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杨朔之死 在新疆采风的杨朔

杨朔是广为人知的作家，他的散文《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等让人耳熟能详。1968年8月3日，杨朔逝世。关于他的死因，有各种传言，目前还是一个谜。直到1975年12月，杨朔去世7年后，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骨灰盒里仅放置了杨朔生前使用的老花镜和一支钢笔。

死因语焉不详

1968年夏，杨朔离世，他的散文作品也从语文教科书和各类出版物中退场。

在他逝世十周年将近的时候，1978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杨朔散文选》，该书的“编后”介绍说，“杨朔同志的散文独具风格，深受读者的喜爱。但是，由于‘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影响所及，使得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被长期禁锢，杨朔同志的作品也长期不能再版。只是在今天，在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取得了胜利，文艺园地重又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但在介绍杨朔的死因时，“编后”说的是“1968年8月因病逝世”，只字未提他的死与“文革”中被迫害的关系。

两年多后的1980年9月15日，杨朔的追悼会在时任文联副主席夏衍主持下召开，新华社的报道改称，“杨朔同志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不幸于1968年8月3日含冤逝世，终年55岁（实际应为58岁）。”

但究竟在迫害中因何致死？仍是语焉不详。杨朔生前的身份是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在“文革”初期的夺权运动中，他受到冲击，最终死于北京医院。

《人民日报》原文艺部主任、著名作家袁鹰曾编辑过杨朔的多篇散文，他对记者说，杨朔在医院到底是怎么死的，当时有不同传言，这对他尚是一个谜团。

几位接受采访的杨朔前同事说，杨朔是在隔离批斗过程中自杀；杨朔的养女杨渡则表示，自杀只是当时造反派的一面之词，杨朔在被送往医院洗胃数天后因肺部感染而去世，应是被造反派“迫害致死”。

“在思想上力求进步”

杨朔于1910年生于山东蓬莱，幼读诗书，16岁开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以小说和散文为主，其中又以散文的成就最大，被认为是建国初17年间（1949年到1966年）最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家之一。

他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是《帕米尔高原的流脉》。对外友协原副会长林林在《杨朔散文选》序言中回忆，1938年春，林林所在的《救亡日报》从上海移到广州复刊，杨朔来找他们，并受约写了以抗日为题材的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在报纸上连载。

1956年夏，杨朔自己在这本小说的扉页上，写下自我的评语:“我的政治思想、创作思想，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距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很远很远呢。不，有些观点、描写是根本违反毛主席的指示的，这需要在斗争中继续好好改造自己，好好与工农兵结合，这才有点可能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东西。重看旧作，惭愧欲死！”

但杨朔在“反右”前夕的发言，可能更能代表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当然或许只是紧跟领袖倡导的运动的另一种表达而已。1957年5月18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五周年，中国作家协会和人民日报编辑部联合邀请了在京作家刘白羽、杨朔等人举行座谈会。

5月23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杨朔的讲话。大概是受到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阳谋”的影响，杨朔说，“从前认为只有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作品，才能为工农兵，现在感到并不完全是这样，最近《人民日报》有过一篇文章有这样的提法:无产阶级是香花、非无产阶级就是毒草。我看不尽然。有着民主主义思想的好作品，照样能鼓舞和推动人民前进，其实也是香花。”

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前两天，在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了旨在解决丁（玲）陈（企霞）问题、加强党内团结的扩大会议上，杨朔发言称:“我对会议仍有信心，党组会有错，但党没有错。前年的会不是批判，是斗争，是肃反斗争的性质，不是过火的问题，程度不同地错搞了好多同志、文艺骨干，应吸取教训。那次会，我是左的，跟着党走，党组根据了错误的材料。刘白羽说会前就提出了丁玲的历史材料，是谁？是什么？我以为康濯起了错误的作用。我今天认为康、丁有宗派情绪。康濯发言，我是警醒的。”

由此可见，1955年批“丁陈反党集团”时，杨朔也跟着批判，但在1957年欲给丁、陈平反时，他做了反省。不过随后展开的“反右运动”再次对丁陈等人进行批判时，秉持“党组会有错，但党没有错”的杨朔又作了何种反应？据《人民日报》报道，杨朔也在会议上发了言，虽未刊登其讲话内容。联系上下文语境，可以推知其主调为批判“丁陈反党集团”。

作为中国作协的领导，杨朔无法置身于政治运动之外。吊诡的是，“文革”期间，杨朔仍然和丁、陈脱离不了关系，杨朔的养女杨渡说，杨朔逝前被造反派定性为“丁陈反党集团的黑干将、落网分子”予以批判。

跌进“文革”漩涡之中

除了中国作协之外，杨朔的另一个重要职务在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他经常去亚非国家参加会议，从事外事活动。他在1961年出版的集子《东风第一枝》收集了他那几年写的一些国际题材的散文。不过，这些散文反倒不如他描述国内问题的《荔枝蜜》《茶花赋》和《雪浪花》等流传更广。

杨朔1950年代曾赴朝，就“抗美援朝”进行文学创作，那些作品更具檄文色彩。华东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一本关于朝鲜前线的通讯集，即以杨朔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作书名——《美军是披着人皮的畜生》。

