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古圣堂印度神油:所谓“万物生长靠太阳”与原始崇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21:08:23
 所谓“万物生长靠太阳”,是文革中亿万崇拜者对毛泽东无比崇高地位和无限广大威力的一句典型的颂辞,语出自名为《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1〕在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类似颂辞曾经多得不计其数。众所周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仅在文革时发展到极为狂热的程度,而且这种狂热崇拜本身就是文革的基本内容之一。它不仅与文革的发动、运行、一切政治力量的生死存亡、消长荣辱等等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了亿万中国人生存的基本方式和终极的目的。这种狂热的崇拜是文革中最明显地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文化现象,也是当时最浩大和最富戏剧性的场景之一。   由于本文的目的不记述文革的场面和情节,所以不拟占用篇幅对之加以描绘性的介绍。好在上述内容的详情是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终身难忘的,有关描述也充斥在当时几乎一切图文和声像资料之中,后人了解起来并不困难。本文希望能够初步说明的只是:这种狂热崇拜的一系列具体文化内涵和文化功能究竟是什么?    它们是从什么地方发源的?特别是,它们究竟是按照什么样的内在逻辑运行的?    一、发源于原始文化的太阳崇拜    鲁迅在1925年曾说:“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譬如‘日’之神话,《山海经》中有之,但吾乡(绍兴)皆谓太阳之生日为三月十九日,……众皆信之也。”〔2〕原始文化在后来中国社会中的兴废消长过程及其与文革的关系,是笔者在其它论着中才能比较全面讨论的问题,但我们现在至少可以从鲁迅上面的话中感到:起源于原始时代的太阳神话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不仅仍然发生著作用,而且繁衍着新的变种。与鲁迅相类似的意见还有许多,例如周作人在1920年时说:改良乡村的最大阻力,便在乡人们自身的旧思想,这旧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新陇》杂志里说,在陕西甘肃住的人民总忘不了皇帝,“你碰见他们,他们不是问道,紫微星什么时候下凡,就是问徐世昌江山坐得好不好?”我想他们的保皇思想……的根据便只在“真命天子”这句话。这是玄穹高上帝派来的,是紫微星弥勒佛下凡的,所以才如此尊重!〔3〕又如史学家吕振羽在研究上古图腾制度时,就曾指出许多现代人对“革命领袖”的崇拜其文化内核是非常原 始的:人类对于原始图腾的意识,一直残留到最远的后代,还可以反映出来。…… 1926年我在江西前线,国民党某委员先生有次对我谈的一段无稽神话,对此也是有所说明的。“你信吧,人都是由生物或星宿转变来的。这从每个人的特性中都可以看出来。……由星宿脱身的人,总得要特别一点,像马克思、列宁和本党总理,定然都是巨星脱身;要不,就万不能有那样特别。”……这样原始时代残留下来 的意识,在中国的一部分人中还相当普遍。〔4〕上述“原始图腾的意识”及其在现代中国的存在当然对文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比如周作人提到的直到本世纪 20年代,陕西农民依然总是关心救苦救难的紫微星何时下凡,就很容易让人联想 起始兴于40年代,并在后来的文革中被尊崇为“世界最强音”的陕北民歌《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又如:一个红卫兵谈起了他在福建山区与一个农妇的对话:“我问她天上有什么?好说,毛主席在天上,他每时每刻地看着所有的人。他会知道谁不好好工作并惩处那些懒汉。这一点可能是源自毛的‘警惕阶级敌人’的号召。”那位红卫兵接着说:“我问她除中国之外世界还有没有别的国家,她摇了摇头,我问她是否知道地球是圆的,她摇了摇头。