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微信里开微店:警卫眼中的共和国秘史-《从井冈山到北京-警卫一师前身中央警备团警卫纪实》

　　<警卫眼中的共和国秘史>

　　中央警备团警卫纪实：从井冈山到北京 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军精神

　　《从井冈山到北京——警卫一师前身中央警备团警卫纪实》这本书的出版，是令人欣慰和值得庆贺的。北京卫戍区军事志办公室的全体编创人员在编修《北京军事志》工作之余，自我加压将平时积累的原中央警备团的大量史料以及采访的口碑资料，整理编著了这本比较全面真实反映中央警备团演进发展历史的作品。该书的出版，一是为北京卫戍警卫部队历史上这支英雄的部队树了碑立了传，二是为广大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鲜活生动的历史教材。特别是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之际，这本书的出版无疑是对老一辈革命者的缅怀，也是对伟大红军精神的一种继承与发扬。

　　中央警备团是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的前身，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历史和传统的英雄部队。在其不断成长发展的岁月里，中央警备团跟随着党中央、中央军委转战南北，从井冈山到瑞金，从瑞金到遵义，从遵义到延安，从延安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到北京;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从农村到城市，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崇高而又艰巨的警卫任务，确保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绝对安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央警备团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部特务连，于1928年5月诞生于革命圣地井冈山。几经演变，特务连发展演进为中央军委警卫营。1942年10月20日，中央军委警卫营和中央教导大队合并组建为中央警备团。在成立大会上，时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明确指出：中央警备团的任务是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央警备团担负了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警卫任务。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反对内战、争取国内和平，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中央警备团部分官兵担负了随卫任务。1946年，中央警备团派官兵护送叶剑英、李克农等首长进北平(今北京)，并担任军调处执行部的警卫任务。1947年，蒋介石令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警备团兵分三路保卫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安全转移。一部随中央后方委员会进驻晋西北临县地区;一部随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进驻河北省平山县;一部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首长转战陕北。1948年3月，中央警备团自陕北出发保卫毛泽东东渡黄河，于5月上旬到达河北省平山县。1949年3月5日，中央警备团担负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警卫任务。3月25日，中央警备团保卫党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1949年9月5日，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中央警备团奉命扩编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随后担负了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警卫任务。

　　这部作品，以翔实的资料，朴实的文字，流畅的语言，炽热的激情，生动而又真实地再现了革命战争年代中央警备团的革命史、警卫史。这支部队是一支普通的部队，又是一支特殊的部队。说她普通，因为她和共和国其他部队一样，都是经历了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洗礼，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说她特殊，因为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她就跟随着党中央、中央军委，忠诚地履行着一个贴身卫士的神圣职责。她自始至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其成长发展的岁月里，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涌现出了一大批忠诚的英雄模范群体和个人，有勇敢善战的“陈少先英雄排”，有“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张思德，有“忠诚的警卫战士”胡昌宝，有“保卫英雄”陈少先，有“一级警卫英雄”贺福祥，等等。他们只是中央警备团的一个缩影。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是中央警备团的一个典型，也是全党全军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张思德同志十多年的革命生涯，既平凡又很不平凡，他当过勤务员、通信兵、警卫员，搞过生产，烧过木炭，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多次负伤，屡建战功，功高不自满，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心一意为革命的利益和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默默地奉献。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因炭窑崩塌不幸牺牲。9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主席说：“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中央警备团在长期革命斗争和警卫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警卫部队特点的光荣传统。这种传统主要体现在五个层面：一是这支部队担负着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安全警卫任务，她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这支部队必须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觉悟，那就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忠于党和人民的坚强决心，始终坚信党的领导，无条件地听从党的指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二是忠诚党的警卫事业是这支部队崇高思想的具体体现，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是完成警卫任务的根本保证;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这支部队唯一的宗旨，部队官兵始终牢记这一宗旨，以人民的解放为己任，战时不惜牺牲生命，平时勇于抛弃个人利益，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的关系，坚持革命利益第一，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四是这支部队具有严守纪律、团结友爱的高尚道德品质，做到了一切行动听指挥，文明执勤守纪律，群众利益不侵犯，团结友爱、亲密无间;五是这支部队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政治本色，面对困难不低头，香风臭气吹不倒，廉洁奉公不变色，表现出了崇高的革命情操。中央警备团正是靠着这些优良传统排除了无数艰难险阻，圆满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光荣而神圣的任务。

　　中央警备团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这些优良传统，对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卫戍警卫部队的工作起到了奠基和导航作用。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但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既需要用新的思维、新的对策加以解决，也需要不断汲取历史的营养和传统的力量，来校正和规范我们的言行。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更是新时期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军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践行毛泽东思想、*理论和“*”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在新世纪新阶段，首都卫戍警卫部队面临着新的任务和形势，必须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军精神，深入贯彻*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认真落实*主席关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坚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加强首都卫戍部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突出抓好创新理论武装、党委班子建设、警卫执勤和反恐维稳、依法从严治军、基层全面建设，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推进部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确保官兵政治上绝对忠诚可靠，确保部队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确保以警卫执勤和维护首都稳定为中心的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努力建设“特别忠诚、特别过硬”的卫戍警卫部队。

　　(邱金凯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董吉顺系北京卫戍区政治委员)前言前言前言李建设郭志刚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师的前身——中央警备团，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历史和传统的警卫部队。中央警备团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部特务连，1928年5月诞生于革命圣地井冈山。战争年代，先后发展为政治保卫大队、政治保卫团、中央军委警卫营、中央警备团、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建国后，先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警卫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都警卫师、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师。这支忠诚的警卫部队从诞生的那天起，一直担负着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光荣任务。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延河边到金水桥畔，跟随毛主席、党中央转战南北几万里，克服了千难万险，经受了血与火考验，完成了一次次崇高而又艰巨的警卫任务，确保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绝对安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央警备团一直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成长壮大。这支部队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前赴后继、英勇战斗，圆满地完成了各项警卫任务和战斗任务，涌现出了一大批忠诚的战斗集体和英雄个人，有勇敢善战的“陈少先英雄排”，屡立战功的“卫国英雄干部队”，成绩卓越的“军旅标兵”仪仗大队;有“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张思德、“忠诚的警卫战士”胡昌宝，“劳动英雄”杜林森、王国初、纪永昌，“保卫英雄”陈少先，“一级警卫英雄”贺福祥，还有从未立过功的功臣哑巴老红军等等。可以说，中央警备团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史、一部献身党的警卫事业的忠诚史、一部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史。

　　本书以纪实的手法，以时间为线索，同时选配了少量历史图片，记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原中央警备团的发展沿革、战斗历程、警卫工作等情况。特别是作者作为军队史志工作者，通过多方面挖掘史料，详尽地描述了原中央警备团的英勇事迹和英雄个人，热情讴歌了中央警备团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军委的突出业绩和光辉历程。岁月似火，往事如歌，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缅怀先烈，颂读战史，领悟传统，倍感使命和责任光荣而神圣，挑战和考验重大而严峻。全师官兵决心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周围，高举“*”重要思想伟大旗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课题，为把我师锻造成让党中央、中央军委绝对放心的“特别忠诚、特别过硬”的警卫部队而努力奋斗!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从井冈山到北京——警卫一师前身中央警备团警卫纪实》这部高扬主旋律的作品，既是对老一辈革命者的缅怀，也是对伟大的红军精神的一种继承与发扬。同时，为部队青年官兵和广大年轻读者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筑牢思想防线，强化精神支柱，提供了生动形象的富有说服力的教材。

　　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军精神

　　中央警备团警卫纪实：从井冈山到北京 一支英雄的部队

　　在北京卫戍警卫部队的历史上，有这样一支英雄和忠诚的部队：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担负着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卫任务;从革命摇篮井冈山到红色之都瑞金，从党和军队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到革命圣地延安，从战略指挥平台西柏坡到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都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足迹，洒下了他们年轻炽热的鲜血和汗水。

　　她就是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前身——原中央警备团。

　　从井冈山到瑞金

　　中央警备团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警卫部队，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28年5月成立的特务连。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两支部队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为了保证军部和首长的安全，这年5月在井冈山组建了军部特务连。从此，这个连队在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同时，也不断发展、成熟，最后成长为共和国警卫部队的骨干力量。随后，特务连随同第四军从井冈山出发，开赴赣南，继而挺进闽西等地。

　　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特务连也改称为总前委特务连。10月，该连扩编为特务队。12月，又改称为特务大队。1931年6月，特务大队改称为国家政治保卫大队，隶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处(后改为政治保卫局)领导。

　　古田会议旧址

　　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国家政治保卫大队保卫着总前委到达江西瑞金。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年7月，国家政治保卫大队扩编为政治保卫团。

　　在这期间，这支部队圆满完成了湘赣边界第一次党代会、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古田会议)和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等重要活动警卫任务，保证了会议的圆满完成，保证了毛泽东、朱德等首长的绝对安全。

　　从瑞金到遵义

　　由于毛泽东等人受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

　　1934年10月8日，*中央给中央分局发出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训令，通报了红军主力将突围转移，提出了红军主力转移后的战斗任务。随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政治保卫团也跟随中央红军从瑞金开始了具有重要而又深远意义的警卫任务。政治保卫团高度警惕地保卫着党中央、中央军委从瑞金出发，他们面对着敌人的围追堵截，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重大警卫任务。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风景秀丽的贵州遵义。这个月的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在“柏公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陈云等。由于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强有力支持，毛泽东终于重新崛起，回到了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层。政治保卫团光荣地担负了这次在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会议的警卫任务，主要负责警卫会场、保卫首长等特殊的任务。由于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多是党中央最主要的负责人和红军中最主要的将领，警卫任务无疑十分重要，政治保卫团的官兵们十分认真谨慎，布置警戒，护送首长来回，都是一丝不苟。政治保卫团的官兵们以高度的责任心圆满完成了遵义会议的警卫任务，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并与遵义会议一起载入了历史史册。会后，政治保卫团缩编为政治保卫大队，下辖三个连队。

　　从遵义到延安

　　1935年初，政治保卫大队从遵义出发，保卫前敌总指挥部、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朱德等首长继续长征北上。途中，政治保卫大队跨险山、涉恶水，出师黔北，二进川南，四渡赤水，南下贵阳，西入云南，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随后，政治保卫大队继续保卫党中央和总部机关，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涉过人迹罕至的水草地，通过天险腊子口，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护卫任务。在这期间，涌现出了胡昌宝等一大批英勇的警卫战士。1935年6月初，红军抢渡大渡河之后的一天，政治保卫大队警卫班随同毛泽东同志从花岭坪出发，计划当天赶到水子地宿营。下午，警卫班护卫毛泽东同志经过一座大山时，突然遭到敌机的轰炸。班长胡昌宝意识到敌机已投下炸弹，急忙猛喊一声：“陈昌奉，注意主席!”说着，胡昌宝腾空跃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毛泽东同志推向岩后，随即纵身扑了过去。与此同时，陈昌奉也不顾一切冲到毛泽东同志跟前。一阵轰炸过后，敌机远去了，当毛泽东同志从烟尘和弹片乱石堆中站起来时，胡昌宝已经牺牲。胡昌宝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毛泽东同志，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在警卫部队一直被官兵传颂，一直是激励警卫部队官兵搞好警卫事业的生动教材。

　　1935年12月中旬，政治保卫大队到达陕北张村驿，并在那里改为前总特务营，下辖三个连，后从徐海东部抽调一个连编为第四连。1936年5月，在陕北延川交口镇，特务营编为独立特务团第一营。1937年1月，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进驻延安。3月中旬，奉党中央和彭德怀的命令，独立特务团第一营进驻延安。4月23日，在延安钟鼓楼西操场召开军人大会，朱德总司令宣布独立特务团第1营改编为*中央军委警卫营，担负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警卫任务，隶属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期间，这支部队警卫了我党著名的瓦窑堡会议。1937年5月，担负了随同周恩来、叶剑英赴西安参加“西安事变”谈判的警卫任务，警卫排战士贺福祥用自己的机智与勇敢保护了处于险境中的周恩来同志，演绎了一曲感人至深的故事。贺福祥后来成长为卫戍警卫部队的楷模，先后参加过30多次战斗，曾获“学习模范”、“特等保卫模范”、“劳动英雄”等荣誉称号。1950年9月，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战士英雄代表会议;1953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授予他“一级警卫英雄”的荣誉称号。贺福祥还被誉为“党的忠诚卫士”。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曾派飞机多次轰炸延安。有些国民党的特务和日寇的间谍也混入了边区，进行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中央首长由延安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往返次数大大地增加了。如此一来，警卫任务大大加重。1938年2月7日，中央教导队成立，接替中央军委警卫营担负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与该营一道分工负责保卫中央的安全。该教导队人员由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第三八五旅第七七○团等部和其他学校经过严格挑选调来的干部及老战士组成，辖三个区队、130余人，隶属中央社会部领导，担负*中央书记处及中央领导同志的内卫任务。1939年6月1日，中央教导队扩编为中央教导大队。随着警卫任务的需要，1940年春，将中央教导大队的骑兵区队扩编为骑兵中队，下辖两个区队，主要在枣园担负社会部驻地警卫任务等。为了加强对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警卫任务，1942年10月20日，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中央社会部的命令，中央军委警卫营与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警备团(对外称十八集团军司令部警备团)，隶属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中央社会部领导。1943年春，中央警备团隶属中央社会部领导和指挥。

　　同时，为了克服解放区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在党中央号召之下开展起了大规模的军民生产运动。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在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下，中央警备团于1943年春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杜林森、王国初、纪永昌等一批劳动模范。

　　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安塞石峡峪烧木炭时，因窑塌而不幸牺牲。张思德以年仅29岁的生命轨迹，实践了自己光辉的誓言：“为革命，为人民，要敢于献出自己的一切!”9月8日下午2时，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在枣园后院的干河沟召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并在追悼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会后，秘书将毛泽东主席这次口头讲演整理成文，以“为人民服务”为题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后来，这篇只有数百字的短文，成为了*党史上一部光照千秋的传世经典。从此，“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便与党的光辉历史紧密相连，与人民子弟兵的发展壮大相生相伴。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规模大、时间长，首长聚集一堂，加之是半公开进行的，这就给警卫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格的要求。中央警备团担负会议警卫任务的官兵，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警惕地坚守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会议期间，山洪暴发，延河桥受到严重威胁，劳动英雄杜林森、纪永昌等人冒着生命危险，下河与洪水搏斗，抢修和保护了桥梁，保证了会议的如期进行，保卫了首长的安全。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解放区迅速扩大，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带领中央警备团第五、第六连干部战士220人到东北进行工作。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央警备团担负警卫任务。在国民党特务四处设陷、境地十分危险的情况下，中央警备团官兵凭着机智勇敢，圆满完成了随身警卫任务。

　　从延安到西柏坡

　　1947年3月，蒋介石背信弃义，纠集数十万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央决定撤离延安。中央警备团分三路保卫中央领导和机关转移。一部在陕北担负保卫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的警卫任务;一部保卫中央后委机关转移到山西临县;一部保卫中央工委机关进驻河北平山县。1947年2月至10月，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先后从太岳、冀鲁豫、冀南军区和晋察冀边区、东北军区等部队，抽调部分分队和人员扩编和充实中央警备团。1947年9月至11月，中央警备团一部先后移驻杨家沟、王家沟，担负保卫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和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

　　在保卫党中央转战陕北过程中，中央警备团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群众，随卫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于陕北保安、佳县、绥德一带，跋山涉水，与敌重兵巧妙周旋，先后与敌作战20余次，打死打伤敌人数百名。1947年6月，胡宗南纠集两个旅的兵力，向中央临时所在地安塞王家湾进攻，在中央首长和机关处境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中央警备团排长陈少先奉命带领28名战士，只有18支枪，面对强敌，毫无惧色，坚守阵地三天三夜，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该排被授予“陈少先英雄排”光荣称号。

　　1947年底，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了新的胜利，党中央决定向河北平山迁移。中央警备团经过严密部署后，于1948年3月，中央警备团一部随同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从陕北杨家沟出发，东渡黄河入晋，经广武镇，过雁门关，翻越五台山，5月安全抵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这时，中央警备团另一部也随卫中央后委机关相继到达。6月，中央警备团又以部分兵力进入石家庄市担负卫戍警卫任务，不仅有效地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为接管北京积累了经验。

　　1949年3月5日至12日，*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中央警备团千余人，在敌机轰炸频繁、敌特分子伺机破坏的复杂情况下，严密部署，坚守岗位八天八夜，圆满完成了大会的警卫任务。中央警备团第一连荣获中央社会部颁发的“保卫毛主席最光荣”的锦旗。

　　从西柏坡到北京

　　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东北野战军及华北野战军发动了平津战役。平、津的解放已经迫近。为做好和平接管北平的准备，在中央军委的命令下，中央警备团驻山西榆次的部队共七个连，800多人，在张廷桢政委、魏传连副团长的率领下奉命准备进入北京，并于12月13日向北平进军。部队于12月24日到达良乡。部队抵达良乡后，进行了整编，番号暂改称为北平市公安总队，隶属*北平市委和军管会领导。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北平市公安总队正式进入北平。主要担负以彭真、叶剑英为首的*北平市委和军管会，以及北平市各公安分局和重要的工厂、电台、仓库等70余处的警卫、守卫任务。

　　而此时，中央警备团主力部队由刘辉山团长带队留在河北平山县，准备护送*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移北平。这是一个神圣而艰巨的任务。为保卫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和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中央警备团第1营第2连于1949年3月17日抵达北平，其余部队于3月23日起，分13批先后进入北平，其中第1营第1连护送毛泽东主席等首长于3月25日安全抵达北平，26日晨进驻香山。6月下旬，中央警备团分散执行警卫任务的部队重新会合。

　　中央警备团进入北平初期，北平社会治安复杂，旧社会的生活习气十分浓厚，广大官兵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高度的警惕性，战胜了敌特分子的各种威胁利诱，出色地完成了警卫、训俘、肃特、押送等多项艰巨任务，并于1949年9月，圆满完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警卫任务，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和维持北平的社会治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加强中央的警卫力量，1949年9月5日，奉中央军委命令，中央警备团在北平香山卧佛寺扩编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隶属军委公安部建制领导。从此，该师便成为了首都北京的一支重要的警卫力量。此后，该师番号几经变化，但其保卫首都的神圣使命一直没变。1966年5月27日，中央军委命令，该师自6月1日起，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番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师。该师先后参加了警卫开国大典、警卫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参加板门店谈判警卫，以及历届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以及军委重要会议全部或部分警卫，并一直担负着外国首脑、高级将领的来访和国内军内重要活动的礼宾、标兵等重大仪仗司礼任务，参加了城区、街巷、铁路、公路、桥梁、隧道等重要路线的警卫任务。同时，该师还积极支援地方社会主义建设，先后参加了中南海疏浚工程、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军事博物馆的建设、西山造林、大型运动会等重要工程和重大活动。涌现出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十八勇士突击队”、闻名全国的军民共建先进共建点——柳荫街、“军旅标兵”、“卫国英雄干部队”、“卫国英雄连”等先进英雄群体和个人。第一章从井冈山走来第一章从井冈山走来

　　第一章 从井冈山走来 在井冈山诞生

　　在江西、湖南两省交界处，有一条罗霄山脉，它北起湖北的通城、崇阳、通山，南至广东的南雄、始兴，沿湘赣边界蜿蜒数百公里。而以江西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更是山峦叠嶂，地势险要。这里绝大部分地方属于高山和丘陵地区，逶迤的山岭以其独特的走向，各自形成雄伟的山冈。在20世纪初，这里仍然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中央警备团就是在这个风景优美的革命圣地孕育和诞生的。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形势示意图

　　(1928年6月—1928年7月)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湘赣边界军民在罗霄山脉中段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块处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重重包围之中的“红*域”，主体横跨两省六县一山，即江西、湖南两省，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湖南的酃县、茶陵6县，以及井冈山。在根据地的鼎盛时期，其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50余万。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一革命道路的起点。从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他们的勇气和智慧，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在井冈山这块原本鲜为人知的地方，干出了一番开天辟地的伟业。

　　在这里，他们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朱德向红军指战员讲话在这里，他们缔造了中国第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在这里，他们建立了中国农村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在这里，他们第一次总结出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在这里，他们开展了中国第一次土地革命运动。

　　1928年4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

　　这次会师是历史性的会师，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会师。

　　会师后的革命领袖便为部队的番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按理说，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支军级建制的工农武装，称第一军最合适。但朱德提议：“两支部队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加上部队中的主力又都是原来第四军的老底子，为了表示我们继承北伐时期‘铁军’的光荣传统，我看干脆就叫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吧。”这时，有同志说朱德这个提议好，说是敌人听说“第四军”，以为起码还有“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这样可以虚张声势，吓唬敌人。

　　4月中旬，决定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1928年4月底，召开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军第一届军事委员会，选举毛泽东担任军委书记，朱德、陈毅、王尔琢、龚楚等为委员。

　　井冈山会师示意图(1928年4月)

　　*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为中国革命树起了一块新的里程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两支具有北伐战争传统和很强战斗力的部队聚集到一起，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而且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为了纪念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朱德曾欣然赋诗：

　　红军荟萃井冈山，

　　主力形成在此间。

　　领导有方在百炼，

　　人民专政靠兵权。

　　共产党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两支队伍在井冈山的会合，以及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成立，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所没有想到的，也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这使在南京的蒋介石坐不住了，急命湘、粤、赣三省政府“围剿”“*红军”。

　　驻扎在永新、遂川的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一马当先，叫喊“直捣井冈、活捉*”的狂言，于4月下旬率先向井冈山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赣军来势汹汹，他们以七十九团为主攻，直逼宁冈腹地;以八十一团经拿山、五斗江向黄坳进犯，目的是插入茨坪，与龙源口方向的部队遥相呼应，以造成南北夹攻、分进合击之势;八十团则留在永新城内作为战役预备队，伺机在龙源口方向投入战斗，扩大七十九团战果。

　　杨如轩想趁朱德部还未立足，朱、毛两部尚未形成合力之际一举消灭工农红军。然而，杨如轩太低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战斗力。他想在蒋介石面前抢一个头功，殊不知，毛泽东、朱德还想借此机会来壮一壮两军会师之军威。红军不仅打乱了杨如轩的阵脚，还击毙了一批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让敌人受到重创。

　　土地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一部

　　这是*会师后，两军携手取得的首次大捷，它不仅彻底粉碎了赣敌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而且使新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威大振，井冈山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

　　5月2日，在永新城的毛泽东致信中央，他欣喜地写道：“追击毛部之杨如轩部，结果反被毛部赶至赣边。其八十一团被击溃于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团前被毛缴械，三营现在亦被朱部击溃于永新。现在毛部之三十一团亦由宁冈开来了，永新敌军的溃吉安此次缴械三百支。”

　　但就在红军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认识到，军部和首长安全的重要性，决定成立军部特务连。这年5月，经红四军会议通过，在井冈山组建了军部特务连，负责保卫军部和首长的安全。从此，这个连队在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同时，也不断发展、成熟，最后成长为共和国首都警卫部队的骨干力量。随后，特务连护卫毛泽东、朱德等人参加了永新联席会议、边界召开的党代会等会议。

　　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他便开始领导军队工作。一般地说，军队中相当一级首长和机关都设有专门的负责警卫的部门、部队和人员。根据秋收起义有关资料和曾经给毛泽东当过警卫员的老红军陈昌奉、吴吉清等人回忆，何振云在秋收起义时就开始给毛泽东当警卫员，后来当上警卫连连长，龙开富在三湾时便是毛泽东的勤务员，还有一位叫幺六的年轻人，在上井冈山前后也在毛泽东身边当勤务员，他的准确名字，没有记载。1930年前后苏区中央局、前委、一方面军都设有专门的保卫部门。部队则是警卫连或特务营，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是一个班。毕占云曾任特务营营长。长征前夕，胡昌宝由军委通信排调任毛泽东警卫班的班长，警卫人员还有吴吉清、陈昌奉、吴光荣、丁良祥、戴田福、小曾等。钟福昌是卫生员，毛泽东没有同意给自己配保健医生。长征途中胡昌宝为了保卫毛泽东而牺牲。另外，后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的张耀祠将军1930年就在毛泽东身边做警卫工作。在《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情况。后来担任北京卫戍区第一任司令员的吴烈将军也是1930年参加红军的，他参加了总前特务队，担负总前委毛泽东总书记兼政治委员、朱德总司令等首长和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开始了他的警卫领袖生涯。到了延安后，吴吉清、陈昌奉等老同志先后被调到其他岗位上，而贺清华、孙振法、陈龙、李长培、张思德、齐吉树、秦昌怀等陆续调到毛泽东身边做过警卫工作。

　　走下井冈山

　　1928年12月10日，同样是一个我党我军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井冈山又迎来了一支红军队伍——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五军。

　　彭德怀、滕代远先是在宁冈砻市会见了朱德，第二天又在茨坪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紧握住彭德怀的手，说：“你也走到我们一条路上了。”毛泽东说的这条路，就是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路。

　　时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红五军上井冈山后，革命力量更加壮大，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惊慌，加紧部署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1929年1月1日，湖南、江西国民党军“围剿”总指挥部在萍乡组成，由湖南国民党“清乡”督办鲁涤平任总指挥，第十九师师长何键任代总指挥，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任副总指挥。

　　国民党重兵压境，井冈山根据地的形势相当严峻，红四军特务连的警卫任务也就异常紧张了。更何况，红四、红五两军加起来也不过五六千人，特务连的官兵们与其他连队官兵一样，连冬天的衣服都没有解决，还是草鞋单衣，并且没有盐可吃，每人每天三分钱的伙食也很难维持。恰在此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夹雪，使井冈山地区天气异常寒冷。

　　1月4日，红四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由特务连负责警卫工作。毛泽东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谭震林、陈正人、何挺颖、宛希先、彭文才、王佐、李灿等60余人。

　　会议的第一天，由毛泽东同志传达*六大文件精神。传达完六大文件后，会议开始讨论如何打退湘赣敌军第三次“围剿”问题。与会人员，有的主张死守井冈山，有的主张打到赣南去，红五军的同志则主张杀回湘鄂赣去。

　　最后，经过几天的讨论，会议决定采用毛泽东的主张：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实施外线机动作战，寻机歼敌，打破敌之经济封锁，配合内线部队击破敌之“围剿”;彭德怀和滕代远分别担任红四军副军长和副党代表，红五军主力缩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与第三十二团一起，留守井冈山。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共3600余人，从井冈山的茨坪、小行洲出发，向赣南进军。

　　由于头天晚上下了一整晚的雪，道路很滑，特务连指战员特别小心地保护着红四军领导们前进，生怕他们摔着了。他们排成一路纵队，沿着极少有人走的山间小路艰难前进，前面的人不断提醒后面的人：“小心!”“路滑，注意下面的深沟!”

　　赣南山区比较偏僻，老百姓听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在红军来到之前都已经跑掉了，因此红四军买不到粮食，找不到向导，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特务连在保卫军首长的同时，还一面按照上面的安排，不断地进行宣传，贴布告。

　　1月22日，红四军进占赣粤交界的大余县。由于这个县比较富有，红四军前委决定在这里筹款筹粮。但是第二天傍晚，赣敌李文彬、刘士毅旅尾追至大余，由于红军刚到大余，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等到敌人迫近时才发觉，仓促应战。

　　此战，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独立营营长张威等200余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在这次战斗中，特务连损伤较大。

　　为了尽快地摆脱敌人，毛泽东和朱德决定连夜行军。特务连和其他部队一起不顾疲劳，立即赶路二三十里，在一个山沟里露天宿营。第二天拂晓，部队又以急行军速度出发，一口气走了60多里的路，傍晚来到广东南雄的乌迳。

　　红军在这里吃过饭后，刚要在村外露营，就接到当地党组织送来的情报，大批敌人已经到达离这里几里路的村庄。朱德立即命令部队迅速转移。当敌人赶到乌迳时，除了发现红军做饭时留下的火灰外，红军早已不知去向。

　　特务连跟着红四军连夜渡过桃江，又折入江西信丰，经信丰转移到安远。

　　2月1日夜，红四军来到寻邬县的项山，在圳下村宿营。第二天一早，由于敌追兵两个旅4个团把圳下村团团围住，发起猛烈的进攻，战斗异常激烈。

　　在这次战斗中，特务连又是损失惨重。朱德手提轻机枪，带领独立营左冲右突，边战边退，突围之后，朱德身边只剩下三个战士。陈毅在突围时被敌人抓住，好在红军官兵平等，敌人也未看出陈毅是个红军首长，看守比较松懈，陈毅打倒两个敌人，乘机逃脱了。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在突围中腿部受伤，不幸被俘，于2月12日在赣州英勇就义。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总政委毛泽东(左)同警

　　卫战士在一起2月9日，红四军进入瑞金。红四军自从下井冈山以来，连续转战，没有得到休息，朱德、毛泽东决定让指战员们在瑞金好好度过除夕之夜。不料，急于立头功的刘士毅旅又尾追过来。红四军只好撤至瑞金城北60里的大柏地。后来红四军干脆与追上来的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并取得了胜利。大柏地一战，是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以来打的第一个胜仗，初步扭转了被动局面。

　　随后，红四军主力又相继到过东固、藤田、广昌、石城等地。

　　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特务连也改称为总前委特务连。10月，该连扩编为特务队。

　　第一章 从井冈山走来 吴烈选调特务队

　　1930年9月下旬，红三军由南面，红十二军由西面，红四军由北面，分三路第八次围攻吉安。为配合红军攻占吉安，赣西苏维埃政府很快组织起攻打吉安的向导队、担架队、粮食站，集中到吉安附近。这个月底，红军三个军和地方武装，把吉安城围了起来，从三个方面一起向敌猛攻。来自各地的武装群众密切配合红军作战，用刀砍断铁丝网，用稻草填平壕沟，破坏了敌人设置的障碍，和红军一起冲入城内。

　　1930年10月4日晚，吴烈所在的红三军终于攻占了国民党反动派重兵防御的江西吉安城。消息传出后，人们奔走相告，吉安周围到处可以看到飘扬的红旗，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充盈着整个吉安上空。当地的人民群众纷纷前来慰问红军。成群结队的妇女们帮助红军战士拆洗被子，缝补衣服。红军战士更是主动地帮助老百姓做事，挑水、清理院子、打扫卫生，并且把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衣物等东西分给人民群众。

　　为了庆祝胜利，红军和群众一起在城外广场上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总前委毛泽东总书记作了振奋人心的讲话，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会场上不断响起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就是在这一年，吴烈遇到了决定他一生命运的机遇。也正是这次机遇，他与红色警卫结下了不解之缘。10月，总前委特务连扩编为特务队。

　　这年10月上旬，吴烈所在的“钢一连”的杨杰连长和指导员把他叫到连部，杨连长笑眯眯地对吴烈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总前敌委员会决定从每个连队选调一名共产党员、战士骨干，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总前敌委员会特务队，担负总前委毛泽东总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德总司令等首长和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你是产业工人，我们是你的入党介绍人，组织上非常了解你，决定调你去任排长。你是我们连十几名共产党员中的一个，我们舍不得你调走，可这是调你去担负保卫总前委的任务，我们从内心里感到高兴，这不仅是党组织对你的最大信任，是你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连的光荣。”吴烈既激动又高兴，站在那儿竟然不知道说啥好了。杨杰连长还嘱咐吴烈说：“去了以后，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保卫总前委的任务。”听后，一股暖流流遍了吴烈的全身。

　　吴烈虽然年纪还小，但却有一颗信念坚定的革命事业心。他知道，红军在毛总书记、朱总司令的领导下打了许多的胜仗。他与许多红军战士一样，渴望能见到这两位伟大的领袖。开始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吴烈有所顾忌，因为他考虑到自己参加红军才大半年的时间，怕完成不了这个重要的任务，客观地说，他也有些舍不得离开“钢一连”和朝夕相处的战友们。但吴烈又一想，自己已经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上级交给自己这样的工作，就是党对自己的极大信任。于是，吴烈立即向连首长表决心：不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吴烈离开连队的那天，连队为他改善了伙食，开了欢送会，全连的同志把他送到很远。

　　到特务队当排长不久，他又担任了队长。从这一年他开始担负毛泽东、朱德等首长和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开始了他的警卫领袖生涯。

　　1959年1月，北京卫戍区成立的时候，吴烈毫无争议地当上了卫戍区的第一任司令员，这就是对吴烈几十年警卫工作的最好肯定。

　　吴烈于1915年10月20日出生于江西萍乡市南门外一个穷苦的村庄。那时，吴烈家里很穷，老小十口人，家无一分地，主要靠他父亲吴永洪和叔叔挑煤赚点钱养家糊口。吴烈出生的那年，萍乡一带正闹灾荒，庄稼没有收成，钱又借不到，他们家三天两头断炊，他母亲被苦日子折磨得身体孱弱，很难哺育自己的孩子，只好熬点米粥来喂养，吴烈才得以幸存。在吴烈六七岁的时候，村里流行一种疾病，很多人家被弄得家破人亡。就在那一年，吴烈的祖父、祖母、叔叔、婶婶、母亲和两个哥哥也先后得病，因无钱治疗，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相继去世。吴烈就是在这种境遇之下长大的。1924年，年仅九岁的他就进了安源路矿的电气锅炉处当童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了挽救革命，安源工人参加了湖南省委领导的十多万工农围攻长沙的战斗。不久，军阀许克祥带领反动军队来到萍乡、安源，*工人运动，萍乡发生了“六五”反革命事变。在这反革命气焰嚣张的时候，萍乡一百多个地主武装纠集在一起，从丹江、王家源、十里铺围攻安源。当时形势非常紧张，为了保卫安源的工厂、矿井，在安源党团组织领导下，工人展开了伟大的安源保卫战。期间，吴烈参加了安源煤矿工人*、安源保卫战和护厂斗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班长，中国工农红军总前委特务队排长、队长，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闽西独立团团长，国家政治保卫团营长，国家政治保卫局科长兼保卫大队大队长，师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他负责护卫中央纵队和中央的年老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任务。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率部参加了直罗镇、甜水铺、山城堡、横山、定边、盐池、东征、西征等战役和战斗。抗日战争时期，他任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大队长、中央警备团团长兼政委兼延安北区卫戍司令员，为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军分区司令员、师长、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了热河、辽西、新立屯、锦州、辽沈、杨村、平津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队参谋长，总参谋部警备部副部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二炮兵第二政治委员，武汉军区政委、副政委，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北京卫戍区政委，北京军区顾问等职，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曾当选为江西瑞金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一章 从井冈山走来 在吉安警卫的日子

　　红军走下井冈山攻占吉安后，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

　　毛泽东总书记住在吉安街上一个布店后面的院子里，朱德总司令住在一个学校里。总前委机关就在染布的作坊内。毛总书记经常深入群众之中，作调查研究，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找开明人士开座谈会，宣讲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扩大政治影响，筹粮筹款，支援红军作战。

　　特务队驻扎在吉安城里的一个旅店里，在这里进行了整顿，组建了特务队。驻地有个广场，特务队的指战员们就在这个广场上进行队列、刺杀、投弹训练;有时也进行擒拿格斗训练。还在这里上政治教育课，使每个红军战士认识到，保证首长安全的重要性，首长行军、作战、宿营时要提高警惕，保守秘密。

　　为了保证总前委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安全，每个哨位上都是双哨，还有一个带班员。特务队里的干部轮流查哨，警戒布置得相当严密，大家的警惕性很高。

　　毛泽东总书记和朱总司令对特务队十分关心，经常到队里坐坐、谈心。

　　吴烈司令员在他晚年的*《峥嵘岁月》中记录了他在特务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景和感受：

　　记得有一天，毛总书记、朱总司令和古柏秘书长亲自到我们住的地方来看望。毛总书记穿的是一身补了补丁的灰色粗布军服，头上戴着一顶有红五角星的八角帽，脚上穿的是一双旧布鞋。朱总司令穿的是一身破旧的灰色军装，打着绑腿，脚上穿的是草鞋。我们见到指挥千军万马、威震敌胆的毛总书记、朱总司令这样简朴，这样和蔼，这样亲切，平易近人，使我们很受教育，拉近了我们与首长的感情。何金云队长、冯文彬政委将队里的干部向首长作了介绍，首长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寒问暖，和我们拉起家常话来。

　　毛总书记笑着对我说：你们都是从各军调来的战斗骨干，欢迎你们到总前委特务队来，今后行军作战在一起了，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搞好团结，抓紧训练，提高杀敌本领。同时又问：你们的生活怎么样?能吃得饱吗?行军打仗累不累?草鞋够不够穿?我们向毛总书记一一做了回答。

　　接着，毛总书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急忙立正，一面给毛总书记敬礼，一面回答说：叫吴烈。

　　毛总书记微微一笑又问：是不是口字下面加一个天啊?我说：是。接着毛总书记又问我今年多大了?是从哪个部队调来的?我说：十五岁。是从红三军七师十九团“钢一连”调来的。

　　毛总书记听后，带有夸赞的口气说：你们十九团可是能打仗呀，专让你们团啃硬骨头，不到关键的时候，是不会把你们团拿上去的。

　　随后，毛总书记又风趣地说：听口音你好像是江西人吧!参加革命前在家做什么?毛总书记说话语气温和，态度慈祥，使我感到很亲切，很温暖。听说我是江西萍乡人，参加红军前在安源路矿电气锅炉处学徒，毛总书记说：萍乡、安源路矿我去过多次，那里的工人生活苦得很哪，可阶级觉悟很高，*运动对全国的工人影响是很大的。接着，毛总书记问到我家里都有些什么人?我说：家里只有父亲和一个哥哥了，他们都在安源路矿电气锅炉处做工。我回答的时候，毛总书记很注意听。

　　最后，毛总书记又问我们：天天和敌人打仗，还要和敌人拼刺刀，你们这些小鬼怕不怕呀?我们说：开始时，子弹从头顶上嗖嗖地叫，炮弹从头上飞过，到处是一片爆炸声，还真有点怕。打了几仗后，慢慢地就习惯了，不怕了，我们来参加红军闹革命，不把反动派消灭是不会回家的。毛总书记听了，高兴地说：大家说得对，讲得好，我们既然参加了革命，就要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直到革命胜利，打出一个穷人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来。并鼓励我们说：把你们调到总前委特务队来，我们是非常信任你们的，也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了我们对你们的信任。

　　毛总书记讲完以后，朱总司令对我们说：毛总书记讲的话，你们要记住，不消灭反动派，我们穷人是翻不了身的。你们特务队要做好两件事：一要保卫好总前委行军作战宿营的警卫任务;二要利用时间搞好军事训练，枪要打得准，手榴弹要投得远，还要学战术，随时作好投入战斗的准备，要能打仗，要会打仗，要打胜仗。

