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苏榭微博老公: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总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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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一）：总集
1、《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即土风、风谣。包括“周南”、“召南”、 “秦”、“豳”、“魏”等（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湖北北部一带）十五个地方的民歌。“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其中又分“大雅”和“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为周、鲁、商三颂，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
《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三种。其中“赋”就是铺叙直陈的手法，“比”即是打比方，“比喻”；“兴”即是起兴，“先言它物以引起吟咏之词也”。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我国西周至春秋中叶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 》、《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   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梦幻般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 》表现了男女相恋时的相互馈赠；《庸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当时妇女的悲惨命运。
2、《楚辞》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汇编成集，计十六篇，定名为《楚辞》。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楚辞》是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和骚体类文章的总集。《楚辞》运用楚地（今湖南、湖北、安徽西部一带）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3、《文选》
南朝梁代萧统编选，亦称《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共30卷，选编先秦至梁作家130家，上起先秦的子夏（《文选》所署《毛诗序》的作者）﹑屈原，下迄梁代的陆倕，在世作家不予收录。诗、文、赋等各体文章700余篇，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38小类。其中赋﹑诗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内容将诗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等23门，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门。这样的分类体现了萧统对古代文学发展﹑尤其是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文体辨析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非常细致的阶段。但由于分类过于碎杂，因而也遭到后世一些学者如章学诚﹑俞樾等人的批评。
《文选》的选录标准则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文选序》）。因此，凡“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记事之史，系年之书”等后来习称为经﹑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选。但是史传中的赞论序述部分却予收录。这一选录标准的着重点显然不在思想内容而在于讲究辞藻华美﹑声律和谐以及对偶﹑用事切当这样的艺术形式，但它为文学划定了范畴，与经史子类别划清了界限，在目录学上有一定的贡献，对文学的独立发展有促进作用。
这部诗文总集仅仅用30卷的篇幅，就大体上包罗了先秦至梁代初叶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由于《文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比起同类型的其它诗文总集来，其影响远为深广。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又和六朝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甚至与经传并列。宋初承唐代制度，亦以诗赋取士，《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庵笔记》）。王安石当国，以新经学取士，此后《文选》才不再成为士人的课本。然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精粹选本，其历史价值和资料价值则依然不废，以致形成一门研究学科“选学”。
萧统（501～531）字德施，梁武帝萧衍长子。天监元年（502）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号昭明。故后人也习称《文选》为《昭明文选》。
4、《古诗纪》
先秦至隋诗歌总集又称《诗纪》，明代冯惟讷编。一百五十六卷。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成书。
《古诗纪》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专门搜集唐之前诗歌的总集，分前集、正集、外集、别集四部分。前集十卷收先秦古逸诗，分歌、谣、杂辞、诗、逸诗等十三体，所录诗皆注明出处及写作背景;正集一百三十卷，收录汉魏至隋诗歌，都按朝代顺序编排，每个朝代以帝王、诸家、爵里无考者、方外、闺秀、无名氏的顺序排列，诸家以时代顺序排列， 每个朝代的民歌乐府则列于本朝最后;外集四卷收录古小说、笔记中的仙鬼之诗;别集十二卷，收录与本书有关的诗歌评论和一卷志异，收录了一二韵语不能成篇的残句。不可确考年代的作家与诗歌附录于末。每个作家作品以先乐府次四、五、六、七言诗歌的顺序排列。只有几篇作品的，不尽按例。《诗经》、《楚辞》做为整体未选入。《诗纪》最突出特点就是全，上古至隋朝的诗歌几乎全备于本书，溯诗之源，无需他求。明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本书就是三本主要参考书之一，近人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即以本书为蓝本。由于卷帙浩繁，书中难免有真伪错杂，抵牾舛漏之处。清冯舒有《诗纪匡谬》一卷，订正本书缺失，较详实精核。
版本有冯惟讷原刻本，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甄敬刻本，明万历间吴管、谢陛、陆弼、俞笨刻本。有目录三十六卷，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冯珣关中重刻本。《诗纪匡谬》有知不足斋本。
冯惟讷（1512～1572）字汝言，号少洲。山东临朐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江西左布政使，以光禄卿的身份离职。擅长诗文，曾纂集书籍多种，着有《冯光禄集》。
5、《古诗源》
清人沈德潜选编，是唐之前古诗最重要的选本。《古诗源》选辑了先秦至隋各个时代的诗歌，也包括一些民歌谣谚，共七百馀首，分十四卷。其中古逸一卷，汉诗三卷，晋诗三卷，宋诗二卷，齐梁诗二卷，陈、北魏、北齐、北周、隋诗各一卷。唐以前的诗歌中，比较著名的篇章（除《诗经》《楚辞》外）基本都已选录在内。内容丰富，具有资料价值。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前清诗人，诗论家。23岁起继承父业，授学40余年。乾隆四年（即1739）中进士，后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在朝期间，其诗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帝唱和、论诗，从而使他的诗论和作品风靡一时，影响很大。除本书外，还编有《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沈德潜潜心诗学，很有造诣，为康乾以来拟古主义诗派的代表。他编选的《五朝诗别裁》、《古诗源》等广泛流传，影响很大。
6、《古诗选》
清代王士禛选编，为汉代至元代五 、七言古体诗选集 。王士禛是清初的诗坛盟主，编选《古诗选》意在阐明古今五、七言诗的流变，也是为他的诗歌理论选出一部创作范本。其中选汉至唐的五言古诗17卷，先秦至元的七言古诗15卷，共32卷。编者持“源流”、“正变”之说，选五言诗，两汉作品几乎全部收录，魏晋以下则从严选录，至唐代仅选了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5家；七言诗选择较宽 ，以杜甫为“千古标准” ，“唐宋以来，善学杜者则取之”；凡是入选之作，一般不失为该作家比较好的作品。
但《古诗选》也存在不少缺点，如五言部分不录杜甫一首，白居易的名字竟不见于全书；选录的诗中还有因袭旧说误标作者的情况。
版本较通用的为乾隆年间芷兰堂初刻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标点排印本。
王士祯（1634～1711）原名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谥文简。汉族，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常自称济南人，清初杰出诗人。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诗为一代宗匠，与朱彝尊并称。书法高秀似晋人。康熙时继钱谦益而主盟诗坛。论诗创神韵说。早年诗作清丽澄淡，中年以后转为苍劲。擅长各体，尤工七绝。但未能摆脱明七子摹古余习，时人诮之为“清秀李于麟”（李攀龙），然传其衣钵者不少。一生著述达500余种，作诗4000余首，主要有《渔洋山人精华录》、《蚕尾集》、杂俎类笔记《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录》、《渔洋文略》、《渔洋诗集》、《带经堂集》、《感旧集》、《五代诗话》等。
7、《玉台新咏》
是继《诗经》、《楚辞》之后中国古代的第三部诗歌总集。收录作品上至西汉、下迄南朝梁代。历来认为是南朝徐陵在梁中叶时所编。收诗769篇，计有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 1卷，共为10卷。除第 9卷中的《越人歌》相传作于春秋战国之间外，其馀都是自汉迄梁的作品。
据徐陵《玉台新咏序》说，本书编纂的宗旨是“选录艳歌”，即主要收男女闺情之作。从内容的广泛性看，它不如成书略早的《文选》。但它和“以文为本”作为收录标准的《文选》比较，也有独自的特色。如它不如《文选》那样选录歌功颂德的庙堂诗。入选各篇，皆取语言明白，而弃深奥典重者，所录汉时童谣歌，晋惠帝时童谣等都属这一类。又比较重视民间文学，如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首见此书。它重视南朝时兴起的五言四句的短歌句，收录达一卷之多，对于唐代五言绝句这一诗体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它不同于《文选》不录在世人物之作，选录了梁中叶以后不少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作比“永明体”更讲究声律和对仗，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近体诗”的成熟过程。曹植的《弃妇诗》，庾信的《七夕诗》以及班婕妤﹑鲍令晖﹑刘令娴等女作家的作品，也赖此书得以保存和流传。
现存的版本以明无锡孙氏活字本为早，《四部丛刊》有影印本。明末赵均有覆宋刊本，后有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清吴兆宜的注释及纪容舒的《考异》都曾参考赵本。
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南朝梁陈间的诗人，文学家。早年即以诗文闻名。八岁能文，十二岁通《庄子》、《老子》。长大后，博涉史籍，有口才。梁武帝萧衍时期，任东宫学士，常出入禁闼，为当时宫体诗人，与庾信齐名，并称“徐庾”。入陈后历任尚书左仆射，中书监等职，继续宫体诗创作，诗文皆以轻靡绮艳见称。至德元年去世，时年七十七，赠镇右将军、特进，其侍中、左光禄、鼓吹、侯如故，谥曰章。今存《徐孝穆集》6卷和《玉台新咏》10卷。
8、《乐府诗集》
是继《诗经·风》之后，一部总括我国古代乐府歌辞的著名诗歌总集，宋代郭茂倩编。现存100卷，是现存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5000多首。将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12大类﹔其中又分若干小类，如《横吹曲辞》又分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类﹔相和歌辞又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和大曲等类﹔清商曲辞中又分为吴声歌与西曲歌等类。各类有总序，每曲有题解。在现存的诗歌总集中，《乐府诗集》是成书较早，收集历代各种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重要书籍。
《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这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汉代一些优秀民歌如《陌上桑》《东门行》等见于《宋书?乐志》《孔雀东南飞》见于《玉台新咏》，还有一些则散见于《艺文类聚》等类书及其它典籍中，经编者收集加以着录。特别是古代一些民间谣谚，大抵散见各种史书和某些学术著作，杂歌谣辞一类所收，多为前所忽视者。至于后来杜文澜的《古谣谚》等著作，则远比此书为晚，显然是在它的基础上编撰的。
它的编次是把每一种曲调的“古辞”（较早的无名氏之作）或较早出现的诗放在前面，后人的拟作列于后面，使读者了解到某些文人诗是受了民歌或者前代文人的影响。
《乐府诗集》以音乐曲调分类着录诗歌，对一些古辞业已亡佚，而其曲调对后人有过影响的乐曲，都作了说明。如“汉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杂曲歌辞”中的《行路难》，都只有鲍照的拟作为最早，但编者仍把《梅花落》归入“汉横吹曲”，并在《行路难》的说明中引证了《陈武别传》，指出这个曲调在魏晋以前，就在北方牧民中流行，说明它早在汉代可能已经产生。它反映了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以及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对各种乐曲的相同题目，它指出了前代乐曲与后代乐曲的继承关系。如“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黄淡思》，编者就引用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认为即“汉横吹曲”的《黄覃子》
《乐府诗集》对各类乐曲的起源﹑性质及演唱时所使用的乐器等都作了较详的介绍和说明。书中这些说明征引了许多业已散佚的著作，如刘宋张永的《元嘉正声伎录》﹑南齐王僧虔的《伎录》﹑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等书，使许多珍贵的史料得以保存。这对文学史和音乐史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价值。但其中有一些可能出于传闻，未可信从。
《乐府诗集》也存在较多的缺点：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曾指出本书把某些文人诗列入乐府题目之中不大恰当。此外，由于它重在曲调，因此所录歌辞往往和关于曲调的叙述不太一致，如近代曲辞中的《水调歌》，编者认为是隋炀帝游江都时制，而书中所录“唐曲”，并未注明作者。其实这些曲辞，恐怕是杂取唐人作品而成，如其中“入破”第二首，显然是杜甫的诗。
《乐府诗集》的版本，有明末汲古阁刊本，清翻刻本和《四部丛刊》影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残本，所缺卷帙，用元刊本和旧抄本配补。今通用1980年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
郭茂倩字德粲，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宋史》卷二九七《郭劝传》）。劝孙，源明子。神宗元丰七年（1084）时为河南府法曹参军（《苏魏公集》卷五九《郭君墓志铭》）。编有《乐府诗集》百卷传世，以解题考据精博，因此为学术界所重视
9、《古谣谚》
辑录古代民谣和谚语的专书，清代杜文澜辑。全书100卷，其中正文85卷，附录14卷，集说1卷。书前有刘毓崧序。《古谣谚》把大量古籍中保存的上古至明代的谣谚汇编成集，在宋代以来同类书中堪称集大成之作。书中的谚语主要是关于农事活动﹑气象占验﹑地方风土，以及各种社会生活经验等的作品。
所收的一部分谚语和大部分民谣，都直接与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包括农民起义）有关，或是赞美颂扬，或是讽刺揭露。童谣则多为预言或直接揭示某些朝代的兴亡﹑历史人物的成败，以及社会战乱﹑自然灾变的前兆或验证等等。《古谣谚》辑录古代谣谚，以作品初作之时是否发乎语言为主要标准。对于歌谣，它根据古代有徒歌与合乐的分别，只收属于徒歌的谣，对于谚语，它兼收“彦士典雅之词”和“传世通行之说”。
《古谣谚》在作品正文之外兼收异文（列於附注）。对于每一作品产生﹑流传的原委，原书引用时有关的上下文，以及某些作品“应验”情况等，一一予以叙录，或加以考辨。
杜文澜（1815—1881）字小舫，浙江秀水人。生于嘉庆二十年，卒于光绪七年，年六十七岁。官至江苏道员，署两淮盐运使。有干才，为曾国藩所称。工词，著有《宋香词》、《曼陀罗华阁琐记》、《古谣谚》、《平定粤寇记略》及《词律校勘记》并传于世。
10、《古文苑》
古诗文总集，编者不详。相传为唐人旧藏本，北宋孙洙（1032～1080）得于佛寺经龛中。所录诗文，均为史传与《文选》所不载。南宋淳熙六年（1179）韩元吉（1118～1190?）加以整理，分为9卷。绍定五年（1232），章樵又加增订，并为注释，重分为21卷。录周代至南朝齐代诗文260余篇，分为20类。虽编录未为精核，然而唐以前散佚之文，间或赖此书流传。
现行刻本分两个系统，宋淳熙本9卷，有清嘉庆十四年（1809）孙氏仿刻本等。章樵本21卷，有明成化十八年（1482）张世用刻本等。近代有《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万有文库》影印《守山阁丛书》本。
清代孙星衍（1753～1818）又辑金石、传记、地志和类书中的遗文，自周迄元，编为20卷，名《续古文苑》。引文均注出处，辑佚有校订，并有案语疏通隐奥。有嘉庆十二年（1807）原刻本，《万有文库》影印原刻本。
11、《文馆词林》
《文馆词林》是唐高宗朝中书令许敬宗奉敕编纂的一部大型诗文总集，自唐高宗显庆三年（658）成书之后，一直深藏中秘。因为是敕修之书，加以千卷巨制，在印刷术尚未盛行的唐代，自然流传不广。宋时已散佚殆尽，仅有少数几类单行本见于着录。但在东邻日本尚有残本多种传世，近代国门开放以后陆续回传中土，并先后有《粤雅堂丛书》本、《古逸丛书》本、《适园丛书》本、《丛书集成》本及董康影印本、杨氏成都刻本等辗转刊刻。1969年，日本古典研究会就日本国内所能见到的全部《文馆词林》传本悉数搜罗，择善而取，汇为《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影印出版，是为迄今为止存世的日藏《文馆词林》传本的集成之作。但因种种原因，此书在中国大陆少有流传，学术界难于取用。有感于此，罗国威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起着手《文馆词林》的整理，最终完成《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
罗国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已出版专著有：《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敦煌本人文选注笺证》、《冤魂志校注》、《文馆词林校证》、《刘孝标集校注》等。已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12、《文苑英华》
北宋四大部书之一。宋太宗赵炅命李昉﹑徐铉﹑宋白及苏易简等二十馀人共同编纂。太平兴国七年九月开始纂修，雍熙三年（986）12月完成。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做过一次删繁补缺的工作。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又由石待问和张秉、陈彭年等复校两次。由于史料记载含混，已经无法确定是否刊刻。南渡以后，宋孝宗又命令校书的专业人员修订。今天看到的《文苑英华》即这个校订的本子。
全书上起萧梁，下迄唐五代，选录作家近，文章近20000篇，可谓卷帙浩繁。这个宋刻本现在仅存残本。按文体分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诰等三十九类（如把谥册和哀册合并则为三十八类）。每类之中又按题材分若干子目，如赋类下分天象﹑岁时﹑地﹑水﹑帝德﹑京都等四十二小类。书中约十分之一是南北朝作品，十分之九是唐人作品，多数是根据当时流传不多的抄本诗文集收录的，《文苑英华》中收录不少诏诰﹑书判﹑表疏﹑碑志，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校记里还附注有别本的异文，可以用以辑补校勘唐人的诗文集清朝纂修《全唐诗》﹑《全唐文》和《四库全书》时，都曾用作参考。
《文苑英华》于南宋孝宗时周必大、胡柯、彭叔夏校订后刊行，今存者即此校定本。这次校出的错误，在中华书局的影印本中分别用小字夹注或篇末黑地大字的形式一一标明。宋宁宗、明世宗时曾重刻。本书流传不广，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胡维新等根据传抄本重新刻印。1966年，中华书局用宋刊残本140卷、明刊本860卷配齐影印，校正了原书的一些错误。同时，还收入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辨证》10卷和劳格的《文苑英华辨证拾遗》
13、《古文观止》
清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古代散文选本之一。清代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编选，有近八百首古文。所选之文上起先秦，上迄明末，大体反映了先秦至明末散文发展的大致轮廓和主要面貌。其中包括《左传》３４篇、《国语》１１篇，《公羊传》３篇、《礼记》６篇，《战国策》１４篇，韩愈文１７篇；柳宗元文８篇，欧阳修１１篇，苏轼文１１篇，苏辙文３篇，王安石３篇，共２２２篇。本书入选之文皆为语言精炼、短小精悍、便于传诵的佳作。选者以古文为正宗，也不排斥骈文收入４篇，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文章中间或末尾，选者有一些夹批或尾批，对初学者理解文章有一定帮助；体例方面一改前人按文体分类的习惯，而是以时代为经，以作家为纬。所选文章语言凝练、短小精悍、乃千古传诵之作，从中不难看出编者细致和周到的眼光。书名为“观止”，于古文选编，其意可知。本书亦有入选不当者，先秦文不选诸子，而汉文不选《汉书》，辽、金、元三年又付阙如，亦不能反映中国散文发展史的全貌。此乃因为选编主要是着眼于考科举时做策论，但作为一种古代散文的入门书，仍有其存在价值。它《唐诗三百首》一样，这两部选集堪称中国传统文学通俗读物的双璧。
吴楚材、吴调侯，系叔侄，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吴乘权，字楚材。一生研习古文，好读经史。康熙十五年（1676年）就在福州辅助先生教伯父之子学习古文，后竟以授馆终其一生。除参与选编《古文观止》外，他还同周之炯、周之灿一起采用朱熹《通鉴纲目》体例，编过一个历史普及读本——《纲鉴易知录》。吴大职，字调侯，也是嗜“古学”而“才器过人”。他一生的主要经历，是在家乡同叔父一道教他们均是塾师，以课业授徒为生，在清代文坛和学术界算不得是入流人物
版本有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吴兴祚刻本。吴兴祚为吴乘权伯父，官至两广总督，时任汉军副都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中华书局本两种版本：一是1959年本。这是由原古籍刊行社转来的本子，此本“据映雪堂本断句，并校正了个别显着的错字”。二是1987年本，即安平秋点校本。此本虽以1959年本为底本，但用映雪堂原刻本复核过，用文富堂本、怀泾堂本、鸿文堂本参校过，还用相关史书、总集、别集所收古文校勘过，而且补录了二吴之《序》和乘权所撰《例言》。因而它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好的版本
14、《乾坤正气集》
诗选集，二十卷，清顾沅编选。此书出版于鸦片战争前夕，不能不说编者预感到了时代的危机，意在于挽救清朝的危亡，才“阐幽发潜，裒集商周以来忠臣义士之诗”，以达到“革顽懦”“资劝惩”的作用。其所录皆为“忠臣义士”之作。他们有的以功业昭著，有的以正气盛人，皆为“论诗歌以见志”者。这些作品对“正人心，易风俗”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编者从《古诗纪》《全唐诗》《宋诗存》《宋诗钞》《宋诗纪事》《中州集》《全金诗》《元诗选》《历代诗选》《明诗综》以及笔记说部，各省方志中选录三百余人，起于周初之伯夷叔齐，终于明末，每人皆说述其事迹并略加评论，以宣扬其“正气”。
在此之后顾氏协助姚莹又编纂专门收文章的《乾坤正气集》（也称大《乾坤正气集》，则称专门收录诗歌的二十卷本《乾坤正气集》为小《乾坤正气集》）五百七十四卷，收屈原至明朱集隽辞赋杂文集一百零一家。
《乾坤正气集》版本有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顾氏艺海楼刻本。大《乾坤正气集》有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袁江节署求是斋刊本。
顾沅（1799～1851）清代学者、藏书家。字澧兰，号湘舟，又自号沧浪渔父，江苏长洲（今苏州）人。系国学生，曾官教谕、叙布政使，虽出生世代簪缨之家，父兄都在外地为官，但他“不求仕进，不以科举之学为好学”，鄙弃官场，归隐苏州侍养母亲。家藏旧籍及金石文字为三吴之冠，颇多秘本、善本，建“怀古书屋”、“艺海楼”庋藏载籍。辑有《赐砚堂丛书》、《古圣贤像传略》等。
15、《古文辞类纂》
清代姚鼐选编。所选文章，以 “唐宋八大家”之作为主；其前选入战国、秦汉的部分作品，其后选入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櫆的作品，中间选入少数元结、李翱、张载、晁补之的作品。魏晋六朝之作，只在辞赋类中选晋代张华、刘伶、陶渊明、鲍照的赋各1篇，潘岳的赋3篇，在颂赞类中选晋袁宏的赞 1篇。全书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13类，文约700篇，合为74卷。卷首《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的特点和源流。书成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是代表“桐城派”散文观点的一部选本，曾颇流行。
清末王先谦曾编《续古文辞类纂》34卷，黎庶昌也编有《续古文辞类纂》28卷，选录清中叶以后散文，都是姚氏选本的续书
版本有嘉庆时康绍庸刊刻初稿本，附有姚氏评语及圈点。道光时吴启昌、光绪时李承渊重刻姚氏晚年定本。吴刻删去圈点，李刻又再恢复。民国十二年（1923）上海广益书局刊行徐斯异、阚家祺、郑家祚、胡惠生等人编撰的《评点笺注古文辞类纂》，广泛搜集古代以及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梅曾亮、张裕钊、吴汝纶等人对入选文章的圈点和评语有总批、眉批，并加简注。
姚鼐（nài）（1731～1815）清代安徽桐城人，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任礼部主事、四库全书纂修官等，年才四十，辞官南归，先后主讲于扬州梅花、江南紫阳、南京钟山等地书院四十多年。着有《惜抱轩全集》等，曾编选《古文辞类纂》。[
16、《经史百家杂钞》
曾国藩编纂的一部古文选本。共二十六卷，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
《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是从清末到民国，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影响较大。曾国藩之前，社会上已经流行着两部很有名的古文选本，一部是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纂的《古文观止》，一部是乾隆年间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这两部书，各有其优长，影响也都很大。但在许多方面，却比不上《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观止》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古文选本。但由于它是供学塾使用的读本，故而所选文章偏重文彩，偏重通俗，缺少一种学术的厚重和大文化的广博。《经史百家杂钞》则不然：在网罗文献的广博上和选文思想的学术底蕴上，无疑超过了《古文观止》，而所选许多文章的可读性和观赏性，也并不亚于《古文观止》。同《古文辞类纂》相比，其中叙记、典志为新增入者，而删去了姚书中赠序一类，在选本的实际效用方面，在姚氏义理、词章、考据三条标准外，另提出经济一项，力求选文与政事结合，使读者通过对文章的学习，了解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和经国济民之道。也就是说，《杂钞》里不仅有“文”，而且有“道”，是“文”与“道”结合的一部书。比之主要是注重辞章的《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的实用价值无疑是远超其上的。而将义理、词章、考据大体都归宿于经济。在内容上，减去了《类纂》中内容较空泛的一些应酬文字，并新增了经、史、子三类的文章，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的分量。从而体现了曾氏注重经济、归宿于经济的治学精神，表现了当时的时代要求。
曾国藩（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道光十二年（1832年）秀才，道光十八年（1838） 同进士，之后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咸丰三年（1853年）丁忧在家的曾国藩应朝廷之命组织“湘军”。 1864年，湘军在其弟曾国荃的率领下攻下天京，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调》等，汇为《曾文正公全集》。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编有《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
17、《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又名《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是一部大型古代文学总集，计一百十八卷，明代张溥辑。
编者根据明张燮《七十二家集》，又取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历代文纪》中作品较多的作家，自汉贾贾谊至隋薛道衡共一百零三人，将其诗文组成一编，并有所增益。基本上一人一集，每一集中，先列赋，次列文，后列诗。各集前均附有编者题辞，评述作家生平与创作。
本书最显着的特点是“送疑取难”，即 不是纯客观地介绍资料，而是有所指陈品评：对百三家其人其文，都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家家有题辞人人有论述。如在“题辞”指出了学习汉魏六朝文学，要吸收其“先质后文，吐华含实”的精华，同时也指出了“陈季之浮薄，周隋之骈衍”是糟粕。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及张溥著作的重要参考。
清光绪五年（1879）彭懋谦信述堂刊本影印出版。而现在由殷孟伦将题辞加以注释，并汇集为《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张溥（1602～1641）明代文学家。初字乾度，后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崇祯进士，选庶吉士，自幼发奋读书，明史上记有他“七录七焚”的佳话。与同乡张采齐名，合称“娄东二张”。张溥曾与郡中名士结为复社，评议时政，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张溥在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一生著作宏富，编述三千余卷，涉及文、史、经学各个学科，精通诗词，尤擅散文、时论。代表作有《五人墓碑记》。著有《七录斋集》，包括文12卷，诗3卷。此集今存明崇祯时刻本。辑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张溥其他著作有《春秋三书》32卷。《历代史论二编》10卷。《诗经注疏大全合纂》34卷。此外，张溥又为《宋史纪事本末》及《元史纪事本末》补撰论正。另著有《万宝全书》，记述了当时博奕娱乐（如象棋棋谱、中式骨牌）的概况。
18、《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清人严可均编，主要取材明梅鼎祚的《文纪》及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共分十五集：《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全汉文》《全后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全宋文》《全齐文》《全梁文》《全陈文》《全后魏文》《全北齐文》《全后周文》《全隋文》和文章朝代不明的《先唐文》。每集作者又分帝、后、宗室诸王、群雄、诸臣、宦官、列女、阙名、外国、释氏、仙道、鬼神等。共收录唐以前作者3497人（或作3520人），佚文断句，都加辑录，绝大多数作者前有小传。，是迄今为止收录唐以前文章最全的一部总集，也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涵盖时间最长的一部文学总集，对唐以前历史、文学、宗教、语言等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该书编成之后，因卷帐浩繁，又有不少谬误，一直未能刊行。清人蒋壑编有本书篇名目录一○三卷，并抄录每篇出处，还编有作者索引，又正式将书名改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张之洞主持粤政，设广雅书局，命王毓藻主持刊刻事谊，经过八年八次校雠，光绪十八年（1893年）初刊于广州，156册，共741卷。1929年丁福保影印出版。1958年中华书局据广雅书局本影印出版4册，并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为其附册。钱锺书的《管锥编》第三、四册专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共277则。。
严可均（1762～1843）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人，嘉庆五年举人，道光二年曾任建德县教谕，后称疾辞官，专心著述，精通金石小学，长于辑轶考据，著作极多，着有《铁桥漫稿》、《说文声类》、《说文校议》等十三种，合为《四录堂类集》，共1251卷。清嘉庆年间开全唐文馆，当时有名的文人大多被邀请参加。严氏因为自己没有被邀请，心有不甘，于是独自一人，化了二十七年的心力，“广搜三分书，与夫收藏家秘籍金石文字，远而九译，旁及释道鬼神。起上古迄隋，鸿裁巨制，片语单辞，罔弗综录，省并复叠，联类畸零”（《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总叙》），编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741卷，作为《全唐文》的前接部分。
19、《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中国汉至隋诗歌总集，近人丁福保编 。全书以明代冯惟讷的《古诗纪》和清代冯舒的《诗纪匡谬》为蓝本，加以修订而成。共54卷。依时代次序分为《全汉诗》至《全隋诗》11集，意与《全唐诗》相衔接，是一部搜罗资料较为完备的诗歌总集。但此书基本沿袭二冯之书。对《诗纪》和《匡谬》的错误和缺陷未作细致的考核补苴。此外，又失收先秦的歌谣、逸诗。该书1959年由中华书局断句排印出版。
丁福保（ 1874～1952 ）近代藏书家、书目专家。字仲祜，号畴居士，一号济阳破衲。江苏无锡人，1895（光绪二十一年）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次年考取秀才，后随华蘅芳学数学，编撰了《算学书目提要》。又鉴于身体多病，改习医学，创办丁氏医院、医学书局，1918年就编有《历代医学书目提要》，后又与人合编《四库总录医药编》，兼收中外医学书籍。一生先后编译出版了近８０种国内外医学书籍，合称《丁氏医学丛书》。
丁福保喜藏书，早年仰慕南菁书院藏书，曾手抄书院目录１册，以备购藏。1924年自称已藏有“十万又三千”卷书，建“诂林精舍”，后来，藏书达１５万卷。先后捐赠各国图书馆、学校，其中捐给上海震旦大学图书馆２万余册、５万余卷古今刊本。编《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诗语续编》、《清诗话》等数部丛书。另有《文选类诂》、《尔雅诂林》、《古钱大辞典》等。
20、《历代赋汇》
清康熙年间陈元龙奉旨编辑的赋体文学总集，陈元龙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广搜博采，分类编排，于康熙四十五年编成。本书收入先秦至明代的赋作3834篇，共184卷。其中正集140卷，专收叙事记物之作，计3042篇，分为天象、岁时、地理、都邑、治道、典礼、祯祥、临幸、搜狩、文学、武功、性道、农桑、宫殿、室宇、器用、舟车、音乐、玉帛、服饰、饮食、书画、巧艺、仙释、览古、寓言、草木、花果、鸟兽、鳞虫等三个类目；外集二十卷，收抒情言志之作，计423篇，分为言志、怀思、行旅、旷达、美丽、讽谕、情感、人事等八个类目；逸句二十卷，计117篇；补遗二十卷，计369篇。外集20卷，均为抒情言志之赋；另有残文逸句2卷、补遗22卷。这是我国第一部也是至今最好的一部搜集历代赋作较完备的总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其 “正变兼陈，洪纤毕具，信为赋家之大观”。
《历代赋汇》也有不足之处，如不少作品没有考出作者姓名，有少量篇幅相重，有的作品张冠李戴，又不注原文出处等。
凤凰出版社2004出版的《历代赋汇》据清光绪年间双梧书屋俞樾校本整理影印。增加“赋学文献综述”3万多字，“辞赋研究论着索引”15万多字，并附“作者索引”、“篇名索引”。
陈元龙（1652～1736）字广陵，号乾斋，浙江海宁人，清朝大臣康熙二十四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直南书房。累迁侍读学士。四十二年，再迁詹事。五十年，迁吏部侍郎。授广西巡抚。五十七年，擢工部尚书。六十年，调礼部。世宗即位，命守护景陵。七年，与左都御史尹泰同授额外大学士，寻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十一年，以老乞休，加太子太傅致仕。乾隆元年，卒，赐祭葬，谥文简。
21、《四六法海》
历代骈文总集，明代王志坚编选。此书标名“四六”，所选不从唐代四六文开始，而从骈散结合的魏晋文开始，是有见识的。此书依据《文选》、《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等书，参以诸家文集及正史、野史所载，选魏晋至元骈文共702篇。唐以前作品居大多数。卷首有自序，论述四六文源流，颇有见地。编选者主张知人论世，“每篇之末，或笺注其本事，或考证其异同，或胪列其始末”，“皆元元本本，语有实征”（《四库全书总目》）编选者编选此书，“大抵为举业”（本书《编辑大意》），骚赋没有选入。正本溯源，略嫌不足。它以体分类，计40类，如“序”体又分有诗文序、宴集序、赠别序等，亦觉琐碎。
清代蒋士铨有《评选四六法海》，自此书中选出262篇，从甲至癸，次为十等。宋人之作入选者寥寥，元人之作则全部删去，已失原本之旧有明代天启刊本、《四库全书》本。
王志坚（1576～1633）字弱生，更字淑士，一字闻修，号淑士，江苏昆山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迁员外郎中。暇日，邀同舍郎为读史社，撰《读史商语》。迁贵州提学佥事，不赴，乞侍养归。天启二年（1622）起督浙江驿传。奔母丧归。崇祯四年，复以佥事督湖广学政，卒于官。
王志坚少与李流芳同学，卜居吴门古南园，与流芳、归昌世并称“三才子”。肆志为学，兼通内典，诗文法唐、宋。生平作诗甚富，自选止七十余首。编有《四六法海》、《古文渎编》。
22、《骈体文钞》
历代学骈文总集，也为历来最好的骈文选本，清代李兆洛编选。标举魏晋、六朝宗旨，辑入先秦至隋的作品共31卷。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包括铭、颂、箴、诔、诏、策令、檄移、弹劾等18体，是所谓“庙堂之制，奏进之篇”；中编包括书、论、序、碑记等8体，多属指事述意之作；下编包括设辞、连珠、笺牍、杂文等5体，多属缘情托兴之作。编者认为，文之起源不分骈散，故主张骈散合一。该书入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诸葛亮的《出师表》等，便是这一主张的具体体现。书成于嘉庆末年。有嘉庆末唐氏原刻本，《四部备要》谭献评点本。
李兆洛（1769～1841） 清代学者、文学家。字申耆，晚号养一老人，阳湖（今属江苏常州市）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选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改凤台知县；后主讲江阴暨阳书院达20年。李兆洛精舆地、考据、训诂之学。为文主张混合骈、散两体之长，与桐城派散文立异，是阳湖派代表作家之一。他所作文章，大体上能贯彻自己的主张；对桐城派的姚范、姚鼐两人，也表示推尊，不持门户之见。汤成烈《重刊养一斋文集序》评其学：“莫不兼综百家，钩稽历代，研精极虑以出之，凡实事必求其是。”撰有《养一斋文集》20卷，有咸丰二年初刻本，光绪四年重刻本。辑有《皇朝文典》70卷，《大清一统舆地全图》，《凤台县志》12卷，《地理韵编》21卷，《骈体文钞》31卷等。
23、《骈文类纂》
清末学者王先谦编选。共46卷，共选文1510篇。全书按文体分为15类目，卷首有王先谦所撰长篇序例。序例主要表明选者对骈文和文章学的看法。编者认为自然景物、社会生活是诱发文学创作的动因，不强调儒家的“文以载道”和“义理”，而与袁宏道的“性灵说”相近。指出包括骈文在内的文学创作必须向前人学习，而且骈文也要学习古文创作技巧，不斤斤计较与骈散之争。王先谦还另编有《十家四六文钞》。
《骈文类纂》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思贤书局刊刻
王先谦（1842～1917），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晚清著名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城南书院院长。博览古今图籍，研究各朝典章制度。治学重考据、校勘，荟集群言。在任组织学人，集体从事古籍文献的编校刊印工作。曾校刻《皇清经解续编》，并编有《十朝东华录》、《续古文辞类纂》、《续古文辞类纂》等。为文远追韩愈，又以桐城派阳湖派自许；其诗被称为“得杜之神，运苏之气”，“置之清代集中，挺然秀拔”。著有《虚受堂诗文集》。学术著作有《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等。
24、《全唐文》《全唐文补遗》
清代官修的唐五代的文章总集。由董诰领衔，阮元、徐松等百余名学者参加编纂。历时六年，嘉庆十三至十九年（1808～1814）。共1000卷共收文章18488篇，作者3042人，每一位作者都附有小传《全唐文》，是有唐一代（包括五代）文章的总集，也是迄今唯一最大的唐文总集。清嘉庆十二年（1807），清宫原藏有陈邦彦编的《唐文》稿本一百六十册，清仁宗认为它“体例未协，选择不精”， 于是下令重编。由大学士董诰任总裁。《全唐文》在《唐文》稿本基础上，用《文苑英华》﹑《唐文粹》等总集补其缺略，又从《永乐大典》辑录了唐文的单篇残段，并旁采他书和金石资料编校而成。
编次以唐及五代诸帝居首，其次是后妃﹑诸王﹑公主，再次为各朝作者﹑释道﹑闺秀，宦官﹑四裔附编书末。但该书在编纂﹑考订上还有不少缺点，包括文章漏收﹑误收﹑重出，作者弄错，题目和正文的讹脱，小传记事不确，采用的书不注出处等等。清劳格和现代学者岑仲勉在读本书的《札记》中曾举出上述问题约四五百条。和《全唐诗》相比，《全唐文》投入了更多的编撰力量。总裁董浩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有主编巨书的经验，故非徒以位高而领衔。先后参与其事者近百人，其中既有词章之士法式善、周之琦、秦恩复辈，又有渊博学者阮元、徐松、胡承珙等。这一人员组合，对本书的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加上时当干嘉朴学鼎盛之时，编者又可以充分利用内府图书，文章本身也不像诗歌那样流传多歧而容易以讹传讹，所以《全唐文》的质量较之《全唐诗》要好得多。
该书编成后，即颁发扬州，由督理两淮盐政阿克当阿等负责校刻，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成，此即所谓扬州官本。后来又有广雅书局翻刻本。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了据原刻本影印的断句本，附印了清末陆心源的《唐文拾遗》和《唐文续拾》，是现在通行的比较便于阅读的本子。
董诰（1740～1818），字雅伦，西京，号蔗林，一号柘林，浙江富阳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顺天乡试举人，二十九年进士，殿试名列一甲第三，乾隆帝以其系大臣子，改置二甲第一，为传胪，授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三通馆协修，武英殿篡修。散馆年改任编修。董诰历任礼、工、户、吏、刑各部侍郎，《四库全书》副总裁，奉命辑《满洲源流考》，充武英殿总裁，以至文华殿大学士。乾隆四十四年，任军机大臣，旋任户部尚书，两次图形紫光阁。其时，和珅用事，排除异已。董诰支拄其间，遇事多所救正。及嘉庆这即位后，又襄赞之，卒能歼除巨奸，朝纲不坠。嘉庆二十三年（1818），再次上疏乞休，命以太保大学士致仕，在家支食全俸。十月，病剧而卒。嘉庆帝亲临祭奠，赐谥文恭。
25、《全唐文补遗》
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陆心源最早为《全唐文》补遗，所作《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二书，共补录3000多篇。二十世纪唐代新出土文献数量极其丰富，周绍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收录以墓志为主的唐代文章约5500 篇；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亦是汇编近年来新发现的唐五代人的墓志等资料，共七辑，后附篇名索引和作者索引，由三秦出版社2000年出版。陈尚君的《全唐文补编》采辑四部群书、敦煌遗书、石刻文献、海外汉籍、佛道两藏，在上述诸书外，辑得唐人文章约7000篇，涉及作家2600多人。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26、《箧中集》
唐人诗集名，元结编次，一卷，元结。集其亲友沈千远、赵微明、孟云卿、张彪、王季友等五言古诗共二十四首，命名为《箧中集》。集前有元结于干元三年（760）所作的序。元结主张诗应有规讽寄托，有益政教，故选录其中以警时人。集中所收，有一些反映现实的诗，体现了他的文学主张，对白居易新乐府有一定的影响。有明汲古阁刻本及近人徐乃昌影宋刻本，附札记一卷。
元结（719～772），字次山，河南鲁山（今河南鲁山县）人，唐代文学家。少时不羁，十七岁才折节向学，从师于元德秀。天宝十二年（753）举进士。安史之乱中，史思明攻河阳，肃宗召他进京问策，乃上《时议》三篇，受到赏识，擢为右金吾兵曹参军，摄监察御史，为山南西道节度参谋。以讨史思明有功，迁监察御史里行，又进水部员外郎。代宗即位，拜道州刺史，进授容管经略使，加左金吾卫将军。罢还京师，卒赠礼部侍郎。其诗文注重反映政治现实和社会矛盾，文风力求摆脱六朝以来雕饰华靡的弊病，清淡简洁，纯真自然。唯过于质朴，文采稍逊。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元次山集》。他还曾编《箧中集》诗选行世。
27、《河岳英灵集》
唐代诗歌总集。唐代殷璠编选。此书分上、中、下三卷。《叙》称“起甲寅（开元二年，714），终癸巳（天宝十二载，753）”，一本误作“终乙酉（天宝四载）”。它选录了这个时期自常建至阎防24家诗234首，今本实为228首。在《序》和《集论》中，批判齐梁以来“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清绮”的形式主义诗风，力主内容形式并重，声律风骨兼备。由于选者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艺术鉴赏能力，选录标准又非常严格，因而在唐人编选的唐诗选本中历来最受重视，影响深远。
书中略仿南朝钟嵘《诗品》，对入选各家诗歌的艺术风格都作简括的评论，其中有不少精辟之见为后人所称述。这种把评和选结合起来，在体例上实属创举，为后来许多评选本诗文集的漤觞，但由于此书自序说“分为上下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也都着录为2卷，而明代毛晋、清代何焯都曾有手校抄本为2卷本，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今本3卷是后人“推测其意似以三卷分上中下三品”，并非编者原意（孙毓修《河岳英灵集校文》引黄丕烈说）。
《河岳英灵集》有《四部丛刊》影明翻宋本、汲古阁本，通行的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收入《唐人选唐诗（十种）》中。
殷璠，唐文学家、诗选家，丹阳（今属江苏）人。生卒年、字号不详。书首自题“丹阳进士”，曾出仕，后辞官归隐，详情无可考
28、《中兴间气集》
唐诗选集。唐代高仲武编选（或误题孟彦深编选）2卷，选录肃宗至德初（756）到代宗大历末（779）20多年间作家作品，计26人，诗130多首。旧史家称此时为安史乱后之“中兴”时期，书名取此。
此书大致反映出至德﹑大历间诗坛的主要面貌。编选者推崇钱起﹑郎士元，把二人列为上﹑下卷之首。所选多为赠别酬和﹑流连光景之作，也有少数反映民生疾苦的篇什。在艺术上追求清逸幽远之境，体制多为五言。高仲武《自序》中提出“体状风雅，理致清新”的选取标准，基本符合当时诗风的特点。此书在每家姓氏之后，都有简短评语，其中不乏精辟见解，但也有品评高下失当之处。郑谷《读前集二首》云:“何事后来高仲武，品题《间气》未公心”。说他不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品评公允。陆游也指责他“评品多妄”﹑“议论凡鄙”（《跋中兴间气集》）
今存《四部丛刊》影印秀水沈氏藏明翻宋刻本，附清代何焯据述古堂影宋抄本所作校记。凡刻本原缺高仲武自序及张众文﹑章八元﹑戴叔伦﹑孟云卿﹑刘湾五人评语，都见于何焯校记。又有明汲古阁刻本等。现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唐人选唐诗（十种）》。
高仲武，渤海（今山东省滨州市）人。生卒年﹑字号不详。
29、《极玄集》
唐诗选本，唐代诗人姚合晚年编次，二卷（《直斋书录解题》着录为一卷）。选录王维等二十一位唐代诗人诗百首（今存九十九首）。多为中唐时作品，偏重描写个人情怀，流连风景，体制多为五言。姚合在自序中说：“此皆诗家射雕手也，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庶免后来之非”。但选本中无李、杜、元、白、韩、孟、刘、柳这些公认的唐代代表作家。入选诗人，大多附有小传。后世选集附有小传，实自此始。
有明毛晋汲古阁本。1958年收入中华书局出版《唐人选唐诗（十种）》一书。
姚合，陕州硖石人。生卒年不详，约唐文宗太和中前后在世。唐代诗人。元和十一年（816年）进士。初授武功主簿，人因称为姚武功。调富平、万年尉。宝历中，（826年左右）历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出任荆、杭二州刺史。后为给事中，陕、虢观察使，仕秘书监。诗与贾岛齐名，号称“姚、贾”，其体称为“武功体”。著有诗集十卷。
30、《又玄集》
唐人诗集，晚唐诗人韦庄于光化三年编选，共三卷。自序称选“才子一百五十人，名诗三百首。”实收唐诗人杜甫等142家，诗297首。此书所选诗，五、七言古律及歌行均有，所录释子诗十家，妇女诗十九家。亦为诗选兼收僧道及女子诗开了先例，其中蜀妓薛陶（涛）诗，即初见于此书。此书在我国早已亡佚，明清人都没有见过。但在日本却有流传。一九五七年，日本京都大学清水茂教授转赠夏承焘教授江户（享和三年）昌平坂学问所官版本书影照片一份，夏老即交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于58年影印出版。
韦庄（836─910），字端己，杜陵（今中国陕西省长安市附近）人，诗人韦应物的四代孙，少孤贫力学，才敏过人。为人疏旷不拘，任性自用。五十九岁登进士第，授校书郎。乾宁四年（897），时年六十二岁，被“宣谕和协使”李洵聘为书记，同至西川，结识了西川节度使王建，回长安后，改任左补阙。天复元年（901）六十六岁，应王建之聘入川为掌书记。天佑四年（907）唐亡，力劝王建称帝，被任命为宰相，蜀之开国制度多出其手，后终身仕蜀，官至吏部侍郎兼平章事。七十五岁卒于成都花林坊，谥文靖。韦庄诗词都很有名，诗有《浣花集》十卷。其词无专集，散见于《花间集》、《尊前集》和《全唐诗》等总集中。
31、《才调集》
唐诗选集。五代后蜀韦縠编选。此书是今存唐人选唐诗中选诗最多最广的一种。共10卷，每卷100首，共1000首。所选署名诗人180多人，自初唐沈佺期至唐末五代的罗隐等，广涉僧人妇女及无名氏。韦縠自序其选取标准说：“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要求高尚的情韵格调和秾丽的词采才华，即所谓“才调”。这一选取标准有针对五代粗疏浅陋诗风的用意，《叙》中自称“因阅李杜集、元白诗”，“遂采摭奥妙”，而书中却无杜诗，盖因杜诗沉郁顿挫，高古深厚，与其选录标准不合。韩愈诗奇崛艰涩，亦所不取；孟郊仅收《古结爱》一首。所选各时期诗作，以晚唐为主，中唐次之，盛唐较少，初唐寥寥。所选诗人，盛唐突出李白，中唐推崇白居易、元稹，晚唐尤以温庭筠、韦庄、杜牧、李商隐四家诗最多，见出编者旨趣之所在。所取作品虽以秾丽蕴藉的闺情诗为多，但题材亦广，尚有宦游、边塞、咏史、怀古、砭时及忧民之作。
此书编辑体例不严。选录诗人不按时代编次。同一作者重出颇多，李端甚至三见，贾岛同时又收作僧无本。作者舛误及词赋入选的现象也存在。但它搜罗广泛，唐代传诵的名篇保存颇多，并收有诸家本集散佚之作，都有助于文献整理校勘。
有《四部丛刊》影印述古堂本、汲古阁本等，并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唐人选唐诗（十种）》。另有《二冯评点才调集》10卷，二冯为清初冯舒、冯班，他们推尊温庭筠、李商隐，藉以指斥明末清初崇尚宋诗之风。乾隆间纪昀有《删正二冯评点才调集》2卷。
韦縠，生卒年、字号及籍贯不详，曾在后蜀任临察御史，迁尚书。
32、《唐百家诗选》
亦名《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宋朝王安石选。王一生共选辑了两部诗集，另一部是《四家诗选》，已失传。这个选本专选名家以外的104位诗人的作品，因此此本没有选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等名家的诗，对于开阔视野很有益处。据卷首王安石自序，王在任度支判官时，同僚宋敏求请他在其家藏的唐诗百馀编中“择其精者”编选而成。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庆历进士。嘉佑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因保守派反对，新法遭到阻碍。熙宁七年辞退。次年再相；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钟山，世称荆公，其散文雄健峭拔，旧时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遒劲清新。词虽不多而风格高峻。所著《字说》、《钟山目录》等，多已散佚。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中的《周官新义》残卷、《老子注》若干条。
33、《唐诗鼓吹》
唐代七言律诗选集。传为金代元好问编选。沈德潜《说诗语》、罗汝怀《七律流别集述意》等对此提出质疑，但无确据。
此书命名之由，武一昌以为取自《幽闲鼓吹》一书，《四库全书总目》以为乃取义于《世说新语·文学》载孙绰语:“《三都》《二京》、《五经》鼓吹”，大约为宣扬推广之意。书共10卷，选七言律诗近600首，96家。作者大都为中唐晚唐诗人，对许浑、陆龟蒙、杜牧、李商隐、谭用之等作品选录尤多。入选诗歌多为伤时感怀之作，间有娱情悦志之篇，但风格颇清朗开豁，钱谦益谓此书“主于高华鸿朗，激昂痛快”（《唐诗鼓吹序》），比同时代方回所编律诗选集《瀛奎律髓》取迳较高。但编次较乱，初唐盛唐作家杂编其间，还有宋人掺入，选入宋代胡宿诗23首之多。明代朱绍、朱积依《唐诗鼓吹》体例，编选《鼓吹续编》，选宋元明七律。
此书有元代郝天挺注本，至大元年（1308）刊本。另有明代廖文炳注本，名《唐诗鼓吹注解大全》，有明万历七年（1579）刊本。清代乾隆时又有《唐诗鼓吹笺注》，为钱朝、王俊臣、王清臣、陆贻典参校本。又有纪昀评本。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兴定进士，历任内乡令、南阳令、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归葬故乡系舟山下山村（今忻县韩岩村）。工诗文，在金元之际颇负重望。是我国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文坛盟主，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其诗、文、词、曲，各体皆工。诗作成就最高，“丧乱诗”尤为有名。其诗奇崛而绝雕琢，巧缛而不绮丽，形成河汾诗；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散曲虽传世不多，但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续夷坚志》四卷为其笔记小说集，为金代现存的优秀短篇小说。元好问亦是金代文学批评之巨子，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体例所写《论诗绝句三十首》，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颇大。晚年致力收集金君臣遗言往事，多为后人纂修金史所本。著有《杜诗学》、《东坡诗雅》、《锦畿》、《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遗山先生新乐府》五卷等，传世有《遗山先生文集》，编有《中州集》，现有清光绪读书山房重刊本《元遗山先生全集》。
34、《唐诗品汇》
明代的唐诗选本，影响最大的是高棅《唐诗品汇》和李攀龙《唐诗选》。
《唐诗品汇》成书于洪武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初编九十卷，后又补十卷，收681家诗6769首，是一部规模阔大、有独到见解的大型选本。其中五言古诗二十四卷、七言古诗十三卷、五言绝句八卷（末附六言绝句）、七言绝句十卷、五言律诗十五卷、五言排律十一卷、七言律诗九卷。又有唐诗拾遗十卷（分五言古诗二卷、七言古诗一卷、五绝七绝一卷、五律三卷、五言排律二卷、七律一卷）。此书明确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特重盛唐，每种诗体内又分为九格，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为旁流。其崇尚盛唐、区分流变的意见，为世人指示了学习唐诗的正确途径，因而获得广泛的响应，对明代尊唐诗风影响深远。在选录标准上，《唐诗品汇》注重于诗歌的社会功能、思想内容，而不大顾及到诗歌本身的艺术风格特征。它在卷首附有《历代名士评论》、《诗人爵里详节》，在卷中引用了一些笔记诗话，对诗歌进行评论笺证，于读者都有帮助。
原有明成化间陈炜刻本，明代汪宗尼、汪季舒、陆允中、张恂等以其讹误甚多，加以校订刊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明汪宗尼本，书后又附一人名索引，是较好的一种。
高棅（1350～1423），字彦恢，更名廷礼，与当时林鸿、郑定、王偁等诗人合称“闽中十子”。 永乐二年（1404），高棅以布衣荐入京城参与纂修《永乐大典》。高棅任翰林院待诏。永乐六年十二月，《永乐大典》编成，留翰林院，永乐十年升为典籍。永乐二十一年，高棅卒于南京官舍。高棅的诗、书、画时人称为“三绝”。书法推崇米芾，山水画学元人高房山，笔力苍古，墨气秀润，自成一家。诗歌成就最高，尤精于五言古诗，他和林鸿被后人称为明代闽中诗文的开创者。闽中十子的领袖人物林鸿，倡导严羽“四唐之说”，认为“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放学者当以是为楷式”，而高棅也正是在这种时代的氛围与师友的启发下，提出了唐代诗歌的“初、盛、中、晚”四段划分法，并用这种思想为基准，编选了《唐诗品汇》。
著有《啸台集》二十卷、《木天清气集》十四卷、《玩宇楼诗文集》、《拾遗》10卷。
35、《唐音统签》
唐五代诗歌总集，明人胡震亨编，是中国古代私人纂辑的一部最大的唐五代诗歌总集。胡本人也为此付出毕生精力。全书凡1033卷，以干支为序，自《甲签》至《壬签》，按时代先后辑录唐及五代的诗作以及词曲、歌谣、谚语、酒令、占辞等。《癸签》则包括体裁、法微、评汇、乐通、诂笺、谈丛、集录等部分，为唐诗研究资料汇编。此书对唐诗的源流与变革、体制的形成、风格流派的异同、作家的高下以及有关的知人论世材料，都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对常用词汇的注释和考订，唐诗别集、总集、金石着录、唐诗评论的综合目录，也都分门类地作了交代；所引明人诗话，亦有为今日不易得见者，因而又具有文献价值。此外，书中各家诗人小传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除新旧《唐书》外，还引用了杂史、笔记、地志、诗话及各家别集的材料，并加以考订。又采辑了许多诗人的遗闻逸事，附入小注，其中引用的材料大都注明出处，有时还注明编纂时所援用的版本。这些，对唐诗研究都是有用的。《唐音统签》与清代康熙时所刊印的《全唐诗》有重要关系。《全唐诗》 900卷，就是以《唐音统签》及季振宜《唐诗》为底本编纂而成的。其中初、盛唐部分主要采用季振宜书的成果，中、晚唐部分则在很多地方吸取了《唐音统签》的成果。季书中所缺的中、晚唐诗，一般都可在《唐音统签》得到补充。此外，《全唐诗》所辑录的散佚诗篇和断章零句，也多半采自《唐音统签》。
此书编成后，并未能付印，至清初始由其后人印出一部分，历来通行易见的刻本只有《戊签》和《癸签》两种。多数则以抄本传世。
胡震亨 （1569～1645?），字孝辕，号遁叟，又号赤城山人。浙江海盐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人，屡试进士不第。历任固城教谕、合肥知县、定州知州、职方员外郎，乞归。晚年家居，藏书万卷，日夕探讨，校读精勤。着有《赤城山人稿》、《读书杂记》、《海盐县图经》、《李诗通》、《杜诗通》、《唐音统签》等。
36、《全唐诗》
清朝初曹寅、彭定求等奉敕编纂的唐代诗歌总集，共900卷。康熙为《全唐诗》所作序中，谓全书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后人多从其说。近年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编《唐代的诗人》、《唐代的诗篇》，将《全唐诗》所收作家、作品逐一编号作了统计，结论是：该书共收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条，作者共二千八百七十三人。这个数字是相当可靠的。
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圣祖玄烨即考虑编纂此书，至四十四年（1705）三月，他第五次南巡至苏州时，将主持修书的任务交给江宁织造曹寅，并将内府所藏季振宜《唐诗》一部发下，作为校刊底本。同年五月，由曹寅主持，在扬州开局修书，参加校刊编修的有赋闲江南的在籍翰林官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綋，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俞梅等十人。至次年十月，全书即编成奏上。全书以季振宜《唐诗》为主、兼采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具体来说，初、盛唐部分以季书为底本，略作增删校补，即成定本，中，晚唐部分，季书比较单薄，编修诸臣参用胡书作了较大幅度的增补《全唐诗》各集后所附佚句，绝大多数系据胡书移录。
《全唐诗》将有唐一代诗歌汇为一帙，为研究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但由于成书仓促，存在问题也很多。其主要有如下数端：一、未及广检群书，故缺漏甚多；二、考订粗疏，多有误收，今人考订其误收他朝诗即达数百首之多，唐人张冠李戴、重收复出之作亦不少，三、小传较疏舛，作者先后次第亦多混乱；四、诸诗皆不注出处，征引者难以覆按；五、校勘不精，诗题及诗句错误较多。
该书编成的次年，即由内府精刻行世，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扬州诗局刻本。后又有扬州诗局本，二本皆为一百二十册，分装十函。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归并成三十二卷。1960年，中华书局据扬州诗局本断句排印，并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
季振宜（1630～1674），字诜兮，号沧苇，扬州泰兴人，为清初著名藏书家，藏书之富，甲于江南。他整理唐诗，始于康熙三年（1664），迄于康熙十二年（1673），历时十年，始得告成。全书凡七百十七卷，收诗四万二千九百三十一首，作者一千八百九十五人。所据材料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较充分地利用了其本人所藏的珍本秘籍。据《季沧苇藏书目》载，其所藏宋版唐诗总集、别集，多达一百五十馀种，如宋刻《万宝诗山》、明抄《诗渊》，皆为罕见的大型类编诗集。在其开始编集后，又得到钱谦益原拟“集成唐人一代之诗”的未完稿。另外，初盛唐部分充分利用了明末黄德水，吴琯《唐诗纪》的成果。具备了这些条件，以季氏的学力，经过十年的反复校订、广事补遗，终于编成该书．书成后的次年，季氏即去世。当时书稿未曾付梓，不久即转入内府。
37、《全唐诗补编》
辑补《全唐诗》的著作，以日本上毛河世宁（即市河宽斋）《全唐诗逸》三卷为最早，成书时间约相当我国乾隆时期，凡补诗七十二首，句二百七十九条。中华书局本《全唐诗》附于全书之末，今人王重民辑《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二种，据敦煌遗书补一百七十六首，孙望《全唐诗补逸》二十卷，补诗七百四十首又八十七句，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二十一卷，补诗一千一百五十八首又二百四十三句。以上四种，由中华书局合编成《全唐诗外编》出版。复旦大学的陈尚君的《全唐诗补编》，对《》做了细致的甄别工作，剔出一些误收重出之作，又新增佚诗四千六百六十三首，句一千一百九十九条，诗人一千一百九十一人。加上《全唐诗外编》原有成果，《补编》共收诗六千三百二十七首，句一千五百零五条，约为《全唐诗》作品的七分之一；收诗人一千六百多位，其中新见者九百余位，接近《全唐诗》诗人的三分之一。至此，唐诗作品存世者正式已知诗达五万五千七百三十首，句计三千零六十条；所涉唐代诗人三千七八百位。这还不包括1992年夏天在湖南长沙唐窑出土瓷器上所题的几百首唐诗。据悉，“其中不少诗是《全唐诗》中没有收进去的”。另外，近年尚陆续有一些唐诗补遗之作发表。
考订著作，有刘师培《全唐诗发微》，收入《左庵集》，篇幅不多；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订正《全唐诗》小传、篇章等错误，甚为精到，收入中华上编版《唐人行第录》。今人张忱石编《全唐诗作者索引》，中华书局出版，甚便读者。
38、《唐诗别裁集》
唐诗选集，清代沈德潜编选。共20卷，选有作家270余人，诗作1900余首，分体编排。因杜甫《戏为六绝句》中有“别裁伪体亲风雅”语，故名“别裁”。 重点选录王维、李白、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大家名家的诗外，也选录不少小家的作品。由于门庭比较宽广，能注重到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和不同体裁的作品，入选的题材和风格较为丰富多彩，大致反映了唐代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书中还附有简要的评注，有助于理解诗意。
《唐诗别裁集》初刻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增补重刻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有乾隆间刻本和扫叶山房石印本、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等。上海古籍出版社据重刻本加以校勘标点的排印本，较为通行。清人俞汝昌曾撰《唐诗别裁集引典备注》20卷，有道光间刻本。
沈德潜介绍见《古诗源》。
39、《唐诗三百首》
唐诗选集，清代蘅塘退士选编。蘅塘退士有感于《千家诗》选诗标准不严，体裁不备，体例不一，希望以新的选本取而代之，成为合适的、流传不废的家塾课本。遂于乾隆二十八年春，与他的继室夫人徐兰英开始编选《唐诗三百首》。选诗标准是“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既好又易诵，全书以体裁为经，以时间为纬，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5）编辑完成。其选诗范围相当广泛，收录了77家诗，共311首，在数量以杜甫诗数多，有38首、王维诗29首、李白诗27首、李商隐诗22首。《唐诗三百首》以成功务实的编法、简易适中的篇幅、通俗大众的观点、入选诗歌的精美打动着古往今来的无数读者，流传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之说。在众多的唐诗选本中，以《唐诗三百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被中国世界纪录协会收录为中国流传最广的诗词选集。它是儿童最成功的启蒙教材之一，也是了解中国文化的模范读本，对中国诗歌选编学、中国人的心理构成都有很大的影响。
《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蘅塘退士（1711～1778），原名孙洙，字临西，江苏无锡人。他自幼家贫，性敏好学，寒冬腊月读书时，常握一木，谓木能生火可敌寒。乾隆九年（1745）他考中顺天举人，授景山官学教习，出任上元县教谕。乾隆十六年（1752）他得中进士，历任卢龙、大城知县。后遭人谗陷罢官，平复后任山东邹平知县。乾隆二十五年（1761）、二十七年（1763）两次主持乡试，推掖名士。他为官清廉，又勤勉好学，书似欧阳询，诗宗杜工部，著有《蘅塘漫稿》。
40、《唐贤三味集》
《唐贤三味集》共三卷，收录唐代４２位诗人４４０首诗。是王士祯为了纠正明代以来学盛唐者一味追求“高华壮丽”而流于肤廓，不能得盛唐真面目的弊端，倡导神韵之说而选编的。
王士祯（1634～1711）原名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家庭，祖父王象晋，为明朝河南省布政使。顺治七年（1650），士祯应童子试，连得县、府、道第一，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进士，文名渐著。顺治十六年（1659），任扬州推官，“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康熙十七年（1678），受到康熙帝召见，转侍读，入值南书房。升礼部主事，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刑部尚书。不久，因受王五案牵连，被以“瞻循”罪革职回乡。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帝眷念旧臣，特诏官复原职，因避雍正讳，改名士正。乾隆赐名士祯，谥文简。王士祯为清初一代宗匠，诗与朱彝尊并称。康熙时继钱谦益而主盟诗坛。论诗创神韵说。早年诗作清丽澄淡，中年以后转为苍劲。擅长各体，尤工七绝。但未能摆脱明七子摹古余习。一生著述达500余种，作诗4000余首，主要有《渔洋山人精华录》、《蚕尾集》、杂俎类笔记《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录》、《渔洋文略》、《渔洋诗集》、《带经堂集》、《感旧集》、《五代诗话》等。
41、《万首唐人绝句》
唐代绝句诗总集。宋代洪迈编。洪迈辑唐人绝句5000多首，进呈宋孝宗后，复补辑备足万首之数。原本100卷，每卷100首。其中七言绝句75卷，五言绝句25卷。末附六言绝句1卷。此书汇集了唐代诸家诗文集、野史、笔记、杂说中的绝句诗，有保存资料的劳绩，但为凑满万首，不免滥收，窜入少数非唐人作品。并且有割截律诗为绝句，一人之诗分置几处等现象。
《万首唐人绝句》有明代陈敬学仿宋刊本。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以影印，较为通行。清王士禛有《唐人万首绝句选》7卷。
洪迈（1123～1202），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人，字景卢，号容斋，洪皓第三子。南宋著名文学家。父亲洪皓、哥哥洪适，都是著名的学者、官员，洪适官至宰相。洪迈的父亲洪皓使金，遭金人扣留，洪迈时年仅七岁，随兄适、遵攻读　绍兴十五年（1145），洪迈中进士，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因受秦桧排挤，出为福州教授。二十八年（1159）归葬父后，召为起居舍人、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馆编修官、吏部员外郎。三十一年，授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后历任赴金报聘使、知赣州、知建宁府、知婺州等职。后孝宗召对，迈建议于淮东抗金边备要地修城池，严屯兵，立游桩，益戍卒，并应补充水军，加强守备，得到孝宗嘉许，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迈入史馆后预修《四朝帝纪》，又进敷文阁直学士，直学士院，深得孝宗信任。淳熙十三年（1186）拜翰林学士。光宗绍熙元年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二年上章告老，进龙图阁学士。嘉泰二年（1202）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赠光禄大夫，谥文敏。
洪迈学识渊博，著书极多，有文集《野处类稿》、志怪笔记小说《夷坚志》，编纂有《万首唐人绝句》、笔记《容斋随笔》等。
42、《唐宋八大家文钞》
明代茅坤选编，164卷。此书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茅坤 （1512～1601） 字顺甫，号鹿门，浙江湖州府归安（今湖州）人 ，明代散文家、藏书家。嘉靖十七年（1538）得中三甲进士。历任青阳、丹徒两县知县，因政绩卓著，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冬十二月，破格擢升为礼部仪制同主事，未几，迁任吏部稽勉司，曾受牵连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被外调谪为广平通判。后又屡迁广西兵备佥事、河南副使。茅坤文武兼长，官广西兵备佥事时曾领兵。因镇压广西瑶族作乱，献“雕剿”策有功，晋升其官阶二级。当时，茅坤年轻气盛，恃才傲物，终被忌者所中，于1555年解职还乡，开始了长达四、五十年的乡居生涯。嘉靖末，倭寇屡犯两浙，茅坤应胡宗宪请为幕僚，共商兵机。后因家人横行乡里，为巡抚庞尚鹏所劾，削籍归家，专事著述。万历二十九年（1601）卒，享年九十。今存《白华楼置稿》11卷、《续稿》15卷、《吟稿》8卷、《玉芝山房稿》22卷、《耄年录》7卷，以及《浙江分署纪事本末》、《史记钞》、《纪剿除徐海本末》等。行世者有《茅鹿门集》。
43、《十八家诗钞》
古代诗歌选集。清代曾国藩编选。共28卷。十八家为魏晋南北朝的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六家，唐代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八家，宋代的苏轼﹑黄庭坚﹑陆游三家，金代元好问一家，共选古﹑近体诗6599首，有少量评点和校注
此书分诗体，各体中按入选诗人时代先后编次。书前无序例，但选录标准以及选者旨趣，书中体现得很明显。第一，它不同于一般选本之广泛采录优秀诗篇，而是在每一时期内选取一些大家，以代表这个时代诗歌的主要风貌。第二，在十八家中，除杜甫外，入选的诗篇，均选取其一种或数种诗体，不求众体兼备，以突出重点，标志其主要成就。如李白不取其七律，宋代苏轼﹑黄庭坚﹑陆游三家不取其五古，而唐王维﹑孟浩然仅取其五律，金元好问仅取其七律，去取之间，都是经过慎重别择的。唯七绝一体，于唐代取李白﹑杜甫而遗李商隐﹔于杜牧，取七律而不取七绝，则殊令人费解。第三，书中所选历代诗人虽仅十八家，但选者较能从发展的观点看待文学史上的现象。如此书于唐人五古，除李白外，仅选杜甫﹑韩愈两家，这就体现了唐诗变新的特色。于此不难窥见选者旨意所在。
《十八家诗钞》有《四部备要》排印本，较通行；《曾文正公全集》本；另有上海中原书局集注本；河北人民出版社本 ；岳麓书社精装本。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一生著述颇多，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调》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着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其中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44、《唐宋诗醇》
清代乾隆前期题署御选的大型唐宋诗选集。选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六家诗，共四十七卷。各家前有总评，各篇后常有编者、前人、清人评语及史料。编选宗旨以尊唐、尊杜为主要特点，它特别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对涉及民族斗争的内容则相当敏感。其选目相当精审，选目及部分评语体现出较有价值的诗学观点。
45、《唐宋文醇》
清代乾隆前期题署御选的大型唐宋文章选集。五十八卷，清高宗弘历御选，允禄等编。明代茅坤曾选韩愈、柳宗元等唐宋8位文学家的散文编辑《唐宋八大家文钞》，清朝初年储欣在此基础上又增补唐朝李翱、孙樵的散文，编为《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乾隆帝认为储欣的取舍标准和观点都需要推敲，所以下令对此书重新编辑。允禄主持编辑事务，张照、朱良裘、董邦达等儒臣参与编辑，该书编成后定名为《唐宋文醇》。全书共录唐宋十大家散文474篇。各家文章书、序、论、记等分类编辑，只有苏轼的上书、奏状、对策等篇目以撰写时间编次，书中还采录了各家评语，并引用正史或杂说加以考订，内容完备、权威，是清代最有影响的唐宋散文选本。
有清乾隆三年（1738年）武英殿五色套印本。此书正文用墨色，康熙帝御评文字用黄色书于篇首，乾隆帝御评用朱笔写于篇后，前人评跋、相关人物的姓名事迹各用紫色、绿色分别印在篇末。全书色彩斑斓，为乾隆时期殿版套印书籍中的佳品。
46、《唐五代词》
唐五代词总集。近人林大椿辑。 收唐五代词人81家，1148首词。其词采自《花间集》、《尊前集》、《金奁集》和《全唐诗》中的附词。作家依时代为序，卷末附有简略的作者生平，兼及作品真伪的考辨、各家重见和字句异同的校勘、宋人诗话有关作家作品的一些遗闻轶事。搜罗较为丰富。此书的缺陷是所录主要为唐五代文人词，民间词绝大多数摒弃不录。
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重新校订断句出版。
47、《全唐五代词》
唐五代词总集，今人张璋、黄畬编，历时十载。收录唐、五代词作共二千五百余首，有名可查的作者一百七十余家。全书分为八卷，第一、第二、第三各卷为唐词（按作者时代先后顺序排列）；第四、第五、第六各卷为五代词（后标别国别，再按作者时代先后顺序排列）；第七卷为敦煌词；第八卷为无名氏词及仙鬼词。书首有夏承焘所作序一篇及凡例，书后有“引用书目”、“唐五代词互见表”、“本编未收入各调备查表”、“作者索引”四个附录及后记一篇。本书收罗极广，凡《花间集》、《尊前集》、《草堂诗余》、《金奁集》、《兰畹曲会》、《鸣鹤余音》、《花草萃编》、《唐词纪》、《历代诗余》、《全唐诗》及所附词集、《敦煌曲校录》、《敦煌曲》中所载唐、五代词悉皆录入，并摘录了前人专集、诗话、词话、词谱、词律、词史及各种笔记所列之词和断阙零句。本书主要根据词律、词谱等书所载词调为标准区别诗与词，因而收录范围较宽。如王维的《阳关曲》，一般作七言绝句看待，本书依《词谱》而收入。本书收录以较完善版本为主要依据，再同其他各种版本校勘。书中还选录了古今有关词的资料，包括词调考证、作词本事或趣话、词作的评语以及辨别作者真伪的按语等，以“笺评”分列在各词之后。
《全唐五代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黄畲（1913～2007），字经笙，号纫兰簃主，台湾淡水人，古典诗词家。其父黄宗鼎，清举人，台湾知名爱国人士。黄畲幼年随父到北京，少承家学，打下了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及长酷好诗词。1934年起在北平市政府任职。1941年入北平国学院词章门攻读，拜前清翰林郭则澐为师，专学古典诗词及辞赋等。毕业后，参加当时郭则澐组织的蛰园诗社、瓶花簃词社、前清翰林关赓麟组织的锑园诗社、咫社词社及名士张伯驹组织的庚寅词社，与社友关赓麟、章士钊、叶恭绰等相唱和，作品载《锑园吟稿》、《咫社词钞》中。又被聘为北平古学院研究员，结识吴廷燮、王谢家等前辈，时常请正，研讨切磋，诗词益进。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华北电业管理总局供职。1958年起从事教学工作，历任北京电力学校、一一五中学语文教师。1974年12月退休。1988年12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已出版的诗词专著有《欧阳修词笺注》、《石湖词校注》、《阳春集校注》、《山中白云词笺》、《历代词萃》等；与张璋合编《全唐五代词》，又与夏承焘编选《金元明清词选》，并注释金元明词部分；与张璋合校《秦观词集》。
48、《全唐五代词》
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纂。全书正、副编共收录唐五代词人417名，词作2809首。是迄今收录最为完备的一部唐五代词人词作总集。其体例基本上是按照《全宋词》的体例框架来进行，但在原作之后增加了“校记”、“本事”和“考辨”三项。全书共有“考辨”311则，涉及词作586首，平均每5首中就有1首有考辨说明，兼有词学研究性质。2000年6由中华书局出版。
曾昭岷，1924年10月生，四川宜宾市人。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古代文学研究生导师。曾任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兼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著有《温韦冯词新校》、《花草粹编校订》、《东堂词校注》；以及《冯延巳词考辨》、《手校冯延巳词札记》、《入于苏而出于苏之黄庭坚词》、《湖北词人录》等论文。 曾昭岷于1947年毕业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文系。早年从事诗歌创作及古文研究，1946年曾创办《诗激流》月刊于重庆。以后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除在有关报刊发表古代文学研究论文20余篇外。
49、《乐府雅词》
《乐府雅词》中国今存最早的一部宋人选编的宋词总集，曾慥编。其中《乐府雅词正集》分上、中、下3卷，《乐府雅词拾遗》分上、下2卷，编定于绍兴十六年（1146）。正集选录欧阳修等34家；《拾遗》选录16家，共50家，均是宋人。未选唐、五代词。卷上分《转踏》、《大曲》、《雅词》3类，都是研究唐宋歌舞曲的重要资料。所录内廷传出的《转踏》中有无名氏《九张机》，为别处所未见 。南宋以后主张典雅的词人 ，反对柳永、周邦彦词的“软媚”，故未选柳永、晏殊、晏几道、秦观等人词。对欧阳修的某些艳词，也看成“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自序》）。但书中不选苏轼词，则并非苏东坡词不合“雅词”标准，因作者另编有《东坡词》、《东坡词拾遗》。
此书有明赵辑宁星凤阁校抄本，后有秦恩复《词学丛书》本和《粤雅堂丛书》本。《四部丛刊》涵芬楼影印鲍廷博校抄本，《四库全书》本于原书空缺处，随意填补，不可信据
曾慥（？～1155）字端伯，号至游居士，至游子，福建晋江（今福建南安）人。北宋末年任仓部员外郎 ，入南宋后任户部员外朗、江西转运判官、湖北兼京西路转运副使、太府少卿总领京湖财赋、太府卿总领湖广江西财赋、知虔州、荆南、夔州、庐州，官至尚书郎，直宝文阁。为人学识广博。著有《高斋漫录》、《高斋诗话》等，均佚。编有《宋百家诗选》，亦佚，惟所编《类说》今存。
50、《绝妙好辞》
南宋周密编选的南宋词人总集。七卷，收录了始于张孝祥，终于仇远的南宋一百三十二家词人近四百篇词作。选录标准以清丽婉约、精巧优美、醇雅清空为主，推崇姜夔、吴文英等人的词作，反映了编选者的审美观点和当时的词坛风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宋人词集，今多不传，并作者姓名，亦不尽见于世，零玑碎玉，皆赖此以存。于词选中，最为善本”，所以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南宋词选本。《绝妙好词》没有较早的版本传世，故元明时一度湮没无闻。清初著名藏书家钱曾述古堂藏有抄本，其族人柯煜、柯崇朴一起考订错讹，镂板以行，《绝妙好词》始重新流传于世。是为清康熙二十四年柯崇朴小幔亭刻本，
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蘋洲，又号四水潜夫，晚号弁阳老人。祖籍为济南人，其曾祖南渡后居于吴兴。曾任临安府幕属，临和济药局，端宗时任义乌县令。宋亡后隐居不仕，寓居杭州，发愤著述。有《武林旧事》、《齐东野语》、《浩然斋雅谈》、《志雅堂杂钞》、《癸辛杂识》、《云眼过眼录》等行世。他的诗词都很有名，有诗集《草窗的语》六卷，词集《蘋洲渔笛谱》二卷，《草窗词》二卷。
51、《花间集》
是我国第一部词总集，五代时后蜀广政三年（941年）赵崇祚所编。收录了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到后晋高祖天福五年（公元940年）一百年间18位作家的500首词作首，共十卷。其中收得最多的是温庭筠，共六十六首、孙光宪共六十一首、顾敻共五十五首、韦庄共四十七首，最少的是鹿虔扆和尹鹗，人各六首。编者赵崇祚自己一首也没有，为之作序者欧阳炯只有十七首。可见选者态度客观，毫无私心。入选的作者也不限于后蜀一地。例如孙光宪虽是蜀人，却长期在荆州（今湖北宜昌）高季兴部下做官（926～963年），《花间》结集时他也不在成都，而他的词却被选了六十一首之多，仅次于温庭筠。北宋词人奉《花间集》为词的正宗，把此书的作品称为“本色词”。这本书的主题基调是描写男女之间的恋情，此类作品占绝大多数，呈现出婉约绵缠、妩丽香艳的主要风格特征。因此受到一些批评。如南宋诗人陆游在为此书作跋时写到：“《花间集》，皆唐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仍流宕至，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耶！”其实，《花间集》介于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唐诗宋词两大峰巅期的中间，对宋词的繁荣及以后词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文学艺术上的价值、作用、贡献和地位是不可忽视和否认的。就内容来讲，除了恋情外，还有史事古迹、风物人情、边塞旧事、山水花鸟等。
赵崇祚，字弘基，生卒字里贯不详，《十国春秋》亦无传。禁止其职·仅知其事孟昶为卫尉少卿。蜀有赵崇韬，为中书令廷隐之子，疑崇祚与其为兄弟。
52、《尊前集》
唐五代词选集，一卷。无编选人名。宋人提到此书，多称《唐尊前集》，以此书为唐末人所编。然书中李煜词皆题“李王”，考李煜于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卒后追封吴王，可知当为北宋人所编。此书选录唐五代39家词261首，以供宴席歌唱，故集名“尊前”。所录词，时代﹑地域较《花间集》为广。《花间集》中作者如温庭筠﹑皇甫松﹑韦庄﹑欧阳炯等12人之词，此集亦有选录，但无一首与《花间集》重复，可知编者曾见到《花间集》。而《花间集》所未收的许多词作，亦赖此集得以保存。
此书自南宋以后，极少流传。今传本最早者为吴讷编《唐宋名贤百家词》中的《尊前集》1卷，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其次为顾梧芳刻2卷本，已难得，但有汲古阁重刻本。再次为丁氏善本书室藏海鼎祚抄1卷本，现藏南京图书馆。朱孝臧辑刻《彊村丛书》中《尊前集》1卷，即据梅抄本刊版。至于朱彝尊所见吴宽手抄本，则不知存佚。
53、《樂府新編阳春白雪》
此为元人所选散曲总集，元人杨朝英辑，有初编、重编两种。初编本分《前集》五卷，《后集》五卷，重编本则不分。收录元人散曲六十余家，搜罗颇富。
《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有元刻本，清黄丕烈跋，清柳如是校，清丁丙跋，二册。初编、重编两种均藏于南京图书馆。
杨朝英，元代文学家，号澹斋，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未详，《录鬼簿》及《录鬼簿续编》皆失载。山东青城人。曾任郡守、郎中，后归隐。与贯云石、阿里西瑛等交往甚密，相互酬唱。时人赞为高士。他选辑元人小令、套数，编成《阳春白雪》、《太平乐府》，人称《杨氏二选》，元人散曲多赖此二书保存和流传。本人亦工散曲，《太和正音谱》评其曲“如碧海珊瑚”，杨维祯将他与关汉卿、卢疏斋等并提，赞其「奇巧莫如」。现存小令二十七首。
54、《草堂诗余》
全称《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馀》，《四库全书总目》称《类编草堂诗馀》。是一部词选集，南宋何士信编选。有前集 2卷，后集 2卷，共4卷。其中词作以宋词为主，兼收一小部分唐五代词。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草堂诗余》二卷，书坊编集者。”此书编集系出于书坊。又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证:“王楙《野客丛书》作于庆元间，已引《草堂诗余》张仲宗《满江红》词证蝶粉蜂黄之语”，则此书当成于庆元（南宋宁宗年号1195—1200）以前。《草堂诗余》一编，在明代被广泛接受，其繁盛流行情况绝非他编可以踵及。当时的书商刻者竞相刊刻《草堂诗余》，仅今传明版《草堂诗余》就多达二十余种。《草堂诗余》在当时词学界亦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和中心。许多文人才子如杨慎、李攀龙、唐顺之、何良俊、沈际飞、钱允治等都纷纷为其评注、校笺、作序、题跋。明人为《草堂诗余》所作的众多序跋及评点，内容丰富，颇成体系，形成专门的《草堂诗余》批评，成为明代词学的一项特殊内容
何士信，字君实。福建人。生平不详。
55、《花庵词选》
是一部词选集，南宋黄昇编选。全书二十卷。前十卷选唐宋诸贤之词，始于李白，终于北宋王昴，凡一百三十四家，附方外、闺秀各一卷；后十卷选中兴以来各词家之词，始于康与之，终于洪蚡，凡八十八家，附黄昇自作词三十八首，共录词七百五十余首。所选各家均系以字号、里贯，每首下亦间附评语。书成于淳祐己酉（宋理宗年号，1249年）。黄昇自叙其选词宗旨云：“中兴以来，作者继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词，词各有体，知之而未见，见之而未尽者，不胜算也”（《花庵词选?自序》）。其意盖欲以继赵崇祚《花间集》、曾慥《乐府雅词》之后。《花庵词选》的价值在于，去取较谨严，词作两宋皆选，后世不传之作赖之以存。所选词作间附精当之评论，成一家之言，足资参考。
对《花庵词选》，词论家历来褒贬不一。《四库全书?花庵词选提要》说它：“搜罗颇广”，“所录多典雅清俊，非草堂诗余专取俗体者可比”；《福建通志》亦云：“升本工词，极精于持择”，“去取亦特为谨严”。 《绝妙好词笺》厉鹗序云：“曾端伯《乐府雅词》、黄叔旸《花庵词选》皆让其精粹，盖词家之准的也”。但张炎的《乐府指迷》则认为：“近代词如《阳春白雪集》、《绝妙词选》亦有可观，但所取不甚精一，岂若草窗（周密）所选《绝妙好词》为精粹”。 其实《绝妙词选》的特色正在于对各个时期的名家、大家不限数量，大胆选录，且注意词作题材之广泛、风格之多样。如《花庵词选》录陆游词23首，辛弃疾词48首，刘克庄词40首，周密《绝妙好词》仅录陆游词3首、辛弃疾词3首，刘克庄词4首，难免有对各家皆“平分秋色”之嫌。就辛弃疾而言，《花庵词选》既选录最能代表辛弃疾报国雄心的《水龙吟》（寿韩南涧），又选录充溢着深沉的壮志未酬忧愤之情的《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既选录有绰约婉转风韵的《模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又选录描绘清新的农村景色的《清平乐》（茅檐低小），让人窥见辛词内容之丰富，风格之多样。周密《绝妙好词》则仅录《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瑞鹤仙》（雁霜寒透幙）、《祝英台近》（宝钗分桃叶渡）3首，难见辛词之特色。故张炎说周密选词精粹，实为溢美之词，无怪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草窗《绝妙好词》之选，并不能强人意，当是局于一时闻见，即行采人，未窥各人全豹耳。不得以草窗所辑，一概尊之”。《四库提要》亦云周密《绝妙好词》：“去取谨严，在曾慥《乐府雅词》、黄昇《花庵词选》之上”。当然，黄昇的《花庵词选》并非篇篇皆善，在年代断限，字词方面亦有疏舛。
《花庵词选》的宋本已失传，今有明万历二年（１５７４）桐源舒氏刻本、明汲古阁刻本、《四库全书》收录。《四部丛刊》据明翻宋本影印，１９５８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用此本断句排印。
56、《全宋词》
宋词总集，今人唐圭璋编，共五册。收录宋代词人1330余家，各系以小传；词作19900多首，残篇530余首.。书前冠有全书目次，按时代先后为序，以人系词，标明篇名和 见于该书的页码。后附《作者索引》，按姓名笔画排列。该书收罗繁富，网罗散失，虽断句零章，亦加摭拾，是迄今收罗最为完备的一部宋代词人总集。
《全宋词》有中华书局1940版，1965 年又据 1940 年本改编增补再版。
孔凡礼《全宋词补辑》，辑录了430多首宋人佚词，是1965年《全宋词》出版后收获最大的一次增补本。
57、《历代诗余》
又名《御定历代诗余》，清以前词的总集，沈辰垣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奉敕编撰。全书辑唐宋元明词九千余首，一千五百四十调，是一部重要的词作总集，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版本有上海蟫隐庐 影印内府刻本。
沈辰垣（生卒年不详），字芝岸、紫翰，枫泾镇（浙江嘉善）人。清代诗人、史学家。康熙二十年（1681年）得中举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又中进士，后入选庶吉士，历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他曾担任会试同考官，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又担任武闱总裁。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在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20多年期间，曾纂修《明史》和续编《唐类函》、《群芳谱》等书，奉敕编撰了《御选历代诗余》。康熙曾多次赐于御书、万寿帖、御制诗集、石砚等。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告老还乡。
58、《唐宋名贤百家词》
词总集，明代吴讷编。此书收录唐五代宋元词人词作，不录明人词。辑于正统六年辛酉（1441）。此书共131卷，所收词集自《花间集》起，至南宋郭应祥《笑笑词》止，名为百家，但其中有目无书者10种，残脱太甚者一种，《东坡词补遗》当附《东坡词》后，不宜别作一家，郭应祥《笑笑词》先后重出，因此实为87家。其中收录的词集计有总集3种，南唐词2种，宋词别集70种，金、元词别集8种，明词别集1种。此书明示不录明人词，但其中有误收明人词，如王达《耐轩词》，即明初人所作。
此书最大的价值是其资料价值：它比毛晋汲古阁刻词早200多年。当时所见善本尚多，如南宋前期曾慥所编《东坡词》﹑《东坡词拾遗》以及元阙名编《乐府补题》，均赖此书而得以传存。此书所据版本如辛弃疾《稼轩词》丁集和袁易《静春词》，皆为他处所未见，为研究宋词提供了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版本资料。
有天一阁抄本，今存天津图书馆，林大椿校，1940年商务印书馆印行。
吴讷（1372～1457 ）字敏德，号思庵。江苏常熟人。自幼力学，为人刚介。明永乐年间，因谙医学被举荐至京。明成祖召对称旨，命为宫廷顾问。洪熙元年，任监察御史。宣德年间，先后出按浙江、贵州；按贵州时恩威并行，边民畏服。后任南京左副都御史，曾揭发光禄丞董正盗窃官物。右通政使李畛奉命到苏松地区巡事，吴讷见其行事不谨，婉言规劝、道忌恨，被诬入狱。释放后，于英宗四年（1439年）致仕。居室简陋，巡抚周忱拟帮助翻建，被谢绝。平时生活淡泊，常布衣食蔬。天顺元年（1457
）卒谥“文格”。著有《文章辨体》，《思庵文粹》、《小学集解》等。
59、《宋六十名家词》
宋词总集。原名《宋名家词》，明毛晋编。《宋六十名家词》共分 6集，自晏殊《珠玉词》至卢炳《烘堂词》共61家，每家之后，各附以跋语。所刻先后次序，按得词付刻之时为准，不依时代排列。原拟先刻此 6集，后续刻其他词集，因财力不足而作罢。故此外如张先《子野词》、贺铸《东山寓声乐府》、范成大《石湖词》、杨万里《诚斋乐府》、王沂孙《碧山乐府》、张炎《玉田词》之类，均未收入。此刻流传很广，清冯煦曾据以辑为《六十一家词选》。不过此书校勘疏略，错误甚多。编者又往往将原本卷数任意合并，如柳永《乐章集》和欧阳修《六一词》，原为 3卷，是书合为 1卷。而所补遗词，亦不可尽信，如秦观《淮海词》及周邦彦《片玉词》的补遗，皆沿讹未考。其后毛晋之子毛扆与陆贻典、黄仪等，就原刻详加校勘，订正了原刻很多失误。其校勘之本，今藏北京图书馆。
此书有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四部备要》本。
60、《四印斋所刻词》
毛晋（1599～1659），原名凤苞，字子晋。江苏常熟人。少为诸生，爱读书。30岁左右即开始从事编校刻书，直至去世。家有汲古阁，藏书极富。所刻书籍，流布甚广。著名的有《十三经》、《六十种曲》、《文选》、《津逮秘书》等。
61、《景刊宋金元明词》
吴昌绶辑。《景刊宋金元明本词》与《疆村丛书》、《宋六十名家词》、《四印斋所刻词》并称为我国四大词集丛刻。全书包括清宣统三年（1911年）至民国六年（1917年）《仁和吴氏双照楼景刊宋金元词本十七种》、民国六年（1917年）到十二年（1923年）陶湘续刻《武进陶氏涉园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二十三种》及陶氏《叙录》一卷、《补录》三种。
中国书店重印本，为吴陶两家四次刊刻的原版。
吴昌绶（公元1867—1924年），字伯宛，号甘遁，又号词山、印丞 、晚号松邻。浙江仁和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官内阁中书。能文，工诗词，善书法，平生爱好刻书。
62、《词综》
清朱彝尊编、汪森辑，此书由朱彝尊编选26卷，汪森增补10卷，选辑唐、五代、宋、金、元诸家词30卷，补人3卷，补词3卷，共36卷。共收录词人650多家，词作2250多首。此书集中多人搜采原始材料，“计览观宋元人词集一百七十家，传记、小说、地志共三百余家，历岁八稔，然后成书”（汪森《词综》序）。
此书内容丰富，间以考证，“凡稗官野记中有片词足录者，辄为采掇” ，“其词名句读为他选所淆舛，及姓氏爵里之误，皆详考而订正之” （《四库全书总目》）。此书体例能吸取前代词选之长，以时代先后为序，各家下有词人姓氏、籍贯及其著作，间附宋、元人评语。书前有汪森所撰序文。序中指出不应把词作为“诗之余”，推尊姜夔为词家正宗，以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为羽翼。然而只字不提苏、辛词派。朱彝尊在《凡例》中又提出“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此编“以醇雅为宗”的选录标准，意在纠正明词的流弊，同时也反映了浙西词派重格律形式，忽视思想内容的偏向，所以文廷式批评朱彝尊“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云起轩词抄序》），言辞虽不免偏激，但观点是正确的。
版本有康熙三十年（1691）经汪森等增订的刊本；《四部备要》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中华书局 1975 年曾据康熙三十年裘抒楼刊本断句影印出版。 时代顺序排列，后附作者笔画索引，以便查阅。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寻入直南书房，曾参加纂修《明史》。出典江南省试。罢归后，殚心著述。 工诗，与王士禛为南北二大宗，论者谓王才高而学足以副之，朱学博而才足以运之。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月十三日（11月14日）卒，年八十一。著有《日下旧闻》、《经义考》、《曝书亭诗文集》等书。其《曝书亭词》，自定为《江湖载酒集》、《静志居琴趣》、《茶烟阁体物集》、《蕃锦集》等四种，
汪森（1653～1726）字晋贤，号碧巢，浙江桐乡人。康熙年间拔贡。官广西桂林府通判。累迁户部江西司郎中，与朱彝尊友善，后告归。兄文桂弟文柏亦工诗，黄宗羲称之为“汪氏三子”。后又从黄宗羲、朱鹤龄、朱彝尊、潘耒等诸大家游，学业益进。乃营碧巢书屋以当吟窠，筑华及堂以宴宾客，建裘抒楼以藏典籍。海内名士，舟车接于远道，诗名籍甚。晚岁家居，以著述自娱。森归田后，曾借朱彝尊家藏书，荟萃订补为粤西诗载二十四卷，附词一卷，文载七十五卷，及丛语三十卷，所著有《小方壶存稿》十五卷，《桐扣词》三卷，又辑有《虫天志》、《名家词》等。
63、《疆村丛书》
朱孝臧（号彊村）辑，该书收唐宋金元词集一百七十九种，材料丰富，校勘精密，是一部研究词学的重要资料。有1922年朱氏刻本。
朱孝臧（1857～1931），一名祖谋，字古微，号沤尹，又号疆村，浙江归安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历官编修、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出为广东学政，因与总督龃龉，辞官，游览名山大川，吟咏自遣。后卒于上海。朱孝臧始以能诗名，为京官时，与著名词人王鹏运交，弃诗而专攻词。著有词集《疆村语业》二卷，身后其门人龙榆生为补刻一卷，收入《疆村遗书》。又校刻唐宋金元人词为《疆村丛书》，并辑有《湖州词征》、《国朝湖州词》等。
64、《宋诗钞》
宋代诗歌总集。包括《宋诗钞初集》、《宋诗钞补》两种。《宋诗钞初集》，共一百零六卷，清代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编选。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开始编辑，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编定，前后历时九年。收诗人一百家，收诗一千二百余首。原已成集者按时代先后为序。原已成集但选诗不满五首者与原未成集者中为一编，附在全集之后。每集之首，系之小传，并加品评或考证。其中杨万里选了《江湖集》等九集，谢翱选了《晞发集》二集外，其余皆一人一集。但刘敞、邓肃、黄干、魏了翁、方逢辰、宋伯仁、冯时行、岳珂、严羽、裘万顷、谢枋得、吕定、郑思肖、王柏、葛长庚、朱淑真等十六位词家有目无书。《初集》并未编完，亦有明显疏漏。钞选诗中漏错互出，对卷帙繁多的别集，往往前详后略。1914年，李宣龚校补了其中的缺文，计五十八家七百二十八字，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
《宋诗钞补》，清代管庭芬钞、蒋光煦编。88卷，共选补作家85人，除原缺16家之外，其它作家名作，也多有增补，共计增诗2780首，其体例一如原书。但其中也选汰不精，有些作品不是选自别集，而是用《宋诗纪事》、《宋百家诗存》凑数。
《宋诗钞初集》，有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吴氏鉴古堂刻本；1914年上海涵芬楼影印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二集）本。《宋诗钞补》有1915年上海涵芬楼排印本（以别下斋藏本为底本）。1984年中华书局根据以上版本进行整理，统一别集的名称，删除了两书重复的部分，改正明显的错字和异体字，并加新式标点，合编为一书，统称《宋诗钞》。
吴之振（1640～1717），清代诗人。字孟举，号橙斋，黄叶村农。石门（今属浙江）人，贡生，官申书科中书。后隐居，买名园“黄叶村庄”，常与友人在园中饮酒赋诗。平生与吕留良交情最深。其诗专学宋人，“出入于宛陵（梅尧臣）、东坡（苏轼）、山谷（黄庭坚）诸家。（徐世昌《晚晴移诗汇》）但同时避免了许多宋诗佶屈聱牙、生硬坚涩的毛病。题材上多为写景，酬赠之作，山林诗最为有名，也有一些反映现实的篇章。体裁上，以七言绝句见长。描写风俗的《课蚕词》被称为绝唱。着有《黄叶村庄诗集》十二卷。还选刻施闰章、宋琬、王士禛、王士禄、陈廷敬、沈荃、程可则、曹尔堪的诗为《八家诗钞》。
吕留良（1629～1683），清代文学家、学者。字庄生，别号晚村；又名光伦，字用晦。崇德（今属浙江）人。明秀才。初与黄宗羲、高斗魁等人结识，明亡后，他散其家财，连结海上，图谋复兴，备尝艰苦。时移事变，知事不可为，遂家居授徒，借着书讲学，以寓其郁勃不平之气。他性格高傲，自认为文章声气已足独树一帜，于是痛诋王阳明，又诋《明儒学案》，并诋黄宗羲晚节，二人遂绝交。清廷举荐博学鸿词科，他誓死拒荐。晚年削发为僧，名耐可。心情郁闷，因病而终。死前作《祈死诗》6首，中有“贫贱何当富贵衡，今知死定胜如生”句。首著《维止集》一书，对清廷多所讥刺。雍正时，为曾静，张熙之文字狱所株连，竟遭到棺戮尸，著述焚毁，但民间仍有流传。吕留良学宗程朱，博学多才。其文善于说理，唯尖刻处令人望而生畏。诗学杨万里，陈师道，多抒写易道的悲愤和不愿仕清的决心，深情苦语，狂放不羁，悲怆之情，令人感喟。但也有一些萧闲淡远之作。主要著作有《吕晚村诗集》、《吕晚村先生文集》八卷和续集四卷、《东庄诗存》七卷。精通医学，曾着《医贯》。
管庭芬（1797～1880）原名怀许，一作名廷芬，字培兰，又字子佩，号芷湘，晚号笠翁、芝翁、甚翁，亦号渟溪老渔、渟溪钓鱼师、渟溪病叟，浙江海宁路仲人。清学者、画家。诸生。少时博览群书，能诗文，善画山水，尤善画兰竹，精鉴赏、校勘。尝佐钱泰吉纂修《海昌备志》。居室名“一枝轩”、“太古轩”、“渟溪老屋”、“花近楼”、“斜川馆舍”、“留教书堂”、“听雨小楼”、“墨王楼”、“笔花吟馆”、“待清书屋”、“心亨书屋”、“锄月种梅室”。著有《芷湘吟稿》4卷、《芷湘笔乘》1卷、《丱兮笔记》附《破铁网》2卷、《宋诗钞补》88卷、《履霜杂志》、《楟阴志略》、《兰絮话腴》4卷、《南屏逸志》、《南屏禅寄集》、《南唐杂剧》1卷、《海昌经籍著录考》22卷、《一瓻笔存》10册、《增订续读书敏求记》、《渟溪老屋自娱集》8卷、《渟溪老屋遗稿》7卷、《渟溪老屋题画诗》、《海隅遗珠录》4卷、《海昌丛载》、《越游小录》1卷、《浙西被兵录》、《日谱》46册、《消夏录旧》、《待清书屋杂钞》30册（538种）等数十种，辑有《天竺山志》12卷、《花近楼丛书》。
65、《西昆酬唱集》
西昆体诗集。2卷，宋初杨亿编。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杨亿等于内府编纂《册府元龟》。在修书之余，杨亿将17人的248首唱和诗编辑成集。其中杨亿、刘筠、钱惟演3人的诗占五分之四以上。集中以五七律诗为主。诗的内容有反映作者们流连光景、优游岁月的生活，如《别墅》、《夜燕》、《直夜》等；有咏前代帝王和宫廷故事的，如《始皇》、《汉宣》、《宣曲》等；有咏男女爱情的如《代意》、《无题》等；更多的是咏物诗如《鹤》、《梨》、《柳絮》、《萤》等。一般题材狭窄，诗情贫乏，但在当时影响很大，学子纷纷效法，流行一时。
版本有王仲荦注本，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杨亿（974～1020）， 北宋文学家，“西昆体”诗歌主要作家。字大年，建州浦城（今属福建浦城县）人。年十一，太宗闻其名，诏送阙下试诗赋，授秘书省正字。淳化中赐进士，曾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官至工部侍郎。性耿介，尚气节，在政治上支持丞相寇准抵抗辽兵入侵。又反对宋真宗大兴土木，求仙祀神的迷信活动。卒谥“文”，人称杨文公。曾参预修《太宗实录》，主修《册府元龟》。著作多佚，今存《武夷新集》20卷，有《浦城遗书》本，《品藻堂四库全书萃要》本。又有《杨文公谈苑》15卷，记述平生见闻，原书已佚。
66、《瀛奎律髓》
《瀛奎律髓》专选唐宋两代的五、七言律诗，故名“律髓”。自谓取十八学士登瀛洲、五星照奎之义，故称“瀛奎”。元人方回选编。集中共选唐代作家180余家，宋代作家190余家。方回宗杜甫，赞扬杜甫夔州以后的诗达到了“剥落浮华”的境界。但方回选诗，并不只凭一己偏爱，而是注意到不同流派。如入选宋诗，有江西派、四灵体、江湖派，也选西昆体体，赞扬西昆体代表作家杨亿“组织故事有绝佳者”。此书分49类，每类有题解，说明这类诗的性质和特点。不过分类过于琐细，且以类选诗，往往强取充数。如卷 9《睢阳五老图》等诗，并非佳作，亦被选入。但保存了一些宋代未留传下来的诗集，有较高文献价值。每诗之后，多附以评语。评语中有不少好的见解，也保存了一些宋代文人的遗闻轶事。
清代中叶，纪昀撰《瀛奎律髓刊误》。纪昀在序文中认为方回论诗有三弊：一是党援，二是攀附，三是矫激。选诗也有三弊：一是矫语古谈，二是标题句眼，三是好尚生新。这些批评显然有片面之处，但在具体评论中，纪昀则有否定，也有肯定，较为持平。
《瀛奎律髓》有清康熙刊本，《瀛奎律髓刊误》有清光绪重刊本。
方回（1227～1306）字万里，号虚谷。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登第。提领池阳（今安徽贵池）茶盐，累迁知严州（今属浙江）。宋亡降元，为建德路（今属浙江）总管。有《桐江集》 8卷，收入《宛委别藏》；《桐江续集》36卷，收入《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67、《千家诗》
《千家诗》由宋代谢枋得《千家诗》（皆七言律诗）和明代王相所选《五言千家诗》合并而成。虽号称《千家诗》，实际只录有122家。按朝代分：唐代65家，宋代52家，五代1家，明代2家，无从查考年代的无名氏作者2家。其中选诗最多的是杜甫，共25首，其次是李白，共8首；女诗人只选了宋代朱淑真2首七绝。它是我国古代带有启蒙性质的格律诗选本。因为它所选的诗歌大多是唐宋时期的名家名篇，易学好懂，题材多样：山水田园、赠友送别、思乡怀人、吊古伤今、咏物题画、侍宴应制，较为广泛地反映了唐宋时代的社会现实，所以在民间流传非常广泛，影响也非常深远。
谢枋得（1226～1289）南宋文学家。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今属江西）人。其伯父谢徽明抗元战死，其父应琇因忤贵官被冤枉死，枋得由母亲桂氏教养，自幼颖悟，“每观书，五行俱下，一览终身不忘”。宝佑四年（1256）与文天祥同科中进士。次年复试教官，中兼经科。又应吴潜征辟，组织民兵抗元。同年任考官，性好直言，因得罪贾似道而遭黜斥，咸淳三年（1267）赦还。德佑元年（1275），以江东提刑、江西诏谕使知信州。元兵犯境，战败城陷，隐遁于建宁唐石山中，后流寓建阳，以卖卜教书度日。宋亡，寓居闽中。元朝屡召出仕，坚辞不应，福建参政魏天佑强之北行至大都（今北京），在大都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坚贞不屈，绝食而死。门人私谥文节。有《叠山集》，存词一首。
王相，字晋升。江西临川人，事迹无考。 清朝学者。约生活于清朝康熙年间。编辑和注释过多部启蒙书籍，如《千家诗》、《三字经》之类，刻印流播。着有《三字经训诂》1卷、《尺牍嘤鸣集》12卷、《百家姓考略》等。 《四库》总集类存目四着录了他的《尺牍嘤鸣》一种，其所注《三字经》、《百家姓》、《增订广日记故事》，现已成为社会上通行的版本。他又把其母刘氏所著的《女范捷录》与《女诫》、《女论语》、《内训》三书合编为《女四书》，为当时女子之必读教科书，流传所及，遍布全国，声势达于近代。书今存。
68、《宋文鉴》
北宋诗文总集。原名《皇朝文鉴》。吕祖谦奉宋孝宗之命编辑。搜罗广博，“所得文集凡八百”（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全书共150卷，编为 61类。1 至11卷，收赋 80余篇；12至 30卷，收各体诗（包括“骚”）约1020篇;31至150卷，收文 1400多篇。所收诗文之作者200多人。
《宋文鉴》选入的诗文，在当时比较有代表性。大体说来，宋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宋仁宗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亦搜求其文”；其人“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亦“不以人废言”（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选入的诗文中，有不少是为人传诵的好作品。其所依据的文集现多已失传，赖本书而得以保存一二。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但此书意在“补治道”（周必大《序》），因此也收入了不少平庸之作。
此书明、清两代均有刻本，流传颇广通行本为《四部丛刊》影宋端平重刊嘉泰本，较明天顺间严州刻本多三篇，少卷六十一吕陶《论制师服》一篇。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生于婺州（金华）。南宋著名理学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为“东莱先生”，称吕祖谦为“小东莱先生”。到了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了。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卷，又曾奉旨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还有不少著述，如《古周易》1卷、《书说》35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卷、《春秋左氏传说》20卷、《春秋左氏续说》12卷、《东汉精华》14卷、《丽泽论说集录》10卷、《历代制度详说》12卷、《古文关键》2卷等，皆已收入《四库全书》，另还有《东莱集》40卷传世。
69、《南宋文苑》
清人庄仲方编。共七十卷，另有“外编”四卷，作者考二卷。该书将南宋诗文分为55类，文以说理文为主，诗只选古体，不少作品反映了南宋的政治情况，具有史料价值。
庄仲方（1780～1857），字芝阶。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嘉庆十五年（1810）举人，官中书舍人。他淡于名利，晚岁居家，筑映雪楼，藏书近 5万卷，辑有《金文雅》《文范》、《碧血录》、《古文练要》等。
70、《江湖集》
收录南宋诗人诗歌的一部总集，南宋陈起编。陈起为书商，亦能诗文，与刘克庄、叶绍翁等诗界名流交好甚密，曾出资收购南宋诗文百余家，编为诗歌总集《江湖集》刊行于世，时人称入集诗人为“江湖派”。 《江湖集》共九卷。以汲古阁影宋抄《南宋六十家集》本为底本。校以《两宋名贤小集》本（简称名贤集）、《南宋群贤小集》本（简称群贤集）。新辑集外诗编为第二卷。
《江湖集》的作者人数很多，身份复杂，既有平民百姓，也有显宦大客，但大多数是仕途不顺而浪迹江湖的下层文人，其中以刘克庄、戴复古、刘过、姜夔、敖陶孙等人的成就最大，周文璞、叶绍翁、史卫卿、王迈、高翥、利登等，也有一定的成就。他们以“江湖”相标榜，表示出对朝廷的愤懑和不满，反映了他们厌恶仕途，渴望隐逸的人生态度。但江湖诗人并不是不关心朝廷，身处宋、金对立的多事之秋，江湖诗人又十分关心时政，关心政府的吏治，关注人民的疾苦。
《江湖集》的出名还因其书的被禁和陈起的招祸。因为《江湖集》中的某些诗句被谏官李知孝罗织为谤讪宰相史弥远。史弥远请皇帝下诏查禁此书，《江湖集》书版被毁，陈起被流配边地。直到史弥远死后，这一“江湖诗祸”才得以平反昭雪。陈起又重操旧业，陆续刊刻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和《中兴群公吟稿》等诗集。但上述诗集大多散失，今存《永乐大典》引有《中兴江湖集》，《四库全书》中收有《江湖小集》九十五卷，《江湖后集》二十四卷，毛晋汲古阁有影宋本《江湖集》六十家，清人顾修编《南宋群贤小集》中有《江湖后集》。
陈起（生卒年未详），字宗之，宗子、彦才，自号陈道人，亦号芸居，宋临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宁宗时乡试第一名，后居杭城钱塘棚北大街睦亲坊（今弼教坊），开书肆陈宅经籍铺，从事编着、出版、卖书和藏书诸业，书铺所刻图书在当时负有盛名，以刻技精湛、字体俊丽、工料上乘，成为坊刻精品，为后世珍重。与江湖诗人善，编刊有《江湖集》。他还刊刻唐人诗文集10多种和其它笔记、画史等，为保存唐宋诗集作出贡献。陈起藏书丰富，建有“芸居楼”，所藏多达数万卷，为当时文人学士所仰慕，今存《芸居乙稿》一卷。
71、《南宋全贤小集》
南宋诗总集，南宋陈起编，辑录当时江湖诗派诗人作品，但原本已佚。《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其存稿，题名《江湖小集》。清人顾修据其书与残本《全贤小集》加以重刻，成为《南宋全贤小集》。全书收录南宋诗人七十余家，130余卷。又加入鲍廷博辑《全贤小集补遗》15卷，末附《江湖后集》24卷。南渡后不甚著名的诗人作品，赖之以传，为研究江湖诗派重要资料。
《南宋全贤小集》的原始资料，可能出于清初康熙年间的藏书家曹寅（1658－1712）的“宋本宋人诗”。 在他的藏书录《楝亭书目》卷四“诗集补遗”门下，载有“宋本宋人诗（宋钱塘陈起编，六函四十七册）”，另外在同卷中“诗集”门下，列有从北宋钱惟演开始一直到南宋末文天祥的九十多家诗人诗集，其中有六十多家南宋诗人小集后来都能在《南宋群贤小集》中看见。并且，《楝亭书目》还著录了“圣宋高僧诗选五卷”和“前贤小集拾遗五卷”，这两种本子后来也都见于《南宋群贤小集》。因此，原本亦佚的《南宋群贤小集》以及《南
72、《谷音》
专辑宋末逸民诗的诗集，元杜本编。二巻。张榘在题跋中称该诗集为一巻，收录“凡二十三人，无名者四人”；毛晋在题跋中则称《谷音》二巻，“凡二十有九人，诗百篇”。此本今为2卷：上巻凡十人，诗五十首；下巻凡十五人，无名者五人，诗五十一首。当为30人，诗，101首，与上述二人的题二跋皆不合。毎位诗人各附小传，惟柯芝、柯茂谦父子共一传，杨应登、杨霖祖孙共一传，又有28个小传。入其集者皆仗节守义之士，诗风古直悲凉，风格遒上，很有特色。王士祯《论诗绝句》评曰：“谁嗣箧中冰雪句，谷音一巻独铮铮”。
