贵族身份是自许的吗

李白是倒插门吗

李白绝嗣了吗

李白倒底长什么样

怎样实现“鲤鱼跳龙门”

李白心中的政治神话

“公主渠道”之谜

气宇不凡“谪仙人”

将杨妃比作“飞燕”是不敬吗

“浪漫选拔”只在传说之中

“赐金放还”的体面送客

李白的政治机遇

高力士、杨玉环陷害过李白吗

李林甫阻碍了李白的前程吗

悲剧根源到底在哪里

安史之乱之后的契机

李、杜相会之谜

长安的创伤

牢骚不断的江南之旅

奔亡道中的忧国之思

痛心裂腑的重大失足

主讲人简介

    康震，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系党总支副书记。1989年至2000年，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及文学研究所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2年，在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李白学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会员。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各类学术著作4部，先后荣获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奖励5项，主持、参与的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项目4项。

一提到李白，我们自然会在脑海里涌现出“诗仙”、“斗酒诗百篇”、“浪漫”、“纵情”、“蔑视权贵”这一类的词汇。每个中国人，多多少少会从初级课本、从《唐诗三百首》、甚至会从连环画中知道这位伟大诗人的传奇故事和佳篇名句。李白诗歌的普及程度，在中国百姓的诗歌阅读史上当推第一。

　　然而我们试问一下：李白真的被普及了吗？真实的李白究竟距离我们的想象有多远？“普及李白”——还原他的人生故事，还原他的心灵历程，甚至告诉读者李白的相貌、李白的“千金”从哪里来、李白儿女子孙的下落究竟如何……所有这些，是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欣赏、理解李白诗歌的内在精神呢？

　　康震的回答是：了解这些真相，可以澄清长期流传于民间野史、传说，流传于历代文学爱好者心中那个美好却多多少少被误读的李白形象，有助于我们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仙”的角度走向李白的精神世界。

　　在传统的叙述中，李白是一个如此潇洒的人：他能够超越现实环境而自由飞翔；权贵、小人们对他的排挤、讥讽，不但无损他的形象，反而给他的传奇人生增添了更加神秘、瑰丽的色彩。对那些过于美化的描绘，范文澜先生曾在《中国通史》中发表过独到的见解，破除了这些一相情愿的“谪仙”神话。

　　而康震则将这理性看历史的工作做得更加彻底。

　　康震告诉读者——

　　有人认为，李白在长安的政治失意，是由于杨贵妃、高力士向唐玄宗进谗言，这是不切实际的推论。不管怎么说，天宝初期的长安与大唐王朝，政治环境虽然不像诗人想象的那么理想，但也绝不像后人描写的那么恶劣。

　　康震精辟解析——

　　李白凭借浪漫的主观想象、幻想来描绘政治理想，参与政治实践，进而走向长安、走向唐玄宗，而玄宗只不过从一个文学家的角度来接纳李白，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和遗憾！也许，以李白的个性，永远也不可能在盛唐时代找到并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这是他本人，也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决定的。

　　康震的潜台词——

　　李白没有如他所愿成为唐朝的姜子牙，这对国家来说未必是憾事；然而政治的不如意，却让他的诗情如泉涌，写出与日月同辉的不朽诗篇，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大幸。

　　康震以理性的演绎与感性的解读结构全篇，以鲜活灵动的笔触和严谨科学的推演，还原给广大读者一个真实的李白，描绘出一个走下“仙坛”的诗人李白。

　　康震先生在CCTV-10《百家讲坛》中讲李白、说杜甫、品苏轼，无数观众为之倾倒。大唐的华章名篇在康震的讲述中春华阅尽，大宋的世道人心在康震的解读下秋实历遍。

　　康震对李白的品读，既是对以往知识的厘正，又是对诗人生命痕迹的全面修复。不刻意追求趣味，却妙趣横生，不着力拔高境界，而境界自在。

　　“李白斗酒诗百篇”，对于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来说，《康震品李白》不正是这样一斗最醇厚的美酒吗？

李白究竟出生在什么地方，学术界历来的说法都不一致。有人说他生于中亚碎叶，有人说他生于四川，有人说他生于今新疆库尔勒焉耆自治县一带，还有人说他生于长安。在这些观点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即四川江油和中亚碎叶。

　　支持李白出生在四川的一方主要有李阳冰和魏颢，他们分别在《唐李翰林草堂集序》和《李翰林集序》中声称李白于唐中宗神龙初年（公元705年左右）出生于四川。这二人都与李白打过交道。李阳冰是李白的族叔，并在李白去世前接受嘱托整理遗作，他所记述之事也许就是李白口授之语。而魏颢一直是李白的崇拜者，李白对他也非常信任。按理说他们提供的应该是第一手资料，值得信赖，但这个说法却与李白本人的说法存在矛盾。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说：“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这个自荐表作于唐肃宗至德二载，也就是公元757年，据此推算，李白出生于武则天武周时期的大足元年，也就是公元701年，到神龙年间李白已经五岁了，这就与李阳冰、魏颢的说法出现了矛盾。可见，李白出生于四川的观点并不是那么靠得住。

　　至于李白出生碎叶一说，主要证据来自中唐文人范传正，他非常崇拜李白，给李白重新整修墓碑，撰写《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碑文中提到：“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值得一提的是，范传正的碑文是在见到了李白儿子伯禽的亲笔记录之后而作，而作为李白最亲的人，伯禽不太可能随意编造自己父亲的出生地，李白出生于碎叶这种说法更可靠一些。

　　学术界现在一般都比较认同，李白出生在唐代安西都护府所管辖的碎叶城，这个碎叶城现在已经不在中国境内了，而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市附近，现在那地方还有一个碎叶城遗址。

　　那么，为什么他的名字称为白，字太白呢？李阳冰在《唐李翰林草堂集序》中说：“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大意是说，李白的母亲生他时，梦见太白金星，所以给他起名白，取字太白。李阳冰的这段记录很可能就出自李白之口。

　　我们从这段文字中还可以看到，李白的出生与老子的出生情景极为相似：“老子，……其母感大星而有娠，……母到李树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艺文类聚》卷78《灵异部》上）都是梦见大星而受孕，都是指李树而生产。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唐朝皇帝为了神化政权，声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李白自许为李唐皇室宗亲，附会老子李耳的所谓“神迹”，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李白是太白金星的化身，这个说法现在看起来很是荒谬，但却得到了时人的认可，连一些名人也不例外。李白第一次去长安，见到了贺知章，贺知章看到他所写的《蜀道难》，惊呼他不是凡世之人，而是天上的太白星精。李白有一首诗《胡无人》：“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他毫不客气地自我炫耀，认为自己能够像太白星侵蚀月亮一样，在“安史之乱”中痛击乱军，李白自己也似乎认为自己是太白金星转世哪。

李白说他自己是陇西成纪人，就是甘肃天水一带，他自称是西凉时期凉武昭王李的第九世孙。李白自己在《赠张相镐二首》其二中说：“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 汉代的飞将军李广有一支后裔定居陇西成纪，李是李广的第十六世孙。他在敦煌、酒泉一带拥军自立，号为凉公，死后国人加谥号为武昭王。

　　有意思的是，李唐王朝的皇帝们的祖先也是李，唐高祖李渊就是李的七世孙，唐玄宗李隆基是李的第十一世孙，如果这么算起来，李白的辈分很高，唐玄宗还得管李白叫族爷爷。可是根据李白跟很多李唐宗室贵族交往的诗文来看，他经常以族叔、族兄、族弟、族侄等称谓来称呼对方，从这个称呼中可以看到，李白自己将辈分也排得很乱。比如说，他有时候称呼一个人为兄，实际上他比这个人还要大两辈；有时候称呼一个人为叔，实际上他比这个人可能还要大四辈。最具有典型性的就是李阳冰了，按辈分排列，李白应与李阳冰同辈，但是他却称李阳冰为“族叔”，自己就把自己降低了一辈。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这可能是因为李白的家族在迁徙过程当中，家谱或者是族谱有遗失的现象。

　　根据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的自述，李去世后，他的儿子李歆即位，但是很快被另一个军阀势力沮渠蒙逊击败。李歆的弟弟李恂，自称冠军将军、凉州刺史，后来也被沮渠蒙逊所杀。李白家族的一支就在这个时候流落到长安渭水一带。到了他的六世祖的时候，又迁徙到了碎叶城，李白就是在碎叶城出生的。随后又跟随他的父亲迁徙到了四川。在经历了如此波折的迁徙之后，族谱遗失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所以，即使李白自己清楚他就是凉武昭王的九世孙，但是具体说到他跟谁算辈分大，跟谁算辈分小，由于家谱和族谱没有了，没有文字上的证据，所以就容易发生混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白与唐王室之间始终没能建立起合法的宗亲关系，一直没有能够得到唐朝宗正寺，也就是皇家档案馆的确认，那个档案馆里始终没有他的名籍。

　　李白其实有机会列入皇家档案馆。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玄宗听从官员李彦允的建议，将李之后绛郡、姑臧、敦煌、武阳四公子孙列入宗正寺，换句话说，属于这四公子孙的，就是皇上正式的亲戚。当时李白就在长安，并得到唐玄宗的器重，而他在天宝三载离开长安后，也曾与李彦允一同去北海学道，二人关系很密切。因此，如果他有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或者系统的家谱族谱的话，是肯定能够列入宗正寺的，之所以没有被列入，缺少必要的证明材料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看起来，李白的家世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李白这一系家族的确是李的后代，但是由于他们往返迁徙，家谱族谱遗失不存，难以自我证明，李白自己也不大说得清楚；二，李白家族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攀附皇亲，假托李之后，因为在唐朝有这个风气，大家都喜欢攀龙附凤，姓李，就说我们家是陇西成纪人，是凉武昭王的后代。但我觉得李白假冒攀附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李白在世的时候，与一些李唐皇室宗亲贵族交往比较密切，诗文中常常与他们称兄道弟，论资排辈，但没有任何人、任何证据表明，曾有人质疑、揭露、告发李白的真实身份。在缺乏更进一步的证据之前，我们只能暂且相信李白的自述，认为他是凉武昭王的后代，是李唐皇室的宗亲。

　　讲完李白的祖先家族谱系，再说说李白的父亲。李白父亲的名字很难确知，身份也不确切。有人说他是个县尉，有人说他是商人，有人说他是侠客，还有人说他是隐士，我们只知道当地人称呼他为“李客”。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说：“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就是说李白的父亲因为避难、避仇逃到四川，担心招惹是非，于是待在绵州昌隆县青莲乡这个小地方隐居起来，不求仕宦。既然是隐居，所以他没有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叫客，是当地人称呼他的，因为对当地人来讲他就是客人。

　　李白小的时候，李客曾教他读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李白曾在《秋于敬亭送从侄游庐山序》中说：“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这样看起来，虽然他们家一度生活在西域地区，受到西域文化、突厥文化的影响很深，但是总的来说，李白的家庭，李白的父亲毕竟是中原人士，对中原文化，尤其是中原的传统文化了解很多。这对李白的影响是很大的。

李白在四川生活了近二十年，遍游蜀中山川。唐玄宗开元十二年，二十四岁的李白走出巴蜀，开始了游历天下、施展抱负的路途。李白沿长江水路东下，从今四川乐山清溪出发，经渝州（今重庆市），经荆门东下，过今湖北江陵、湘南洞庭、江西庐山，到达金陵（今江苏南京），又到广陵（今江苏扬州），最后落脚在今浙江绍兴地区。

　　两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游遍了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在扬州，他“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花了三十多万块钱，这说明他出川的时候带了一大笔钱。可是这个钱再多也有花完的时候，所以等到他从浙东地区返回时，身上的钱财已所剩无几。在《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一诗中，他说：

　　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

　　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

　　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

　　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

　　楚冠怀钟仪，越吟比庄舄。

　　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

　　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

　　旅情初结缉，秋气方寂历。

　　风入松下清，露出草间白。

　　故人不可见，幽梦谁与适。

　　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

　　这首诗大约作于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诗中慨叹光阴易逝，功业难成，并抒发了自己病中思乡的情怀。这个诗的格调非常萧瑟，神情落魄，正是他精神上、经济上陷入窘境的写照。也就是在这一年，二十六岁的李白来到安州（今湖北安陆），在这里，他娶妻生子，结束了单身生活。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李白跟许氏结婚，许氏的祖父叫许圉师，是当年唐高宗时期的宰相，许圉师的父亲许绍曾与唐高祖李渊为少年同学，是高祖、太宗朝的重臣。开元十五年前后，许圉师已经去世多年。但是不管怎样讲，许氏家族算是一个权贵之后，相门之后。

　　李白跟许氏的结合符合当时唐代的知识分子一般的择偶观念。唐代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当中有两个重要的主题：一个是婚；一个是宦，就是做官。对于唐代知识分子而言，迎娶的妻子最好是名门之女，不然会被人看不起。当时知识分子结婚娶妻，主要是瞄准五大望族：清河、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陇西李氏，河南荥阳郑氏，还有太原王氏。如果能与豪门望族攀上亲戚，会对以后的政治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力。许氏当然不是豪门望族，只不过因为她爷爷做过宰相，算是一个权贵之门。但是对李白来讲，这也行。看起来在注重姻亲和仕途的时代氛围下，李白也不能免俗。

　　然而李白并非将许氏迎娶回家，他是入赘到许家，做倒插门的女婿：“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上安州裴长史书》）这在当时是不寻常的举动，一般的知识分子不会这么做，但是李白这么做了。我们推测，李白这么做可能是受到了西域地区突厥文化的影响，也许在异族文化观念中，对于男方入赘女方的行为并不介意。而且反过来再一想，连武则天都能当皇帝，李白做回倒插门女婿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此看来，一方面有他自身深受异族文化思想影响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也是由于整个唐代的社会观念比较开放。而李白当时的经济处境的确也是较为窘困，必须依靠许家这样的大家族才能继续宦游的生涯。

　　婚后他们住在哪儿呢？住在安陆的白兆山桃花岩，这名字很浪漫。结婚后许氏给他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叫伯禽，女儿叫平阳。在安陆，他的家庭生活看来很不错——“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赠内》）他在诗中使用了一个典故：东汉太常卿周泽病卧斋宫，妻子去看望他，他却认为妻子冒犯了斋禁，将其投入监狱。当时的人认为周泽不懂得维护夫妻感情，作歌说：“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李白这首诗无非是说自己开怀畅饮，不免冷落了妻子，但诗意的重心在于畅饮，而并非冷落。题目本是《赠内》，可见是顺手拈来周泽的典故与妻子开小小的玩笑，这恰恰说明他们夫妻之间感情深厚，关系融洽。

　　然而这段婚姻持续的时间并不算长。在李白与许氏结婚十年之后，也就是在他四十岁左右的时候，许氏去世了。

　　李白作为入赘女婿，不便继续在许家养育子女。而且根据李白这一时期所作诗文判断，他与安州当地官员关系不睦，似乎还得罪了不少人。所有这些原因促使他不得不迁居他乡。许氏的去世对李白来说是一个家庭悲剧，但也成为他新生活的开始。

　　李白决定把家迁到哪儿去呢？迁到东鲁兖州地区，也就是山东兖州，时间大约是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左右。天宝元年，也就是李白四十岁左右的时候，他接到了唐玄宗召他进京的诏书，所以他不得不赶紧安排、安顿他的一儿一女。李白给儿女写了一首诗《南陵别儿童入京》，就像留言一样，说：“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我们能从这首诗里看出当时他的孩子还很小，他要走了，这一双儿女笑着牵着他的衣服，还不太懂得父亲要离开家，不太懂得悲伤。那么许氏去世以后，李白的家庭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呢？

　　有一段时间，他把儿女安顿在了安徽的宣州，后来又托人将子女接到东鲁兖州，直至李白在李阳冰家去世之前，他的子女一直在东鲁地区。

　　关于他这一段时间的感情生活，魏颢在《李翰林集序》里谈到了这点，这也是我们现在能依据的很重要的一条材料，他说：“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什么意思呢？李白最初娶许氏，许氏给他生有儿子伯禽，女儿平阳，“明月奴”很可能是伯禽的乳名，这一点后面我们会谈到。“合于刘”，是指李白在许氏去世之后，曾与一刘姓女子住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说李白“娶”刘氏，说明李白与刘氏不过是一种准婚姻关系、同居关系。“刘诀”，后来两个人分手了，刘氏没有生育子女。“次合于鲁一妇人”，李白后来又在东鲁与一名女子同居，这位东鲁女子给李白生育了一个孩子，取名颇黎。最终，李白娶了第二任正式夫人宗氏。

　　我们前面提到李白将子女暂时寄放在宣州南陵，后来又寄放在东鲁。现在看起来李白虽然去了长安，但还是一直有女子来照顾他的孩子。只不过李白的情感生活并不顺利，那个刘氏看来是跟他感情不和，很快分手了；东鲁的女子给他生了一个孩子，也许他们的感情还不错，但是李白的诗文里并没有具体说他们到底是怎样的结果。

　　在李白写给儿女的那首《南陵别儿童入京》中，他用了朱买臣的典故：“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朱买臣是汉武帝时候的一个大臣，他年轻的时候家里很穷，妻子看不起他，最后离开了他，但是后来这个朱买臣做了会稽太守，相当于现在的绍兴市市长。诗中这个“会稽愚妇”也许指的就是那个刘氏，那个女子看李白一天到晚在外头漫游，钱也拿不回来多少，官也没做上去，可能是看不起他。李白很讨厌别人看不起他，尤其让这女子看不起他！他还看不起别人呢！后来的资料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刘氏和东鲁女子的消息。

　　李白在长安不到两年就离开了，后来又继续在各地漫游。公元749年，四十九岁的李白在梁园（今河南开封）迎娶宗氏，他的家庭生活又发生了一次变化，他拥有了第二次正式的婚姻。