当时中国的舆论，把“美帝”和“苏修”作为头号敌人，而20年前对中国进行过侵略的日本，一度成为中国缓和关系的对象。杨朔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机构的身份，决定了他的作品和在公开场合的发言始终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倾向保持一致。

1966年三四月间，以杨朔为团长的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代表团，在日本进行了月余的采访。在东京都亚非团结委员会3月26日举行的盛大欢迎集会上，杨朔“赞扬了日本人民在反美斗争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他重申中国人民始终一贯地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的决心。”

造反派从他作品中找罪证

反右前，批评杨朔小说《三千里江山》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方然的反革命罪状之一，彼时杨朔的作品在国内深受好评，并有多篇选入教科书；但在“文革”期间，造反派也开始从他的作品搜寻可能的罪证。

据“和大”老员工沈鹤皋向记者介绍，杨朔所任职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当年同属国务院外办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在一个大院，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对外统称“和大”。杨朔虽然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挂名副主席，但并不驻会，一般的会议都不参与，只是非常重要的会议才来。 “文革”前，在“和大”工作六七年的沈鹤皋也只见过他很少的几面。

“‘文革’后没人主持工作，其他领导都靠边站了，大概在1966年底或1967年初，他才来‘和大’主持日常工作，边工作边受批斗。那时主持工作的当权派对群众的态度都是不错的。”

当时亦在“和大”工作的资中筠说，杨朔刚被批斗时，造反派小将把他的作品拿出来“吹毛求疵地找出修正主义思想”。资中筠说，杨朔没有特殊历史问题，也不是中央点名批判他某一个文章，但他既然是单位领导，又是作家，在“文革”的那种特殊历史氛围中就必然会被揪出来。

杨渡说，当时给杨朔的罪名除了“丁玲反党集团黑干将”外，还有“三反分子”等，说他在北戴河写的《雪浪花》是给彭德怀翻案，《荔枝蜜》中工蜂供奉蜂王是影射毛泽东，“以这些罪名一个劲地斗，不让回家。”

“开始他也许并不觉得很严重，觉得自己经过甄别、做结论，最后会没问题。”资中筠说，后来军代表进驻后，说“和大”的造反派比较右，开始执行新的政策，把杨朔等人给隔离起来了。

“杨朔这个人大概比较迂，之前觉得造反派小将虽然批斗他但还没有被定性，但是军代表来就代表中央了，不是乌合之众的造反派了。他写条子要求和军代表谈话，我想他是想表明自己并不反党的意思，但军代表不理他，说这种人先放他一放再说。当晚他就吃了很多安眠药，自杀了。这时距军代表进驻才只两三天。”

后来资中筠还和同事议论过，大家都觉得杨朔是太相信军代表的权威了。沈鹤皋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杨朔心中总认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他的问题总会被搞清楚。但后来军代表进驻后，他的问题变得更重了。他觉得没希望了，就自杀了。

资中筠说，杨朔自杀后被同时隔离在一个大屋里的人发现了，杨朔死后他们还开会批判，说他是“自绝于人民”。

外交部作出公正结论

杨朔常年独身一人，胞弟杨玉玮的女儿杨渡在不满一岁的时候，就过继给他做女儿。杨朔与杨玉玮共同居住在北京禄米仓胡同一处庭院。“文革”发生时，杨渡不满10岁，杨玉玮当时也被隔离审查。

杨渡说，在杨朔1968年8月1日被造反派送到医院时，杨玉玮曾多次向造反派要求与他见面，但都被粗暴制止，并被推了出来。到8月3日杨朔去世，从始至终家人无法与杨朔见面，是否在抢救也不得而知。甚至逝后所有的处理都是造反派一手操弄，骨灰都没有被留下。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后，中央的政策发生了微妙变化，“和大”主动通知杨玉玮和杨渡，人事部门给他们看了有关杨朔的结论。杨渡记得，上面写的是:杨朔因为对文革不理解，自杀身死。

杨玉玮对结论不服，亲自去北京医院调出病历查看。病历显示，杨朔因感染肺炎而逝，他8月1日被送到医院后经过洗胃，救了过来。后来造反派派专人在病房看守。8月3日，病历最初记载:病情平稳，看守人反映杨朔状况正常，但20分钟后，看守人又找医生说杨朔已停止呼吸。杨渡说，“我们觉得有很多疑点，那20分钟内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就是被造反派一手迫害死的。”

另外一个反常之处是，杨朔去世期间在“和大”主持日常事务的负责人杨骥，曾放出风说，医院解剖杨朔尸体时，胃居然被安眠药烧出一个洞，而且他看到了。但杨玉玮为此找了很多医学专家问，得知安眠药根本不可能把胃烧个洞。

杨渡认为，杨朔临终前的一切情况都是造反派的一面之辞，他们为推卸责任制造了一个杨朔“畏罪自杀”的说法。杨朔在被隔离审查时，随身就带个铺盖卷，身上应只有少量安眠药，在被揪斗的那几天里晚上吃，才能入睡。但因为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被造反派检查过，不可能有大量的安眠药。

因不服“和大”结论，杨玉玮就开始找“和大”的上级主管单位外交部申诉，还找过廖承志，并给周总理写过信。1975年，外交部给了“杨朔病逝 ”的结论，这一年12月初，在八宝山举行了杨朔的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没有骨灰，骨灰盒里仅放置了杨朔生前使用的老花镜和一支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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