杜本（1276～1350）字伯原、原父，号清碧，清江（今属江西）人，元代文学家、理学家，学界称清碧先生。为人读书能文，留心经世。与人交，尤笃于义。工篆隶。吴越岁饥，杜本上救荒策。大吏用其言，米价顿平，遂荐于武宗。召至京，已而去，居武夷山。文宗即位，再征不起。惠宗时，召为翰林学士，复称疾固辞，在武夷山寓居30多年，读书著述，终其一生。撰有《四经表义》、《六书通编》、《清江碧嶂集》等，其《清江碧嶂集》一卷，存于《四库总目》。杜本精于医道，撰《敖氏伤寒金镜录》，是为我国最早之舌诊专著。
73、《全辽文》
辽代诗文总集。今人陈述辑校。陈述因补注《辽史》而致力于搜集辽代诗文，有感于缪荃孙《辽文存》、王仁俊《辽文萃》、黄任恒《辽文补录》、罗福颐《辽文续拾》等各自成书，既有重出，犹有散佚，于是将诸家所编诗文重新整理、校订，补苴缺漏。除诸帝、后妃外，皆按作者生卒先后编次，共得诗文 500多篇，名为《辽文汇》，1953年由中国科学院印行。《辽文汇》问世以后，编者又陆续收录近30年新发现的材料，成《辽文汇续编》（未刊）。《辽文汇》和《辽文汇续编》合并为《全辽文》，共收诗文800余篇，为研究辽代历史和辽代文学提供了一部较完备的史料。
此书于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陈述（1911～1992），原名锡印，字玉书。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民族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国内外知名的学者。曾任国立东北大学教授、文科研究员导师，上海复旦大学、济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法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辽金史学会会长，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会长，已出版的有：《契丹史论证稿》（重版后改称《契丹政治史稿》）、《契丹社会经济史稿》、《金史拾补五种》、《全辽文》（系《辽文汇》增补后的改称）、《辽代史话》、《辽史补注》（116卷）、《辽史别录五种》、《全金文》等。另有论文百余篇，几乎涉及了辽、金史的各个方面。尤其对辽、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医学、文学、美术、宗教、民族等，作了全面的填补空白的工作。
74、《中州集》
金诗总集。金代元好问编。10卷，辑录作家 251人，作品2062首。其中除“南冠”类收入忠于宋王朝的留金使节及官吏朱弁、滕茂实等5人的84首作品外，全系金人诗。编选始于金亡前夕（1233），金亡不久已有初稿，成书于蒙古海迷失二年（1250）。据集前自序，其材料来源有二：一是编者凭记忆和旁搜远引所得；二是依据金人魏道明和商衡的金诗选《国朝百家诗略》。由于金朝立国后长期据有中原，中州（今河南一带）是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当时人常以中州人物之盛自豪，故此集取名《翰苑英华中州集》，又名《中州鼓吹翰苑英华集》，通称《中州集》。
《中州集》体例不录存世者之作，“帝王”、“诸相”、“状元”、“知己”、“南冠”等以类相从，其馀各家基本上以时代先后为序。作者小传，内容丰富，一般除载生平事迹外，还常举名句、名篇为例，以说明各家的特征。在小传中，编者对金代诗坛风尚、诗歌的源流演变以及当时的政治历史事件亦时有介绍。如卷一蔡珪传，称国初文士如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等，皆宋儒；国朝文派，断自蔡珪。是对金初期诗人的概括论述；卷十辛愿传，称南渡以来，后生以风雅自名，转相贩卖；主文盟者泛爱受愚，不加裁抑，是对南渡以后诗风的批评；卷九贾益谦传，述贾氏称实录诬金海陵“淫毒狼骜”，“百可一信耶”，虽非金主亮的定论，但可作研究金代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参考。《四库全书总目》说《中州集》“大致主于藉诗以存史，故旁见侧出，不主一格”，故此书不特为金诗之渊薮，而且也是冶金史者所必备。
《中州集》初刻于蒙古海迷失二年，明代毛晋刊本亦称“初刻中州集”。通行本有《四部丛刊》缩印董氏影元本，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本。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汉族，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少年时代与其父元德明生活于山西砂河镇滹沱河北。兴定进士，历任内乡令、南阳令、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他是我国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文坛盟主，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其诗、文、词、曲，各体皆工。诗作成就最高，其诗奇崛而绝雕琢，巧缛而不绮丽，形成河汾诗派。“丧乱诗”尤为有名，如《岐阳》、《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等，沉郁悲凉，追踪老杜，堪称一代「诗史」；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今存词377首，艺术上以苏、辛为典范，兼有豪放、婉约诸种风格，当为金代词坛第一人；其文继承唐宋大家传统，清新雄健，长短随意，众体悉备；其文学批评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体例所写《论诗绝句三十首》，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颇大；其散曲虽传世不多仅9首，用俗为雅，变故作新，，但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续夷坚志》为其笔记小说集，为金代现存的优秀短篇小说。晚年致力收集金君臣遗言往事，多为后人纂修金史所本。著有《杜诗学》、《东坡诗雅》、《锦畿》、《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续夷坚志》四卷、《遗山先生新乐府》五卷等，传世有《遗山先生文集》，编有《中州集》，现有清光绪读书山房重刊本《元遗山先生全集》。
75、《河汾诸老诗集》
金遗民诗总集。元代房祺编。房氏编此书意在保留战后乡邦文献，书中收入金末元初生活在汾河流域八位诗人———麻革、张子、陈赓、陈庾、房皡、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之诗，人各一卷，共录五言、七言古、近体一百九十八首，共八卷，可视为《中州集》的续编。书前原有郝氏序及目录，今佚。各家无小传，仅于每卷卷首标出作家的名号。
这些作品大多产生于金元之际。此时民族矛盾极为尖锐，战祸连年，广大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这八位作者，皆是金朝遗民。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亡国之痛，表现了对战乱的厌倦，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他们深受诗坛盟主元好问的影响，所以元代杨仲德认为“不观遗山之诗，无以知河汾之学；不观河汾之诗，无以知遗山之大”（房祺《河汾诸老诗集后序》）。他们又大都不满江西诗派而取径唐人，八人的风格又各不相同，亦如房氏在《后序》中所言：“诸老之诗有深而冲澹如陶、柳者；有豪放如李翰林、刘宾客者；有轻俗近雅如元、白者；有对属切当如许浑者；有骚雅奥义、古风大章，浸入杜草堂之域者”，虽然对“河汾诸老”评价过高，但也反映了他们之间风格的区别，此集编于大德七年（1303），意在与元好问《中州集》相接，全金之诗有《中州集》与《河汾诸老集》二书，再加上元好问、党怀英、赵秉文、王寂、李俊民、王若虚等个人的诗集，则大体已备。
此集初刊于元皇庆癸丑（1313），原刊已佚。现存最早的版本有毛晋“汲古阁”《诗词杂俎》本，；粤雅堂诸本。《四部丛刊》影印乌程刘氏藏影写元尊贤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据毛晋“汲古阁”《诗词杂俎》本排印出版。
房祺，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大德五年（1301）成书时，自称“横汾隐者”。此后曾入仕，任河中、大同两路儒学教授。平阳府一带地当黄河、汾河之间，为金末入元隐居诗人麻革、张宇、陈赓兄弟、房皥、段克己兄弟、曹之谦等人的出生地或寓居地，所以房祺称其书为《河汾诸老诗集》。著有《横汾集》。
76、《全金诗》
金诗总集。又名《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清康熙年间郭元釪编，书成后由康熙帝制序刊行。《全金诗》是在《中州集》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元好问编选《中州集》的目的，在于保存一代文献，有以诗存史的用意，故而录诗不甚求全﹔而且由于当时在世的人皆不入选，遗漏颇多，未能完备。《全金诗》则力求广采旁搜，巨细不遗，凡金人入元不仕者皆附入其末，较之《中州集》（南宋诗人作品不计），卷数从10卷增加到74卷，作者从246人增加到358人，收诗从1984首增加到5544首。它保留《中州集》的作者小传，取刘祁《归潜志》﹑《金史》和诸家文集﹑说部补其不足，以备考核﹔有所论说，亦附见其后。
《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宋自南渡以后，议论多而事功少，道学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献，实并入于金。”然而有金一代的文学作品却大量散佚。《全金诗》的编成，基本反映了现存金代诗歌的全貌，为研究金代文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版本有清内府刊本，扬州诗局本。
郭元釪，字于宫，号双村，江都（今属江苏）人。世代为盐商，累称巨富。好学能诗，曾参加修《佩文韵府》等书，任内阁中书，不久卒。著有《一鹤庵诗钞》。郭元釪是康熙年间颇有成就的诗人，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作为诗人，他才华横溢，享誉诗坛，位列“江左十五子”之殿；作为学者，他凭一人之力编纂金源一代诗歌总集《全金诗》，体制大备，流惠后世。惜乎其人其事不甚为人所知，纰缪之说亦复不少。
77、《金文最》
金文总集。清人张金吾编。费时近13年（1810—1822），稿凡三易，全集共120卷，后删并为60卷。凡已见于《金文雅》者，仅存其目，不录原文，仍注原卷数于题下。全书包括赋、骚、册文、制诰、策问、奏疏、铭、赞、记、序、论、说、行状、哀辞等42类。书名为“最”，是取《公羊传》“会，犹最也”，即会聚之义。
金人著述，自元代中叶流传已少。精心搜集，成此宏构，清人黄廷鉴评赞此书“创所未有”，较之郭元釪《全金诗》，“事虽同功，其勤倍于郭氏远矣”（《〈金文最〉序》）。《金文最》的问世，使有金一代之文，粲然大备，不仅为研究金代文学提供了方便，也为了解金代的政治、经济等状况汇集了有用的历史文献。由于该书意在求全，不免庞杂之弊。
有光绪八年粤雅堂刊本，光绪二十一年刊本等。
张金吾（1787～1829）字慎旃，别字月霄、光基子。昭文（今江苏常熟）人。一生潜心于文献的收藏、整理以及著述，著有《爱日精庐藏书志》、《两汉五经博士考》、《十七史引经考》、《白虎通注》等。
78、《元诗选》
元代诗歌总集，清代顾嗣立编选。本书分初、二、三编，每编再分为甲集至壬集，另以癸集收录零篇断章和不成卷帙之作。此书每编包括100位诗人的诗集，三编合附见者共选录元代诗人340家。另有癸集收2300多家，其中籍贯时代不明者420家，共收作家2600多人。《元诗选》为保存元诗最丰富的总集。书中所收录各家都有小传，并附评语，对于研究元诗，颇为有用。顾嗣立为此耗尽家资，花去近30年的时间。有元一代，要以顾编元为诗“巨观矣”。后人叹赏顾的这一豪举竟使“元人之真面目至是乃出。一代才士之英华，不至与陈根宿草同归澌灭”，“功在百世” 。书有宋荦所撰序。乾隆时又有顾奎光汰选的7卷本《元诗选》，但所择不精。此书顾氏生前编好并刊刻一部分，另一部分未编完的残稿，由其再传弟子席世臣与顾氏曾孙顾果庭共同整理补订，历时十年成书，于嘉庆三年（1798）付刻。
顾嗣立（1665～1722）清代学者。字侠君，号闾丘，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举于乡。会圣祖南巡，因荐，进所撰元诗选，为所嘉叹。车驾复幸江南，以宋荦荐，召试行在。被选至京师，给笔札分纂《宋金元明四代诗选》与《皇舆全览》等书。以勤勘最，议叙内阁中书。五十一年（1721）会试，特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改中书。后以散馆改授知县，以疾归。顾少年失学，二十岁始学诗，博学有才名，喜藏书，尤工诗，喜藏书，性轻财，好施与，性豪于饮，成立“酒人社”，有酒王、酒帝之称。著有《秀野集》、《闾丘集》。
79、《元文类》
元朝诗文选集，本名《国朝文类》，元人苏天爵（1294～1352）编，七十卷。该书成于顺帝元统二年（1334），共收窝阔台时期至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延佑时期约八十年间名家诗、文八百余篇，按文体分作四十三类，故名。苏天爵留意本朝史事，曾三居史馆，预修武宗、文宗实录，编辑该书也从留存史事着眼，“以载事为首，文章次之”。元朝官方称该书“虽文字固富于网罗，而去取多关于政治”，把它与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相比。元代著名文人王鹗、李谦、阎复、元明善等各家文集今已不存，他们的一部分诗文赖该书得以保存。又收姚燧所作碑铭墓碣四十余篇，因现存姚燧《牧庵集》文字经过清朝四库馆臣篡改，由该书得见其部分原貌。书中收录之《经世大典序录》，对研究元代史事尤为重要。今人通用《四部丛刊》影印至正二年（1342）杭州路西湖书院刊本。
苏天爵（1294～1352） 元代文学家。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少时从安熙学习，后又以吴澄、虞集等为师。延祐四年（1317）国子学生公试，名列第一，授大都路蓟州判官，后历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陕西行台侍御史、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大都路总管等职。他作地方官时，断事决狱，颇称能吏。至正十二年（1352）淮右盐民起义，延及江浙，苏天爵被起用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总兵饶、信，以老病死于军中。苏天爵的著作，有诗稿7卷，今佚今存古诗6首，律诗1首。内容或对达官贵人歌功颂德，或者是赠别、祝寿，文字平淡无奇。另著《春风亭笔记》2卷、《国朝名臣事略》15卷、《滋溪文稿》30卷，生平事迹见《元史》本传。
80、《元诗别裁》
原名《元诗百一钞》，清代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编选。共8卷，附补遗1卷，起自由金入元的元好问，迄为由元入明的杨维桢，共收录152位元代作家，古、近各体诗歌619 首。选录标准为沈德潜标举的“三唐说”，不同的是沈德潜批评元诗“近乎纤弱”，本书序中则驳此说。所选作品内容上大都为抒写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但由于收录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诗歌的面貌。
有乾隆二十九年然藜阁刊本，后被收入《五朝诗别裁集》。
张景星，字行之，江西奉新人，清代理学家，乾隆十年（1745）进士。曾任河南鲁山知县、候补主事，后主讲南阳衍畴书院。著有《宋诗别裁集》，《元诗别裁集》。
81、《元曲选》
元代杂剧总集，明代臧懋循编，成书时间约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约公元17世纪初），元代主要作家和作品都被收罗在内。该书经过编者的整理校订，科白俱全，最便阅读。学者们对于编者的校订也给了不少批评，主要是说他轻率地窜改了元剧的本来面目。不过，此后的300年中，《元曲选》几乎成了人们了解元剧的惟一桥梁。
臧懋循（1550～1620年），字晋叔，浙江长兴县人。幼时便聪颖异常，五岁就能与大人联对。24岁参加乡试，得以中举。以后，经过两次落第，才在31岁时以第三甲第八十八名赐同进士出身。历任荆州府学教授、主持南京乡试、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知县、南京国子监博士。因男宠事被国子监祭酒黄凤翔弹劾罢职，携妻归隐老家长兴，以诗文自娱，并与汤显祖、梅鼎祚、袁中道等著名文人交游赠答，与同群友人吴梦旸、吴家登、茅维号称“吴兴四子”。57岁时，他与曹学全、陈邦瞻等十余人结成金陵社集。现存几部明代诗歌总集，如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朱彝尊的《明诗综》、陈田的《明诗纪事》，都选录了臧氏诗作。他刻印的书籍有《古逸词》24卷，《古诗选》56卷，《唐诗选》47卷，《元曲选》100卷，《校正古本金钗记》、《玉茗堂四梦》、《改定昙花记》、《六博碎金》、弹词《仙游录》、《梦游录》、《侠游录》3种。
82、《元曲选外编》
元代杂剧总集，今人隋树森编。主要是补录臧懋循《元曲选》之外的元人杂剧，共62种，这些杂剧来自近几十年陆续发现的元剧刻本和抄本，如《元刊杂剧三十种》、明刊《古名家杂剧》以及也是园旧藏明脉望馆钞校本《元明杂剧》等，对元剧佚文概不收录。
《元曲选外编》作品编次，依作家年代先后;作家先后则依《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及不见着录者三部分的次序。《元曲选外编》也辑录由元入明作家的作品，范围以《元曲选》和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为限。无名氏杂剧先列见于《元刊杂剧三十种》者，次列剧目见于元孙季昌〔正宫端正好〕《集杂剧名咏情》套数者，再次列着录于《太和正音谱》或《录鬼薄续编》无名氏项下者，最后列《古名家杂剧》、《元人杂剧选》、脉望馆校本《古今杂剧》诸书所辑而不见于着录者。 编者还对文字作了校订，并加断句。对原有剧本未分楔子与折数或未注宫调者加以增补，对个别剧本分折不妥、断句不准确者都予以改正。
《元曲选外编》使分散的元剧得以集中，使不易见到的元剧能够普及，对《元曲选》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版本有中华书局1959年版。
隋树森（1906～1989），字育楠，原籍山东省招远县东良村人，元曲研究专家。除《元曲选》外，还编有《全元散曲》（上、下册）。隋氏通晓日文因此翻译了同时期许多日本汉学大作，如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概说》（1938）、《元人杂剧序说》（1941）、盐谷温的《元曲概说》（1947）等。
83、《全元散曲》
元代散曲总集。分上、下两册。上自金代元好问，下迄元末明初汤式、谷子敬等和无名氏213家，总共小令3800余首，套曲450余套，并且还辑录了元代作者的散曲残句断语等。全书以作家为经辑录作品，编排上大体以作家年代先后为序，每一作家附有小传。
元代的散曲总集仅存杨朝英编《阳春白雪》、《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此二集称“杨氏二选”），佚名编《类聚群贤乐府群玉》、《梨园按试乐府新声》，共4部。《乐府群玉》或云胡存善编，共 3卷，专选小令，按作家编列。共存 21家627首。《乐府新声》（或称《梨园乐府》）3卷，上卷为套曲，中、下卷为小令，共收20余家散曲作品。元代散曲作家有别集传于世者，现仅有张养浩、乔吉、张可久、汤式等少数人。其它作品则散见各处。
《全元散曲》搜罗详备。作者不但仔细校阅了元、明两代的散曲总集和别集，并且遍阅曲谱、曲话、文集、词集、词话、道藏及有关材料约 110余种，尽量网罗，剔抉校比而成规模。与此同时，作者还采用天一阁《小山乐府》、《笔花集》、稿本《南北词广韵选》、残本《北宫词纪外集》等珍本，加以补充和校勘。校勘亦较详尽，对所收散曲，于曲尾注明出处，关于作者、异说、题目差异、字句不同等，附有比较详细的校勘记。编排大体以作家年代先后为序，第一作家附有小传。因此，此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元朝一代散曲创作概况，对于研究元代散曲有重要参考价值。
《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1981年再版。
84、《六十种曲》
中国戏曲史上最早的传奇总集，也是规模最大的戏曲总集。它集中了元明两代一些著名的作家作品。明末毛晋辑。《六十种曲》编于崇祯年间，分6帙，在3年内陆续出齐。初印本没有总名称，而是在每帙第一种的扉页上题 “绣刻演剧十本”，每一种又题“绣刻某某记定本”，所以有人称这部书为《绣刻演剧十本》，或《绣刻演剧》。康熙年间重印时，6套同时出齐，才有了《六十种曲》这一总标题。书中收集《琵琶记》等传奇作品59种，杂剧《西厢记》1种，共60种。
《六十种曲》收录了元、明两代最著名的一些作品——如南戏中的《琵琶记》《荆钗记》《白兔记》《幽闺记》《杀狗记》，传奇中的《玉簪记》《还魂记》《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等思想上、艺术上有较高成就的剧本，反映了编选者思想、艺术上的鉴别力。如要了解元、明两代南戏、传奇的概貌，它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基础书。而且，从版本的角度看，它也很有特色。毛晋是著名的藏书家，家中藏书八万四千多册，大部分是明刻本，也有很多宋、元本，并建造了“汲古阁”、“目耕楼”来贮藏图书。又以汲古阁的名义刻了许多书，所刻的书以底本精善、校勘审慎而受到重视。《六十种曲》同样具有这一特点。而且，其中有大约二十种左右的戏曲剧本，是现存剧本的最早或最好的版本。
毛晋（1599～1659）字子晋，号潜在，原名凤苞，字子久，常熟（今属江苏）人，明末著名的藏书家﹑出版家。少为诸生。约30岁左右开始经营校勘刻书事业，建汲古阁﹑目耕楼。以高价购求宋代﹑元代刻本，藏书8.4万馀册。他苦心校勘，雇刻工﹑印工等多人，先后刻书600多种，著名的有《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文选李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津逮秘书》等。有些宋刻本如《说文解字》等因得翻刻而传世。重刻的唐﹑宋人诗词，多经精校。所刻各书的版心下端均具“汲古阁”或“绿君亭”名。毛晋刻书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且好抄录罕见秘籍，缮写精良，后人称为“毛钞”，极受珍视。明末江西出产竹纸，纸质细腻，薄而松软，表面平滑，托墨吸水效果甚佳，且价格便宜。当时，毛晋先到江西大量订购稍厚实的竹纸，然后在纸边盖上刻有“毛”字的印，“毛边纸”。著有《隐湖题跋》，并辑《毛诗陆疏广要》。
85、《盛明杂剧》
专门收录明代杂剧的戏剧选集，明人沈泰编。分一集、二集两编。每编各收明代人所作杂剧剧本三十种，总共六十种。明代人所作杂剧甚多，在沈泰以前尚无人加以搜集、选择而予以汇刊。沈泰虽不能搜罗全备明代杂剧戏曲，选刊时也未必能取舍尽当，但就总体说来，此书取材颇富，选收时也能注意到各种流派、风格，所据版本校为精善，因而是明杂剧的一种较好选本。同时，此书所收杂剧皆附有评语，有些评语出于名家之手，如袁宏道、王世懋等，是值得重视的研究材料。
《盛明杂剧》一、二集皆编成于明代崇祯二年己巳（1629），编成后即付刻。明刻原本甚不易得，通常所见的是诵芬室翻刻本（一集在1918年翻刻，二集在1925年翻刻）。
沈泰，字林宗，杭州人，身世不祥。主要活动于晚明时期。
86、《列朝诗集》
明诗选本。清初钱谦益编选。《列朝诗集》编定于明清之际，选录明代 278年间的诗作，共81卷，入选诗人1600余家。全书总分为甲、乙、丙、丁 4集，另外，帝王的诗置于卷首为“干集”，僧道、妇女、宗室和域外诗列于卷末为“闰集”，元末明初的诗则编在干集后为“甲集前编”。
《列朝诗集》是仿金代元好问《中州集》而纂集的，旨在以诗存史，保存一代文献，所以其编辑体例一如元好问的做法，以诗系人，以人系传。所选作品一般都属作者的代表作，间亦有借诗以存其人的情况。每个作者的小传，介绍姓氏爵里生平，品评其作品得失，资料比较丰富，有些记述在今天已是罕见的史料，弥足珍贵。钱氏作为清初文坛盟主，小传中有关诗的评论常常有精辟独到的见解。在谈及诗家不同流派时，略有门户之见，但偏激之论不多。清人对此书颇有贬词。例如《四库全书总目》即谓其“以记丑言伪之才，济以党同伐异之见，逞其恩怨，颠倒是非，黑白混淆，无复公论”。此论失之偏颇。
《列朝诗集》于康熙初年由钱氏绛云楼付梓，不久即遭禁毁，流传极少。至宣统庚戌（1910）始据原版重新雕印。康熙三十七年（1698），钱谦益的族孙钱陆灿曾汇集《列朝诗集》的小传为一编，单独刊行，名为《列朝诗集小传》
钱谦益 （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常熟（今属江苏）人。明万历进士。崇祯初官礼部侍郎，弘光时为礼部尚书。入清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顺治初，因江阴黄毓祺起义案牵连，被逮入狱，次年获释。自是息影居家，筑绛云楼以藏书检校著述。诗文在当时颇负盛名，东南一带奉为“文宗”。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钱氏著述被列为”悖妄着书人诗文”，其已载入县志者均被删削。1666年，钱谦益以八十三岁的高龄病殁于杭州，殁葬于虞山南麓。
作为文章家，钱谦益名扬四海，号称“当代文章伯”，黄梨洲《忠旧录》称他为王弇州（世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在诗歌创作上他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当时人称“前后七子而后，诗派即衰微矣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凌凤翔《初学集序》）
作为史学家，钱谦益早年撰《太祖实录辨证》五卷，立志私人完成国史，他于弘光元年、顺治三年两次欲修明史，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人们认为“虞山（钱谦益）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见对他史学才能的极度推崇。
作为收藏家，钱谦益尽得刘凤、钱允治，杨仪、赵用贤四家书，更不惜高价广肆购求古本，构筑“绛云楼”，收藏宋元孤本书于其上，“所积充牣，几埒内府”。
著作有《初学集》110卷、《有学集》50卷、《投笔集》2卷、《苦海集》1 卷及外集等多种。各集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为最完备。此外有《钱注杜诗》20卷。另编选《列朝诗集》77卷（顺治间刊本作81卷）。《吾炙集》 1卷。又钱陆灿节录钱谦益所作诗人小传为《列朝诗集小传》一书另刊著作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开国群雄事略》、《列朝诗集》、《内典文藏》等。
87、《明诗综》
明代诗歌总集，清代朱彝尊辑录，一百卷，自洪武朝始，止于崇祯朝，录存明代诗人3400余人的作品。此书首卷录明代诸帝王之诗；第二卷至第八十二卷，按时代先后编录明诗家作品；第八十三卷至第九十九，辑录宫掖，宗室、闺门、僧道等诗；末卷录民间杂歌谣辞155首。重要诗人选入百首，亦有只选一首者，特重于死节之臣和遗民诗作，凡有诗者大致网罗无遗，末卷录民间杂歌谣辞155首。附有作家小传及其友人汪森、朱端、张大受等人的分卷辑评，并附自著《静志居诗话》。
朱氏选录此书旨在成一代之书，因此，他针对明代诗风屡变，选诗不一的情况，求全图备，搜罗各派诗歌、诗人几乎无所遗漏，资料较为全富。诗人小传也颇费斟酌，评论较为公允，为后人所重视，对研究明代诗歌风貌有重要资料价值。
版本有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自序六峰阁刊本。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姹，晚号小长芦钓鱼师，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朱氏为明朝宰辅朱国祚曾孙，早年曾参与抗清复明活动，事败出走，游幕四方，以布衣自尊。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宦海沈浮十数载，于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罢官家居，潜心著述。朱氏博学多闻，号为通才，《清史稿》本传称当时王士稹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独彝尊兼有众长。其诗与王士稹齐名，称南朱北王二家；词与陈维崧并驾，开浙西阳羡两派。著《经义考》三百卷《日下旧闻》四十二卷、《曝书亭集》八十卷、《曝书亭集外稿》八卷、《腾笑集》八卷外，另编《词综》二十六卷、《明诗综》一百卷。
88、《明词综》
中国明词总集 。清代王昶编 。共 12 卷。康熙年间选录的《历代诗余》曾选明词 160 余家，朱彝尊在编选三唐五代宋金元词的同时，也曾编选了明词数卷，但未刊行。王昶在这些书稿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共选录380家，编成《明词综》附于朱彝尊《词综》之后。明代许多词家作品赖此书得以流传。王昶选录宗旨，仍奉朱彝尊词论为标的，以南宋姜（夔）、张（炎）各家为宗。每一词家前都有简略小传和品评。这些作家小传和品评文字有助于读者了解作家和作品。
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兰泉，又号述庵。青浦（今属上海市）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好金石之学，编成《金石萃编》160卷。曾参加纂修《大清一统志》、《续三通》等书。昶工诗古文辞，通经。读朱子书，兼及薛瑄、王守仁诸家之学。辑有《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诗传》、《湖海文传》等。著有《春融堂集》。
89、《明诗别裁》
明诗总集。清代沈德潜、周准合编。十二卷。全书12卷，共收录明代诗人作者340家，诗1010余首。能大致反映明诗概貌，并注意选入无名氏作者和明遗民诗人的作品，流传较广。
明末清初的明诗选集，有陈子龙、李雯等的《明诗选》、钱谦益的《列朝诗集》、 朱彝尊的《明诗综》。沈德潜以为三本各有偏颇，于是“合群公选本暨前贤名稿，别而裁之”，删其浮艳之作，去其雷同，编成此书。从沈、周的自序及蒋重光所写的序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编纂意图和选诗标准大抵是：①所录“皆深造浑厚和平渊雅，合于言志永言之旨”，以“辅翼诗教”；②选诗时“始端宗旨，继审规格，终流神韵，三长具备，及登卷帙”；③“因诗存人，不因人存诗”，不求备一代的掌故，只是要“示六义之指归”；④“是书之选，欲上续唐人”。这里所归纳的四点，实际上正是沈德潜提倡的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强调诗的“厚人伦，匡政治”的功用，尊盛唐、主格调等诗论主张的具体化。明代的诗歌创作极为丰富，能以不很大的篇幅，反映其大概，并注意选入不知名作者与明遗民诗人的作品，这是此书的一大特色，也是它得以广泛流传的原因。例如卷十一选入顾炎武的诗16首，即使与前后七子等大作家比较，数目也不算少。 另外，也比较重视录取有关民生疾苦的篇什，从某些侧面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现实。
版本有清乾隆四年1739刻本。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缩印本，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排印本。
90、《明诗选》
明诗选本。原题为：济南李攀龙编选，云间陈子龙增删，钱塘陆元龙裒定，但世人皆以李攀龙、陈子龙为其编者，共十二卷。李攀龙、陈子龙都为著名诗人，又都提倡复古主义的诗歌主张，这就使他们二人的《明诗选》更加具有自己的特色。选诗上自洪武年间，下迄正嘉年间，按照“古诗追踪汉魏，近体同声开宝、歌行绝句继轨少陵、太白”的原则，辑诗数百首。其中不少诗作都附有简明扼要的旁批，后面还辑录有评语。这些旁批和评语内容各异，有的阐述其题旨，有的说明其艺术风格，有的表述其社会作用，也有的分析其渊源出处。宋征舆称赞该诗选“帙简而体备，格严而调工，譬诸‘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虽略有过誉之嫌，但却较为精当地概括了该诗选的价值。直至现在，该诗选仍然是明诗研究工作者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因为该诗选的辑录者之一是明王朝著名几社文人，誓死不降、坚决抗清的义士陈子龙，所以该集在清代被禁毁，今存有明代崇祯年间刊本。
李攀龙（1514～1570），明代诗文作家，后七子代表人物。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九岁时父亲即去世，家境贫寒，无力延请老师，但他勤奋好学。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初任刑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在京期间，先后与谢榛、王世贞、宗臣、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结成诗社，“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明史·李攀龙传》）。嘉靖三十二年（1533），出守顺德，饶有政绩，深得众誉。三年后擢升为陕西提学副使，不久因病还归故里。自构一楼于华山、鲍山之间，名曰“白雪楼”，日日在楼中读书、吟哦。隆庆改元（1567），荐起浙江副使，两年后升为学政，又改任为河南按察使，后因母亲故世，哀伤过度，不久去世。
作为后七子的首领，他只推崇汉魏古诗，盛唐律诗，认为文章要“视古修辞”，“宁失诸理”也在所不计，在编选的《古今诗删》中，唐后即紧跟明代，宋元诗一概不选，以表明其论诗宗旨。在其创作的诸体诗歌中，有七律、七绝为最优，其七律以声调着称，意境雄浑，词采俊亮，七绝风调自然，“不着议论，而一切着议论者皆在其下”（《明诗别裁集》），深得世人称道。他的乐府诗，“止规字句而遗其神理。”（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他的散文有时故意佶屈其词、涂视其字，过于求古，令人反而拗口不已。
著有《沧溟集》三十卷，编有《古今诗删》。
陈子龙（1608～1647），明代文学家。字卧子，号轶符，又号大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初年，他参加了以张溥为首的复社，又与夏允彝、徐孚远、周立勋等人结几社，与复社相呼应。崇祯十年（1637）考中进士，在国事日非的情况下，颇注意经世致用文学。崇祯十一年，编纂《皇明经世文编》。崇祯十二年整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福王时任兵科给事中，屡次进谏，福王不予采纳，陈子龙愤而辞职还乡。清军攻破南京后，他在松江起兵，事情败露后，躲避山中，想借太湖兵重新起义抗清，但事情泄露，陈子龙在苏州被捕，他誓死不降，最后在押送途中偷空投水而死。清代乾隆年间被赐予谥号“忠裕”。著有《几社稿》、《陈李倡和集》、《属玉堂集》、《平露堂集》、《白云草》、《湘真阁稿》、《三子诗稿》、《焚余草》等。
91、《天启崇祯两朝遗诗》
总集名。清陈济生编选，自顺治十年（1653年）开始至顺治十二年（1655年）完成，随选随刻。。今存初集八卷，续集两卷。录存明末天启、崇祯两朝遗诗（也有崇祯以后的诗），凡三百零七人。书末附作者小传；也有有传无诗，有诗无传的。本书是仿照钱谦益的《列朝诗集》编纂的，补其未备，但更突出其民族感情和节操观念。同一般选家的着眼点不同，编选者的宗旨很明确就是借诗存人，用选诗的形式为人物立传。因此有的选诗的艺术价值不一定很高，但入选的诗作者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都是忠臣烈士、硕德名贤、高士幽人，而绝没有作伪之人。卷一录入高攀龙、杨涟、左光斗、周顺昌等人的遗诗，他们是在天启五年（1625年）、六年（1626年）年间因反对阉逆而被屈杀死的正直朝臣。卷二选入张铨、何廷魁、卢象升等人的作品，这些人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到顺治二年（1645年）间壮烈牺牲的殉国者。卷三、卷四选的是乙酉以后的殉节者。以上都是第一类首录的忠义诸公。第二类则是硕德名贤，立朝着大节而没被害得以保全下来的人，再往下就是有道德有操守的高士幽人等等。
此书刻于顺治十六年（1659）（分次刻成，初编刻于顺治十二年，仅八卷）。后遭“奸人告讦，因干厉禁”。康熙初莱州黄培诗案作，顾炎武等牵连入狱即为是书。诗案发作后，无人敢收藏，故流传绝少。本世纪初上海发现一残本。经陈乃乾抄补，才较完善。后又发现常熟赵氏旧山楼藏本，内容各有不同。中华书局于1958年参补二本而影印，后附陈乃乾《启祯两朝遗诗考》。
陈济生字皇士，号定叔，长洲人，陈仁锡之子，少时师事黄道周、刘宗周，传其学，以荫官太仆丞，明亡后奉母隐居，著述甚多。卒年四十七，门人私谥节孝先生。著有《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初集》及《启祯两朝遗诗考》诸书。
92、《皇明经世文编》
明代文章的总集。主编是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全书共五百零四卷，补遗四卷，以人为纲，按年代先后为序，选录了四百二十人家的文章。
明末，东南各地知识分子纷纷组织文社，讲求制艺，议论朝政，声势最大的是苏州以张溥、张采为首的复社。松江则有几社，初创时有所谓几社六子：徐孚远、陈子龙、夏允彝、杜麐征、彭宾、李雯。他们以文会友，后来便和书坊合作，选刻时文，《皇明经世文编》即是在选刻时文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部明代文章的总集。这本书的编辑过程采用了主编负责，集体选辑的方法。全书统计，列名选辑的有二十四人，均为松江人，他们负责编辑工作；列名参阅的一百四十二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他们参加了文集的搜集、校点的工作。该书的主编是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三人于崇祯十年二月开始编辑，同年十一月定稿。
《皇明经世文编》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致用的书。这部五百多卷的大书，搜集了明代五百家的作品，全书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兵饷、马政、边防、边情、火器、贡市、番舶、灾荒、农事、治沙、水利、海运、漕运、财政、盐法、刑法、钱法、税法、役没、科举等各个方面，都是有关治国的方针政策的实用之学。宋征璧所作的此书凡序，将选辑文章篇目的目的和原则说得十分清楚：“此书非名教所裨，即治乱悠关”，所收之皆为“学术渊深、足为世用，一称立言之家，一为实用之准”。 此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例如宋濂的《渤泥入贡记》、商辂的《赠行人刘偕立使西南夷序》涉及到明代和南洋诸岛的友好往来；吴桂芳的《议阻澳夷进贡疏》、庞尚鹏的《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记述了澳门的情况及其被蒲都丽家（葡萄牙）占领的经过；徐学聚的《报取回吕宋囚商疏》，说出了当时吕宋惨杀华人万余人的惨状；余子俊的《添设将官事》，宋懋澄的；东征纪略》，记载了明王朝与建州女真族之间的战事；周忱的《与户部诸公书》，指出苏松户口流亡的严重性，并以太仓为例，批评了当时的弊政；耿裕的《灾异疏》记述了光禄寺的厨役原先就有六千三百八十名，后来又增添一千五百名，可见当时官僚机构的庞大和统治者的腐败。这些史实，对研究的明代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书中录存了《徐文定公集》六卷，特别受到后人的重视。徐光启是明末第一位思想家，精通天文、历算、火器、兵机、盐?、水利、农政等实用之学，也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人，在西文化交流方面有卓越的贡献。
此书在清代被列为禁书。原因之一是因为书的主编陈子龙是一个抗清志士；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朝统治者为了掩饰清代先祖同明朝的关系，把建州部族说成一个从来都是独立的部族，从没有臣服过明王朝，而大量禁毁明末清初的诗文。此书恰好收入了清朝统治者最不愿为人所知的一些历史文献。
陈子龙介绍见前。
徐孚远（1599～1665），字闇公，明代万历年间宰相徐阶曾孙，崇祯十五年举人。清兵破松江，孚远从鲁监国漂泊海岛，有人说他后来到台湾依郑成功，死在台湾。但也有人说他未久留于台湾，后再返厦门。永历十七年（1663），清师攻陷金门、厦门，孚远拟携眷归乡而不果，遂滞留广东饶平，两年后病故于此。
宋征璧（1602～1672），原名存楠，字尚木，天启七年（1627）举人，后改名征璧，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明亡，和弟征舆降清，官潮州知府。宋征璧是云间词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与云间词派盟主陈子龙的倡和影响较大。有《三秋词》。
93、《皇明文衡》
明代诗文总集，一百卷。明程敏政编。它是明代诗文《明文衡》、《明文海》、《明文在》三部总集之一。编次依《玉台新咏》体例，分为三十八体，包括代言、赋、骚、乐府、琴操、表笺、奏议、论说、解、辩、原、箴、铭、颂、赞、策问、问对、书、记、序、题跋、杂着、行状、神道碑、墓志、墓表、祭文、字说等。内容比较芜杂，并多台阁体风韵，颇能反映明初文风。
善本为明嘉靖八年（1529年）郑氏宗文堂刻本。18册2函。
程敏政（1446～1499）字克勤，中年后号篁墩，又号篁墩居士、篁墩老人、留暖道人，明南直隶徽州府人，后居歙县篁墩（今屯溪篁墩），时人称为程篁墩。明代著名学者、文学家、理学家、文献学家。十三岁随父宦游四川，侍郎罗绮异之，以神童荐于朝。大学士李贤试以圣节及瑞雪诗并经义各一篇，敏政应对自如，援笔立就。诏读书翰林院，师从李贤、刘诩、吕原、彭时诸公。十九岁，以《尚书》中顺天府乡试第一人；二十三岁，举成化二年一甲二名进士，为同榜三百五十余人中最少者，授编修，同修《英宗实录》。成化五年，同考礼部贡举。后又同修《资治通鉴纲目》。十一年，廷试进士，为受卷官。二十二年，主考应天府乡试。二十三年，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弘治元年，同修《宪宗实录》兼侍文华殿讲读。后受中伤，诏令致仕。既归，读书讲学于休宁南山精舍。弘治五年冬，昭雪复官。七年，升太常寺卿兼侍讲学士掌院事。十一年，擢礼部右侍郎，任《大明会典》副总裁，专掌内阁诰敕。十二年春，与李东阳主考礼部会试。被给事中华昶等弹劾敏政鬻题与举人徐经、唐寅。敏政乃请与廷辩。华昶等人于廷辩之时语塞，以言事不察被谪。时值酷署，敏政出狱四日，以痈毒不治而卒，赠礼部尚书。
程敏政文章为一代宗匠。所编着刊刻有《明文衡》、《篁墩文集》、《碱贤奏对录》、《新安文献志》、《休宁志》、《咏史诗》、《宋遗民录》、《唐氏三先生集》、《真西山先生心经附注》、《程氏统宗谱》、《仪礼逸经》、《大学重订本》、《胡子知言》、《苏氏祷机》等近二十种，五百余卷。《休宁志》38卷，为休宁现存最早的一部县志。
94、《明文海》
明代文章总集，原称《明文案》，清朝黄宗羲编。《明文案》编于康熙七年（1668年），最初有217卷，约360余家，后扩充为482卷，明朝各家文集2000多种，费时二十六年。全书凡分28类，即赋、奏疏、诏表、碑、议、论、说、辨、考、颂、赞、铭、箴、戒、解、原、述、读、问答、文、诸体、书、序、记、传、墓文、哀文、稗文。黄宗羲编此书意在发掘“埋没于应酬讹杂之内”的“情至之语”
本书搜罗广泛，经陈垣考证，《四库全书》收录万页以上的著作有31部，而《明文海》为其中之一。《四库全书总目》卷190评：“欲使一代典章人物，俱藉以考见大凡，故虽游戏小说家言，亦为兼收并采，不免失之泛滥。”本书可作为研究明史的基本史料。黄宗羲又编有《明文授读》六十二卷，是文海的简本，张锡琨〈明文授读·序〉云：“先生明文之选，权舆于《文案》，绝笔于《文海》，而《授读》之集为家传简捷之本。”
《明文案》未刊行，仅有稿本与抄本传世。《四库全书》收录482卷，删去晚明史料118卷。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州先生，余姚黄竹浦（今明伟）人。明清之际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与自然科学家。黄宗羲自云其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黄宗羲生长于书香之家。父亲黄尊素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1616），明熹宗时的御史，东林名士，因弹劾阉党魏忠贤被害。年仅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讼冤。当时，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死党许显纯等，其事轰动海内外。他遵照父亲生前嘱咐，用三年时间，“自明十三朝实寻，上溯二十一史”，全部阅读完毕。之后，他便有计划地研读六经、历史、哲学、天文、地理、历算、音乐、数学等方面的书籍。拜浙东名儒刘宗周为师，学业上进很快，二十多岁时已誉满东南了。甲午之变后，黄宗羲高扬民族气节，投身于武装抗清的斗争，并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抗清失败后，黄宗羲以清醒的头脑对国家兴亡、历史变革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反思。康熙三年，五十四岁的黄宗羲在十年前撰写的《留书》的基础上，又完成了一部启蒙主义杰作《明夷待访录》。这本书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断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提出“工商皆本”的先进思想，批判了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点，全书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芒。黄宗羲一直隐居乡间，清廷诏征博学鸿儒，聘他预修《明史》，他三次坚辞不就。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在哲学的本体观上，致力于阳明心学的总结、修正和改造，明确提出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气一元论”，这是他最可贵的贡献。作为一位哲学史家，黄宗羲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概括：“一本万殊”。这在他七十五岁时完成的学术巨著《明儒学案》中得到充分体现。这部著作对明朝三百年间各个学派的学术思想作了系统的、完整的介绍和评述，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学术思想史的大作。黄宗羲八十四岁那年，《明文海》问世，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部著作。黄宗羲著作极为宏富，据统计，他一生的著作有六十余种，一千三百余卷，数千万字。黄宗羲努力著述同时，还在宁波、绍兴、海昌等地讲学、培养学生，是浙东学派的创始人。清朝著名学者万斯同，万斯大，阎若璩等，都是他的学生。
95、《明文在》
明代诗文总集，清代薛熙编，一百卷。仿《昭明文选》体例，选录明代诗文二千余篇。编选标准编选着眼于文辞。选录对象从明代归有光、唐顺之、茅坤等唐宋派古文入手，门户之见颇深，故所选不够全面。
有倪霱写刻本，苏州刻本，商务印书馆排印。
薛熙，生卒不详，字孝穆，为清代著名作家汪婉的门人。
96、《赖古堂文选》
古文选本，清人周亮工编选，二十卷，录存明末清初古文家的作品，以徐世溥、陈弘绪、艾兰英、钱谦益作品为多，内中亦保存一些不见经传的作品，有一定史料价值。
《赖古堂文选》学术界见者甚罕，研究者亦稀。但《赖古堂文选》为周氏二十多年精力所贯注，极为自负，“吾乡侯朝宗，初为古文，以晋魏六朝为宗。予选成自二十年以前者，朝宗见之因尽废其生平所为，而从事于韩欧诸大家”。
版本有刻于清康熙六年刻本。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又有陶庵、减斋、缄斋、适园、栎园等别号，学者称其为“栎园先生”、“栎下先生”。 原籍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后移居金陵（今江苏南京）。明代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次年入仕，为山东潍县令，后授浙江道监察御史。清兵下江南，遂降清朝，任盐法道、兵备道、布政使、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等。周亮工一生饱经宦海沉浮，曾两次下狱，被劾论死，后遇赦免晚年有焚书之举。康熙十一年（1672）六月二十三日卒于南京。《清史列传》列入贰臣传。
周亮工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人、学者、艺术家、藏书家、出版家。精于诗文、书画篆刻和艺术鉴赏，生平著述丰富，所著《闽小记》是研究福建古代社会的重要文献。此外，还有《全潍纪略》、《赖古堂集》、《书影》、《字触》、《同书》、《读画楼画人传》、《印人传》等十数种著述传世。
97、《清诗铎》
清诗选集，原名《国朝诗铎》，清张应昌编。始选于咸丰六年（1856），完成于同治八年（1869），其间屡经增删。共选入清初（包括明代遗民）至同治年间诗人 911家，诗2000余首。卷前列有《诗人名氏爵里著作目》，有科举功名的以科目先后为次；无科举功名的以辈行先后为次。集中所选不限名家及已故作者，生人及编者自己的作品也选入和附录。在体制上，按题材内容分岁时、舆地、财赋、漕船、流民等152类。编者想选择的是那些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及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一类新乐府精神相通，讽谕时世，有裨于封建政治、道德的作品，为研究清代诗歌和社会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一定史料价值。
版本有同治八年应氏秀芝堂刻本，1960年中华书局排印本。中华书局排印本用同治八年永康应氏秀芝堂刻本断句排印，并补编作者索引，按姓名笔划排列， 附于书末。
张应昌（1790～1869）字仲甫，号寄庵。嘉庆十五年举人，官至中书舍人。他晚年编选两部清代诗选，另一为《国朝正气集》，已亡佚。
98、《晚晴簃清诗汇》
清诗总集。一名《清诗汇》，近代徐世昌在其其门客、幕僚协助下编成。《清诗汇》仿吴之振《宋诗钞》、顾嗣立《元诗选》、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的规模，网罗全清的诗歌加以选录。《凡例》中说：“不分异同，荟萃众长，尚神思，务屏伪体。自大名家外，要皆因诗存人，因人存诗，二例并用，而搜逸阐幽，尤所加意”；要求做到“一代之中，各家俱存；一家之中，各法俱在”。其中收录清代诗人6100余家，诗27000余首，分为200卷。编次为先选皇帝、亲王的作品；再依科甲次第选录各时期诗人的作品，没有科甲可依的，略按生卒先后为序，这部分从孙奇逢、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起，至严复、周蕃、周曾锦、朱联沅、李逊等人；接着是闺秀、释道诗；最后是所谓「属国」诗人的诗。
该书的优点是选录了清代几乎全部著名诗人的一些代表作；保存一些流传不广的难见作品和一些不知名诗人的资料。小传下所附各家诗话，选择颇精。这部书的缺点是：书成于众手，选择标准不一，用心不足，有些入选作品的代表性不够；对反映社会矛盾及清末反帝斗争的作品，很少入选
《晚晴簃诗汇》于1929年编成，有退耕堂刊本。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又号涛斋，天津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在清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入民国，依附袁世凯等北洋军阀，曾在1914年任袁世凯临时政府国务卿，1918年由段祺瑞的「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至1922年被直系军阀所黜。
99、《清词综》
清词总集，原名《国朝词综，》清人王昶编。该书仿朱彝尊《词综》体例，选录清初至乾隆朝词人735家的作品（末3卷有方外、妇女作品），共48卷。作者名下附小传，并辑有评语，是清词最重要的汇集。嘉庆八年，又续刻《国朝词综二集》，共8卷，录60余家词，起于钱大昕，终于王绍成。王昶论词，以为“词实继古诗而作”，不宜说成“诗之余”，意在尊词体。但他以南宋词为宗，与“浙派”相近，所以此书所选词，以朱彝尊、厉鹗的作品为多，两人都独占一卷。此书保留乾隆以前的大批词作，是清词较早的重要选本。书成于嘉庆七年（1802），有当时刊本。
道光间，海盐黄燮清编《国朝词综续编》24卷，选录586家词，是接续此书的纂集。继后又有丁绍仪辑《国朝词综续编》五十八卷，《续补》八卷。1978年 中华书局香港分店出版的叶恭绰编《全清词钞》。
有嘉庆七年（1802）刊本。四部备要本。
王昶（1724～1806）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青浦（今属上海市）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乾隆南巡，召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三迁刑部郎中。三十二年，察治两淮运盐提引，前盐运使卢见曾坐得罪，云贵总督阿桂帅师讨缅甸，疏请发军前自效。复从阿桂定两金川，再迁郎中。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四川，上命察军中事，还奏言昶治军书有劳。四十一年，师凯还，擢昶鸿胪寺卿，仍充军机章京。三迁左副都御史，外授江西按察使。数月，以忧归。起直隶按察使，未上，移陕西按察使。旋调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内迁刑部侍郎。五十八年，以老乞罢。嘉庆元年，诣京师贺内禅，与千叟宴。嘉庆十一年卒。
昶工诗古文辞，通经。读朱子书，兼及薛瑄、王守仁诸家之学。搜采金石，平选诗文词，著有《春融堂集》。
100、《清诗别裁》
清代诗歌总集。原名《国朝诗别裁集》，沈德潜编选。原选本36卷，入选996人，3952首诗。始选于乾隆十九年（1754），二十二年完成，二十四年初刻，二十五年重新修订。二十六年增订本刻成，同年十二月乾隆帝命南书房删改重镌为32卷，将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等人的诗删去。书前有《例言》，作者名下有小传，诗后间有评语。编者自称选诗“唯祈合乎温柔敦厚之旨，”凡“徒辨浮华”，或直露“叫号”之作，或香奁诗如王次回《疑雨集》之类皆不选，遗老诗一般也不选。此本选有少数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批评明末弊政、哀恸民间疾苦的作品，如吴伟业的《永和宫词》、顾湄的《感怀》、郑世元的《官赈谣》等即是。也有些诗，如吴嘉纪的《一钱行》、朱彝尊的《岳忠武王墓》等通过咏物、咏史抒发了作者的民族感情。该集相对缺少暴露康、雍、乾时期社会矛盾之作。但总的来说，此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初到乾隆朝的诗歌面貌。评语也有可取之处。编者的艺术趣味倾向于唐诗，故集中作品接近唐人风格的较多。另外，所选作者的专集，不少已属难得或亡佚，不少作品赖此书得以保存，所以还不失为研究清诗的重要参考书。
有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乾隆二十五年36卷本。
沈德潜介绍见《古诗源》。
101、《皇朝经世文编》
清代类编性散文总集。署贺长龄辑，实为魏源代编。成书于道光六年（1826），次年刊行共凡120卷，收文2236篇。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类下又分子目。选辑清初至道光前官方文书、专著、述论、奏疏、书札等文献，入选作品反映了清代前期和中期部分学者和官吏的“经世致用”思想及改革图治的愿望，实本于乾隆中陆耀的《切问斋文钞》。
此书行世后，开启了近代经世思潮，续书争出。其中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以及《皇朝经世文新编》、《皇朝经世文统编》等，影响较大。
贺长龄（1785～1848），字耦庚（亦作“耕”），号耐庵。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官江苏布政使，著有《耐庵文存》。
魏源（1794～1857年），晚清思想家、史学家。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墨生，又字汉士。湖南邵阳县隆回人。晚年弃官学佛，法名承贯。道光二十四年进士，官至江苏邮州知州。主张改革内政，抵制外国侵略，力图以此谋求国富民强，从而成为晚清学术的开风气者。鸦片战争前，辑《皇朝经世文编》，撰筹漕、筹河篇、湖广水利议等；鸦片战争爆发，魏源一度应钦差大臣裕谦聘，入浙江参加抗英斗争。兵败，感愤时事，撰成《圣武记》14卷。又遵友人林则徐嘱，据《四洲志》及中外文献资料，辑为《海国图志》50卷，后增至100卷。《海国图志》率先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状况，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行者之一。咸丰七年（1857）三月，在杭州僧舍病故，终年63岁。
102、《清文汇》
清代散文总集，原名《国朝文汇》。近人沈粹芬、黄人、王文濡等辑刊。
此书分甲前集20卷，甲集60卷，乙集70卷，丙集30卷，丁集20卷。甲前集收遗民文作者107家；甲集收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文，乙集收乾隆、嘉庆两朝文，两集作者290家；丙集收道光、咸丰两朝文，丁集收同治、光绪两朝文。自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陆世仪、孙奇逢诸家始，至近代的章炳麟、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诸家，《清文汇》共收作者1356家，文章共1万余篇。选文以“不名一家，不拘一格”为宗旨。作者名下，附字号、爵里、著作的简注。这是一部较大型也较完整的清代散文总集，取材宏富。辑刊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完成于宣统元年（1909）。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
1、《蔡中郎集》
东汉蔡邕著。蔡邕（132～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少博学，性至孝、好辞章、数术、天文，工书画，善鼓琴。灵帝建宁四年（171），征辟司徒乔玄府，出任河平长，诏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熹平四年，与杨赐奏定“六经”文字，自书册镌碑，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熹平石经”。后因上书论朝政得失，遭诬陷，罪髡钳流放，次年遇赦还本郡。怠慢中常侍之弟，被迫亡命江湖十余年。直到献帝即位时，董卓为司空，召署祭酒，甚为敬重，三日三迁，后拜左中郎将，世称蔡中郎。董卓被诛，他哀叹惋惜，被王允逮捕，死于狱中。年61。
蔡邕是东汉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他欲写《汉书》，未竟。所著诗、赋、碑、诔、铭中以赋成就最高，以《述行赋》为代表，该赋前半吊古，后半伤今，清辞急切，感慨沉痛。为汉末抒情小赋之滥觞，后继者有崔琰《述初赋》，陆机《行思赋》张载《叙行赋》等。《文心雕龙》推崇其碑铭云：“蔡邕铭思，独冠古今”。又说：“其叙事核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辞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他还是“隐语”的发明者。曾夜晚用手摸读王羲之所书《孝女曹娥碑》，题“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大字作为评语，被曹操的主簿杨修破解：这是“绝妙好辞”四字。因为黄绢是色丝，是“绝”字，幼妇为少女，是“妙”字；外孙是女儿之子，是“好”字；齑臼是受辛之器，是繁体字“辤”字。至于音乐上他制作的“焦尾琴”、“柯亭笛”更为人们所乐道。
《隋书·经籍志》载有《蔡邕集》12卷，所著诗赋、碑、诔、铭等104篇，大部分为碑铭文字。今多散佚。明代张溥辑有《蔡中郎集》十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另有清代海源阁刻本《蔡中郎集》十卷，《蔡中郎集》外集四卷，内有《独断》一卷，系记前代掌故，较为精善。今有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2、《魏武帝集》
三国曹操撰。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一名吉利，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中国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三国时代魏国的奠基人和主要缔造者，后为魏王。出生于一个具有宦官背景的家庭。曹操一生征战扫平了北方群雄，统一了中原广大地区，汉献帝时尊为魏王，加九锡，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他为魏武帝。为全国尽快统一，在北方广泛屯田，兴修水利，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其次，他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抑制豪强，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还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孟德新书》等书。
曹操本人热爱文学，“以相王之尊，雅爱辞章”，“登高必赋”。他是“志深笔长、梗慨多气”的建安诗风首倡者，也是邺下文人集团的扶植者。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曹操论文，要求“指事而语”，反对“浮华”、“肤浅”，务实、尚朴，反对“无益之文”。
曹操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他对乐府诗体制进行创新，借古题以写时事，体现他尚实主张和通达精神。内容可分为时事、表述理想和游仙三类。其风格钟嵘认为是“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朴实无华、不尚藻饰，以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代表作有《观沧海》、《短歌行》、《龟虽寿》、《蒿里行》等。
曹操散文多为表、疏、教、令、书等应用文，以散句为主，不事雕琢，不避俚俗，朴实通脱，很好地体现了作者的文学主张。曹操散文的最大魅力就是文章显得自信、自负、坦露、率直，充分体现了他那“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政治品格，如《让县自明本志令》、《求贤令》等。
曹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魏武帝集》26卷，《魏武帝新撰》10卷；宋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魏武帝集》30卷，《逸集10卷；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魏武帝集》，未注明卷数，均已散佚。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有《魏武帝集》1卷。近人丁福保辑《汉魏六朝名家集》有《魏武帝集》4卷。黄节撰《魏武帝魏文帝诗注》，收曹操诗24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中华书局据丁福保辑本整理校订《曹操集》收诗1卷，文3卷，并增加《孙子注》，附录了《三国志·武帝纪》和裴注、江耦编《曹操年表》及《曹操著作考》。增补逸文，诗文部分俱采用《三国志》、《乐府诗集》等加以考订，并注明出处和异文，为当今最详备之辑本，1959年出版。文革中，安徽亳县译注组有《曹操集译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3、《魏文帝集》
三国曹丕撰曹丕（187～226），字子桓，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魏武帝曹操与武宣卞皇后的长子。汉中平四年（187年）冬，曹丕生于谯。少有逸才，广泛阅读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年仅八岁，即能为文。建安十六年（211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丕运用各种计谋，在司马懿、吴质等大臣帮助下，在继承权的争夺中战胜了弟弟曹植，被立为王世子。曹操逝世后，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代汉称帝，终结了汉朝四百多年统治。改国号大魏，为魏朝的开国皇帝，也是三国时代中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终年四十岁。葬于首阳陵。庙号高祖，谥为文皇帝。
曹丕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文学方面的成就和影响大于政治，他是建安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并称为“三曹”。他组织编写的《皇览》，开我国编纂大型类书的先河。他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论史上第一篇较完整又自成体系的文的专论，接触到文学的地位和作用、文学风格与性格关系以及文人之间关系邓一系列重要问题，是《毛诗序》以来最重要的文论作品。他的散文《与吴质书》、《答繁钦书》、《与钟繇书》等文笔优雅，事贯理畅，既富变化又饶有兴味。其中又见真性情和悲喜个性，这点颇似乃父。他的诗歌《燕歌行》是我国早期七言诗走向定型的标志，文学史上价值很高。其他如《杂诗》二首、《秋胡行》等也都刻画细腻，写得凄婉悲凉，颇有韵致。
《隋书·经籍志》著录《魏文帝集》10卷；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有《魏文帝集》2卷；今人黄节《曹子建诗注（外三种）阮步兵咏怀诗注》中有《魏文帝诗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魏宏灿《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张氏辑本为底本，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参伍勘证，是较好的校注本。
4、《曹子建集》
三国曹植著。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曹操第三子，曹丕同母弟；曾封陈王，死后谥“思”，世称“陈思”或“陈思王”。白幼聪慧，深得曹操宠爱，曾欲立为太子，后失宠。曹丕称帝后，备受猜忌与迫害，屡遭贬爵、迁封，后忧郁而死。
曹植是建安时代最杰出、创作成就最为全面的诗人。钟嵘甚至说“陈思之于文章，犹人伦有周、孔，麟羽有龙凤”。西晋之刘宋两位最重要的作家陆机和谢灵运，钟嵘皆认为“其源出于陈思”（《诗品》）。《曹子建集》中的作品，包括诗、文及辞赋等，其中尤以诗歌的成就最为突出。他改造了乐府诗，使乐府由民间的俗文学变成文人的雅文学。曹植诗以五言诗居多，是中国诗歌史上五言诗走向成熟的标志。前期诗作主要抒发个人建功立业的抱负情怀和对动乱社会的感触，以《白马篇》、《送应氏》、《赠徐干》等为代表；后期诗作则更多地反映了壮志不得施展的激愤不平之情及苦闷，以《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七步诗》、《美女篇》等为代表。所作善用比兴手法，钟嵘《诗品》将此列为上品，称之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曹植赋作更可显露他的才华。前期赋作如《游观赋》、《节游赋》，在表现贵游生活的同时也有一定的人生思考；《宝刀赋》、《槐赋》等咏物小赋托物咏志，相当精致。后期的《洛神赋》，其情绪之浓烈，气氛之妙曼，形象之优美，辞藻之雅丽，皆为建安辞赋之冠，更是充分表露了他的才华。
曹植著述繁富。生前曾自编《前录》，收78篇，今仅存《前录自叙》片段。死后魏明帝曹睿为之辑录作品百余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30卷，至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仅10卷。存诗文二百余篇。今存最早版本为北宋开宝七年（974）刊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又有南宋孝宗年间江西大字刊本，藏于上海图书馆；南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刊本，涵芬楼有影印本；明刊本有李梦阳序刻本，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皆为十卷，其中诗、赋、乐府六卷，文四卷。清代丁晏作《曹集诠评》，于十卷之外，另附逸文一卷。近人黄节有《曹子建诗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古直有《曹子建诗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余冠英《三曹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皆为选本，全校注本有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5、《孔融集》
三国孔融撰。孔融（153～208）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字文举，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于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开始步入仕途。侍御史、司空掾、北军中侯。在职三日，升迁为虎贲中郎将。董卓总揽朝政后，想要废掉汉少帝，孔融与之言辞激辩，常有匡正之言。董卓怀恨在心，转任其为议郎，随后又将孔融派到黄巾军最为猖獗的北海国（东汉郡国名，治所在今山东昌乐西）为相。因颇有政声，时人又称他为“孔北海”。汉献帝建都许昌后，征孔融为将作大匠，升任少府，后被封为太中大夫。孔融为人恃才负气，言论往往与传统相悖，屡屡反对曹操的决定，，如反对恢复肉刑、讥讽曹丕私纳袁绍儿媳甄氏、嘲笑曹操征乌桓、反对曹操禁酒。再加上他非常坚定的效忠于日趋式微的汉朝天子，成为当权的曹操推行自己政策的最大障碍之一，最终招来杀身之祸。建安十三年（208），孔融被曹操以招合徒众，欲图不轨等罪名杀之，株连全家，时年55岁。
孔融是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首，当世名儒，继蔡邕为文章宗师，备受世人尊重、推崇，孔融让梨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孔融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亦擅诗歌。魏文帝曹丕十分欣赏孔融文辞，悬赏征募他的文章，叹为”扬（雄）、班（固）俦也”（《典论·论文》）。孔融的文章以议论为主，内容大抵为伸张教化，宣扬仁政，荐贤举能，评论人物，多针对时政直抒己见，颇露锋芒，个性鲜明，如两篇《难曹公表制禁酒书》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体气高妙”，“奋笔直书，以气运词”是其最大的特色，但有的文章也不乏深沉委婉的风致，如《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荐祢衡表》等。他的散文讲究辞藻的华美和字句的对称，具有浓重的骈俪气息，这是孔融有别于同时其他作家的地方。
与散文相比较，孔融的诗歌显得逊色。其《杂诗》第二首抒写幼子夭折的悲痛，哀婉动人，不失为当时抒情诗中较好的作品。孔融诗歌中较有认识价值的是他的《临终诗》。
由于全家被杀和曹操所加的严重罪名，孔融的作品大部分流失，《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9卷。又有《春秋杂议难》5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有《孔少府集》一卷；近人丁福保辑《汉魏六朝名家集》有《孔文举集》一卷。今人吴云有校注本《孔融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吴云《建安七子集校注》（修订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
6、《王侍中集》
三国王粲撰。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出身世家，其祖王畅为汉末清流领袖之一。王粲少有才名，见左中郎将蔡邕于长安，邕倒屐迎之，对宾客说：“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十七岁时受司徒王允征辟，为黄门侍郎。后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以王粲其人貌不副其名而且躯体羸弱，不甚见重。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归降于曹操。曹操辟王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迁军师祭酒。魏国既建，拜侍中。其时礼仪旧制，多参与制定。建安22年，随军证吴，病卒于道，享年四十一岁。
王粲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被称为“七子之冠冕”。著有诗、赋、论、议近六十篇，而以诗赋见长。其创作可分前后两个阶段。流寓荆州的十六年为前期，主要是哀叹战乱、民生凋敝和自己的艰难处境，诗风慷慨悲凉，体现建安风骨。代表作有《七哀诗》和《登楼赋。后期追随曹操，忧患意识减少而功名意识增多，并与对曹操的赞颂融为一体，如《从军诗》，这类诗作气势磅礴，意兴高扬，节奏轻快、文辞流畅，但意义不大。另外还有一些参加曹丕、曹植兄弟贵游活动的诗作，如《杂诗》，应景凑趣而已。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1卷，《汉末英雄记》10卷，《去伐论集》3卷。今存的辑本有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有《王侍中集》一卷；杨德周《汇刻建安七子集》收《王仲宣集》四卷；今有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吴云《建安七子集校注》（修订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
7、《诸葛武侯集》
三国诸葛亮撰。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谥为忠武侯，所以被称为武侯、诸葛武侯，又因其早年外号，也称“卧龙”或“伏龙”。3岁丧母，8岁丧父，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叔父诸葛玄，家于南阳郡邓县，位于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诸葛亮在隆中平日好念梁父吟，又常以管仲、乐毅比拟自己，人称“卧龙”。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受之礼，提出著名的《隆中对》，策动孙权、刘备联盟，于赤壁之战中大破曹操，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他曾舌战群儒、借东风、智算华容、三气周瑜，更取得荆州为基本。后奉命率军入川，于定军山智激老黄忠，斩杀夏侯渊，败走曹操，夺取汉中。刘备伐吴失败，受遗诏托孤，安居平五路，七纵平蛮，六出祁山，最后一次北伐时采取分兵屯田之策，与司马懿大军相持百余日，但不幸因积劳成疾而逝世，享年五十四岁。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格，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敬仰和怀念，也被誉为“千古良相”的典范。谥曰忠武侯。东晋追封他为武兴王。
诸葛亮为蜀汉丞相，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发明家、军事家。其文学上的代表之作有《出师表》、《建兴六年上言》（即《后出师表》）、《正议》等，显示了作者忠恳勤恪、贤明清正之为人。叙事详明切著，说理透彻晓畅，感情真挚，不著雕采，朴实无华。
陈寿曾将诸葛亮的文章、兵书、奏折编辑成《诸葛亮集》又称《诸葛氏集》。《三国志》本传中载有《诸葛氏集目录》，共二十四篇，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25卷，《诸葛武侯集诫》2卷，《诸葛亮兵法》5卷。今存的辑本有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有《诸葛丞相集》；清代王士祺《诸葛忠武侯集》，清张澍《诸葛武侯集》；中华书局整理点校本《诸葛亮集》，1960年版；张连科、管淑珍校注《诸葛亮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
8、《阮步兵集》
三国阮籍著。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少年时代，胸怀壮志，目空一切，曾到广武面对楚汉古战场慨叹说：“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随着司马氏政治上的得势和曹魏政权的风雨飘摇，处世态度由积极转向消极。思想上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生活上则嗜酒任诞，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但其是非之心并未泯灭，常以青白眼看人，并撰文作赋，对名教礼法大加挞伐。景元四年（263）司马昭自封晋公，加九锡，仿曹代汉故事，指定阮籍写“劝进文”。此时好友嵇康已被害，出于自身的软弱，趁醉挥毫，被誉为神来之笔。由于内心，数月之后，郁郁而亡。终年五十三岁。
阮籍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主要文学成就是诗歌，代表作是五言《咏怀诗》82首。其中有些诗反映了诗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在种种醉态、狂态掩盖下的内心的无限孤独寂寞、痛苦忧愤。有些诗表现了诗人害怕政治风险，希冀避世远祸的思想面貌；有些诗借古讽今，寄托了对时政的抨击或感慨，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切；还有些诗嘲讽了矫揉造作的虚伪的礼法之士。总的来说，阮籍的《咏怀》诗以“忧思独伤心”为主要基调，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在艺术上多采用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因而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阮籍还长于辞赋和散文。今存赋6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表现了作者超凡绝尘清虚自守的精神境界；咏物类有《鸠赋》、《猕猴赋》，借咏物抒发了自己的惧祸心情，讽刺了虚伪的“礼法之士”。另存散文9篇，其中最长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文章借着给“大人先生”立传的机会，激烈地抨击了统治阶级的“礼法”制度，宣泄了内心的积郁，寄托了自己不与物交、神游自得的意趣。
阮籍著作今存赋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0卷，已佚。新旧唐书皆作5卷。今存辑本有：明薛应旗嘉靖刻本《六朝诗集》收有《阮嗣宗集》3卷；明萬歷十一年南城翁少麓刊刻《汉魏六朝诸家文集》收有《阮嗣宗集》4卷；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阮步兵集》1卷；近人丁福保辑《汉魏六朝名家集》收有《阮嗣宗集》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邱镇京《阮籍咏怀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79年版。
9、《嵇中散集》
三国嵇康著。嵇康（223－263），字叔夜，祖先会稽人，本姓奚，后举家迁至谯国铚（今安徽宿州市西），此处有嵇山，因而改姓嵇。父为治书侍御史，早逝，嵇康在母、兄的宠爱之下颇受娇纵，养成任性不羁的性格和疏懒散漫的习气。出仕后任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因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被视为魏宗室，与司马氏政权采取不合作态度。好友山涛离职时推举嵇康代己，嵇康为此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又冷遇司马昭心腹钟会，因此埋下杀机。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为不孝，嵇康挺身而出为其辩护，钟会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嵇康。当他被捕下狱时，太学生数千人为之请愿，要求留下他当老师。临刑，神色自若，“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年仅40岁。面对死亡阴影显得如此从容，不惧己死，而忧美妙音乐的失传，何等旷达的人生和完美的生命乐章的终结！
嵇康是正始年间最具魅力的人物，也是江淮灵秀毓积而成的典型代表。在竹林七贤之中，论年长，他不如山涛、阮籍；论文学，钟嵘的《诗品》将阮籍列为上品，嵇康却列在中品；论玄学修养，向秀似乎更优；论任诞作风，不及刘伶和阮咸；论官阶，山涛最高；论财富，王戎为最，但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却是嵇康，“竹林之游”即在嵇康的山阳寓所。嵇康要与山涛绝交，山涛却为此到处赞誉嵇康；嵇康下狱，“豪杰皆随康入狱”；康去世以后，他的好友向秀撰著名的《思旧赋》，东晋的李充、袁宏、谢万，南朝的颜延年、沈约、江淹、庾肩吾，唐代的王绩，宋代的李清照都曾用各种文字，赞誉过嵇康，在文学史上难得一见。鲁迅也深受嵇康的影响，魏晋作家中，“最使他喜欢的作家是孔融和嵇康”。鲁迅编校有《嵇康集》，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又提到向秀怀念嵇康的《思旧赋》。
嵇康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不少富有哲理性的玄学论著和文词优美的愤世疾俗之作。嵇康为我国古代散文大家，现存文14篇，包括书、论、传、箴、戒等体，其中论最多，有九篇，皆是长篇论文，主旨皆是阐述玄学命题，也是魏晋玄学家中留存论文最多的一位。其中以两篇《养生论》和《声无哀乐论》最为著名。“书”中最出色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书中所云绝交并非真正绝交，而是借此表明心迹，重点申述不能为官的“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并借以嘲讽晋朝官场，实际上是宣告与司马氏的不合作。以口语化散句为主，基本上不用骈偶。另一重要散文著作是《圣贤高士传》。全书由119篇人物小传和赞组成，现存60多篇。这一专著的思想价值就在于颠覆传统：传统的圣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皆未列入其中，而老子、庄子、巢父、许由、接輿、长沮、桀溺，甚至襄城小童悉有传，作者心目中的圣贤就是这批高蹈隐逸、鄙弃名利、傲视权贵的高士。这与他“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思想是一致的。全书叙事简洁精要，往往三言两语，人物情态、性格毕现，
嵇康今存诗五十余首，其中以四言诗最多，占今存诗作三分之二以上，而且成就也在诸体之上，其代表作为《赠秀才入军》、《杂诗》、《秋胡行》、《忧愤诗》等。《赠秀才入军》共18首，并非尽写从军之事，也有叙说友谊，更多的是抒写玄学理趣，如第十四首；《秋胡行》七首，主要抒发对社会险恶的感受，内中亦多哲理思考。嵇康五言诗较少，其中以《述志》和《赠秀才诗》较有特色。
《嵇康集》在五代梁时有十五卷，隋代存十三卷，另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皆见于《隋书·经籍志》，两唐书著录为15卷。南宋时佚。今存辑本有：明黄省曾嘉靖刻本；明薛应旗嘉靖刻本《六朝诗集》收有《嵇中散集》1卷；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嵇中散集》1卷；吴宽《丛书堂抄本》匏庵手校本，据云抄自宋本；鲁迅以吴宽抄本为底本，校以各本，于1924年编成《嵇康集》10卷（收入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戴明扬校注的《嵇康集》则以黄省曾刻本为底本，校以各本，并作注；夏明钊有《嵇康集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陆士衡集》
西晋陆机著。陆机（261～303），字士衡，因做过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文集又称《陆平原集》江苏上海人。三国时吴国世家之子，祖父是陆逊，父亲是陆抗。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吴国被灭，他闭门读书，一连十年。最后写了《辩亡论》两篇，作为对故国兴亡的一番检讨。陆机后来入晋朝做官，不幸卷入晋室内争，一度下狱论死，遇赦生还。晋惠帝时候，晋室又内争，陆机带兵战败，为人所构陷，遂被杀。他的弟弟陆云、陆耽，和儿子陆蔚、陆夏，同时被害。临刑时对弟弟陆云叹道：“华亭鹤唳，复得闻欤？”死时年四十三岁。
陆机是太康诗坛代表，与弟弟并称“二陆”。诗作内容以赠答为主，体现他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讲求形式的华美整饬，以其深厚的学力、繁缛的辞藻、纯熟的技巧，表现一种雍容华贵之美。政论文《辨亡论》、《五等论》以及赋作《豪士赋》都意在历史政治的探讨，体现重儒轻道、蔑弃玄虚的创作倾向，这在一位追求老庄宣言的西晋作家群中显得很另类，陆机文学个性重要性亦在此。在文学风格上，张华对陆机说：“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由此可看出他“天才秀逸，辞藻宏丽”的一面。陆机的《文赋》最能代表他的文学论。它表现了西晋文学思潮的重要倾向，也是陆机本人创作经验的总结。它基本摆脱了以文学政教功能为核心的论说模式，改以创作论为主体，这是《文赋》的主要价值所在。
据《晋书·陆机传》载，陆机所作诗、赋、文章，共300多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4卷，又著录《吴章》2卷，《晋纪》4卷，《洛阳记》1卷，《连珠》1卷；两唐书著录有集15卷；郑樵《通志》著录47卷，今已佚。今存辑本有：南宋徐民瞻得遗文10卷，与陆云集合刻为《晋二俊文集》此为最早辑本；明薛应旗嘉靖刻本《六朝诗集》收有《陆士衡集》7卷；明萬歷十一年南城翁少麓刊刻《汉魏六朝诸家文集》收有《陆士衡集》10卷；明代人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有《陆平原集》2卷；今有金涛声点校的《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注释本有郝立权《陆士衡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年谱有姜亮夫《陆平原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1、《陆士龙集》
西晋陆云著。陆云（262～303），字士龙，陆机之弟。他年少时即有文采，因其文学成就而与其兄陆机并称为“二陆”。成都王司马颖任命为清河内史。司马颖讨齐王司马冏时，以陆云为前锋都督。司马冏伏诛，升云为大将军右司马。司马颖志骄政衰，陆云屡以正言逆旨。及陆机兵败被冤杀，陆云也一起遇害，时年四十二。有二女，无男。陆云爱才好士，多所举荐。死后，门生故吏迎葬于清河。
“二陆”文才，各有长短，刘勰曾评论说：“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文心雕龙》）。比起乃兄，才华虽不及，但语言要清雅省净。陆云自言“四言五言，非所长，颇能作赋”。今存赋六篇，本人最得意的是《岁暮赋》，其中既有岁月之叹，又有人生感慨，写出乱世、岁暮、游子乡思等复杂心态，可视为作者感情的真实流露。风格上既重辞采，又好模拟，与乃兄风格相近。
陆云存诗并不少，有130多首，其中四言占绝大部分。多为赞颂、应酬，空洞平庸。五言不多，确有一定特色，如《答兄平原诗》、《答张士染诗》，皆朗练鲜净，情感深沉。
《晋书》本传载其所著文章349篇，又撰《新书》十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陆云集》12卷；两唐书皆著录有集10卷，已佚。今存辑本有：南宋徐民瞻得遗文10卷，与陆机集合刻为《晋二俊文集》。其中赋一卷，诗三卷，诔、颂、骚三卷，书启三卷；明薛应旗嘉靖刻本《六朝诗集》收有《陆士龙集》4卷；明萬歷十一年南城翁少麓刊刻《汉魏六朝诸家文集》收有《陆士龙集》10卷；明代人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有《陆清河集》2卷；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黄葵校点的《陆云集》。
12、《陶靖节集》
东晋陶渊明著。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入刘宋后改名潜，字符亮，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先生，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但父亲早死，到陶渊明时家势已渐渐衰落。他年轻时曾怀有“大济于苍生”的壮志，又因家境贫寒，二十九岁时走上仕途，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下级官职，每次时间都很短。因“质性自然”，不愿“以心为形役”、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而解绶去职，四十一岁还家归隐，过起了自由闲适的田园生活。日子虽然过得很艰苦，却能安贫乐道，忘怀得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最后在贫病交迫中去世，卒年六十三岁。卒后友人私谥“靖节征士”。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辞赋家和散文家。深受后世文人客推崇，欧阳修甚至认为“两晋无文章，惟《归去来兮》而已”；朱光潜认为可以和陶渊明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
陶渊明今存诗125首。其中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文12篇，其中辞3篇，韵文5篇，散文4篇。其诗歌内容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其中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陶渊明有“田园诗人”之称，也是田园诗派的鼻祖。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这在陶渊明出现之前，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代表作有《归园田居》、《饮酒》等。他的《桃花源诗并记》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它以真挚的感情、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其中的《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咏怀诗以《杂诗》12首，《读山海经》13首为代表。《杂诗》12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13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10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陶渊明现存文章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共计12篇。总的来说，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辞赋中《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传记类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名作。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宋征士陶潜集九卷”；阳休之加附录编为十卷本，其中诗4卷，赋1卷，文3卷，集《圣贤群辅录》2卷。宋本中最重要的是僧思悦据萧统《文选》本、参校宋代宋庠刊定本，重加编订的十卷本，此是今日所见诸本的母本。今存之本有：李公焕本、何孟春本、汲古阁本、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张尔公本、毛晋绿君亭本、何焯校本、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吴瞻泰《陶诗汇注》等。近代学者整理注释的本子有：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层冰草堂从书本），丁福保《陶渊明诗笺注》上海医学书局1929年版，王瑶《陶渊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逯钦立《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13、《鲍参军集》
南朝宋代诗人鲍照著。鲍照（约415年～470年），字明远，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人。家世贫贱，曾向临川王刘义庆献诗，得到赏识，被任命为国侍郎，后迁为左常侍。历任永安令、海虞令、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秣陵令、永嘉令。孝武帝大明五年，临海王刘子顼镇荆州时，任鲍照前军参军。世称鲍参军。刘子顼后来参加刘子勋反对刘彧的宫廷斗争，战败被赐死，鲍照亦为乱兵所杀。
鲍照是南北朝时期文人中成就最高的诗人，与颜延之、谢灵运合称“元嘉三大家”。李白曾把鲍照比作“凤与麟”，杜甫形容李白的诗歌是“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长于乐府诗，最有名的有杂言乐府《拟行路难》18首，五言乐府《代出蓟北门行》、《代白头吟》等。这些诗作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抒发自己沉沦下寮的愤懑和不平。艺术上能吸收民歌的精华，刚健清新，感情丰沛，形象鲜明，并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与当时歌功颂德的庙堂诗以及游山玩水、谈玄理、慕神仙的时代风尚迥然不同对唐代的李白、高适、岑参等人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鲍照也是著名的辞赋家和骈文作家。他的《芜城赋》古朴、奇峭、苍劲，在南朝抒情小赋中极为难得。骈文《登大雷岸与妹书》即景抒情，情景交融，语言上刻意追新又不流于生僻，华美中显露挺拔的古气，是传颂千古名篇。《步瓜山揭文》则是篇借写景来讽刺现实。
《鲍参军集》为南齐永明年间虞炎奉文惠太子萧长懋之命所编，10卷。其中赋2卷，诗6卷，文2卷。现存鲍照集以《四部丛刊》影印明毛斧季校本《鲍氏集》为较早。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鲍参军集》最为流行。鲍照集的注释，始于清末的钱振伦，他的注本没有来得及刊行。近人黄节在钱注基础上作了补注，称《鲍参军诗注》，今人钱仲联作《鲍参军集注》，附有《鲍照年表》。
14、《谢宣城集》
南齐诗人谢脁著。谢脁（464～499年），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出身世族，母为宋文帝第五女长城公主。少有文才，《南齐书》本传称他“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先后做过豫章王萧嶷太尉行参军、随王萧子隆的文学，又是竟陵王萧子良的八友之一。明帝时曾掌中书诏诰。建武二年（495）任宣城太守，世称“谢宣城”。后任尚书吏部郎。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始安王萧遥光谋取帝位，谢脁遭诬陷，下狱死。
谢脁是南齐永明体诗的代表作家。他和沈约、王融等人提出诗歌声韵上的“八病”之说，开创了永明体，对近体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在诗歌创作上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了山水诗。谢脁的山水诗与谢灵运齐名，世称二谢；又因谢脁与谢灵运同宗，故又称大小谢。大谢（灵运）的山水诗尚未脱离玄言诗风的影响，模山范水后总留有玄理的色彩；小谢（脁）的山水诗则完全是自然山水的描绘，玄理成分已消除殆尽。谢脁的诗语言精美、音韵和谐，体现了永明体诗歌的特点。如“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等，清新俊逸，精警工丽，是千古传诵的名句。今存诗200余首。
《隋书·经籍志》著录《谢脁集》12卷，《谢脁逸集》1卷，均佚。明人辑有《谢宣城集》。现存五卷本，系宋代楼照所刻，其中赋、乐歌、四言诗一卷，鼓吹曲一卷，五言诗三卷。清代吴骞刻本，校勘甚精。今人曹融南有《谢宣城集校注》。
15、《昭明太子集》
南朝梁代萧统著。萧统（501～531），字德施，小字维摩，南朝梁代文学家，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梁武帝萧衍长子、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号“昭明”，故后世又称“昭明太子”。萧统少时即有才气，且深通礼仪，性情纯孝仁厚，喜愠不形于色。萧统对文学颇有研究，招集文人学士，广集古今书籍三万卷，编集成《文选》三十卷。《文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选编了先秦至梁以前的各种文体代表作品，对后世有较大影响。旧时读书人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其“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准则，亦为后世推崇。
萧统著有《文集》二十卷，宋末已佚，现存五卷，系后人辑刻，其中赋、古乐府一卷，文四卷。
16、《江文通集》
南朝江淹著。江淹（444～505），字文通，南朝著名文学家，历仕三朝。济阳考城（今河南民权）人，少时孤贫好学六岁能诗，十三岁丧父，家境贫寒，二十岁左右在新安王刘子鸾幕下任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历仕南朝宋、齐、梁三代。江淹在仕途上早年不甚得志。齐高帝萧道成执政，任江淹为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大受重用，后迁中书侍郎、庐陵内史、尚书左丞、国子博士、宣城太守、秘书监诸职。梁武帝萧衍代齐后，江淹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侯。去世时，梁武帝为他素服举哀，谥曰宪伯。《梁书》、《南史》有传。
中年以后，江淹官运亨通，官运的高峰却造就了他创作上的低潮，富贵安逸的环境，使他才思减退，到齐武帝永明后期，他就很少有传世之作，故有“江郎才尽”之说。江淹是南朝辞赋大家，与鲍照并称。江淹的《恨赋》、《别赋》与鲍照的《芜城赋》、《舞鹤赋》可说是南朝辞赋的佳作。江淹又是南朝骈文中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与鲍照、刘峻、徐陵齐名。《诣建平王书》、《报袁叔明书》、《与交友论隐书》等，均为当时名篇。江淹的诗作成就虽不及他的辞赋和骈文，但也不乏优秀之作，其特点是意趣深远，善于拟古。
江淹的作品，据《梁书·江淹传》的记载，“凡所著述百余篇，自撰为前后集”《隋书·经籍志》记载：“《江淹集》九卷，《江淹后集》十卷。”《旧唐书》记载是“《江淹前集》十卷，《江淹后集》十卷”。唐朝之后，大多记载为十卷。明人胡之骥著有《江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1982年出点校本，由李长路、赵威点校。
17、《何水部集》
南朝梁代何逊著。何逊（？～518）字仲言。东海郯人（今属山东省苍山县长城镇）。据说8岁就能作诗，20岁左右被举为秀才。当时名诗人范云见到他的试策，大加称赞，就此结为”忘年之交”。沈约也很欣赏他的诗。他出身贫寒，仕途很不得志。梁武帝天监中，曾任建安王萧伟的记室，又任过安成王萧秀的幕僚，还兼任过尚书水部郎。晚年在庐陵王萧续幕下任职，再度去江州，病逝后葬于今山东省苍山县长城镇。后人称”何记室”或”何水部”。字仲言，东海郯（今山东省苍山县长城镇）人，何承天曾孙，宋员外郎何翼孙，齐太尉中军参军何询子。八岁能诗，弱冠州举秀才，官至尚书水部郎，世称“何水部”。诗与阴铿齐名，世号“阴何”。文与刘孝绰齐名，世称“何刘”。今存诗一百一十余首，多为赠答及纪行之作，擅长抒写离情别绪及描绘景物，其特点在于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衬托出作者的主观感受，往往寓目即书，不喜用典故，写景抒情极为精妙，格调清新婉转，为杜甫所推许。
何逊身后由同时人王僧孺编定集八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七卷。此书最晚至五代时已残缺。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载《何逊集》有后晋天福本二卷，有诗无文。今所见刻本以明正德间刊本为早，继有薛应旗刊本、张燮刊本和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其中赋1篇，笺、书11篇。乐府4首，诗97首，联句16首。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何逊集》，增加佚诗《伤徐主簿》三首，《送司马长沙》一首和张纮等三篇序跋。
18、《庾子山集》
南朝庾信著。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早年与徐陵一起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被称为“徐庾体”。梁元帝时奉命出使西魏，被强迫羁留北方，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侯。庾信一方面身居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一方面又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以此至老死。
庾信创作以他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在梁，作品多为宫体性质，轻艳流荡，富于辞采之美。羁留北朝后，诗赋大量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以及对身世的感伤，风格也转变为苍劲、悲凉。所以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其诗歌代表作有《拟咏怀》27首，苍劲沉郁。辞赋方面的成就并不亚于诗歌，他的抒情小赋如《枯树赋》、《竹杖赋》、《小园赋》和《伤心赋》等，都是传诵的名作，著名的《哀江南赋》是其代表作。
以《四部丛刊》影印明代屠隆本为最早，十二卷；朱曰藩刊本，仅六卷，有诗无文；明代张溥所刻《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称《庾开府集》。《庾信集》较早的注释本是清代吴兆宜所注十卷本；稍后有倪璠注本十六卷，附有年谱；今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庾子山集注》采清人倪璠注本，今人徐逸民点校。
19、《徐孝穆集》
南朝诗人徐陵著。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早年即以诗文闻名。八岁能文，十二岁通《庄子》、《老子》。长大后，博涉史籍，有口才。梁武帝萧衍时期，任东宫学士，常出入禁闼，为当时宫体诗人，与庾信齐名，并称“徐庾”。入陈后历任尚书左仆射，中书监等职，继续宫体诗创作，诗文皆以轻靡绮艳见称。至德元年去世，时年七十七，谥曰章。徐陵最大的文学功绩是在梁中叶时选编了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
《徐孝穆集》三十卷，已佚，今存六卷，系后人所辑。其中诗赋1卷，文5卷。清代吴兆宜有笺注本，稽考较详。末附徐文炳《徐孝穆备考》，于吴注多所补正。
20、《东皋子集》
初唐著名诗人王绩著。王绩（约590～644），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末举孝廉，除秘书正字。不乐在朝，辞疾，复授扬州六合丞。时天下大乱，弃官还故乡。唐武德中，诏以前朝官待诏门下省。贞观初，以疾罢归河渚间，躬耕东皋，自号“东皋子”。性简傲，嗜酒，能饮五斗，自作《五斗先生传》，撰《酒经》、《酒谱》。其诗近而不浅，质而不俗，真率疏放，有旷怀高致，直追魏晋高风。被后世公认为是五言律诗的奠基人，扭转齐梁余风，为开创唐诗做出重要贡献，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除好酒外，王绩还好弹琴，曾“加减旧弄”，改编琴曲《山水操》，为世人所赏。又精于占卜算卦，兼长射覆。
《王无功文集》五卷，现存三卷，其中诗、文、赋各一卷。有影印明抄本；清孙星衍刻《王无功集》三卷，与明抄本略不同，另附补遗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王无功集》五卷汇校本，韩理洲点校。
21、《杜审言集》
初唐诗人杜审言著。杜审言（约645～708），字必简，襄州襄阳人，杜甫的祖父。高宗咸亨元年（670年）进士，为隰城尉。后转洛阳丞。武后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武则天很欣赏他的诗文，授著作佐郎，官至膳部员外郎。后因勾结张易之兄弟，被流放到峰州。不久，召回任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卒，赠著作郎。杜审言很有才华，但恃才傲世。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工于五律，格律谨严，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诗多为写景、唱和及应制之作，朴素自然，以浑厚见长。他的五律《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被明朝的胡应麟赞许为初唐五律第一。他的五言排律《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长达四十韵，为初唐近体诗中第一长篇。
《新唐书·艺文志》载有文集10卷，已佚。现存最早的《杜审言集》是宋刻本，1卷，收诗43首；明嘉靖年间有铜活字本《杜审言集》和张逊业刻本《十三家唐诗·杜审言集》皆为2卷，但收诗同一卷宋刻本。《全唐诗》亦为1卷。今人徐定祥有《杜审言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2、《王子安集》
初唐诗人王勃著。王勃（649或650～676或675）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当时以诗文与于龙齐名，并称“王于”，亦称“初唐二杰”，也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并称“初唐四杰”。王勃才华早露，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赞为神童，向朝廷表荐，对策高第，授朝散郎。干封初（666）为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两年后，因戏为《檄英王鸡》文，被高宗怒逐出府，随即出游巴蜀。咸亨三年（672），补虢州参军，因擅杀官奴当诛，遇赦除名。其父亦受累贬为交趾令。上元二年（675）或三年（676），王勃南下探亲，渡海溺水，惊悸而死。
王勃的文学主张崇尚实用，批评当时文坛盛行以上官仪为代表的浮艳诗风，其创作“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对转变风气起了很大作用。
王勃今存诗80多首，赋和序、表、碑、颂等文90多篇。王勃的文集，较早的有20卷、30卷、27卷三种本子，皆不传。现有明崇祯中张燮搜辑汇编的《王子安集》16卷。其中赋2卷，诗1卷，文13卷；清同治年间蒋清翊著《王子安集笺注》，分为20卷。此外，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著录卷子本古钞《王子安文》1卷，并抄录其中逸文13篇（实为12篇，其中6篇残缺）；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续编》又辑有《王子安集佚文》1册，共24篇，即增杨氏所无者12篇，且补足杨氏所录6篇残缺之文。罗氏序文中还提及日本京都“富冈君（谦藏）别藏《王子安集》卷廿九及卷三十”。按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部影印唐钞本第1集有《王勃集残》2卷，注云“存第二十九至三十”，当即富冈所藏本。清宣统三年（1911年），刊姚大荣《惜道味斋集》有《王子安年谱》。
23、《盈川集》
初唐诗人杨炯著。杨炯（公元650年～692年）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排行第七。初唐四杰之一。11岁被举为神童，上元三年（676年）应制举及第，授校书郎。后又任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武后垂拱元年（685年），降官为梓州司法参军。天授元年（690年），任教于洛阳宫中习艺馆。如意元年（692年）秋后改任盈川县令，吏治以严酷著称，死于任所。因此后人称他为“杨盈川”。
杨炯与王勃、卢照邻共同反对宫体诗风，主张“骨气”“刚健”的文风。他的诗也如“四杰”其它诗一样，在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以突破齐梁“宫体”诗风为特色，在诗歌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诗篇不多，以边塞诗著名，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均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气势轩昂，风格豪放。其它唱和、纪游的诗篇则无甚特色，且未尽脱绮艳之风。另存赋、序、表、碑、铭、志、状等50篇。张说谓“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杨炯亦自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今存诗33首，五律居多。
《旧唐书》本传谓其有文集30卷；《郡斋读书志》著录《盈川集》20卷，今均不传。明万历中童佩搜辑汇编有《盈川集》10卷，附录1卷。崇祯间张燮重辑为1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有《杨炯、卢照邻集》徐明霞点校。
24、《幽忧子集》
初唐诗人卢照邻著。卢照邻（632年～695年）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治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幼小聪慧，博学能文。高宗永徽五年（654），为邓王李裕府典签，甚受爱重，邓王曾对人说：“此吾之相如（司马相如）也。”高宗干封三年（668）初，调任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尉。秩满，漫游蜀中。离蜀后，寓居洛阳。曾被横祸下狱，因友人救护得免。后染风疾，居长安附近太白山，因服丹药中毒，手足残废。徙居阳翟具茨山下，预筑坟墓，偃卧其中。终因疾病的痛苦，投颍水自杀。卢照邻曾求医于孙思邈。孙以为郁怒所致，无法根治。
卢照邻工诗，尤其擅长七言歌行，对推动七古的发展有贡献。杨炯誉之为“人间才杰”（《已子安集序》）。代表作《长安古意》，诗笔纵横奔放，富丽而不浮艳，为初唐脍炙人口的名篇，但仍未摆脱六朝诗风影响。
《旧唐书》本传及《朝野佥载》都说卢有文集20卷。《崇文总目》等宋代书目均著录为10卷。今存其集有《卢升之集》和明张燮辑注的《幽忧子集》，均为7卷。《全唐诗》编录其诗2卷。徐明霞点校《卢照邻集》即据7卷本《幽忧子集》，并作《补遗》。傅璇琮着有《卢照邻杨炯简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有《杨炯、卢照邻集》，徐明霞点校。
25、《骆宾王文集》
初唐诗人骆宾王著。骆宾王（约627～约684）字观，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初唐四杰”之一，又与富嘉谟并称“富骆”。幼聪慧，被誉为“江南神通”，据说是七岁时作的“咏鹅”，流传很广。唐龙朔初年，骆宾王担任道王李元庆的属官。后来相继担任武功主簿和明堂主簿。唐高宗仪凤四年（679年），升任中央政府的侍御史官职。曾经被人诬陷入狱，被赦免后出任地方官临海县丞，所以后人也称他骆临海。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他做为秘书，起草了著名的《讨武氏檄》。新、旧《唐书》有传。
骆宾王在四杰中诗作最多，尤擅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当时以为绝唱。骆还曾久戍边塞，写有不少边塞诗，开有唐一代边塞诗的先河。其骈文在才华艳发、词采赡富之中，寓有一种清新俊逸的气息。无论抒情、说理或叙事，都能运笔如舌，挥洒自如。《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便是其中的代表。其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二句，颇能激发唐朝旧臣对故君的怀念。据说武后读到了这两句曾惊叹“宰相安得失此人！”（《新唐书》本传）足见其震撼力！
《骆宾王集》，最早为唐中宗时郗云卿所辑，10卷，其中赋1卷，诗4卷，文5卷，已佚。明、清流行的有4卷本、6卷本和10卷本，所收篇目大致相同，均为后人重辑。清人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十卷本最为完善，有中华书局1980年排印本。
26、《陈伯玉集》
初唐诗人陈子昂著。陈子昂（约公元661～公元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武则天光宅元年（684）进士，历仕武则天朝麟台正字，升任右拾遗，后世称陈拾遗。随武攸宜东征契丹，多次进谏，未被采纳，却被斥降职。圣历元年（698），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死。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迫害。冤死狱中。
陈子昂在文学方面针对初唐的浮艳诗风，力主恢复汉魏风骨，反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共存诗共10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风格朴质而明朗，格调苍凉激越，标志着初唐诗风的转变，友人卢藏用说他“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陈伯玉文集序》）。但他的部分诗篇，还存在着语言比较枯燥、形象不够鲜明的缺点。
卢藏用为之编次遗文10卷。今存《陈伯玉文集》是经后人重编的。刻本中以明弘治间杨澄校刻杨春本《陈伯玉文集》10卷收辑作品比较多，并附录《新唐书》本传等有关材料。《四部丛刊》本即据此本影印。《世界文库》本，曾据明、清各本作过若干校订。今人徐鹏校点《陈子昂集》，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校以《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等书，补入诗文10余篇，成为较完备的本子。共十卷，其中诗赋2卷，文8卷，补遗1卷，附录1卷，并附今人罗庸《陈子昂年谱》。
27、《曲江张先生文集》
唐代宰相张九龄著。张九龄（678～740）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七岁知属文，唐中宗景龙初年进士，始调校书郎。玄宗即位，迁右补阙。唐玄宗开元时历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母丧夺哀，拜同平章事。后罢相，为荆州长史。他是唐代有名的贤相；举止优雅、风度不凡。自张九龄去世后，唐玄宗对宰相推荐之士，总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为人有胆识、有远见，忠耿尽职，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敢与恶势力作斗争，为“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卒谥“文献”。
张九龄诗歌成就颇高，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早年词采清丽，情致深婉，被贬后风格转趋朴素遒劲。他的五言古诗，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人生慨望，对扫除唐初所沿习的六朝绮靡诗风，贡献尤大。其《感遇》、《望月怀远》等更为千古传颂。对岭南诗派的开创起了启迪作用，被誉为“岭南第一人”。
有《曲江集》二十卷。其中颂、赞、赋1卷，诗4卷，文15卷。有影印明刻本；又有清代张世伟刻《唐丞相曲江张文献集》12卷，《千秋金鉴录》5卷，附录1卷。
28、《沈佺期集》
唐代著名诗人沈佺期著。沈佺期（约656～约714或715），字云卿，相州内黄人。相州内黄（今属河南）人。上元二年（675）进士及第。任协律郎长安中，累迁通事舍人，预修《三教珠英》，转考功员外郎。曾因受贿入狱。出狱后复职，迁给事中。中宗即位，因谄附张易之，被流放驩州。神龙三年（707），召拜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常侍宫中。后历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开元初卒。
沈佺期善属文，尤长七言之作。其《独不见》是一首较早出现的优秀七言律诗。他与宋之问对诗的声律化有重大贡献：建安后，讫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佺期与宋之问，尤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沈佺期原有文集10卷，已散佚。明人辑有《沈佺期集》，十卷，今编诗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陶敏、易淑琼校注。附《沈佺期、宋之问简谱》、“沈宋诗集评”。
29、《宋之问集》