　　朱总司令讲完，古柏秘书长向我们具体交代了任务，讲了警卫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长们离开我们连队的时候，一边走一边叮嘱我们，要注意休息，要好好学习，要把生活搞好，让战士们吃饱，不要饿肚子。

　　我们听了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心里都感到热乎乎的，很受感动和鼓舞。

　　首长们走了以后，我们队开了一个会，传达了首长的指示，提出了要求。大家都表示了决心，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回答毛总书记和朱总司令等首长对我们警卫战士的关心和爱护。

　　这便是一个老红军、一位老首长的肺腑之言。

　　第一章 从井冈山走来 警卫罗坊紧急会议

　　1930年10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江西丰城，向南昌方向前进，准备夺取南昌。但这时毛泽东同志发现，蒋介石已指使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拼凑了十万兵力，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担任“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策划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总书记、朱德总司令于10月下旬，在江西新余县罗坊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罗坊会议是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前的一个重要会议。

　　为了确保这次紧急会议的绝对安全，特务队从首长驻地周围到每个警卫点，认真地进行实地察看、布置，向警卫战士详细交代任务和注意事项。会议期间，特务队干部又到会场周围检查哨位警戒情况，保证会议万无一失。

　　在开会休息期间，毛泽东总前委书记还到特务队警卫点上看看，看看特务队的战士们，问问战士们的思想情绪和生活问题。毛总书记还向特务队的主要干部讲一些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当前的形势，使特务队的干部们从思想上有了准备。

　　有一天，年轻的干部吴烈在检查警卫情况时，遇到了毛总书记。

　　毛总书记对吴烈说：“特务队的干部思想上要有所准备，根据摆在我们面前的敌我形势，已经不是打不打南昌和九江的问题了，而是在哪里打击敌人的问题。我们要转到革命根据地内作战，可以取得根据地人民的支援，这是我们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毛总书记离开警卫点时还告诉他，要他们特务队做好随时撤离罗坊的准备。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1月初。

　　罗坊会议结束后，总前委决定红军主力东渡赣江，由丰城、樟树、新干、峡江一线渡江，转到永丰、吉水、白沙、乐安、宜黄地区，边做群众工作，边筹款，边备战。

　　总司令部命令下达后，特务队保卫着总前委赶到樟树镇，因情况紧急，特务队利用缴获敌人的几条小火轮，又找来一些木船，组织部队快速渡江。

　　总前委首长是晚上开始渡江的，特务队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哨，并向小火轮驾驶室和轮机舱派出警卫。首长们上下船时，特务队在跳板两侧站上人，保护他们的安全，使总前委在一小时内安全顺利地渡过赣江。

　　渡江后，红军即向永丰县方向前进。这时总部命令特务队保卫总前委向东固、南垄、龙冈、黄陂、小布转移。特务队刚离开东固，敌人随后渡过赣江，尾追红军，结果扑了一个空。

　　这时，总部根据敌人的动向，又下令向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安福圩中心区集结。到达集结地区后，总前委在黄陂召开了一个重要军事会议。

　　黄陂是个不太大的镇子，西面、南面、北面都是山，既能隐蔽，又能寻机打击敌人，进可攻，退可守，战略位置好。

　　开会的地点是在一个祠堂里。会场周围，首长驻地，特务队都布置了警卫。

　　会议结束后，总前委首长告诉特务队：毛总书记认为初次转入运动战，必须慎重，有把握的仗才能打，既然打就要取胜，在边沿地区打，不如退到中心地区打条件更为有利。

　　此时，红军一、三军团的主力在集结地区进行了整顿，隐蔽待机，准备作战，歼敌于中心区之内。

　　第一章 从井冈山走来 龙冈之战

　　1930年12月，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工作的需要，特务队在小布改称为特务大队，共300多人，大队长是何金云，政委是冯文彬，吴烈也当上了分队长。特务大队下辖三个队，受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同志直接领导，任务仍然是保卫毛总书记、朱总司令等首长和总前委领导机关。时间不长，何金云同志调赣东独立团任团长，由吴烈接任大队长。后来，何金云同志在肃反中被害了。虽然他在革命的早年就牺牲了，但他对党忠心耿耿，打仗勇敢，工作积极认真负责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特务队扩编不久，总前委在小布开了动员大会。

　　小布是由几个小山村合在一起的一个比较大的村子。由于第一次红军来到这里时，打了地主和土豪劣绅，分了田地，为穷苦人报了仇，把地主的粮食和衣物等东西分给了人民群众，村子里的穷苦人非常感激红军。后来又经过特务大队宣传教育，人们群众的思想觉悟提高了，支援红军打仗的积极性更加高涨。由此，小布成了红军比较可靠的根据地，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很好。当时开会的地点是古柏秘书长亲自看的。会场设在一个地主家的比较大的房子里，是特务大队和总前委的几个同志一块布置的。红军的主要领导干部、江西省委书记、苏维埃主席、赣东特委书记和地方领导干部都参加了会议。

　　这次大会的安全警卫工作十分繁重，不仅要保证会场的安全，还要保证出席会议首长住地的安全。

　　在动员大会上，毛总书记作了振奋人心的动员，讲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对苏区围攻的情况，向大家详细说明了红军反“围剿”的有利条件，要大家树立起消灭敌人的信心。并制定了作战的基本原则：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这个月的一天，红军在黄陂得到情报，敌谭道源师准备向小布推进。

　　为了达到全歼这股敌人的目的，总部下令在东韶方向设下埋伏，准备歼灭谭道源师。于是特务大队保卫总前委由小布向以北地区前进。红军从早晨等到黄昏，整整等了一天，敌人也没有来。特务大队当晚随总前委撤回黄陂。第二天，特务大队又悄悄地赶到了隐蔽地点，一直等到天黑，仍然没有看见敌人，只好再次撤回。这时，有的同志不懂得在反攻中必须慎重初战，特别是第一次反“围剿”更为重要，初战必须打胜的重要性。

　　总前委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号召各部队及时做好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向大家讲清，必须在敌情、地形等各方面条件都利于我们，不利于敌人的情况之下，确有把握才能打击敌人。否则就会吃亏。

　　经过这么一教育，红军统一了思想认识，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示意图后来，在歼灭了谭道源师一部后，在缴获的敌军作战文件中，查明敌谭道源师确曾下令向小布推进。经审问俘虏，才知道谭道源全师已经集合好队伍，先头部队已经出发，向源头、小布开来，因为一个反革命分子从苏区内部逃出去告密，说该地区埋伏了大批红军，敌谭道源不敢与红军交战，就把先头部队缩回去了，设伏没有打着谭道源部。

　　敌张辉瓒率十八师由东固已经进到南垄，向兴国的龙冈推进，红军很快就得到了这个情报。

　　龙冈、君埠之间有个黄竹岭，敌人向红军进攻必须经过此山。毛总书记、朱总司令抓住战机，当即下了决心，围歼张辉瓒师于龙冈地区。

　　总司令部指挥所设在黄竹岭的一个山坡上，毛总书记、朱总司令和朱云卿参谋长、杨岳彬主任、古柏秘书长等首长就在这里指挥战斗。

　　当时，特务大队在指挥所附近担任警戒。由于地形对红军十分有利，居高临下。天刚亮，张辉瓒率部队从龙冈出发，向红军伏击圈推进。他们的部队刚到半山腰，就被红军迎头痛击。当时，虽然红军只有一个师的兵力，但斗志昂扬。与敌人战斗了两个小时左右，敌军集中主力向红军攻击，战斗越打越激烈。红军各部队从几个方向冲下山去，向敌人勇猛冲击，打得敌人乱作一团。这时不少敌人向黄竹岭方向突围，总司令部指挥所受到威胁。

　　情况万分紧急。特务大队的一支分队跑步占领了指挥所前面的一座小山，阻击溃逃的敌人。这时，山下的敌人正拼命地向山上爬来，当他们爬到半山腰时，特务大队向敌人投手榴弹，猛烈射击。十多分钟后，敌人自动退下山。就在这时，红军从左右两翼夹击敌人，将这部分敌人全部歼灭在山下。

　　有一部分敌人向南垄逃去，跑到龙冈、南垄之间的大山时，正好钻进红军早已经布置在那里的一个师的口袋里，结果一个敌人也没有逃脱。

　　在这次战斗中，特务大队击毙和俘虏了不少敌人，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受到了总前委和总部首长的表扬。表扬特务大队：行动迅速，作战勇敢，打得好、过得硬。

　　龙冈之战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1年元旦，红军马上向小布、源头一带疾进，再打谭道源师。谭道源得知张辉瓒被擒，全师覆灭后，非常害怕，慌忙带领主力急速向东韶方向逃窜。

　　毛总书记、朱总司令认为：敌人可能要溜。于是，立即下令追击谭道源部，决心把谭道源师消灭在东韶附近。于是总前委和总部向东韶方向前进。

　　红十二军先头部队首先与敌人打了起来，红军主力随后赶到，相继合围敌人，各部队向敌人猛攻。谭道源师伤亡惨重，忙率残部突围，向宜黄东南方向逃去。

　　这次东韶战斗，红军歼灭敌师半数，俘敌三千余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并缴获了敌人的电台。于是，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战斗结束后，特务大队与红军主力一起回到小布进行休整，并向干部战士传达了总前委和总部首长对特务大队的鼓励。朱总司令考虑到特务大队所担负的任务很重，从缴获的敌人武器中调来一些冲锋枪、驳壳枪和步枪装备特务大队。

　　特务大队的指战员们高兴得不得了，如获至宝，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擦了一遍又一遍，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搂在怀里。特务大队的指战员们都说：朱总司令这样关心我们，我们一定拿着这些武器，保卫好总前委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安全，狠狠地打击敌人。

　　第一章 从井冈山走来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毛泽东总书记、朱德总司令的正确指挥，抵制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抓住有利时机，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的结果。通过这次战争的胜利，红军队伍扩大了，武器装备也加强了，干部战士们的情绪非常高涨，人民群众支援红军作战的积极性更高了，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示意图1931年1月，毛总书记和朱总司令对当前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蒋介石反动派在红军面前吃了败仗，妄想一举把红军全部消灭的野心未能得逞，决不会就此罢休，可能还要对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为此，总前委、总司令部回到江西宁都县的小布后，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准备做好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战略部署，并要求各部队抓住时机，开展地方工作，积极发动群众，筹粮筹款，进行备战。他们广泛组织赤卫军、游击队拔掉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清剿土匪。同时，整顿地方党的组织，建立基层红色政权。

　　这次会议，特务大队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哨，负责会场和与会人员的安全。

　　到了3月上旬，蒋介石果然发动并指挥国民党反动军队对红军中央苏区进行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这次“围剿”，敌总司令是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他鉴于第一次“围剿”长驱直入招致失败的教训，采取的是齐头并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

　　这次敌人的兵力也比第一次多了一倍，由十万人增加到了二十万人，西起江西赣江，东至福建建宁，联营七百里，构成弧形阵线，向红军中央苏区逼进。同时，国民党反动军队还对红军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层层设卡，断绝一切物资运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妄想围困红军。

　　由于第一次反“围剿”中，歼灭了敌张辉瓒师后，缴获了他们的电台，发报机被破坏，只剩下了收报机。有一天，特务大队无线电台队队长王诤听到敌人在发报，于是问特务大队冯文彬政委：“收不收敌人的电报?”冯文彬毫不犹豫地说：“要收。”王诤把敌人的电报抄收下来后，经过破译，原来是敌总司令何应钦向红军进行“围剿”的整个兵力部署和进攻方向。冯文彬政委立即把破译的电报送给毛总书记。毛总书记看了以后，非常高兴，给予了表扬，并说：“继续收听敌人的发报。”毛总书记、朱总司令根据敌人的部署和进攻方向，决心把红军主力集结在东固一带，先消灭国民党的第五路军。

　　3月20日，总前委下达了由毛总书记兼政治委员和朱总司令签发的第二次反“围剿”政治动员令，要求每个红军干部战士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

　　一天，古柏秘书长来到特务大队的住地，对吴烈和海景洲说：“总前委准备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你们一定要做好警卫工作，绝对保证会场和参加会议人员的安全。”

　　会议是从4月17日开始的，19日结束。

　　这次会议是由王明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主持召开的，红军军以上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议。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以中央代表的资格，一进入苏区，就把持着苏区中央局，不问当前敌我斗争的具体情况，硬说敌何应钦的二十万大军处处筑堡，无法打破，只有退出中央苏区，到其他地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红军才有出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块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在什么样的困难条件下，依靠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经过多少艰苦卓绝的斗争，艰苦、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以弱对强、以少胜多的英勇作战、流血牺牲，克服了种种困难，才创立起来的。尽管毛总书记、朱总司令详细讲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过，全面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了敌人的弱点和红军的有利条件，可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对这些根本就听不进去，坚持要退出中央苏区到白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毛总书记和朱总司令严厉批驳了他们的错误意见和这种逃跑主义的做法，并指出：第二次“围剿”，敌人的兵力虽然多，但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敌军内部矛盾重重，加之第一次“围剿”的失败，他们士气低落，军心恐慌。敌人除了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以外，其余的部队战斗力都比较弱。而第五路军刚从北方调过来，不习惯南方山地作战。而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打了胜仗，全军上下士气旺盛，准备充分，以逸待劳。地方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敌仇恨，对红军热烈拥护，参战工作比前次更加积极，更有经验，地形和民情都比较好，胜利的条件比上次反“围剿”时更加具备。第一仗先打第五路军，然后由西向东横扫。这样，战役结束后，就可以在闽赣边境扩大根据地，为打破下次“围剿”进行准备工作。如果由东向西打，打到赣江东岸，战役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打完再向东转，又劳师费时。

　　毛总书记和朱总司令主张在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取得了红军绝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同意后，便于1931年4月19日下令红军主力向龙冈、东固地区集结。

　　由于这个会议高度保密，就连特务大队的干部都只知道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但不知道会议的具体内容。

　　4月23日，红军主力先后到达了集结地域，等待时机。

　　为了便于抓住战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总书记、朱总司令等其他领导同志，经过认真研究，又毅然决定，红军主力再向西走四十里，把部队摆在根据地前沿东固一带，占领有利地形，待国民党军王金钰部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然后把他们歼灭。

　　红军主力到达东固后，总前委和总司令部驻在东固东边大约离东固五六里路的山坳上。特务大队住在首长和指挥机关附近，一个队住在房子里，大部分住在竹林山坡上搭起的草棚子里，担任警戒。边上政治课，讲目前的困难只不过是暂时的，消灭了敌人以后，形势就会好起来，鼓舞大家的士气,边利用地形地貌练战术，练射击，练爬山。

　　东固一带四面环山，如同一个盆底，西北方向是九层岭、观音崖，山高路陡，十分险峻。当地老百姓都说：九曲十八弯，弯到东固山，要上九层岭，须走十八弯。

　　无疑，它是中央苏区的屏障。

　　越过这几座高山向北就是富田。特务大队在四周的山上挖了工事，准备敌人一进来就把他们歼灭在这个山坳里，关门打狗。由于总前委在东固先后召开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会议，做了具体部署，宣传教育和鼓动工作做得比较好，地方党和群众武装全部动员起来了，协助红军严密封锁消息，盘查过往行人。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每一条路口都有暗哨，每一座山上都有人巡逻。特务大队与红军主力一起，隐蔽在深山丛林里，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战斗的准备。

　　在这里，红军遇到了一大困难：物资供应困难。当时，红军主力约三万多人，且又正是农忙季节，可是村里的青壮年大部分外出担任巡逻、放哨、侦察、运输等工作去了，剩下的全是些老年人、妇女和小孩子。

　　红军虽然忙于战备，但帮助群众劳动生产是红军的优良传统，部分部队便分散到各村帮老乡挑水打柴、耕地等。

　　第一次反“围剿”就是在这一带打的，人民群众亲眼见过红军歼灭敌人的情形。他们见这么多红军住在一起，粮食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又有敌人的封锁，粮草供应十分困难，就把自己的粮食主动拿出来接济红军，并主动地去中心区帮助部队运粮、运菜。即使这样，粮食还是不够吃，每人每天只有一斤糙米，掺上黑豆煮成饭，吃起来乏味，也发苦。特别是到后来，菜也没有了，红军只好到山上挖野菜，找野竹笋尖吃，下水到田里、河沟里摸螺蛳、捉泥鳅。

　　毛总书记、朱总司令等首长为了节省费用，总是点着很小的油灯开会，研究敌情，看地图，写指示，发命令。

　　红军和群众完全像一家人，他们同甘共苦。

　　一天，毛总书记、朱总司令和总部的首长看到驻地群众要出发运粮，为了使老乡吃饱饭好运粮，把煮好的饭菜让给老乡吃了，自己情愿饿肚子。见此情景，特务大队的指战员们特别感动，也很受教育。大队长吴烈马上找来一些战士，下到水田、河沟里摸来一些螺蛳，挖来一些野菜，从特务大队拿来一些糙米，交给总部的伙夫，给首长做了一些饭吃。

　　毛总书记知道后，便把吴烈叫过去，对他说：“你们特务大队生活也是很困难的，任务又很重，米还是留着自己吃，不要让战士们饿肚子。”吴烈说：“首长日夜操劳，还要指挥千军万马打仗，首长可不能饿着肚子。”

　　尽管这样，红军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大家的情绪都十分高，粉碎敌人“围剿”的决心更大了，消灭敌人的士气更高了。

　　红军主力集结东固以东地区后，国民党军王金钰所属的五个师，除罗霖七十七师仍在吉安外，公秉藩的二十八师、郭华宗的四十三师、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郝梦龄的五十四师已经进至富田、白沙、水南、藤田一带。

　　为了消灭王金钰部于运动战中，特务大队保卫总前委、总司令部在东固整整等了二十多天。到了5月15日，特务大队的电台突然截收到敌人二十八师公秉藩部的电台与该部驻吉安的留守处电台的一份电报。得知敌公秉藩部企图于5月16日早晨由富田出发，经中洞向东固推进，特务大队的冯文彬把这个重要情况立即向总部首长作了报告。

　　毛总书记、朱总司令和总部首长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说电台队的同志立了一大功，并进行了表扬。

　　首长们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公秉藩师刚从北方赶到，对东固一带地形不熟，加上水土不服，又不习惯山地作战，没有同红军打仗的经验，决定先吃掉该部，以便打胜这一仗而震撼全线，然后向东横扫。随后，总部迅速部署好一个大口袋，命令红三军团为左路军，担任迂回包抄敌人。红三军为中路，沿东固向中洞方向前进，迎击公秉藩师。红四军和红十二军为右路军，分两路抢占九层岭和观音崖。由富田到东固，中间横着一座大山，只有两条路，一条经过九层岭，一条经观音崖，两条路地势极为险要。当时，总司令部指挥所预定设在白云山上。

　　一切部署后，红军各部队按总部计划先后出发了。激战即将开始。

　　5月16日清晨，特务大队保卫总前委、总部首长和领导机关，从原驻地东固坳上出发，沿通往中洞的大路向指挥所位置前进。特务大队走在总前委和总部的前面。毛总书记斜背着一把油纸伞，朱总司令背着一顶斗笠，腰下垂挂着一个望远镜，走在特务大队的后面。正当部队走在通往富田的路上时，一个侦察兵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前边跑回来，向朱总司令和叶参谋长报告说：“在我们正前方不远的小桥以西的大路上，发现敌人的尖兵连迎面向我们走过来。”朱总司令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看，只见一股敌人已经爬过了一座小山，向总前委和总部奔来。朱总司令马上命令特务大队在小桥以东展开。特务大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占领了一座小山，准备阻击敌人。

　　敌人已经离特务大队越来越近了，他们先发现了特务大队在前边正准备架线的几个电话兵。敌二十八师的尖兵部队和红军电话兵打了起来。敌人拼命地追赶红军电话兵，还不住地叫喊着：“冲呀!杀呀!”敌人乱哄哄地向小桥以东冲了过来。敌人离总前委和总部及特务大队只有几百米远了。特务大队的指战员们都在为首长们的安全捏了一把汗，心里非常着急。

　　特务大队大队长吴烈走到毛总书记面前，对毛总书记说：“首长，你们赶快先转移吧!”毛总书记十分镇静地说：“不要紧，只要你们不让敌人冲过桥来，我们的大部队很快就会赶上来的。”朱总司令也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说：“这些敌人，打我们不赢的。”

　　敌人离总前委只有100多米远了，但红军仍然沉住气，一枪没放。特务大队大队长吴烈还是不放心，小声地对朱总司令说：“首长，你们还是先转移吧，现在还来得及。”朱总司令摆了摆手，说：“没事的。”

　　一百米，九十米，八十米，七十米……当敌人离红军只有约三十米的时候，朱总司令大喊一声：“打!”特务大队的步枪、冲锋枪，朝着敌群一阵猛烈的射击，投了一阵手榴弹，只见敌人像割倒的茅草一样倒下一大片，阻击了敌人的前进。

　　敌人的先头部队虽然遭到了特务大队的迎头痛击，伤亡惨重，但他们没有就此认输，不久后又一窝蜂似的冲了过来，但又被特务大队顽强地击溃了。敌人恼羞成怒，再次投入后续部队向总前委发起攻击。特务大队在朱总司令的直接领导下，以一个勇猛的反冲锋将敌人打垮。

　　为了赢得时间，又不至于使部队有过大的伤亡，特务大队边战边退，退到了后面的山上。敌人的机枪和迫击炮集中向特务大队所在的山上射击，枪弹的呼啸声和迫击炮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一股股硝烟在山头与山腰间不时腾空而起。在这紧急时刻，特务大队把背包都扔了，只带枪和手榴弹坚守在山石后面。敌人刚冲到特务大队阵地前沿，特务大队向敌人一阵猛烈的射击，狠狠地把数倍于特务大队的敌人压了下去。

　　第一章 从井冈山走来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4)

　　特务大队和敌人激战了20多分钟，子弹和手榴弹都不多了，情况变得十分危急。就在特务大队和敌人激烈战斗的时候，红三军从正面和左翼赶了上来，立即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右翼的红四军和红十二军，一部分从侧面攻击敌人，一部分插入敌人纵深。红三军团绕敌后方包围过来，像一把巨大的钳子，死死地把敌人夹住，压在山谷里。敌人被红军打得晕头转向，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夹在狭窄的山谷中，敌兵力无法展开。敌人虽然有优良的武器装备，但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经红军各路部队一压，立刻阵容大乱，东碰西撞，争相逃命，小树都被压倒了，树枝上挂着扯烂的布片，敌人丢弃的枪支弹药遍地都是。

　　这一仗，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第二次反“围剿”首战取得胜利。敌二十八师被红军全部歼灭。敌师长公秉藩也被红军俘虏了。可惜当时红军不认识他，他化装成士兵，红军发给他三块银元放走了，便宜了他。

　　消灭敌二十八师后，红军主力于5月17日在富田地区胜利会师。在随后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18日，进攻水南，击败了敌四十七师;19日，围攻白沙，消灭了敌四十三师大部;23日，攻击中革，歼灭了高树勋二十七师一个旅;26日，红军围攻广昌，27日攻克，敌朱绍良所部第八师和二十四师逃往南丰，敌第五师师长胡祖玉被击毙;31日，红军围歼刘和鼎五十六师于福建建宁。

　　特务大队护卫着总前委和总部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第一章 从井冈山走来 诱敌深入、避实打弱

　　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1931年6月，特务大队在兴国连塘附近进行了整顿。在这里，苏区中央局也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进行了改组。同时，成立了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处长由王稼祥兼任。

　　在这里，特务大队改称政治保卫大队，吴烈仍任大队长，海景洲任政委。政治保卫大队直接接受政治保卫处处长王稼祥领导。并且明确了政治保卫大队的任务：保卫苏区中央局、总前委、总司令部等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安全，同时还担任无线电台队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的总前委、苏区中央局的主要领导人有：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周以栗、古柏等领导同志。随后，政治保卫大队又准备保卫着苏区中央局、总前委、总司令部等首长和领导机关打第三次反“围剿”战争。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示意图1931年7月1日，蒋介石纠集了30万兵力，亲自出马任总司令，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他们甚至还从德、日、英国请来了军事顾问，想取得“围剿”的胜利。

　　而当时，红军的兵力不过3万余人，并且其装备根本无法与国民党军精良的装备相比。悬殊的对比，加之大敌当前，情况异常紧张。但是，经过第一、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红军指战员，都有坚定的信心，无论形势多么艰难，有多谋善断的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的领导，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也势在必得。

　　这些日子，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和叶剑英总参谋长，在总司令部里，围坐在一张军用地图前，没日没夜地研究敌情，不断地听取侦察人员汇报敌人的动向，部署着打破敌“围剿”的通盘计划。

　　不久后，根据毛总政委的作战原则，红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弱点，乘退追歼”的作战方针，以“磨盘战术”，消灭敌人。首先绕到敌人后方，捣敌后路，由兴国县经万安境内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打过去，甩敌人主力于赣南，置敌于无用武之地。等敌人转回来，必然十分疲劳，再选薄弱的敌人，将其歼灭。

　　于是，一个粉碎敌人“围剿”的战略方针就这样产生了。

　　一天早晨，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处长王稼祥把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叫了过去。王稼祥对吴烈说：“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在总司令部召开一个有关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你们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吴烈说：“请首长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由于接受任务突然，吴烈紧急召集政治保卫大队的队员们做好警卫准备。上午9时许，红军各军的主要领导同志都赶到，开始了会议。这个会一直开到天快黑才结束。

　　第二天，红军很快就整装向永丰县方向急行军，总司令部随后跟进。政治保卫大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同志随首长同行，一部分同志走在首长们的前面，以便应付突如其来的情况。

　　为了有利于红军，不利于敌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打击敌人，红军冒着7月的盛暑天气，背着全部行装，在烈日下行军，个个汗流浃背，全都是一身汗水一身泥。大夏天，脚下的石头路，被火热的太阳一晒，脚踩上去烫得很痛，阳光烤得人喘不过气来。加之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不足，大家只好搞些杂粮充饥。

　　经过连续行军作战，红军指战员克服了种种困难，绕道千里，于7月22日晚来到了于都县以北一个叫银坑的地方。在这里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命令部队停下来。遵照命令，保卫大队立即占领了几个山头和路口，担任警戒。

　　这里是一个峡谷的底部，两旁高山耸立，一道溪水流经身旁，发出潺潺的流水声。毛总政委叫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地图铺在沙滩上，点亮马灯，压着地图的纸角，首长们围着地图，又研究起敌情和地形来。经过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和叶参谋长等首长的研究，总司令部决定立即率红军主力向兴国县西北的高兴圩地区集中。

　　高兴圩这个地方，当时还没有被敌人占领。一到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群众像久别的亲人，热情地迎接红军的到来。部队一进村，一大群儿童团员组成的慰劳队就把队伍围了起来，每人拿着毛巾、扇子，一边唱着山歌小调，一边给战士们擦汗。宿营后，老人、妇女们带着鸡蛋、草鞋也前来慰问红军战士。妇女们把战士的衣服拿去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地方政府对参战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做得很好，有担架队、向导队，可随时跟部队行军作战。

　　而此时，敌人也分成几路逼近红军，敌机不断地在空中盘旋，侦察红军的动向。总司令部一连几天紧张地开着军事会议，研究当时的形势和作战计划。敌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和郝梦龄的五十四师驻在富田。根据侦察情报，这两个师正从北方调来不久，地形不熟，也不善于在山地作战，战斗力比较弱。

　　经过分析研究，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决定，首先突破富田这一薄弱环节，然后由西向东，朝敌人的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使处于战备内线作战的红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外线作战，掌握主动，使深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找不到红军。等到敌人回头向北进犯的时候，必定十分疲劳，红军就可以乘机消灭部分敌人，粉碎其围攻。

　　不久，政治保卫大队很快就接到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王稼祥处长的指示，要做好准备，整装待发，执行任务。接到命令后，政治保卫大队进行了政治动员，讲了注意事项，做了具体安排，部队立即分别准备行动。

　　7月31日晚，红军主力由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向富田开进。

　　8月3日，*闽赣边特别委员会书记、军委会主席邓发同志，来到了江西苏区。根据工作和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接替了王稼祥同志政治保卫处处长的职务。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加强保卫工作的力量，在兴国县的高兴圩地区，政治保卫处进行了编制调整，下设四个科和一个政治保卫大队。秘书科科长欧阳毅，预审科科长胡底，侦察科科长钱壮飞，执行科科长张然和;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政委海景洲。

　　紧接着，政治保卫大队保卫着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等首长，按预定计划由兴国向富田开进。正当红军行动时，被敌人发觉了。敌陈诚、罗卓英挺进纵队的第十一、第十四两个主力师抢先占领了富田。红军立即改变计划，于8月4日上午返回高兴圩地区集结，另寻消灭敌人的机会。

　　红军只有三万余人集结在山林里隐蔽，而敌人的飞机不时地在空中侦察、轰炸。情况万分紧急，但红军却十分镇定。此时，敌十九路军蒋光鼐的第五十二、六十、六十一三个师进至崇贤;敌五路军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五十四两个师正向良村、莲塘疾进;敌蒋鼎文的第九师到达兴国。

　　红军面临三面受敌。

　　在紧急关头，毛总政委、朱总司令果断决定：改取中间突破的战略，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

　　8月5日晚，政治保卫大队突然接到总司令部的命令，要求把一切能够发光的东西都要隐蔽好，发响的用具都要想办法包起来。行军时，不准讲话，不准吹号、吹口哨，不准放路标，前后联络用扎在左臂上的白毛巾作识别，碰到岔道儿一律用标兵，指示前进方向。政治保卫大队领导作了简短的动员，讲了行军注意的事项，随后又认真地检查了一下战士们的行装。不久后，他们保卫着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出发了。

　　8月6日天快亮的时候，红军已经翻过了高峻的大山，悄然来到了兴国县境的枫边、白石、良村一带，在林木茂密的大山里隐蔽集结。

　　8月7日，红军侦察人员突然送来情报，说敌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刚刚赶到莲塘，还没有站稳脚跟。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决定，先打敌上官云相这个师。命令下达后，红军迅速钻出树林，奔下山冈，向莲塘疾进。经过红军的英勇奋战，这次战斗共歼灭敌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一个多旅，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给敌以重创。紧接着，红军又在良村大败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良村战斗结束后，毛总政委、朱总司令率红军主力继续北进，又在龙冈歼灭了敌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的残部。

　　随后，政治保卫大队保卫着总司令部继续向东疾进。8月11日晨，将驻守在宁都县境内的黄陂之敌毛炳文的第八师包围起来，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红军主力巧妙地甩掉敌群，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彻底地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第一章 从井冈山走来 警卫第一个红都——瑞金

　　1931年9月，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后，政治保卫大队保卫着总前委、总司令部和领导机关，转战到了江西瑞金的叶坪。

　　中央苏区人民热烈庆祝红军反“围剿”胜利

　　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从雩都通往瑞金县的崎岖小路上，一队身穿灰色红军服装的人骑着高头大马，飞驰前进着。在队伍中，有一位骑着白马，身材显得高大，脸庞显得有些清癯的中年人。他就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后面，有一位骑着一匹枣红色大马的红军领导人，他就是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朱德同志。还有其他一些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成员项英、任弼时、彭德怀、陈毅、顾作霖等人。

　　政治保卫大队高度警惕着周围的一切。

　　在苏区中央局确定于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召开一苏大后，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选定瑞金作为召开一苏大的地点。今天，他们此行去瑞金，是去考察即将召开的一苏大会址情况，并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的领导机关从前线迁入瑞金，以便为在瑞金定都立国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瑞金位于风景秀丽的武夷山西侧，是一座历史名城。唐代时就置有瑞金监，五代南唐时改设瑞金县，相传建制时曾从地下挖出金子，故称瑞金。这时节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是名副其实的“瑞”气“金”城。

　　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来到这里，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起红色政权，解放了世代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群众。

　　在中央苏区，瑞金被定为红色国都，有着两个重要原因：

　　其一，从地理条件上看，这里处于闽赣两省的交界之处，山势险要。这里距闽西重镇长汀很近，便于领导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工作。瑞金襟闽西，倚赣南，东进可跨武夷，出长汀，入龙岩，抵海口;西行要控雩都，掣赣州;北上可以沿武夷山西侧直达赣东北苏区;南下可挥重兵进入广东。加上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敌人未驻有重兵，敌军集聚往返很不容易。与赣南各县苏区相比，这里更为偏僻，敌人“鞭长莫及”，有利于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在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瑞金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心腹地带和红军的指挥中心。

　　其二，瑞金在当时县委书记*的精心经营下，各方面的工作都大有起色，局势稳定，红色政权巩固，全县一片红，基础坚实可靠。

　　红军总前委到达瑞金后，即面临着一苏大的召开。随着一苏大召开的日期的一天天临近，大会的准备工作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政治保卫大队加强警卫部署和训练，准备迎接一苏大的召开。

　　1931年10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和项英等人在曾山和*的陪同、引导下，再次来到瑞金叶坪村东头的一片密林里，视察一苏大会场。

　　此时，树林中已经新开辟出一块能容纳万余人的红军广场。广场的四周，参天的樟树环绕着，便于隐蔽和疏散。广场的西端建起了一座用竹木石块垒筑起来的检阅台，台上悬挂着彩球彩带，一条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巨大横幅悬挂在台前。从广场向西南方向再走两百米远，便是一苏大召开的会场。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经过的瑞金武阳桥

　　看完会场后，负责安全保卫的邓发向毛泽东汇报了保卫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向他询问了警备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以及如何应急的措施。最后，毛泽东向邓发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突然出现小股敌人或反动民团的破坏，他们能阻击多久?”邓发表示：“如果敌人数量少，我们警卫部队可以就地消灭。如果敌人数量多，我们将坚持到最后!”毛泽东沉思一下，表情严肃地说：“召开一苏大，是一件大事。敌人一定会千方百计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你们警卫部队一定要注意六百多名代表的绝对安全，不能出任何问题。搞安全保卫工作，不能光有决心，还应有切实的措施和周到的安排。既要防备敌人在明处骚扰，又要预防敌人在暗中搞破坏;既要防备地面来的敌人，还要有预防敌人进行空袭的措施。”毛泽东的这些话，对政治保卫大队等负责警卫工作的部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10月底的一天，政治保卫处处长邓发同志来到保卫大队大队部，对大队长吴烈和政委海景洲说：“近几天内，苏区中央局准备在瑞金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你们担任警戒，做好警卫工作，保证出席会议人员和会场的安全。要选派政治上可靠的党员和老战士担任会场的警戒。对进入会场的人员要严格检查证件。”吴烈和海景洲意识到，虽然这次会议来得比较突然，但这次会议十分重要。政治保卫大队按照邓发处长的意见，挑选了20多名党团员、老战士，担任会场的警卫工作，并由吴烈具体负责。对通往会场的小路口的警戒由海景洲政委负责。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总书记、朱德总司令，以及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等领导。会议从11月1日开始，5日结束。在这次会议上，改选了*苏区的中央局，毛泽东同志接替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苏区中央局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7日，在瑞金的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无疑，这次会议的警卫任务是非常繁重的。叶剑英总参谋长和邓发处长亲自给保卫大队下达任务，要求保卫大队只有一天一夜的准备时间，务必把通往叶坪的大小路口、山头、会场、代表驻地，详细察看，选好哨位，布置好哨兵。接受任务后，政治保卫大队立即开了动员部署大会，随后就现场察看地形，区分任务，布置警戒，一边看，一边定哨位、定人员，整整一天一夜都没有顾得上休息，把一切工作安排就绪。叶剑英总参谋长和邓发处长检查了政治保卫大队的安全警卫工作后，高兴地说：“你们这种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很好。”

　　这一天，瑞金城头洋溢着浓浓的祥和瑞气。大喜的日子给根据地的人民带来了无限的欢乐。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程序，首先是进行阅兵典礼。在阅兵的广场上，布置了一个庄严肃穆的检阅台。检阅台的正中横梁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红布标语，上面书写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检阅台”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旧址，后幕上悬挂着*、列宁的画像，两边竖立着鲜艳的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它们在晨风中招展着。参加检阅的部队单位有：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军的代表队，红军随营学校、警卫部队代表队，等等。

　　早晨6时半，毛泽东、朱德、项英等领导同志进入广场。顿时，广场内外，数千人欢呼雀跃，掌声雷动。当执行主席朱德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大声宣布：“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现在开始。我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今天正式成立了!”政治保卫大队的指战员们欢呼着，举起了钢枪，挥动着军帽。7时整，阅兵式正式开始。在雄壮的军乐声中，特务大队的受阅指战员与其他部队的受阅指战员们，迈着刚劲有力的步伐，由南向北，健步行进，向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敬礼。

　　阅兵式结束后，各路代表有秩序地退出广场，回到驻地。随后，一苏大正式开会。大会的会场设在叶坪的谢氏祠堂内。会场经过修缮，焕然一新。会场布置得庄严整齐。会场的主席台正墙挂着*、列宁的木刻画像和中国共产党党旗。

　　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给红军授旗

　　下午2时，来自中央苏区及各根据地的代表、红军部队、白区、全总和海员工会的代表，以及朝鲜和越南的代表共160多人来到会场参加大会的开幕式。大会选择了37人组成的主席团，并推举项英、朱德、周以栗、张鼎丞、陈正人、曾山、邓广仁为主席团常务主席。同时，通过了大会的议程。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它是代替帝国主义——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统治，并且继续号召与组织全中国劳苦民众推翻这一统治的政权。但作为警卫部队的政治保卫大队担子却越来越重了。

　　这一天，是全中国充满希望的一天;这一天，是政治保卫大队指战员们刻骨铭心的一天。

　　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政治保卫处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任局长，欧阳毅任秘书长，李克农任红军工作部部长，李一氓任执行部部长，钱壮飞任侦察部部长，张然和任白区工作部部长，胡底任预审科科长。国家政治保卫局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领导，住在瑞金叶坪附近的庙背村。

　　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后，政治保卫大队改称国家政治保卫大队，直接受邓发局长领导。吴烈任大队长，马竹林任政委。国家政治保卫大队下辖三个队：一队队长杨敬光、指导员李亚古;二队队长吕玉山、指导员刘得明;三队队长石承仁、指导员孙守廷。每个队有120多人，全大队共400多人。多数是老战士、战斗骨干，党团员较多，政治素质很好，有战斗经验。