　　特别有意思的是，宗氏也是一个宰相的孙女，看来李白结婚的对象总是离不开宰相的孙女。宗氏是前朝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宗楚客是武则天堂姐的儿子，他们兄弟三人都曾是武则天的亲信，后来因为奸赃事发，被发配流放岭外。宗楚客在武后、中宗时代曾三次被拜为宰相，后来因为依附韦后与武三思，唐玄宗起兵诛灭韦后一党的时候，也杀了宗楚客。这段经历虽说不上光彩，但宗氏毕竟是宰相之后，多少有一些政治资本。

　　李白的这次婚姻很可能还是入赘妻家，为什么呢？有的学者认为，李白的《自代内赠》（清康熙缪曰芑刊本《李太白文集》）一诗透露出一线信息。这首诗是李白模拟宗氏口吻，写夫人对自己的相思之情。其中有两句：“曲度入紫云，啼无眼中人。女弟争笑弄，悲羞泪盈巾。”意思是说，自己（指宗氏）听到熟悉的乐曲婉转入云，眼前却不见心爱的丈夫，禁不住哭哭啼啼。女弟们看到我思夫心切，都争着前来取笑戏耍，我又难过又害羞，泪水点点滴落手巾。女弟，指宗氏的妹妹。按照当时的风俗，姐姐出嫁后，妹妹不能住在姐夫家中，而此诗描写的却是姐姐与妹妹们戏耍取笑的寻常生活场景，因此推测李白也许就与宗氏家人住在一起，也就是入赘宗家。看起来在择偶方面，李白不像别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有很多的忌讳，只要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妻子就好。

　　这位宗氏跟李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都信仰道教。李白曾经在一首诗里说：“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这首诗是写给他的好朋友元丹丘的，诗里说，我们夫妻俩带着女儿跟你一起炼丹药，我们准备全家都飞到天上去成仙。宗氏的确是个忠实的道教徒，她曾与唐代宰相李林甫的女儿李腾空一起求仙访道。对此李白有诗为证：

　　君寻腾空子，应到碧山家。

　　水舂云母碓，风扫石楠花。

　　若爱幽居好，相邀弄紫霞。

　　多君相门女，学道爱神仙。

　　素手掬青霭，罗衣曳紫烟。

　　一往屏风叠，乘鸾著玉鞭。

　　（《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

　　宗氏和李白的感情很好，李白常年在外漫游，寻找政治机遇，他也写诗给自己的妻子：“我今浔阳去，辞家千里余。红颜愁落尽，白发不能除。”（《秋浦寄内》）李白还模仿宗氏的口吻写妻子对丈夫的相思：“妾似井底桃，开花向谁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自代内赠》）诗中用爱妻的口气絮絮叨叨地撒着娇，埋怨丈夫久客不归，字里行间可见夫妻两人的深厚情意。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带着妻子逃出梁园，隐居庐山。他派自己的门人武谔前往东鲁接应儿女，但似乎没有结果。所以“安史之乱”期间，李白一直跟自己的子女是隔绝的，他跟宗氏就待在庐山上。这时候永王李派他的使者韦子春来请李白下山，李白给妻子写了一首诗告别：“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别内赴征》）这个典故是说战国时代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当年求取功名不得，回家后他的妻子织布不理他，不下织布机，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不跟他说话，都挺讨厌他的，觉得这个人没出息。而李白在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说我哪天要真是佩戴了相国的黄金印回来见你，你可不要嫌我过于庸俗而不理我啊。诗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夫妻之间依依不舍的感情和幽默的情趣。从“问我西行几日归”一句可以看出宗氏对李白前途的担忧。

　　果真，厄运降临到李白身上。由于复杂的政治斗争，永王军被肃宗击败，李白由于参加了永王李的军队，遭了罪，被投到监狱里。当时李白被关在浔阳，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市。宗氏当时在哪儿呢？在豫章，也就是现在的南昌市。得知李白的情况后，宗氏开始为他四处奔走，疏通关系，想把丈夫救出来，表现了患难夫妻的深情。所以李白在《在浔阳非所寄内》中说：

　　闻难知恸哭，行啼入府中。

　　多君同蔡琰，流泪请曹公。

　　知登吴章岭，昔与死无分。

　　崎岖行石道，外折入青云。

　　相见若悲叹，哀声那可闻。

　　在诗中他称赞妻子像当年的蔡文姬一样，为了要救她的丈夫在曹操面前求情。李白出狱后，被流放夜郎，宗氏的弟弟宗，对这位姐夫也相当不错，陪同姐姐送别李白直到浔阳江畔。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觉得李白的最后一次婚姻还是相当幸福的。

李白的一生潇洒自在，浪漫逍遥，似乎无牵无挂，其实他也时时刻刻惦念着子女，思念着家人。

　　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已经知道，李白一生共有三个孩子，第一任妻子许氏生育一男一女，儿子伯禽，女儿平阳，明月奴可能是伯禽的小名儿；东鲁女子生育一男，名曰颇黎。

　　唐玄宗天宝三年，李白离开长安后继续在各地漫游，一直都没顾得上照顾孩子。他有好几首诗表达了想念子女的心情。天宝六、七载，在《送杨燕之东鲁》一诗中，他说：“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离别子女已经一年了，一想到他们，眼泪就像泉水一样不断地流下来。我们不要觉得李白好像一阵风一样，整天活在飘飘然里，一路走来一路潇洒，无所留恋，实际上不是。就像鲁迅说的，陶渊明在我们的眼中飘飘然得太久了，实际上这影响了我们对具体人物的真实判断。

　　李白还有一首诗表现了他对儿女的思念之情，就是作于金陵的《寄东鲁二稚子》：

　　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

　　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

　　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

　　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

　　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

　　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

　　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

　　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

　　家中的一棵桃树是他走的时候种下的，如今已经三年过去了，该是枝叶繁茂，与楼齐高了吧？女儿平阳长得跟桃树差不多高了，靠在桃树边上摘桃花；弟弟伯禽，长得跟他姐姐也一般高了。他的一双儿女因为没有亲人的照顾，没有亲生父母的照顾，“抚背复谁怜”，他想到这里心乱如麻，愁肠百结。这首诗没有李白式的狂放不羁和纵酒高歌，没有奇特的想象、惊人的夸张，有的只是唠家常一般的娓娓道来。这时的李白只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父亲，思念着远方的儿女……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这几个孩子的名字，他们的名字都起得挺奇怪的。

　　伯禽本是周公旦长子的名字。有的人就说李白也太狂了，这不是拿自己比周公吗？实际上这是种误解。李白再狂，也没必要自比周公，李白也不会拿周公这样一个儒家圣人的长子来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字。根据有的专家考证，周公的长子伯禽的名字叫鲤，它的谐音是“理”或“李”。在古代，理、李通用。李白之所以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伯禽，实际上是在名字中暗含李姓。

　　但是，“明月奴”又该怎么解释呢？有的学者认为明月奴应该算是伯禽的小名。有人说奴隶的“奴”，那不是蔑称吗？实际上这也是种误解。从魏晋南北朝以来，人们起名字特别是起小名，特别爱用“奴”这个字。比如说，东晋皇帝晋明帝，他母亲是少数民族，他本人长得很像一个外国人，胡须是黄黄的，所以有人就叫他黄须鲜卑奴，这并不是蔑称他，他是皇帝，怎么能蔑称他呢？还有南朝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他小时候寄养在南方，所以他的小名叫寄奴。所以我们说这个“奴”，它更像是一个爱称、昵称，有点儿类似于“小家伙”的意思。那为什么叫明月奴呢？

　　我们知道李白的诗里明月的意象和白云的意象特别多，尤其是明月的意象，比如 “我寄愁心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少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要举例子多极了。在李白的诗歌中，明月是一个美丽、深情的意象。既然李白这么喜欢明月，也许伯禽小的时候长得很白净，看上去非常可爱，他就给孩子起了这么一个“明月奴”的小名。这当然是我们的一个推测，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推测听上去好像也还比较合理。

　　至于他的另一个儿子颇黎，也挺奇怪的。“颇黎”这两个字实际上谐音为“玻璃”，这个“玻璃”不是现在我们家里镶的“玻璃”，在古代，它是一种天然的水晶石，产于波斯，像韩愈、李贺，还有温庭筠这些唐代很有名的诗人，他们诗里边都提到过“玻璃”这样一种水晶石，可见颇黎在当时为人们所熟知，并受到人们的喜爱。而颇黎与明月都是明亮、光明的形象，也许这正是李白取这个名字的原因吧。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我们现在只能间接地进行一些推测了。

　　李白的女儿取名叫平阳，这个就更奇怪了。有人说，平阳是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这个平阳公主家里边原来有一个歌伎叫卫子夫，被汉武帝看中了，喜欢看她跳舞，后来卫子夫渐渐得宠，并做了皇后。李白给自己女儿起名叫平阳，会让人联想到卫子夫低贱的出身。但也许李白根本不在乎这个，因为李白的观念里面就没有那么多的禁忌，他只需关心他的女儿够漂亮，希望他的女儿能歌善舞、活泼可爱就行了，所以就给这个女儿起名平阳。也有学者认为，平阳是唐高祖女儿的名字，在隋末唐初的征战中，平阳曾立过不朽功勋，是一位载入正史的巾帼英雄。李白取这个名字其实是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成为一名巾帼英雄。这些都只是我们的推测，因为李白自己没有写过任何说明性的文章，告诉我们他为什么给自己的子女起这些名字，我们进行这些推测，实际上是想还原李白的文化背景，了解唐代文化的深层内涵。

　　那么，李白子女的结局究竟如何呢？

　　根据现在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李白被捕入狱以及长流夜郎的时候，伯禽和平阳这俩孩子还都在东鲁。李白被关进浔阳监狱时，有《百忧草》一诗说：“星离一门，草掷二孩。”是说他遭遇流放上路之时，子女还在东鲁。后来李白遇赦回到江夏，在《门有车马客》中说：“呼儿扫中堂，坐客论悲辛。”让儿子打扫院落、中堂，便于同客人说话，这个儿子也许就是伯禽。

　　李白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他在《游谢氏山亭》一诗中提到：“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意思是说大醉之后乘着月色回家，远远看到儿子在家门口等我，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可见在李白去世前，伯禽一直都陪伴着他。

　　平阳的结局似乎比较明确，魏颢在《李翰林集序》里边说了，“女既嫁而卒”，看来平阳出嫁以后就去世了。但是颇黎一直再没有消息。

　　唐人李华在李白的墓志文中谈到伯禽其人，说他“天然长能持，幼能辩，数梯公之德，必将大其名也已矣。”（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什么意思呢？是说他性格很随和，很孝敬，侍奉老人很周到，对于自己的晚辈也非常的友善。李白是在当涂去世的，伯禽也许一直就随侍在李白的身边，后来也就定居在了当涂。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李白去世三十年后，伯禽也在当涂去世了。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即李白去世五十年后，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打算重修李白墓地。范传正的父亲范伦与李白交情不错，范传正读父亲留下来的诗文，发现其中一首诗记叙了他与李白在浔阳饮酒。范传正觉得自己有责任为这位伟大的诗人做些什么。于是就开始寻访李白的后代，找了三四年，找到了李白的两个孙女，也就是伯禽的两个女儿。这两个孙女都在当涂嫁给了当地的农民，她们的丈夫一个叫陈云，一个叫刘劝。

　　范传正就与这两个孙女交谈。她们都是农妇的打扮，非常的朴素甚至破旧，但是进退、应对非常闲雅，颇见其祖父的风范——“儒风宛然”。范传正问起她们的身世家道，这才知道伯禽早已去世。这姐妹俩还有个哥哥：“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哥哥出游十二年，不知道去了哪里，至今杳无音讯。也就是说，李白的后代中有一个孙儿、两个孙女。由于伯禽本人只是一介布衣百姓，不可能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环境与机会，所以这两姐妹只能嫁给当地农夫，没有田地、桑蚕谋生，生活非常窘困。虽然祖父李白有很高的盛誉，但是以她们目前的身份、地位、境况，实在羞于向当地官员求告：“久不敢闻于县官，惧辱祖考”，担心辱没了祖上声誉。

　　范传正听了这姐妹俩的陈述，心中非常难过。他想给李白重修墓碑，重撰墓志，希望这两位孙女能够提供一些李白家族的资料。她们翻箱倒柜，仅找出几页残破不全的纸张，上面有伯禽留下的数十行潦草的家族纪录，这成为范传正重新撰写墓志文的重要依据。

　　李白去世的时候，埋葬在当涂县的龙山。但是李白一直非常向往当涂县的另外一座青山，这个青山就是李白非常仰慕的南朝诗人谢曾经读书的地方。所以范传正问他这两个孙女，你们有什么要求啊？这两个孙女说，我们没有钱，无权无势，只是希望能够满足我们祖父生前的愿望，把他迁葬到青山。于是在范传正的主持下，李白墓于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正月二十三日，从龙山迁葬到青山脚下。

　　范传正很同情李白的这两个孙女，想帮助她们改嫁给当地的士族。她们说：“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夫妻之道由天命所致，两个人结成夫妻，这是上天所命，也是一种缘分。“在孤穷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门。生纵偷安，死何面目见大父于于地下？欲败其类，所不忍闻。”我们在贫困的时候，不得已嫁给了农民，但总不至于仗着我们祖上的门荫改嫁到一个豪门里边去，即便我们嫁到豪门里边，苟且偷安，又有什么面目去见九泉之下的祖父呢？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范传正听了以后很感动，就为她们免除了一些徭役和杂役，减轻了一些经济上的负担。

　　范传正为李白做的新墓碑立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正月，距离李白去世（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整整五十五年。新墓碑树立二十六年后（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文人裴敬到当涂来拜谒李白的墓碑，裴敬的曾叔祖裴是唐代著名的剑术家，唐文宗曾下诏称李白诗歌、张旭草书、裴剑术为唐代“三绝”。李白虽与裴并不曾谋面，但他喜好剑术，曾给裴写信，表示很想跟他学剑术，“愿出将军门下”。正因为有这样一段因缘，裴敬专门来拜谒李白的墓碑。当地人告诉裴敬，李白的孙女至少五六年都没来扫墓了，可能也已经去世了。这时距离李白去世已经八十年了。

　　这么看来，李白没有直系的后代。换句话说，他有儿子，也有孙子、孙女，但是这一系没有传下来，也就是过去所谓的“绝嗣之家”。他不愿科举，热衷纵横之术，不重士族高第，入赘相门，未能尽责地照顾子女，子孙无法接受教育，只能沦为贫困的农妇，这是李白的悲剧，也是一代“诗仙”在现实中的遭遇。

　　然而李白的墓前却总有一代代络绎不绝的扫墓者、拜谒者，他们并不是李白的子孙，但却是华夏文明包括盛唐文明的子孙，他们不仅是在拜谒这位伟大的诗人，也是在拜谒、回想伟大的盛唐时代。李白的家族子嗣未继，但是他的诗歌、文章与人格魅力却会永远流传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李白是永生的，是永远不会绝嗣的。

在中国古代诗人当中，我们也许最熟悉李白的诗，对李白似乎也最为了解，其实不然。比如，李白的相貌到底如何？他是胖是瘦？是高是矮？他的诗不错，字究竟写得怎么样呢？

　　与李白同时代有个年轻人叫魏颢，特别崇拜李白，算是李白的一个“追星族”。李白对他也很信任，把自己当时所做的诗文交给魏颢整理成集，魏颢在这个诗文集的前面写了一篇小序，即《李翰林集序》。在这篇序里，他对李白的相貌有一点描述，他说李白“眸子炯然，哆（chī）如饿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人的眼睛炯炯有神，这里的“哆”是张大嘴巴的意思，就是说当李白张嘴的时候有猛虎下山的气势，这是动态的一面。还有一面是什么呢？再看后面这两句话，“或时束带，风流酝籍”，有的时候他穿得整整齐齐，腰扎玉带，头扎布巾，也显得风流倜傥。李白在诗文里常自称：“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 （《与韩荆州书》）“身不满七尺”，换算成今天的尺寸也就一米七左右，不算高，但是他的心气很高，藐视群雄。

　　李白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曾去拜见当时著名的道教领袖人物司马承祯，司马承祯对李白有一个评价，说李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大鹏赋》），你的相貌颇有些仙风道骨，器宇不凡，可以一同遨游云天宇宙。李白回忆说，自己初到长安，著名诗人贺知章曾惊叹他像一个“谪仙人”，就是说像天上下凡的神仙。而且李白在写给别人的诗文里对自己也有很高的评价，说自己以“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自己以天地自然为容貌，不肯附庸权贵，也不肯为功名拜谒王公。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大体能够感受到李白那种飘逸孤高的气质。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篇幅先说他的容貌、体形、气质呢？这是因为容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对于李白，我们有一个总的印象：他身材不高，目光炯炯有神，气质飘逸非凡，个性高傲张扬。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在一首诗里这样写李白：“酒入愁肠，七分化作月光，余下三分呼为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寻李白》）结合前面内容看来，这首诗确实写出了李白的个性气质，写得非常传神。

李白不仅气质非凡，个性鲜明，而且诗文在当时享有很高的盛誉。有的诗人在世的时候并不一定声名显著。比如杜甫，他的诗作在盛唐时代并没有受到人们特别的重视，直到中晚唐乃至宋以后才名声大盛。而李白的诗歌在盛唐当代就享有很高的声誉。

　　可就是这样一个胸怀远大抱负、诗文纵横天下、声名煊赫的一流诗人，不仅没有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发出耀眼的光芒，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政治冷遇，甚至最后被流放夜郎，算是沉到了政治旋涡的最底层。除了留下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外，白发苍苍的李白在政治上两手空空，一无所获，用封建时代衡量读书人的标准来看，他在政治上是完全失败的，他的人生当然也是完全失败的。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位诗坛奇才，有着极高的政治抱负，又生活在政治相对开明的盛唐时代，怎么会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收获呢？是什么原因使他的政治人生成为了一个悲剧人生？

　　要了解李白政治上的悲剧，还要先从他不平凡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说起。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封建时代的职业理想与我们当代文人的职业理想有很大的不同。在古代，作家、诗人并不是一种可以谋生的具体职业，封建时代文人最大的理想就是做官，官做得越大越好，最好一直做到宰相。李白也不例外，李白是盛唐时期最杰出的大诗人，卓越的文学才华使他更为自信，他自然也怀抱着比一般诗人更为远大的政治理想。