唐代著名诗人宋之问著。宋之问（656?～712），字延清，一名少连，汾州（今山西汾阳市）人。一说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县）人。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上元二年（675年），以才名分直内文学馆、入崇文馆充学士，洛阳西入阁。武周时期，宋之问不仅扈从武后朝会游豫，而且奉承武后近幸的媚臣外戚宴乐优游，自感“志事仅得，形骸两忘。”在武后晚年先后转任尚书监丞、左奉宸内供奉，巴结武后媚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唐睿宗即位后，以宋之问尝附二张及武三思诏流钦州（今广西钦州市东北），后以赦改桂州。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宋之问于先天元年（712年）八月，被赐死于徙所。
作为诗人，宋之问年轻时即已知名，“尤善五言诗，其时无能出其右者。”其名作如江亭晚望》、《晚泊湘江》、《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等皆清新坦易，抒情真挚，畅美如画。他与沈佺期对诗的声律化有重大贡献，并称“沈宋”。
《宋之问集》2卷，其中赋、五七言古诗1卷，五七言近体1卷。有影印明刻本流行。中华书局2001年版《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陶敏、易淑琼校注。附《沈佺期、宋之问简谱》、“沈宋诗集评”。
30、《李太白集》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著。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祖籍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南），出生于蜀郡绵州昌隆县（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另有说法称出生于西域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二十岁时只身出川，开始了广泛漫游，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应山（今湖北省广水市）。可是，十年漫游，却一事无成。他又继续北上太原、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到齐、鲁各地，并寓居山东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天宝元年（742年），因道士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文章风采，名震天下。李白初因才气为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756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幸，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当涂县令李若冰，不久即病卒。
李白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豪放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主要手段。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他常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七言歌行篇幅长、容量大，形式自由，宜于表达诗人矛盾复杂的思想，抒发奔放恣肆的才情，而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李白诗歌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有《李太白集》30卷。其中古赋1卷，诗24卷，文4卷，诗文拾遗1卷。清代王琦有辑注本，重加编订，并增附录6卷，注释颇为详备，现有中华书局1977年版；另外。宋代杨齐贤、元代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明代胡震亨《李诗通》也很有价值。
31、《杜工部集》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著。杜甫（712～770），原籍湖北襄阳，河南巩县（今巩义市）人。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盛唐大诗人，世称“诗圣”。因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或“杜拾遗”。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安禄山与史思明）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干元二年（759），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做出牺牲。杜甫存诗1500多首，有《杜工部集》传世，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
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他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着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杜甫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
有《杜工部集》传世，宋代王洙编，20卷，补遗1卷。历代注本很多，以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较为完备。分25卷，其中诗23卷，赋、表等杂著2卷，并附有年谱和诸家集序、题咏等，有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本。另外清代钱谦益的《杜工部集笺注》、杨伦《杜诗镜铨》也是较好的注本。
32、《王右丞集》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著。王维（701年～761年），字摩诘，祖籍山西祁县，青少年时期即富于文学才华。开元九年（721年）中进士第，为大乐丞。因故谪济州司仓参军。后归至长安。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为中书令，王维被擢为右拾遗。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次年贬荆州长史。李林甫任中书令，这是玄宗时期政治由较为清明到日趋黑暗的转折点。王维对张九龄被贬，感到非常沮丧，但他并未就此退出官场。开元二十五年，曾奉使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幕，后又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天宝中，王维的官职逐渐升迁。安史乱前，官至给事中。安史之乱中被贼军捕获，被迫当了伪官。乱后受贬官处分。其后又升至尚书右丞之职。四十多岁的时候，他特地在长安东南的蓝田县辋川营造了别墅，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据《旧唐书》记载：“在京师，长斋，不衣文采，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惟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颂为事。”俨然是一位僧侣了。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王维多才多艺，诗书画都很有名，音乐也很精通。思想上受禅宗影响很大，外号“诗佛”。他是唐代山水田园派的代表，今存诗400余首。王维在诗歌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边塞、山水诗、律诗还是绝句等都有流传人口的佳篇。他确实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有其独到的造诣。无论是名山大川的壮丽宏伟，或者是边疆关塞的壮阔荒寒，小桥流水的恬静，都能准确、精炼地塑造出完美无比的鲜活形象，着墨无多，意境高远，诗情与画意完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王右丞集》为其弟王缙编次，诗文凡10卷。述古堂原藏有南宋姚沙本《王右丞文集》10卷，后归陆心源百百宋楼。北京图书馆藏有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据以影印出版。元刻有刘须溪评点《王右丞集》（诗集）6卷，《四部丛刊》据以影印，其中已杂有钱起、姚象、崔兴宗等人作品。明人顾起经有《类笺唐王右丞诗集》10卷，附文集4卷，这是现存最早的王维诗注本。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是迄今为止较好的注本。除笺释全部诗文外，并附评语，对于作者可疑的诗歌加以说明，间有考订；又收辑有关王维生平和诗画评论的资料，作为附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1年将赵注本重加校订，排印出版。1980年又出新一版，今人王运熙代序。另外郑振铎曾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用赵殿成注本等四种版本加以校勘，收入《世界文库》中。顾起经注本和赵殿成注本都附有注者所撰王维年谱。今人陈贻焮着有《王维生平事迹初探》一文，后附《王维简要年表》（载《唐诗论丛》）。
33、《孟浩然集》
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著。孟浩然（689～740）本名不详（一说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前半生主要居家侍亲读书，以诗自适。曾隐居鹿门山。40岁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返襄阳。在长安时，与张九龄、王维交谊甚笃。有诗名。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以排遣仕途的失意。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而亡。新、旧《唐书》有传。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与另一位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合称为“王孟”。今存诗二百余首。孟浩然的诗已摆脱了初唐应制，咏物的狭窄境界，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怀抱，给开元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并得到时人的倾慕。李白称颂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杜甫礼赞他“清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诗歌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题材不宽，多写山水田园和隐逸、行旅等内容，不如王维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造诣。孟诗不事雕饰，清淡简朴，感受亲切真实，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超妙自得之趣。如《秋登万山寄张五》、《过故人庄》、《春晓》等篇，淡而有味，浑然一体，韵致飘逸，意境清旷。孟诗以清旷冲澹为基调，但冲澹中有壮逸之气，如《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精力浑健，俯视一切。但这类诗在孟诗中不多见。总的来说，孟诗内容单薄，不免窘于篇幅。
孟浩然死后五年，王士源便编其集，收诗218首，编为三卷。今日能见到的最早刊本为宋蜀刻《孟浩然诗集》，分上中下三卷，收诗211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以宋刊本为据，出版今人佟培基笺注的《孟浩然诗集笺注》。
34、《高常侍集》
唐代著名诗人高适著。高适（700～765）字达夫、仲武，沧州（今河北省景县）人。少孤贫，爱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以建功立业自期。天宝八载（749），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天宝十一载，因不忍“鞭挞黎庶”和不甘“拜迎官长”而辞官，又一次到长安。次年入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为掌书记。安史乱后，曾任淮南节度使、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剑南节度使等职，官至，封渤海县侯。世称“高常侍”。永泰元年（765年）卒，终年65岁，赠礼部尚书，谥号忠。
高适为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与岑参并称“高岑”。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其诗直抒胸臆，不尚雕饰，以七言歌行最富特色，大多写边塞生活，“雄浑悲壮”是他的边塞诗的突出特点。其诗歌尚质主理，雄壮而浑厚古朴诗作反映的层面较广阔，题旨亦深刻。高适的心理结构比较粗放，性格率直，故其诗多直抒胸臆，或夹叙夹议，较少用比兴手法。如代表作《燕歌行》就是如此。
新、旧《唐书》著录其文集20卷，今不存。今有《四库全书》所收明汲古阁影宋抄本《高常侍集》，凡诗8卷、文2卷。又有《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本8卷。另有明张逊业、许自昌等辑本，皆为2卷。明杨一统辑《高适集》1卷。敦煌《唐诗选残卷》、《高适诗集残卷》等，尚存部分佚诗。注本有今人阮廷玉《高常侍诗校注》，台北国立编译馆1965年版，附年谱和传本述要，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孙钦善《高适集校注》，皆附年谱。研究高适生平的著述有王达津《诗人高适生平系诗》、彭兰《高适系年考证》、周勋初《高适年谱》、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等。
35、《岑嘉州诗集》
唐代著名诗人岑参著。岑参（约715～770）原籍南阳（今属河南新野），迁居江陵（今属湖北）。汉族，荆州江陵（湖北江陵）人，父亲早死，家道衰落。他自幼从兄受书，遍读经史。二十岁至长安，献书求仕。以后曾北游河朔。三十岁举进士，授兵曹参军。天宝八载，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赴安西，十载回长安。十三载又作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再度出塞。安史乱后，至德二载才回朝回朝后，由杜甫等推荐任右补阙，以后转起居舍人等官职，大历元年官至嘉州刺史，世称“岑嘉州”。以后罢官，客死成都旅舍。
岑参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其诗歌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色，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尤其擅长七言歌行。其早期诗歌多为写景、述怀及赠答之作。山水诗风格清丽俊逸，颇近何逊。但语奇体峻，意境新奇；感伤不遇，嗟叹贫贱的忧愤情绪也较浓。如《感遇》、《精卫》、《暮秋山行》、《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等。六年边塞生活，使岑参的诗境界空前开阔，造意新奇的特色进一步发展，雄奇瑰丽的浪漫色彩成为他边塞诗的基调。他既热情歌颂了唐军的勇武和战功，也委婉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悲惨。火山云，天山雪，热海蒸腾，瀚海奇寒，狂风卷石，黄沙入天等异域风光，也均融入其诗。代表作有《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轮台歌》。此外，他还写了边塞风俗和各民族的友好相处以及将士的思乡之情和苦乐不均，大大开拓了边塞诗的创作题材和艺术境界。岑参晚年诗歌感时伤乱，渐趋消沉。入蜀后，山水诗中添奇壮特色，但隐逸思想在诗中也有了发展。岑参的诗想象丰富，意境新奇，气势磅礴，风格奇峭，词采瑰丽，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爱国诗人陆游曾称赞说，“以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渭南文集·跋岑嘉州诗集》）
岑参殁后30年，其子岑佐公收集遗文，请杜确编成《岑嘉州诗集》8卷，是为岑诗编集之始。到宋代，演变为8卷、7卷、10卷三种刊本。宋刊10卷本已不传。通行的《四部丛刊》影印7卷本，似由宋刊7卷本演变而来；而《全唐诗》4卷本，则似由宋刊8卷本演变而来。今人陈铁民、侯忠义参校过多种版本，作《岑参集校注》，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岑参事迹见杜确《岑嘉州集序》、《唐诗纪事》、《唐才子传》。近人赖义辉作《岑参年谱》，闻一多作《岑嘉州系年考证》，李嘉言作《岑诗系年》。
36、《崔颢集》
中唐诗人崔颢著。崔颢（约公元704？～754）唐朝汴州（今河南开封市）人士，唐玄宗开元11年（公元723年）进士。天宝中为司勋员外郎，官至太仆寺丞。《旧唐书·文苑传》把他和王昌龄、高适、孟浩然并提，但他宦海浮沉，终不得志。历史上对他的记述不多，为人才思敏捷，少年为诗，意浮艳，多陷轻薄。好赌博，嗜酒，娶妻择美者，稍不惬即弃之，凡易三四。初李邕闻其名，虚舍邀之。颢至献诗，首章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儿无礼！”不与接而入。晚年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状极戎旅，奇造往往并驱江、鲍。后游武昌，登黄鹤楼，感慨赋诗。及李白来，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颢苦吟咏，当病起清虚，友人戏之曰：“非子病如此，乃苦吟诗瘦耳！”遂为口实。天宝十三年卒。
崔颢作品《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诗集一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录有《崔颢集》一卷，但宋本今已不传。现存最早是北京图书馆藏明正德十五年（1515）刻本，收诗41首；明铜活字本《唐人集》中《崔颢集》两卷本，是后出的善本，收诗42首。明嘉靖刻本《唐二十六家集》中《崔颢集》和《全唐诗》皆依据该本。今人万竞君《崔颢诗注、崔国辅诗注》亦依据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7、《崔国辅集》
唐代诗人崔国辅著。崔国辅（678～755）吴郡（今苏州）人，一说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开元十四年（726）登进士第，与储光羲、綦毋潜同榜。历官山阴尉、许昌令，天宝初，入朝为左补阙，迁礼部员外郎，为集贤直学士。天宝十一载（725）受株连，贬晋陵司马。在晋陵3年，与陆羽酬唱往还，品评茶水，一时传为佳话。崔国辅和孟浩然、李白交谊甚深。
崔国辅以五言绝句著名。他的五绝，多写宫闱儿女之情，含思婉转，深得南朝乐府民歌《子夜》、《读曲》遗意。高棅《唐诗品汇》于五绝一体，以崔国辅与李白、王维、孟浩然并列为“正宗”。宋荦也认为盛唐五言绝句“李白、崔国辅号为擅场”（《漫堂说诗》）。他的五言绝句今存23首，几乎全是乐府诗题。晚唐韩偓有五绝四首，题作《效崔国辅体》。可见他在唐人五言绝句中独标一格，并对后人产生了影响。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崔国辅集》，已佚。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录临海李氏《崔国辅集》一卷，仅存诗28首，又陆石林叶氏本，收诗34首；《全唐诗》辑得41首，其中乐府诗18首。今人万竞君《崔颢诗注、崔国辅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收诗37首。
38、《元次山文集》
唐代著名诗人元结著。元结（719～772）字次山，号漫叟、聱叟。河南鲁山人。天宝六载（747）应举落第后，归隐商余山。天宝十二（753）年进士。安禄山反，曾率族人避难猗玗洞（今湖北大冶境内），因号猗玗子。干元二年（759），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史翙幕参谋，招募义兵，抗击史思明叛军，保全十五城。代宗时，任道州刺史，调容州，加封容州都督充本管经略守捉使，政绩颇丰。大历七年（772）入朝，同年卒于长安。
元结主张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能济世劝俗，补阙拾遗，“上感于上，下化于下”；反对当时诗坛“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不良风气，开新乐府运动之先声。他的诗歌有强烈的现实性，触及天宝中期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如《舂陵行》、《贼退示官吏、《闵荒诗》、《系乐府十二首》等皆是或规讽时政，或揭露时弊。元结几乎不写近体。除少数四言、骚体与七古、七绝外，主要是五言古风，质朴淳厚，笔力遒劲，颇具特色。但因过分否定声律词采，诗作有时不免过于质直，也导致他创作上的局限性。元结的散文，不同流俗，特别是其杂文体散文，值得重视。如《丐论》、《处规》等篇，或直举胸臆，或托物刺讥，都出于愤世疾俗，忧道悯人，具有揭露人间伪诈，鞭挞黑暗现实的功能。其文章大抵短小精悍，笔锋犀利，绘形图像，逼真生动，发人深省。其它散文如书、论、序、表、状之类，均刻意求古，意气超拔，和当时文风不同。后人对元结评价很高，唐代裴敬把他与陈子昂、苏源明、萧颖士、韩愈并提。又有人把他看作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
元结原有著作多部，均佚。现存的集子常见者有明郭勋刻本《唐元次山文集》，明陈继儒鉴定本《唐元次山文集》，淮南黄氏刊本《元次山集》。今人孙望校点有《元次山集》。杨承祖《元结研究》，台湾·国立编译馆2002年版。元结所编诗选《箧中集》尚存。
39、《刘随州诗集》
唐代著名诗人刘长卿著。刘长卿（709～约786）字文房。汉族，宣城（今属安徽）人，郡望河间（今属河北）。关于刘长卿的生平一直没有确考，《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没有他的传记，闻一多先生认为其生年为公元709年，傅璇琮先生认为是710年左右或725年左右，还有其它的说法。卒年一般认为是在789至791年之间；也就是说，刘长卿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朝。唐玄宗天宝进士。肃宗至德间任监察御史、长洲县尉，贬岭南南巴尉，后返，旅居江浙。代宗时历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被诬再贬睦州司马。德宗建中二年（781），任随州（今属湖北）刺史，世称刘随州。藩镇李希烈叛变攻陷随州后，刘长卿寄身淮南节度使杜亚幕府数年后去世。
刘长卿是唐代著名诗人，与诗仙李白交厚。他生平坎坷，有一部分感伤身世之作，但也反映了安史之乱后中原一带荒凉凋敝的景象。如《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疲兵篇》、《新息道中作》等，笔调苍凉沉郁。刘长卿诗以五七言近体为主，尤工五言。五律简练浑括，于深密中见清秀。如《新年作》、《岳阳馆中望洞庭湖》、《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海盐官舍早春》等。五绝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江中对月》、《送灵澈上人》，以白描取胜，饶有韵致。但他的大部分诗内容单薄，境界狭窄，缺少变化，有字句雷同之感。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集10卷。较流行的是明翻宋本《唐刘随州诗集》诗10卷，文1卷，《全唐诗》编录其诗5卷。中华书局1996年《刘长卿诗文编年笺注》，储仲君笺注。
40、《韦刺史诗集》
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著。韦应物（737～792）长安（今陕西西安）人。15岁起以三卫郎为玄宗近侍，出入宫闱，扈从游幸。早年豪纵不羁，横行乡里，乡人苦之。安史之乱起，玄宗奔蜀，流落失职，始立志读书，少食寡欲，常“焚香扫地而坐”。代宗广德至德宗贞元间，先后为洛阳丞、京兆府功曹参军、鄂县令、比部员外郎、滁州和江州刺史、左司郎中、苏州刺史。贞元七年退职。世称韦江州、韦左司或韦苏州。苏州刺史届满之后，韦应物没有得到新的任命，他一贫如洗，居然无川资回京候选（等待朝廷另派他职），寄居于苏州无定寺，不久就客死他乡。其享年约在五十五六岁。
韦应物是山水田园诗派诗人，后人每以王孟韦柳并称。诗风恬淡高远，以善于写景和描写隐逸生活著称。在清丽闲淡，和平之中时露幽愤之情。反映民间疾苦的诗，颇富于同情心。其山水诗景致优美，感受深细，清新自然而饶有生意。韦诗各体俱长，七言歌行音调流美，“才丽之外，颇近兴讽”（白居易《与元九书》）。五律一气流转，情文相生，耐人寻味。五、七绝清韵秀朗，《滁州西涧》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句，写景如画，为后世称许。韦诗以五古成就最高，风格冲淡闲远，语言简洁朴素。但亦有秾丽秀逸的一面。其五古以学陶渊明为主，但在山水写景等方面，受谢灵运、谢朓的影响。此外，他偶亦作小词。
今传有10卷本《韦江州集》宋代王钦臣编；明嘉靖年间华云刻本，于十卷外增附录1卷，有影印本通行。《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中华书局2002版，今人孙望校笺；《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陶敏、王友胜校注。
41、《钱考功集》
唐代诗人钱起著。钱起约公元751年前后在世，字仲文，吴兴（今浙江湖州市）
早年数次赴试落第，唐天宝七年（748年）进士。初为秘书省校书郎、蓝田县尉，后任司勋员外郎、考功郎中、翰林学士等。曾任考功郎中，故世称钱考功，与韩翃、李端、卢纶等号称大历十才子。
其诗以五言为主，自称“五言长城”，又与郎士元齐名，齐名“钱郎”。人为之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钱起当时诗名很盛，朝廷公卿出牧奉使，若无钱、郎赋诗送别，则为时论所鄙。题材多偏重于描写景物和投赠应酬。音律和谐，时有佳句。其诗多为赠别应酬，流连光景、粉饰太平之作，与社会现实相距较远。然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风格清空闲雅、流丽纤秀，尤长于写景，为大历诗风的杰出代表。以《省试湘灵鼓瑟》诗最为有名。
有《钱考功集》二卷，后人分为十卷，其中五绝《江行无题一百首》及若干篇章，据胡震亨考证是其曾孙钱珝所作。
42、《戴叔伦集》
中唐诗人戴叔伦著。戴叔伦（732～789）字幼公（一作次公），润州金坛（今属江苏）人。出生在一个隐士家庭。祖父戴修誉，父亲戴昚用，都是终生隐居不仕的士人。戴叔伦年少时拜著名的学者萧颖士为师，他博闻强记，聪慧过人，“诸子百家过目不忘”，是萧门弟子中出类拔萃的学生。至德元载（756年）岁暮，为避永王兵乱，25岁的戴叔伦随亲族搭商船逃难到江西鄱阳。在人生地疏的异乡，家计窘迫，于是他开始探寻仕途。大历元年（766年），戴叔伦得到户部尚书充诸道盐铁使刘晏赏识，在其幕下任职。大历三年，由刘晏推荐，任湖南转运留后。此后，曾任涪州督赋、抚州刺史，以及广西容州刺史，加御史中丞，官至容管经略使。他在任期间，政绩卓著，是个出色的地方官吏。贞元五年（789年）四月，他上表辞官归隐，六月十三日在返乡途中客死清远峡（今四川成都北）。第二年返葬于金坛小南门外县城南郊。
戴叔伦的诗，体裁形式多样：五言七言，五律七律，古体近体，皆有佳作。题材多表现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调，但《女耕田行》、《屯田词》等篇也反映了人民生活的艰苦。论诗主张“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对宋明以后的神韵派和性灵派诗人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今存《戴叔伦集》以明弘治、正德年间活字本为最早，收诗130首；其后有明嘉靖十九年（1540）朱警《唐百家诗》中戴叔伦诗；胡震亨《唐音统签》“戴叔伦集”中收诗238首，另加附录一卷；清康熙年间席启编《唐百名家集》在胡本基础上再加“补遗”一卷，是较好的本子；《全唐诗》收诗304首，为最多。今人蒋寅《戴叔伦诗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考订戴诗184首，另有60首存疑。
43、《李益诗集》
中唐诗人李益著。李益（746～829）字君虞，陕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后迁河南郑州。大历四年（769）进士，初任郑县尉，久不得升迁，建中四年（783）登书判拔萃科。因仕途失意，后弃官在燕赵一带漫游北游河朔，贞元十三年（797）任幽州节度使刘济从事。尝与济诗，有怨望语。十六年南游扬州等地，写了一些描绘江南风光的佳作。元和后入朝，历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左散骑常侍等职。恃才傲物，为众不容，谏官举其幽州诗句，降居散秩。宪宗时俄复用为秘书监，迁太子宾客、集贤学士，判院事，转右散骑常侍。大和元年（827）礼部尚书，以礼部尚书致仕卒。
李益是中唐边塞诗的代表人物，诗风豪放明快，《送辽阳使还军》、《夜上受降城闻笛》2首，当时广为传唱。其边塞诗虽不乏壮词，但偏于感伤，主要抒写边地士卒久戍思归的怨望心情，不复有盛唐边塞诗的豪迈乐观情调。他擅长绝句，尤工七绝，名篇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等。其律体亦不乏名篇，如五律《喜见外弟又言别》“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是历代传诵的名句。七律《同崔邠登鹳雀楼》、《盐州过胡儿饮马泉》）等，均属佳作。
今存《李益集》最早本为明嘉靖三十三年刻本（1554）2卷，收于《唐二十六家诗集》。另有明铜字活字本《李益集》2卷；明抄本《李君虞诗集》2卷，收于《唐四十四家诗》；《全唐诗》补入散佚作品31首，共174首（包括联句9首）。今人范之麟据上述诸本作《李益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另附“事迹”、“赠诗”、“历代诗评摘要”。研究类有卞孝萱《李益年谱稿》，谭优学《李益行年考》等。
44、《李绅诗集》
中唐诗人李绅著。李绅（772～846），字公垂，亳州谯县（今亳州市）人，字公垂。出身于魏晋以来山东五大士族之一的赵郡李氏。元和元年（806）中进士，补国子监助教。后离京至金陵，入节度使李掎幕府。因不满李掎谋叛而下狱。李掎被杀后获释，回无锡惠山寺读书。元和四年赴长安任校书郎，与元稹、白居易共倡新乐府诗体（史称新乐府运动），作有《乐府新题》20首。元和十四年升为右拾遗。元和十五年任翰林学士，卷入朋党之争，为李（德裕）党重要人物，任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要职。与李德裕、元稹被誉为三俊。长庆四年（824年），李党失势，李绅被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司马。放逐期间，李绅写了不少描绘路途艰险、发泄心中怨气的诗文。自宝历元年（825）至太和四年（830），李绅历任江州刺史、滁州刺史、寿州刺史，处境有所改善。太和七年，李德裕为相，起用李绅任浙东观察使。开成元年（836年）任河南尹（管理东都洛阳的长官），旋又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宋毫汴颖观察使。开成三年八月，编《追昔游诗》3卷，并作序。诗序历述从少年起至入汴止的经历。开成五年任淮南节度使，后入京拜相，任中书情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继又晋升为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封赵国公。居相位4年。会昌四年（844年）因中风辞位。后又出任淮南节度使。会昌六年病逝扬州，终年74岁，归葬于故乡无锡。赠太尉，溢文肃。
李绅是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作有《乐府新题》20首，已佚。著有《悯农》诗两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脍灸人口，妇孺皆知，千古传诵。李绅的青少年时代，方镇叛乱频繁，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最终写下了《悯农二首》这样的不朽诗篇。
李绅诗散失较多，现传《追昔游诗》3卷是李绅于文宗开成三年（838）自己编定，宋刊本已不见，现为毛晋汲古阁刻本，收于《五唐人集》中，涵芬楼有影印本；清康熙年间席启编《唐百名家集》收入《追昔游集》，增补原集未收诗31首；《全唐诗》采用席启刻本，分为四卷，又增《莺莺歌》一首。今人王旋伯《李绅诗注》以上述诸本为据，增加一些资料作为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另有《李绅集校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
45、《戎昱集》
中唐诗人戎昱著。戎昱（744～800）荆州人。少年举进士落第，游名都山川。后中进士。宝应元年（762），从滑州、洛阳西行，经华阴，遇见王季友，同赋《苦哉行》。大历二年（767）秋回故乡，在荆南节度使卫伯玉幕府中任从事。后流寓湖南，先后为潭州刺史、桂州刺史幕僚，颇受信用。建中三年（782）居长安，任侍御史。翌年贬为辰州刺史。后又任虔州刺史。晚年在湖南零陵任职，流寓桂州而终。
他是中唐前期比较注重反映现实的诗人之一。名作《苦哉行》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羁旅游宦、感伤身世的作品以《桂州腊友》较有名。其诗语言清丽婉朴，铺陈描写的手法较为多样，意境上大多写得悲气纵横，颇为感人。题材上写边塞戎旅和秋思送别的诗很多，代表作以《塞下曲》和《移家别湖上亭》两首为最著名。
戎昱原有诗5卷其侄孙编订，今不传。现存最早为明清年间辑本：《唐百家诗·中唐二十七家》、《唐人五十家小集》、《唐百名家集》所附“戎昱诗补遗一卷、《全唐诗》等。其中以《全唐诗》收录较备。今人臧维熙据上述诸本编《戎昱诗注》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46、《华阳集》
中唐诗人顾况著。顾况（约727～约815）字逋翁，号华阳真逸，晚年自号悲翁，苏州海盐恒山人（今在浙江海宁境内）。肃宗至德二载（757年）登进士第。建中二年（781年）至贞元二年（786年）﹐韩滉为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时，曾召为幕府判官。贞元三年为李泌荐引，入朝任著作佐郎。因作诗嘲讽得罪权贵，贬饶州司户参军。晚年隐居茅山。
顾况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注重教化。他曾模仿《诗经》作《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并效法《诗经》“小序”，取诗中首句一二字为题﹐标明主题，开白居易《新乐府》“首句标其目”的先例。其中以《囝》最著名。七言歌行中《公子行》﹑《行路难三首》，揭露贵族子弟的豪侈生活﹐讽刺封建帝王追求长生的愚昧行为，颇有现实意义。又如《李供奉弹箜篌歌》、《刘禅奴弹琵琶歌》、《李湖州孺人弹筝歌》等，通过丰富生动的比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对音乐的描绘相当出色。这些诗想象丰富，意境奇特，色彩浓郁。皇甫湜《顾况诗集序》称其“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唐末诗僧贯休有《读顾况歌行》一诗﹐对他的七言歌行也极为推崇。
有《顾逋翁诗集》4卷，收诗239首，联句1首。唐代赵昌平校编的《顾况诗集》以此为版本，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增加补遗八首，句三。《华阳集》3卷（其中诗赋2卷，文1卷），辑入《四库全书》。《全唐诗》编录其诗4卷，《全唐文》编录其文3卷。
47、《翰苑集》
唐代宰相陆贽著。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大历六年（771年））进士，又应博学鸿词得高第，授华州郑县尉，迁渭南县主簿。德宗即位，召充翰林学士。转为考功郎中、谏议大夫，贞元七年（791年），拜兵部侍郎，知贡举。次年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为宰相。两年后即因与裴延龄有矛盾，被贬充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唐顺宗即位后，下诏召还陆贽，诏未至而贽已逝。谥号宣，世称陆宣公。新、旧《唐书》有传。
陆贽以骈文擅名。他的骈文，对偶齐整，音韵协调，语言流畅，气势极盛。所写诏书﹑奏议等，善于将诚挚的感情同精当的议论融合在一起，因而具有感人的力量。被称为“经世有用之言”、“昭昭然与金石不朽”、“于古今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有足为万世龟鉴者”。
陆贽文集，明清以来刻本很多，今传《翰苑集》24卷，有《四部丛刊》本，系据宋刊本影印。另有诗文别集15卷，已久佚不传。《全唐诗》存其诗3首。今有《陆宣公集》（亦名《陆宣公翰苑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重新出版。
48、《韩昌黎集》
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著。韩愈（768～824）字退之，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唐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韩愈早年流离困顿，三岁丧父，其兄韩会及嫂抚养之。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贞元八年（792年）进士。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皆不中。直到29岁才在汴州董晋幕府中谋得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岁时，任监察御史，不久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此后直到50岁，官职一直浮沉不定。元和十二年，韩愈50岁时，因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但两年后，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被宪宗处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在潮州八个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韩愈被召回朝，后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长庆四年（824）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
韩愈提倡儒家正统思想，提倡仁政，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官吏对人民的搜括，要求朝廷宽免赋税徭役，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创作理论上认为道（即仁义）是写作的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与柳宗元共同发起古文运动。创作中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长篇如《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其墓碑和墓志铭特别有名，其中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也有“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韩愈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他的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异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散文化倾向，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有钱写的“前言”。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49、《刘梦得文集》
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著。刘禹锡（772～842），字梦得，祖籍多有争议，有说是洛阳人，有说是彭城（今徐州）人，有说是定州人以及中山无极人，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曾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白居易合称“刘白“。出生于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贞元九年，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词科，从事淮南幕府，入为监察御史。参与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改革失败后，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将置之郎署，以作玄都观看花诗涉讥忿，执政不悦，复出为连州刺史。后徙夔、和二州。久之，征入为主客郎中、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又出刺苏州，徙汝、同二州，晚年回到洛阳，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与朋友交游赋诗，生活闲适。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
刘禹锡现存诗800余首。其诗风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这种“感慨”不仅增加了其诗耐人涵咏的韵味，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其诗的深度和力度。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如“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另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如“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其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如《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刘禹锡的山水诗，也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等。词作亦存四十余首，风格上汲取巴蜀民歌含蓄宛转、朴素优美的特色，清新自然，健康活泼，充满生活情趣。
《刘梦得文集》原本40卷，今存30卷，其中诗、乐府10卷，赋、文20卷。宋代宋敏求辑得遗诗407首，杂文22篇，编为外集10卷，有影印本流行。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禹锡集》，即以此为本，吴在庆编，有吴写的“前言”。
50、《柳河东集》
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著。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并称为“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为永州司马。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不久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在柳州政绩卓著。卒于柳州任所。
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在创作实践上，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如《永州八记》等，文章短小、轻灵，朴实、顺畅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传记散文，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山水风景，所传颂。其中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哲学著作有《天说》《天对》《封建论》等
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刘禹锡保存下来，并编成《柳河东集》。宋代廖莹中的《柳河东集》分为45卷，其中雅诗歌曲1卷，赋1卷，文39卷，诗2卷，《非国语》2卷，外集2卷，附外集补遗、年谱等。明代蒋之翘辑注的《柳河东集》附有遗文，评注较为详备。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据影印宋世彩堂本断句排印成《柳河东集》增加了“柳先生年谱”和《宝礼堂宋本书录》。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新一版，改正了一些断句和文字上错误。
51、《张司业集》
唐代诗人张籍著。张籍（约767～约830）字文昌。祖籍苏州，先世移居和州，遂为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早年漫游，结识名诗人王建、孟郊、韩愈等。唐德宗贞元14年（798），韩愈为汴州进士考官，张籍被荐，次年在长安进士及第。宪宗元和元年（806）调补太常寺太祝，与白居易相识。为太祝10年，因患目疾，几乎失明，人称为“穷瞎张太祝”。元和十一年，转国子监助教，元和十五年后，迁秘书郎。穆宗长庆元年（821），受韩愈荐为国子博士，迁水部员外郎，人称“张水部”，又迁主客郎中。文宗大和二年（828），迁国子司业，人称“张司业”。卒于长安，身后凄凉。
张籍的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张籍诗歌创作大致有3个时期。40岁前为早期。40～50岁为中期，其优秀乐府歌行作品多作于此期。50岁后为晚期。这时生活逐渐安定，除仍写乐府歌行外，多作近体诗。他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其乐府诗颇多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之作，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其诗作的特点是语言凝练而平易自然。和当时的王建齐名，世称“张王”。诗中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各种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如《塞下曲》、《征妇怨》，另一类描绘农村风俗和生活画面，如《采莲曲》、《江南曲》。张籍乐府诗艺术成就很高，善于概括事物对立面，在数篇或一篇之中形成强烈对比，又善用素描手法，细致真实地刻画各种人物的形象。其体裁多为“即事名篇”的新乐府，有时沿用旧题也能创出新意。语言通俗浅近而又峭炼含蓄，常以口语入诗。他还着意提炼结语，达到意在言外的批判和讽刺效果。张籍的五律，不事藻饰，不假雕琢，于平易流畅之中见委婉深挚之致，对晚唐五律影响较大。
南唐末年张洎收集张籍诗400多首，钱公辅名为《木铎集》12卷。南宋末年汤中以家藏元丰八年写本为主，兼以各本校定，编为《张司业集》8卷，附录1卷，魏峻刊刻于平江。今传宋蜀刻本唐人集中的《张文昌文集》4卷，共收诗317首。明嘉靖万历间刻本《唐张司业诗集》8卷，共收诗450多首，《四部丛刊》曾据以影印。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它为底本，并参照现存各本进行校勘删补，编成《张籍诗集》8卷，共收诗480多首。黄山书社1989年出版李冬生《张籍集注》本。另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籍另有《论语注辨》2卷。
52、《皇甫持正集》
唐代古文家皇甫湜著。皇甫湜（777～835）字持正，唐睦州新安（今浙江建德淳安）人。十多岁时就漫游各地，投梁肃，谒杜佑；后又结交顾况，师从韩愈，还求见江西观察使李巽，作书献文，希图荐举，未成。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湜在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不第。他广为交游，与白居易、李翱、刘敦质等人往来。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湜考中进士，历陆浑县尉、工部郎中、东都判官等职。三年，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考试，与牛僧孺、李宗闵直陈时政得失，无所避忌，被出为陆浑（今河南嵩县）县尉。此案还连累了湜的舅父翰林学士王涯，亦被贬为虢州司马。次年，湜迁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职。八年，湜回睦州故里。元和十二年（817）至文宗大和二年（828），皇甫湜分别应山南东道节度使李愬和继任者李逢吉之召为幕僚，大和六年至七年，湜任工部郎中。八年，因酒后失言，数忤同列，求分司东都，至洛阳，后归故里卒。
皇甫湜与李翱都是韩愈的学生，唐代古文运动积极参加者。李翱发展了韩文平易的一面；皇甫湜则发展了韩文奇崛的一面。皇甫湜在阐述韩愈反对因袭、主张独创的理论时说：“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
传有《皇甫持正文集》六卷，旧本已佚。此为宋人重编，收入赋、策、论、序、碑、记文39篇，有明代毛晋刻本和影宋本。
53、《李文公集》
唐代古文家李翱著。李翱（772～841），字习之，唐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一说为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唐德宗贞元14年（798）进士，授校书郎。元和初为国子博士、史馆修文宗大和年间，历任考功员外郎、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等要职大和九年（835）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李翱在贞元12年结识韩愈，后又成为韩愈的子侄，深受韩愈的影响，是韩愈古文的主要继承者。他追随韩愈，强调文以明道，主张反佛、“复性”，发挥《中庸》“天命之谓性”的思想，主张性善情恶说，认为成为圣人的根本途径是复性。复性的方法是“视听言行，循礼而动”，做到“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作《复性书》三篇，论述“性命之源”等问题。李翱在儒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试图重建儒家的心性理论，其《复性书》三篇为宋代理学家谈心性开了先河。其散文平实流畅，但《题燕太子丹传后》和《与陆傪书》这两篇短文则是神来之笔，奇妙莫测，确实实现了文学主张，有创新意味。
今存《李文公集》18卷，补遗1卷。共100篇。有明代毛晋刻本和影印明成化本。
54、《玉川子诗集》
唐代诗人卢仝著。（约795～835）唐代诗人，汉族，范阳（治今河北诼县）人。“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嫡系子孙。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生于河南济源市武山镇（今思礼村），早年隐少室山，自号玉川子。他刻苦读书，博览经史，工诗精文，不愿仕进。后迁居洛阳。家境贫困，仅破屋数间。但他刻苦读书，家中图书满架。仝性格狷介，颇类孟郊；但其狷介之性中更有一种雄豪之气，又近似韩愈。是韩孟诗派重要人物之一。朝廷曾两度要起用他为谏议大夫，而他不愿仕进，均不就。曾作《月食诗》讽刺当时宦官专权，受到韩愈称赞（时韩愈为河南令）。甘露之变时，因留宿宰相王涯家，与王同时遇害。
有《玉川子诗集》2卷，外集1卷。清孙之騄有《玉川子诗集注》五卷，附校勘记1卷。
55、《孟东野诗集》
唐代诗人孟郊著。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属浙江德清县）人。祖籍平昌（今山东临邑东北）。先世居洛阳（今属河南）。孟郊早年生活贫困，曾周游湖北、湖南、广西等地，无所遇合，屡试不第。贞元中张建封镇守徐州时，郊曾往谒。贞元12年（796）46岁始登进士第，有诗《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然后东归，旅游汴州（今河南开封）、越州（今浙江绍兴）。贞元十七年（801年），任为溧阳尉。在任时常以作诗为乐，作不出诗则不出门，故有“诗囚”之称，不事曹务，还被罚半俸。元和初，河南尹郑余庆奏为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定居洛阳。60岁时，因母死去官。郑余庆镇守兴元，又奏为参谋、试大理评事。郊应邀前往，到阌乡（今河南灵宝），暴病去世，时为元和九年，孟郊的朋友韩愈等人凑了100贯为他营葬，郑余庆派人送300贯，“为遗孀永久之赖”。张籍私谥为贞曜先生。
孟郊现存诗歌500多首，以短篇的五言古诗最多，代表作有《游子吟》等。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二家诗“清奇”“悲愁”，造语刻炼，白描不用词藻，是共同之处。但孟郊诗以五古为主，不作律诗；贾岛诗以五律为主，古体较少；孟郊对社会生活观察较广，感情较深，有关心国事民生的作品；贾岛则生活较窄，对世事较冷淡，一味枯寂幽峭，情调凄黯，是不同之处。但贾岛对后来的影响大于孟郊：晚唐五代被诗论家称为“贾岛时代”（闻一多《贾岛》），宋代“九僧”、“四灵”，明代“竟陵派”，清代“浙派”，学贾岛成为流派；学孟郊的只是个别的诗人。
今传本《孟东野诗集》10卷，北宋宋敏求编，分乐府、感兴、咏怀等14类，附赞1篇，书1篇，有明代毛晋刻本和影宋本。黄丕烈所藏北宋蜀本，已不可见。陆心源所藏汲古阁影宋精本，今归日本。通行本有汲古阁本，闵刻朱墨本。《四部丛刊》影印杭州叶氏藏明弘治本。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华忱之校订《孟东野诗集》，末附孟郊年谱、遗事辑录。注释有陈延杰《孟东野诗注》，夏敬观选注《孟郊诗》。事迹可参考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夏敬观《孟东野先生年谱》、华忱之《唐孟郊年谱》。
56、《长江集》
唐代诗人贾岛著。贾岛（779～843）字浪（阆）仙，唐朝河北道幽州范阳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早年出家为僧，号无本。自号“碣石山人”。后受教于韩愈，并还俗参加科举，但累举不中第。唐文宗的时候被排挤，贬做长江主簿，世称贾长江。唐武宗会昌年初由普州司仓参军改任司户，未任病逝。
贾岛与孟郊诗风相近，人称“郊寒岛瘦”，但也有不同之处，对后代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具体见《孟东野诗集》简介。其诗精于雕琢，喜写荒凉、枯寂之境，多凄苦情味，自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人称“诗囚”，一生不喜与常人往来，惟喜作诗苦吟，在字句上狠下工夫。《唐才子传》称他“所交悉尘外之士”。
有《长江集》10卷，录诗378首。《全唐诗》四卷，诗401首。今人李嘉言以《四部丛刊》明翻宋本、涵芬楼影印本《唐人八家诗》等为底本作《长江集新校》，后附《贾岛年谱》，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另有小集3卷、《诗格》1卷传世。
57、《昌谷集》
中唐著名诗人李贺著。李贺（790～816），字长吉，世称李长吉、鬼才、诗鬼等，与李白、李商隐三人并称唐代“三李”。祖籍陇西，生于福昌县昌谷（今河南宜阳县三乡）。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虽家道没落，但李贺志向远大，勤奋苦学，博览群书，顺利通过河南府试，获得了“乡贡进士”的资格，但因避父讳，不得举进士。仅做过3年从九品微官奉礼郎。因仕途失意，就把全部精力用在写诗上。外出时背一破囊，得句即写投囊中，暮归足成诗篇。他的母亲见他作诗辛苦，责怪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一生愁苦多病，体貌细瘦，巨鼻，通眉，长指爪。27岁病卒。
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又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代表人物。其诗作大多是慨叹生不逢时和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都有所反映。他喜欢在神话故事、鬼魅世界里驰骋，以其大胆、诡异的想象力，构造出波谲云诡、迷离惝恍的艺术境界，抒发好景不长、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因此被后人称为“诗鬼”。李贺诗受楚辞、古乐府、齐梁宫体、李杜、韩愈等多方面影响，经自己熔铸、苦吟，形成非常独特的风格。李诗最大的特色，就是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瑰丽奇峭。长吉上访天河、游月宫；下论古今、探鬼魅，他的想象神奇瑰丽、旖旎绚烂。长吉刻意锤炼语言，造语奇隽，凝练峭拔，色彩浓丽。他的笔下有许多精警、奇峭而有独创性的语言。如“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玉轮轧露湿团光”（《梦天》）等匪夷所思的奇语，比比皆是。但也有不少明快易懂的作品，如《勉爱行》、《感讽五首》其一、《京城》、《嘲少年》等。长吉诗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较多地写古体诗、写乐府，很少写当时流行的近体诗，现存诗作无一首七律。李贺在乐府诗的继承和创新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借古寓今，或讽或叹，灵活多变，涣然有新意。在同时代的“元白”、“张（籍）、王（建）”两派乐府外，别开境界，独树一帜。他特别擅长短篇，如《天上谣》、《梦天》、《帝子歌》等，是后人称为“长吉体”的代表作。在唐代，李商隐、温庭筠的古诗，就是走李贺所开辟的道路。宋人贺铸、周邦彦、刘克庄、谢翱、文天祥，元人萨都剌、杨维桢，明人汤显祖，清人曹雪芹、黎简、姚燮，都受到李贺诗的影响。
《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李贺诗集有五卷本；北宋五卷本《李贺歌诗编》；南宋本《李长吉文集》（主要有鲍钦止本、宣城本、京师本、会稽姚氏本等五种刻本）；南宋吴正子《李长吉诗笺注》，这是现存的李贺诗歌的最早注释本，其中的内容有题解、校勘、注释、笺疏四个部分，吴氏还详细论证了鲍钦止本、宣城本、京师本、会稽姚氏本等五种刻本的流变与特点；《四库全书》中将刘辰翁评与吴正子评合为一本，题名为《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明代徐渭董懋策评注的《唐李长吉诗集》；明代曾益注释《昌谷集》；明代余光解《昌谷诗集；黄淳耀评注的《李长吉集》；明末姚佺笺注，邱象升等六人辨注、孙之蔚等七人评注的《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清代姚文燮注《昌谷集注》；；清代王琦笺注之《李长吉诗汇解》。此作为李贺诗歌评点集大成者，分为校注、汇解两大部分，录诗分卷，均依吴正子的注本。明清以来成就最高，流传最广。四卷并外集共收诗二百四十一首，又从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收录《静女春曙曲》和《少年乐》，故而凡二百四十三首，为李贺集各种旧注本中存诗最多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新一版，改名《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今人叶葱奇疏注之《李贺诗集》。此作十分重要，与南宋吴正子的《李长吉诗笺注》，清代王琦的《李长吉诗汇解》为三座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今人刘衍笺注之《李贺诗校笺证异》，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清代方世举批点《李长吉诗集批注》（方世举的评点也值得一读，所评点的长吉诗，过寻于姚佺等人笺注《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凡评诗一百九十首，有总批数则，批语中特以“以长吉之近律者与律同为标明”）；清代黎简评点黄淳耀评本《李长吉集》；清代陈本礼注《协律钩玄》；清代李裕辩注《昌谷集辩注》；陈弘治《李长吉歌诗校释》，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8年版。研究专著有：张宗福《李贺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版；李卓藩《李贺诗新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版；李德辉《李贺诗歌渊源及影响研究》，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胡淑娟《历代诗评视野下的李贺批评》，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朱自清《李贺年谱》及《补记》。研究资料汇编有陈治国《李贺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吴企明《李贺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58、《王司马集》
中唐著名诗人王建著。王建（约767～约830年）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代宗大历年间进士，门第衰微，早岁即离家寓居魏州乡间。家贫，“终日忧衣食”，20岁左右，与张籍相识，一道从师求学，并开始写乐府诗。贞元十三年（797），辞家从戎，曾北至幽州、南至荆州等地，写了一些以边塞战争和军旅生活为题材的诗篇。在“从军走马十三年”（《别杨校书》）后，离开军队，寓居咸阳乡间，过着“终日忧衣食”（《原上新居十三首》）的生活。元和八年（813）前后，“白发初为吏”（《初到昭应呈同僚》），任昭应县丞。长庆元年（821），迁太府寺丞，转秘书郎。在长安时，与张籍、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杨巨源等均有往来。大和初，再迁太常寺丞。约在大和三年（829），出为陕州司马。世称王司马。大和五年，为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刺史，贾岛曾往见赠诗。此后行迹不详。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王建一生沉沦下僚，生活贫困，因而有机会接触社会现实，了解人民疾苦，写出大量优秀的乐府诗。他的乐府诗和张籍齐名，世称“张王乐府”。其诗题材广泛，生活气息浓厚，思想深刻，爱憎分明。王建乐府诗，善于选择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事件和环境加以艺术概括，集中而形象地反映现实，揭示矛盾。他很少在诗中发议论，而是运用比兴、白描、对比、映衬等手法，通过各种形象或人物的自白来再现现实；或在结尾用重笔突出主题，戛然而止。用笔简洁峭拔，入木三分，语气含蓄，意在言外。体裁大多是七言歌行，篇幅较短。语言通俗明晰而凝炼精悍，富有民歌谣谚的色彩。用韵平仄相间，往往隔二句或四句换韵，节奏短促，激越有力。这些特色，形成了王建乐府诗特有的艺术风格。王建又以《宫词》知名。他的《宫词》百首，突破前人抒写宫怨的窠臼，广泛地描绘宫禁中的宫阙楼台、早朝仪式、节日风光，以及君王的行乐游猎，歌伎乐工的歌舞弹唱，宫女的生活和各种宫禁琐事，犹如一幅幅风俗图画，是研究唐代宫廷生活的重要资料。
王建的著作，《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皆作10卷，《崇文总目》作2卷。今传刻本有：《王建诗集》10卷，南宋陈解元书棚本。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此为底本，并参照其它刊本校补排印。《王建诗集》8卷；明汲古阁刻本《王建诗》8卷；《唐六名家集》本，《王司马集》8卷；清胡介祉刊本，《王建诗集》10卷；《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宫词》1卷，有单刻本及明顾起经注本。
59、《沈下贤集》
唐代诗人沈亚之著。沈亚之（781～832），字下贤，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沈亚之初至长安，曾投韩愈门下，与李贺结交，与杜牧、张祜、徐凝等友善。举不第，贺为歌以送归。元和十年（815）登进士第，泾原节度使李汇辟掌书记，后入朝为秘书省正字。长庆元年（821），补栎阳尉。四年，升任福建团练副使，后累迁至殿中丞御史内供奉。太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年）为德州行营使柏耆判官。柏耆贬，亚之亦谪南康尉。后于郢州掾任内去世。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第进士。
沈亚之兼长诗、文、传奇，以文才为时人所重，李贺赠诗称为“吴兴才人”（《送沈亚之歌》），贾岛、张祜亦有赠诗，李商隐有《拟沈下贤》诗。诗作留存仅20多首，其中如《村居》诗，格调颇为清苦。散文语言艰涩，《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务为险崛，在孙樵、刘蜕之间”。
著有《新唐书·艺文志》传于世。集中有传奇小说《湘中怨辞》、《异梦记》、《秦梦记》三文，为唐代传奇文中的翘楚。李贺曾为作《送沈亚之歌》，或曰《追和柳恽》亦为亚之作。杜牧有诗《沈下贤》。有《沈下贤集》10卷。其中文集三卷，沈亚之最著名的作品是传奇《湘中怨解》、《异梦录》、《秦梦记》等篇。《以《异梦录》对后世影响最大。
60、《元氏长庆集》
中唐著名诗人元稹著。元稹（779～831，或唐代宗大历十四年至文宗大和五年），字微之，别字威明，洛阳人。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是什翼犍之十四世孙。8岁丧父，15岁以明两经擢第。21岁初仕河中府，25岁登书判出类拔萃，授秘书省校书郎。28岁列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一名，授左拾遗。举明经书判入等，补校书郎。元和初，应制策第一。元和四年（809）为监察御史。因触犯宦官权贵，次年贬江陵府士曹参军。后历通州（今四川达州市）司马、虢州长史。元和十四年任膳部员外郎。次年靠宦官崔潭峻援引，擢祠部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迁中书舍人，充翰林院承旨。次年，居相位三月，出为同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大和三年（829）为尚书左丞，五年，逝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年五十三卒，赠尚书右仆射。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元稹的创作，以诗成就最大。他非常推崇杜诗，其诗学杜而能变杜，并于平浅明快中呈现丽绝华美，色彩浓烈，铺叙曲折，细节刻画真切动人，比兴手法富于情趣。元诗中最具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一般艳诗的泛描。悼亡诗为纪念其妻韦丛而作，《遣悲怀三首》流传最广，辞浅意哀，仿佛孤凤悲吟，极为扣人心扉，动人肺腑。乐府诗在元诗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乐府诗创作，多受张籍、王建的影响，而其“新题乐府”则直接缘于李绅。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倡导者。号为“元和体”。和刘猛、李余《古乐府诗》的古题乐府19首，则能借古题而创新词新义，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集中也列为乐府类，旨含讽谕，和《长恨歌》齐名。其铺叙详密，优美自然。作有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为后来《西厢记》故事所由。
元稹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合集多种。其本集有《元氏长庆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100卷，至宋代已残缺。现传世较为通行的本子有明嘉靖年间东吴董氏据宋残本翻刻本，有商务印书馆1919年影印本；共60卷，其中诗赋27卷，文33卷；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影宋抄本《元氏长庆集》60卷，中华书局1982年据此出版冀勤点校的《元稹集》；三秦出版社2002年出版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研究类有今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元稹年谱》。
61、《白氏长庆集》
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著。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书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谥号“文”，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铭。
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感伤的诗《琵琶行》与《长恨歌》则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
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3800多篇，后散乱。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71卷，收诗文3600多篇（羼入几十篇他人作品。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版《白香山集》。研究类有今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2001年新一版；罗联添《白居易散文校记》，台北·学海出版社1986年版；“白香山年谱考辨”、“白居易诗文系年”（见《唐代四家诗文论集》学海出版社1996年版）；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日本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陈友琴《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等。
62、《马戴集》
晚唐诗人马戴著。马戴（799～869），字虞臣，唐定州曲阳（今江苏省东海县）人。早年屡试落第，困于场屋垂30年，客游所至，南极潇湘，北抵幽燕，西至沂陇，久滞长安及关中一带，并隐居于华山，遨游边关。直至武宗会昌四年（844年）与项斯、赵嘏同榜登第。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为太原幕府掌书记，以直言获罪，贬为龙阳（今湖南省汉寿）尉，后得赦还京。懿宗咸通末，佐大同军幕。咸通七年（867年）擢国子太常博士。唐咸通九年（869年）病卒于国子太常博士任上，终年约70岁。诗作多为投赠、应酬或写羁旅、山林之作，较少反映社会现实。《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有传。
马戴工诗属文，其诗凝炼秀朗，含思蕴藉，饶有韵致，无晚唐纤靡僻涩之习。尤以五律见长，深得五言律之三昧。与薛能、顾非熊、殷尧藩等友善，均有诗篇往来；又与贾岛、姚合为诗友，唱酬尤多。善于抒写羁旅之思和失意之慨，蕴藉深婉，秀朗自然。如《落日怅望》、《楚江怀古》、《送人游蜀》、《灞上秋居》等，历来颇为传诵。《出塞词》、《关山曲》等，慷慨激壮，是晚唐较好的边塞诗。乐府诗《征妇叹》哀伤惨恻，最有讽谕。尤工写景，杨慎《升庵诗话》举其《楚江怀古》“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一联，谓“虽柳吴兴（柳恽）无以过也”。部分边塞之作，如《陇上独望》、《边将》、《射雕骑》等，也较沉雄激壮。五古《征妇叹》颇能刻画征妇悲痛心情。七言绝句亦有佳作。宋严羽、明杨慎、清王士祯等，均推其成就在晚唐诸人之上。叶矫然则称：“晚唐之马戴，盛唐之摩诘也。”清·纪昀《瀛奎律髓刊误》认为“晚唐诗人，马戴骨格最高”。翁方纲《石洲诗话》更以其五律“直可与盛唐诸贤侪伍，不当以晚唐论矣”。
马戴有《会昌进士诗集》1卷，《补遗》1卷。宋以后散佚。现存最早为明嘉靖十九年（1540）朱警《唐百家诗》中《会昌进士集》中马戴诗；其后胡震亨《唐音统签》本；清康熙年间席启编《唐百名家集》本；《全唐诗》录存其诗172首，编为2卷。生平事迹见。今人杨军、戈春源《马戴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收诗123首，另附“诗友惆怅篇什”、“事迹及诗评摘录”。
63、《樊川文集》
晚唐著名诗人杜牧著。杜牧（803～约852），字牧之，号樊川居士，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唐文宗大和二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堪称名家。他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在诗歌创作上，杜牧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精致婉约。杜牧又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还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注释过《孙子》。
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文赋16卷，另有“外集”一卷；《全唐诗》收杜牧诗八卷；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清冯集梧有《樊川诗集注》四卷，附《外集》、《别集》、《补遗》各一卷；中华书局2008年版《杜牧集系年校注》，吴在庆校注。
64、《姚少监诗集》
晚唐诗人姚合著。姚合（约779～约846）陕州硖石人，以诗名。元和十一年（816）进士，授武功主簿。历任监察御史，金、杭二州刺史、刑部郎中、给事中等职，终秘书少监。世称姚武功，其诗派称“武功体”。仕终秘书监。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姚合在当时诗名很盛，与刘禹锡、李绅、张籍、王建、杨巨源、马戴、李群玉等都有往来唱酬。李频师事之。诗与贾岛齐名，号称“姚、贾”。诗亦相近，然较贾略平浅，世称“姚贾”。擅长五律，以幽折清峭见长，善于摹写自然景物及萧条官况，时有佳句。但风格题材较单调，刻画景物较琐细。明代胡震亨评论他的诗说：“洗濯既净，挺拔欲高。得趣于浪仙之僻，而运以爽亮；取材于籍、建之浅，而媚以□芬。”其诗曾为南宋永嘉四灵及江湖派诗人所师法。
今传《姚少监诗集》10卷分寄赠、送别、闲适、题咏等类，有明代毛晋刻本及影印明抄本。编有《极玄集》，收入《唐人选唐诗（十种）》。
65、《李义山诗集》
晚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著。李商隐（约811～859）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或博爱县），生于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因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而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此后，李商隐便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身。
李商隐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并称“小李杜”，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它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其诗构思新奇，风格浓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政治和咏史。约有一百首左右，代表作有《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二是抒怀和咏物，代表作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等；三是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感情诗，这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代表作有《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四是应酬和交际。
李商隐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李贺诗的鬼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李诗还善于用典，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隐秘难言的意思得以表达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到了宋代，学习李商隐的诗人就更多了。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原诗》）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明朝末年的道源和尚，也曾为李诗作注，清朝初年，朱鹤龄在道源注本的基础上，删去了一小部分，又增补了很多，完成《李义山诗注》三卷。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李商隐诗歌的完整注本。此后又经过陆昆曾（《李义山诗解》）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屈复（《玉溪生诗意》）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玉溪生诗详注》）；今人有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版；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为集大成者。研究类有刘学锴《李商隐传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李商隐诗歌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李商隐诗歌接收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
66、《樊南文集》
唐代诗人李商隐著。李商隐介绍见《李义山诗集》。李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体文作家之一。这种文体注重文辞的对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广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养下，成了一位骈体文的专家，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旧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由于当时章奏中使用的骈体文，要求词藻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长写作骈体文的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因此被认为这是他的诗歌中喜欢用典的原因。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李商隐的骈体文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骈体文就算全部遗失也不可惜。
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今已不存。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记载，李商隐的文集，除了自编两集，还有另外一些。但前述这些文集，都没有流传下来。清朱鹤龄曾辑录《文苑英华》等书，编成《李义山文集》，但有明显的疏漏。清徐树榖、徐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成书《李义山文集笺注》，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注本。之后，冯浩又对《李义山文集笺注》进行考订改编，著《樊南文集详注》。钱振论、钱振常兄弟从《全唐文》中找到徐注本、冯注本均未收入的佚文两百多篇，编成《樊南文集补编》。今人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骈体文，也有少量被称为“古文”的散体文。是较完备的一个本子。
67、《温庭筠诗集》
唐代诗人温庭筠著。温庭筠（约812～870）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是花间词派的重要作家之一。唐初宰相温彦博之后裔。年轻时苦心学文，才思敏捷。晚唐考试律赋，八韵一篇。据说他叉手一吟便成一韵，八叉八韵即告完稿，时人亦称为“温八叉”、“温八吟”。早年以词赋知名，然屡试不第，客游淮间。唐宣宗朝试宏辞，温庭筠代人作赋，因扰乱科场，贬为隋县尉。后襄阳刺史署为巡官，授检校员外郎，不久离开襄阳，客于江陵。唐懿宗时曾任方城尉，官终国子助教。性喜讥刺权贵，多触忌讳；又不受羁束，纵酒放浪。因此一生坎坷，终身潦倒。《新唐书》与《旧唐书》均有传
温庭筠诗词兼工，诗与李商隐齐名，并称“温李”；词与韦庄齐名，并称“温韦”。其诗词工于体物，有声调色彩之美。温庭筠的诗，多写个人遭际，于时政亦有所反映，吊古行旅之作感慨深切，清婉精丽，《商山早行》诗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备受时人推崇。词多写女子闺情，风格秾艳精巧，清新明快，是花间词派的重要作家之一，被称为花间鼻祖。现存词数量在唐人中最多，大都收入《花间集》。
温庭筠诗词集，据《新唐书·艺文志》，当时曾有《握兰集》三卷，《金荃集》10卷，《诗集》5卷，《汉南真稿》10卷，又有与段成式、余知古等人诗文合集《汉上题襟集》10卷，今均不传。今所见温庭筠之诗词，为《花间集》、《全唐诗》、《全唐文》中所保存。现存诗310多首，有清顾嗣立校注的《温飞卿集笺注》，今人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中华书局2007）；王国良《温庭筠诗集校注》（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1999）。另著有传奇小说集《干巽子》，原本不传，《太平广记》引录甚多。
68、《丁卯集》
唐代诗人许浑著。许浑（约791～约858）字用晦，一作仲晦，祖籍安州安陆，寓居润州丹阳（今属江苏），遂为丹阳人。武后朝宰相许圉师六世孙。文宗大和六年（832）进士及第，先后任当涂、太平令，因病免。大中年间入为监察御史，因病乞归，后复出仕，任润州司马。历虞部员外郎，转睦、郢二州刺史。晚年归丹阳丁卯桥村舍闲居，自编诗集，曰《丁卯集》。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许浑诗作以登临怀古见长。名篇如《咸阳城东楼》、《金陵怀古》、《故洛城》、《途中寒食》、《凌碻台》等，追抚山河陈迹，俯仰古今兴废，颇有苍凉悲慨之致。但往往限于伤今吊古，别无深意，宦游、寄酬、伤逝诸作，亦时有佳句，如“马上折残江北柳，舟中开尽岭南花”（《暮宿东溪》），“两岩花落夜风急，一径草荒春雨多”（《郑秀才东归凭达家书》），都能在写景中托寓情思，婉丽可讽。而意境浅狭，气格卑弱，是其通病。诗多写“水”，故有“许浑千首湿”之讽。其诗现存500首左右，无一首古体。近体以五、七言律诗居多，圆稳工整，属对精切，致有”声律之熟，无如浑者”（田雯《古欢堂集·杂著》）的赞语。但也有人批评他“专对偶”、“工有余而味不足”（方回《瀛奎律髓》）。他喜欢将律句三字尾的声调改为“仄平仄”对“平仄平”，以显示拗峭变化，为后人所仿效，称作“丁卯句法”。
许浑《丁卯集》2卷，有明汲古阁刻本及《四部丛刊》影印的影宋写本。涵芬楼影印宋蜀刻本，题名《许用晦文集》，多拾遗2卷。《唐诗百名家全集》本所收，则于正集2卷外，有续集1卷，续补1卷、集外遗诗1卷，较为完备。《全唐诗》析为11卷，有相当数量诗篇与杜牧及他人诗作重见互出。
69、《孙樵集》
唐代诗人孙樵著。孙樵约公元867年前后在世，《新唐书·艺文志》称字可之，《文献通考》作“隐之”。关东人，具体郡县、生卒年均不详。唐宣宗大中九年，（855）登进士第，官至中书舍人。广明初（880），黄巢入长安，樵随僖宗奔赴歧陇，授职方郎中，上柱国，赐紫金鱼袋。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孙樵曾被清人列入唐宋十大家。他是晚唐坚持古文运动的一位代表作家。自称是韩愈古文的再传弟子:“樵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他所谓“为文真诀”，是“储思必深，摛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与王霖秀才书》），确与皇甫湜的尚“奇”理论一脉相承。所做古文，刻意求新，如《书何易于》、《书田将军边事》、《书褒城驿壁》、《梓潼移江记》、《兴元新路记》等，大都反映了唐朝政治和社会现实，具有较深刻的思想意义，讲究构思，注重词采，风格奇崛。《读开元杂报》一文，是关于我国最早的新闻报道的记载，其中并附有作者的政治评论。他还撰有史学著作《孙氏西斋录》，书已不传，仅存序略，尚可窥见其史学观点。
孙樵生前曾从自己的200多篇文章中精选出35篇，编为10卷，名《经纬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3卷。今传有《四部丛刊》本《唐孙樵集》10卷，系据明刊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10卷。
70、《皮子文薮》
晚唐诗人皮日休著。皮日休，生于文宗大和八年（834）至开成四年（839）之间，卒于昭宗天复二年（902）以后。字袭美，一字逸少。居鹿门山，自号鹿门子，又号间气布衣、醉吟先生。襄阳（今湖北襄阳）人。懿宗咸通七年（866），入京应进士试不第，退居寿州（今安徽寿县），八年再应进士试，以榜末及第。曾在苏州刺史崔璞幕下做郡从事，后入京任著作佐郎、太常博士。僖宗干符二年（875）出为毗陵副使。后参加黄巢起义军，任翰林学士。巢败，不知所终。因此，新旧《唐书》不为他立传。关于他的死有不同说法。有的说黄巢怀疑他作的赋文讥讽自己，遂杀害了他（见《全唐诗小说》）；有的说黄巢兵败，他被唐室杀害；有的说他死于吴越之地，并未参加黄巢起义（见陆游《老学庵笔记》）等等。
皮日休为晚唐著名诗人、散文家，与陆龟蒙并称”皮陆”，有唱和集《松陵集》。他曾经编纂自己的著作《皮子文薮》，内收其文200篇，诗1卷。。现存皮日休诗文均作于他参加黄巢起义军以前，诗文多抨击时弊、同情人民疾苦之作。《忧赋》《河桥赋》《霍山赋》《桃花赋》《九讽》《十原》《鹿门隐书》等，为有所为而作。他和陆龟蒙、罗隐的小品文被鲁迅誉为唐末”一蹋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他的诗有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种继承白居易新乐府传统，以《正乐府》十首为代表；另一种走韩愈逞奇斗险之路，以在苏州时与陆龟蒙唱和描写吴中山水之作为代表。
著有《皮子文薮》10卷，收其前期作品，为懿宗咸通七年皮氏所自编。有《四部丛刊》影明本及中华书局排印萧涤非整理本通行。《全唐文》收皮日休文4卷，其中有散文7篇，为《文薮》所未收。《全唐诗》收皮日休诗，共9卷300余首，后8卷诗均为《文薮》所未收，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萧涤非、郑庆笃重校标点本《皮子文薮》，将皮日休自编《文薮》以外的诗文附于书后。皮日休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孙光宪《北梦琐言》、钱易《南部新书》、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铭》、陶岳《五代史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宿州志》等。近人考订有缪钺《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和《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李菊田《皮日休生平事迹考》、萧涤非《论有关皮日休诸问题》、张志康《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等。
71、《甫里集》
唐代诗人陆龟蒙著。陆龟蒙（？～公元881年）苏州人，唐代农学家，文学家，字鲁望，别号天随子、江湖散人、甫里先生，江苏吴江人，早年举进土试，不中，他以落榜告终。曾为湖州、苏州刺史幕僚，后返故乡松江甫里（今江苏吴县东南甪直镇），过起了隐居生活，把自己比作古代隐士涪翁、渔父、江上丈人，常携书籍、茶灶、笔床、钓具泛舟往来于太湖，自称江湖散人、天随子、甫里先生。在躬耕南亩、垂钓江湖的生活之余，他写下了许多诗、赋、杂著，并于唐干符六年（公元879年）卧病期间自编《笠泽丛书》。朝廷以高士召，不赴。去世后，唐昭宗于光化三年（900）追赠右补阙。
陆龟蒙与皮日休为友，世称“皮陆”。曾叙张祜诗，谓其乐府“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间出，谏讽怨谲，时与六义相左右”。其自作也有《杂讽九首》、《村夜二篇》《新沙》《筑城词》等关心民生，讽刺封建官员之作；亦有《放牛歌》、《刈麦歌》、《获稻歌》等许多反映农事活动和农民生活的田家诗；他的一些即景咏怀的近体，情趣清高，神韵颇佳。如七绝《怀苑陵旧游》、《白莲》等作，甚受清代神韵派诗人称道。但在苏州与皮日休唱和之诗，往往夸多斗险，有长达千字的大篇。胡震亨《唐音癸签》讥其“多学为累，苦欲以赋料入诗”，赵执信《谈龙录》谓其“以笔墨相娱乐”，翁方纲《石洲诗话》说：“晚唐之渐开松浮者，莫如皮陆之可厌。此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
陆龟蒙小品文的成就，胜于其诗。如《田舍赋》、《后赋》、《野庙碑》、《登高文》等篇，对当时残暴腐朽的封建统治者以及封建道德迷信，作了辛辣的讽刺，被鲁迅誉为唐末”一蹋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
著《笠泽丛书》4卷，有清雍正重刊元本。与皮日休唱和的《松陵集》10卷，有汲古阁本。宋叶茵合二书所载及遗篇为《甫里集》20卷，有《四部丛刊》影印黄丕烈校本。事迹见《新唐书》本传。
72、《笠泽丛书》
唐代诗人陆龟蒙著。介绍见《甫里集》。《笠泽丛书》为唐干符六年（879）陆龟蒙卧病笠泽期间自编，四卷，系为诗、赋、颂、铭、记等杂文集，不分类次，故名“丛书”。开始流传于世的《笠泽丛书》可能是手抄本。据陆龟蒙十一世孙陆惠元说：最早“丛书版刻于元符间，然芜没久矣”。可能这种版本以后就失传了。后来宋朝叶茵汇《笠泽丛书》《松陵集》及陆龟蒙逸诗百余首，编成了《甫里文集》二十卷。宋朝陈振孙在《直斋书录题解》中收录《笠泽丛书》两种版本的题解，即十七卷蜀本和四卷补遗本。元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也题录了《笠泽丛书》七卷本。顾楗碧筠草堂、陆钟辉水云渔屋、许连古韵阁等三家书舍，都曾刊行过手写版《笠泽丛书》，世称“写刻本”或“精刻本”。
73、《鱼玄机集》
唐代诗人鱼玄机著。鱼玄机（844年～868年），（一说卒于871年），字幼薇，一字惠兰，晚唐女诗人、名妓，后出家为道士，长安人。市民家女，姿色倾国，天性聪慧，才思敏捷，好读书，喜属文。十五岁被李亿补阙纳为妾，与李情意甚笃、但夫人妒不能容。唐懿宗咸通时，李亿遣其出家，在长安咸宜观为女道士。但她对李却一往情深，写下许多怀念他的诗。她曾漫游江陵、汉阳、武昌、鄂川、九江等地以遣怀；亦曾放纵情怀以求知己。《北梦琐言》说她“自是纵怀，乃娼妇也。”她曾与许多文士，如温飞卿等交往甚密，以诗相寄赠，但终是孤零一身。后因妒杀侍婢绿翘，被京兆尹温璋处死。其传记资料散见于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晚唐?皇甫枚《三水小牍》、宋?孙光宪《北梦琐言》等书。
其诗多清词丽句，又对仗工稳。多与温庭筠等以诗篇相赠答。终逝前名诗句：“易得无价宝，难买有情郎”，千古传唱，广为世人所知。
有《鱼玄机诗》1卷，有影印南宋临安陈氏书棚本传世，共50首；《全唐诗》卷804存其诗1卷。
74、《司空表圣文集》
晚唐诗人司空图著。司空图（837～908年）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省永济县）人，晚唐诗人、诗论家。史称司空图少有文才，但不见称于乡里，后来以文章为绛州刺史王凝所赏识。王凝回朝任礼部侍郎，知贡举，司空图于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应试，擢进士上第，时年三十三岁，受到王凝赞许，名声益振。不久，王凝因事被贬为商州刺史，司空图感于知遇之恩，主动表请随行。唐僖宗干符四年（877年），王凝出任宣歙观察使，召请他为幕府。第二年，朝廷授司空图殿中侍御史，他因不忍离开王凝，拖延逾期，被左迁为光律寺主薄，分司东都洛阳。当时卢携罢相，正居于洛阳，对他的才华和为人很爱重，常相往来共游。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攻入长安。司空图从故乡河中赴凤翔行在拜见僖，被封为知制诰、中书舍人。广明二年，僖宗逃到成都，他追随未及，又回到河中。从这时起直到他去世的二十多年时间，司空图基本上是过着一种消极的隐居生活。唐昭宗即位，曾先后数次召他入朝，拜舍人、谏议大夫、户部侍郎、兵部侍郎等职，他都以老病，坚辞不受。为此，他在王官谷庄园特地修了一个亭子，取名叫“休休亭”，并写了一篇《休休亭记》以明其志。还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又作了一首《耐辱居士歌》，反复咏叹“休休休，莫莫莫”。他的大部分诗歌和诗论也是在这一时期所作。天复四年（904），朱全忠把持朝政，迁都洛阳，召司空图为礼部尚书，司空图佯装老朽不任事，被放还。天佑四年（907），哀帝被弑，他绝食，呕血而卒，终年七十二岁。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司空图在文学史上主要是以诗论著名，他的《二十四诗品》是当时诗歌纯艺术论的一部集大成著作。《二十四诗品》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分为雄浑、含蓄、清奇、自然、冼练等二十四种风格，每格一品，每品用十二句形象化的四言韵语来比喻说明。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司空图的诗，大多抒发山水隐逸的闲情逸致，内容非常单薄。他还写诗表白：“诗中有虑犹须戒，莫向诗中著不平。”
今存《司空表圣诗集》（一名《一鸣集》），十卷，有《唐诗百名家全集》本、《乾坤正气集》本、《四部丛刊》影《唐音统签》本；《司空表圣文集》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影旧钞本。《嘉业堂丛书》本文集与诗集附有缪荃荪等撰校记。《二十四诗品》不载于今存的《司空表圣文集》和《司空表圣诗集》，但收于《全唐诗》，别有单行本多种，通行的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说郛》本、《历代诗话》本、《四部备要》本等。
75、《韩内翰别集香奁集》
晚唐诗人韩偓著。韩偓（842～923）字致尧，一作致光，小名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附近）人。10岁即席赋诗。昭宗龙纪元年（889）登进士第，一度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回朝后拜左拾遗，迁左谏议大夫。后因忤触权臣朱温，贬濮州司马，于是弃官南下，这期间，唐王朝曾两次诏命还朝复职，皆不应。贫居泉州南安，自许“天涯烈士”。
韩偓诗中，最有价值的是感时诗篇。它们几乎是以编年史的方式再现了唐王朝由衰而亡的图景。作者喜欢用近体尤其是七律的形式写时事，纪事与述怀相结合，用典工切，有沉郁顿挫的风味，善于将感慨苍凉的意境寓于清丽芊绵的词章，悲而能婉，柔中带刚。他的作品多写上层政治变乱，触及民生疾苦者较少。而艺术上缺乏杜甫沉雄阔大的笔力和李商隐精深微妙的构思，有时不免流于平浅纤弱。韩偓的写景抒情诗构思新巧，笔触细腻。而最大的特色，还在于从景物画面中融入身世之感，即景抒情，浑涵无迹。七律《惜花》写得悲咽沉痛，被人视作暗寓亡国之恨。一些写景小诗如《醉着》、《野塘》，以白描手法勾摹物象，构图明晰，设色疏淡，宛如一幅幅饱含诗意的水墨画卷。至于反映农村乱败景象的《自沙县抵尤溪县，值泉州军过后，村落皆空，因有一绝》，寓时事于写景之中，更有画笔与史笔相结合之妙。
《韩内翰别集》1卷，附补遗1卷，有明毛晋刻本。另有《玉山樵人集》，有影印旧抄本。另有《香奁集》。《香奁集》专写写男女之情，风格纤巧。对此历来评价不一。旧传本题为五代时和凝作。和凝显贵后，因集中多艳词，托名韩偓著。此说前人已辩其非。今有明毛晋刻本，另有《香奁集》元刊3卷本，汲古阁1卷本传世。
76、《唐风集》
唐代诗人杜荀鹤著。杜荀鹤（846～904）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台）人。出身寒微。曾数次上长安应考，不第还山。当黄巢席卷山东、河南一带时，他又从长安回家。从此“一入烟萝十五年”（《乱后出山逢高员外》），过着“文章甘世薄，耕种喜山肥”（《乱后山中作》）的生活。后游大梁（今河南开封），献《时世行》10首于朱温，希望他省徭役，薄赋敛，不合温意。他旅寄僧寺中，朱温部下敬翔，劝说他“稍削古风，即可进身”，因此上颂德诗三十章取悦于朱温。温为他送名礼部，得中大顺二年（891）第八名进士。得第后次年，因政局动乱，复还故里，刺史田頵用为从事。昭宗天复三年（903），田頵起兵叛杨行密，派他到大梁与朱温联络。田頵败死，朱温表荐他，授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患重疾，旬日而卒。
杜荀鹤是晚唐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提倡诗歌要继承风雅传统，反对浮华，其诗作平易自然，朴实质明畅，清新秀逸，自成一家，后人称“杜荀鹤体”。部分作品反映唐末军阀混战局面下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悲惨遭遇，宫词也很有名。因长期置身于九华山怀抱，吟咏九华山面貌的诗篇甚多。代表作如《秋日怀九华旧居》、《自江西归九华有感》、《题所居村舍》和《山中寡妇》等诗篇中揭露了社会政治昏暗，酷吏残忍、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与呼声，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著有《唐风集》三卷，录诗三百余首，为杜荀鹤初登第时自编。《全唐诗》收录亦三卷。
77、《甲乙集》
晚唐代诗人罗隐著。罗隐（833～909），字昭谏，新城（今浙江富阳市新登镇）人，唐代诗人。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底至京师，应进士试，历七年不第。懿宗咸通八年（公元867年）乃自编其文为《谗书》，益为统治阶级所憎恶，所以罗衮赠诗说：“谗书虽胜一名休”。后来又断断续续考了几年，总共考了十多次，自称“十二三年就试期”，最终还是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黄巢起义后，避乱隐居九华山，光启三年（公元887年），55岁时归乡依吴越王钱镠，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公元909年（五代后梁开平三年）去世，享年77岁。
罗隐的诗很有境界，对人生的认识也很深刻，如《孟浩然墓》批判了当时社会对书生的冷遇：“数步荒榛接旧蹊，寒郊漠漠雨凄妻。鹿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冢便低。”比较出名的还有《自遣》：“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其它的诗中也常有佳句出现，如《蜂》：“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筹笔驿》：“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罗隐的文章也很出名，主要是《谗书》中的小品文，被鲁迅誉为唐末”一蹋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自谓此书得名是：‘他人用书得荣誉，你却拿它自取其辱；他人用书取富贵，你却因此得贫困。’所以，我的书不过是自己谗媚自己罢了，就叫谗书吧。”
罗隐著述甚丰，但散佚严重，今存诗歌约500首，有诗集《甲乙集》传世。《甲乙集》10卷，后集5卷，有明汲古阁本，《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文集《谗书》五卷60篇（残缺2篇），《两同书》两卷（10篇），《淮海寓言》7卷，明万历中姚士廉辑成《罗昭谏江东集》5卷；清康熙年间张瓒辑成《《罗昭谏集》8卷；嘉庆年间吴骞《愚谷丛书》中《谗书》《，补得张瓒《罗昭谏集》所未收者45篇；1983年中华书局雍文华缉补的《罗隐集》为目前最完备本。研究类有近人汪德振《罗隐年谱》。
罗隐另有小说《广陵妖乱志》《中元传》等，见《全唐文》。
78、《浣花集》
晚唐诗人韦庄著。韦庄（836～910），字端已，长安杜陵（今属陕西长安县）人。唐初宰相韦见素后人，少孤贫力学，才敏过人。为人疏旷不拘，任性自用。广明元年（880）四十五岁，在长安应举，正值黄巢军攻入长安，遂陷于战乱，与弟妹失散。中和二年（882）始离长安赴洛阳。中和三年（883）春，四十八岁作《秦妇吟》。不久避战乱去到江南，五十八岁回到长安，一心想要应试，以伸展其治国平天下之抱负。干宁元年（894）五十九岁登进士第，授校书郎。干宁四年（897），时年六十二岁，被宣谕和协使李洵聘为书记，同至西川，结识了西川节度使王建，回长安后，改任左补阙。昭宗天复元年（901）六十六岁，应王建之聘入川为掌书记。哀帝天佑四年（907），朱温篡唐。唐亡，力劝王建称帝，王建为前蜀皇帝后，任命他为宰相，蜀之开国制度多出其手，后终身仕蜀，官至吏部侍郎兼平章事。七十五岁卒于成都花林坊。
诗词都很有名，有《浣花集》．长诗《秦妇吟》反映战乱中妇女的不幸遭遇，在当时颇负盛名，后人将《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与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韦庄与温庭筠同为花间派的重要词人。温秾丽，韦清新。所词作语言清丽，多用白描手法，写闺情离愁和游乐生活，代表作有《菩萨蛮》。
诗方面今传《浣花集》十卷。所录皆古近体诗，系其弟韦蔼所编，末附补遗1卷，有明毛晋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刻本。其词无专集，散见于《花间集》、《尊前集》和《全唐诗》等总集中，近人王国维、刘毓盘辑为《浣花词》1卷，凡54首。
79、《河东集》
宋初散文家柳开著。柳开（947～1000）。原名肩愈，字绍先（一作绍元），后改名开，字仲涂，号东郊野夫、补亡先生。大名（今属河北）人。曾封河东县伯，世称柳河东。柳开性格刚勇豪强，早年与梁周翰、高锡、范杲等人以习尚淳古互相标榜，名噪一时。开宝六年（973）进士。初为宋州司寇参军。太平兴国中擢右赞善大夫，知常州、润州，拜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985），因与监军争斗，被贬为上蔡县令，后复原职。又知全州、桂州等地，徙沧州道病死。《宋史》有传。
柳开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他提倡复古，反对五代颓靡的文风，他提倡一种“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的古文。在宋初自觉地以恢复韩、柳古文的传统为己任，最早反对五代体，标举文统和道统，主张文道合一，有鼓吹复古、倡导质朴文风的开创之功。其作品文字质朴，但枯涩，缺乏感动人的力量，他的复古提倡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文章也未能密切联系实际，“随言短长”，得心应手，除《上窦僖察判书》写得平易且有文采外，大都不免有“辞涩言苦”之弊因此影响不大。
所著《河东集》，门人张景编。16卷，其中文15卷，末卷为张景作的柳开行状。诗仅存五首，另从他书辑得三首。有《四部丛刊》影旧钞本。
80、《小畜集》
宋初王禹偁著。王禹偁（954～1001），宋代诗人、散文家。字符之，济州巨野（今山东省巨野县）人。出身贫寒。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登进士第，授成武县（今属山东）主簿，迁大理评事，次年，改任长洲（今江苏苏州）知县。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召试，擢右拾遗并直史馆。后拜左司谏、知制诰。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因抗疏论尼姑道安诬告之罪，触怒太宗，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副使。淳化四年移官解州（今属山西）。同年秋召回京城，不久又外放，随即召回。任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任翰林学士，后以谤讪朝廷的罪名，以工部郎中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县），次年改知扬州。真宗即位（公元997年），再召入都，复知制诰，上书提出“谨边防”，“减冗兵，并冗吏”等事。与撰修《太祖实录》，因直书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满，又遭谗谤，于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再次被贬出京城，知黄州（今湖北黄冈），咸平四年冬改知蕲州（今湖北蕲春）。咸平四年在蕲州卒，年四十八。《宋史》与《东都事略》有传。
王禹偁为官清廉，关心民间疾苦；秉性刚直，遇事直言敢谏，不畏权势，以直躬行道为己任。一生中三次受到贬官的打击，乃作《三黜赋》以明志。他是北宋初期首先起来反对唐末以来浮靡文风，提倡平易朴素的优秀作家之一。他的散文作品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语言晓畅。有《待漏院记》、《黄州新建竹楼记》、《唐河店妪传》等代表之作。
王禹偁自编《小畜集》30卷，其中诗赋13卷，文17卷。今有《四部丛刊》本。另有其曾孙王汾裒辑《小畜外集》，有清光绪年间孙星华刻本。近人徐规所著《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收集佚诗佚文多篇。
81、《和靖诗集》
宋代诗人林逋著。林逋（967～1028）字君复，大里黄贤村人（今奉化市裘村镇黄贤村）。少孤力学，好古，通晓经史百家。书载性孤高自好，喜恬淡，勿趋荣利。长大后，曾漫游江淮间，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相传20余年足不及城市，终生不仕不娶，无子，惟喜植梅养鹤，自谓“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丞相王随、杭州郡守薛映均敬其为人，又爱其诗，时趋孤山与之唱和，并出俸银为之重建新宅。与范仲淹、梅尧臣亦有诗唱和。作诗随就随弃，从不留存。1028年（天圣六年）卒。宋仁宗赐溢“和靖先生”。《宋史》卷四五七有传。
后人辑有《林和靖先生诗集》四卷，附拾遗1卷。存诗三百余首，词三首。清代朱孔彰校刻本较完善。宋代桑世昌著有《林逋传》。故宫绘画馆藏有所书诗卷。
82、《范文正公全集》
宋代名臣范仲淹著。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祖籍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后迁居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二岁父亡，母改嫁朱氏，从其姓，名说。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中进士，初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29岁复范姓，改名仲淹。后历任大理寺丞、秘阁校理、太常博士、右司谏、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曾出任陕西宣抚史、陕西四路安抚史，战功显赫，又曾做过泰州，楚州、陈州、睦州、饶州、润州、越州、延州，耀州，彬州、邓州、青州等地方官。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1052年（皇佐四年）五月二十日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
范仲淹文学素养很高，写有不少著名作品，代表作有《严先生祠堂记》、《岳阳楼记》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为千古名句。除此之外，也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词作，如〈渔家傲〉、〈苏幕遮〉，苍凉豪放、感情强烈，为历代传诵。
有《范文正公集》传世，48卷，包括文集、别集、奏议、年谱等。后附其子范纯仁（谥忠宣）《范忠宣公》集25卷。通行有《四部丛刊》影明本，附《年谱》及《言行拾遗事录》；清范时崇刻本。
83、《苏学士集》
宋代诗人苏舜钦著。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开封（今属河南）人，当过县令、大理评事、集贤殿校理，据说因接近主张改革的政治家，被人借故诬陷，罢职闲居苏州。后来复起为湖州长史，不久病故。他与梅尧臣齐名，人称“梅苏”。在对诗歌的政治作用的认识上，苏舜钦与梅尧臣也一致，认为诗应该反映“风教之感，气俗之变”，若统治者有“采诗”制度，就可以据以“弛张其务”，达到“长治久安”。批评“以藻丽为胜”的文学风气，而大力赞扬穆修等人“任以古道”，石曼卿的诗能“警时鼓众”。作为一个关切时政、渴望有所作为的诗人，苏舜钦的诗常常触及一些严峻的现实问题。如《庆州败》、《吴越大旱》、《城南感怀呈永叔》等。在诗歌的语言艺术方面，苏舜钦也同梅尧臣一样，力图用新意象、新句法来打破圆熟陈旧的诗歌格局。他的诗中常可以看到散文化的句子，生僻艰涩的语汇，怪异奇丽的意象。
有《苏学士文集》（因苏舜钦曾官集贤校理，人称苏学士）16卷，其中诗文各八卷，以清代宋荦刻本较精，今人沈文倬《苏舜钦集》即以此为底本加以校订，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1981年出新一版；明何焯校本，《四部丛刊》影印本，16卷；清光绪年间中江李星根重编校刊本，十卷本等。
84、《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
北宋司马光著。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夫，晚年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地区夏县）人，出生於河南省光山县），北宋时期著名史学家、散文家。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年方20，中进士甲科。任谏议大夫，宋神宗熙宁初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熙宁三年（1070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即位，还朝任职。元丰八年（1085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数月后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另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也都有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等。
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又名《传家集》，80卷，其中诗14卷，赋1卷，文65卷。另外，清张伯行刻《司马温公文集》14卷，所录皆系散文。
85、《元丰类稿》
北宋曾巩著。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世称“南丰先生”，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庆历七年（1047）其父去世，辍学回归故里侍奉继母。直至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始登进士第。历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官至中书舍人。
曾巩出自欧阳修门下，完全接受了欧阳修先道而后文的古文创作主张，而且比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因此，曾巩的散文在八大家中是情致和文采都较少的一家。但曾文长于议论，他的政论文，语言质朴，立论精辟，说理曲折尽意。如《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等都纡徐委备，近似欧阳修文。记叙文亦常多议论，如《宜黄县县学记》、《墨池记》都于记叙中纵谈古今。曾巩亦能诗，有一些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今存诗400余首，但为文所掩，不大受人重视。
现存《元丰类稿》（因编于神宗元丰年间）。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刻本是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东平丁思敬刻本，50卷，其中诗8卷，文42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清康熙五十六年长洲顾松龄刻本，对《元丰类稿》文字上作了补正，另附《集外文》2卷，行状、墓志1卷。今人陈杏珍、晁继周以此为底本，点校《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
86、《宛陵集》
北宋梅尧臣著。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宣城古称宛陵，世称宛陵先生。初试不第，以荫补河南主簿。50岁后，于皇佑三年（1051）始得宋仁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为太常博士。以欧阳修荐，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故世称“梅直讲”、“梅都官”。曾参与编撰《新唐书》，并为《孙子兵法》作注，所注为孙子十家注（或十一家注）之一。
梅尧臣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与欧阳修、苏舜钦齐名，并称“欧梅”、“苏梅”。他批判西昆诗派形式主义诗风，强调《诗经》、《离骚》的传统。在艺术上，注重诗歌的形象性、意境含蓄等特点，提倡“平淡”的艺术境界，要求诗写景形象，意于言外。主张“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所作多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如《田家语》、《汝坟贫女》、《襄城对雪》之二、《猛虎行》等。诗风平淡含蓄，语言朴素自然，形象清切新颖，但他为了矫正宋初诗坛靡丽之习，诗中不免流于质朴古硬，缺少文采，有过分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他对宋代诗风的转变影响很大，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称之为宋诗的“开山祖师”。
有《宛陵先生集》60卷，宋绍兴本，已佚；明正统本据宋本翻刻，现有《四部丛刊》影印本。
87、《欧阳文忠公集》
北宋欧阳修著。（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四岁丧父，家贫，他的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1034）任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言事得罪宰相被贬。康定元年（1040）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庆历三年（1043）任右正言、知制诰。五年，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名臣相继被排挤出朝，欧阳修上书为他们分辩，因被贬知滁州，后又改知扬州、颍州。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和宋祁等一同编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晚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太子少师。神宗熙宁五年（1072）卒于家，谥文忠。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发起北宋声势浩大的诗文革新运动。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使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后继有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他的散文深入汪出，既精炼又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原弊》、《上高司谏书》、《朋党论》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悼亡忆旧、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古体诗有的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在内容上，他的诗作如《答杨子静祈雨长句》、《食糟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另外一些诗如《画眉鸟》，多是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欧阳修不仅善于作诗，而且对诗歌创作时有新见，后人集录成书，称为《六一诗话》。它是中国诗话体文学批评的发端。欧阳修在宋初词坛上还占有一席之地。他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写的多是男女爱恋、离情别绪一类的题材。但格调较高，技巧娴熟，不乏艺术珍品。如《踏莎行》、《采桑子》西湖六首。欧阳修还打破了赋体的严格的格律形式，写了一些文赋，如《秋声赋》。
