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科配置ssh远程登录:小岗村的没落

　　□自由撰稿人，北京

　　小岗村的没落

　　小岗村，一个早已进入了改革开放辉煌历史的村落，如今在陈桂棣、春桃的笔下，却是一部失败的总记录，一道僵化了的旧风景。当直面小岗村三十年的发展史，我们看到，多年以前，十几个衣衫褴褛、腹中空空的农民把身家性命赌上，摁上鲜红的指印，只是为了包产到户，拿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生产自由权利。在土地上种什么，怎么种，这本来就是农民与生俱来的经验，轮不到意识形态或者是官僚来干预，来指导。把土地包给农民，让他们自由选择，自由耕作，这就是著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部经济学意义。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对市场的尊重与回归，可能就从这里开始。

　　理论意义上，小岗村人在这个时候已经解决了持续发展的路径问题。如果按照土地产权和自发秩序的基本框架继续朝前走，三十年之后的小岗村应该是一个富庶、发达且文明的小城镇了。但三十年之后的事实并非如此。陈桂棣、春桃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在小岗村调查，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些让他们难以接受的事实。著名的小岗村并没有真正富裕起来，和江浙沿海一带的村庄相比，小岗村甚至可以说还处在贫穷状态，一些看上去气派的建筑，都是上面的领导拨款建立起来的，最耀眼的，还是那座人人都要去看的纪念馆，而不是每个村民的幸福生活。小岗村人为了致富，必须像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去沿海一带打工，在外地积攒一些辛苦钱，然后回到小岗村盖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昔日带头分田到户的农民严宏昌，这些年在小岗村做什么都不成功，眼见着一年一年过去，严宏昌老了，家里却不富裕，儿子只好离开家乡，去城市里寻找生存的可能。

　　此情此景，陈桂棣、春桃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曾经不怕杀头大无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小岗人，却无力再现当年的雄风，续写昔日令人炫目的奇迹呢？”

　　“哪有你的地，你的地在哪里”

　　可以说，这本书大绝大部分内容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很多有意思的故事纷至沓来，夭折的养殖场、三家工厂随风而逝，瓶盖厂被炸，严宏昌和小岗村人在长达30年的岁月里，是试图靠办企业，靠做生意来致富的，但每次都铩羽而归。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窃以为，还是出在人们对常识的不尊重上面。

　　首先还是在产权归属上严重不到位。

　　联产承包责任制本来就不是一种产权制度意义上的根本性革新，它只是在生产形式上政府对农民的一种宽容。但当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却又为中国的农村改革启示了一种方向，那就是沿着农民土地产权建设的道路继续朝前走。如果不给予农民清晰的土地私有产权，那么农民就没有必要的资本在市场上继续进行博弈，政府管制的行政力量就会像枷锁一样继续牢牢控制并压抑住农民的市场行为。

　　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

　　严宏昌打算在村里办一个养猪场，资金、销售渠道都到位了，就差一块建场的土地。村民们开始就这个问题开会讨论，大家吵成了一锅粥，还没有结果。

　　这个时候，严宏昌的妻子段永霞说话了“我喂过几年鸭子，养猪的事情我承包了”。

　　一直没说话的严俊昌，见段永霞把这事揽过去，拿出了当家人的口气问“我不给你地，你哪有地建猪场？”

　　段永霞奇怪地说：“怎么没有，我有我自己的承包地。”

　　严俊昌一下子站起来，大声训斥道：“哪有你的地，你的地在哪里，地都是共产党的，队里的，你有屌地？”

　　土地产权问题以如此具体的形态出现在几个农民的吵闹之中，让人惊悚。假如当年小岗村的改革一开始就直奔土地产权而去，而不是简单的包产到户，我相信严宏昌和段永霞夫妻两个人的养猪场早已经蔚为大观了。可惜是，体制就摆在那里，所有人都不得动弹。严宏昌自己辛苦找来的资金，辛苦寻觅的销售渠道，以及辛苦琢磨出来的创业计划，都必须回到生产队里和大家一起研究，而不是只靠他自己的自然人身份，就做出一种并不复杂的商业决定。

　　政府和市场的分工

　　其次，小岗村的基本经济活动遇到了来自各级政府的种种管制。

　　这是一个悖论。按照中国人的既定思维方式，一个小小的村庄，受到各级政府、各级官员的看顾，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但也正是如此，小岗村和小岗村人的自由发展权利却经常受到拦阻。官员的理由很简单，现在的小岗村，不是小岗人的小岗村，不是凤阳县的小岗村，甚至不是安徽省的小岗村，小岗村是全国人民的小岗村，是红旗，是偶像，不是可以随便乱动的。

　　严宏昌的个人创业史，或者说小岗村的经济发展史，就是在这样一种悖论中走到了今天。他办了养鸭厂，正在红火的时候，县里忽然来人，态度强硬，鸭子不许喂，理由是严重污染小岗村环境，群众意见很大。而且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小岗村的形象，影响各地参观人员对小岗村的美好印象。严宏昌显然没有就此歇手，他的本事很大，接下来一口气办了三个小企业，结果不到一年，就被乡党委书记以管理的名义没收了，说的是你在我们管辖范围内办企业，没收你的企业，还有错吗，我不管你有什么权利，那都是党给的。这样的失败仍然没有打垮严宏昌，隔几年，他居然把长江村的一堆企业拉到小岗村周围，而且声称要建设一个工业园区。这个时候，县委县政府领导声称，长江村的几个企业放在凤阳县城更合适。

　　又要扯到政府和市场的分工问题了，政府管理公共需求，市场和企业从事生产经营，这是一个常识。政府一定要办企业么？政府官员一定要参与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么？为什么不放手让严宏昌好好经营？这究竟是一种利益驱动，还是政府官员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错位？这真是一种荒谬的格局，小到区区一个小岗村，大到一个国家，正是“政府才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这种看上去正确的错误思维，导致中国一直无法产生伟大的企业，也一直不能产生伟大的企业家，多少像严宏昌这样天生就具有企业家才干的人老死江湖，最后只留下一声叹息。

　　自由迁徙的意义

　　第三，小岗村人至今可能仍不明白自由迁徙的意义之所在。

　　今天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有所改观，与他们大量流动到城市打工有极大的因果关系。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农民工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今天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就不会如此醒目。自由迁徙由此成为农民工改变自身境遇的最好手段之一。

　　我看到，严宏昌有两次醒目的迁徙经历，第一次发生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他在家中已经是无以为生，因此咬牙离开了小岗村，并发誓再也不回来。事实上严宏昌就在周围的中小城市游荡，他先是做泥瓦工，慢慢他竟然做起了包工头，几年之间就成为小岗村最富有的人。而第二次迁徙，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他遇到了困境，只好外出。这一次他去福建，去浙江，找到了大好的商业信息，并决计将这样的商业活动带到了小岗村自己的家中。这正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自由迁徙的价值。

　　今年的严宏昌已经六十有余，他坐在我的面前，表情严肃，但并不木讷，我感觉他在思考。某种意义上，在小岗村里，严宏昌真的是一个能通天的人物，他能够直接走进中南海，在万里的陪伴下四处游走。他见过的大领导太多了，以至于到今天面见任何人，都习惯性地像敬礼一样和人打招呼，貌似有领袖挥手之间的气质，又有点像小人物的胆小和拘谨。他一生没有真正摆脱那块土地对他的控制，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严宏昌这样的人，一辈子只要抓住一次机会，他就会发达起来。可惜六十年过去，严宏昌一次机会也没有抓住，他至今仍然是小岗村里的一介普通农民。他似乎心灰意冷，又似乎心有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