　　李白的政治理想很大，也很简单，什么理想呢？他有两个理想，第一个就是当宰相。他说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又说“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意思是说，我愿意做宰相，就像春秋时候的管仲和晏婴一样，做皇帝的辅弼之臣，我做了辅弼之臣，必然能使四海升平，天下大同。这是他的第一个理想，这个理想非常大。

　　第二个理想是什么呢？做皇帝的老师。他在《赠钱征君少阳》诗里边说：“秉烛唯须饮，投干也未迟。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他把自己比做唐代的姜太公，只可惜钓了很长时间的鱼，唐代的周文王还没来。李白认为自己就是唐朝帝王之师的最佳人选。帝王之师也许是中国古代文人最崇高的理想了，它的内涵远非宰相这样一个具体的职位所能涵盖，而是包含着对自身价值、尊严的高度认同。

　　李白的理想就这么大，而他也为自己规划了实现这一远大理想的明确途径。这是一条非同寻常的途径。李白不愿意像一般人那样从基层的小官吏做起，比如从县令开始，一点一点获得升迁，如果幸运的话，到六七十岁能够做到三、四品的大员。对于李白而言，这种漫长的升迁过程是难以忍受的。他“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李白的升迁途径就是要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这种实现理想的途径是如此的与众不同，这极富传奇色彩的自我期许导致他慷慨自负，言行不拘常调。换言之，李白的实现方式、言行方式就是要与同时代的读书人迥然相异，这也表现在他对待科举的态度上。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录用人才最重要的制度，它诞生于隋朝，规范于唐朝，鼎盛于宋朝，发展于明朝，终结于清朝。李白生活的时代，正值科举制度蓬勃发展的时期，社会上一大批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鲤鱼跳龙门”，走向仕途。然而，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李白从来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似乎从来也没有表露过参加科举考试的愿望。与他前后同期的几位大诗人，如王维、高适、杜甫等都有科举考试的经历，有的就是进士出身，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在现存秩序框架内谋求实现政治理想。李白则不同，他可能不愿意走这样一条寻常的发展道路，而要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要走跨越式发展道路。那么，李白是如何走上这条跨越式发展道路的？这一道路会给他带来什么命运呢？

要走上跨越式发展道路，就必须首先获得高官权贵们的赏识。李白为了将自己介绍给高官权贵，使用了很多办法，其中一种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投信干谒，也就是给别人写自我推荐信。

　　其实在唐代，读书人都写自荐信，这不足为奇，但李白的自荐信有他自己的特点。在不少自荐信中，李白都自称陇西成纪人，自称凉武昭王李的后代。我们曾在第一章中介绍过李，他是李唐皇室的先祖。李白坚称自己是李的后代，无非是在强调自己是皇室宗亲，是要引起高官权贵们的器重与重视。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李白给安州裴长史上书自荐，信中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跟朋友在深山老林里面养了数以千计的鸟，而且都是珍禽、奇禽，这些珍禽被他驯养得非常听话，巴掌一伸，这些鸟就停在他手上：“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其实他是真的为了养鸟吗？不是，他就是为了表现自己一种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就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同时这也是道家养生的一种重要手段。《庄子·山木》托言孔子远离朋友弟子，在野外的大湖中隐居，鸟兽看到他都不惊惶逃避，以此说明孔子能够与鸟兽为伍，融洽相处，乃是得道之人——“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李白的这种行为方式真的引起了当地官员的注意——“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当地郡守听到这件事感到很奇异，就亲自来山中看望他们，还要举荐他们到朝廷。然而李白与朋友并不接受这样的邀请，他说这叫“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也”，意思是说我并不屈从于官吏的召唤，当朝者邀请我做官我偏偏不去。这样一来他们的名声就更大了，这么有才华的人，这么特立独行的人，还不愿意做官，品德真是很高尚。这是他说自己的第一个优点。

　　他还有什么优点？在这封自荐信中李白写道：“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他说自己在扬州住了一年，花了三十万，花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啊？都用在救济那些落魄不得志的读书人身上，也就是说自己视金钱如粪土，乐善好施。这是他第二个优点。

　　第三个优点也比较重要，叫“存交重义”，就是重义气，够朋友。他举了个例子，说自己与朋友一起游览洞庭湖，结果这个朋友患急病突然去世了，炎热的天气里，李白伏尸痛哭，泪水哭干，哭出鲜血，路过的人听了都为之伤心。李白将朋友暂时安葬在洞庭湖边，几年之后，他又回来专门为朋友迁葬，将朋友的尸骨从坟墓中取出，装进口袋，自己背着口袋，披星戴月一路来到江夏，借钱将朋友的尸骨葬在当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李白这种特殊的葬友方式源自南方少数民族的二次捡骨葬法。第一次安葬被称为寄土，可就近安葬；三五年后要开棺捡骨，将骸骨安葬在家族坟地中。李白从小生长的绵州昌隆地区以南，就有乌蛮（彝族先民）、白蛮（白族先民）聚居，其中就有二次捡骨葬的风俗。

　　说完不凡的身世与言行，李白还会在自荐信中炫耀自己的文采。唐玄宗开元八、九年间，李白去拜见当代大手笔、益州长史苏，苏在众位同僚面前夸奖李白下笔滔滔不绝，是少见的文学天才。如果继续博览群书，加强学习，扩展见闻，未来一定可与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一比高下。李白还曾得到首任安州郡督马正会的称赞。马正会认为李白是难得的奇才，他对长史李京之说：“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意思是说，其他人的文章，如同没有烟霞的山峰，没有草树的春景；而李白的文章，清雄奔放，名言警句层出不穷，文辞流丽而思想通达，每一句都能打动读者的内心。

　　既然要将自己推荐给官吏，自荐信中自然少不了对官吏的称赞夸奖，这在唐代文人的干谒信中很常见。李白自荐信的不同在于，其结尾部分往往透露出自信甚至狂傲的口吻。还是在这封《上安州裴长史书》的结尾处，李白说：“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瑞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意思是，希望您能够恩赐给我宽厚的待遇，敞开心扉，继续让我感受到您的恩情，如果真如此，我一定会以长虹贯日的精诚之心做您的属下，即便让我像荆轲直渡易水去刺杀秦王也万死不辞！然而如果您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甚至声色俱厉，不予接纳，那我只能跪行到您面前，给您作个揖，然后像黄鹄一样高飞而去，到首都长安谋求前程。又有哪一个王公大人的门前不可以让我弹剑高歌呢？我永远不会再跟您见面。

　　这一段换成大白话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李白似乎是有点儿太狂傲了，但这正是他超乎寻常的自信，也是他自荐信与众不同的地方。“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一句用了冯谖客孟尝君的典故。春秋战国时，有所谓战国四公子，其中一个叫孟尝君，这个人喜欢招致天下名士，养了三千门客，三千门客的待遇根据每个人的本事有所区别。冯谖也来投奔孟尝君。孟尝君问他有什么本事什么特长，他都说没有，只好归入下等门客中。没过多久，冯谖靠在柱子上弹剑而歌，边弹边唱：宝剑啊宝剑啊，咱们回去吧，这里没有鱼吃啊。有人反映给孟尝君，孟尝君想，他要鱼肉吃，是不是有点本事啊？于是给他鱼肉吃。过了几天，冯谖又弹剑唱道：宝剑宝剑回家吧，我们出门没有车！其他门客都开始笑话这个要吃要喝的家伙，但孟尝君再次满足了他的要求。又过了不久，冯谖弹剑唱道：宝剑宝剑回家吧，家里没有人照顾！孟尝君于是派人照顾他的母亲。门客们都认为冯谖这个人贪得无厌，但孟尝君独具慧眼，认定他是个奇才，日后必有大用。后来，冯谖为孟尝君出谋划策，为其设计狡兔三窟，在危难之际挽救了孟尝君的政治生命，成为他最著名的门客。李白用冯谖来比喻自己，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找到弹剑高歌的地方，一定能够找到心目中的孟尝君。

　　前面我们说过，干谒信、自荐信不是李白的发明创作，盛唐文人为了求取功名，必须向权贵高门投献诗文，为将来步入仕途打开方便之门。李白的这些自荐信代表了盛唐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面貌。什么精神面貌呢？这些文人在奔走权贵豪门，投赠、干谒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跪拜屈服于权贵的脚下，一方面却又因强烈的自信与自傲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李白是他们当中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他的行为言语最能代表盛唐知识分子蔑视权贵、崇尚个性、珍视自我、渴望价值实现的精神风采。李白有时候为权宜之计，可能会说一些奉承谄媚的话语，但他骨子里透出来的本质还是要强烈地表现自我、实现自我。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不肯为了照顾权贵们的脸色而委屈自己自由张扬的个性的，所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就是盛唐知识分子的精神实质和风采。

　　李白之所以在后人眼中具有那么大的魅力，首先在于他胸怀不同凡响的巨大的政治理想，其次在于他为实现巨大理想所走的一条不同凡响的路径，而为了打通这个不同凡响的路径，就需要一份不同凡响、振聋发聩的自我推介。在这份个人推介的开拓下，李白开始在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地区广为交游、四处干谒，寻求一个惊天动地的政治突破。对于李白来说，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政治神话，他认为自己不但是超一流的天才大诗人，而且是超一流的大政治家。这个神话不仅李白自己深信不疑，而且千百年来许多阅读李白的人也深信不疑。

　　要说李白是个天才的诗人，这个没有问题。李白在文章事业方面向来绝对自信。他在给朋友的诗里说自己写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海” （《江上吟》），诗兴大发的时候一落笔，五岳三山为之震撼，写成之后高声吟诵，沧海为之扬起波涛。这种自信甚至狂妄放在别人身上也许很难得到认同，但放在李白身上的确当之无愧。

　　还有，他给荆州太守韩朝宗写过一封自荐信，当时有一种说法叫“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韩朝宗喜欢推荐人才。李白对韩朝宗声称自己“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与韩荆州书》），今天让我写一万多字的诗文，我靠着马背上，一挥而就，文思敏捷如此。所以他在文章事业方面，确实很自信。

　　尽管李白有这么高的文学才华与创作自信，可是李白的最高理想并不是当职业作家，在他看来，创作诗文不过是一种艺术天才，从根本上来讲，那不过是促进他声名煊赫的工具，是一个进身仕途的敲门砖。李白认为自己的真正天才在于政治。

　　换言之，李白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是一个像姜太公、管仲、晏婴一样将要名传千古的大政治家。他认为大唐盛世就要在他这样天才的政治家手中发展壮大，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如姜太公那样的机会，而他一旦获得唐代君王的重用，唐代历史就将翻开新的一页。他天天在做这样的梦，他为这个梦等了很长时间，直到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李白终于迎来了实现他政治神话最重大的机遇，他的梦想似乎就要变成现实了。这是个什么机会呢？

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四十二岁。这一年正月，唐玄宗颁行诏书：“前资官及白身人有儒学博通、文辞秀逸及军谋武艺者，所在具以名荐。”（《旧唐书·玄宗本纪》）不管你现在是个老百姓，还是国家公务员，只要你精通儒学，或者精通文章、通晓军事武艺，或者你有一技之长，总而言之，你是个有用的人，当地政府都可以将你推荐到朝廷来。唐代皇帝经常颁行这样的诏书广求人才，这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渴望建功立业的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而这个机遇的核心因素在于获得强有力的推荐，也就是说是否有合适的人将你推荐给朝廷。

　　李白二十四岁离开家乡，现在四十多岁了，十余年间一直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政治机遇，那么这一次他是否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呢？又有谁会将李白推荐给朝廷，推荐给玄宗皇帝呢？

　　皇天不负有心人，李白终于找到一个很重要的推荐人，这个人跟唐玄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她就是唐睿宗的女儿、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玉真公主崇信道教，玄宗朝的时候出家为道士，法号无上真人，后来又赐法号为持盈法师。玉真公主以皇室贵戚之身出家为道士，在唐代社会并不少见，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很大关系。唐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为了巩固、神化自己的政权，追认道家的始祖老子李耳为李唐宗室的祖先，将道教定为“国教”。唐太宗还专门下诏书将道士排在僧尼的前面：“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令道士在僧前诏》）后来还将道举作为一个考试类型列入科举考试之中。这样一来，道士在唐代社会中的地位就很高了。

　　道教与道家思想在唐代非常兴盛，唐代的统治者，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等都与道教人物有密切的关系，比如当时的道教领袖司马承祯，就曾受到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代皇帝的召见及厚待，皇帝们不仅向他请教长生不老之术，也向他们咨询治国方略。道教是唐朝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思想潮流，皇帝之所以高度关注道教活动、道教人物，是基于整个唐王朝的政治利益。换言之，道教思想、道家活动、道教人物与唐代政治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或者可以说道教本身就是唐代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要步入唐代官场，从道教入手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李白之所以要跟玉真公主拉上关系，就是想要走由道教而入仕这一条路。

　　然而，唐代读书人大都清楚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也清楚玉真公主与玄宗的关系，如何才能成功地打通玉真公主这个关节，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呢？这就需要另外一个关键人物的关键帮助，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李白的朋友元丹丘。关于元丹丘，我们所知甚少，不过我们很熟悉李白的一首诗《将近酒》，其中有两句写道：“岑夫子，丹丘生，将近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诗中的丹丘生就是元丹丘。

　　李白与元丹丘相识很早，他二十多岁在四川家乡的时候，就与元丹丘相识。李白五十多岁时有一首诗《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诗中说“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说明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都是非常亲密要好的朋友。李白与元丹丘曾一起漫游四川、湖北安陆、襄阳、河南嵩山、石门山，从李白与元丹丘来往的书信诗文内容来看，这位元丹丘显然是一位隐居山林游仙的职业道士。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白久居峨嵋，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透露出推荐李白入长安的关键人物，就是元丹丘与玉真公主。

　　元丹丘与李白关系持久而亲密，他对李白的志向、为人、诉求自然了如指掌。当年李白得以拜见司马承祯，也是得力于元丹丘的推荐。而元丹丘、玉真公主、司马承祯三人的关系更不寻常。玉真公主曾奉玄宗诏命为司马承祯修建金，她与司马承祯算是师徒关系。李白虽然没有机缘通过司马承祯结识玉真公主，但这种间接的同道关系对于他接近玉真公主不无助益。

　　唐玄宗天宝元年前后，玉真公主曾奔赴河北谯郡真源宫参加道教活动。后来长安宏道观道士蔡玮撰写《玉真公主朝谒谯郡真源宫受道王屋山仙人台灵坛祥应记》，详尽记载此事，唐玄宗亲自给这块碑记撰写碑额。碑记的落款告诉我们，这块碑由元丹丘负责修建，可见元丹丘与玉真公主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们可以做一个相对合理的推测：也许，元丹丘直接跟随公主参与了这次活动，也许，就是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元丹丘向玉真公主推荐了李白，并将李白多年前撰写的一篇《玉真仙人词》呈给公主：

　　玉真之仙人，时往太华峰。

　　清晨鸣天鼓，飙腾双龙。

　　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

　　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

　　诗的大意说，玉真道人住在太华峰上修道，清晨的时候修炼叩齿之法，也就是鸣天鼓，即将上下牙齿相叩。此时，狂风怒起，犹如龙在云海里翻腾。玉真公主法术高明，她把玩闪电玉手不停，腾云驾雾来去无踪。过不了多久，玉真仙人一定会得道成仙，修成正果，去少室山的时候，连王母娘娘也会亲自恭迎她。

　　李白在这首诗中将现实世界与神仙世界融合为一体，对玉真公主进行了极力的美化，编织了一幅极具美感的神仙画面。这种浪漫、夸张的手法与李白写给一般官员的自荐书不同，他没有直接陈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才能，也没有直接夸耀对方，而是用神仙化的世界来烘托玉真公主的神奇能力。

　　说起这首《玉真仙人词》，其实玉真公主早就应该看到。那还是在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前后，当时三十多岁的李白来长安谋求仕途，名气还远远不如后来那么显赫。为了结交权贵，他四处干谒，并创作了这首《玉真仙人词》，就是想通过玉真公主的关系得到引荐。

　　后来李白结识了唐玄宗的驸马，也就是玉真公主的侄女婿张，希望张能够给自己与玉真公主之间牵线搭桥，谁知这个张并未打算真心实意帮李白的忙。李白只好一人住在终南山楼观台玉真公主别馆，等待机会。楼观台是汉代以来供奉老子的道教胜地，距离长安城一百多里。玉真公主不仅在长安城有玉真观，在楼观台山等地也修建了多所别馆。唐代许多大诗人如王维、储光曦等都曾做客玉真公主别馆，写了不少的诗文，可见玉真公主与文人交往比较密切，许多文人都希望通过玉真公主架起与玄宗之间的桥梁。但是那一次李白很不走运，他不仅没有在别馆见到玉真公主，而且遭遇非常落魄，更谈不上投献《玉真仙人词》了。这从他那时写的《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中可以看出，其一写道：

　　秋坐金张馆，繁阴昼不开。

　　空烟迷雨色，萧飒望中来。

　　翳翳昏垫苦，沉沉忧恨催。

　　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

　　这首诗弥漫着凄凉孤独的气氛，当时正值秋雨连绵，天终日阴沉沉的，很久没有见过晴朗的天空了；自己的心情也跟这天气一样，非常阴翳，只能酌一杯酒聊以自慰。在其二的结尾处李白写道：“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傍。”南朝有个人叫做刘穆之，家里很穷，他老婆的娘家有钱。有一次他去岳母家吃饭，吃饱之后，又吃了几颗槟榔，娘家兄弟讽刺他说槟榔是帮助消化的，你这样一个天天都吃不饱的人是不需要吃槟榔的。后来他做了大官，请娘家兄弟来吃饭，吃完后用黄金盘送了娘家兄弟一大盆槟榔。可见当时虽然境遇不佳，李白感到了孤苦与无奈，但他还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现在，多年苦苦的寻觅终于结束了，通过老朋友元丹丘的引见，李白得到玉真公主的有力推荐，就要见到唐玄宗了。说起来也很有趣，关于李白的推荐人，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李白对这个问题语焉不详，他从来没有提到具体的推荐人：“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闻而悦之，召入禁掖。”（《为宋中丞自荐表》）天宝初年，朝廷虽然屡次征召，但我都不肯出山。由于多年隐居山林，名声震动京师，圣上对我非常欣赏，所以召入宫中。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笼统、含混的说法，其关键点在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直达天听，而根本没有涉及具体的推荐人。