欧阳修所著近二十种，仅《四库全书》收录或存目就有十三种。以现行《欧阳文忠公文集》和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的《欧阳文忠集》为较全。《欧阳文忠集》153卷。附录5卷。其中《居士集》、《易童子问》、《外制集》、《表奏书启四六集》、《奏议集》114卷，《归田录》、《诗话》、《长短句》等19卷，《集古录跋尾》10卷，书简10卷。附录5卷为年谱、行状、墓志、传文。其中《居士集》为欧阳修自定，余系后人编刻。山西古籍出版社《欧阳修集》，2006年版。侯本健辑有《欧阳修资料汇编》三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
88、《嘉佑集》
北宋散文家苏洵著。苏洵（1009～1066）字明允，四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馀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乃悉焚所为文，闭户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佑间，与二子轼、辙同至京师。欧阳修上其所著权书、衡论等二十二篇，士大夫争传之。宰相韩琦奏于朝，除秘书省校书郎。历迁陈州项城令。与姚辟同修建隆以来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而卒。
苏洵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如《上韩枢密书》、《六国论》等。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如《送石昌言使北引》、《张益州画像记》、《木假山记》等。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佑集》15卷，其中文14卷，诗1卷。
88、《嘉佑集》
北宋散文家苏洵著。苏洵（1009～1066）字明允，四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馀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乃悉焚所为文，闭户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佑间，与二子轼、辙同至京师。欧阳修上其所著权书、衡论等二十二篇，士大夫争传之。宰相韩琦奏于朝，除秘书省校书郎。历迁陈州项城令。与姚辟同修建隆以来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而卒。
苏洵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如《上韩枢密书》、《六国论》等。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如《送石昌言使北引》、《张益州画像记》、《木假山记》等。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佑集》15卷，其中文14卷，诗1卷。
90、《广陵集》
北宋诗人王令著。王令（1032～1059）字逢源。原籍元城（今河北大名）人，5岁丧父母，随其叔祖王乙居广陵（今江苏扬州）。长大后在天长、高邮等地以教学为生，有治国安民之志。至和二年（1053），王安石由舒州通判被召进京，路过高邮，他赋《南山之田》诗求见，受其赏识，此后成为至交。由于王安石的称誉，王令的诗歌始为人所知，尤其是在江淮一带，王令逐渐成了一个颇负盛名的诗人。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将其妻之堂妹嫁给他，次年他便在常州（今属江苏）病逝，年仅二十八岁。
王令现存70多篇散文和480多首诗歌。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是诗歌，大多是与友人的酬答唱和之作。多哀吟自我生活的贫苦，兼及社会的黑暗不平与民生的荒寒苍凉，表现自己贫贱不改其度的意志与节操。艺术上受中唐韩愈、孟郊、卢仝等人的深刻影响，气概健举，想象奇特，词句生硬。咏物写景、感事议论的长篇古诗尤其如此，其代表作《暑旱苦热》尤其突出。
《广陵集》为其外孙吴说编，历来只有抄本。近代嘉业堂刻本作20卷，其中诗赋11卷，文9卷，另有附录1卷，拾遗、补录各1卷。
91、《东坡全集》
北宋苏轼著。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眉州（今四川眉山）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苏轼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苏轼是苏洵的次子（长子夭折），嘉祐二年（1057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父亲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因与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再迁至密州（今山东诸城），移至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大赦北还，途中病死在常州，葬于河南郏县，追谥文忠公。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苏轼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代表作有《承天寺夜游》、《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等。
苏轼现存诗约四千首，内容广阔，风格多样，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叶燮《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代表之作有《游金山寺》、《题西林壁》、《有美堂暴雨》等。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从宋代开始，苏轼作品的注本不断出现，比较著名的有：清人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南宋邱晔编注的选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明末茅维的《东坡先生全集》，孔凡礼点校的《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中国书店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苏东坡集》1986年版。词作方面有近人朱祖谋的编年本《东坡乐府》，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研究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堪称佳作。
92、《栾城集》
北宋诗人苏辙著。苏辙（1039～1112）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佑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哲宗亲政后出知汝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
苏辙亦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散文风格。苏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意境闲澹，情趣悠远
自编有《栾城集》（苏辙祖籍栾城），包括《后集》、《三集》，共84卷，有《四部丛刊》影明活字本。又自编《栾城应诏集》12卷，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今有陈宏天、高秀芳点校的《苏辙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
93、《山谷集》
北宋诗人黄庭坚著。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后擢起居舍人。绍圣初，新党谓其修史“多诬”，贬涪州别驾，安置黔州等地。徽宗初，羁管宜州，死于宜州贬所。
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宋诗主流江西派开山之祖，主张师法杜甫，反对西昆体的形式主义主张“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为了同西昆诗人立异，他还有意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以文为诗。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代表作有《登快阁》、《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等。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词》。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
《山谷集》39卷，其中《内卷》20卷，宋代任渊注，《外集》17卷，史容注，《别集》2卷，史季温注。另附《外集补》4卷，《别集》1卷，《年谱》14卷。另有宋刻本《豫章黄先生文集》30卷，有影印本通行。词作有《山谷琴趣外篇》，今人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傅璇琮辑有《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有《黄庭坚集》。
94、《后山集》
北宋诗人陈师道著。陈师道（1053～1102）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早年家贫，娶郭概之女为妻，迫于生计，妻女皆在岳父家就食。16岁时从师曾巩。当时朝廷用王安石经义之学以取士，陈师道不以为然，不去应试。元丰四年（1081），曾巩奉命修本朝史，荐陈师道为属员，因其布衣而未果。太学博士正录荐师道为学录，他推辞不就。元祐二年（1087），当时任翰林学士的苏轼与傅尧俞、孙觉等推荐他任徐州州学教授。四年，苏轼出任杭州太守，路过南京（今河南商丘），陈师道到南京送行，以擅离职守，被劾去职。不久复职，调颍州教授。当时苏轼任颍州太守，希望收他为弟子。陈师道以“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婉言推辞。但苏轼不以为忤，仍然对他加以指导。绍圣元年（1094），他被朝廷目为苏轼余党，罢职回家。他家境贫寒，但仍专力写作，欲以诗文传于后世。元符三年（1100），任秘书省正字。次年病逝。
陈师道为苏门六君子之一，江西诗派重要作家。亦能词，一生安贫乐道，闭门苦吟，有“闭门觅句陈无己”之称。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创作上。他自己说：“于诗初无诗法。”后见黄庭坚诗，爱不释手，把自己过去的诗稿一起烧掉，从黄学习，两人互相推重。江西诗派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列为“三宗”，诗由于受黄庭坚的影响，做诗要“无一字无来历”。他学杜比较成功的是五七言律诗，如《除夜对酒赠少章》、《春怀示邻里》等；五古用力刻画，要求辞意独造，但生硬处仍不脱江西派的习气。他也有一些感情朴挚的诗，如“极喜不得语，泪尽方一哂”等。
其词风格与诗相近，以拗峭惊警见长。但其诗、词均存在着内容狭窄、词意艰涩之病。
《后山集》，为其门人魏衍编。集中诗6卷，文14卷。《诗话》、《谈丛》别自为书。宋代任渊有《后山诗注》，析原诗6卷为12卷。清代冒广生作《补笺》12卷外，又增入《逸诗笺》上下两卷，对任渊《后山诗注》多有补正。又有明马暾所传、清赵鸿烈刊本《后山集》24卷，计诗8卷，文9卷，《谈丛》4卷，《诗话》、《理究》、《长短句》各1卷，有《四部备要》排印本。
95、《淮海集》
北宋秦观著。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海居士，别号邗沟居士，北宋词人，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初为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苏轼荐为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哲宗时“新党”执政，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徏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宋史》卷四四四有传。
秦观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合称“苏门四学士”。一直被视为词人。其实秦观文、诗、词俱佳。《淮海集》中词只有三卷100多首，而诗有十四卷430多首，文则达三十卷共250多篇。散文以政论、哲理散文、游记、小品文最为出色。尤长于议论，其策论“辞华而气古，事备而意高”，立论高远、说理透彻、章法严紧、文笔犀利，有一种特有的艺术张力，《宋史》评为“文丽而思深”。其诗长于抒情，感情深厚，意境悠远，风格独特，在两宋诗坛自成一家。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代表作为《鹊桥仙》（纤云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满庭芳》（山抹微云）等。《鹊桥仙》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满庭芳》中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皆为流传千古的名句。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著录《淮海集》40卷、《后集》6卷、《长短句》3卷；卷二十一著录《淮海词》1卷。《淮海集》有宋乾道高邮军学本，《四部丛刊》影明本，《四部备要》本。词集中的南宋长沙所刻《百家词》本《淮海词》已不可见，今存者有《淮海词》1卷，收入《宋六十名家词》刊本。又《淮海居士长短句》3卷，有《四部丛刊》影明本、朱祖谋《疆村丛书》本、北平图书馆影印宋本、叶恭绰影宋校本、龙榆生点校《苏门四学士词》本。今人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长短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采用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宋乾道高邮军学本为底本，在参以吴湖帆藏本，叶恭绰影宋校本，明嘉靖张綖等刻本，较精。另有今人杨世明笺注的《淮海词笺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96、《简斋集》
南宋陈与义著。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河南洛阳人。北宋末、南宋初年的杰出诗人，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登上舍甲科，被授于开德府（今河南濮阳）教授，累迁太学博士，进升为符宝郎，掌皇帝八宝及国之符节，不久被贬为陈留郡（今河南杞县境）酒税监。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夏，至行在（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迁中书舍人，兼掌内制。拜吏部侍郎，寻以徽猷阁直学士知湖州（今浙江吴兴）。召为给事中，历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六年九月，高宗如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学士、知制诰。七年（1137年）正月，辞以疾，以资政殿学士知湖州，加提举临安洞霄宫。绍兴八年（1138年）十一月病逝，终年四十九岁。
陈与义一生的主要贡献在诗词方面，是江西诗派后期的代表作家。他学杜甫又不拘泥于杜甫，对前贤的作品是博览约取，善于变化。他还特别推崇苏轼和黄庭坚、陈师道，但并不墨守成规，而能参合各家融会贯通，创造自己的风格。他的作品语言质朴，音节响亮，形象丰富，很少用典，明快中没有鄙俗，口语化略无平淡。所以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都比江西派的其他诗人的成就较大，无愧于江西诗中的改革派。代表作有《伤春》、《牡丹》等。陈与义亦擅词作，以清婉秀丽为主要特色。〔临江仙〕中的“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虞美人〕中的“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等名句都为人称诵。
《陈与义集》为其学生周葵编。共10卷，早佚。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简斋诗集》笺注本30卷（附《无住词》1卷）刊刻问世，《四部丛刊》即据此影印；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与义集》亦以此为底本古今体诗六百二十六首；词十八首；赋三篇；杂文四篇。另有元刻本《增广笺注简斋诗集》，元钞本《简斋诗外集》。
97、《夹漈遗稿》
南宋郑樵著。郑樵（1104～1162），中国宋代史学家、目录学家。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福建莆田）人，世称夹漈先生。郑樵一生不应科举，刻苦力学30年，立志读遍古今书，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在经学、礼乐之学、语言学、自然科学、文献学、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1152年，新任同安主簿朱熹上山拜见郑樵，郑樵仅用“豆腐、白盐、白姜、荞头”相待，两人谈诗论文三天三夜。下山时，朱熹的书童对此颇有微词，朱熹却说：“此‘四白’乃山珍海味齐全也”。
郑樵一生著述据统计达84种，但大部分已佚亡。今存仅《通志》、《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及一些零散遗文。郑樵的贡献主要在史学上，其巨著《通志》，共200卷，分传、谱、略3部分。20略共52卷，是全书精华。“二十略”涉及诸多知识领域，堪称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
郑樵的诗文收录于《夹漈遗稿》之中。夹漈是郑樵隐居的山名，三卷。上卷为诗集，中、下卷为文集。
98、《岳武穆集》
南宋民族英雄岳飞著。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世为农家，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应募从军，力抗金军，为南宋北伐中兴第一名将。绍兴十一年，宋廷解其兵权，旋被高宗、秦桧等诬陷，下狱遇害。孝宗时追封武穆，宁宗时追封鄂王。《宋史》卷三百六十五有传。
岳飞诗文最早由其子岳霖搜访，最後由其孙岳珂辑编成集，凡十卷，有表、跋、奏议、公牍、檄、律诗、词、题记。此本在宋尝刊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著录《岳武穆集》十卷，盖即此本；今不传。今存嘉靖十五年焦煜刊两浙督学徐阶所编《岳集》五卷本；万历二十年李桢所刻《岳武穆集》六卷本。此为李桢抚楚时修辑岳庙时所刊，其书卷首有李桢所作《岳录序》、岳飞像及《岳王庙基圗》。卷一《传类》，卷二《制类》，卷三《文类》，卷四《议类》、《序类》，卷五《记类》，卷六《辞赋乐府类》，除卷三《文类》为岳飞本人所作外，其馀皆为时人及後人所作。卷末附有赵钦汤及刘玉成所作《後序》，盖亦明本中之佳者；崇祯十一年，单恂等又刊有《岳少保忠武王集》一卷本；清乾隆三十五年，又有黄邦宁所编之《岳忠武王文集》八卷、首末各一卷本；光緖间，又有钱雯所编之《宋岳鄂王文集》三卷本。上述明、清人所编刊岳集诸本中，其诗、文、词较《金陀稡编》中《鄂王家集》皆有增补，惜皆未注明出处，故为後人所疑，其增补诗、文、词真伪之纷争亦由此而起，如嘉靖徐阶本增补之《满江红》（怒髪冲冠）词，是否为岳飞所作，学术界争论至今，迄无定论。
99、《晦庵集》
南宋理学家朱熹著。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年19。初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任满后辞官，潜心理学研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淳熙五年（1178年），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改荐浙东常平提举，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官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庆元六年卒。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谥曰文。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在文学理论上，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他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并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朱熹还善作诗，留下的1250多首诗，其主要内容一是表达对某种人生哲理或道德境界的体认，这部分诗作与邵雍等北宋理学家的诗如出一辙；二是关心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的写实之作；三是抒写自己孤寂情怀或富有生活气息的题画、咏花、亲情、送别等咏歌日常生活之作。朱熹是“理趣诗”的开创者之一和代表人物。他虽是道学家，其诗则很少道学气、头巾气。他不大用诗歌来直接议论政治和哲理，湖天山色、江风月影、泉石逸趣、村野物象仍是他常用的诗料。使理蕴含于描写与叙述之中，让读者自行体会”，是朱熹理趣诗的最大特色。诗风平淡自然，不事藻绘雕琢，颇有魏晋清远高旷、淡雅精微的风神。有些以生动的意象寄寓哲理的小诗，风格轻灵、姿态跌宕、灵气秀发，耐人寻味。《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其词结有《晦庵词》。
作为一代理学名家，著述甚多，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及门人所辑《朱子大全》、《朱子语录》等。有《晦庵集》一百卷、《续集》五卷、《别集》七卷，为康熙时蔡方炳、臧眉锡所刊，方炳书后题曰“朱子大全集”。今有《四库全书》本。另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和《洪氏唐石经馆丛书》等本。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则是二十世纪第一部研究朱熹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专著。
100、《象山集》
南宋理学家陆九渊著。陆九渊（1139～1193）号象山，字子静，书斋名“存”，世人称存斋先生，因其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其山形如象，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江西省金溪陆坊青田村人。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中进士，初任隆兴府靖安（今江西靖安）县主簿，后调建宁府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主簿，迁国子正、敕令所删定官等职。淳熙十三年（1186），在朝中提出：任贤、使能、赏功、罚罪是医国“四君子汤”，得到孝宗赞许。绍熙二年（1191），出知荆门军），政绩显著，社会风气大变。除将作监丞，因给事中王信反对，落职还乡。陆九渊当时名望已高，每开讲席，学者群集，“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光宗即位，起用知荆门军。当时荆门是南宋边地，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实际防务极差，连城墙也没有。他“乃请于朝而城之”。经过一年左右的认真治理，“政行令修，民俗为变”。绍熙三年腊月，病逝于荆门任上，归葬于金溪青田。嘉定十年（1217），赐谥“文安”。
陆九渊是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史称“朱陆”。是宋明两代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开山祖。明代王阳明发展其学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学派”，对近代中国理学产生深远影响。被后人称为“陆子”陆九渊一生的辉煌在于创立学派，从事传道授业活动，受到他教育的学生多达数千人。陆九渊官位不算显要，学术上也无师承，但他融合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良知”、“良能”的观点以及佛教禅宗“心生”、“心灭”等论点，提出“心即理”的哲学命题，形成一个新的学派——“心学”。
陆九渊能诗。《陆九渊集》中录存诗作一卷二十三首。论诗主张“文道合一”、“因时而变，反对一味师古：“若乃后世之诗，则亦有当代之英，气禀识趣，不同凡流。今若但以古诗为师，一意于道，则后之作者又当左次矣。”同江西诗派末流的泥古倾向是不同的。诗有一定的学究气，如《鹅湖和教授兄韵》云：“墟墓兴衰宗庙饮，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诗歌风格自然淡泊，深沉含蕴的特色。
陆九渊一生不注重著书立说，其语录和少量诗文由其子陆持之于开禧元年（1205）汇编成《象山先生集》，共计36卷，并由其学生于嘉定五年（1212）刊行。1980年1月中华书局整理为《陆九渊集》出版发行。
101、《石湖诗集》
南宋诗人范成大著。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平江吴郡（郡治在今江苏吴县）人。范成大父母早亡，家境贫寒。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初授户曹，又任监和剂局、处州知府，以起居，假资政殿大学士出使金朝，为改变接纳金国诏书礼仪和索取河南“陵寝”地事，慷慨抗节，不畏强暴，几近被杀，不辱使命而归，并写成使金日记《揽辔录》。后历任静江、咸都、建康等地行政长官。淳熙时，官至参知政事，因与孝宗意见相左，两个月即去职。晚年隐居故乡石湖。卒谥文穆。《宋史》卷三八六有传。
范成大的诗歌创作从江西派入手，后学习中、晚唐诗，继承了白居易、王建、张籍等诗人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终于自成一家。风格平易浅显、清新妩媚。诗题材广泛，以反映农村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成就最高。他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使金途中所写的七十二首绝句，如《青远店》、《州桥》、《双庙》等，反映了北方人民的痛苦生活和他们的民族感情。爱国情感激昂悲壮。其《催租行》、《后催租行》、《缫丝行》、《劳畲耕》等揭露封建剥削的残酷，表现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他晚年所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描绘了农村景物、风俗人情和农民生活，风格清新明快，优美流畅，富有韵味，有民歌之特色，是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这类诗在南宋末期产生极大影响。他的文赋在当时也享有盛名。词作情长意深，前期作品与秦观相近，后期作品则近于苏轼。范成大的作品在南宋末年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到清初影响更大，当时流传着“家剑南而户石湖”
有《石湖居士诗集》34卷、《石湖词》1卷。今人富寿荪点校的《范石湖集》，以清顾嗣立刻本为底本，用《疆村丛书》本和《全宋词》校勘，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中华书局1980年再版时又作修订，是较好的版本。《石湖诗集》有清人沈钦韩《范石湖诗集注》；石湖词有“知不足斋”本和《疆村丛书》本。今人湛之（傅璇琮）辑有《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
102、《诚斋集》
南宋诗人杨万里著。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州人（今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洴塘村）。南宋大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初授赣州司户参军，永州零陵县丞。历任隆兴府奉新知县、国子博士、侍讲、太常博士、太常丞兼吏部右侍郎、将作少监、知常州、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广东提点刑狱，吏部员外郎中、太子侍读、秘书监等。反对以铁钱行于江南诸郡，改知赣州，不赴，辞官归家，闲居乡里十五年之久。宁宗嘉泰三年（1203）诏进宝谟阁直学士，召赴京，坚辞不往。闲居期间，仍以国事为念。闻韩侂胄草草。痛哭失声，不食而死。临死前索纸笔书“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唯有孤愤”，笔落而逝。卒赠光禄大夫，谥“文节”。
杨万里在中国文学史上，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南宋四家”、“中兴四大诗人”。今存诗作4200余首，不少抒发爱国情思之作。其《初入淮河四绝句》、《舟过扬子桥远望》、《过扬子江》、《雨作抵暮复晴》等诗，抚今追昔，即景抒怀，思想性和艺术性都相当高。也写过一些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如《竹枝歌》七首写纤夫雨夜行船，《圩丁词十解》写筑堤圩丁，以及《插秧歌》、《悯农》、《悯旱》、《农家叹》、《秋雨叹》等都从不同角度表现出对农民艰难生活的同情。杨万里初学江西诗派，重在字句韵律上着意，50岁以后诗风转变，由师法前人到师法自然，形成独具特色的诚斋体。诚斋体讲究所谓“活法”，即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情趣，用幽默诙谐、平易浅近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檄风伯》、《舟过谢潭》、《题湘中馆》等。所著《诚斋诗话》不专论诗，也有一些文论。所作赋，以《浯溪赋》、《海赋》为有名。所作词今存仅15首，风格清新，富于情趣，颇类其诗。又精于《易》学，有《诚斋易传》，以史证《易》，为经学家非议。
著《诚斋集》133卷（包括10种诗集及各体文章），有《四部丛刊》本；《杨文节公诗集》42卷，有乾隆间刻本；《诚斋易传》20卷，有曝书亭影宋本；《诚斋诗话》1卷，有《历代诗话续编》本。今有辛更儒箋校《杨万里诗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版。书稿主要分校勘和笺证两部分，以艺风堂抄宋本为底本，四库本、汲古阁本为校本，参校《荆溪集》等宋刻诗集本，较为精审。
103、《剑南诗稿渭南文集》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著。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20岁时与唐琬结婚，后被其母强行拆散。这种感情伤痛终其一生，为此写下《钗头凤》《沈园》等名作。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公1153）赴临安应试进士，取为第一，而秦桧孙秦埙居其次，秦桧大怒，欲降罪主考。二十四年（公元1154）参加礼部考试，主考官再次将陆游排在秦埙之前，竟被秦桧除名。二十八年（公元1158），秦桧已死，陆游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三十二年（公元1162），孝宗即位，以陆游善词章，熟悉典故，赐其进士出身。历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通判、安抚使、参议官、知州等职。淳熙二年（公元1175），范成大镇蜀，邀陆游至其幕中任参议官。淳熙五年（公元1178），陆游诗名日盛，受到孝宗召见，但并未真正得到重用，孝宗只派他到福州、江西去做了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六年（公元1179）秋，陆游从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改任朝请郎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淳熙七年（1180）因私拨义仓粮赈济灾区，以“擅权”罪名被罢职，在家闲居6年。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春，以朝请大夫知严州，后任军器少监、朝议大夫礼部郎中。由于连上奏章，谏劝朝廷减轻赋税，结果反遭弹劾，以“嘲咏风月”的罪名再度罢官。此后，陆游长期蛰居农村，于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210年1月26日）与世长辞。
陆游是我国著名的爱国诗人，也是我国现有存诗最多的诗人。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等数十个文集存世，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今尚存九千三百余首。内容极为丰富。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批判当时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风格雄浑豪放，表现出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强烈爱国热情。诗大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少年到中年（46岁），时期最长但留存作品最少，约200首，因陆游将自己早期“但欲工藻绘”的作品删除淘汰的关系。第二期为46～54岁，诗约2400多首。此时期因深入军旅生活，诗风变为豪放壮阔，爱国思想也更加提升。此一时期诗歌创作的成熟和丰富，奠定了他作为一代文宗的崇高地位。第三期为蛰居家乡到逝世，现存诗6500首。数量之所以较多是由于他晚年未暇淘汰的缘故。此时期与农民接触较多，再加上宦海沉浮饱经忧患，并且其年事已高，因此风格转为清旷淡远的田园风格和苍凉的人生感慨。即使诗风前后经历三变，但爱国情感却始终如一，这是他诗歌的最大特色与传颂千古的原因。代表作有《关山月》《书愤》、《游西山村》、《示儿》等篇均为后世所传诵。
陆游亦工词，杨慎谓其纤丽处似秦观，雄慨处似苏轼。现存词共有130首。风格多样并有自己的特色。有不少词写得清丽缠绵，与宋词中的婉约派比较接近，如有名的“钗头凤”即属此类。而有些词常常抒发着深沉的人生感受，或寄寓着高超的襟怀，如“卜算子”“驿外断桥边”、“双头莲”“华鬓星星”等，或苍远，或寓意深刻，这类词又和苏轼比较接近。但是最能体现陆游的身世经历和个性特色的，还是他的那些写得慷慨雄浑、荡漾着爱国激情的词作，如“汉宫春”“箭箭雕弓”、“春”“壮岁从戎”、“诉衷情”“当年万里侯”、“夜游宫”、“雪晓清笳乱起”等，都是著一片报国热忱的雄健之作。这类词与辛弃疾比较接近。陆游在散文上也著述甚丰，而且颇有造诣。其中记铭序跋之类，或叙述生活经历，或抒发思想感情，或论文说诗，最能体现陆游散文的成就。同时也如在诗中一样，不时表现着爱国主义的情怀，比如《静镇堂记》《铜壶阁记》《书渭桥事》等。
《渭南文集》为陆游自编词文集，共五十卷，分为文集四十二卷，《入蜀记》六卷，词二卷。陆游曾封渭南县伯，故集名《渭南文集》。文集虽已编就，却未付诸剞劂。到嘉定十三年（1220年）游幼子遹知溧阳县，始刻《渭南文集》五十卷于学宫。另有明汲古阁刻本。
《剑南诗稿》有宋淳熙十四年刊本十卷；另有明汲古阁刻本。今人钱仲联校注的《剑南诗稿校注》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较为完善。
明毛晋刻有《放翁词》1卷；双照楼影宋本《渭南词》2卷。
《陆放翁全集》有四部备要本，其中包括《剑南诗稿》85卷《渭南文集》50卷，《放翁逸稿》2卷，《南唐书》18卷，《老学庵笔记》80卷1976年中华书局合编为《陆游集》。
104、《水心文集》
南宋叶适著。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学者称水心先生，浙江瑞安人。淳熙五年（1178）进士第二名（榜眼）。历仕于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官至权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他力主抗金，反对和议。南宋大臣韩侂胄伐金失败，叶适以宝谟阁待制主持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因军政措置得宜，曾屡挫敌军锋锐。金兵退，被进用为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曾上堡坞之议，实行屯田，均有利于巩固边防。后因依附韩侂胄被弹劾夺职。卒谥忠定。
叶适是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他所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与当时朱熹的道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并列为南宋时期三大学派，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反对空谈性理，提倡”事功之学”，重视商业，主张提高商人地位，观点与朱熹、陆九渊对立。在诗文创作上，继承韩愈”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的传统，从观点到文字均力求新颖脱俗，提倡独创精神，主张”片辞半简必独出肺腑，不规仿众作”（《归愚翁文集序》）。其文雄赡，才气奔逸，尤以碑版之作简质厚重而著名当世。诗歌上他不满江西诗派奇拗生硬和”资书以为诗”的诗风，而倾向于晚唐，尤其尊崇姚合、贾岛的流利清淡。与”永嘉四灵”（见四灵体）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等人友善，曾刊印他们的诗集，并极力推崇。他的诗作“用工苦而造境生”，“艳出于冷，故不腻，淡生于炼，故不枯”（《宋诗钞·水心诗钞》）。所作不限于五律，多五七言古，题材大于”四灵诗派”。
著有《水心先生文集》29卷，由门人赵汝谠编次刊行，光绪八年孙衣言校正重刊本；《永嘉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别集》16卷，同治九年李春和刊本；《四库全书》本。1961年中华书局将《文集》、《别集》合编并加校点，为新版《叶适集》。另有《习学记言》50卷，有敬乡楼丛书本。
105、《龙川文集》
南宋陈亮著。陈亮（1143～1194）字同甫，原名汝能，后改名陈亮，号龙川，人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年少聪颖，博览群书，纵论古今，婺州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淳熙五年（1178）诣阙上书论国事。后曾两次被诬入狱。光宗绍熙四年（1193）策进士，擢为第一，授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未到任而卒。著有《龙川文集》、《龙川词》。存词70余首。
陈亮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他的政论文、史论，如《上孝宗皇帝书》、《中兴五论》、《酌古论》等，提出“任贤使能”、“简法重令”等革新图强言论，无不以功利为依归。其哲学论文，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为永康学派的代表。他提倡“实事实功”，有益于国计民生，并对理学家空谈“尽心知性”，讥讽为“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他还与朱熹多次进行论辩。所作文章，说理透辟，笔力纵横驰骋，气势慷慨激昂，自称”人中之龙，文中之虎”，可谓“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甲辰答朱元晦书》）。
陈亮有词74首。他的爱国词作能结合政治议论，自抒胸臆，曾自言其词作“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如《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念奴娇·登多景楼、《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等，其爱国愤世之情，慷慨激烈，气势磅礴，与辛弃疾词风相近似。刘熙载《艺概》卷四说“同甫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所作除爱国豪壮之词外，亦有艳丽、闲适、应酬和投赠、祝寿之作，大都无甚新意，但“不作一妖语、媚语”（毛晋《龙川词跋》）。
《龙川文集》由其子辑成，叶适作序。全书共40卷，今存30卷，内容分为疏、策、论、表、书、启、诗、词、记、序等。今传本有明成化、万历、崇祯刻本、清同治八年应宝时本、清光绪湖北崇文书局本、《四部备要》排印本，均为30卷。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校点本《陈亮集》。
106、《后村大全集》
南宋诗人刘克庄著。刘克庄（1187～1269）初名灼，师事真德秀。宁宗嘉定二年（1209）补将仕郎，调靖安簿，始更今名。江淮制置使李珏任为沿江制司准遣，随即知建阳县。因咏《落梅》诗得罪朝廷，闲废十年。后通判潮州，改吉州。理宗端平二年（1235）授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郎官，被免。后出知漳州，改袁州。淳祐三年（1243）授右侍郎官，再次被免。六年（1246），理宗以其”文名久著，史学尤精”，赐同进士出身，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景定三年（1262）授权工部尚书，升兼侍读。五年（1264）因眼疾离职。度宗咸淳四年（1268）特授龙图阁学士。第二年去世，谥文定。他晚年趋奉贾似道。谀词谄语，连章累牍，为人所讥。但他也曾仗义执言，抨击时弊，弹劾权臣。
刘克庄是南宋著名诗江湖派人和辛派词人，也是著名诗论家。在江湖诗人中年寿最长，官位最高，成就也最大。刘克庄早年与四灵派翁卷、赵师秀等人交往，诗歌创作受他们影响，学晚唐，刻琢精丽与江湖派戴复古、敖陶孙等也有交往，他的《南岳稿》曾被陈起刻入《江湖诗集》。但他后来不满于永嘉四灵的“寒俭刻削”之态，也厌倦了江湖派的肤廓浮滥，而致力于独辟蹊径，以诗讴歌现实。所以他的诗终于摆脱了四灵的影响，成就也在其他江湖诗人之上。晚年的不少诗活泼跳脱，就深得杨万里”诚斋体”的旨趣。可是他学陆游不免才力不逮，学诚斋又不免流于质俚浅露，因而其诗瑕瑜互见。他的《后村诗话》和一些论诗文字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诗歌见
刘克庄论词，推崇辛弃疾、陆游，对辛弃疾评价尤高。他的词亦以爱国思想内容与豪放的艺术风格见称于时，在辛派词人“三刘”（刘克庄、刘过、刘辰翁）中成就最大。其散文创作纪昀等人认为“文体雅洁，较胜其诗，题跋诸篇，尤为独擅”（《四库全书总目》），而在当时则以表制诰启见称（林希逸《后村先生行状》）。
刘克庄生前曾自编文集，嘱林希逸为序，继有后、续、新三集，其季子山甫汇为《大全集》200卷。《四部丛刊》收《后村先生大全集》196卷，系影印抄本。词集有《宋六十名家词》本《后村别调》1卷；《疆村丛书》本《后村长短句》5卷；今人钱仲联有《后村词笺注》4卷。
107、《石屏诗集》
南宋诗人戴复古著。戴复古（1167～?）南宋著名江湖派诗人。字式之，常居南塘石屏山，故自号石屏、石屏樵隐。天台黄岩（今属浙江台州）人。一生不仕，浪游江湖，后归家隐居，卒年八十余。
戴复古是南宋著名江湖派诗人。曾从陆游学诗，作品受晚唐诗风影响，兼具江西诗派风格。部分作品抒发爱国思想，反映人民疾苦，具有现实意义。作为江湖诗人，戴复古作诗以苦吟求工，带有四灵余习，然能在盛唐名家中转益多师而自辟蹊径。像四灵一样，戴复古将创作精力放在了五律上，其《石屏诗集》中五律的数量占了一半。与四灵的五律多咏景物不同，他的五律多写人情世事，大多采取白描手法，清健轻快，无斧凿痕。
其词格调高朗，文笔俊爽，清健轻捷，工整自然。“往往作豪放语，锦丽是其本色。”代表作有《柳梢青》、《洞仙歌》、《木兰花慢》等
《石屏小集》为戴复古自定付梓，收诗千首，淳祐二、三年（1242年、1243年）包恢、吴子良作序。此后直到去世，还有诗，编为第五稿。到了元代，戴复古裔孙子英重刊《石屏诗集》，至正十八年（1358年）贡师泰作序。今已经失传。明初编成的《永乐大典》、《诗渊》录戴复古诗词，并标明出处，计有《戴石屏诗集》、《戴石屏集》、《石屏集稿》、《石屏集》等。这些诗集曾流传于宋元间，也已散失。明弘治年间，由马金据所得写本与戴氏家藏《石屏小集》、《石屏续集》、《石屏后集》、第四稿下卷、第五稿上下卷及戴镛所得律诗数十首，校勘编次而成《石屏诗集》，弘治十年（1497年）谢铎作序，马金、戴镛题跋。这是惟一流传至今的戴复古诗词集
今人则有金芝山点校《戴复古诗集》、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全宋诗·戴复古诗》，均以弘治本为底本，都有校勘，略有钞补。温岭市文联戴复古研究会编校《戴复古全集》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在此基础上增补弘治本未收的戴复古诗63首，词19首。
108、《文山集》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著。文天祥（1236～1283年），初名云孙，字天祥，选中贡士后，换以天祥为名，改字履善。宝祐四年（1256年）中状元后再改字宋瑞，后因住过文山，而号文山，又号浮休道人，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签书镇南军（今江西南昌）节度判官厅公事、知瑞州、军器监、崇政殿说书、湖南提刑、赣州知州等职。咸淳十年（1274）九月，元军20万人由元丞相伯颜统领，分两路进攻南宋。文天祥和张世杰两人响应《哀痛诏》，召集兵马，起兵勤王。太皇太后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收拾残局。出使元军营垒谈判，被扣留。不久在镇江脱身、历经艰险，辗转至通州，由海路南下，在福建与陆秀夫、张世杰等坚持抗元。端宗景炎三年（1278）在广东海丰五坡岭被元军俘获。受俘期间，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宁死不屈，从容赴义。生平事迹被后世称许，与陆秀夫、张世杰被称“宋末三杰”。
文天祥诗作可分为两个时期：元兵攻破临安，俘虏恭帝前为前期。这个时段的240多首诗作大都为草率平庸的应酬之作，偶有感时、抒怀佳作，如《题碧落堂》；国破家亡到兵败被俘、从容就义为后期。主要咏歌坎坷身世和坚持民族气节，这正是文天祥诗歌价值之所在。代表作有《过伶仃洋》、《正气歌》、《金陵驿》等。
元代元贞、大德年间，其乡人访搜遗作，编为《文山集》前集30卷，后集7卷，世称道体堂刻本，明初散佚。尹凤岐从内阁得之，重加编次，为诗文17卷。明嘉靖三十一年鄢懋卿刻本《文山先生全集》，是文天祥全集最早刻本，另有清雍正三年文天祥十四世孙家刻本，与鄢懋卿刻本卷数、编次皆不同。今日常见的有《四库全书》21卷本以及明万历三年庐陵胡应皋刻本《文山先生全集》，《四部丛刊》即据此影印，合《集杜诗》、《附录》共20卷。商务印书馆《文山先生全集》1936年版亦据此排印。
109、《叠山集》
宋末谢枋得著。谢枋得（1226～1289）南宋文学家。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今属江西）人。其伯父谢徽明抗元战死，其父应琇因忤贵官被冤枉死，枋得由母亲桂氏抚养成人。宝祐四年（1256）与文天祥同科中进士。次年复试教官，中兼经科。又应吴潜征辟，组织民兵抗元。同年任考官，性好直言，因得罪贾似道而遭黜斥，咸淳三年（1267）赦还。德祐元年（1275），以江东提刑、江西诏谕使知信州。元兵犯境，战败城陷，隐遁于建宁唐石山中，后流寓建阳，以卖卜教书度日。宋亡，寓居闽中。元朝屡召出仕，坚辞不应，福建参政魏天祐强之北行至大都（今北京），居大都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坚贞不屈，绝食而死。门人私谥文节。
谢枋得为文推尊欧、苏，认为“欧苏起遐方僻壤，以古道自任，发为词华，经天纬地，天下学士皆知所宗”。对宋末文风颇表不满，以振兴斯文自任。他的散文格调高奇，很有气势。《上丞相留忠斋书》写得慷慨愤激，义正词严；《送史县尹朝京序》。则有见解有感情，于唐宋赠序文中，颇具特色。还有《宋辛稼轩先生墓记》记辛弃疾垂殁之语，以为其”精忠大义，不在张忠献、岳武穆下”，高度评价辛弃疾的爱国精神，也正反映了他自己的节操。
谢枋得存诗数量不多，但忠君爱国思想却很突出，伤时感旧，沉痛苍凉。诗风朴素端正，总体质量不高有时也饶有韵致，如《武夷山中》、《初到建宁赋诗一首》等。
所著《叠山集》16卷，凡诗3卷，文12卷。末卷为行实、本传等附录。明代刘隽刻本较为完备。《四部丛刊》有影印明刊本。他评点的《文章轨范》，以文章类别编选文章，是南宋一部重要的评注选本，被誉为集合宋人评点学之大成。
110、《晞发集》
宋末谢翱著。谢翱（1249～1295）字皋羽，一字皋父，号宋累，又号晞发子，原籍长溪（今福建霞浦县）人。度宗咸淳间应进士举，不第。景炎元年（1276）七月，文天祥起兵，他率乡兵数百人投效，署谘议参军。、文天祥兵败，脱身避地浙东，往来于永嘉、括苍、鄞、越、婺、睦州等地，与方凤、吴思齐、邓牧等结月泉吟社。元成宗元贞元年病逝于杭州。
谢翱创作以诗为主，约二百余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抒发自己不甘向元朝统治者屈服，决心抗争到底的壮志和操守，悼念抗元中的死难烈士，如《结客行》、《过杭州旧宫》、《西台哭所思》等。有些咏物诗如《虞美人草词》，也往往托物咏志，抒发胸中的愤懑。其古体喜用奇特想象、色彩浓烈辞藻和富有象征性的语言来描写景物、抒发情感、渲染气氛，受李贺、楚辞影响较为明显。近体诗学孟郊、贾岛，形成一种“寒”、“瘦”诗风。但音律和谐、辞采清丽。亦可看出李贺的影响。被誉为“南宋翘楚”、“宋末诗人之冠”。谢翱散文成就不及诗歌，但在宋末文坛也有一定的地位，有名的如《登西台恸哭记》、《小炉峰三瀑记》等。被黄宗羲赞扬为天地间的“至文”。他的诗文，在清初和清末的反清斗争中曾产生过积极影响。
谢翱一生辛勤笔耕，创作丰富。可惜由于位卑以及年代久远等原因，许多作品已散佚。今存《晞发集》16卷。凡诗文10卷，遗集等6卷。此集旧本残缺，明代以来刻本多芜杂，惟清代平湖陆大业所编较有条理。
111、《霁山集》
宋末林景熙著。（1242～1310）字德阳，一作德旸，号霁山。温州平阳（今属浙江）人。咸淳七年（1271）进士。授泉州教官，历礼部架阁，转从政郎。宋亡不仕，隐居乡间教书，往来吴越间20余年，因而名重一时，学者称“霁山先生”。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元朝西藏僧人杨琏真伽挖掘时，林景熙收拾宋帝遗骨，葬于兰亭，植冬青树为标志，并作《冬青花》和《梦中四首》以抒忠愤。元武宗至大三年病卒于家。
林景熙论诗主张“诗文归一”、”根于性情”。其诗多哀国怀旧之情，表露作者要为故国复兴而奋斗到底的决心，如《山窗新糊有故朝封事稿阅之有感》、《读文山集》、《枯树》等。晚年漫游吴越，写了不少纪游诗。诗中往往寄托深沉的故国之思，很少流连光景之作，如《游九锁山·天柱峰》、《西湖》等。大都意绪悲凉、沉郁苍劲，喜用比兴寄托手法。杂文也和诗一样，喜欢托物言志，如《蜃说》、《汤婆传》等。
所著有《白石稿》十卷，皆杂文；《白石樵唱》六卷，皆诗作。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昆山章祖程为其诗作笺注，传本仅存，而文集遂散失。明英宗天顺七年（1463）吕洪在章笺注本基础上收集遗文，编成《霁山先生集》5卷，其中卷首1卷，拾遗1卷。今有知不足斋丛书本。1960年中华书局排印本《霁山集》，其中《白石樵唱》三卷，收诗三百余首；文集《白石稿》二卷，收文约四十篇。
112、《湖山类稿水云集》
宋末汪元量著。汪元量（1241～1317年后）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或稍后，以词章给事宫廷，不久为宫廷琴师。宋恭帝德佑二年（1276），元兵入杭州，俘恭帝、皇太后全氏、太皇太后谢氏先后赴大都，汪元量随谢氏北行。文天祥兵败被执，囚于大都，汪元量曾屡至囚所探视。文天祥为汪元量集杜甫诗句，成《胡笳十八拍》，并为元量作品作序。至元二十五年十月，元量即以黄冠道人的身份南归，至元二十六年抵杭。不久，他再次入湘、川，最后不知所终。
汪元量的友人李珏跋元量所撰《湖山类稿》，称汪元量诗歌称之为”宋亡之诗史”。代表作为《湖州歌》98首，《醉歌》10首，《越州歌》20首，描述了元兵南下时半壁河山遭受蹂躏的惨象，北上沿途的所历所感、所见所闻，景真情挚，非有切身感受者不能道。
著有《湖山类稿》5卷。前4卷为诗，约200首；第5卷为词，约30首。又有《水云集》1卷，收诗250多首，宋人刘辰翁选，清代乾隆年间鲍廷博刻本。《四库全书》即以鲍氏二本著录。今人孔凡礼自明代抄本《诗渊》及《永乐大典》残卷中辑得汪森本未收诗约100首，词20多首，与汪氏二本合为一编，题为《增订湖山类稿》，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
113、《闲闲老人滏水文集》
金代赵秉文著。赵秉文（1159～1232），金末元初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字周臣，号闲闲老人。自幼聪颖好学，十七岁预乡试。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明昌六年（1195）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兴定元年（1217）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哀宗即位﹐改翰林学士。晚年逢金朝衰乱，以禅学求慰藉。正大九年（1232）五月，病死。历仕五帝，官六卿。《金史·本传》称之为“金士巨擘，其文墨论议以及政事皆有足传”，朝廷中的诏书、册文、表以及与宋、夏两国的国书等多出其手。他所草拟的《开兴改元诏》，当时闾巷间皆能传诵。
赵秉文是金代书法家﹑文学家。自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党怀英逝世后，便成为文坛盟主。前后主文坛四十年之久，成为金朝末期“文士领袖”。他主要活动与蒙古崛起。金室衰微之际，在倡导和推动金代后期文风转变方面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其诗效法李、杜。诗作多描写自然景物，但并未忘怀世事，代表作有《济源四绝》、《从军行送田琢器之》等。元好问称他“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散文往往处于经义明理之说，重在达意，不事雕琢；又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宛若行云流水，不以绳墨自拘，代表作有适安堂记》、《涌云楼记》等。赋作亦有可观，《海青赋》、《游西园赋》等均称佳作。
论著有《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一十卷，《资暇录》一十五卷，且兼善书画。金人刘祁称他“平日字画工夫最深，诗其次，又其次散文”。
文学创作有《闲闲老人滏水文集》20卷，凡诗9卷，文11卷。有《畿辅丛书》本，《四部丛刊》影汲古阁抄本。
114、《滹南遗老集》
金代王若虚著。王若虚（1174～1243），字从之，号慵夫，入元自称滹南遗老。早年尽力于学﹐以其舅周昂和古文家刘中为师。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擢经义进士﹐官鄜州录事﹐历管城﹑门山县令﹐皆有善政。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又奉使西夏﹐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哀宗正大间在史院主持史事﹐修《宣宗实录》，书成﹐迁平凉府判官，不久召为左司谏﹐后转延州刺史﹐入为直学士。天兴二年（1233），金军马都元帅崔立以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降蒙古军，召他与元好问等撰功德碑。元好问拟就碑文后，他参预了删定。金亡不仕，北归乡里。1243年三月，东游泰山时病逝。金亡北归﹐隐居乡里以终。他颇有政治才能﹐然而由于多年居于闲散的位置上﹐没有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为人滑稽多智﹐而能雅重自持﹐谋事详审。
王若虚是金代的重要学者﹐精于经﹑史﹑文学﹐独步一时。王若虚的文学理论﹐论文主张辞达理顺，论诗提倡晓畅自然的风格，主张写“哀乐之真”，反对模拟雕琢，推崇白居易、苏轼。他的观点集中反映在其《滹南诗话》﹑《文辨》等著述中。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王若虚主张写“真”去“伪”﹐反映客观现实﹐以为“哀乐之真﹐发乎情性”。其诗文创作亦颇为可观，与其诗文主张保持一致：其文不事雕琢﹐唯求理当；其诗以白居易为法﹐崇尚自然﹐能曲尽情致。周昂在评论时人之文的时候曾经指出：“正甫之文可敬﹐从之之文可爱﹐之纯之文可畏也。”（刘祁《归潜志》卷十）。
王若虚著作均收于《滹南遗老集》。此书共45卷﹐包括《五经辨惑》2卷﹐《论语辨惑》5卷﹐《孟子辨惑》1卷﹐《史记辨惑》11卷﹐《诸史辨惑》2卷﹐《新唐书辨惑》3卷﹐《君事实辨》2卷﹐《臣事实辨》3卷﹐《议论辨惑》1卷﹐《著述辨惑》1卷﹐《杂辨》1卷﹐《谬误杂辨》1卷﹐《文辨》4卷﹐《诗话》3卷﹐杂文及诗5卷。其学术论著部分﹐辩难驳疑﹐不落窠臼﹐对汉﹑宋儒者解经之附会迂谬以及史书﹑古文句法修辞之疏误纰漏﹐多有批评订正。其《文辨》﹑《诗话》专门论文论诗﹐虽未形成完备的体系﹐却从始到终﹐观点鲜明﹐有不少独到见解。
《滹南遗老集》45卷﹐续1卷﹐有《四部丛刊》影旧钞本﹑《丛书集成》本。《滹南诗话》3卷﹐有《历代诗话续编》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霍松林等校点本。
115、《遗山集》
金代元好问著。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人。七岁能诗，世人目为神童。受业与高士郝天挺，其人品学问影响元好问终生。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登进士第，历任内乡令、南阳令、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不仕，开始遗民生活。编纂金诗总集《中州集》和史学著作《壬辰杂编》。后辗转返回故乡忻州，往返齐鲁燕赵魏晋间，致力收集金君臣遗言往事，准备编纂《金史》卒于获鹿（在今河北省）寓舍。
元好问是我国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文坛盟主，又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其诗、文、词、曲，各体皆工。诗作成就最高，现存诗一千三百八十余首。奇崛而绝雕琢，巧缛而不绮丽，形成河汾诗派。其“丧乱诗”尤为有名，在这类诗篇中，诗人思念故乡，伤痛战乱，诗风质朴无华，苍茫深沉，与金室南渡前诗坛作意出奇、斗靡夸多的形式主义诗风形成强烈的反差，被当时的文坛领袖赵秉文称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也与赵秉文在金室南渡后在诗坛起衰救弊、标举风雅努力不谋而合，形成一种同气相求、上下呼应的局面，为金代后期诗歌的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金亡前后元好问反映国家黍离之悲的诗作，如《歧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等，把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一腔幽愤化为慷慨悲歌，把他的诗歌艺术推向新的高峰，堪称一代诗史。
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清雄顿挫、闲婉浏亮，有刚柔相济和豪婉兼备特点，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文自然流畅、格气苍老，勘接欧、苏正轨；其散曲虽传世不多，但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其诗论《论诗三十首》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笔记小说集《续夷坚志》，为金代现存的优秀短篇小说。
元好问迄今流传下来的据信是他的作品的有：诗1380余首，词380余首，散曲6首，散文250余篇，小说《续夷坚志》4卷202篇，《中州集》10卷，《唐诗鼓吹》10卷。另有已经散佚的著作多种：《锦机》、《东坡诗雅》、《杜诗学》、《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金朝君臣言行录》、《南冠录》、《集验方》、《故物谱》等。
《遗山集》40卷，凡诗14卷，文26卷，有明弘治刊本，《四部丛刊》影印本；清光绪年间读书山房重刊本《元遗山先生全集》收诗文40卷，、小说《续夷坚志》各4卷，清施国祁、翁方纲、凌廷堪三家所作年谱三种，以及补载、遗诗等。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据此刊印《元好问全集》；
诗集单刻本有明汲古阁本，清康熙本。笺注本有清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14卷，年谱1卷，附录、补载1卷，注释较为详细，有道光年间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据此重新排印；词集有《遗山乐府》5卷，有明吴呐《百家词》本，《疆村丛书》，今人唐圭璋《全金元词》收集元好问词最为完备。另外《中州集》中亦收《中州乐府》一卷。
116、《湛然居士集》
元代耶律楚材著。耶律楚材，（1190～1244）契丹族，金皇族后裔，曾为金宣宗左右司员外郎。1215年，成吉思汗攻占中都，被录用为近臣，随成吉思汗西征，常晓以征伐、治国、安民之道，屡立奇功，备受器重。窝阔台汗继位后任中书令（宰相）。采用汉族以儒教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和制度来治理中原。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任事近30年，多有襄助之功。后脱列哥那称制时，因屡弹劾皇后宠信之奥都剌合蛮，渐被排挤。公元1244年的5月14日，悲愤而死。
耶律楚材是杰出政治家，在戎马倥惚中不废翰墨，在扈从西征的征途上创作了大量的篇什。任中书令后，在经国之暇，亦“惟以吟咏”。现存诗600多首，相对而言，近体胜于古体，如《过济源登裴公亭》“风回一镜揉兰浅，雨过千峰泼黛浓”，很有神韵。其描写边塞风光和少数民族风情的诗作，如《西域河中十咏》、《过夏国新安县》、《阴山》等更有特色，像一幅幅风俗画。诗风雄奇豪壮。一些回顾金朝往事或慨叹朝廷政治倾扎诗篇则深沉悲凉，如《和张敏之》等。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今观其诗语，皆本色，惟意所知，不以研炼为工。”清顾嗣立《元诗史》称之为“一代词臣”。
《湛然居士文集》共14卷。最早编成于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共9卷；由中书省都事宗仲亨辑录，这9卷就是《湛然居士文集的前9卷，后人又补辑了公元1233～1236年的作品，是为本书的后5卷。其中诗12卷，文2卷。商务印书馆1937有排印本；其子耶律铸《双溪醉隐集》今存6卷。研究类论文有：李慎仪《耶律楚材评传》史学月刊1981年04期；杨树森《论耶律楚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03期；钟兴麒《西行万里亦良图——简评耶律楚材及其边塞诗》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4年02期；余三乐《契丹族政治家——耶律楚材》前线1984年02期。
117、《牧庵集》
元代姚燧著。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洛阳人，祖籍营州柳城（今属辽宁朝阳）。三岁丧父，由伯父姚枢抚养成人，姚枢金亡后仕蒙，后来加入忽必烈幕府，是元初著名的汉族儒臣。姚燧18岁受学于徐衡。徐衡后来任国子祭酒，遂召姚燧入京，至元12年（1275）推荐任秦王（忽必烈第三子）文学，从此走上了仕途。至元十七年，姚燧除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后三年，转任山南湖北道按察副使，元二十三年（1286）夏，朝廷以翰林直学士征召他。此后他又断断续续地任过大司农丞、翰林学士、江东廉访使和江西行省参政，大德十一年（1307）冬，起用姚燧为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主修《成宗实录》《武宗实录》。至大四年（1311），武宗、成宗《实录》终于修成，不久，姚燧得告南归。皇庆二年（1313）九月十六日，卒于家中，享年76岁，谥之“文”。
姚燧为元代前期代表诗人，与虞集并称。为人视野开阔，四书五经，韩柳欧苏，史传百家，他都潜心研习。刻苦的学习，广泛的阅历，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姚燧以散文创作著称，这些创作大致可分为序记文和碑志文两类，总体特征是讲究文章气势的刚劲雄豪。所作碑志甚多，大都为歌颂应酬之作；序记文则多数写得变化多姿、文笔流畅、洒脱优美，更富有文学性。如《卢威仲文集序》语言古奥而简洁，气势刚劲而雄豪，确实代表了他这方面的风格。但其著名传记文《太华真隐褚君传》却写得质朴平易。《序牡丹》则写得颇有情趣。元代著名散曲家张养浩称赞姚燧散文“雄刚古邃”，尊他为“皇元”第一人。
诗歌今存有147首，既有古诗也有律诗，尤以古诗成就为高。受到韩愈的影响，如《清明日陪诗僧悟柳山登落星寺》写得颇有气势；《京师病中》六首则写得感情浓郁，深挚委婉，是元诗中脍炙人口的佳作。存词有47阙，词风偏于豪放。散曲今存小令29首，套曲1首。周德清《中原音韵》曾把他的〔普天乐〕《别友》作为“定格”之例，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姚燧散曲内容主要写男女风情，风格以风流蕴藉为主，反映着他风流洒脱的个性。可以其一组〔越调〕《凭阑人》小令为代表，语言浅白，笔致流畅，富有情趣。最为人熟悉的小令莫过于〔越调〕《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
姚燧的作品相当丰富，他的弟子刘致曾经将他的作品加以搜集、整理，编成《牧庵文集》五十卷，诗词文赋共689篇，元刊本已佚。今存《牧庵集》36卷，系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较元刊本篇目为少。刘致还编有姚燧年谱。
2010年国家古籍整理资助项目中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姚燧集》。
118、《道园学古录》
元代虞集著。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邵庵，又号道园，祖籍仁寿（今属四川），南宋名相虞允文五世孙。少受家学，尝从元代三大理学家之一吴澄游。成宗大德初，以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仁宗时，迁集贤修撰，泰定时升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文宗即位，除奎章阁侍书学士，任元朝国修政书《经世大典》总裁官并修国史。惠宗即位，谢病回乡，至正八年卒。
虞集是元代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南人名臣。元中后期朝廷大典、制诏、册文多出其手。在议政、教育以及论文、释经等方面，也皆有独到之处。在诗歌方面，其与杨载、范梈、揭傒斯称为“元诗四大家”，并被时人推为四家之首。虞集诗歌内容多为叹老嗟卑和归隐田园之思，这可能与他在朝受排挤打击有关。但由于受“舒迟而淡泊”审美观决定。诗歌缺少广阔的社会内容，风格清和淡远，声律圆熟，一派承平气象，如《无题》《闻机杼》《腊日偶题》《听雨》等，表现一种朦胧的境界，雅淡的画面，给人一种安详幽静印象。明代李东阳很欣赏这种“藏锋敛锷”“如珠之走盘”的诗风；清代王士祯在元代诗人中首推虞集。虞集的词作今存20几首，大都叙述个人闲愁情思，缺乏社会生活内容，景物描写亦平平无特色，惟〔风入松〕中“杏花春雨江南”可谓神来之笔。
虞集的散文与黄溍、柳贯、揭傒斯称为“元四杰”。多数为官场应酬文字，宗庙朝廷的典册，公侯大夫的碑铭。但也有一些书信传记文章，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性情。如《答刘桂隐书》、《友松记》等。有些墓志铭文也能写出人物形象和性格，如《张隐君墓志铭》。风格受宋文影响很深。
虞集传世著述数量甚为庞大，流传最广的是《道园学古录》，又有《道园类稿》，其中部分内容为《道园学古录》所无。元刊本还有《道园遗稿》、《翰林珠玉》、《伯生诗后》等多种。《道园学古录》为其门人所编，通行本50卷，内收诗词文作品。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王颋点校《虞集全集》。
119、《揭文安公全集》
元代揭傒斯著。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号贞文，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元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史学家。幼时家贫而读书刻苦，大德年间出游湘汉。延佑初年（1314）由布衣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前后三入翰林，官奎章阁授经郎、迁翰林待制，拜集贤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阶中奉大夫，封豫章郡公，修辽、金、宋三史，为总裁官。《辽史》成，得寒疾卒于史馆，谥文安。
揭傒斯是元代一大才子，元代后期代表作家之一，与虞集、杨载、范梈共称“元诗四大家”。与其他三家相比，其诗歌内容要丰富得多。像《临川女》、《长风沙夜泊》、《去妇词》等皆寄寓民生哀痛，一，诗风“典雅而敦实”，明显受杜甫、岑参和元结的影响。虞集称其“如美女簪花”。有的还富有民歌风味，如《杨柳青谣》。揭傒斯尤其擅长五言短古，现存30多首，如《题风烟雪月四梅图》等。显得余韵悠长。
揭傒斯又与虞集、柳贯、黄溍并称“儒林四杰。为文简洁严整，朝廷典册，多出其手。如《浮云道院记》、《胡氏园趣亭记》，反映出一种封建时代文人的闲适情趣。欧阳玄《豫章揭公墓志铭》说，揭傒斯“文章正大简洁，体制严整。作诗长于古乐府，选体、律诗长句，伟然有盛唐风”。
《千顷堂书目》载有《揭文安公集》五十卷，明初已缺十三卷。尚存古代全集本有三种：《四库全书》本（十四卷）、《四部丛刊》本（十四卷，又补遗诗一卷）、《豫章丛书》本（十八卷）。1985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了《揭傒斯全集》。
120、《雁门集》
元代萨都剌著。萨都剌（约1272～1355），字天锡，号直斋。回族（一说蒙古族）。其先世为西域人，出生于雁门（今山西代县）。萨都剌出身将门，但家道中落，曾以经商侍亲。泰定帝四年（1327）进士。授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秩满入翰林国史院，累迁江南行台侍御史，左迁淮西北道经历，晚年致仕，寓居杭州。以战乱曾避走绍兴、安庆等地，不知所终。
萨都剌是元代后期著名诗人。善绘画，精书法，尤善楷书。有虎卧龙跳之才，人称燕门才子。他的文学创作，以诗歌为主，留下了将近八百首诗词。前人评论萨都剌诗，往往着眼于《宫词》和《竹枝词》，他的这类诗作成就最高。但一些山水诗，如《夜发龙潭》、《兰溪舟中》等；一些怀古伤今，诉述个人和社会不平的诗作，如《枯荷》、《夜坐》等也堪称佳作。在《醉歌行》中他说：“嗟余识字事转多，家口相煎百忧集。乃知聪明能误身，不如愚鲁全天真。百年简宪曾何畏，一日礼法能杀人。”更是激愤之词。总的来说，其古体有雄浑之气，律诗偏于沉郁，绝句趋向清丽，受李贺、李商隐影响很大。
词作《满江红·金陵怀古》尤为脍炙人口。
《雁门集》最早刊印是元至正年间的八卷本，今已失传，现存版本以清嘉庆十二年萨龙光刻十四卷本，收辑较为完备，上海古籍出版社八二年出版了殷孟伦、朱广祁校点的《雁门集》。
121、《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
元代杨维桢著。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会稽（浙江诸暨）枫桥全堂人。泰定帝四年（1327）进士，署天台县尹，改钱清场盐司令，十年不调。后调浙江省四务提举，转建德路总管推官再调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时，因兵乱未到任，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其个性倔强，不逐时流，《明史·本传》谓其“载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寻》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俱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可见其风流洒脱如此，其尝在《梦洲海棠城记》中谓：“吾尝谓世间无神仙则已，有则自是吾辈中人耳”。他与陆居人、钱惟善、倪云林、宋仲温、柯九思、张雨等诸才俊之士相契，饮酒赋诗，挥毫弄墨，放浪于形骸之外，游艺于笔墨之间，使其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明洪武二年朱元璋召他修礼乐书，也往而不留，说“岂有八十老妇人，就木不远而再理嫁者耶”。被放还，洪武三年卒。
杨维桢是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对他评价很高。杨维桢为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其诗论和诗作明显地表现出排斥律诗而倡导古乐府的倾向。创作中除古乐府《鸿门会》等得意之作外，竹枝词、宫词、香奁诗也很有名。诗风眈嗜瑰奇，沉沦绮藻，像李贺一样缺少思理而多跳跃，是元人中学李贺长吉体学得最好的。因其乐府诗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奇想联翩，曾被人讥为“文妖”。
据宋濂所作墓志铭所载，杨维桢诗文和其他著作共500多卷，今多散失。现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行世。今人邹志方点校《杨维桢诗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22、《宋文宪集》
明代宋濂著。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今浙江义乌）人，元末明初文学家。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敏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四年因献诗“自古戒禽荒”一语激怒朱元璋致祸，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朱元璋本欲杀戮，经皇后、太子力劝，改为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后谥文宪。
宋濂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太史公，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宋濂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取法唐宋，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纪传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均能抓住细节，突出性格，渲染无多，感染却深；写景则以简洁生动笔调，描绘出奇妙的意境；抒情则意趣盎然、情景交融。代表作有《桃花涧修契诗序》、《环翠亭记》等。
著作计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龙门子》（又名《诸子辩》）、《潜溪集》、《萝山集》、《浦阳人物记》、《翰苑集》、《芝园集》等。清代严荣有辑刊本《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校勘收录，都较完备。
123、《诚意伯文集》
明代刘基著。刘基（1311～1375）字伯温，谥曰文成，温州文成县南田人（旧属青田县），故时人称他刘青田，明洪武三年封诚意伯，又称刘诚意。武宗正德九年被追赠太师，谥文成，后人又称他刘文成、文成公。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时年二十三岁。中举后在家闲居3年。至元二年（1336年）被元朝政府授为江西高安县丞。后辞官返回青田故乡。至正三年（1343），朝廷征召他出任江浙儒副提举，兼任行省考试官。至正二十年（1360），被朱元璋请至应天（今南京），任谋臣，他以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并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因而驰名天下，被后人比作为诸葛武侯。朱元璋授命为他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并封为诚意伯。朱元璋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其散文，《明史》本传称其“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列为一代文宗”，他也曾自谓：“文章宋濂第一，我第二，王煒第三”。其散文以托喻刺世界的小品最为出色。文笔犀利，比喻生动，构思巧妙，从形象所具的特征中，很自然地启发人们的联想，对现实批判尖锐深刻。如《卖柑者言》就是如此。写景状物之文则在叙事描景之中寄寓人生理想，文字简练，比喻生动，艺术表现力很强，如《松风阁记》。
诗的成就也较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诗沉郁顿挫，自成一家，足与高启相抗”。新题乐府《北风行》、《筑城词》体现民生关怀，以古朴、雄放见长，歌行体《二鬼》雄奇宏丽，浪漫奇妙，构思上与屈原《离骚》相似。刘基的五古成就较高，代表作有《感怀三十一首》、《杂诗四十一首》，客观地反映了元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律诗的成就不如古体，但也有意象雄浑、构思严谨、格调深沉含蓄之作，如《古戍》。
刘基著作有《郁离子》、《覆瓿集》、《写情集》、《犁眉公集》、《春秋明经》等，后人合编《诚意伯文集》20卷。今有《诚意伯文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林家骊点校本《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24、《高太史大全集》
明代高启著。高启（1336～1373），字季迪，号槎轩，平江路（明改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时论者把他们比作“唐初四杰”，又与王行等号“北郭十友”。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张士诚据吴称王；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守吴中，礼贤下士，闻高启才名，多次派人邀请，延为上宾，招为幕僚。座上都是巨儒硕卿，时高启年仅16岁，他厌恶官场，23岁那年借故离开，携家归依岳父周仲达，隐居于吴淞江畔的青丘，故自号青丘子，洪武初，以荐参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受命教授诸王。他厌倦朝政，不羡功名利禄。洪武三年（1370）秋，朱元璋提升他为户部右侍郎，他固辞不受，被赐金放还。但朱元璋怀疑他作诗讽刺自己，对他产生忌恨。高启返青丘后，以教书治田自给。苏州知府魏观在元末称王的张士诚宫址改修府治，有人诬告魏观有反心，获罪被诛。高启曾为之作《上梁文》，其中有“龙蟠虎踞”四字，被疑为歌颂张士诚，连坐腰斩。年三十九。
高启是明初诗人中创作最丰富、成就最高的作家。与宋濂、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其文学思想，主张取法于汉魏晋唐各代，师古之后成家，认为要“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独庵集序》）。他将毕生的精力投入诗歌创作，改变了元末以来缛丽不实的诗风，但惜死于盛年，尚未能够达到自成一家的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高启诗天才高逸，实踞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正，启实有力。高启的诗，众体兼备，而受李白的影响最为显著。他才气纵横，笔力豪健却不露锋芒；辞句俊逸清秀而不事藻饰。明代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称赞高启的诗“快若迅鹘乘飚，良骥蹑景；丽若太阳朝霞，秋水芙蓉，词家射雕手也”。其代表作《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以长短之句描景抒情、怀古赞今，纵横参差，舒卷自如，风格恣意奔放，寓豪迈之气于沉郁苍凉之中，最能体现诗人的才华。
一些田园描景抒情诗作则崇尚写实，用典不多，力求通畅，描摹景物则细致入微，如《凿渠谣》《牧牛词》、《养蚕词》等。有些只有数句的小诗，更具有民歌风味。如《子夜四时歌》之二：“红妆何草草，晚出南湖道。不忍便回舟，荷花似郎好。”明白如话，亲切动人。这些诗的创作，与他乡居时多与下层人民接近有关。
他的散文，独创性不多，大多内容平泛，情调低沉，逊于他的诗作。但亦有佳作，如《书博鸡者事》，塑造了一个敢同豪绅斗争的义勇少年形象，语言凝炼，情节动人，有唐人传奇之风。
高启诗歌数量较多，初编有《吹台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5集，2000余首；后自编为《缶鸣集》12卷，存937首。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徐庸搜集遗篇，编为《高太史大全集》24卷。其中乐府、古近体诗18卷，文集《凫藻集》5卷，末附词集《扣弦集》1卷。今通行有《四部丛刊》本。清人金檀辑有《高青丘诗集注》，并将文集《凫藻集》，词集《扣弦集》以及年谱、本传附于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徐澄宇沈北宗校点《高青丘集》》即以此为底本。
125、《逊志斋集》
明代方孝孺著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明代大臣、著名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福王时追谥文正。历任陕西汉中府学教授、翰林侍讲、侍讲学士和侍读学士文学博士。建文年间（1399～1402）担任建文帝的老师，主持京试，推行新政。建文三年，朱棣起兵南下，孝孺为王之主要谋士。最终燕兵入，帝自焚，孝孺被捕入狱。在朱棣南下时，他的谋士姚广贤曾请求他：“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答应了他。当孝孺被捕入狱后，朱棣召他为自己起草即位诏书，而孝孺被召来以后，大哭不止。朱棣让左右拿笔和纸给孝孺，定要他起草诏书，而孝孺掷笔于地，且哭且骂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大怒，命以磔刑杀了他。又因孝孺曾表示即使“灭十族”也不屈服，所以，在处死他后，朱棣以他的一部分朋友、门生（包括廖镛、林嘉猷等）凑足了“十族”之数，一共杀了七天，达873人。还入狱、充军、流放一千多人。孝孺死后，有义子马子同收其残骸，投于井中，后称此井为义井。其门生之孙廖镛、廖铭，偷捡其骨骸葬于聚宝门外山上。这两个仗义的学生后人亦旋即被杀。方孝孺的诗文在永乐年间是禁书。直到明仁宗即位才赦免。并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方孝孺死后，其门人德庆侯廖永忠之孙庸、铭等人捡其遗骸，葬于聚宝门山上，死于宁海县城之方氏族人，
方孝孺师从“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主张孝孺论文强调作家的独特风貌，不可强求一律：“人之为文，岂故为尔不同哉？其形人人殊，声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强同也”（《张彦辉文集序》）；作文要“神会于心”，反对摹拟剽窃：“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会于神者能之”（《苏太史文集序》）。其文风格豪放雄健。《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学术醇正”，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笔畅达，言简意明，为时人所传诵。如散文《越巫》，通过以“治鬼”术骗人的越巫终为装鬼者吓死的故事，嘲笑欺人自欺者的可恶和可悲；《吴士》一篇，写张士诚任用的“吴士”，平时“好夸言，自高其能。尤喜谈兵，谈必推孙吴”，但每一临阵，就“遁去不敢少格”。作者借此讽刺世之夸夸其谈而无实学的人在《蚊对》篇中，作者通过童子的议论，运用形象的比喻，把人类社会中的剥削者，压迫者和动物中的蚊子对比，指出前者比后者更为残酷，更加卑鄙无耻，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类似还有《蚊对》、《指喻》等。
《逊志斋集》成编于方氏生前，洪武三十年，友人林右、王绅为之作序。方氏殉节后，其诗文散失殆尽。七十多年后，临海人赵洪收集遗篇，得诗文324篇，于天顺七年在成都捐俸刻以行世，称为蜀本。又十五年后，黄岩人谢铎、黄孔昭收集到叶盛、林鹗、王汶等所藏的抄本，加上蜀本，共得诗文1300余篇，编成30卷，拾遗10卷，交宁海知县郭绅等刊刻，称为邑本。又四十年后，台州知府与黄绾、赵渊等据此本编为24卷，重新刊行，称为郡本。嘉靖四十年，浙江提学副使范惟一与唐尧臣、王可大等以郡本为底本，参校蜀本、邑本刊行，《四部丛刊》据此本影印。此后刊本不出上述本子。
今有徐光大点校的《逊志斋集》24卷，其中包括杂著8卷、表笺启书3卷、序2卷、记3卷、题跋1卷、祭文谏哀辞1卷、行状卷传1卷、碑表志铭1卷、古体诗1卷、律诗绝句1卷。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
126、《怀麓堂集》
明代李东阳著。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长沙府茶陵州（今湖南茶陵县）人。明代中后期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诗人、书法家、政治家。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太常寺少卿、礼部右侍郎。明孝宗弘治八年（1490年），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要，被称为贤相。晚年时因见宦官刘谨把持朝政，明武宗正德皇帝荒淫无度，自己多次上疏进谏又毫无效果，便以年老多病为由，坚决辞去首辅职位回乡养老。他入阁相18年，清廉俭朴，不仅自己才学渊博，又能奖励后学，推荐隽才，学士大夫出其门者，大多灿然有成就。以宰臣之尊为文章领袖，在明代，杨士奇之后，就是李东阳一人。天下翕然奉为宗匠，不少文学之士都围聚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诗人派别茶陵诗派。
李东阳不仅以书法闻名，更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李东阳论诗，反模拟，主性情，推尊李杜但又不拘一格。主张取法盛唐，反对台阁体的萎弱冗踏，带有复古倾向在明代文学发展史上，他是从台阁体到前后七子间的过渡人物。由于久居高位，长期脱离底层民众，虽有忧国忧民之心，写有《风雨叹》、《偶成四绝》组诗，但显得很空洞。诗作主要是在声律技巧上下功夫，讲求声、色并重，他认为诗歌的较高境界应该是“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他的山水诗的创作不仅注重色泽耀眼，而且注重音调和谐，代表作有《西山十首》《江中怪石》：《登清凉寺后台》等。其《拟古乐府百首》以乐府体诗作史论成一家之言，也从形式上为前后七子拟古诗的创作开了先河。
著有《怀麓堂集》100卷传世。清康熙间廖方达校刻本为100卷。其中诗前稿20卷、文前30卷、诗后稿10卷、文后稿30卷、杂记10卷。嘉庆间重刻本附有法式善、唐仲冕辑《明李文正公年谱》7卷。
今有周寅宾点校《李东阳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
127、《空同集》
明代李梦阳著。李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出身寒微。曾祖父赘于王氏，父恢复李姓。弘治六年（1493）举陕西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因连丧父母，在家守制。直到弘治十一年，出任户部主事，后迁郎中。弘治十八年四月，因弹劾“势如翼虎”的张鹤令，被囚于锦衣狱，不久宥出，罚俸三个月。出狱后，途遇张鹤令，李梦阳扬马鞭打落其两齿，可见他嫉恶如仇的强硬态度。正德元年（1506），因替尚书韩文写弹劾刘瑾奏章，被谪山西布政司经历，不久又因他事下狱，赖康海说情得释。刘瑾败，复起任原官，迁江西提学副使。后因替朱宸濠写《阳春书院记》而削籍。
李梦阳是前七子代表人物，以复古求革新的文坛领袖。鉴于当时台阁体诗文存在“□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弊端，决心倡导复古以救其痿痹，主张古诗学魏晋，近体学盛唐。他的主张影响甚大。《明史·文苑传》称“操觚谈艺之士，翁然宗之”。然而，李梦阳过于强调格调、法式，未能很好地从复古中求创新。尤其在他与何景明的辩论中，意气用事，论点更趋偏激，导致刻意古节、泥古不化的流弊，甚至走上抄袭剽剥的道路，反而扼杀诗歌创作的生机。直到晚年，他有所悔悟，在《诗集自序》里，承认“真诗乃在民间”，而自己的诗是情寡词工，并非真诗。
李梦阳创作的乐府和古诗较多，其中有不少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其中寄寓了作者力求有所改革的政治理想代表作有《朝饮马送陈子出塞》、《君马黄》等。李梦阳的乐府歌行在艺术上有相当成就，如《石将军战场歌》，咏歌六十多年前于谦指挥反抗瓦剌的北京保卫战。质朴雄健，音节慷慨激昂，是不可多得的佳作。钱谦益批评此诗“叙事错互，比拟失伦，但矜才气，绝无脉理”，似乎不切实际。类似还有《去妇词》、《林良画两角鹰歌》，皆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喻体，深婉不迫。李梦阳的七律专宗杜甫，多气象阔大之辞，注意章法开阖变化，如《台寺夏日》，气势磅礴飞动，并蕴藏着鉴古知今的情思。杨维祯认为：“七言律自杜甫以后，善用顿挫倒插之法，惟梦阳一人。”其七律并非全是雄浑健拔之作，还有少数兴象飘逸、风味盎然的诗篇。如《舟次》、《春暮》等，用词精警而自然，情趣横生而不落俗套，另具一种风致。
著有《空同集》66卷，凡诗36卷，文30卷。为其外甥曹嘉所刻；另有清人张祖同刻的《空同集》，33卷，附录1卷；《空同集》，四库全书本；《空同集》六十四卷，台北·大安出版社1986年版；《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28、《大复集》
明代何景明著。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号白坡，又号大复山人，信阳（今属河南省）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授中书舍人。性耿直，淡名利，对当时的黑暗政治不满，敢于直谏正德初，宦官刘瑾擅权，何景明谢病归。刘瑾诛，官复原职。官至陕西提学副使。终年三十九岁。墓地在今信阳师范学院大复山
何景明是明代“文坛四杰”中的重要人物，“前七子”之一，与李梦阳并称文坛领袖，地位仅次于李梦阳，“天下语诗文，必并称何、李”（《明史·何景明传》）。他也主张文宗秦、汉，古诗宗汉、魏，近体诗宗盛唐。对打击明代前期盛行的台阁体诗文及八股文上，有一定积极作用。正德年间，他这种主张产生颇大影响：“四方学士感愿知先生，车马填门巷”（《何大复先生年谱》）。但他的复古主张单纯从形式上着眼，并未注重继承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使文学创作走上错误倾向。因此，他的大多数作品思想平庸，艺术上缺乏特色。其诗取法汉唐，一些诗作颇有现实内容，如在《玄明宫行》等诗中讽刺了皇室的奢欲和刘瑾的用权；在《盘江行》等诗中揭露了官军屠掠人民的罪行；在《兴隆祀丁曲》、《罗女曲》、《平坝城南村》、《偏桥行》等诗中，描绘了他行经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情风物。
著有《大复集》三十八卷。凡赋三卷、诗二十六卷、文九卷，传志、行状之属附录於末。其版本主要有三种：明嘉靖三年刻本，嘉靖三十七年刻本和万历五年刻本；清代有《四库全书》本《大复集》。
今有李淑毅等点校《何大复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何大复集》，吉林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
129、《升庵集》
明代杨慎著。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明朝文学家，三大才子之一，明代，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江西庐陵。少年时聪颖，11岁能诗，12岁拟作《古战场文》，人皆惊叹不已。入京作《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大礼议”，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云南30余年，死于戍地。
杨慎存诗约2300首，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代表作有《江陵别内》、《宿金沙江》等。也有一些诗作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如《后海口行》、《观刈稻纪谚》、《宝井篇》、《滇池涸》等。杨慎的写景诗也不少，他叙写云南风光，描绘祖国山河，颇有特色：《海风行》气势雄伟，有雷霆万钧之力；《龙关歌》写洱海夜色，渔舟灯火，月映水波，细腻清新。此外，杨慎又有描述、歌颂历史英雄、忠臣义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诗，其中也不乏佳作。杨慎对文、词、赋、散曲、杂剧、弹词，都有涉猎。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如（浪淘沙）“春梦似杨花”一首，描写细润，言辞华美流畅。散曲（驻马听）《和王舜卿舟行之咏》，写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并畅想驶入长空银河，意境优美，记叙细微。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叙三代至元及明季历史，文笔畅达、语词流利，广为传诵。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其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以“偏听生□，独任成乱”、“古之圣人必谋于众”相谏诫，情挚意切，时婉时激。他的《新都县八阵图记》、《碧□精舍记》等也是记叙散文的佳品。另外他还著有《宴清都洞天玄记》、《太和记》、《割肉遗细君》等杂剧。
《明史》本传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除诗文外，杨慎杂著多至100余种。其中考论经史、诗文、书画，以及研究训诂、文学、音韵、名物，涉及面极广。有《丹铅总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升庵诗话》、《词品》、《书品》、《画品》、《大书索引》、《金石古文》、《风雅逸篇》、《古今风谣》、《奇字韵》、《希姓录》、《石鼓文音释》等等。还有《全蜀艺文志》、《云南山川志》、《滇载记》等地方志及史料。这些著述往往有独到之见，或可补史阙，或提供线索，有相当学术价值。然而，因他久居云南，寻书核对不易，有时只凭记忆写作，所以也有一些误引、臆测不实之处。
四川省图书馆所编《杨升庵著述目录》达298种。他的主要作品收入《升庵集》（又称《升庵全集》）81卷。此集万历间四川巡抚张士佩所编订，取杨慎《丹铅录》等书，删除重复，分类编次，附于诗文之后。包括赋及杂文11卷，诗29卷，杂著41卷。有清道光年间刻本；另有明焦竑辑的《升庵外集》100卷；明杨金吾辑的《升庵遗集》26卷。词、散曲、弹词另辑有《升庵长短句》3卷，《陶情乐府》4卷，《二十一史弹词》12卷等。
今有《升庵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30、《荆川先生文集》
明代唐顺之著。唐顺之（1507～1560），明代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学者称“荆川先生”。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会试第一贡士。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为人文武全才，当时倭寇屡犯沿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至通州（今南通市）去世。崇祯时追谥襄文。
唐顺之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兵法及乐律皆有研究。他是明中叶重要散文家，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被称为“唐宋派”。其文学主张早年曾受前七子影响，标榜秦汉，赞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中年以后，受王慎中影响，察觉七子诗文流弊，尤其是散文方面，七子抄袭、模拟古人，故作诘屈之语。于是抛弃旧见，公开对七子拟古主义表示不满，提出师法唐宋而要“文从字顺”的主张。他一方面多推崇三代、两汉文学传统，同时也肯定了唐宋文的继承和发展。提出学习唐、宋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在其选辑的《文编》中，既选了《左传》、《国语》、《史记》等秦汉文，也选了大量唐宋文，并从此逐步确立了“唐宋八大家”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唐顺之又提出诗文写作应“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要师法唐、宋而“卒归于自为其言”。要有“真精神”及“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并以“未尝较声律、雕文句”的陶渊明与“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的沈约加以比较。说前者的作品为“第一等好诗”，指斥后者之作“不免为下格”。唐顺之上述见解在其后期著名作品《答茅鹿门知县书》中，较全面表露出来，其反七子模拟、剽窃倾向异常鲜明、激烈。
唐顺之的散文简雅清深，间用口语，不受形式束缚。其论说文《信陵君救赵论》，立足于社稷，批驳以私义救人。词严义正、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如对席论辩，一气呵成而结构谨严。记叙散文大多有叙有议。往往叙中择其一点，引申开来，情思遐飞而哲理蕴其中，自然浑厚而畅达豁然，如《竹溪记》，本应约为园写记，却着眼于园名的由来，赞扬竹“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谐于俗”的品德。文笔清新流畅，别具一格，立意新颖。唐顺之其他记叙散文，如《西峪草堂记》、《书秦风蒹葭三章后》，及《永嘉袁君芳洲记》等，皆能看出此种特色。《明史》说唐顺之文章“洸洋纡折，有大家风”。但唐顺之还没有完全摆脱复古主义理论的束缚，他师法唐宋也是在以唐宋古人为法度。他的一些文章中还有八股文作法的影响。然而，唐顺之等唐宋派为后来撼动后七子文坛统治地位的公安派多少起了一点开拓作用。当然，唐宋派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是不能相容的。
著作有《荆川先生文集》，共17卷，其中文13卷，诗4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1936年出版；近代林纾辑有《唐荆川集》，为较通行的唐顺之选集。上海涵芬楼藏明刊本《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十七卷，《新刊外集》三卷。研究类有：明李贽《荆川唐公传》，明洪朝选《荆川唐公行状》，唐鼎元《唐荆川公著述考》1948；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张慧琼《唐顺之集类著述考》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期。
唐顺之其他著作尚有：《右编》40卷，《史纂左编》124卷，《两汉解疑》2卷，《武编》10卷，《南北奉使集》2卷，《荆川稗编》120卷，《诸儒语要》、及旧本题为李攀龙撰唐顺之校的《韵学渊海》12卷等。
131、《沧溟集》
明代李攀龙著。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9岁丧父，家境贫寒无力延师，但刻苦好学。稍长嗜好诗歌。嘉靖十九年（1540），攀龙取乡试第二名，3年后赐同进士出身。初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在京期间，先后与谢榛、王世贞、宗臣、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结诗社，“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明史·李攀龙传》）。嘉靖三十二年（1553）出守顺德，饶有政绩，三年后擢为陕西提学副使，不久以病归里。自建一楼于华山、鲍山之间，取名“白雪楼”，读书、吟哦于其中。为人孤傲，对于不合者，辄戒门人不接纳。穆宗即位后起为浙江副使，两年后迁为参政，后擢河南按察使。因母亡故，持丧还家，哀伤过度，不久去世。
明代著名文学家。继“前七子”之后，与谢榛、王世贞等倡导文学复古运动，为“后七子”的领袖人物，被尊为“宗工巨匠”。主盟文坛20余年，其影响及于清初。文学主张为文主秦汉，诗规盛唐，其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继续抨击台阁体的形式主义诗风。
李攀龙的各体诗中，以七律和七绝较优。其七律声调清亮﹑词采俊爽。他以“金牛忽见湖中影，铁骑初回海上潮”（《与子与游保俶塔同赋》）来勾勒保俶塔下的西湖，以“浮沤并结金龛丽，飞窦双衔石瓮圆”（《酬张转运龙洞山之作》）来形容龙洞山的金龛和石瓮情况，虽嫌体物呆滞，但也还能传神。他以“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来表现南北奔波的布衣诗人谢榛，以“自昔风尘驱傲吏，还能伏枕向清秋”（《寄元美》）来刻画好友王世贞，也较形像。但其构思﹑用词多见雷同。他的某些七绝，也还写得自然，还能注意顿挫变化，如《和聂仪部明妃曲》:“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意味隽永，静韵深长。沈德潜品评此诗说：“不着议论，而一切着议论者皆在其下”。但构思用词多见雷同。而乐府诗则如“临摹帖”。内容上多模拟剽窃。
其文章“聱牙戟口”，成就不大。殷士儋作在《攀龙墓志》中云：“临川艾南英排之尤力。今观其集，古乐府割剥字句，诚不免剽窃之讥。诸体诗亦亮节较多，微情差少。杂文更有诘屈其词，涂饰其字，诚不免如诸家所讥。然攀龙资地本高，记诵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轹一时，实有不可磨灭者。汰其肤廓，撷其英华，固亦豪杰之士。誉者过情，毁者亦太甚矣”。可谓中肯之论。
今存有王世贞整理编集《沧溟先生集》，30卷；四库全书本《沧溟集》三十卷、《附录》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今有包敬第点校《沧溟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李伯齐校点的《李攀龙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李伯齐等编选的《李攀龙诗文选》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王志民主编《李攀龙研究资料汇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132、《弇州山人四部稿》
明代王世贞著。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江苏太仓）人，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后七子”领袖之一。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屡迁员外郎、郎中，又为青州兵备副使。世贞恃才傲物，数积忤于权相严嵩子世蕃。值忠臣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论死，世贞又驰骑往营救且经济其丧，严嵩父子大恨之。三十八年，父王忬以滦河失事为严嵩所构，论死，世贞解官奔赴京师与其弟王世懋每天在严嵩门外自罚，请求宽免。未成，持丧归，三年丧满后犹却冠带。隆庆元年（1567）讼父冤，得平反，被荐以副使莅大名，迁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又历广西右布政使，入为太仆寺卿。万历二年（1574）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数奏陈屯田、戍守、兵食事宜。咸切大计。因忤张居正罢官。后起为应天府尹，复被劾罢。居正殁后，起为南京刑部右侍郎，辞疾不赴。久之，起为南京兵部右侍郎，擢南京刑部尚书，以疾辞归。二十一年卒于家，卒年六十五，赠太子少保。
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首领，攀龙死后，独主文坛二十年。倡导文学复古运动，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诗歌取材赡博，纵心触象，都能化为诗料，形诸歌咏。除了一部分模拟痕迹较为严重的作品外，诸体诗中都有一些颇见艺术匠心的佳作。他的某些乐府诗不刻意范古，甚见诗人才思，如《将军行》铺叙丰腴，中带古劲，纵横开阖，很有气势。他的有些律诗既有高华宏丽的气象，又能注意错综变化，迥旋自然，有相当功力。王世贞七绝最有特色，创作中较少模拟痕迹，能够意到调成，自然宛转。如《西城宫词》之二，在舒缓的调子里，暗藏讽刺，弥有风趣。王世贞亦能词，如〔浣溪沙·窗外闲丝自在游〕，在抒写清愁淡怨时，善于借助景物渲染，烘托其凄凉情绪；〔忆江南·歌起处〕，以“斜日半江红，柔绿篙添梅子雨”，勾勒江南景色，颇能传神。但他的词因受传统束缚较大，内容狭窄，题材单调。
王世贞晚年深有所悟，于唐好白居易，于宋好苏轼，诗文以恬淡为宗。又好史学，以史才自许。自弱冠登朝，即好访朝家故典，晚年又得见内府档案秘籍，著述甚丰。既是文人，也是学者。学问渊博，文章不拘一格，虽摹秦仿汉，依旧自有特色，具有“博综典籍，谙习掌故”之特点，如《题海天落照图后》。
著有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弇州山人续稿207卷和《艺苑卮言》12卷；史学方面有《弇山堂别集》100卷，松江人陈复表将其所著的各种朝野载记、秘录等汇为《弇州史料》，前集30卷，后集70卷，内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传记、边疆史地、奇事佚闻等，是一部较完整的明代史料汇编。另有《史乘考误》、《嘉靖以来首辅传》、《艺苑卮言》、《觚不觚录》、《读书后》、《尺犊清裁》等。
今有四库全书本《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续稿》207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翻印的《弇州山人四部稿》15册；王学范《王世贞抚郧诗文集》长江出版社2010年出版。
133、《震川文集》
明代归有光著。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江苏昆山人。嘉靖十九年举人。会试落第八次，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众多，嘉靖四十四年（1565）60岁时始中进士，授湖州长兴县知县。后任顺德府通判，专门管辖马政。隆庆四年（1570年）为南京太仆寺丞，留掌内阁制敕，修《世宗实录》。卒于官，终年六十六岁。葬于昆山城东南门内金潼里。
归有光是“唐宋派”代表人物，“唐宋八大家”与清代“桐城派”之间的桥梁。在王世贞主盟文坛，模仿秦汉古文的复古主义之风盛行之际，他以一穷乡老儒力抵声势赫奕的王世贞，极力推崇唐宋古文，将王斥之为“妄庸巨子”。王世贞得知后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则丝毫不让说：“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他故意夸大宋元散文的成就来反击秦汉之文的模拟者，已近乎意气之争！但王世贞到了晚年，对归的散文还是相当推崇的，他专门为归有光写了篇“赞”，其中写道：“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这一说明当时文坛领袖的宽容和求实。
归有光以散文创作为主，继承欧阳修、曾巩的文风，叙事委婉，不疾不徐；语言朴实省净，并且把家庭琐事引到古文中来，使散文扩大了表现范围。其散文记叙家人之谊，朋友之情，即事抒情，真切感人；注重细节，刻绘生动；神态生动，风韵悠远，做到“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王锡爵《归公墓志铭》），如《项脊轩志》以“百年老屋”项脊轩的几经兴废，穿插了对祖母、母亲、妻子的回忆，并抒发了人亡物在、世事沧桑的感触。所回忆者人各一事，均属家庭琐事，但极富有人情味。类似者还有《先妣事略》、《寒花葬志》、《思子亭记》、《女二二圹志》等，均未超过千字，篇幅短小，言简意赅；被黄宗羲推为“明文第一人”。
归有光死后，其子子宁曾辑其部分遗文，刻于昆山，词句多有改窜，其孙昌世与钱谦益遍搜遗文，细加校勘，编为《震川文集》40卷，未能全刻。清康熙年间，曾孙归庄又增益部分遗文，经董正位等人襄助刻成《震川先生全集》。其中正集30卷、别集10卷，共40卷。内收各种体裁之散文774篇、诗歌113首。今通行本为四部丛刊本《震川先生集》40卷，系据明常熟刊本影印。
今有《震川先生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震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归有光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出版；《归震川集》台湾·世界书局2009年版。
134、《李氏焚书》
明代李贽著。李贽（1527～1602），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嘉靖三十一年举人，不应会试。历共城知县、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麻城。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杂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自刎死。
李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他以启蒙主义哲学为基础，在文学上反对贵古贱今，认为文学是发展变化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不可得而事势先后论也”，重视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另外，从认识论上的“童心”说出发，强调文学要真实，反对模拟剽窃，无病呻吟。他的文章具有鲜明的个性：能独抒己见，立论大胆新颖，文笔辛辣而饶有风味，谈笑风生，尖新活泼，篇幅一般皆短小精悍，如《赞刘谐》，朱熹强调孔子的历史价值，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刘谐调侃道：“难怪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烛而行也”。在《题孔子像于芝佛院》题目本身就具有讽刺性：把孔子像居然供奉在被儒家称为异端的佛院内。
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李氏藏书》《藏书》六十八卷，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刻于金陵；《李氏续藏书》《续藏书》二十七卷，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史纲评要》三十六卷，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霞猗阁刻；《李氏焚书》《焚书》六卷，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刻于麻城；《李氏续焚书》《续焚书》五卷，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新安海阳虹玉斋刻；《初谭集》《初潭集》十二卷、三十卷，明刻；《卓吾老子三教妙述》（又称《言善篇》）四集，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宛陵刘逊之刻；《李卓吾遗书》十二种二十三卷，明·继志斋刻；《李氏文集》十八卷。明刻；《李氏丛书》《易因》二卷，明刻；《李氏六书》六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痂嗜行刻；《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武林继锦堂刻；《龙溪王先生文录钞》九卷，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刻；《枕中十书》六卷；明刻本等。《李氏藏书》《续藏书》明清两代被列入禁毁书目。
今有：《李贽集》魏晓虹解评，山西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日人铃木虎雄著有《李卓吾年谱》。
135、《射阳先生存稿》
明代吴承恩著。吴承恩（1501～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髫龄，即以文鸣于淮”，颇得官府、名流和乡绅的赏识。嘉靖八年（1529），吴承恩到淮安知府葛木所创办的龙溪书院读书，得到葛木的赏识。朱应登认为他“可尽读天下书”，而“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大约4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没有被选上。六年后，由于母老家贫，去做了浙江长兴县丞，常与友人朱曰藩豪饮，寄趣于诗酒之间，和嘉靖状元沈坤，诗人徐中行有往来。终因受人诬告，两年后“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约六十七岁时到过杭州，活了大约82岁，晚景凄凉。
吴承恩是明代杰出的小说家，《西游记》的作者。其诗歌内容比较广泛，除抒写情怀，吟咏山川景物外，也有部分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其诗“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洌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陈文烛《射阳先生存稿序》）。其长篇歌行激越豪放，有李白遗风，如《二郎搜山图歌》在表达铲除邪恶的强烈愿望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不能有所作为的苦衷，感情充沛，气势凌厉。吴承恩的词出入《花间》，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他的散文取法欧阳修、曾巩等大家，畅达恳切，与唐宋派古文家的风格有相近处。为文抨击时弊，简洁明了，如描绘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竞。”（《赠卫侯章君履任序》）不足二十字便概括了武备、财税、经济和社会风气几方面的特点，相当精练。吴承恩生活在复古风气弥漫一时的明代中期，但其诗文均能自出胸臆，“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独立成家。（李维桢《射阳先生集选叙》）。
著有《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及《续集》一卷，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刊刻。四卷按文体分类编排。第一卷包括：赋三篇，骚一篇，五言古诗九首，七言古诗十五首，五言律诗十首，五言排律二首，七言律诗二十六首，五言绝句四首，六言绝句一首，七言绝句二十一首，颂六篇；第二卷收辑序二十六篇；第三卷包括：论一篇，表二篇，赞二篇，杂著三篇，志铭四篇，诔一篇，祭告文八篇，跋四篇，启四篇；第四卷收障词三十九篇，词六十九首。
今有刘修业辑校《吴承恩诗文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该书以1930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为底本，参照《故宫周刊》、《射阳文存》、《山阳艺文志》、《山阳志遗》等书，进行校订，加进他所发现的两篇佚文。全书一册四卷，第一卷为赋、骚、诗、颂；第二卷序；第三卷论、表、赞、杂著、志铭、诔、祭告文、跋、启；第四卷障词、词、曲。较为精审。
136、《袁中郎全集》
明代袁宏道著。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今属湖北公安县）人。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少敏慧，善诗文，年十六为诸生，结社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万历二十年（1592）登进士第，万历二十三年（1595）谒选为吴县知县，有政声。生性酷爱自然山水，辞官后游历苏杭一带，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万历二十六年（1598），从兄袁宗道命赴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越二年，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数月即请告归。后迁官至稽勋郎中，不久即谢病归里。万历三十八年（1610）九月六日（10月20日）卒，年四十有三。他去世以后，连购买棺材及眷属回故里的路费，都是朋友们的捐助和卖尽他的书画几砚凑的。《明史》卷二八八有传。