……到最后,我也只好和她一起摇头。”〔5〕那么,民众对“大救星”的这种普遍的信仰意识是从何而来的?它又是怎样参与着文革的发动与运行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从原始崇拜和创世神话这红太阳和 大救星崇拜的源头谈起。    所谓原始崇拜,是指原始时代的先民对于神秘力量恐惧、敬畏、依赖的心理情 感及其宗教崇拜仪式。我们知道:原始先民认为世界任何事物都是由神秘力量所控制,自己的命运也完全取决于这些神秘力量的意志。所以除了驱除邪魔以外,自己的生存就依赖于各种神灵的庇护与赐福。世界众多民族的原始文明都是以此为基本特征的,例如:“北美印第安人宗教中的最重要的活动就是亲自为自己获得某种保护的精灵或神。……在非洲,黑人有自己的守护神,……他用巫术唤起了它,在路边为它建造偶像祠,用奠酒和供食物报答、抚慰它。在亚洲,蒙古人都有自己的守护神。……在罗马人的社会里,关于守护神的学说获得了人类生活之哲学的意义。”〔6〕人们甚至把这种保护神与自己祖先的神灵合二而一,使之成为自己民族的图腾或标志,即如摩尔根所说:图腾“意指一个氏族的标志和图徽。”〔7〕在中国的上古时代,人们也同样把自己生存环境中一切重要的现象、景观(诸如山、水、生物、天象等等),以及自己祖先的诞生、自己氏族和国家的兴亡等都归于神的创造和神的意志。所以在那个时代。“万物生长靠神灵”并不是一句空泛的形容词,而是无数非常真实而具体的生活内容和文化环节,生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之中,原始先民最看重的当然就是随时随地竭力表达自己对神灵的“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忠于、无限爱戴。”上古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左戎”〔8〕,所谓“祀”是指制度化的祭祀等礼神仪式(详见本文第三节),而它成为整个文化体系核心的原因,即在于先民生活中每时每刻对神灵的仰赖。春秋时鲁国大夫展禽对此说得一清二楚: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9〕这里所说的由于“民所以瞻仰”而需要加以专门祭祀的“三辰”,即是日、月、星。    上古先民除了对掌管山川草木等等各种神祗以及自己的祖先、图腾加以宗教崇拜以外,还特别崇拜日月星辰,这在世界范围内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其原因当然是孱弱无告的先民对于日月星辰赐予的阳光、温暖、方向感、自然界的生息运动等等,时时刻刻感到其至高无上的意义。所以原始先民对它们的崇拜,往往具有突出的地位、甚至成为整个文化体系的统领。例如古埃及人、古西亚人、古墨西哥人都建有巨大的金字塔、神庙、方尖碑等建筑以表达他们对太阳和天体的崇拜。古埃及人把太阳神“瑞”奉为他们的最高神,“从旧王朝(公元前2650年)国王(法老)开始自称瑞神的儿子。在现存的一幅宗教图画中,画着瑞神将全埃及之权来 自太阳神。”〔10〕古埃及铭文对太阳的歌颂,即与后来中国人念颂的“万物生长靠太阳”几乎一模一样:(太阳)自己创造自己,人们都不知道它的名字,……它存在的时候,除它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万物是由于它的愿望而产生出来的。〔11〕所以在后来费尔巴哈对宗教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了太阳的笼盖一切和太阳的专意“为人民谋幸福”(借用歌曲《东方红》中的名句),是这种原始拜日教的两大基本内涵:人站在自然宗教观点上崇拜太阳,因他看见一切都是依赖太阳的,没有太阳无论是植物动物或人都不能存在;但是,倘若他没有将太阳想象做一个实体,自愿在天上运行着,像人一般,倘若他没有将太阳的影响想象做是太阳出于纯粹好意而自愿送给地球的礼物,那他就不会去崇拜太阳、向太阳祈祷。〔12〕可见,“万物生长靠太阳”远不是文革的发明。现代宗教学奠基人、德国学者麦 克斯·缪勒(1823-1900)对原始宗教中的太阳崇拜亦有详细的说明:人们奇怪的是,为何雅利安人天天所讲的、如此之多的古老神话都是关于太阳的。但是除了太阳还能是什么?太阳的名称是无穷的,关于太阳的故事也是无穷的。……人们永远不能看到太阳的内心世界,既不能看到,也无法达到。可是人们却深信它,从不怀疑它,并且尊重它、热爱它。