　　我们可以做一些合理的推测。李白这次之所以能够得到玄宗的亲自召见，从根本上来说是走了两条渠道：一个是道士渠道，一个是公主渠道。严格说来，这都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渠道，有走后门之嫌。李白不愿明说自己入朝的具体渠道，也许是不想让自己的政治形象总拖着这样一条不大光彩的辫子吧。

　　其实李白这种进身仕途的方式在唐朝并不少见，比如著名诗人王维也曾经借用公主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王维精通音律，善于弹奏琵琶，经常游历于权贵之门，“岐王重之”。王维一心想考中进士，请岐王帮忙。岐王让他准备十篇优秀的诗作，一首幽怨的琵琶曲。然后以锦绣衣装打扮王维，带他去见某公主。筵席上，岐王的伶人前来演奏助兴，王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前行”。公主命王维奏曲，其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公主不禁称奇。王维又趁势献上所作诗文，公主吃惊地说，这都是我平时诵读的诗文，以为古人所作，没想到作者就在眼前，于是以宾客之礼招待王维。筵席上王维谈吐风流潇洒，深得权贵赏识，岐王趁机说出王维考进士的愿望。公主满口答应，王维于是一举登第（参见唐·薛用弱《集异记》，宋·辛文房《唐才子传》）。

　　这个故事的真假姑且不论，但起码说明在唐朝，利用皇亲权贵请托科举、举荐的事情并不少见，所以李白的作为不足为奇。

　　李白现在就要进入长安，进入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就要见到大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唐玄宗。李白似乎距离自己的政治理想越来越近，千秋功名与辅弼重任似乎就要成为现实。那么，李白在长安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事实的真相究竟又如何呢？

　关于李白与唐玄宗的会面，李阳冰的《唐李翰林草堂集序》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由于李白与李阳冰特殊的亲密关系，所以这个记载的可信度比较高。《唐李翰林草堂集序》里这样记叙唐玄宗接见李白的情形：

　　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

　　唐玄宗下诏书将李白召入长安宫中，玄宗下了步辇，走上前来迎接李白，这是很隆重的礼遇。玄宗还设宴款待李白，让他坐在七宝床上。这里的“床”其实是指坐具，七宝床就是镶嵌着七彩宝石的宝座。不仅如此，唐玄宗还亲自为他调制汤羹，对李白说：“你是一介布衣，我却听闻你的大名，如果不是你的道德品行高、文章做得好，咱们俩怎么能今天在这里会面呢？”

　　从这一段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从接待的规格上来讲，唐玄宗很器重他。此后便将他安排在金銮殿中，翰林院内，顾问国政，起草诏书，与闻机密。对于唐玄宗的这种礼遇，李白当然非常满足与自得。长安的生活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希望，感受到人生的巨大荣耀。

　　除了深受皇帝器重以外，李白在长安还与一些著名的诗人、文学家有交往，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著名诗人贺知章。他的诗我们都很熟悉：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回乡偶书》）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咏柳》）

　　这两首脍炙人口的小诗，风格清新，朗朗上口，一千多年来广为流传，显示了极其旺盛的生命力。

　　李白来到长安的时候，贺知章已经八十多岁了，在朝廷担任太子宾客，这是个太子的属官，后来又被授予秘书监，从三品，负责管理、修撰图书经籍，算是高官。玄宗天宝二年，贺知章上奏玄宗请求回乡做道士，玄宗率百官为他赋诗送行，可见贺知章在朝廷享有较高的声誉，在诗坛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贺知章与李白在长安郊区的紫极宫见面。对于这次会面，李白后来在《对酒忆贺监》诗前小序中有所记叙：

　　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殁后对酒。怅然有怀，而作是诗。

　　这对李白来讲是一段值得骄傲的记忆，他与久负盛名的贺知章在长安相见。贺知章一见到李白就说，你哪是一般的人哪，你简直是从天上下凡的神仙！称呼他为“谪仙人”，认为李白气质非凡，有着不同寻常的仙风道骨。于是请他喝酒，两个人喝得十分尽兴，却发现身上的钱不够，于是贺知章将佩在身上的金制小乌龟换了酒喝。紫极宫其实就是老子庙，看来李白与贺知章的缘分根源于道教，也正是因为道教带给李白狂傲不羁的性格，飘逸洒脱的气质，才使他有了“谪仙人”之美称。对此称号，李白也沾沾自喜，常以此自谓，并在诗中多次提到与贺知章的会面，提到自己“谪仙人”这一称号，如《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青莲居士谪仙人”等等。

　　也有资料说是贺知章看到李白的名作《蜀道难》，大加赞赏，李白请贺知章指正此诗，贺知章一边吟诵，一边赞叹只有天上的神仙才能写出这样绝妙的诗句，于是解下身上佩戴的金龟换酒与李白一同畅饮。

　　这些故事的真伪姑且不论，《蜀道难》的确是一首千古绝唱：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

　　飞湍瀑流争喧，崖转石万壑雷。

　　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

　　朝避猛虎，夕避长蛇。

　　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蜀道难》是一首鬼斧神工的作品，诗人展开丰富的想象，艺术地再现了蜀道峥嵘、突兀、崎岖的磅礴气势，展现了一个唐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关于这首诗的主题，后世众说纷纭，诗中所蕴涵的寓意，历代也争论不休。有人说是送友人入蜀，有人说是歌咏蜀地山川壮丽，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以山川艰险比喻仕途险恶，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懑。它虽然以七言为主，但将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九言乃至散文句法都运用其中，使它冲破古典规范的束缚，获得新的生命。

　　明人胡震亨曾在《唐音癸签》中说：“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尝谓读太白乐府者有三难：不先明古题辞义原委，不知夺换所自；不参按白身世遭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傅题、借题抒情之本旨；不读尽古人书，精熟《离骚》《选》赋及历代诸家诗集，无由得其所伐之材与巧铸灵运之迹。”的确是精深的见解。

　　毫无疑问，《蜀道难》是一首典型的谪仙之作，它当然会引起落拓不羁的贺知章极大的共鸣。贺知章对李白的称誉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但政治地位高，在文坛上地位也很高——这就使得李白名声更大了。

　　其实在此之前李白的名气也并不小。李白少年时期写过一篇《大鹏赋》，这是一篇模拟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的赋作。司马相如是李白最崇拜的文学偶像之一。他曾希望自己能够“做赋凌相如”，要超过司马相如，所以他写了《大鹏赋》。当时长安城里很多人家都收藏有《大鹏赋》，说明李白的诗赋在当时已经广为人知。这样看来，李白初到长安，不但在政治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在文学上也有了自己的知音。

　　由此我们大体知道，李白这次进入长安，的确得到上至天子、下至大臣的器重，那么他究竟担任了什么官职，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李白在长安究竟担任了什么重要的官职？对此，各种文献有着不同的说法，但总的结论是：李白被授予了翰林之职——

　　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

　　（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

　　遂直翰林，专掌密命。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与筠俱待诏翰林。

　　（《新唐书·文苑列传》）

　　有诏供奉翰林。

　　（《旧唐书·文艺列传》）

　　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

　　（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

　　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

　　（魏颢《李翰林集序》）

　　这些文献的记载比较模糊，有的就说是翰林，没有具体说是翰林学士还是翰林供奉、翰林待诏，还有的将这几种说法混在一起。这对李白身份的辨别就出现了问题。那么，翰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呢？李白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其一，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的记载应该是李白的说法——他经常出入金銮殿与翰林院，玄宗向他询问国政，在翰林院中秘密起草诏书，外臣不得与闻。有的时候玄宗需要李白起草诏诰之文，尽管李白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但依然能够迅速完成任务。

　　根据文献记载，他还起草过一篇和蕃书：“草答蕃书，辩如悬河，笔不停缀。”（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这个文书也许是唐朝与吐蕃间的外交文书，可见李白可能精通吐蕃等外国文字。

　　其二，李白为玄宗与太真妃杨玉环写诗助兴。著名的《清平调》三首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诞生的。唐玄宗开元年间，兴庆池东沉香亭畔栽种了不少名贵的牡丹，到了花开时节，五颜六色，煞是好看：

　　开元中，禁中重木芍药。会花方繁开，帝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帝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辞为！”遂命李白作《清平调》辞三章，令梨园弟子略抚丝竹以促歌，帝自调玉笛以倚曲。

　　（《松窗录》）

　　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辞，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数章，帝颇嘉之。

　　（《旧唐书·文艺列传》）

　　诗曰：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太真妃杨玉环本是唐玄宗儿子寿王李瑁之妃，后被唐玄宗看中，但直接迎入宫中有碍声名，就先将她度为道士，再以道士身份进入宫中。当时杨玉环的身份还是道士，但已经入住兴庆宫陪侍玄宗。

　　第一首词写太真妃的美貌。太真妃的衣裳如云彩一般灿烂，容貌如牡丹般美丽，承受着皇帝的恩宠，这样的美貌真是人间少有，只有在仙界才能一见。第二首词将太真妃与巫山神女、赵飞燕作比，进一步渲染玉环所受宠幸。诗说楚王与神女的巫山爱情虽美，但与玄宗、太真的爱情相比却不过是虚幻的梦境。在大汉的皇宫里，有谁可以与贵妃所得的恩宠相媲美？恐怕只有新妆之后的赵飞燕了。第三首词写美丽的牡丹花正盛开，美艳的太真妃也在身旁相伴，玄宗心中是多么愉悦！有名花美人在眼前，心中的任何惆怅都会消散。

　　由此可以看出，李白初至长安时与唐玄宗的关系很密切。而李白这一时期的心情心境也颇不寻常，他后来写诗回顾自己在长安这段生活的时候也很得意。在《东武吟》中，他说：“君王赐颜色，声价凌烟虹。……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 意思是说，自己得到皇帝的宠信，往来宫禁之中，声誉与身价很高，仿佛就要进入唐太宗专门表彰功臣的凌烟阁了，身边谈笑的人物都是王公大臣。当初唐太宗为了表彰功臣，曾将二十四功臣画像立在凌烟阁上予以表彰。李白觉得凭借自己的声誉、才华也一定可以进入凌烟阁。

　　再如《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汉家天子驰驷马，赤车蜀道迎相如。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自己奉诏进入长安，如同汉武帝召见司马相如一样无比荣耀。拜谒天子龙颜大悦，四海之内草木逢春。身为供奉翰林，深受皇帝的器重，每天都出入在翰林院，著书在金銮殿。当年嘲笑我低微贫贱的人，现在却来纷纷与我结交。

　　又如《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一朝得到君王的重用，就要全心全意地为国效力。得到皇帝的恩遇，就会青云直上。我陪侍着皇帝驾出城门，胯下是圣上所赐的宝马。王公大人纷纷前来巴结，大官显要都来与我交往。言辞之间颇为得意、得志。

　　按照李白的这些说法，他刚入长安时，政务繁忙，社会活动很多，王公大臣都纷纷看中他的地位与才华，他在长安必定能够大展宏图。

　　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李白天宝元年秋天进入长安时，深受朝廷上下尤其是玄宗皇帝的器重赏识，那为什么天宝三年初春，李白就匆匆离开长安呢？要知道，李白为了获得这个一飞冲天的大好良机，整整努力、等待了十几个年头，然而当机会真正来到身边的时候，他却只在长安待了不到两年时间！区区一年多的时间，又如何能够实现他的宏图大志呢？在李白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他真是可以“潇洒”、“浪漫”到如此地步的人吗？

　　显然不是。应当说，李白离开长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核心的原因或者问题在于：李白在长安宫中究竟担任过什么具体的职务？这个职务与李白所要实现的政治理想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换言之，李白在宫中所担任的职务是否能够帮助他实现远大的政治理想？这其实是李白此次长安之行成败与否的关键，也是他是否有必要居留长安的关键所在。

　　经过考察研究，我们得出的答案是：李白在长安期间，虽然得到唐玄宗的礼遇与敬重，但是他并未真正得到玄宗的政治重用，因为他所担任的不是具有政治意义的“翰林学士”，而只是陪侍皇帝游戏诗文的“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这两个职位有着本质的区别。说通俗一点，李白进入了宫廷，见到了皇帝，但皇帝递给他的不是谋划江山、起草诏书的天子之笔，而是一支粉饰太平、润色王业的词臣之笔。对于李白来讲，这支笔并不能给他描绘出美好的政治前途，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那么，同在皇宫禁地，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的差别究竟在哪里？才华横溢、胸怀抱负的李白为什么就不能成为翰林学士呢？

　　如果我们认真翻检一下有关史料，就会发现，新旧《唐书》中没有李白担任翰林学士的记载，李白的诗文中也从未称呼自己是翰林学士。至于他的朋友如杜甫、贾至、任华、独孤及、魏颢等人在与他交往的诗文中，也没有人称他为翰林学士。中晚唐时代，几位做过翰林学士的官员，都曾专门著书整理记录有关唐翰林学士的史料，如李肇《翰林志》、元稹《承旨学士院记》、韦处厚《翰林学士记》、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等。正因为有这些资料，我们对从唐玄宗开始直至晚唐的翰林学士才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在这些资料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李白的姓名。可见，李白从未担任过翰林学士，他担任的是翰林供奉。

　　那么，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有什么区别？这得从翰林院与翰林学士院的区别说起。

　　唐代的宫廷制度规定，凡是皇帝行止所到之处，要有御用文人、术士等候诏命。这些御用文士、术士并非皇帝的政治助手，而是陪侍皇帝从事文艺游赏之事。这些人当中有吟诗作赋的文词之士，有饱读典籍的经学之士，有算卦者、杂耍者、司棋者、论道者、念佛者、求仙者、书画者，吹拉弹唱，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们在翰林院里随时等候皇帝的召见，所以叫翰林待诏，也叫做翰林供奉。皇上赏月，便召唤诗文待诏写诗助兴；皇上游园，看见景色迷人，便召唤画待诏作画等等。

　　有时候，皇上偶尔也会询问翰林待诏一些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甚至要他们起草一些并不重要的一般性文书（不是诏书），但这并非他们的主要工作，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工作与政治毫无关系，皇帝也不会将他们这个群体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宫廷中，他们与皇帝的关系虽较为密切，有侍奉之便，但是并没有什么政治地位，更不可能发挥较大的政治作用，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政治前途。

　　诗文待诏只不过是诸多待诏中的一种，其地位比其他待诏要高一些，其中有一些表现优秀的诗文待诏，也会逐渐发展到给皇帝起草诏书，具有了政治身份，但这批人数量并不多。

　　再来看翰林学士。朝廷中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是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古代负责诏书起草的工作非常重要，实际上是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工作。唐玄宗即位后，随着国家行政事务的日益繁多，原本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官员，特别是中书舍人繁忙不堪，工作效率低下。玄宗于是常常抽调朝廷其他部门中一些精通文辞、学识渊博的官员临时负责起草诏书的工作，这属于临时差遣工作，这些人常常被称为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他们的临时办公地点就在翰林院中，与那些御用文士、术士的待诏们在一起办公，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人才与杂流并处”。

　　开元二十六年，玄宗进行了一项改革，将那些专门负责起草诏书、执掌朝廷密命的翰林供奉（待诏）正式改称为翰林学士，并在原来翰林院的南面修建翰林学士院，与北面的翰林院区别开来。这个时候，翰林学士就从原来的翰林院杂班子中脱颖而出，翰林学士草诏也就由临时性的差遣逐渐成为固定的职务。这样，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们就在南边的翰林学士院办公，主要从事政治决策、政治顾问与起草诏书的工作。而那些陪侍皇帝娱乐游赏的翰林院待诏们还继续在翰林院里待诏，从事侍奉皇帝文化娱乐的活动。

　　与翰林供奉或者翰林待诏不同，翰林学士们的权力很大，在当时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他们的出现从客观上分解了中书舍人的权力，也就是分解了宰相的权力。因为中书舍人是直接受命于宰相的，而翰林学士是直接受命于皇帝的，不从属于任何其他官僚机构。所以翰林学士又被称做天子私人，即是皇帝的私人政治秘书和政治顾问，它的设置是玄宗集中皇权的一个重要步骤。皇上要通过设立翰林学士分割宰相的权力，扩大皇权。到了唐代中期，翰林学士，特别是他们的首长翰林学士承旨，往往十之八九都是宰相的预备人选，所以被称之为“内相”，可见这个职位的重要性。

　　翰林学士有一个特点，即本身并不是一种有品级的官职。唐代史书说，从正九品至正四品的官员都有机会担任翰林学士。但是翰林学士本身没有品级，也就没有俸禄，所以担任翰林学士者必须有其他正式的官职，才能在官场上有属于自己的序列，才有与官职相应的俸禄。唐德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姜公辅、唐宪宗时期的翰林学士白居易都遇到过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没有俸禄来支撑生活，所以他们请求皇帝能够给他们挂一个官职，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拿这个官职所具有的俸禄：

　　姜公辅，……授左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岁满当改官，公辅上书自陈，以母老家贫，以府掾俸给稍优，乃求兼京兆尹户曹参军，特承恩顾。才高有器识，每对见言事，德宗多从之。

　　（《姜公辅传》）

　　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

　　（《白居易传》）

　　所以，唐代的翰林学士都有一个别的官职，他在朝廷上排列次序的时候就以这个官职的高低为根据，而在皇宫内设宴时翰林学士排在宰相之下，一品官员之上：“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 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百官志》）