袁宏道是明代中叶后期“公安派”代表人物在文学上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以及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重视民歌小说，倡导通俗文学。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
袁宏道是三袁中创作成就最高者，主要是散文创作。其游记、尺牍、小品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由于采取消极避世生活态度，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代表作有：《满井游记》、《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其诗歌也能一反复古之风、模拟之习，以清新的笔调，抒发真情实感。代表作也多是关涉山水，如《戏题飞来峰》、《戏题斋壁》、《游虎跑泉》等。
《袁中郎全集》四十卷。凡文集二十五卷，诗集十五卷。有明万历间刻本。今有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附有辑佚、传记、评论、著录、序跋等。
137、《隐秀轩全集》
明代钟惺著。钟惺（1574～1624），字伯敬，一作景伯，号退谷、止公居士，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钟一贯任武进（今属江苏）学训。万历三十八年（1610）中进士，授行人，掌管诗诣及册封事宜。次年，他以奉节使臣出使成都；后又出使山东。万历四十三年（1615），再赴贵州，主持乡试。后迁工部主事，又由北京调往江南，任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迁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其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研读史书。在南京时，钟惺简淡自持，于秦淮河畔租一楼屋，伏案读史至深夜，每有所得辄记之，撰成《史怀》一书，评论古史，“多所发明，有古贤所不逮者”。天启初年，钟惺升任福建提学佥事，他在闽中仍倡幽峭诗风，并且参以禅旨，令人莫测高深，有“诗妖”之名。江南张泽、华淑，闽人蔡复一等，倾心附和，把钟惺奉为“深幽孤峭之宗”。不久，钟惺因丧父，回家守制。天启五年（1625）病逝于家，享年五十二岁。卒葬天门县城南鲁家畈。
钟惺与同里的谭元春是“竟陵派”代表人物，世称“钟谭”。他与谭元春评选唐人诗，作《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的诗，作《古诗归》，名扬一时。他对明中叶以后盛行文坛的拟古主张加以批驳，认为“七子”模拟古人词句，只不过是“取古人之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因而力求改变这种文风，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的变革主张（《问山亭诗序》）。主张诗人应抒写性灵。但认为同样主张抒写性灵“公安派”末端文风俚俗、浅率，企图以幽深孤峭的风格加以匡救。认为古人的真诗精神是“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于是他自己的作品极力追求孤僻情怀“别趣理奇”即所谓孤怀、孤诣，且夸耀说：“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答同年尹孔昭书》）。他们所选唐诗，专取清瘦淡远一格，众所推重的李白《古风》、杜甫《秋兴》等名篇都不选入，试图以幽冷来洗“七子”的绚烂，足可见其主张的长、短，利、弊。钟惺诗文主张反拟古，主性灵，有积极一面，他的求新求奇文风，对传统散文有所突破，与公安派一样，对晚明小品文的大量产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其狭窄的题材及情怀，艰涩幽冷的语言及文风，无疑也束缚了他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清代曾将“公安”、“竟陵”之作列为禁书，诋毁排击甚烈。
钟惺的诗，由于追求幽情孤行，所以大多情思狭窄，题材局促，缺乏深厚广阔的社会内容。不过他苦心吟事，雕字酌句，不遗余力，有些五古游览诗作写得还相当好。如《经观音岩》、《舟晚》等，虽有雕镂之嫌，然寄情绘景，时有名理。其《上巳雨中登雨花台》、《巴东道中示弟栓》，手眼别出，可见清思。另外，有些诗作对社会现实也有所反映，如《江行俳体》12首，写及了“官钱曾未漏渔蛮”的赋税严重情形。
钟惺记叙、议论、散文亦有一些新奇隽永之作。写景寄情小品《浣花溪记》，以生动细腻笔触描绘了唐代大诗人杜甫成都寓地浣花溪一带逶迤、清幽的景色，抒写对杜甫的敬仰之情，并寄寓自己的情怀。清溪碧潭，移步换景，体现了竟陵派“孤行静寄”的情怀和个性，以及求新求奇的幽深孤峭的风格。此外《游五夷山记》也是此类作品。他的叙议小品《夏梅说》，巧妙地从时令变化，引出赏梅、咏梅人的冷热，进而揭示人情世态的寒暖；对“趋梅于冬春冰雪者”的趋炎附势风气给予嘲讽和批判，构思立意较为新奇。文艺短论《题鲁文恪诗选后》（之二）主张诗文创作宜少而精，提出“不能尽善，而止存一篇数篇、一句数句之长，此外皆能勿作”，反对“多多益善”粗制滥造。并将文章分为三等：“选而作者，上也；作而自选者，次也；作而待人选者，又次也。”
著作有《隐秀轩集》35卷，明崇祯年书林近圣居刻本。其中诗10集，16卷；文23集。诗按四至七言及古、近体排列，文以赋、序、记、传、论、疏、题跋、赞等分集编排。清乾隆时被列入禁毁书目，原因是书中有一篇与女真人有关的文章。
其他著作有《如面潭》18卷，《诗经图史合考》20卷，《毛诗解》（无卷数），《钟评左传》30卷，五经纂注》5卷，史怀》17卷。钟惺与谭元春合编《诗归》51卷，其中古诗15卷，诗36卷。又有《合刻五家言》（无卷数），《名媛诗归》36卷，周文归》20卷，宋文归》20卷等。又与谭元春合编《明诗归》10卷，遗1卷；合评《诗删》10卷。
今有：《钟惺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李先耕崔重庆标校《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隐秀轩文》，张国光点校，岳麓书社1988年版。
138、《琅环文集》
明代张岱著。张岱（1597～1679），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寓居杭州。出生仕宦世家，少为富贵公子，精于茶艺鉴赏，明亡后不仕，入山著书以终。张岱经历了天老地荒的巨变：满清入主，社稷倾覆，民生涂炭，家道破败。他坦言自己“学节义不成”（《自为墓志铭》），“忠臣邪，怕痛。”（《自题小像》）只能“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自为墓志铭》）不得不在垂暮之年，以羸弱之身，亲自舂米担粪以终老。
张岱为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在极其艰难的物质条件和十分痛苦矛盾的精神状态下，前后历时二十七年（其中明亡后十年），五易其稿，九正其讹，撰成《石匮书》这部二百二十卷纪传体明史。后又续撰成《后集》以纪传体补记明崇祯及南明朝史事。诚如清毛奇龄在《寄张岱乞藏史书》中所称：“将先生慷慨亮节，必不欲入仕，而宁穷年厄厄，以究竟此一编者，发皇畅茂，致有今日。此固有明之祖宗臣庶，灵爽在天，所几经保而护之式而凭之者也。”
文学上最擅长散文，主张“撇却钟谭，推开王李”（《与毅儒弟》），自出手眼，自具特色。他的创作能在广泛师承、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自成风格。他认为：“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志厚，近时则袁中郎。”（《跋寓山注二则》）他能兼取诸君之长，所以他的山水小品，“笔具化工，其所记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张岱的小品，萃于《琅嬛文集》和《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之中，《琅嬛文集》的文体，则传、记、序、跋、书、檄、铭、赞均有；内容则以传人、论诗、品文、评史为主，集中体现了张岱的诗文创作原则和主张，反映了他的审美理想和追求。《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多描写江南山水风光，民风民情，在对往日生活的追忆中暗寓亡国之痛。文笔丰神绰约，富有诗意。其中的《湖心亭看雪》、《白洋潮》、《西湖七月半》诸篇声誉尤高。
今有：刘大杰点校《琅嬛文集》，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版，以光绪三年刻本为底本整理断句；夏咸淳点校的《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云告点校的《琅嬛文集》，岳麓书社2011年版。
139、《陈忠裕公全集》
明代陈子龙著。陈子龙（1608～1647），初名介，字卧子、懋中、人中，号大樽、海士、轶符等。南直隶松江华亭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曾任绍兴推官，论功擢兵科给事中，朝命刚下达而明亡。清兵陷南京，他和太湖民众武装组织联络，开展抗清活动，事败后被捕，投水殉国。
陈子龙是明末重要作家，明末清初江南之风云人物，其人“负旷世逸才”，“奕奕眼光，意气笼罩千人，见者莫不辟易”（吴伟业《梅村诗话》）。不仅是明末著名抗清英雄，同时又是东南文坛盟主，诗歌成就较高，为云间派领袖。为明末清初三大诗人之一，与钱谦益和吴伟业齐名。“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明史》本传）。其诗学思想追慕六朝、盛唐，倡导明七子复古主张，但强调文学创作的社会意义，是结束明代复古派诗歌创作的最后一个大诗人，被公认为“明诗殿军”，钱钟书《谈艺录》称“陈卧子结有明三百年唐诗之局”，并赞其“大才健笔，足殿明诗而无愧”。陈子龙也是开创清初诗歌抒写性情、反映现实新风较早的一个大诗人。其创作继承了盛唐诗歌创作反映现实的精神，感慨时事，关心民生，沉雄豪迈，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诗风或悲壮苍凉，充满民族气节；或典雅华丽；或合二种风格于一体。尤其擅长七律、七言歌行、七绝。代表作有《小车行》、《辽事杂诗八首》、《秋日杂感》等。吴伟业在《梅村诗话》评价陈子龙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康熙年间诗坛领袖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评价陈子龙诗：“沉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时瑜亮，独有梅村（吴伟业）耳。”乾隆年间著名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赵翼虽认为陈子龙“意理粗疏处，尚未免英雄欺人”，却不得不承认他“沉雄瑰丽，实未易才”。
陈子龙亦工词，其词则陈子龙与李雯、宋征璧、宋征舆等同郡几社文人形成云间词派，为云间词派盟主，崇尚南唐李璟、李煜以及五代、花间、宋秦观，风流婉丽，享有明词“第一”之誉，扭转了明代词衰微的局面，开启了清代三百年词学中兴之先河。谭献在总结明初到清末的词人成就的时候，仍然给出高度评价：“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陈子龙）第一，饮水次之”，并说：“重光（李煜）后身，唯卧子（陈子龙）足以当之”。（《复堂诗话》）
陈子龙的赋和骈文成就也很高，《明史》本传称其“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代表作有《别赋》《感逝》、《拟恨》、《秋兴》、《湘娥》等，皆凄怆悲凉，忧时伤乱，亦有所寄托。而赋体文《汉诅匈奴大宛》则显然是针对清兵的入侵而作，托汉之诅咒匈奴而咒骂清兵。陈子龙的这些文章虽然宗效魏晋，却都融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写出了爱国志士的满腔忠愤，是明末时世激荡的产物。
著有：《陈忠裕公全集》三十卷。骚赋二卷，诗十七卷，词、曲一卷，文十卷。并卷首一卷（录有《明史本传》等），年谱三卷，卷末一卷（录有诸家评论等），清嘉庆八年（1803）王昶刊行。另有一部分文章收录于《安雅堂稿》。《湘则阁稿》六卷。
今有：影印本《陈子龙文集》，上海书店；校点本《陈子龙诗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皆以《陈忠裕公全集》为底本。《全集》最大的不足就是不全，如重要的文集《安雅堂稿》在《全集》付梓时虽已发现而不及增入，而《兵垣奏议》、《论史》、《〈诗〉问略》等则当时尚未发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一版均已补入；方云点校《湘则阁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40、《张苍水集》
明代张煌言著。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人，南明儒将、文学家、民族英雄。崇祯举人。官至南明兵部尚书。为人刚正不阿，能文能武，立志报国济民。弘光元年（1645）清兵大举南下，连破扬州、南京、擒杀弘光帝。张煌言与刑部员外钱肃乐、浙东志士董志宁等遂组成数千人的队伍在宁波城隍庙集会，拥立鲁王朱以海北上监国。张煌言亲赴台州迎鲁王，被授以“行人”之职，至绍兴，又被授以翰林修撰，并任“入典制诰，出领军旅”之事。后联络13家农民军，并与郑成功配合，亲率部队连下安徽20余城，坚持抗清斗争近20年。至1664年（清康熙三年），见大势已去，隐居不出，被俘后遭杀害。
他的诗文多是在战斗生涯里写成。其诗质朴悲壮，充分表现出作家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被俘后为明志写下的《入武林》和《放歌》壮志凌云、激昂慷慨。代表作有《被执过故里》、《甲辰八月辞故里》、《野人饷菊有感》；词作《满江红怀岳忠武》等。亦能文，较著名的有《北征录》、《上延平王书》、《奇零草序》等。
张苍水诗文著作大半散佚，今有《张苍水集》行世，内收《冰槎集》、《奇零草》、《北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41、《夏完淳集》
明代夏完淳著。夏完淳（1631～1647）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灵首（一作灵胥），乳名端哥，汉族，明松江府华亭县（现上海市松江）人，曾官内史，世称“夏内史”明末著名诗人，少年抗清英雄。民族英雄著名学者夏允彝子。七岁能诗文。十四岁从父及老师陈子龙参加抗清活动。鲁王监国时授中书舍人。抗清失败被捕下狱，写下著名的《与妻书》。临刑神色不变。谥“节愍”。
夏完淳在世只有17年，但在明末文坛上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夏完淳短暂的一生中著有赋12篇，各体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表现抗清复国的心志抒写兴亡之恨、可谓“处处山河泪，篇篇烈士心”。诗中有不少借青楼盛衰或宴游兴替以寄予兴亡之恨歌颂英烈，哀悼师友，其中颇多感人甚深的好诗，如《六哀》、《六君咏》、《细林野哭》、《吴江野哭》、《哭钱熙》等。艺术用典工切，多用比兴，带有浪漫气息；富于想象，时见瑰丽色彩；善于以景为情，融情入景；善于选择特征性的事物和动作来概括情境，表现人物。集中的爱国主题，爱国激情，热烈的战斗气息，充沛的乐观精神，夺目的华美文词，动人的浪漫色彩都形成完淳诗歌的悲壮激昂、清新开朗的艺术风格。毕竟受其年龄、经历、思想局限性影响，也有许多不足之处，题材比较单调狭隘，描写人民群众的疾苦和灾难的尚嫌薄弱；有时用典过多，有掉书袋之嫌。比起其师陈子龙来，自然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其影响却是巨大的。
著有《南冠草》、《续幸存录》等。清代王昶辑刻有《夏节愍公全集》；吴兰刻有《夏内史集》。
今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此为底本，有点校本《夏完淳集》1959年版，以吴兰《夏内史集》为底本；白坚笺校《夏完淳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42、《安雅堂全集》
清代宋琬著。宋琬（1614～1674），字玉叔。号荔裳，莱阳（今属山东）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吏部郎中，出为陇西道。顺治十八年擢浙江按察使，因山东于七农民起义，仇家告他有牵连，因此，系禁三年，几乎死于狱中。获释后，长时期流寓吴、越，至康熙十一年起用，授四川按察使。次年入京觐见，适逢吴三桂举兵占领成都，因家属留蜀，惊悸忧愁去世。《清史稿·文苑》中有传。
宋琬以诗名世，是清初著名诗人。他与严沆、施润章、丁澎等相唱和，被称为“燕台七子”；与安徽宣城施闰章齐名，有“南施北宋”之称。宋琬一生困厄多于舒愉，发而为诗，多为感时伤世之作何悲苦怨懑之词，如《庚寅腊月读子美同谷七歌效其体以咏哀》《写哀》《狱中对月》《晨星叹》《埋忧》《听钟鸣》等；也有一些暗寓故国之思的作品，如《悲落叶》、《重晤李舒章》。也还有些关心民生的诗作，如《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其古体诗和律诗写得尤好。用语奇丽，比喻清新，属对工巧，有的以雄浑见长，有的委婉含蓄，凄婉动人，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极为时人所推崇，被称为“诗人之雄”，有人赞为“东海之伟人”。与他同时代的金之俊，在为《安雅堂集》所做的序中说：他的诗“其识宏，其虑远，其情长，其气清以厚，其调隽以永，其格严以老，其言确以质，殆有如怀沙远游，屈子悲愤之所感”乎。
宋琬一生著述很多，有诗文集（现在能见到的诗有1333首，文223篇），《二乡亭词》165首，此外还有赋2篇、剧本一个。均收在《安雅堂全集》中。宋琬生前即有诗文集印行，死后其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重刻《安雅堂全集》20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安雅堂未刻稿》一册和《入蜀集》一册问世。
今有台湾商务印书馆点校本《安雅堂集》4册，1969年版；马祖熙点校《安雅堂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以乾隆丙戌（1766）本为底本，校以各初刻本及己卯本、丙寅本，分诗（1至7卷）、文（8至15卷）、词（16至17卷）、杂剧（18卷）四部分，是宋琬集较全较精的一个版本。另有陆勇强《宋琬集外诗文考述》《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11期，辑得宋琬集中未收录者诗7首、序1篇、书信1封。
143、《翁山诗外》、《文外》
清代屈大均著。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介子，号莱圃，广东番禺人。16岁时补南海县生员。1646年清军陷广州，次年，18岁的屈大均参加其师陈邦彦以及陈子壮、张家玉等的反清斗争，同年失败。后至肇庆，向南明永历帝呈《中兴六大典书》，授以中秘书，不久因父殁急归。顺治七年（1650年），清兵再围广州，屈大均为避祸，于番禺县雷峰海云寺削发为僧，法名今种，字一灵，名其所居为“死庵”，以示誓不为清廷所用之意。清康熙十二年（1673），平西王吴三桂在昆明起兵，大均赴桂，上书纵论兵事，被委为广西按察司副司监督孙延龄军。不久知吴只想划江称王，遂托病辞去。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降清，屈大均大失所望，即由南京携家归番禺，终不复出，著述讲学，移志于对广东文献、方物、掌故的收集编纂，先后成书有《广东文集》、《广东文选》、《广东新语》等。康熙三十五年（1696）五月十六日（6月27日）病逝。他抚育成人的八个子女，均以“明”字命名，如明洪、明治等，都表达了他誓为明人的爱国情怀。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屈大均去世78年后，屈大均所有著作均被清廷列为焚毁的禁书，连两个不识字的孙子也受牵连被“从宽”处斩，并且要对屈氏发棺戳尸，因未找到墓穴而作罢。
屈大均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
诗作内容以抗清复明、弘扬民族气节为主，但其中充满着关注社会、体恤民生的情愫。其诗受屈原影响很深，又兼有李白杜甫之长。但在继承的同时又自铸伟辞，开辟出自成一家的“翁山诗派”，其中的《过大梁作》、《塞上曲》、《寒上感怀》、《望云州》、《旧京感怀》、《早发大同作》、《鲁连台》、《咏怀》等，无不是他爱国忧国激情的表露。他的另一些诗如《扬州感旧》、《白门秋望》、《猛虎行》、《大同感叹》、《民谣》、《菜人哀》、《高州大水作》、《雷女织葛歌》等篇中，对南明政权的腐败表示痛心。他对清朝的苛政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广大人民所受祸难疾苦表示深切的同情。屈大均诗的艺术特点是气魄雄放、笔力遒劲，富于瑰奇的想象，形成词语璀璨瑰丽、情感沉烈恢宏、意象雄奇的独特风范，将文采美、性感美与理性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他的诗文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为“岭南三家”之冠。王瑛《岭南三大家诗序》评为：“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其中多蛟龙神怪，非若平湖浅水，止有鱼鳖。”
其文沉浸秦汉，简洁高古，品格不凡。词作不多，然如〔紫萸香慢〕《送雁》、〔长亭怨〕《与李天生冬夜宿雁门关作》等，亦不愧为“声情激越，喷薄而出”，“纵横排畀”（叶恭绰《广箧中词》）之作。
屈大均著作宏富，有《广东文集》、《翁山詩略》、《道援堂集》、《翁山詞》、《翁山詩集》、《翁山文外》、《翁山詩外》、《翁山文鈔》、《广东新語》、《翁山易外》、《登华記》、《四朝成仁録》等。多毁于雍正、乾隆两朝，后人辑有《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广东新语》及《四朝成仁录》，合称《屈沱五书”》在屈大均生前已刊行的诗集有《道援堂集》、《翁山诗外》、词集《骚屑》；去世后不久又刊行了新编《屈翁山诗集》及《岭南三大家诗选》等。
今存僅有《翁山詩外》十五卷（清康熙刻本）、《屈翁山詩集》八卷（清康熙刻本）、《道援堂集》十三卷（清道光刻本）等數種。清宣统二年（1910）国学扶轮社排印本：《翁山诗外》十九卷，《翁山文外》十六卷。
今有：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八册，包括《翁山易外》、《四书补注兼考》、《皇明四朝成仁录》、《永安县次志》、《广东新语》、《翁山文外》、《翁山文抄》、《翁山诗外》等；陈永正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谱》，1970年香港刊行。
144、《霜红弇集》
清代傅山著。傅山（1606～1684），明清之际思想家。初名鼎臣，字青竹，改字青主，又有真山、浊翁、石人等别名山西太原人。明诸生。明亡为道士，隐居土室养母。康熙十七年给事中李宗孔举荐博学鸿词科，固辞。有司强迫，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至京师二十里，誓死不入。大学士冯溥首过之，公卿毕至，山卧床不具迎送礼。魏象枢以老病上闻，诏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山冬夏著一布衣，自称曰“民”。有人反问他：“你不是内阁中书吗”，便不回答。不应也。卒，以朱衣、黄冠敛。顾炎武极服其志节。
傅山是清初极有气节的遗民，傅青主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顒、颜元一起被梁启超称为“清初六大师”。于学无所不通，经史之外，兼通先秦诸子，又长于书画医学。傅山一反清初一般学者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围，而是独辟研究子学的途径，冲破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清之后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所画山水、梅、兰、竹等，均精妙，被列人逸品之列。诗文初学韩昌黎，崛强自喜，后信笔抒写，俳调俗语，皆入笔端，以此成名家。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称傅山“诗文外若真率，实则劲气内敛，蕴蓄无穷，世人莫能测之。至于心伤故国，虽开怀笑语，而沉痛既隐寓其中，读之令人凄怆”，如《青羊庵》便是“劲气内敛，蕴蓄无穷”的代表之作作。诗人在托青峰以抒怀明志之中，也暗含“心伤故国”的沉痛，另外还有《甲申守岁二首》、《乙酉岁除八绝句》、《燕子矶看往来船态颔之》等代表之作。傅山一生著述颇丰，可惜所著宏论，大都散失，只存书名和篇名，留存于世的仅《霜红龛集》和《两汉人名韵》两部。
今存有《霜红龛集》，清代丁宝铨编，40卷，凡诗赋14卷，文26卷，附录转机、事略3卷，年谱1卷；吴言生，景旭解评《傅山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45、《亭林诗文集》
清代顾炎武著。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同里挚友归庄共入复社。屡试不中，“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崇祯十六年（1643）夏，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生。明末曾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幸而得脱。后漫游南北，屡谒明陵。康熙十七年（1678）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康熙十八（1679）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初四（2月10日）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2月15日）丑刻卒，享年七十。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晚年侧重考证，为清代考据学开山之祖。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著作繁多，以毕生心力所著为《日知录》，另有《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韵补正》、《天下郡国利弊书》等
顾炎武论诗，主张抒发真情实感，反对尖新奇巧，认为“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反对无病呻吟和无聊应酬之作，认为“和韵最害人诗”。提倡作诗要有独创精神，反对因循模拟。顾炎武诗作，现保存下来约400多首，多面表现了他在激烈的民族矛盾斗争中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感情，一些属于纪实类作品，如《秋山》二首，描述江南人民的反清斗争，控诉清军的罪行；《千里》则记述自己参加湖上义军的抗清经过，可作为史诗来读。一些抒情性作品，或咏物明志，或即兴抒情，写得慷慨而悲壮，如《精卫》、《海上》四首、《赠朱监纪四辅》等。顾炎武是学者兼诗人。他的诗也显出学力方面的功夫：笔墨矜重，不假雕饰，质朴无华，虽事用典，但显豁而不艰涩，具有“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比古雅”的特点，沉郁苍凉又古朴豪宕。具有深厚的艺术容量，给人以强烈的质实之感。
顾炎武其诗文集因触清代忌讳，后世传本被多加窜改和删削。华忱之整理的《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其中的“亭林文集”以四部丛刊影印潘耒刻本为底本；“亭林余集”是用蒯光典重刻本为底本，以傅增湘手抄本参校。分为十六卷：凡《文集》六卷，《余集》一卷，《蒋山佣残稿》三卷，《佚文辑补》一卷，《诗集》五卷，《集外诗补》三首，附《熹庙谅阴记事》，是顾炎武诗文集较为完备的一种。
146、《南雷文案》
清代黄宗羲著。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学者尊为南雷先生，浙江宁波余姚明伟乡黄竹浦（今黄埠镇）人。其父亲黄尊素为万历进士，天启中为御史，是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又下狱，受酷刑而死。十九岁的黄宗羲乃进京讼冤，并在公堂之上出锥击伤主谋，追杀凶手，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黄宗羲归乡后，即更加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林之绪”（《清史稿》480卷）。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清军入关后，黄宗羲召集里中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参加反清战斗，达数年之久。失败后返乡闭门著述，清庭屡次诏征，皆辞免。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清初五大师”。为人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史学上成就尤著：清廷撰修《明史》，“史局大议必咨之”；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及其后开始草创，并由后人和学生共同合作完成的《宋元学案》这两部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中国史学上的新体裁，即“学案体”。学案体以学派分类的方式介绍一定时代的学术史，这种体裁被清人取用，成为编写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主要方式。政治思想上他从明王朝的腐朽黑暗中，看出了封建制度的许多弊端，喊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一振聋发聩之声（《原君》），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黄宗羲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论文主张言之有物，反对那些“徒欲激昂于篇章字句之间，组织纫缀以求胜”，讥刺内容“空无一物”的作品（《陈葵献偶刻诗文序》）。其传状、碑志文，涉及人物的方面很广，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明清之际大变动的社会面貌。他身为史学大家，对明朝历史典故极为熟悉，且多身历见闻，又善于叙事，故写来都逼真传神。其中尤着力表彰忠臣义士的坚定节操和壮烈行为。如《张煌言墓志铭》、《余若水墓志铭》等在《子刘子行状》中，对刘宗周诤臣兼学者的形象，倔强鲠直的性格，刻画得很成功。明末东林、复社的反宦官斗争、南明政权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的斗争，也在他的散文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其政论文集《明夷待访录》，不仅深刻其体现进步的政治观念和哲学思想，有的也是简洁深刻、文字优美感人的政论文，如《原君》等。
黄宗羲诗的成就不及散文，但也留下了一些可诵之作。他的诗直抒胸臆，不事雕饰，多故国之悲，怀旧之感。如《感旧》的“可怪江南营帝业，只为阮氏杀周镳”，讽刺了南明弘光朝的马士英、阮大铖的倒行逆施。《山居杂咏》中：“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充分表现诗人对抗逆境的顽强意志和乐观精神。
黄宗羲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黄宗羲生前曾自己整理编定《南雷文案》（因撰者为南雷里人，故名）删订为《南雷文定》、《文约》。
《南雷文案》，23卷，凡诗文集10卷，外集1卷，附集12卷（其中附《吾悔集》4卷、《南雷诗历》3卷、《撰仗集》1卷、《子刘子行状》2卷、并附录黄百家《学箕初稿》2卷）。为撰者亲手所定。初刊于清康熙初年。
今有：《南雷文案》上海时中书局1915年版；《南雷文案》、《南雷文案外卷》、《吾悔集》、《撰杖集》、《子刘子行状》、《南雷诗历》、《学箕》据四部丛刊本；《南雷文案》，商务印书馆据四部丛刊本2009年出版。沈善洪《黄宗羲全集：南雷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47、《船山遗书姜斋诗文集》
清代王夫之著。王夫之（1619～1692），衡阳（今属湖南省）人，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明崇祯年间举人。明亡之际，曾积极组织抗清斗争，失败后到南明桂王的政权中任职，南明亡后，更名隐居，潜心著述。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三大学者。其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渝。为人学问渊博，举凡经学、小学、子学、史学、文学、政法、伦理等各门学术，造诣无不精深，天文、历数、医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旁涉兼通，且留心当时传入的“西学”。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
文学方面，善诗文，工词曲。论诗多独到见解。如对艺术创作中情与景的关系，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二者“虽有在心、在物之分”，但在任何真正美的艺术的创造中，景生情，情生景，二者又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精于诗艺者，就在于善于使二者达到妙合无垠、浑然一体的地步。真正美的艺术创作，应该“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王夫之继承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情景交融的观点，对此作了深入的阐发，在客观上启迪了后来王国维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在文学创作中的文与质、意与势、真与假、空与实、形与神，以及“兴、观、群、怨”等等诸多重要问题上，对于传统的美学思想都有新的发挥和阐述。其文学创作受屈原影响很深，他曾说自己与屈原相比，“孤心尚相仿佛”（《楚辞通释·序例》），又说：“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姜斋文集》卷五，《九昭·序》）船山诗自始至终贯穿着屈子的忠爱诗魂，呈现出一片“骚心”。船山诗众体兼备，内容广博，既体现了时代的心声，又展露了个人的心迹，极具诗史价值。举凡家国变异之痛，亲故离合之悲，乃至时序之更替，物候之迁移均在船山诗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其中抒写抗清豪情与亡国哀痛的如《咏雪》《耒阳曹氏江楼迟旧游不至》《哀歌示叔直》《初秋》其三等。其中《即事》其一、《病起连雨四首》更是与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产生共鸣；写景咏物诗多将自然风物染上一层惨淡的劫后山河的暗色，凄清幽远，别有寄托。《重登双髻峰》《花咏八首·杜鹃》《败叶庐》《上湘旅兴》等；，船山诗还于亲情多所反映，其中既有父子兄弟之情，又有夫妇之情。这些作品大致可分赠答与悼亡两种题材。诗人在表现亲情友情的同时，又时时不忘抒发易代之际的独特感受，主题取向上亦以系心君国为念，蕴含着深厚的故国之思，如《闻极丸凶问，不禁狂哭，痛定辄吟二章》《续哀雨诗四首》其四、《留别圣功》等。
王夫之的著述存世的约有73种，401卷，散佚的约有20种。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相宗络索》、《黄书》、《噩梦》、《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等。
《船山遗书》为王夫之著作总集。收遗著18种，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世全刻；同治初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新汇刊《船山遗书》，合经、史、子、集四部，共58种，另附《校勘记》，为金陵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又在湖南船山书院补刻6种，统称曾刻本。
今有：《船山遗书》，上海太平洋书店依曾刻本体例，共辑王夫之著述70种，补入新发现手稿6种，1930年重新用铅字排印，为搜集最全之印本；《船山全书》，湖南岳麓书社在旧出《船山遗书》基础上，1982年重新精校编印；另有《薑斋先生诗文集》，6册，民国涵芬楼本；嵇文甫点校《王船山诗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舒芜点校《四溟诗话薑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148、《初学集有学集》
清代钱谦益著。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学者称虞山先生。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甲三名进士，十年后的天启泰昌元年才“诣阕补官”。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奉诏削籍南归。直到崇祯十七年明亡，在前后长达三十五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全部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六年左右，谈不上什么政绩。他的出名，是由于他出色的文才，被视为江左三大家之一；又因为他曾经参与了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阉党的活动，还被视为士林领袖之一，在明末他已颇具影响。在明末他作为东林党首领，已颇具影响。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仍为礼部侍郎。顺治初，因江阴黄毓祺起义案牵连，被逮入狱，次仁获释。自是息影居家，筑绛云楼以藏书检校著述。诗文在当时颇负盛名，东南一带，奉为“文宗”。1666年，钱谦益以八十三岁的高龄病殁于杭州，殁葬于虞山南麓。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钱氏著述被列为“悖妄著书人诗文”，其已载入县志者均被删削。
钱谦益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作为诗人，他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当时人称“前后七子而后，诗派即衰微矣，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凌凤翔《初学集序》）钱谦益的诗初学盛唐，后广泛学习唐宋各名家，转益多师，不拘一格。他学杜甫、元好问诗以树骨力，学苏轼、陆游诗以行气机，学李商隐、韩偓诗以运用词藻与比兴，加上他才学兼资，藻思洋溢，往往写成庞大的组诗。明亡后的诗篇，寄寓沧桑身世之感，哀感顽艳与激楚苍凉合而为一，尤有特色。其中最能体现其“情真而体婉，力厚而思沉，音雅而节和，味浓而色丽”这一主体风格的，是那些抒发官场失意之牢骚，身世沉浮之感慨的七言律绝，如《天启乙丑五月奉召削籍南归，自潞河登舟，两月方至京口，途中衔恩感事，杂然成咏，凡得十首》。诗题虽说“衔恩感事”，实则怨愤不平，但又委婉曲至，含不尽之意。反映明清易代的大动乱和个人深沉荣辱的大变化，这类诗作更能显出作者个性。故国沧桑，身世忧危，眷念故国又成为贰臣，种种复杂感情，构成他明亡后诗作的主要基调。收入《投笔集》中的《后秋兴》104首可为代表。其它的代表作还有《徐州杂题五首》、《狱中杂诗三十首》、《己酉岁宴集连宵，于时豪客远来，乐府骈集，纵饮失日，追欢忘老，即事感怀，慨然有作四首》、《读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西湖杂感》20首、《哭稼轩一百十韵》、《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等。
著作有《初学集》110卷（其中诗20卷、文80卷）、《有学集》50卷，该集由钱之门人瞿氏耜刻成于明崇祯十六年癸未九月。《投笔集》2卷、《苦海集》1卷及外集等多种。此外有《钱注杜诗》20卷；编选的《列朝诗集》77卷（顺治间刊本作81卷）；《吾炙集》1卷；《太祖实录辩证》五卷；《读杜小笺》三卷；《读杜笺》二卷。诗集别有钱曾的《初学集笺注》二十卷，刻于清初，后有翻刻本。乾隆时书遭禁毁，清末宣统二年，邃汉斋始以明瞿刻本与笺注本两相对勘，作了校订，并加按语，合两本为一，以铅字排印。二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影印明刻《初学集》，列入《四部丛刊》。
今有：校点本《牧斋初学集》、《牧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49、《梅村家藏稿》
清代吴伟业著。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世居江苏昆山，祖父始迁江苏太仓。天启四年（1624），张溥创立复社，吴伟业即成入室弟子，名重复社。崇祯四年（1631），吴伟业参加会试，遭到乌程党人的诬陷，被指控徇私舞弊，幸亏崇祯帝调阅会元试卷，亲自在吴伟业的试卷上批上“正大博雅，足式诡靡”，才得以高中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崇祯十年（1637），吴伟业迁东宫讲读官，十二年（1639），再迁南京国子监司业。十三年（1640），升中允谕德（太子官属）。十六年（1643），升庶子。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先生里居，闻信，号痛欲自缢，为家人所觉。顺治十年（1653），“诏举遗佚，荐郯交上”，有司再三敦逼，吴伟业不得已乃应诏入都，授秘书院侍讲，寻升国子监祭酒。顺治十四年（1657），吴伟业以丁嗣母忧归里。吴伟业一生与气节自负复社相始终，所以对屈节仕清，深为愧疚。临死遗言，用僧装裹体。墓碑书“诗人吴梅村之墓”。
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其实，真正有资格与“才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钱谦益并列的，只有吴伟业。钱氏兼宗唐宋，吴氏学唐，此后清代的各种诗派，大抵不出这二人的门户，足见二人对清代诗歌影响之深远。吴伟业又是“娄东诗派”开创者。吴伟业他一生写诗千余首。诗以宗法唐人为主，兼取宋代苏轼、陆游。诗歌风格是明清易代为界，可分为区别明显的两个时期。《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其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围绕黍离之痛”。明亡后的诗作以明末清初的历史现实为题材，反映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会变故，描写动荡岁月的人生图画，志在以诗存史。痛失名节的悲吟，是他诗歌的重要主题，也是其价值所在。吴伟业创立的诗体称之为“梅村体”。所谓“梅村体”是指他在继承初唐四杰七言乐府的格律和元白长庆体叙事体制基础上，变化创新而成的长篇七言歌行。它吸取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的写法，重在叙事，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在叙事诗里独具一格。梅村体的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以故国怆怀和身世荣辱为主，“可备一代诗史”，又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化。它以人物命运浮沉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组织结构，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梅村体”叙事诗约有百首，如《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鸳湖曲》、《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把古代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圆圆曲》是“梅村体”的代表作，也是吴伟业脍炙人口的长篇歌行，
著有《梅村集》40卷，收录诗文词，康熙九年（1670）卢綋刻，时在梅村逝世前一年，梅村犹及审阅平定，乾隆时收人《四库全书》。；又有《梅村家藏稿》58卷，凡诗20卷、词2卷、文35卷、诗话1卷。比40卷本多出诗73首，词5首，文61篇。宣统三年（1911）武进董氏刻本；清程穆衡、杨学沆《吴梅村诗集笺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另有《梅村诗馀》，传奇《秣陵春》，杂剧《通天台》、《临春阁》，史乘《绥寇纪略》，《春秋地理志》等。
150、《壮悔堂集》
清初侯方域著。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号雪苑。商丘（今属河南）人。明末诸生。祖父及父辈都是东林党人，均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黜。侯方域生性豪迈不羁，“不耐寂寞”，少年即有才名。曾主盟复社，与东南名士交游，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合称“明末四公子”。文章风采，著名于时，史可法给多尔衮的回信《复多尔衮书》即为方域起草。入清后，应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河南乡试，为副贡生。晚年失悔此举，著《壮悔堂文集》明志。三年后抑郁而卒。
侯方域擅长散文，以写作古文雄视当世。早期古文以才气见长，流于华藻，工力不够。他自己曾在《任王谷论文书》中说：“仆少年溺于声伎，未尝到意读书，以此文章浅薄，不能发明古人之旨”。“然皆嬉游之余，纵笔出之，以博称誉、塞诋让，间有合作，亦不过春花烂漫，柔脆飘扬，转目便萧瑟可怜。”后期取法“昌黎、柳州、庐陵、眉山诸子”，纵横恣肆，“一气磅礴”（徐作肃《壮悔堂文集》序），为时人所重，与魏禧、汪琬齐名，并称“清初三大家”。其散文往往能将班、马传记，韩、欧古文和传奇小说手法熔为一炉，形成一种清新奇峭的风格，而尤以传记散文见长。他的传记文，大抵学习《史记》和唐代传奇，善于刻画人物，能抓住人物性格特点加以表现，具有浪漫气息。最出色的一篇为《李姬传》，歌颂了明末秦淮名妓李香君明大义、辨是非，不阿附权贵的高尚品德。形象生动，文字简练，叙事分明，情节曲折，均有唐代传奇笔法，具有短篇小说特点。其论文书信，或痛斥权贵，或直抒怀抱，都能显示出他的散文具有流畅恣肆的特色。《答田中丞书》、《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行文委婉而暗中有劲道随之，乃“绵里藏针”的笔法。《与吴骏公书》、《与方密之书》等抒写怀抱，都与得洋洋洒洒，流畅恣肆，富有气势，宋荦《三家文钞序》称之“奋迅驰骤，如雷电雨雹之至，飒然而下，可怖可愕，戛然而止，千里空碧。”如《与方密之书》：仆与密之交游之情，患难之绪，每一触及，辄数日营营于怀，及至命笔，则益茫然无从可道。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友人的拳拳眷念之情。其中关于友人所赠衣服的记叙，更是感人至深，令人有春风扑面之感。
著作有《壮悔堂文集》10卷，《四忆堂诗集》6卷。“壮悔堂”为其读书治学之所。《壮悔堂文集》为其友人徐作肃所选编，包括正集十卷、遗稿一卷。共收文142篇。初刻于顺治年间，然已难以见到。较易寻到的早期刻本为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本。另有乾隆十四年（1749）疆善堂刻本，题为“外孙陈履中、陈履平编次、外曾孙陈濂、陈淮、陈洛同校。”体例仍前，只是篇后没有了贾开宗等四人的评语，删去了“遗稿”传十篇。另有光绪四年（1878）睢阳侯氏刻本和《四部备要》本。此书在乾隆年间数度被列入各省禁毁书目中。
今有《侯方域集校笺》何法周主编，王树林注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51、《西河合集》
清代毛奇龄著。毛奇龄（1623～1716），原名甡，又名初晴，字大可，又字于一，萧山城厢镇（今属浙江）人。以郡望西河，学者称“西河先生”，与兄毛万龄并称为“江东二毛”。家贫，赖友人集资向国子监捐得廪监生。清初参与抗清军事，流亡多年始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参与纂修《明史》。其间以《古今通韵》1卷进呈，得到赞赏，诏付史馆。康熙二十四年（1685）任会试同考官。康熙二十六年（1687）因两膝肿胀，关节僵硬，辞职归隐，不复出。居杭州竹竿巷兄长万龄家，专心著述。毛奇龄70岁时，自撰墓志铭，提出死后“不冠、不履，不易衣服，不接受吊客”。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家病逝，葬于萧山北干后浦滩。
毛奇龄是清代著名经学家、文学家。学识渊博，能治经、史和音韵学。毛奇龄的亦工词，擅长骈文、散文、诗词，都自成家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奇龄善诗歌乐府填词，所为大率托之美人香草，缠绵绮丽，按节而歌，使人凄怆，又能吹箫度曲。”他的《西河词话》，对词曲的发展演变“缕陈始末，亦极赅悉毛奇龄的诗作，体式多样，不乏佳作。如五绝《览镜词》：“《除夕作》：“特点，是他擅长在寻常的景物情事上力创新境，别出新意。如七律《少年》、《朔方》、《钱唐逢故人》、《送人之耒阳》等等，都无不“自我胸中出”，“妙语出平淡”。毛奇龄有不少七言古诗，写得非常凝炼，栩栩如生，堪称清代叙事诗中的上乘之作。代表作有《杨将军美人试马请歌》、《钱编修所藏司马相如玉印歌》等。
毛奇龄著述极富。其遗著由门人蒋枢所编为《西河合集》，共49368种卷，分为《经集》和《文集》二部。《经集》有《仲氏易》、《古文尚书冤词》、《毛诗写官记》等49种；《文集》有各体诗文、《萧山县志刊误》《诗话》、《词话》等。康熙庚子年间刻印
今有《西河文集》，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7年出版。
152、《吕晚村集》
清代吕留良著。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又名光纶，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翁、南阳布衣、吕医山人等，暮年削发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浙江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人。吕氏一生一身傲骨，视仕途如粪土，具有激烈的反清意识，不但用家产支援义军，而且也曾直接参加抗清战斗，左股中箭，留下终身创伤。清康熙五年（1666年）拒不应试，被革除诸生，当时朝野为之震惊。尔后，康熙十七年、十九年，两次不应“征辟”、决意出家为僧、遁迹吴兴县妙山，筑风雨庵著书、讲学，所著诗词文章多有“谤议及于皇考”言论。其弟子及曾靜等人崇奉留良其說、為傳廣播，清雍正十年（1732年），吕留良死后49年，曾靜策动岳钟琪反叛，被告發下獄，牵连呂的两个学生。呂亦被剖棺戮屍，著作則被焚燬。其子孙、亲戚、弟子广受株连，无一幸免，铸成清代震惊全国的文字狱“曾静、吕留良案”。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骂吕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傳说其孫女（一说女儿）吕四娘将雍正帝刺杀。
吕留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为人博学多艺，“凡天文、谶纬、乐律、兵法、星卜、算术、灵兰、青乌、丹经、梵志之书，无不洞晓。工书法，逼颜尚书、米海岳，晚更结密变化。少时能弯五石弧，射则命中。余至握槊投壶、弹琴拨阮、摹印斫砚，技艺之事皆精绝。然别有神会，人卒不见其功苦习学也。”（吕葆中《行略》）他在清代学术史、政治史上都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学术上，吕留良是以坚定的黜王尊朱面貌出现，他尊奉朱子，斥责王阳明心学，并非出于门户之争，而是为了“经世致用”，探讨“生民祸乱之原”，以期正人心，救风俗。他是清初一个“经世致用”的学者，也是一个有作为的思想家，不能把他简单地视作或“理学家”，也不能因为他的学术成就主要在编选“时文”，就认为他是“时文选家”。但是，由于他故世后，于雍正间为文字冤狱祸及，被清世宗斥为“千古罪人”而戮尸枭首，乾隆间其遗著又遭清廷尽行禁毁，因之雍正、乾隆及尔后学者，对吕留良的学行罕有论及。即使清亡以后，徐世昌《清儒学案》对吕留良也略而不论，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语焉不详。
吕留良的散文多记其抗清经历，山河易主后的悲愤以及自己的操守自誓，可视为明末清初有气节的汉族士大夫心路历程，如《祭董雨舟文》，回忆自己十七岁时，毁家赴难、与董雨舟联络参加抗清战斗，直到兵败返回故里的整段经历：“忆年十七，追逐乱始，余毁厥家。公妙颊齿，经营岩泽，连络首尾。尘扇所及，如潮赴海。海冻龙沉，蛇返乡里”。《友砚堂记》通过购买一块砚石的经过，记载了自己在嘉兴城破、海宁失陷“窜迹山水”的逃亡经历，以及与另一位抗清名士黄宗羲的交往和友谊。文风朴实中见沉痛，表露了当时有气节的士大夫在国破家亡之际无力回天的无奈何伤痛。或是直抒其情，或是借题发挥，表现出很好的语言驾驭能力。
其诗与文相类，其叙事诗多记其抗清经历，无力回天的悲愤和操守自誓，可视为诗史，如《乱后过嘉兴》：“雪片降书下，嘉禾独出师。儒生方略短，市子弄兵痴。”可视为清军入浙之初，故明官吏望风归附，独有嘉兴人民挺而抗争的实录，亦可大致窥见此时他在嘉兴一带留下的踪影。一些山水题咏也是抒发类似感慨或追忆相关经历，如《看宋石门画辋川图依太冲韵》：“忆我乙酉避乱初，全身持向万山弃。铜炉石镜公山溪，墺转滩开负奇致。虽无别业比辋川，化安乌石差无异。万马搜山失脚来，每阅此图辄三喟。”《后耦耕诗》则是在归隐之后回忆抗清几年的戎马生涯，留下了箭伤。可贵的是，无论在哪一个时段，哪一类诗中，诗人强烈的反清意识和民族气节始终都很鲜明强烈，就在《后耦耕诗》的一番回忆后诗人写道：“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康熙三年诗人读书起居的观稼楼落成，欣喜之余，赋诗四首，其中第四首写道：“空中自可安康节，地下谁当卧许公”“敢因窃附村名好，实愧南阳耕耒躬”。明确表示，要效法古代志节之士，隐居南阳，躬耕陇亩。”。至于深深刺痛请听的“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两句，更是操守的自喻。
著有《吕晚村文集》8卷、《东庄诗存》7卷、《续集》四卷；《东庄诗存》6卷（《清诗纪事》作七卷）、《惭书》1卷；与吴之振，吴自牧合选《宋涛钞初集》．与张履样合选《四书朱于语类摘抄》38舂；又有《精选八家古文》及后人汇刻其时文评语数种；刻印其遗文墨迹若干卷。此外，雍正《大义觉迷录》中引用其日记多条。
今有徐正点校《吕留良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陈祖武《吕留良散论》，《清史论丛》第七辑。
153、《钝翁类稿》
清初汪琬著。汪琬（1624～1691），字苕文，号钝庵，初号玉遮山樵，晚号尧峰，小字液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顺治十二年中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等。康熙九年（1670）辞官归里。康熙十八年（1679），召试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编修，预修《明史》，在馆六十余日，撰史稿一百七十五篇，后乞病归，晚年隐居太湖尧峰山，闭户撰述，不问世事，学者称“尧峰先生”。有《尧峰诗文钞》、《钝翁前后类稿、续稿》。
汪琬是清初著名散文家，与侯方域、魏禧，合称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康熙曾称赞他：“尝与近臣论本朝文学砥行之儒，首称数先生”。为文主张才气要归於节制，以呼应开阖，操纵顿挫，避免散乱。所谓“扬之欲其高，敛之欲其深”（《答陈霭公书二》）。他反对“以小说为古文辞”，认为“既非雅驯，则其归也，亦流于俗学而已矣”（《跋王于一遗集》）。这种观点，偏于正统。其散文疏畅通达，一般论者认为受欧阳修的影响，而近于南宋诸家。“若其文章，溯宋而唐。明理卓绝，似李习之（翱）；简洁有气，似柳子厚（宗元）”（计东《生圹志》）。代表作有《陈处士墓表》、《尧峰山庄记》、《绮里诗选序》、《江天一传》、《书沈通明事》》、《送王进士之任扬州序》等文是其代表作。
汪琬亦能诗，以清丽为宗，成就及影响不如其文。
著有《钝翁类稿》62卷，《续稿》56卷。晚年自删为《尧峰文抄》50卷，包括诗10卷、文40卷。
今有：李圣华《汪琬全集笺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154、《带经堂集渔洋山人精华录》
清代王士祯著。王士祯（1634～1711），原名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常自称济南人。顺治七年（1650），应童子试，连得县、府、道第一，与大哥王士禄、二哥王士禧、三哥王士祜皆有诗名。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进士，文名渐著。顺治十六年任扬州推官，“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十七年（1678），受到康熙帝召见，转侍读，入值南书房。升礼部主事，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刑部尚书。不久，因受山东造反王五案牵连，被以“瞻循”罪革职回乡。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帝眷念旧臣，特诏官复原职，因避雍正讳，改名士正。乾隆赐名士祯，谥文简。
王士祯为清初一代宗匠，继钱谦益而主盟诗坛。为人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与朱彝尊并称。书法高秀似晋人。论诗依唐司空图“自然”、“含蓄”和宋严羽“妙语”、“兴趣”之说，创“神韵说”，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作诗要诀。早年诗作清丽澄淡，中年以后转为苍劲。擅长各体，尤工七绝。但未能摆脱明七子摹古余习，时人诮之为“清秀李于麟”（李攀龙），然传其衣钵者不少。代表作有《秦淮杂诗》二十首。
一生著述宏富，著作达500余种，作诗4000余首。主要著作有：
《带经堂集》92卷。其中《渔洋诗》38卷，文14卷，《蚕尾集》诗12卷；杂著笔记《居易录》、《感旧集》、《古夫于亭杂录》、《分甘馀话》，《香祖笔记》；诗话《池北偶谈》、《五代诗话》等19部。
《渔洋山人精华录》10卷，其中古体诗4卷，近体诗6卷，系从《渔洋诗》《蚕尾集》等集中选出；为王士祯自定，门人林佶刻。有金荣《精华录笺注》12卷；惠栋编年的《精华录寻纂》10卷，注释较金荣注本为详，另附年谱二卷。
《王渔洋遗书》38卷。
155、《敬业堂集》
清代查慎行著。查慎行（1650～1727），清代诗人，当代著名作家金庸先祖。初名嗣琏，字夏重；后改名慎行，字悔余，号他山，晚年居于初白奄，所以又称查初白。海宁袁花（今属浙江）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特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内廷。五十二年（1713），乞休归里，家居10余年。雍正四年（1726），因弟查嗣庭讪谤案以家长失教获罪，被逮入京，次年放归，不久去世。
查慎行是清代著名诗人，自朱彝尊去世后，为东南诗坛领袖。尝注苏诗。
查慎行曾受经史于著名学者黄宗羲，受诗法于桐城诗人钱澄之，又与朱彝尊为中表兄弟，得其奖誉，声名早著。其论诗以为“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查为仁《莲坡诗话》。他以“空灵”创新为尚。诗学东坡、放翁，得力于陆游很深；著《补注东坡编年诗》50卷，受苏轼的影响亦大。清初诗人多学唐，查慎行崛起后，兼学唐宋，成为清初效法宋诗最有成就的作者。对诗坛影响极大。赵翼《瓯北诗话》认为：“梅村（吴伟业）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查慎行入朝后从军西南，随驾东北，又饱览各地风光。诗多纪游吊古之作，又多作组诗。古体如《中秋夜洞庭对月歌》、《石钟山》、《五老峰观海绵歌》；近体组诗如《金陵杂咏二十首》、《荆州杂诗六首》、《邯郸怀古三首》、《汴梁杂诗八首》、《建溪歌词十二章》、《桂江舟行口号十首》等，都颇著名。反映民间疾苦的篇章则不多，只有《秦邮道中即目》、《芜湖关》，《白杨堤晚泊》、《芦洲行》、《悯农诗》、《赈饥谣》等诗，写及了这方面内容。其诗工于刻画锻炼，又多采用白描手法。袁枚《论诗绝句》称其诗“一味白描神活现，画中谁似李龙眠”，拟之以北宋画家李公麟。
查慎行的诗“平生所作，不下万首”（许汝霖《敬业堂诗集序》）。《敬业堂诗集序》为查慎行自行删定。其中诗4600余篇，随所游历，各编一集，有《西江集》、《逾淮集》等，共48卷，《词集》2卷，共50卷。另有《续集》6卷；文不多，有《敬业堂文集》3卷，《别集》1卷，共100余篇，由其子孙搜访汇编而成。有《四部备要》本。
今有：高时显、吴汝霖辑校《敬业堂诗集》12册，中华书局据《四部备要刻本》1936年版；《敬业堂诗集》点校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156、《南山集》
清代戴名世著。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又号忧庵，因家居桐城南山，后世遂称“南山先生”，也称为“潜虚先生”年未及弱冠即善为古文辞，二十岁起开始授徒以养亲，二十八岁以秀才入县学，不久后以拔贡生入京师，补为正蓝旗教习20岁授街养亲，27岁所作时文为天下传育，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应级试，二十六年，以贡生考补正兰旗教习，授知县，因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就；漫游燕、越、齐、鲁、越之间。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种与清政府合作的态度。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岁，赴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再试，中会试第一名，殿试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由于戴氏居南山冈，遂命名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同类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时过两年，因《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桂王时史事，并多用南明年号，被御史赵申乔参劾，以“大逆“罪下狱，两年后被处死，死年六十岁。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後归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戴名世是清代著名散文家，桐城派先驱人物。他针对明末清初空疏、食古不化、趋时逢迎的败坏文风，提出了立诚有物，率其自然，道、法、辞合一，精、气、神并重的文学主张。倡导“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强调写文章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与刘言洁书》），以自然之文表达自然之情，直抒胸臆；提倡古文写作要淡泊、平质。实际已是方苞“义法”说、姚鼐“道与艺合”和刘大櫆“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等主张之先河，可以说是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奠基者。
戴名世不长于诗，但对诗歌创作也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强调诗歌应该“倡情冶思”，“出于心之自然”。他反对为了取名声争坛站而有意为诗。指出若有意为诗，必然流于无病呻吟，矫柔造作，摹拟到窃。因此，“有意为诗则诗亡”。
戴名世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散文创作，戴名世散文，具体地体现了他的立诚有物、率其自然的文学主张。读《南山集》，很难见到言之无物、无病呻吟的文章，他的真思想，真性情，随处可见；也很难见到徒具言语文字、行墨蹊径的“著华烂慢之章”。戴名世谈到自己的散文创作时说过:“胸中之思，掩遏抑郁无所发浅，则尝见之文辞，虽不求工，颇能自快其志”（《答朱生书》）。方宗诚就认为戴名世的散文“颇得司马子长、欧阳永叔之生气逸韵”（方宗城《桐城文录序》），邓实亦认为“先生为文得司马子长之神归熙甫后一人”（《戴褐夫集跋》）；梁启超则称赞他“史才特绝”。戴名世散文以史论、史传、游记、序跋为主，呈现多种艺术风格：其史传作品艺术成就最高，笔法生动洗练，叙事周密详实详，语言自然朴素，很好地继承了司马迁、欧阳修的史传文学传统。如《画网巾先生传》，此文用极其生动的笔调刻画了一个“其姓名爵里皆不得而知”的反清英雄形象，虽实录其事而人物个性鲜明，通篇寓庄于谐，情趣盎然。《抚道论》中指出“群盗”正是“假手于文武大吏”，这种官吏才是“国家之大盗”。《赠刘言洁序》则揭露科举制度是当权者诱致士人的名利之饵，士人沽名钓禄之具，因此“讲章时文，其为祸更烈于秦火”。鞭辟入里，激烈而又深刻。他的一些游记散文如《游天台山记》、《龙鼻泉记》、《雁荡记》、《游大龙湫记》等，文笔清丽生动、清新健朗、“空灵超妙”（方宗城《桐城文录序》）。在这类文章中，作者常寓情于景，表现身世之感，愤嫉之情。《芝石记》在刻划芝石秀美的形态的同时，就灵芝之是否为“祥瑞”发论，指出统治者常以灵芝“文天下之太平。然是时天下果有道、四方皆清明乎?未见其然也。”这无疑是在讥时讽世。《河墅记》以幽深淡远的文笔，描绘作者家乡桐城郊外优美的山水，表现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和洁身自爱的情怀。史论则言辞犀利，议论透辟，如《老子论》、《范增论》、《抚盗论》、《史论》等，均能在朴素中见文彩，平质中见雄奇。杂文小品《盲者说》，《鸟说》、《邻女说》、《穷鬼传》、《醉乡记》、《钱神问对》等，则继承我国杂文的优秀传统，“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如《醉乡记》则用一个“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的大醉乡来讽刺当时社会。在这个醉乡里，少数清醒者却反而被醉客“指以为笑”，与蒲松龄《聊斋志异·罗刹海市》可谓异曲同工。
戴名世的著作虽遭焚毁，但后人对其人品文章都十分景仰，以致于其后的一百几十年中，清朝统治者虽上下搜索，几令禁毁，但《南山集》仍不断被人们秘密传抄。道光以后，清廷对文化的控制有所松动，所刻版本逐渐增多。道光二十一年（1841），同族后人戴衡搜集整理遗文，编成《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光绪年间张仲沅编《戴南山先生古文全集》等。
今有王树民辑校《戴名世集》15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是目前收集最完备的本子。
157、《饴山堂集》
清代赵执信著。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知如老人。山东省淄博市博山人。十四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十八岁中进士，后任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兼任《明史》纂修官，参与修《大清会典》。二十八岁因国丧期间观看洪升所作《长生殿》戏剧，被劾革职。此后五十年间，漫游南北，写下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优秀诗篇，遗著有《饴山集》《谈龙录》、《声调谱》等，晚年退居别墅因园。雍正十一年（1733）冬，赵执信病目致盲，不能复见文字，目盲以后，诗歌创作仍然不断，在目盲后的十二年间，他的诗歌、文章全是口述，再由其子执笔记录，直到以八十三岁高龄卒于故里。
赵执信是清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诗论家、书法家。他的《谈龙录》与翁方纲著的《石洲诗话》被列称为清代二大诗话集。主张“诗之中要有人在”，反对脱离现实，无病呻吟；主张“诗之外要有事在”，强调诗歌的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主张“文意为主，以语言为役”，要求形式服从内容，语言为内容服务；主张作家“从其所近”，自由选择艺术风格，反对用“神韵”的唯一尺度去衡量作品的好坏。当时王士祯的”神韵说“风靡一时，而在创作上与之抗衡、在理论上与之辩驳的唯有赵执信。赵、王二人之所以由原来相互唱和、彼此欣赏发展到相互诟厉，主要是诗学主张的不同。赵执信一生留下一千多首诗歌和多篇散文、诗论。诗作多山水纪行、田园抒怀和怀人之作，诗风淡雅清简朴厚，内蕴淡淡的哀愁和人生思考，与神韵派的精致含蓄迥然回异。代表作有《昭阳湖行书所见》、《金陵杂感六首》、《晓风鸢学江东体》、《寄洪昉思》等。这在形式主义诗风盛行、“神韵说”泛滥的清初诗坛上可谓独树一帜。
赵执信的著作已经刊行的有《饴山诗集》十九卷，《饴山文集》十二卷，《诗余》一卷，《谈龙录》一卷，《声调谱》一卷，《礼俗权衡》两卷等。
今有：高时显吴汝霖辑校《饴山堂集》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36年印；陈迩冬点校《谈龙录石洲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越蔚芝校点《赵执信集》，齐鲁书社1983年版。
158、《方望溪先生全集》
清代方苞著。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祖籍今枞阳牛集乡方皋庄，生于江苏六合之留稼村，排行老二。方苞自幼聪明，四岁能作对联，五岁能背诵经文章句，六岁随家由六合迁到江宁旧居。十六岁随父回安庆参加科举考试。二十四岁至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声大振，被称为“江南第一”。大学士李光地称赞方苞文章是“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三十二岁考取江南乡试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考取进士第四名。因母病回乡，未应殿试。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发，方苞因给《南山集》作序，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作皇帝的文学侍从。康熙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九年（1731）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次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雍正十一年，提升为内阁学士，任礼部右侍郎，充《一统志》总裁。雍正十三年，充《皇清文颖》副总裁。清乾隆元年（1736），再次入南书房，充《三礼书》副总裁。乾隆四年，被谴革职，仍留三礼馆修书。乾隆七年，因病告老还乡，赐翰林院侍讲衔。从此，他在家闭门谢客著书，乾隆十四年病逝。年82岁，葬于江苏六合。
方苞治学，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礼。为人“品高而行卓”，刚直憨厚，品评人物不知避讳，如评价清初文坛领袖降清的钱谦益“其文秽恶藏于骨髓，一如其人”（《方苞集·汪武曹墓表》）。其政治思想早年、中年、晚年有所发展变化：早年受明代遗民钱澄之等影响，痛惜明亡，公开谴责“在位之小人”，立志当一个古文家；中年一改早年政治态度，颂扬康熙的文治武功，勉力为国效劳，这可能与他《南山集》被牵连入狱以及被赦免的感恩戴德有关，更可能与康熙赦其死罪的同时，又命其全家包括老母迁入京城，当了十年实际上的人质使其有所戒惧有关；晚年“惟期分国之忧，除民之患”。继康熙后，雍正、乾隆对方眷顾日深、官价日隆，这使他更热望为清廷效力，也更有可能为民作些兴利除弊之事。
方苞是清代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文学流派，时间长达200余年，从康熙时代一直绵延至清末；其间有作家1200余位，遍及中国内地主要省份，产生著作2000多种、字数以亿字。其作家之多、流播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长为中国文学史所罕见，以至当时学者有“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之感叹。方苞在文学理论上首创“义法”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倡导文道统一，“以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在诗歌理论方面主要是阐发儒家的诗教观，主张“诗之用，主于吟咏性情，而其效足以厚人伦、美教化”，批评“魏晋以降，其作者穷极工丽，清扬幽眇，而昌黎韩子以为杂乱而无章，盖非发性情之正，导欲增悲，而不足以感动人之善心故也”（《徐司空诗集序》）。批评王士祯神韵派和沈德潜格调派的门户之见，强调诗歌风格的多样性，认为诗“本于性情，别于遭遇”，应该“门户可别”，有其独有的一面，不能“此人之诗，可以为彼，以遍于人人”（《廌青山人诗序》）。
方苞以古文创作名世，有古文约680篇左右，在内容上可分为政论、纪游和传记三大类。其中政论类比较集中的反映了作者的政治观点和思想主张，也体现出时代特色。方苞有“经世济民”、关心“国计民瘼”的理想抱负，加上《南山集》案的政治遭遇，所以他对时弊的了解比较透彻，在他的政论文中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边防、水利、漕运、吏治、选才、考试等皆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向皇帝、宰相提出建议，对同僚、居官的师友和后辈施加影响。其中如《狱中杂记》、《送冯之文序》、《与顾方用尺牍》等对皆是对吏治的腐败、官场的黑暗进行揭露和抨击，并提出改革吏弊的设想和方案；《杨千木文稿序》、《辕马说》、《与来学圃书》等则批判科举时文，提出用人选才的主张。方苞共有游记22篇，其特点不在模山范水，也不在游兴游踪，而着重抒发作者从其中感受到的哲理，其代表之作《游雁荡山记》、《游潭柘记》皆有这个特点。传记文与作者的身世交游更有密切关系。作者的传记之文如《左忠毅公逸事》、《高阳孙文正公逸事》、《石斋黄公逸事》等皆是缅怀东林党人与宦官斗争的壮烈行为，或是刻意寻访的志士仁人事迹。这是方苞传记文内容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刘大魁、姚鼐等桐城作家所缺少的。方苞散文艺术上最大的特色是清真雅洁。所谓清真是指笔触清丽坚持写实求真；所谓雅洁是指语言雅驯简洁。这是方苞“义法”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创作的准则。如《题舒文节探梅图说》，全文仅67字。在人物传记等记叙类作品中，继承桐城派先驱归有光散文的传统，注意人物肖像、行为等细节描写，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如《左忠毅公逸事》史可法探监一段，通过左光斗雕塑般的造型、个性化的语言以及酷刑后艰难却刚毅的肢体动作，将方苞散文也有不足之处，除少数人物传记外，大多过于滞重平直，缺乏生动丰满的形象性和雄奇变化的新鲜感，这与他为文重在阐发义理的“义法”论有关。另外由于提倡雅洁，反对在古文中使用口语，也使其散文不够活泼生动。
方苞多次表白“决意不为诗”，这只是表白自己不爱作诗，并不代表他没有诗作，目前可知至少他有十五首诗作，题材涉及怀古、悼亡、赠别、山水等方面。其中怀古诗作主要是借古言志，虽多议论，道学气很重，语言也较滞涩，算不得什么好诗，但眼光独特，气质很凝重，这在《拟子卿寄李都尉》、《严子陵》、《裴晋公》等咏古诗中皆有表现。方苞的赠别、悼亡之作，如《送杨黄在北归》、《将之燕别弟攒室三首》、《挽李余三方伯三首》等与上述怀古诗呈现别样风格，往往情真意切，能于平淡中见自然，语言也平易流畅，但却少见怀古诗那种思想深度。
方苞著作宏富，著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记析疑》4卷《周官辩》1卷、《仪礼析疑》17卷、《礼记析疑》46卷、《丧礼或问》1卷、《春秋比事目录》4卷、《诗义补正》8卷、《左传义法举要》、《史记注补正》、《离骚正义》各1卷、《奏议》2卷、《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补遗》14卷，另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
集有戴均衡编《望溪先生全集》32卷，其中《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集外文补遗》2卷。另附苏淳元《方望溪年谱》1卷，《年谱附录》1卷。十四冊，清咸豐六年（1851）戴均衡刻本。
今有：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159、《樊榭山房集》
清代厉鹗著。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文学家，浙西词派中坚人物。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家贫，性孤峭。乾隆初举鸿博，报罢。性耽闻静，爱山水，尤工诗馀，擅南宋诸家之胜。他还利用在小玲珑山馆里看到的大量宋人文集，并博引诗话、说部、山经、海志等书，撰写了《宋诗纪事》100卷。著有《宋诗纪事》、《樊榭山房集》、《辽史拾遗》等。
厉鹗诗作大多为吟咏杭州山水，最大特点是宗宋。具体表现为专法宋人，好用宋代典故。如《理安寺》、《晓登韬光绝顶》、《雨后坐孤山》诸篇，多是宁静秀美的湖景，表现了诗人平静闲适的心态，和象野凫一样回归自然的情怀。
《樊榭山房集》是厉鹗的诗文集，乾隆年间刊行于世，二十卷，被收入《四库全书》。光绪年间，汪氏振绮堂重刻《樊榭山房集》，“首全祖望撰《墓碣铭》，吴锡麒撰《墓田碑记》。附汪曾唯所辑《轶事》，及未刊诗词、迎銮新曲，并载杭世骏、汪惟宪、吴焯、王昶、陶元藻、袁枚诸家评论，为最足之本。
今有：《樊榭山房集》，39卷，其中诗8卷，词2卷，文集8卷，集外诗1卷，集外词1卷，集外曲1卷，续集诗8卷，续集词2卷，续集集外诗1卷，续集集外词1卷，续集集外文1卷，附录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该集以振绮堂本为底本，而以乾隆本、道光本对校，以正史及有关诗文专集等其他资料参校。是较全的一个版本。
160、《鲒崎亭集》
清代全祖望著。全祖望（1705～1755），清代学者、文学家。字绍衣，号谢山，学者尊称为谢山先生。鄞州（今浙江宁波）人。雍正七年（1729）贡生，三年后中举。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同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即返里，后未出仕，专事著述。曾主讲于浙江蕺山书院、广东端溪书院。
全祖望以散文名世。其中传记碑铭如《忠介钱公第二碑铭》、《二曲先生窆石文》、《亭林先生神道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铭》、《厉樊榭墓碣铭》记序如《梅花岭记》、《江浙两大狱记》、《浦阳江记》、《梨洲先生思旧录序》等，保存了清代重要人物和学术文艺的重要资料。传论如《庄太常传》、《陈同甫论》、《明庄烈帝论》也都有独特见解。但全祖望某些持论也有偏激之处。他的文章不拘成法。有人讥其对古文“粗识藩篱”，“叙述不中律度”（谭献《复堂日记》）。
全祖望的诗歌多注意评骘人物，表彰忠义，但嫌议论过多，笔较质直。
著有《鲒埼亭集》38卷，《外编》50卷，《诗集》10卷。另有《汉书地理志稽疑》6卷，辑补《宋元学案》100卷，《全校水经注》40卷并补附4卷。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四库丛刊本《鲒琦亭集》、《鲒琦亭诗集》，前者收其《文集》内外编88卷及《经史问答》lO卷。清刻本的影印出版。
今有：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此书收录全祖望大部分著述，但有疏漏。辛德勇的《全祖望〈经史问答）万氏刻本缀语——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书品》2004年5、6期），胡伟的《（鲒琦亭集）校读札记》（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都对该书的失误提出批评。选本和注本，尚有黄云眉的《鲒琦亭文集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年版；詹海云的《全祖望（鲒埼亭集）校注》（台北鼎文书局2003年）。
161、《小仓山房集》
清代袁枚著。袁枚（1716～1797），清代诗人、散文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汉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进士，历任溧水、江宁等县知县，有政绩，四十岁即告归。在江宁小仓山下筑筑随园，吟咏其中。广收诗弟子，女弟子尤众。
袁枚是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袁枚以诗、诗论名于世，亦工古文，袁枚为文自成一家，与纪晓岚齐名，时称“南袁北纪”。文中有斥权贵罪恶之作，论赞亦多借讽时政之篇。诗歌上倡导“性灵说”，主张直抒胸臆，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历作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追求。认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后天也”。主张文学应该进化，应有时代特色，反对宗唐宗宋。他讥讽神韵派是“贫贱骄人”，格调派是“木偶演戏”，肌理派是“开骨董店”，宗宋派是“乞儿搬家”。他也反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诗多叙写身边琐事，多风花雪月的吟哦，缺少社会内容，有些诗趋向艳俗，不免浅薄甚至浮滑。
著有《小仓山房集》82卷。其编年诗集37卷、补遗2卷，文集24卷，续文集11卷，外集8卷，有乾隆年间刻本。《四部备要》本。又有石韫玉《袁文笺正》及《补注》，邹树荣《袁文笺正补正》。《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新齐谐》24卷及《续新齐谐》10卷；散文，尺牍等30余种。有清乾隆间随园刊本，收入《随园三十种》；另有光绪十八年（1892）勤裕堂排印《随园三十八种》本。
今有：《小仓山房集》中华书局1936年据原刻排印本；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王英志点校《袁枚全集》八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62、《忠雅堂集》
清代蒋士铨著。蒋士铨（1725～1784），字心馀、苕生，号藏园，又号清容居士，晚号定甫。铅山（今属江西）人，清代诗人、戏曲家。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乾隆二十九年（1764）辞官后主持蕺山、崇文、安定三书院讲席。乾隆称士铨与彭元瑞为“江右两名士”。士铨与袁枚、赵翼并称为“乾隆三大家”。士铨所著《忠雅堂诗集》存诗二千五百六十九首，存于稿本的未刊诗达数千首，其戏曲创作存《红雪楼九种曲》等四十九种。
蒋士铨为清代诗人、戏曲家。所著《忠雅堂诗集》存诗二千五百六十九首，存于稿本的未刊诗达数千首，其戏曲创作存《红雪楼九种曲》等四十九种。论诗也重“性灵”，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模拟倾向，但对“性灵”的理解与袁枚不同，而且他比较强调“忠孝节义之心，温柔敦厚之旨”，表现出更多的传统意识。诗作题材比较广泛，大部分为个人抒情，及吊古、纪游之作。其中也有一部分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诗，如《饥民叹》、《禁砂钱》、《官戒二十四首》之四《察隶役》、《乞人行四首》、《米贵倒叠前韵》，或揭露官府的搜刮钱财反映城乡下层社会世态风俗的诗，如《京师乐府词》等。诗风总的来说写得笔力坚劲。能够代表他艺术风格的有五古《远游》、《岁暮到家》，七古《开先瀑布》、《驱巫》、《万年桥觞月》、《漂母祠》、七律《润州小泊》、《梅花岭吊史阁部》、《乌江项王庙》等。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评论说：“诸体皆工，然古诗胜于近体，七言尤胜于五言，苍苍莽莽，不主故常”。袁枚《忠雅堂诗集序》对他极为推重：“摇笔措意，横出锐入，凡境为之一空”。
著有《忠雅堂全集》43卷，包括文集12卷、诗集27卷及补遗2卷，词集2卷、还附有南北曲。清嘉庆三年扬州刻本。今有邵海清校、李梦生笺《忠雅堂集校笺》，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63、《瓯北诗集》
清代赵翼著。赵翼（1727～1814），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晚号三半老人，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旋辞官，主讲安定书院。长于史学，考据精赅。
论诗主“独创”，反摹拟，他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倾向，也不满王士禛、沈德潜的“神韵说”与“格调说”。“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闲居读书作六首》之五）其《论诗》绝句云：“李杜诗篇百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反对盲目尊古，提倡文学应有时代特点，反映时代内容。所著《瓯北诗话》，系统地评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查慎行等十家诗，他重视诗家的创新，立论比较全面、允当。存诗4800多首，以五言古诗最有特色。如《古诗十九首》、《闲居读书六首》、《杂题八首》、《偶得十一首》、《后园居诗》等，或嘲讽理学，或隐寓对社会的批评，或阐述一些生活哲理，颇有新颖思想。七古如《将至朗州作》、《忧旱》、《五人墓》，七律如《过文信国祠同舫庵作》、《黄天荡怀古》、《赤壁》等，都有特色，并在造句、对仗方面见出功力。另外，造语浅近流畅，也是一大优点。其诗的缺点，是有时议论过多，过于散文化，形象性较差。
赵翼生前史学著作因与时风不同而未受重视，死后多年，却声名大涨，梁启超盛赞赵翼能“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所著《廿二史札记》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合称三大史学名著。
著有文学著作《瓯北诗集》《瓯北诗话》，史学著作《二十二史札记》、《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皇朝武功纪盛》等。
《瓯北诗集》50卷，《续集》3卷赵翼自编，存诗2000多首；《瓯北诗话》16卷，嘉庆湛贻堂刻本。
今有：曹光甫校点《赵翼全集》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马亚中、杨年丰批注《瓯北诗话》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164、《惜抱轩全集》
清代中叶姚鼐著。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鼐幼嗜学，从刘大櫆学习古文，表现出非凡的天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改兵部主事，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破格充纂修官。后乞归乡里，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劝留，均被辞却，时年44岁。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其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对桐城派的流播作用甚大，以至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嘉庆十五年（1810）卒于南京钟山书院，时年85岁。
姚鼐与方苞、刘大櫆并称“桐城三祖”。他在方苞“义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倡导“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互为用，将程朱理学、古代文献、文义、字句考订和文章辞采融而为一。在学术思想上，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指斥主考据之说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做到综合吸收。在文学风格上，提出“阳刚”、“阴柔”之说，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特征，指出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产生出多样的文学风格。他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可以说，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手中，方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是桐城文派中集大成者。他编的《古文辞类纂》将文章体裁分为13类，即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辞赋、哀祭等，分类系统简明，对文体理论是一个贡献，因而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
姚鼐是桐城散文集大成者，其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关注国计民生，世风民俗，如《周梅圃君家传》；赞美一些不愿与贪官污吏“共处”，愤而辞官的“清介严冷”之士，如《方染露传》；在《陈谨斋家传》中，歌颂“以行贾往来江上”的徽商。谴责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时文贻误人才，要以古文改造时文，如《方侍庐先生墓志铭有序》；一些山水游记如《登泰山记》、《游灵岩记》、《游双溪记》、《观披雪瀑记》等，静观山水、抒发怀抱，乐在其中。文字简洁而内涵丰厚，寓阳刚于阴柔，寓工巧于自然，以“温深而徐婉”之笔，写出“雄伟而劲直”之文，。又工于修辞，精于炼句，使文章抑扬顿挫，富于气势和美感。这正是姚鼐散文的风格特色。
《惜抱轩全集》有“诗集”“诗后集”和“诗外集”三部分，占全集五分之一略强。计有古体、近体诗730首，试帖诗40首，词七阕。有的论者认为“他的诗作与散文一样，不少封建说教，缺乏社会内容。他把古文义法用之于诗，故形式呆板，可取者甚少，惟某些写景小诗如《山行》、《天门》、《江上竹枝词》等清秀雅致，较为可读。”（湖南文艺出版社《中国历代作家小传》）。其实，姚鼐诗作无论是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均不可忽视。在思想内容上，姚鼐诗作关注国计民生，亦如其文“非关天下利益，兹不著”，有的诗作甚至说出文章中所不敢说的话，如《述怀》、《漫咏》。姚鼐诗中有关赠答、送行诗篇，数量不少，但均能做到情深意隽、诚挚动人，如《赠郭昆甫助教》、《送子之淮南》和《赠戴东原》等篇，均能抒诗人胸中之真情，颇为感人。关于姚鼐诗歌的艺术成就，其弟子姚莹认为其师古近体皆擅：五古“高处直是盛唐诸公三昧，非肤袭貌取者可比”；七律亦“工力甚深，兼盛唐、苏公之胜”；七绝“神骏高远，真是天人说法”。
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法帖题跋》1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文学创作有《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笔记》10卷。
《惜抱轩全集》因作者室名“惜抱轩”而得名88卷。其中八卷。《惜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以及《法帖题跋》、《左传补注》、《国语补注》、《公羊传补注》、《谷梁补注》、《九经说》、《老子章义》、《庄子章义》等。有同治年间刻本。又有杨以增辑《惜抱先生尺牍》；徐宗亮刻《惜抱轩遗书》等。
今有：《惜抱轩全集》，台湾中华书局据原刻本校刊，1980年版；富寿荪标校《惜抱轩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65、《刘海峰诗文集》
清代中叶刘大魁著。刘大魁（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出生于桐城汤沟人（今属安庆市枞阳县）。刘大魁自幼便受到家庭的熏陶，苦读儒学，但累试不中，在第十次乡试中得秀才。后游学京城，拜方苞门下，受到方苞的赏识，称之为“国士”。乾隆时曾应博学鸿词科和经学科的荐举，均落选。后为黟县教谕，数年告归。为人美丰姿、擅文辞，性格豪爽，喜饮酒赋诗，著作颇丰。有：《海峰先生文集》10卷、《海峰先生诗集》6卷、《论文偶记》1卷、《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等，并纂修了《歙县志》20卷。
刘大魁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刘大魁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其创作成就和理论主张，对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大的桥梁作用。刘大魁的文学主张主要见于《论文偶记》。它补充发展了方苞“义法”论并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重在艺术体现。又将我国诗歌理论中的韵律学说用到散文领域，形成“音节”、“字句”理论，所谓“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以上理论世称“因声求气”说，被认为是桐城古文的创作秘诀。
刘大魁的文章内容并非如有的文学史所说的那样，“极力提倡封建正统观念”，而是具有早期的启蒙思想，刘师培认为在桐城诸家中，“惟海峰较有思想“（《论文杂记》）。他的启蒙观念，主要表现在继承荀子、柳宗元等人进步思想，在天道观、伦理观、历史观和人才观等方面发表过许多有见解的言论，还吸取老庄敢于愤世嫉俗、大胆怀疑的思想，如在《天道》中强调是统治者的“无道”造成了“衰乱之世”，而“天”是“浑然无知”的；在《汪烈女传》中反对“臣死其君”，认为君臣之间是“共事之义”，而不是“受君之恩”的主从依附关系；在《答周君书》、《乡饮大宾金君传》中则持“世异则事变，时去则道殊”的社会发展变化观，斥责当前仍采取“重农抑商”传统做法的不合时宜；在《方节母传》中批判上智下愚、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在《答周君书》、《见吾轩诗序》中又谴责科举制度误世害人，扼杀人才。所有这些，都闪烁着理性的光辉。他的传记文有许多是为村野郎中、乞丐立传，表彰他们的品德，反映他们的心声，这是其它桐城作家很少为的。刘大魁散文中还有一些山水游记，它不像方苞纪游散文那样重在阐发从其中领悟的哲理，而是细述游历路线、所见所闻、极尽形容，而且融入个人生活遭遇，借景抒情，颇似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其散文风格是雄奇恣肆，而且叙事、议论之中都喷涌着不可遏止的激情，与方、姚之文相比，其情感表达方式要强烈、直率得多。也很注重散文的章法布局、转折开阖。善于运用声音的高低、节奏的缓促来增加文章的气势。他特别喜用长句来造成文章雄劲之气，如《书荆轲传后》“天下之变”一段，每句长达15字以上，有的达20多字，汩汩滔滔，形成一泻千里之势。他还善于运用大量排比、对偶句式来使文势贯通、节奏强烈，如《答吴殿麟书》就是如此。
刘大魁不仅专于古文，亦擅长诗歌，袁枚甚至说刘“诗胜于文”（《随园诗话》）刘大魁的诗歌内容上可分为四类：一类是感叹身世遭遇，如《述旧三十六韵送张闲中之任泇州》、《杂诗》、《感秋》等；第二类是抒写自己的用世之志，多是诗人壮年时代的作品，如《感怀》《秋夜独坐寄沈惟涓》）等。这类诗歌格调昂扬、辞气悲壮，在刘集中很另类；第三类是愤世嫉俗的悲歌，如《杂感》、《天马》、《晚行遇雨趁谢六车不及》、《燕台行》等；第四类是田园山水，多为晚年归乡后的作品，像《江乡》、《夏日田间》等描绘沿江、江淮一代田园风光，平和而自然，颇有陶渊明诗意。前三类诗作，多为五、七言古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颇有乐府诗之意味，辞婉而旨深。晚年田园诗作，其特征是“清绝”，诗风恬淡自然、清新超迈。
存有《刘海峰诗文集》22卷，清咸丰年间戴均衡刻本。
今有吴孟复标点《刘大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66、《述学》
清代中叶汪中著。汪中（1745～1794），字容甫，江都（今属江苏扬州）人。出身孤苦，七岁丧父，家贫，无力求学，由寡母邹氏启蒙。十四岁入书店当学徒，才有博览经史百家书籍的机会，故扬州民间云“无书不读是汪中”。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射雁赋》应试，列扬州府第一名，补诸生。乾隆三十三年（1768），乡试落第，遂不复应试，专心治学。乾隆四十二年（1777），举为拔贡生，历为太平知府沈业富、宁绍台道冯廷丞、安徽学政朱筠管书记。乾隆四十八年（1783），在南京协助编纂《南巡盛典》。乾隆五十五年（1790），应聘至镇江文宗阁检校《四库全书》，乾隆五十九年（1794），扶病前往杭州文澜阁检校《四库全书》；是年冬，积劳成疾，卒于西湖葛岭园僧舍。
汪中私淑顾炎武，为经世致用之学。在哲学、史学、文学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文学上能诗，工骈文。所作骈文在清代骈文中被誉为格调最高，被赞为“钩贯经史，闳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刘台拱《遗诗题词》）。27岁时作《哀盐船文》，用词精当，凄楚动人具有汉魏六朝小赋善于抒情的典型特征，为杭世骏所叹赏，评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自叙》哀叹一生困顿遭遇，凄婉感人。《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吊黄祖文》则借传中人物的不幸遭遇，来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它们与《汉上琴台铭》，《广陵对》等一起被誉为“八代之高文”。
汪中亦精于史学，曾博考先秦图书，研究古代学制兴废。著有《述学》、《广陵通典》、《容甫遗诗》等。
所作有《述学》六卷，凡内篇三卷，外篇一卷，补遗一卷，别录一卷。附录《春秋述义》一篇。为其子喜孙编。六卷；编年《容甫先生遗诗》五卷，附录补遗及诸家酬赠一卷，俱有道光间喜孙精刊本。另有《广陵通典》10卷，《容甫遗诗》6卷。
今有：古直选注《汪容甫文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田汉云点校《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5年版。
167、《洪北江诗文集》
清代中叶洪亮吉著。洪亮吉（1746～1809），清代经学家、文学家。初名莲，又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人先世祖籍安徽歙县洪坑。自幼丧父，刻苦读书，以词章考据闻名，尤其擅长舆地。与同里黄景仁、孙星衍友善，并得袁枚、蒋士铨的赏识。多年屡试不中，先后充安徽学政朱筠、陕西巡抚毕沅等幕府。乾隆五十五年（1790）44岁时终于以一甲第二名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编纂官。乾隆五十七年（1792）担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后督贵州学政，任内为贵州各府书院购置经、史、通典、《文选》等方面图书，提高了贵州学术水平。嘉庆元年（1795）回京供职，入直上书房，教授皇曾孙奕纯读书。嘉庆三年（1798），以“征邪教疏为题”考试翰林和詹事。洪亮吉著文，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为时所忌，以弟丧辞职回乡。嘉庆四年（1799）为大学士朱圭起用，参与编修《高宗实录》。同年，上书军机王大臣言事，极论时弊，触怒嘉庆，下狱并定死罪。后改为流放伊犁。次年诏以“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释还。从此家居撰述至终。
洪亮吉精于史地和声韵、训诂之学，他论人口增长过速之害，实为近代人口学说之先驱。洪亮吉的《北江诗话》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其论诗强调“性情”、“气格”，认为诗要“另具手眼，自写性情”，赞赏杜牧的诗文能于韩、柳、元、白四家之外“别成一家”的独创精神；批评沈德潜诗学古人“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北江诗话》卷四）；非议翁方纲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同前卷一）。这些都是可取的。此外评论古代及当时诗人，亦多精到语。
与汪中一样，洪亮吉亦以骈文著称于世。其骈文高古遒迈，“每一篇出，世争传之”（袁枚《卷施阁文乙级序》）代表作有《出关与毕侍郎笺》、《游天台山记》、《诫子书》、《黑神河赞》等。《黑神河赞》描绘黑神河“其悬流一丝，独下千里。石乱若屋，鱼飞似星，虽未遽接天，而离地已百仞也。是以终日疾行，不睹寸壤；一夜数起，唯闻鸣雷”等种种奇观，有声有色也有感情的激发。辞藻瑰丽，用事灵活，具有相当成熟的形式美，内容也不空泛。
洪亮吉一生好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吴、越、楚、黔、秦、晋、齐、豫等地，所以他的山水诗特多，有不少佳构。谪戍伊犁期间写的《安西道中》、《天山歌》、《行至头台雪益甚》、《伊犁记事诗四十二首》等，写塞外风光，尤具特色。诗笔于质直明畅中有奇峭之致。
著有《洪北江诗文集》66卷，包括流放伊犁前的作品《卷施阁诗文集》、诏还后作品《更生斋诗文集》，以及拟两晋南北朝乐府等，卷首载有《年谱》1卷。有民国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排印本。另有《洪北江全集》，除诗文外，收有《经传表》、《十六国疆志》《北江诗话》、《春秋左传诂》等十数种。有光绪年间刻本。
今有：陈迩冬校点《北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刘德权點校《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
168、《两当轩全集》
清代黄景仁著。黄景仁（1749～1783），字汉镛，一字仲则，号鹿菲子，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北宋诗人黄庭坚的后裔。4岁丧父，家境清贫，少年时即负诗名。16岁应童子试，三千人中名列第一，17岁补博士弟子员，但从此屡应乡试都不中。为谋生计，曾四方奔波。乾隆三十三年（1768），黄景仁20岁时即开始浪游浙江、安徽、江西、湖南等地。曾在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太平知府沈业富、安徽学政朱筠幕中为客。在朱筠幕，于采石矶的太白楼宴会上即席所赋《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诗传诵一时。乾隆四十年（1775），27岁时赴北京，次年应乾隆帝东巡召试取二等，授武英殿书签官。33岁时，游西安，客陕西巡抚毕沅幕。明年回京师，为候补丞，未补官。一生怀才不遇，穷困潦倒。乾隆四十八年（1783），黄景仁为债家所迫，抱病再赴西安，至山西解州运城，病逝于河东盐运使沈业富官署中，年仅35岁。
黄景仁诗负盛名，为“毗陵七子”之一。诗学李白，所作多抒发穷愁不遇、寂寞凄怆之情怀，后世评黄氏诗多云“愁苦辛酸”。其《别老母》、《途中遘病颇剧怆然作诗》、《微病简诸故人》、《旅夜》、《杂感四首》、《癸巳除夕偶成》等，都写得低沉苍凉，但语调清新，感情真挚动人。他还有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如《感旧》、《感旧杂诗》、《绮怀》等。《绮怀》第十五：“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亦属言情绝唱；有些诗也写得慷慨豪迈，如《少年行》；有些刻画山水景物或人情事态的诗篇，则细致生动，如《黄山松歌》、《天门山》、《献县汪丞座中观伎》等；一些怀古咏史的诗篇，也能别出新意，如《虞忠肃祠》、《寿阳怀古》、《凤山南宋故内》等。翁方纲曾为黄景仁的诗集作序，评论说：“故其为诗，能诣前人所未造之地，淩、厉、奇、矫，不主故常。”《杂感》中的名句：”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可以看出他诗的风格和创造性。最能彰显黄仲则潇洒独行之魅力是《癸巳除夕偶成》（其一）：“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黄景仁亦能词，词作明白晓畅，擅长白描，但含蓄不够。
著作有《两当轩集》22卷，其中诗16卷、词3卷、诗词补遗及遗文3卷。其孙志述编刻。
今有：《两当轩集》，6册，22卷，考异2卷，附录，4卷上海扫叶山房1925年石印本；李国章校点《两当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69、《研经室集》
清代阮元著。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1789）年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五十五年授翰林院编修。一年后升任少詹事，入值南书房，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提督山东学政，写有《小沧浪笔谈》等；在毕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后历任浙江学政，仁宗嘉庆三年（1798）返京，任户部左侍郎，会试同考官，未几又赴浙江任巡抚，前后约十年。在杭期间，除吏治军政之外，又纠合浙江文人，编书撰述不辍。嘉庆六年（1801）建“诂经精舍”，聘王昶授词章，孙星衍授经义。嘉庆十年丧父，服除后任职兵部，又先后出为湖南、浙江巡抚。此后，又曾先后任江西巡抚、两广总督。在粤期间，建议禁鸦片，对英商采用较严厉的政策。嘉庆廿五年（1820）在粤创立“学海堂书院”。道光六年，迁云贵总督，旋又晋升体仁阁大学士，在道光十八年（1838）致仕，返扬州定居，先后加太子太保、太傅。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去世，谥“文达”。
阮元是清代嘉庆、道光间名臣。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时值乾嘉文化鼎盛之时，阮元标领文坛数十年，海内尊之为学界泰斗，一代文宗。阮元作为徽派朴学发展后期的重镇巨擘，乾嘉学派强有力的殿军和总结者，其治学师承戴震，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旨，主张实事求是。其论文重文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提倡骈偶。与当时的桐城派“古文”异趣迥然，也反对归有光等主张的唐宋派古文，认为“骈文为文章正统”：“震川（归有光）辈矜以古文为时文，耻为骈偶。孰知日坐长骈大偶之中而不悟也。出股数十字，或百字对股，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起承转合，不差一豪，试问古人文中有此体否?”（扬州博物馆藏阮元手写条幅墨迹）。
阮元虽以经学知名，所作辞章，亦不乏可读之篇。如《吴兴杂诗·》：“，散作千溪遍万家。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有意模仿民歌风味，浅显明白，自然流畅，很难设想是出自金石、校勘等方面造诣高深的朴学大师之手。
阮元的学术著作当推《十三经注疏》。还有《经籍纂诂》一百一十六卷，《两浙輶轩录》四十卷，《诂经精舍文集》十四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学海堂丛刻》，《畴人传》五十九卷，为中国历代天文历算家之专门史；所修志书著名者有《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扬州图经》等。其中《扬州图经》以图为经，可称创例。《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则是书学史上的重要著述。
所著《揅经室集》共六集五十八卷，前四集为阮元生前手定者，隐然以经、史、子、集为次。说经之文，多在一集，自四集以下，始以诗文合编。由其弟阮亨总其成，于道光年间汇印成册，是为“文选楼丛书”本，但卷帙有五十四卷本、六十卷本、六十二卷本等多种版本，这是由于刻印的时间不同，陆续有所增补所致。
今有：邓经元校点《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该集六十四卷，以涵芬楼四部丛刊本作为底本，对阮亨“文选楼丛书”本《研经室集》也作了补辑，也是目前较完备的本子。《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
170、《定庵全集》
晚清龚自珍著。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曾字尔玉，曾更名易简，字伯定，再更名为巩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6岁随父母租居北京，母为著名学者段玉裁之女，启蒙教育由母亲承担，教读吴伟业诗和桐城派古文。打下了很好的文学基础。12岁随外祖父段玉裁习说文解字。13岁秋，作《水仙花赋》。14岁考订古今官制。16岁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由此搜罗善本古籍，致力目录学。17岁收集石刻，攻金石文字。嘉庆十六年（1811）秋，参加顺天乡试，中副榜，并以副榜贡生资格通过考试充任武英殿校录，时年19。不久随外放徽州知府的父亲南下。嘉庆二十三年（1818），第四次应乡试，中第四名举人，时年27岁。道光九年（1829年），38岁中进士，为内阁中书。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十七年，补主客司主事。十九年（1839），48岁，辞官南归。二十一年（1841），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终年50岁。
龚自珍是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学问渊博，涉及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认为文学必须有用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他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咏史》、《释言四首之一》等，即是这类诗的代表作。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篇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龚自珍的抒情诗，更多是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出现许多脍炙人口、历来传诵不衰是名句，如“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夜坐》）“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秋心三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形式多样，风格多样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龚自珍的诗作的历史价值在于：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其代表诗作《己亥杂诗》共350首，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
龚自珍文议论纵横，自成一格，有“龚派”之称。特点是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代表作有《病梅馆记》。
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谭献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其中写得较为出色的是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龚自珍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
今有《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龔定庵全集類編》，台湾·世界书局2009年版。
171、《古微堂文集》
清代魏源著。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嘉庆十五年（1810）庚午科取秀才。明年辛未岁试补廪膳生。嘉庆十八年癸酉科选拔贡。嘉庆二十五年（1820）全家迁居江苏扬州新城。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中式举人第二名。道光五年（1825）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撰《筹漕篇》、《筹齿差篇》和《湖广水利论》等。道光九年（1829）应礼部会试，与龚自珍双双落第，房考刘逢禄作《两生行》哀之，从此“龚、魏”齐名。后捐内阁中书舍人候补。道光二十一年（1841），魏源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直接参与抗英战争。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魏源再次参加礼部会试，中进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任东台、兴化知县。任职期间改革盐政、筑堤治水。咸丰元年（1851），授高邮知州，公余整理著述，咸丰三年（1853）完成了《元史新编》。后以“迟误驿报”“玩视军机”革职。旋复职，他以年逾六旬，遭遇坎坷，以世乱多故而辞去。晚年，潜心学佛，法名承贯，辑有《净土四经》。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终年63岁，葬杭州南屏山方家峪。
魏源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为晚清新思想的倡导者，林则徐的好友，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学识渊博，著述很多，主要有《书古微》、《诗古微》、《默觚》、《老子本义》、《圣武记》、《元史新编》、《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其中《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是中国学者编写的最早的两部世界地理著作。
文学著作《古微堂诗文集》十卷，分为“内集”、“外集”。内集有《默觚》三卷，外集录有经义、序、议共七卷，有清何氏小蓬莱仙馆抄本，藏湖南图书馆；另有黄象离增补本，光绪四年（1878）淮南书局刻本；《魏默深集》一卷，宣统元年（1909）国学扶轮社印行；《古微堂诗集》十卷，清同治9年（1870）刻本。
今有：《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入选为短篇论著和诗集，不包括专著。以《古微堂集》黄象离增补本为底本。后附黄象离《重刊古微堂集》序和跋；郭嵩涛《魏默深先生古微堂诗集》序；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和《清史稿·魏源传》等。
172、《巢经巢集》
清代郑珍著。郑珍（1806～1864），字子尹，晚号柴翁，别号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长，贵州遵义人。道光十七年举人，选荔波县训导，咸丰间告归。同治初补江苏知县，未行而卒。学宗许郑，治经学、小学，
郑珍为晚清学者，宋诗派作家。学术上以经学驰名，经学和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巢经巢经说》一卷、《仪礼私笺》八卷、《轮舆私笺》二卷，《凫氏为钟图说》一卷、《亲属记》一卷、《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汉简笺正》八卷、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辑论语三十七家注》、《说文大旨》、《说文谐音》、《转注考》、《释名证读》、《说隶》、等等。
郑珍亦是宋诗派作家。其诗风格奇崛，时伤艰涩，与独山莫友芝并称“西南巨儒”，
张裕钊在《国朝三家诗钞》中，将郑珍和施闰章、姚鼐并列为清代三代诗人。郑珍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他那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诗作上。他家境贫寒，曾参加过砍柴、烧火、纺织、耕锄等劳作，对于民间疾苦、官吏贪酷，均有比较深切的体会。他的诗如《捕豺行》、《六月二十晨雨大降》、《者海铅厂三首》、《酒店垭即事》、《经死哀》等便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内容。他的诗还生动地描绘了山川秀色、田园美景，反映了人生哲理和生活的情趣。如《闲眺》：“雨过桑麻长，晴光满绿田。人行蚕豆外，蝶度菜花前。台笠家家饷，比邻处处烟。欢声同好语，针水晒秧天。
《果经巢集》有民国线装本。
今有王锳袁本良等点校、杨元桢注释《郑珍全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73、《春在堂全集》
清末俞樾著。俞樾（1821～1907），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他是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日本的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点庶吉士。咸丰二年（1852）授翰林院编修。受咸丰皇帝赏识，咸丰五年出任河南学政，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试题割裂经义”而罢官。遂移居苏州，先后主讲吴县紫阳书院及杭州诂经精舍、上海求志书院，潜心学术达40余载。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可谓博大精深。海内及日本、朝鲜等国向他求学者甚众，尊之为朴学大师。光绪二十九年（1903）复任翰林院编修。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7年2月5日）病卒。《清史稿》有传。