　　第一章 从井冈山走来 宁都与沙洲坝警卫

　　红军主力在瑞金叶坪待了一年多。

　　1932年10月初的一天，邓发局长把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和政委马竹林叫了过去，对他们说：“苏区临时中央准备在宁都县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准备让你们去担任警卫工作，部队不要多了，一个队就行。”吴烈说：“一定按高标准完成任务。”政治保卫大队按照邓发局长讲的，由大队长吴烈带了一个队到达宁都，担任这次会议的警卫。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宁都正式举行。吴烈带着这个队圆满完成了警卫任务。在这次会议上，王明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指责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打其弱点”的战略方针，说成“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义危险”，说毛泽东反对打赣州就是反对中央“争取一省数省先胜利”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同王明错误路线执行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正确的主张和正确的战略方针。这次会上，中央决定要毛泽东主持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治委员的职务，毛泽东被迫暂时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

　　毛泽东离开红军后，只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回到了瑞金，安全警卫任务仍然由政治保卫大队具体负责。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由周恩来同志担任。周恩来同志是从上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他的安全警卫工作也由政治保卫大队担任。

　　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1933年冬，国家政治保卫局决定成立政治保卫队第二大队。于是，保卫局就有了两个大队，吴烈仍任第一大队大队长、马竹林仍任政委;第二大队大队长由卓雄担任，李焕章任政委。第二大队是从江西省保卫局调来的一个队和江西独立团抽调两个连合并组成的。全大队共有370多人。

　　11月20日，由于国民党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等将领不满蒋介石卖国投降的反动政策，与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成立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事变领导人蔡廷锴愿与红军合作反蒋，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并表示援助红军一些飞机，以利同蒋介石反动军队作战。当时决定将飞机场修在江西瑞金叶坪，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秘书长欧阳毅任机场建设委员会主任，冯达飞任工程处处长。

　　一天，邓发局长对吴烈说：“中央领导同志和机关感到在叶坪不方便，因为这里要修飞机场，决定搬到沙洲坝一带去。你们要做好准备。”

　　第二天，邓发局长带领政治保卫大队的领导一起到瑞金西面的沙洲坝附近的几个村子，看了住地的地形，选好了首长的住处。

　　第四天，国家政治保卫大队担任警戒，保卫中央首长和领导机关安全地迁移到了沙洲坝地区。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治委员等首长住在沙洲坝的杨溪村，苏区中央局和政府机关住在沙洲坝，中革军委住在沙洲坝附近的乌石陇村。

　　国家政治保卫大队第一大队的两个队住在沙洲坝，负责警卫中央和政府领导同志及机关的安全;另一个队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住在离沙洲坝约有三华里的铜罗塘，担负值勤任务。

　　1934年1月，中央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从1月22日开始，2月1日结束。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

　　为了保证中央领导同志和与会代表的安全，开好这次大会，国家政治保卫大队昼夜奋战，在会场周围挖了许多防空洞。并在会场后面的山上设了防空哨，以防敌机轰炸。为了做好安全工作，在领导同志和代表住地、往返路线、会场周围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哨。同时，政治保卫大队还拟定了几条安全警戒措施，并由大会秘书处通知与会人员。具体规定是：一、代表或旁听者通过内外哨卡时，必须携带代表证或旁听证;二、各工作人员通过哨卡时，必须带工作人员证书;三、工农群众通过哨卡时，必须有路条;四、如敌机来时，用号音报警，敌机去时，用号音通知;五、敌机投掷炸弹或放毒气时，打钟报警;六、敌机来时，按照指定的防空洞隐蔽;七、晚上十二点钟以前用普通口令，十二点钟以后用特别口令;八、代表携带枪支进入会场，必须有枪证，没有枪证的，绝对禁止;九、工作人员不得携带枪支进入会场。

　　这些安全措施，得到了领导同志和与会代表的赞同。

　　在这次大会的议程中，有政府报告和形势报告，选举了新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整个会议开得十分顺利，安全警卫工作做得好，没有出任何大小事故。

　　闽西剿匪

　　1934年春，中革军委决定派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的保卫大队到闽西清剿团匪。保卫大队吴烈任大队长，欧阳毅任政治委员。保卫大队奉命率部队由瑞金进入长汀，归福建省军区指挥。当时，叶剑英是福建军区司令员。保卫大队是3月下旬到达长汀的。到达后的第一天，吴烈和欧阳毅就去军区报到。叶司令员热情地接见了他们，紧紧握着他们的手，高兴地说：“好久不见了。”叶剑英一边说，一边招呼他们坐下，并给他们倒了两杯水，还同他们谈了话。叶剑英问了保卫大队人员、武器装备和政治思想情况。以前叶剑英是红军总参谋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卫大队是保卫着叶剑英司令员的。

　　第二天，召开了会议，研究剿匪作战部署。参加会议的人员有：福建军区的负责同志，福建省保卫局局长汪金祥、连城军分区司令员曹狄甦，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政委欧阳毅。

　　会上，叶剑英司令员作了重要指示，谈了闽西地区敌人活动的情况，讲了地方党组织受损失和群众受害的情形，做了剿匪部署，交代了具体任务和政策以及注意事项。

　　为了集中兵力，统一指挥，决定临时组成闽西独立团，由国家政治保卫大队、福建省保卫局领导的保卫大队、明光独立营三个部队组成，吴烈兼任团长、欧阳毅同志兼政委。

　　随后，吴烈与欧阳毅对部队作了动员，进行了清剿土匪的教育。

　　第五天，闽西独立团从长汀出发，经河田进到童坊、罗坊打了一仗，敌人逃跑了。部队在罗坊住了两天，闽西独立团在周围山上进行了清剿，搜出了土豪的很多东西，分给了当地贫苦群众。随后，吴烈和欧阳毅由罗坊进入连城县城，在军分区进一步研究了剿匪的具体部署，进行了分工，研究了侦察、通信联络的办法，确定部队到罗坊、山下、雾阁、里田、李村等地区清剿团匪、童子军、大刀会。

　　闽西独立团一连打了几仗，歼灭土匪六七百人，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保护了苏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生活的安宁，使连城地区党和苏维埃各级政府的工作得以恢复，地方的工作活跃起来，生产的积极性也起来了，群众生活得到了安全，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进一步高涨，社会秩序也比较好。

　　4月上旬，闽西独立团到达连城后，首先偷袭了山下村的团匪、童子军、大刀会。这一仗是闽西独立团在连城地区剿匪中影响最大，获得很大胜利的一仗。闽西独立团进驻山下村，团部设在该村的一个三层高的炮楼里。团匪、童子军、大刀会企图从四面包围山下村，妄想消灭红军。闽西独立团得到情报后，为了占领有利地形，打伏击，围歼敌人，打好这一仗，除留一个加强连坚守炮楼和有围墙的院子外，把主力部队撤出该村，走到山下村和李村的交叉路口时，把捉到的一个土匪放回李村去了，谎称红军回城，向连城方向开进。当走到山下村至连城之间时，闽西独立团占领了山下村西南的几个高山，设下伏击，形成对山下村的包围。

　　闽西独立团在山上等了半天，直到下午，敌人以为他们撤回连城了，于是派出敌人两三千人向山下村进攻，想消灭闽西独立团留在该村的留守部队。

　　埋伏在那里的闽西独立团主力部队从几个不同方向冲下山去，由村内村外，里应外合，夹击敌人。战斗持续了约2个小时，歼灭了敌人300多人，残敌见势不妙，向山下村以东方向逃去。

　　由于大刀会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宣扬刀枪不入，他们头扎红头巾，腰缠黄腰带，喝足了酒，有的脱掉上衣，吹着螺号，连喊带叫，一窝蜂似的往前冲，都是些亡命之徒。开始闽西独立团打大刀会还没有经验，战士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形，有些害怕，怕枪打不准，子弹打不进。可是，这仗打死打伤的却大多数是大刀会的人。大部分敌人是在山下村北边过河时被消灭的。这就揭穿了大刀会刀枪不入的迷信欺骗的假面具。

　　山下村一仗，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猖狂的反动气焰，鼓舞了战士的士气，破除了群众的迷信，提高了部队剿匪的信心。为了分化敌人，闽西独立团每到一地，就做群众工作，开展政治攻势，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4月中旬，由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单独行动，经一天一夜的行军，包围了曲溪的大姑山，与敌匪打了约一个小时，击毙匪首一名，土匪两名，活捉土匪四名，土匪婆五名，缴获长短枪五支。

　　随后，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又马不停蹄，连夜行军袭击了大洋地，土匪仓皇逃窜。他们捉获土匪六名，土豪五名，将没收的土豪的谷子、衣物等散发给贫苦群众。并召开了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进行政治工作，揭露大刀会的反动迷信欺骗，瓦解了敌人的反动组织。

　　不久后，闽西独立团又夜行军奔袭了李村，于第二天早与团匪、童子军、大刀会一接触，敌人就向山区溃散。团匪跑到高山上向李村乱打枪，闽西独立团一追击他们就跑，敌人地形熟，很难打着这伙土匪。这一次，共毙匪六名，缴获步枪五支，梭镖十余支。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示意图4月下旬，闽西独立团又在曹坊打了一仗，打死打伤敌人七十多人，活捉二十余人，缴获步枪六十余支，梭镖二十多支。

　　由于闽西独立团的剿匪活动，连城地区人民群众才得以安定下来。

　　5月，由于福建军阀卢兴邦一个旅占领了龙岩、新泉，向朋口推进。奉福建军区命令，闽西独立团又调往朋口担任防御。到达朋口后，闽西独立团在河西几个主要山上修建了工事，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和明光独立营坚守几个山头，省保卫大队为预备队，团指挥部设在河西山下面的西溪村子里。

　　新泉的敌人一个团妄图占领朋口。闽西独立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经过一天的战斗，将敌人击溃，敌人退到了新泉。

　　不久，国家政治保卫大队政委欧阳毅调到红五军团任保卫局局长，由受“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打击、*降职的谭震林同志接替闽西独立团政委。吴烈与谭震林一起工作了一个月左右，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奉军区命令，调往四都、濯田地区去打敌人的土围子，消灭那里的土匪。省保卫大队和明光独立营由谭震林同志指挥坚守朋口。

　　国家政治保卫大队急行军来到四都后，将苦竹山敌人盘踞的土围子包围起来，经过十天左右的时间，围困敌人，挖通道，把棉被泼上水，绑在桌子上作挡弹墙。用这种办法，去接近土围子，堵敌人的枪眼，再用炸药将土围子炸开了，歼灭团匪百余人，活捉土匪二十多人，缴获一批武器和物资。

　　在攻打这次土围子时，国家政治保卫大队二队队长吕玉山同志牺牲，三名战士也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五名战士负伤。

　　紧接着，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又急行军将濯田北山敌人的土围子包围起来，敌人得知苦竹山的团匪已经被消灭，土围子也被拔掉了，那里的敌人非常恐慌，企图夜间逃跑。在敌人溃逃中，国家政治保卫团歼灭团匪五十余人，捉土豪十多人。

　　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在闽西地区清剿达半年之久，任务完成后，大队奉命回到长汀。

　　第一章 从井冈山走来 到于都警卫毛泽东

　　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在长汀休整几天后，于1934年7月奉中革军委命令，调回瑞金梅坑村进行整编。

　　回到梅坑村，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就进行了整编：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了一个政治保卫团，第一大队改为第一营，第二大队改为第二营，从江西省的几个独立团挑选了一批战斗骨干组成第三营。姚喆任团长，张南生任政委，孙毅任参谋长。吴烈任第一营营长。

　　考虑到吴烈原来所领导的一大队一直担任总前委、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等领导机关及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政委等领导同志的警卫工作，基础好，有很好的警卫经验，能处理各种情况，于是决定让他带一营去于都县保卫毛泽东。

　　吴烈带着政治保卫团第一营到了于都后，就住在城里尉第易屋祠堂。吴烈又立即到毛泽东住的于都县城何屋祠堂里报到。那时，毛泽东正在这里作调查研究，考虑对敌人作战的战略方针问题。

　　吴烈喊了声“报告”，毛泽东见吴烈来了，像久别的亲人一样，站起来紧紧地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很久没有见到你了，还好吧?”吴烈回答说：“还好。”吴烈紧接着又说：“这么长时间没有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示意图见到主席，大家非常想念您。”毛泽东笑着说：“我也想念大家。”毛泽东又拿起桌子上的茶壶给吴烈倒水。随后，吴烈向毛泽东呈交了邓发局长的一封信，并详细汇报了部队的情况和带政治保卫大队去闽西剿匪的情况。毛泽东听后，说：“干得不错嘛，单独指挥打仗，这样锻炼锻炼也好。”吴烈又关心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您可要多加保重身体，千万别把身体累坏了。”毛泽东笑了笑说：“没关系嘛，有许多事我放心不下，要考虑，需要去做很多的工作。”接着，毛泽东客气地说：“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顿便饭，不要饿着肚子走嘛。”吴烈也没有客气，就留在毛泽东这儿吃饭。

　　在饭桌上，吴烈又向毛泽东汇报了到于都来的一些细节，说是邓发局长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特地派他来负责安全警卫工作。毛泽东听后却说：“我这里留一个连就行啦，赣州的江口离我们这里很近，为了防止敌人从江口过来搞侦察，进行破坏活动，你带两个连去担任警戒，封锁江口。”

　　第二天，吴烈带着另两个连队到了江口，占领了制高点，修了工事，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哨，对来往行人，严加盘查，控制了江口。

　　没多久，政治保卫团又给第一营补充了二百多人，大多数是从赤卫队选调来的战斗骨干。这样第一营就有了六百多人。正当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时，突然接到毛主席的指示，要他们归回团的建制。后来，又接到团里的命令，要他们担负中央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

　　不久，红军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陆续来到了于都县东门渡口渡江。原来，中央红军主力由于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实行突围转移，脱离根据地由内线转移到外线作战。

　　红军长征即将开始。

　　第二章 长征路上的警卫 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8日，*中央给中央分局发出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训令，通报了红军主力将突围转移，提出了红军主力转移后的战斗任务。《训令》指出：

　　虽然我们取得了许多胜利，还只是部分的胜利，还没有能够最后地完全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在这一地区延迟了敌人的前进，但是敌人以极大的优势兵力侵入到了我们基本的苏区。现在敌人占领了石城，东西两路的敌人正向着汀州兴国前进。这一形势下在为着保卫苏区与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的继续作战的战斗方式上，在我们党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全部红军继续在苏区内部与敌人作战，或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后面去进攻。很明显的，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供给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

　　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行动命令：“将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第一纵队各梯队分别于10日17时、18时出发。并要求“保守军事秘密，应加强警戒封锁消息，各部队机关一律用代字，极力隐蔽原来番号名称，关于行动方向，须绝对保守秘密，每日出发前须检查驻地不得遗留关于秘密的文字。”

　　1934年10月10日，红军在江西瑞金开始长征这天傍晚。如血残阳，正落西山。

　　突围转移的红军部队和中央机关，编成野战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正按军委命令，有的已撤离战场，开向于都集结;有的仍在战场上浴血苦战，顶着敌人的进攻，等待着撤退转移的命令。

　　由中央各机关编成的野战军第一、二纵队，当晚开始撤离瑞金。梅坑、田心、岩背、九堡等处通往于都的大路口，集结着一队队等待出发的队伍。路旁挤满了送行的人们。站在出发队伍中的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不时摸摸背包里的那颗苏维埃共和国的国玺，觉得是那样的沉重。

　　就要告别红色首都了，出征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都转头朝叶坪、沙洲坝方向凝望，都想再看一眼高耸的红军烈士塔，再望一望巍峨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再喝一口红井水，再给这片土地行一个庄严的军礼!

　　不久，传来了出发的口令。队伍在缓缓地移动。

　　再见了，红都!

　　走好啊，亲人!

　　于都河边，无数的火把将呜咽的秋水映得血红。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彭德怀、陈云、刘少奇、刘伯承、*、聂荣臻……挥手向河边送行的苏区父老乡亲们告别，随着蠕动的队伍渡过于都河，踏上征途。

　　战马嘶鸣，军号雄壮。

　　红军开始了长征。红军长征举世无双。

　　中央主力红军撤走以后，蒋介石派出10万大军由顾祝同等人率领，向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敌人叫嚣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绝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

　　政治保卫团也跟随中央红军从瑞金开始了具有重要而又深远意义的警卫任务。政治保卫团高度警惕地保卫着党中央、中央军委从瑞金出发，他们面对着敌人围追堵截，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重大警卫任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红星纵队的安全。

　　第二章 长征路上的警卫 血战湘江

　　红军要走上一条生存与发展之路，就必须突破敌人布下的层层封锁线。

　　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设在江西的信丰与安远县之间，这一线由国民党广东军阀的一个旅扼守，重要路口和山上修了很多碉堡。敌人发觉红军的行动，想依碉堡进行顽抗，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这些碉堡被打得粉碎。此计不成，敌人又想从后面追击，前面堵截，但一时又布置不起来，政治保卫团保卫着中央红星纵队迅速从信丰、安远之间，冲出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随后，红军主力沿江西、广东边境向汝城、城口方向前进。这时，蒋介石反动派明白了红军不是战役行动，而是战略转移，又急忙在广东境内的城口与湖南境内的汝城之间的山间，构筑了第二道封锁线。这一线的守军，敌地方民团部队居多，有的还没有见过红军，有的也没想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红军很快就拿下了城口，占领了汝城，几乎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中央红星纵队就安全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随即，红军主力在湖南境内向西挺进，由于原来“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蒋介石主力部队还没有跟上来，只有少数敌人尾随红军，湖南的反动军队企图堵截红军，怕被红军消灭，又不敢逼近，于是红军逼近了敌人设在沿粤汉铁路湖南境内的良田到宜章之间，湖南军阀何键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打猛攻，连克宜章、良田等城镇。中央红星纵队于1934年11月15日，在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多公里的九峰山以北的地区，通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在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才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意图不是南下，而是西进，进而判断红军“必沿五岭山脉，循萧匪故道，经兴、全西窜”，于是急急忙忙地调兵布防，企图“于湘、漓两水以东地区”围歼红军。

　　不久后，红军主力进到湖南、广东边境，由于国民党追兵不断，红军面临的情况十分紧张和严重，加之横在红军眼前的是两条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都是由南往北流入洞庭湖的大水系。由于所带的东西太多，中央决定，把一些很笨重的机器埋在山里，这样行动起来就方便多了，行军速度大大增加。这时，红军先头部队抢占了道县，在道县以南九井渡架起浮架，中央红星纵队顺利地通过了潇水。但是渡过潇水，面前又是一条又宽又深的湘江。此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围、追、堵、截红军，空中还有敌机不断地扫射轰炸。

　　一场血战在所难免。

　　早在1934年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湘粤桂边“追剿”军总司令，中央军嫡系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统领中央军9个师，湘军何键7个师，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5个师共26个师约30万兵力，合力“围剿”红军。

　　红军写在湖南道县孔庙外墙上的标语11月26日，何键、薛岳在衡阳召集中央军和湘军各军军长、参谋长开军事会议，会商“追剿”计划。薛岳根据作战战报及搜集来的情报在会上推断：“敌军企图从湖南西北入湘西与贺龙合股，公算不大;徘徊于粤边之连县，桂边之贺富地区迟迟不动，南入粤桂，生存不易，因之公算也小，全面观察，企图西行，强渡湘江入桂转黔，步萧克故技可能性大。”由此，他认为“追剿”军应“利用湘江地障，一面猛追，一面猛堵，以强有力之一部，协同广西友军扼守全州迄灌阳以北四关，并沿湘江布防堵截，主力衔尾追击，并先占道县;另一部机动于祁阳、零陵、全州间作战略预备，以防*取道零陵北进;俟在湘江将其击破后，加以追歼”。会上还部署了兵分五路“追剿”红军的任务：

　　(一)以湘军刘建绪之二十八军率四个师开到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驻广西灌阳的桂军夏威之十五军取得联系，进行堵截。

　　(二)以周浑元率中央军三十六军所属三个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

　　(三)以湘军第二十七军两个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四)以湘军第十六军一个师取道蓝山、临武，与粤军取得联系，防止红军南下。

　　(五)薛岳亲自率中央军五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同时，何键还派代表到广西与桂军“剿共”军总指挥白崇禧等人协商湘江堵截计划。

　　这个计划企图凭湘江之险，借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利用桂北湘南沿岸大大小小六百多座碉堡，在全州、兴安、灌阳长约130公里、宽约50公里的三角地带张开口袋，对红军前堵后追，左阻右拦，进行“铁壁合围”，以一举歼灭。南昌督战的蒋介石对这个计划十分赞赏，他在给何键的亲笔信中一再叮嘱：“*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追剿。”为了鼓动士气，何键甚至在报上宣布悬赏：除南昌行营原定拿获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各赏十万元外，如在湘境长追拿获者加增赏五万元。

　　红一方面军在过湘江之前就已经大量减员了，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下降至六万四千人，战斗力有不少削弱，而且前面又有30万国民党军摆开口袋阵，从四面八方压迫过来。如果红军继续西进渡江，代价必然是惨重的。而且，一些不安和不满情绪也开始在部队中流露了。部队谁也不知道往哪儿去，总是一直往前走。这样，使许多战士产生了不少思想问题，新战士不愿远离家乡，掉队的人员也越来越多了，红军一天比一天少了。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已被排除在中央决策层外的毛泽东心急如焚，他向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提议：湘南地区有过暴动的历史，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而且不是国民党军防守的重点，兵力不多，构筑的堡垒很少，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还没有靠拢之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根据对敌征战多年的经验，也向中央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进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中央率其他兵力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开辟战场，创建根据地，粉碎敌人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如果中央红军按照他们的建议改变原定计划，实行新的战略，也不失为摆脱困境的出路。但是，这两条建议都被“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拒绝，他们仍然坚持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命令部队继续向西钻进蒋介石设置好的口袋，与敌人面对面地硬拼，这就注定了湘江战役的惨烈。

　　在第四道防线上，蒋介石最不放心的是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桂系军队。此前，蒋桂几度勾结，又几次分裂，桂系集团高层内部一致认为：“蒋介石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其他各党派都是我们的同盟者”，积极参加了地方实力派掀起的几次反蒋战争。蒋介石的两次下野，都直接与桂系有关。虽然蒋介石看到了这一点，并做了不少工作，桂系只不过是表面上大张旗鼓修碉堡筑工事，积极响应何键封锁湘江的军事部署。其实，桂系也有保存自己实力的打算。他们经过几次会议，最终确定了对红军作战的总方针是“送客”，即不让红军进入广西内地，但在形式上作出堵击模样，实际上保全桂军的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具体做法是放开一条道路让红军从北部经过进湖南、贵州，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从红军后卫部队做文章，以敷衍蒋介石。

　　然而，受博古、李德控制的中央军委对桂军暗中让道“送客”的用意毫不知晓。25日下午5时，中央军委才发布关于进行湘江战备，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红八军团组成进攻部队，迅速在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以红一军团一个师和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为掩护部队，阻击敌人进攻，计划分兵四路纵队向湘江地域前进，转入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

　　红军与国民党军激战之地——广西界首11月27日，作为前锋部队的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三军团的第四师在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右翼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赶到界首，因为界首无敌防守，守敌已退至光华铺，所留几十民团也逃之夭夭，所以没有经过战斗便占领了全、兴交界处的重要渡口。左翼红四师则占领光华铺，向南警戒兴安方向桂军，其第五师也占领了新圩、马渡桥，准备阻击从灌阳北上的桂军。至当日晚，红一军团在右翼、三军团在左翼，已经控制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里长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内有四处浅滩可以徒涉。红五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边打边走迟滞追击之敌，掩护后续部队通过。这无疑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过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家政治保卫团保卫着中央红星纵队已于27日到达了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不到80公里，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就可以到达，仍可能以较小的损失渡过湘江。但中央纵队行军速度太慢，带着很多辎重。当时红军雇了许多挑夫，绑了3000多副挑子，连需要七八个人抬的印刷机也舍不得丢。这些笨重的辎重和坛坛罐罐，导致行动十分迟缓，整整四天，在湘江以东只行走了72公里，平均每天18公里。这种行军速度，给了敌人以重新调整部署的时机，以致我军再次丧失良机，使有利的态势丧失殆尽。

　　11月28日，蒋介石得知桂系谎报军情撤离湘江防线后大为震怒，在电报中斥责桂军“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再次严令桂军、湘军重新夺回渡河点，对过湘江的红军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江的各部进行堵击。

　　漫画《红军过湘江》桂军撤防，湘军未及，红军前卫部队乘隙占领了湘江渡口，使全军形成了从永安关、雷口关直达湘江的态势。同样是11月28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我军自29日起至30日全部渡过湘江”，但是事实上中央红星纵队和后续部队驮负辎重，行动缓慢，从28日晨至29日晚，左右两翼前卫部队和后卫掩护部队与敌军激战两天两夜，竟无一支部队过江。30日晨，军委纵队才从界首渡河，此时，敌军已经形成南北夹击态势，情势十分危急。

　　早在11月26日，中央军周浑元部四个师占领道县。27日，湘江刘建绪部队从黄沙河一带南下，占领全州。白崇禧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为了防止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广西，遂一面宣布红军“已沿湘桂边境，向北窜走，富贺边境，干戈已告平靖”，一面指挥第十五军和第七军的一个师回师灌阳，分兵由公路对进，一路由灌阳地区北上，向湘江东岸进攻，一路由兴安向湘江西岸的红军进攻，与红三军团展开激战。湘江两岸的红军将士，为掩护全军过江，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残酷的决战，为掩护后续部队过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红军突破湘江防线的战斗主要在四个战场展开。首先打响的是灌阳新圩阻击战，其次是光华铺阻击战，再次是觉山铺阻击战，最后是水车地区阻击战。

　　11月30日晚，在兵力和武器都占优势的敌军疯狂进攻下，担任两翼掩护的红一、三军团的几个师伤亡愈来愈重，不得不且战且退，交替掩护向后收拢阵地。坚守在觉山铺的红一、红二师被迫退到第二道阻击阵地。敌人的炮弹都可以打到距觉山铺不到二里的屏山渡口，敌人的飞机也频繁地在渡口狂轰滥炸。

　　当天深夜，政治保卫团为了掩护中央红星纵队渡江，采取了夺路突围的战术，顺利过江。

　　而此时，湘江西岸只有红一军团的第一、第二师，红三军团的第四、第五师。没有过江的却有红一军团的第十五师，红三军团的第六师及红五、八、九军团共六个师，占中央红军的三分之二的力量。

　　如何保住渡口，组织湘江东岸的部队及时过河，成了摆在中央红军面前最严重的任务。

　　次日凌晨1时半，中央军委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要求红一、三、五军团“消灭由兴安、全州向界首进攻之敌，钳制桂军及由东尾随而来的周浑元部，保证我军后续部队于二日晨通过湘江”。两小时后，*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又联合向红一、三军团下达完成作战命令的指令，指出：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展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全体指战员要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乎全局。

　　当天的战斗空前激烈。敌军主力对红军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红军于半渡。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觉山铺的战斗打成白热化，红一军团在20多里的第二道阻击线上，与敌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拼杀战。狡猾的敌人在几次冲锋失败后，转而集中兵力和炮火猛攻红一、红二师结合部，并最终突进四五里地，迂回包围了红一师一个团。被包围的部队奋力反击，在另一个团的接应下，多数人突出了重围。红二师则硬是凭着你死我活的拼刺刀，顶住了气势汹汹的敌人。邀功心切的敌军甚至一度打到红一军团指挥部的门口，由于政委聂荣臻沉着冷静地指挥才安全摆脱敌人。

　　此时，红三军团的第十八团和第四师也在新圩、光华铺地域与桂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为后续部队渡江争取更多的时间。到了中午，军委纵队全部通过工兵营在界首渡口上用煤油桶架起的浮桥渡过湘江，跨桂黄公路，进入越城岭山区。红一、红二师在悉知中央纵队完全过江后才交替掩护，撤出战斗。下午三时，根据军委命令，工兵营炸毁了浮桥。由于桂黄公路光华铺阻击阵地已经撤离，桂军向界首渡口蜂拥而至，九军团大部及随后的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第八军团均改为从下游十二公里的凤凰嘴渡过湘江。红九军团、红十三师过江时均遇到敌机轰炸，而最后过江的八军团则损失更为惨重。八军团战士多数是刚入伍不久的新兵，缺乏训练，在敌机的空袭下，队伍顿时显得混乱，正在涉渡的红军成批倒下，被湍急的江水卷走。随后，从新圩追来的桂军突破八军团后卫，又向渡口冲来，用大炮和重机枪向渡口轰击。八军团费了很大力气才将敌人打退，冲过湘江。八军团从苏区出发时有一万余人，过湘江后只剩1200余人，编成一个团给五军团，军团建制撤销。据凤凰嘴当地的老百姓说，战斗过后，他们在江边掩埋了三天的烈士尸体，而更多的阵亡将士则沉没在江底。在全州旁边有处叫岳王塘的湘江曲弯，湍急的湘江水流到这里后流速变得很缓，上游顺流漂下的尸体和各种遗物几乎全都汇到这里。在那长长的水湾处，红军将士的尸体密密麻麻，一眼望去，湘江都是灰色的。

　　这天下午，敌军占领了全部渡口，严密封锁了湘江两岸。除红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三十四师被敌人切断前进道路无法过江外，东岸的六个师有五个师在付出巨大牺牲后渡过了湘江，历时六天的湘江战役才宣告结束。而被阻挡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十四师余部在敌重兵包围中一直孤军奋战到12月21日，演绎了这支英雄部队的最悲壮的绝唱。

　　无疑，此时的红军虽然已经伤痕累累，但却从另一面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

　　第二章 长征路上的警卫 警卫遵义会议

　　国家政治保卫团保卫中央红星纵队渡过湘江以后，继续向西挺进。离根据地越来越远了，困难也越来越多，伤病员多了，负担重了。表面上看这是湘江之战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紧张的战斗中，红军所携带的印刷机等辎重基本丢失，也就是说丢下了那些坛坛罐罐，从而能够轻装上阵，灵活机动地进行作战。如果没有湘江一战，也许还舍不得那些沉重的包袱。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把红军葬送的湘江之战也为遵义会议召开提供了契机。因为红军广大指战员们从惨重的损失中都感到，过去在毛泽东领导的时候，打仗是不断的胜利，都能够化解国民党的包围，但是有了错误的领导之后，越来越被动，国民党围追堵截，使红军陷入了困境，于是强烈地要求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打开了湖南通道县城。15日占领了贵州黎平县。中央红星纵队随即经通道县进驻黎平。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坚持在黔东北和敌人硬拼，然后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主席则主张向黔北发展，建立新的根据地。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王稼祥主任等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预定遵义为新根据地中心。

　　黎平会议后，红军改向贵州遵义进发。但是要攻取遵义，必须跨过天险乌江。红军先头部队边打边走，政治保卫团保卫着中央红星纵队随后跟进。

　　1935年1月2日，红二师飞速抢占了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经过激烈的战斗，强渡了乌江，击溃了守敌，很快架起了浮桥，中央红星纵队安全地通过了乌江，向遵义前进。

　　遵义会议旧址此时，蒋介石慑于川陕红军的胜利与强大，遂把围剿的重点转移到红四方面军，认为“只有徐向前的一股在川北地区，最为猖獗”，蒋介石即命令辞去“剿匪总司令”之职的刘湘，于1934年10月22日复职，并以“刘湘及川中内外绅士邀请中央派兵”为由头，派嫡系胡宗南的一个加强团，由甘肃进入四川，调集了二百个团的兵力，对我根据地，疯狂地发动了“川陕会剿”，妄图置红四方面军于死地。就在红四方面军全力以赴地反击蒋介石发动的“川陕会剿”时，1935年1月9日，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

　　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它是贵州的第二大名城，特别繁华。新城是商业区，旧城是住宅区。国家政治保卫团和中央政治局及领导同志住在旧城里，总司令部住在旧城的枇杷桥。国家政治保卫局住在天主教堂里，国家政治保卫团第一营住在旧城附近的山坡下的学校里，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警卫工作，刘伯承参谋长兼遵义警备司令。

　　住进遵义不久，邓发局长就对负责中央领导同志安全警卫工作的政治保卫团第一营营长吴烈说：“中央准备在这里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会场周围和行动路线的警卫工作由你们负责。”说完，他们又详细看了开会的地点，会场附近的地形和环境。

　　这便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在“柏公馆”举行，并定于晚上召开。中央对这次会议的警卫工作十分重视，除警备连负责“柏公馆”内卫外，城区四周大部分为政治保卫团的指战员，几个山头上还有机枪阵地，严防敌机偷袭。按照警卫方案，从大门到一楼再到二楼会场，关键位置都布了岗哨，24小时轮流站岗。与会代表将由这里步入公馆，然后进入二楼会议室。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陈云，以及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等。政治保卫团光荣地担负了这次我党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的警卫任务，主要负责警卫会场、保卫首长等特殊的任务。由于绝大多数党和军队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警卫任务无疑十分重要，政治保卫团的官兵们十分谨慎认真，布置警戒，护送首长来回，一丝不苟。

　　15日晚饭后7时左右，天刚擦黑，柏宅大门上的煤油灯就被点亮了。博古来得最早，他披着大衣，沉着脸，表情凝重，在公馆门口下马后，警卫员把马牵走，他则低着头，缓缓走进院子，就连警卫战士持枪敬礼，他也似乎没有注意到。

　　政治保卫团的班长胡昌宝布置警戒后，小心翼翼地护送毛泽东和张闻天从穆家巷住地前往会场，直到扶着毛泽东登上又高又陡的楼梯，他才退了下来，精神抖擞地警卫在楼前。毛泽东披着一件缀了补丁的单袄，长长的头发分在两边，显得特别清瘦。他夹着一只烟卷，与张闻天并肩而行，两人低声交谈，张闻天不时点头。

　　李德和伍修权来得最晚。李德穿了一双看起来很沉重的大皮鞋，奇怪的是，他一反常态，以前走路爱指手画脚，高谈阔论，这次却紧握着烟斗，一路无言。

　　这次会议一开就是三天，每天都是晚上进行，凌晨结束。17日胜利闭幕，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期间，董老、徐老、邓大姐等中央首长都对胡昌宝说：“小鬼呀!你们警卫班的担子今后可不轻呐。要好好照顾主席，保卫主席啊!”人们纵情欢呼的动人场面和高干们相互嘱咐的话语，久久地震撼着警卫战士们的心。他们进一步意识到：毛主席是党和红军爱戴、拥护的领袖，他的健康和安危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自己有幸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不仅是个人最大的幸福，而且还意味着党对自己的极大信任和考验。

　　遵义会议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它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统治的结束和毛泽东时代的开始。从此，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很快创建了新的根据地，建立了新的红都，不仅有了延安，还有了北京，瑞金也于1949年8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政治保卫团的官兵圆满完成了遵义会议的警卫任务，受到了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并与遵义会议一起载入了历史的史册。

　　遵义会议后不久，根据毛泽东加强部队战斗力、充实连队的指示，部队进行了整编，取消了国家政治保卫团，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下的保卫大队，全团除留下一营与保卫局的特务队合编为保卫大队由吴烈继任大队长外，其余的都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分别编入红一、三军团。

　　同时，国家政治保卫局也进行了整编。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仍是邓发、侦察部部长李克农、执行部部长王首道。保卫大队归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统一归总司令部指挥。

　　1935年初，政治保卫大队从遵义出发，保卫前敌总指挥部、军委总政治部等领导机关及毛泽东、朱德等首长继续长征北上。

　　第二章 长征路上的警卫 渡过金沙江、大渡河

　　保卫大队保卫中央纵队渡过赤水后，1935年4月29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各部队急行军，速渡金沙江，甩掉后面的敌人，去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命令下达后，各部队直插金沙江边，红一军团占领了云南禄功、武定，并抢占了云南通往四川主要公路上的元谋县城，向主要渡口龙街渡急行军。与此同时，红三军团也直向洪门渡进军，中央红星纵队的干部团向中间的绞平渡急行军。保卫大队保卫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等领导同志和中央纵队，于1935年5月3日傍晚到了绞平渡，从这个渡口安全渡过了金沙江。

　　过江后，中央和其他领导同志立即研究渡江后的行动部署和各项工作。

　　江边有几间茅屋和几个山洞。保卫大队的战士和首长身边的警卫人员，选了一个比较干净的洞，把里面的脏东西清扫一下，并找来一块小木板。毛主席亲自动手，和大家一起，在这个潮湿的洞里，把木板架起来当桌子使用，摆上地图。

　　1935年5月，红军夺取并通过泸定铁索桥1935年5月9日，过了金沙江，红军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的敌人甩掉了。

　　5月中旬，红军到达四川会理县，在此地进行了休整。5月20日，毛主席在会理城郊外一个叫铁厂的地方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保卫大队担任了警卫任务。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红一、三、五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跨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会理会议后，政治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红星纵队向北进发。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已经一路冲杀，连克四川德昌、西昌等四座县城。政治保卫大队和中央红星纵队随后跟进。

　　特别是进入彝族区后，红军坚决执行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保卫大队不断进行宣传教育，说明红军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经过艰苦的工作，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区，出其不意地占领了安顺场渡口，准备渡过大渡河。红军先头部队以神速的动作，占领了安顺场，歼灭了敌人两个连，缴获了一只木船，控制了南岸渡口。

　　5月26日，中央红星纵队到达安顺场渡口。毛主席一到渡口，得知因船只太少，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部分敌人已经渡过了金沙江，正向红军赶来时，他立即召集有关同志开了紧急会议，当即决定，红一师及干部团用船迅速过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部队沿河右岸北上，两路部队直取泸定桥。

　　泸定桥是四川通往康藏地区的咽喉，桥东是泸定城，有守敌刘文辉部的一个团。桥头、河岸早已修好了工事，有重兵把守，桥板已经被敌人全部撤掉了，剩下的几根铁索悬挂在空中。

　　红军夺占泸定桥(油画)为迅速夺取泸定桥，按照毛主席的部署，红二师二团昼夜急行军，抢先占领了泸定桥西头。接着，组织突击队，同敌英勇作战，冒着敌人的火力，越过铁索桥，抢占了桥东头，同沿左岸赶到泸定城的红一师和干部团会合。部队在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的指挥下，向敌人发起了猛攻。

　　经过激烈战斗，红军将守敌歼灭，很快就夺取了泸定桥。前卫部队占领桥东头后，急速抢修铁索桥，搞了很多木板和门板将桥搭好，使大部队迅速过河。

　　随后，保卫大队保卫着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于1935年6月2日从泸定桥上过了大渡河。

　　第二章 长征路上的警卫 胡昌宝献身保卫毛泽东

　　1935年6月初，红军抢渡大渡河之后的一天，警卫班在胡昌宝班长的带领下随同毛泽东主席从花岭坪出发，计划当天赶到水子地宿营。

　　下午，途经一座大山，行军速度突然慢了下来，原来这儿竹林茂密，野草丛生，有些地段路窄坡陡人多，需要踩倒小毛竹才能踏出一条路来。这样，队伍便不得不常常停下脚步，等前面的同志通过以后，方能慢慢跟上。抓住这个机会，毛泽东从衣兜里掏出书本，边走边看起来。当他们走到山腰一段开阔地时，突然天空传来一阵马达声，胡昌宝抬头一看，只见几架黄膀子敌机正向他们这里飞来。警卫员们心情立刻紧张起来。胡昌宝再一看，毛泽东仍在爱不释卷地边走边看，仿佛正在思索着什么，一点都没有察觉敌情。以往，敌机总是转悠一阵才开始扫射或投弹，这次却好像发现了什么目标似的俯冲下来。接着，机翼下发出一串刺耳的尖啸声。

　　胡昌宝意识到敌机已经投下炸弹，忙大叫一声：“不好!陈昌奉，注意主席!”

