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犯“左”倾错误时期探索贡献的一面

鲁振祥  2011年06月03日11:22

　　摘要：瞿秋白即使在犯“左”倾盲动错误时期，他的理论与实践也不是一切皆错，而是功与过、正确与错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瞿秋白既是“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责任者，又是纠正实际工作中盲动行为的推动者；他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式、道路，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城市中心”论的局限，但却是“农村割据”思想的倡导者；他对“无间断的革命”论的阐述，既有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界限的错误，又包含有可贵的理论成果。

　　关键词：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时期；探索贡献

　　Explorations and Contributions Made by Qu Qiubai during the PeriodWhen He Committed the Left Errors

　　Lu Zhenxiang

　　Abstract：Qu Qiubai was not all wrong in his theory and practice even if when he committed the error of Left putschism.In him the merits and demerits，the right and the wrong were intermingled in a complex way.Qu Qiubai wa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error of Left putschism，but at the same time he actively promoted the correction of putschism in practice.He energetically probed into the ways and road of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new situation and，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hedid not bid a final farewell to the theory that took cities as the centers of revolution，he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independentregime in the rural areas.His expositions of the theory of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contained valuable theoreticalachievements as well errors that mixed up two different stages of revolution.

　　瞿秋白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进行艰辛探索、作出多方面贡献的一生。他的名字，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的历史，同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同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历史，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光辉业绩、革命精神、人格风范，永远值得人们敬仰。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内，瞿秋白和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曾犯过“左”倾盲动错误。对此，1945年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已经作出结论。但应指出的是，“‘左’倾盲动错误”同“犯‘左’倾盲动错误时期”，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概念。对于前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一般党史著作中都有论述；而对于后者，即对犯左倾盲动错误时期党和瞿秋白的历史，则长时期内由于受路线错了一切皆错观点的影响，而缺乏客观全面的研究。1983年，李维汉发表根据亲身经历和历史文献写成的长文《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1]，对八七会议后至1928年4月党的历史情况、特别是瞿秋白在这个时期的思想与活动，作了客观详尽的论述，把人们对这个阶段党和瞿秋白的认识带入了新的境界。历史表明，即使在“犯‘左’倾盲动错误时期”，即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春，瞿秋白的理论与实践也不是一切皆错，而是功与过、正确与错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本文在正视瞿秋白犯有左倾盲动错误这个大前提下，着重考察其在这个时期对革命探索贡献的一面。

　　一、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责任者和纠正实际工作中盲动行为的推动者

　　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大革命失败后生长起来的党内的“左”倾情绪，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2]。1951年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进一步明确指出瞿秋白是这次“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党在瞿秋白同志的领导下，在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春曾陷入‘左’倾盲动主义”[3]。胡乔木的文章也并不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该文是经刘少奇修改和毛泽东审阅后才发表的。

　　“党在瞿秋白同志的领导下陷入左倾盲动错误，也就是说瞿秋白是这次“左”倾错误的主要责任者。这里需要着重说明两点：一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其来华代表对错误的责任关系问题；二是瞿秋白在这次全党性的错误中的责任问题。

　　应实事求是地指出，当时一系列错误的理论观点，如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当做革命对象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无间断的革命”论、革命形势估计上的直接革命的形势论、城市是武装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论等，都来自共产国际及其来华代表。但也应看到，中国共产党是经过自己的会议接受这些观点、形成决议并据以指导实际斗争的；而且，中共领导人对这些观点的接受和宣传也并不是盲目的，而是经过了认真思考的。党的刊物《布尔塞维克》上曾发表过多篇阐述这些观点的文章，如瞿秋白写的《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新策略》、《中国革命低落吗？》等，许多次中央会议也都对革命性质、革命形势等问题进行过讨论以至争论。毛泽东1956年讲到历史上的路线错误时，曾说过：“第一次‘左’倾路线”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很大[4]。据后来掌握的历史资料看，这次左倾错误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并非不是很大，而是关系很大，作为这次“左”倾错误纲领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起草而经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但是，当讲到这次错误的主要责任，我们还是应该归于中国共产党自己。毛泽东说：“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末中国人自己就应该负责。谁叫我们去听他们的话呢？谁叫我们去犯‘左’倾、右倾的错误呢”?[5]，这段话是在讲王明“左”倾错误时说的，对瞿秋白左倾错误，当然也应如此看待。