　　从这一点来看，李白所担任的绝对不是翰林学士，而是翰林待诏。因为他在长安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担任任何官职，唐玄宗也从未给他任命过任何官职，这不符合翰林学士任职的常例。因为他只是翰林待诏。对于唐玄宗而言，也许根本就没有想在政治上使用李白，他与其他在翰林院中的那些僧道术士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一个侍奉皇帝文化娱乐的御用文人而已。

　　因此，李白在长安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严格地限定在另一个框架当中。他的办公地点不在南面的翰林学士院中，而是在北边的翰林院当中。也就是说，从玉真公主将他推荐给唐玄宗开始，玄宗就是将他看做侍从文人人选，而不是政治人物人选，所以才将他置于翰林院之中而不是翰林学士院中。

　　从玄宗时期翰林学士的选拔任用程序上来看，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朝廷的官员中选拔出来的，而从未将一个布衣之身直接选拔进入翰林学士院。而对于李白的选拔就不一样，那种由民间草泽布衣之士直接跃上龙庭的浪漫选拔方式，固然非常符合李白本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奇幻理想，但却远远不是翰林学士选拔的正规程序。毕竟对于政治顾问、政治秘书的选拔要严肃得多，也要慎重得多。对于李白的推荐选拔显然更符合一个文人的标准，而不是政治家的标准。

尽管玄宗并未在政治上重用李白，但能直接进入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却是李白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李白在任翰林供奉期间以及日后的许多时间里，都创作了不少作品来记录这段生活。如在长安时期所写的作品：

　　巨海纳百川，麟阁多才贤。

　　献书入金阙，酌醴奉琼筵。

　　屡忝白云唱，恭闻黄竹篇。

　　恩光照拙薄，云汉希腾迁。

　　（《金门答苏秀才》）

　　羽林十二将，罗列应星文。

　　霜仗悬秋月，霓旌卷夜云。

　　严更千户肃，清乐九天闻。

　　日出瞻佳气，葱葱绕圣君。

　　（《游宿温泉宫作》）

　　除此之外，还有《从驾温泉宫醉后赠杨山人》、《温泉侍从归逢故人》、《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等诗，从中可以看出，李白尽管只是个翰林院待诏，而不是翰林学士，但他的诗中也洋溢着入朝的骄傲，他热情地赞美朝廷，称赞皇帝身边卓越的人才，当然他自己也是这诸多贤才中的一位。在他的诗中，皇帝游温泉宫具有政治祥瑞的特征，在他的心中，玄宗是一个圣君，如同太阳一样伟大，可以给唐王朝带来美好的气象。

　　但是李白毕竟没有在玄宗身边扮演政治角色，只是一个御用文人，这离他的政治理想有着很大的差距，他因自己的诗文得到玄宗的赏识，但这种赏识与玄宗对优伶的赏识没有本质区别。所以李白虽然在玄宗身边，但他的内心是极度不平衡的，他巨大的理想与现实的处境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这也使得他的内心非常郁闷。

　　在他的诗中，从来没有为皇帝起草诏书或者机要文书的记载，有关政治生活的记录也仅仅是“晨趋金门中，夕待金门诏”，即只不过是在翰林院值班，等待皇帝的诏命。这段时间，李白也曾感觉到失落，他的一些诗作表现了自己既闲散又无聊的情绪，如《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内诸学士》：“观书散遗，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息而笑。”集贤院中藏书很多，李白常常与集贤院的学士、校理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这也许是李白在宫中唯一可以进行精神交流的地方。但这并不是李白来长安的初衷，他更愿意与唐玄宗或者一些朝廷重臣来交流政治体会，而不是读书心得，但是在长安，唐玄宗一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因而他的心情始终是苦闷的。

　　总之，李白在长安这一时期的诗文有两种倾向：其一表现自己深受玄宗器重时那种得意的情状，或者表达对皇帝的感恩之情；其二表现自己没有实现巨大政治理想抱负的怨愤，打算离开长安。

　　一年多以后，李白被“赐金放还”，但长安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最光辉的记忆。离开长安后，李白也写了不少回忆长安生活的诗文。其中不少是反映自己在翰林院的生活的，比如：

　　是时仆在金门里，待诏公车谒天子。

　　（《走笔赠独孤驸马》）

　　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

　　敕赐飞龙二天马，黄金络头白玉鞍。

　　（《答杜秀才五松见赠》）

　　攀龙九天上，别忝岁星臣。

　　布衣侍丹墀，密勿草丝纶。

　　才微惠渥重，谗巧生缁磷。

　　（《赠崔司户文昆季》）

　　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

　　（《为宋中丞自荐表》）

　　这些诗文所描写的情景与李白在长安时期的描述有很大的不同。在长安，李白即便有抱怨与不满，但那时他毕竟处于政治文化中心，那是一种居于优势的抱怨，那时候，他似乎随时都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为他就在皇帝的身边。可是，离开长安以后，也就离开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要想再进入唐王朝的政治中枢谈何容易，因而，李白对长安翰林院的这段经历就有了别样的感情。在他的记忆中，这段经历充满了值得回忆和值得骄傲的地方，其中显然带有夸张的成分，不能完全看做是历史的实录，因为李白并不曾担任过翰林学士的职责，是不可能参与起草诏书的，更不可能被委以政治重任。

　　但这种夸张出现在李白身上又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我们所理解的李白是这样的：他对于自己政治前途的设计，对于自己政治理想的描述，对于自己政治才能的自许，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极富夸张与浪漫意味，这也是李白所有诗文一个突出的特点。

　　因而，他对于自己在长安的这一段特殊经历的夸饰也在所难免。尤其是当这一段经历以不大愉快的方式结束时，李白为了抬高自己今后进身仕途的身价，为了将这一段经历作为今后继续图谋政治前途的资本与基础而不是绊脚石，必然会对它进行必要的美化与修饰。毕竟，这是李白一生中唯一一次如此贴近大唐中枢的政治神经，是他唯一一次如此贴近自己政治理想的脉搏，这种珍贵的记忆与资本毕竟不是任何一个诗人都拥有的。

　　李白这些回忆、描写长安翰林院生涯的诗文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自己之所以在短短一年多后离开长安，既不是自己的责任，也不是玄宗的责任，而是宫中奸佞小人的责任，自己是在他们的迫害与排挤下离开长安的。所谓“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上重之，愈以纶诰之任委之，同列都所谤，诏令归山”（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李白《答高山人》），“君王虽受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李白《玉壶吟》），“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总之，就是因为奸臣作祟，离间了他和玄宗之间的关系，所以才不得已离开长安。

　　那么, 李白在长安不得志不得意，不得不离开长安，除了翰林学士、翰林供奉这些体制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真的有人对他进行政治迫害？是不是真的有人进他的谗言？这就是下一章所要解决的问题了。

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李白，由于处在御用侍从文人的位置上，在长安并没有得到唐玄宗在政治上的重用。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李白在长安没有任何的政治机遇，相比较其他的读书人而言，李白身居长安宫中，玄宗身旁，获得政治机遇的机会要大得多，尤其是他身居翰林院诗文供奉，地位比其他类型的供奉要高，获得政治提升的机会更大。但是，李白并没有获得他所期望的政治机遇，当然也更谈不上政治业绩了。那么，李白为什么没有能够获得政治机遇呢？他为什么没有获得唐玄宗的器重赏识？民间盛传杨玉环、高力士在唐玄宗面前诋毁、诽谤李白，使他不得不离开长安，这究竟是真还是假？

　　虽然李白担任的不是翰林学士而是翰林供奉，但只要他继续随侍在唐玄宗身边，也许还有机会。事实上，后来有不少像李白这样的翰林供奉或者翰林待诏，甚至地位更低，只要真的具有政治才能，也有机会一展身手。难道，李白真的在长安没有遇到任何机会吗？

　　有资料显示，唐玄宗似乎曾有意授予李白官职，或者说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付诸实施。我们现在不妨做个假设，除去翰林学士这个体制性的原因，李白如果真的有获得做官的机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唐玄宗收回成命呢？

　　关于李白在长安谋求仕途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答案。有人认为李白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非常黑暗，李白之所以离开长安，关键在于当时日益腐败的政治环境，唐玄宗的统治昏聩荒淫，忠奸不辨，听信奸佞小人对李白的谗言与诽谤，所以唐玄宗渐渐疏远了李白，打消了重用李白的念头；有人认为甚至李白离开长安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唐玄宗统治日趋腐败黑暗的标志。这些观点的核心是：李白离开长安的主要原因不在自己，而在于奸臣当道，朝政腐败——这样的客观环境导致李白无所作为并遭到排挤。那么，李白当时所处的具体政治环境究竟如何呢？具体说来，李白所涉及的主要政治人物有唐玄宗、李林甫、杨玉环、高力士等，在当时，能够对李白政治命运产生影响的主要也是这几个人。

　　李白进入长安是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这一年李白四十二岁，玄宗五十七岁，高力士侍奉玄宗已经十一年左右，李林甫担任宰相已经八年，开元盛世已经持续了三十年，二十四岁的杨玉环才开始以太真道士的身份入住兴庆宫，杨国忠还在遥远的四川处于穷困潦倒之中，三十九岁的安禄山刚刚担任平卢节度使，羽翼尚未丰满。

　　我们可以逐一分析，试着寻找这几个人与李白的利害关系，看看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李白的政治命运。理清了这些，我们就能比较客观地分析李白失败的原因，从而客观地评价他在长安的政治生活。

我们先来看高力士。高力士本名冯元一，是玄宗最宠信的宦官，也是唐代著名的宦官之一。他幼年入宫，由一个名叫高延福的宦官收为养子，所以改名高力士。由于曾帮助唐玄宗平定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之乱，深得唐玄宗的宠信。在唐玄宗统治期间，他的地位达到顶点。在皇宫里，高力士拥有特殊的地位，就连李林甫和杨国忠也都争相讨好高力士。蔑视权贵、桀骜不驯的李白与高力士之间有什么特殊的交往吗？民间盛传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力士会不会因为给李白脱靴而怀恨在心，向玄宗进李白的谗言呢？

　　关于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最早的出处来自于唐人杂史笔记《国史补》（李肇撰）和《酉阳杂俎》（段成式撰）。故事是这样的：“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遂为脱之。”李白在宫中受到玄宗的接见，神气高朗，气宇轩昂，玄宗被他的神采所震慑，竟然忘记自己贵为帝王之尊，允许李白脱下自己的靴子，意思是让李白随意一点儿，不必那么拘束。李白于是将脚伸给高力士说：帮我脱掉靴子！高力士一时手足失措，居然就给他把靴子脱掉了。

　　人们常常以这个故事作为李白傲视权贵，又受到玄宗格外宠爱的例子，殊不知在这段故事的末尾，李白离去后，玄宗对高力士说，李白这个人“固穷相”，意思是说，这个人成不了大器，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许多人信以为真，历代的戏曲小说中都有这个故事，成为表现李白在权贵面前傲岸不屈的典型例证。

　　然而，我们只要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则故事大有问题。从故事的源头上来讲，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高力士到底是个什么人呢？高力士是当时唐玄宗最信任的“老奴”，对玄宗尽心尽力。“老奴”这个称谓毫无贬义，而是种特殊的亲近称谓。唐玄宗有一句话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只要有高力士在宫中值班，我就可以睡大觉。以唐玄宗的英明神武，讲出这一番话来，充分说明他对高力士信任的程度。高力士对玄宗自然也是尽心尽力。《旧唐书·高力士传》记载：“景龙中，玄宗在藩，力士倾心奉之，接以恩顾。”正是由于高力士对玄宗的忠心耿耿以及平定太平公主政变的业绩，才使他得到了玄宗的信任，从而与玄宗关系密切，并拥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的政治权力：“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旧唐书·高力士传》）

　　尽管高力士有如此大的权力，但他本人从不乱政，而是全心全意地辅政。高力士这个人有三大性格特点：第一，对唐玄宗无条件的绝对忠诚；第二，做事非常谨慎——“力士谨慎无大过”（《册府元龟·内臣部》）；第三，在政治上特别精明。他向玄宗提的建议一般都是出于维护皇权、忠于朝廷的立场。玄宗有什么家事、朝政都愿意听他的意见，极其信任他。因此高力士在朝中地位相当高，唐玄宗也给高力士加官进爵。天宝初年，高力士被封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爵渤海郡公，后来又被封为左监门卫大将军，为正三品，权倾朝野。在宫中，玄宗一般不称呼高力士的名字，而是称他为将军，皇太子则称他为二哥，其他王子公主都叫他阿翁，尊他为长辈，驸马则称他为爷。

　　从这些称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高力士在宫中的特殊地位，以他这么高的地位，怎么可能为李白脱靴呢？李白固然清高自傲，但是从身份而言，毕竟只是个翰林待诏，他有多大的胆量，敢让高力士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皇帝的面前给他脱靴？再说，李白自己非常珍惜这次入长安的机会，他在宫中侍从游宴、奉诏作诗都很谨慎。他既无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让高力士这个权贵给自己脱靴，这个行为不仅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只会带来很大的麻烦。退一万步讲，即便真有脱靴的事情发生，非但不能说明李白蔑视权贵，行为清高，反而只能说明李白是一个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人，其实，这种行为本身也并不符合李白的真实性格、个性。在大庭广众之下让高力士为自己脱靴难道就等于傲视权贵吗？从本质上来说，命人脱靴这种轻薄浮躁如同浪子一般的荒诞行为方式与李白浪漫豪迈、旷达清俊的言行方式根本格格不入。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一件看似在权贵们面前扬眉吐气的“光辉”事迹，李白却从未在自己或者与他人交往的诗文中提及，按照李白的个性，如果真有其事，怎会保持沉默呢？

　　后人为了塑造李白蔑视权贵、傲岸不群的精神姿态，在他身上附会了太多的故事，力士脱靴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唐代的著名诗人何其多，可脱靴这个故事偏偏就附会在李白的身上，个中道理也很简单：这样的故事最有可能发生在李白的身上，如果说发生在杜甫、李商隐身上，不可能有人相信，因为这件事情比较符合李白性格的逻辑和风采。但事实上，力士为李白脱靴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只不过是一个民间传说。

　　说完高力士，再来看杨玉环。

　　杨玉环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本是唐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公元737年，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病死，高力士为了讨唐玄宗欢心，便向唐玄宗推荐了寿王妃杨玉环。杨玉环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很得唐玄宗的喜爱。公元745年，在玄宗的精心安排下，杨玉环请求进宫做女官，住进南宫，玄宗赐号太真，不久又册封她为“贵妃”。杨玉环入宫后，深得唐玄宗的宠信。杨玉环与高力士都是玄宗身边最亲信的人，也是对玄宗最有影响力的人。因此，许多人将目光锁定在杨玉环身上，认为她也是阻碍李白仕进与政治前途的又一个进谗言者。

　　说杨玉环向玄宗进谗言，主要是与高力士联系起来的。高力士因为脱靴一事怀恨在心，于是撺掇杨玉环向玄宗进谗言。高力士撺掇杨玉环的借口就在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其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这首诗写得很美。第一句说牡丹花上落满露水，非常娇艳。第二句说巫山女神纵然多么浪漫、美丽，依然无法与杨玉环相比。第三、四句说杨玉环的美貌也许只有汉宫赵飞燕可与媲美。

　　传说中，高力士对杨玉环讲，李白将你比做赵飞燕，这是贬低你的人格，是对你人格的侮辱。因为赵飞燕本是阳阿主家的歌舞乐伎，出身微贱，汉成帝微行过阳阿主家时，被她的舞姿吸引，方才召她入宫，后又将她立为皇后。杨玉环听信了高力士的话，在玄宗面前极力诋毁李白，唐玄宗于是不再重用李白云云。

　　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第一，赵飞燕是西汉成帝的皇后，擅长歌舞，她受成帝宠信的经历与杨玉环颇有些相似，李白将杨玉环比做赵飞燕非常恰当，毫无贬损之意。假如将杨玉环比做褒姒、西施、貂婵，那当然就很不合适，因为这几个女人都曾有参政甚至乱政的行为记录，而赵飞燕本人从未参政也未乱过政。李白这首诗中使用赵飞燕这个意象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为了陪衬、衬托杨玉环的美貌，并不具有其他更深入的含义，更不用说政治含义与贬义了。其实，赵飞燕这个名字在唐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常常以美女的代名词出现，其中也丝毫没有贬损之意。

　　第二，《清平调》是李白奉玄宗诏命而写，李白的《清平调》撰成之后，玄宗非常喜欢，立刻命李龟年等乐工谱曲演唱。如果李白在诗中隐含如此强烈的讥讽之意，以唐玄宗的博学多闻，擅长诗文，精通音乐，难道还看不出来吗？李白固然清高自傲，平交王侯，但他毫无必要也不至于非得在这个时候讥讽杨玉环，触怒唐玄宗，这对于在长安谋求仕进之途的李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更何况，杨玉环当时尚未被封为贵妃，只是以太真道士的身份入住宫中，她还没有成为后来煊赫一时的贵妃，杨国忠也没有出任宰相，权倾朝野，所以李白也根本没有抨击讥讽杨玉环的理由。至于有人认为，“云雨巫山枉断肠”一句是讽刺杨玉环曾为寿王李瑁王妃，“枉断肠”特指寿王，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从以上对高力士、杨玉环的分析来看，说高力士和杨玉环曾经在唐玄宗跟前进谗言，说李白的坏话，这些说法在史实上是很难成立的。这大都是后世笔记杂史作者杜撰出来的，其目的也许是为了强化李白傲岸不群、蔑视权贵的形象吧。

有人认为，唐玄宗后期荒淫骄奢，不理朝政，李林甫则大权独揽，嫉贤妒能，造成朝政腐败，政治黑暗，这对于李白在长安的政治命运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看天宝时期的政治环境。这一时期，唐玄宗早就罢免了宰相张九龄，任用李林甫为宰相。许多学者认为，罢免张九龄，任命李林甫，是盛唐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

　　李林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擅长音律，但没有多少才学，长于机变、钻营，阴险狡诈，其政治权术登峰造极，不仅一般人为之心惊，即便老奸巨猾者也望而生畏。