　　说着，胡昌宝腾空跃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毛泽东推向岩后，随即纵身扑了过去。与此同时，陈昌奉也不顾一切地冲到毛泽东跟前。就在这时，只听“轰隆隆”一阵巨响，顿时，尘土腾空，弹片横飞，滚热的气浪掀起了层层烟雾，块块乱石，笼罩了人们的视线。一阵轰炸过后，敌机远去了，毛泽东从烟尘和弹片乱石堆中站起来，立刻发现用躯体掩护了自己的胡昌宝，只见他满身血污，腹部中弹，已经颓然倒在血泊之中。

　　毛泽东轻轻而焦急地呼唤着胡昌宝：“小胡，小胡，昌宝同志!”

　　胡昌宝两手紧紧捂着热血直流的肚子，呼吸急促，微微睁开了双眼。当他发觉自己躺在了毛泽东怀里时，便想挣扎着起来。然而，严重的伤势，过多的出血，已使他无力动弹。

　　胡昌宝嗫嚅着嘴唇，十分焦急地探询道：“主席，你?”

　　毛泽东说：“小胡，我好好的!”

　　听到这回答，胡昌宝放心了，一丝欣慰的笑容浮上眼角，遮住了他脸上强忍的痛苦。

　　毛泽东急切地对卫生员钟福昌说：“小钟，快，给小胡上药，包扎!”

　　胡昌宝轻轻地摇了摇头，无力地阻止道：“主席，我怕是不行了，药，留给同志们用吧!”

　　毛泽东温柔地抚摸着胡昌宝的头说：“不，小胡，你会好的!再坚持一下，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治，就会好的。”

　　然而，这时的胡昌宝却微微地闭上了双眼。

　　这时，毛泽东小心翼翼地将怀中的胡昌宝轻轻托起，慢慢地放下，从简陋的行装中抽出一条夹被，缓缓地盖在他的身上。

　　当时在场的警卫战士们无不被主席与士兵的这种真情所打动，都悄悄地流下了泪水。

　　胡昌宝

　　胡昌宝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毛泽东主席，这个感人的故事在警卫部队一直被官兵传颂，一直是激励警卫部队官兵搞好警卫事业的生动教材。

　　胡昌宝是卫戍警卫部队的英模人物，在英模谱等各种史料中都有浓墨重彩的一笔。他1914年出生于江西吉水县，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担任警卫班班长期间，对毛泽东主席忠心耿耿，关心备至，照顾周全，在危急关头，又挺身而出。但作为一个英雄模范人物，至今还没有他家里人的情况。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原参谋长张春水说，1987年他负责编写北京卫戍区英模谱时，曾经到过江西吉安地区进行调查采访，找到了胡昌宝生前战友，但他们都不知道他家里的具体地址。后来，他又到江西省民政厅在数以万计的烈士名录中查找，也没有找到胡昌宝的相关情况。最后，他找到了陈昌奉*，因为他与胡昌宝是同时入伍，一起从江西走上的长征路，但他也不知道胡昌宝家的具体地址。但是在陈长生的*中有不少地方写到了胡昌宝的事迹。张春水参谋长便以此为基本素材，编写了胡昌宝的英勇事迹。

　　翻越夹金山，走出水草地

　　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红星纵队通过渺无人烟的高山后，没有道路可走了。天下着雨，脚下烂泥很深。保卫大队的指战员们就砍倒一些树枝，让首长们坐在上面休息。等到天亮后，红军才走下山去，向天全县出发。

　　红军先头部队击溃了敌川军的堵截。1935年6月8日先后占领了四川省的天全、芦山、宝兴几座县城。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纵队到达天全县住了一天，因敌军逼近，随即赶到了宝兴县。接着又从宝兴县开往大晓碛。挡在前面的是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但是保卫大队的指战员们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战胜困难，征服雪山。

　　红军翻过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夹金山，位于宝兴县城西北，懋功之南，又名神仙山，是一座海拔有四五千米的大雪山，一上一下要走七十多里路。

　　6月11日黄昏，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红星纵队到达山下，抬头仰望，山峰直插云霄，看不到山顶。

　　1935年6月12日上午，红军开始翻越夹金山。虽然已近夏天，但到了夹金山上后，就感觉寒气逼人。红军战士们都只穿着单军衣翻越雪山。保卫大队的队员们的情绪都很好，谁也不愿意掉队，还互相关心照顾。有同志病了，走不动了，大家都帮助他们背枪，背被包，扶着他们走。有的不小心滑倒了，旁边的同志就立即上去扶起来。有时不慎掉到几米深的雪窝里，大家会主动递去木棍或绑腿带子，拉他上来。

　　来到山上后，保卫大队的队员们发现，这雪山真是个“怪山”，气候多变，一会儿突然出现一块黑云，随即刮起怪叫的狂风;一会儿大雾弥漫，一时浓一时淡，使人觉得像腾云驾雾一样。风雪吹打在脸上，像针刺般的疼痛，队员们能披的东西都披上了，但还是难以抵抗寒冷，他们咬着牙向前走着。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有的同志头晕目眩，一步一停，一步一喘，但却不能停下休息。红军与恶劣的大自然搏斗着。

　　一天下午，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首长和中央纵队安全翻过了山顶，队员们以为这下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下山也不好下，身子总是往下滑，站也站不稳。政治保卫局在前面的一个同志因为不小心，一下子滑出好几丈远。快到山脚的时候，已经清楚地看到很远的地方，有好多的部队在那里等着了。那是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

　　红军战士看到这一幕，高兴得跳了起来，艰辛、痛苦全都抛之脑后了。红一、四方面军部队会合后召开了联欢会，唱了《两军会师歌》和战士剧团演出的《烂草鞋》。这些给保卫大队队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5年6月22日，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争取中国西北各省的胜利，乃至全国的胜利。

　　会后，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红星纵队在红一军团后面，经大扳、黄草坪到木城，翻过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接着到了卓克基，在这儿稍作休整后，又向黑水方向出发，经梭磨河、马塘、刷经寺、康貌，翻过了第三座大雪山——长扳山，进了黑山县境的芦花。随后，红军主力又继续翻过了第四座大雪山——打鼓山，于8月4日到达毛儿盖附近的沙窝。

　　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开了一个会议。保卫大队进行了严密的警卫，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和完成。会议之后，红军主力于8月20日到达了毛儿盖。这里是个军事重镇，胡宗南本想调集20几个团在这里布防。但由于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没有来，所以红军主力顺利地到达了毛儿盖。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又召开了一个会议，筹划了过草地的计划，并在这里指挥着全军向草地进军。

　　8月21日，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红星纵队由毛儿盖开始向草地进发。红一军团在前，毛主席、周副主席、刘少奇、叶剑英、王稼祥、张闻天、博古、邓发等其他领导同志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机关，在红一军团后跟进，最后是红三军团担任后卫。

　　红军走过的水草地红军离开毛儿盖北行四十里就进入了一片茫茫的草地。

　　草地茫茫无际，上面笼罩着浓雾;草丛里河沟交错，全是黑色的积水，散发着臭气;草地没有石头，也没有人烟，更没有道路;草地的脚下是一片片草茎和烂泥潭;草地充满了艰难险阻。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保卫大队来说，警卫任务无疑十分重要，他们要保证首长们的绝对安全，还要面对大自然这个强大的敌人。

　　第一天，红军没有走多少路，还能找到一些柴草，煮点野菜麦粒吃，烤一烤被雨淋湿的上衣和在水草中行进时被弄湿的裤腿。但是进入草地中心，困难更加严重，天气一日多变，早上还浓雾弥漫，中午突然乌云翻滚，狂风大作，下起大雨来。夜晚，气温急剧下降，寒气逼人。保卫大队的队员们为了保证首长们的安全，把带的木棍插在地下，用绳子捆住被单，搭成棚子，把布单铺在地上，让首长们休息。

　　到达后河，这里地势较高，红军尽量把棚子搭得好些，煮了些青稞麦子吃。

　　经过与残酷无情的大自然整整六天的搏斗，红军终于走出了草地。

　　第二章 长征路上的警卫 突破腊子口

　　红军胜利通过草地后，时局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红军突破的天险腊子口一天，叶剑英参谋长得到一份密电，得知张国焘准备带领部队南下，搞分裂活动，企图以武力威胁党中央。当时，叶剑英正在红军学校，情况又十分紧急。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局长立即指示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迅速带小分队赶到红军学校，接叶剑英参谋长回毛泽东住地俄界。吴烈接到命令后，立即带领两个班，迅速赶到红军学校，接叶剑英参谋长安全地回到了毛泽东住地俄界。

　　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了一次紧急的会议。主要讨论通过对张国焘搞分裂党的活动进行处理的决定和北上的任务及到达甘肃南部后的行动方针。党中央、中央军委立即率领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团，由俄界北上。红军沿着白龙江的源头进入了甘南境内。

　　突破天险腊子口是进入甘南的关键一仗，突破了腊子口，蒋介石反动派企图挡住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也就宣告破产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就能胜利实现。如果突破不了，红军的境况将不堪设想。

　　毛泽东果断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腊子口，继续北上，这一仗由红一军团来打的。他们在接受任务后，从莫牙寺出发，爬过卡郎山，在班藏五福附近和黑朵村，歼灭国民党鲁大昌十四师堵截红军的两个营。随后，急速向腊子口挺进。经过一场激战，又将鲁大昌驻守腊子口的两个团的兵力打垮。

　　9月17日，红军胜利地占领了天险腊子口。腊子口突破后，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领导和中央红星纵队赶到。过了腊子口后，进入甘肃南部。

　　9月19日，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领导到达甘肃的哈达铺。这里是一个镇子，当时毛泽东住在镇上一家中药铺子里，中药铺子离司令部不远，穿过一条横街，拐个小弯就到。周恩来副主席和司令部住在一起，那是一座比较低的木质结构的两层小楼。

　　腊子口战斗纪念碑

　　9月20日，毛泽东召集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红星纵队的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的院子里开了一个会议，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说：“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部队进行改编，将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红星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任政治委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红一军团改为第一纵队，红三军团改为第二纵队。中央军委纵队改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同志任司令员，邓发同志任政委。全支队共有七千多人。

　　到达陕北吴起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午，政治保卫大队警卫着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了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吴起镇。至此，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走了二万五千里，结束了长征。

　　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

　　中央红军落脚吴起镇纯属偶然。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踏上了万里长征路，到哪里去?战略方向曾有8次抉择，最终到陕北落脚。由于张国焘闹分裂，不可能在原定的川陕甘大范围落脚。因此，俄界会议决定到中苏边境去占一块地盘。1935年9月18日，长征的红军部队进入甘肃省宕昌县的哈达铺进行了休整，并决定将一、三军团、中央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正当四处寻找出路时，得到一个意外的发现，就是红军在哈达铺一个邮局找到一些旧报纸，上面刊登了阎锡山进攻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中央红军至此才知道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有一支红军队伍，顿时欣喜若狂。毛泽东在团级干部会上明确指出：“到陕北去，找刘志丹。”9月28日，红军到了通渭县榜罗镇，又了解到了更多的情况，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到陕北落脚。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进行了重要活动，对以后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中央召开会议，确定目前行动方针，提出今后战略任务。第二，打了“切尾巴”战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第三，毛泽东在吴起镇新窑院接见了赤安县游击队队长张明科和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知道了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肃反，刘志丹等一批党政军领导人被关押在瓦窑堡，造成了严重的危机，便考虑采取果断措施，化解陕北危机。

　　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一部

　　可以说，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长征落脚吴起镇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是标志着中央红军伟大战略转移的胜利结束;二是标志着*中央在陕北领导中国革命13年的开始。因此，吴起这个原来并不起眼的小地方，由于成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红军从求生存走上求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而永载史册。

　　吴起镇是一个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小镇。在洛河边上，属保安县境。据说，它的得名是为纪念战国时期魏国名将吴起的缘故。中央红军到来时，吴起已经是陕北根据地的大门了。虽然地方有点荒凉破败，但这里的人们具备苏区人所具有的警惕性。见来了部队，除留下几位不怕事的老人当线人外，其余的都躲进了山沟。

　　政治保卫大队的战士们疑惑不解。从墙上写着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来看，这里是陕北根据地的地盘，但怎么苏区百姓会怕红军呢?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是语言不通的误会，当地老百姓将“红军”听成“奉军”了。误会解除后，老人们很快找来了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找回了群众。

　　傍晚，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苏区人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迎进了家门，并安排他们住进了镇东北半山坡上的新窑院里。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

　　让政治保卫大队官兵们感受最深的是，这个地方贫困，但这里的老百姓却如同亲人们一般亲。但政治保卫大队的官兵们并没有放松自己，反而更加警惕起来。来到这儿后，中革军委进行了具体的分工，准备兵分两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领导一路，负责军事，率部队迅速南下，与正在与敌作战的徐海东红十五军团会合，共同解救陕北根据地的军事之危;张闻天、博古、刘少奇、董必武为另一路，负责政治，率领中央机关先行赴瓦窑堡，从“左”倾主义者手中解救刘志丹等人。

　　1935年12月中旬，政治保卫大队在陕北张村驿改编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营。该营先后下辖4个警卫连。

　　第三章 进驻延安 瓦窑堡会议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省成立了“伪满洲国”。随后日本侵略者继续南下侵犯，企图将整个中国沦为其殖民地。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就在*中央到达陕北之时，民族危亡更加严峻了。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特殊化”的口号下一步一步地变华北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然而，国民党当局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下反而采取了步步退让的政策，目的是“先安内，再攘外”。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政党，自然不能看着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而坐视不管。此外，在民族敌人入侵、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做亡国奴的情形下，谁高举了抗日救国的大旗，谁就能赢得民心，进而赢得中国。正因为这样，长征途中，*中央始终喊着“北上抗日”的口号，现在到了陕北，安营扎寨了，*中央更应高举抗日大旗，号召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战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但是，面对强大的民族敌人，仅靠弱小的红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才能克敌制胜。于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开始研究可以团结的对象。中央红军一到陕北，*中央就发出了《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也要有上层统一战线，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都是联合的对象。

　　1935年12月17日，毛泽东住进了红色政权的临时“首府”瓦窑堡才4天，就参加了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转变党的路线问题。这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

　　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秦邦宪

　　12月的陕北，已经是隆冬季节，呼啸的寒风夹着黄土，格外寒冷。然而，聚集在张闻天所住的窑洞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严冬的寒冷，一个个异常激动，有时还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秦邦宪(博古)、彭德怀、邓发、凯丰(何克全)、李维汉、吴亮平、张浩(林育英)、*、郭洪涛等十多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那种认为不可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左”倾关门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周恩来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等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27日，毛泽东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根据会议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两个文件科学地运用*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当前形势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精神，于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时期，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策略方面的基本经验，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遵义会议只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议，而瓦窑堡会议则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

　　特务营的指战员们在搞好大会警卫工作的同时，也为党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思索着。

　　根据形势，1936年3月11日，红军东征，特务营跟随毛泽东主席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到达山西省，分散担负着中央的警卫任务。1936年5月，特务营随毛泽东主席和前总由山西省回到陕北，在陕北延川交口镇，与独立团合并组建为特务团。特务营改编为该团第一营。

　　第三章 进驻延安 成立中央军委警卫营

　　延安是个神奇的地方，是个神圣的地方。

　　1937年1月，党中央及领导人进驻延安。这是具有深刻历史意义时刻的开始。

　　1937年3月，特务团奉中央和彭德怀同志的命令，调第一营到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接到命令后，便将第四连的少数红军调到二营各连队，由二营各连抽调一些党员和经过考验的忠实的战士补充到第四连及其他三个连队。全营60%以上是党员。同时，调整了武器，补充了当时最好的枪支。

　　4月16日，在营长谢国文、政治委员严雄的率领下，特务团由云阳镇出发，到4月23日上午9时到达延安。

　　抵达延安后，当日10时于城内钟鼓楼西面操场上举行了全营军人大会，宣布特务团第一营改编为中央军委警卫营。

　　中央军委警卫营成立后，部分战士留影因朱德总司令和谭政亲临大会现场，全营都感到精神振奋。特别是朱总司令讲话的时候全场十分肃静。朱老总说，我们中央军委警卫营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同志们啊，这个任务是重大的，是光荣的。现在延安刚解放不久，附近的土匪很多，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很猖狂，必须警惕地、认真负责地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保证中央的安全……

　　会后，谭政亲自召集了全营排以上干部开会，具体说明了保卫中央的意义，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宣布了将军委通讯连、警卫团第二连和机枪排调归中央军委警卫营建制的命令，下辖6个连和1个机枪排，全营共900多人，隶属于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直接领导。军委通讯连在长征途中担负机要通讯与警卫任务;警卫第二连成立于1932年，长征中担负保卫朱总司令和电台的任务;机枪排成立于1933年，长征途中担负防空等战斗任务。

　　着将军服的谭政谭政是杰出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1906年出生，湖南湘乡人。1927年3月加入国民革命军。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纵队队委秘书、军委秘书长、军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6月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就创建和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武装斗争、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以及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等问题，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对指导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政治工作，加强军队建设起了突出作用。1943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留守兵团开展整风运动，使部队取得很大进步。1944年4月，受*中央委托，在*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又名《谭政报告》)，总结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论述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基本方针、原则，并提出改革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见。这个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曾被列为全党全军各级领导干部的整风文件。报告中所阐述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方针、政策，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曾几次将这一报告重新印发部队。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联军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参与组织领导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中的政治工作，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保障作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华南军区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88年11月6日，谭政在北京逝世。

　　当时，全营的布置是：第一连除在清凉山、宝塔山、飞机场担负警戒任务外，于南30里铺设立了检查站，主要是检查可疑的行人;第二连于老爷庙一带保卫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固定哨位达10个;第三连于延长凉水崖守卫黄河关口，保卫仓库和粮食，固定哨位12个;第四连于蓝家坪、李家湾、杨空岭保卫机关和电台;第五连守卫延安各个城门;通讯连仍担负机要通讯任务;机枪排于各山头上担负防空警戒任务。

　　贺福祥勇救周恩来

　　1937年5月的一天，警卫排战士贺福祥用自己的机智与勇敢演绎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第三章 进驻延安 一级警卫英雄贺福祥

　　贺福祥，1914年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1933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早在1935年给中央军委特务连当通信员期间，以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安危为己任，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组织上放心，领导人满意，被誉为“党的忠诚卫士”。

　　警卫营的一个排乘坐汽车，护送周恩来副主席去西安工作。劳山是必经之地，这里是一个土匪出没的地方。此时，这里已经是树叶发绿、桃花开放的时节。

　　警卫营的战士们警惕性都很高。第一辆卡车上坐的二十多个战士刚越过山顶，当第二辆卡车上坐的周恩来副主席等二十余人快到山顶时，树林中埋伏的土匪突然开了枪。司机当场牺牲，坐在副驾驶位上的助手也被打伤了。幸好司机助手及时踩住了刹车，卡车安全地停了下来，没有翻下山去。坐在车上的周恩来副主席依然十分镇静，他对车上的战士们说：“赶紧还击!”第一辆卡车上的战士们听到枪声后，迅速地跳下卡车，开枪还击敌人。但由于土匪占据了有利地形，警卫战士们难以展开战斗，所以战斗非常激烈，我方伤亡较大。

　　情况十分危急。这时警卫排战士贺福祥首先想到的就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安危。他紧握着两支手枪，和另一位战友一面进行还击，一面机警地掩护周副主席跳下汽车，冒着枪林弹雨，迅速撤离到树林中安全地带。贺福祥又火速跑到三十里铺给延安军委打电话。随后，他又和战士们一起保卫周恩来安全地返回延安。

　　1947年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向延安发动进攻，为了有效地消灭敌人，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贺福祥和警卫排的战士们，日夜警惕地保卫着毛主席。他们的共同心声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贡献出来。每次行军，不论天黑或下雨、上山或下山，他和战友们都机警地保卫着毛主席。

　　贺福祥与战友一起学习一天深夜，冒雨行军，爬上一座山时迷了路，加之国民党军队越来越近，情况万分紧急。贺福祥凭着娴熟的军事常识，用伏地听动静的方法，顺着狗叫的方向，很快找到向导，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同年6月的一天，部队行到葭县白龙潭附近，这里已经能听到国民党军队稀疏的枪炮声，贺福祥意识到，必须尽快保卫毛主席到安全的地方。但因为暴雨过后，山洪暴发，葭芦河水流湍急，又没有桥，他和战友们泅水过河，找门板搭桥。在取绳子时，不慎掉进激流中，被救上岸后，周恩来副主席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他怕首长冷，坚决不肯穿。他立即和战友们一起把桥搭好，保证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机关的同志顺利过河。

　　贺福祥成为了卫戍警卫部队的楷模，先后参加过30多次战斗，曾获“学习模范”、“特等保卫模范”、“劳动英雄”等荣誉称号。1950年9月，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战士英雄代表会议;1953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授予他“一级警卫英雄”的荣誉称号。

　　周恩来既是世界著名的*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更是一位受人民和解放军官兵爱戴的长辈。周恩来总理一直关心警卫部队官兵们的生活，关心战士，他曾经多次在夜晚到哨岗上看望战士们。为了把警卫部队的生活条件改善得更好一些，他还努力地为警卫部队争取一些东西。

　　晚年的周恩来总理受到了膀胱癌的困扰，这一病情一直牵动着北京卫戍区部队，特别是多年来警卫周恩来总理的警卫一师官兵们的心。后来在北京卫戍区的一些老同志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北京卫戍区数百名官兵曾经给周总理献血治病，这其中就有警卫一师的官兵。这件事让当时的官兵们激动万分，那场面绝对比上战场还要让人激动。为此，笔者采访过曾经在卫戍区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他们都肯定了这个事实。有人说，当时由于这事来得比较突然，快速地从卫戍区部队抽出了二三百名官兵献了血，没有多少人知情。后来，有人写过这次献血的总结，但由于只是在一张很普通的信纸上写出的，卫戍区保密室一直没有找到这张不引人注目的信纸。有人推断，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当成普通的废纸早就销毁了，要么还夹在文件中。

　　至于为何要选择卫戍警卫部队来献血，笔者作了如下推断。其一，警卫部队是一支经过了战争和和平环境洗礼的部队，政治上可靠，身体健康状况上也是一流的，特别是卫戍区这样的部队，在当时是十分特殊的一支部队，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直接受中央领导的部队，当时有什么请示报告都是直接呈到了周总理那里，卫戍区领导有什么事也都直接到总理那儿汇报。其二，组织警卫部队献血，比较好组织实施，不必兴师动众。

　　笔者采访时，卫戍区的一些老同志说，给总理献血的事应该发生在1975年上半年的时候，但也有说好像是下半年的。为此，笔者又查阅了《周恩来年谱》，对周恩来总理生命的最后两年的病情进行了摘录，由此就不难看出卫戍区老同志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

　　1975年3月26日，周恩来总理进行了第三次大手术。6月16日，周恩来总理给毛泽东主席写信，他在信中说了3月26日做第三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并告诉毛泽东主席，这一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经与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后，决定提前进行膀胱镜电烧治疗。周恩来总理还说，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信中他还请毛泽东主席“早治眼病”，以利于健康和工作。当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周恩来总理做了治疗手术。9月20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做大手术治疗。当时，*、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人都在医院守候。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总理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自己在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之后，周总理躺在平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总理握住*的手，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月24日，周恩来总理病情继续恶化，终日卧床不起。这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医疗组再次施行手术治疗，*、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在医院守候。12月中下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病势危重，靠鼻饲、输液、输血等维持生命，时常进入昏睡状态。负责治疗的医疗小组成员分班昼夜守护，监视病情发展。每当周总理醒来时，头脑仍然清楚，或与前来探望的人作简短交谈，或要求医护人员给他读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等，有时还要求听听广播。为减轻病痛，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并竭尽全力，延长周总理的生命。

　　在此期间，周恩来总理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与夫人邓颖超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死后将两人骨灰全部撒掉，不作任何保留。当周恩来总理知道自己的病已经不能再挽救的时候，一再叮嘱邓颖超：一定遵守过去的约定，死后不要保留骨灰，要将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关于丧事，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同时，周恩来总理还多次询问毛泽东主席的身体状况，询问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健康，并对一些回忆得起来的党内领导干部、*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和过去身边工作人员的处境、下落等，表示关切。

　　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做了最后一次治疗手术，*、李先念、汪东兴等前来看望、守候。1月7日晚上11时，周恩来总理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他微睁双眼，辨认出面前的吴阶平等人，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说的最后的话。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总理病逝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终年78岁。虽然，卫戍区部队官兵给周恩来总理献血的事实，我们还没有找到更有说服力的文字记录，但已经充分说明了，警卫部队的官兵们对周恩来总理的爱戴。

　　第三章 进驻延安 中央教导队成立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全面抗战的掀起和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空前提高了，党与国内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的接触，也日渐增多了。延安成为了全国抗战的政治领导中心。但这些，却对担负警卫任务的警卫部队增加了难度。由于各层面的人对延安给予了极大的注意，敌人则把延安作为他们破坏的主要目标。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党中央所在的延安的内外形势，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曾派飞机多次轰炸延安;有些国民党的特务和日寇的间谍也混入了边区，进行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中央首长由延安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往返次数大大地增加了。

　　1937年，毛泽东(左三)等领导人同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人员在延安合影

　　警卫营的领导意识到了，必须加强驻地、护送和防空的警戒。经过充分考虑及报请上级批准，1937年11月，从黄河边上调回第三连，由其担负蓝家坪*中央书记处的警卫任务，保卫刘少奇、陈云、康生、张闻天、博古、王首道等首长，共设内、外层及山头瞭望哨11个。这年的七八月份，警卫营还抽出部队修补了延安到廘县的公路二百余里，使首长乘坐汽车往返时能够通行无阻，并保证了护送部分中央首长到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工作。为了加强防空警戒，12月，由延安保卫营调来80名防空队员，将机枪排扩充为防空队，他们的武器有苏式马克沁重机枪六挺，分布于杨家岭、蓝家坪、清凉山、宝塔山等山头上，一面对空瞭望，发出防空警报，使首长和居民及时隐蔽，一面开展对空射击。在日寇多次派飞机进行轰炸扫射时，防空队曾勇敢地与敌机作战十余次。

　　为了动员群众抗日、反对汪精卫投降日寇事件和纪念“五一”“七一”等节日，延安曾举行了多次群众大会，毛泽东主席等首长亲临大会讲话。警卫营除了在首长附近、会场周围及制高点布置公开的武装警戒外，还组织部分机警灵活的同志化装成老百姓，分布在群众中，观察动静，防止反革命分子混在群众中进行破坏活动。当*中央于桥儿沟举行六届六中全会时，担负了会场附近防空警戒和中央委员会往返路途上的路线警卫任务，保卫了首长的安全。

　　由于日寇不断轰炸延安，毛泽东等首长于1938年9月20日，由城内搬到杨家岭，警卫营第二连即随毛主席搬到了杨家岭担负警卫任务，在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门口、附近道路、山头上共设七个哨位。同时，军委总参谋部搬到王家坪，四连也来到王家坪担负保卫朱总司令、王稼祥等首长和机关的任务。三连仍在蓝家坪担负中央书记处的大门、山头等外围警戒，并担负宣传部、军委直属政治部及李家湾、倪家湾、杨家岭电台等处的警卫任务，固定哨位八个。警卫营其他的部队在清凉山、西山等处保卫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总政治部、总供给部、军委二局、解放社、抗大等机关以及锄奸部看押犯人。同时，为了解决毛主席等首长的住房问题，为了便于警卫和首长办公，警卫营在杨家岭为毛主席等首长打了窑洞和防空洞。

　　为了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确保党中央的绝对安全，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破坏活动和一切亲日、降日的卖国者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暗害阴谋，中央社会部决定成立一支新的警卫部队——中央教导队，以接替原来中央军委警卫营担负的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并与该营一起分工负责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38年2月7日，中央教导队成立，接替中央军委警卫营担负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与该营一道分工负责保卫中央的安全。队长王金，政治委员萧前。

　　但是没过多久，王金调走，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吴烈继任队长。本来，吴烈打算毕业后回三四四旅(原红十五军团)去工作，他是1935年10月从保卫大队调到红十五军团的。中央组织部李富春副部长找吴烈谈了话，说：“你的意见是合情合理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因为中央教导大队的任务很重要，一方面要担任中央领导机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警卫;另一方面要培养一批警卫干部，中央决定调一名师级干部去加强领导，我们认为调你去工作较为合适。”

　　教导队人员由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第三八五旅第七七○团等部和其他学校经过严格挑选调来的干部及老战士组成，辖三个区队，130余人，隶属中央社会部领导，担负*中央书记处及中央领导同志的内卫任务。中央教导队大部分是党员，经历过长征的考验。因此，教导队的组成人员的政治素质是高的。

　　萧前是江西省万安县人，1916年出生，原名萧锡尧。1931年参加红军，历任红三军团五师十六团连指导员、总政治部巡视员、红军总部直属队总支书记。萧前忠于职守，一有空就和吴烈探讨和总结内卫警卫的经验，充实和完善警卫措施。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萧前都没有离开过延安。解放战争时，萧前到了东北，历任东北*联军总部警卫团政委、东北*联军总直属队政治部主任、东野7纵政治部组织部部长、44军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萧前历任军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武汉军区空军副政委、政委，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1年去世。

　　为使全大队干部战士尽快熟悉警卫业务和工作特点，确保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中央教导队采取集中上警卫业务课和政治课的办法，让经验丰富的警卫战士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大家传授警卫经验。并用以老带新的方法，对在警卫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一些情况，采取模拟的方式进行教育和训练，使大家都能在特殊情况下掌握处理问题的应变能力。

　　经过集训，全队人员都较熟悉地掌握了警卫业务知识，并能担负繁重的任务。

　　1938年4月，中央教导大队接替了原由中央军委警卫营担负的*中央书记处及刘少奇、陈云、张闻天、康生、王首道等首长的内卫任务。在执行这些任务中，部队逐步摸索着内卫警戒的经验。

　　由于日军不断轰炸延安，毛泽东不得不于1938年9月20日由延安凤凰山下靠西北边的一个老乡家搬到杨家岭。第二中队立即赶赴杨家岭担负保卫毛主席、周副主席、刘少奇、陈云、任弼时和中央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朱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总政治部王稼祥主任等领导同志和军委机关搬到王家坪，由第三中队担任警戒和内卫执勤。中央书记处搬到蓝家坪，警卫任务由第一中队负责。第四中队在枣园担任中央机关驻地、固定和临时警卫任务。骑兵连主要担负迎接、护送中央领导同志往返的路线警戒和延安的巡逻任务。训练队则随队部住在侯家沟进行训练。在此期间，中央教导队不断摸索、探讨和总结内卫警卫等方面的经验，充实、完善警卫措施，为完成好警卫任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中央教导队还挑选了一些精明强干，接受能力强，反应快，处理问题果断，作战勇敢，警卫业务熟练的同志送学校或训练队深造，培养了不少警卫参谋和警卫干部。

　　第三章 进驻延安 毛泽东为军委警卫营运动会颁奖

　　为了总结警卫工作，检查部队训练和开展体育运动的成绩，警卫营于1938年5月1日举行了体育运动大会。会上进行了射击、投弹、刺杀等比赛，总结了警卫工作和部队训练情况。

　　这天，天气晴朗，警卫战士们生龙活虎地活跃在操场上。射击场上、投弹场上、刺杀场上、劈刺场上，及田径、球类比赛场上，高呼声一阵高过一阵。运动会开始时，营领导总结了警卫工作和部队训练的成绩，特别是警卫营的官兵们听到营领导说，在全延安运动大会的比赛中，警卫营在军事训练和体育方面获得了优胜，得到军委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的奖旗一面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主席来了，并参加了发奖大会，亲手颁发了奖品，奖励了一百多名警卫工作和学习中的模范，奖励了比赛中获得优胜的同志。

　　最后，毛泽东主席向全营指战员讲话和指示。

　　毛泽东主席说，我们警卫营这次体育运动会开得蛮好的嘛，有气氛，同志们都很活跃，积极性很高，以后这样的活动要多搞。这些年来，警卫营的警卫工作和部队训练有成绩，但不要骄傲，必须克服缺点，不断进步。

　　接着，毛泽东主席又说了我们为什么要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道理。

　　随后，毛泽东主席又说明了学习的重要性。他说，熟练地掌握手中的武器，就能消灭敌人;努力学习文化和革命道理，就能聪明起来，就会写会讲，就可以宣传，可以瓦解敌人，提高群众的觉悟。因此，同志们除了完成警卫任务以外，每个人要努力学习军事、政治、文化，进行体育锻炼，不断提高自己的本领。并要发展生产，改善部队生活。

　　第三章 进驻延安 警卫中央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召开，对中央教导队的警卫工作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六中全会(扩大)的会场设在延安城外桥儿沟，距离群众住地较远，参加会议的领导出入都没有证件，开会的首长每日往返于延安与桥儿沟之间，有的首长就住在桥儿沟，这些都给警卫工作带来了困难。

　　中央教导队接受任务后，向部队传达了受领的任务，并做了部署。同时，大队领导到现场详细察看了地形，认真研究和制定了警卫方案。根据会场的实际情况和首长的指示，中央教导队挑选了两个班，共20多人，由吴烈队长率领，在康生部长的领导下，执行会场的警卫任务。开会之前，中央教导队还召集担负警卫任务的人员又做了进一步动员，进行了保密教育，讲了注意事项，重申了有关规定。

　　1938年9月29日，*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正式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党中央各部门以及全国各地区的主要负责同志三四十人。这是1934年1月五中全会以来、长征之后最盛大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期间，中央教导队根据会场周围地形与社会情况，于会场门口及附近的要害地点，共设了七个固定哨，以防止敌人偷听和破坏。为了防止敌机轰炸，中央教导队还挖了防空洞，在山头设了对空监视哨，规定了警报信号，采取了严密措施，以防敌人破坏。这次会议共历时一个多月，但中央教导队却在人员少、任务重和业务生疏的情况下，圆满完成了警卫任务，受到了大会筹委会的表扬和慰问。

　　随后不久，中央教导队还先后担负完成了护送中央首长赴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并完成了由兰州、西安接送武器、军饷到延安的任务。

　　经过一年多的执勤锻炼，到1939年春，中央教导队已经初步掌握了内卫工作的经验。

　　第三章 进驻延安 毛泽东与“红小鬼”的故事

　　由于日寇不断轰炸延安，毛泽东等首长于1938年9月20日由城内搬到了杨家岭，中央军委警卫营二连即随毛泽东搬到杨家岭担负警卫任务，在毛泽东、王明等人的门口、附近道路、山头上共设七个哨位。

　　同时，军委总参谋部搬到王家坪，四连即到王家坪担负保卫朱总司令员、王稼祥等首长和机关的任务。三连仍于蓝家坪担负中央书记处的大门、山头等外围的警戒任务，并担负宣传部、军委直属政治部及李家湾、倪家湾、杨家岭电台等处的警卫任务，固定哨位八个。其余部队于清凉山、西山等处保卫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总政治部、总供给部、军委二局、解放社、抗大等机关以及于锄奸部看押犯人。

　　此时，由于首长和机关驻地更加分散，范围不断扩大，有的首长临时和老百姓住在一起，警卫营除了加强驻地警卫和调查、掌握社情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巡逻警戒。

　　为了解决首长的住房问题，便于警卫和首长办公，警卫营在杨家岭为毛泽东等首长打窑洞和防空洞，共打窑洞二十余孔，得到毛泽东写信和送猪两头的慰问与鼓励。

　　此时，翟白元是毛泽东主席的警卫班班长。翟白元是能在毛泽东面前叫他“老头”的警卫战士不多的人之一。18岁那年，翟白元在延安给毛泽东当起了警卫员，并且跟随十多年。翟白元性格爱动，是个可爱的“调皮鬼”，但他却对革命对毛主席忠诚，并与毛主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39年初春的一天，毛泽东正在窑洞里写作。因为天气太冷，翟白元便和战士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下放了一个炭火盆。没想到毛泽东因为写作太专注了，无意中将脚放在了火盆架上，鞋子被烧了一个大窟窿。毛泽东光着脚板去找翟元白：“小翟，鞋烧了个洞，你手艺好，看能不能补一补?”翟白元接过那双旧布鞋，对毛泽东说：“主席，还补什么，整个底都烧没了。”随后，翟白元将那双鞋扔到了窑洞外。这时毛泽东故作生气地说：“你扔我的鞋子，你让我光脚革命啊!不行，你要赔!”翟白元脱下自己的鞋，推到毛泽东的脚旁。毛泽东看了看，不屑一顾地说：“我要你赔新的!”

　　翟白元找到班里的战士牛纪元，两个人分工，一个做帮，一个做底。实在找不到鞋面布，翟白元突然来了主意，从仓库找到一个子弹袋，剪成了鞋面。两个人干了个通宵，一双崭新的鞋做成了。翟白元来到毛泽东的房间，毛泽东接过鞋，仔细地观察了一阵子，对他说：“还不错，确实名不虚传嘛!”

　　在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的伙食也差到了极限。开排务会时，排长李文德和战士们一合计，打算请毛主席吃顿好饭。于是派翟白元带一个战士出去打猎。运气不错，回来时，狍子、野鸡、兔子挂了周身。李文德对翟白元说：“你跟主席感情好，这厨师我来当，请主席的事由你出马。”翟白元想，这样去请主席，他肯定不会来，倒不如先斩后奏，去做做炊事员老周的工作。开饭的时间到了，老周来到毛主席的房间，毛主席疑惑地看了看老周空着的手。

　　老周说：“警卫排要请你吃饭呢，就没有做饭。”

　　毛泽东说：“这哪里行，警卫排那点粮食还填不满那些大肚汉的肚皮呢。”

　　翟白元在旁边说：“既然请您去，就肯定不会让您饿着，而且还全是主席爱吃的呢。”

　　毛泽东笑了，来了兴趣，对翟白元说：“小鬼，都有什么好吃的?”