　　同样应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次错误是全党性的，同每一位中央领导人都有关系，许多地方领导人甚至表现得比中央更“左”，这可以说是形势急剧变化下带有相当大必然性的产物。但是，瞿秋白毕竟是这个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6]，这不仅是职务上的，而且从实际作用上看，也是如此。考察这期间中央会议对各项问题的讨论、中央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瞿秋白本人发表的多篇文章，都可以看出，他的意见在党中央确实是起着主导性作用的。因此，我们说瞿秋白是这一时期党所犯“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责任者，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瞿秋白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既是错误的主要责任者，又是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实际工作中盲动错误的主要推动者。

　　这次“左”倾错误，既表现在理论观点上，又表现在实际工作中；既表现在中央的决策上，又表现在各地对中央决策的贯彻中。其高峰大致是在1927年11月和12月。这期间，中央通过了“左”倾错误纲领文件《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还发出了其他一系列体现“左”倾盲动主义的决议、通告、指示；党和团的刊物上发表不少有盲动错误观点的文章；各地普遍制定不切实际的暴动计划，强制暴动、“玩弄暴动”及暴动中实行烧杀政策、制造“红色恐怖”的情况在许多地方发生。团中央刊物《无产青年》对暴动问题曾作这样的论述：“中国革命已到直接革命的时期”，要“鼓起一切争斗与暴动，在争斗与暴动中准备力量，从小暴动汇为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暴动！”“不久，我们就可以把大暴动来建立新的社会”，“在反动的残暴压迫之下，无论什么争斗，除暴动外没有出路，革命的民众断不会等待你准备得有把握时再干的”，“现在的情形是‘一切争斗皆成暴动’，因此组织与宣传工农兵的工作几乎只有暴动中有机会做”，要使民众在“暴动中”知道他们的出路[7]。这可以说是典型的“一切皆暴”、“无动不暴”的玩弄暴动的观点。

　　也就是在进入1927年12月以后，党中央一方面继续坚持“革命仍在高涨的”错误的形势估计，坚持在革命中心区域（广东、两湖）实行“总暴动”；另一方面鉴于实际斗争中的损失和盲动思潮极大泛滥的情况，也开始纠正各地盲目的暴动行为和规划，而且力度越来越大。兹列举史实如下：

　　1927年12月4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否定了浙江省委关于杭州等13个“中心地点”“均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致暴动”、将暴动区域“普及于全省各处”、“必须发展城市暴动与乡村暴动汇合夺取城市”的暴动计划。经瞿秋白提议，会议决定致信浙江省委传达中央意见。12月18日中央给浙江省委的信指出：“各县农暴还未发动群众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行动”。“急于求成必致走到军事投机的错误之途”。[8]12月30日，中央致信福建临委，批评临委“不问主观条件如何便要尝试暴动”、“斗争还没起来，暴动便先决定的做法”，说这“不是误解暴动，便是玩弄暴动”，结果“不是乱动而无丝毫暴动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意义，便是发动不起来，连斗争的基础也随之失败”。“发动一个暴动必须经过极艰苦的群众工作。”[9]

　　1928年1月3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CY应当开始反对无动不暴。”[10]1月6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他和周恩来、任弼时等都讲到了既要坚持暴动方针、又要反对盲动主义错误问题，并指出：“我们要注意切实的工作，不要只来玩弄暴动”，“所谓不玩弄暴动，不是不暴动，而是要注意发动群众”，决定暴动不但要有客观条件，还要具备主观条件，如党的力量、群众的组织及情绪等[11]。1月11日，瞿秋白还明确指出：“党中有种盲动主义的危险”[12]。1月12日，中央鉴于各地暴动中出现的问题，发出由罗亦农、瞿秋白先后起草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虽仍坚持“直接革命的形势”的错误估计，但侧重点是“反对各地党部在指导暴动或规划暴动”时的“错误的观念”，指出：“不顾群众力量……只是主观上认为‘不暴动即是机会主义’，无往而不暴动，天天可以马上暴动，时时可以马上暴动，甚至于一次罢工，打杀一两个工贼，亦都称之谓暴动，于是又成为‘无动不暴’的倾向”。“军事投机，等待政策和临阵脱逃，固然是机会主义的遗毒；然而不顾群众力量的倾向的表现：无动不暴和玩弄暴动，亦是机会主义之另一方式的发露”。[13]1月18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由瞿秋白起草的《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该决议最后部分特别提出要反对那种“谓革命为大杀，大抢，大烧”及“一切解决于暗杀暴动”等错误观念，指出这样做将会使党发生“极大的危险”[14]。