俞樾是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长于经学和诗词、小说、戏曲的研究，所作笔记搜罗甚广，包含有中国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珍贵资料。善诗词，工隶书，学识渊博，对群经诸子、语文训诂、小说笔记，撰著颇丰，一生著述不倦，当时社会上流传“李鸿章只知作官，俞樾只知著书”民谚。主要著述有《小浮梅闲话》、《右台仙馆笔记》、《茶香室杂钞》以及传奇《骊山传》，《梓潼传》二种，杂剧《老圆》一种。其生平著作均辑入《春在堂全书》中，凡500卷。
《春在堂全书》有同治10年刻本，清光绪23年（1897）石印本。
今有：《春在堂全书》，七册，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方霏点校《春在堂随笔》，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74、《湘绮楼全集》
清末王闿运著。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主讲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著有《湘绮楼诗集、文集、日记》等
王闿运为晚清经学家、文学家。为学主治《春秋公羊传》，宗今文经学。经学著作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春秋例表》、《春秋公羊传笺》、《论语训》、《尔雅集解》等10余种，200多卷。王闿运在史学方面颇有撰述。他在同光年间主编和定稿的地方志有《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等多钟。这些方志叙述翔实，文笔优美，其中的《山水篇》尤为精彩，描绘景物的风韵不减《水经注》。自认为最得意的史学著作是应曾国荃之请而写，反映湘军完整历史的《湘军志》。此书一刻印就遭到一些湘军将领的攻击，认为它是“谤书”，迫使王闿运将原版交郭嵩焘毁掉才得以免祸。以后曾国荃又请幕僚王定安另撰《湘军记》，试图抵消它的影响。后代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王闿运是一代诗文大家，民初汪国垣作《光宣诗坛总录》列他为诗坛头领，冠于一代诗人之首。王闿运幼年初学诗时就严守格律，不失尺寸，作诗强调从拟古着手，五言长诗宗魏晋，七言长诗及近体诗兼宗盛唐，但并不单纯模拟古人，而是尽法古人之美，熔铸而出之”，能自成一家风格。他的诗作：于时事有关系者多，如《独行谣》、《圆明园词》等都是反映社会现状的鸿篇巨作，曾传涌一时，堪称史诗。所以谭嗣同称他的诗是超越“诗人之诗”，属于“更向上一著”之类。他的写景诗气魄宏伟，常带一股高洁傲气。如《入彭蠡望庐山作》等。王闿运还喜欢选诗、评诗，他的《八代诗选》流传很广。
王闿运文骈散兼行，既不堆砌词藻，又不故作高深，所以能自然浑成，不落俗调，并多警策之言。他的《湘绮楼文集》中多有传世之作。
著有《湘绮楼全集》30卷，含文集8卷，诗集14卷，笺启8卷，清光绪墨庄刘氏汇刊本。
今有《湘绮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绪墨庄刘氏汇刊本，1995年出版。
175、《人境庐诗草》
清代黄遵宪著。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汉族，广东省梅州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三年随驻日大使何如璋出使日本，曾被日本历史学界称为中国“最有风度、最有教养的外交家”。驻日期间，撰写《日本国志》。1890年，黄遵宪以分省补用道任驻英国二等参赞，1891年任驻新加坡总领事，从事改善侨胞待遇、保护侨胞财产的工作，发展华侨教育，取得一定成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被召回国，任江宁洋务局总办。1895年参与上海强学会、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创办《时务报》，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后署理湖南按察使。戊戌变法期间辅佐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力推行变革，倡立的湖南保卫局，将近代警政引入中国。1898年8月，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清政府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由于外国驻华公使等干预，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黄遵宪回乡后仍热心推进立宪、革命等工作，并潜心新体诗创作，被誉为“诗界革命巨子”。同时，他热心家乡教育事业，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积极兴办新学堂。晚年黄遵宪在墙上悬挂兴中会会员谢缵泰画的《时局全图》。1904年冬，即黄逝世前一年，他在《人境庐诗草》最后一首诗《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中写道：“君头倚我壁，满壁红模糊。起起拭眼看，噫吁瓜分图”。1905年3月28日，黄遵宪病逝于家乡梅州，终年五十八岁。
黄遵宪是晚清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变法维新者。影响中国近代思想界的达尔文进化论和卢梭《民约论》，最早是由黄遵宪介绍到中国来的，中国士大夫最早是从黄遵宪撰写的《日本国志》了解到人权、民主、平等的概念。《日本国志》中的维新变法思想，使当时的康、梁乃至光绪帝皇帝都受到很大启发，其“分官权于民”的思想明显地启发了一代伟人孙中山形成民权主义的思想。他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与斗争经验，他在戊戌政变前的湖南创立了保障社会治安的保卫局等措施在政变失败后仍能保留下来，就说明黄遵宪的改革是切中国情的，他在湖南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的卓越成效是他把变法理论灵活运用于中国实践的结果。
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主将，也是龚自珍以后最杰出的一位诗人。是嘉应州的一代诗宗。黄遵宪的诗歌基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同时也带有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他努力要使我国古典诗歌的旧传统、旧风格与新时代、新内容所要求的新意境、新风格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他的创作基本上实践了他的理论，取得了成功，给诗坛开拓了从未有过的广阔领域，其诗作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晚清绝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并以其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在近代诗坛大放异彩。因此生前即有晚清“诗史”之誉。梁启超说：“近世诗人，能镕铸新思想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黄遵宪被公认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其“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诗句成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其《人境庐诗草》是一块标志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最后阶段转向革新时期的里程碑。其清新之风，一扫旧体诗的陈腐暮气。他曾辑录了客家民歌9首，收入《人境庐诗草》之中，大大地提高了客家歌谣的社会地位。
诗文著作有《人境庐诗草笺注》十一卷。有：梁启超复校《人境庐诗草》十一卷，四册，1911年日本印本，此为黄氏家刻本；高崇信、尤炳圻校点《人境庐诗草》，一册民国十九年北平印本；长孙能立重校印《人境庐诗草》，二册，民国二十年上海印本，黄能立为黄遵宪长孙，内容与前本尽同，唯多一校刊后记；钱萼孙笺注《人境庐诗草》，三册，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印本。另有《日本杂事诗》及今人所辑《人境庐集外诗辑》。
今有：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郑海麟、张伟雄编校《黄遵宪文集》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此系黄遵宪著作国内首次结集。上卷为诗歌，下卷为各类文章及附录。上卷含《日本杂事诗》二卷、200首，《人境庐诗草》十一卷、642首，《补遗》诗词曲联铭314首（其中诗295首、词5首、曲1首、联11副、铭2首）；下卷含“赋序跋”、“论说”、“书函”、“公牍”、“墓志铭文行述”及附录“笔谈”、“资料”等。
176、《饮冰室合集》
清代梁启超著。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清华大学教授、新闻报刊活动家。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后参加反袁斗争。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是一位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其学术著作涉猎范围极广。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诸门课程。其学术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以及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
他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如人们熟知的《少年中国说》。又如《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胡适曾赞扬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这是目前比较详备的梁启超著作集，也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材料。合集分《文集》、《专集》两部分。《文集》包括文700余篇，诗话1种，诗词300余首。《饮冰室合集》是用梁启超的书斋命名。《专集》包括《戊戌政变记》、《自由书》、《新民说》、《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104种。编年排列。始刊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何擎一编，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其第二次于光绪三十一（1905）年印于东京金港堂，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第三次亦为光绪三十一年，为国内广智书局出版；第四次于民国四年（1915），由中华书局印行；第五次民国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今有：《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6年排印本。分《饮冰室文集》16册（45卷）、《饮冰室专集》24册（104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是1936年版的影印版本，但装订成12册。其中1-5册是《饮冰室·文集》。6-12册是《饮冰室·专集》。
177、《秋瑾集》
清末秋瑾著。秋瑾（1875～1907），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原名秋闺瑾，字璇卿，号旦吾，乳名玉姑，东渡后改名瑾，字（或作别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笔名秋千、汉侠女儿，曾用笔名白萍，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福建厦门。秋瑾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性豪侠，习文练武，曾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她积极投身革命，先后参加过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1907年，她与徐锡麟等组织光复军，拟于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事泄被捕。同年7月15日，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秋瑾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皆是表现其忧国忧民情怀。诗风慷慨，直抒其情，较为直白，如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杞人忧》：“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相类者还有《宝刀歌》《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读书口号》《望乡》。一些咏物诗也是直白抒发其中，较少寄寓和含蕴。如《梅》其一：“本是瑶台第一枝，谪来尘世具芳姿。如何不遇林和靖？飘泊天涯更水涯”；其二：“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琼楼傍古岑。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福贵负初心。”
词作《满江红》、《鹧鸪天》也作如是观，如《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寻知音。金瓯已缺终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今有：袁樾栋校对，长沙秋女烈士追悼会筹备处发行《秋女烈士遗稿》，长沙南洋机器印刷局1912年排印；《秋瑾集》，包括杂文、书信、诗、词、弹词、译著等。并附录秋瑾传、墓表、遗事等，收录较完备。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78、《刘申叔遗书》
近代刘师培著。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1903年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并改名光汉，参入反清宣传。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1919年1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1919年11月20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搜集整理，计74种，称《刘申叔先生遗书》。其中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22种，论学术及文辞者13种，群书校释24种。
刘师培作为经学大师，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他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具有开创意义；关于《左传》的研究成果，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他研究《周礼》所著的《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以及《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都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在北大的三年里，刘师培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它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著有：《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分六类，收著作74种。甲类论群经和小学，包括《尚书源流考》等22种；乙类论学术及文辞，包括《国学发微》等13种，丙类为群书校释，包括《周书补正》等24种，丁类为诗文，包括《左庵集》，戊类为读书记，包括《读书随笔》等五种，己类为教科书，包括《伦理教科书》等六种。附有年表、著述系年及校勘记。
179、《王静安先生遗书》
近代王国维著。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1898年，二十二岁的他进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3种生平著述，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处世。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逼近北京之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人之一，在文、史、哲、教育等领域均有深入的研究，在戏曲史、甲骨学、殷周古史、敦煌学、简牍学、历史地理和古代民族史等领域均贡献巨大，留下了被视为经典的学术遗产。
赵万里、王国华合编《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共104卷。1940年商务印书馆长沙石印本。其中《静庵文集》是其早期治哲学、文学、美学和教育学，采康德，叔本华，尼采之说发挥而就的论集；《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独标一帜，是其治学渐入自创时期的代表作；《观堂集林》是其学术鼎盛时期的史学论集，所载《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和《殷周制度论》；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1940年商务印书馆刊本影印，名为《王国维遗书》；1984年，中华书局始出版《王国维全集》，但仅出《书信》一册；1976年，台湾大通书局影印行《王国维先生全集》；2010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和广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王国维全集》，共20卷，844万字，是收录最全的王国维著作集。
180、《章氏丛书》
近代章炳麟著。章炳麟（1869～1936），又名太炎，初名学乘，字枚叔，因敬慕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更名绛，号太炎，后又改名炳麟，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学者、书法家、语言文字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先后担任《时务》、《昌言》等报编辑，并创爱国学社，鼓吹革命。后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序》，坐《苏报》案被捕入狱。1905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主持《民报》。辛亥革命后，参加孙中山的军政府，旋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幽禁。他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辛亥革命后，他日渐脱离政治，退居书斋，专意治学，成为一代儒宗。在学术上，他涉猎甚广，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深湛造诣。一生著述颇丰，被尊为经学大师，网罗繁富，有中国文化百科全书之称，但文字较古奥难懂。
他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文章，大都与政治斗争有关，针锋相对，以深厚的学识作革命政论，内容充实，文字锐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如《客帝》、《正仇满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等。但后来追求“流俗或未之好”的“传世”之文，诘屈聱牙，索解为难，每为论者所不满。他在诗赋方面薄唐、宋以降。他的诗作不多，主要是五言诗。以为“风雅以后，菁华既竭，惟五言犹可仿为，可用以专写性情”（《自述学术次第》）。但他的古体诗取法汉魏乐府，往往古奥难读。早期有些小诗如《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以平易的语言抒写革命的友谊和壮怀，颇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其论辩之文，尊晚周、魏晋，认为“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而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又认为“晚周之论，内发膏肓，外见文彩，其语不可增损”（《国故论衡·论式》）。
主要著作有后人编辑《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和《章氏丛书三编》。自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章太炎全集》。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三）：词曲别集
词别集
1、《握兰集》《金荃集》
晚唐温庭筠著。温庭筠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温庭筠诗集》。
温庭筠是第一个专力于“倚声填词”的诗人，其词多写花间月下、闺情绮怨，色彩浓艳，情思婉约，形成了以绮艳香软为特征的花间词风，表现出与诗歌不同的艺术特色，又为五代西蜀花间词派所推崇，因而被称为“花间鼻祖”。对五代以后词的大发展起了很强的推动作用。惟题材偏窄，被人讥为“男子而作闺音”。词作以《梦江南·梳洗罢》和《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为最著名。《梦江南·梳洗罢》是温词中别具一格的清新自然之作，以白描手法刻画一位思妇在江楼期盼丈夫归来的图景，“过尽千帆皆不是”，“肠断白频洲”，可谓风格清雅，语短情长。明显受到民间曲子词的影响。《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写一个闺中贵妇的苦闷心情，色彩浓艳，意境含蓄。不仅称物芳美，也具有“其文约，其词微”的特点，富有暗示性，容易使人产生种种联想。
温庭筠是第一位专力填词的诗人。词这种文学形式，到了温庭筠手里才真正被人们重视起来，随后五代与宋代的词人竞相为之，终于使词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成蔚为大观，至现在仍然有着极广泛的影响。温庭筠对词的贡献，永远受到后人的尊敬。
著有《握兰》3卷、《金荃》10卷，今俱已已亡佚。唯《花间集》还存录66首，后人收辑共得76首，为唐人词作传世最多者。
2、《浣花词》
晚唐诗人韦庄著。韦庄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浣花集》。
韦庄词作与温庭筠并称“温韦”。两人词作在内容上多写男女相识、相思、相恋、杯酒光景。但温词注重客观细腻描绘，色彩浓艳华美，意境含蓄蕴藉；韦词却善于用清新流畅的白描笔调，直接抒发漂泊之感、离乱之痛和思乡怀旧之情，词风清丽，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残》《女冠子·四月十七》等。他有些词还接受了民间词的影响，用直截决绝之语，或写一往情深，或写一腔愁绪。如《思帝乡·春日游》：“春日游，杏花插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　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大胆、率直又内含担忧和郁结。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韦端己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最为词中胜境”，许昂霄《词综偶评》评韦词“语淡而悲，不堪多读”，都指明这一特点。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韦词高于温词，指出“端己词情深语秀”，“要在飞卿之上”；“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
韦庄词作近人王国维、刘毓盘辑为1卷，凡54首；夏承焘《韦端己年谱》，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1979年新一版。
3、《南唐二主词》
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的合集。
李璟（916～961），字伯玉，原名李景通，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唐烈祖李昪的长子。升元七年（943年）李昪过世，李璟继位，改元保大。李璟即位后，改变父亲李昪保守的政策，开始大规模对外用兵，灭马楚及闽国。他在位时，南唐疆土最大。不过李璟奢侈无度，导致政治腐败，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957年后周派兵侵入南唐，占领了南唐淮南大片土地，并长驱直入到长江一带，李璟只好派人向后周世宗柴荣称臣，去帝号，自称唐国主，使用后周年号。又为避后周信祖（郭璟）讳而改名李璟景。庙号元宗。葬顺陵（今南京市江宁区）为人好读书，多才艺。“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书法也很不错，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经常与其宠臣如韩熙载、冯延已等饮宴赋诗。作词与冯延巳一样皆注重外屋触发下的切身感受。与李煜一样同归感伤，但不追忆“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当年逸乐，也没有“一梦浮生”的没落情绪，总是在叹惋衰败中潜含无限哀痛。在即景兴怀抒写中，体物传情无不自然精细，善于用精湛的笔墨状难状之景，传难言之情。如《浣溪沙》（二）：“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词人刻意描绘的西风残荷、细雨梦回、小楼寒笙，使人联想到词人身世，南唐国运。王国维说：此词“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人间词话》）
存词五首，其中《南唐二主词》收四首，《草堂诗余》收一首。
李煜（937～978），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峰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于宋建隆二年（961年）继位，史称李后主。开宝八年，国破降宋，俘至汴京，被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后为宋太宗毒死，年仅四十二岁。李煜虽不通政治，但其艺术才华却非凡。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李煜流传下来的词作不多，但多是名篇。前期的作品多写宫廷生活，如《一斛珠·晓妆初过》、《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菩萨蛮》二首等，以白描手法、浅易精炼的语言，从欣赏的角度来刻画人物形象，表达人物的内心生活；后期的作品则感慨极深，亡国之思，去国怀乡之念在他的词中极深刻地表达出来，哀婉凄绝，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词中以今昔对比、极为贴切的比喻、直接抒怀的方式流露了不加掩饰的故国之思，倾吐着出永远失去生活美好的深沉悲哀和绝望，从而引起古往今来不知多少读者的共鸣。相传七夕之夜中李煜命歌伎唱此词，传到宋太宗那里，遂赐酒将他毒死。类似还有《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等，均为旷世佳作。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谭献《复堂词话》：“后主之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李煜在中国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千古词帝”，对后世影响甚大，“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冯煦《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在语言、意境、手法诸方面，晏殊、晏几道、秦观、李清照等宋代名家无不受其影响，也影响了苏轼、辛弃疾这类豪放派词人。
其词主要收集在宋无名氏辑《南唐二主词》，今有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校》，中国书店2003年版；王仲闻校订《南唐二主词校订》中华书局2007年版；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1979年新一版。
4、《阳春集》
南唐冯延巳著。冯延巳（903～960），又名延嗣，字正中，五代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人。南唐开国时，因为多才艺，先主李昪任命他为秘书郎，让他与太子李璟交游。后来李璟为元帅，冯延巳在元帅府掌书记。李璟登基的第二年，即保大二年（944），就任命冯延巳为翰林学士承旨。到保大四年（946），冯延巳终于登上了宰相的宝座。第二年，陈觉、冯延鲁举兵进攻福州，结果死亡数万人，损失惨重。李璟大怒，准备将陈觉、冯延鲁军法处死。冯延巳为救两人性命，引咎辞职，改任太子太傅。保大六年（948），出任抚州节度使。在抚州呆了几年，也没有做出什么政绩。到了保大十年（952），他再次荣登相位。保大十六年（958），因朝廷里党争被迫再次罢相。罢相两年后以太子太傅病死金陵，终年五十八岁。
冯延巳在南唐做过宰相，生活过得很优裕、舒适。其词写男女之情近半数，由于缺乏具体的社会内容和对女性遭遇的深切同情，显得很平庸。词作中最具个性的是那些借男女相似相别来抒发士大夫官僚在衰世逆境下的危苦和隐忧，每在秋风的肃杀和笙歌散尽的寂寥中，传达出令人难耐的孤独冷落，吐露出不为人知也无处诉说的凄苦。如《谒金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捋红杏蕊。　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类似的还有《鹊踏枝·梅花繁枝》、《采桑子·昭阳记得》、鹊踏枝·几日行云》等。冯延巳词风深婉蕴藉。感情诚挚、意念执著，旨隐词微，情调抑郁，因怨而不怒而显得温厚和平。以曲达封建士大夫的深忧，并致力于表现艺术的开拓，提高了词的表现力，丰富了婉约词风。他上承晚唐温、韦，下启北宋欧、晏，在五代词的发展中，起着“正变之枢纽”（成肇麏《唐五代词选序》）的关键作用。
北宋陈世修辑其词为《阳春集》，一卷共119首。清末王鹏运刻本，附有《补遗》一卷，补辑7首。
今有《阳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黄畲校注《阳春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夏承焘《冯正中年谱》，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1979年新一版。
5、《张子野词》
北宋张先著。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历任宿州掾、吴江知县、嘉禾（今浙江嘉兴）判官。皇祐二年（1050），晏殊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辟为通判。后以屯田员外郎知渝州，又知虢州。尝知安陆，故人称张安陆。治平元年（1064）以尚书都官郎中致仕，元丰元年卒，年八十九。张先一生安享富贵，诗酒风流，颇多佳话。好友苏轼赠诗“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为其生活写照。据传张先在八十岁时仍娶十八岁的女子为妾。一次家宴上，苏轼再度赋诗调侃：“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而且此小妾八年为他生了两男两女，其中一个儿子就是宋朝著名的宰相张升。张先一生共有十子两女，年纪最大的大儿子和年纪最小的小女儿相差六十岁。《宋史》无传，《宋史翼》卷二六载其事。
张先是北宋词坛上承上启下的过渡人物，陈廷焯对此评价说：“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则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柳，为苏、辛，为美成、白石，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子野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自子野后一千年来、温、韦之风不作矣。亦令我思子野不置。”（《白雨斋词话》）为人“能诗及乐府，至老不衰”（《石林诗话》卷下）。张先一生诗酒风流，词作内容大多为男欢女爱、相思离别，或湖山游赏、都市风光、唱和寄赠等士大夫的闲适生活。如《天仙子·观舞》、《一丛花令·伤高怀远》、《何满子·陪杭守泛湖夜归》等。由于长期外任和久佐幕僚，仕途奔波、聚散无常，因而抒发离愁别绪、羁旅乡思也成为张先词作的重要内容，如《临江仙·自古伤心唯远别》、《庆春泽·飞阁危桥相依》、《御街行·送蜀客》等。
张先的词作，反映了北宋词坛的嬗替变化。他既有与欧晏相近婉约优雅的小宁，又开柳永、周邦彦铺陈细腻的慢词先声。在他的手中，词由单纯的应歌向侧重抒写个人情志倾向发展。在他运用的93个词调中，自创新调占一半，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慢词。其词含蓄工巧，情韵浓郁，以善于写影著称。在描描景状物、抒写情感中，深得以影藏形的余韵远致之妙。张先词中写“影”有二十多处，自称平生最得意有三影：“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子》）；“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归朝欢》）；“柔柳摇摇，坠轻絮无影”（《剪牡丹》），世称“张三影”。因其《行香子》词有“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之句，人又称为“张三中”。如《一丛花令》：“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词中写闺中人的相思之苦，题材平平，但最后三句想象奇特，将其怨望极深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极为细腻生动，确实难得佳句。贺裳在《皱水轩词话》中评此词尤为“无理而妙”。
有《张子野词》2卷、补遗2卷。存词180多首。有《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民国版；另有《安陆集》诗词集，清代葛鸣阳辑刻，仅收词68首。较《张子野词》遗漏很多。
今有：《张子野集》，吴熊和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夏承焘《张子野年谱》，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1979年新一版。
6、《乐章集》
北宋柳永著。柳永（约987～约1053），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代表作《雨霖铃》。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
柳永的父亲柳宜、叔叔、哥哥三接、三复都是进士，连儿子、侄子都是。他本人少年时在家乡勤学苦读，希望能官至公卿。学成后到汴京应试，准备大展鸿图，却被青楼歌馆里的歌妓吸引，整日依红偎翠、低斟浅唱，放榜时名落孙山。沮丧愤激之余，写下了传诵一时的名作《鹤冲天·黄金榜上》，宣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仁宗初年再试时，考试成绩本已过关，但由于《鹤冲天》词传到禁中，临轩放榜时，仁宗以《鹤冲天》词为口实，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从此他打着“奉旨填词”的招牌流落江湖，与青楼歌女为伍。官场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才子词人柳永，使他的艺术天赋在词的创作领域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时教坊乐工和歌姬每得新腔新调，都请求柳永为之填词，然后才能传世，得到听众的认同。直到景祐元年（1034）柳永51岁时，才终于及第，授睦州（今浙江建德）团练推官，后改昌国州晓峰盐场监官。留有《煮海歌》，对当时煮盐为生的民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短短两年仕途，他的名姓就载入了《海内名宦录》中，足可见其在经纶事物上的天赋。又因得罪宰相晏殊，多年不得改官。经过一番努力后，方为著作佐郎，远授灵台令（今属甘肃）晚年才逐次升迁为著作郎、太常博士，最后官至屯田员外郎。柳永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谢玉英，陈师师一班名妓念他的才学和痴情，凑钱替其安葬。出殡时，东京满城名妓云集，半城缟素，一片哀声。谢玉英为他披麻戴重孝，两月后因痛思柳永而去世。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节，歌妓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
柳永是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也是宋词发展的关键人物，影响极大，“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苏轼门下的秦观、黄庭坚等都深受其影响。词作内容一是叙写都市繁华，这类词作约占全部词作五分之一，代表作如《望海潮·东南形胜》，以及汴京元宵之夜的《迎新春》和清明踏青的《木兰花慢》等。反映青楼调笑和市民爱情生活是柳词更为主要的内容。柳词在当时产生如此巨大影响力，主要得力于这方面的题材，代表作有《雨霖铃·寒蝉凄切》等；抒发飘转四方的羁旅行役、思亲怀乡之情。后人称赞柳永“尤工羁旅行役”就是指这方面内容，代表作有《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等。其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创作了大量慢词，扩大了词体，也丰富了词的表现力。柳永现存词212首，其中慢词180多首，其中有很多是自制新调，如《望海潮》、《黄莺儿》、《合欢带》等；善于铺叙，让情事发展过程依次展现，而且前点后染，烘托对照，使得情景交融，如著名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此是柳永失意离开京都告别妓女时所作。词人由外到内，由近及远，刻画离人的愁苦。由外界景物，刻画到内心世界；由当前处境，推想到分别后的处境。情景交融，虚实相间，把离情别绪表现得特别充分、细腻，体现了作者驾驭长调及善于铺叙的艺术才能。此种采用“点染”之法：“多情自古伤别”是“点”，“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则就此染之，成为千古名句。铺叙情景，不用典故，不堆砌辞藻，能做到语意清新，情致缠绵；音韵优美。此词用入声韵，加重离别时凄惨悲切的感情的表现。柳词的最大特色是“俗”一是内容上的世俗，多反映市井生活，市民尤其是歌女情调，如“彩线闲拈傍伊坐”之类。为此受到士大夫多方指责，也是他仕途屡挫的主要原因。据说柳永因多年不得升迁，去质问宰相晏殊说，相公不也写词吗？晏殊回答说：我是写词，但我不写“彩线闲拈傍伊坐”。其实，柳永也能作雅词，而且格调很高，他的六十多首羁旅行役词大多如此，也曾受到士大夫交口称赞，如其代表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苏门四学士之一晁无咎就称赞说：“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唐人高处矣。”（吴曾《能改斋漫录》）。
柳永词作，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云有《乐章集》九卷，但宋本已佚。今见最早版本为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刻本；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金陵吴重熹《山左人词》刻本第一册《乐章集》；民国三年（1914）朱祖谋《疆村丛书》本，三卷，续添曲子一卷，收词206首。
今有：唐圭璋《全宋词》，用《疆村丛书》本，删去误入5首，增补4首，共212首；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即以朱祖谋《疆村丛书》本为底本，以吴重熹《山左人词》刻本、唐圭璋《全宋词》等参校，中华书局1994年版。
7、《珠玉词》
北宋晏殊著。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文港乡人。从小聪明好学，5岁能诗，有“神童”之称。十四岁时就因才华洋溢而被朝廷赐为进士。参加考试，从容应试，援笔立成，受到真宗的嘉赏，赐同进士出身，授秘书省做正字，留秘阁读书深造。仁宗即位之后，集贤殿学士。后历任左正言、直史馆、王府记室参军、尚书户部员外郎、太子舍人，权知制诰，判集贤殿。天禧四年（1020），为翰林学士、左庶子。其学识渊博，办事干练，真宗每遇疑难事，常以方寸小纸细书向其咨询。他也将自己的答奏慎密封呈，多获真宗采纳，被倚为股肱。乾兴元年（1022），年仅10岁的仁宗继位，刘太后听政。晏殊提出“垂帘听政”，为此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加给事中，后任礼部侍郎知审官院、郊礼仪仗使、迁枢密副使。后因违刘太后旨意，以刑部侍郎贬知宣州，后改知应天府。大力扶持应天府书院，开创大办教育之先河。明道元年（1032），晏殊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加尚书左丞。第二年因谏阻太后“服衮冕以谒太庙”，贬知亳州、陈州。五年后召任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复为三司使。庆历二年（1042），晏殊官拜宰相，以枢密使加平章事。庆历四年，因撰修李宸妃墓志等事，遭弹劾，贬为工部尚书知颖州，后又以礼部、刑部尚书知陈州、许州。60岁时以户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63岁知河南，迁兵部尚书，封临淄公。64岁因病回京就医，并留任侍经筵，为皇帝讲授经史，其礼仪、随从均与宰相待遇相同。至和二年（1055）病卒京都开封。仁宗亲往祭奠，追赠为司空兼侍中，谥“元献”，并亲篆其碑曰：“旧学之碑”。晏殊虽多年身居要位，却平易近人。他唯贤是举。一代名臣范仲淹、孔道辅、王安石等均出自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经他栽培、荐引，都得到重用。为人性刚简，自奉清俭。，及删次梁陈以下名臣述作为《集选》一百卷，
晏殊在文学上有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计有文集一百四十卷。他能诗、善词，文章典丽，四六、书法皆工，而以词最为突出，有“宰相词人”之称。他的词，吸收了南唐“花间派”和冯延巳的典雅流丽词风，开创北宋婉约词风，被称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他一生写了一万多首词，大部分已散失，仅存《珠玉词》136首。晏殊长期身居高位，一生悠游富贵，又性“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寄情歌酒，流连光景，是晏词的主要内容。在这类词作中，听歌赏舞的欢愉，往往拌和着叹时嗟老、好景难再的伤感，交织着人生有限、世事无常的虚幻。因为他咏叹的是人类共同的忧患意识，所以往往能打动有着类似处境的读者，如《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抒写闲雅的情趣，内中夹有寂寞孤独的淡淡轻愁，是晏词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如《浣溪沙》：“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栏干影入凉波。　一霎好风生翠幕，几回疏雨滴圆荷。酒醒人散得愁多。”小阁燕过、花落庭莎，栏影入波，这是词中主人公眼中所见，不仅看出视线自上而下、由内向外的空间移动，而且从重帘小阁中的燕子穿飞、绿色庭莎上飞红的片片坠落，赤水清波中栏杆倒影的荡漾这一系列物象的变换推进中，暗示出需要多少时间去注视、去迟留。暗度翠幕的好风微凉，散滴新荷的疏雨细声，又需要何等神凝气静的心境。筵罢后的岑寂气氛并不难有，难在有这份雍容闲暇的气度和冷静体察的优雅情致。晏殊的这类诗作很多，如《清平乐·金风细细》、《踏莎行·小径红稀》、《蝶恋花·玉椀冰寒》等俱是佳品。晏殊词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描绘富贵气象，却无雕缋满眼之迹。词中从不出现金玉锦绣等字眼，而作者闲暇自在的神情，从容不迫的气度，大家的高华气象，自然而又委婉地流露了出来。吴处厚曾评曰：满纸金玉锦绣，这是贫儿乍富。晏元献的“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这才是真正的富贵。（《青葙杂志》）。
晏殊的著作，欧阳修《晏殊公神道碑》云有240卷，今已不传。清胡亦堂辑有《晏元献遗文》，四库全书收录；清人劳格辑有《元献遗文》，南京图书馆有藏本；李之鼎辑有《晏元献遗文》，收入他所刻的《宋人四集》中。
词作《珠玉词》有明人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明毛晋汲古阁刊印《宋六十名家词》本；许宗彦鉴止水斋《宋十六家词》明抄本，现藏南京图书馆；清晏端书晏氏家刻本。
今有：唐圭璋《全宋词》，内辑晏殊词136首；胡思明点校《珠玉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8、《六一词》
北宋欧阳修著。欧阳修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欧阳文忠集》。
欧阳修今存词230多首。其小令与晏殊其名，号称“晏欧”。词风受花间尤其是南唐冯延巳影响，内容有自抒怀抱、描绘自然景色的小词，也有流行歌场的艳词，其中有不少风格清隽的佳作。欧词在创作上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特别是24岁中进士之后，一度过着“游饮无节”的生活写下不少艳词。以《踏莎行·候馆梅残》为代表。景祐三年（1036）以后，由于直言遭忌，屡受诬陷打击处境和人生态度都发生很大变化，词风也有所改变。后期词或伤时念远，或放浪形骸，或徜徉山水。其中以咏歌颍州西湖的十首《采桑子》为代表。欧词最大的特色是在和婉含蓄中时带清丽疏放，多一唱三叹之致，如《踏莎行》：“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抒写离愁别恨这个传统主题，却格外摇弋多姿，委婉多情，“平芜”二句语淡情深，正体现了欧词深婉的风格。与此相类的还有《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欧词除“深婉”这个主调外，有时还可以学习民歌，呈现一种直白的风格，如为人广为传诵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欧阳修词是北宋婉约派走向豪放派的桥梁，直接影响了同时代的张先和稍后的秦观，冯煦说他是“疏隽开子野，开少游深婉”（《宋六十家词选》例言）。罗大经说他“无愧唐人《花间集》”
欧阳修的词集，今传有：《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一百余首，是删节本有宋庆元吉州本，吴昌绶双照楼影印本；《醉翁琴趣外编》六卷，二百余首，有南宋蜀刻本；《六一词》，明毛晋汲古阁本。
今有：黄畲《欧阳修词笺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即以吴昌绶双照楼影印《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本为底本；《六一词》，李伟国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9、《小山词》
北宋晏几道著。晏几道（1030～1106，一说1038～1110），字叔原，号小山。晏殊第七子，时称晏殊为大晏，称晏几道为小晏。自幼潜心六艺，旁及百家，尤喜乐府，文才出众，深得其父同僚之喜爱。为人不受世俗约束，生性高傲，不慕势利，从不利用父势或借助其父门生故吏满天下的有利条件谋取功名，因而仕途很不得意，一生只做过颖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推官等小吏。与黄庭坚相处甚厚，两人常在一起饮酒唱和，有时醉倒在酒家垆边，有时同榻夜话，纵论时事，畅谈抱负。苏轼从黄庭坚听说此人后也想见他，当时苏轼正受帝、后赏识，身为中书舍人这样要员。但晏几道却推却说：“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晚年家境中落，日趋困窘，很是凄凉。
《小山词》的主要内容是追忆往昔的恋情，感伤人生的虚幻。这是小山词中最动人的部分，其名作《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阮郎归·旧香残粉似当初》都属于此类。这类这类词作中多有梦境描写，以此反衬人生虚幻。在其二百多首词作中，写道梦境的有四十多首。如《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鹧鸪天》：“从别后，忆相逢，几回梦魂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等。另外，真实地反映下层女子不幸遭遇，也是小山词的一个重要内容，如《菩萨蛮·哀筝一曲湘江弄》、《浣溪沙·日日双眉斗画长》等。第三类就是抒发羁旅漂泊之孤独凄凉。
晏几道存诗只数首，以词著称。不善铺叙而长于抒情。260首词中长调仅3首，其余均为小令。他的小令是北宋中期一个高峰。揉合了晏殊词典雅富贵与柳永词旖旎流俗特性，浓挚深婉，工于言情。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他工于言情，但很少尽情直抒，多出之以婉曲之笔，较之晏殊的词沉郁顿挫。在小令的技法上也有所发展，日臻纯熟。多怀往事，抒写哀愁，笔调饱含感伤，伤情深沉真挚，情景融合，造语工丽，“能动摇人心”。如《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通过个人遭遇的昨梦前尘，融进落花微雨等等凄清环境氛围，再用双燕和人独立相比衬，抒写人世的悲欢离合，笔调感伤，凄婉动人。其中新辞丽句，深为论者所叹赏。如《临江仙》中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复堂词话》赞是“千古不能有二”；《鹧鸪天》中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苕溪渔隐丛话》评为“词情婉丽”；至于《鹧鸪天》“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连道学家程颐也不得不佩服，赞道：“真鬼语也！”
关于小山词的文学地位，后世论者都给予很高评价，清代词论家陈廷焯甚至认为超过了晏殊和欧阳修：。“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出元献（晏殊）、文忠（欧阳修）之右……措辞婉妙，一时独步。”（《白雨斋词话》）
著有《小山词》一卷。有赵氏星凤阁藏明抄本，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毛晋汲古阁《六十一家词》本。朱孝臧《疆村丛书》本。今有：唐圭璋《全宋词》收其词260首；王双启《晏几道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7年版。
10、《东坡乐府》
北宋苏轼著。苏轼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东坡全集》。
苏轼词作现存三百余首，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苏轼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和表现手法，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与另一位豪放词人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具体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苏词堂庑特大。在题材上冲破传统的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范围，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举凡送别、闲适、壮志、旅怀、风景、农村、怀古、咏物、贺寿、悼亡、嘲谑等皆可入词，达到得心应手、无适不可境地。苏词不仅内容丰富，表现重点也有所转移。如果说以前词体多写歌楼酒馆的旖旎风情，在苏轼手中则逐渐转化为文人言志抒怀的工具。表现对象由代女性立言到更多地表现自我，深层次地坦露封建士大夫的性格与志趣，如《念奴娇·大江东去》所表现的倾慕功业、不甘寂寞的苦闷以及“人生如梦”的浩叹；《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阐释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的人生哲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一蓑风雨任平生”和《江城子·密州出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迈自白等皆是如此。
第二，表现手法多样。他发展了柳词的铺叙手法，多用直陈叙事抒怀，而且避免柳词中叙事的平直，变得更为纷繁多样：有时场面阔大、人物非凡，如《念奴娇·大江东去》和《江城子·密州出猎》，前者分别以万里长江和三国英豪作为地理和历史背景，后者则以倾城而出的军民和西北战事作为陪衬，皆有飞动和豪雄的气势；有时又截取日常生活小镜头来寄情于景，如《临江仙·夜饮东坡醉复醒》中醉后听江涛的感受；《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写道上遭雨淋时的坦然从容，皆是皆生活小镜头来坦露胸怀和处世态度；有时又化用神话故事，借用虚幻情节来表现对现实政治的感慨，如《满庭芳·归去来兮》幻写自己在银河渡头天女对自己的询问：“天女停梭，问何事人间，久戏风波”从中透露出词人对仕途生涯的反省和宦海险恶的余悸。
不用景语，不假叙事而直抒胸臆这也是苏词常用的抒情手法，如《满江红·天岂无情》、《满庭芳·蜗角虚名》等。这类词作虽出语爽利，但多笔到意尽，拙直有余而韵味不足。相对而言，那些运用比兴、寄托、比拟等婉曲手法的辞章更有魅力，且多有创新，如著名的《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借杨花来写佳人的一种特定性灵和心态，极尽婉曲缠绵之能事，被王士祯誉为“压倒古今”的“神品”。又如《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以榴花对应佳人，以佳人失时暗示词人政治上的失意，一派幽怨之情注于笔端，与杜甫的《佳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中的“拣尽寒枝不肯栖”，《蝶恋花·花褪残红》中的“天涯何处无芳草”都是别有怀抱，也都是传诵不衰的名句。
第三，风格的多样性。苏轼开豪放词派的先河，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但是苏词中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并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这类作品仅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且大多集中在任密州、徐州知州时期。婉约词则占有绝对多的比例。一些名作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贺新郎·乳燕飞华屋》都属此类这类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除此之外，还有抒发“逸怀浩气”的清旷之作，如《水调歌头·明月何时有》、《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等；体现“仙才灵气”的幽隽之作，如《满庭芳·归去来兮》；描写农村风物的韶秀之作，如《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等。
宋徽宗崇宁二年，《东坡乐府》同苏轼其他著作一道被禁毁。东坡乐府今存最早的版本是元代延佑年间叶曾的南阜书堂刻本；毛晋汲古阁《六十一家词》本；清代朱孝臧《疆村丛书》中的编年校注《东坡乐府》。
今有：朱孝臧编年校注《东坡乐府》，1959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曾影印出版；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以朱孝臧编年校注《东坡乐府》为底本，加以笺注，并汇集《东坡先生墓志铭》、东坡词评等苏轼研究相关材料。商务印书馆1958年排印版；陈允吉点校本《东坡乐府》，以元代延佑本为底本，明汲古阁《六十一家词》本、清朱孝臧本等参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
11、《山谷琴趣外编》
北宋黄庭坚著。黄庭坚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山谷集》。
黄庭坚今存词约180多首。历来词家对黄庭坚词的评价悬殊很大：陈师道将黄庭坚与秦观并称，并超过唐五代词人，谓：“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逮也”（《后山诗话》）；冯煦则批评说：“后山以秦七、黄九并称，其实黄非秦匹也。若以比柳，差为得之。盖其得也，则柳词明媚，黄词疏宕，而亵深之作，所失亦均”（《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评论悬殊为何如此之大，原因在于山谷词中存在两种风调廻异作品，良莠皆有、品类不一。这些评论各执一端，故有悬殊之论。但在北宋词坛乃至词史上，黄庭坚永没有秦观影响巨大和受人推重，这也是事实。
黄庭坚词作可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类被称为艳词、俚词。多为狎妓、艳遇、相思、离恨等男女风情之作，这是黄九词的主要内容。这类词艺术上的共同特点是运思浅露、语言直率、俚俗，擅长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风调上近似柳永，但缺少柳词的细致白描和委婉铺陈，诸如“怨你又恋你，恨你、惜你，毕竟教人怎生是”（《归田乐引》），“你共人边著子，怎知我门里挑心”（《两同心》）等，谐谑尖新与当时蕴藉儒雅的文人词风大相径庭，因此被后人称之为“山谷恶道”或“蒜酪体”（刘体仁《七颂堂词绎》）当时有位大和尚法秀，就曾当面劝诫他少作此类“荡天下淫心”的艳语，以免日后会堕“犁舌之狱”（《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但是，即使是这类俚词艳词中，也有一些清新蕴藉的作品，如有名的《清平乐》：“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词咏惜春之怀，寄托词人理想与追求。造语清雅，风格柔婉。手法上赋予抽象的春以具体的人的特征，由实到虚，再由虚入实，曲笔渲染，跌宕起伏，饶有变化。
另一类是言志抒怀。这类词作数量不多，内容却较广泛，或赠别，或写景，或叹世，或言志，或咏茶，或贺寿，明显受苏轼革新词风的影响，亦颇类自己的诗风，放逸中带瘦硬峭拔之气，极有成就和特色，。尤其是抒发豪情逸致、迁谪襟怀的旷词和咏唱功名勋业的壮词，即使置之宋词一流作品亦无愧色。《念奴娇·断虹霁雨》：“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桂影扶疏，谁便道、今夕清辉不足？万里青天，恒娥何处，驾此一轮玉？寒光零乱，为谁偏照醽醁？　年少从我追游，晚凉幽径，绕张园森木。共倒金荷家万里，难得尊前相属。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曲。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此词作于贬斥西南之时，全词意境澄澈明净，想象瑰奇清逸。尤其是结尾数句，掷地有声，展示出词人不以升沉萦怀，不以坎坷为意的倔强性格和旷达襟怀。胡仔称赞说“可继东坡赤壁之歌云。”（《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再如《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词中作者自标为灵芝仙草，鄙弃红尘中的朱唇丹脸，通篇为追求理想世界、保持一已圣洁而大发浩歌；风格飘逸，境界博大，气势奔放。抒情明快，与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堪为姊妹篇。这在当时不少人批评苏轼词“非本色”之际，有意继承苏轼的风格，为苏词的进一步扩大影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对两宋的“豪放”词，起到一定的启迪作用。
黄庭坚的词作，《宋史·艺文志》著录“乐府二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长沙《百家词》本《山谷词》一卷。传世宋本有闽刻本《山谷琴趣外篇》三卷，共九十首，今收入陶湘《续景刊宋元明本词》、张元济《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续编。《强村丛书》本《山谷琴趣外篇》，又据明嘉靖刻宁州祠堂本《豫章黄先生词》（一卷）校补，补入八十九首。
今人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傅璇琮辑有《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内有词评。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有《黄庭坚集》内有词集。
12、《淮海居士长短句》
北宋秦观著。秦观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淮海集》。
秦观诗文辞赋俱有作品传世，但成就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词。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甚至认为“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吴曾《能改斋漫录》）。秦观词题材较为广泛，但就总体而言，仍以传统的相思恋情为主，约占全部词作半数以上。其特色是真挚缠绵，绝少鄙俗之词。王国维评秦观与周邦彦说：“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人间词话》）如有名的《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词人借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歌颂坚贞诚挚的爱情。尤其是结尾两句，一反别离时黯然神伤的传统写法，陡作拗转之笔，别处新意。它既是离别时的深情相慰，更是坚贞不移的爱情盟誓。全词毫无消沉哀伤之意，却闪耀积极乐观色彩，在历代咏歌爱情的诗词中，实属罕见。
淮海词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感慨身世。尤其是屡遭贬谪后的词作，总是在叙事抒情之中带着浓重的感伤色调。如写于贬谪之中的《踏莎行·雾失楼台》，抒写误入仕途、卷进政治风波的无穷悔恨。王国维评曰：“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尤其是最后两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音调凄婉，意蕴深长。苏轼特别喜爱这两句，“自书于扇，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另外，像《满庭芳·山抹微云》，将悲苦的恋情与悲苦的世情交织在一起，带上词人独有的个性。秦观也由此被称为“山抹微云博士”。
秦观词主要以情韵感人。李清照说秦观词“专主情致”（《词论》）陈廷焯也说“少游词寄慨身世，闲情有情思”，“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白雨斋词话》）。词中长调，易于平直浅露，但秦观的长调，却也能情韵摇荡，余音不绝，如《满庭芳·山抹微云》叙写元祐年间与苏轼、晁无咎等师友相聚，怀古伤今，抒发“东风暗风暗换年华”、“重来是事堪嗟”人世沧桑的伤感，极为真挚感人。类似的还有》八六子·倚危亭》、《画堂春·东风吹柳日初长》等。
秦观词中选取的物象，没有柳永词宽泛，也没有苏轼词高远，但亦有自己的特色，即刻意追求意象的精致优美，如自然界的飞燕、寒鸦、垂杨、芳草、斜阳、残月、远村、流水、烟渚等，涉及人事者如驿亭、孤馆、危亭、画屏、绣帘等。讲究色彩的艳丽鲜明，并注重色泽之间的对比。在秦观笔下，美的意象和鲜明的色泽经过精妙的组合搭配，立即展现出一幅幅令人心动神移的画面，如“巷入垂杨，画桥南北翠烟中”（《望海潮》）；“金钩细，丝纶漫卷，牵动一潭星”（《满庭芳》）；“香墨弯弯画，胭脂淡淡匀。揉兰衫子杏黄裙。独倚玉阑无语，点檀唇”（《南歌子》）等取像的幽美，选色的鲜明，以及组合的精妙，都显示出词人构思的独特。
在表达方式上，秦观词绝少直露，多用柔婉之笔，正如周济所云：“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宋四家词选》）。如《满庭芳》中的“山抹微云，天沾衰草”，《浣溪沙》中的“漠漠轻寒”、“淡烟流水”，轻似梦的飞花，细如愁的丝雨等。词人笔下的事物情态，都是那样轻灵柔和，如“微雨”、“纤云”、“轻舟”、“疏柳”、“嫩黄”；行走是“细履”，弹筝是“低按”，气候是“轻寒”，连约会也是“嫩约”。总是呈现一种幽雅清寂的境界，依稀飘渺的氛围，凄迷怅惘的情致，令人神思恍惚，低回吟叹！
秦观词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著录《淮海集》40卷、《后集》6卷、《长短句》3卷；卷二十一著录《淮海词》1卷。《淮海集》有《四部丛刊》影明本、《四部备要》本。南宋长沙所刻《百家词》本《淮海词》已不可见，今存者有《淮海词》1卷，收入《宋六十名家词》刊本。又《淮海居士长短句》3卷，有《四部丛刊》影明本、朱祖谋《□村丛书》本、北平图书馆影印宋本、叶恭绰影宋校本、龙榆生点校《苏门四学士词》本。
今有：杨海明《淮海词笺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长短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刘尊明《秦观集》，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东山词》
北宋贺铸著。贺铸（1052～1125），字方回，唐知名诗人贺知章后裔，贺知章居庆湖（即镜湖），故号庆湖遗老。祖籍山阴（今浙江绍兴），生长于卫州（今河南卫辉）人。宋太祖贺皇后族孙。陆游说他“貌奇丑，色青黑而有英气”（《老学庵笔记》），人称贺鬼头。仕宦生涯也从武弁开始。神宗熙宁初以门荫入仕，时十七、八岁，此后二十多年一直在低级侍卫武官台阶上磨勘迁升，任过右班殿直、监军器库门、监临城酒税、摄临城令、监磁州都作院、和州管界巡检、西头供奉等职。其实贺铸是文武全才。时人曾将他比作后汉邓禹、东晋谢安那样的将相之具。当时名臣李清臣称他“老于文学，泛观古今，辞章议论，逥初流辈”。哲宗元祐六年（1091），因李清臣、苏轼等推荐，改入文阶，为承事郎。但由于他秉性刚直、不阿权贵，曾直斥当时朝政是“鼠目獐头登要地，鸡鸣狗盗策奇功”（《题任氏传德集》）。因此转为文职，官运并未亨通。在此后十八年间，词人一直在宣议郎、宣德郎、奉议郎、承议郎间升转，出任过监宝泉监、通判泗州、太平州等卑微官职。由于负奇才而无所遇，此间词人一直处于入世和归隐的矛盾之中。直到徽宗大观三年（1109），词人出仕已四十年，历仕三朝仍一蹶不振，此时又值蔡京等四凶当朝，北宋政权处于历史上最黑暗时期，这才下定决心辞官归隐。晚年一直隐居苏州、常州，潜心于读书校勘。宣和七年二月卒于僧舍，享年七十四岁。《宋史·文苑传》有传。
贺铸诗词成就高于文，而词又高于诗。今存词280余首，就数量而言，在北宋仅次于苏轼。其词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多样举凡抒怀书愤、览古咏史、言情体物、绘景记游，无所不施，各臻其妙。贺铸性格本近于侠，以雄爽刚烈见称于士大夫之林。词作中最突出的也是越出恋情闺思的范围，而着力抒写个人的身世经历和某些社会现实，凸显其英风壮志和爱国情感的辞章。这类作品不多，但最能代表贺铸的创作成就。其中的《六州歌头》堪称压卷之作：“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闲呼鹰嗾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乐匆匆。　似黄梁梦，辞丹凤，明月共，漾孤篷。官冗从，怀倥偬，落尘笼，簿书丛。鹖弁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唐宋以来文人词极少反映国家民族大事。北宋边患如此严重，但词中含有爱国抗战内容的，总共不过十余首，仅占现存北宋词的千分之二、三。像贺铸这样以戎马报国为主题并以第一人称唱出，只有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可相伯仲。苏词作于主战派执政的熙宁时期，故豪而壮；贺词作于妥协派当国的元祐时期，更显抑塞郁愤悲凉慷慨，堪称苏轼豪放词和南宋爱国词之间的津梁！类似之作还有《行路难·缚虎手》、《将进酒·城下路》、《诉衷情·不堪回首》、《念良游·山缭平湖》等。
贺铸的情词也极为人称道。特别是怀念妻子的悼亡词，这在几乎是清一色的抒写文人与歌妓之间相思想念的宋代情词中可谓别树一帜。如《半死桐·重过阊门万事非》，与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堪称悼亡词中双壁。贺铸思念一些歌妓的情词也写得哀感顽艳、荡气回肠，并不在秦观、晏几道之下，如这首《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此是词人晚年退居苏州，因见路过的女郎而产生的思慕之情。通篇都是猜测悬想，与“月桥花院”、冉冉飞云和日暮蘅皋等景色想相糅合，再加上洛神凌波的历史追忆，更显得飘渺和惆怅。特别是最后三句，连用三重景物组成复合之比。更显思绪茫茫，闲愁无止无尽。王灼称赞“语精意新，用心良苦”（《碧鸡漫志》卷二），罗大经称赞是“兴中有比，意味更长”（《鹤林玉露》卷七），以致被称为“贺梅子”（《竹坡诗话》）。
贺铸还有些咏物词，如《芳心苦·杨柳回塘》；登临怀古词，如《台城游·南国本潇洒》等也很有成就。
贺词刚柔兼济，风格多样，兼有豪放、婉约二派之长。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赞为“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东山词序》）。其中以深婉丽密之作为最多，其意境高旷，语言浓丽哀婉，近秦观、晏几道。代表作有《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半死桐·重过阊门万事非》、《生查子·陌上郎》、《浣溪沙》（之一）、《捣练子·杵声齐》、、《捣练子·望书归》等。其中以《青玉案·横塘路》、《鹧鸪天·半死桐》、《芳心苦》三首为最著名。《鹧鸪天·半死桐》悼念词人相濡以沫的妻子，字字悲切，如泣如诉，“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这一句更是饱含深情，哀婉凄绝。《芳心苦·杨柳回塘》写”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的荷花，视角新奇却又不失于理，且托物言志，手法高妙。其爱国忧时之作，如《六州歌头·少年侠气》、《行路难·缚虎手》、《将进酒·城下路》、《诉衷情·不堪回首》等，曲调凄厉，声请激越，悲壮激昂，又近苏轼。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等对其词均有续作，足见其影响。
贺铸长于锤炼语言并善融化前人成句。他自己曾说：“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叶梦得《建康集》卷八《贺铸传》）。他善于融化中晚唐诗句入词，其技巧，堪比周邦彦。因此词句典雅而精致用韵特严，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但有时辞采过于华丽，有浓得化不开之弊；有些词作俳句过多，显得雕琢、凝滞，有些典故翻来覆去用得太滥。
据叶梦得《建康集》卷八称，贺铸曾自编为《东山乐府》，但未言卷数。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称“小词二卷，名《东山寓声乐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著录《东山寓声乐府》3卷。今仅存的版本有三种：一是残宋刊本《东山词》，仅存上卷109首；一是清代鲍廷博知不足斋抄本《贺方回词》，2卷144首；朱孝臧《疆村丛书》本《东山词》其中收入残宋本《东山词》1卷、《贺方回词》2卷、《东山词补》1卷。
今有：唐圭璋《全宋词》，其中辑佚较为完备；钟振振校注《东山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前三卷以《疆村丛书》本为底本，第四卷“补遗”用《全宋词》本，并以多种版本参校，后附“版本考”、“年谱简编”、序跋、评论等资料，便于研读。
14、《晁氏琴趣外编》
北宋晁无补之词集。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苏门四学士之一。十二岁时曾撰《七述》，备述钱塘山川风物之秀丽。苏轼读后大为赞叹，“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宋史》本传）这是二人订交之始，此后直贯终生，元丰二年（1079年）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第一。同年授澶州司户参军。元祐初，任太学正，著作佐郎，后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绍圣元年（1094年），知齐州（今山东历城），因修《神宗实录》失实，降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九月三日改贬亳州（今安徽亳县）通判，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又贬监处州（今浙江丽水），赴处州途中，丁母忧。元符二年（1099年）为信州（今江西上饶）酒税。徽宗崇宁年间，党论复起。元祐诸贤与司马光、苏轼等，被控为“奸党”，晁补之亦在其中。被管勾江州太平观，退返金乡家园闲处，是年已过五十，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废黜生涯。由于他一生仁途坎坷，屡遭贬谪，多处漂泊，对宦海生活感受尤深，所以他归隐乡里后，“葺归来园，自号归来子，忘情仕进，慕陶潜为人。”这一阶段也是他创作的丰收期，诗、词、文各体俱备，多方面表现出他的生活状况和复杂矛盾的心绪，取得较大成绩。到大观四年（1182），政局渐有缓和，补之诣吏部侯调，得起达州（今四川达县），未行。改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到官不久卒，葬于任城吕村，终年五十八岁。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赠直龙图阁。
晁补之工书画，能诗词，善属文。与张耒、黄庭坚、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与张耒并称“晁张”。但最能代表其文学成就的是词作。今存词170多首。词风追步苏轼，开拓词境，以词言志抒怀，于艳语外也作壮语、旷语，无论笔力、气象都与苏轼接近。王灼《碧鸡漫志》指出：“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致得其十七”，《四库总目提要》也认为“其词神姿高秀，与苏轼实可肩随”。但有的地方过于质直，不及苏轼之旷放，但有一种傲兀跌宕之气，往往由磊落感喟趋于沉咽。故冯煦谓其“无子瞻之高华，而沉咽过之”（《六十一家词选》）。其代表作《摸鱼儿·东皋寓居》：“买陂塘，旋载杨柳，依稀淮岸湘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嘴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　青绫被，莫忆金闺故步，儒冠曾把身识破。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试觑，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幕。”全词以跌宕的气势，慷慨的格调，熔化多种掌故的典重语言，抒发了似旷放、实在=激愤的复杂情怀。确是硬语盘空、潜气内转之作。刘熙载说：“无咎词堂庑颇大，人知辛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为后来名家所竞效，其实辛词所本，即无咎《摸鱼儿·东皋寓居》之波澜也。”（《艺概·词曲概》）。类似之作还有《迷神引·贬玉溪，对江山作》。词中以“断魂素月”、猿鸟哀啼，烘托他的凄苦心境。以“烛暗不成眠，听津鼓”，表现出他沦落天涯、长夜不眠的悲苦，显得沉郁而悲凉。《一丛花·十二叔节推以无咎生日，于此声中为辞，依韵和答》二首，简直同《摸鱼儿·东皋寓居》如出一辙，只不过有些句子情绪更加激切，吐属更为率直发露，犹似骨鲠塞喉，尽出方快。这与含蓄曲幽、婉而不露的流行风格实在是背道而驰的。
以上是就晁补之词作的主导倾向而言，实际上，晁补之全部词章中，伤春惜别、相思忆旧之传统题材的作品仍占约半数之多，并颇具清新蕴藉韵味与柔丽绵邈情调，合乎词的当行本色。如他的《引驾行·梅精琼绽》全词用铺叙手法，章法缜密不懈，不作大幅度跨跃摇曳，率拙间饶见浑厚气，表现出作为驾驭长调的能力，得益于柳永处实多。又如《鹧鸪天》，上阕先以“欲上面湖”虚似，暗示蛰居贬地的苦闷，随之点明“还思”齐州风物景光的本旨，见出眷念挚情。下厥慨喟年华渐老去，犹自连蹇仕途，以后纵或有幸重游旧境，只怕也没有当时豪兴了。词中即景言情，于轻歌微吟间透出流连迟回的惆怅，虽淡淡，却余味缭绕不尽，全在情思的厚重真切。
晁补之著作，《宋史·艺文志》录有《左氏春秋传杂论》一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鸡肋集》一百卷和《晁补之集》七十卷。这些集子左宋徽宗崇宁二年均遭禁，现存的仅有《鸡肋集》七十集传世。其中诗赋二十三卷，散文杂著四十七卷，系补之从弟晁谦之于绍兴七年编成刊行于建阳。有明晁谦之本，明嘉靖三十三年重刊宋庆元五年黄汝嘉本，明崇祯八年顾凝远诗瘦阁依宋本重刊本，四部丛刊本。词作有明毛晋汲古阁刊《晁氏琴趣外篇》六卷本、旧钞《鸡肋集词》一卷本、旧钞《晁补之乐府》一卷本、清道光十年晁氏裔孙贻端刊《晁氏丛书》本。
今有：林大椿点校的《晁氏琴趣外篇》七卷本，涵芬楼刊刻；吴昌绶煦楼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本；龙榆生《苏门四学士词·晁氏琴趣外篇》校点本等。
15、《片玉词》《清真集》
北宋周邦彦著。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时“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宋史·文苑传》）。神宗元丰二年（1079），入都为太学生。六年，献《汴都赋》七千言赞扬新法，加上华丽又富有气势的语言，受到神宗赏识，擢为太学学正，开始进入仕途。在此期间，年少风流的周邦彦经常出入歌台舞榭、倡楼瓦舍，写下大量应歌妓之请辞采斐然的软媚之词。作者后来也“颇悔少作。但也有像《少年游·并刀如水》这类珠鲜玉艳、别有风姿之作，不可一概否定。
哲宗元祐初年，高太后听政，引用旧党，倾向新党的周邦彦因“不能俛仰取容”而被逐出太学，任庐州（今安徽合肥市）教授，元祐八年（1093）又改知溧水（今属江苏）。这十年间所作以记录行踪、抒发漂流薄宦、伤于哀乐之感慨为主。词风也渐次由软媚转趋凄婉、奇崛、沉郁顿挫。哲宗亲政后，渐复熙宁新法，启用被逐的新党之人，周邦彦已被召回京都，任国子主簿，元符元年召对崇政殿，重献《汴都赋》，除秘书省正字。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迁校书郎，再迁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卫尉卿。至此，周邦彦重任京官已达15年。此间所作，除抒发身世之感、政事沧桑外，由于环境、心情的变化，又出现一些绮陌看花、垂杨系马之类应歌赠妓之作。
徽宗政和二年（1112）周邦彦出知隆德军府，五年，徙知明州，六年，还京任秘书监，七年，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在京这两年，周邦彦政治上比较显达，但并未依附炙手可热的蔡京新党，提举大晟府，“集中无一颂圣贡谀之作”（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倒是讨论古音、审定古调，对词乐发展贡献很大。宣和元年（1119），出知真定府，不久改顺昌府，次年徙知处州，未到任，又奉祠提举南京（今河南商丘）鸿庆宫。宣和三年（1121）卒于鸿庆宫，享年六十六岁。
周邦彦诗词文赋，无所不擅。但为词名所掩，诗文多零落不传。今存词180多首。作品多写爱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写爱情的词章，虽多描写痴男浪子的行径和青楼倡女的情愫，题材似与柳永并无二致，但柳永一生坎坷，与下层歌女情感上能够相通；周邦彦一生仕宦相对顺利，听歌宿妓之际，虽不乏狎情绮思，但缺少柳永那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层感情。所以张炎评其“意趣却不高远”（《词源》），刘熙载说“周旨荡”（《艺概·词曲概》）不为无因。但这类词中亦有一些佳品，情感真挚之外更以雅致著称，不同于柳永、黄庭坚的同类艳词，如《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前人多附会此写李师师与宋徽宗情怨，学者已辩其非，实际上是饮于妓院之作。妓女留客歇宿，但并无牵裾依偎之类淫词秽语，而是以“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等关心客人的婉转口吻，劝客人“休去”。故被被后人称为“神品”、“佳制”。这类既有情致又很雅驯的情词，还有《风流子·新绿小池塘》、《瑞龙吟·章台路》、《浪淘沙慢·昼阴重》等。《瑞龙吟·章台路》写于绍圣四年还京任国子主簿之时。十年外放，今重返京师，心情应当是愉快的。但词中的感情却比较低沉，因旧地重游，不见当年钟情的那位歌妓，物是人非，不禁感慨系之。就题旨而言不过是人面桃花的旧曲翻新，但因有弦外之音，中寓身世之感，从而使这首情词意蕴加深。有的论者以为其中隐寓了旧党罢斥、新党复来的政事沧桑，可备一说。
抒发身世之感的歌词在清真集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其中以羁旅行役为题材的作品大都写于外放期间，佳作较多，有《兰陵王·柳》、《尉迟杯·隋堤路》、《六丑·蔷薇谢后作》等。其中《兰陵王·柳》更是众口交赞的名篇：“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词中托柳起兴，抒写了伤离别恨之情和身世飘零的喟叹。全词由实入虚，实虚不断转换。萦回曲折，似浅实深，有吐不尽的心事流荡其中。无论景语、情语，都很耐人寻味。其咏物词状物形象且工巧，如《苏幕遮·燎沉香》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三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运用不同的镜头摄下了荷花丰富多彩、栩栩如生的形象。王国维赞美说：“真能得荷花之神理者。”在（《人间词话》）。
但就题材而言，周词涉及的领域比较狭窄，并未超出北宋其它婉约词人的藩篱。王国维批评说他是“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还是很中肯的。清真词之所以在词史上地位极高，主要是艺术上的成就。周词格律谨严，语言典丽精雅。善于借用、化用大量前人诗意、词句入词；抚写物态，曲尽其妙章法整饬又富于，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被后人称之为“词家之冠”，在词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历来“周柳”并称。如果说柳永的影响主要在市民阶层的话，周邦彦主要在文人词方面。南宋重要的婉约派词人姜夔、吴文英、史达祖、蒋捷、周密、张炎、王沂孙等均受其影响。清真词在当时就负盛名，陈郁《藏一话腴》说周邦彦：“二百年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嬛妓女皆知美成词可爱”。清人戈载《宋七家词选》以周邦彦为首；周济甚至提出“问途碧山（王沂孙——引者注，下同），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主张，将学习清真词作为创作的最终归宿。
周邦彦的词集有《片玉词》又名《清真集》。有陈元龙宋刻本《详注周美成片玉集，清朱孝臧《疆村丛书》有复刻本；元巾箱本《清真集》二卷，《集外词》一卷，清人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有复刻本；明毛晋汲古阁刻本《片玉词》二卷《补遗》一卷。
今有：吴则虞点校《清真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罗忼烈笺注本《周邦彦清真集笺》，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版。
16、《石林词》
南宋叶梦得著。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吴县（今苏州市）人。绍圣四年（1097）进士，调任丹徒尉。徽宗朝自婺州（今浙江金华）教授召为议礼武选编修官。入京后与当权丞相蔡京交往密切，用蔡京荐，召对迁祠部郎官，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高宗建炎二年（1128）授户部尚书，迁尚书左丞。绍兴元年（1131）起为江东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八年授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总管四路漕计，致力于抗金防备及军饷勤务。十二年调任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陈振孙说他“平生所历州镇，皆有能声。”（《直斋书录题解》）时秦桧当权，因忤桧意，与绍兴十五年告老，以崇庆节度使致仕。晚年隐居湖州弁山玲珑山石林，故号石林居士，以读书吟咏自乐，所著诗文多以石林为名，如《石林燕语》、《石林词》、《石林诗话》等。绍兴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死后追赠检校少保，宋史有传。
叶梦得兼善诗文。其诗“深厚清隽，不失元祐诸贤矩矱。”（翁方纲《石洲诗话》）他学问博洽，精熟掌故，藏书又富，于《春秋》、《礼记》、《论语》、《孟子》诸书，均有辨释著述。其《石林燕语》10卷与《避暑录话》2卷，记叙朝章国典、旧闻时事，足以资考证，补史缺。又有《石林诗话》2卷，“其所评论，往往深中綮会，终非他家听声之见、随人以为是非者比”（《四库全书总目》）。但创作上最有成就的还是词作。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前半期的词风变异过程中，叶梦得是起着先导和枢纽作用的重要词人。叶梦得词作今存102首，题材风格可以南渡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早期词不出传统题材，作风婉丽，但以较多呈现个人面目。如著名的《贺新郎·睡起啼莺语》，相传为应真州妓女之请而写，但婉丽之中已带有豪逸之气，廊庑也较为扩大，已开后期词风先声。词人在南渡前长期仕宦，位居显要，但时遭贬废，颇历风波，所以对官场长生厌恶之情，往往寄情山水之间，如《念奴娇》、《应天长》、《满江红》诸词，皆描述词人徜徉于山水之间的情趣，词中多熔化陶渊明的诗句，词风渐趋清旷疏淡。
后期词作接受苏轼豪迈、清旷一路的痕迹更加明显，如用苏词原韵的《念奴娇·云峰横起》就完全模仿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云峰横起，障吴关三面，真成尤物。倒卷回潮目尽处，秋水黏天无壁。绿鬓人归，如今虽在，空有千茎雪。追寻如梦，满馀诗句犹杰。闻道尊酒登临，孙郎终古恨，长歌时发。万里云屯瓜步晚，落日旌旗明灭。鼓吹风高，画船遥想，一笑吞穷发。当时曾照，更谁重问山月。”在充满豪气的画面上，隐怀古伤今的沉痛之情和个人的身世之感，与苏轼原作几乎同一鼻息。在《鹧鸪天·一曲青山映小池》中更将苏诗组织入词。类似如此慷慨豪雄的词作还有《八声甘州·寿阳楼八公山作》、《水调歌头·霜降碧天静》等。苏轼词风有清旷豪雄两个方面。叶梦得学苏，更多的是学习其清旷。关注说他“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合处不减靖节、东坡之妙”（《题石林词》）。如“生涯何有但青山，小溪湾，转潺湲；投老归来，终寄此山间”（《江城子》）；“柳絮尚飘庭下雪，梨花空作梦中云，竹间篱落水边门”（《浣溪沙》）。当然他的成就尚不能与苏轼比肩。恰如王灼所言，在苏派词人中晁补之、黄庭坚是学苏而得其七八分者，而叶梦得则得六七分（《碧鸡漫志》卷二）。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石林总集》100卷，《石林建康集》10卷，《避暑录话》2卷，《石林词》1卷。另有《注琴趣外编》3卷，为江阴曹鸿注《叶石林词》。今《石林总集》已佚，《石林建康集》仅存8卷。其词当时即单集刻行。流传有吴讷《百家词》本，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叶德辉《石林遗书》本。
今有：唐圭璋《全宋词》，据紫芝漫抄本增补，共辑存词102首；舒大刚主编《宋珍本丛刊》第32册《石林居士建康集》，线装书局2004年版。此为傅增湘校跋，清宣统三年刻本；《建康集》八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7、《太平樵唱》
南宋朱敦儒著，一名《樵歌》。朱敦儒（1081～1159），字希真，号岩壑老人，又称伊水老人，洛川先生，洛阳人。早年以清高自许，南渡前曾隐于洛川。靖康、建炎间，屡召不起。绍兴三年（1133）以荐补右迪功郎，五年（1135）赐进士出身守秘书省正字。后历任历兵部郎中、临安府通判、秘书郎、都官员外郎、两浙东路提点刑狱。绍兴十六年，右谏议大夫汪勃弹劾他专立异论，与主战大臣李光交通而被罢官，退居嘉禾（今浙江嘉兴）。绍兴二十五年，以七十四岁高龄在秦桧笼络下强起为鸿胪少卿。秦桧死后，依旧致仕。绍兴二十九年卒于秀州。
朱敦儒是两宋之交经历数朝的著名诗人。一生的七十多年中，做官的时间很短，长期隐居在江湖之中，被称为“天资旷逸，有神仙风致“的词人。词作以南渡为界，词风有明显变化。早期词作多作于北宋末年，此时生活放荡，多为沉湎酒色、放荡轻狂的生活吟唱，但也有逍遥林下、襟怀狂逸的风致自白，如名作《鹧鸪天·西都作》：“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曾批给露支风敕，累奏流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词人以“清都山水郎”自居，萧散疏狂，傲视权贵。这种狂逸风致在北宋词中很为少见，大概是受苏轼清旷词风想影响。像《念奴娇·插天翠柳》、《水调歌头·中秋一轮月》皆明显看到胎息苏词痕迹，但内涵深厚则有所不逮。
南渡以后，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剧痛和颠沛流离之苦。词风基调亦由香艳、闲适、疏淡一变而为凄苦、悲怆和激愤，如《水龙吟·放船千里》中，词人面对国事危难，既有“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的呼唤，又表露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的感慨，真实地再现了两宋之交爱国士大夫情感和心态。再如《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比起《水龙吟》，爱国忧时的基调相同，但意蕴更为深刻堂庑更为扩大，是朱敦儒词中精品。随着宋金对峙局面的形成，以及词人后期经历的宦海风波和旅进旅退，南渡初期报国入世的思想渐渐消退，归隐闲适之作渐多。同前期的逍遥林下、襟怀狂逸的闲适之作不同的是，此时更多地带有愤世嫉俗、“自乐闲旷”、浮生若梦之类的虚无，如：“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需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西江月》），“人生虚假，昨日梅花今日谢。不醉何为？自古英雄总是痴”（《减字木兰花》），“屈指八旬将到，回头万事皆空”（《西江月》）。最有代表性的是这首有名的《好事近·渔父词》：“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这首小词清丽自然，在水天一色、孤鸿明灭的恬静空明中领悟着人生哲理。梁启超读后说：“飘飘有出尘之想，读之令人意境悠远”（《饮冰室评词》）。
除了清空的意境和悠长的韵味外，朱敦儒还善于运用民间生动活泼的俗语和佛教说唱的韵文，因而在清新流畅之中又带有口语化、散文化的倾向，对辛弃疾等人的口语入词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特点在两宋之交词风转变中都是别具一格的。
著有《岩壑老人诗文》一卷和《猎较集》，均已佚；今存有词集三卷《樵歌》，一名《太平樵唱》。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著录为一卷；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收录为三卷；毛晋汲古阁旧抄本、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疆村丛书》本均为三卷；唐圭璋《全宋词》收录240多首，最为完备。洪永铿点校《朱敦儒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漱玉词》
南宋词人李清照著。李清照（1084～1155），济南章丘人，号易安居士。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士大夫家庭。父亲李格非进士出身，苏轼的学生，官至提点刑狱、礼部员外郎。藏书甚富，善属文，工于词章。母亲是状元王拱宸的孙女，很有文学修养。由于家庭影响，李清照少年时代便工诗善词。十八岁时，李清照与赵明诚结婚。婚后，两人情投意合，一同研究金石书画，“夫妇擅朋友之胜”。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了汴京，徽宗、钦宗父子被俘，高宗南逃。李清照夫妇也随难民流落江南，飘流异地，多年搜集来的金石字画丧失殆尽。同年，赵明诚被任命为建康知府，在一次城中叛乱中，赵明诚缒城逃跑，后自感羞愧，心情郁郁，死于上任湖州知事途中。李清照孤寂之中，被骗下嫁张汝州。婚后发现李清照发现张汝州的官职来源于行贿，便状告张汝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妻子告发丈夫，即使印证丈夫有罪，妻子也要同受牢狱之苦。由于家人收买了狱卒，入狱九天便被释放，这段不到百天的婚姻就此结束。国破家亡、背井离乡，身心已备受摧残，又因改嫁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污诟，更觉孤苦无依，呼告无门，最后在贫困忧苦中寂寞地死于临安（今杭州市）。
李清照文采出众，诗词散文书画音乐无不通晓，以词的成就最高。此词清新委婉，感情真挚，且以北宋南宋生活变化呈现不同特点。前期词主要表现闺中生活、自然风光和婚后的别思离愁，清丽明快，表现了女词人多情善感的个性。如《如梦令》中描写惜春怜花的感情：“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相思怨别词，更是情意深挚，别具一格。如《醉花阴》中结尾三句：“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构思新颖，意趣高雅，不是一般男性作家代言体怨词所能相比的。《一剪梅》的下篇抒发词人盼望丈夫来信的心情：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更是将思念之情写活。
后期的词则充满了“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浓重伤情调，从而表达了她对故国、旧事的深情眷恋。如《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通过对残秋景色的描绘和自己百无聊赖独守空居的寂寞生活的描写，表达了词人故国灭亡，夫死家破，饱经忧患和漂泊流离的凄惨孤寂的愁苦之情。词风深沉凝重、哀婉凄苦，一改前期词作的开朗明快。特别是“寻寻觅觅”十四个叠字，将自己的生活环境、凄苦心情，无奈中的希冀和寻觅后的更加失望，表现得淋漓尽致。罗大经称赞说：“以一妇人，能创意如此”、类似者还有《永遇乐·落日熔金》。词中由“元宵佳节”引起感伤，追怀往日的“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然后与今日憔悴、孤苦形成鲜明对照：“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全词流露出对国家变故、昔乐今哀的深切悲痛之情，后来宋末词人刘晨翁读此词，不禁“为之泪下”。
晚期的作品除沉郁悲凉风格外，也间有健举超逸，这与南渡初期爱国词的豪壮苍凉词风相一致，如《渔家傲·记梦》：“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全篇用了象征手法，与她写情写景真实细腻的风格截然不同，无论意象和情意都进入了一种非常高远的境界，而且意象和情意结合得恰到好处，
李清照词作在词史上有两大贡献：一是以其女性身份和特殊经历写词，塑造了前所未有的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从而扩大了传统婉约词的情感深度和思想内涵；二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易安体”。她善于从书面语言和日常口语里提炼出生动晓畅的语言，善于运用白描和铺叙手法，来表现对周围事物的敏锐感触，刻画细腻、微妙的心理活动，表达丰富多样的感情体验，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构成浑然一体的境界。从而将“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婉约风格发展到了顶峰，以致赢得了婉约派词人“宗主”的地位。对辛弃疾、陆游以及后世词人有较大影响。
李清照不仅是著名词人，也是著名的词学批评家，她的《词论》主张“词别是一家”，是不同于诗文的独立抒情体式，比诗有着更严格的格律要求。《词论》不仅是宋代词坛上有自己独立见解、有组织条理的一篇词学专论，也是我国妇女所作的文学批评第一篇专论，在词学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李清照留传下来的作品不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录著的《李易安集》十二卷，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录著的《漱玉词》五卷俱已失传。现存诗文词集皆为后人所辑编。主要有：毛晋汲古阁旧抄本、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四库全书》本，赵万里《辑校宋金元人词》中《漱玉词》一卷。
今有：唐圭璋《全宋词》中李清照词；《李清照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版；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漱玉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荣斌编《李清照诗词》济南出版社2007年版；《李清照年譜》，魏堯西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徐建委刘峥《李清照词赏读》，线装书局2007年版；李杜解评《李清照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陈祖美《李清照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年版，2004重印；雪岗《漱玉清芬》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00年版；侯健《李清照诗词评注》，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李月张敏鹏编校《李清照词集》，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研究资料有：褚斌杰、孙崇恩《李清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2005重印；《李清照研究论文集》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魏堯西编《李清照年譜》、《李清照》中华书局2004年版；康震《评说李清照》中华书局，2007年版。
19、《于湖词》
南宋张孝祥著。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出生于明州鄞县，少年时阖家迁居芜湖（今安徽省芜湖市）。绍兴二十四年（1154）廷试，高宗（赵构）亲擢为进士第一。授承事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由于上书为岳飞辩冤，为当时权相秦桧所忌，诬陷其父张祁有反谋，并将其父下狱。次年秦桧死，授秘书省正字。历任秘书郎，著作郎，集英殿修撰，中书舍人等职。1163年，张浚出兵北伐，被任为建康留守。此外还出任过抚州，平江，静江，潭州等地的地方长官。乾道五年（1169）年，以显谟阁直学士致仕。是年夏于芜湖病死，葬南京江浦老山。年三十八岁。
张孝祥的文不如诗，诗则不如词。其词“清旷豪雄两擅长”（缪钺语），并不局限于一种文风，而尤以忠愤悲慨的爱国词为世所名。爱国词作，字里行间无一不表达了他对故国的哀思长怀，对北伐中原的讴歌颂扬和对萎靡国事的感愤悲慨：如《浣溪沙·荆州约马举先登城楼观》写“万里中原烽火北”，表达了对在金人统治下的北中国的怀念；《水调歌头·和庞佑父》以“剪烛看吴钩”，“击楫誓中流”，表达北伐抗敌的热情。他的代表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概括了自绍兴和议、隆兴元年符离兵败后２０余年间的社会状况，对于南宋王朝不修边备、不用贤才、实行屈辱求和的政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词中写道：“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据说当时他在建康留守席上赋此词，张浚读了之后深为感动，为之罢席而去（《说郛》引《朝野遗记》）。清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也说这首词“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可见其影响之大。
咏怀词也因其英姿奇气的高雅格调而为人称颂，此类写景寄情、因事立意之作，如《念奴娇·离思》《水调歌头·泛湘江》，通过对江上“处处风波恶”的描绘和对屈原的吊念，表达了自己“天涯漂泊”和无辜被黜的感慨，隐约而含蓄的表达了对朝廷的不满，而通过笔下描绘的旷朗情境，亦展示了自我胸怀。这一种经常流露的放旷、豁达的人生态度，显然是受到苏轼很深的影响，譬如《西江月·洞庭》的“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浣溪沙》的“已是人间不系舟，此心元自不惊鸥，卧看骇浪与天浮”等，在清疏淡远的韵调中隐含着作者在饱受打击之后的牢骚不平。又如《念奴娇·过洞庭》是乾道二年（1166）因受谗毁罢官后自桂林北归的途中所作。上阕描写“表里俱澄澈”的洞庭湖景色，下阕抒发“肝肺皆冰雪”的高洁胸怀，被前人推为其词作中最杰出的一首。这类词作境界清疏空阔，情调凄凉萧飒，虽然没有直接写社会现实，但却呈现出了那个时代的特殊色彩。
张孝祥的情词也别具风格。其情词深婉清丽，情切意深，佳作尤推思念情人李氏的几首作品，譬如《念奴娇·风帆更起》中，“别岸风烟，孤舟灯火，今夕知何处？不如江月，照伊清夜同去。”面对与爱人被迫分别，他的内心是自责而痛苦的，江月可以随人，而人不如月，身不由己，只能“默想音容，遥怜儿女，独立衡皋暮。”又展现了词人另一面多情的内心世界。写景小词则清雅流丽，其中有许多描绘临安景色的作品，譬如《西江月》中描绘西湖春色的“十里轻红自笑，两山浓翠相呼”，或《菩萨蛮》中“吴波细卷东风急，斜阳半落苍烟湿”。临安不仅有清雅秀丽的一面，也有繁华热闹的一面，譬如《鹧鸪天·春情》中描绘的“杏花未遇疏疏雨，杨柳初摇短短风”、“行行又入笙歌里，人在珠帘第几重？”写出了杭州春日郊游盛况，读来仿佛入画境，春意盎然。
张孝祥词最大的特色是气势豪雄情感连贯，热情澎湃，语言流畅自然，又能融汇前人诗句而不见雕琢痕迹。查礼说：“于湖词声律宏迈，音节振拔，气雄而调雅，意缓而语峭”（《铜鼓书堂遗稿》），正概括了张孝祥词的基本特点。他写词也是有意地学习苏轼，评论者也多以为二人极其相似，如汤衡说：“自仇池（苏轼）仙去，能继其轨者，非公其谁与哉？”（《张紫微雅词序》）
张孝祥与张元干一起号称南渡初期词坛双璧。张孝祥词上承苏轼，下开辛弃疾爱国词派的先河，缪钺说是“清旷豪雄两擅长，苏辛之际作津梁”，是南宋词坛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词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有《于湖居士文集》四十卷，包括文、诗、词。有宋刊本，明万历刻本，清《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本（据慈溪李氏藏宋刊本影印），今有徐鹏点校《于湖居士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彭国忠点校《张孝祥诗文集》，黄山书社2001年版。
词集有：《于湖词》，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载长沙本一卷；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毛晋汲古阁刻本、清《四库全书》本；铁琴铜剑楼影写宋本《于湖居士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今有：唐圭璋《全宋词》辑录其２２３首；宛敏灏《张孝祥词笺校》黄山书社1993年版；宛新彬、贾忠民《张孝祥诗词选》，黄山书社1986年版。研究类有：韩酉山《张孝祥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韩酉山《张孝祥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0、《放翁词》（《渭南词》）
南宋陆游著。陆游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剑南诗稿》。
陆游今存词145首，其成就不如诗，但亦有自家面目。陆词题材比较广泛，既有抒发不忘恢复的爱国篇什，也有流连光景的闲适之作；既有怀才不遇的抒写，也有游宴投赠之作，还有倾诉爱情悲剧的名作《钗头凤》。其风格也是多样，宋代刘克庄曾说：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慷慨者，稼轩不能过；飘渺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振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后村诗话》）。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激昂慷慨”的爱国词章。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此是词人晚年闲居山阴，回想当年从军南郑的往事，探析如今功业未成而光阴虚度满腔悲愤和抑郁之情喷发于字里行间。同时创作的《谢池春》亦是同样的表达方式和抒发同样的情感：商榷回忆“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的往事，下阕叹息今日“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叹流年，又成虚度”！类似者还有《水调歌头·多景楼》、《秋波媚·秋到边城》等。
陆游咏物词中最为脍炙人口是《卜算子·咏梅》。其中“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既是词人身世遭遇的寄寓，也是词人人生志向的坚贞自誓！爱情闺怨可以说是北宋词人的拿手好戏，但控诉封建礼教又写得“此恨绵绵无绝期”者却只有陆游的这首《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依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母命难违又真情难舍，悔恨当初有无奈现实，柔肠百结，欲罢不能。古往今来，一曲《钗头凤》不知感动过多少读者。据明代卓人月的《古今词统》。唐婉读后满怀哀怨写了首和词：“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长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瞒，瞒，瞒”。当是明人伪托之作。
陆游词集：明毛晋刻有《放翁词》1卷；双照楼影宋本《渭南词》2卷；今无单独词集刊行。中华书局1976年版《陆游集》中收有词集一卷；唐圭璋《全宋词》亦辑有渭南词。
21、《稼轩长短句》
南宋辛弃疾著。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改字幼安，中年名所居曰稼轩，因此自号“稼轩居士”。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人。在他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二十一岁时，辛弃疾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抗金义军，在军中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1162）辛弃疾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遂被任命为江阴签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年二十五岁。后陆续被任命为江西、湖北、湖南等地转运使、安抚使。这类地方官职虽然重要但与他被坚执锐、收复失地的愿望相违。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使他难以在畏缩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加上“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淳熙八年（1181）冬，四十二岁正当有为之年的辛弃疾，受弹劾而被免职，从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任上归居上饶带湖。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虽已六十五岁高龄，仍竭力规划北伐措施，招募丁壮。但当年夏，就被调离镇江，改知隆兴府，还未赴任，又被弹劾罢官。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享年67岁。
辛弃疾不仅是位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堪称“照映一世之豪”（陈亮《辛稼轩画像赞》），他的文章诗词也能自树一帜，尤其是他的词，“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和后世词坛。他继苏轼踵武，在天崩地塌的时代巨变影响下，突破了词的应歌度曲、娱宾遣兴的传统藩篱，紧密结合民族命运，发为英雄豪杰的慷慨悲歌，使词的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辛弃疾今存词620多首，为两宋词人之冠。内容上基本可以分为三类：
辛词中的大量词作，是以炽烈的情感、高亢的音调，抒写渴望北伐、统一河山的强烈愿望。词人虽大半生仕宦东南，当他最牵挂的确是西北：“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声声慢·滁州旅次》）。著名的《破阵子》中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以及《永遇乐》中的“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更是词人一生努力恢复、白首不衰的爱国情怀的强烈写照！亦正因为如此，当他的爱国之情受挫，北伐之梦难成时，内心就分外的郁结和悲愤，通过词作也得到充分的吐露，如那首有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秋色无边，远山带恨，词人南渡虽已多年，但事业无成，抚视宝刀，频拍栏杆，一股有家难归、优质蓝筹，岁月空逝的悲愤之情，充满英雄失路的喟叹、类似的名篇还有《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等。词人的爱国情愫除了正面抒发外，还通过抨击苟且偷安的执政者流露出来。在《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中他一方面哀叹国运：“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一方面支持这些苟且偷安、只图一时显赫的执政者：“君莫舞，君不见，飞燕玉环皆尘土”。据说，“孝宗见此词颇不悦”（罗大经《鹤林玉露》），可见深深刺痛了当政者。在《洞仙歌·丁卯八月病中作》将他们比作相聚鼓噪的群蛙：“袖手高山流水，听群蛙，鼓吹荒池”；在《贺新郎·题君用山园》中，又将他们比作这比遮月的浮云：“快上西楼，怕天放浮云遮月”；在《千年调》中，更将这批为了功名利禄“然然可可、万事称好”、八面玲珑的权贵们比作“得人怜”的“秦吉了”。其中可看出辛弃疾的刚直性格，更可看出对国事的忧心如焚。
辛弃疾被迫退居山林，前后达十八年之久。这一时期的词作，反映了词人闲居中的生活和思想情感。其中相当一部分描画了农村的自然风物以及和农民之间的友情，这对饱受创伤的词人是极大的心理抚慰，如《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清平乐·村居》等，在一幅幅着意描绘的江南春景图以及与村民的真诚交往中，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对风雨官场的厌恶和否定。这首著名的《鹧鸪天》可作为代表：“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岗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同传统的封建文人一样，辛词中亦有相当的祝寿饮宴酬唱之作，一些咏歌阐释老庄的词作，也反映了词人的消沉和苦闷。但这并非词人的主调。
辛弃疾与苏轼虽同为豪放派代表人物，但由于时代不同，两人词风的差别是很明显的：苏轼是豪放，豪雄之中带有旷放飘逸；辛弃疾是豪壮，豪雄之中带有悲壮，形成一种苍凉悲壮、雄奇沉郁的词风。具体说来，辛词气象磅礴、场面阔大，词人喜欢选择一些气势飞动、磊落不凡的自然物和历史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情怀和壮志：自然物中或是“千丈翠崖”的奇峰怪石，或是“奔腾决去”的急水，或是“万里长鲸吞吐”的钱塘江潮，或是“水随天去秋无际”的秋水长天；花丛树木也是“霜头寒菊”、“断崖修竹”、“千嶂松桂”，傲雪欺霜的梅花；历史人物也常常是功勋盖世的英主名臣，如孙权、汉武，诸葛、李广之流。如这首有名的《沁园春·灵山齐庵赋》：“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日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蒙蒙？”词中投闲散置的词人，跳珠倒溅的山泉，爽气朝来的山峰，影如龙蛇松林，衣冠磊落的谢家子弟，雍容华贵的司马相如车骑庭户，雄深雅健的太史公文章——自然风物、历史人物乃至《史记》文风都和这位壮心不已却投闲散置的词人融为一个整体——人格、气度、举止都在强烈的动感中整合为一。
为与这种风格相称，词人常选用高亢爽健的词调。辛词现存620多首，用调101，其中用得最多的长调有《水调歌头》（37首）、《满江红》（34首）、《念奴娇》（22首）、《沁园春》（13首）、《六州歌头》（2首）、《兰陵王》（2首）。这些词牌，声调昂扬慷慨，音节悲壮激烈，更能表达出雄浑激越之情。题材上，词人多写朦胧醉意，迷离梦境，这种非现实的浪漫方式最易表现诗人激荡郁勃之情，词人的理想、壮志也最易在这种非现实的幻境中得以挥发和实现。《西江月·遣兴》、《祝英台近·晚春》等皆可作如是观。另外，辛词多用典，大多贴切自然，显露出作者的才力，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贺新郎·听琵琶》等几乎通篇用典，但皆为名篇。但有时也有逞才使气、掉书袋之嫌。
辛弃疾词集有两个系统：一是四卷本，分甲乙丙丁四卷，名《稼轩词》。今可见到的是汲古阁景宋抄本，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另一是十二卷本，名《稼轩长短句》。今可见到的是元大德年间广信书院刊本；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清人王鹏运《四印斋》刻本。
今有：唐圭璋《全宋词》，共辑得辛词625首；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一版；徐汉明编校《稼轩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邓广铭《辛稼轩诗文抄存》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22、《龙川词》
南宋词人陈亮著。陈亮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龙川文集》。
陈亮有词74首。词风雄放恣肆、痛快淋漓，慷慨激烈、气势磅礴，与辛弃疾词风相近似。这在其爱国词作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在这类词作中，他往往能结合政治议论，自抒胸臆，曾自言其词作“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如其压卷之作《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受命朝金，这是欲拒不能的屈辱之命，陈亮赋词送别，却能于短短篇幅之中，顿挫抑扬，张皇民族正气；虽是屈辱的使命，而使臣确是尊严不屈的堂堂英雄；暂时的处逆受挫，不久将来必能洗耻雪恨。吞吐开阖，纵论时事，对苟且偷安的局面表示愤慨，对未来则充满必胜的信念。词人融诗情与政论于一炉。是政论的词化，也是词化的政论。类似的还有《三步乐·七月送丘宗卿使虏》、《念奴娇·登多景楼》等。由于词人一生坎坷困顿，爱国壮志难酬，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的词作中往往积郁着一股激愤不平之气。他与辛弃疾在鹅湖之会往复酬唱的三首《贺新郎》，是英雄人物的壮词，也是英雄人物的悲歌。词中虽也抒写“据地一呼吾往也，万里摇肢动骨”的豪壮，但更多的是“新着了，几茎华发”的人生喟叹，更有“叹只今，两地三人月”知音寥落的悲慨！
