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不会亮了怎么回事:潍坊状元谱（三）

潍坊状元谱（三）

潍坊状元（九）---曹鸿勋

明清以来，莱州府辖下的潍县，儒学大盛，私塾、县学，麓台、潍阳、思乐等书院的兴办，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出了众多的优秀人物。科举取仕，则是吸引众多学子发奋苦读，以求一逞的主要动力。潍县科举业最盛期主要在明清，明清两朝潍县考取举人、进士者甚众，仅清一朝，即出了举人296，进士81，这就使后学者有楷模可尊，有规律可循，学子越多，学界越盛。但十分可惜：自隋唐科举形成制度以来，至清光绪帝之前，潍县一带，竟无夺冠之人——没有出一个状元!不少人为此叹惋。然叹惋归叹惋，中状元可不比饭后聊天，说中即中，故谁也不敢夸海口，能预测什么时候潍县出状元。

孰料清光绪二年(1876年)，潍县有后生曹鸿勋者打破一千二百多年的沉寂，一举夺魁，成为有科举以来潍县第一位状元!

童年之梦

曹鸿勋(1846一1910年)，字竹铭、仲铭，号兰生，潍县西南关人。因其祖父为道光举人，并曾出任过广东鹤山知县(见《潍县志稿》)，曹鸿勋也算出身“书香门第”。但中有“代沟”：曹鸿勋之父曹棠文墨平平，无缘科举，只有做些小买卖(烤火烧、煮地瓜，上市叫卖，也曾开过售衣小铺)养家糊口。但曹父老实持重，“君子固穷”，乐善好施，故在西南关一带有很好的口啤。曹鸿勋出生时，其祖父已病逝十二年，他的学识，未受祖父直接影响。因此与其说曹氏出身“书香门第”，倒不如说其出身贫寒之家。然而贫寒的家境，使曹鸿勋自幼养成了勤俭朴素，善学好问，克己上进的坚韧性格。在吃穿上，他与穷人家的孩子比，在学习和劳动上，他与勤奋之人比。父母喜欢他，邻里百家也喜欢他。

也许因为家境贫穷，曹鸿勋幼年时就产生了改变窘境的强烈愿望。当时，在儒教盛行，科考之风浓郁的潍县，长辈向少儿灌输的主要是“学而优则仕”，曹家也毫不例外：某某面壁十年，得中举人；某某《四书》、《五经》倒背如流，高中进士；潍邑的郭家、陈家、张家、丁家四大家族人才辈出，中举中进士者比比皆是。城里的陈官俊、陈介祺父子都是进士出身；陈官俊官至工部、礼部、吏部尚书，曾是道光皇帝及道光长子奕纬的老师；陈介祺三十三岁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还因“皇恩浩荡”，赏戴花翎，加侍讲学士衔，倍极显赫，人人敬仰……这些启蒙的说教，都给幼时的曹鸿勋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要读书进取，立志走科举之路。

童年的曹鸿勋有一个梦，朦胧中，他似乎看到京城宽阔的大街，富丽堂皇的大殿，鸣锣开道，威风凛凛穿街而过的八抬大轿；又，他似乎坐了“公车”，走进考场，无论监考官怎样放射出警惕的目光，他都不觉紧张，仍然笔下生风；再，他似乎又看到，金榜高挂，“曹鸿勋”之名赫然其中，人们向他投以羡慕的目光……老家也变了，破旧的茅屋变成了宽敞的瓦房，开阔的街门上，升挂起了大灯笼，灯笼上的“曹”字，格外醒目，“进士及第”的匾额熠熠生辉!父母都穿上了新鲜的衣服，微笑着迎接一帮帮赶来祝贺的人群；“恭喜，恭喜!” “同喜，同喜!’’城里的丁、郭、陈、张四大家族的头面人物都来了……一切都变了，父亲再也不用去卖火烧、地瓜。