〔13〕原始崇拜中这种思维资源和思维方式的高度单一性导致的结果,就是不仅只能把对光明和生存的希望寄托在这伟大的神灵之上,而且更必须让这神灵伟大到照耀一切、洞察一切的无以复加的程度。即如缪勒指出的:“太阳具有无数的能力。……太阳能看到人们的正与错,他巡视整个世界,洞察人们的一切思想”〔14〕,他“可以看到一切,无论是善还是恶。”〔15〕与世界其它民族相似,中国原始文化中亦长期盛行太阳崇拜,例如在北方的鄂伦春人看来:太阳的光辉,给人们照明取暖,使万物得以生长,鄂伦春人就把它奉为神灵。太阳神被叫做“得勒软”。每逢旧历正月初一,人们多朝拜它。平时遇上什么苦难,也向“得勒软”诉冤祷告,祈求它的救护和帮助。……闪耀在深邃的苍天上的北斗星,深为鄂伦春人崇敬,称之为“奥伦”神。每年旧历除夕或正月初一都要供奉它。〔16〕而文献中的类似记述则更多,例如古代匈奴人的酋长“朝出营,拜日之始生。”直到元代,“北隆之俗,敬天而畏鬼,……代有拜天之礼。……宪宗即位之二年,秋八月八日,始以冕服拜天于日月山。”〔18〕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指出:“从一些资料来看,太阳是匈奴的民族图腾,‘匈奴’一名是 古突厥语‘jun’(太阳)的汉语译音。”〔19〕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知道太阳崇拜在许多民族的原始文化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可以立即明白:文革时人们之所以狂热地把无数的人名、地名统统改为“向阳”、“向东”、“卫红”等等,其文化源头乃是出于先民对于本族图腾的无限崇拜、出于必须随时随地对之仰赖和皈依的原始思维定势。    中原的华夏民族崇拜太阳亦有久远的传统,郭沫若曾根据殷墟甲骨文的记载指出:“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殷人于日,盖朝夕礼拜之”〔20〕;这种一早一晚必不可少地膜拜“红太阳”,很容易让人想起三千年后的文革时风靡全国的“早请示”、“晚汇报”。近年的研究者亦指出,与古埃及、印加人和墨西哥人等皆奉太阳为自己的保护神相类似,“商人的先祖被称为少白皋,无疑具有‘太阳’的意义。很可能是古商人尊奉太阳为保护神之后追谥先祖的名号。”〔21〕一直到春秋时,晋国巫师仍然把太阳视为本族的象征〔22〕,可见在上古时代,对太阳的崇拜乃是全民族生存之关键。所以后人遍祀上天诸神时,仍以祭日为首,即《礼记》中所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汉代郑玄《注》对此的解释是:“天之神,日为尊”;唐代也颖达《正义》的解释是:“天之诸神,莫大于日,祭诸神之时,日居诸神之首,故云‘日为尊’也。”〔23〕而这种“红太阳”崇拜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对其光照大地、赐福人间之大德大恩的竭力颂扬。例如晋人傅玄《日升歌》咏曰:“东光升朝阳,……旭日照万方。皇德(王注:意为大德)配天地,神明鉴幽荒。”〔24〕可见,从“东方红,太阳升”的自然现象中体悟德配天地、照耀万方的神明,这是人们自古习用的崇拜方式。又如朱元璋祭日时的颂辞:穹壤既立,神光运行;照临下土,万象昭明;形影俱分,四时序而天地位,发物蒙恩,凡在国者咸修祀礼。〔25〕这话是说:因为自开天辟地以来“民物蒙恩”,故此也就不能不对太阳报之以无限崇拜。同样的意思在后来文革时是用无数最富激情的话表达的:“把长江大河都变成墨,把蓝天和大地都当作纸,把山上的树木都当成彩笔,让天下劳动人民都成为诗人,……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恩情唱不完”〔26〕。另外,人们崇拜“红太阳”最通常的方式还有:把“红太阳”的形象以及人们对之顶礼膜拜的形象描绘出来,使之随处可见。在贫弱无依的先民看,这种类似于族微徽和图腾的形象无疑能够给自己带来福祉和佑护。所以在上古彩陶中,太阳是一种普遍流行的图案,某些民族在建房时还要在房子上画上太阳、月亮等图案,认为这是吉祥的象征〔27〕。这些古老的观念和做法都与后来文革时到处描绘太阳(当时称之为“红太阳光辉照大地”、“红太阳光辉照 万家”)相去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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