　　以上多条材料告诉我们，在进入1927年12月以后，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确实是在努力地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各地在执行暴动方针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而瞿秋白无疑又是这一工作的主要推动者。尽管这时还没有涉及纠正党中央自身的错误问题（有的领导人如任弼时，已经提到中央对青年团和各地错误负有责任），对各地错误的纠正也不是彻底的，但这种纠“左”的努力，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这毕竟减少了许多无谓的牺牲。

　　1928年4月由瞿秋白起草的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中说：“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这种盲动主义的倾向，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之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杀烧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15]这样的申述，从一个方面说，即从纠正已经发现的左的错误的角度说，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但没有正视党中央自身的错误。

　　后来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又说，他和当时的中央，“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对，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16]这里正确地说明了中央和各地错误的关系，但把当时纠“左”的努力说成“费力于枝枝节节”，也并不恰当，事实上这种努力正是纠正这次“左”倾错误的开端。

　　二、城市中心大格局下的农村割据思想

　　1995年6月纪念瞿秋白就义60周年时，学术界前辈胡绳对瞿秋白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就在他犯‘左’倾盲动错误的时候，他于1927年12月著文总结武装暴动的经验，提出首先控制农村，通过农民游击战争汇合几县暴动军造成地方割据的观点，实际上已经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在党的‘六大’上再度申述这个正确观点，却受到张国焘等人的嘲笑和反对。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理论上重视新鲜实践经验的敏锐性。他固然还没有能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但在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过程中，他的确作出了一些独特的贡献。”[17]这是运用唯物辩证观点研究瞿秋白而作出的一段恰如其分的论述。这涉及瞿秋白在革命道路探索中的局限与贡献。

　　胡绳讲的瞿秋白“著文总结武装暴动的经验”，指写于1927年12月10日（发表于同月26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10期）的《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以下简称“武文”）。当时的情况是：党执行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暴动方针已经有4个多月，组织领导的武装暴动已达百次之多[18]；所有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暴动都遭到了失败，即使占领了县城，也不能不很快退出；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又都保留了数量不等的暴动武装；第一次暴动高潮（秋收暴动）已经过去，新的暴动浪潮又在酝酿和发动中。4个月的事实已经表明，党最初确定的暴动模式和目标：工农武装暴动——攻占县城省城——推翻当地反动政府——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后统称苏维埃），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党的领导者不能不考虑这样的问题：暴动失败后尚存留的革命武装到哪里去落脚？或者，在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群众暴动一时难以发动、而党又握有小股革命武装的情况下，采取怎样的斗争方式才更为切实有效？当暴动取得了局部胜利，夺取了乡县政权，又怎样去巩固和发展这一胜利？“武文”正是面对上述情况和问题所作出的回答。

　　“武文”虽然仍以城市中心的观点来看待城乡斗争的关系，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是“工农暴动在大范围内胜利的中心和指导者”；但是，更提出了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具体情况、也符合后来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新的观点，即指出：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和豪绅资产阶级内部分裂冲突，没有组成整个国家中央集权政府的能力，“因此，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就是说，中国革命不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经过首都的武装暴动，一举夺得全国政权。中国现实的斗争情况是：各省农民运动此起彼落，暴动散乱而不相呼应。在这种农民斗争的过程中，“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游击战争，被创造出来。游击战争作为“暴动的初期现象”和“暴动中武装斗争方面的策略”，不但必须同农民群众的斗争相结合，而且“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文章强调：“各地的农民暴动的斗争方式，必须确切的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和明显的树立创造革命地域的目标”。[19]

　　“武文”自然有它的局限性，它还没有、当时也不可能突破“城市中心”这个大的认识格局，对游击战争意义的认识也不能说已经到位，但它强调了游击战争对于贯彻暴动方针的策略意义，强调了“创造革命地域”也就是革命根据地问题的重要，这是在各地武装暴动纷起而又很快失败情况下，在总结实际斗争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清醒的指导性意见。文中讲到的“创造革命地域”，在当时党的文件和瞿秋白其他著作中，更多的是用“割据”或“农民割据”、“农村割据”这样的概念。这里应该进一步指出：无论是“游击战争”，还是“割据”，其提出的时间，都要比这篇文章更早些；瞿秋白的有关论述，在这篇文章之后，也还有多篇。