为寻找这一梦境，曹鸿勋开始了孜孜不倦的追求。

求学之路

曹鸿勋天资聪颖，这在他刚人塾时即被启蒙老师丁象廷所发现。曹氏背《三字经》、《百家姓》以及其他，总比别的学生来得快。有时老师刚刚布置下，他旋即背熟。老师检查时，大多学童还在“苦读”，而曹鸿勋却能以清亮的童音，抑扬顿挫，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丁象廷大为惊异：教学多年，从未见过这般学生，潍县真地出“神童”了!曹鸿勋的字也端方清秀，这为同塾的其他学童所不及。由于学习进度差别太大，丁先生不得不“分层次教学”，对曹氏单独起炉灶。上生课，先叫曹鸿勋；对课，也比别的学生对得深，而且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但是，靠父亲的肩挑叫卖，难以使全家丰衣足食，有时竟至于断炊，曹鸿勋常常饿饭，读书成了他忘记饥饿的“良方”。这种状况终于被丁先生发觉，出于“爱生”，同时也出于同情，丁先生不时留曹鸿勋吃午饭。对此，曹氏一直感激不尽。

为了不辍学业，稍长，曹鸿勋即找机会搞“勤工俭学”。当时潍县知县张楷枝正指挥绅民修筑东关(即“东城”)城墙，加固城防，主要用于防民变，尤其是防御正在“作乱”的“长毛(太平天国军)”和捻军，东关西城墙还可防洪，阻止白狼河水入侵。修城者可“以工代赈”，以土换米。曹鸿勋十几岁就参加了“以工代赈”的行列，他白天背土上城换米，聊补家中无米之炊，读书学习则放在晚上。为保护衣服，他背土常光着膀子，见者无不叹息。同样，为了学业，曹鸿勋还给大户人家的子弟当过“伴读”，差一点成为书童。当年潍县东关有一酆姓大户，望子成龙，一心想让族中培养出支撑门户的科举人才。可偏偏子侄不肖，不是贪玩就是脑笨，或者玩而且笨。听人说曹鸿勋为读书“神童”，酆氏便请曹鸿勋为本家子弟做伴读。曹鸿勋在酆家，一方面带动酆氏子弟学习，一方面抓紧自学。受曹氏的影响，酆氏子弟耍心有所收敛，学习有所进步。曹氏的书法此时已不亚于酆家的塾师，酆氏子弟争相摹写。酆氏主人看好了曹鸿勋的字，便让曹氏为之题写六折屏风，可惜没写落款。曹氏做了一段时间伴读，仍去继续自己的学业。

曹鸿勋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又有老师的精心辅导，故学业大进，同塾学子，皆自愧不如，而一般的塾师已难以满足曹氏的求知欲望。恰在这时，有人将其介绍给另一塾师陈恩德(字受甫)。在潍县，陈恩德是颇有学识的塾师，许多人想拜其为师而不得，曹鸿勋出其门下，不能不说是一种缘份。而陈氏，对曹鸿勋已早有耳闻。

陈恩德为师， “严”字当头，学生完不成学习任务，他决不轻易放过。在这一严师指导下，曹鸿勋的学习又有长足的进步：三年之内读完了《四书》、《五经》及《集注》，对与科考有关的其他书目如朱熹的《大学衍义》等也广有涉猎，读书之多，记忆之牢，理解之深，均超出了陈恩德的预料。这种缩短学制，加大课堂容量，广泛博览的现象，在潍县还从未听说过。难怪陈恩德每谈及此，常发自内心地赞叹：“吾为师多年，所教之徒颇多。单论聪明颖悟，精于学业一项，唯曹鸿勋一人而已!”

一个偶然的机会，曹鸿勋结识了著名学者陈介祺。陈介祺(1813—1884年)，字寿卿，号簠斋，潍县城里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书法家。父陈官俊，嘉庆间进士，曾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陈介祺幼时随父在京读书，十九岁即以“诗文名都下”。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陈介祺广泛涉猎各种文化典籍，对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无不深入研究。当时，清廷腐败，陈氏不愿与投机钻营之徒为伍，无心高官厚禄，咸丰四年(1854年)，借母丧丁忧归里，再未出仕。

回潍后，陈介祺悉心金石研究和收藏，终成一代金石大家。他先后收藏古印玺近万方，所藏西周青铜器毛公鼎，迄今仍为我国传世铭文最多的重器，世人尊之为“国宝”。陈氏是我国陶文最早的发现者、收藏者和研究者。他对封泥有开拓性研究，与人合著的《封泥考略》，是我国研究封泥最早的专著。《清史稿》称，陈氏所藏之钟彝金石为“近代之冠”。他对金石文物的考释与研究，大多融汇在他的五十多种著作中。陈介祺的墨拓艺术，被后人推崇为“拓法古今第一”。其金石书体，别具一格，丰富了我国的书法艺术。