除直抒怀抱外龙川词中也有不少含蓄婉转之作。像《桂枝香》写桂花“向他秋晚，唤回春意”，《点绛唇》写梅花“云僝雨愁，格调还依旧”，《水龙吟》写松树“铁石心肠，虬龙根干，亭亭天柱”等皆是借桂、梅、松的风姿而寓含自己磊落不凡的襟怀。特别是《水龙吟·春恨》：“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寄托着词人爱国之志无人理解、无法舒展的伤痛苦楚。刘熙载说这几句“言近旨远，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艺概》）。
龙川词中亦有艳丽、闲适、应酬和投赠、祝寿之作，反映着词人生活的其他侧面。但其词作的主流是“意广而调高”，充满豪情壮思，“不作一妖语、媚语”（毛晋《龙川词跋》）。
著有《龙川文集》、《龙川词》。《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龙川文集》40卷，今不见传本。有明成化刻本30卷，明万历、崇祯刻本，史朝富刻本，均为30卷。通行本有《国学基本丛书》本，《四部备要》排印本。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校点本《陈亮集》。
词集《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陈亮《外集》词4卷，今不传，现存《龙川词》，有明《唐宋名贤百家词》、明毛晋汲古阁本。《四库全书》、《续金华丛书》、《四部备要》均用汲古阁本。《全宋词》用毛刻并据明钞校正，又加辑补。夏承焘校笺的《龙川词校笺录汲古阁本《龙川词》，收词64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
23、《芦川词》
南宋张元干著。张元干（1091～1170？），字仲宗，号芦川居士、隐山人，永福（今福建永泰人。政和初，为太学上舍生。宣和七年（1125），任陈留县丞。靖康元年（1126），金兵围汴京，入李纲行营使幕府，投入李纲指挥的京都保卫战。与李纲一起冒矢雨亲临城上指挥杀敌，打退金兵多次进攻。同年六月，李纲罢职之后，亦遭贬逐。京都沦陷后，张元干避乱江南。此时秦桧当权，张元干感到抗金无望，遂于绍兴元年（1131）八月，以将作监致仕，寓福州。绍兴十二年（1142），胡铨上书请斩秦桧等以谢天下，遭遣新州编管。在众人噤若寒蝉之际，张元干挺身为之送行，并写下《贺新郎》一词，因而受到秦桧迫害，被削籍下狱。秦桧死后方出狱。晚年漫游江浙一带，最后客死异乡。卒赠正议大夫。
张元干工诗文，但以词著称。今存词180余首。题材范围颇为广泛，举凡忧时伤乱、谴责群奸以及羁旅行役、写景咏物、交友惆怅，皆形诸吟咏。风格也是多样，但以豪放悲壮为主。最脍炙人口的是被推为压卷之作的两首反对和议、力主抗战的《贺新郎》。一首是《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曳杖危楼去。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燕落、寒芦深处。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鼍鼓。谁伴我，醉中舞。　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谩暗涩、铜华尘土。唤取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风浩荡，欲飞举。”绍兴八年，在南宋朝廷向金屈膝求和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退居福州的李纲仍上书反对。张元干为李纲的主战精神所感动，写下这首慷慨悲壮的词作，以示声援。另一首《贺新郎》是为遣新州编管胡铨送行：“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此词背景上面已做说明。胡铨遭贬时，“平生亲党，避嫌畏祸，唯恐去之不速”，而张元干独“作长短句送之”，充分体现了他的人品和胆识。词中既寄寓国土沦陷满腔悲愤，又表示对胡铨的公开支持和对投降派的切齿痛恨。而“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两句更是把指责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这两首词在南宋初期词坛产生极大震动。据杨冠卿《客亭类稿》云：他在经过垂虹时，就听到溪童高声咏唱这首送胡铨《贺新郎》，他非常感慨，遂步其韵作了一首。稍后的韩淲则步《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作词唱和。《四库全书总目》则称赞《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其词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可见影响之广泛深远。
从词的发展史看，张元干生活于两宋之间，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词作家，他继承了苏轼开创的豪放派的词风，又经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使词的内容更紧密地与抗击金兵侵扰和反对议和卖国等相结合，使词能反映时代、反映社会的重大主题，成为对国事发表见解和感触的艺术手段。张元干的词作，开拓了词的境界，赋予词以新的生命，开启了南宋词人的创作道路，
张元干著作有《芦川归来集》16卷，今存10卷，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78年版；词作《芦川词》。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长沙本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二卷；今传有明代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双照楼景宋《芦川词》二卷，明代毛晋汲古阁刻本；今有：唐圭璋《全宋词》收录；曹济平校注《芦川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4、《白石道人歌曲》
南宋姜夔著。姜夔1154～1221），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人。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仕。一生转徙江湖，往来鄂、赣、皖、苏、浙间，以清客身份与张镃等名公臣卿以及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等诗人词家交游，颇受推赏。由于到处旅食，得以饱览鄂、皖、湘、吴等山川名胜；寄人篱下，所以常有身世漂泊之感，这对其诗词内容风格都产生很大影响。庆元三年（1197），姜夔将多年来对音乐的研究和意见写出了《大乐议》和《琴瑟考古图》各一卷，呈献给朝廷，用以议正乐典。被搁置未议。两年后，姜夔又向朝廷呈上了《圣宋饶歌十二章》，再次希望获得朝廷采纳和提拔任用，但未成功。这些乐议和乐章直到姜夔死后十年，理宗才“诏以夔所进乐议、乐章付太常（掌管宗庙礼仪音乐之官）”。夔为人清高，荦荦不羁；人品秀拨，体态清莹，气貌若不胜衣，望之若神仙中人。曾与抗金主战的大臣名将张浚之孙张鉴结为至交，并长期得其资助。鉴死后，夔生计日绌，但仍清贫自守，不肯屈节以求官禄。晚年多旅食杭嘉湖之间。当寓居武康时，与白石洞天为邻，因号“白石道人”。在饱经颠沛转徙的困顾生活后，病卒于临安（今杭州）水磨方氏馆旅邸。幸得友人捐助，始获就近安葬。
姜夔工诗词、精音乐、善书法、对词的造诣尤深。他是南宋中后期江湖词人中最重要的一位词人。在婉约和豪放两派之外，另树“清刚”一帜。以江西诗派瘦硬之笔救周邦彦一派软媚；又以晚唐诗的绵渺风神救苏辛词派粗犷的流弊，朱彝尊称道说：“朱彝尊《词综》序：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基之后，得其门者寡矣。”（《词综》）。姜夔在词乐上也有很大贡献。他曾上书论雅乐，进《大乐议》和《琴瑟考古图》各一卷，《圣宋铙歌鼓曲十二章》。今存的八十多首词作中有十七首附有自注的工尺旁谱，这是留存下来的唯一的宋代词乐文献，在中国音乐史上有很高研究价值。集中又有“自制曲”二卷，收有12支自制新腔，对词乐的丰富和发展做出较大贡献。
今存词八十多首，多为记游、咏物和抒写个人身世、离别相思之作，偶然也流露出对于时事的感慨。尽管一生布衣，最后一贫病卒，但始终孤高自诩，狷介自律。抗金名将张浚之孙张鉴念其清贫，欲以无锡膏腴之田相赠，他却辞谢不受，这首《点绛唇·丁未过吴淞作》可显示其个性：“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　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词中提到的“天随”即晚唐诗人陆龟蒙，号“天随子”。亦是终生布衣，高洁自持，晚年隐居于吴江，这与姜夔都有共似之处。词人借天随子自喻自白，漂泊之中仍保持孤云野鹤般的个性。前人认为历来词格之高无过于姜夔（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其原因正在此。咏物词在姜夔词作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还有二十多首。这类词作不但状物精致准确、文笔清丽优雅，而且将身世之感、兴亡之叹打入其中，富有韵外之致。如著名的咏蟋蟀的《齐天乐》中“夜凉独自甚情绪？西窗又吹暗雨”，“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咏梅的《暗香》中“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等，皆是借物喻人，或直接或暗含词人的人生经历和身世之叹！至于另一首咏梅词《疏影》则在暗抒兴亡之叹。说明词人一生布衣，但“位卑未敢忘忧国”。写于二十岁左右，也是词人的第一首自度曲《扬州慢》就是一首传诵不衰的伤时忧国之作：“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著名诗人萧徳藻非常赏识这首词，认为“有黍离之悲”。并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他。
姜夔的情词也很著名。不但真挚，而且执着。姜夔年轻时曾寓居合肥，认识了赤阑桥边两位勾栏姐妹。他不但将真挚的爱给予这两位风尘女子，而且分别之后，久久难以忘怀。先后赋词近二十首追忆怀念这段往事，占到今存词作的近四分之一。而且留下许多名句，如“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年不合种相思”（鹧鸪天·元夕有所梦））；“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踏莎行·江上感梦》。作者写这两首词时已四十多岁，二十多年后仍在形诸梦寐。
姜夔词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为风格的独创性，有一种历代词人未有的“清空”、“骚雅”风格。前人形容为“野云孤飞，去留无迹”，或“瘦石孤花，清笙幽磬”。词人无论写景还是抒情，诸如“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等这些情景交融的名句，用的都是逋峭瘦硬之笔，塑造的意境也大都是幽清阒寂，往往给人一种柳宗元《小石潭记》中“其境过清”，“凛乎其不可久留”的感觉。这种风格的形成，主要基于词人高洁清旷的个性，也与他喜用江西诗派的格调来写晚唐温、韦体词有关。再加上善于写景，有些构思和描写往往出人意表又极其尖新，音调又分外和美，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称白石词“音节文采并冠绝一时”。
姜夔著作有诗词、诗论、乐书、字书、杂录等多种。今传有《白石道人歌曲》、《白石道人诗集》，存词八十四首，诗一百八十余首。
词集常见的有：明毛晋汲古阁旧抄本、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本，《四库全书》本，朱孝臧《疆村丛书》本，《四部丛刊》本等。以疆村丛书》本最为精审。今有：夏承焘《姜白石编年笺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新一版。杜子庄选注《姜白石诗词》，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杨荫浏著有《白石道人歌曲研究》一书，论证泽注极详，可资参考。
25、《后村长短句》
南宋刘克庄著。刘克庄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后村大全集》。
刘克庄不仅是南宋后期创作数量最多的一位诗人，也是这一时期豪放派中最有成就的一位词人。在南宋词坛上，他和刘过、刘辰翁并称“三刘”，冯煦甚至认为他可以和陆游、辛弃疾鼎足而三（《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无论是在词作内容或形式上，他都有意识继承辛弃疾踵武，他对当时词坛上征歌逐酒的绮靡词风公开表示不满，表示“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他的词作中最有特色和成就的是那些忧国伤时、愤世嫉俗的词章，在《贺新郎·九日》中，他流着“白发书生神州泪”希望神州早日光复，禹甸重新一统；看到牡丹初开，就立刻想到洛阳故国：“一直京华隔，问姚魏，竟何如？多应是。彩云散，劫灰余”（《六州歌头·有客赠牡丹》）；梅花谢了，他又想到沦陷区的故人：中“鸿早归，凭伊问讯大梁遗老”（《忆秦娥·梅谢了》）；对镜凝眸，看到的不仅自己衰颜，更有不堪回首的故国：“凝望久，怆故国，百年陵阙谁回首”（《摸鱼儿·怪新年倚楼看镜》）。这首《玉楼春》更是为人称道之作：“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青钱换酒日无何，红烛呼庐宵不寐。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词中的裘马轻狂既是词人早年生活的写照，更是今日梦醒时分的惕然自励。词人欲扬先抑，用“卒章显其志”的手法将爱国之情显露出来。
作者这种光复神州的豪情壮志，在一些酬唱送别之作中也得以尽情显露，如《贺新郎·国脉微如缕》中就是鼓励友人投笔从戎，挽救国难的慷慨之作。词的最后写道：“自古一贤能制难，有金汤，便可无张许？快投笔，莫题柱”。其代表作《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更是慷慨激昂、警顽起懦之作：“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下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两河萧瑟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算事业须由人做。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空目送，塞鸿去。”词中对中原陆沉痛心疾首，希望程子华此番上任能团结京东一代忠勇义兵，平定齐鲁。全词意气风发，杨慎认为“壮语可以起懦”（《词品》）。由于时代和人事的错迕，作者的恢复之志根本无法实现，因此词中常有怀才不遇、光阴虚度的人生感慨，这在《沁园春·梦孚若》、《沁园春·答九华叶贤良》中多有体现。
刘克庄词的艺术风格也同辛弃疾近似，豪迈奔放，雄健疏宕，也喜欢使事用典。词风多粗犷，但也有清切婉丽之作，如咏海棠的《卜算子、咏舞女的《清平乐》等词。但其缺点是多用议论，大量用典，以文为词，赓和之作过多，有时逞才使气、贪多务得，有玩弄文字的倾向，如《念奴娇》中的六和，《沁园春》中十和从而削弱了词的艺术形象。词风雄健有余，深厚不足；奔放有余，含蓄不足。张橚批评他的词“直致近俗，乃效稼轩而不及者”（《词林纪事》引《历代诗余》录张炎语），《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此词“纵横排宕，亦颇自豪，然于此事究非当家”。是有一定道理的。
刘克庄今存词122首。清以来最通行的词集有毛晋汲古阁本《宋六十名家词》《后村别调》1卷；朱孝臧《疆村丛书》本《后村长短句》5卷；今人钱仲联有《后村词笺注》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6、《梦窗词》
南宋吴文英著。吴文英（约1200～约1260），字君特，号梦窗，晚年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他原出翁姓，后出嗣吴氏。《宋史》无传。一生未第，游幕终身，于苏州、杭州、越州三地居留最久。并以苏州为中心，北上到过淮安、镇江，苏杭道中又历经吴江垂虹亭、无锡惠山，及茹霅二溪。游踪所至，每有题咏。晚年一度客居越州，先后为浙东安抚使吴潜及嗣荣王赵与芮门下客。长期曳裾侯门、沉沦幕僚的帮闲生活，使词人极为悲慨：“浪迹尚为客，恨满长安千古道”（《绕佛阁》），内心十分抑郁。晚年境遇更为艰难，最后困踬以死。享年六十岁左右。
吴文英今存词三百四十余首，创作数量上在两宋词人中仅次于除辛弃疾和刘辰翁。其中有关贺寿、游宴、题赠之作占有相当分量，多半是内容空泛、艺术平平之作。真正能显示吴文英思想面貌和艺术成就的是下面两类：
一是忧怀国事。其中有的是直抒其情，如《金缕歌》，写他与吴潜两人在韩世忠的故园看梅时，追怀抗金往事，“英雄陈迹”，叹国是日非，“两无言，相对沧浪水，怀此恨，寄残醉”。他虽身在江湖，但对时局的发展极为关切：“便江湖天远，中宵同月，关河秋近，何日清尘”（《沁园春·送翁宾旸游鄂渚》），但南宋末年的衰败趋势已无法逆转，“几番时事重论，座中共惜夕阳下”（《水龙吟·送万信州》）。面对黄昏日落般的衰颓国运，瞻念更加暗淡的前景，更觉寒意侵身：“天边海上，正春寒夜”。这类词作，有时是借咏吴越兴亡来借古叹今，有时又通过游宴观赏曲折地透露对时事的感怀。前者如有名的《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后者如《高阳台·丰乐楼分韵得如字》。
二是个人的爱情悲剧。吴文英深于情，年轻时曾眷恋过一位湖南女子，两人在苏州、杭州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词人一生为此写下《渡江云三犯·西湖清明》、《忆旧游·别黄淡翁》、《满江红·甲辰岁》、《夜合花·自鹤江入京》等多首情词来回顾这段情事。与湘女的悲欢聚散，在词人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隐痛，使他经常回味、咀嚼当年爱情的种种细节琐事，《莺啼序》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首字数最多的自制曲中，词人详尽地回顾了自己一生难忘的艳事哀情：意外的相遇，春江灯影下的同宿双栖，悲惨的分离以及美人逝去的伤怀。过程曲折起伏，情感缠绵悱恻，字里行间，滴洒着词人斑斑点点泪痕。还有首艺术上更加别致的《风入松》，也是回忆这段情事：“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　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此篇写情，手法极为别致：它不像柳永那样委婉周详地铺叙，而是以虚幻笔墨来写实情，词中的时间、空间不断地随着词人的内心变化而转换，情景交融之中见曲折深致，浓情艳想却以淡语出之。陈廷焯曾称赞说：“情深而语极纯雅，词中高境也”（《白雨斋词话》）。
密丽深曲，是吴文英词主要特色。他特别注意研炼字句，雕琢词语，喜化用李商隐、李贺、温庭筠等人的诗句，章法结构绵密曲折，多表现为凄迷朦胧的词境，或是幽邃奇幻，廻异常人，别具一格。在南宋词坛上，吴文英的“密”与姜夔的“疏”堪称双璧，皆是南宋雅词代表人物，并在词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特别是清代词论家多推重吴文英。周济将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和吴文英称为宋代词坛领袖人物（《宋四家词选序》）黄升并引尹焕《梦窗词叙》云：“求词于吾宋者，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但由于过于讲求辞藻雕琢，不免出现晦涩难解之弊。南宋词人张炎便曾批评吴文英的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词源》）。
吴文英生前曾自编过词集，以自度曲《霜花腴》为集名。后有尹焕序本，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均不存。流传至今的《梦窗词集》有四卷本与一卷本两种。四卷本今存有毛氏汲古阁所刻《梦窗甲乙丙丁稿》本，杜文澜曼陀罗华阁《梦窗稿》校本，王鹏运“四印斋”校本；一卷本有明万历张廷璋旧藏抄本《梦窗词》本，朱孝臧《疆村丛书》本，张寿镛《四明丛书》本。其中以朱孝臧《疆村遗书》四校定本最为完善。
今有杨铁夫笺释《吴梦窗词笺释》无锡民生印书馆1936年版，广东人民出版社《吴梦窗词笺释》，由陈邦炎、张奇慧对此笺释本加以点校，1992年版。
27、《断肠词》
南宋朱淑真著。朱淑真（约1135～约1180），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生平，多记载为“自号幽栖居士”，世居桃村。幼警惠，善读书，工诗，风流蕴藉，嫁为市井民妻，不得志殁。“自号幽栖居士”说，最早见清王士祯《池北偶谈·朱淑真璇玑图记》，学术界已断为伪托；世居桃村，此外各项均见宋魏仲恭《断肠集序》。据《断肠集》中《春日书怀》：“从宦东西不自由，亲帏千里泪长流”可知，其夫亦曾仕宦。因此除钱唐人，出身宦家，生活不幸外，诗人生平今已难详考。
朱淑真是李清照之后写词最多的一位女词人。此词多抒写个人爱情生活，早期笔调明快，文词清婉，情致缠绵，后期则忧愁郁闷，颇多幽怨之音，流于感伤，这也颇似李清照，但缺少漱玉词那种天崩地解的时代背景和李清照那深透的笔力，因此缺乏漱玉词那种巨大的影响力。只是语言直白，想象力丰富，善于表现女性心理而已。如《眼儿媚》：“迟迟春日弄轻柔，花径暗香流。清明过了，不堪回首，云锁朱楼午窗睡起莺声巧，何处唤春愁。绿杨影里，海棠亭畔，红杏梢头。”写一闺中女子在明媚春光中因回首往事而愁绪万端，用乐景反衬哀情。词中有触觉：春的暖意，有嗅觉：花的芬芳；有听觉：莺的啼叫。结构上显得和别致。再如《蝶恋花·送春》：“楼外垂杨千万缕，欲系青春，少住春还去。犹自风前飘柳絮，随春且看归何处。绿满山川闻杜宇。便做无情，莫也愁人苦。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通篇将春拟人，并结合柳条、飘絮的形象特征，设想用它们来系春、随春，想象活泼丰富。类似还有《谒金门·春半春已半》等。
据《写怀二首》中的“孤窗镇日无聊赖，编辑诗词改抹看”，作者生前曾自编诗词集，但死后散佚。传淑真过世后，父母将其生前文稿付之一炬。孝宗淳熙九年（1182）宛陵魏仲（端礼）辑为《断肠集》十卷，钱唐郑元佐为之作注，并增辑后集七卷。此外尚有《断肠词》一卷行世。
《断肠词》今有明毛晋汲古阁本，《诗词杂俎》本、清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本；唐圭璋《全宋词》中朱淑真词辑等。冀勤点校《朱淑真集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其中词集部分，采用明毛晋汲古阁本为底本，以四印齐本、《诗词杂俎》本为校本，还参校了《诗渊》等。
28、《苹洲渔笛谱》《草窗词》
南宋周密著。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又号霄斋、苹洲、萧斋，晚年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弁阳啸翁，又自署齐人、华不注山人，祖籍济南，先人因随高宗南渡，流寓吴兴（今浙江湖州），置业于弁山南。周密出生于杭州。宋末曾为临安府幕属，监和济药局，充奉礼节，监丰储仓，宋宝祐（1253～1258）间为义乌县（今年内属浙江）令。景定二年（1261），任浙西帅司幕官。端宗景炎二年（1277），阳家破，始离吴兴终身寓杭，不仕于元，与邓牧、谢翱等有气节的遗民往还。
周密善诗词，能书画，雅好医药。有笔记体著作《草窗旧事》、《癸辛杂识》、《浩然斋雅谈》，《齐东野语》、《志雅堂杂钞》、《武林旧事》等多种，多载当朝史事传闻、杏林轶事、民俗风情，是研究宋代文化史的珍贵索引。并编有南宋词集《绝妙好词》辑南宋132位词家作品。不仅“去取谨严，犹在曾慥《乐府雅词》，黄庵《花庵词选》之上”，而且集中所录的很多词集今已不存，甚至姓名也无人知晓，为南宋词保存了许多珍贵资料。
周密为南宋末年雅词词派领袖，词作以宋亡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收于词集《萍洲渔笛谱》内，可能是他自己编定，凡110首。后期作品见于《草窗词》和江昱所辑的《萍洲渔笛谱集外词》，凡41首。前期作品多为吟风弄月，宴饮酬唱，此时南宋已危若累卵，倾覆在即，但在前期的一百多首词作中居然毫无反映。后期词作不多，但有不少抒发亡国之恨和故国之思的苍凉凄咽之作，如被公认为压卷之作《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步深幽。正云黄天淡，雪意未全休。鉴曲寒沙，茂林烟草，俯仰千古悠悠。岁华晚、漂零渐远，谁念我、同载五湖舟。磴古松斜，崖阴苔老，一片清愁。　回首天涯归梦，几魂飞西浦，泪洒东州。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最负他、秦鬟妆镜，好河山、何事此时游？为唤狂吟老监，共赋消忧。”此词主要抒发羁旅思乡之情。由于国破家亡。此时实际上已是无国可投，无家可归，因此比起一般羁旅乡愁，更觉感伤凄凉。这种将身世之感与黍离之悲杂糅的表达方式是周密后期词作的主要内容。如《三株媚·送圣与还越》、《献仙音·吊香雪亭梅》等皆是如此。前一首中的“故园愁眼，立尽斜阳无语”是词人的自我写照，而“废宫荒芜”、“俊游零落”则是宋亡的缩影；后者以梅自喻，词中的“凄凉市朝”、“斜阳衰草哦”则是时代的剪影
周密的咏物词和抒写离情别绪词作也很有名，前者如《水龙吟·白莲》、《齐天乐·蝉》；后者如《玉京秋·烟水阔》等。
周密词最主要的特色是格律严谨、结构缜密，风格秀雅、字句精美。戈载谓周词是“尽洗靡曼，独标清丽，有韶倩之色，有绵渺之思，……于律亦极严谨。”（《七家词选》）。在结构风格上，往往毕肖周邦彦。因为姜夔、吴文英也都是取法周邦彦又自成家数，所以周词也有不少借鉴姜夔、吴文英的痕迹。在表现手法上，同他的散文小品一样，周密最善于写景，体物异常细腻、准确形象，如这首《闻鹊喜·吴山观涛》，通篇都是写景，同他的散文小品《观潮》一样有名：“海水天碧，染就一江秋色。鳌戴雪山龙起蛰，快风吹海立。　数点烟鬟青滴，一杼霞绡红湿，白鸟明边帆影直，隔江闻夜笛。”上片写观潮，将钱塘江潮来时蓝天、碧水连成一片的雄伟气势描绘得形象而准确；下片进一层写青山、红霞、白鸟、帆影，织成一幅动静搭配、色泽鲜明的钱塘江潮图，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末句写隔江闻夜笛，又由急促到舒缓，画面由阔大到幽深，更觉余韵悠长。
周密词在当时虽负盛名，后代却褒贬不一。清代浙西词派非常推崇周词，朱彝尊《词综》选周密词达51首，与吴文英并列全书之冠，戈载《七家词选》、李慈铭《孟学斋日记》等皆将他与吴文英并列为“二窗”。但常州词派对他则有褒有贬，如周济评价说：“草窗镂冰刻槠，精妙绝伦。但立意不高，取韵不远”（《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陈廷焯也认为“草窗虽工词而感寓不及三家（指宋四家中另三家陈允平、王沂孙、张炎——引者注）之正”。
有词集《萍洲渔笛谱》。以清乾隆时钱塘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所收《蘋洲渔笛谱》二卷和《草窗词》二卷、《草窗词补》二卷为最古；另外有咸丰时杜文澜辑刻《曼陀罗华阁丛书》据鲍本校刻《草窗词》二卷、《词补》二卷，较为通行。另有江昱疏证及辑本集外词，朱孝臧无著盦辑校《草窗词》，《彊邨丛书》刊本，天一阁藏抄本，王鹏运《四印斋》本，《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排印本。今有：邓乔彬点校《蘋洲渔笛谱》，上海古籍1985年版。
29、《山中白云》《玉田词》
南宋张炎著。张炎（1248～1323前），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祖籍凤翔成纪（今甘肃天水），寓居临安（今浙江杭州）。张炎出身世家，前半生在贵公子生活中悠游多年。他是循王张俊六世孙。父张枢，精音律，与周密为结社词友。张炎在贵族家庭中度过。1276年元兵攻破临安，张炎祖父张濡被元人磔杀，家财被抄没。家道中落，贫难自给。曾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秋北游大都谋官，次年春失意南归。居于杭，游于山阴、台州、吴中一带，前后漂泊达三十年。交友多为由宋入元的东南遗民，如周密、郑思肖、王沂孙、戴表元等。晚境凄凉，曾以卖卜为生，落拓而终。
张炎是宋末元初一位重要词人。同王沂孙、周密等遗民词人一样，词作中最有价值是那些抒发身世之感有寄托亡国哀思的词章，如有名的《高阳台·西湖春感》。春日西湖，在白居易、苏轼等词人眼中，是“春江水暖”、“乱花渐欲迷人眼”一派盎然生机，但在这首《高阳台》中，却是“苔深韦曲，草暗斜川”、“万绿西泠，一抹荒烟”，词人也是“怕见飞花，怕听杜鹃”。这就是亡国后残破的西湖，这就是怀着身世之感、黍离之悲词人眼中的西湖。类似的还有《月下笛·万里孤云》、《思佳客·题周草窗<武林旧事>》等。张炎词集中咏物词并不多，但特别出名，一曲《南浦·春水》词，使他得了个外号“张春水”。这类词作并不只是在于状物的精致工巧，同样是由于带有身世之感和家国之恨，如使他得名“张孤雁”的《解连环·孤雁》：“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却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　谁怜旅愁荏苒。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全词处处写孤雁，又处处以孤雁失群来抒家国之悲，自己四海飘零之愁叹。雁和人，混为一体，且于苍凉悲壮的风格中，弥见思曲情深。确实是少见的佳作。
抒写归隐之思和讽刺归命新朝青云直上之徒也是张炎后期词作一个主要内容，这类作品有《南楼令·有怀西湖》、《声声慢·别四明诸友归杭》等。这固然表现了诗人的操守。但蒙古铁旗下的第四等公民“南人”自然不可能像晋代陶渊明那样从容的挂冠归隐，他的一些好友如王沂孙、戴表元、屠约等都被迫做了地方官，知识分子的脆弱和怯惧，又使他欲去不能，忧心忡忡：“待去隐，怕如今，不是晋时”（《声声慢·为高菊墅赋》）。
大概由于自身性格上的弱点，即使在那些抒发身世之感有寄托亡国哀思的词章中，也显得哀怨有余而激愤不足，与同是遗民的刘辰翁同类词作相去甚远。特别是，作者又常常故作旷达、闲适，将词中本该郁结凄楚的情感大大冲淡。陈廷焯批评说：“玉田词感时伤事，与碧山同一机轴，只是沉厚不及碧山”（《白雨斋词话》）。
张炎在《词源》中主张词要清空骚雅。他自己的创作也确实实践了这一理论。此词作一气流走，疏宕明快，很少使用冷僻的事典和秾丽艰涩的字词，却能创造出高远幽藑的意境。其缺点也是由此而来：明快有余而含蓄不足，疏朗有余而丰腴不足；清新有余而沉郁不足。
曾从事词学研究，著有，有《山中白云词》，存词约三百首。文学史上把他和另一著名词人姜夔并称为“姜张”。他与宋末著名词人蒋捷、王沂孙、周密并称“宋末四大家”。
即落魄纵欢，在江南江北纵横千里的地方漂泊。由于不愿意北向俯首事敌，就长期寓居临安。他怀抱空狂，又恃才傲物，几乎日日花前为醉，号呼挥写，以至于后人评价他说：“鼓吹春声于繁华世界，能令后三十年西湖锦秀山水，犹生清响。”
张炎为词主张“清空”、“骚雅”，倾慕周邦彦、姜夔而贬抑吴文英。他的词多写个人哀怨并长于咏物，常以清空之笔，写沦落之悲，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因他精通音律，审音拈韵，细致入微，遣词造句，流丽清畅，时有精警之处。但由于他过分追求局部的诗情画意，在整体构思上不免失之空疏，故境界开阔而又立意甚高者并不多见。他还是一位著名的词论家，他写的《词源》，在词的形式研上，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启迪。在论述乐律部分，书中保存了有关乐词的丰富资料，是一部有权威性的理论专著。他的创作主张，强调艺术感受、艺术想象与艺术形式，有许多经验之谈，至今尚可参考，但其观点带有门户之见，难免有偏颇之处。此书分为制曲、句法、字面、虚、清空、意趣、用事、咏物、节序、赋情、令曲、杂论等十三分。其论词的最高标准是“意趣高远”，“雅正”，“清空”。
有词集《山中白云》及词学专著《词源》传世。《山中白云》存词302首，最早为元代陶宗仪手抄本，明代明代成化年间转录，清初钱庸亭藏，存词296首，今朱彝尊编定为八卷，龚衡圃刊刻，乾隆年间江昱加以疏证，朱孝臧《彊邨丛书》有复刻本。另有徐增《榆园丛刻》本，天一阁藏抄本，张惠言批校本，王鹏运《四印斋》《双百词》本等。今有：吴则虞校辑《山中白云》，中华书局1983年版，以龚衡圃刊刻本为底本，《彊邨丛书》本等参校。
《词源》二卷，研究它的著作有：清代郑文焯《词源斠律》，今人蔡桢《词源疏证》，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夏承焘注、蔡嵩云笺释《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郑孟津、吴平山《词源解笺》，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2期等。
30、《须溪词》
南宋刘辰翁著。刘辰翁（1233～1298），字会孟，别号须溪。庐陵灌溪（今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梅塘乡小灌村）人。自幼丧父。家贫力学。稍长，从庐陵著名学者欧阳守道游，27岁中举，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进士。廷对时政，忤权臣贾似道，恰好录取在欧阳守道门下。此后历任濂溪书院山，临安府教授，被多次被时任福建转运司幕、福建安抚司的江万里罗致幕下。恭帝德祐元年（1275），同门同里的文天祥起兵勤王，刘辰翁曾短期参与其幕府。同年，江万里在故乡投水殉国。元世祖至元十二年，长期在外漂流的刘辰翁殷勤谋葬江万里。此后归隐故乡，矢志不仕，从事著述。元成宗大德元年卒于故乡。四方门人学者皆来庐陵会葬，称之须溪先生。《新元史》卷二三七、《宋季忠义录》卷一六有传。
刘辰翁是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所批点的有：《班马异同评》三十五卷、《校点韦苏州集》十卷、《批点孟浩然集》三卷、《批点选注杜工部》二十二卷、《评点唐王丞集》六卷等等。其词学批评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直占有一席之地。
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词作方面。今存词353首，其数量在两宋词坛上仅次于辛弃疾。但前人对须溪词似乎重视不够。明人毛晋汲古阁刻宋词名家六十位，但并无须溪词。就其原因，固然由于须溪集过早散佚，也是由于前人论宋词，过于标举周邦彦、张炎等格律派词人，“世俗之论，容或以稼轩为别调，宜其以别调目须溪也。”（况周颐《蕙风词话》），对刘辰翁的豪放风格重视不够。在两宋词坛上，刘辰翁继承了苏、辛的豪放词风，倾诉着山河变色、易代之际的独特感受，虽雄浑之气不及辛词，但悲愤沉郁之情却不遑多让，可以说是两宋豪放词派的殿军。
抒发亡国之恨、遗民之悲，是须溪词中最感人也最有价值的部分。如《永遇乐》：“壁月初晴，黛云远淡，春事谁主？禁苑娇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许。香尘暗陌，华灯明昼，长是懒携去。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　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细帙离离，风鬟三五，能赋词最苦。江南无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空相对残釭无寐，满村社鼓。”词前有一小序说明写词的背景：“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李清照写永遇乐，虽国破家亡，犹有东南半壁河山。现在确实临安沦陷、崖山兵败，南宋王朝彻底倾覆，自己也身为遗民，妻离子散，流亡他乡。所以说比起李清照的忆旧叹今，“悲苦过之。”类似的还有名作《兰陵王·送春》。此词写于临安沦陷后一个多月。词人采用一连串联想、比喻手法，寄托自己对故国的眷恋和国破家亡的愁恨。陈廷焯评曰：“题是‘送春’，词是悲宋，曲折说来，有多少眼泪”！在《忆秦娥·梅花节》、《卜算子·元宵》等词作中，他又贞洁自誓，表示绝不随波逐流；在《《莺啼序·感怀》、《金缕曲·壬午五日》等词作中对那些忘却了君国之恨、媚敌求生之徒则充满鄙视。在这些抒发亡国之恨的词作中，即使是一些小词短章，也写得风格遒劲深挚感人，如《柳梢青·春感》：“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词人勾勒着、诉说着一幅幅伤心图画：蒙古铁骑占领临安，宋室漂流海上，面临覆亡，自己避乱山中思念故都。敌与我，今与昔、乐与悲、恨与爱、个人与家国一幅幅对比着、排列着，从我们眼前飘过，真是一字一泪，动人心弦。
更让人感动的是，即使国家到了如此地步，词人并未丧失斗志，对重头收拾旧山河的信念仍一如既往；对未来依旧充满信心：“岂有中朝瓯复久，更落闽山海口”（《金缕曲》）；“吾年如此、更梦里，犹作狼居胥意”（《念奴娇》）。尽管恢复的希望一天天渺茫，词人仍不灰心丧气，把希望寄托于同志和后来人：“问天之将丧斯文否？吾待子，望吾岁”！
须溪词中也有一些抒发身世之作，但与前人羁旅行役、离愁别绪不同，往往是将家国之恨、黍离之悲融入其中。如前面提到的《永遇乐的结尾：“鄜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空相对残釭无寐，满村社鼓。”借用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感叹来抒今日的家国之恨！《青玉案·用辛稼轩元夕韵的结尾也是如此：“今夜上元何处度？乱山茅屋，寒炉败壁，渔火青荧初”，个人遭遇之中同样揉入国家、时代的苦难。类似的还有《虞美人·用李后主韵》、《忆旧游·和巽吾相忆寄韵》、《八声甘州·和萧汝道感秋》等。
刘辰翁词在豪放雄健之中又饶有跌宕之姿；往往直抒胸臆又爱用事典。受苏东坡、辛弃疾的影响很深。况周颐说：“须溪词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词跌宕似遗山。有时笔意俱化，纯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往往独到处，能以中锋达意，以中锋赴节”（《蕙风词话》）。须溪词的主要缺点是使事用典过多，不仅削弱了词的形象性，而且造成直抒胸臆与词旨晦涩之间的矛盾。另外还有少数作品过于散文化。
刘辰翁著作在元初由由其子刘将孙整理编次成集，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付梓，但到明代，百卷本《须溪集》已经失传。现存作品，有：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天下同文集》等书中辑录出《须溪集》十卷；《四库全书》本《须溪先生四景诗集》四卷，明刻本《须溪记钞》八卷，《须溪先生集略》三卷。现存诸集中文249篇，诗205篇，词353篇，计812篇，数量仅为《须溪先生全集》的十分之一左右。
须溪词集今有：《须溪词》三卷，朱孝臧《疆村丛书》本；吴企明点校《须溪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1、《碧山乐府》《花外集》
南宋王沂孙著。王沂孙（？～1291前？），字圣与，号碧山、中仙、玉笥山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平事迹多不可考。据现有材料看，年辈大约与张炎相仿，入元后曾任庆元路学正。他虽然做了元朝的官，心理却很复杂，在他的词中，也仍有许多是写故国之思的。生活范围基本在吴越一带，在会籍、杭州居住时间最长。交友的朋友，大都是明末元初的著名文人和遗民，如周密、张炎、陈允平、仇远、戴表元等。夏承焘《周草窗年谱》云：“沂孙殆少于草窗，长于仇远，若生于淳佑、宝佑间，卒年才四十左右耳。”
王沂孙词作中，抒发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占有相当数量。只是这种情绪，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对宋王朝的怀念或民族意识，而是同世事无常、兴亡盛衰不由人意的沧桑感融合在一起，同时又渗透了个人在历史巨变中无可奈何、只能听任摆布的凄凉感。周济云：“碧山胸次恬淡，故“黍离”、“麦秀”之感，只以唱叹出之，无剑拔弩张习气”（《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在写作手法上，他比周密、张炎写得更隐晦、含蓄，常常借甲咏乙，借此喻彼，看上去大多只是咏物、写景以及写男女恋情，而在隐隐约约之间，用些特殊的笔法，暗示词中埋藏得很深的真实想法与情感。如《眉妩·新月》中“千古盈亏休问。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齐天乐·萤》中“汉苑飘苔，秦陵坠叶，千古凄凉不尽”，《天香·龙涎香》中“讯远槎风，梦深薇露，化作断魂心字”等，都是如此。其中《齐天乐·蝉》借蝉咏怀，叹息岁时变迁的无情，自述“清高”、“凄楚”，最为人称道。正由于王沂孙是以深隐的笔法抒发复杂的情感，所以词的结构特别地曲折，语言也特别地精细王沂孙生年在周密之后，张炎之前。据其《淡黄柳》词题，
王沂孙最工于咏物。他现存64首词，咏物词即占了34首。在宋末词人中，王沂孙的咏物词最多，也最精巧。他的咏物词的特点，一是善于隶事用典，他不是直接描摹物态，而是根据主观的意念巧妙地选取有特定含意的典故与所咏之物有机融合，使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意相互生发。这就是清人周济所说的：“咏物最争托意，隶事处以意贯串，浑化无痕，碧山胜场也。”（《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二是擅长用象征和拟人的手法，用象征性的语言将所咏之物拟人化，使之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因而他的词往往被认为有深远的寄托。如著名的《眉妩·新月》：“渐新痕悬柳，淡彩穿花，依约破初暝。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画眉未稳，料素娥、犹带离恨。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　千古盈亏休问。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故山夜永。试待他、窥户端正。看云外山河、还老尽、桂华影”。词中无法补圆的新月，寄托着词人在宋室倾覆后复国无望的深哀巨痛。而另一首《齐天乐·蝉》所咏的“枯开阅世”而“独抱清高”的蝉，则是遗民身世和心态的写照。王沂孙词，前人评价甚高，如张炎云：“碧山能文，工词，琢语峭拔，有白石意度。（《山中白云词》卷一《琐窗寒词序》）。尤其是清中叶以后的常州词派，更是推崇备至，如周济云：“中仙最多故国之感，故着力不多，天分高绝，所谓意能尊体也。中仙最近叔夏一派，然玉田自逊其深远”。（《介存斋论词杂著》其词艺术技巧确实比较高明，将咏物词的表现艺术推进了一大步，但词境狭窄，词旨隐晦，也是一大缺陷。至于情调低沉，情思缺乏深度和力度，则是与他同期同派词人的通病。
传世有《花外集》，后人易名《碧山乐府》，今存词64首。通行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本，孙人和校勘本。今有唐圭璋《全宋词》辑词；吴则虞笺注《花外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32、《竹山词》
南宋蒋捷著。蒋捷（1245？～1310？），字胜欲，号竹山，阳羡（今江苏宜兴）人。先世为宜兴巨族，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进士。南宋亡后，深怀亡国之痛，隐居太湖中的竹山。元成宗大德年间，宪使臧梦解，陆垕“交章荐其才”，他终生不肯出仕，人称“竹山先生”、“樱桃进士”，其气节为时人所重。
蒋捷是宋末元初重要词人之一，与周密、王沂孙、张炎并称“宋末四大家”。在宋末词人中，蒋捷词别开生面，最有特色和个性。在社交上，他与声同气应的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人不见有任何来往，词风也是另辟蹊径，不主一家，既有效法苏、辛、刘过等豪放之作，也有模拟张、姜、吴文英、李清照等婉约词章，兼融豪放词的清奇流畅和婉约词的含蓄蕴藉，甚至还有类似民歌、通俗易懂之作。尤以造语奇巧之作，在宋季词坛上独标一格。词作内容也是丰富多样，既有抒写身世之感、黍离之悲的词章，也有咏物、宴饮、祝寿、以及抒写种种生活情事的词章。风格也是多样，在两宋词坛上，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的词人并不少见，但像蒋捷这样似乎平均用力，很难分清孰轻孰重词人并不多见。
竹山词中，有许多抒写亡国之恨的词作，其特点同许多宋末词人一样，与自己的身世之感结合起来，如这首有名的《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这是蒋捷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词人曾为末代进士，尚未授予官职宋朝就很快就灭亡。他的一生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三个时期，三种心境，读来也使人凄然。自己漫长而曲折的经历中，以三幅象征性的画面，概括了从少到老在环境、生活、心情各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其背景则是家国的沧桑巨变。《贺新郎·兵后寓吴》更是将一位坚守民族气节士大夫在国破家亡之际，逃亡漂泊的经历表现得真实而惨痛：“深阁帘垂绣，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万叠城头哀怨角，吹落霜花满袖。影厮伴、东奔西走。望断乡关知何处？羡寒鸦、到著黄昏后。一点点，归杨柳。　相看只有山如旧。叹浮云、本是无心，也成苍狗。明日枯荷包冷饭，又过前头小阜。趁未发、且尝村酒。醉探枵囊毛锥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翁不应，但摇手。”词中最成功的也是最感人的，就是作者进行选择的细节：一家人在灯下欢声笑语，太平时候稀松平常，但国破家亡后孤身漂流之际，就想而不得、分外珍贵了。逃亡之中，白云也幻化成苍狗，“明日枯荷包冷饭”行程，今日动身之前借村酒解愁，这位末代进士醉中要帮邻人写养《牛经》，邻人也怕受牵连，连话都不敢说：“翁不应，但摇手。”使我们读后对世道人心，对士大夫的末世遭遇和气节感慨万分。词人的这类词作还有《贺新郎·梦冷黄金屋》、《女冠子·元夕》等。
词人这类题材与宋末一些词人不同的是，他很少像刘辰翁、周密那样直接抒发黍离之悲，正面描述时代巨变，而是采用“待把旧家风景，写成闲话”（《女冠子》）的方式，于落寞愁苦中寄寓感伤故国的一片深情。如“飞莺纵有风吹转，奈旧家苑已成秋”（《高阳台》），“星月一天云万壑，览茫茫宇宙知何处”（《贺新郎》），“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梅花引》）等，都包含着山河易色、无处容身的悲哀。有时还故意用疏淡清空之笔时而振起一笔，开扩意境，呈现清丽色彩，冲淡伤逝怀归的悲凉气氛。这种创作意图与张炎相似，但比张炎做得成功，使词作呈现一种悲凉清俊又萧寥疏爽的复杂基调。如《贺新郎·秋晓》本写“万里江南吹箫恨”，却于月影微黄的院落中点缀上青花、红枣，再推向白雁横天、楚山隐约的远景，使词中所表现的忧伤苦闷之情不致于过分沉抑。《一剪梅》写“舟过吴江”，其中“风又飘飘，雨又萧萧”，“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等句，也冲淡了伤逝怀归的悲凉气氛。所以周济称其“思力沈透处，可以起懦”（《宋四家词选》）。
蒋捷词这种风格形成与“炼字精深”（《四库全书总目》）关系也很大。蒋捷精于炼词炼句，在一些典雅绮丽的语言中融入时代感慨，内蕴丰厚，耐人寻味，如《贺新郎·梦冷黄金屋》：“此恨难平君知否，似琼台涌起弹棋局”，“彩扇红牙今都在，恨无人解听开元曲”，前者抒情，后者描述，都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是“伤心人别有怀抱”，李商隐就有诗句：“莫近弹棋局，心中自不平”。《虞美人·听雨》中“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女冠子·元夕》中“问繁华谁解，再向天公借”，《喜迁莺·金村阻风》中“别浦云断处，低雁一绳，拦断家山路”，《一剪梅·舟过吴江》中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等不仅脍炙人口，亦皆别有寄托。蒋捷亦因“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被戏称为“樱桃进士”。
但蒋捷词作中，亦有少量敢于直接表现亡国遗民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情绪，《沁园春·为老人书南堂壁》和《贺新郎·乡士以狂得罪赋此饯行》二词，就充满着一股不屈的奇气。因此，蒋词的情感基调不像王沂孙、张炎词那样一味的低沉阴暗，有的词作格调清新，乐观轻快，如《霜天晓角》（人影窗纱）和《昭君怨·卖花人》写折花和卖花，极富生活情趣。蒋捷在宋末词坛上独立于时代风气之外，卓然成家，对清初阳羡派词人颇有影响。
同周密的《草窗词》一样，后代对《竹山词》也是褒贬不一。称颂者有刘熙载、毛晋、朱彝尊、沈雄等明清词家。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蒋竹山词未极流动自然，然洗练缜密，语多创获。其志视梅溪（史达祖）较贞，视梦窗（吴文英）较清。刘文房（刘长卿）为五言长城，竹山其亦长短句之长城欤！”贬之者有冯煦、陈廷焯、周济等。如，冯煦认为竹山词“词旨鄙俚”“不可谓正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陈廷焯更认为在南宋词人中“竹山虽不论可也”（《白雨斋词话》）。无论褒贬，蒋捷在宋末词坛上独立于时代风气之外，卓然成家，对清初阳羡派词人颇有影响，这一谁也无法抹杀的。
蒋捷有《竹山词》、《小学详断》等著作传世。《竹山词》1卷，存词90余首。有天一阁藏抄本，士礼居藏元抄本，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清朱孝臧《疆村丛书》本；又有《竹山词》2卷，收入涉园景宋元明词续刊本。今有：唐圭璋《全宋词》存竹山词94首，其中一首缺下片；杨景龙校注《蒋捷词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
33、《遗山乐府》
金代元好问著。元好问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遗山集》。
元好问是金朝最杰出的词人，存词三百余首，无论词之数量质量，都为金词之冠；其内容涉及登临寄兴、咏物抒怀、吊古伤今、男欢女爱等多方面内容。其早年词作颇多体现“击筑行歌、鞍马赋诗”（《石州慢》）的逸兴豪华，如《水调歌头·赋三门津》。词中以磅礴气势，勾勒出黄河三门峡“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的壮伟景象。结尾“不用燃犀下照，未必佽飞强射，有力障狂澜。唤取骑鲸客，挝鼓过银山”，则洋溢着一往无前、人定胜天的昂扬奋发精神。这一时期的词作，尤以情词见长，风格则改为秀逸婉丽、情致缠绵，如《摸鱼儿》：“恨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口差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这首词作于去应试的路上。词前有序：“泰和五年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词》”。词中热情歌颂了雁侣死生与共的坚贞，自然也是年轻词人的爱情理想。通篇模态拟情，曲尽其妙。张炎曾称赞说：妙在摹写情态，立意高远”，“风流蕴藉处，不减周（邦彦）秦（观）”（《词源》）。作者这时才十六岁。类似的还有十九岁时写的《蝶恋花·一片飞花春意减》。
中年以后的词作，则突破婉约、豪放界限，呈现出融二者为一炉趋势，为宋词做出推陈出新的努力，如《江城子·梦德新丈因及钦叔旧游》：“河山亭上酒如川，玉堂仙，重留连。犹恨春风桃李负芳年。燕语莺啼花落处，歌扇后，舞衫前。旧游风月梦相牵，路三千，去无缘。灭没飞鸿一线入秋烟。白发故人今健否。西北望，一潸然？”此词为怀念故交之作，写于金亡之后被羁管聊城之时。词中追忆昔日同游之乐，面对今日楚囚块处，不觉悲从中来，潸然泪下。而神州陆沉、铜驼荆棘之悲，皆蕴藏于“西北望，一潸然”六字之中。慷慨激越的情怀与哀感顽艳的格调融而为一，刚柔相济。
词集有《遗山乐府》五卷，有明代吴讷《百家词》本；朱孝臧《疆村丛书》本。今有：唐圭璋《全金元词》辑本；赵永《遗山乐府校注》，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全书五卷，前三卷以《彊村丛书》本为底本，馀则以《石莲庵汇刻》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词篇之后有“校记”、“笺注”、“集评”、“附录”各部分。书后有附录六种；《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孔凡礼《元好问资料汇编》，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
34、《鼓棹集》
清代王夫之著。王夫之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船山遗书》。
王夫之词作今存279首。多即景抒情、借物咏怀是船山词最常用的手法。其特点是能充分调动多样化的表现手段，如比兴、比拟、象征等手法以及灵活用典表达其含蓄隐蔽的言外之意，旨外之意，加深了词的朦胧意蕴；词中的意象组合虚实相生、时空交错，构成若明若暗恍恍迷离的情景交融意境。芳悱缠绵，怆怀故国，风格遒上。此受受辛弃疾影响很大。其《潇湘怨词》代表了船山词的最高成就。怨词分《潇湘小八景词》、《潇湘大八景词》与《潇湘十景词》三组，其中《小八景词》与《大八景词》就是采取这种手法。如《潇湘小八景词》之三《摸鱼儿·东洲桃浪》：“剪中流、白苹芳草，燕尾江分南浦。盈盈待学春花靥，人面年年如故。留春住，笑几许浮萍，旧梦迷残絮。棠桡无数。尽泛月莲舒，留仙裙在，载取春归去。佳丽地，仙院迢遥烟雾，湿香飞上丹户。醮坛珠斗疏灯映，共作一天花雨。君莫诉！君不见、桃根已失江南渡。风狂雨妒。便万点落英，几湾流水，不是避秦路”！因物起兴，抒发自己“桃根已失江南渡”的家国之悲，表白自己要归隐“避秦”的遗民情怀。词中少年心性、人面桃花，与今日风狂雨妒、旧梦迷残时空交叠，更给人山河巨变、梦若隔世之感。朱孝臧题云：“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真屈子《离骚》之嗣响也！”（《强村语业》卷三）。
借景抒情者如这首如《更漏子·本意》：“斜月横，疏星炯，不道秋宵真永！声缓缓，滴泠泠，双眸未易扃。　霜叶坠，幽虫絮，薄酒何曾得醉！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秋夜的斜月疏星、泠泠寒露、絮絮幽虫，伴随着彻夜难眠的词人，最后用“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直接点破。叶恭绰曰：“故国之思，体兼骚、辨。船山词言皆有物，与并时批风抹露者迥殊，知此方可以言词旨。咏物词《清平乐·咏雨》、《玉楼春·白莲》、《蝶恋花·衰柳》的手法也与此相类。
船山词作中中还有部分直抒其情之作。在这类词作中多以“梦境“和”闲愁“的方式来抒发，如《蝶恋花》“帝女修眉愁不展，深深未许人间见”，《青玉案·忆旧》“花落风狂春不住。如今更老，佳期逾杳，谁倩啼鹃诉？”《摸鱼儿》“笑几许浮萍，旧梦迷残絮”等。这类词作直接记录了他最真实的思想感情，映射着船山的坎坷人生，并具有丰富的内涵：既表达了船山的爱国之情，又抒发了思乡情怀，还寄予了他报国无门的孤寂悲愤情绪。其“闲愁”词继承了辛弃疾写闲愁的特点，它表现了对国家、对民族前途命运忧虑的民族忧患意识和自己报国无门的苦闷，也是有意识地提倡雅正，对清初艳风流行的《花间》词风有反拨作用。
船山词的缺点是疏于音律，清代学者多以指出。
词集有《鼓棹集》，包括“初集”、“二集”、“潇湘怨词”同治四年湘乡曾氏刻本。
今有：《全清词》词作279；彭靖《王船山词编年笺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
35、《道援堂词》
清代屈大均著。屈大均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翁山诗外、文外》。
屈大均词作不多，词承明末陈子龙遗风，沉雄勃郁，与陈维崧同为清初豪放词派代表人物。与陈维崧相比，更为精炼、凝重，长调尤佳，如《长亭怨·与李天生冬夜宿雁门关作》：“记烧烛、雁门高处。积雪封城，冻云迷路。添尽香煤，紫貂相拥、夜深语。苦寒如许，难和尔、凄凉句。一片望乡愁，饮不醉，垆头驼乳。　无处，问长城旧主，但见武灵遗墓。沙飞似箭，乱穿向，草中狐兔。那能使、口北关南、更重作，并州门户。且莫吊沙场，收拾秦弓归去。”屈大均是明末清初最有气节的士大夫之一。抗清失败后，名其所居为“死庵”，以示誓不为清廷所用之意。此是他漂泊在山西雁门关一带所作。“积雪封城，冻云迷路”，词人乡愁离恨，借酒浇愁也难以入眠。从词中对武灵王的追忆，和并州门户俱失等感慨来看，乡愁之中亦夹有国恨。结句“且莫吊沙场，收拾秦弓归去”则可看出复国之志未泯，壮心犹存。此为像《紫萸香慢·送雁》等，亦不愧为“声情激越，喷薄而出”，“纵横排畀”之作（叶恭绰《广箧中词》）。
词集今有：陈永正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研究类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谱》，1970年香港刊行。
36、《珂雪词》
清代曹贞吉著。曹贞吉（1634～1698），字升六，又字升阶、迪清，号实庵，安丘县城东关（今属山东省）人。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中。幼年丧父，从外祖父刘正宗学诗，少年即有文采声誉。康熙二年（1663）29岁中乡试解元，次年以第三甲八十三名成进士，六年授中书舍人。为人嗜书，工诗文，与嘉善诗人曹尔堪并称为“南北二曹”，词尤有名，被誉为清初词坛上“最为大雅”的词家。曹贞吉执政亦有才干。在祁门代理县令时，废除苛捐杂税，百姓作《却金歌》赞颂。新县令上任，不听他的告诫，激起民变。百姓围署罢市，县令自缢。郡太守请求上官说，非曹某不能定此乱。曹贞吉到任后，苛政立除，随即安定。其弟曹申吉则先后出任礼部、兵部、工部侍郎等高官。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发生，时任贵州巡抚的曹申吉先是被部下裹胁出任伪职，后又以向朝廷传报机密被吴三桂杀害。曹贞吉也随之陷入强大的精神压力和哭弟的哀痛之中。这场政治危机过后，坐了15年中书舍人冷曹衙门的曹贞吉才得以升转外任，后任户部员外郎、礼部郎中等职，以疾辞湖广学政，归里卒。
在清初词坛，曹贞吉是一位独特的词人：在词派上他独立于诸派之外，既不属于宗奉苏辛词风的阳羡派，又不属于标举纯雅的浙西派，也不属于独抒性灵的饮水词派；在影响上当时词坛名家纷起，声名大于曹贞吉者大有人在，如陈子龙、陈维崧、朱彝尊、王士禛、曹尔堪、尤侗等，但《珂雪词》却是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唯一词集。清朝给他如此的殊荣和绝高的评价，主要原因是由于曹氏词在政治上适应了清廷的需要。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后，反清复明的政治努力和军事抗争不断，而曹贞吉特殊的身世经历，使他没有与其他汉族士人一样去发泄故国之思，书写前朝之恨，表达亡国之痛，相反，他的词始终表达着渴望国家统一、民族和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这样一个主题。因此，在政治上顺应了满清朝廷稳定天下、消解排满情绪、巩固统治地位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珂雪词中没有感慨，没有哀叹或激愤。纵观曹氏词作，主要集中在康熙十一年（1672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任中书舍人这十四年间。康熙十一年之后诗作减少，兴趣明显的转向填词；康熙二十四年出任徽州府同知之后，又开始大量作诗。如上所述，这十几年是是他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十几年，胞弟先被视为逆臣后又遇害也发生在其间。政治上的巨大压力和手足之情，都使他痛苦不已。诗言志而词言情，在此期间他选择词而丢下诗，不为无因。出于本人的词学主张和性格所致，使他有意学张炎、周密、史达祖等南宋诸家诸家，用婉曲的喻体来寄兴抒怀，所以集中咏物词特多，如《水龙吟·白莲》、《解语花·咏水仙》、《南浦·春水用玉田词韵》、《留客住·鹧鸪》、《水龙吟·咏柳絮用坡公杨花韵》等名作，皆是咏物词。如《留客住·鹧鸪》：“瘴云苦！遍五溪、沙明水碧，声声不断，只劝行人休去。行人今古如织，正复何事关卿？频寄语。空祠废驿，便征衫湿尽，马蹄难驻。　风更雨，一发中原，杳无望处。万里炎荒，遮莫摧残毛羽。记否越王春殿，宫女如花，？子规声续，想江深月黑，低头臣甫”。此词即吴三桂于云南起兵反清，贵州提督响应，时作者胞弟曹申吉为贵州巡抚，行踪不明，被举报为附逆。作者对胞弟之遭难，生死未卜，忧心如焚，焦虑万端。写下这首“咏鹧鸪”。词中拟想曹申吉陷身五溪瘴云、万里炎荒的苦况，诉说“只今惟剩汝”的孤独，其中亦寓传幽怨、代申辩之意。词中以鹧鸪为咏歌对象，亦寓深意，因为鹧鸪的叫声就是“行不得也哥哥”。所以辛弃疾词曰：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曹贞吉学习南宋词人的比兴寄托之法，写得既哀怨伤感，又怨而不怒。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说他的词“大抵风华掩映，寄托遥深，古调之中，伟以新意”。另一首名作《扫花游·春雪，用宋人韵》与此立意和手法皆相近。
曹贞吉的怀古词写得也很好，也是借古伤今，抒发自己困顿不迁、有才难尽的苦闷，与辛弃疾沉郁顿挫的词风接近，但更为雅驯。陈维崧称赞曹氏的怀古词〔风流子〕《京口怀古》、《金陵怀古》、《钱塘怀古》诸首以为有“跳荡恢奇，激扬顿挫”之概。曹贞吉词不仅在当时，在后代词家眼中地位也很高：吴绮选名家词，将其推为压卷之作。张之洞《书目答问》中所附“清代著述家姓名略”中，词家独以贞吉居首位。《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录有曹贞吉词5首。“小传”和“集评”解说：《珂雪词》雄浑苍茫，，是其本色。而语多奇气，有不可一世之意。
曹贞吉著有《珂雪集》及《二集》各1卷，《朝天集》、《鸿爪集》、《黄山纪游诗》各1卷。其中《珂雪词》2卷，有：《四库全书》本；康熙《安丘曹氏家集》刻本。今有：叶恭绰《全清词钞》，香港中华书局1975年版，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录有《珂雪词》；南京大学中文系《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
37、《曝书亭词》
清代朱彝尊著。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科博学鸿词，以布衣授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曾参加纂修《明史》。曾出典江南省试，因疾未及毕其事而罢归。其学识渊博，通经史，工诗，与王士禛为南北二大宗，论者谓王才高而学足以副之，朱学博而才足以运之。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月十三日（11月14日）卒，年八十一。著有《日下旧闻》、《经义考》、《曝书亭诗文集》等书。
朱彝尊是名诗人，在清词中影响更大。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和阳羡词派领军人物陈维崧并称“朱陈”，执掌词坛牛耳，开创清词新格局。他认为明词因专学《花间集》、《草堂诗余》，有气格卑弱、语言浮薄之弊，乃标举“清空”、“醇雅”（其说源于张炎）以矫之。他主张宗法南宋词，尤尊崇其时格律派词人姜夔、张炎，提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词综·发凡》）又云：“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他选辑唐至元人词为《词综》，借以推衍其主张。这一主张被不少人尤其是浙西词家所接受而翕然风从，“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静惕堂词序》）。其势力笼罩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的词坛。后王昶续辑《补遗》二卷，又辑《明词综》十二卷、《国朝词综》四十八卷、《国朝词综二集》八卷。合《词综》成《历朝词综》。其后黄燮清辑《国朝词综续编》五十八卷，续补八卷。
朱彝尊的词作也实践了他的词学主张。词律工严，用字致密清新，其佳者意境醇雅净亮，极为精巧。如《洞仙歌·吴江晓发》：“澄湖淡月，响渔榔无数。一霎通波拨柔橹，过垂虹亭畔，语鸭桥边，篱根绽、点点牵牛花吐。　红楼思此际，谢女檀郎，几处残灯在窗户。随分且欹眠，枕上吴歌，声未了、梦轻重作。也尽胜、鞭丝乱山中，听风铎郎当，马头冲雾”。淡淡的月色，澄澄的波光，点点牵牛花，柔柔飞橹声，所有的景色都那么轻柔，都那么静谧；枕上的吴歌，轻轻的梦呓，叮当的风铃和薄雾中的行人，所有的行为都那么轻柔，也都那么清纯。静的景，动的人，都融汇在清空虚渺的意境之中。
朱彝尊还有一部分怀古、咏史之作，写得哀婉而苍凉，如《金明池·燕台怀古和申随叔翰林》的结末几句：“数燕云、十六神州，有多少园陵，颓垣断碣。正石马嘶残，金仙泪尽，古水荒沟寒月。”下面这首《卖花声·雨花台》语言上又呈现另一种通俗直白的风格：“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栏。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但这种“六朝秋草”、“燕子斜阳”这种类似直白的感慨中，却蕴有不足为人道的兴亡之感。这类词作像宋末词人张炎、王沂孙一样，缺乏激昂雄壮的情调，多用富有特征的衰瑟意象或借代来暗抒心曲。这也是他推崇南宋亡国前后的一群词人的原因。后人批评说：“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文廷式《云起轩词钞序》）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竹坨词疏中有密，独出冠时，微少沉厚之意”。其原因也在此。
朱彝尊有一部分情词据说是为其妻妹而作，大都写得婉转细柔，时有哀艳之笔，如这首《眼儿媚》：“那年私语小窗边，明月未曾圆。含羞几度，几抛人远，忽近人前。无情最是寒江水，催送渡头船。一声归去，临行又坐，乍起翻眠”。把初恋时的欲罢还休，热恋后离别之际的坐立不安，表现得淋漓尽致。文字平易清新，却又可以领略到孤诣锤炼的功力
其词集《曝书亭词》七卷，由《江湖载酒集》、《静志居琴趣》、《茶烟阁体物集》、《蕃锦集》等四种汇编而成，收词六百余首。清代李富孙有《曝书亭集词注》，考证颇为详尽。此外还有《曝书亭删余词》一卷、《曝书亭词手稿原目》一卷。今有：叶恭绰《全清词钞》，香港中华书局1975年版，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录有《珂雪词》；南京大学中文系《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
38、《迦陵词》
清代陈维崧著。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今属江苏）人。出生于讲究气节的文学世家，祖父陈于廷是明末东林党的中坚人物，父亲陈贞慧是当时著名的“四公子”之一，反对“阉党”，曾受迫害。陈维崧少时作文敏捷，词采瑰玮，吴伟业曾誉之为“江左凤凰”。明亡（1644）时，陈维崧才20岁。入清后虽补为诸生，但长期未曾得到官职，身世飘零，游食四方，接触社会面较广。又因早有文名，一时名流如吴伟业、冒襄、龚鼎孳、姜宸英、王士禛、邵长蘅、彭孙遹等，都与他交往，其中与朱彝尊尤其接近，两人在京师时切磋词学，并合刊过《朱陈村词》。清初词坛，陈、朱并列，分别为浙西词派和“阳羡派”领袖。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54岁时参与修纂《明史》，4年后卒于任所。
陈维崧以词知名，词作甚多，现存《湖海楼词》尚有1600多首。风格以豪放为主，近乎宋代苏、辛，兼有清真娴雅之作。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说：“读先生之词者，以为苏、辛可，以为周、秦可，以为温、韦可，以为《左》、《国》、《史》、《汉》、唐、宋诸家之文亦可”，虽嫌夸张，但也接近事实。更难得的是陈维崧各体词都写得很出色。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迦陵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填词之富，古今无两”
迦陵词中最为可贵的，是能注意反映社会现实，如《贺新郎·纤夫词》，写清兵征发10万民夫替战船拉纤，“列郡风驰雨骤”，使得“闾左骚然鸡狗”，还记载了一民夫与“草间病妇”的“临歧诀绝”凄惨情状。《南乡子·江南杂咏》六首，通过一组画面，揭露在苛重租税和天灾人祸下江南农民的生活惨状：“天水沦涟，穿篱一只撅头船。万灶炊烟都不起。芒履，落日捞虾水田里”（其一）。这是水灾中农民的艰难生活。田地淹没了，农民只能撑着原用来插秧的撅头船，在田里捞虾度命。比天灾更难熬是人祸：“鸡狗骚然，朝经北陌暮南阡。印响西风猩作记。如鬼，老券排家验钤尾”（其四）。田地淹没，颗粒无收，凶恶“如鬼”的官吏却毫无心肝，挨门摊派，收租征税，弄得“鸡狗骚然”，逼得农民只得卖屋纳税，秋雨之中只能“独宿牛车滴秋雨”（其五）。它使我们想起柳宗元《捕蛇者说》中那段触目惊心的描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农村题材的词在词史上并不多见，直面农民之惨痛疾苦的就更少。像陈维崧这样用联章组唱形式系列地加以揭露和抨击就更为珍贵！
迦陵词中更多的是抒写自己的怀才不遇及国家兴亡之感。这类词作，往往把历史故实、眼前新事、画面景色，作者胸臆皆纳入词中，或慷慨淋漓、雄奇壮阔，或低回婉转、伤时感物，或清新走笔，口语入词，或典雅厚重，兼富情韵，显示出多种艺术风格，展示了词人多方面艺术才能，正如陈廷焯所云：“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白雨斋词话》）。如《点绛唇·夜宿临洺驿》：“晴髻离离，太行山势如蝌蚪。稗花盈亩，一寸霜皮厚。赵魏燕韩，历历堪回首。悲风吼，临洺驿口，黄叶中原走。本篇是一首怀古词，作于康熙七年（1668）十月。这年夏天，作者因入京谋职虽得到龚鼎孳等大僚的激赏，仍失意而归，途中去河南商丘探望入赘的侯方域家的四弟陈宗，。途经临洺驿投宿，在苍茫夜色中俯仰今古，感慨万端，故国之痛与身世之悲一并兜上心头，因有此作。词的上片写眼中景，开头便连用两个奇特的比喻：一是把岩峦静矗之状比作发髻，一是把山岭跃动之势比作蝌蚪。尤其是后者，此想象的奇特气魄之宏伟，非胸吞云梦者不能道，最能见出迦陵的独异处。三四句写近景，以盈亩的稗草暗示连年兵祸带来的荒凉灭寂，为下文吊古之幽情伏笔。下片转入抒情，激荡的情思漩起。词人从独特的视角，在短短的篇幅中进行时空的转换。有尺幅万里之遥。“赵魏燕韩”诚然是吊古，却也未始不是一个“故明”的符号。就在不到三十年前，此地不还是血火交映，鏖战正酣？而自己心怀黍离之悲，行役天涯，日暮途穷，此时心境又怎一个“愁”字了得？于是，悲风怒叫，黄叶飙飞中，一个词人踽踽独行、苍凉悲愤的形象纤毫毕现。“悲风吼”三句凌厉之极，那吼声里也正包涵着词人的郁勃心音，显出豪放而苍凉的稼轩词色。类似者还有《夏初临·本意》，《沁园春·赠别芝麓先生，即用其题〈乌丝词〉韵》等词作，皆伤时感物，豪放而苍凉。而《醉落魄·咏鹰》、《夜游宫·秋怀四首》、《沁园春·题徐渭文〈钟山梅花图〉同云臣、南耕、京少赋》则更多地显现沉郁幽婉的底色；此外，《念奴娇·读屈翁山诗有作》、《唐多令·春暮半塘小泊》等则信手拈来，口语入词，皆显示出迦陵词多种艺术风格。另外，《望江南》、《南乡子》等组词，又以清新笔调，写江南、河南的风光和社会生活；《蝶恋花·六月词》写农民入城的情态；《贺新郎·赠苏昆生》写艺人的遭遇，这些词又显示出陈维崧词题材广阔的特点。
《迦陵词》的缺点是有时倾泻过甚，一发无余，便缺余蕴。稍嫌轻率。对其非常仰慕的陈廷焯曾批评说此词：“发扬蹈厉而无余韵“（《白雨斋词话》）。另外写作过多过速（陈宗石《湖海楼词序》），有时难免出现粗疏之作。
陈维崧著作有《湖海楼诗文词全集》54卷，其中散体文集6卷，骈体文集10卷，湖海楼诗集8卷，迦陵词30卷。今有：陈振鹏、李学颖点校《陈维崧集》，其中收词416调，1629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叶嘉莹主编《迦陵词》，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9、《纳兰词》
清代纳兰性德著。纳兰性德（1655～1685），满洲正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字容若，号楞伽山人。为武英殿大学士明珠长子，少聪颖，读书过目即能成诵，继承满人习武传统，精于骑射。在书法、绘画、音乐方面均有一定造诣。康熙十五年进士，授三等侍卫，寻晋一等，武官正三品。后升为一品。纳兰性德虽少年得志、出尊贵身，却能礼贤下士，与朱彝尊、陈维崧、顾贞观、姜宸英、严绳孙等汉族名士过从甚密。且古道热肠、喜行善救人，曾救助吴兆骞由宁古塔戍所南归，为世所称。落魄之士如陈维崧、顾贞观等得其力者甚多。三十一岁夭折。
纳兰性德以词闻名，现存349首。纳兰性德词不但在清代词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采夺目的一席之地。与阳羡派代表陈维崧、浙西派掌门朱彝尊鼎足而立，并称“清词三大家”。他的词作数量不多，眼界也并不算开阔，基本上局限在友情、爱情、乡情个人抒情的狭小天地里。但《纳兰词》在作者生前身后却获得巨大声誉，被誉为“满清第一词人”（潭献《箧中词选》），“国初第一词手”（况周颐《蕙风词话》），朱祖谋甚至云：“八百年来无此作者”（《疆村丛书》）。当时盛传：“家家争唱饮水词（《饮水词》为纳兰性德自编词集名），纳兰心事几人知”。《纳兰词》甚至传至国外，朝鲜人谓“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如此成就的取得，主要在于其艺术感染力。纳兰词全以一个“真”字取胜。情真意切、哀感顽艳，这种内在美，是纳兰词生命之树长青的主要原因所在。性德生长于国力强盛的康熙年间，家族门庭显赫，父亲握有国柄，自己又少年得志、仕途顺利，按说，其词风应该是昂扬凌厉，意气风发，但事实却相反，词风基调伤感低沉，悲咽凄恻，而且有种让人透不过气的压抑感。形成的原因固然与本性的秉性气质有关，他内心敏感，向往平淡，相府贵介、宫廷近卫身份和裘马轻狂的生活，他不但认为不值得夸耀，反而有一种压抑感：“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金缕曲·赠梁汾》），“羡煞软红尘里客，一味醉生梦死”（同上），他却无法做到。伴驾康熙，木兰秋狝，这在人臣是极为荣耀、值得矜夸之事，他却索然无味：“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如梦令》）。他在清初词坛与陈维崧、朱彝尊鼎足而三，陈师从辛弃疾的豪放，朱着力姜夔、张炎的清空，他则继承南唐李煜哀婉伤感，让真情从肺腑自然流出自然。王国维对此评价说：“纳兰性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
纳兰性德词的这种基调与妻子早逝对他的打击也有很大关系。纳兰性德身为情种。《红楼梦》索隐学派有一种说法，贾宝玉就是暗射宰相明珠之子纳兰容若，打概也就是从其身份和聪明多情而得出的结论。他把爱情看得高于高官厚禄、帝王荣宠，前面引的那首《如梦令》，之所以伴君北巡都感到索然无味，除自身禀性气质外，与怀念妻子关系极大。如果说《如梦令》中还较隐晦的话，这首《长相思》则直接点破：“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此诗亦写于伴君北巡途中。词中亦无雄视天下的豪壮和天子近卫的荣宠，只有“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的深长思念。性德二十三岁时，爱妻去世，今日所见的纳兰词，最成功、最感人的就是他用泪水乃至生命写成的悼亡词。如《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中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已。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此作写于妻亡三年之后的忌日。三年来词人梦魂悠悠，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回忆生前的苦乐相倚，再叹今日的夜台永隔。中宵转侧，夜不能寐。欲想他生再结连理，又拍像今生这样，“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那会又是一辈子孤独伤感。如果说前面的借景抒情、中宵苦叹还是一般词作所能做到的话，后面这段奇想和深情，就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了。类似的还有《南乡子·为亡妇题照》、《蝶恋花·辛苦最怜天上月》、《梦江南》等小令。如《梦江南》：“昏鸦尽，小立恨因谁？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赤枣子惊晓漏，护春眠。格外娇慵只自怜。寄语酿花风日好，绿窗来与上琴弦”。比起元稹《三遣悲怀》这类诗中悼亡名作，纳兰的这类悼亡词也是词中极品，也是形成纳兰词哀婉伤情词风的主要原因之一。顾贞观评曰：“容若词有一种凄婉处，令人不忍卒读”（《纳兰词评》）。潭献亦云：“以容若之贵，而作词皆幽艳哀断，所谓别有怀抱者也”（《箧中词选》）人们多认为纳兰词擅长小令，但从这首《金缕曲》来看，也不尽然，其长调，无论铺陈还是结构也都是一流。
纳兰性德的一些描写塞外风光和赠答之作中也有一些精品，如前面提到的《如梦令·万帐穹庐人醉》、《蝶恋花·今古山河无定据》、《金缕曲·赠梁汾》等。
纳兰性德擅长白描，语言清新自然生动传神。词风清新婉丽，独具真情锐感，哀感顽艳，直指本心，颇近南唐后主。而他本人也十分欣赏李煜，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此外，他的词也受《花间集》和晏几道的影响
一生著作颇丰：《通志堂集》二十卷、《渌水亭杂识》四卷，《词林正略》；辑《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陈氏礼记说补正》三十八卷；编选《近词初集》、《名家绝句钞》、《全唐诗选》等书。纳兰性德24岁将自己的词作结集为《侧帽》，后更名为《饮水》，后人多称《纳兰词》。以光绪六年许增刊印的“娱园本”较精。
今有：《纳兰性德集》，三晋出版社；《饮水集笺注》，张草纫笺注，出版社；《纳兰性德词新释辑评》张秉戍笺注中国书店　《纳兰词笺注》张秉戍笺校，北京出版社版；《饮水词笺校》冯统一、赵秀亭笺校，辽宁教育出版社版；《纳兰性德词选》张草纫注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纳兰词笺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纳兰词笺注（修订本）》和辽宁教育出版社《饮水词笺校》较为精湛。
40、《弹指词》
清代顾贞观著。顾贞观（1637～1714），原名华文，字远平、华峰，亦作华封，号梁汾，江苏无锡人。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四世孙。禀性聪颖，幼习经史，尤喜古诗词。长兄景文、次兄廷文、姊贞立、弟衡之，都具才名。少年时代，贞观即参加了由吴江名士吴兆骞兄弟主盟的“慎交社”。该社中他年纪最小，却“飞觞赋诗，才气横溢”，与声望甚隆的吴兆骞齐名并结为生死之交。顺治十一年（1654）又与同乡数人结“云门社”于家乡无锡惠山，此社会聚了姜宸英、汪琬、汤斌等江南诸多名士。大约在顺治末年，贞观辞亲远游，到达京师，康熙元年（1662）以“落叶满天声似雨，关卿何事不成眠”之句而受知于尚书龚鼎孳和大学士魏裔介。曾馆纳兰相国家，与相国子纳兰性德交契。康熙三年（1664）任秘书院中书舍人，康熙五年（1666）中举，改任国史院典籍，官至内阁中书。次年康熙南巡，他作为扈从随侍左右。康熙十年，因受同僚排挤，落职归里，自称“第一飘零词客”。康熙十五年（1676）经国子监祭酒徐元文推荐，入内阁大学士明珠府中住塾师，与权相明珠之子纳兰性德相识，成为交契笃深的挚友。二人曾合力营救以“丁酉科场案”而蒙冤被遗戍宁古塔的好友吴兆骞，轰动大江南北。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四年（1685），兆骞、性德先后病故，令贞观悲痛不已，在性德逝世的第二年即回归故里，在家乡无锡的惠山脚下、祖祠之旁修建了三楹书屋，名之为“积书岩”。从此避世隐逸，心无旁骛，日夜拥读，一改风流倜傥、热衷交游的生活。康熙五十三年（1714），贞观卒于故里。临终前将平生之诗选出四十首，授门人杜诏谋刻问梓。自称此作皆“味在酸咸外者”。故其著述虽丰而存诗不多康熙二十三年致仕，读书终老。
顾贞观工诗文，词名尤著，与陈维嵩、朱彝尊并称明末清初“词家三绝”，同时又与纳兰性德、曹贞吉共享“京华三绝”之誉。作词主张“舒写性灵”，其词极情之至，以峭逸见长，有风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曰：“顾华峰词全以情胜，是高人一著处”。他的两首《金缕曲·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丙辰冬寓京师千佛寺冰雪中作》是中国词史上的一流名作。其一：“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　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团栾骨肉，几家能彀？比似红颜多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其二：“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穷瘦。曾不减、夜郎僝愁。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顺治初，吴兆骞因江南科场案谪戍宁古塔。顾贞观为其诗友，曾承诺必定全力营救。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顺治换了康熙，一切努力始终无用。顾贞观自己也是郁郁不得意，在纳兰明珠府中为塾师，想起好友在寒冷偏塞之地受苦，于是以词代信，写了两首《金缕曲》。纳兰性德见了这两首词后，感动得流泪，认为古来怀念朋友的文学作品中，李陵与苏武的《河梁生别诗》，向秀怀念嵇康的《思旧赋》，与此鼎足而三。他知道这事不容易办，立誓要以十年的时间营救吴兆骞归来。当时也写了一阕《金缕曲》给顾梁汾，表示要尽最大的努力救吴，此词结尾说：“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外皆闲事。知我者，梁汾耳！”不久就在适当的时机中求其父设法。有一次明珠请客，他知道顾贞观素不喝酒，就斟了满满一大碗酒对顾说：“你饮乾了，我就救汉槎。”顾贞观毫不踌躇的一干而尽。明珠笑道：“我跟你开玩笑的，就算你不饮，难道我就不救他了么？”明珠出面，朋友们出力，凑钱终于把吴兆骞赎回来。这两首词，不仅以词代信，形式奇特，更加感情真挚浓烈，不仅感动了一代词人纳兰性德，也感动了千千万万读者当时的人把顾贞观的两阕词称为《赎命词》。一个名叫顾忠的人写诗记这事道：“金兰倘使无良友，关塞终当老健儿。”《白雨斋词话》评这两词说：“二词纯以性情结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宁告戒，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另外语言又极其质朴自然，语极平淡，却极尽婉转反复之能事，以家常话造成惊人的感染力，“两阕只如家常说话，而痛快淋漓，两人心迹，一一如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顾贞观的其余作品，亦幽艳圆朗，以情韵胜。如《眼儿媚·手卷湘帘雨初收》、《金缕曲·秋暮登雨花台》、《百字令·荆溪雨泊，用史梅溪韵留别陈其年、史蝶庵诸同学》、《石州慢·御河为漕艘所阻》等首皆是。杜诏为他的词作序，把他和陈维崧、朱彝尊等相提并论，称为词家三绝。可见其受人推重。
著有《纑塘集》、《弹指词》，编有《唐五代词删》、《宋词删》，又有与纳兰性德合编《今词初集》。今有《顾梁汾先生诗词集》含《弹指词》等九卷，附《匏园词》、《清琴词》、《井华词》、《绣余词》等，台湾广文书局1970年版；《弹指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弹指词笺注》，张秉戍笺注，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41、《茗柯词》
清代中叶张惠言著。张惠言（1761～1802），原名一鸣，字皋文，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早慧，少受易，即通大义。年十四，即为童子师。嘉庆四年（公元一七九九年）进士，改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官。六年，散馆，奉旨以部属用，朱珪奏改翰林院编修。嘉庆七年卒于官，年四十二。
张惠言为经学家，擅长赋，长于散文，与恽敬同为阳湖派领袖，也是清代较著名的词学家，著有《词选》，为常州词派代表人物。论词主儒家诗教，尊词体，崇比兴，严正变。抨击“词为小道”观点，将词置于诗骚同列。品词以温庭筠、周邦彦、吴文英、王沂孙为典范。张惠言《词选》辑录虽偏苛严，评词也有穿凿附会和疏于考订的失误。但对历代词人的评论，较之浙派词人的论断，显得比较公允恰当。
现存词46首，数量不多而颇有佳构，《水调歌头·春日赋》（五首）：“东风无一事，妆出万重花”，“晓来风，夜来雨，晚来烟。是他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抓住暮春景色，寄寓当时感慨，写得既沉郁，又疏快。陈廷焯以为“热肠郁思，若断仍连，全自风骚变出。“（《白雨斋词话》）。其咏物词实践其“重比兴”词学观，咏物之中寄寓身世之感，如《木兰花慢·杨花》，借杨花的形象，寓作者怀才不遇、自伤飘泊的感喟，婉曲沉挚。《风流子·出关见桃花》中，作者描绘在“地尽寒垣，惊沙北走；山侵溟渤，迭障东还”的榆关之外，却有一树桃花“向人独笑”。然后感叹道：“经他风雨，能几多番？”从中也寄托作者飘零沦落之感。相类者还有《木兰花·慢游丝同舍弟翰风作》、《玉楼春·一春长放秋千静》、《贺新郎·柳絮飞无力》等，皆委婉盘旋而能微言寄讽，体现出常州词派论“比兴寄托”、“意内言外”的词学主张。
张惠言词作的缺憾是：他是经学家，常以治经之法治词，不太注意形象性，为追求寄兴，用意有时较隐晦。另外社会内容也较为贫乏。
著有《茗柯文编》4卷，《茗柯词》1卷。今有《茗柯词笺注》，莫立民笺释，线装书局1980年版；《茗柯文编》黄立新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2、《樊榭山房词》
清代厉鹗著。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父大俊，父奇才，都是布衣。厉鹗排行第二，兄士泰，弟子山。他还在少年时，父亲就已去世，家境贫寒，全家人靠其兄士泰卖烟叶为生。因家庭生活无着，厉鹗几乎被送进庙宇为僧，后自己坚持不出家才作罢。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受聘为汪舍亭家塾师，过了几年较为优裕生活。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后屡试进士不第。雍正九年（1731年），浙江总督李卫奉敕修《浙江通志》，厉鹗、杭世骏等28位名士受聘担任分修。其间与马曰琯兄弟、杭世骏等浙江诗人结为邗江吟社唱和。乾隆初举鸿学鸿词科，报罢。性耽闻静，爱山水，先世居慈溪，后迁至钱塘。厉鹗归乡后，因治生无术，贫病交加。不断地受着肺病、齿痛等疾的折磨，生活仅靠朋友们馈赠、补助，勉强维持。因年老无子，马曰琯又资助他纳妾刘姬。但是，刘姬不安于贫困，不久便离他而去。最后死于孤独贫病之中。
厉鹗是清代有名的史学家、诗论家。他用毕生精力撰著的《宋诗纪事》和《辽史拾遗》在中国诗学史和史学上有较大影响。在创作上尤长于词，是浙西词派中坚人物，在浙西词派中的声名、地位，仅次于朱彝尊。厉鹗论词以“清”、“雅”作为品评标准，推祟姜夔、张炎等清空雅词，贬低辛弃疾等豪放词人。认为词应该是幽隽清绮，婉约淡冷，适度表达作者纯正的情感，寄以不含俗态的清高志性。他与查为仁合编的《绝妙好词笺》，成为继朱彝尊《词综》之后鼓吹雅词的最有影响的著作。
其创作也能实践自己的词学主张，词作调清韵美，清雅幽香以其格调、技巧成为与陈维崧、朱彝尊并列的名家，徐紫珊评曰“樊榭词生香异色，无半点烟火气，如入空山，如闻流泉，真沐浴于白石、梅溪而出之者”。陈廷焯评论说：“樊榭词拔帜于陈（维崧）朱（彝尊）之外，窈曲幽深，自是高境”，又说“樊榭措辞最雅。”（《白雨斋词话》），如其代表作《百字令·月夜过七里滩，光景奇绝。歌此调，几令众山皆响》：“秋光今夜，向桐江，为写当年高躅。风露皆非人世有，自坐船头吹竹。万籁生山，一星在水，鹤梦疑重续。拏音遥去，西岩渔父初宿。　心忆汐社沉埋，清狂不见，使我形容独。寂寂冷萤三四点，穿过前湾茅屋。林净藏烟，峰危限月，帆影摇空绿。随风飘荡，白云还卧深谷”。清冷秋月，萧疏的桐江，万籁俱寂的群山，三四点寂寂的冷萤，与枯坐船头的词人，高蹈遗事的心境妙合为一，清雅而深幽，手法颇类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谭献评曰：“与于湖《洞庭词》，壮浪幽奇，各极其胜。”（《箧中集序》）陈廷焯也评曰“无一字不清俊”。又曰：“练字练句，归于纯雅，此境亦未易到。”（《白雨斋词话》）。类似的清雅幽深、即景抒情名句还有《齐天乐》：“清愁几番自遣，故人稀笑语，相忆多少？寂寂寥寥，朝朝暮暮，吟得梅花俱恼。将花插帽，向第一峰头，倚空长啸。忽展斜阳，玉龙天际绕”；《百字令·丁酉清明》：“白眼看天，青袍似草，最觉当歌懒。愔愔门巷，落花早又吹满”。
厉鹗词作的缺憾也是浙西词派主要倾向是重形式、技巧，轻内容、意境，生活面比较狭窄，陈廷焯在论及其幽深词风是曾批评说：“然其幽深处在貌不在骨，绝非从楚骚来，故色泽甚饶，而沉厚之味终不足也”。
著有《宋诗纪事》、《辽史拾遗》、《樊榭山房集》等。《樊榭山房集》20卷，是厉鹗的诗文集，乾隆年间刊行于世，被收入《四库全书》。光绪年间，汪氏振绮堂重刻《樊榭山房集》，“首全祖望撰《墓碣铭》，吴锡麒撰《墓田碑记》。附汪曾唯所辑《轶事》，及未刊诗词、迎銮新曲，并载杭世骏、汪惟宪、吴焯、王昶、陶元藻、袁枚诸家评论，为最足之本。”
今有：《樊榭山房集》，清人董兆熊注，今人陈九思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版。以振绮堂本为底本，以乾隆本、道光本对校。共39卷，其中樊榭山房集诗8卷，词2卷，文集8卷，集外诗1卷，集外词1卷，集外曲1卷，续集诗8卷，续集词2卷，续集集外诗1卷，续集集外词1卷，续集集外文1卷，附录5，是研究厉鹗的重要资料。
43、《云起轩词钞》
晚清文廷式著。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亦作道羲、道溪），号云阁（亦作芸阁），别号纯常子、罗霄山人、芗德。祖籍江西萍乡，出生于广东潮州，少长岭南，为陈澧入室弟子。光绪初，在广州将军长善幕中，与其嗣子志锐、侄志钧（二人即长叙之子，瑾妃、珍妃胞兄）交游甚密。光绪十六年（1890），成进士，授编修。二十年大考，光绪帝亲拔为一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文廷式志在救世，遇事敢言，与黄绍箕、盛昱等列名“清流”，与汪鸣銮、张謇等被称为“翁（同龢）门六子”，是帝党重要人物。中日甲午战争，他力主抗击，上疏请罢慈禧生日“庆典”、召恭亲王参大政；奏劾李鸿章“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谏阻和议，以为“辱国病民，莫此为甚”。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与陈炽等出面赞助康有为，倡立强学会于北京。次年二月，遭李鸿章姻亲御史杨崇伊参劾，被革职驱逐出京。这一时期，文廷式益潜心时务，其《琴风余谭》、《闻尘偶记》，记甲午、乙未间时事、人物，能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革职归里后，撰有《罗霄山人醉语》，痛感“中国积弊极深”、“命在旦夕”，提出“变则存，不变则亡”，鼓吹“君民共主”，倾向变法，但又以为不可急切从事。戊戌政变后，清廷密电访拿，遂出走日本。二十六年（1900）夏回国，与容闳、严复、章太炎等沪上名流，参加唐才常在张园召开的“国会”。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清廷复下令“严拿”。此后数年，文廷式往来萍乡与上海、南京、长沙之间，沉伤憔悴，寄情文酒，以佛学自遣，同时从事著述。这时期所著杂记《纯常子枝语》40卷，是其平生精力所萃。
文廷式15岁学词，晚年自言“三十年来，涉猎百家”，“志之所在，不尚苟同”。他批评浙派“以玉田（张炎）为宗”，“意旨枯寂，后人继之”，“以二窗（吴文英号梦窗、周密号草窗）为祖祢，视辛（弃疾）刘（过）若仇雠”（《云起轩词钞序》）。他强调比兴寄托，推尊词体，与常州词派相近，曾谓“百年词派属常州”（《缪小山前辈张季直修撰郑苏龛同年招饮吴园别后却寄》诗其三）。但又不为所囿，曾批评常州派推崇的词人周邦彦“柔靡特甚，虽极工致，而风人之旨尚微”（《纯常子枝语》卷十一）。
文廷式词存150余首，大部分是中年以后的作品，感时忧世，沉痛悲哀。如《高阳台·灵鹊填河》、《风流子·倦书抛短枕》等，于慨叹国势衰颓中，还流露出对慈禧专权的不满，对当道大臣误国的愤慨。在《木兰花慢·听秦淮落叶》中抒写男儿请缨，挥剑龙庭的壮怀，《翠楼吟·闻德占胶州湾而作》中，以三国时的陈登自比，寄托其报国救世之志，都激荡着爱国的豪情。晚期词作，飘零之感与忧时之情交织，出尘避世的情绪日趋明显。如《清平乐·春人婀娜》，曲折地表明了他不想参加反清革命的态度。文廷式的一些艳词，风格接近花间词风；其抚时感事，言志抒怀之作，则以苏轼、辛弃疾为宗，或慷慨激越、抑郁幽愤，或神思飘逸、清远旷朗，大都借景言情，托物咏志，兼有豪放俊迈，婉约深微的特点。其代表作《祝英台近·翦鲛绡》、《摸鱼儿·恁啼鹃苦催春去》、《永遇乐·落日幽州》、《鹧鸪天·万感中年不自由》、《水龙吟·落花飞絮茫茫》诸作，都被誉为神似东坡、逼肖稼轩之作。在近代词坛上，文廷式词自成一家，朱孝臧称其“拔戟异军成特起”，“兀傲故难双”（《疆村语业》卷三）。
文廷式词，有门人徐乃昌刊本《云起轩词钞》；江宁王氏娱生轩影印家藏手稿本；龙榆生重校集评《云起轩词》并附录《文芸阁先生词话》等。
44、《水云楼词》
晚清蒋春霖著。蒋春霖（1818～1868），字鹿潭，江苏江阴人，后居扬州。从小随任湖北荆门直隶知州的父亲蒋尊典在任所生活。少年蒋春霖颖悟聪敏，资性过人，所作诗赋曾压倒词坛前辈强手，故有“乳虎”之称。蒋春霖蒋春霖性格坦爽，屡试不中，仕途不济。道光二十八年（1848）后曾先后在苏北两淮地区任盐官，署理淮南、东台、富安场盐大使，后遭罢官。咸丰七年（1857）后，蒋春霖母亲和爱妻先后亡故，其生活更加潦倒，内心愁闷，只能以填词排忧。咸丰末年，40岁的蒋春霖遭罢官，先后居东台、泰州，生活困苦。同治七年（1868），蒋春霖离别苏北，准备去浙江衢州投靠友人，路经吴江东门外垂虹桥，面对“环如半月，长若垂虹”的江南第一长桥，感到前程茫茫，伤痛之余竟投水而亡。一代词人怀着悲愤离开了人世，年仅51岁。
蒋春霖早年工诗，风格近李商隐。中年，将诗稿悉行焚毁，专力填词。与纳兰性德、项鸿祚有清代三大词人之称，据说他由于喜好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和项鸿祚的《忆云词》，因自署水云楼，并用作自己的词集名。他与浙西词派主张相左，重视词的内容和作用，认为：“词祖乐府，与诗同源。偎薄破碎，失风雅之旨。情至韵会，溯写风流，极温深怨慕之意。”（李肇增《水云楼词序》）。蒋春霖词作今存170多首。其词婉约多姿，抑郁悲凉，讲究律度，又工造境，注意炼字炼句，在清末颇受称誉。谭献称其“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箧中词》卷五）。所作《水云楼词》大多为抒情、忆旧和感伤之作，其中不乏寄托思乡之情。时值太平军与清军交战，战乱频传，蒋春霖忧心如焚。词中对家国的飘摇、人民的流离失所都有极为深沉的描绘，有“词史”之称。如《台城路·惊飞燕子魂无定》、《渡江云·燕台游踪，阻隔十年，感事怀人，书寄王午桥、李闰生诸友》等，叙写太平军扫荡江南时，士大夫流离之感以及对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的哀叹，被同时代的词人谭献称颂蒋春霖为“倚声家老杜（甫）”（《箧中集序》）。他的词讲究律度，又工造境，注意炼字炼句，在清末颇受称誉。谭献称其“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箧中词》卷五）。
抒写仕途坎坷、穷愁潦倒的身世之感的词作，则悲恻抑郁，凄恻感人，如《绝命词·曲游春》：“怅望心头意，为谁人立雪，酒边梅侧？雪落云沉，忍那人音信，只添岑寂？雪地空留迹。一时又、鸿飞天黑。笑当时、水上清歌，不识无聊今日。　堆积。休言愁极。念放浪天涯，清冷何及？一阕新词，纵红尘写尽，情牵难息。雪透窗纱白。肯折取、断残红萼？正无人、一念萦回，生难死易”。词中的词人独立雪地梅边，在期盼，在寻觅，在等待，但等来的却是无人的清冷，看到的只是“断残红萼”和“鸿飞天黑”。情境、心境、手法都颇类李清照的《声声慢》。这类词作还有《台城路·易州寄高寄泉》、《卜算子·燕子不曾来》等。
《水云楼词》，蒋春霖生前刻于东台，后收入杜文澜《曼陀罗阁丛书》中；蒋卒后，他的好友于汉卿搜集未刻之词，与清同治十二年（1873）宗源瀚《水云楼词续》1卷49首合刻成《补遗》1卷；1926年丁氏适存庐复刻本；1933年出版的《词学季刊》创刊号，又发表其未刻词9首。总计蒋春霖词今存170余首。
诗作有《水云楼剩稿》1卷102首，清光绪十四年（1888）金武祥《粟香室丛书》刻本。
今有：冯其庸《水云楼诗词辑校》，山东齐鲁书社1986年版。其中《水云楼词》2卷106首，用杜文澜《曼陀罗阁丛书》刊本；《水云楼词续》1卷49首，用宗源瀚刻本、丁氏适存庐复刻本；另有《水云楼词补遗》、《水云楼词辑佚》共15首，系冯自辑；《水云楼剩稿》诗1卷102首，用金武祥《粟香室丛书》本。书后附录冯其庸编著《蒋鹿潭年谱考略》及所辑《酬唱录》、《词话》等，收录较为完备；《水云楼诗词稿合本》，民国年间有正书局排印本，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据之重印，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3辑。
45、《半塘定稿》
清代王鹏运著。王鹏运（约1848～1904），近代词人。字佑遐，一字幼霞，自号半塘老人，晚年又号鹜翁、半塘僧鹜。原籍浙江山阴，出生于广西临桂（今桂林）。同治九年（1870）举人。十三年（1874），为内阁中书，升内阁侍读。先后直实录馆。光绪十九年（1893），授江西道监察御史，后为礼科掌印给事中，弹劾谏诤有直声。他支持并参与康有为的改良主义运动，康未受知于光绪帝之前，奏折多由他代上。他屡次抗疏言事，几罹杀身之祸。光绪二十八年，离京南下，寓扬州，主仪董学堂，并执教于上海南洋公学，最后客死于苏州。
王鹏运是晚清著名词人和词学家。他用了30年的时间，校勘《花间集》以及宋元诸家词，编辑刊印为《四印斋所刻词》和《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又校刻《吴梦窗词》。他用汉学家治经治史的方法以治词，校勘精审，向为学者所称道。
王鹏运初嗜金石，20岁后始专一于词。与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号称“晚清四大家”。他力尊词体，尚体格，提倡“重、拙、大”以及“自然从追琢中来”等词学观，使常州词派的理论得以发扬光大，并直接影响当世词苑。况周颐的《蕙风词话》许多重要观点，即根源于王氏。晚清词学的兴盛，王氏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他大力倡导词学，且能奖掖后辈，著名词人文廷式、朱孝臧、况周颐等均曾受其教益，在词坛声望很高，向被尊为“晚清四大家”之冠。叶恭绰曰：幼遐先生於词学独探本原，兼穷蕴奥，转移风会，领袖时流，吾常戏称为桂派先河，非过论也。彊村翁学词，实受先生引导。文道希丈之词，受先生攻错处，亦正不少。清季能为东坡、片玉、碧山之词者，吾於先生无间焉。（《广箧中词》二）
其词作早年与王沂孙为近，多写身世之感，哀婉伤感，多用比兴，如《齐天乐·赋秋光》：“新霜一夜秋魂醒，凉痕沁人如醉。叶染轻黄，林凋暗绿，野色犹堪描绘。危楼倦倚，对一抹残阳，冷翻鸦背。枨触愁心，暮烟明灭断霞尾。遥山青到甚处，淡云低蘸影，都化秋水。蟹断灯疏，雁订月小，滴尽鲛人清泪。孤檠破蕊，算夜来秋窗，尚饶滋味。梦落江湖，曙光摇万苇”。无论是伤感基调，无论是比兴手法，都是对王沂孙咏物词是心摹手追。类似者还有〔百字令〕《自题画像》等。甲午至辛丑间（1898～1901）身为谏官，并与文廷式等唱和，颇有伤时感事之作，如《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荷到长戈，已御尽、九关魑魅。尚记得、悲歌请剑，更阑相视。惨淡烽烟边塞月，蹉跎冰雪孤臣泪。算名成、终竟负初心，如何是？　天难问，忧无已。真御史，奇男子。只我怀郁塞，愧君欲死。宠辱自关天下计，荣枯休论人间世。愿无忘、珍惜百年身，君行矣”。词风类似辛弃疾的送别词《贺新郎·绿树听鶗鴂》，雄奇、苍凉、悲壮，更有一种以国家大计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的宽阔胸襟，不同于稼轩词中未酬大志的沉郁苦闷。类似的还有《祝英台近·次韵道希感春》、《谒金门·霜信骤》等。他同朱孝臧、刘伯崇合作的《庚子秋词》，也不乏对国势衰微的深沉悲愤。但是，他的作品，更多的还是反映了对清廷江河日下趋势的无可奈何的哀叹。这种哀叹，常用伤春、叹暮等比兴手法加以表达，如《玉漏迟》：“望中春草草，残红卷尽，旧愁难扫。载酒园林，往日游情倦了！几点飘零花絮，做弄得阴晴多少？归梦好，宵来犹记，骖鸾空到。尾长翼短如何？算愁里听歌，也伤怀抱。烂锦年华，谁信春残恁早？留取花梢日在，休冷落旧家池沼。吟思悄，此恨鹧鸪能道”；《点绛唇》：“抛尽榆钱，依然难买春光驻。钱春无语，肠断春归路。春去能来，人去能来否？长亭暮，乱山无数，只有鹃声苦”皆是如此。朱孝臧评王鹏运的词作，“导源碧山（王沂孙），复历稼轩（辛弃疾）、梦窗（吴文英），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半塘定稿序》），大体是符合实际的。
缺憾是有的词用典过多，不免流于晦涩。相比起碧山词家国之忧情致浑厚深沉，王鹏运的景中之情则显得较为平白、淡然。
王鹏运词作计有：《袖墨集》、《虫秋集》、《味梨集》、《鹜翁集》、《蜩知集》、《校梦龛集》、《庚子秋词》、《春蛰吟》、《南潜集》，统名《半塘词稿》。晚年手自删定为《半塘定稿》2卷，《賸稿》1卷，交朱孝臧刊刻；《庚子秋词》，光绪年间刻本；《半塘賸稿》光绪年间刻本；
今有：《半塘词》成都薛志泽崇礼堂民国36年（1947）刻本；《半塘定稿》　南京：京华印书馆1948排印本；《晚清四大词人词选译》巴蜀书社1997版；《王鹏运词选注》　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
另有王鹏运辑刻的《四印齋彙刻宋元三十一家詞》，三十一卷，王氏四印齋光緒（1875～1908）刻本；《四印斋所刻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46、《疆村词》
晚清代朱孝臧著。朱孝臧（1857～1931），一名祖谋，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村，浙江归安（今湖州）人。父光第，曾官郑州知州。童年爱好文学，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九年（1883）进士，改庶吉士，历官散馆授编修，历官会典馆总纂总校、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兼署吏部侍郎。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包围外国使馆，董福祥部击毙日本外交官。朱孝臧上疏反对仇教开衅，因触怒西太后等，几获罪。次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以“忠心谋国”升为内阁学士，擢为礼部侍郎。是年秋，外放广东学政。因与总督意见不合，引病辞官，寓居苏州。游览名山大川，吟咏自遣。后被聘为江西法政学堂监督。宣统元年（1909），为弼德院顾问大臣，因病未赴任。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袁世凯欲聘为高等顾问，一笑拒之，后在天津以君礼参拜废帝溥仪，卒于上海。
朱孝臧为晚清四大词家之一。早岁工诗，风格近孟郊、黄庭坚，陈衍称其为“诗中之梦窗（吴文英）”，可以乐“枵然其腹者”（《石遗室诗话》）。为京官时，与王鹏运交。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鹏运在京师立词社，邀其入社，方弃诗而专攻词，所受鹏运影响指教甚多。他将自己生平所学抱负，尽纳词中，颇有关系时事之作。如《鹧鸪天·九日丰宜门外过裴村别业》、《声声慢·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味耼赋落叶词见示感和》、《烛影摇红·晚春过黄公度人境庐话旧》、《摸鱼子·梅州送春》、《夜飞鹊·香港秋眺》等，表现对维新派的同情，感慨光绪帝珍妃的遭遇，抒发壮怀零落、国土沦丧之感，悲惋沉郁。晚年虽词境更趋高简浑成，内容除偶及军阀混战情事外，多抒遗老孤独索寞情怀，如绝命词《鹧鸪天》：“忠孝何曾尽一分，年来姜被减奇温。眼中犀角非耶是，身后牛衣怨抑恩。泡影事，水云生，枉抛心力作词人。可哀最是人间世，不结他生未了因”。
其词取径吴文英，上窥周邦彦，旁及宋词各大家，打破浙派、常州派的偏见，“勘探孤造”（陈三立《清故光禄大夫礼部右侍郎朱公墓志铭》），自成一家。又精通格律，讲究审音，有“律博士”之称。所以被时人尊为“宗匠”，乃至被视为唐宋到近代数百年来万千词家的“殿军”。王国维称其为“学人之词”的“极则”（《人间词话》）。
著有词集《彊村语业》2卷，身后其门人龙榆生为补刻一卷，收入《彊村遗书》。诗集《彊村弃稿》1卷。又校刻唐宋金元人词为《彊村丛书》，有夏敬观手批评点的本；并辑有《湖州词征》、《国朝湖州词》。
今有：《彊村丛书》（附《彊村遗书》）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彊村丛书》广陵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散曲集
1、《东篱乐府》
元代马致远著。马致远，河北省东光县马祠堂村人，字“千里”，晚年号“东篱”，以示效陶渊明之志。生年当在至元（始于1264）之前，卒年当在至治改元到泰定元年（1321～1324）之间，年辈晚于关汉卿、白朴等人。年轻时热衷功名，有“佐国心，拿云手”的政治抱负，但仕途坎坷，中年中进士，曾任江浙行省官吏，后在大都（今北京）任工部主事。马致远晚年不满时政，隐居田园，以衔杯击缶自娱，过着“林间友”、“世外客”的闲适生活。马致远早年即参加了杂剧创作，是“贞元书会”的主要成员，与文士王伯成、李时中，艺人花李郎、红字李二都有交往，也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大家”之一。死后葬于祖茔。
马致远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元曲四大家”。所著今知有15种，《汉宫秋》是其代表作；马致远从事杂剧创作的时间很长，名气也很大，有“曲状元”之誉。他的杂剧见于着录的有16种，今存《汉宫秋》、《荐福碑》、《岳阳楼》、《青衫泪》、《陈抟高卧》、《任风子》6种，另有《黄粱梦》，是他和几位艺人合作的。以《汉宫秋》最著名。
今存散曲120多首，可分为：内容上可分为写景、叹世、闺情、世象四大类。作者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和人物形象鲜明等艺术特点。马致远的散曲。扩大题材领域，提高艺术意境。声调和谐优美，语言疏宕豪爽，雅俗兼备词采清朗俊雅，而不浓艳，《太和正音谱》评为“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两相颉颃，有振鬣长鸣万马皆瘖之意。又若神凤飞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其代表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如诗如画，余韵无穷，自然天成，丝毫不见雕琢痕迹，被誉为“秋思之祖”。开头三句十八字，九个名词连缀成不涂浓墨的书画，亦无一个虚造硬加的词，不同的景物天衣无缝地和谐地造化在一起，不得不令人拍案道奇。这种音节和谐、情景交融、妙含无垠的小令曲，故有“枯藤老树写秋思，不许旁人赘一词”之誉。其《寿阳曲》“山市晴岚”、“远浦归帆”、“平沙落雁”、“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江天暮雪”、“洞庭秋月”八首，历来也都被认为是写景名作。
马致远虽也有《天净沙·秋思》这类清婉的作品，但以疏宕宏放为主，他在元代散曲作家中，被看做是“豪放”派的主将，这也被认为是元人散曲正宗。他的叹世之作《越调·夜行船·秋思》套曲挥洒淋漓地表达了诗人看破世情、向往归隐的人生选择，熔诗词与口语为一炉的独特语言风格以及一连串形象准确比喻，创造了独特的意境，也使它成为散曲中不朽的名作：“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乔木查]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衷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辩龙蛇。[庆宣和]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折。魏耶晋耶？[落梅风]天教你富，莫太奢。没多时好天良夜。富家儿更做道你心似铁，争辜负了锦堂风月。[风入松]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不争镜里添白雪，上床与鞋履相别莫笑巢鸠计拙，葫芦提一向装呆。[拨不断]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拨不断]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辞饮。君若歌时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争甚？[离亭宴煞]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这组套曲一方面表现了对功名利禄的否定，对远离红尘隐居生活的赞美，并流露出人生短暂虚幻的消极情绪；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现实争名夺利强烈鄙视，表现出不肯与世俗沉浮的人生取向。堪称元代套曲的压卷之作，历来曲家对此曲都有极高评价，周德清说：“此才是乐府，不重韵，无衬字，韵险语俊，谚曰百中无一，余曰万中无一”（《中原音韵》）。马致远散曲中叹世之作最多，类似的还有《双调清江引·野兴》、《双调行香子》、《南吕四块玉》、《双调拨不断》等。
马致远的咏史之作与叹世之作思想倾向相似，如《双调庆东原·叹世》：“拔山力，举鼎威，暗鸣叱咤千人废。阴陵道北，乌江岸西，休了衣锦东归，不如醉还醒，醒而醉。”内容是咏歌项羽一生，但题目却是“叹世”，实际上是借历史故事抒发自己“不如醉还醒，醒而醉”的人生感慨。另外像《南吕四块玉》“天台路”、“浔阳江”、“马嵬坡”等咏古代爱情故事，文字朴素，风格颇似民间小调。马致远言情的散曲数量不多，但清深而婉转，如下面两首《寿阳曲》：“云笼月，风弄铁，两般儿助人凄切.剔银灯欲将心事写，长吁气一声吹灭.”；“心间事，说与他，动不动早言两罢。罢字儿碜可可你道是耍，我心里怕那不怕？”语言明白自然，情意却很真切，其格调与一些狎昵调笑散曲有明显的区别。
马致远散曲中还有一首别具一格的《般涉调耍孩儿》“借马”刻画了一个十分爱马又十分小气的人，在别人向他借马时的种种微妙妙心情，写得诙谐动人。这套散曲打破了散曲言情写景的框架，开拓了散曲的题材和内容。
散曲集有《东篱乐府》一卷。收录小令一百零四首，套数十七套，附录残缺的套数五篇。今有《东篱乐府全集》瞿钧编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有辑录。
2、《酸斋乐府》
元代贯云石著。贯云石（1286～1324），字浮岑，号成斋、疏仙、酸斋，维吾尔族人、出身高昌贵胄，祖父阿里海涯为元朝开国大将。原名小云石海涯，因父名贯只哥，即以贯为姓。自号酸斋。初因父荫袭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让爵于弟，北上从姚燧学。仁宗时拜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不久称疾辞官，隐于杭州一带，改名“易服”，在钱塘卖药为生，自号“芦花道人”。据传他所创的曲调，传给浙江澉浦杨氏，后称为“海盐腔”，流传至明代，为“昆腔”的先驱。贯云石出身武官家庭，自幼武艺超群，后弃武学文，深受汉族文化影响，受佛道印象更深。虽以贵胄之子袭位，仕途也很顺利，却抛却功名，醉心辞章，有飘然出世志向。他富于才情，善作散曲，深通音律，诗文、书法亦佳。他还是最早的散曲评论家，曾为《阳春白雪》、《小山乐府》作序。为人疏放旷达。曾作《芦花被》诗：“采得芦花不涴尘，翠蓑聊复藉为茵。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生香雪满身，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欸乃声中别有春”，并以此诗换取渔父芦花被，一时传为文坛佳话，贯云石干脆又取了“芦花道人”的别号。
贯云石今存曲八十首左右，套曲八首。散曲以写山林逸乐生活与男女恋情为主。作品风格基本上属豪放派，以清俊见长。风格形成与他出身西域武官家庭有关，同时也染上了江南文学清秀媚丽的色彩。他的啸傲山林的作品尤为飘逸俊放，如《清江引》：“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碍？醉袍袖舞嫌天地窄”；《殿前欢》：“畅幽哉，春风无处不楼台。一时怀抱俱无奈，总对天开。就渊明归去来，怕鹤怨山禽怪，问甚功名在”酸斋是我，我是酸斋”。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有才难用”的牢骚不平，有没有“床头金尽”的顾虑，所以他的归隐之作显得悠游自得，如闲云野鹤。这与同属于豪放派的马致远、张养浩等人深于感叹的作品不仅内容不同，风格也有差异。
贯云石的情词则清新警切，善于学习俗谣俚曲的长处。如《红绣鞋》：“挨着靠着云窗同坐，看着笑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妨什么？”《清江引》：“若还与他相见时，道个真传示：不是不修书，不是无才思，绕清江买不得天样纸！”两首曲都以想象力丰富，手法别致著称：世上只有闰年、闰月，哪来的“闰更”？后一首以绕遍清江也买不得天一样大的纸，来形容自己爱的广漠，皆能想人之所未想。此外，他也有一些清丽端谨的作品，如〔清江引〕“春、夏、秋、冬”等。
贯云石生前曾编有诗文集，已佚，仅存四十首左右。今人任讷将其散曲与号“甜斋”的徐再思散曲合为一辑，名为《酸甜乐府》其中小令86首，套曲9首；另有陈稼禾点校《酸甜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有辑录。
3、《甜斋乐府》
元代徐再思著。徐再思（1320年前后在世），字德可，因喜食甘饴，故号甜斋。浙江嘉兴人。生卒年不详，与贯云石为同时代人。今存所作散曲小令约100首。徐再思的散曲以恋情、写景、归隐等题材为主，也有一些赠答、咏物为题的作品。他虽与贯云石齐名，风格却不尽相同，贯云石以豪爽俊逸为主，徐再思却以清丽工巧见长。周德清《太和正音谱》评他的作品如“桂林秋月”。
徐再思现存小令一百零三首，主要内容集中在写景、相思、归隐、咏史等方面。其写景作品意境高远而奇巧，工于炼字造句，如《水仙子》“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棋未收，叹新丰逆旅淹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喜春来》“皋亭晚泊”“水深水淺東西澗。雲去雲來遠近山。秋風征棹釣魚灘。煙樹晚。茅舍兩三間”。前一首描绘凄婉的羁旅思亲之情，细腻动人；后一首则像一幅淡雅清远的水墨山水图。
他的写情之作深沉娟秀，如〔双调·蟾宫曲〕的《赠名姬玉莲》（“荆山一片玲珑”）及《春情》（“平生不会相思”）二首，被认为是“镂心刻骨之作，直开玉茗、粲花一派”。如〔蟾宫曲〕《春情》：“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以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一缕余香在此，盼千金游子何之？证候来时，正是何时？灯半昏时，月半明时”。写一女子害相思时“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一缕余香在此”的情态，运用了散曲中连环句，韵字复用等形式特点，颇能尽其情致。〔沉醉东风〕《春情》又写出一女子猛然见到情人时的复杂的心理，她又想招呼，又怕被人瞧破，情态传神，人物灵动。这一部分作品清新活泼，成就较高。作者善于学习民间歌谣的表现手法，与贯云石的同类作品有相似之处。
有些作品立意颇新，能于俗中见雅，〔双调·水仙子〕《红指甲》、《佳人钉履》等篇，近人吴梅《顾曲麈谈》卷下评曰：“钉鞋云‘金莲脱瓣’，《红指甲》云‘落花飞上’云云。语语俊，字字绝，真可压倒群英，奚止为一时之冠。”
今人任讷将其散曲与号“甜斋”的徐再思散曲合为一辑，名为《酸甜乐府》其中小令86首，套曲9首；另有陈稼禾点校《酸甜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有辑录。
4、《小山乐府》
元代张可久著。张可久（约1270～1348以后），字小山，一说名伯远，字可久，号小山，庆元（治所在今浙江鄞县）人。生平事迹不详，曾多次做路吏这样的下级官吏，后以路吏转首领官，又曾为桐庐典史。至正初年七十余，尚为昆山幕僚，至正八年（一三四八）犹在世。一生怀才不遇，人生坎坷，时官时隐，曾漫游江南之名胜古迹，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湖南一带，晚年隐居在杭州一带。
张可久是元朝重要散曲家，剧作家，与乔吉并称“双壁”，与张养浩合为“二张”张存世作品现存小令855首，套曲9首，为元代传世散曲最多的作家，占现存全元散曲的五分之一，其个人作品占朝代作品总量的比例之高，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元代220多位作家中，有散曲集传世的只有张养浩、乔吉和张可久三人，但其他两人都是在临死前或死后才刊行于世。而张可久不仅在元代已有《今乐府》、《吴盐》、《苏堤渔唱》和《小山乐府》四本散曲集传世，在元曲选集《阳春白雪》和《乐府群英》中，张可久入选的作品也是最多的。这说明他的作品在元代已获得了广泛的欢迎，甚至连元武宗在皇宫赏月时也令宫女传唱他的散曲。
张可久散曲多有民生艰难、世态炎凉的感叹，这与他由于一生沉沦下僚、生活窘困关系极大。他的《庆东原》“和马致远先辈韵”九首，几乎写尽了世间的穷通无定、世态炎凉。如其中第五首写道：“诗情放诗情放，剑气豪。英雄不把穷通较。江中斩蛟，云间射雕，席上挥毫。他得志笑闲人，他失脚闲人笑。”甚至在描景咏物中也会生发人生感叹：“绝顶峰攒雪剑，悬崖水挂冰帘，倚树哀猿弄云尖。血啼杜宇，阴洞飞廉，比人心山未险。”这种人生感叹还常常与民生疾苦连在一起，突破了个人狭小范畴，如这首有名的［卖花声］《怀古》：“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这与张养浩的名作《潼关怀古》中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有异曲同工之妙。
归隐题材在张可久散曲中占的比重很大，这也是元人散曲乐道的题材，其他散曲家如贯云石是咏归隐之乐，或是向马致远那样，与腐朽官场作对比，来表白自己的人生归趋。张可久却生活窘迫，元代诗人张雨的诗中曾透露张可久生活窘乏的状况：为爱张髯亦痴绝，簿领尘埃多强颜。何如膝上王文度，转忆江南庚子山。绿树四邻悬榻在，青山千仞荷。。还。风流词客凋零尽，莫恠参军语带蛮。（《次韵倪元镇赠小山张掾史》）。迫于生计，时隐时仕，出仕也不过是小吏。因此他的归隐之类散曲一方面表白对归隐生活的渴望，但又常常表现出渴望而不可得的悲凉，如这首［沉醉东风］《秋夜旅思》：“二十五点秋更鼓声，千三百里水馆邮程。青山去路长，红树西风冷。百年人半纸虚名。得似璩源阁上僧，午睡足梅窗日影”。反映了作者在旅途中身心交瘁的情景，也反映了他对仕宦的厌倦，对安居乐业的渴望。类似的还有“兴不到名利场，将息他四十韶光”（［水仙子］《山庄即事》）；“劳心又懒，干名不惯，不如草庵春睡稳”（［小桃红］《山中》）；“炼霞成大丹，袖云归故乡”（［凭栏人］《和白玉真人》）等。
这种生活境遇也决定了他的生活态度比较驯顺，没有关汉卿这类书会才人强烈的反抗意识，甚至不能在散曲中痛快淋漓地抒发自己的愤懑和不平，因而在艺术风格上表现为“怨而不怒”，典丽雅正。这种典丽雅正的艺术风格在散曲中具体表现为讲究曲律和音韵，着力炼字、炼句、对仗工整。他利用散曲对偶方式多样的特点，使他的作品整饬而雅丽，如合璧对：“出岫白云笑，入山明月愁”，“玉笙吹老碧桃花，石鼎烹来紫笋芽”；鼎足对：“一品茶，五色瓜，四季花”，“青泥小剑关，红叶湓江岸，白草连云栈”；连壁对：“金风雕杨柳衰，玉露养芙蓉艳，竹轻摇苍凤尾，松密映老龙潜”。由于张可久注重曲的形式美，确实产生不少佳句，但有的作品也失之雕琢。另外，张可久散曲典丽雅正特色形成，与他运用诗词句法，讲究蕴藉骚雅，且多熔炼诗词名句有很大关系，如这首［梧叶儿］《春日书所见》：“蔷薇径，芍药栏，莺燕语间关。小雨红芳绽，新晴绮陌乾，日长绣窗闲，人立秋千画板”。小令工丽含蕴，已入词的意境，与前期散曲的真率自然的意境不同。这一特点在为后人激赏的套曲［一枝花］《湖上晚归》中表现得很充分，如开篇［南吕·一枝花］：“长天落彩霞，远水涵秋镜，花如人面红，山似佛头青。生色围屏，翠冷松云径，嫣然眉黛横。但携将旖施浓香，何必赋横斜瘦影”。其中的“横斜瘦影”、“据胡床指点银瓶”，“幽咽泉流水下声”等句，均是化用王勃、崔护、林逋、杜甫、白居易等人诗句，其他暗用之处不胜举。
正因为张可久散曲雅正，所以一直受到历代文人的激赏和重视。明初，宋濂、方孝孺为他的曲集校正，刻板；朱权在其《太和正音谱》中称张可久散曲“词清而丽，华而不艳有不食烟火食气，真可谓不羁之才”，称张为“词林之宗匠”。明李开先则称“乐府之有乔、张，犹诗家之有李、社”。《四库全书》馆臣认为关汉卿、马致远等人的曲作只是“小道可观”，但独称赞张可久小令“遣词命意，实能脱其尘蹊”，张独蒙青睐，与其散曲典丽雅正不无关系。
