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注会税法综合题:“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何走向反面的结局-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就处于这种自然状态的“自由”中，这种“自由”完全缺乏理性的底线共识，更缺乏宪政制度的保障，所以它对于反自由的力量完全缺乏免疫力。尤其在当时国际极端主义思潮严重泛滥的背景下，“自由”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完全没有力量鉴别、批判、抵制这些极端主义的因素，相反，却成为这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从而最后断送了这段自由的时光。

　　西方国家也存在着大量的反自由的极端主义思潮，但没有对整个社会构成颠覆，更没有造成西方社会走上极端主义邪路，这是因为西方社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积淀，早已形成强大的现代文明理念基本共识，比如人权、宪政、民主、平等、自由等等，所以社会对于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有足够的免疫力。极端主义思潮在西方不但没能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破坏，而且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对主流思想文化产生某种纠偏作用，与主流思想文化一起共同维护着社会文化的生态平衡。

　　就像生物机体健康依赖于各种微生态平衡一样。健康并不等于机体内没有病菌，而是机体的免疫功能使病菌无法发作。一旦免疫能力下降，病菌的天敌的力量受到削弱，微生态平衡被打破，于是病菌就开始恶性繁殖，机体就不能保持健康，于是就发病了。治病的原理其实也就是帮助机体恢复免疫功能，使病菌的天敌的力量得以恢复，从而抑制住病菌疯狂繁殖的势头，恢复微生态平衡，这样就恢复机体健康。

　　社会亦如此。极端主义的病菌只要遇到健康的社会机体，有足够的免疫力，就不会泛滥成灾，危害社会，甚至相反，其中某些合理的因素还可以被主流社会思想文化所吸收改造，反而有利于社会自身的健康。但是当社会机体的免疫力不够强大时，极端主义就很容易侵害主流社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破坏。“自然状态”的社会，貌似“自由”，多种思想文化都很“自由”地存在和发展，但是由于各种思想、各个群体缺乏理性的共识基础，这样的“自由”社会其实却是一种缺乏免疫力的社会机体，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就可以利用这种“自由”的社会环境恶性繁殖，直至最后彻底摧毁这个社会的一切自由。防治这种极端主义病菌危害的办法，不是简单地将其消灭，而是尽可能地增强社会机体的免疫力，包括在制度环境方面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在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达成关于现代文明社会基本理念的共识，从而有效抵御极端主义病菌的侵袭与进攻。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内在悖论就在于，它无法有力地抵御种种反自由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在蔡元培等自由主义者那里，只有包容这些反自由的极端主义思潮，才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体现，如果容不下极端主义，那就不是正的“思想自由”。这个貌似合乎逻辑的想法，客观上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并最终吞噬思想自由本身提供了绝好的温床。最最可悲的就是：兼容并包的思想自由，由于包容了反自由的极端主义，最后这种自由主义合乎逻辑地走向了自我毁灭!标榜“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后来居然沦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战场之一，蔡元培本人后来也深受其害。一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就是从思想自由合乎逻辑地走向以思想专制收场的自我毁灭的历史。内在的玄机就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个立场无法合乎逻辑地抵抗反自由的思想立场。在其悲剧的背后就是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国思想界缺乏关于现代文明基本理念、基本公共伦理准则的底线共识。

　　当然，抵抗反自由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极端主义思潮赶尽杀绝。关键在于提高社会尤其知识界的免疫力。从外部环境而言，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保障公民人权，保障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避免社会陷入严重危机与动荡，使全体国民都能够有尊严地生活，等等，这是斩除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土壤的根本所在。从知识界自身来说，一方面确实应秉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尤其在大学，应该允许各种思潮存在，自由竞争;但另一方面更要努力促进现代文明基本理念的普及，以此奠定知识界内部的底线共识的形成，使那些反文明、反人性、反道德、反自由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无法占据绝对优势。

　　一般地说，对于错误的思想观点，也应该允许其自由存在和发表，只有在自由的交往、交流和辩难中，才会形成真正有生命力的共识，强行禁止某种错误思想的传布，其实不利于人们认识其错误所在，有时候甚至客观上还有利于其传播，越是强行禁止某种错误的学说，反而越是扩大其影响力，例如中国当年对马寅初人口理论的围剿，客观上反而使这个错误理论获得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以至于谬种流传至今。并且，社会对于错误学说的鉴别力、包括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免疫力，实际上也只能是通过思想学说的自由交流、自由辩难、自由学习和选择逐步获得的。越是有着充分的思想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社会，就越是能够识别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危害，对这些反自由的东西的免疫力也就越强;反之亦然，越是缺乏思想言论自由、缺乏学术自由的社会，就越是无力识别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危害，对这些反自由的东西就越是缺乏免疫力，人们越是容易被其俘获。