曹鸿勋学习之余，曾为潍县城东南角的文昌阁写过春联，字迹俊秀，笔力雄健，不想陈介祺发现了此联，并为之吸引。人阁内叩问，方知春联为十几岁的学生曹鸿勋所书。陈氏爱才，不久即约见了小自己三十多岁的曹鸿勋，见曹氏谈吐高雅，一表人才，便收之为徒，后又收为义子。此后，曹氏便在陈介祺的家馆读书。较长时间，为曹鸿勋任课的是陈介祺聘请的塾师，学者、翰林王之翰。陈家优越的学习条件，浓郁的学术氛围，为曹鸿勋创造了一个极佳的学习环境。陈氏的收藏，使曹氏大开了眼界；陈家的藏书，曹氏也有了借阅的资格：而王之翰的辅导，又使曹氏“超常规”发展，学业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即便如此，曹鸿勋仍苦读自律，孜孜不辍。一次，遵陈介祺之嘱，他白天忙着陪陈家来客，中午陪喝了几杯酒，而客人日暮方归。送走客人，草草吃了晚饭，曹鸿勋便伏案夜读——他要把白天的损失补上。不过，实在太疲乏了，不知不觉中打起了磕睡，不想碰歪了油灯。灯芯之火，烧及头发。曹鸿勋猛然惊醒，头发已烧焦一缕。他大为懊恼，顿足捶胸，自责不迭，直至双膝跪地以示惩戒，良久不起。事后，陈介祺听说了此事，不无感慨地语王之翰曰： “曹生渴学如此，日后定成大器，绝不在你我之下!”人们似乎看到，一个不可多得的科举人材，将从陈氏家馆呼之欲出。

蟾宫折桂

在科举一途，曹鸿勋可谓一路顺风。同治二年(1863年)，他十八岁时参加县考，名列第一(县考第一者称“案首”)，崭露头角；二十岁中秀才，二十三岁补廪。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以“拔贡”的身份进京赶考，得一等一名，并得以进入刑部，成为七品之官，正式步人仕途，时年二十八岁。进京赶考的川资多由陈介祺、郭虞琴兄弟、知县靳昱等捐助。因是“一等一名”，曹氏在京城已小有名气。两年之后(光绪元年，即1875年)，曹鸿勋于顺天府考了恩科而中举。光绪二年(1876年)，为庆祝光绪帝承嗣大位，京城举行了一次恩科大考，224名贡生参加了殿试，曹鸿勋赫然其中，结果，他以一甲一名及第，高中状元，圆了童年之梦!

曹鸿勋中状元，轰动了京城，除文章超群外，仅那一手好字即足以使众举子瞠目结舌!曹氏的试卷书法，举子们看中，考官们看中，连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也拍手叫绝。于是，不断有人向他求字，故宫、颐和园内也多处留有曹氏墨迹。曹鸿勋中状元的喜讯传到潍县，潍县城一片欢腾。前文提到，潍县史无状元，曹鸿勋破了潍县“天荒”，潍人岂能不喜?岂会不奇?人们奔走相告，都说新巷子飞出了“金凤凰”!曹家父母之喜乃骨肉之喜，而陈介祺诸位的欣喜却是“伯乐”之喜，他们呕心沥血培养出的爱徒高中，使本来就翰墨飘香的陈家大院更加熠熠生辉!“陈介祺慧眼识千里(马)”，成为学界的一段佳话。

为官爱民

　　曹鸿勋为官，六十岁之前虽偶有浮沉，但基本上还算顺利。从同治十二年(1873年)任七品官，至宣统二年(1910年)病逝于资政院协理任上，从政凡三十八年。“忠君”、“爱国”、“民本主义”是他的主体思想。

曹鸿勋所处的时代为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时代。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终于使中国一步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而统治者的腐败又诱发了官逼民反，太平天国、捻党等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这一切，曹氏耳闻目睹，故他为官之初即有“去庸吏，惩污吏，为民施政”的愿望。但江河日下的朝政，盘根错节的官场，又使他空怀壮志，无力回天。因此，他之为官，始终只能是在“忠君”的前提下施展抱负。