　　根据史料上的记载，李林甫为人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当面说好话，背后说坏话，口蜜腹剑，陷害忠义大臣：“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资治通鉴》卷215）第二，大权独揽，堵塞言论，不准朝臣发表言论。李林甫的这种作为，破坏了唐太宗以来大臣进谏皇帝、皇帝虚心纳谏的优良政治传统，破坏了君主放手信用大臣、大臣尽心辅佐君主的良好政治格局。第三，嫉贤妒能。李林甫作为宰相，不但不向唐玄宗积极推荐人才，反而还阻碍人才发展：“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资治通鉴》卷215）“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资治通鉴》卷215）制科考试，本来是面向朝野广求学有专能贤才的举措，然而由于李林甫的刻意阻碍，一个人都不曾录用，李林甫居然还上疏玄宗表示祝贺，说什么“野无遗贤”——天下人才已经全部搜罗入朝，民间已经没有被遗漏的贤能之士才了，所以录取名额为零。

　　就是这样一个奸臣，唐玄宗对他却大加重用，而且一用就是整整十六年，在他之前的数位贤相如姚崇、宋、张说、张九龄等，任期也不过三四年。因此许多人将矛头直接对准唐玄宗，认为他是天宝以后大唐政治腐败的总根源。归结起来，唐玄宗有这样几条荒政误国的表现：一，不理朝政，将行政权力交给李林甫，自称无为而治，其实是大权旁落，客观上导致奸臣当道，朝廷的政治风气越来越坏；二，追求长生不老，寻找方士、道士给自己炼长生不死之药。这其实是唐朝皇帝的通病，好些所谓的明君如唐太宗、唐宪宗就死于这些长生不老药；三，崇拜老子、道教，到处铸造老子真容，一时间朝廷上下、宫廷内外迷信、谶纬活动猖獗；四，骄奢淫逸，专宠杨玉环，生活腐化堕落。

　　其实，如果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玄宗的这四个特点，就不难发现，这些特点远非唐玄宗所专有，许多封建时代的皇帝在他们统治的后期都有这些特点。

　　那么，唐玄宗与李林甫这对君臣究竟对天宝政治造成了怎样的危害呢？这样的危害对李白在长安的政治前途到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这里先稍稍宕开一笔，说说唐代皇帝与宰相的关系。

　　唐玄宗罢免张九龄，任用李林甫这一政治举措，是评判玄宗天宝时期政治风气、政治格局的关键所在。封建社会的政治中枢格局中有许多矛盾，其中皇帝与宰相的矛盾最为关键，也最为核心。这不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体制之间的矛盾。打个通俗的比方，皇帝好比是国家的董事长、所有者，宰相则是国家的最高执行官、经营者。随着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不断运行、完善、成熟，执行官要求在决策、行政等方面拥有更大的权力，而皇帝出于自身至高无上的特权利益，必须将最重大的权力最大限度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皇帝必然要求宰相成为无条件忠实于自己的执行官。

　　问题在于，宰相一旦成为官僚体制运行中的一个环节，就必须要遵循官僚体制自身的规律来运行。再打个比方，皇帝的舅舅犯了杀人之罪，宰相必须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惩罚甚至处死国舅。但是这样做显然不符合皇帝的根本利益，《礼记》中说，“刑不上大夫”，如果惩罚甚至处死国舅，就会有损君王九五之尊的崇高威望，也会触动皇亲外戚的政治利益。总而言之，宰相要按照官僚体制办事，而君主要求维护皇权的利益，这就必然会产生体制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在封建社会体制中，皇帝的权力是没有边界的，这个绝对权力要求官僚体制无条件服从他的意志。而官僚体制则要求皇帝尽可能在体制框架内行使绝对权力（其实是希望它转变为相对权利），要求宰相自身具有相对独立的意志力，这就是皇帝与宰相之间的矛盾。

　　唐玄宗天宝初年，开元盛世已经持续了三十年时间，国家空前强盛，君权空前强大，君权与君主的意志也空前膨胀。换言之，这个时期的玄宗更需要一批唯命是从的执行者，而不是皇权的监督者。开元时期的宰相如张说、张九龄等人，他们是一批具有很高文艺修养的文辞之士，又是一批具有较高政治品德、政治信念的鸿儒、大儒。张说、张九龄等大臣拥有一整套完整的儒家政治学说与政治理念，这些学说、理念足够回答、解释一个封建王朝应该拥有怎样的国君、宰臣，应该具有怎样的政治格局与政治目标。他们希望国君能够恪守封建理想政治的格局、规划，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不仅为皇家谋利益，更为天下百姓谋利益的宰相。当皇帝勤于政务、以天下民生为本的时候，宰相的意志就能较好地与帝王相统一；而当皇帝的统治意志衰退甚至开始骄奢淫逸的时候，宰相的意志就会必然与皇帝的意志发生矛盾。毫无疑问，像这样一批太过遵守、忠诚于儒家传统政治学说的宰相，与唐玄宗权力膨胀的趋势是有矛盾的。

　　开元盛世见证了玄宗的政治才能，这足以使他成为一代明君。尤其是张九龄任相时期，奖掖后进，选用新人，积极进谏，排除奸佞，造就了较为清明的政局。然而随着唐玄宗皇权意志的不断膨胀，对于张九龄等宰相的意见就越来越听不进去了，而李林甫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揣测玄宗的真实意图，一味迎合玄宗心意说话，深得玄宗的器重。

　　比如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月，唐玄宗想从东京洛阳回驾西京长安，与宰相们商议，张九龄等人认为秋收尚未结束，希望玄宗推迟到十一月再回驾长安，玄宗心中不悦。李林甫当面未表态，私下对玄宗说：“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资治通鉴》卷214）玄宗一听正合自己的心意，非常高兴，即日启程回驾长安。

　　再比如玄宗想要提拔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宰相，张九龄公开表示反对，李林甫当面不表态，私下却对玄宗说：“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第二天上朝再次商议此事，九龄依然反对，玄宗大为不满，李林甫又私下进言玄宗：“苟有才识，何必词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资治通鉴》卷214）最终促使玄宗下决心赐爵牛仙客，食实封三百户。长此以往，导致玄宗对张九龄渐渐不满，转而重用李林甫。

　　对于唐玄宗而言，李林甫这个宰相最能顺遂自己的心意，也最便于自己表达皇权的意志，对他而言，加强李林甫的权力，其实也就是加强自己的权力。从玄宗内心来说，希望李林甫这个国家最高行政首长成为皇权意志的代表，从而更便于在官僚行政机构中贯彻皇权意志。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在他这个皇帝的授权与庇佑之下，李林甫的权力越来越膨胀，越来越集中，他背靠大树好乘凉，背着玄宗做了许多的坏事，给国家朝廷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但是，客观地讲，唐玄宗的皇权始终不曾旁落，反而获得了加强。李林甫这个宰相能够做十六年，不是玄宗无可奈何忍耐了十六年，而是因为玄宗自身利益的需要。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避乱成都，他曾对身边大臣裴士淹说，李林甫“妒贤嫉能，亦无敌也”（《大唐新语》卷8），说明他对李林甫的毛病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当裴士淹问玄宗为什么明知李林甫嫉贤妒能，还让他长期担任宰相时，玄宗“默然不应”（《大唐新语》卷8）。为什么默然不应？当然有后悔的成分，但也是不便明说。唐玄宗使用李林甫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方便地操持朝政大权，但物极必反，事实证明这正是他失策的地方。因为任用李林甫就意味着中断了唐太宗以来兼听纳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优良政治传统，就会导致不少政治决策的失误。诚然，在唐玄宗的操控下，李林甫也对政治、财经、军事、法律等诸项制度进行了改革，由于皇权与相权的充分集中，中枢机构的行政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唐玄宗放纵李林甫，导致朝政日益腐败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我们来看看唐玄宗、李林甫与李白的关系。

　　首先，就具体的人际关系而言，没有任何资料表明李林甫在政治上直接影响、危害过李白。李林甫的政治手段主要用来对付与他同等量级的政治对手，像李白这样一个小小的翰林院待诏，对李林甫还远远构不成政治上的威胁，所以李林甫根本没有必要花费巨大气力来对付李白。

　　其次，就天宝初期的整体政治环境而言，虽然不能与开元时期的盛世相比，但社会经济依然呈现出兴旺繁盛的态势——货币流通活跃，手工生产发达，社会财富与消费水平较高。潜在的政治危机也许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天宝初期并没有“天下大乱”，社会秩序依然正常，即便后来爆发了“安史之乱”，但长安乃至全国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百姓暴动，这就说明天宝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局势仍然是相对稳定的。

　　总之，天宝初期的大唐王朝及其统治阶层虽然潜藏着动乱的因素，但是在李白逗留长安期间，这些因素尚未完全成熟，社会政治的整体环境并未糟糕到“万马齐喑”，士人毫无出头之日的黑暗境地，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依然延续着开元以来繁荣鼎盛的局面。换言之，身处长安宫中的李白，如果真的拥有并希望施展政治才能，要获得玄宗的赏识不是没有可能。

　　对于唐玄宗而言，重用大臣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是否符合皇权的利益，如果符合自身利益，即便他人诽谤、阻拦，也很难改变他的决心。前文提到的牛仙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更典型的例子还有安禄山。据《资治通鉴》记载，安禄山为将，违反军令当斩，张九龄在玄宗面前力陈当斩的理由，玄宗“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将领”，并告诫九龄不可“枉害忠良”。

　　玄宗为什么器重安禄山？就是因为安禄山的确能够为己所用：“胡人则勇决习战，……陛下诚心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资治通鉴》卷216）然而宰相杨国忠、太子李亨都曾上言玄宗，陈说禄山必反无疑：“国忠屡言禄山有反状，上不听。”（《资治通鉴》卷216）“太子亦知禄山必反，言于上，上不听。”（《资治通鉴》卷217）后来凡有告密禄山谋反者，玄宗就将告密者缚送给安禄山。

　　玄宗为什么拒而不听杨国忠等人的意见呢？就是因为他需要安禄山这个边疆大将，他自信依靠自己多年的笼络，安禄山不至于谋反。所以对玄宗而言，如果是他真正器重的人才（安禄山当然属于养虎为患，但首先他也是出色的边将，否则玄宗不可能长期信任他），他是会力排众议予以重用的。换句话说，如果李白的确如他自己所说那样，具有经天纬地的才华，是一位如姜太公一样不可多得的安邦定国之士，那么，天宝初年，五十七岁的玄宗还是有足够的眼光重用他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的李白，没有也不可能让身份显赫的高力士为自己脱靴；更没有写诗讥讽杨玉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纵然一无是处，但也没有任何必要诋毁陷害李白；而天宝初年的唐玄宗虽然意志衰退，荒废朝政，但也远远不至于昏聩至极，皇权旁落，他依然牢牢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政策，掌控着社会政治发展的总体趋势，对于真正的经纬之才依然具有敏锐的眼光。总之，从客观上来说，天宝初年的李白虽然只是一个翰林院诗文待诏，但是他依然具有不少出仕为官的机会。那么，李白为什么在一年多之后就匆匆离开长安呢？这其中到底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我们来看看李白自身存在的问题。

　　对李白来讲，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家，其诗歌创作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承认。但是他到长安来，不是让大家承认其文学家的成就，而是要获得政治家身份的认同，要得到政治家的重用，这对李白来说是最重要的。

　　以李白的雄心壮志与傲然不谐的个性，无论如何也不会安于翰林待诏这个位置，安于侍从文人这样一个角色，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宰辅之臣，要对玄宗发生政治影响，要真正发挥政治作用，从而对唐帝国的政治产生影响。而这，却是他这个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的职位永远无法实现的，这是李白深层的矛盾与痛苦。李白在进入长安之前有矛盾与痛苦，那就是想获得政治机遇，但是不得其门而入，是所谓的怀才不遇；现在的李白也有矛盾与痛苦，那就是貌似获得了空前的政治机遇，但是尘埃落定之后才发现，虽然已经与玄宗有了亲近的接触，但是他所获得的并不是重大的政治机遇，玄宗皇帝只是将他看做一个舞文弄墨的诗文供奉而已。

　　李白的悲剧命运也正在于此。

　　如果他就是个一般的文人，没有那么高的政治理想，即便在长安做不成政治家，但是至少可以在翰林院中做个诗文供奉，也足够光宗耀祖了！可偏偏李白不是一个向现实轻易妥协的人，他非但不向现实妥协，也不向自己妥协。对于李白来讲，他毕生的最高追求就是要在政治上获得极大的成功，获得高度的认同，就是要做辅佐君王的宰辅之臣，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即便是见到了皇帝，这依然是失败的人生。也许，对一个纯粹的文人来讲，能够拥有被皇帝亲自接见的殊荣，能够充当侍奉皇帝的御用文人，这已经算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了，但这样的文人也就不值得我们追思千年了。

　　但李白是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心胸？什么样的自信？他不是一般的小文人，他不可能轻而易举就向现实妥协，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诗坛巨匠。在李白的内心世界里，整个大唐就是为他施展鸿图大志预备的，就像孟子所说的：“夫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这种纵横天下当仁不让的王霸气度，是盛唐时代锻造出来的性格，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与代表，并非一般庸常文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这恰恰是李白的魅力所在。实事求是地讲，李白的确只有诗人之大才，没有政治家之大才，但是这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李白就是不肯服输，就是不肯相信天下没有他施展抱负的空间，就是不肯放弃他的自信与原则，所以即便玄宗对他倍加礼遇，他也绝不领情，也绝不愿意苟安现状，做个舒舒服服的御用侍从文人。他要表达他的失望，表达他的不满，要大大表现他的狂放不羁的个性风采，哪怕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不是政治家的涵养与性格，但这是大文学家、大诗人李白的独特个性。如果李白屈服于自己，妥协于现实，那他就不是那个独步诗坛的李白，也就不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狂傲飘逸、洒脱不羁的“诗仙”了。

　　在政治上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的同时，另一种情绪就不可遏制地涌现出来。不要忘记，伴随进入长安的，除了那个意气蓬勃、抱负远大、具有政治幻想的李白之外，还有一个目空一切、孤傲自赏、具有极高文学天才的李白，当政治幻想破灭之后，文学的意气就伴随着酒气不可遏制地宣泄出来。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开始形成：当李白郁郁不得志，就去借酒浇愁，酒力尤且不足以浇愁，就会付诸诗文大发牢骚，这些牢骚诗文无论被唐玄宗还是那些真正的奸佞小人看到，久而久之都会形成有损李白形象的舆论环境，这些舆论环境又会进一步恶化李白在长安的生存与发展。

　　在长安，李白留下了不少饮酒、醉酒的记录。在翰林院中，他醉酒：“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在权贵之门，他醉酒：“白时为贵门邀约，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魏颢《李翰林集序》）在街市酒肆，他更是“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旧唐书·文苑列传》），“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新唐书·文艺列传》）。

　　李白的言行做派，难免在朝廷上下引起一些流言蜚语，李白自己也承认翰林院中人际关系复杂，自己的人际环境不好。他在《玉壶吟》中抱怨：“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中又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由于自己的行为言语有失检点，所以遭到奸佞之人的谗言，导致玄宗对自己不满。

　　而玄宗虽然“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逐之”（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据《汉书》记载，大臣孔光休假回家，与家人闲谈，家人问长乐宫温室殿有什么树木，孔光默然不语。后来就用温室树代表朝廷的机密要闻。翰林院虽然是侍奉皇帝的艺文娱乐机构，但它位居禁宫之内，如果以李白这样一副醉态，难免不会在醉后泄露宫禁中的秘密。所以玄宗虽然很赏识他，也曾因为他“才藻绝人，器识兼茂”，“欲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但终究因为李白的种种表现“非廊庙器”，故而“优诏罢遣之”（孟《本事诗》）并“惜而逐之”。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明明知道自己已经遭到了他人的诋毁诽谤，李白却依然故我地我行我素，不改文人狂傲自许的本色：“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为酒中八仙人。”（《新唐书·文艺列传》）杜甫曾有诗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中八仙歌》）后世往往用这首诗来称赞李白傲岸不群、藐视权贵的气魄，但这样的言行举止在具体的政治环境、政治实践中实非益事。

　　所以李白的个性决定了虽然他有跟皇帝接近的机会，但显然，李白没有及时地抓住这个机遇，或者说，以李白的个性、实际的政治才能以及他在玄宗心目中的位置、在宫廷中的实际地位，都不可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也不具备实现这个巨大理想的可能性。

　　玄宗其实对李白相当不错，他一看李白在长安宫中的确很难立足，于是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赐给李白不少金银盘费，送他回家。史书记载四个字：“赐金放还”。

　　这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下台方式，玄宗没有贬斥他，没有谴责他，没有把他赶出长安，而是保全了李白作为一个文人的体面与尊严。这一举动使李白入京、在京、离京的整个过程呈现出浓厚的人情味儿、文学色彩、浪漫色彩，使这整个过程更加符合李白的气质，这是一个典型的李白式的离开，而不是一个不称职官员的离任，这与同期前后张九龄等政治家的被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甚至可以说，玄宗从不曾按照一个官员的标准来要求、看待李白，从对李白的欣赏、选拔、任用到离开，与其说是政治标准，倒不如说是文人、文学的标准。李白最终安静而体面地离开了长安，这种离开方式反而使他获得了更为巨大的文学声誉。但是李白的政治名声并未因此而获得加强，伴随着他离开长安，世人对他的认识更清楚了，李白的本质就是一个旷世的大文人，大诗人。

　　多年以来，不少读者都认为，李白不仅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出色的文学才华，而且也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只是时代没有给予他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李白之所以被迫离开长安，其主要原因在于黑暗消极的政治环境。现在，通过这几章的叙述、分析，我们大体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李白怀抱着宏伟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觐见唐玄宗，渴望实现政治抱负，然而朝廷与玄宗却始终以文学的眼光来接纳李白，为他安排了适合文学角色的职位，于是，李白在长安宫廷也只能发挥其文学才华，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误会与错位，也是李白在长安政治失意的体制性原因。李白固然文才超绝，拥有超凡的政治理想，但是李白本人是否真的具有天才的政治才能，值得质疑。根据李白在长安的种种表现来看，他似乎并不具备一个成熟政治家的个人素质。李白离开长安，当然有整体社会政治环境的大背景——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不容忽视的原因——但是李白自身的主观因素也不可忽略。