　　翟白元做了个鬼脸说：“这个保密。还有其他首长参加呢。”

　　毛泽东好奇地问：“还有谁?”

　　翟白元说：“还有朱总司令。”

　　毛泽东手一扬，说：“那就去。”

　　自从那次接受盛情款待之后，毛泽东就有了请警卫排吃饭的念头。有一次，毛泽东找翟白元和其他两名战士给他的窑洞再开一个门。正修着门时，老周神秘兮兮地告诉翟白元：“有好事，主席要请你们吃饭。”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果然来叫了：“小鬼，今天呢，就算我毛泽东回请你们了!”说完，毛泽东帮助老周从里面端出几盘青菜，其中一盘是黄瓜，还有两盆米饭，一笼小包子。

　　1949年，翟白元等警卫战士随着毛泽东来到北京。1950年5月，毛泽东点名让翟白元陪他去卢沟桥。毛泽东看了卢沟桥，忽然又要到桥西边看一看，西边的桥早已老化，走起来很危险。可是中央警卫局李副局长又不好说，因为是毛泽东决定了的事情。李副局长找到翟白元，请他给毛泽东做做工作。这时，毛泽东已经迈开了坚定的步伐，让毛泽东收回这一步，翟白元也感到不轻松。

　　翟白元看到远处的村庄，忽然灵机一动，对毛泽东说：“主席，桥那边就是老百姓的村庄，咱们过去了，围的人很多，影响老百姓的交通和生活。”

　　着元帅服的聂荣臻元帅毛泽东听到影响老百姓的生活，立即止住了脚步。

　　1954年的时候，越南总理范文同来华访问，毛主席、周总理以及聂荣臻、彭真等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刚刚组建不到一年的仪仗营在营长王立堂、教导员翟白元的带领下来到了迎宾场。翟白元个头不高，没有入编仪仗队，等候在预备队里。毛主席在火车还未到时走出休息室，一眼就看见了翟白元。

　　毛泽东对翟白元说：“呵，你怎么又来了?”

　　翟白元说：“你老头都来了，我‘小鬼’也得来!”

　　毛泽东、周恩来都笑了。

　　彭真说：“主席跟警卫战士这么熟悉，到现在还开玩笑!”

　　聂荣臻意味深长地说：“他们的关系可不一般，甚至比咱们还好呢!”

　　随后，毛泽东走到队列前，向仪仗队挥了挥手，并握住翟白元的手说：“小翟，你带仪仗队，我很放心哟!”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9年春，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时期。为了克服物质生活的极度困难，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号召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掀起一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紧急行动起来了，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之中。

　　1939年5月初，毛泽东主席从杨家岭搬到延安北郊的枣园。一天下午，中央教导队正在离毛泽东住处不远的一个山坡下的操场内开生产动员大会，进一步动员如何搞好生产的问题。忽然，毛泽东从他住的窑洞里向部队走来。中央教导队的指战员们立即站了起来，热烈鼓掌。毛泽东走到部队面前，笑着问：“你们是开生产动员大会?”教导队队长吴烈回答说：“是。”然后，吴烈又对着部队说：“同志们，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主席给大家作指示。”

　　毛泽东为大生产运动题字毛泽东叉着腰站在前面就说开了，他说：“这个会开得好嘛!蒋介石反动派想困死、饿死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毛泽东又望着两旁的山坡，用手指着说：“山上的土地很多，我们可以开荒种地，生产粮食。种地也要讲究科学技术，要深耕细作，勤锄草，才能多收粮，一籽下地，万籽归仓嘛。还可以搞点副业生产，猪、羊、鸡、鸭都可以养一些。种瓜、种菜、办工厂，解决自己的穿衣、吃饭问题。”

　　毛泽东的话极大地鼓舞了中央教导队指战员们的生产热情。

　　随后，中央教导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给各个连队划分了开荒的区域，规定了生产任务，并着手筹办副业生产。指战员们除了站岗、放哨和执行任务外，其余的同志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扛起镢头、铁锹，上到山冈，开荒种粮。

　　毛泽东看到中央教导队每天轮流上山开荒，也萌生了种粮的想法。一天，毛泽东对吴烈说：“你们在附近给我分一块地，我也好开荒种粮种菜。”吴烈说：“主席工作很忙，就不要开荒种地了。”毛泽东主席说：“搞生产运动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大家一样，自己动手，参加生产劳动。”中央教导队只好在毛泽东住地枣园南面不远的地方给他找了一块地。

　　每次中央教导队的指战员们看到毛泽东挖地，怕他累着了，就急忙拿起镢头帮着挖。毛泽东诙谐地对队员们说：“这块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挖的了。”队员们还帮助周恩来副主席等首长生产。周副主席对队员们说：“你们要站岗放哨，开荒种地，很辛苦，地里的活就不要帮我干了，我也要参加生产劳动，为克服困难出点力，尽点义务。”朱总司令也总是笑着对队员们说：“克服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是我应尽的义务。”

　　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使中央教导队的指战员们深受教育。

　　第三章 进驻延安 中央教导队扩编为中央教导大队

　　随着党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央教导队的警卫任务越来越重。为了进一步承接警卫中央的任务和适应加强保卫党中央的工作的需要，必须进一步扩大部队的实力。1939年6月1日，中央教导队奉命改编为中央教导大队。吴烈任大队长，萧前任大队政委。同时成立了大队部，7月12日，把在中央社会部训练班学习的张廷桢调来任大队总支书记。大队部下设三个中队和一个区队。在这支队伍中有几个人后来都成为了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原教导队编为一中队，中队长由建国后成为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的刘辉山担任;7月1日从中央工校调来工人出身的同志103人，编为第三中队，后改为训练队，队长由后来当上中央警卫团团长的1939年6月，中央教导队扩编为中央教导大队。图为成立时部分战士合影张耀祠担任。此外还成立了骑兵区队，队长古远兴，也是一位人们所熟知的人物。

　　张耀祠，1916年生于江西省于都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科员，国家保卫局侦察科科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副官、招待所主任，延安中央教导大队第三中队队长、组织干事，延安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保卫干事、参谋、组织股副股长，供给处副主任、营政治教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央纵队第二师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公安警卫师副政治委员，*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副局长，成都军区副参谋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部队扩编了，因而警卫任务也就加重了。中央教导大队成立后，经过短期训练，都陆续地承接和担负了警卫任务。此时，一中队仍在蓝家坪担负中央书记处的内卫任务，并于1939年10月接替了原由军委警卫营担负的书记处的外围警戒，12月又接替了中央组织部的警卫任务。二中队在成立后不久，就立即赶赴杨家岭与军委警卫营一道担负警卫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的任务。骑兵区队则担负了短距离的迎接、护送首长的任务和防区的巡逻任务。

　　第三章 进驻延安 金锁关战斗

　　金锁关是建在华山三峰口的一座城楼般石拱门，是经五云峰通往东西南峰的咽喉要道，锁关则无路可通。杜甫《望岳》诗中“箭栝通天有一门”指的就是这里。道家认为，*为仙乡神府，只有过了通天门，才算进入仙境。所以有“过了金锁关，另是一重天”的民谣。

　　关门城楼始建于唐，明末道士胡真海进行了大的改建和修葺。康熙十八年道士阳隐重修。民国三十四年道士袁高善重修。1955年道士韩法升重修。由于天灾人祸，原建筑毁废仅存残迹。1985年人民政府重筑关门，形制规模皆佳于前。

　　金锁关北接五云峰，南控华山主峰，东西两侧壑深千丈，关前仅有一米宽的台阶石径。环周古松苍翠，奇石林立，常有祥云环绕，风光非常旖旎。站关前，北可观锦鸡守玉函奇石，西能望老虎口景观。关内关外登山路两侧铁索上情侣锁、平安锁，重重叠叠，红绳彩线迎风摇曳，不失为关前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中央教导大队不负众望，在完成首长警卫和防区的巡逻任务外，还完成了中央首长外出的护送任务。在执行这些任务中，警卫战士表现出了忠诚、勇敢、机智和热爱首长的高贵品质。

　　1939年6月下旬，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央教导大队就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政委萧前率领12人赴西安办事处，接护林伯渠同志返回延安。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湖南澧临人，1886年3月20日生。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林伯渠参加了南昌起义。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7年冬至1948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对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29日病逝于北京。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醒目地写道：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林伯渠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得到了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仰和爱戴。

　　此行共乘四辆卡车，由三个战士乘第一辆车在前面检查道路，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其余九名同志和萧前政委随林伯渠同志乘后面三辆车。当第一辆车行至金锁关时，突然遭到30名武装匪徒的袭击。车上的战士立即与他们展开了短距离的战斗。后面三辆卡车听到枪声后，也急速赶到，加入战斗。当时，虽然敌众我寡，但经全体同志的英勇奋战，终将敌人击退，保卫了林伯渠同志的安全，文件、物资也安全地运回到延安。

　　回到延安后，中央教导大队对此事进行了表扬。中央书记处张闻天还亲临大队会场讲话，表扬战士们在金锁关战斗中勇敢护卫首长及重要文件、物资的精神。

　　不仅如此，中央教导大队还先后选调了业务水平较高、警卫经验较丰富的同志，到国民党统治区重庆、西安、兰州、武汉、桂林、秋林等地，担负警卫八路军办事处的任务。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高潮，向边区举行武装进攻。在边区军民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中，中央军委警卫营曾奉命抽三、四连各一部，到甘泉构筑工事，布置边防警戒，防止洛川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随后，又由副营长伍德安带领三、四连到延安东北的姚子店构筑战壕，布置警戒，防止敌何劭南部的进攻。并由李连富带领一个连到劳山担任护路警戒，保证了中央首长顺利地通过劳山。同时，为了保证完成上述任务和首长的安全，部分调整了首长住地警戒。1939年10月、12月，三连先后将蓝家坪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组织部的全部警卫任务交给了中央教导大队，而将三连调到杨家岭接替二连所担负的保卫毛泽东等首长的任务，将二连由杨家岭调至王家坪保卫军委机关。三连于九月份到杨家岭后，直至1941年11月为止，于毛泽东门口、窑顶、附近路口等地共设八个固定哨位。

　　与此同时，为防止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进犯，中央教导大队奉命抽出部分连队在延安以南的甘泉县修筑工事，部署警戒。随后，中央教导大队又在延安以东的姚子店构筑战壕，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中央教导大队还先后派出一个班到两个班至一个排的兵力，护送周恩来副主席、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之间;护送刘少奇、徐海东、张云逸等中央领导同志到新四军工作。途中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同时，中央教导大队还挑选了一批政治思想好，有些文化基础，具有一定作战、警卫经验和业务水平较高的同志，到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安、武汉、桂林、兰州、南京、重庆等地，担任八路军办事处的警卫任务。办事处的主要负责同志还选派了随身警卫。1940年底，中央教导大队第一中队指导员莫异明带一个排，担负护送中央抽调的一百多名干部到华东新四军去工作。由于干部战士对工作认真负责，保证了这些同志途中的安全，完成了护送任务。1941年1月，刘少奇、张云逸等同志，由延安经西安办事处到苏北新四军工作，大队长吴烈带领两个班乘四辆卡车护送他们安全到达西安办事处。

　　“好好学习”

　　为保证警卫任务的完成，在部队扩编后，于1939年9月，大队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其中心任务是加强部队党的建设，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严格党的生活，增强党的团结，进一步发挥党员的作用，以保证警卫任务的完成。会议通过了党的工作计划。

　　中央教导大队的领导们认识到，扩编后虽然部队是巩固的，并胜利地完成了警卫、生产任务，但是还存在和发生着许多新的问题。

　　由于中央十分重视这支部队的建设，由于保卫中央的任务要求部队在组织上必须绝对纯洁和政治上必须可靠，因而从各单位调来的干部、战士，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工农出身的同志，其中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是党员，并有一部分是经过一定的实际斗争的考验，有的打过战，有的担负过警卫任务，有的在国民党统治区与敌人做过斗争。

　　这些都说明了中央教导大队的政治质量是相当高的，是足以担负保卫中央的光荣任务的。但是保卫中央的任务不但要求部队组织上纯洁，还要求部队永远保持思想上的纯洁，要求十分重视思想工作和党的建设，要求部队具有严格的纪律，否则是不可能完成保卫中央的任务的。甚至几十年以来，这支部队都坚持这一条原则而毫不动摇。

　　而在扩编后，部队思想上、纪律上所存在的问题，是与警卫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的。这就是由于部队成员来自不同单位，思想水平不一，对警卫工作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因而在扩编初期，部队思想上是不够稳定的。从中央工校调来的工人出身的部分同志，希望继续上学，不安心于警卫工作，错误地认为“好人不当兵”，扛枪、站岗没有前途。特别是在某些干部中，还存在着军阀主义作风，战士中存在着平均主义、自由主义和纪律松弛的倾向。同时，部队中有些同志，由于对时局形势和党的政策缺乏了解，因而存在着只要阶级斗争，不要统一战线的思想，对于国共合作表现不满，而部队所担负的警卫中央的任务和护送首长往返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正要求干部、战士要有明确的政策观念。

　　以上这些随着时局演变和部队扩编所带来的问题，必须及时加以解决，否则必将影响警卫任务的完成。

　　为了迅速有效地克服这些错误思想和违犯纪律的行为，中央教导大队便在部队中进行了关于党的路线、政策，关于工人阶级与武装斗争，关于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的教育。教育中着重从下面讲清道理，批判了各种错误的思想，基本上纠正了各种模糊观念，统一了认识。同时也严格整顿了部队的纪律。

　　通过教育整顿，部队的思想情绪渐渐稳定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也有了很大的改进，部队更加团结和巩固了，为以后的训练、生产、警卫任务的完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央教导大队一直在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成长进步。

　　1940年2月7日，天气格外好，中央教导大队的官兵们不停地忙碌着，因为这一天是大队成立二周年庆祝大会，毛泽东会来，吴玉章等首长会来。

　　很早，中央教导大队的官兵们身着整洁的灰色军装，佩带着手枪、步枪、轻机枪，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地站在枣园沟口内的操场上，等待着首长们的到来。

　　上午9时许，毛泽东、陈云、任弼时、李富春、张闻天、林伯渠、吴玉章等中央首长相继来到会场。每年开会，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中央首长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他们的大会，听听他们的情况总结，看看他们的成绩展览，出席他们的文艺晚会，和战士们一起吃饭、谈心、讲形势。每逢警卫战士们围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时候，总是欢歌笑语响成一片，营区内变成了欢乐的海洋。特别是每次会议之后，毛泽东都要给警卫战士们题词。看到毛泽东，官兵们想起了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去年2月7日，毛泽东等首长也参加了教导队成立一周年的庆祝会，并题了词。毛泽东那次题的词是：“有文有武”。

　　中央首长们刚到会场，中央教导大队大队长吴烈整了整军装，向部队发了一个立正的口令后，快步跑到毛泽东面前敬礼报告。毛泽东即举手还礼。毛泽东检阅了站在操场上的部队后，就登上了主席台，满脸浮着和蔼可亲的笑容。

　　吴烈向毛泽东报告说：“一切准备好了，大会是不是可以开始了。”毛主席说：“准备好了，就开始吧。”吴烈走到台前宣布：“中央教导大队成立两周年庆祝大会现在开始。”顿时，全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中央教导大队政委萧前作了简要的工作、学习和生产的报告后，吴烈对部队说：“请主席给我们作指示。”

　　这时，毛泽东在雷鸣般掌声中站起来，向大家挥了挥手，走到台前，笑着说：“同志们，你们辛苦啦!你们保卫党中央的工作完成得很好，也很艰苦。你们在生产运动中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超额完成两倍以上的生产任务，还给中央书记处等领导同志代耕，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说到这里，台下又响起了一阵掌声。

　　毛泽东接着说：“中央教导大队的全体同志，没有辜负党中央的希望。可以这样说，你们现在学会了两套本事，一能打仗，二会生产。有了这样的部队，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蒋介石反动派一定会被打垮的。”

　　稍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党中央希望你们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提高政治、文化水平，提高军事技术和警卫水平，克服困难，搞好生产，改善伙食，创造更好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

　　接着，林伯渠等领导同志也先后讲了话，对中央教导大队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最后，毛泽东亲手把中央办公厅奖给中央教导大队的一面红色锦旗授给了中央教导大队，上面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四个大字：“劳动冠军”。中央办公厅还给中央教导大队每人发了一套单衣。

　　同时，林伯渠同志代表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给开荒种地的干部、战士，颁发了“模范生产工作者”的光荣奖状。会场上不时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

　　延安的早春乍暖还寒，但中央教导大队的营区里却是欢歌笑语，一片沸腾。会后，毛泽东还为大队出刊的《战斗报》题了字，题字是“好好学习”。毛泽东给警卫战士的题词，在官兵们手中争相传看。那刚劲有力的笔锋墨迹，在阳光的辉映下闪闪发光。

　　通过这次大会，中央教导大队的官兵们不仅看到了自己的成绩和进步，鼓舞了完成任务的信心，同时也使大家看到了自己的缺点，更虚心地努力学习，继续进步。特别是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在大会上所作的指示，更深刻地教育和感动了部队，使大家认清了国内外的形势，清醒了头脑，增强了胜利信心，明确了努力方向，更加感到做一个党中央、毛泽东的警卫战士的光荣和任务的重大。毛泽东的指示，对解决扩编过程中部队思想上的问题，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会后，部队上下情绪高涨，许多同志感动地说：毛主席这样关心我们，亲临大会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指示，我们一定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努力生产、学习，认真搞好警卫工作，确保首长的安全，用实际行动来报答首长的关怀。

　　中央教导大队经过扩编和思想整顿后，虽然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但是随着警卫任务的加重和进一步承接中央警卫任务的需要，还必须继续扩大警卫力量。为此，于1940年春将骑兵区队扩充为骑兵中队，下设两个区队，在枣园担负中央社会部驻地警卫任务，同时担负巡逻、短距离的迎接、护送首长和看押犯人的任务。到1940年6月18日，又由晋察冀边区彭真警卫大队调来一个中队，编为第三中队，中队长方仲实，政治指导员冉法根，该队1941年在侯家沟担负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的警卫任务。1941年1月，又由晋察冀边区彭真警卫大队调来一个中队编为第四中队，政治指导员曾策，副中队长马英杰，在枣园担负中央社会部等机关首长的警卫任务。

　　第一次*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反动派又于1940年底至1941年初发动了第二次*高潮。警卫营又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和首长的任务。1941年11月，警卫营第三连将在杨家岭保卫毛泽东等首长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中央教导大队。这时，警卫营改称军委警卫大队，主要任务是在延安王家坪等处保卫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和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供给部、抗大、解放社、安塞军委二局等。其余部队于1941年11月前往南泥湾进行开荒和打窑洞。

　　第三章 进驻延安 朱德差点儿中毒

　　中央警备团指战员们除了保卫首长们的安全警卫，心还特别细，特别是担心敌人在首长吃饭、喝水时放毒。

　　1940年的一天，警卫营的李树槐跟随朱德总司令从延安到前线视察。他去了一所抗日军政学校做报告，有个被日寇收买的勤务员在茶壶里放了毒药，然后提到讲台上，请朱德喝。李树槐是一个特别有心的人，他担心总司令的安全，于是用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茶水代替了那壶茶。

　　会后，那壶茶被六个人分喝了，一下子全部中毒，紧急抢救才脱险。原来茶里果然有毒。这并不是李树槐侥幸，而是已经习惯了，总司令出去不管吃什么，他都要先尝一尝，以保证总司令的绝对安全。

　　李树槐是原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李子洲的部下。新中国成立后的陕西省，有三个以人名命名的县，(刘)志丹县，(谢)子长县，还有一个就是(李)子洲县，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是为了纪念这几位陕北红军的创始者。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些高级指挥员需要一些语言通、地理熟的当地战士做警卫，高大英俊的李树槐，就当了彭德怀的警卫。陕西有个说法：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米脂县的姑娘漂亮，绥德县的小伙子精神。李树槐就是绥德的汉子，他的妻子张岚恰恰是米脂的婆姨。

　　红军渡黄河东征作战归来，彭德怀把表现出色的李树槐，推荐给德高望重的朱总司令当警卫。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成为延安很有知名度的人物。和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民学会”的著名诗人、《国际歌》词的中文翻译者之一萧三，写了一篇著名的报道《警卫英雄李树槐》，使李树槐的名字在警卫人员中不胫而走。

　　李树槐后来又当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卫士。*七届二中全会的纪录片里有一个镜头，毛泽东步入会场，那个为毛泽东掀门帘的，就是李树槐。*五大书记，除了任弼时，他随侍过四个。1953年，中央办公厅的行政处和警卫处合并，成立警卫局，这个警卫科便升格为警卫处，李树槐担任处长。第四章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第四章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成立中央警备团

　　1941年11月，中央军委警卫营三连将在杨家岭保卫毛泽东等首长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中央教导大队。这时警卫营改称为军委警卫大队，大队长为王金，政治委员为宋家治。全大队仍为六个中队和一个防空队。但因人员不断被调往前方和各机关、学校，这时全营只有499人了。

　　1942年10月，中央军委根据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延安地区的具体情况，为了确保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及刘少奇、陈云、彭真、任弼时、李富春、王稼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的绝对安全，担负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机关、广播电台、新华社和国际友人的警卫，决定加强警卫力量，充实警卫队伍，将保卫中央的中央教导大队和保卫中央军委的警卫营合并成立中央警卫团，隶属中央军委建制，对外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由吴烈任团长，萧前任政委，王金任副团长，刘辉山任参谋长，张廷桢任政治处主任，宋家治任总支书记，樊学文任供给处主任。在当时任命的连队干部中有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何有兴、杜泽洲、古远兴等人。

　　成立大会是在10月20日召开的。

　　一条醒目的红布横幅悬挂在侯家沟球场上空。球场的四周插着彩旗，会场布置得简朴、隆重而热烈。警卫战士张思德所在的军委警卫营(这年的深秋，军委警卫营刚从南泥湾执行生产和警卫任务回到延安，驻在枣园对面的侯家沟)和中央教导大队的干部战士，早早地来到会场，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会议的开始。

　　这天上午，天气特好。会场虽然坐着黑压压的一片人，却十分安静。

　　1942年10月初，经军委总参谋部研究，决定将中央

　　军委警卫营、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警备团(外称十

　　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图为成立时部分战士合影

　　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叶剑英参谋长亲临大会，并向全团指战员们讲话作指示。叶剑英说：“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和军委，警备团是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部队，警备团是‘钢盔团’，任务是非常重大、光荣而艰巨的。因此，必须团结一致，提高革命警惕，认真工作，刻苦学习，百倍努力地完成警卫任务，确保中央各负责同志的绝对安全。”首长们发完言后，全团的指战员们深刻地认识到警卫部队的任务重大而艰巨，促进了全体指战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提高了团结一致、努力工作的精神，激发了完成警卫任务的决心和信心。

　　会后，班长张思德带领全班走回驻地时，中央军委警卫营教导员淳杰走过来对他说：“你让副班长带队回去，咱俩聊一聊!”张思德有些疑惑地问：“教导员，有事吗?”淳教导员说：“今天大会上宣布合编的命令，你听到了吧，我现在不是教导员啦，是警备团的总支书记，不过，你要叫呢，就在前面加个老字，叫老教导员也可以。”张思德说：“教导员，不，老教导员，有什么任务你就吩咐吧!”淳教导员说：“今天，不是给你什么任务，而是给你说一个新情况。”当教导员说要把张思德这个班分散补充到各个连队去时，张思德十分干脆地说：“服从党的需要，上级叫咋干就咋干，没有啥意见!”淳教导员继续说：“合编后，由于工作需要，干部、班长的编制减少了，你要到班里当战士，这个——没问题吧?”张思德十分诚恳地说：“当班长是革命的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的需要，作为党中央的警卫战士，责任重大，无比光荣。请教导员放心，我保证当好一名战士。”

　　当晚，张思德和副班长陈耀商量后，开了通信班的最后一次班务会。会上，大家虽然都有点依依不舍，可是，当听到张思德班长也要改为当战士，都感到有点意外，但一看张思德自己呢，却没有丝毫的埋怨和不快。张思德分到了一连二排四班当战士。虽然这样，张思德的工作热情一直没减，工作勤勤恳恳。由于工作出色，他还被中央警备团评为“即知即行的模范”。

　　毛泽东的警卫员和张思德的战友孙振法曾写文章回忆说：

　　我是1942年和张思德同志认识的。那年冬天，我奉命去中央警备团报到。当时团部驻地在延安枣园村对面不远的侯家沟村。报到后，经吴烈团长介绍，认识了张思德同志。开始，我在三连，他在一连。不久，又一起抽调到毛主席的警卫班。我们几个在接受任务时，团长指着张思德、王宝成、王意生、邵振才四位同志对我说：“他们都是老红军，你是小八路，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今天调你们去枣园警卫班，保卫毛主席，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又是很光荣的。在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也要坚决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现在由田书元同志带你们去。”于是我们几个人都激动地站了起来，表示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在警卫班里，我和张思德等同志朝夕相处，彼此都比较了解。尤其是，我知道张思德是放牛娃出身，和我一样有共同的苦难经历，使得我们两人之间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彼此的接触也就多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张思德同志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的人。他小时没有上过学，到部队后也因为经常处于战争环境，难以受到较多的文化教育，只是有时临时参加一点学习和有关的培训，因此接受的文化教育也很有限。但是，尽管如此，由于他的努力，仍然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能作笔记。他有一个包袱，给我看过，里面装着一叠笔记本，笔记本上边还分别写有“军事课”、“政治课”、“文化课”的字样。在枣园期间，一有空闲时间，他就拿出来，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过去，我以为当兵就是站岗放哨、冲锋打仗这一套，受他的这种热爱学习精神的启发和影响，后来我对文化学习也重视了起来，加上以后毛主席的经常督促和强调，逐渐有了进步。

　　张思德同志对党、对红军极为忠诚和热爱。有一次，他在整理包袱时，我发现里边有一颗五角星帽徽，感到很新鲜，便问他：这是哪里来的?他说：是在陕西三原县改编时，为了联合抗日，上级要求把红军原来戴的帽子换下来，改戴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大家都对换帽子，特别是换掉帽徽想不通，我在换装时就把原来帽子上的红五角星留了下来。他用手抚摸着五角星帽徽，又对我说，是刘伯承参谋长给我们做了思想工作，大家才想通的。刘伯承参谋长告诉我们：军队的名称改了，但是它的性质没有变，我们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这个军队就是为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为全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斗的!听了参谋长的话，后来我们就都想通了。说完，张思德同志便凝神坐着，沉浸在对往事的深深回忆之中。张思德同志的那次谈话、举止和神态，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并使我加深了对他的了解，知道他是那样地热爱党，热爱红军，从而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张思德同志为人诚恳、朴实，对于担任不担任职务和干什么工作，从不计较。他参加过长征，历尽千难万险，按说资历也是够老的了。到陕北后，又曾在中央军委警卫营担任过通信班班长。以后，还被派往南泥湾去开荒种地，并被部队评选为模范。然而，调到警卫班之后，他只是普通一兵。对此，他从无怨言。在班里，无论是站岗出勤，还是参加生产劳动，他都能积极带头，任劳任怨，绝不计较个人得失。我觉得这种一心为革命的精神很值得学习。因此，在班里担负各种任务和遇到一些事情时，就很注意向他学习和看齐。

　　1943年3月，上级根据我的工作情况，调我离开警卫班，专门负责照管毛主席的生活，每天都跟毛主席在一起。这以后，我同张思德同志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只能在见面时打个招呼，但他的身影、言谈等，却一直留在我的脑际，并使我不时注意了解他在警卫班的情况。

　　张思德是1933年10月，告别养母刘光友，怀着对保卫家乡，解放穷人的信念，来到长胜县红军独立团当通信员的。入伍不久，他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部队虽然离家不远，但他每次经过家门都不入，一心只顾工作。这支红军团队后来便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在红军长征途中，他负过伤，抢救过多位战友，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战士。

　　不过，张思德能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这与他的生父有很大的关系，他的生父张行品对他的成长产生过重要影响。

　　张行品，1878年11月出生于六合场乡(今思德乡)韩家湾村。从小因家境贫寒，没念过书。他聪明能干，为人忠厚，朴实本分，与左邻右舍和睦相处，别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尽力相助。他以租田务家为主，所租的十多亩薄田瘦地，每年打下的粮食，除了交租纳佃，所剩无几，终年辛劳，难以维持生计，只好打临工、抬滑竿，或担米、担盐、卖水果，挣几个铜板，维持生计。

　　由于家庭子女多，妻子朱氏体弱多病，长期卧床不起，一家人常有断炊之忧。因此，就在其四子谷娃子刚过七个月时，因妻子去世，就将谷娃子过继给胞弟张行忠、弟媳刘光友为子。过继后，张行品家中仍有五口人，继妻子去世后，其长子、次子都因生活困难，贫病交加，先后去世。那时，只有他和三儿子思明、三儿媳郑氏一家三口，苦度时光。

　　红军来了，张行品似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1932年红四方面军攻占了宁强、镇远、西乡三县的部分地方，社会上到处流传：“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当家做主的部队。”张行品在顶山、瓦子场等地担米，听到消息后，连夜回家，把“红军来了”、“红军是为穷苦人闹翻身”的好消息告诉给弟弟张行忠和弟媳刘光友。

　　此后，张行品经常到佃户家，或在挑盐担米途中，向亲朋好友宣传红军到来对贫苦人的好处。当时，国民党地方武装头目宁相齐，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害怕，到处阻止人们传播“红军来了”的消息。

　　1933年1月，红军分别占领了南江、巴中城。张行品听到消息，兴奋不已。为了证实消息是否可靠，他专程前往仪陇、巴中等地打听红军的消息。当他耳闻目睹了红军的情况后，心里更踏实了，星夜赶回韩家湾，来到同房大叔张立品家，向张立品、张立方、陈如万等佃户讲述“红军快要来了”的消息。

　　一月正是寒冷的时节，那天晚上张行品走进张立品大叔的屋院后，一边靠近火盆烤手，一边兴冲冲地说：“大叔，红军是为我们穷人撑腰的，他们来了，叫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张立品十分赞同侄儿的话，点了点头，连说：“对，对，对!”坐在那里的十多名佃户也同时应声附和着。

　　当年七月初三，许世友率领红军队伍挺进仪陇城。不久，队伍就开到了张思德他们家——六合场，张行品看到了日夜盼望的红军队伍，见到人就说：“穷人出头啦!”

　　几天后，红军下乡开会，动员成立苏维埃政府。部分农民因受到了当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不敢参加会议。张行品就前往胡伦却、文才贵、代松维、张立平等十七家贫困户，做动员工作，对他们说：“红军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他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咱们穷人不去开会谁去开?让我们成立苏维埃，这样的事我们不干，谁干?”

　　经张行品的一番说服动员，大家伙都高高兴兴地去参加红军召集的成立苏维埃的动员大会。没多久，韩家湾村苏维埃成立了。张行品被推选为土地内务委员。

　　仪陇、长胜等地成立苏维埃政府后，川陕苏维埃政府向各级政府发出扩大红军，组织赤卫队、少先队、童子团，保卫苏区红军政权的号召。张行品以身作则，事事走在前，不分白天黑夜，走门串户，宣传访问，动员贫苦人家的子弟参加红军，并向大家宣传苏维埃的“红属可以分好田好地、有人代耕”等十大好处。仅十多天时间，他就发动八十多名青年参加红军、赤卫队和游击队。他动员有文化、聪明能干的青年聂绍红参加红军，其家属思想不通，张行品三次登门做思想工作，反复向聂绍红家人说：“有穷人自己的军队，才有穷人的幸福日子。”终于使聂绍红的家人想通了。

　　聂绍红参加红军后，不怕苦不怕死，作战勇敢，受到了红九军七十五团首长的表扬，很快就晋升为营长。

　　张行品动员他亲生儿子张思德参军的事，一直在当地传为佳话。

　　1933年，张行品已经是五十五岁的人了，而他的胞弟张行忠也已经是五十三岁了。兄弟俩各有一个儿子。年过半百，谁不担忧后继无人，谁不担忧无子传宗?但张行品兄弟俩想的是让更多的受苦人翻身，不受牛马之苦。张行品叫儿子张思明参加游击队，接着动员弟弟、弟媳，让张思德参加红军。张行忠和刘光友夫妇也早已知道张思德有当红军的愿望，全家人都想到一块去了，于是刚满十八岁的张思德高兴地当上了红军战士。临行时，张行品再三叮嘱他：“儿呀，你是张家的好后代，到了队伍上后，要听首长的话，工作不怕苦，打仗不怕死，为家乡父老乡亲争光!”

　　张行品担任村里干部后，忠于革命，工作积极，办事公道，不徇私情，对打土豪斗地主分得的浮财，如粮食布匹，金银铜钱，以及大量的烟土等财物，管理严格，不容侵吞，每有所获，必定及时上缴红军和区乡苏维埃。他在组织给贫困农民分田分地时，严格执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把好田好地首先分给红军亲属，其他贫苦农户分得的田地，都是好坏搭配。而罗贵安等十多户佃农，因受地主暗地恫吓，对苏维埃分给的田地不敢要，张行品就一户一户地做思想工作，使他们打消顾虑，积极参加分田分地运动。他还动员了三十多个青壮年，组织了支前运输队，将村里捐集的粮食、物资运到顶山、瓦子、立山等苏区前线，支援红军作战。他在组织支前运输队时，对其中一些专门雇来的行家把式，总要付给这些队员合理的报酬。张行品在工作中事事分清是非，处处坚持原则，坚决保护农民的生命和财产。

　　1933年10月的一天，本村的同族大叔张立品去看望在顶山当游击队队员的儿子张行才，去时头包人字纹白布帽子。红军发现他打扮异常，误认为他是白军的侦探，即被关押起来，准备将其处死。张行品闻讯后，火速赶到顶山场，向红军说明了情况，出具保证，保出了张立品，使张立品幸免于难。

　　同月，本村陈袁氏身穿一身较好的花衣裳，到六合场赶集，红军看到后，误认为她是出逃的土豪劣绅的太太，被当场抓获，准备押送到立山场处死。张行品闻讯后，又及时赶至乡苏维埃，向红军证明陈袁氏是穷人，又一次避免了一起误杀事件。陈袁氏安全回家后，见人便说：“张行品大哥真是个好人哪，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张行品办事一是一、二是二，不迁就，也不过火，对有些富人，也讲政策，不胡乱来。富人不该没收的财物，决不违犯政策乱没收。而没收的钱物，除一律上交外，凡是经上级允许返还贫苦人的，他首先照顾本村的赤贫。因此，张行品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是，让张行品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主政村土地内务委员，不徇私情，秉公办事时，却祸起萧墙，因不规之徒的陷害，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灾。

　　在张行品村任苏维埃主席的人叫胡南台，有吸大烟之癖，向兼管内务的张行品多次提出，要从没收的大烟中留一些给他吸，被张行品严词拒绝。因此，心术不正的胡南台，对秉公办事的张行品怀恨在心，寻找报复的机会。

　　1934年秋，胡南台调任乡苏维埃主席以后，他认为有了报复张行品的条件和机会。于是，他利用职务之便，到处散播说张行品包庇富人张炳均、范有万。胡南台的这些“莫须有”的话，虽纯属无中生有，但在当时穷苦人对地主老财极其痛恨的社会氛围里，这种言论对被攻击者是极具杀伤力的。这年冬天，胡南台趁到县上开会的时机，竟然向县苏维埃政府诬告张行品“走地主路线”、“包庇富人”。恰逢当时苏区执行张国焘极“左”的肃反路线，大打所谓的“AB团”、“改组派”，胡南台告发张行品的这两条黑状，也正迎合了某些苏维埃干部为了“出成绩”而处心积虑捕获目标的需要。于是，县里以通知张行品去顶山开会为名，在他徒步去顶山县城的途中将他秘密处死。

　　一个全心全意为穷人服务，全心全意为苏维埃办事的优秀村干部张行品，就这样被处死了，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

　　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错误，就连当时朱德总司令员的大哥朱代历，也在这次“肃反”中，未能幸免于难。

　　朱代历，字云阶，生于1878年10月。1895年1月25日，财主强行撤佃，父辈分家，另佃耕种。1933年红军解放仪陇时，朱代历在弟弟朱德的影响下，积极支援红军，参加革命活动，村苏维埃成立时，被选为苏维埃主席。不久，长胜县马鞍区六乡苏维埃的十多名游击队队员，来到河泥坝村的财主家“打粮”。村民们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朱代历，村民们对六乡游击队队员任意到本村来“打粮”的做法，表示不满。朱代历当即召集本村游击队队员开会商议。会上他说：“到我们村‘打粮’的游击队队员是长胜县马鞍区六乡的，我们村是仪陇县管辖的，他们越界来我们村‘打粮’，县、区都没有通知，他们也没有介绍信，凭什么到我们村来‘打粮’呢?”于是，便赶走了马鞍区六乡的游击队队员。三天后，有两个红军战士带领三名六乡的游击队队员，以“包庇富人”为罪名，将朱代历押送到来仪乡三堆石杀害，时年五十五岁。

　　这可能是对那种氛围最好的说明了。

　　张思德的生父张行品，就是在朱代历被错杀后不久蒙难的。张行品蒙冤罹难，不明不白地被处死，不用说远征他乡的张思德无从知晓，就连张思德的家人也不知道。这一沉冤，直到43年后的1987年11月10日，才由仪陇县人民政府正式发文，宣布给张行品*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在仪陇县同时被宣布*昭雪的，还包括朱代历在内的一大批肃反被错杀的干部群众。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相对和平环境中的警卫工作

　　中央警备团成立后，刚开始的时候归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指挥，1943年春又归中央社会部指挥。时任调借处副主任、后来成为专门警卫毛泽东主席的张耀祠任第二营教导员。中央警备团成立后，即担负了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全部警卫任务。根据延安当地的地形、社会情况和中央机关、首长住地的分散情况，中央警备团经常分布在杨家岭、王家坪、安塞等地，以四个连的兵力担负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各部、委、会、军委总参、总政和各部、局等机关与毛主席及中央各首长、国际友人等住地的警卫任务。一个机枪连分布在中央住地周围的山头上，执行对空监视和对空射击任务，由骑兵连担负临时路线、护送和经常的巡逻纠察任务。但在中央警卫团战争年代的历史上，这个时期是相对和平环境中的警卫工作。

　　为什么说中央警卫备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为相对和平环境中的警卫，《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警卫师军战史》给我们提供了真实的答案：