曹鸿勋中状元后，先授翰林院修撰。翰林，不过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官(明、清两代，均从进士中选拔)，听起来高雅，但收入单一，奉禄不高。经常接触皇帝并受宠有权势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人。那时官场讲究排场，迎来送往，方方面面都要开支。身为状元，曹氏的应酬也很多。而曹氏乃寒门子弟，几年前进京赶考的盘缠多为陈介祺为他募集的，故为官不久，即囊中羞涩，并逐渐开始负债。翰林们大多希望“出缺”，出缺者才有实职，经济条件也会有所改善。曹鸿勋在翰林院一呆就是四年，光绪五年(1879年)方被安排出缺——担任湖南省的副考官。据说这是慈禧的意见：有一天慈禧看到了曹氏的字，越看越爱看，便问及曹状元的近况，有人回“老佛爷”说，“曹状元仍在翰林院，任修撰”。于是慈禧便提议，让曹氏出缺。这年曹鸿勋三十四岁。

大概曹洪勋很想有所为，到湖南伊始，他便忙着调查湖南教育的现状，然后提出了改革教学制度，改进教学方法的建议。他倡导创办了湖南省书院，选拔优生入学，选择优师任教，效果颇为理想：在他任职期间，湖南办学之风大盛，科考成绩平平的现状很快就有所转变，因此，曹鸿勋在湖南有很好的口碑。湖南科考现状的改善，科考命中率的提高，引起了京都要员的重视。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徐用仪、协办大学士张之万对曹氏在湘的教育政绩大加赞赏。在他们的推荐下，曹氏奉调回京，直入上书房，成为皇室贝勒载润的老师。皇室子弟，相当多的人不好调教，但曹氏善教，载润爱学，二人配合默契。载润后来成为皇室多才人物，这与曹鸿勋的调教、学识很有关系。曹氏还出任过翰林院庶常馆教习。庶常馆是新科进士中之佼佼者进修的地方，进修者称“庶吉士”，教习是教授庶吉士的官，由学识渊博者充任。教习共二人，满汉各一。

曹鸿勋似乎命中注定与教育有缘。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四十四岁时又被从京城下放到了地方，先担任陕西省的正考官，后担任江南副考官。此次被下放，直接原因是其为民请命，上书言事，介入了朝政。光绪十五年慈禧五十五岁生辰时，奕欣等人为讨好和奉迎，倡议修建“颐和园”，并称这是为“老佛爷”六十大寿时准备的寿礼。那时的大清国，国力日下，根本没有这笔开支，为筹建颐和园，他们竟置日本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于不顾，连筹建海军的经费也被其挪用了。对此，曹鸿勋曾与王仁堪联名上书，恳请停建颐和园，但慈禧们根本不予理睬。再后，日本人进逼益甚，有识者大多已闻到“火药味”了，而国内水、旱、蝗灾频仍，若干地方民不聊生，曹鸿勋便顾不了许多，大着胆子，联合兵部尚书徐会沣等，联名上书言事。但曹氏等的爱国为民主张，直接与操控大清国政的实权派相抵触，曹氏不可避免地要走下坡路。不久他即被打发出京都，仍操持教育旧业，一去就是四年。其间，逢母丧，告了丁忧。丁忧期满，值中日开战(1894年)，他又奉调回京，就职詹事府，先任右春坊右赞善，第二年又任左春坊左赞善。而当时的颐和园已经完工，耗去白银一千七百多万两。过了两年，曹鸿勋再次下地方，远去云南，这时他已五十一岁。

曹鸿勋下云南，简授云南遗缺知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边陲，路途遥远，须长途跋涉。上边虽发路费，但根本不够开支。曹氏为官，一贯以清廉著称，家中无积蓄，他不得不为川资而东奔西取。云南不光边远，其为官条件也大不如内地，曹氏的心境当日之苍凉可想而知。一位姓刘名襄字赞之的潍县老乡出面帮他筹措足了川资，刘氏又自告奋勇，愿做幕宾，同去云南。曹氏大喜，不几日动身南下。刘氏处事精明，才干过人，虽说路途艰险，但有刘氏的协助，总算未遇上大麻烦。他们迤逦而行，两个多月才赶到昆明。先去巡抚衙门报了到，又在昆明住下，听候补缺。