　　瞿秋白在中共六大所做《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中有这样的回顾：“‘八七’后，中央在汉口的时候，游击战争就提及了，但是是模糊的。这是最早的观点。后来到了上海，就承认有可能时，就发动，叫同志到乡村中去发动群众，因为武装不多，就采用游击的方法，有几支枪就算是游击。海陆丰胜利之后，就发生了‘割据’这个名词，我是反对这个名词的（只能说是建立革命区域）。”[20]据查党的历史文献，至迟在1927年10月下旬，“游击战争”和“割据”两个概念均已出现[21]。瞿秋白把海陆丰暴动胜利作为提出“割据”一词的时间，大概是因为自此以后，即从1927年11月起，该词语已被全党普遍使用，成为从中央至各级组织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武文”则对“游击战争”和“割据”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

　　“武文”之后，瞿秋白继续阐明游击战争和“割据”思想。如1928年1月6日中央常委会上，瞿秋白指出：“湖南是要先发展割据的局面，各地均要由群众的斗争发展到割据的局面。”[22]1月12日《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指出：“农民暴动中游击战争的胜利，其目的当然在于创立革命的地域。……这种革命区域的创立（或所谓农民割据）自然有发展其他区域的农民群众暴动的前途——以进而创立一省或几省的总暴动的局面。”[23]1月18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更对全国各地创造“割据局面”作了全面部署。该议决案要求湘鄂赣三省“应成一革命的中心区域”，利用各系军阀战争的机会，广大的发动农民斗争，“发展到农民群众的游击战争，进于割据的局面”。“农民割据的地域”，湖南尤其应当注意湘东赣西区、湘南区、湘鄂区、湘鄂赣交界区；湖北还要注意鄂东、鄂中；江西还要注意赣西南等区域。三省之外，广东“仍旧是革命的中心区域”，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应“完成全东江的割据局面”，北江、西江、南路要“各自造成割据数县或数十县的局面”。上述四省之外，广西梧州一带、闽南要“走向暴动割据的局面”，河南、江苏、浙江、安徽、直隶、山东等省也都要“尽可能的实行农民割据”。[24]从整篇决议来看，这无疑是一个建立在“左”的形势估计（决议认为广州暴动失败后，革命潮流仍是“一般普遍和高涨”、“中国仍然在直接革命形势之中”）基础上的过急的暴动割据的计划，但它所表达的创造和发展“农民割据局面”的思想，又是十分突出的。此后，瞿秋白在4月写的提交六大的书面报告《中国革命和共产党》、6月20日在六大上的政治报告、6月28日《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又多次论述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和“农民割据”问题。

　　不仅如此，纵观1927年末至1928年上半年党的历史文献，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不仅已经把群众暴动与开展游击战争、进而又把暴动和游击战争与创造“割据局面”联系起来，而且对割据农村与夺取城市的关系问题，在认识上也有进展，一种在局部地区（一省、一地区、一县范围内）先割据农村，进而包围夺取城市（可简称为“割据包围”）的思想，也已形成。[25]胡绳讲话中所说六大上受到张国焘等人嘲笑和反对的观点，正是这种“割据”和“割据包围”的思想。张国焘认为：一省数省“割据”的观念，“尤其是由农民游击战争包围大城市之割据观念，出自于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方式和国民党的革命方式。在现代革命中，若无城市工人领导的革命，其成功的可能性甚至微小”。“一县或数县的割据的局面，乃是中国统治阶级政权薄弱的地方的农民斗争的一种方式”，尚有可能，但这不能称之为“割据局面”，“或可称之谓农民割据”。[26]抱有张国焘类似观点的还有出席六大的浙江省委书记夏曦、江苏省委书记项英等，夏曦率先把瞿秋白和党中央重视农村斗争的思想概括为“以乡村包围城市”加以批判，说：过去“常有乡村对中心城市取包围形式的暴动策略”，“乡村包围中心，我认为是不对的，暴动应以城市为中心”。“党的政策带有农民意识，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比如以乡村包围城市。”[27]当然，张国焘等人的观点，也都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人所坚持的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下发表出来的。