　　一、当时部队处于抗日后方的相对和平的农村环境，周围群众多是经过土地革命和我党长期教育的翻身农民，政治情况比较单纯，群众对我党有较清楚的认识和较明确的信念。

　　二、中央警备团成员都是经过长期锻炼和考验的老战士，具有一定的农村警卫工作经验，并有中央社会部的坚强领导，这是完成任务的基本有利条件。

　　虽然当时中央警备团处于抗日后方相对和平的农村环境，周围群众多是经过土地革命和我党长期教育的翻身农民，政治情况比较单纯，群众对我党有较清楚的认识和较明确的信念。但另一方面，中央警备团又处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与严重威胁下，国外的民族敌人和国内的阶级敌人，时刻都企图进入和破坏解放区，经常派遣汉奸、特务打入边区，勾结当地地主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收买、利用往返于延安至西安等地之间的商人，进行收集情况、刺杀、放毒、散布谣言等反革命活动。中央警备团的指战员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中央警备团虽然在艰苦的情况下完成了警卫任务，但由于部队成员来自各方，有的是从各边区警卫部队和前方选调来的，也有从延安抗大、党校、工校选调来的，在作风、习惯、政治思想水平等方面很不一致，加之当时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警卫、生产任务又十分繁重，而教育时间却很少，所以在干部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军阀主义倾向和少数人不安心于后方警卫部队工作的情况，战士们中存在着自由主义、平均主义、极端*化、无组织无纪律、动摇逃跑等不良倾向。部队刚整编时，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和不团结的现象，在官兵之间、军政之间、上下级之间、新老兵之间、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甚至部队与政府、群众之间的关系都有不够融洽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警备团内部做到了绝对纯洁，对执行主要首长、机关警卫的部队都进行了详细审查和挑选。同时为了彻底解决部队中存在的问题，保证顺利地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和艰巨的生产任务，中央警备团根据毛主席关于整顿作风的号召和中央社会部的指示，对部队进行了组织纪律作风整顿。

　　当时中央领导人经常来往的路线主要有杨家岭、王家坪、边府礼堂、八路军大礼堂、党校礼堂，枣园至王家坪、边府礼堂、八路军大礼堂、党校礼堂，王家坪至八路军大礼堂，以及杨家岭至中央医院、杨家湾等地，全长约有130余公里。当时因为交通工具缺乏，首长外出多是骑马，经常行走的道路多崎岖不平，道路两侧起伏地较多，反革命分子容易隐匿暗杀和埋置爆炸物品，但首长外出突然，时间不定，行动迅速，易于保密，路上行人车辆较少，这是对警卫工作的有利条件。中央警备团的领导根据这个具体情况，在路线警卫方面，采取了只用少数骑兵在首长经常通行的路线和附近，以纠察的方式进行巡逻、搜索，防止坏分子埋藏爆炸物品。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毛泽东与警卫战士同甘共苦

　　在延安的时候，由于条件异常艰苦，一切日常生活用品，均要靠自己动手解决。一天，做饭用的柴又要烧完了，四个警卫员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李久长、贺清华到山上去打柴。

　　李久长和贺清华爬上山，发现树林里有很多野杏树。树上都结满了黄澄澄的杏子。他们看到这么多的杏，心里特别高兴，爬到每棵杏树上，都摘下几个品尝，看哪棵树上的杏好吃，最后选中两棵树上的杏子。这两棵树上的杏，个儿大，颜色好，吃起来甜。他们就摘了，准备带回去给毛泽东主席吃。

　　太阳落山的时候，李久长和贺清华背着柴，提着杏，高高兴兴地回来了。战士们看见拿回来这么多的杏子，都高兴得欢跳起来，忙接过杏提回窑洞，马上打来清凉的井水，把杏洗了几遍，盛在盆里，给毛主席送去。毛泽东看着又大又黄的杏，问道：“哪来这么多的杏呀?”白海山说：“是李久长和贺清华到山上打柴时，摘回来的。”毛泽东说：“你去把他俩叫来。”李久长和贺清华笑盈盈地走进来，说：“主席，你叫我们?”毛泽东问道：“这些杏是摘老乡的么?”贺清华说：“不是老乡家的杏，是山里的野杏。山林里有很多很多，都没有人去摘。”毛泽东说：“哦，是野杏。”李久长高兴地说：“我们摘回来两筐子!”毛泽东拿起一颗杏，说：“杏这东西是热性的，吃多了肚子发烧，有时还要拉肚子，应该把它做成杏浆或者蜜饯吃。”贺清华问道：“主席，杏浆和蜜饯怎么做呢?”毛泽东说：“贺子珍会做，让她教给你们。做好后，等周副主席回来吃，他喜欢吃这些东西。”

　　一说起周恩来副主席，毛泽东主席就显出非常高兴的样子，脸上呈现出高兴的笑容。可以看出他对周副主席是非常想念的。从瓦窑堡撤离以后，到现在已经一个月没有见面了。这一个多月里，周副主席一直在安塞县的东线指挥着红军抗击入侵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敌人。周副主席再守两天就回来了，几个警卫员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对周副主席同样是十分尊敬和想念。后来，周副主席终于回来了，大家用采来的野杏和摸来的河鱼做了七八个菜，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边交谈，边吃饭，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

　　毛泽东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作为领导人，从不提什么个人生活待遇，无论在什么环境里，总是和大家一样同甘共苦。有一年，部队来到四川北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决定野外宿营。这里的气候炎热，土地潮湿，树木葱茏，杂草丛生，地面上积着多年腐烂的树叶，潜藏着蛇、蝎等多种伤人的爬虫，露宿很容易遇到毒虫伤害。可怎么办呢?不知是谁想出了在树林里露宿拴“吊床”。这“吊床”真像是“摇篮”，睡起来既安全又凉快。毛泽东看到大家这个办法好，就和大家一起拴起“吊床”，一边拴，一边和大家开玩笑说：“今天晚上大家都要睡‘天床’嘞!小心不要从天上掉下来，把屁股摔两半了。”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主席放心，我们有‘老天爷’保佑，不会摔着。”夜黑，大家都在树林里，睡在“吊床”上，面对满天星斗，伸直疲乏的身躯很快就进入梦乡，可毛主席却一个一个地为大家检查“吊床”，看到大家在“吊床”上都睡好了，自己才休息。

　　那时候，部队不仅吃不好，睡不好，战士们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毛泽东也一样。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号召解放区军民认真开展大生产运动。边区男女老少齐动手，开荒生产，纺纱织布。毛泽东在百忙中也抽空纺线，对战士们鼓舞很大。当时因为布匹缺乏，部队的军装褴褛不堪。有些新补充的战士，只能穿打土豪缴来的便衣。有的用花布做的衣服，染得黑不黑，灰不灰，也穿上了。毛主席只有两套衣服，裤子的膝盖上打满了补丁，早已成了管理人员的“心病”。

　　生产自救运动，不但使粮食达到自给有余，也解决了部队穿衣的大难题。战士们纺了一锭锭纱线，送到边区织布厂，织成土布，成批做成衣服，发给部队穿。这种衣服，又粗又厚，染得不匀，十分粗糙，战士们都叫它“更生衣”。一次，战士刘云从供给部领回一批“更生衣”，机关干部、战士每人发了一件。刘云考虑这种衣服布太粗，就没有发给毛泽东，想从敌占区搞毛呢给首长单独做。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亲自找到刘云，问为什么不发给他，刘云说：“这粗布衣服怕您穿着不合适。”毛泽东说：“大家能穿我也能穿。这‘更生衣’也有我的一份汗水，穿着自己纺的纱，织的布，那才好哩!”刘云只好给毛泽东送去一套，毛泽东当时就高兴地穿上了。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张思德来到毛主席身旁

　　1943年4月的一天早晨。张思德洗漱整理完毕，按平常的习惯，打好绑腿，第一个来到操场，趁着连队出操集合前的几分钟，跑起步来。

　　这天的天气特别好，张思德的心情也特别好。昨天，团里召开评模创优的表彰大会，会上他被评为“即知即行的模范”。他心里明白，即知即行，就是要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他感到，党组织给了自己荣誉，就是给了动力，给了压力，只有更加努力地工作，才能配称“即知即行的模范”这个光荣称号。

　　出操完了后，张思德正向班里走去时，营长王景把他叫住了：“张思德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张思德还以为营长给他讲的是他评上“即知即行模范”的事情呢，便朝王营长笑着说：“营长，我知道了。”王营长说：“你知道个啥子喽?”张思德说：“上级给了我这个光荣称号，我也知道我做得还不够。”王营长拍了拍张思德的肩膀说：“你被评上模范，还用我给你说吗?告诉你吧，组织上决定调你到枣园，到毛主席的内卫班当警卫员!”张思德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到毛主席的身边当警卫战士?”一下子，张思德想到了许多，到毛主席身边站岗，那可是多么光荣、多么自豪的事啊!

　　张思德只顾着想，却忘了回答王营长的话。王营长也知道张思德被这个意外的喜讯乐颠了，就说：“你准备准备，明天去报到!”“是。”张思德双脚一并，向营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就这样，这个经得起党组织考验的老兵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

　　张思德第一次在毛主席身边站岗，心情无比激动。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岗位更庄严、更神圣的呢?世界上还有什么职责比这更伟大、更光荣?他没有忘记去年冬天在延安“文化沟”看的那场电影《列宁在十月》，他深深地爱上了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的形象。今天，自己也成了“瓦西里”，也站在了领袖的身旁，成了领袖的卫兵。但张思德更觉得肩上的担子重千斤。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整风运动

　　中央警备团成立后，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和不团结的现象。这些都是中央警备团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相对于警卫部队来说，必将影响到警卫与生产任务的完成，特别是警卫任务。

　　整风运动势在必行。

　　为了彻底解决部队中存在的问题，保证顺利地完成保卫毛泽东主席、保卫党中央和艰巨的生产任务，中央警备团根据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号召和中央社会部的指示，于1942年10月部队合编后，又继续以整风即整军，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方针，在部队中开展了整风运动。由吴烈团长和张廷桢主任负责组织。

　　这次整风运动是以干部为重点，在步骤上是先干部后战士。指定干部以“古田会议决议”、“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增强党性决定”、“论党内斗争”等文件为中心，学习整风文献中的全部文件。战士是以“古田会议决议”、“增强党内决定”等文件为中心，学习整风文献中九个文件。

　　整风的具体方法是：干部首先认真地阅读和深入讨论指定整风文件，使之领会和弄通文件的精神与实质，然后每个干部以文件为精神，写心得，写反省笔记，反省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反省全部历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学习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文件中，每一周进行一次思想评定，讨论和检查的方式是以上面领导和发扬*并重，对于个别思想问题严重的人，以严肃的态度，尖锐地、彻底地进行揭发和批判。但中央警备团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做到了言行一致，即知即行。

　　而对战士则是通过上课、讨论等方法，学习指定的整风文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每个人都依据文件的精神，写自我反省材料，在会议上进行检讨，互相批评，提出改正错误和缺点的意见。

　　1944年4月，整风运动进入了实干阶段，要求每个干部写自传，写历史，向党交代自己的问题。7月，根据上级指示，中央警备团和延安各机关、学校同时开展了抢救失足者的运动，号召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和个别混入部队的坏分子，即速坦白自新，争取改造自己。并根据各种具体材料，在部队中进行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教育，使部队明确地了解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本质上的区别，认识到日本间谍、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和反革命手段，以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加强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工作。此时，实干运动也进入了甄别结论阶段，对个别历史复杂和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的八条方针，经过仔细调查和分析研究，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分别作了结论，使中央警备团的每个干部心悦诚服。

　　整风结束后，中央社会部派遣吴德同志到中央警备团总结了整风的经验，作出了指示，给整风的效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无疑，整风运动给中央警备团带来了重大变化。

　　变化之一：通过整风运动，中央警备团详细地审查了干部，从组织上进一步纯洁了党与部队。并使部队划清了阶级界限，提高了革命警惕性。

　　变化之二：通过整风运动，彻底地揭发和深刻地批判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一次思想上的革命，大大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克服了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宗派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不良倾向。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部队中个别人员的信心动摇，害怕困难情绪;战士中间的平均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干部随便辱骂、体罚战士的作风;某些同志在对政府及群众的态度生硬、蛮横的现象，部队中知识分子和工农出身的同志之间、新老之间、官兵之间的某些互相看不起、互不团结的现象;某些同志闹名誉、地位，不安心于后方警卫工作和轻视警卫工作的思想等情况有了极大的转变。

　　变化之三：通过整风运动，提高了革命警惕性，加强了工作责任心，克服了不安心警卫工作和轻视警卫工作的错误思想，因而加强了警卫工作，保证了整风、实干运动期间繁重的警卫任务的完成。正当部队与延安各机关、学校进行实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时，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高潮，动员了大批兵力，企图“闪击延安”，并加紧他们的特务活动，在斗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之下，中央警备团一方面加强了中央首长住地、路线和会议警卫;一方面加强了押解犯人和看守监狱的任务，干部、战士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保证了警卫任务的完成。

　　变化之四：经过整风运动，干部、战士在十分紧张、繁重的大生产运动中，都能忘我地进行生产，表现了不怕困难的精神和乐观情绪。1943年，中央警备团在照常担负警卫任务并进行整风、实干运动的情况下，开垦荒地1867亩，种地面积为3823亩，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及畜牧、商业等生产共计获利合小米1525409斤。

　　变化之五：经过整风运动，好学上进的情绪也大为提高。为了扫除文盲，中央警备团于1943年开展了千字运动，用一千个单字编成课本，不论担负警卫和生产任务的部队，都能抓紧时间进行学习。生产人员在去做工以前，都将生字写在镢头、锄头的把上，利用空隙时间进行学习，休息时即在地上用木棍子练习写字，渐渐扫除了文盲，提高了文化水平。另外，在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开展部队文艺体育活动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出现了一批出席边区和中直英模代表会议的劳动英雄和各种工作模范。

　　变化之六：经过整风运动，改善了官兵关系，提出了“尊干爱兵”的口号，开展了“尊干爱兵”运动。整风运动后，干部的*作风显著地改进了，能深入下层，关心战士，虚心地听取群众意见，和气地对待战士;战士们对干部也更加尊重了，组织性纪律性自觉地加强了。因此，部队内部的团结，特别是官兵团结空前地增强了。

　　变化之七：经过整风运动，改善了军队和群众、政府的关系。1943年春中央警备团开展了“拥政爱民”运动，并遵循“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和中央首长的指示，于1943年、1944年春节期间，在部队中进行了“拥政爱民”教育和思想、纪律的检查，逐渐克服了军阀主义和受旧军队影响的思想残余，加强了群众意见，并使这种思想体现在每个指战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使群众工作成为部队经常性的工作。中央警备团通过组织军民联欢晚会、军民座谈会以及中央警备团文工队向群众演出和经常组织读报，向群众进行了政治宣传，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警备团组织了军民变工队，组织部队帮助群众生产，解决生产上的困难。仅仅1943年夏季，中央警备团即帮助群众锄草1200余亩，帮助移民开荒100余亩。特别是中央警备团还派干部、出经费，为群众开办了文化学校，派女同志组织妇女识字班，帮助男女农民学习文化。并组织军民联合俱乐部委员会、军民秧歌等，开展文娱活动，密切了军民关系。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大生产运动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七个年头。党中央、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军民，打退了日寇的疯狂进攻，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三次*“围剿”，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大大的巩固和发展，抗战胜利的大好形势已经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同时，为了克服解放区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在党中央号召之下开展起了大规模的军民生产运动。为了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在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下，中央警备团于1943年春起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当时的生产方针是以农业为主，并适当地进行手工业、运输业、供给性的作坊及其他副业生产，并采取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生产指导原则。由于有了以往生产的基础，由于整风后部队觉悟的提高，由于能够抽出更多的人力投入生产，1944年就成为了中央警备团生产规模最大的一年。全年中，在保证完成警卫任务的前提下，经过合理组织兵力，中央警备团共抽出半数以上的人员共580人投入了大生产运动。基本上每个连都有部分人员参加生产，个别连队则全部参加了生产。

　　1944年开始，中央警备团开始了大规模的垦荒工作。短短的几个月内，共开垦了荒地11501亩，使部队的耕地面积由1943年的3823亩，迅速扩大为13214亩。

　　在生产运动中，中央警备团大力进行了生产中的政治教育工作。其中心内容是提高部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部队认识到发展生产是为了自力更生，减轻民负，保证警卫任务的完成和抗战的胜利。同时，又不断地总结、交流了生产技术和经验。中央警备团的机关报《战卫报》和劳动现场上出版的《生产小报》、《山头黑板报》以及在现场上演出的小型歌剧等文艺活动，发挥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生产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总计1944年全年中央警备团共收入小米3633780斤。生产的收入使中央警备团的经费做到了自给面粉之百分之九十六点三。

　　中央警备团为了检验自己一年来的生产成果，表彰和鼓励先进，激发干部战士的生产热情，把生产运动搞得更好，做了一个月的筹备工作，于11月在团部所在地延安侯家沟的课堂内，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全团生产成果展览会。

　　展览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图表、实物，又有样品、标本。展出的物品都是由全团各个单位选送来的，有自己种植出来的颗大粒大的各种粮食作物;自己种的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自己挑选制作的猪、羊、鸡、鸭标本;自己腌制的数十种小菜;自己生产的纸张、香烟、肥皂;自己纺的线，织的布，打的毛袜、手套、鞋子;自己加工制作的军装、戏装;自己编织的筐子、打的草鞋等数百种物品。

　　同时，中央警备团还把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和先进集体的模范事迹，配上照片，加上说明，予以展出。

　　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十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亲临中央警备团，看了展览，接见了中央警备团的劳动英雄和先进集体，作了重要指示，给予了热情鼓励，使全团指战员深受教育和鼓舞。

　　在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杜林森、王国初、纪永昌等劳动模范，他们的名字与这个英雄的部队一起载入了历史，成了今天北京卫戍警卫部队官兵的生动教材。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劳动英雄杜林森

　　杜林森1921年生，河北省晋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轻的杜林森不仅有高昂的政治热情，结实健壮的体魄，娴熟的劳动技能，而且有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在开荒中，他坚持做到：饿了冲一阵，累了顶一阵，收工前突击一阵。因而，开荒数量多，质量高，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杜林森在一起1944年，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以开荒种地、纺线织布、烧炭造纸为主要内容的大生产运动，并广泛开展了劳动竞赛。这年3月，当时“战卫部”在延安南十里堡后南沟，组织了有中央直属机关、学校、农场、部队和当地群众代表50多位劳动能手参加的开荒大竞赛。杜林森在连续15小时的劳动竞赛中，以每分钟挖地50多镢头的速度，获得冠军，创造了陕甘宁边区一人一天开荒6亩3分多的最高纪录。当时在场参观的群众兴奋地说，这个人开得又快又好，真是比头牛还厉害。从此以后，杜林森“气死牛”的雅号就传开了。

　　杜林森先后出席中央直属机关英模代表大会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被授予“劳动英雄”的荣誉称号，毛泽东主席为他题写了奖状。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杜林森的事迹后，在陕甘宁边区引起很大的反响。一个学杜林森、赶杜林森、超杜林森的活动迅速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大生产运动。

　　杜林森的革命热情来自于良好的政治修养，也来自于中央领导和首长们的亲切关怀。他忘不了有一次他正在院子里练习算术时，毛泽东主席走了过来，要他好好学习，还亲自教他算了几道练习题。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造纸英雄王国初

　　王国初，曾任中央警备团延园造纸厂队长。1914年生，湖南省大悟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陕甘宁边区的著名劳动英雄。1941年至1944年在延园造纸厂工作期间，共造纸52295刀，一个月用手捞纸402刀，创造了陕甘宁边区同行业的最高纪录，先后出席中央直属机关英模代表大会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朱德总司令员亲笔为他题写了“造纸英雄”的奖状，延安《解放日报》以“完成一万刀——记造纸英雄王国初的带头作用”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

　　1944年，为了保证部队用纸，上级要求延园造纸厂完成10000刀纸的生产任务。当时，造纸厂设备简陋，人手不多，生产能力低，基本上是靠手工操作。面对这一情况，大家都很着急。改造落后设备，暂时没有条件;向上级请求减任务，决不能开口。

　　时任中央警备团延园造纸厂队长的王国初

　　正在大家畏难之际，王国初首先想到的是：从人的潜在能力上想办法，从自己这个共产党员身上带头做起。他立即修订了自己的生产指标，提出全年生产纸1900刀，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厂生产任务的五分之一。为了落实生产任务，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他不怕苦累，天天一身浆水一身汗，每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群众，第一个月就捞纸200刀，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好，创边区最高纪录，轰动了全厂，带动了群众。

　　在王国初的影响和带动下，延园造纸厂迅速掀起了“多捞纸、捞好纸”的竞赛热潮。

　　六月，尽管他旧病复发，经常吐血，但仍坚持生产。领导劝他休息，他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就让我继续干吧!”

　　七、八月份，由于河水浑浊，无法洗浆，他反复摸索，创造了用井水洗浆法，保证了雨季的正常生产。

　　这一年，延园造纸厂生产纸11274刀，超额完成了任务，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张思德来到安塞

　　1944年开春，中央机关和枣园警卫人员，根据上级首长的指示，组织了一支小分队，到离延安西北方向三十多公里的安塞开荒种地。张思德在南泥湾开过荒，在黄土沟烧过炭，当他报名申请参加进山生产的小分队时，成了警卫班的首选成员。

　　陕北的安塞，是以古风独具的腰鼓而闻名于世，后来又因毛泽东主席为牺牲于此的普通警卫战士张思德，发表祭文《为人民服务》而让天下人所熟知!安塞县，古为边关要塞，有“上郡咽喉，北门锁钥”之称。境内遍布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文化遗址。秦始皇、汉武帝在此修过长城，开直道北御匈奴;唐宋时由于战争的需要，在这里留下了不少堡寨、石窟。安塞县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彩陶、汉代画像、唐宋雕塑三个艺术高潮。明代以后，由于天灾人祸，生态破坏，形成了交通、文化的封闭。

　　在报名后的第二天，张思德就要进山执行任务了，班长让张思德在家休息一下，整理整理行装，把他要站的那班岗哨给免掉了。但张思德可不干了，他立马找到班长，说：“班长，我这一去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你还是安排我的岗哨吧，我要一直站到走的那一天!”张思德说着，深情地望着毛泽东主席那口窑洞灯光。他深深地爱着这个哨位，发自内心地喜爱着这日夜忙碌的灯火。

　　出发前，张思德不仅坚持站完警卫班的“最后一班岗”，而且还找了一些战友谈心。他还到枣园对面的侯家湾，同一些老战友告别。在这里他遇到了一年前调到机要科工作的陈耀，张思德像哥哥一样关切地对他说：“这次咱俩不能搭伴上山了，你要把上级交给的新任务完成好。”陈耀紧紧地握着老班长的手点头说：“嗯。”张思德又问：“这些日子，你的工作、学习怎么样?有啥子困难吗?”面对着老班长的关切，陈耀十分激动。

　　陈耀是山西省定襄人，祖传四代以打铁为生，家里贫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安身之地。1937年，他抗日参军，加入了自卫队。第二年陈耀西渡黄河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中央军委警卫营通讯班当战士。现在还健在的陈耀同志回忆起老班长的一些事情来，还历历在目。他记得，连队偶尔“打牙祭”吃一次肉，张思德也会把自己的那一份送给邻居的孩子吃。张思德比陈耀大6岁，像一位老大哥一样帮助陈耀，教他打草鞋，学文化，还教他用桦树皮和树枝写名字。陈耀的“耀”字特别难写，他就手把手耐心地教他几十遍。当时班里有12名战士，只有11床被子，陈耀和张思德同盖一床被子的日子就有3年。全班共用一个“三用盆”，既洗脸又洗脚，还盛饭菜，他们就用草木灰当“消毒剂”。

　　陈耀老人回忆说：“我们在延安时期，虽然生活特别艰苦，住的是土窑洞，睡的是‘弹簧床’(茅草床)，但生活过得非常愉快。张思德教我打草鞋，想方设法用桦树皮写字、做饭筒，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让我终身难以忘记。”“张思德同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我影响很大。”

　　陈耀老人还说：“我觉得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为人民服务精神永不过时!”“我们要永远继承和发扬张思德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要永远做发扬延安精神的典范，让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没多久，小分队出发了，张思德和战友们身背生产工具，越延河，穿梢林，翻山谷，意气风发地来到安塞县石峡峪。不久，他们又住进了自己打在山沟中的窑洞里。

　　小分队和社会部联合组成生产农场。张思德被临时指定为农场生产队副队长，负责开荒生产。张思德拿出在南泥湾生产时的那股劲儿，披荆斩棘，烧荒翻土，哪里工作最苦最累，他就在哪里。

　　经过官兵们整整一个春天的奋战，大片的荒地开出来了，人迹罕至的山谷改变了面貌。眼看着谷子、糜子、玉米一天天长高长大了，石峡峪的山谷里，满山遍野都铺满了黄澄澄的谷穗、金灿灿的棒子，与开放在坡坎地头的红艳艳的山丹花，交相辉映，煞是好看。

　　这时已经是秋天了，中央决定在来年春天召开党的“七大”。为了保障“七大”的顺利召开，中央办公厅交给了农场一项新任务——为“七大”代表准备烤火取暖的木炭。

　　听到这个消息后，张思德第一个找到队长张恩良，要求参加烧炭队。张恩良对张思德说：“你烧过炭吗?”张思德果断地说：“烧过几次。”张恩良说：“那就由你负责带一个班，到石峡峪沟里烧炭怎么样?”张思德用他那浓浓的四川口音说：“要得!”

　　张恩良是社会部的工作人员，张思德向他汇报了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思想，检查了自己的工作，并建议农场要过好党组织生活。张思德想到就要到石峡峪烧木炭了，两人要有好一段时间不在一起了，于是向张队长征求意见：“张队长，你看我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的，你要给我指出来啊!”张队长十分肯定地说：“你干得很好!”这是张队长的真心话，打从进山和张思德相处半年来，张思德哪一件事不是做得很出色，哪一方面工作不是走在大家前头呢?张队长觉得这段时间里，他和张思德工作配合得十分默契，也是工作最顺手、心情最愉快的一段日子。张思德那种兢兢业业、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那种谦虚谨慎、扎扎实实，时时想着同志，处处从人民利益出发的精神，实在令他感动。当张队长问张思德进山沟烧炭还有什么困难时，张思德却说：“请领导放心，我是共产党员，为人民的利益，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也要想方设法去克服;就是拼老命，也要把炭烧好!”张思德说得是那样真挚与坚定。

　　在离石峡峪不远的庙河沟，一场新的战斗打响了。为了摸清情况，张思德当天就到附近的村子里，向老乡了解庙河沟各种树木的分布情况。村里的老人说，进沟五六里远，就有一片青冈林，这里大树多，大的树身有腰围那样粗，在那儿打炭窑合适。

　　第二天早晨，张思德和战友们就迎着朝阳向山沟出发了!这是一场不是战争却胜似战争的任务。他们和老乡们一起唱着信天游，来到了长满青冈林地带的山沟。张思德将进沟的人员分成两组，一组挖窑，一组伐木备料。

　　张思德在组织大家烧炭时，处处考虑到人民的利益，砍树时，他一再要求大家，不要见树就砍，只砍那些老树、枯树，不砍小树、壮树;还不要一片片地砍，而要有间隔地砍，这样有利于保护森林，也有利于保护水土。烧炭时，他要求做到，时间短、出炭多、炭质好。当地老乡一窑木炭一般要烧10天左右，为了抢时间多烧炭，张思德指挥大家压火后，窑孔中木炭尚未冷却时就出窑，把出一窑炭的周期压缩为一周左右。

　　一边烧炭，张思德还凭着自己的理解，边读边讲解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他一想到抗战即将胜利，革命就要进入新的里程，张思德和战友们就浑身是劲。那炭窑熊熊的火光，好像在向他们昭示着美好的未来。

　　每当炭烧好后，中央警备团的战士们就把木炭打成捆，每捆约二十五公斤。打捆时，先用青冈树叶把拢齐的木炭包好，然后用葛藤或榆树枝条捆紧。背炭时，一般每人一次背一捆，张思德一次背两捆。背到村子里待运的木炭，堆得像一座小山。中央警备团的领导给他们的任务是三万斤，可是张思德他们由于苦干加巧干，日夜突击，却烧了五万斤。上级首长得知他们超额完成了任务，都非常高兴，传令嘉奖连队，特别是表扬了带队的张思德。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1944年的9月5日，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安塞石峡峪烧木炭时，因窑塌而不幸牺牲。张思德以年仅29岁的生命轨迹，实践了自己光辉的誓言：“为革命，为人民，要敢于献出自己的一切!”

　　这一天早上，下起毛毛细雨，地面湿漉漉的。张思德按平时的分工，分成三组进山继续挖窑。

　　分工的时候，出现了令人激动的一幕。首先是张思德主动把自己派到最远一处的山场挖炭窑。没想到白满仓、朱旭明等几个人都争着要和张思德一起去。并不是因为当时张思德是副队长，而是因为他们几个人都是警卫班的，互相之间感情很深，都愿意和老班长张思德一起干活。白满仓把手高高地举起来，争着要和张思德一起去。朱旭明(朱旭明离休前任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局党校副校长，现任天津市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不甘示弱，说：“我也去!”于是，张思德和白满仓、朱旭明、李喜文为一组。他们越过石峡峪的庙河沟，翻过一个山脊梁，来到了洞子沟底部东边的山坡上。这里的一座炭窑，是他们前几天才挖的，今天的主要工作是继续往里深挖修整。大家干得很开心，窑洞越挖越深了，挖到里面，人只能低着头，猫着腰，十分吃力。张思德钻在里面挖一孔小窑洞，白满仓在外窑洞的洞口，一边接土一边清土。窑洞里一下子容不下三个人，朱旭明、李喜文等人就在离窑洞十多米的树林里砍树，为烧这窑炭备料。他们砍得大汗淋漓，只等张思德他们挖好窑就可以及时进料。

　　白满仓和张思德两人一里一外，互相配合，继续往深处挖洞。此时，张思德已经累得满头大汗，小白从洞口射进去的光亮中看到，他背上的衣服已经湿了一大片。这时，小白在洞口喊：“队长，咱俩换一换，让我进去干会儿吧!”没多久，从窑洞里传出张思德瓮声瓮气的声音：“不用了。”小白知道，张思德就是这么一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总是把重活、难活和危险活留给自己，劝也没用。

　　这时，天更加阴暗，雨仍在下着。一阵风过后，毛毛细雨变成了淅淅沥沥的雨点。张思德听见雨下大了，赶紧从窑洞里钻出来，拿过放在窑洞边的一条麻袋，披在小白的身上，说：“当心，别着凉。”小白说：“天凉，你也披一条吧!”张思德说：“我身上热着呢。”说着，他拿上两条麻袋向炭窑对面的山坡走去，给在那儿伐木的战友送去。小李、小朱等几个战士，见张思德送来了“雨具”，都很感动。

　　1944年，张思德(左)在炭窑中挖炭小朱实在看不过去，于是对张思德说：“你看，你都成了落汤鸡了，你也披上一条吧。”张思德说：“我等会儿就钻窑洞里了，那里面暖和。你们在外面干活，又是风又是雨的，那才冷呢。”说着，就把那两条麻袋扔了过去。张思德回到窑洞，见小白已经钻进里头挖起来了，他冲着里头大声喊道：“小白，你出来吧，越往里越难挖，还是让我来吧。”小白说：“你太累了，先歇会儿，还是让我干一会儿吧!”张思德说：“不累，听我的!”张思德又不由分说地钻了进去，把小白拽了出来，却将自己换到里头。他在掌上吐了一口唾沫，操起小镢头，弯着腰，蹲到只有半人高的小窑里，在窑壁上刨了起来。小白则在洞口清土，用铁锨一锨一锨地将土扔到窑外，

　　而窑外，雨还在下个不停。雨珠滴滴答答地在窑顶上敲打着。张思德和小白，一个在窑内，一个在洞口，紧张而有秩序地干着活，不时地交谈着。后来，雨渐渐停了下来，快到中午时分，眼看一眼炭窑就要挖成了。为了保证质量，张思德又在炭窑里的小窑洞里，盘着腿，弯着腰，用小镢头细细地修整窑壁，见哪儿凸出，哪儿凹进，就一点一点地刨平修光，一丝不苟的。就在张思德修整右边的窑壁时，突然，窑顶上“啪啪啪”地掉下几片碎土。

　　“不好，有危险!”张思德发现情况异常，随即大喊一声，小白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刚要转身，张思德眼疾手快，一把将小白推向洞口。可就在这时，只听见“轰隆”一声，由于顶坡经雨水久淋，土质泛潮，发软松散，两米多厚的窑顶塌了下来!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小白在窑口被压住半截身子，张思德的整个身子被塌下来的窑土给埋在了里边。被土埋住半截身子的小白，大声呼喊：“救命啊!救命啊!”

　　正在附近砍树的朱旭明，突然听到窑洞方向传来带着哭声的喊叫!“不好，出事了!”朱旭明扔下锯，飞跑过去，只见小白已经被土埋到脖子。他一边竭力把自己从土里往外挣脱，一边大声地呼喊着。朱旭明来到跟前时，见小白张着嘴，焦急地喘着粗气，脸已经变成紫色。朱旭明和闻声赶来的李喜文，一边使劲用手扒开埋在小白身上塌下来的窑土，一边拼命地往外拽他。“快，快，里头的，张——思——德!”小白在朱旭明和李喜文的帮助下，刚从地里脱身，就大声地呼喊起来。

　　“窑塌啦，张思德被埋进去啦!”他们边用双手扒土，边一齐扯着嗓子呼喊起来。喊声穿过深谷，越过山林，在家里干活的同志们闻声赶来了，庙河沟的老乡们也闻讯赶来了。同志们争分夺秒地扒，扒到里头的小窑洞时，终于扒到了张思德。当同志们见到他时，张思德同志盘腿坐着，一把小镢头柄，死死地顶住他的胸口，从窑顶塌下来的一层厚厚的硬土，严严实实地掩埋了他的全身。同志们把他扒出来时，只见他眼睛紧闭，脸色乌紫，嘴角渗出血丝，已经停止了呼吸。可能是骤然解除了他身上的压力的缘故，当同志们把压在他胸口的黄土扒开时，他胸内被挤压的淤血一下子从他的嘴里和鼻子里喷射了出来。

　　“老班长，张思德!张思德，我的好战友啊——”顿时，战友们扑在张思德冰冷的身体上，一齐失声地痛哭起来。

　　松涛阵阵，石峡峪的沟沟壑壑，齐奏哀歌。

　　这是战友们发自内心的伤痛，这是火烧不断的战友情谊啊!

　　同志们揩干张思德同志身上的血迹，擦净他身上的泥土，把他的遗体平放在窑洞前面的青石板上，然后大家一齐摘下军帽，肃立默哀。

　　噩耗传来，战友们都伤心难过。考虑到张思德是毛泽东等主要领导同志的警卫员，中央警备团警卫队队长古远兴把消息直接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听到张思德同志牺牲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痛。他向警卫队队长古远兴详细地询问了有关情况，严肃地说：“前线打仗，是免不了要死人的;但后方搞生产出事故死人，是不应该的。”第二天，古远兴又去毛泽东那里请示，从石峡峪到延安有七八十里地，天热路又不好走，张思德的遗体运回来不方便，是不是就在当地掩埋。毛泽东看了古远兴一眼，满怀深情地说：“小古呀小古，古人说，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张思德是四川人，他牺牲了，虽然回不了老家了，我们也不能把他埋到荒山野地里哟!”毛泽东当即作了三条指示：“第一，要把张思德身体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要派战士给他站岗;第二，买一副棺材，运回延安;第三，要给他开个追悼会，我要参加，还要讲话。”

　　中央社会部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为张思德买了一副棺材，派车把他的遗体运回延安，并做好了开追悼会的一切准备。所有这些，都是在毛泽东作出指示后的两天之内完成的。

　　三天之后，也就是9月8日下午2时，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在枣园后院的干河沟上召开。会场上悬挂着毛泽东主席亲笔写的“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主席台的四周摆放着花圈。所有的花圈都是战士们从山上采来的野花扎成的。这一天，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共一千多人，整整齐齐地在操场上列队，会场上一片肃静。2时许，毛泽东在中央机要科科长叶子龙和警卫队长古远兴的陪同下，从住处枣园后院走出来，迈着沉重的步子下了坡，一步一步来到会场前，然后站在队列中间的最前排。

　　追悼大会在哀乐声中开始了，首先由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宣布向张思德同志默哀三分钟。当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主任张廷桢详细介绍了张思德的生平事迹之后，毛泽东主席即缓步登台，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死者表示哀悼，接着发表了重要讲话。

　　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同志，毛主席亲致哀悼毛泽东主席讲话时，手里没有讲话稿。虽然是即席讲话，但显然是有备而来，打有腹稿的。他的表情严肃，目光如电，炯炯有神，讲话声音洪亮，穿透力很强，悲壮而富有哲理，哀痛而具有火一样的激情：

　　“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这个团体，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中的一个……”

　　毛泽东主席讲话时，边讲边打着手势，当他讲到“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要重”时，他就把两手往下用力一压;讲到“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时，就把手掌卷成一个喇叭筒状，放在嘴边一吹……

　　1944年9月21日出版的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这次追悼会的消息。

　　具体内容是：

　　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毛主席亲致哀悼

　　【本报讯】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同志，今年三十岁(实际为二十九岁——作者注)，但为党为人民已经战斗了十二年，走过雪山草地，受过长期艰苦的锻炼，也曾光荣地负过伤，是一个忠实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共产党员，不幸于今年九月五日在安塞石峡峪烧炭遇险殒命。中央警备团团部特于九月八日下午二时，在西山广场开会追悼，到会千余人，毛主席亲临讲话。主席台四周布满花圈和换联，中悬毛主席亲笔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几个大字，与会者无不深感死者的光荣。大会在哀乐声中开始，该团政治处张主任介绍死者的光荣历史后，毛主席即缓步登台，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死者表示敬意，继作历时一时半(实际上约半个钟头——作者注)之久的讲话，对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意义，阐述至详。

　　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这个团体，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中的一个。”

　　毛主席又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为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所以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毛主席继续又申述虚心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改正缺点的道理。他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所以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能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团体就一定能更加兴旺起来。”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大家要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相互帮助。他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革命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但我们还要和全中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是八千六百万人民的大团体，但还不够，还要更大，才能取得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提高我们向前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总比为土豪劣绅而死好得多。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团体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最后，毛主席号召把开追悼会变成一个制度，并推广到老百姓当中去。他说：“今后我们的团体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伙夫是战士，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种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毛主席讲话毕，乃由该团代表致词，他代表警卫团全体战士宣誓，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张思德同志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榜样，继承他的遗志更加努力地干下去。四时许散会。

　　张思德铜像后来，秘书将毛主席这次口头讲演整理成文，呈给毛泽东主席审阅。毛泽东主席看后，稍事斟酌，随即在文章的上方一挥而就，写上了“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便成了这篇著名讲演的标题，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旗帜。后来，毛泽东主席的这段讲话，以“为人民服务”为题，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

　　当然，毛泽东主席如此隆重地为张思德开追悼会，其中也包含了他与张思德的感情在内。八路军到达延安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当时任通信营班长的张思德什么都是抢在战友的前面干，生怕自己干少了。1942年春天，为了使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及直属机关干部有一个开会的场所，上级决定在杨家岭建一座大礼堂。来到条石场，张思德见哪块石头大，就背哪块，100多斤重的大石块，他一悠就上肩，一气不歇地背到了工地上。

　　一天，他们去礼堂工地劳动，正好赶上礼堂上最后一根大梁。工人们用木架子搭绳，慢慢地把大梁往上吊。只听见“嘎巴”一声脆响，支架的一根木杆断了，整个架子晃动起来，由于支撑不稳，又粗又大的木梁，一直往下坠落，眼看就要砸着在下面干活的工人和战士。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思德一个箭步冲过去，飞身跨上架顶，用肩头死死顶住大梁，使梁下的工人和战士避免了一场大祸。这时，张思德的战友也跟着张思德冲上去，张思德眼明手快，他从战友手中要过斧头，“啪，啪，啪”几下，只听见“咔”一声，大梁牢牢地对准柱榫。可是当张思德抡最后一斧头时，由于用力过猛，一个趔趄从架子上摔下来。工人和战友们不约而同地大喊起来：“班长!张思德!”这叫喊声惊动了正好路过这里的毛泽东。毛泽东健步如飞地走过来，一见是一位战士摔伤了，便立即指示派人去枣园请医生过来，并高声地说：“绝不能有一分一秒的耽误!”几位战士按毛泽东的吩咐，把受伤的张思德抬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当把张思德抬到毛泽东的躺椅上时，毛泽东仔细一看，认出了是张思德，便亲切地叫了一声：“老朋友，是你呀，张思德同志!”战士们点点头，对毛泽东说：“主席，他就是张思德，原来是我们班长!”可战士们纳闷，毛泽东咋就知道张思德的名字呢?