　　问题就在于，五四时期的中国，其实刚刚摆脱专制大一统状态没几年，传统文人的思维方式、行为特点在知识界依然盛行，真正意义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等等还远没有成为共识，尤其那些年轻气盛的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大多数都缺乏这种自由思想、平等交流、理性探讨的习惯，却喜欢传统文人那种自大、独断、非理性的形象思维特点。知识界这种浮躁、非理性的风气，严重限制了他们对形形色色的流行思潮的理性分析和清醒把握，使不少人成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并为此沾沾自喜。再加上这些年轻的文人对于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潮本身也严重缺乏深入的研究，对西方社会历史、哲学、文化，也是一知半解。这样，他们对于西方种种思潮，很大程度也不过是跟着赶时髦。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虽然大力鼓吹来自西方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但实际上他们对这些西洋的学说理论并没有做过深入的分析，他们的文章很少有学理性、逻辑性，更多的是传统文人那种夸张、比喻、激情、文学化渲染，而不是现代学术研究的那种冷静、理性、逻辑分析。更严重的是，他们容不得批评，他们对传统、对主流社会文化极尽批判、丑化、全盘否定之能事，却听不得别人对自己以及自己所信奉和追随的时髦学说的理性批评。所以，五四时期的知识界没有形成现代文明的底线共识，除了蔡元培等极少数人外，多数文人尤其那些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年轻文人，并不认同自由、人权、宪政、平等、理性、宽容之类现代理念。他们只要求别人对自己“兼容并包”，自己却从来不愿对别人“兼容并包”;只追求自己的“思想自由”，却容不得别人的“思想自由”。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旗手，都是这种旧式文人人格特点和思维特点的典型例子。可以说，五四文人对自由的理解，严重缺乏公共理性的视角，他们所谓的自由，严格分析起来，其实并不是现代文明理念的自由，即对于公民基本人权的尊重和维护，而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人对于摆脱名教束缚的逍遥境界的追求，这种意义的自由，更注重和强调的是个性的发展、追求尼采式的超人精神境界，而不是注重对生命的平等权利和尊严的维护、对公民基本人权的捍卫、对公共权力的警惕。培养自由、平等、理性的现代文明共识基础，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以及知识界对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免疫力是有限的。五四运动爆发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涌入中国，泛滥成灾，这些来自西方的反自由、反文明、反人性的意识形态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旗号的掩护下，公开挑战自由、理性的文明主流，使崇尚自由的其他思想流派无力抵抗，使那些初出茅庐、远未具备现代公民基本素质的年轻学子迅速被这种极端主义所俘虏，最后这个标榜“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地方被彻底吞噬。

　　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意义的错误思想学说，它是直接颠覆现代文明基础的一类思想主张，一旦付诸实践，将导致现代文明社会秩序本身的毁灭。所以，社会、知识界对极端主义的宽容度，应该与社会、知识界对极端主义的免疫力成正比。例如在西方社会，极端主义思潮始终存在着，一般情况下也没有受到特别的打击限制或禁止，但却没有对社会造成破坏性影响。这是因为经过数百年的现代文明发展演进，西方社会及其知识界存在着比较强大的文明底线共识基础，人们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免疫力，少数人鼓吹的极端主义学说不可能产生多大影响或危害。所以容许它在大学讲坛的存在不但无害而且有益，至少在这种自由的交流和辩难中，能提高人们的认识，甚至化害为利。不过即使如此，一旦发生政治、经济危机和动荡，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会迅速上升，对主流文明社会秩序构成挑战。近现代西方社会经历了数次这样的危机和挑战，最终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西方人开始醒悟，通过不断的社会改良，逐步铲除滋生极端主义的社会土壤。以人权、自由、宪政、民主等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社会基本理念，作为西方社会及其知识界的底线共识，得以牢牢树立，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很难撼动这一文明共识基础，因此西方人可以比较放心地宽容极端主义思潮的存在。

　　可是如果社会及知识界缺乏这样的文明共识，进而对反自由反文明反人性的东西缺乏免疫力，那么，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兼容并包”，就很可能颠覆或毁灭思想自由的社会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不幸就证明了这一切!当传统积习阻碍着人们自由思想的时候，蔡元培揭櫫“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旗号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可是当反自由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也企图借这面旗帜的掩护潜入自由世界内部，从里面颠覆自由的时候，蔡元培面对着“思想自由”的内在悖论却无可奈何、无计可施，眼睁睁看着自由的敌人冠冕堂皇地以“思想自由”为盾牌做掩护杀向自由本身。其实这个时候，他应该醒悟过来，应该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再加上理性的底线共识的内容，没有这样的共识基础做保障，所谓“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就缺乏牢固可靠的根基，就容易被反自由的力量从内部颠覆。从这个意义上说，近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最需要接受现代文明基本理念的启蒙，其实也就是接受公民教育的启蒙。首先必须做合格的现代公民，然后才可能成为理性的、负责的现代知识分子。五四一代年轻文人最大的缺失就是公民意识的淡漠。

　　当中国的文人们有自由选择的机会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反自由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当他们后来意识到自己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企图重新选择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了选择的自由。这就是五四运动的最大荒谬、最可悲结局!五四式自由的悖论就是自由地选择奴役，自由地走上奴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