　　六大期间，“割据”观念受到指责，并规定以后不要再用“割据”、“割据局面”的提法，而要称“苏维埃区域”[28]。由瞿秋白起草的六大《政治议决案》没有再用“割据”一词，但指出：党要“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底基础的”[29]。这实际是保留了“割据”的思想而改换为更加规范的提法。六大后，在农村斗争第一线领导开创“割据局面”的毛泽东，创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这既是对此前瞿秋白和党中央“割据”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又为后来完整形态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奠定了基础。

　　从以上史实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瞿秋白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主要启动者之一，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三、无间断的革命理论中的合理因素

　　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为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的决议，界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即：中国的革命“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所谓二次革命的理论）”；现在的革命斗争“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剧的进展”；其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或说“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在革命速度上，也表现为“无间断性”，即“继续不断的革命爆发”，“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30]对中国革命的这种界定，无疑是不准确的，犯有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和革命急性病的错误。

　　客观地说，这不仅是罗米纳兹的观点，也是瞿秋白的观点，是他们用马列主义不断革命思想观察中国革命的一种共同的理解。瞿秋白早在1923年9月撰写的《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就有国民革命到“最高度，很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的提法[31]。1927年2月他在著名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更系统地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中国革命既以农地革命为中枢，又系反帝国主义的强有力的军队，自然应当从国民革命生长而成社会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从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可见中国现时的革命，既是资产阶级的，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的确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次革命’的胜利终究是社会主义的。”[32]这里虽然还没有“无间断的革命”的用语，但观点是一致的。11月，他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中，进一步说明“中国革命，不论是在速度上或是在性质上，都是无间断性的革命”，“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还强调：“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中国革命根本上不能在民权主义的阶段上再成一个段落，像法国大革命似的。”[33]

　　把“无间断的革命”论放到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考察，应作怎样的评价呢？前述李维汉的文章在评价这一观点时，首先肯定其“中心思想”是“极为新鲜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光辉思想或光辉思想的萌芽。这些思想已经为后来的革命实践所证明”；同时也指出其包含有“重要的错误观点”，即主张民权革命中就要“根本推翻中国的资产阶级”，这就“混同了中等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由此又“引出模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定界限的错误论调”。[34]笔者认为，考察“无间断的革命”论，特别是瞿秋白对这一观点的阐发，确实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既看到其谬误的一面，又要看到其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光辉”的一面。这里以瞿秋白这个时期的论述为据，着重讲其后一方面。

　　第一，在革命性质问题上，瞿秋白首先强调的是：现时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质的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他指出：国民党篡夺政权，并不意味着第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革命已经完成，要开始第二次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而只意味着第一次革命的“中断”。“中国革命中民族解放及民权主义的任务，丝毫都没有解决，没有实现”，“根本上无所谓‘第二次革命’”。中国革命“由他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如今更显然是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由他的社会内容来说，却还首先是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35]《布尔塞维克》第11期曾刊登一篇文章，认为当时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在中国，或者是“豪绅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于是张作霖的大龙帝国”，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除此之外，中国不能有另一种的国家形式”[36]。瞿秋白很快著文批评了这种观点，指出：苏维埃在中国可以、而且必定是“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制的表演”，而“还不是无产阶级独裁制”[37]。1928年2月共产国际决议批评“无间断的革命”观点与托洛茨基1905年时的错误相似，瞿秋白不赞成这种批评，认为托洛茨基主张的是“俄皇倒了，政府是工人的”，要跳过民权革命阶段直接进于社会主义革命，这显然不正确；中共中央政治局“向来明白的认清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土地革命）”[38]。这也反映了他对中国革命性质问题认识上正确的一面。

　　第二，在革命的领导者和主要内容上，瞿秋白强调：必须由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来领导，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这样的观点，瞿秋白在大革命时期、尤其大革命后期论述中国革命时，就已讲得十分清楚；阐述“无间断的革命”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与民权主义的任务。只有工人阶级能勇猛的彻底的推翻中国的旧社会关系，彻底的领导农民消灭地主阶级，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因此，被“中断”了的国民革命，“必须工人阶级负起全副的责任，联合最彻底的民权革命的伟大力量——中国农民，来实行”[39]。“这种伟大的革命变革之中，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做领袖。”无产阶级是“唯一能领导农民起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力量”。[40]至于土地革命在民权主义革命中的中心地位问题，瞿秋白更是在文章和起草的文件中多次阐述过的。