　　原来，在此之前，由于“推车”一事，张思德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1941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张思德一行三人从杨家岭前往新安场，途中路过石砭时，见毛泽东的小汽车陷进冰窟窿里，他们立即跑去推车。这时，毛泽东和警卫员贺清也下了车，他们五人一起用力推车，可是，只见车子后轮在冰上原地打转，没有向前挪动一点。张思德见状，立即把鞋袜一脱，跳进冰水中，两手抱起大石头，对准车轮前的冰砣子猛砸，又喊旁边的战友搬一些小石头来，把冰砣子砸碎，将碎石头垫在车轮子底下。司机将车子一发动，车轮子便从冰窟窿中滚了出来，顺利地上了路。毛泽东用双手一边给张思德暖和冻红了的手，一边叫大家给他搓腿，以防冰水把脚冻坏。毛泽东细细地端详了张思德几眼，用浓重的湘音说：“你叫么子名字?”张思德回答：“主席，我叫张思德。”毛泽东又问：“张是弓长张的张?”张思德仍然拘谨地点头回答：“是!”毛泽东从怀里掏出笔记本，把张思德的名字记在本子上。临走时，他拍了拍张思德的肩膀，风趣地说：“小同志，你是路见不平，舍身相助，这种精神，值得学习哟!”

　　1943年初春，张思德被选派到警卫队内卫班当战士，这是专门在毛泽东窑洞前执勤的部队。张思德十分激动，暗下决心要好好工作，做毛泽东的忠诚卫士。雨天换哨，少不了他;雪天上岗，他总要多站一个时辰。每天一起床，张思德就轻手轻脚地把毛泽东窑洞前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毛泽东经常走的路上，只要有一点坑坑洼洼，他就铲来黄土垫平、夯实。毛泽东外出开会，张思德总是把冲锋枪和马灯擦得锃亮，提上水壶，早早地等候在车子旁。毛泽东乘坐的黑色轿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赠送的，车身宽大。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每次出车，都要有一个同志站在车后踏板上担任警戒。张思德在警卫队时，每次都是第一个站在警戒位置，并为此给自己找“借口”说：“我喜欢冷风吹。”延安冬天的天气非常寒冷，担任车后警戒的同志可以放下帽耳，可张思德嫌影响视线，每次都要把帽耳翻起来。毛泽东多次关切地劝他注意保暖，但他总是憨憨一笑。

　　连环画《张思德》张思德还时刻关心战友、老百姓的生活和工作。正是因为张思德一桩桩、一件件模范事迹，让毛泽东深刻地记住了这个普通的警卫战士。张思德参军11年，与他同时入伍的有的战友已经当上了团长甚至旅长，他却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但他从不计较个人职务的高低，一心一意地扑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陈耀同志现在回忆起来，仍旧感到老班长心怀宽大。1942年，中央军委警卫营与中央教导大队合编时，领导决定让他由班长到警卫一连四班当战士，他自觉服从组织的安排，并说：“当班长是革命的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的需要。”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人，他的家人，他的养母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儿子的去向。在这些年里，张思德的养母刘光友和韩家湾的乡亲们只是估摸到他们的谷娃子张思德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会专门指示为当年在陕北安塞的深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的那位普通战士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并且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祭文《为人民服务》，更没有想到，那位被毛泽东主席表彰的战士就是他们的谷娃子!

　　当张思德的养母刘光友知道张思德的消息时，已经是1962年了，离张思德牺牲近20年。

　　那个时候，中国人民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发展生产、休养生息成了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这一年，仪陇县召开了一个养牛模范大会。会上有一位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个子矮小，但说起话来很有精气神的老大娘，引起了主持会议的县民政科科长文斌的注意。文斌弓下腰问：“大娘，你这么大年纪，还把牛养得这么好，那准定有儿子戮力帮衬啵?”听到这些，刘光友老人掉下了眼泪，说：“啥子儿子呵，我儿子当红军走了，早死了，连个音信也没有!”说着，她那缠着黑帕子的头也低了下去。

　　原来，文斌也是一位老红军，也是和张思德同一年，即1933年当的兵。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几十年后，他转业回到了地方，后来又调到仪陇当了县民政科科长。听了这位大娘的这一番话后，文斌的脑子里突然本能地一激灵，仿佛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随即问：“大娘，你儿子叫啥名字?”老人轻轻叹息着说：“大号叫个张思德，小名叫个谷娃子，咳，死去都快三十年喽，不去想他喽!”

　　刘光友老人这么一说，让文斌万分高兴，也万分激动。他没想到，他多年来苦苦寻找的张思德的老家和亲人，却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在延安时，他的好多战友都知道他是张思德的同乡，但问他张思德的家到底在哪个乡哪个村，他也说不上来。临转业时，组织上专门交代他，回去后打听打听张思德的老家住在哪儿，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可是因为仪陇是个老区，当年参加红军的人很多，牺牲的人也很多，又没有具体地址，再加上那时是灾荒岁月，工作千头万绪，查找工作也就耽搁下来。可是，眼前这碰上门的有名有姓的线索，顿时让他激动了。他立刻向县委作了汇报，以便尽快落实优抚政策，让张思德的妈妈享受应有的烈属待遇，使她安度晚年。

　　而令文斌始料未及的是，马鞍场一位红军家属听说县上正在寻找张思德的家人，也赶紧找到了县里，说她儿子名字叫张四德，也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张思德”和“张四德”三个字中，只有中间的一个字音同字不同。她说，那准定是我儿子在队伍上改的，我儿子在家时，就常说要常思众人之德。这位老人说得也在理啊，由于当时没一幅张思德的照片作对照，顿时县里对此事也一筹莫展，不能贸然判定哪一家就是被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到的那个张思德的亲属，哪里才是张思德的家。

　　1969年，在纪念张思德同志牺牲、《为人民服务》发表25周年时，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张思德同志母亲来警卫一师看望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此后一年多，时任仪陇县川剧团的编剧萧向成，对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表彰过的张思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四处搜集资料，准备再写一个反映红军在仪陇的川剧剧本。就在这个时候，他得知毛泽东主席曾于1944年9月8日，在*中央直属机关为追悼张思德所作的讲演中提到的张思德是仪陇人，这才特别用心地翻阅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的那篇不朽文章《为人民服务》，发现在注释中除了有“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的句子外，没有涉及张思德的出生籍贯，这就使他的采访遇到了困难。出于对艺术的执著和对宣传英雄人物的使命感，他下决心弄个水落石出。他想，张思德的名字既然写入了毛主席的著作，那么在中央档案馆兴许会保存这方面的资料，可以从中找到有关线索。于是，他试着向中央档案馆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以及查找张思德资料的意图，恳请他们给予帮助。令萧向成喜出望外的是，他的这封信发出不到四个月，便收到了中央档案馆的回函，信中还夹寄了两张当时延安《解放日报》的报照。一张是召开张思德追悼会的消息报道，一张是毛主席讲话的全文。萧向成终于在新闻报道中发现了“张思德同志是四川仪陇县六合场人”这一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他欣喜若狂，一个编写张思德剧本的立意，随即在他脑中形成。他马上打点行装，去张思德的家乡采访，了解张思德的身世和家人情况。在六合场的雨台山下，萧向成找到了张思德的故居遗址，又在村场西头，找到了张思德的养母刘光友和张思德当年居住过的两间破茅草房，详细听刘光友含泪讲述了张思德出生年月、过继经过和少年时代的情形。

　　中央档案馆给萧向成的信里，还附有一张照片。这是张思德生前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由于年深月久，照片颜色发黄，但张思德当年的容貌神态，清晰可见。照片上的张思德正从炭窑里探出一个脑袋，咧着嘴憨厚地笑着，手里抱着一捆刚刚出窑的木炭。张思德的身份就这样被确定了。随后，四川省和仪陇县的报纸，纷纷刊登了找到了张思德故居，找到了“张妈妈”的消息。

　　1969年9月初，在纪念张思德同志牺牲、《为人民服务》发表25周年时，“张妈妈”来到了警卫一师，看望张思德生前的战友和领导们。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补充警卫力量

　　1945年初春，几度推迟的*第七届代表大会，终于召开在即，中央保卫部门决定从各部队抽调一批军事技能过硬，政治可靠的人员，以补充和加强会议的警卫力量。

　　当时晋绥六分区忻崞支队，刚刚打完宁武县东南的日军一个据点，正在做战斗后的调整，后来成为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的邬吉成突然接到去军分区学习的通知。支队里和他一起被抽调的还有于旭伟同志，他来部队还不到一年，但表现很好。和他们同往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岢岚县的，还有支队特务连的一个班长，他带了两名战士，将一名日本战俘押送到军分区司令部。到司令部后，他们又被告知还要转赴晋绥军区。

　　3月20日前后，邬吉成等人到了驻在兴县蔡家崖的晋绥军区，住进了政治部招待所。几天之内，陆陆续续又有许多晋绥军区其他部队的指战员会聚到这里，有大青山的、有拱卫旅的、有暂一师的。此刻，他们才真相大白，学习是幌子，是为了保密，真实的目的是要送他们到延安，保卫毛主席、党中央。“挑你们来，是因为你们条件好，政治上可靠，军事技术过硬。”上级这样对他们说。

　　过了几天，从延安中央警备团来了一个干部，叫方仲实，曾是中央警备团二营五连的连长。他向邬吉成等人描绘了一番未来情景：“调你们到延安，去保卫毛主席，保卫总司令，保卫党中央。到那里后，穿的衣服比现在好，穿呢料子衣服;武器也比现在好，用手枪;吃的也比现在好，有白面吃。”

　　邬吉成他们当时对他的话有些将信将疑，延安和晋绥根据地就有那么大的差别?再说并不是因为他说得多好，他们才愿意跟他去延安;而是军人得服从命令，上级叫到哪里就到哪里，这是他们的心里话。

　　从兴县蔡家崖出发，经过米脂、绥德、青涧、延川一路辗转，他们终于到了延安。走过大、小砭沟，他们到了中央警备团团部所在的侯家沟。当时中央警备团的团长兼政委是吴烈，副团长是王金，参谋长是刘辉山，张廷桢是政治部主任。

　　在招待所住了两三天之后，政治部副主任张耀祠来给大家讲话，说：“大家都从前方来，很辛苦。到这里从事保卫工作很光荣。”他还简介了一些中央警备团的情况和任务，希望大家适应新的环境和工作。

　　紧接着，就进行了分配，邬吉成和几个一同来的人被分配到一营一连，也就是手枪连。一连的驻地和营部在一起，都在杨家岭。杨家岭位于王家坪的西面，蓝家坪的东面的延河北侧，北倚凤凰山麓。一连的营地，就在东西两山间的沟里，面对着延河。

　　毛泽东主席曾在杨家岭后沟的凤凰山下住过一段时间，后来一些中央机关、*中央办公厅及一部分中央负责同志也住过这里。一连东面山上是中央的通讯处、机要处，沟中段是中央大礼堂，中央大礼堂和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处挨得很近。

　　中央大礼堂的西面有一溜儿窑洞，第一个住着*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从重庆回来的周恩来住在他旁边，再过去依次是*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蔡畅夫妇，中央*委员会书记邓发，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张闻天，最后是王明。原来住杨家岭的毛泽东主席，此刻已经搬去了枣园。

　　邬吉成到一连后，被分配在二排。他的第一班哨，就是站在周恩来院外当警卫，在他的门口站岗。在这儿站岗和在前方不一样，前方是流动的，可以走走，可在这里基本是守着一个地方不怎么动。

　　警卫“七大”

　　1945年2月底，中央警备团冬训结束后，又开始了迎接“七大”警卫任务的准备工作。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规模大、时间长，首长聚集一堂，加之是半公开进行的，这就给警卫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格的要求。中央警备团担负会议警卫任务的官兵，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警惕地坚守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会议期间，山洪暴发，延河桥受到严重威胁，劳动英雄杜林森、纪永昌等人冒着生命危险，下河与洪水搏斗，抢修和保护了桥梁，保证了会议的如期进行，以及首长的安全。

　　大会开幕前，为了保证大会代表的安全，中央警备团组织部分部队维修了杨家岭的防空洞，构筑了自会场至防空洞之间的防空掩体。同时，又在严寒的天气下，以一天一夜的时间，抢修了枣园至杨家岭之间的延水桥，保证了中央首长及大会代表每日往返会场的便利。

　　劳动英雄杜林森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礼堂开幕。

　　为了确保大会的安全，在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李富春同志领导下，成立了大会秘书处、总务处、临时警卫处。警卫处由陈龙任处长，下设内勤组、警卫组、防空指挥组，负责整个大会警卫的领导工作，下设内、外两个警卫小组。内勤组由中央机关警卫处选调干部组成，专门负责会场内的招待和首长的随身警卫;外勤组长由中央警备团第一营营长刘辉山担任，负责礼堂各大门以外的警卫和防空的组织指挥和检查等工作。

　　这次大会警卫采取的是多封闭、少半公开，多固定、少游动，公开武装与带暗枪的半公开武装相结合，固定与游动相结合，内部警戒与外围警戒相结合的形式。中央警备团根据大会会址杨家岭中央礼堂周围的地形和社会治安情况，采取了对外严密控制，加强对空监视和巡逻警戒，对内加强中央领导的随身警卫。在礼堂各大门和沿围墙以外的各山头、高地等要点，布置了内、外两层警戒，构成严密的警卫网。同时，在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通行的路线上，增设了固定的和游动的巡逻哨。担负这次大会警卫的中央警备团第一连负责会场开大会和举办各种晚会的核心警卫，以及礼堂各大门的检验入场证件、检查修理防空洞和杨家岭、延水桥的警卫。第二连、第三连分别担负杨家岭礼堂围墙以外的山头、后沟隐蔽地点的控制，代表驻地、往返路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警戒任务。高射机枪连重点布置在杨家岭、清凉山周围山头上，专门担负防止敌机空袭和对空射击任务。骑兵连担负中央领导和代表经常通行的路线巡逻、护送等任务。

　　在这次安全警卫任务中，纪永昌等同志担负着守护延河桥的安全保卫任务。纪永昌是中央警备团出了名的劳动英雄，他1919年出生于河北，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被评为劳动英雄，并出席过中央直属机关英模代表大会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

　　一天，延河水猛涨，汹涌的河水冲击着桥身，使本身就不坚固的延河桥开始晃动。一旦延河桥被河水冲垮，将直接影响代表们的通行。在这紧要关头，护桥的纪永昌毫不犹豫地跳入河水中，冒着生命危险，勘察地形，检查桥柱，探索办法。突然，一股激流奔腾而来，把他卷进了漩涡，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纪永昌凭着坚强的毅力和较好的水性，摆脱困境，终于找到了桥身晃动的原因。

　　上岸后，他把河中的地形情况和造成桥身晃动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向战友们作了阐述。大家觉得纪永昌分析得正确，办法也可行。于是他们运石块，装沙袋，展开了一场加固桥柱的战斗。但由于河宽、人少、水流湍急，他们在桥柱下每摞一次沙袋，就被急流冲垮一次。怎么办?纪永昌急中生智，决定在桥柱下先打木桩，而后再填沙袋、摞石块。这一招真灵，他们成功了。就这样，几名守护桥的战士，在纪永昌的带领下，经过一天多的艰苦奋战，先后加固了所有桥柱的根基，稳固了桥身，保证了延河桥的安全。当大会警卫处长陈龙等领导同志检查安全时，发现他们连夜加固桥柱的感人事迹后，当即给予表扬。肯定了他们为大会安全警卫工作所作出的贡献。

　　由于这次警卫工作充分动员、严密组织、明确分工、密切与各方面的配合，在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历时50天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警卫任务。就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党中央接着在杨家岭召开了七届一中全会，中央警备团的警卫能力再一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杨家岭位于延安城北三千米处。*中央在此领导了抗日战争、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领导解放战争。这里修建了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楼及百余孔窑洞、百余间房屋。1942年5月在这里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4月，*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讲座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里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居及中央各机关旧址等。1943年10月，*中央书记处由此迁往枣园，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部等部门仍留驻这里，直到1947年3月撤离延安。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护送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神州大地顿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乐场面，但国民党反动派却有了自己的如意算盘。8月14日这一天，蒋介石发出了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紧接着，20日、23日蒋介石又连续发出了两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延安作何反应?延安作何对策?延安要不要和平?顿时，全国人民的视线全部聚集到了延安。

　　8月22日，《大公报》社论开头第一句就写道：“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关注延安的态度……”

　　实际上，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并不是真正希望和平，但他把理由说得冠冕堂皇。原因十分简单，如果毛泽东不去，他就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不要和平”的帽子扣到延安的头上。

　　接到蒋介石第三封邀请电的第二天，毛泽东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挑战”，复电重庆：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不过，毛泽东主席在作出这个决策之前，已经把一切工作都布置妥当了。

　　第一，他借美国的飞机已经将各大战区的主帅从延安送回了他们的岗位;

　　第二，他将自己的党中央主席岗位也做了安排，指定在他离开延安期间，这个岗位由刘少奇代理，同时增补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虽然毛泽东主席的安全已有苏联、美国作了担保，但毛泽东主席还是做好了自己回不来的准备。

　　自然，作为贴身护卫毛泽东主席的中央警备团对此高度重视。全团指战员知道这个消息后，谁也不相信蒋介石会有诚意同我党和谈，都为毛泽东主席的安全而担心。此次去重庆任务重、情况复杂，且要求跟随的警卫人员十分少。中央警备团只有优中选优，选出几个政治思想十分过硬，军事素质好，并有为革命为毛主席献身的准备的官兵。

　　1945年8月26日深夜，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突然接到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电话，通知他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左右，有一架美国运输机到延安来，要中央警备团的防空部队不要射击，在延安东边机场周围布置警戒。吴烈团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了情况。

　　8月27日下午两点，从延安的西南方向飞来一架标有美国字样的运输机。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后，从里面走出不少人，其中有1944年11月曾来过延安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还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张治中。他们的到来，人们都非常怀疑，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些家伙不知耍什么花招;还有的猜测说，会不会又来搞瞒天过海的所谓“调停”之类的骗人的鬼把戏。

　　赫尔利与张治中是来接毛泽东主席的。

　　8月28日，延安阳光明艳，宝塔山显得格外壮观雄伟。但中央警备团，甚至延安、全国的解放区的军民们，都在高度关注着。虽然不是战争，这种氛围却远远胜于战争。

　　没多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赫尔利、张治中，以及几名中央警备团的警卫人员一同出现在机场上，机场内早已有数千人在等候着为他们送行。

　　8点左右，毛泽东主席站在机舱门口，面带着笑容，挥动着帽子向欢送的人们告别。

　　飞机起飞了，向重庆方向飞去，渐渐在天空中消逝了。

　　来到延安10年了，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离开延安，这也是他第一次坐上飞机。但毛泽东一点也没有旅行者的轻松和愉快，因为他此行的责任实在太重了，一言一行都受到世人的注意，一言一行都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自从毛泽东主席离开延安去重庆的那天起，中央警备团的全体指战员每时每刻无不为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担心。战士们每天早晨不约而同来到连部、营部、团部门口，等着看解放日报，争着看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的消息。

　　枣园、侯家沟一带的群众，对毛泽东主席的安危同样十分关心，每天都有很多老乡，到中央警备团团部来打听毛泽东主席的消息。一天，两天……成千上万的人一直等到10月10日。

　　重庆谈判，蒋介石不仅没有对毛泽东怎么着，还眼巴巴地看着毛泽东挖自己的墙脚，却又不能公开反对，因为毛泽东是他请到重庆的，目的又是和平谈判。

　　中央警备团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主席全程警卫任务。

　　毛泽东主席回来后不久，美国五星级上将马歇尔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身份来华“调解国*事冲突”。为在延安迎接来访的马歇尔，党中央特地指示我军驻南泥湾某团组织一支仪仗队。从全团精选500名年轻、精干、姿态好的战士，编成三个连，组成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支仪仗队。队领导向大家讲了执行这次任务的重大意义，传达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我们以这样的形式欢迎马歇尔，表明了我党要求和平的诚意，表明了我们的强大的力量;同时也警告美国政府，如果他们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中国人民是决不答应的。因此，这项工作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讲明了意义的重大，使大家心胸豁然开朗，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训练中。仪仗队员穿着普通的军衣，许多战士的衣服都打了补丁，直到执行任务那天，才换发了一套崭新的军装。1946年3月4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陪同马歇尔在延安机场停机坪检阅了这支仪仗队。仪仗队三个连队呈横队排列，每连排头是炮班，其次是机枪班。战士们穿着崭新的军装，紧握从日寇手中缴获的武器，昂首挺胸，精神百倍，向马歇尔行了注目礼。受阅后，他们回到原部队，担负起保卫延安的任务。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中央警备团分成两个团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打败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曾计划离开延安，迁移到承德，把承德作为中央所在地。党中央决定：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同志先行到承德，为党中央迁移承德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同时决定：把中央警备团分为两个团。从中央警备团抽调第二营的第五、第六两个连和团机关的一部分干部共220名，从中央社会部办的培养公安干部的西北公学抽调一个连(这个连100多人均系干部)，共400多人，组成先行中央警备团，由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任团长，西北公校副校长李逸民为团政委，樊学文为供给处主任。同时，配给先行团一部电台(台长、报务员、机要员、摇机员共6人)。同时，延安中央机关和学校有几十名干部，分批去东北，也随先行团一起行动。

　　接受任务后，中央警备团进行了思想教育，稳定大家情绪。会上，吴烈耐心地对大家说：“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到前方去，是革命的需要，留在延安，同样是革命的需要。一个革命战士，要以革命工作为重，要服从组织决定。”同时，吴烈团长还讲了保卫好党中央和延安的重要性，使一些同志改变了不愿意留在延安，要求到前方去的想法。表示留在延安，安心工作，完成好警卫任务，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吴烈等人在做好留下同志思想工作的同时，积极做好了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对干部战士进行了思想动员，明确了任务，讲了行军途中注意事项，准备了行军宿营所需要的武器装备和冬季被服等物品。李富春副秘书长还批给先行团一部分陕甘宁边区的钱和粮票，作为路费。

　　中央警备团分为两个团后，留在延安的团，由参谋长兼一营营长刘辉山任团长，政治处主任张廷桢任政委，二营教导员张耀祠任政治处主任，团部参谋兼警卫队队长古远兴任副参谋长，军需股长郭海瀛任供给处主任。

　　1945年10月1日上午，在延安枣园一片茂密树林下，朱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接见了先行团成员。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分别讲了话，作了重要指示。他们指出：为了党中央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央准备搬迁到承德去，抽出你们这些同志先行一步，到承德去给中央做安家准备。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抢时间、争速度，克服困难，尽快到达目的地。

　　此时，吴烈虽然暂时离开了自己钟爱多年的警卫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吴烈与警卫事业已经无缘了，相反，他的更好机遇还在后头。1949年8月31日，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成立，主要担负警卫*中央首长与机关、*党派负责人、其他重要*人士，以及外国驻华使馆等任务，吴烈当上了司令员，并兼任第一师师长，他又重新回到了党中央的身边，1959年1月，北京卫戍区成立，吴烈又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任卫戍区司令员。吴烈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警卫事业，这在他晚年写的*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1945年10月2日一大早，先行团从延安出发，经清涧、绥德县到碛口东渡黄河。当他们在穿越晋西北行军宿营途中时，接到中央的电报，通知他们毛泽东主席由重庆和蒋介石谈判胜利回到了延安。吴烈团长立即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全团指战员。大家听后，欣喜若狂，异常高兴。有的说，毛主席平安回来了，也就放心了。在经过广武、张家口、怀来等地后，吴烈带着先行团终于于11月中旬到达了承德。

　　到达承德后，有了新的情况，原来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利用美国的飞机和军舰正在向东北运送他的反动军队，占领交通要道和城市，抢占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东北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内战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根据这一变化的情况，果断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党中央不迁移承德了。并决定：李富春同志到东北西满中央分局任书记。同时电令先行团就地隶属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程子华同志指挥，将电台和工作人员交给了中央分局。

　　先行团在承德住了一个星期，根据当时形势和工作需要，李逸民调到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任宣传部长，冀察热辽军区任命吴烈为热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军分区常委、地委书记，樊学文任军分区副政委。先行团的干部战士，有的被留在军区工作。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吴烈又调往东北战场。

　　随着日本投降、时局形势的变化和中央警备团部分人员的调往东北，引起了部队思想上一时的波动，一些干部、战士希望走出延安，一面可以到别的解放区扩大眼界，一面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而提升自己的职务，因而不安心于延安的警卫工作。这种思想和人员减少而警卫任务并未减少的情况是矛盾的。针对这一问题在进行“论联合政府”与“论解放区战场”的学习基础上，中央警备团普遍而深入地进行了蒋介石阴谋篡权夺取胜利果实的思想教育工作，及时地克服了上述错误思想。

　　但是随着毛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双十协定”的签订、改编军队问题的提出、马歇尔等伪装调解而到延安等等，中央警备团中有些官兵看不到问题的实质，不了解蒋介石反动派以“和谈”为名而拖延时间、准备力量、布置内战的阴谋，产生了以和平方式求得国内和平、*的幻想，滋长了太平麻痹的思想。甚至有人产生了“军队吃不开了，拿笔杆的以后吃开了”的糊涂观念。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警备团及时地根据蒋介石反动派不让我军接受日伪军的投降、谈判中提出极端狡猾的条件，向我军的某些进攻或拦阻去路等具体事实，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说明蒋介石阴谋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毫无谋求国内和平的诚意，这样使部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警惕敌人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的罪恶阴谋。

　　此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蒋介石反动派的阴谋发动内战，以民族矛盾为主的斗争，转为以阶级矛盾为主的斗争。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了。针对革命斗争的这一新的发展形势，中央警备团进行了一系列的为提高部队阶级觉悟和阶级观念的教育。一方面，在学习“党章”的基础上，通过改选支部与整顿党支部，贯彻*集中制的原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和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时局形势的教育，揭穿了蒋介石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继续法西斯统治的罪恶阴谋，大大提高了部队对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本质的认识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战前准备

　　1946年4月8日，在保卫王若飞等首长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由于飞机失事，中央警备团的警卫战士魏万吉与王若飞等人一同在黑茶山牺牲了。

　　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公开撕毁停战协议，悍然向人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在向各解放区的进攻中，敌军约有155000人的兵力，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到11月初的时候，蒋介石、胡宗南积极布置兵力，准备大举进攻，因而时局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了。11月3日，中央警备团召开了全团军人大会，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在大会上作了动员和指示。李克农在会上说：“现在时局十分紧张，我们必须有打仗的思想准备，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不是强求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于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我们可能暂时撤离延安，以便消灭敌人，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中央警备团全体指战员必须加强战争观念，转变九年来在延安相对和平环境中所产生的太平观念，积极进行战斗准备，以便在战时完成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大任务，对不必要的文件都要进行烧毁，迅速疏散重要物资，实行轻装，准备随时行动。”

　　听说要打仗，许多战士都来劲了，摩拳擦掌。为了准备战斗，中央警备团制订了1946年11月15日至1947年3月15日的“冬季训练计划”，总的要求是“以军事训练为主，以便于以射击为中心掌握四大技术，以警卫业务为中心熟练防御战术，提高指战员在战斗中的警惕性和顽强性，并组织政治、文化教育，开展体育运动，增强部队体质，使全体指战员能够胜利完成战时的新的战斗任务。”在团的统一计划之下，不论干部、战士、炊事员都热情地参加了军事学习，除了射击、投弹、刺杀教练外，进行了驻地警卫——内外卫兵一般守则、会场警戒、巡逻与搜索警戒、行军中各种警戒的教育，进行了地形认识与利用、步哨员动作、侦察员动作、夜间侦察员动作、骑哨员动作、骑兵侦察员、骑兵战斗队形等战术教育和对空射击、防空防毒教育。由于贯彻了群众路线，不断进行思想动员，开展了革命竞赛，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教学中贯彻了学以致用的原则，能够紧密地联系实际，因而为备战所进行的军事训练获得了良好的成绩。

　　在军事训练的同时，中央警备团还进行了时局形势、蒋介石与美国之压迫中国人民、特务罪行、当时的战况与敌我力量之变化、敌我战略战术的比较、解放区的美好和保卫边区的教育，进行了毛泽东主席的“元旦献词”的学习和讨论，进行了革命烈士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坚贞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典型事例的教育，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和阶级观念的教育，组织部分干部参加了当时的土地改革的工作，组织部队参加了农民的诉苦大会。

　　通过课内课外各种形式的教育，中央警备团官兵们认识了在日本投降后国内的阶级矛盾必然加深，那些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利益的蒋介石反动集团，继续法西斯*统治的政策;认识了敌人必然逐级削弱和最后灭亡，我军必然渐渐壮大和最后胜利，激起了对于敌人的高度仇恨，增强了胜利信心，为在战争环境中以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充满胜利信心的精神完成任务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保卫英雄陈少先

　　1947年2月9日，胡宗南在西安召开作战会议，决定进攻延安，并扬言“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28日，蒋介石亲自飞临西安研究进攻陕北的军事部署，并命令胡宗南在3月10日发起进攻。

　　1947年3月初，国民党反动派被迫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蒋介石、胡宗南组织兵力23万人，第二次布置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3月11日晨，敌机开始轮番轰炸延安。看到这种现状，中央警备团的指战员们非常愤怒，都纷纷握紧了拳头，为保卫首长的安全，准备大干一场。就在3月11日敌机开始轰炸延安的时候，中央警备团就在朱总司令的指示下，将部分部队先后保卫中央各机关进行转移。

　　中央警备团战士护卫着任弼时在转战途中

　　延安自1937年1月红军进驻以后，一直是*中央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是坚守延安还是撤离延安，成为当时人们关心和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鉴于当时陕甘宁边区非常严峻的形势，各大解放区战场领导人纷纷来电，出于对党中央和领袖的关心，请求*中央和毛主席转移到比较安全的晋绥、晋察冀或晋冀鲁豫边区的后方去。*中央从战略上考虑，决定保卫延安。3月8日，延安召开了1万多人参加的保卫延安的军民动员大会，口号是：“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

　　*中央为什么要主动撤离延安?这是*中央正确地分析当时的形势，从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出的战略决策。

　　一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当时敌人有20余万人，我军只有2万余人，在数量上敌10倍于我，装备上我也处于劣势，如果与敌人硬拼，必定吃亏。

　　二是记取历史教训。在我党历史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有过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地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教训极其深刻。

　　三是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陕北山丘起伏，沟壑纵横，地形险要，回旋余地大，而且人民群众觉悟高，组织严密，安全有保障。我军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诱敌深入，与敌周旋，在运动中寻找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时机。同时也能拖住胡宗南这支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预备队，使其不能投入其他战场;能为人民解放军其他战场创造歼敌条件。

　　对于*中央为什么要主动撤离延安，当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道：

　　“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毛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了一支烟，转过来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毛主席胸有成竹，他不是害怕蒋介石进攻延安，而是害怕蒋介石不来进攻。”

　　11日晚上，由政委张廷桢带领骑兵连半个连和一个连两个排与第二连的第一排，保卫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董必武、陆定一等领导转移到瓦窑堡以东的王家湾。抵达瓦窑堡以后，中央警备团奉朱总司令员的命令，立即派侦察员到清涧、石家湾、张家坪等地进行侦察，开展侦察工作，以掌握敌情，防止敌人偷袭。

　　团长刘辉山亲自挂帅，带领警卫战士们有组织地展开了对空射击，将机枪连的重机枪和各连队的轻机枪分布于杨家岭、清凉山等山头上，将人员分成许多小组，组成了对空射击的火网。在这场战斗中，机枪连重创敌轰炸机两架，使它落于边区南部的马栏附近。四天后，团长刘辉山收到了毛主席写来的表扬信，并随信送来一头猪。

　　同时，在中央各机关进行燃烧文件、埋藏各种物资的时候，中央警备团奉中央社会部的指示，组织部分人员协助社会部检查中央各机关烧毁文件、埋藏物资的情况，保证不留片纸只字，以免泄露机密。

　　15日，敌人向党中央所在地安塞王家湾发动进攻。当敌人逼近时，陈少先奉命率全排到杨阁老湾阻击敌人，以迟滞敌人行动，争取时间，掩护党中央机关转移。

　　陈少先也是中央警备团一位传奇式英雄人物。他1917年出生，贵州省黔西县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9岁起就放牛，15岁给地主扛长活，17岁投奔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参军后，砍柴烧炭，开荒种地，作战训练，警卫执勤，他样样干得都很出色，先后荣获“生产模范”、“甲等劳动模范”、“保卫英雄”等7项荣誉称号。1944年，他出席了中央直属机关英模代表大会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

　　陈少先排的28人中，只有18人能参加战斗，共18支步枪，分散在1000多米的山坡上，冒雨监视着敌人。这两天来，大家没有睡过觉，只吃过一顿饭，加上天又下着雨，已经是十分疲劳。在此情况下，大家怀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坚强决心，顾不了肚子饿，准备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保卫英雄陈少先画像

　　17日下午，敌人向我阵地发起进攻了，在与上级失去联系，处境又十分危险的情况之下，他们同仇敌忾，以猛烈的火力还击敌人，战斗持续了20分钟，终于把敌人压了下去。但是没过多久，敌人再次组织进攻，陈少先急中生智，趁雨雾的不良气候条件，采取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他不断大声发出冲锋口号：“包围敌人”、“左翼部队冲上去”、“抓活的”等。敌人搞不清他们到底有多少兵力，十分恐惧，不敢再向前进攻。就这样，陈少先带领全排机智勇敢地同敌人战斗了三个多小时，阻击了敌人的进攻，为掩护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粉碎了敌人妄图摧毁我统帅机关的阴谋。也正是这天傍晚，毛泽东和朱老总正坐在延安的南面，王家坪的一眼窑洞里。窑内一张桌子，几把半旧椅子，还有两张延安造沙发。墙上挂一张陕甘宁边区地图，图上画了不少符号。椅子上还坐了几位前线的指挥员。

　　18日上午，刘辉山在全团军人大会上高兴地宣读了毛泽东主席的信，全团指战员士气迅速高涨起来。刚开完军人大会不久，蒋介石、胡宗南就以第一线9个整编师、13个整编旅在飞机的轰炸扫射配合下，向延安再次发起进犯。这时中央警备团的部队已经保卫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领导人撤离了延安。剩下的部队由团长刘辉山带领，检查了首长和机关驻地烧毁文件的情况，至晚上的12时最后撤离延安。

　　陈少先英雄排部分同志的合影

　　在行进中，中央警备团以骑兵于毛泽东主席等首长乘坐的汽车的前面进行踩路，侦察前面和两侧的情况，以少数部队乘汽车跟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首长，其余部队步行在后面。保卫毛泽东主席等首长和最后撤离的中央机关的干部沉着有秩序地向目的地前进。

　　19日，敌军占据了延安。但此时的延安已经是空城一座了。而中央警备团保卫毛主席等首长已经安全到达永坪刘家渠一带。由于敌机轰炸和为了不暴露目标，首长和部队白天休息，晚上行军。这天晚上，继续前行。

　　20日，中央警备团警卫党中央到达瓦窑堡村附近的王家湾。

　　21日，中央警备团三部分会合。当天，朱总司令在王家沟召集中央警备团连以上干部开会。朱总司令首先询问了中央警备团人员、马匹、武器及思想情况，随后他说：“同志们，你们必须很好地完成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任务，不得发生任何问题，必须确保毛主席的绝对安全，这是一个光荣的重大的任务，特别是你们这些干部要认识到这是一个艰巨的复杂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是有困难的，你们人员、武器不充足，以后可以补充，但不论什么困难，一定要克服。干部要多想办法，以身作则地去克服困难。你们要以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勇敢顽强的无限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精神，有信心地胜利地完成党交给你们的重大任务。”

　　最后，朱总司令再三嘱咐中央警备团的干部们一定要胜利地完成任务，并将他的望远镜送给了骑兵连。经过充分的思想动员后，中央警备团的指战员们个个信心大增。随着形势的需要，以及朱总司令的指示精神，刘辉山在团军人大会上宣布：“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我团即分三部分担负保卫首长和机关的任务：第一部分留在陕北保卫毛主席等首长，第二部分到山西临县保卫中央后委，第三部分到河北平山县保卫中央工委。”