　　离开长安后，李白继续他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性格没有变，他张扬的个性也没有变，他对政治的理解依然是那么天真。对李白而言，长安的政治失败并没有改变他对自己的期许，反而刺激他更进一步地执著于政治仕途。他并不曾意识到自己在政治命运面前的错位与误会，这导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他贸然加入永王李的军队，造成重大的个人悲剧。

　李白在长安郁郁不得志，天宝三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之后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漫游生活。“安史之乱”爆发后，他迎来了又一次政治机遇——仙风道骨的李白竟然加入了永王李的军队。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李白的命运会在这里发生哪些改变？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李白，这次能够如愿以偿吗？

　　唐玄宗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怀着失意的痛苦离开了长安，他的政治理想遭受到重大打击，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这次挫折反而刺激他更进一步地执著于政治仕途。然而，不谙政治风云的李白非但没能找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反而给年届五旬的他找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与灾难！——“安史之乱”期间，李白应邀参加永王李的军队，但没过多久，李的军队就被朝廷的军队消灭，李被杀，李白也因谋逆之罪被投入监狱。

　　那么，李白为什么要加入永王的军队呢？要想弄清楚李白参军的前后经过，还得从天宝三载李白离开长安之后说起

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离开了长安，他浪漫的政治理想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此时的李白只好选择漫游。就在这次漫游中，李白结识了两位重要的朋友，也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四十四岁的李白离开西京长安，一路东行，来到汴州（今开封市东南，古称梁州）、宋州（今商丘市南）。此时他的心情非常复杂，也很痛苦，《行路难》其二非常典型地表露了他此时的心境：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

　　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

　　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

　　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折节无嫌猜。

　　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

　　昭王白骨萦烂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行路难，归去来！

　　道路像青天一样宽广，却唯独没有我的出路！我羞于和长安的浪荡子弟同流合污，过着斗鸡走狗的无赖生活。我不愿弹剑诉说痛苦，谄媚权贵求得赏识。淮阴市井小人嘲笑韩信怯懦，汉朝公卿忌妒贾谊才能，自古贤才多遭人嫉恨！你看燕昭王多么器重郭隗、邹衍，剧辛、乐毅才因此效忠他。如今燕昭王的白骨与衰草一起腐烂，还有谁像他一样修筑黄金台倾心以待贤士呢？像我这样愿意报效朝廷的人自然没有人能够赏识！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又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中回顾了当初的心境：

　　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

　　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

　　临当欲去时，慷慨泪沾缨。

　　我的剑术虽然不能与万人抗衡，文章却得到播扬四海的名声。然而这些都不足称道，我唱着《五噫歌》离开长安。当我要离去的时候，心中无限悲慨，泪水沾湿了帽子的缨带。

　　对于此刻的李白来说，虽然依旧沉浸在失意的痛苦中，但无意间又为文学史抒写了一段佳话。在这里，李白遇到了盛唐诗坛又一个重要的诗人——三十三岁的杜甫，他正为料理家事而奔走梁宋之间。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在文坛刚刚崭露头角，而李白此时不仅诗文名声卓著，而且具有一定的政治资本，二人的名声、地位尚不可同日而语。杜甫由衷地推崇甚至崇拜李白。两人一见如故，同饮共醉，携手游赏，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杜甫曾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记录了他们深厚的友谊：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

　　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

　　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

　　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

　　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

　　这首诗写得情浓意切：我们彼此亲如兄弟，喝醉酒后盖一条被子睡觉，白天里一起携手同游，一同去幽静之处寻访隐士范十。在晚照的残影中听见棒槌捣衣的声响，荒废的古城上空满是厚厚的云层。长久以来我都喜欢吟诵屈原的《橘颂》诗，不曾想过讨要吴中的菰菜羹。自己一直想要立志为国效力，可今天来拜访了隐士，就不愿再讨论什么功名富贵，这优哉游哉的隐居生活也很安适啊！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李白与杜甫的情谊非常深厚。令人高兴的是，盛唐的另一位大诗人高适也正在梁宋之地漫游，三个人此刻都是政治失意者：李白刚刚被排挤出长安，杜甫刚刚经历了科场失败，高适也不过一介布衣。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于是三人相约漫游梁宋，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李白在《梁园吟》中写道：

　　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

　　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

　　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

　　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渌水扬洪波。

　　洪波浩荡迷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

　　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

　　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

　　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

　　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

　　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

　　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

　　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

　　舞影歌声散绿池，空馀汴水东流海。

　　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

　　连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赌酒酣驰辉。

　　歌且谣，意方远。

　　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诗人乘舟离开长安，沿波涛汹涌的黄河东下。他对酒作歌，排解忧愁。浩荡的水流迷失了旧国的痕迹，自己的退路又在何方呢？不如及时行乐，登楼赏景吧。梁园的五月如秋天一样清凉，玉盘中的杨梅已经备好，吴地的食盐如雪花一样洁白。就让我们开怀畅饮，好好享受人生，不要学伯夷、叔齐那样孤高自赏。信陵君、梁孝王、枚乘、司马相如等历史人物早已烟消云散，只有汴水年年东流。现实的重重阻碍使自己的理想不得施展，而快乐生活似乎也不能久长，想到这里，眼泪沾满了衣裳。还是抓紧时间及时享乐吧……诗的最后，李白却终于隐忍不住，大发感慨：不如做东晋宰相谢安，虽然隐居东山，但只要天下苍生瞩望，立刻出山也并不算晚吧！

　　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李白复杂的思想状态：既看透世事艰辛决意及时行乐，又不甘心碌碌无为了却此生。诗人时而表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时而又想做东晋宰相谢安，结束隐居生活，为天下苍生谋福。其实李白的内心并未真正忘怀自己的政治理想，即便在颓废至极、欢饮达旦的时刻，心中仍然不能忘怀世事，仍然还有济世救民的热望。他有着非凡的自信，以为凭借着自己的才能，迟早会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而这也正是李白性格的可贵之处，虽然他离开长安，遭遇了巨大的政治挫折，但他内心的理想却没有泯灭，并没有因此而随波逐流。

与高适、杜甫告别之后，李白奔赴齐州临淄郡（今山东济南），请紫极宫道士高如贵为他授道，又请安陵（今河北景县附近）道士盖寰为他书写真，李白从此成为一名正式的道士。所谓道就是道士的凭证，拥有道就意味着成为有“文凭”的正式道士。李白离开长安之后，虽然东游梁宋，与杜甫、高适漫游欢歌，但其直接的目的还是要去齐州接受高如贵的道，要去获得道士“文凭”，这也是他离开长安后第一个确定的目标。他在《奉赠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毕归北海》一诗中写道：

　　道隐不可见，灵书藏洞天。

　　吾师四万劫，历世递相传。

　　别杖留青竹，行歌蹑紫烟。

　　离心无远近，长在玉京悬。

　　李白离开长安，经历了政治上的一次失败，就想在疏狂的生活中，在道教当中寻找一线安慰。这一时期的李白，思想上有及时行乐的一面，有求仙访道的一面，有裘马轻狂的一面，有企图归隐的一面，还有不肯服输，希望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一面。他是要通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来麻痹自己，为自己寻求一个政治以外新的精神支点，接受道就是这个新支点之一。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当中，道教、儒家、任侠、纵横家的成分多少都有一些，呈现出混杂多元的思想状态。换言之，李白的身份由庙堂而江湖，这种转变使他的精神活动更趋于多元、丰富。长安政治失意对李白而言当然是一种巨大的遗憾，但对于他的思想、诗歌创作而言却反而是一次难得的锻造、成熟机遇。

　　既然在齐州已经成为正式的道士，那当然少不了作一次真正的游仙之旅。李白准备南下吴越，遍游浙东名山，于是有了著名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在这首诗当中，他梦想着漫游吴越的仙境：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是一首留别东鲁朋友的诗，是一首遨游东南的寄梦诗，也是一首典型的游仙诗。它如此真实地反映了李白当时的思想情感。诗中有名山、有白鹿、有仙人，诗人希望通过仙境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描绘了天姥山的奇景，赞美了仙界的光明，展现出一个五彩缤纷的神仙世界。诗人抒写大梦方醒之时人生如梦的感慨，抒写漫游天地的自由境界。整首诗感慨深沉激烈，内容丰富曲折，形象辉煌流丽，形式自由解放，表现了李白诗歌雄奇、奔放、壮丽的艺术特色，别有一种英豪之气流贯其间，展现了盛唐的时代精神。李白的思想是矛盾的，他想为国效命却不得其门而入，他想摆脱功名仕途却无法真正忘怀，尽管他拼命地要在梦游天姥的这一场大梦里面沉醉自己，然而睡梦也总有惊醒的时刻，梦醒时分的诗人止不住大喝一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长安的政治悲剧是如此之深地伤害了浪漫诗人的心灵世界！我们读李白的诗，感觉痛快淋漓，洗尽愁怨，但对李白自己来说，写这些诗的时候又是多么的痛苦！

李白当然不会只在梦里游江南，天宝六载前后，他一路南下，畅游扬州、金陵、丹阳、吴郡、会稽，所到之处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如《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全诗怀古伤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长安的无比眷恋。诗人感慨凤去台空，江水自流，感慨东吴、东晋风流人物终成古丘，感慨金陵古都优美壮丽的景色，透露出壮志难酬的苦闷情怀。整首诗起落自如，收放有致，工丽之中别有一种英爽之气。

　　在《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一诗中，李白抒发了对时局安危的忧虑：

　　晋室昔横溃，永嘉遂南奔。

　　沙尘何茫茫，龙虎斗朝昏。

　　胡马风汉草，天骄蹙中原。

　　哲匠感颓运，云鹏忽飞翻。

　　……

　　想像东山姿，缅怀右军言。

　　可见李白在漫游中一刻也没有忘记对唐王朝的关怀。他是苦闷的，却依然关心着国家，他不管怎样解脱自己，就是不能忘怀国计民生，就是不能忘却自己的政治追求，始终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而当这种忧国忧民之心不能通过自己的作为得以疏解时，他怀才不遇的苦闷就更为浓烈，这些都化作对社会昏暗政治的揭露，对奸人当道的极度愤慨：

　　鱼目亦笑我，请与明月同。

　　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

　　……

　　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

　　……

　　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

　　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

　　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斗鸡者获得皇帝的宠信，杀人者成为君王的将军，真正的志士才子却不为世所用。最可恨的是，得志小人嘲笑才高志雄的诗人，骏逸的良马被压抑不能前行，跛脚的驴子却春风得意。这种颠倒黑白的现实令诗人悲愤难当。诗人不得不从先贤的身上寻找精神支柱——即便如孔子这样的圣人也曾遭受理想的挫折，自己的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诗人自比严陵、韩信，进一步申明自己傲岸不屈的高洁人格和豁达气度。“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这正是李白参透世事之后磊落胸怀的展现。

　　天宝九载，李白从金陵奔赴浔阳（今江西九江），又从浔阳北上经过唐州方城县（今河南方城县），去造访隐居石门山（今河南南阳一带）的老朋友元丹丘。他希望通过求仙访道获得心灵暂时的休憩，这一时期他留下了不少求仙诗：

　　丹丘遥相呼，顾我忽而哂。

　　遂造穷谷间，始知静者闲。

　　（《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丘》）

　　松风清瑶瑟，溪月湛芳樽。

　　安居偶佳赏，丹心期此论。

　　（《闻丹丘子于城北山营石门幽居中有高凤遗迹仆离群

　　远怀亦有栖遁之志因叙旧以寄之》）

　　然而，游仙访道终究无法使李白摆脱内心深层的痛苦。

　　终于，李白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北游幽燕，入幕边军，建功立业，实现政治抱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算起来，从天宝三年到天宝十一年，李白的游历踪迹所至遍及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他一方面想借助游赏山水、栖身宗教来解脱内心的痛苦，另一方面也是想再次寻找可能的政治机遇。但是根据当时的朝政局势，他想再次进入长安直接觐见玄宗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想到边塞从军也许不失为一条入仕捷径。这其实也是盛唐许多文人谋求仕途、实现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李白于是在天宝十一年前后行经邯郸、清漳、临等地，寻求入幕的机会。然而幽州的情形令他大吃一惊，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地节度使的安禄山此时正在秣马厉兵，图谋造反，其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幽州早已成为虎狼啸聚的险境。李白不得不离开幽州，南返魏州。他后来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中追忆当时的情形：

　　十月到幽州，戈若罗星。

　　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

　　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

　　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

　　弯弧惧天狼，挟矢不敢张。

　　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

　　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

　　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

　　我眼看安禄山将要谋反，却苦于没有进谏圣上的机会，只好趁着大乱未至早早隐居起来。我的内心多么悲愤，却敢怒不敢言！遥想燕昭王重用贤臣良将，现在我这样的千里马却无人顾念，空自腾跃，即便是乐毅再生，也会奔亡而去啊。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李白离开魏州，南返宋州（今河南商丘）、曹南（今河南定陶），一路南下安徽宣城，游历敬亭山、宛溪。此间曾与他的族叔、校书郎李云登宣城谢楼作歌，写下了著名的《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诗歌的开首让我们想起李白的另两句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都在感慨时光如流水，人生如朝露。但是对年过半百的李白来说，“弃我去者”的绝对不仅仅是时光，烦扰诗人的也绝不仅仅是人生的短暂。对李白而言，这两句诗既有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更有着对往日蹉跎与辉煌人生的无限追念。

　　今日的李白为何烦忧多多？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从天宝三年离开长安后，李白漫游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一直在寻求新的政治机遇，然而却一直没有恰当的机会。当他北游邯郸、幽州，想要在边关建功立业时，却察觉到安禄山的谋反动向。所以此时李白的烦忧，并不仅仅是个人得失的烦忧，更是对国家将遭涂炭、百姓将遭祸患的烦忧，是明知国家危在旦夕却无所作为的烦忧，是对普天之下豪杰之士报国无门的巨大烦忧。这个“昨日不可留”和“今日多烦忧”代表了盛唐由盛而衰之际，知识分子普遍的呐喊与呼唤，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现实既然有如此之多的烦恼与忧愁，还不如在这天高气爽的秋天，乘着万里长风，望着远飞的大雁，在高楼上畅畅快快地喝个痛快吧！诗人想要借助酒的力量使自己从那激愤难耐的心绪中摆脱出来。酒会使李白沉醉麻痹，暂且忘却烦恼与忧愁，酒也会使他重新燃烧起生活的热情，对未来充满信心。此处所谓酣高楼，就是要借助酒兴，开始将全诗的情绪由无限的消沉、烦忧转向无比的高昂、自信。

　　李白一生，最自信的就是文章事业。他自诩写诗“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海”，写文章“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蓬莱”两句诗其实就是这种自信的充分表现。有人认为，“蓬莱”是以道家藏书之蓬莱山比喻汉代国家图书馆东观，“蓬莱文章”就是指汉代散文；有人则认为“蓬莱”比喻李云所担任的秘书省校书郎职务，“蓬莱文章”是借指李云所写的诗文。“建安骨”则是指汉魏时期“建安文学”的刚健风骨。“小谢”指南朝著名诗人谢，他曾在宣州担任太守，修筑起这座谢楼。这两句诗的表层意思是说诗人与李云一同吟唱着汉魏以来的优秀诗文，品味谢的优美诗篇；深层意思则是以汉魏诗文和谢诗歌自比。

　　诗写到此时，诗人的兴致与自信达到了最高潮。他说：“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他不愧是一位“诗仙”，竟要和朋友一起飞上那九重青天，将皎洁的明月揽入怀中。这里的月并不是实际的景观，而是作者心中的明月，是诗人的天真烂漫之语，是典型的李白式的诗歌语言。

　　然而，“诗仙”的情思虽然可以飞到明月的身边，但毕竟不是仙，酒醒之后毕竟还要生活在现实当中，毕竟还要面对昨日的种种失落，今日的种种烦忧。但浪漫的诗人并不甘于在污浊的现实中沉沦、颓废，他要用三尺宝刀砍断如滚滚长江水的满怀愁绪，要再次借助美酒永远消除内心的忧愁。这两句诗之所以能流传千古，传诵人口，就在于它典型地刻画出诗人那种绝不屈服于环境的压制，竭力要摆脱人生痛苦的雄放气概，后世有多少备受压抑的能人志士都曾借助这样的诗篇宣泄内心的不平。从诗歌的结构上来说，也完成了由豪壮的高潮向消沉低潮的过渡。

　　李白扬言从此将不再混迹于令人伤心的是是非非之地，而将驾一叶扁舟，披散长发，像春秋越国的大功臣范蠡那样，侍君之功成之后便隐居身退。但是我们知道，李白并没有侍君之功成，他恰恰是侍君之功不成却要散发，要弄扁舟，这是为什么？其实，唐代知识分子隐逸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博取更高的清誉，更广泛的声誉，以便引起当朝者的注意，走所谓的“终南捷径”。而唐代统治阶层之所以广诏隐士，无非想说明，连不问时世的隐士都应诏出山，岂不说明自己的朝政真是天下归心吗？

　　所以，李白功业未成却要散发弄扁舟的含义主要有二。首先，这是一种不满现存秩序的牢骚之语，那就是：既然当朝者天下无道，我也不愿意仰人鼻息，受人桎梏，不如去自由世界里无拘无束地潇洒一生。其次，这也是一种暗示，那就是：如果当朝者果真要使天下归心，就应该将隐于山林的贤能之士诏回朝廷，为国家效力。所以这个结尾的实质并不消沉，在狂傲狂放的姿态下面隐藏的依然是积极的入世精神。而这，正是盛唐时代文化的精神，也是盛唐知识分子典型的性格特征，李白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是对这种时代性格最典型的反映。事实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分析，这首诗写完后不到两年，“安史之乱”爆发，诗人参加了朝廷平叛的军队，从此走上了艰难的精忠报国之路。