　　第三，在民权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上，瞿秋白反对两者中间插入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主张以民权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工农民主政权来保证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无间断的革命”，就革命阶段间的关系来说，一是讲民权主义革命阶段就“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剧的进展”，[41]这当然是错误的，混淆了革命阶段的界限；二是讲中国的民权革命不会出现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结局，而是“有确定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与前途”[42]，“中国革命除非不胜利，要胜利便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43]。这应该说是正确的。其中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工农政权的建立。瞿秋白说，“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权形式下，“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方式”[44]。他正是主要从夺取政权这个意义上，称中国革命是“一次革命”，而不是“二次革命”的。

　　“无间断的革命”论的这些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反映了党在否定“二次革命”论后对中国革命性质、历程、前途问题的新的思考，它们同第二部分讲到的“农村割据”思想一样，都是党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理论成果。如果说当时的“农村割据”思想还未能摆脱“城市中心”这个大的理论格局，只是局部战略意义上的“农村割据”、“农村包围”的话，那么，“无间断的革命”论更是正确与错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种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联系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其中主要的错误，是主张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观点起源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直到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时才被改正过来。

　　总之，正确与错误的交织，正是瞿秋白犯“左”倾错误时期思想与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

　　（本文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17）

　　[1]该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题为《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回顾和研究》，收入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的《回忆与研究》（上）时，题目改为《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研究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7页。

　　[3]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27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1页。

　　[5]《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1页。

　　[6]关于当时瞿秋白的领导职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都说瞿秋白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席。（见前书第2卷第43页，后书第601页。）瞿秋白自己也说他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在党内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又说：1925年后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但他说并没有像外间所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见《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8、699页。）

　　[7]《无产青年》第2期，1927年11月14日。

　　[8]中央常委会议记录，1927年12月4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7期；《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1~132页。

　　[9]《中央政治通讯》第17期。该信由周恩来起草，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的记载，信发出的时间为1928年1月8日。

　　[10]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28年1月3日。

　　[11]中央常委会议记录，1928年1月6日。

　　[12]中央常委会议记录，1928年1月11日。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9、60页。

　　[14]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2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10页，该选集判断文件的时间为1月22日。

　　[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74页。

　　[16]《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709页。

　　[17]胡绳：《在瞿秋白同志就义60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瞿秋白研究》8，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4~5页。

　　[18]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综合册》，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12页。其中统计：1927年8月至12月，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有123次。

　　[1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6~163页。

　　[2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第612页。

　　[21]如1927年10月24日《湖南省委紧急会议决议案》、10月29日《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10月29日《中央关于组织工农第二次暴动致两湖党组织指示信》、10月《江苏省委对于江苏农民运动计划的修正和补充》等。

　　[22]中央常委会议记录，1928年1月6日。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62页。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98~100、103~106页。

　　[25]参见笔者《中共早期“割据”思想和“乡村包围城市”提法史事钩沉》一文，《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1期。

　　[26]张国焘：《革命形势与目前工作重心》，1928年6月下旬，《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

　　[27]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材料——政治报告讨论中的发言，1928年6月24日。

　　[28]李立三参加六大回国后在1928年8月29日中央会议上作关于六大的报告，其中讲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割据’两字不用了，因为二字可以走到保守观念，改用‘苏维埃区域’”。中央常委特别会议记录，1928年8月29日。

　　[2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第685页。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说：“‘六大’决议是瞿秋白同志起草的，米夫、布哈林都修改过，拿回来后秋白同志又改过。”《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4页。

　　[3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53~454页。

　　[31]《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5页。

　　[32]《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95页。

　　[33]该文发表于1927年11月2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5期。《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第78~79页。

　　[3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85页。

　　[3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第76~79页。

　　[36]《苏维埃政权万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将该文作为瞿秋白一篇文章的附件收入，见该卷第236、237页。

　　[3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第232页。

　　[3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77页。

　　[3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第78、77页。

　　[4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第125页。

　　[4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53页。

　　[4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77页。

　　[43]《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第79页。

　　[4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第234页。
　
( 出处:中共党史研究 出版日期: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