　　朱总司令的指示深深地教育了干部。各连干部回到驻地后，针对希望渡过黄河向东转移，而与毛主席的坚持留在陕北、与陕北人民共同患难的精神不相容的思想情况，以朱总司令指示的精神，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动员和教育。同时，中央警备团还召开了全团军人大会，由张廷桢政委作了思想动员，他说，我们撤离延安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全团同志们要经得住考验，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表现出自己具有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无限忠于党和革命事业的精神，万一在战斗中被俘，必须要有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

　　此时，中央警备团的警卫工作进入了十分繁重的时期。但中央警备团以自己过硬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

　　第五章 大转移 大转移

　　为了保卫党中央和首长们的安全，为了保证转移的顺利进行，中央警备团根据需要，分为三部分担负保卫首长和机关的任务：第一部分留在陕北保卫毛泽东等首长，第二部分到山西临县保卫中央后委，第三部分到河北平山保卫中央工委。

　　保卫中央后委各首长和中央机关向临县转移的中央警备团团部一部分和二连、机枪连、工卫队和宣传队，于1947年3月23日由子长出发，至30日安全抵达山西临县的佛堂峪、刘王湾、三交等地。到达后，又抽出二连的第一排36人于4月17日保卫中央机关部分干部回到陕北，同时经中央社会部决定，由张耀祠同志率领干部67人，于4月20日出发，赴太行山区带领新兵800人。

　　另一部分于3月22日由瓦窑堡以东的石嘴驿出发，保卫刘少奇同志、朱总司令等首长和中央工委机关干部赴河北平山县。朱总司令于沿途不断教育干部、战士要提高警惕，搞好群众关系，严格地遵守纪律，保重身体。中央警备团的干部战士遵照首长的指示，一路上能够吃苦耐劳、认真负责、机警灵活地执行任务，并取得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使首长安全地到达陈南庄。

　　留在陕北的中央警备团部队，在“亚洲”部(中央机关在陕北战争时期的代号)任弼时司令员、陆定一政委、叶子龙参谋长、汪东兴副参谋长、廖志高主任的亲自领导和在团长刘辉山、政委张廷桢的率领下，于陕北保卫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等首长和随同毛泽东主席进行工作的中央机关。另外，3月22日，中央警备团还派三连一个排在赵斌排长的带领下，跟随前总保卫彭德怀同志。

　　后来，中央警备团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安全地渡过了黄河、雁门关……最后安全地到达了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

　　第五章 大转移 转战陕北

　　自从蒋介石、胡宗南军占领延安后，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为坚持彻底消灭进犯敌军、解放大西北的方针，仍继续留在陕北，亲自指挥这一战斗。在陕北战争时，由于敌人常常迫近，专找首脑机关，因而在行军时，常常是敌情非常紧张，在王家湾、小河、田次湾等地距离敌人只有20里左右。驻军的时候，四面离敌人不过七八十里至百里内外。由于所保卫的对象是最高的指挥机关，所以驻军多于行军，行动时目标很大，群众反映说盒子炮多、骡马多、电线多、手电多，一看就是大机关。所经过的地区，有老区，也有新区，正当战时和进行土地改革的情况下，地主阶级和反革命分子相当活跃。

　　在中央警备团中，虽然政治素质很高，能够忠实勇敢地执行任务，但兵力少，许多人缺少战斗经验，侦察警戒的业务也不大熟悉。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加强侦察工作，严格地保守秘密，与地方党、政组织、人民群众和兄弟部队密切联系、相互配合，不断吸收战时武装警卫工作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克服困难，积极负责、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地进行工作，随时准备战斗，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和地主阶级与反革命分子的破坏，确保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各负责同志的绝对安全。

　　枣林沟会议会址1947年3月23日，由于敌人向瓦窑堡方向逃窜，中央警备团随首长在紧急的情况下，由瓦窑堡出发。24日到达枣林沟后，毛泽东主席由乘汽车改为骑马，沿途经邱家坪、高家塔、涧峪岔、石家湾、青阳岔等地，于4月13日到达王家湾。从枣林沟到青阳岔的途中，敌机不断扫射，又遇到几次敌人迫近的紧张情况。1947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图为中央警备团指战员护卫着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行军途中。这一时期，是中央警备团自延安撤退以来，进行武装警卫工作的第一阶段，外线的侦察警戒刚刚开始，正在摸索经验，主要的工作是进行内线警卫——沿途警戒、防空、保守秘密、选择设营地。每次行军前，从原地党和政府处了解前进道路与村庄的情况，绘制行军地图，专找政治上可靠的向导，有时还临时找老百姓带路，为了保守秘密，经常短距离地进行调换。在将近出发时，派专人检查驻地周围有关泄露的一切问题，将碎纸、大便纸、信皮等搜查干净，不留一点痕迹。每到一地，立即封锁消息，向群众进行宣传，使之不向外人说出本村驻有军队。同时，不断教育干部、战士必须严格地保守秘密，明确地认识在距离敌人很近的情况下，保守秘密是完成警卫任务的极端重要的条件，如果泄露秘密，将会造成严重的损失。

　　基于这种情况，中央警备团要求每个人必须切实遵守保密制度，不得丢失任何有字迹的纸片，绝不能乱说乱道;夜间行军时，每个人须保持肃静，不点灯、吸烟，防止发出巨大的响声，使敌人不致发现军队的行动。

　　在沿途行军中，中央警备团还派出一个小组到前面踩路，侦察前途道路和两侧的敌人情况，发现问题时，随时报告。通过沿途的隘口、岔道、复杂地形和城镇时，事先派出警戒，控制道路两旁的重要地带，监视周围的动静，防止敌人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突然袭击。

　　另外，以部分兵力担任前卫的任务，再一部分担任后卫的任务，以部分兵力紧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等首长，给首长带路，随时选择防空地点，以备一旦发现敌机时，便于即时隐蔽。要是遇到隘路、过河、爬山时，随时照顾首长，防止跌倒及其他事故。于途中进行大小休息时，根据地形情况，立即派出哨兵，进行警戒。行军中的最后面，由骑兵跟随部队的尾后，听取部队走后的群众反映，侦察后面敌人行动变化的情况，以便掌握敌情，保证首长和部队行动的安全。

　　1947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图为中央警备团战士护卫着毛泽东等在行军途中到达宿营地后，由紧随毛泽东主席等首长的部队，派人检查首长所住的房子，防止爆炸物品，并由负责干部立即观察地形和道路，根据地形选择哨位，布置警戒。除公开哨外，还放秘密哨，便于发现问题。除了在首长门口、窑洞顶上、断墙边布置岗哨外，便是控制制高点和交通要道，盘查可疑行人，防止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做到了内紧外松，保持首长住地环境的安静，并要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

　　同时，立即派出骑兵侦察员，到有敌人的方向进行侦察，掌握敌情变化的情况，以便确定首长和部队的行动，防止遇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此外，中央警备团还组织部队为首长打防空洞或构筑防空掩体，派干部与地方党和政府取得联系，了解敌人的行动和本村的社会情况，控制嫌疑分子，防止暗藏敌人的阴谋破坏。

　　中央警备团保卫党中央于4月13日到达王家湾，在王家湾驻扎了54天。在此期间，中央警备团根据任弼时司令员于青阳岔所作的提高胜利信心、忠实勇敢地执行任务、加强纪律、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开展群众工作，严肃党的生活的动员报告的指示精神，检查和总结了行军以来的支部工作，向部队宣传了蒋匪的暴行，进行了“西北战局转折点”、“蟠龙大捷”及其他时事教育，鼓舞了士气。同时，大力开展了群众工作，检查和总结了行军以来的警卫工作，吸取了警卫工作经验。

　　通过总结，克服了由于对侦察业务不熟悉而产生的乱闯乱跑、冒失地闯到敌人中间等缺点，提高了侦察工作的技术水平。这样，就便于在此期间大力地开展外线侦察工作，四处接设侦察据点，与兄弟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取得密切联系，互相进行配合。此外，除了内线警卫、首长散步时布置警戒和修理散步道路外，并担负通讯联络的任务，为毛主席等首长传送机要信件。在行军和驻军时期，一般以一个骑兵班跟随首长身边，以便随时执行通讯联络任务。

　　6月7日，蒋介石的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五个旅向王家湾进犯，企图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打击我首脑机关。而此时，由于西北野战军自5月30日至7月7日于陇东、三边一带与敌人作战，距离王家湾400里左右，因而中央驻地处于十分紧张的情况之下。当日上午9时，中央警备团派出骑兵与步兵侦察员，到王家湾的东面与南面进行侦察。同时，“亚洲”部任弼时司令员命令中央警备团派出一个排的兵力侦察和迟滞敌人的行动。

　　接到命令后，中央警备团由古远兴参谋长负责指挥警卫排立即至王家湾以南15里接替原一连一排的警戒阵地，准备阻击敌人，延缓敌人的行动。该排在到达那儿后，即将全排编为八个步枪组、一个机枪组，在山上加紧构筑工事。

　　中央警备团战士护卫周恩来在转战途中下午7时，敌人已经到达距离我前沿阵地只有5里远的山上，漫山遍野烧起一堆一堆的火来，警卫排一面监视敌人，一面继续加修工事。在王家湾驻地，当日下午6时至8时，中央警备团侦察员王世忠、韩恒义、张焕祥、黄占福等先后两次回来报告说，他们已经看见白庙岔一带的六七个山头上，有敌人烧起的许多火堆。

　　晚上9时，中央警备团侦察员张希真、张振忠从距离王家湾十里路的黑家圪台侦察回来，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报告情况说，他们8点钟在黑家圪台看见黑家圪台东面与南面的半圆形的山头上，敌人烧起了几十个火堆。

　　在这种情况之下，毛泽东主席即决定从王家湾向西北方向转移。中央警备团保卫着毛泽东等首长于11点钟由王家湾出发时，正遇着下大雨，天很黑，路也很滑。但转移并没有停止。毛泽东和大家一样被雨淋着，把马鞍子上的雨布拿给他，他不要，并说：“大家都淋着雨，我还怕雨么?”他的话深深地感动了战士们。上山时，路很陡，毛泽东下马步行，战士们小心地扶着毛泽东上山。

　　到6月8日上午9时，中央警备团警卫着毛泽东等首长安全到达小河。而留在王家湾等地阻击敌人的中央警备团另一部分部队，于6月7日晚整夜在阵地上监视敌人，大家不怕大雨淋，也不怕疲劳。敌人就在对面山上宿营，当晚没有前进。6月8日下午7时，守卫在杨圪土劳湾的警卫排，奉命将布置于第一防御阵地的兵力，撤到第二防御阵地。当时深夜，突然情况紧急，又命令警卫排将七个步枪组布置在第一防御阵地，将机枪组仍布置在第二防御阵地，准备进行战斗。

　　6月9日下午，敌人吹起冲锋号，以一个旅的兵力向我阵地上发起攻击。这时，二班副班长黄显明在第一单人掩体里向敌人开了火，敌人左右两边的机关枪和步枪一齐向我军阵地上射击，中央警备团也以猛烈的火力还击敌人。这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20分钟以后，敌人又组织了更猛烈的火力向我进攻，这时排长陈少先一面指挥部队与敌人作战，一面考虑当时的情况：在我阵地后面只有一条道路，如果敌人从阵地右后方绕过来，包围了阵地，便无路可退。

　　*中央、毛泽东转战陕北路线示意图这时，天气突然有了变化，山上山下弥漫着浓雾。这对兵力较少的中央警备团来说，是一个好机会。趁着浓雾，陈少先指挥部队转移到第二道防御阵地，继续阻击敌人。不久，浓雾消散，中央警备团的战士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敌人已经进入部队刚才从那里转移过来的第三个山头。但是胆小的敌人一群一群地挤在一起。而中央警备团即抓住机会，集中火力猛烈地射击敌人，敌人仓皇地散了，躲藏在山头的背后。接着，陈少先同志使用计策，发出冲锋口号：“包围敌人!左面的部队冲上去捉活的!”使敌人甚为恐怖，不敢向前移动。

　　以后，因阻击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中央警备团即命令该排撤退。该排接到命令后，一面向敌人射击，一面顺利地进行转移。从接火至离开阵地，共战斗了三个多小时。中央警备团只有李文政一个人在战斗中负伤，其他的没有什么损失。除打死打伤敌人十余名外，迟滞了敌人前进的时间，掩护了毛泽东等首长和中央机关于6月9日傍晚由小河安全地向田次湾方向转移。

　　当首长和部队由小河出发时，中央警备团命令刘金国、王大斌带一个班在驻鞍梁、杜家岭一带侦察和监视敌人，命令宫东巡排长带领一个骑兵班留在小河，担任阻击敌人与侦察敌情的任务。这时国民党军队第二十九军刘戡部已经到达王家湾、高川一带，企图继续向我方前进。骑兵班在接受命令后，即由宫东巡、孙仲元步行到沈家园子一带进行侦察，不久即见到敌人的先头部队沿着山梁向小河前进。这时，宫东巡便和民兵连长共同研究，请民兵于沈家园子牵制敌人，听到小河方面发出枪声后，在敌人的背后进行袭击，延缓敌人前进的时间。当宫东巡、孙仲元跑回小河后山时，敌人已经到达湾的对面，宫东巡立即命令骑兵连迅速地奔向山顶。该班占领阵地后，敌人的先头部队以机关枪向我阵地扫射，后面的敌人在距离我2000公尺的山湾的对面急速前进。骑兵班用发射冷枪的办法与敌人进行战斗，以迟滞敌人的行动。而敌人在七挺机枪的掩护下，继续向我阵地运动，愈来愈近，宫东巡即命令全班坚决抵抗，继续和敌人战斗。当敌人将要接近阵地时，宫排长考虑到阵地后面是一个大沙滩，如敌人冲上山来，不便撤退，即命令全班向距此4000公尺的木家山转移，再守住阵地，阻击敌人。在宫东巡、郑红世向敌人射击的掩护下，全班沉着地转移到木家山阵地。

　　下午6时，敌人的枪停止了射击，中央警备团指挥所命令该班继续监视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了解敌人前进的方向。下午7时，该班在张廷桢政委去木家山给予鼓励和指示下，派人至小河、马鞍梁一带进行侦察，才知道敌人绕过马鞍梁向西南方向撤退了。

　　中央首长和部队从小河出发后，正遇到下大雨，刮大风，天也很黑了。在走过30多里之后的山顶上，带路的老百姓找不着道路了。中央警备团立即与向导研究和察看前进道路，以免走入敌人的包围圈内。半个小时后，查明了道路，便继续前进。

　　6月10日天亮的时候，中央警备团警卫中央首长到达田次湾。这天下午3时，由于敌人向田次湾驻地窜犯，情况又变得紧张起来。中央警备团立即于田次湾以东的宣梁峁一带部署兵力，命令一个骑兵班于第一线阵地进行侦察和阻击敌人，将警卫排布置在第二线阵地，四连与骑兵连布置在第三线阵地，一面派人外出侦察，一面构筑工事，准备阻击敌人的进攻。

　　11日，敌人从镰刀湾一带来到田次湾东南，距离我驻地只隔一座山，情况更加紧急。此时，中央警备团官兵处于高度戒备之中。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在阵地上监视敌人。当日晚，经几路侦察小组侦察，证实敌人到田次湾东南不曾发现我部驻地便通过尖山向西南方向撤退了。到达田次湾后，中央警备团进一步开展了侦察工作。侦察工作的任务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掌握敌人行动的变化，以便达到完成警卫任务的目的，这是主要的;一个是具体了解敌人的行动，帮助负责同志的工作，这是次要的。所采取的形式有公开的武装侦察，也有便衣侦察。在力量的布置上，掌握了重点，在行军中有前卫、后卫，驻军时于周围都派人侦察，将主力放在有敌情的方向。除了派侦察员或侦察小组作短距离的侦察外，在50里以内设据点，再由据点派出侦察员，伸出更远的地方进行侦察，与当地政府、机关、驻军、地方部队等进行联络和配合，以骑兵负责通讯联络，能够较早较多地了解敌人的情况。同时，经常派骑兵侦察员到百里以外进行侦察，也能迅速地回来报告情况。此外，便是准备战斗，武装监视敌人的行动，以至阻击敌人，迟滞敌人前进。当敌人撤退时，便派出一部分兵力尾追敌人，侦察其行动方向，若遇到小股敌人或便衣侦察，即坚决予以消灭和打击。自延安撤退以来，侦察员们始终表现了坚决勇敢、吃苦耐劳、积极负责的精神，不论天黑、下雨和路程多远，在吃不上饭的情况下，能够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为了进一步开展侦察工作，在周恩来副主席和“亚洲”部任弼时司令员、陆定一政委的指示下，由张廷桢政委率领中央警备团第三连全部和骑兵连、一连等连队的干部战士一部分，于6月11日晚自田次湾等地出发，到安塞、延安和保安方向进行侦察，跟踪敌人，牵制敌人的行动，袭击敌人的后方。

　　11日至13日，主要是侦察国民党军队第二十九军刘戡部的动向，防止敌人向西进犯;13日从李家湾出发，20日到达杨圪堵，中心任务是尾追敌人;14日，追至化子坪，骑兵俘获敌兵6名。

　　23日中午，中央警备团到达延安以西的宋庄时，正遇敌人一个团的兵力向高桥方向前进，中央警备团随即与延西游击队30多人配合起来，埋伏在山头上和山脚下，待敌人前面的汽车接近我阵地时，向敌人射击，打坏了三辆汽车后，即将汽车和物资烧毁，缴获了电台等物品。接着大股敌人增援上来，包围我部阵地，我部以三挺机关枪向敌人猛烈射击，打伤敌人40余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我部没有伤亡。由于众寡悬殊，中央警备团退到山后，使敌人的包围落了空。当晚转移到李家塔。

　　6月25日，到达安塞以北的西营。此日敌人两个旅由安塞城到西营，安塞县政府和游击队80多人正在西营山头上，山下躲藏着500多名老百姓。为了掩护政府和群众撤退，中央警备团即与游击队配合起来，于西营山头上阻击敌人，以机关枪向敌人扫射，打伤敌人20余名。等到群众转移后，中央警备团即退到后山。1947年7月1日，中央警备团召开全团党员大会，周恩来副主席作形势报告，周恩来勉励党员以勇敢顽强、艰苦奋斗、无限忠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精神，模范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下午3时，敌人又攻到山下，我部又以机关枪射击挤在一块的敌人，打伤敌人40余名。

　　7月1日，中央警备团抵达佛道崾岘，又遇到敌人窜扰，在安塞游击队一中队的配合下，与敌人进行战斗，掩护区政府和联防司令部的弹药、粮食顺利转移。7月4日，中央警备团在安塞游击队六中队的配合下，于曹家凹阻击敌人，打死敌人两名。7月6日至11日，到敌人的侧翼进行侦察。12日至16日，掩护群众收割麦子，先后与敌人又进行了五次小的接触。至7月18日返回中央驻地小河为止，中央警备团通过武装侦察和有时采用便衣侦察，及时了解和掌握了小河至延安、安塞、保安一带敌人行动的情况，袭击了敌人后方，牵制了敌人的行动，得到了实战的锻炼，丰富了侦察警戒的经验。

　　中央警备团随毛泽东等首长于6月17日抵达小河后，在这里共驻扎了44天。除驻地警卫、对敌侦察、通讯联络外，保卫中央在小河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安全进行，会前派部队到黄河边上迎接贺龙等首长到小河开会，会后又护送各位首长返回原地。

　　在小河会议之前，发生过关于枪的故事。当时，来参加会议的陈赓问负责中央警备团手枪队队长高富有：“你们有多少人?武器怎么样?”高富有在回答了人数后，有点难为情地说：“有4挺机关枪，24支冲锋枪，一人还有一支破短枪。另外，就是大刀了，一人一把。”高富有是在1937年从彭德怀的前线主力部队总指挥部的特务团调到军委警卫营的，那回由于周恩来副主席在劳山遇到了土匪的袭击，一下调来两个连队。自此之后，大大加强了警卫部队的实力。原来中央的警卫部队就三个老连，因为去了两个新连，这才成立了军委警卫营。那时，高富有是机枪班长。他是1936年参的军，参军前搞了一年的地下工作，打了一年仗就去了延安。在延安，他被选进警卫部队，从此，一直担任毛主席的内卫工作。后来，他又当上了中央警备团的手枪连连长。高富有为毛泽东当警卫几十年，从手枪班长到手枪连长又到后来的便衣队长，经受住了各种考验。他与毛泽东感情深厚，毛泽东也非常关心他的个人问题。那是1940年冬天的事了。当时高富有的父亲又一次从山西老家来到延安杨家岭找他，硬逼着要他一起回去结婚。这次他父亲一来就生他的气，说：“不能再上第二回当了，你不跟我回去，我就不走。”老人很倔犟，能说出来，就能做出来。一个星期天，高富有请假陪父亲去逛延安的新市场。想让父亲散一散心，消一消气，以便做思想工作，让父亲早些回去。看完新市场后，就往杨家岭返。刚走到延安城北门外，身后有一辆美式中吉普开过来。高富有便拉着父亲站到路边，给过来的汽车让路。但是，高富有怎么也没想到，车子到他面前，戛然而止。警卫员摆摆手让他上车，高富有知道车上坐着毛主席，他哪里肯?再说不是他一个人。坐在后排座上的毛泽东打开车门，探出头来，显然毛泽东早已发现了他才让司机停车的。可是，高富有指着他父亲说：“不是我一个人。”毛泽东说：“他是你什么人?”高富有说：“是我父亲。”毛泽东听后显得特别亲热，说：“上车，都上车。”高富有说：“不行，不行，那怎么能行。”他竭力推辞着，谁知毛泽东竟然下车，不容再解释，便把他们拉上了车。在车上，毛泽东和他父亲聊了起来。毛泽东讲的是一口湖南话，他父亲听不懂，还得让高富有在一边当翻译。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他家乡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两人谈得很投机。高富有的父亲也不拘束，便向毛泽东说明了这次找高富有的目的，是叫他回去结婚，因为女方年龄大了，不能再等了。毛泽东说：“那就回去吧。”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高富有有些着急，也顾不得做翻译了，便直接发表起自己的意见来，说：“那里还是敌占区呢，怎么回去呀!”听高富有这么一说，他父亲生气了，也不顾毛主席在场，便说：“上了你一回当，不能再上第二回了。这一次你不跟着我回去，我就住在这里不走了。”接着高富有的父亲把具体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这时，毛泽东拍了拍高富有父亲的膝盖说：“你先回去，他随后……”毛泽东说的这句，正符合高富有的想法，他便赶忙告诉他父亲。高富有父亲一听，很不满意地说：“这一回我可不能再上当了……”高富有父亲急，可是毛泽东不急，他想了想说：“请你老人家放心，我保证让他回去。”高富有再次说：“主席，我的家乡是敌占区啊，那怎么回去。就因为我是红军，我父亲还被抓去坐了监狱，请人说和才保释出来，我若回去，那还得了。”毛泽东笑一笑说：“你不回去，他老人家就不走，这可怎么办呢?再想一想，看还有什么办法呢?”后来在毛泽东的巧妙安排下，高富有与未婚妻结婚了。

　　陈赓听说一人一支的手枪中有的打不响，或者有的没子弹，于是他大方地说：“这样，我们缴获了好多美式卡宾枪，给你150条，够用吗?”高富有十分高兴地说：“够，够，但我做不了主。”陈赓说：“给谁讲?团长?”高富有说：“团长会同意的，只怕司令部首长不同意。”陈赓一听高富有这么一说，于是说：“这好办。”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正在门前的窑洞阴凉地交谈，陈赓也在。等到高富有进来，陈赓说：“李得胜同志，我想给手枪连一人一支卡宾枪。”毛泽东看了高富有一眼，问高富有：“他给你枪，你要吗?”高富有没有吭声。毛泽东接着说：“你要枪，不能从他们手里要，那是人家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要枪要向敌人要。人家天天打仗，好武器有用场，咱们这里又打不了大仗。”陈赓说：“我已经发电报让部队送来了。”毛泽东说：“你敢!”陈赓不敢吭声了。毛泽东坚决地对高富有说：“你敢要一支，我撤了你!”

　　就这样，150支高级卡宾枪化成了泡影。

　　中央警备团战士护卫着周恩来等在陕北转战途中中央警备团之所以能够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除了本身原因，还有另外一点，那就是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了军民关系，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援助，这是完成警卫任务的极为重要的条件之一。这些时间里，中央警备团在“亚洲”部任弼时司令员、陆定一政委和政治部的指示下，于小河、王家湾等地驻军期间，大力开展了群众工作。仅在小河一地，中央警备团就帮助群众生产185个工作日，锄草210亩，割麦子107亩。每到一个地方，中央警备团都要向群众宣传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和我军不断削减敌人的胜利情况。帮助地方政府维持社会秩序，与游击队互通情报，武装掩护群众生产。在紧急情况下，掩护群众和地方政府撤退。而在内部，中央警备团则不断地进行了遵守纪律和尊重地方政府的教育，不论走到哪里，帮助老乡扫院子、担水、挖厕所、上门板，说话和气，借物归还，损物赔偿，都已经成为制度了。

　　由于党和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极好的声誉，由于军队热爱人民，因而广大群众热情地、以至不惜牺牲生命地保卫着中央首长和部队的安全。有一个让警卫部队至今还感动万分的事例：中央警备团从王家湾出发后，敌人来到王家湾，匪首威胁王家湾的老百姓王老汉，要他说出毛泽东和部队行动的情况，王老汉回答说：“不知道!”敌人于是砍断了他的手，追问：“毛泽东和*现在在什么地方?”王老汉仍然答道：“不知道。”直到敌人最后剜去他的一只眼睛，他也不肯吐露一点消息。不久后，中央警备团保证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的同志顺利过河。经朱官寨、梁家岔后，中央警备团又遇到了紧急的情况。当时梁家岔以南、米脂以北的沙家店的敌人，距离中央警备团梁家岔驻地只有20里。但在8月20日，经西北野战军与敌人进行了七八小时的战斗，使国民党反动派主力三十六师在沙家店全军覆没后，才解除了首长和中央警备团所处的危险境地。

　　8月1日启程，走了一天才到青阳岔。但是在8月3日夜，中央警备团又保护着中央领导人仓促上了马背，因为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师从后面赶了上来。中央前委终于来到一个叫小沟村的地方宿营。可第二天中午，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师又追了上来，中央警备团护卫着中央领导人赶紧上路。队伍走后不久，乡亲们刚刚收拾了一下村中的窑舍，国民党军就跟了上来。从小水沟走十二三里路，就到了石湾，等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师也到石湾时，毛泽东已经到了肖崖。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师在石湾住了四天，等待粮食供应，毛泽东也在肖崖休息了四天。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师一动身，中央前委也上路。很快，中央警备团的侦察员返回消息，说钟松的快速纵队已经渡过无定河，到了刘家嘴地方，离榆林城只有90里左右。

　　12日午后，*中央机关又从李家崖出发，急行军60里到达绥德城西30里的黄家沟，已经是三更半夜，人困马乏，正准备烧火做饭，侦察员又传来消息，说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师的部队正猛扑绥德，如果再向绥德前进，就有遭遇国民党军的危险。怎么办?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即出发，快速前进，赶超敌人。第二天一大早，*中央前委抢先赶到了绥德城，向北转移。但北面也有国民党军自榆林南下，把他们夹在中间。这次胡宗南的目的，是把解放军压缩在无定河与黄河之间的狭小地区加以解决。

　　为了和国民党军周旋，8月13日，毛泽东等一行越过无定河，沿佳芦大踏步北上。一路上，遇到了哗哗的大雨，山路又泥泞又滑，十分不好走。局势发展不容乐观，胡宗南和钟松及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师两部南北相离不过百里路，他们向东封锁黄河渡口，向西控制咸榆公路，西野主力和中央机关被挤在佳县、米脂、榆林三县中间的狭小地区，处于背靠沙漠、侧水侧敌的困难境地。

　　8月16日，中央警备团警卫着*中央机关由米脂城东冒大雨北进到佳县乌龙铺东北的曹家庄。周恩来打电报给彭德怀，说中央不过黄河，仍留在陕北。彭德怀马上复电建议中央机关向佳县以北的安全地带转移，并派许光达率三纵到乌龙铺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转移。第二天黎明，*中央机关到了佳芦河边。连日下雨，河水暴涨，就连支流五女河这条平时只有一丝水流、几乎是一条干河的小溪都卷起一米多高的浪头，极难涉河而过。一行人马只好沿五女河南岸西上，当天在白龙庙宿营。这一天，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师的部队到佳芦河畔未发现*中央的踪迹，认为他们已经从佳县过黄河，便用大炮猛轰佳县城。

　　18日，*中央前委从白龙庙出发，继续沿五女河西上，突然间听到枪声，并接到钟松先头部队已追过来的消息。情况紧急，部队赶紧设法架浮桥，安全过河，摆脱了追兵。当晚，他们赶到了杨家园子。19日天黑的时候，他们又赶到了梁家岔，这里距离彭德怀的指挥部只有20里路了。此时，大家才松了口气。

　　不过，真正让*中央前委摆脱险境却是在8月20日这天。这一天，彭德怀把钟松的三十六师引进了沙家店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了它。

　　8月24日，中央警备团随首长由梁家岔返抵朱官寨、杨家园子后，在朱官寨驻扎了27天。这一时期中，中央警备团驻地周围四面临敌，最远的距离榆林的敌人90里，近的20里至50里。为了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中央警备团每天派人去四面侦察，掌握敌人的动向。同时西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距离中央警备团驻地百里左右，使首长的安全有了很大的保证。

　　9月23日，转移至葭县西南的神泉堡、阎家峁。

　　第五章 大转移 中央首长欢迎新战士

　　1947年10月，在河北平山与山西临县两地征集的新兵，经过审查和训练之后，先后开始担负了警卫任务，大批地增加了警卫工作中的新的力量。

　　河北平山的新战士是1947年5月下旬开始挑选的，其中有262名是由晋县团经领导动员、战士自动报名，再经挑选、审查、领导上批准后，调至中央警备团的。另一部分是由当地党组织动员党员参军，第一批动员了152名，全是党员，其中还有一些村干部。后因按党员和干部标准挑选中，人数不够，即改为中农以下成分，除党员外，政治上纯洁的非党积极分子也可以适当吸收。又经过动员、挑选和审查，到7月27日为止，共挑选了424名，编为四个连。同时，于晋察冀边区的三、四分区各挑选了一个连。至7月底共编为六个连，共计800人。8月16日，魏传连同志由东北带至平山的一个连队，调归中央警备团建制。

　　经过对这些新兵初步的军事训练和警卫业务训练，在张耀祠副政委、魏传连副团长的率领下，一部分于8月16日开始，在平山西柏坡等地担负保卫刘少奇、朱德等首长和中央工委机关的任务，保卫了土地工作会议，保障了会议的安全进行。另一部分于10月份开赴石家庄外围，进行游击活动，阻止石门敌人向平山窜犯。石家庄解放后，在上级的指示下，以三营(9月成立第三营)的第七、第八、第九、第十连及直属第十二、第十三连等六个连的兵力于11月29日进入石家庄，进行城市治安和卫戍工作。

　　在山西临县中央警备团的新战士，于1947年2月就开始在太行山区挑选，由地方党组织以“毛泽东警卫团”的名义公开号召和动员，经自愿报名、挑选、审查、领导上批准的手续，吸收党员、民兵中的积极分子、政治上纯洁的翻身农民。2月在山西涉县组成了两个连队。5月，由太岳军区补训团挑选300余人，编为六个连。6月10日，经滕代远同志动员后，自武安县的龙泉出发，于6月22日到达山西临县。经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作了动员讲话后，于7、8、9三个月进行了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熟悉了手中的武器，初步地掌握了三大技术，学得了初步的警卫知识，明确了警卫战士的职责。同时，由于这些新战士即将开往陕北担负保卫毛泽东等首长的任务，还须进一步地进行审查和提高其阶级觉悟，因而在政治训练中，开展了“思想翻身运动”、“忠实运动”。在这些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彻底地了解每个战士各方面的情况，以便团结基本群众，教育思想上有问题的人，保证部队政治上组织上的纯洁。审查和训练完毕后，二营(8月成立第二营)的第五、第六连于10月初开始，在临县担负保卫中央后委各首长与各中央机关的任务。10月8日，由郭海瀛带领第一、第二、第三连与机枪连共600余人，经李克农副部长进行了关于忠实、勇敢、团结和艰苦奋斗的思想动员后，由临县出发，至10月11日抵达陕北葭县的阎家峁。

　　10月15日上午，驻在葭县阎家峁的中央警备团团部在阎家峁召开了欢迎大会，欢迎由临县开赴陕北的新战士。振奋人心的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一批首长亲临这次大会，并作了重要指示。

　　1947年11月，毛泽东去葭县城及白云山一带，

　　中央警备团派部队随毛泽东一同前往毛泽东主席在简要、通俗地讲明了时局形势之后，着重阐述了学习的重要性，指示指战员要在党的教育下，努力学习革命道理，熟练地掌握手中武器，好好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使自己聪明起来，成为革命队伍中间的优秀分子。经过努力学习，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最近来的这六百个新战士将来都要成为干部，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勤务员，为党为人民贡献出所有的力量。最后，毛泽东主席指示大家要积极工作，关心群众的利益，认真地遵守纪律。

　　接着周恩来副主席讲话，他说明了时局形势和我人民解放军不断消灭敌人、取得胜利的情况。最后他说，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一定能消灭蒋介石反动派，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刚来的战士是挑选来的，要好好完成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光荣任务。

　　任弼时同志在讲话中说：陕北的山好，便于进行游击战争。可是这里尽是山头和土窑洞，物资条件不好，大家要克服困难，准备吃苦。你们不是一般的战斗部队，是毛主席的卫士，随时随地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忠实地完成任务。

　　陆定一同志的讲话，主要是说：新老战士要亲密团结，新同志要向老同志学习，老同志要耐心地帮助和团结新同志，不能有互不团结的现象。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首长参加了中央警备团的会餐，和大家一起吃饭。

　　毛泽东等首长走后，战士们的热情甚为高昂、兴奋，纷纷议论说：“首长这样关心咱们，爱护咱们，咱可得努力学习，不计较个人一切，好好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以实际行动回答首长的关心和爱护!”还有的新战士见毛主席穿着一双破棉鞋和袖子已经破了的棉衣，而自己穿着新棉衣，感动地说：“毛主席这么艰苦!咱们少穿一套棉衣，给毛主席穿吧!”有的战士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有的说梦话：“记住毛主席的指示，努力工作呀!”

　　当天下午，任弼时同志又召集中央警备团干部开会，为部队的整编工作进行思想动员。10月16日，原在陕北的部队和新来的部队进行了整编。以原在陕北的四连为基础编为第一连，以原在陕北的第三连为基础编为第二连，以原在陕北的二连第一排为基础编为第三连。由这三个连组成第一营，营长惠金贤，政教杜泽洲，副营长王国初，副政教赵沈幽。

　　第五章 大转移 横渡黄河

　　为了顺利实现转移，中央后委、中央工委和中央前委都开始做必要的准备工作。1948年1月4日，中央后委主要领导人叶剑英、*就中央机关向平山转移的问题致电中央工委朱德、刘少奇、董必武并报中央：“三交机关经中央批准将于3月初出发，搬到平山与工委会合。一二月内在三交进行冬学，并做搬家的各种准备。首先派王诤(三局局长)于10日前后前来工委请示，并布置通讯工作。其余少数前站人员亦拟于一月半前后动身。此次搬家所需运输牲口，拟派范离(供给部)到晋绥及晋察冀两军区，分途接洽，东西两军区各担任一半(一接一送)。”

　　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接到中央后委电报后，立即于1月5日致电*中央：“三交机关搬到平山与工委会合甚好。陕北中央机关是否亦搬来，搬到平山后，是否应长期打算，请即复示，以便做各种准备。”

　　1月20日，周恩来、任弼时就中央机关向东转移的有关事宜致电叶剑英、*，指示后委的转移按照原定计划行动。为避免电台失去联络起见，中央决定后走。同时，叶剑英、*与晋绥军区进行研究，就中央机关转移时的运输做了安排，并向中央与中央工委做了报告。

　　1路线：分南北两路，北路走兴县、岢岚、五寨、神池、代县到聂营，走大车。南路经岚县、静乐、轩岗到崞县(原平)，走牲口与精干人员;

　　2晋绥各机关决定帮助解决驮骡200头、毛驴150头和大车20辆，由南北两路分段运输;

　　3北路有兵站可用，南路决定设站;

　　4南北路的沿途供给，均由晋绥负责保证实物。

　　同时请求工委与晋察冀军区交涉组织聂营与崞县两点的接运。

　　2月1日，中央工委关于中央机关向东转移路线的安排致电叶剑英和*。电称：关于设站与接运问题，中央工委派赖祖烈协同后委派出的范离经与晋察冀中央局商定，布置如下：(1)中央局派副秘书长周荣鑫负专责，工委派王钟阁协助。(2)晋察冀设七个站：聂营、岩头、郭家庄、东路村、陈家庄、鱼枣口、弓上以南。以聂营为两区联络接运站，电台可设在聂营。(3)每站由工委派1人，中央局派2人，社会部派1人，当地调干部1人，另伙夫3人等组织接送。(4)运输力量已调集大车75辆、驮骡250头，担架50副，必要时可以抽调机动牲口等。同时还准备了5000双鞋子，对沿途的伙食、休息站等均做了安排。

　　3月8日，根据周恩来和任弼时指示，中央支队政治部主任廖志高，参谋长叶子龙，副参谋长汪东兴、邓洁等召开*中央机关行政会议，研究中央机关由陕北转移到华北的准备工作。会议提出了准备转移的各项决定。周恩来审阅与批准了八日行政会议各项决议后，并指示由汪东兴、叶子龙再召集行政会议向各大队长传达各项决定，要求各单位对转移的消息严加保密。

　　3月10日，*中央做出了东渡黄河转移华北的决定。周恩来在杨家沟向中直机关干部、战士做形势报告和中央机关转移的动员报告，指出：一年来，敌我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转移到华北。

　　“三查”和冬季训练结束后，驻在陕北米脂杨家沟一带的中央警备团部队，即进行了保卫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各负责同志由陕北迁移至河北平山的思想动员与工作准备。由于西北野战军于1948年3月初，在宜川战役中歼敌三万人，继又挺进黄龙山区，连克10城，完成了对洛川、延安孤城的战略包围，延安孤城即将解放。在毛泽东、党中央亲自指挥西北战场的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的形势下，中央警备团于1948年3月12日接受了周恩来副主席关于保卫首长转移的命令和任务。13日，中央警备团古远兴参谋长率领二、三连与骑兵30名，先行出发，于25日至27日，先后到达警戒的目的地——山西广武镇，担负对敌警戒任务。17日，召开了全团军人大会，进行了转移的思想动员和工作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