一日，曹鸿勋接到通知，就任地处中缅边界的永昌知府!永昌离昆明数百里，气候大不如昆明，最可怕的是传染病，初来乍到，不服水土者往往染疾。曹鸿勋刚到任即大病一场，幸亏有刘襄的延医调治，否则，性命堪忧。曹氏执政，以“爱民”体现“忠君”，他一上任便深人民间调查，然后改革了一些容易激发社会矛盾的制度，特别去掉了一些额外增加农民负担的苛捐杂税。又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平反冤狱，处理积案，顺民心，得民意，当地人拍手叫好，官民矛盾大大缓解。连曹鸿勋的上级也觉得曹氏是化解官民矛盾的高手，于是不到一年，即调曹氏于省府驻地，担任了云南府知府。第二年，又擢升为云南迤东道(迤东道四府一州，即曲靖、东川、澄江、昭通、广西(今云南泸西))，旋署粮备道。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曹鸿勋升贵州按察使，级别从二品。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又升贵州布政使，并依令暂署贵州巡抚。曹鸿勋在贵州，体察民情，关心民疾，其突出特点是敬重农夫。任按察使时，他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清理了几乎全部积案，还好人以清白，并严惩了一批恶人。但其在贵州更突出的政绩是“剿匪”。当时，贵州丹士州与交界的广西(泸西)一带“匪患”连连，地方告急，曹氏奉旨征讨。在云贵工作近五年，曹鸿勋深知“匪患”之起因与习性：被剿者，以“游匪”居多，他们大多是不堪官府压榨，走投无路而啸聚为“匪”的。他们没有多少根据地，没有围剿的则驻，一有围剿的则走，故人称“游匪”。对这些人，不剿等于抗旨不遵，实剿则有屈于民。思虑再三，曹鸿勋采取了圆滑策略。他首先命令四处告示，大造舆论，声称“奉旨清剿”， “匪患”不灭，誓不收兵!随即，点上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入“匪区”，大事渲染，制造气氛。当时，旌旗蔽日，喊声震天，来势汹汹。实际上这不过是虚张声势，“光打雷，不下雨”。而“游匪”不知底细，见大兵压境，不敢接战，望风而散，销声匿迹，地方遂安。曹鸿勋见目的已达到，便上折汇报云：“我大兵压境，所向披靡，南丹一带，匪患告平!”北京的“老佛爷”及其他闻报大喜：我大清国对付外国人不行，但对付“草寇”游刃有余。那曹鸿勋不光字写得好，官做得正，连清剿讨寇之类的军事指挥也有两下子。看来此人不是书呆子，可以重用。很快，曹氏被补湖南布政使，时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月。同月，再升，成为陕西巡抚。

大办实业

曹鸿勋为官陕西时，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大清国已到了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积重难返的境地，作为一地方大吏，对大清的危局是无可奈何的。但曹鸿勋的思想已渐倾“改良”与“维新”，其表现，反映在他的实施“实业救国”上。曹氏颇有经济头脑，他上书清廷，要求允许其在陕西开办油矿。他还请求，允许他接见人陕考察铜矿的德国人，希望借鉴德人的

技术，与德方合办实业。曹氏的请求，大多被批准，修铁路，开铜矿等很快上马。早在汉代，人们就发现陕西延长(今延安东北)一带有石油，但当时不叫“石油”。《汉书·地理志》说：“高奴(今延安)有水可燃。” “水”即后来所说的石油。唐代有人称之为“石漆”或“石脂水”。宋代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说：“延境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沈括把石漆称作石油。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德国在天津的世昌洋行根据勘探，认为延长一带有可观的石油矿，遂派于彦彪为代理人去延长，与地方头面人物签定了允许德国人在延长一带开采石油的合同，时在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八。于彦彪持与地方签订的所谓《合同》送延长知县畲元章，畲又呈送延安府知府刘树德，刘再上报陕西巡抚。陕西巡抚升允上报清廷外务部，外务部命升允实地调查并拿出具体意见。在调研之后，升允以私立合同，有违矿务铁路总局与外务部章程为由，羁押了于彦彪，德国世昌洋行企图单方面在延长开采油矿的计划落空。

经过实地调研、论证，曹鸿勋决定亲自开油矿。他认为，开采油矿，成本大大低于开采五金矿，百斤成品油，所用工时费、器械费等，总成本才1500文左右，小办小效，大办大效，无亏损的可能。他的中国人自开油矿的奏章，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呈达清廷，清廷随即予以批准。曹鸿勋迅速筹集资金(共筹白银8.1万两)，着候补知县洪寅出任总办，延长油矿遂告成立。