　　纵观全诗，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纵横捭阖，气象万千，在波澜壮阔的诗篇中展现出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精神风采与艺术个性，展现出盛唐知识分子在唐王朝由盛转衰之际所特有的心路历程，不愧是流传千古的伟大绝唱。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史之乱”的发起者安禄山，出身于营州柳城，即现在辽宁朝阳。他因平定契丹，得到唐玄宗的赏识，先后出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同伙史思明本是胡人出身，后因到长安奏事，博得了唐玄宗的欢心，被赐名思明，官至平卢兵马使。安禄山野心极大，他多次来到长安觐见玄宗，通过种种手段赢得玄宗的信任，并在长安、宫廷中安插耳目，对日益腐败的朝政真相了如指掌，逐渐生发起兵灭唐的谋反之心。经过长达十年秘密的准备，安禄山认为已具备了灭唐的力量。天宝十四年冬，安禄山声称奉密旨讨伐奸臣杨国忠，起兵范阳，率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军队十五万人，南下直取洛阳、长安。唐玄宗没有想到安禄山会叛乱，军事上毫无准备，当叛乱的战鼓震动大明宫的时候，他才匆忙布置防御。一时间大唐王朝狼烟四起，战火弥漫，百姓逃亡，生灵涂炭。

　　此时，怀有安邦治国之志的李白希望自己能向皇帝献上灭胡之计，拯救危亡的局面，于是携妻子宗氏奔赴长安。同时派门人武谔奔赴东鲁照顾自己的子女。在北行的途中，他写下《奔亡道中五首》，记录了人们在战争中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哀痛及自身的处境：

　　苏武天山上，田横海岛边。

　　万重关塞断，何日是归年。

　　（其一）

　　亭伯去安在，李陵降未归。

　　愁容变海色，短服改胡衣。

　　（其二）

　　谈笑三军却，交游七贵疏。

　　仍留一只箭，未射鲁连书。

　　（其三）

　　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

　　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

　　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

　　申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

　　（其四）

　　淼淼望湖水，青青芦叶齐。

　　归心落何处，日没大江西。

　　歇马傍春草，欲行远道迷。

　　谁忍子规鸟，连声向我啼。

　　（其五）

　　这五首诗是我们研究“安史之乱”爆发前后李白行踪最重要的材料之一，通过研究他的行踪，我们对李白参加永王李军队的缘由就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在这些诗中，李白先后引用涉及苏武、田横、崔、李陵、鲁仲连等很多历史人物的典故，诉说自己所看到的一幕幕战争场景，表达了自己遭逢国家变乱之时的思想情感。

　　当时，唐朝的守城将士战死的战死，投降的投降，李白像当年被困匈奴的苏武、被困海岛的田横，也被困在沦陷区内。他与妻子不得不换上胡人的衣装，趁着茫茫的月色，冒着生命危险奔赴长安，显然，他奔走的方向与众多逃亡人的方向恰恰相反。自己所面临的情势虽然万分危急，但李白依然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到达长安，觐见玄宗，献上自己的灭敌大计。战国时燕将据守齐国聊城，齐国攻克不下，齐人鲁仲连射一箭书信入聊城，燕将见信之后自杀，聊城不攻自破。李白将自己比做鲁仲连，认为自己尚有救国良策，希望能够为玄宗所用。但是，还没等李白到达长安，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奔亡道中五首》（其四）来看，李白的立足点在函谷关内（西），诗的意思是，函谷关以东的地区都被安史乱军占领，所以洛阳之水、嵩山如同边疆的易水、燕山。自己本想效法申包胥痛哭秦庭，劝说玄宗抗击叛军，可是现在函谷关以东尽为敌军所得，形势万分危急。李白不得不从华山经商洛大道转道江南，又经溧阳、杭州、金陵，隐居庐山屏风叠，静观形势的变化。

　　在逃亡过程中，李白还写下《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猛虎行》、《扶风豪士歌》等诗歌，记录了战争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

　　太白昼经天，颓阳掩馀照。

　　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

　　四海望长安，颦眉寡西笑。

　　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

　　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

　　（《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

　　战端起始之时，安史叛军铁蹄横扫中原，国土沦丧，将士捐躯。这首诗表现了民众在大难来临之时混乱甚至于绝望的心理。诗中呈现的不再是浪漫主义的浓墨重彩，而是严峻的现实主义的惨淡颜色；融入画面的也不仅是诗人怀才不遇的郁闷，而是广大下层民众盼望早日平定叛乱、返回家园的共同思想感情。李白此时的笔触已经完全脱离了个人的感伤忧愤，而伸向广阔的现实世界，集中反映国家和人民的苦难。这样的诗作，就其现实意义而言，可比肩于杜甫的“三吏”、“三别”。

　　李白一方面描绘战争带给国家民众的深重灾难，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对人生的迷茫。他从过去“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满怀激情逐渐转向怀才不遇的悲叹、深沉哀婉的思考：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

　　肠断非关陇头水，泪下不为雍门琴。

　　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颠倒。

　　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

　　一输一失关下兵，朝降夕叛幽蓟城。

　　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

　　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

　　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

　　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

　　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

　　贤哲栖栖古如此，今时亦弃青云士。

　　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

　　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

　　昨日方为宣城客，掣铃交通二千石。

　　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

　　楚人每道张旭奇，心藏风云世莫知。

　　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

　　萧曹曾作沛中吏，攀龙附凤当有时。

　　溧阳酒楼三月春，杨花茫茫愁杀人。

　　胡雏绿眼吹玉笛，吴歌白飞梁尘。

　　丈夫相见且为乐，槌牛挝鼓会众宾。

　　我从此去钓东海，得鱼笑寄情相亲。

　　（《猛虎行》）

　　唐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春，李白因避“安史之乱”，离开宣城奔赴剡中，途遇书法家张旭于溧阳，因作此诗。这首诗先写乱军攻陷洛阳，国家多难、生灵涂炭的惨景；接着借张良、韩信故事，抒发自己身遭乱世，却不能为君主所用，只能南窜避难的感慨；末两句说他要学《庄子》中的任公子用粗绳装上大钩，以五十头牛作为诱饵在东海钓大鱼，意指要做一番大事业。诗中的主人公为国家的残破、为人民的苦难、为自己报国无门而慷慨悲歌，毫不掩饰地将一颗久经压抑的赤子之心呈现给我们。

　　诗中不仅有感性的抒情，也有对战局理性的分析。诗人指责玄宗临阵弃将怒杀高仙芝，一味听从杨国忠的错误意见，迫使哥舒翰贸然出关作战，导致潼关失守，战争形势急转直下趋于恶化。李白当然渴望立刻投笔从戎、报效祖国，可是长安被逐的经历使他怀疑，玄宗、朝廷究竟会不会听信、采纳他的平乱之策，只好暂时收起这颗火热的报国之心。显然，当国家处在危亡的关头，自己却报国无门的时候，诗人是极其痛苦的。李白虽然依旧在庐山隐居，但他的心，他的目光一直都在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变化，随时都在等待时机，出山为国效命。

不久，战局又有了新的变化。潼关失守，长安危在旦夕。玄宗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护卫下，带领贵妃姊妹、皇子、皇妃、皇孙以及宰辅大臣并宦官、宫人千余人秘密逃离长安。第二天百官上朝，才发现玄宗早已不见踪影。城中王公士民四处逃窜，乡野刁民趁机闯入宫禁****金宝，焚烧府库，长安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玄宗一行行至兴平县马嵬驿，随从禁军不满杨国忠奸党误国，发动事变，砍杀杨国忠，并要求诛杀杨玉环。唐玄宗不得不下令缢死杨贵妃。而太子李亨也在马嵬驿与玄宗分手，留在中原地区负责整军备战，收复失地。不久，在随从将士的拥立下，李亨在灵武宣布即皇帝位，尊玄宗为太上皇（事见《资治通鉴》卷218）。

　　在去成都的路上，玄宗听从宰相房的建议，下诏实行诸王分镇。诏书任命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任命永王李、盛王李琦、丰王李珙分别担任南北诸道节度使，可以自行辟置官署、筹措粮草，实际上是将整个唐王朝的军政大权分解下放到各个王子手中。诏书下达后，除了太子李亨，真正掌握军政大权的只有永王李（具体详情见第六章“李白入狱之谜”）。根据这个诏书，太子李亨执掌关中、河南、河北、幽燕等北方地区的军政大权，其主要目标就是要收复长安、洛阳；而李则执掌包括今两湖、云贵、两广、江西等地在内的华中、中南、西南、华南地区的军政大权。诏令诸王分镇是唐玄宗采取的一个权宜之计，一方面是为了确保自身安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重新部署力量进行反击。由于“安史之乱”主要涉及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因此李亨的责任非常重大，这一地区战局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唐王朝未来的命运。而南方的战事并不特别危急。永王李的职责主要有二：一则要成为北方战事的战略总预备队，后勤保障总部；二则一旦北方战事彻底失利，不得不隔江而治，就要为筹措建立南唐或东唐朝廷作准备。

　　接到诏书后，永王李就在江陵（今湖北江陵附近）和江夏地区（今湖北武昌附近）集结兵力，招募勇士，筹集数以万计的军费和粮草，沿江东下直趋广陵（今江苏扬州），途中路过九江（今江西九江），于是派亲信韦子春上庐山邀请李白加入幕府。此时的李白正沉浸在报国无门的痛苦中，他在《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一诗中说道：

　　昔别黄鹤楼，蹉跎淮海秋。

　　俱飘零落叶，各散洞庭流。

　　中年不相见，蹭蹬游吴越。

　　何处我思君，天台绿萝月。

　　会稽风月好，却绕剡溪回。

　　云山海上出，人物镜中来。

　　一度浙江北，十年醉楚台。

　　荆门倒屈宋，梁苑倾邹枚。

　　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

　　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

　　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

　　中夜天中望，忆君思见君。

　　明朝拂衣去，永与海鸥群。

　　诗人把自己与朋友二人比做飘零的落叶，各自散落在洞庭湖的水流之上，人到中年却还没有相见。于是在天台山上的绿萝之旁、月色之下想念朋友，不禁回忆起了自己与友人分别后在楚地漫游的经过。虽然二人各自飘零，但是并不曾忘却朋友间的友谊，时时会想念他的这位朋友。

　　诗人苦笑自己太过于夸张怪诞，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知音。如今叛将安禄山要和唐王室分割天下，来势汹汹，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而自己却救国无门，姑且隐居在屏风叠中。半夜里望着天空，想起了朋友。打算明天就拂衣而去，不再理会现实中的种种烦忧，永远与海鸥为伴。

　　整首诗通过回忆过去、忧虑现实和展望未来组织诗篇，回忆中的生活是美好的，现实的生活是不如意的，于是又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以寻仙访道作为自己的出路。此时的李白既不像杜甫在战乱中跟贫民一起颠沛流离，也不像王维陷入安禄山的军队被迫为官，更不像颜真卿兄弟拿起武器直接对抗叛军。他此时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很渴望参与救国救民，一方面却又对现实政治非常失望，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归隐。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五十六岁的李白等来了永王李的使者韦子春。

　　在《赠韦秘书子春》一诗中，李白表露了自己此时的想法：“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惟君家世者，偃息逢休明。” 如果没有救济时代的用心，即使自己独善其身又有什么好处？恰逢休明时代，正可以乘机建功立业。“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我想像留侯张良那样，安定社稷后，功成而悄然身退。刚才我们说了，诗人既不甘于独善其身，试图兼济天下，可是现实的政治环境又不能使自己满意，于是他想出了这么个折衷的办法，即“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这就是李白的政治哲学、人生哲学。

　　在《与贾少公书》中，李白说：“主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辞，扶力一行，前观进退。”永王李是一方诸侯，却接连三次专门派人上山邀请我加入幕府。我的身份卑微，但永王给予我的礼遇却非常隆重。面对如此的盛情邀约，实在难以回绝，不得已只好勉力前去，以观进退。谢安在东山隐居，天下苍生都渴望他出山治国。我并不想故作姿态，假意拒绝永王的邀请，借机抬高身价，邀取天下虚名。只不过抱定报国的决心，绝无其他的谬想。

　　临行之际，李白给家里人留下《别内赴征三首》，表露出豪迈自信又依依不舍的心情：

　　王命三征去未还，明朝离别出吴关。

　　白玉高楼看不见，相思须上望夫山。

　　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

　　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

　　翡翠为楼金作梯，谁人独宿倚门啼。

　　夜坐寒灯连晓月，行行泪尽楚关西。

　　显然，诗人的情绪是高昂的，自信的，因为他认定这一次的选择是正确无误的，是一定能够成功的。现在我们暂且停顿片刻，回顾一下李白自天宝三年以来漫游的历程。我们注意到，李白离开长安以后，漫游的主要区域集中在今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显然，这些区域要么是接近朝廷政治、经济中心的地区，要么是文化繁荣、人文荟萃的地区。这说明李白的漫游还是具有相当明确的政治目的的，而不是毫无目的的游逛。他无时无刻不希望能够东山再起，获得进仕朝廷的机会。

　　李白在长安的政治活动的确失败了，但“安史之乱”的爆发似乎又给他提供了一个参与政治的机会。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机会再赴长安，但是永王李的邀请让他再一次看到了政治生命的前途，这次机会距离他上次离开长安整整十二年，他等待的时间还不算长，年龄也还不算大，他还能拿动刀枪，这正是他欣然参加永王李军队的动机所在。

　　于是，李白的思想又一次活跃起来，他自比诸葛亮、谢安，从军东行。入幕后，永王军中救国杀敌的气氛感染着他，他表现出雄健的激昂情绪，似乎从此就要展开辉煌的政治人生了！李白充满激情地抒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这十一首诗最能表达他入幕之后的心情和对时局的看法，表现了李白平定内乱、建功立业的豪迈进取精神，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

　　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

　　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

　　（其一）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其二）

　　李白对当时的形势相当乐观，他认为只要永王一出征，长江流域的政治军事局面就会趋于稳定，诗人自比可使王朝东山再起的谢安，表现了他乐观的情绪和必胜的信念，“谈笑”之间表现出诗人成竹在胸的气魄。李白对永王李军队的命运以及当时政治局面的把握虽然不切实际，以策士自任的做法也过于盲目自负，但诗中勇赴国难的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这也反映了诗人此时最真实的心态。

　　雷鼓嘈嘈喧武昌，云旗猎猎过寻阳。

　　秋毫不犯三吴悦，春日遥看五色光。

　　（其三）

　　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

　　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鹊楼。

　　（其四）

　　其三、其四继续描写永王东征的形势。李白坚信收复两京轻而易举。此时永王的军队已达到今江苏境内，诗人的心里真是一派明媚的春色。

　　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

　　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

　　（其五）

　　“二帝”指玄宗与肃宗，此时太子李亨已在灵武即皇帝位。长安洛阳尚未收复，所以说“二帝巡游”未归。在诗人看来，既然玄宗任命永王驻守山南、江南诸道节度使，自己进入永王幕府，也就是在效忠玄宗、肃宗。李白将收复河南、河北失地的希望寄托于永王军队，作为这支军队中的幕僚，内心自然非常骄傲和自豪。

　　丹阳北固是吴关，画出楼台云水间。

　　千岩烽火连沧海，两岸旌旗绕碧山。

　　（其六）

　　王出三山按五湖，楼船跨海次陪都。

　　战舰森森罗虎士，征帆一一引龙驹。

　　（其七）

　　这两首诗告诉我们，永王的军队到达镇江，也许是想利用运河输送粮草，也许将要跨海北征，直取幽燕。

　　长风挂席势难回，海动山倾古月摧。

　　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龙骧出峡来。

　　（其八）

　　祖龙浮海不成桥，汉武寻阳空射蛟。

　　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

　　（其九）

　　诗人将永王比做西晋将军王，还将他比做唐太宗，说李的功业将要超越秦皇汉武。对于远在灵武即位的李亨来说，这其中似乎有一种大不敬的意味。其实这反映了时人对战局的一种看法：如果北方失地难以收复，甚至不得不南渡长江，那么南唐与东唐的建立就会成为现实。既然李亨能够在灵武宣布继承皇帝大统，为什么李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李白的这个比喻其实并无不敬之意，只不过是在极力地恭维、称颂李，也许由于文学浪漫色彩过于浓厚，在封建正统士大夫看来的确是有点儿大不敬的味道。但是话说回来了，值此乱之际，谁又能断定李没有可能成就帝王之业呢？李白的这两句诗，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在人们内心的一段投影。

　　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

　　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

　　（其十）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

　　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其十一）

　　这两首诗表现了诗人收复长安的决心。“试借君王玉手鞭”一语含蓄而又豪迈地表现出自己毛遂自荐、当仁不让的行为方式。“试借”说明诗人并非贪图权贵，而只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他自信只要拥有了军权，就可以在谈笑之间指挥战斗并夺取胜利。这首描写战争的诗未见刀光剑影，未见战争拼杀，未见狼烟四起，只是一根“玉鞭”、一席“琼筵”就将残酷的战争在一派浪漫诗语中“灰飞烟灭”了，将李白的诗人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这十一首诗不但记录了永王军队行进的基本路线，也最能表达李白入幕之后的心情和对时局的看法，表现了李白平定内乱、建功立业的豪迈进取精神，在潇洒的气度中表现出诗人乐观的情绪和必胜的信念。当然，这一时期李白还写了很多关于在军队中喝酒、看歌舞等题材的作品，如《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等。

　　看起来，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对于李白来说，能够进入永王的军队，担负伟大的使命，意味着就要实现自己伟大的政治理想了。然而，我们的诗人确实太浪漫了，“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以及功成身退的理想都只不过是诗人一相情愿的幻想罢了。李白在永王的军队里刚刚待了两个月，他的命运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永王的军队正遭遇着灭顶之灾，李白却浑然不知，他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政治才华就被捕入狱了。永王李的幕府生活给李白的政治生涯画上了一个悲剧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