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如何以身作则:功利化选择与通识教育的困境（修订版）

功利化选择与通识教育的困境

唐亚林[1]

    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乃至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幼儿园教育，从一开始就暴露了教育的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而高中阶段文理分科的做法，不仅让学生的知识体系一直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而且导致了教育的功利性与学生的功利化选择越来越强，比如学理工科的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之前，就已经把历史地理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课程完全放弃掉。学生参加奥数（物理、化学）竞赛的初衷，是以能否获奖作为进入名牌大学的唯一考量，而不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兴趣培养，包括学钢琴、画画、搞体育，均是如此。这样，整个社会在中小学教育上就形成了一种功利性判断和功利性选择，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绝对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现象。现在大学搞的通识教育就是对这种功利化教育的一种矫正。

    我们目前的通识教育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兴起的，而且只停留在大一，这就注定了它是一个先天不足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注定是要失败的，为什么？我们复旦大学对通识教育的模块进行设计时缺少一种有效的知识匹配思考，比如学习生命科学的同学需要补足什么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学习历史学科的同学，需要补足什么样的自然科学知识，即使是学习历史学科的同学，又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知识作补充，在通识教育模块设计里缺乏这种有效匹配意识。由于我们目前师资队伍建设的不足，由于我们课程体系设置的不成熟，由于我们教室的匮乏以致无法做到小班教学，以及由于我们的本科学生人数过于庞大等种种因素，导致通识教育从一开始就陷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很多同学在选择通识教育课程时，一方面是基于完成通识教育的学分要求，另一方面自身的选择带有很大的功利性、盲目性、随机性，如授课的教师是否是知名教授，教师给学生的成绩是不是比较高，课程考试是不是容易通过，还有很多同学一窝蜂地选择如介绍易经这类带有较浓玄学色彩的课程。毫无疑问，学生们对通识课程的偏颇性、功利性的选择，无法从根本上体现大学通识教育的本原目的，也无法体现跨专业知识的相互匹配、相互融合与相互支撑，更无法展示通识教育对一个人的知识素养的培育与优良品格的提升。

    如果说大学生的功利化选择堪忧，那么大学的教师呢？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一直担心的是，在现在整个社会教育功利化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在对大学教师个人评价科研化、量化导向的情况下，在目前大学教育对人才培养这一根本理念发生偏移的情况下，我们的师资、我们的教学与研究的重心、我们大学的根本使命能否回到最核心的人才培养这一本质问题上来。人才培养并不意味着与我们所说的服务社会、服务国家与地方发展、创新知识这些大学发展目标相矛盾。但是，在我们对教师一系列的价值评价以及待遇的评判都以科研项目为重、以文章量化为导向的时候，有谁愿意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学生的培养上？我现在把基本的精力都放在对学生的教育以及与学生的交流上，那是在我个人的生存问题得到比较好解决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是我个人对利益的诉求已经很淡薄的情况下，我个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但这种状况本身就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备可被别人效仿的可能性，因为那只是一种个体的理想、向往与选择而已，本身带有较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对于学校来说，对教师个人评价这个问题的导向性如果始终没有任何改变的话，那么想打破通识教育的瓶颈，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即使可以打破一些陈规陋习，但无以撼动根本。

    通识教育的逻辑是多学科知识的融合，研究方法的训练，综合素养的构建，一直到一个人的优良品格的最终养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专业知识的学习优势就能得到充分的凸显：对于理工科学生，教师不会担心他/她的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对于文科学生，教师不会担心他/她的理性思维能力、研究方法掌握能力；学历史的不会只知道历史而不知道其背后与政治经济的联系；学经济的不会撇开社会问题而光谈经济，因为仅从纯经济视角无法揭示经济问题和社会现象的真正奥秘。因此，复旦大学试图将通识教育从“1+3模式”转变为“4年制教育模式”，试图打破通识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边界的努力是值得赞赏的。但是这里牵涉到很多问题，比如说通识教育知识体系与专业课程知识体系的有机匹配问题、相关师资力量的配备问题、现有的大班变为小班即教学班级小型化问题、教学方式的研讨化问题，还有一些相关教学教辅条件的支撑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会随着通识教育模式的转型而逐渐突显出来，而且这些问题的牵涉面会非常大。

    举一个事例就可以看出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上所面临的困难就难以化解。以我们学院为例：如果我们行政管理专业的同学要学习经济学的知识，我们希望由经济学院或者管理学院来提供相应的课程体系，但是实际上他们自身都不一定能提供过来，又怎么能够给我们提供？学生专业背景的差异、教学场地的限制以及高水平师资的欠缺、教学质量的不均衡等等因素，意味着我们很难实行跨学科跨学院的授课和选课。前不久，哈佛大学著名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来复旦大学做“什么是正义（What is Justice?）”讲座，我校有好几百不同专业的同学聆听了该演讲，而在哈佛大学，同样每年都有无数学子选修他的课程。据我所知，哈佛大学为桑德尔教授配备了一个颇为庞大的教学团队，有十几个人围着他转，包括教材的编制、作业的批改、各种材料的准备、授课时相关人员的配合、教学场地的布置等等。但是这种情况在复旦大学就未必能做到，尤其是涉及全校性的、跨学科的基础课程知识的讲授问题，我们能否提供一种均质化或同质化与高水准的知识体系给我们的大学生，很显然这是复旦大学推行通识教育模式转型必然要遭遇的又一大难题。

    所以，我个人认为通识教育背后牵扯到的是教育理念与教学制度的创新、课程体系的整体配套、评价体系的根本转变、学科发展的准确定位、大学教育根本使命的回归，而这一切都攸关着一个根本性的命题——我们大学的良心何在？！

[1] 唐亚林（1967—），政治学博士，公共管理博士后，复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学院克卿书院兼职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