中国人自办油矿，并不排斥国外的先进技术，延长油矿的样品化验是由在汉口的日本矿师阿部正治郎完成的。化验表明，延油的质量极佳：“胜于日本，能敌美产”。曹鸿勋还邀阿部正治郎赴陕协助勘探石油的分布、储量。勘探的结论是：延长、延安、延川、宜君等县地下均有石油，油质颇佳。曹氏大喜，当即托阿部正治郎出面协调，订购日本新舄铁工厂生产的采油设备，并请阿部协助打井开矿。

上世纪初，运输问题直接制约着实业的发展，延长油矿，机械的运进，油矿的运出，都须解决路的问题。经过再三论证，曹鸿勋否定了铺设小铁路的建议(修铁路工程量太大，耗资甚巨)，决定从岭北修筑马车道：当时岭北至同关已有通道，延长至同关约600里，除金锁关一带难修外，其余地段难度不大。修路工程应时开工，陕西矿务局、延长一带部分地方官员，参与了修路的指挥和监督。民工是修路的主力，部分驻军也被调上工地，交通问题得以自行解决。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在阿部正治郎的推荐下，日本技师左藤弥市郎应聘至延长，参与了油矿的开发。同年农历八月，深达240英尺的第一口油井在延长西门外钻成，此井日产原油500斤，可提炼煤油25斤。这样的日产量，用现在的眼光看，实在低得可怜，但在当年，这却是中国石油史上的创举。

为避免加重农民负担，同时也避免给贪官污吏造成敛财机会，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在开办实业之初，曹鸿勋即做了若干规定，意在轻徭薄赋，限制贪官，稳定局势。但总有官吏以身试法，借机坑民，诱发了破坏公路，截断电线等事件。曹氏采取果断措施，惩处了败坏官风的污吏，法办了借机惑众闹事的不法之徒，保证了实业之路的畅通。曹鸿勋为官，二下陕西：

第一次是去办教育，任正考官，第二次是担任巡抚，权力更大，两次均受到陕人的肯定，民间对其赞颂之辞颇多。

官场跌跤

曹鸿勋巡抚陕西时正是花甲之年，其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抚陕时，推行新改，操办实业，日夜操劳，体质则更差。恰在这时，飞来一场横祸，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因故被部下所参。据说其遭参劾是因家人犯法而受了牵连。至于家人犯了什么法，我们无从知道。但作为一家之长，难免有疏于管束之嫌，何况曹氏为官对下要求甚严，对上也不尚奉迎，故参劾者毫不留情。

当年六月，曹氏被撤职，着回京城。据说因为字，慈禧对他仍有好感，曹氏之清廉也尽人皆知，其潍县老家，连状元府第都不曾建造；抑或因为“曾作金鳌顶上人，又持节钺抚西秦”，朝廷仅撤了他的职，没有治他的罪，还给了他一闲职——资政院协理，只拿工资，没有实质性权力。曹鸿勋的官场生涯自此画上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句号。此后，他过了三年赋闲的日子，拿他自己的话说，这三年是“已收长佩趋高座，独闭空斋画大圜”。而外面的世界，已是革命风起，清政府的旧厦摇摇欲坠。清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九日，曹鸿勋病逝于北京，时年六十有五。死后“皇恩浩荡”，撤销了对他的处分，恢复原衔，恩准以中丞的身份举办丧仪。这对曹鸿勋之亡灵似乎是一种安慰。

身后财富

前文已提到，曹鸿勋以书法闻名遐迩，酒后挥毫，墨迹尤绝。在他任职过的地方，都留有他的墨宝。因其为官全在外地，故其政绩潍县人大多语焉不详，但其书法，潍人辄津津乐道。曹氏在世时，其墨迹已部分上石，后学者争相摹仿。时逾百年，部分石刻失存，仍有部分至今完好。民间收藏的曹字，大多毁于动乱，偶有真品者，也多秘不示人。我们今能见到的曹氏上石墨迹主要有：《九成宫醴泉铭》、《重修观音阁碑》、《重修玉清宫碑》 (即潍人所说的“四面碑”)拓片、《十笏园记》等。

作为状元，曹鸿勋的诗文也不在他人之下，传世之作有诗集《益经堂诗稿》，文集《校经堂文集》等(《潍县志稿》则说其诗集为《益坚斋诗文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