散曲集有《小山乐府》（不分卷），宁波天一阁旧藏本；《张小山北曲联乐府》影元抄本；李开先辑嘉靖本《张小山小令》二卷；徐渭辑《小山乐府》六卷，夏煜辑《张小山小令选》六卷，任讷《小山乐府》，《散曲丛刊》本等版本传世。吕薇芬、杨镰《张可久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有辑录。
5、《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
元代张养浩著。张养浩（1269～1329年）字希孟，山东济南人。号云庄。少年知名，19岁被荐为东平学正，历官堂邑县尹、监察御史、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幼有义行，好读书，为官也敢直谏。武宗时，张在监察御史任上，因上疏论时政，大违当政者意，被构罪罢官。他怕再遭不测，变姓名逃去。仁宗时复出，任礼部尚书。英宗时又因谏内廷张灯为鳌山事，轰动一时。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以父老归养为由辞官家居，此后屡召不赴。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关中大旱，特拜陕西行台中丞，遂“散其家之所有”“登车就道”（《元史》本传），星夜奔赴任所。到任四月，劳瘁而卒。追封滨国公，谥文忠。
张养浩诗、文兼擅，尤以散曲著称，是元代著名散曲家，现存小令161首，套曲2套。最著名的是《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从中看到对民生疾苦的关怀，这与他在赈灾中以身殉职是言行一致的。这种出自儒家传统的经世济民思想在诗文中常见，在元人散曲中却很难得。类似之作还有《骊山怀古》、《得胜令·四月一日喜雨》、套曲《一枝花·咏喜雨》等。
张养浩散曲多写于辞官归隐之后，因此多有对宦海风波、世态炎凉的深刻认识和对恬淡平静田园生活的咏歌。如〔双调〕《沽美酒兼太平令》：“在官时只说闲，得闲也又思官，直到教人做样看。从前的试观，哪一个不遇灾难？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干休了丞相。这几个百般，要安，不安，怎如俺五柳庄逍遥散诞”？可以说是他几经沉浮的官宦生涯的沉痛总结，对比之下，更觉归隐生活的平静美好。归隐之初，如鸟儿返林、鱼儿纵渊，心情十分愉快：“离省堂，到家乡，正荷花烂开云锦香。游玩秋光，朋友相将，日日大筵张。汇波搂醉墨淋浪，历下亭金缕悠扬，大明湖播画舫，华不注倒壶觞，这几场忙杀柘枝娘！”（《寨儿令·辞参议还家连次乡会十余日，故赋此》）。他给自己隐居的别墅起了一个雅号，叫云庄，云庄内修建了一座绰然亭（也叫翠阴亭），亭后盖了一座遂闲堂。“绰然一亭尘世表，不许俗人到。四面桑麻，一带云山妙。”（《雁儿落兼清江引》）“绰然亭后遂闲堂，更比仙家日月长，高情千古羲皇上。北窗风，特地凉。客来到，尊酒淋浪。花与竹，无俗气；水和山，有异香”（《水仙子·咏遂闲堂》）。这一时期的散曲大多抒写个人心境与所见所闻，而吟咏故乡的山光水色之作，工丽清新，取得较高艺术成就。
张养浩散曲风格基调为豪放清逸。如这首代表之作《《雁儿落带得胜令·退隐》》：“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倚杖立云沙，回首看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戏野花。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爱咱。”上阕写云山相映的变幻多姿，下阕写作者在其间的陶醉和联想，行文自然朴实而意境清俊疏放，写来也是一气呵成。《太和正音谱》评张养浩的散曲如“玉树临风”。另一些写景的散曲则格调高远、工丽清逸的作品，如“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芰荷丛一段秋光淡”（〔水仙子〕《咏江南》），“鹤立花边玉，莺啼树杪弦”（〔庆东原〕）等。这两首小令从境界到熔字炼句，都和清丽派代表卢挚的作品相近。也有一些作品显得真朴、沉郁，如前面提到的《潼关怀古》和《骊山怀古》等。显示出张养浩散曲的多种风格。
张养浩著有诗文集《归田类稿》，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收录小令二十七调，一百五十八首，套数二套。今有：《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笺》，王佩增笺，齐鲁书社1988年版；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有辑录。
6、《梦符散曲》
元代乔吉著。乔吉（1280？～1345），一称乔吉甫，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太原人，流寓杭州。钟嗣成在《录鬼簿》中说他“美姿容，善词章，以威严自饬，人敬畏之”，又作吊词云：“平生湖海少知音，几曲宫商大用心。百年光景还争甚？空赢得，雪鬓侵，跨仙禽，路绕云深。”从中大略可见他的为人和身世。他在〔折桂令〕《自述》说是“不应举江湖状元”，可见从未出仕。
乔吉是元代后期重要杂剧和散曲作家。杂剧存目十一，有《杜牧之诗酒扬州梦》、《李太白匹配金钱记》、《玉箫女两世姻缘》三种传世。散曲今存小令二百余首，套数十一首。乔吉的散曲创作成就高于杂剧，明、清人都把他与张可久相提并论。明人李开先则把他和张可久比作“曲中李、社”。
其散曲内容大致可分为叹世、怀古、写景和言情四类。他的散曲中可以看到他客居异乡、穷愁潦倒的生活经历。如〔绿幺遍〕小令写：“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就是他落魄江湖的身世的自我写照。由于其出身经历，他的叹世之作经常流露出愤世嫉俗之情，这与张可久的同题材作品明显不同，如〔卖花声〕《悟世》：“肝肠百炼炉间铁，富贵三更枕上蝶，功名两字杯中蛇.尖风薄雪，残杯冷炙，掩青灯竹篱茅舍”。安于竹篱茅舍，鄙弃功名富贵，这是他的人生选择；残杯冷炙、尖风薄雪的生活状态更是他肝肠似火，百炼成钢。〔山坡羊〕《寓兴》、《冬日写怀》也抒发类似的感慨。他在〔雁儿落过得胜令〕《自适》中还写道“出处行藏”皆有难处：“行啊，官大忧愁大；藏啊，田多差役多”，对世情进行抨击。
他的这种鄙弃世俗愤慨更多地表现在孤岸傲世和高蹈远引的作品之中。作者早年也没有进取之心，但生活挫折使他“几年罢却青云兴”（〔满庭芳〕《渔父词》）。后来就一直以“烟霞状元，江湖醉仙”自居和自傲，鄙视那些被“名缰利锁”拘钳“愚眉肉眼”名利客。在二十首《渔父词》中极力赞扬“雪篷云棹”、“泛江湖无定处行窝”的隐居生活。如其一：“扁舟棹短，名休挂齿，身不属官。船头酒醒妻儿唤，笑语团圞。锦画图芹香水暖，玉围屏雪急风酸。清江畔，闲愁不管，天地一壶宽”。
乔吉散曲中的怀古之作不多，基调大都是感叹兴亡无定、繁华似烟的人生虚幻感，有时写的极为暗淡凄苦，如〔双调·折桂令〕《丙子游越怀古》：“蓬莱老树苍云，禾黍高低，狐兔纷纭。半折残碑。空馀故址，总是黄尘。东晋亡也再难寻个右军，西施去也绝不见甚佳人。海气长昏，啼鴂谑声干，天地无春”。
乔吉与张可久散曲风格较为接近，都属于后期的清丽派，都精于音律，工于锤炼，喜欢引用或融化前人诗句，不同的是，乔吉的风格更为奇巧俊丽，还不避俗言俚语，具有雅俗兼备的特色。明李开先评他：“蕴藉包含，风流调笑，种种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而不失之繁；句句用俗而不失其为文。”如〔水仙子〕《咏雪》：“冷无香柳絮扑将来，冻成片梨花拂不开，大灰泥漫了三千界。银棱了东大海，探梅的心噤难捱。面瓮儿里袁安舍，盐堆儿里党尉宅，粉缸儿里舞榭歌台。”以柳絮、梨花作比，这是老生常谈，但用“大灰泥漫了三千界”来夸张形容，却既通俗又新巧。面瓮、盐堆、粉缸，这是生活中常见事物，用以比喻袁安舍、党尉宅和舞榭歌台，也表现出雅俗兼备的特色。在〔水仙子〕《为友人作》中将害相思比作开相思店，把相思比作“闷勾肆儿逐日添”的货物；在〔水仙子〕《怨风情》中“眉上锁新教配钥匙”，把“紧缩双眉”虚拟坐实，都是化俗为新、奇巧俊丽、风流调笑的典型例句。另外比起张可久作品，乔吉散曲更为奇俊，想象力更为丰富，如〔水仙子〕《重观瀑布》小令：“天机织罢月梭闲，石壁高垂雪练寒，冰丝带雨悬霄汉，几千年晒未乾。露华凉，人怯衣单。似白虹饮涧，玉龙下山，晴雪飞滩。”作品描写瀑布，想象大胆，词句诡丽，出奇制胜。
乔吉散曲的缺憾是比起前集散曲作家，过于注重形式美，用词更为工丽浓艳，缺少前期作家质朴自然的气质。他那首〔天净沙〕《即事》：“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当当人人。”就是力图追超李清照的《声声慢》而极力堆砌，一味追新而遭人诟病之作。另外在“风流调笑”作品中，也有俳优习气；
乔吉散曲集今存抄本《文湖州集词》一卷；明刊本《乔梦符小令》1卷，李开先编；此外，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中著录有《惺惺老人乐府》1卷，惜已佚。
今有：任讷《散曲丛刊》本《乔梦符散曲》；李修生等点校《乔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辑存其小令200余首，套曲11首。
7、《诗酒余音》
元代曾瑞著。曾瑞（？～1330前），字瑞卿，自号褐夫。大兴人（今属北京）。因喜江浙人才风物而移家南方。神采卓异，衣冠整肃，洒然如神仙中人。曾以诗文向林景熙求教，林称赞他“挹其貌，冰悬雪峙，莹然而清也；聆其论，蛟腾虎跃，轩然而异也”。由于志不屈物，不解趋附奉承，所以终身不仕，优游市井，因号“褐夫”。至顺（1330～1333）初，已逾七旬。江淮之达者，岁时馈送不绝，遂得以徜徉卒岁。《录鬼簿》记他“临终之日，诣门吊者以千数”，可知他当时已有盛名。善丹青，工画山水，学范宽。能作隐语小曲。钟嗣成《录鬼簿》云：“余尝接音容，获闻言论，勉励之语，润益良多。”且以〔双调·凌波仙〕曲吊其生平：“江湖儒士慕高名，市井儿童诵瑞卿。更心无宠辱惊，乐幽闲不解趋承。身如在，死若生，想音容犹见丹青。”其生平事迹见《录鬼簿》卷下、《图绘宝鉴》卷五、孙楷第《元曲家考略》。散曲集有《诗酒馀音》今佚。
曾瑞著有杂剧《才子佳人误元宵》，惜已失传。有散曲集《诗酒余音》，行于世，已佚。今存散曲约小令90余首，套数17首。隋树森《全元散曲》辑有小令九十五首，套数十七套。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所撰为“杰作”，且云：“其词势非笔舌可能拟，真词林之英杰。”其生平事迹见《录鬼簿》卷下、《图绘宝鉴》卷五、孙楷第《元曲家考略》。散曲集有《诗酒馀音》今佚。
曾瑞著有杂剧《才子佳人误元宵》，惜已失传。今存散曲约小令90余首，套数17首。曾瑞的散曲以写男女恋情，山林隐逸为主，也有一些讽世的题材。“情词”直露明朗，如〔南吕·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闺情》：“才郎远送秋江岸，斟别酒唱阳关，临岐无语空长叹。酒已阑，曲未残，人初散。月缺化残，枕剩衾寒。脸消香，眉蹙黛，髻松鬟。心长怀去后，信不寄平安。拆鸾凤，分莺燕，杳鱼雁。对遥山，倚阑干，当时无计锁雕鞍。去后思量悔应晚，别时容易见时难。”直抒其情，基本上不用比兴。类似还有《闺中闻杜鹃》等。而写隐逸及写景的作品则清放平实，如“南山空灿，白石空烂，星移物换愁无限”（〔山坡羊〕）。“山如佛髻，人登鳌背，穿云石磴盘松桧”（〔中吕·山坡羊过青哥儿〕）等句，意境旷淡。他的散曲中不避俚俗，有时以市井语入于曲中，继承了早期散曲通俗本色的传统。
曾瑞有散曲集《诗酒余音》，行于当世，今已佚。今有：《诗酒余音》，卢前辑，小令十首，套曲十六首，饮虹簃所刻曲本1946年刻本；陈乃干《元人小令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辑得曾瑞八十多首；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辑有其小令九十五首，套数十七套；《曾瑞散曲集校注》，李春祥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笔花集》
元末明初汤式著。字舜民，号菊庄，浙江象山人。生卒年不详。元末曾补本县县吏，不得志，后落魄江湖。入明不仕，流寓北方，据说明成祖朱棣在燕邸时，宠遇甚厚，永乐年间常得恩赏。为人滑稽，作品多写景、咏史之作，颇工巧可读
汤式是现今存曲最多、散曲题材很广泛的一位由元到明的曲家。今存作品有套数68首，小令170首，残曲1首。其散曲以曲录史，思想内容丰厚，反映了朝代的更替和百姓的疾苦，进而总结历史、感叹人生；描述了元朝灭亡时候的衰残景象，同时传达出对新王朝的期盼，极大地开拓了散曲文学的题材范围。如〔双调·天香引〕《西湖感旧》：“问西湖昔日如何？朝也笙歌，暮也笙歌。问西湖今日如何？朝也干戈，暮也干戈。昔日也，二十里沽酒楼，香风绮罗；今日个，两三个打渔船，落日沧波。光景蹉跎，人物消磨。昔日西湖，今日南柯。”在元末张士诚和朱元璋的对抗中，杭州陷于战乱之中达十年之久，昔日繁华，荡然无存。曲中着力于昔日繁华和今日荒凉的对比，通过杭州盛衰的感叹，反映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记叙落魄江湖的人生经历，抒发思乡之情也是汤式散曲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双调·庆东原〕《夜泊京口》：“故园一千里，孤帆数日程，倚篷窗自叹飘泊命。城头鼓声，江心浪声，山顶钟声。一夜梦难成，三处愁相并。”这支曲子大约是诗人由元入明之际，流离江南时写的，既抒游子思乡之情，又发自怜身世之慨。中三句的鼎足对，以鼓声、浪声、钟声来渲染环境，衬托心境是极有感染力的名句。《录鬼簿续编》说汤式的作品“语皆工巧，江湖盛传之”。他还以散曲体裁表达悼念之情，开创悼亡散曲的肇端。
汤式散曲明艳工巧，圆熟老道，风格多样。〔蟾宫曲〕《咏西厢》：“冷清清人在西厢。叫一声张郎，骂一声张郎，乱纷纷花落东墙。问一会红娘，絮一会红娘。枕儿余，衾儿剩，温一半绣床，闲一半绣床。月儿斜，风儿细，开一扇纱窗，掩一扇纱窗。荡悠悠梦绕高唐，萦一寸柔肠，断一寸柔肠”。此曲采用重句格俳体，即每三句中的第三句与第二句词意相类，句法相同。写来神韵自然，蔚然成为一体，后人多有仿作。汤式还致力于套数的创作，善用短套，又在个别长套中进行大胆的尝试与创新。在艺术创作手法方面，汤式在不少流利通俗的曲语中讲究顶真、叠字、嵌字、重句、短柱、叠韵等技巧的运用，形成了丰富多彩而又曲味浓郁的徘体特色。还常在圆熟的句式结构中活用典故，取得了俗中求雅的效果。
汤式散曲创作特色体现了继承了元代后期散曲文学创作俗中求雅的传统，在徘体重技巧、雅俗融汇方面给明代曲家们以重要启示，同时尽量维护了散曲文学固有的文体特征。在艺术风格表现方面，汤曲尤其是汤式言情散曲的作风，词雅句熟，这类曲风影响了明代中后期南派曲家，如对梁辰鱼、沈碌等“香帘体”一派雅化作风的影响作用是明显的。艳丽浓纤是汤曲的主要风格，亦不乏豪放本色之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少数散曲又豪丽参用。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评之“汤舜民之词如锦屏春风。”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称“舜民之作，是曲中的老手，能手圆稳老到，是其特长。”
汤式有杂剧《瑞仙亭》、《娇红记》两种，今俱佚。散曲有明钞本《笔花集》传世，存小令160多首，套数40余套。其书有缺残。今本《笔花集》之外，尚有一些散曲，存录于《雍熙乐府》、《盛世新声》、《彩笔情词》等集中；谢伯阳《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年版。
9、《碧山乐府》
明代王九思著。王九思（1468～1551），字敬夫，号渼陂。汉族，陕西鄠县（今户县）人。出身于书香之家，家境富裕，天资聪明，一表人才，自幼读书，学识渊博，尤长文学。他青年时热衷于功名。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进士。当时文渊大学士李东阳任宰相。李为“茶陵诗派”的代表，很赏识王九思会试时所作《端阳赐扇》诗中“谁剪巴江，天风吹落”等佳句，特留王九思为翰林院庶吉士，学习文学。一年后即在翰林院参与编修国史。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升任吏部考工员外郎等职。他在吏部任职期间，能剔除弊端，选贤任能，辞却那些不称职的官吏。一次吏部考试，他不媚权贵，对李东阳的干儿子李台繁与一般人一样看待，受到时人的称赞。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一度把持朝政的宦官刘瑾，案发被诛。朝中清理瑾党人物，因王九思与刘瑾是陕西关中小同乡（刘瑾是陕西兴平人），被名列瑾党，受到牵连，贬为寿州（今安徽寿县）同知。王九思在寿州任职时，处理诉讼、防备盗患、修城防和阳河渠等，较有政绩。他于政务之余，常与士人学者讲古文，整学风，并以诗唱酬。次年，朝廷又以瑾党根除未尽之由，将王九思削职。被迫归乡后，王九思彻底放弃了做官的念头。他除曾带领乡亲们修涝河桥，施舍医药、教育生徒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文学创作和倡导戏曲方面，历40年，84岁辞世。
王九思诗文俱佳，有《美陂集》、《续集》19卷。他的词也写得较好。同代学者李先开推崇他的诗词：“诗文苍古，而词则新奇，不止守元人之家法，而且得元人之心法”。并有杂剧《沽酒游春》、《中山狼》。其戏曲作品，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生活气息，在艺术上不落俗套，语言精炼清畅。特为西北地区文人和广大群众所喜爱，争相传诵。不少评论家说他的作品“词曲工美奇”，“秀丽雄爽”，认为无论就思想性、还是艺术价值，都“不在关汉卿、马东篱（致远）之下”，《中山狼》剧本成为历来传诵的名作，被近人列为中国十大古典喜剧之一。
王九思曲作多数是对现实表示不满，通过寄情山水，发泄自己的牢骚。虽然抒发的是个人的情怀，境界狭窄，但尚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其散曲秀丽雄爽，语言清新，音律谐协，在当时负有盛名。如：“有时节露赤脚山巅水涯，有时节科白头柳堰桃峡。戴什么折角巾，结什么狂生袜，得清闲不说荣华。提起封侯几万家，把一个薄福的先生笑煞”（《沉醉东风》）。倾吐胸臆，生机盎然，正词谑语错杂其间。康海为他的《碧山乐府》作的序中说：“宕而弗激，迫而弗怒，读其曲，想其意，比之声，和之谱，可知其所怀矣”！但有时曲作过于粗豪，精思不足。
他还是眉户曲子的宗师。他把眉县、周至、户县等地的民歌、山歌、情歌整理加工，使《北曲》得到发展，形成了被当时曲论家评为“世争传播的套曲”，即按关中人语调唱的流行曲，先在眉、周、户一带传唱开来。他自编自唱，其优美动听即令“老乐工击节自谓弗如也”。同期戏曲家李中麓曰：“敬夫词曲新奇，得元人心法，为一代宗匠乡”。当时，曲论家李开先去西夏饷军，途经康海处，王九思闻知，立即邀李开先返户县作客，九思盛宴招待，他们在10天的相处中通力合作，切磋琢磨，既完善了眉户曲子，又由李开先将套曲带至西夏，“关陇之士争相传咏”，至今甘、青、宁亦有眉户曲子。
王九思流传下来的散曲集《碧山乐府》2卷，《拾遗》、《新稿》各1卷，收小令303首，套数32套。有明崇祯年间刻本。今有：《碧山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碧山乐府》，不分卷，齐鲁书社版；谢伯阳《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年版。
10、《沜东乐府》
明代康海著。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沜东渔父，陕西武功人。自幼机敏，童年事邑人冯寅为蒙师，习小学，“凡洒扫应对之属”，冯出仕后，又入关中理学名家习毛诗。成化二十二年，其父康镛从平阳知府任上归田，尝为之讲授古今贤圣掌故，期其效法。父退，康海嬉戏如忘，父怒欲捶楚，问所授，海从容复述无可责。孝宗弘治七年（1494）入县学，时提学副使杨一清督学陕西，见海文，盛赞其才，言必中状元。24岁与三原马理同举于乡，次年赴京会试落榜。弘治十五年（1502），康海28岁复参与会试，顺利通过殿试对策称旨。遂登进士第一，大魁天下。康海在殿试对策中，仗义执言，力陈改善吏制，裁汰庸官，重用才智之士，兴利除弊，升为翰林院修撰兼经筵讲官，曾参与修宪宗、孝宗两朝实录。武宗正德三年（1508）李梦阳入狱，为救文友，海往见同乡刘瑾，通宵畅饮，不日梦阳获释。正德五年（1510）八月，刘瑾事发，康海以同乡受其株连，被削职为民。已经官复原职的李梦阳不曾进一言以救。康海愤于此，写成著名的杂剧《中山狼》谴责李梦阳背恩。曾有人劝他向朝廷申辩其冤，以图起复，康海断然拒绝。从此遂以文为身累，倦于修辞。乃曰：“辞章小技耳，壮夫不为，吾咏歌舞蹈泉石间矣！”从此放形物外，寄情山水，广蓄优伶，制乐府、谐声容，自操琵琶创家乐班子，人称“康家班社”。与户县王九思共创“康王腔”，扶植周至张于朋、王兰卿组建张家班。曾广集千名艺人，参与秋神极赛活动。张家班，又名华庆班，在历史上活动长达500年之久，为秦腔艺术的发展，建树了不朽的功勋。康海放歌泉林30余年，初衷不改。殁时，遗命以山人巾服成殓。检其遗资“借金百余”，而大小鼓却存有300多副。
康海是明代“前七子”之一，又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王九思等号称“十才子”。著有诗文集《对山集》、杂著《纳凉余兴》、《春游余录》等，尤以《武功县志》最为有名。评者认为康海编纂的《武功县志》体例严谨，源出《汉书》，“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后世编纂地方志，多以康氏此志作为楷模。除诗文集外，另有杂剧《中山狼》、《王兰卿服信明忠烈》。
康海的散曲，今存套数30余首、小令200余首。多系罢官后放归乡里时作。康海正德五年（1510）被罢黜后，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于是将“仕宦之志”，“根株悉拔”。为寻求精神解脱与心理平衡，遂以山水声妓自娱，“放荡形态”，“日与酩酊为伍，人间百事，一切置之”，其曲作的主要内容就是他这种生活和精神状态再现，风格基调以沉郁豪放为主。其中抒发其愤世嫉俗之作写得不多，但却是康海作品中写的最好，也最值得称道的篇什，如［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丁卯即事》之一：，是他面对奸人当道、鸱小弄权时所写的即事感怀之篇：“玉阶昨夜妖星见，排正直，宠奸权，人人剥削夸刘晏。奏文宣，阿武偃，题封禅。顺水推船，拣空抛砖。假装幺，胡捏鬼，大欺天。翻了旧典，弄出新圈。窜冯唐，囚李广，荐韩嫣。尽争先，要调元，搬腾的赤眉铜马遍中原。已往斯、高须未远，方来狐鼠要忧”。正德元年（1506），刘瑾专权乱政，胡作非为，大学士刘健、谢迁等请杀刘瑾，武宗非但不听，反而加以重用。正德二年（丁卯），刘瑾矫诏将刘健、谢迁等53人列为奸党，榜示朝堂，又命天下镇守太监干预刑名政事，朝野为之不安，江西等地农民起义军开始行动。对山有感于此，作曲以讽，对刘瑾“假装幺，胡捏鬼，大欺天”的胆大妄为和“窜冯唐，囚李广，荐韩嫣”的倒行逆施予以有力抨击，并直言刘瑾是历史上的李斯和赵高。如此大胆直接几乎是指名道姓地指斥当朝权奸，这在散曲史上，应是首开先河。在康海的愤世诉悲之曲中，其蕴涵最为厚重者，是把对权奸当道的感愤，与自己无辜受黜的愤懑融为一体，因此，在他的笔端，便不时奔涌着壮志难展的愤激并回旋着蒙冤受屈的悲凉，如［寄生草］《读史有感》之一：“天应醉，地岂迷，青霄白日风雷历。昌时盛世奸谀蔽，忠臣孝子难存立。朱云未斩佞人头，祢衡休使英雄气”；［清江引］《九日》之二：“流年算来三十七，折尽英雄气。难收张禹头，为就朱云义。死林侵醉模糊因甚的”。〔叨叨令〕《秋兴次渼陂韵》、〔雁儿落带过得胜令〕等。在〔雁儿落带过得胜令〕中，他尽情抒发自认为无辜遭殃的满腹牢骚，并夹杂着几分玩世不恭的幽默：“真个是不精不细丑行藏，怪不得没头没脑受灾殃。从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刚方，溪落了膺和滂；荒唐，周全了籍与康”。这类散曲，风格往往是豪健而勃郁。
康海小令中更多的是倾吐其徜徉山水的闲情逸致，重表现他“有时节望青山看绿水乘嘉树，有时节伴渔樵歌窈窕盟鸥鹭”生活的欣喜和淡荡，这类小令一般都清新明丽，饶有韵味。如［红绣鞋］《秋碧》：“扑翠色秋山如靛，涌寒波秋水连天。西风黄叶满秋川。秋唤起天边雁，秋折尽水中莲，秋添出阶下藓。”
《沜东乐府》中也还有记游、咏物、赠答、闺情之作，但比起上述作品来，其特色就不那么鲜明突出了。就曲式而言，康海虽然南北兼作，但其南曲的特色并不突出，故王骥德《曲律·杂论》称其“非当家也”。
他的散曲一般都写得豪放爽健。但有时过多的生造和堆砌词藻，是其缺点。任讷在《散曲概论·派别》中肯定康海在散曲史上的地位，也批评其有三点缺失：“用本色为豪放，摆脱明初蒙茸之习，力为振拔，有功于明代散曲作风不少。惟贪多务博，殊欠剪裁，是其一失；用俗之处，往往为俗所累，元人衣钵为尽真传，是其二失；其中极热极怨，而表面以解脱之语盖之，时觉捉襟露肘，展其全集以观，无非愤世乐闲两类之作，而志趣并非真正恬淡，根本有异于元贤，是其三失”。
散曲集有《沜东乐府》二卷，收小令252首，套数32套。另附补遗一卷，收小令7首，套数5套。有明嘉靖三年（1524年）刻本；卢前饮虹簃所刻曲本。《康对山先生集》，17卷，四部丛刊本
今有：《沜东乐府》（上下册），广陵书社刻本；增补；谢伯阳《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年版。研究类有：陈靝沅孙崇涛《新发现康海散曲集<沜东乐府后录>校笺》（上、下），《文化艺术研究》2009年4、5期。
11、《诚斋乐府》
明代朱有燉著。朱有炖（1379～1439），号诚斋，又号锦窠老人、全阳道人、老狂生、全阳子、全阳老人。安徽凤阳人。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朱橚的长子。袭封周王。在明惠帝发起的削藩行动中，与其父朱橚一同被废为庶人，迁徙云南。至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登基后，方才恢复爵位。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周王朱橚病薨，朱有燉袭封周王爵，在位近14年。明英宗正统4年5月27日（西历1439年7月8日），朱有燉薨于封国河南开封府，享寿61岁，以其博闻多能而谥为“宪”，故世称“周宪王”。
朱有燉是中国戏曲史上重要的杂剧作者之一，是明代杂剧创作中承先启后的枢纽，被视为明一代的冠冕。他的杂剧，有的摹仿前人，有的取材书本，有的凭空杜撰，但也有不少描写时事之作。占了他剧作总数近三分之一的以妓女生活为题材的戏，大多数是依据当时的实事或传闻敷衍而成。《香囊怨》、《黑旋风仗义疏财》文词本色，音律和谐，注意调剂排场的冷热和歌舞的穿插，便于演出。他创作的31本杂剧至今悉数存世，为元明两代杂剧作者中，存世作品最多的一位。其作品原刻本今保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仅次于《元刊杂剧三十种》年代最早的杂剧刻本，在戏曲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近代曲学大师吴梅赞誉朱有燉“气魄才力，亦不亚于关汉卿矣”。郑振铎称他为“伟大的作家”。
朱有燉散曲今存小令264首，套数35首。这些作品多是“吟咏情怀，嘲弄风月”（《诚斋乐府引》），基本上可分为吟咏个人情性、劝诫醒世两大类。前者如《清江引·题隐居》三首，主要抒发对闲适、恬淡隐居生活的向往：“些儿利名争甚的，枉了着筋力。清风荷叶杯，明月芦花被。乾坤静中心似水”（其一）。《快活羊·题渔樵耕牧图乐府》四篇，则通过对四幅图中渔人、樵人、耕人、牧人生活的描写，揭示了他们快活的生活，表达了作者对村野生活的向往之情。如写渔人云：“小小船儿棹沧波，其实的快活快活。打得鱼来笑呵呵。醉了和衣卧，醒后推篷坐。谁似我。”写樵人生活云：“挑月穿云入烟萝，其实的快活快活。山径归来唱樵歌，困拂苍苔卧，闲对清泉坐。谁似我。”作者的一些描写山水的小令，也是借山水来寄寓对与世无争的归隐生活的憧憬，模山范水倒在其次，如《天净沙·咏山水小景》九首，对山水小景只是白描，毫无精雕细刻，重在抒发作者的归隐情思，如第七首云：“小船新酒活鱼，篷窗汉史秦书，更着围棋数局。恁般高趣，渊明怎不归欤”；第五首云：“斜阳数曲渔歌，长江万顷沧波。稚子山妻过活。扁舟一个，生涯雨笠烟蓑”；第一首则直接化用了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语句：“青山一抹残霞，丹枫几树寒鸦。古涧秋风飒飒。夕阳西下，小桥流水人家。”他的《珠履曲·咏雪》分别歌咏了“浩然踏雪”、“袁安卧雪”、“剡溪棹雪”、“烹茶扫雪”。极富情趣。
他的醒世劝诫之作，多是从当时富贵子弟吟风弄月，漂荡任性的现实出发，提出劝诫，奉告他们应该戒此行迹。如《南曲柳摇金·戒漂荡》云：“风情休话，风流莫夸，打鼓弄琵琶。意薄似风中絮，情空如眼内花，都是些虚脾烟月，耽搁了好生涯。想汤瓶是纸，如何煮茶。煨他莫再，莫再煨他，再莫煨他。休等叫街时罢。”“叫街”即为行乞。曲中揭露深刻，劝告有力。《折桂令·题情戏漂荡子弟》，虽为戏题，其讽劝之意无丝毫之减。特别是他模仿元人张可久、张鸣善、刘庭信诸人的《咏风月担儿乐府》，作《柳营曲·咏风月担儿》二十三篇，旨在惩戒漂荡子弟。他还仿刘庭信的风流体乐府，作《醉乡词》二十篇，戏题的漂荡之人包括风流老儿、风流秀才、风流县宰、风流小僧、风流道姑等二十类人。这些戏题之作，包括的人物群体之广，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当然这些戏题背后的警戒之意是显而明之的。但《诚斋乐府》中的有些作品，如《醉乡词》、《柳营曲》等，过于诙嘲谑浪，有鄙陋、卑微的缺点。
他的套数多用“南吕·一枝花”，曲词清新流丽，内容上多为吟咏性情之作。
朱有燉的乐府在其身后广为流传，受到不少著名诗人的咏歌赞颂，如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云：“空中骑吹名王过，散落天声满汴州”（《汴中元夕》），“齐唱宪王春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汴梁元宵绝句》）：牛左诗云：“唱徹宪王新乐府，不知明月下樊楼。”可见明代宣正、正嘉百年间，其曲风行之广。清人钱谦益（牧斋）《列朝诗集》云：“所制诚斋乐府、传奇，音律谐美，流传内府，至今中原絃索用之。”这些评价均可看出朱有燉乐府的意义和影响。
著作有：杂剧《曲江池》等三十一种，现均存。以《曲江池》、《义勇辞金》等较著名。诗文集《诚斋录》四卷，《诚斋新录》一卷，以及《诚斋牡丹百咏诗》、《诚斋梅花百咏诗》、《诚斋玉堂春百咏诗》各一卷。
散曲集有《诚斋乐府》二卷，卷一为散曲，共264首；卷二为套数，共35首。
今有：《诚斋乐府》，吴梅《奢摩他室曲丛》二集，1928年；《诚斋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谢伯阳《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年版。
12、《芳茹园乐府》
明代赵南星著赵南星（1550-1627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高邑（今河北元氏）人。神宗万历二年（1574）进士，任汝宁推官，历户部主事、吏部考功、文选员外郎。因罢黜贪官污吏，遭到讦谤，被严旨削职。光宗立，起为太常少卿，迁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天启三年（1623），任吏部尚书，被宦官魏忠贤排斥，削籍戍代州至卒。赵南星为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世以赵南星、邹元标、顾宪成比拟为汉末的“三君”，时称“东林三君”。
赵南星散曲虽多拜佛求仙、赏花观景、风情调笑等闲居无聊之作，但有两点值得重视的：
一是赵南星一生嫉恶如仇，扶正抑邪，以致宦海浮沉，艰辛备尝，对于晚明吏治败坏、官场黑暗，他了若指掌。《芳茹园乐府》中大部分作品又都写于罢官居家的30年间，所以多磊落不平之气，如套曲［点绛唇］《慰张巩昌罢官》：“你休怨乌台错品题，也休道老黄门不察端的；从来谗口乱真实，辜负了誓丹半世清明名。也只因逢着卷舌一点官星退。他只道是猫儿都吃腥，是鸦儿一样黑。已做到五马诸侯位，那里有不散的席！”借安慰友人对封建官场的丑恶污浊投以无情的讽刺，当然也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罢黜贪官污吏，遭到讦谤，被严旨削职的。类似的还有［点绛唇］《寿家君六十五》等，表达了他对“伤了时务，损了人民”的现实的忧虑；
二是以俗曲形式写的男女恋歌，爽朗热烈，朴直清新。《芳茹园乐府》中有大量的以民间曲调创作的小曲，除［银钮丝］5首，［醉太平］《偶感》3首，［南双调锁南枝带过罗江怨］《丁未苦雨》写隐居生活之外，其余则承袭民歌写情的特色，为风情恋情之作。如［劈破玉］：“俏冤家我咬你个牙厮对，平空里撞着你，引的我魂飞，无颠无倒，如痴如醉，往常时心似铁，到如今着了迷，舍死忘生只是为你”。语言大胆直白，感情真挚热烈。又如［喜连声］其一：“梦冤家，梦冤家，梦儿里合冤家到了一搭，却被鹦哥儿聒噪在雕詹下。我的冤家，我的冤家，打了个转身儿阻隔天涯。急的我挝着耳挠着腮无处摸，气的我咬着牙恨．着齿把鹦哥骂。因念成梦，因梦成会，好梦难圆，却怪鹦哥惊醉”。构思奇趣，颇似南朝《读曲歌》：“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只是一为梦境一为现实耳，然蕴含的情感与心态皆一致。赵南星还善于以组曲的形式铺写男女之情，如［南双调山坡羊］《冤业相逢》4首，联缀起来就像一幕言情短剧，相遇定情一女子守志一消除误会一追求情坚，语言轻俏，口语化，俚俗风趣。其他如［南仙吕入双调玉抱肚］《合欢几时》写别后相思，婉约动人；［南吕桂枝香］《忆故人》分别以男、女双方的口吻叙因地位差异被迫分离后对彼此的怀念，流露出作者对烟花女子的深切同情等。赵南星在历史上是位曾三历铨曹、一为太宰的大僚，诗作风骨耸峻，有少陵之遗风，然其散曲中却有如许民歌化的市井俗曲，此种人、曲分离的现象，曾引起曲学大师吴梅的质疑：“梦白正人，游戏声歌，本无妨碍，而集中多市井谑浪之言，如银钮丝、一口气、山坡羊、喜连声、劈破玉诸曲，再读一过，疑是伪讫。”究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首先，不平而呜。削职为民，闲居乡里，佗傺失意之际，借民歌俗曲抒发愤郁之情。这种豪辣顽艳的艺术风格产生。正如尤侗所云：“高邑赵侪鹤冢宰，一代正人也。予于梁宗伯处见其所填歌，乃杂取村谣里谚，耍弄打诨，以泄其肮脏不平之气。“（《百末词馀跋》）其次，“风气使然，虽贤者未能免耳”。与明中后期民歌的兴起与繁盛、时代思潮的影响及文士对民歌的推崇与整理均有关系。
著有：《赵忠毅公集》、《味檗斋文集》、《史韵》、《学庸正说》等。曲作：《芳茹园乐府》1卷，有明刊本、饮虹斋刻本。今有：卢冀野校订《清都散客二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谢伯阳《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年版。
13、《海浮山堂词稿》
明代冯惟敏著。冯惟敏（1511～1578），字汝行，号海浮，又号石门，山东临朐人。自幼随父游宦南京、平凉、石阡等地。聪颖好学才华富瞻，与兄惟健、惟重及弟惟讷同以诗享名齐鲁间，时称“临朐四冯”。世宗嘉靖十六年（1537）中乡试，深得督学、著名文学家王慎中的赏识。然累举进士不第，遂绝意仕进，隐居高卧。居家25年。在其“卧茂林深岩”期间，与友人徐我亭、谢少溪等诗酒唱酬。此时李开先也自解其职，归卧到他的故乡章邱绣水。李开先是明代散曲大家，又对诸艺无所不精；家中还置有万卷藏书楼，藏有天下许多秘本。冯惟敏在京中与李开先相识，待其归来，便欣然前往拜谒，写有《仙吕点绛唇·李中麓归田序》。在与李中麓的促膝共语中，使其对文学坚定了“诗由性出，存乎其人；声与政通，系诸其俗”的基本观点，反对前后七子张扬的复古主义思潮。为实践其文学主张，曾作《仿中麓体》散曲小令6首，质朴平易，自然情真。因在散曲及附记中对山东巡按段顾言的酷虐聚敛、贪暴不仁而遭逮治。出狱后决心从政，在52岁时，到京师谒选，被授为涞水知县。，“治邑核最”；即使欲构陷他的人也不能不承认：“至此邑，沟洫治，途树茂，他事称是，百里改观焉”（《南吕一枝花·县官卖柳·附记》）。然而他却不惯折节逢迎，对于索贿的暗示，也不予理睬，遂得罪朝廷使者，因而论免，因没有实证，不得不把冯惟敏移官京口，授为镇江学府教授。纵然这是一介闲差，但冯惟敏借此遨游金陵，得以睹六朝遗迹，“虚无”“为我”的思想再度泛滥。在此期间，更多地结识了像金銮这样的散曲大家，而且多有唱和。后又迁保定府通判，1571年（隆庆五年）末，改任鲁王府审理，辞免未赴任。次年春，弃官回临朐，于海浮山下老龙湾畔建“即江南”亭，因称海浮山人，日与朋辈觞咏其间，致力创作，颐养以终。冯惟敏临谢世时，曾有《醉太平·家训》的散曲创作，诫其子弟“休舍命贪饕”、“循天理处安吾分，占便宜处甘吾笨”等等，大抵是他一生处世原则的写照。
冯惟敏的诗文杂剧则结集为《冯海浮集》，其中《僧尼共犯》一剧尤其有鲜明的特色，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在文学上最深刻的反映。通过僧尼私通，后经官府判为夫妻的故事，指出“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传流后嗣，繁衍至今”，乃天经地义之事。他以此向假道学公开宣战。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
他的散曲对后世影响更大。冯惟敏今存小令167首，套数49套。他的散曲，能跳出只写吊古厌世、谈禅归隐、林泉逸兴，男女风情的窠臼，将题材拓展到社会生活的诸方面，丰富了曲作的内容。首先，他的散曲抨击了吏治腐败、政治黑暗和社会种种弊端：有讽刺统治集团腐朽无能，颠倒是非曲直的，如［清江引］《八不用》、［朝天子］《解官至舍》；有谴责贪官污吏刻剥罪行的，如［醉太平］《李中麓醉归堂夜话》、［新水令］《十美人被杖》；有揭露上层社会尔虞我诈、贤愚不辨的，如［端正好］《徐我亭归田》、［一枝花］《对驴弹琴》；有对科举制度表示不满的，如［粉蝶儿］《辞署县印》、［折桂令］《下第嘲友人乘独轮车》；还有指斥江湖术士骗钱害人的，如［朝天子］《四术》等。或讽贪、或刺虐、或戳弊、或揭恶，均为警世醒民之作。故王士祯评其散曲“独为杰出”。其中最具批判锋芒和战斗力的是［正宫端正好］《吕纯阳三界一览》、［般涉调耍孩儿］《骷髅诉冤》、［般涉调耍孩儿］《财神诉冤》这三首大令。曲中夸张其贪残的面目：“有钱的快送来，无钱的且莫慌寻条出路翻供状。偷与我金银桥上砖一块，水火炉边油两缸，残柴剩炭中烧坑。若无有这般打点，脱与我一件衣裳”（［正宫端正好］《吕纯阳三界一览》）。形容其敲骨吮髓，竟及枯骨：“铁扫帚便是扫地王，皮笊篱做了个聚宝盆，瞒天一网都捞尽。蚰蜒穴内难逃命，狼虎唇边怎脱身？狠心肠还道无滋润。头发根儿数算，牙齿逢儿里搜寻。”（［般涉调耍孩儿］《财神诉冤》）这三首大令喜笑怒骂，笔锋犀利，使之成为他散曲中最具有现实战斗精神光辉的篇章。也因此深深深刺痛执政者，作者因此被山东巡按段顾言逮捕入狱。此外他还有一些曲作，如［端正好］《吕纯阳三界一览》三组套曲，借神鬼反映现实社会，来抒发愤懑之情。也表现了一定的思想深度。
冯惟敏散曲中还有不少关心农事、同情民生疾苦之作。他晚年归隐故乡海浮山下，当时山东水旱频仍，他目睹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酸辛，写了不少反映现实、吟咏民生疾苦的曲子。如［胡十八］《刈麦有感》、［折桂令］《刈谷有感》、［玉江引］《农家苦》，以及［玉芙蓉］《喜雨》、《苦雨》、《苦风》、《喜晴》）等。对乡官里正的横征暴敛也有所谴责。如此关注农民，在散曲作者中是不多见的。
冯惟敏散曲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田园、怀古之作。这多写在家乡闲居和任镇江学府教授之时。这“一句句六朝感慨，一篇篇千古兴衰”（《黄钟醉花阴·酬金白屿》），描摹着田园风光、清悠山水、六朝胜迹，抒发归隐闲适之思。但就像他在《南吕一枝花·谢少溪归田》中表白的：“酬志了三十年廊庙分忧，准备着数千里湖海遨游。也不恋大官羊列鼎鸣钟，也不厌家常饭粗茶淡粥，也不嫌小村庄瓦钵磁瓯。画楼、笔畴，调停岁月闲消受。酒三杯，诗数首，有时节高卧东山不可留，念苍生也索回头。”，始终没有忘怀现实，始终没有彻底放弃，这也是他与明代尤其是元代江湖闲适散曲不同之处。
冯惟敏身于宦门，贵族公子之习难以尽脱，在其著作中，也有一些风花雪月之类的作品。
冯惟敏散曲风格，以真率明朗、豪辣奔放见长，但也不乏清新婉丽之作。他的作品大量运用俚语俗谚，不事假借，极少雕饰，幽默诙谐，气韵生动，保持了散曲通俗自然的本色美。　有时他将经、史、子、集中的书面语词入曲，任意驱遣，浑然天成，毫无生硬枯涩之弊。成就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作家，使明代散曲达到了新的高峰。对于冯曲，历来论者评价较高，如王世贞说：“近时冯通判惟敏，独为杰出，其板眼、务头，紧缓，无不曲尽，而才气亦足以发之；止用本色过多，北音太繁，为白璧微瑕耳。”（《艺苑卮言》）。任中敏更将冯比为词中辛弃疾，明代曲家，无出其右者：“《海浮山堂词稿》四卷，犹词中有辛弃疾。有明一代。此为最有力气、最有魄力之作”，“论其才情横溢、气象万千，明曲中真罕有敌海浮者”（《散曲概论·派别》）。其散曲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独特的取材视野，豪辣宏阔的艺术风格等三个方面.。这些成就使冯惟敏成为明散曲豪放派集大成的人物，奠定了他在中国散曲史上的历史地位。明代中后期的文坛，传统的诗文创作衰颓不振、题材狭窄、形式雕琢、意兴萧索的南音充斥曲坛。冯惟敏矫去时弊，上承元前期文学的优良传统，利用北曲的音乐形式，创作了大量思想深刻、寄兴悠远、语言质朴本色、风格豪迈爽健的散曲作品，为我国诗体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著述有：《冯海浮集》、《石门集》，以及杂剧《不伏老》、《僧尼共犯》，主纂嘉靖《临朐县志》、万历《保定通志》等。
散曲集《海浮山堂词稿》4卷，小令167首，套数49套。今有：《海浮山堂词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冯惟敏全集》，谢伯阳点校，齐鲁书社2007年版；谢伯阳《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年版。
14、《词裔》
明代刘效祖著。刘效祖（生卒年不详），字仲修，号念庵。原籍滨州（今山东惠民），寓居北京，故又称宛平（今属北京）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历任卫辉府推官、户部主事，官至陕西按察副使。因负才不偶，与时龃龉，因故罢官。于是退居林泉，寄情词曲，以抒其悒郁愤懑的愁思。后因不满于严嵩父子专权，愤而辞官，卒年仅40岁。
效祖的词曲小令在当时颇有名，一曲甫出，街谈巷诵，以致朝廷内外皆知其名。“穆庙（明穆宗朱载垕）遣中官出索其诗，都人传其事，以为本朝所未有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曾流传宫中散曲有《都邑繁华》、《中一笑》、《混俗陶情》、《裁冰剪雪》、《良辰乐事》、《空中语》、《云林稿》、《莲步新声》等8种，今传《词裔》收其小令112首，套数1篇。作品内容，主要为忧叹世事、抒写闲逸和男女相爱相思，反映了市井生活与民情民俗，前者寓牢骚讽刺于旷放通脱，像〔沉醉东风〕《怕待看蛾眉妒宠》、〔黄莺儿〕《堪笑世情薄》等，都是代表作品。后者对市井妇女爱情心理的大胆恣肆，揭示得透彻淋漓，而又别具一种俚质的风味；象“王魁薄也不似他，桂英薄命也不似咱，恨来提着名儿骂”（〔醉罗歌〕）。少数写景小曲亦清新可喜。艺术风格上虽然有一定的文人化倾向，但仍然保持了元代散曲自然、朴实、真率、通俗、活泼的特色。郑振锋在《中国俗文学史》中，称他的散曲是“做了破天荒的一种工作”。如《黄莺儿·堪笑世情薄》：堪笑世情薄，百般的都弄巧，李四戴着张三帽。歪行货当高，假东西说好。哄杀人那里辨青和皂？许多遭，科花总好，到底被人瞧。写浅薄的世态，人情的奸诈，都颇为生动。其他如用《醉罗歌》、《桂枝儿》、《锁南枝》等曲调写的一些作品，对市井妇女爱情心理和相思相恋情态的大胆描写，都通俗直率，清新可读，却无市井的庸俗和油滑。
刘效祖著述颇富，有《云林稿》、《都邑繁华》、《闲中一笑》、《混俗陶情》、《裁冰剪雪》、《良辰乐事》、《空中语》、《莲步新声》等8种，今多已散佚，后由其后人在诸家选本中搜辑，编为《词裔》1卷，收刘效祖小令112首，套数1篇。《词脔》除康熙刻本外，又有《饮虹所刻曲》本；谢伯阳《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年版。
15、《唾窗绒》
明代沈仕著。沈仕（1488～1565），字懋学，又字野筠、子登，号青门山人，别号东海迷花浪仙，杭州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年轻时即有才名，风神气韵，高出流辈。曾事举子业，后舍弃此道。他工曲善画，善画花鸟山水。他的散曲被称为“青门体”，轰动一时，并一直影响到晚明。“青门体”以写艳冶绵丽的作品为特征，有如诗中的“香奁体”和词中的“花间派”，不少散曲作家受他影响，在散曲流派中可说是异军突起。
散曲在明代一开始就有北曲和南曲两种声腔。但是嘉靖、隆庆以前，是北曲占优势。嘉、隆年间，昆曲勃兴，梁辰鱼继戏曲音乐家魏良辅之后，在戏曲和散曲两方面都进行了实践；《江东白苎》一出，以昆腔演唱的南曲大盛，北曲迅速衰落。这时东南地区资本主义逐渐萌芽，城市更加繁荣，散曲作家也大多数集中在这一地区活动。由于城市物质生活的刺激，以及享乐意识的浸润，他们或多或少都沾染上沉溺声色的风气，很多人都蓄有歌姬，或经常出入青楼。因此作品大半喜欢用华美纤丽的词藻，写缠绵旖旎的艳情。梁辰鱼的《江东白苎》，和前一时期的沈仕的《唾窗绒》，可说是这种风气的代表。他们所开创的“白苎派”和“青门体”，风靡一时。沈仕虽注重本色，但又过分强调音律，内容则仍然是香艳的。追求音乐上悠扬动听的风气，使集曲、犯调和翻谱的作品大量出现。散曲在沈仕曲作中，已偏向满足耳目感官的享受要求，形式浮艳，内容苍白，趋于末流，如其代表之作《南双调》：“懒画眉春闺即事东风吹粉酿梨花，几日相思闷转加。偶闻人语隔窗纱，不觉猛地浑身乍，却原来是架上鹦哥不是他”《琐南枝·咏所见》：“雕栏畔，曲径边，相逢他蓦然丢一眼。教我口儿不能言，脚儿扑地软。他回身去一道烟，谢得蜡梅枝把他来抓个转”。
著有散曲集《唾窗绒》，已佚。今有：《唾窗绒》，中华书局1931年版，任二北辑佚，收沈仕散曲八十余首。谢伯阳《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年版。
16、《江东白苎》
明代梁辰鱼著。梁辰鱼（约1521～1594），字伯龙，号少白、仇池外史，昆山（今属江苏）人，其父梁介为平阳训导，“以文行显”。辰鱼身长八尺馀，眉虬髯，好任侠。不屑就诸生试。家有华屋，专门接纳四方奇士英杰。嘉靖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都与他往来，戏剧家张凤翼也是他的好友。梁辰鱼得到过著名音乐家魏良辅的传授﹐又与郑思笠等精研音理，对改革昆山腔作出了贡献。
梁辰鱼在中国戏剧史上的重大贡献是在昆腔改革和戏剧实践上，他写过《红线女》《远游稿》、《江东白苎》等杂剧以及传奇《浣纱记》。其中《浣纱记》传奇最著名。《浣纱记》是第一部用改革後的昆山腔编写的剧本，因《浣纱记》脍炙人口，声名远播，无形中给予昆腔传布很大的助力。从元末到魏良辅时期，昆腔还只停留在清唱阶段，到了梁辰鱼，昆腔才焕发舞台的生命力，因而成为昆剧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它“关目散缓”（徐复祚《曲论》），过于重视文辞音律而忽视戏剧冲突的设计和安排，宾白中骈偶语过多，这些缺点对後世传奇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梁辰鱼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散曲作家。后七子的领袖李攀龙《寄赠伯龙》一诗中便说他：“彩笔含花赋别离，玉壶春酒调吴姬。金陵子弟知名姓，乐府争传绝妙辞。”徐中行《赠梁伯龙》也说：“竹林早识青云器，茂苑争传白苎词。”张琦更称他为“曲中圣也”。《江东白苎》内容可为三类：
一类是以闺情为基本题材的散曲，它们在梁曲中所占比例最多，但几乎都不只是为咏闺情而作，其中许多闺情曲寄寓了作者自身的失意。如《白练序·暮秋闺怨》：“西风里，见点点昏鸦渡远洲，斜阳外，景色不堪回首。寒骤，谩倚楼，奈极目天涯无尽头。消魂久，凄凉水国，败荷衰柳”；。[醉太平]“罗袖。琵琶半掩，是当年夜泊，月冷江州。虚窗别馆，难消受暮云时候。娇羞，腰围宽褪不宜秋，访青镜为谁憔悴？海誓山盟，都随一江逝水东流”。曲中“昏鸦”、“斜阳”、“败荷衰柳”、“雁南归”等凄凉秋景与思妇的孤独哀愁交织在一起。但如抹去表面的脂粉裙钗，显示出的正是传统的美人芳草式借喻，借闺怨来抒写自身抑郁情怀。
第二类是羁旅乡愁、登临怀古、赠别怀旧之作。这类曲作不多，但内涵丰富。其中有抒写羁旅之中“天涯不见一行书，况复明朝是岁除”（《玉抱肚·岁暮登江陵庾信楼作》的乡土之思；有的是抒写“谁知兵戈阻隔还依旧”（《驻马听·登黄鹤楼有怀故国》）登楼伤怀故国之作；有的是抒发“金陵驿路楚云西，草色青青送马蹄”送别友人的真挚情感，这类词作往往用清丽之词抒写人生感叹，低回而沉挚，如《销金帐·夜宿穆陵关客舍》：“松窗半掩，月落空庭暗，笑孤身在关门店。怎奈夜永不寐，剔残灯焰。西风透入，透入茅檐破苫。起弄双剑，惊落疏星千点。谁怜变了，变了苍苍鬓髯”。独宿荒村野店，夜不能寐，拔剑起舞。虽有“惊落疏星千点”的豪气，却掩盖不了老去无成的叹息
第三类是带有市井气的散曲。这时东南地区资本主义逐渐萌芽，城市更加繁荣，散曲作家也大多数集中在这一地区活动。由于城市物质生活的刺激，以及享乐意识的浸润，他们或多或少都沾染上沉溺声色的风气，很多人都蓄有歌姬，或经常出入青楼。因此作品大半喜欢用华美纤丽的词藻，写缠绵旖旎的艳情。梁辰鱼这类曲作，梁辰鱼的《江东白苎》和前一时期的沈仕的《唾窗绒》，可说是这种风气的代表。他们所开创的“白苎派”和“青门体”，风靡一时。散曲发展至此，已偏向满足耳目感官的享受要求，形式浮艳，内容苍白，趋于末流。明中晚期持本色论的曲家多有批评，如沈德符就说梁曲：“纵有才情，俱非本色矣。”梁辰鱼的这类曲作
以《驻云飞·杂咏效沈青门唾窗绒体》组曲为代表。其中露骨的色情描写，感官刺激和享受，也反映了明中叶以后社会风气的败坏。
梁辰鱼散曲的艺术特色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声韵谐和优美，且长于抒情。这是用昆腔新声唱曲的直接反映，是旧昆腔婉转清丽风格发展，这也是梁辰鱼继魏良辅改革昆腔唱法后，进一步对昆腔新声的实践。二是辞藻典丽蕴藉，用词精致细腻婉约，这在其闺情曲作尤其是套曲中表现突出。如《白练序·暮秋闺怨》：“昏鸦集，昏鸦集，白露下，丹枫湿。寒虫唧，寒虫唧，清霜冷，黄花泣。书未得，书未得，岁已逼，岁已逼。似落花飞絮，暮秋寒食。”无论句式，无论结构，也无论字词，皆精心打造。
梁辰鱼曲集有：《江东白苎》、《浣纱》，通行的有明末《六十种曲》本。今有：吴书荫编集校点《梁辰鱼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谢伯阳《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年版。
17、《陶情乐府》
明代杨慎著。杨慎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升庵集》。
在中国古代散曲发展史上，杨慎的散曲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士人如简绍芳、张含、杨南金、王世贞、沈德符、王骥德、吕天成、蒋一揆、张琦、陈所闻、李调元等都对杨慎的散曲颇为肯定。张含《陶情乐府序》云：“昔人云，东坡词为曲诗，稼轩词为曲论。若博南之词，本山川，咏风物，托闺房，喻岩廊，谓曲史可也。”杨慎的曲集《陶情乐府》以“陶情”为题，以“陶情”为旨，以自然清新、自由灵活的“乐府”散曲向世人展示了他谪戍云南三十多年的喜怒哀乐、精神面貌和思想品质，同时也展现了他由失落悲愤到寄情山水修身养性，再到狂歌自适的转变。作品中着重地表现了作者内心蕴藏的无限苦痛，作者叹世抒愤以抒怨情，借绘景状物以托愁情，放浪形骸狂佯以避祸，并在苦痛中彻悟人生，解放心灵的苦痛。
归怨之作是杨慎散曲的一个重要部分。杨慎37岁谪戍滇南，以此为界，他的一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前期的杨慎，由于受家庭与传统儒学教育的影响，对仕途充满理想，有济世报国之志。明世宗继位后，杨慎充经筵讲官，修《武宗实录》，可谓直步青云。其曲作主要作于后期。后期的杨慎，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奔波于滇、蜀之间，不仅其抱负无由施展，而且还得降志辱身，韬晦敛迹。杨慎散曲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描写他的这种凄凉、幽婉的隐衷。如套数《仙吕·点绛唇》中的[鹊踏枝]：“一封书意悬悬，万里路恨绵绵。谁信道东下昆池，又胜如西出阳关。但得他平安两字，休问他何日归年”；[寄生草]：“空弹剑，频倚阑。比潮阳山水多乡县，比江州月夜无弦管，比夜郎春夏饶风霰。今日个闻鸡晓度碧鸡关，怎记得鸣銮晚直金銮殿”；[赚尾]：“且听沧浪吟，休诵卜居篇。爱碧山石蹬红泉，策杖行歌兴渺然。醒来时对陶令无弦，醉来时学苏晋逃禅，不似他憔悴骚人泽畔。任苍狗白衣屡变，笑蛙声紫色争妍。浮名与我无萦绊，再休寻无事散神仙”。明人陈所闻评曰：“此套虽多出韵，而摹写述情，甚是悲壮，读之令人哽咽。”（《北宫词纪》卷四）
杨慎远谪云南后，嘉靖皇帝仍然怀恨在心，伺机欲以报复。在这种处境下，杨慎只好过着诗酒风流、纵然自放的生活。其重头《玉娇枝》亦云：“问归来犹未有期，放开杯且拚沈醉。”其实，他内心深处的创伤与愤懑、巨痛与悲戚是无法抹掉的。正如王畿《陶情续集跋》所云：“吾师升庵先生在滇廿馀年，寄情于艳曲，忘怀于谪居，吟馀赏末，时一为之，所谓托焉而逃者乎!”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四云：“傅粉插花，诸伎扶觞，迹其行事，颇类风狂，然胸中实不知有几斗热血，眼中实不知有几升热泪。”因此，在杨慎洒脱不羁、纵情声色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人生悲痛。即便如此，与元散曲一些作家相比，杨慎的散曲缺乏那种敢骂敢怒、无所顾忌的气魄，缺乏那种任性所为、玩世不恭的个体生命意识，表现出的是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教精神。
咏物写景，是杨慎散曲一个重要内容。杨慎是第一个以散曲的形式描写云南的风光，让人读起来怡然陶醉。如《折桂令·高峣夕眺》：“枕高冈坐占鸥沙，看晓渡帆樯，晚市鱼虾。红叶园林，黄花篱落，白水蒹葭。望东寺双浮佛塔，指高峣一片人家。稳稳归槎，低岸鸟纱;满酌村醪，闲话桑麻”。高峣这个偏远地区的风物景致，首次以曲的形式展示在世人面前。杨慎用散曲描绘云南的自然风光与社会生活，这在古代散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杨慎咏物、写景的散曲典雅蕴藉，精骛细腻，词化、雅化趋向更为明显，如《咏雪》：“玉树银花，飘飘穿户牖;翠阁红炉，纤纤笼玉手。驴子缓吟鞭，羔儿催暖酒。明日寻梅，前村何处有。前村朔风夜半吼，万里平渊薮。丰年望十千，令节迎三九，东园暗黄先上柳”。此阕纯用铺叙的手法，将“雪”描绘得淋漓尽致，变幻多姿。在时空结构上体现为序列性的结构，从“玉树银花”、“丰年望十千”到“东园暗黄先上柳”，皆是按照时空顺序来组织曲的结构，在这一点上，与柳永词的铺叙有相似之处。诚然，这样安排曲的结构，虽然明白晓畅，但缺少变化，显得平板单一。
杨慎散曲的言情之作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也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一方面是表达对其妻子的思念，风格是典雅，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明代散曲以词为曲的趋势；另一方面主要是指衽席闺阁、裙裾脂粉、花柳歌筵等“艳情”曲，风格是通俗直白，是在继承元代散曲基础上的进一步的拓展，同时也受到了明代民歌的影响。杨慎的妻子黄峨是位才女，两人有不少唱和之作，后人将其编为《杨升庵夫妇散曲》。在三十年间的贬谪生涯中，两人大多数的时间俱天各一方。因此，在杨慎的散曲中，有多首是诉说离情别恨的，皆包含着无限的情思。在杨慎表达思愁的散曲中，有一首较为著名，就是套数《中吕·粉蝶儿》：“十二阑干，见暮秋两行归雁，海天空锦字难传。碧鸡寒，金马晚，叹年光如箭。玉关人万里情牵，这愁怀怎生消遣”；[满庭芳]：“到如今锦衾独眠，清秋似水，长夜如年。向阳台空把佳期盼，隔多少远水平川。我这里归期重算，他那里卜尽金钱。望音书寻方觅便，向江头岸畔，错认几人船；[耍孩儿]：”昨宵梦里分明见，醒来时枕剩衾单。费长房缩不就相思地，女娲氏补不完离恨天。相思离恨知多少，烦恼凄凉有万千。别泪铜壶共滴，愁肠兰焰同煎。这首忆内之作，无刻意斧凿之迹，真情真意，层层渲染，以流丽明快的语言，表达了诗人无尽的情思。显得典雅含蓄，又能体现缠绵委婉的情味。其中“费长房缩不就相思地，女娲氏补不完离恨天”、“别泪铜壶共滴，愁肠兰焰同煎”等句，被王世贞、李调元称为“佳语”、“佳句”。
杨慎的“艳情”曲则继承了元代散曲真率直白，以俗为美的特点，口语化、散文化的现象比较明显。如重头《朝天紫》其一：“想他，念他，玉有价、春无价。秋波生润脸如花，两叶眉儿画。口儿频惦，心儿牵挂，告神明合暗察。病杀，害杀，未得句明白话”。其三：“瞒昧著母亲，低防著外人，把一个肯字儿将咱衅。常记得酒阑人散那时分，谁先肯，谁先顺。三般的话儿说来最准，到如今难亲近。你记得舌尖儿上唾津，手背儿上掐痕，靴脸上鞋儿印”。作者用高度口语化的代言方式写男女恋情，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保留了散曲明快显豁、自然酣畅、率直爽逸、通俗诙谐的风貌。而且俗语比比皆是，刻画了女子细腻微妙的心理活动，感情真切，措辞直率泼辣，具有浓郁的民间气息。
明清人士对杨慎散曲的态度不甚一致。王骥德《曲律》卷四杂论第三十九下云：“升庵北调，未尽闲律，然最有佳者。余最爱其《沉醉东风》小令。……风流旖旎，即实甫能加之哉!”明代吕天成将杨慎的散曲列为“上品”，并赞美其“美才甘放”。也有人指出杨慎的散曲不太合律，如王世贞云：“盖杨本蜀人，故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也。”今人陆侃如、冯沅君认为杨慎的散曲“虽不甚精粹”，但因为杨慎才情盖世，饱经忧患，所以其中的佳作“多具有爽丽和真挚的优点”，他的“万里云南”与“十二阑干”等曲，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也是明代曲中的上乘之作
杨慎散曲今有：《杨升庵夫妇散曲》，中华书局1934年版；《杨升庵夫妇散曲三种》，广陵古籍社刻印1980年版；王文才辑校《杨慎词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金毅点校《杨升庵夫妇散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杨升庵夫妇散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研究类有《杨慎研究资料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年版。收录研究杨慎的论文39篇，其中有关于词曲方面论文。
18、《王西楼乐府》
明代王磐著。王磐（约1470～1530），字鸿渐。高邮（今属江苏）人。生于富室，好读书，曾为诸生，嫌拘束而弃之，终身不再应举作官，纵情于山水诗酒。性好楼居，筑楼于高邮城西僻地，常与名士谈咏其间，因自号“西楼”。他工诗能画，善音律，脱口而出，即合格调；常常丝竹觞咏，彻夜忘倦；性格飘洒，一时名重。
王磐散曲存小令65首，套曲9首，全属北曲。王磐散曲题材比较宽广，散套〔南吕.一枝花〕《久雪》，以大雪的逞威，喻权贵的肆虐，借以抒发心中的牢骚不平，并且表示了对光明的信念；〔南吕·一枝花〕《嘲转五方》则讽刺迷信；咏物之作则“首首尖新”（王骥德《曲律》）。但集中大量是庆节、赏花、记游等闲适之作，反映了他生活和性格的基本方面。部分作品则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或表达了作者改变现实的愿望如［朝天子］《咏喇叭》、〔满庭芳〕《失鸡》、〔朝天子〕《瓶杏为鼠所啮》等。作品的风格基本上是清丽精雅的，个别讽刺作品则较为豪辣，如最为人称道的［朝天子］《咏喇叭》：“喇叭，锁哪，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把正德年间擅权的宦官在运河沿岸鱼肉百姓的罪恶行径，以及他们装腔作势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朝天子〕《瓶杏为鼠所啮》旁敲侧击、嬉笑怒骂，以其俳谐风趣为人所称道：“斜插，杏花，当一幅横披画。毛诗中谁道鼠无牙？却怎生咬到了金瓶架？水流向床头，春拖在墙下。这情理宁甘罢！那里去告他，那里去诉他，也只索细数著猫儿骂。”硕鼠之所与敢于肆无忌惮，是猫儿无能或放纵的结果，作者把矛头指向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满庭芳〕《失鸡》表现的则是借幽默排解来表明自己的处世态度：“平生淡泊。鸡儿不见，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闲锅灶，任意烹炮。煮汤的贴他三枚火烧，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倒省了我开东道。免终朝报晓，直睡到日头高。”
王磐的写怀咏物散曲，以清丽见称。如《落梅风》，写野外牧羊，宛如清淡秀丽的水墨画，表现力很强。有时借景抒情，表白自己对人生、对世事的态度，多弦外之音，这也是王磐写景咏物曲的特色所在，如《久雪》“乱飘来燕塞边，密洒向程门外。恰飞还梁苑去，又舞过灞桥来。攘攘熙熙，颠倒把乾坤碍，分明将造化埋。荡磨的红日无光，隈逼的青山失色”，《南吕·一枝花》：“冻的个寒江上鱼沉雁杳，饿的个空林中虎啸猿哀。不成祥瑞翻成害，侵伤陇麦，压损庭槐，眩昏柳眼，勒绽梅腮。遮蔽了锦重重禁阙宫阶，填塞了绿沉沉舞榭歌台。把一个正直的韩退之拥住在蓝关，将一个忠节的苏子卿埋藏在北海，把一个廉洁的袁邵公饿倒在书斋。哀哉，苦哉!长安贫者愁无奈。猛惊猜，忒奇怪。这的是天上飞来的冷祸胎，遍地下生灾。”
王磐著有《王西楼乐府》1卷，有明嘉靖三十年刊本，为其甥张守中所校订刊行。《散曲丛刊》收入此本时，曾校以《尧山堂外纪》和《雪涛诗话》。谢伯阳《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年版。
19、《陈大声乐府全集》
明代陈铎著。陈铎（1488？～1521？），字大声，号秋碧。南直隶承宣布政使司下邳（今江苏新沂市合沟镇）人，家居金陵。正德间以世袭官指挥。为人风流倜傥，工于诗词和绘画，又精通音律，善弹琵琶，常常牙板随身，高歌一曲，被教坊子弟称为“乐王”。
陈铎散曲大部分是写男女风情和闺怨相思，供歌妓们清唱的作品。这些作品，缠绵幽怨，故作多情，显得纤弱委靡，有一些还带有色情的成分，内容无甚可取。影响最大、赖以传世之作是《滑稽余韵》。陈铎久居金陵，对城市生活颇为熟悉。《滑稽余韵》一卷，是一组曲，共141首（中国文学史及以往介绍为136首，误）。每首写一个行业，一共描写了60多种手工业工匠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30多种店铺的经营。把形形色色的商肆店铺，三教九流，都写入散曲中；对蠹害社会的里长、巫师、媒人等多所讽刺。尤其是他赞扬各种工匠的手艺，歌颂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同情他们的辛苦劳碌，成了当时城市生活的一面镜子，也是一幅幅市民生活风俗图卷。其艺术风格同作者的其他作品有很大差异，它基本上采用当时的口语，明白通俗而又不失幽默风趣，，富于生活气息。表现手法直露而不迂曲，不事藻绘雕琢，叙述中夹杂着评价和褒贬，明显不同于他的其他散曲，如对陈铎深恶痛绝的道士、和尚、尼姑、庙祝、命士、打谈、川戏、媒人、相面、巫师、牙人、烧丹、开赌等十几种职业。曲中是这样描绘的：“寻龙倒水费殷勤，取向签穴无定准，藏风聚气胡谈论。告山人须自忖，拣一山葬你先人。寿又长身又旺，官职又高又稳，不强如干谒侯门”（《水仙子·葬士》）；“指鹿道马，随心判断，辟脸称夸，十人讲论荣枯话，九个全差。胡厮赖流星斗打，胡厮缠冷帐刮刷。闻着他名儿怕，生成的骨法，贫与富且由他”（《满庭芳·相面》）；“讨头儿放本，作东主窝人，官司拿去问根因，几桩儿要紧。小荆条先尝到七八顿，精皮肤又打上三十棍，大沉枷准备一百斤，不饶你半分”（《醉太平·开赌》）。对厨子、锯匠、篾匠、镟匠、木匠、机匠、铁匠、修脚、园户、猎户、酒坊、灶户、盔帽儿、染网巾、织边儿、织凉帽、打炭基、弹棉花、墨铺、扇铺、纸马铺、茶食铺、颜料铺、鞍辔铺、胭脂铺、盒担铺、绒线铺等这些凭着一技之长和辛苦劳动换取劳动报酬，维持生计的劳动者职业和行业，作者在对其肯定、同情的同时，温和地调侃它们的职业病和行业病。例如园户的“呈新献嫩依豪富，寻增觅道供斋素”，灶户的“全家住水邦，遍体如乌炭，被商人错认烧窑汉”，挑担的“担头上讨了些儿利，酒房中买了一回醉”，赶脚的“一根荆棍手拿着，辇驴骡乱跑”，收荒的“丝丝绺绺单图贱，家家火火都收遍”，修脚的“搂抱在屈膝上，刮削了半晌，熏不死也难当”等。把散曲的锋芒直接地对准人性，全方位地反映明代中叶城市生活，带着批判的眼光审视社会群体不同的职业特征，公开表现自己的憎恶或同情，探讨职业病和行业病中显露出卑微人性，在金、元、明、清的散曲作家中，除了陈铎，再没有第二人。被后人誉为称为“明代中叶的清明上河图”。
除北曲《滑稽余韵》之外，陈铎也还有些用南曲抒写个人逸怀和写景咏物的作品，流丽自然，清新可读。如〔满庭芳〕《摇橹》借摇橹写乡情。句句咏物，却句句关合旅况，结尾才点出曲意，饶有韵味。套数〔黄钟·醉花阴〕《秦淮游赏》写秦淮河风光，即景抒情，随意挥洒，意气豪迈，辞句清丽。这类南曲咏物抒怀之作，往往语言精致丽密，铺叙委婉细致，手法上情景相生的前人说他的曲“流丽清圆，丰藻绵密”（《陈大声全集》曹学铨序），“声婉而辞艳”（《陈大声全集》汤有光序），主要就是指这一类丽情曲而言。加上它们多是用南曲写的，“南音嘹亮”（吕天成《曲品》），稳协音律，所以能传唱一时，明人南曲选本也多所选录。
陈铎的著作有：散曲集《秋碧乐府》、《梨云寄傲》、《月香亭稿》、《可雪斋稿》《滑稽余韵》，词集《草堂余意》，杂剧《花月妓双偷纳锦郎》、《郑耆老义配好姻缘》，传奇《纳锦郎》。明代汪廷讷辑有《陈大声乐府全集》，有万历三十九年新安环翠堂刻本。另收入《饮虹簃所刻曲》卢前辑，台北·世界书局1961年版，内有陈铎《秋碧乐府》、《梨云寄傲》。谢伯阳《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年版；路工编选《明代流曲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均收有《滑稽余韵》。
20、《林石逸兴》
明代薛论道著。薛论道（约1531～约1600），字谈德，号莲溪居士，定兴（今属河北）人。八岁能文，试有司辄冠军。亲殁，家贫遂辍博士业。喜谈兵，少时一足残废。都下公卿呼为“刖先生”。从军三十年，官至指挥佥事。驰骋疆场，屡建奇功。由于权奸严嵩一伙把持朝政，明世宗听信谗言，使薛论道御敌救国的壮志难以实现，于是他离开军队，结束他三十余年的戎马生涯弃职还乡。不久复起用，以神枢参将加副将终老。
薛论道散曲集《林石逸兴》作品现存小令1000首，其曲作数量，在元明清三代散曲家中排榜第一。其中最富于特色的是描写边塞军旅生活的作品。表达了作者对战争造成的苦难和朝廷昏庸造成战祸年年的批判，表达了死亡将士的怀念和有家难归的同情，也写出了将士们为国立功的豪情壮志、久戍思归的复杂心情，以及苍凉辽阔的边塞景象，如〔水仙子〕《为将》、《寄征衣》等篇，写戍边将士本来“准备着擒可汗，安排着系呼韩”，但是，由于朝廷的昏庸，使他们“征袍磨烂”，一事无成。闺中人每寄一次寒衣都掉一次泪，他们也每听到征鸿声声就想起了乡关，慨叹着“匈奴未灭”，“萧萧白发长扼腕”。在〔水仙子〕〔古山坡羊〕《吊战场》、《塞上即事》，〔黄莺儿〕《边城秋况》、《塞上重阳》，〔桂枝香〕《宿将自悲》等篇中也有类似批判和抒发。在边患严重的明代，在充满脂粉气和烟霞气的散曲中，薛论道的这些作品，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颇这部分作品的风格慷慨苍凉。由于薛论道较长时期地过军营戎马生活，屡次领兵和入侵者作战，所以他的散曲中对战场的描写数量较多，而且写得真实感人、有气魄。如他有名的散曲《吊战场》：“拥旌麾鳞鳞队队，度胡天昏昏昧昧。战场一吊，多少征人泪？英魄归未归，黄泉谁是谁？森森白骨，塞月常常会；冢冢碛堆，朔风日日吹。云迷，惊沙带雪飞；风催，人随战角悲。”散曲到了他们手中，题材和思想都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范畴，艺术上也同前期那些模仿元人格调的作品大不相同，在散曲中奏响疏旷豪壮军旅之音，表达出了辽远阔大的艺术境界，慷慨激扬地抒发情感，重振了宋代以来的衰靡之势。将军旅生活入曲，在散曲史上，《林石逸兴》是首创。这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在创作中的表现，也是对散曲题材的突破。薛论道对塞外景物意象的个人感受和组合方式，显然承继着唐代边塞诗的艺术表现题材和宋代边塞词的艺术风格的传统，扩大了散曲的创作领域的同时，还强化了散曲的志情抒怀。
薛论道出身于下层，又亲身体验到社会的黑暗和上层统治阶级的昏庸，散曲中还有不少讽刺世情的作品。这部分散曲往往尖锐辛辣，如贬责封建统治阶级和达官贵人是“软脓色气豪，恶少年活神道”，讥讽他们：“今日车，明日轿。村头脑紫貂，瘦身躯绿袍，说起来教人笑。”对这些官僚贵族在官场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倾轧是“芥羽一毛轻，倚豪雄起斗争，撄冠披发不恤命”。〔沉醉东风〕《四反》则揭露了社会上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现象：“贪婪的乔迁叠转，清廉的积谤丛愆，忠良的个个嫌，奸佞的人人羡：竟不知造物何缘！”〔水仙子〕《卖狗悬羊》讽刺了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从来浊妇惯撇清，又爱吃鱼又道腥。”他的揭露和嘲讽往往是不顾情面，也都反映了薛论道对统治阶级不关心人民疾苦，只知争权夺利，吃喝玩乐的鄙视和憎恶。
他的一些咏物作品，也往往有明显的寓意，象〔古山坡羊〕《冰山》讽刺权势者逞凶一时，终归消亡；〔水仙子〕《鸱鸲》、〔桂枝香〕《蚊》讽刺专在暗处害人者等等，也都愤慨很深。他还有一些抒写个人抱负的作品，既写出了大鹏冲天的壮怀，也夹杂着深沉的未遇之叹。其缺点是不少作品带有宿命论和消极悲观的思想。另外，他大量的“闺情”作品，也缺乏新意。
在艺术上，薛论道的散曲多富有浪漫主义的手法，以此表达了他对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如在散曲《古山坡羊·冰山》中写道：“狂飙，三冬任尔飘；尔骄！一春看尔消。”作者通过“冰山”，写出了他对生活的理解：在那种“凌凌草木凋，茫茫星斗摇”的动荡昏暗的时代，他要不畏严寒，不随世俗，勇敢地站出来。在一些曲作中，他有时把自己比作猫头鹰，自豪地声称，“万物中君独怪，百鸟丛尔最凶”；有时把自己比作大鹏，“等闲一举冲霄翼”，“翻江搅海惊天地”，显示出作者敢于蔑视封建势力，置身污泥而不染的情操。薛论道散曲的语言率直明白，通俗却不媚俗，读来既朴实，又流畅通达。此外，还经常运用象征、比喻、拟人等手法来对语言进行修饰。胡汝钦在《林石逸兴序》中说：“余阅数行，不觉心目寥朗，顿足而起舞，亢音而高歌，甚至把卷忘餐，遑无宁处。何哉？盖深有默契乎！”可见薛论道的散曲感人至深。薛论道对明散曲乃至整个散曲的构筑意境和反映现实的艺术功能也有着开拓性的探索。他的“叹世曲”不仅继承了元代“叹世”曲作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有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叹世曲的表现领域。其叹世曲作题材广阔，意境高远，情感豁达，具有明显的个性和特色。即使对当今社会仍不失“用备省察，足以垂鉴”的现实意义。
薛论道散曲集《林石逸兴》为作者晚年手定。大约完成于万历戊子年夏季，共十卷，每卷一百首，计一千首，现《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曲类》内收有明万历十八年刻本的影印本。共十卷，每卷一百首。
今有：《林石逸兴存》二卷，卢前辑，《饮虹簃所刻曲》1940年刻本；《林石逸兴校注》，赵玮张强校注，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谢伯阳《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年版；路工编选《明代流曲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亦收有薛论道散曲。
21、《花影集》
明代施绍莘著。施绍莘（1581～约1640），字子野，号峰泖浪仙，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他有俊才，怀大志，因屡试不第，于是放浪声色。建园林，置丝竹，每当春秋佳日，与名士隐流遨游于九峰、三泖、西湖、太湖间。他兴趣广泛，除经术、古今文外，还旁通星纬舆地、二氏九流之书。善音律，有《花影集》传世。
施绍莘以散曲及词名世。其词作多哀苦之音，既寄寓着作者命运多蹇的身世悲凉，又是明王朝灭亡前夕社会心理、情绪的反映，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如《谒金门》：“春欲去，如梦一庭空絮。墙里秋千人笑语，花飞撩乱处。无计可留春住，只有断肠诗句。万种消魂多寄与：斜阳天外树。”倾吐出词人愁绪万端、无可奈何的情思，亦有过于纤弱的弊病。
他的曲作今存小令72首，套数86套。取材较广泛，举凡茅舍，崇台广囿，高山流水，松龛石室，荒台古路，怜花寻梦，感旧怀恩等在曲中皆有表现。散曲风格也南北曲皆擅长，能跳出南曲追求音律、词藻的藩篱，较为自由地抒写情怀，正如其夫子自道：“随时随地，莫不有创谱新声，称宜迭唱”（《花影集》自序）。其风格也呈多样，顾彦容中，将其归纳为“险邃”、“娟秀”“骈冶”、“绵婉”四种风格：“其险邃似桃迷秦涧，桂被蜀岩，别构奇观，杳无俗状。其娟秀似孤山万树，楚畹数丛……其骈冶似平泉杏闹，金谷草熏……其绵婉又似贞娘墓古，妃子亭荒。”（《秋水庵花影集序》）。应当说，施绍莘散曲风格以清丽为主，也有少量雄浑之作。在不同题材中呈现不同风貌。一般来说：写情之作有凄婉清丽、冶艳柔媚、佻达活泼几种风格；抒怀吊古之作则是沉郁雄浑与豪纵旷逸并存；写景状物的曲子又清隽雅致。除此之外，质朴简淡也是子野的又一种常见的曲风。下面略作介绍：
施绍莘的集中甚多艳曲，写情之作颇多。有凄婉清丽、冶艳柔媚和佻达活泼几种风格。其中凄婉清丽的曲子如：《七夕闺词》之[南南吕·梁州序]：“罗衣初试，新凉才长，恰到穿针楼上，一团欢笑。针锋月色微茫，早是珠凝仙掌。风定梁尘，半缕庭烟漾。隔年牛女也成双，偏有个人间薄情郎。如眉月，与眉相向，画眉人远空惆怅，心上事到眉上。”施绍莘的这类曲作往往以饱含情意的隽语佳句来摹写离情。作者以简洁之语营造出一派清幽凄凉的意境，继而以细腻之语诉出情思，使幽清之景与凄婉之情水乳交融；或者以凝练婉转的语句将相思之状细细写来、将相思之情娓娓道出。其冶艳柔媚的曲子如：[南商调·黄莺儿]《夏夜》：“蝉弄一支风，剔灯花一寸红，鹤来窗下窥幽梦。乍解衣带松，正散发鬓蓬，觉衣衫茉莉香微动。月朦胧，有人窗外，潜步绣鞋弓。”与凄婉清丽的曲子相比，施绍莘的这类曲作则多以浓艳直露之语将女子的醉态媚态描摹出来，对景物和情致的描绘抒写亦多冶艳浅露，毫无含蓄蕴藉之感。其佻达活泼的曲子如：[南中吕·驻云飞《丢开》“索性丢开，再不将他记上怀。怕有神明在，嗔我心肠歹。呆，那里有神来，丢开何害，只看他们，抛我如尘芥，毕竟神明欠明白。”子野这类曲作最大的特色就是以质朴浅白的语言鲜活逼真地勾勒出人物的情态，同时亦细致入微地描画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其字里行间跳跃着的俗趣常会令人不由得想起盛行于晚明的民歌
少数怀旧之作较有意义抒怀之作多有豪纵旷逸之风，如：《春游述怀》之[北正宫·叨叨令]：“且寻一个顽的耍的会知音风风流流的队，拉了他们俊的俏的做一个清清雅雅的会。拣一片平的软的衬花茵香香馥馥的地，摆列着奇的美的趁时景新新鲜鲜的味。兀的便醉杀了人也么哥，兀的便醉杀了人也么哥，任地上干的湿的混帐啊便昏昏沉沉的睡。”《月下感怀》之[南大石调·念奴娇序]：“阴晴，万古这冰轮不改，凭人覆雨翻云。欲向吴刚求利斧，劈开懵懂乾坤。休诨，一点山河，三千世界，人间万事总虚影，多管是清光夜叉，照不分明。”在《春游述怀》和《月下感怀》的这两支曲子中，我们足可以于平易的字句之间看出子野的豪纵之态和豪旷之气
施绍莘的吊古之作中则多有沉郁雄浑之风，如《金陵怀古》之[南仙吕入双调·夜行船]：“虎踞龙蟠，看江山妍秀，古今都会。人间事，日夜潮来潮去，兴废。楚楚衣冠，扰扰干戈，纷纷宅第，如沸。今做了草头烟，寻得个断碑无字。”对历史的凭吊和对世事的感慨使子野的这类曲作具有了深沉雄浑的气魄，在这类曲作中蕴含着子野在经历了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挫折后郁结于心头的悲凄与愤懑，同时也有挥之不去的苍凉和无奈。
清隽雅致和质朴简淡亦是施绍莘散曲中常见的两种风格。在施绍莘的散曲中，绘景状物之作往往具有清隽雅致之风，颇堪品读。比如《：赋月》之[南商调·梧桐树]：“松间渐渐明，柳外微微映，探出花梢，忽与东楼近。低低与几平，淡淡分窗进，云去云来，磨洗千年镜，照院落人初静。”经子野之笔描画出的景物往往就是一幅清新雅致的图画。看似平易的语言实已经过了作者不着痕迹的锤炼，颇堪咀嚼；看似平常的景物经过作者的摹状之后便平添了几分韵致，更耐品味。这类曲作更像是有着散曲形式的诗作。质朴简淡之风的，如《山园自述》之[南仙吕·甘州歌]：“天容我懒，只勾管人间。一片青山，考盘在涧，葺个茅屋三间。忙他没用且了闲，把秀竹幽花随意搬。花铺地，竹碍冠，绕花依竹放栏杆。花畦润，竹径干，趁花寻竹问平安。”子野的这类曲作往往都是以朴素直白的语言叙述恬淡悠闲的田园生活图景，其中实际上已经寄托了作者对逍遥惬意生活的喜爱之情。
施绍莘散曲今人评价很高，任中敏先生称为“明人散曲中之大成者”（《散曲丛刊》）；李昌集更认为“施绍莘散曲的艺术成就，可推有明一代散曲之冠”（《中国古代散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著有《花影集》五卷，前三卷为曲，收小令72首，套数86套；后二卷为词。
今有：任讷编《散曲丛刊》，中华书局仿宋铅印本1930年版，其中第十一种为《花影集》；谢伯阳《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年版。
22、《鞠通乐府》
晚明沈自晋著。沈自晋（1583～1665），字伯明，晚字长康，号西来，双号鞠通。出身于吴江沈氏家族，吴江派领袖人物沈璟侄辈。二十岁左右曾考中秀才，之后不在、再追求功名。明亡后，隐居吴山，与友人结青溪词社，作曲赋词，优游以终。沈自晋待人温厚，勤学博览，富有文才。他更有非凡的音乐天赋，终生酷爱，钻研不息，是剧坛吴江派的健将。
沈自晋也是位曲学家。善度曲，尤精音律，曾将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增补为《广缉词隐先生增定南九宫十三调词谱》（简称《南词新谱》），较原本更精详，对研究南曲腔格和搜辑晚明戏曲作家，尤其是吴江沈氏家族资料，很有用处。沈自晋的曲学理论主要集中在《南词新谱》中。他在客观看待新声丽词前提下，辩证地看到：考古可以备法析疑；从今可以传调广教，两者相济方能增强戏曲艺术的生命力。所以沈自晋在修订增补《南九宫十三调曲谱》的过程中于谨守家法的同时，与时俱进，广辑新声丽词，努力将格律声腔、才情美藻各自独胜合为两者同时兼擅的双美。在《重定南词全谱凡例》中他主张遵旧式、禀先程、重原词、参增注、严律韵、慎更删，体现了沈自晋推崇合律依腔发于自然的主张。沈自晋还强调戏曲艺术的社会娱乐价值：“试思新声一传，群响百和，维时授以清歌，则娇喉吐珠，协比丝竹，飞花斗月，震座倾怀；更令习而登毯，则镟绦在握，递笑传声，骨节寸灵，雅俗心醉”，可见沈自晋重视的是戏曲通过声、动所取得的审美动人且雅俗共赏的娱乐效果，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风教作用，这可以在他自己的戏曲创作中得到证实。在肯定戏曲娱乐价值的同时，沈自晋亦认识到戏曲艺术的文化传承价值。
沈自晋现存小令84首，套数26套左右。以1644年明亡为界，散曲的内容和风格呈现明显的不同：明亡以前的散曲传世较少，多是投赠祝寿、咏物赏花、男女风情等闲适的作品，如《咏美人红裩》、《题美人画竹扇面》、《题情》、《赠月来》一类的闲词艳曲居多，风格清丽典雅。
明亡以后作品开初是多抒亡国之痛、颠沛之苦，再到隐居志趣及故国之思最后是沧桑巨变沉寂之后的一切淡然。风格亦有慷慨悲壮苍凉到转向清闲自适再到淡泊敦厚。多抒亡国之痛、颠沛之苦作品主要集中在崇祯十七年（1644）至清顺治三年（1646）期间写作的《黍离续奏》之中。其中有沧桑巨变给作者的巨大震撼：[南羽调·胜如花]《避乱思归》“蓦然间塞鼓烽烟，倾刻来飘蓬断梗，博得个孤贫病”；奔亡途中的苦况：[南仙吕入双调·步步娇]《旅中雨况》“眼底云山皆愁绪，惨淡花深处，春光有似无。入夜狂飚，雨又朝和暮。恁般雨雨更风风，天还不惜离人苦”；对离乱中亲人的担忧和思念，如[南仙吕·二犯月儿高]《新居频梦故里》、[南黄钟·画眉序]《频梦故居黯然赋比》、[南吕·红衲襖]《山中久雨有怀城居诸兄弟》等。这类作品，往往是通过风雨的触发或借喻来表达，如[南仙吕入双调·步步娇]《旅中雨况》、[南吕·红衲襖]《山中久雨有怀城居诸兄弟》[南商调·黄莺学画眉]《寓中九日值雨》套曲等。[南仙吕·皂罗袍]《寓中苦雨》即是其中代表之作：“风雨当凄其忒甚，奈百端陡集泪洒沾襟。败叶纷飞下寒林，愁看一带苍黄锦。岭云欲断，烟消翠阴。溪泉如咽，松悲响沉。逼得我萧条隐几难安枕”在诗人眼前心中，风狂雨骤，松悲泉咽，，诗人也是辗转床侧，彻夜难眠。但究竟为何事，是何因，却继承阮籍咏怀诗的传统，却吞吐未言，更显得堵噎气结。赵景深说：在明季“真能感到亡国的痛苦和民族意识的散曲家，似乎不能不首推明末的沈自晋”（《明清曲谈》）
沈自晋还有相当一部分曲作是写大乱甫定后的归隐生活。此时清政权已经稳固，作为遗民，隐居也不失为一种反抗和坚守民族气节的方式。自清顺治四年（1647）至九年（1652）初，沈自晋写作的散曲均收在《越溪新咏》）集里。此时，沈自晋筑室吴山笠顶峰下，过着隐居生活，开始时，几年来身系飘蓬的情景，仍不时在他的记忆中泛起：“兵刀，闪得我东窜又西逃。飞过了一叶惊帆，溪山幽悄。”（[南中吕·古轮台]《乱后山居咏怀陈孝翁妹丈》）；“须信离怀难罄，好会多磨，被寇警遥相闹……我岂忘故园迷芳草。”（[南南吕·梁州新郎]《新正即事》）。“雁南秋，云平暮，极目断离魂路。久抛残环珮音疏，早拨断琵琶调苦。穹庐月冷倚徙黄昏步，蓦向枕畔关河随踪去……[尾声]魂沉乱，思恍惚，忘却在貂窝毳曲。怎禁得霜月凄清一管芦！”（[南正宫·普天乐]《拟昭君梦返旧皇宫》）等，慷慨悲凉，寄托了深沉的亡国之思。但随着政局的稳定和自己的安居，更多的是描述和表现清闲自适的隐居生活及情趣，如[南正宫玉芙蓉]《雨窗小咏》就道出他此时淡宕又恬适的心境：“疏梅带雨开，瘦竹随风摆。雨和风着意，好为我安排。临风自惜残香洒，冒雨谁从滴翠来？清虚界，任风敲雨筛。掩柴扉谢他梅竹伴我冷书斋。
在此时的散曲中，他一再说要“撇却闲愁付酒巵，别甚妍媸？争甚雄雌？”“一枕羲皇睡起时，巧亦何施，拙亦安之！日长浑似小年儿（[南南吕·一剪梅]《夏日写怀》）但闲适。在结集于清顺治（1652）《不殊堂近稿》中，更多为闲适笔墨，感情的波涛已经平息，一切成为过去，诗人惟一感到自慰的是养性修身、节操如故。如《南仙吕皂罗袍·诞日复自省》：“自分虚生天壤，信无期一点感穹苍。虽无隐德及家邦，自怜清节无彫丧。存仁处厚，亲传义方。循忠履信，趋庭未忘。因此兢兢到老难疏放”。曲创作的风格，已从《黍离续奏》中的苍涼悲壮，转向淡泊敦厚。
沈自晋所著传奇有《望湖亭》、《翠屏山》2种传世，《耆英会》仅留残曲。诗作存二十二首，清代乾隆五年辑《吴江沈氏诗集录》存三首，《南词新谱凡例续纪》中有《和子犹辞世原韵》七律二首，《鞠通乐府》内插附《自题小像》等十七首。
散曲有：《鞠通乐府》包括《赌墅余音》、《黍离续奏》（其中小令二十二篇、套数五篇）、《越溪新咏》（小令十八篇、套数七篇）、《不殊堂近草》（小令二十四篇、套数七篇）四种。其中《赌墅余音》已佚、余3种有原刻本。此外，冯梦龙编的《太霞新奏》中的七套套曲、七支单曲以及散存于《南词新谱》的十三支单曲；《吴骚合编》等书中还有一些小令、套数。
今有：《鞠通乐府瘦吟楼词合刊》（与沈时栋《瘦吟屡词》合刊本），吴江敦厚堂1928年刻本；卢前《饮虹簃所刻曲》刻本；谢伯阳、凌景埏《全清散曲（增补版上中下），齐鲁书社2006年版。
23、《香销酒醒曲》
清代赵庆熺著。赵庆熺（1792～1847），字秋舲，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性倜傥，工诗词，家贫好读书。道光二年（1822）进士，延宕二十年后始选延川知县，因病未赴，后改浙江金华府教授，未到任便病亡。赵庆熺工诗词散曲，尤擅散曲。风格爽朗，间杂悲感，词颇清新。有小令九首，套数十一篇。并传于世。
赵庆熺与同时代的魏滋伯、葛秋生、姚古芬、梁晋竹、俞少卿等为词章之学，而秋舲于词曲尤工。散曲可与明施绍莘媲美。曲作多言情之作，兼及日常生活起居，描景抒怀，题材较为狭窄，气度不高。但学习晚明民歌，多用比兴，语言本色浑成，风格爽朗，自成一格，如《青梅》：“海棠花发燕来初，梅子青青小似珠，与我心肠两不殊。你知无，一半儿含酸一半儿苦。”“一半儿含酸一半儿苦”既抓住青梅的特征，又语意双关。《偶成》则写得小儿女的天真童趣，通俗形象浅白：“鸦雏年纪好韶华，碧玉生成是小家，挽个青丝插朵花。髻双丫，一半儿矜严一半儿耍”。《南中吕驻云飞·沉醉》则记述自己的日常生活：“等得还家，澹月刚刚上碧纱。亲手递杯茶，软语呼名骂。他，只自眼昏花，脚踪儿乱躧。问着些儿，半晌无回话，偏生要靠住侬身似柳斜”。类似者还有《南仙吕桂枝香·连日病酒填此戒饮》、《戒酒五日同人咸劝余饮遂复故态作此解嘲》、《南中吕驻云飞·冬日早起》等。类似日记，无寓意，亦无内在骨力，显得苍白而平淡。
著有诗文集《楚游草》、《蘅香馆诗稿》。散曲有《香销酒醒词》一卷，吴苹香女士手定其词曲稿并刊刻。此书原有道光刊本，书版刊竣后旋毁于太平天国战乱，印本世所罕传，今存同治戊辰（1868）刻本。
今有：谢伯阳、凌景埏《全清散曲（增补版上中下），齐鲁书社2006年版。
24、《聊斋俚曲》
清代蒲松龄著。蒲松龄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五）小说别集《聊斋志异》。
今存戏本３出（考词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馆）；俚曲14种（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寒森曲、翻魇殃、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禳妒咒、富贵神仙复变磨难曲、增补幸云曲）
蒲松龄在散曲方面的贡献在于创作“聊斋散曲”。所谓“聊斋散曲”将自己创作的唱本配以当时流传的俗曲时调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音乐文学体裁，用淄川方言创作的说唱与戏剧作品，类似今天的琴书说唱与地方戏。所用曲调是借用当时流传的几十种曲牌音乐（填词）演唱。因蒲松龄的斋名为“聊斋”，故称“聊斋俚曲”，也有人称“蒲松龄俚曲”。曲目有《耍孩儿》、《玉娥郎》、《粉红莲》、《叠断桥》等，曲牌有耍孩儿、银纽丝、叠断桥、呀呀油、劈破玉、跌落金钱、倒板浆、房四娘、皂罗袍、黄莺儿等45个。写作时间除较短的几种写于作者中年外，其余多作于暮年。写作动机是为“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用以劝善惩恶，移风易俗。大多数作品写于西铺，直接动因是为取悦于毕际有的孀妻王老夫人（王渔洋的从姑母）。蒲松龄一生完成了15部俚曲的创作。无论是在文学方面，还是在音乐方面，这些俚曲均具有极高的价值。
从写作形式看，聊斋俚曲经历了一个从短篇到长篇的发展过程，更经历了一个由简单的琴书说唱到搬上舞台演出的地方戏演变进程，如最后完成的《禳妒咒》、《磨难曲》与《墙头记》。作者的思想也由最初的自悲自喜，进而转化为与大众同悲同喜的最高境界。
从作品内容看，其中半数改编自《聊斋志异》，如《姑妇曲》即《珊瑚》，《慈悲曲》即《张诚》，《翻魇殃》即《仇大娘》，《禳妒咒》即《江城》，《富贵神仙》与《磨难曲》即《张鸿渐》，《寒森曲》即《商三官》与《席方平》。这些曲作可以与《聊斋志异》对读，加深对《聊斋志异》的内容和创作动机的理解。《聊斋散曲》内容大都反映了家庭伦理关系如婆媳（《姑妇曲》）、夫妻（《禳妒咒》）、后母与儿子、兄弟（《慈悲曲》）、父子（《墙头记》）关系等，到街坊邻里关系（如《翻魇殃》）到社会不公问题（如《富贵神仙》、《磨难曲》、《寒森曲》），直至朝廷的昏庸荒诞（如《增补幸云曲》）。除少数游戏笔墨外，无不浸透了作者的救世婆心与良苦用意。部分作品至今仍富教化作用。
《聊斋俚曲》的艺术特色，主要是他的通俗性，表现在内容的生活化，语言的大众化和声腔的世俗化三个方面。俚曲所表现的内容，大部分是写农家百姓日常生活，而且是人们所关心的生活热点问题，所以它贴近时代又切入生活，为平民百姓所关心所理解。其他即使是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爱情故事、传奇轶闻等，也大都是家喻户晓代代相传的；语言上十五部俚曲全都是运用白话及方言口语讲唱故事。语言取自街谈巷议，明白易解，听来十分亲切，加之广采俚俗民谚、歇后语，形成了一种诙谐幽默、生动有趣的风格，使之真正成为农民百姓而写作的文艺作品；用于演唱的曲牌是风靡当时社会的时调俗曲。本来这种形式活泼的有说有唱就足以吸引人了。这些时调俗曲又是为人们所熟悉的，俚曲一改过去用南北曲作剧的传统而以时调俗曲入戏，使人们感到既熟悉又新鲜，为人们喜闻乐见，成了广泛传唱于街衢里巷的传世之作。
现存《聊斋俚曲》手抄本15种（原著佚失），均已整理、出版。2006年5月20日，聊斋俚曲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资料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四库总目提要》、《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元散曲》、《全明散曲》《全清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总纂《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元代文学史》、互联网等。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四）：文言小说集
1、《山海经》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它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帐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最有代表性的神话寓言故事有，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鲧禹治水等。具体成书年代及作者不详。
全书现存18篇，据说原共22篇约3100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山经》主要记载山川地理，动植物和矿物等的分布情况；《海经》中的《海外经》主要记载海外各国的奇异风貌；《海内经》主要记载海内的神奇事物；《荒经》主要记载了与黄帝、女娲和大禹等有关的许多重要神话资料。该书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在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对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研究，均有价值参考。历代学者一直把《山海经》作史书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
今有：《山海经集解》王心湛集解，广益书局1936年版；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巴蜀书社1993年版；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山海经》周明初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古本山海经图说》马昌仪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山海经插图全译》九州出版社2001；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山海经箋疏》[清]郝懿行，巴蜀书社1985年版；《山海经》（晋）郭璞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穆天子传》
先秦历史神话典籍，别名《盛姬录》，又名《周王传》﹑《周穆王游行记》，为晋咸宁五年（279）汲县民盗掘魏襄王墓所得竹书之一，虽有人疑为伪书﹐但一般认为它是周穆王至魏襄王间的传闻记录。西晋初年（太康二年），在今河南汲县发现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出土一大批竹简，均为重要文化典籍，通称“汲冢竹书”，其中有《穆天子传》﹑《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后合并为至今流传的《穆天子传》。由荀勖校订全书六卷。
《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姬满西游事迹而带有虚构成分的传记作品。周穆王西游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旅行探险活动，周穆王也是我国最早的旅行家，《穆天子传》则是我国最早的游记。全书共6卷。前5卷记周穆王驾八骏马西征之事，后1卷记穆王美人盛姬卒于途中而返葬事。
《穆天子传》前4卷记述姬满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宗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于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实际的路线即是自西安北上，抵包头，过贺兰山，穿鄂尔图期沙漠，经凉州至天山东麓的巴里坤湖，又走天山南路，到新疆和田河、叶尔羌河一带。又北行1000余公里，到“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即中亚地区。回国时走天山北路。这是我国东西陆路交通史上的大事，是我国旅游的开拓者。5、6两卷，则叙述姬满两次向东的旅游经历。穆天子西游时，与沿途各民族进行频繁的物资交流，如：珠泽人“献白玉石……食马三百，牛羊二千”。穆天子赐“黄金环三五，朱带贝饰三十，工布之四”等。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物资交换的规模、方式、品种。《穆天子传》所提供的材料，除去神话传说和夸张的成份，有助于了解古代各族分布、迁徙的历史和他们之间的友好交往，及先秦时期中西交通径路以及文化交流的情况。它说明远在汉武帝刘彻派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国内地和中亚之间就已有个人和团体的交往接触。这一点已有不少考古材料可资证明。《穆天子传》在文字上可能有些夸张，有些神话传说的内容杂入，但基本事实是应该肯定的。周穆王西游在《春秋左氏传》、《竹书纪年》、《史记》中均有记载。它对丰富人们的西北地理知识，拓展人们的视野空间，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晋人郭璞为该书作注。清檀萃有《穆天子传注疏》，其后有洪颐煊校正本，继洪氏而作者有翟云升之《覆校穆天子传》。
今有：《穆天子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穆天子传》黄丕烈校，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山海经穆天子传》岳麓书社1992年版；《穆天子传奇》严优等编著，黑龙江人民出版1988年版。另有丁谦《穆天子传地理考证》﹑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等研究类专著。
3、《神异经》
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集，一卷，旧本题汉东方朔撰。所载皆荒外之言，怪诞不经。共四十七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已极斥此书，辨东方朔撰、张茂先传之伪。《神异经》辞采缛丽，格近齐、梁，当是六朝文人所依托。
全书共四十七条。分东荒经、东南荒经、南荒经、西南荒经、西荒经、西北荒经、北荒经、东北荒经、中荒经等九章，显然是模仿《山海经》的。与《山海经》不同是“然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文字也不象《山海经》那样古朴。书中保存了不少神话传说，尤其是关于东王公、穷奇、昆仑天柱、扶桑山玉鸡等的记载，更是珍贵的神话资料。
其版本主要有《汉魏丛书》本、《格致丛书》本、《龙威秘书》本、《说郛》本等数种。
今有《神异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穆天子传·神异经·十洲记·博物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神异经》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4、《说苑》
先秦至汉初有关史事和传说分类辑编，西汉刘向撰。刘向（约前77—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沛县（今属江苏）人。楚王元刘交四世孙。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时任宗正。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释放后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治《春秋谷梁传》。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有辞赋33篇，今仅存《九叹》一篇。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刘向是西汉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曾领校秘书，《说苑》就是他校书时根据皇家藏书和民间图籍，分类纂辑的先秦至汉初有关史事和传说。由于取材广泛，书中采获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所以，给人们探讨历史提供了许多便利之处。书中记载的史事，有的可与现存典籍互相印证；有的记事与《史记》、《左传》、《国语》、《战国策》、《荀子》、《韩非子》、《管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相出入，对考寻历史者足资参考。有些古籍已经散佚，但《说苑》中却保存一二，吉光片羽，尤为可贵。如《君道篇》载师旷言云：“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欲，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有《师旷》六篇，早已散佚，师旷的这段议论，疑即出自《师旷》六篇。此类例子，还可找到不少。《说苑》是一部富有文学意味的重要文献，内容多哲理深刻的格言警句，叙事意蕴讽喻，故事性颇强，又以对话体为主，《说苑》除卷十六《谈丛》外，各卷的多数篇目都是独立成篇的小故事，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对话，文字简洁生动，清新隽永，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对魏晋乃至明清的笔记小说也有一定的影响。
今有：赵善诒《说苑疏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向宗鲁校点《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王瑛王天海译注《说苑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程翔译注《说苑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新序》
西汉一部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刘向编撰。刘向简介见《说苑》。
《新序》是现存刘向所编撰的最早的一部作品。该书的绝大部分条目都是对早期哲学或历史著作中的材料摘录后加以转述或直接照抄而成。这些著作主要是《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史记》、《战国策》以及《春秋三传》、《庄子》、《荀子》。尽管《新序》中的许多故事采自诸子史传，但就其材料取舍、思想内容来看，无疑体现了刘向本人的社会政治思想。这主要可以归纳为德治仁政思想、贤人治国思想、民本思想、从善纳谏思想诸方面。《新序》通行本共有166个条目，分为10卷。人们还从其他资料中收集到59个条目的佚文。书中大多数历史故事集中在春秋时期，最后一卷（卷10）完全是汉代的故事。书中前5卷冠以“杂事”之名。其他各卷中，有的讽刺统治者的荒淫奢侈（卷六），有的赞扬大臣的全节和忠诚（卷七），有的赞扬义勇之士（卷八），有的讲述大臣的善谋（卷九和卷十）。该书的思想基础是儒家学说，书中尤其强调统治者必须为人正直，要多听民众意见和留心贤能和有德之士的建议
《新序》中的许多章节故事完整，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形象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特别是有了虚构的成分。这说明，《新序》已经具备了小说的某些因素。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此书为30卷。到了北宋，仅存10卷，曾巩（1019-1083）把这些残存之文加以编辑，形成了通行的10卷本。此本刻于南宋高宗朝。曾经钱谦益、季振宜、徐乾学、黄丕烈、汪士钟、杨以增、周叔弢等藏书大家递藏。今藏国家图书馆。
今有：《新序·说苑》庄适点校，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赵仲邑《新序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新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新序全译》李华年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吴越春秋》
东汉赵晔撰，是一部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史事为主的史学著作。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大致生活于东汉明帝、章帝时。早年为县吏，奉檄迎督邮，耻于斯役，弃官去犍为郡资中（今四川资阳）拜经学大师杜抚为师，学习“韩诗”。一去20年，音讯全无，家人误认为他已亡，为之发丧制服。杜抚去世，晔经营葬之，归乡。州官召补从事，不就。后举有道。回乡后，闭门著述，直至老死，写就《诗细》、《历神渊》和《吴越春秋》，后蔡邕到会稽，读其《诗细》、《历神渊》，拍案叫绝，以为优于《论衡》，既还京师，广传《诗细》，学者咸诵习之。惜此书已佚。
该书今存十卷，前五篇述吴事，称内传，计有《吴太伯传》、《吴王寿梦传》、《王僚使公子光传》、《阖闾内传》、《夫差内传》，记载了从太伯立国到夫差亡国；后五篇述越事，称外传，计有《越王无余外传》、《勾践入臣外传》、《勾践归国外传》、《勾践阴谋外传》、《勾践伐吴外传》，记载了从大禹治水到勾践称霸后传八世失国。其中，于越王勾践谋吴事记载尤详，几乎占了全书一半的篇幅。《吴越春秋》大量取材于《左传》、《国语》、《史记》、《越绝书》等史籍，但不拘泥于史实，加入一定的虚拟夸张成分，同时又采摭掺入了不少逸闻传说，所记吴越史事远较他书为详，是研究吴越历史和吴越文化的重要文献。但其中多渲染神异怪诞，多载小说家言，如越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常为后世史家诟病。有人认为，就其记载的内容与风格而言，《吴越春秋》实是一部介于史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作品，是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该书叙事注重情节描写，人物刻画鲜明生动，在我国的史学史与文学史上都具有较高的地位。
《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书·经籍志》均著录为十二卷，但到《宋史·艺文志》中只著录为十卷。今存十卷，有宋人徐天祜音注，四部备要本。
今有：《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张觉校注《吴越春秋校注》，岳麓书社2006年版；《吴越春秋·国语》，刘彬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7、《越绝书》
《越绝书》是记载我国早期吴越历史、地理的重要典籍。在《越绝书》的成书年代、作者、卷数、书名、篇名等问题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成书年代有春秋说、战国说、战国―西汉―东汉说、战国―东汉说、东汉初年说、东汉末年说、东汉初年―东汉末年说、西晋说；关于作者有子贡撰说、子胥撰说、袁康撰说、袁康、吴平合撰说、袁康撰吴平修订说、袁康、吴平辑录说；关于卷数，有十五卷说、十六卷说；关于书名，有《越绝书》原称《越绝》说、《越绝书》原称《越绝记》说、《越绝记》非《越绝书》说；关于篇名，有吴太伯与兵法篇亡佚说、今本吴地传即古本吴太伯篇说、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即古本兵法篇说、今本陈成恒非古本陈恒篇说等等。袁康，会稽（今绍兴）人。东汉初期史学家，约东汉初建武中（公元40年）前后在世，生卒年、生平事迹无考。吴平，字君高，东汉会稽人，王充的同乡，方志学家、史学家。
《越绝书》，被东汉著名学者王充誉为当时五大名著之一。书名曰“绝”，旧有“断灭”等说，今人考证，当为上古越语“记录”的译音，是越国史记的专名。《越绝书》内容极其广泛丰富，详细记载吴越交战、越王句践生聚教训，最后兴越灭吴，逐鹿中原的经过，内容涉及兵法、权谋、术教等，被有些学者称为“复仇之书”。还记载了许多有关季节变化、农田水利、土地利用、粮食丰歉等内容，因此被不少学者视为一本发展生产、经世致用之书。书中《吴地传》与《地传》两篇，详细记述了吴越两国的山川、地理、物产等，因此被有些学者尊为中国地方志之鼻祖。《越绝书》不仅是浙江最早的地方志，也是国内现存最古的地方志。此书还保存了先秦时期许多珍贵的思想史资料，有些记述，则可与其他典籍文献互为发明，彼此印证，因而向为学者所重视。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曾有不少人，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越绝书》，来考察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民族史、汉语语言学史、中国历史地理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
历代的抄本、刻本有翻元本（越绝书十五卷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明双栢堂刊本双柏堂本）、张佳胤本、陈垲刊本、古今逸史本、四库全书本等版本本。　研究成果有清人的二种，一为俞樾越绝书札记曲园杂纂，一为钱培名所作，刻入小万卷楼丛书。
今有：《越绝书》十五卷，四部备要本；张宗祥《越绝书校注》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乐祖谋《越绝书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越绝书》吴平编吴庆峰点校，《二十五别史》中一种，齐鲁书社2000年版。
8、《笑林》
三国魏邯郸淳撰，邯郸淳（约132—221），又名竺，字子叔，又字子礼，东汉时颍川阳翟（今禹州市）人，因著有《笑林》三卷、《艺经》一卷而著名，被称为“笑林始祖。”淳自小有才名，博学多艺，善写文章，遐迩知名。汉献帝初平年间，从三辅客游荆州。建安十三年，荆州内附，归曹操。文帝黄初初年曾任博士给事中职，曾作《投壶赋》上奏文帝，讲述仁义礼仪和恩威相兼的君臣之道。邯郸淳写过一篇《曹娥碑》被蔡邕赞为“绝妙好辞”。
邯郸淳留名后世并非因其政绩或上述文章，主要在于他不经意的闲逸文作——《笑林》和《艺经》。前者讲述了当时的许多笑话、噱头、善喻、讥讽、幽默趣事，后者记载当时流行的投壶、米夹、掷砖、马射、弹棋、棋局、食籁等诸般游艺项目，成为中国最早的笑话和杂耍专著。《笑林》，三卷。所记都是俳谐的故事，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笑话专书。原书已佚，今存二十余则。从留存至今的各则看，多为嘲讽愚庸之作，如今天人们熟知的以螳螂捕蝉之叶自障来窃物的故事。
《笑林》不仅因为其讽刺手法为后来的讽刺小品、小说、喜剧等文学体裁提供了借鉴，在写法上，《笑林》比较注重纪实，善于通过人物的生活片断、片言只语，以白描手法、简炼笔墨写出其性格特征等，为后来的志人小说所广泛运用，如通过客观叙述和描写来显示爱憎而不直接说出手法同《儒林外办》“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手法就非常相似。其中一些结构较为完整、有一定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篇章实际上已跨入粗陈梗概的小说作品之列，成为《世说新语》等六朝小说的先驱。
《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书》皆著录《笑林》三卷，宋代著录由三卷扩为十卷。后佚，今仅存二十余则，散见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类书中，有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
今有：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古今说部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列异传》五种，历代笔记小说丛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9、《列异传》
《隋书·经籍志》记载作者为魏文帝曹丕，但文中记载了正始、甘露年间事，时间均在文帝以后，因此，宋人的新旧《唐书》均改为张华撰，但无佐证。清代姚振宗解释为魏文帝作，张华续，此说解决了时间上的矛盾，但也没有佐证。这本书的内容，南朝刘宋裴松之《三国志》，后魏郦道元《水经注》皆有征引，因此，书出魏晋人之手是可信的。曹丕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魏文帝集”。张华简介见《博物志》。
《列异传》记述上至皇帝下到甘露（高贵乡公曹髦）年间的事，其内容正如鲁迅所说：“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记述的都是神仙鬼怪故事。书中写得最多的是鼓吹神仙和道术：鲁少千能凭道术治蛇妖；费长房能降神、使神、缩地脉；道人能使活人与死人相见；神仙能令死人复生等。其次是精怪变化、作祟故事：如金银为妖害人，获草作鼠为妖，狐狸精、鲤鱼精、蛇精害人等。第三是宣扬死后有灵、阴曹地府等人鬼交往故事：《公孙达》中，公孙达死后通过儿子的嘴与家人对话；高士鲍宣积德行善，死后显灵，使得鲍宣一家三代高官厚禄；蒋济亡儿在阴曹地府托梦父母，谋求美差。第四是民间故事，这类在《列异传》中最有价值，如人们熟悉《三王冢》、《韩凭夫妇》、《望夫石》等，皆为后世志怪小说所采用。其它几类也有一些出色篇章，如人鬼交往中的《宋定伯》，写宋定伯的捉鬼卖鬼，显示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古代著名的不怕鬼故事。《谈生》是一则美丽的人鬼婚恋故事也是同类故事中的发轫之作，对后代影响很大。
今有：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郑学弢校注《列异传》五种，历代笔记小说丛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
10、《博物志》
西晋志怪小说集。西晋张华撰。张华（232～300）文学家。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人。少孤贫，曾以牧羊为生。《晋书·张华传》说他“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他曾著《鹪鹩赋》以自喻。魏末，被荐为太常博士。晋武帝时，因力主伐吴有功，历任要职。惠帝时，被赵王司马伦和孙秀杀害。《隋书·经籍志》录《张华集》10卷，已佚。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存《张茂先集》，有今人范宁校本。
《博物志》分类记载异境奇物﹑古代琐闻杂事及神仙方术等。内容多取材於古籍﹐包罗很杂﹐有山川地理的知识﹐有历史人物的传说﹐有奇异的草木鱼虫﹑飞禽走兽的描述﹐也有怪诞不经的神仙方技的故事﹐其中还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材料。如所记八月有人浮槎至天河见织女的传闻﹐是有关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原始资料。它为我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也是继《山海经》后，我国又一部包罗万象的奇书，填补了我国自古无博物类书籍的空白。
据东晋王嘉《拾遗记》称。此书原400卷，晋武帝令张华删订为10卷。《隋书·经籍志》杂家类著录《博物志》即为10卷。因原书已佚，故今本《博物志》由后人搜辑而成。此书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常见的通行本，收在《广汉魏丛书》、《古今逸史》、《稗海》等丛书中，于十卷中又分三十九目；另一种是黄丕烈刊《土礼居丛书》本，亦作十卷，不分目，次第也和通行本协调，据黄氏说此本系汲古阁影抄宋连江氏刻本，收在《指海》、《龙溪》、《博舍丛书》中，内容与前二书完全相同。
今有：《博物志校证》范宁校政，中华书局1980年版，较为详实；《博物志》张恩富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祝鸿杰《博物志新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燕丹子》
历史（《校雠通义·汉志·诸子》）小说。作者不详。成书年代有的说是先秦（鲁迅），有的说是秦汉人所作（《校雠通义·汉志·诸子》），有的说是作于东汉应劭、王充之后，唐以前（胡应麟）。一般认为至迟在汉末就以写定，最后定稿者当是汉代人。
《燕丹子》主要描述有名的荆轲刺秦王故事。是较有感染力的早期历史小说。整个故事首尾完整，围绕燕丹子受辱于秦王，设法归燕，虚己下士，终于求得壮士荆轲。然后是易水送别，荆轲入秦，谋刺秦王。终因轻敌而功亏一篑。全文有重点、有起伏，叙述颇为曲折生动。全文围绕谋归、求贤、刺秦三个重点来写，不枝不蔓，脉络清楚。其次是塑造了两个光辉动人的艺术形象：一个是虚己礼贤的燕丹子；一个是重然诺、轻生死/有谋略的壮士荆轲。小说还注重细节描写如“易水送别”的悲壮场面和荆轲高歌，千载以下，犹存其音容笑貌。
《燕丹子》《隋书·经籍志》中始著录，作一卷。其书明初犹存，永乐后亡佚。清乾隆时，四库馆臣于《永乐大典》中发现《燕丹子》上、中、下三篇，辑出成书。此书除《平津馆丛书》本外，尚有《岱南阁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今有：《西京杂记·燕丹子》程毅中校点，中华书局1985年版；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历代笔记小说丛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12、《武帝故事》
《汉武故事》，又名《汉武帝故事》，其作者，前人有汉班固、晋葛洪、南齐王俭诸说。然皆无确凿证据。今人刘文忠综合前说，又据书中反映的社会现象，推论当为建安前后人，较为合理。
在托名汉代人作的小说中，以汉武帝为素材者最多，《汉武故事》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此书记载汉武帝一生的逸闻轶事。始自其母梦日入怀，其父梦高祖赐名，迄于死葬茂陵以及显灵诸事。其中人物为真幻交织，如陈皇后、东方朔、霍去病、钩弋夫人等为历史中实有其人；但像西王母、东郡短人等则为虚构。其中虚构的神仙诡异故事占多，也是描述的最生动传神部分。如王母下降宫中和武帝见钩弋夫人两段，描写细致秾丽，富有生活气息，虽为怪异，却富有浓郁的人情味。语言简雅，某些细节，如王母见武帝吃桃武留核一段及其议论，颇能传神。一些描述实际生活中的轶闻，也简洁生动，如武帝夜宿长亭逆旅一段就是如此。
此书首见于西晋葛洪的《西京杂记跋》，称《汉武故事》二卷。《隋书·经籍志》载此书二卷，诸家著录并同。钱曾《读书敏求记》亦尚作二卷，称所藏凡二本，一是锡山秦汝操绣石书堂本，一是陈文烛晦伯家本。两本今皆未见，现本为明吴琯《古今逸史》所刻，并为一卷，仅78页。盖已经刊削，又非两家之本。今《古今说海》、《古今逸史》、《说郛》等均收有本书。鲁迅的《古小说钩沉》中“汉武故事”从《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多种类书及有关正史中辑得53条，详加校勘，并著校记，是目前最完备的本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汉武故事》，四库全书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3、《汉武帝内传》
又作《汉武内传》、《汉武帝传》，共一卷。《汉武帝内传》一卷，旧本题汉班固撰。《隋志》着录二卷，不注撰人，《宋志》亦注曰不知作者。明清人有云为汉班固或晋葛洪撰者，皆无确据，实为后人伪托。《四库全书总目》云当为魏晋间士人所为，《守山阁丛书》集辑者清钱熙祚推测是东晋后文士造作，二说大致不差。
本书系承《汉武故事》、《洞冥记》、《十洲记》而来，又加以敷衍增饰。如西王母下降会武帝之事，取自《汉武故事》，但比起《汉武故事》中的简雅叙事，本书则大事铺叙，情节繁复，极尽渲染铺之能事。《汉武故事》中不足四百字的内容亦自汉武帝出生时写起，直至死后殡葬。其中略于军政大事，而详于求仙问道。因道教意味浓郁，被收入《道藏》。其文字亦错采缛丽，运用了汉赋排偶夸张的手法，虽具有较强的文学性但有失繁缛。
《广汉魏丛书》、《说郛》、《粤雅堂丛书》等多种丛书皆收有《汉武内传》。清金山人钱熙祚刻《守山阁丛书》时，以《道藏》本、《太平广记》、《类说》等对本书作了校勘，并有校记，较为完善。
今有：《汉武内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进行分段、校点；《汉武内传》，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汉武内传》，历代笔记小说丛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2009年版。
14、《拾遗记》
志怪小说集，又名《拾遗录》﹑《王子年拾遗记》，东晋王嘉撰。作者，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秦安县境）人。生活年代与前秦主苻坚、后秦主姚苌同时。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考证，卒年约在公元390年。他是东晋时代著名的志怪小说家，也是最早写小说的作家之一。王嘉是一位方士，起初，隐居东阳谷（在今甘肃秦安县境），有弟子数百人。后来，因避战乱，迁隐于终南山。众徒寻迹而至，他又迁隐于倒兽山。同名士释道安相熟。他生活在前秦政权下，苻坚累次要他出来做官，他不愿意；公元384年冬才勉强入长安，居于宫中外殿，以应问询。姚苌入长安，亦“逼以自随，每事咨之”。王嘉从观察和分析中得出政局前途的推断，虽然常以谶语形式出现，往往颇有道理。姚苌死后，其子姚兴（字子略）杀掉苻登，王嘉亦被害。王嘉的主要作品有《牵三歌》和志怪小说《拾遗记》。
《拾遗记》原书19卷，220篇，由于苻秦之际的战乱，典章散失。南朝梁代的萧绮缀拾成文，合为一部，改编为10卷，今行于世。前9卷记载了自上古庖牺氏、神农氏至东晋各代的奇闻轶事。其中上古部分保存了不少神话传说。第10卷是记昆仑、蓬莱等9座仙山。《拾遗记》的内容重在宣传神仙方术，多荒诞不经。但其中某些幻想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其中的一些篇段故事情节、人物描写等方面都较为完善，初具短篇小说规模。文字绮丽，所述之事类皆情节曲折，辞采可观。后人多引为故实。如刘向校书于天禄阁，夜有老人燃藜授学；贾逵年5岁，隔篱闻邻人读书后遂能暗诵六经等故事常为后人称引。
《拾遗记》共10卷。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明嘉靖十三年（1534）世德堂翻宋本。另有《稗海》本，中华书局古小说丛刊本等。其中齐治平校注《拾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较佳，除正文十卷外，还辑得一些佚文作为附录。
15、《搜神记》
一部记录古代民间传说中神奇怪异故事的小说集，东晋干宝撰。干宝约生于西晋太康（280—289）中，卒于东晋永和（345—356）年间，确切年月无考。字令升，祖籍河南新蔡。父亲甘莹仕吴，任立节都尉，南迁定居海盐，干宝遂为海盐人。晋愍帝建兴（313）除以才气特出，被荐为佐著作郎。因平杜弢有功，赐爵关内侯。晋室南渡，由中书监王导推荐任史职，领国史。因家贫，自请为山阴令，迁始安太守。王导为司徒，复请为右长史，迁散骑常侍。干宝自幼勤奋好学，著述丰富。计有《春秋左氏义外传》、《周易注》、《周官注》等数十篇，并有《晋纪》二十卷，《百志诗》九卷，《干宝集》四卷，惜大多亡佚，唯《搜神记》独存，并给他带来巨大声誉。
《搜神记》是我国“古今神祗灵异”的一次系统的总结。全书凡二十卷，搜集了古代的神异故事共454多个，开创了我国古代神话小说的先河。其创作动机，作者在《自序》中称，“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就是想通过搜集前人著述及传说故事，证明鬼神确实存在。故《搜神记》所叙多为神灵怪异之事，也有不少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有神仙术士的变幻，有精灵物怪的神异，有妖祥卜梦的感应，有佛道信仰的因果报应，还有人神、人鬼的交通恋爱，等等。其中保留了相当一部分西汉传下来的历史神话传说和魏晋时期的民间故事，优美动人，深受人们喜爱，其中的神话故事如“盘瓠神话”，是关于古时蛮族始祖起源的猜测；“蚕马神话”是有关蚕丝生产的神话。历史传说如“干将莫邪”讲述的复仇故事；紫玉传说，讲吴王小女的生死爱情。民间故事，如卷十一”东海孝妇”，讲孝妇周青蒙冤的故事；韩凭夫妇的传说则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卷一仙女下嫁董永的故事等。文章设想奇幻，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是《搜神记》的精华所在，也后人研究中国古代民间传说及神话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收藏珍本。《搜神记》的语言也雅致清峻、曲尽幽情，确是“直而能婉”的典范。其艺术成就在两晋志怪中独占鳌头，对后代作家影响也很大，如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宋代章炳文的《搜神秘览》，都是《搜神记》的仿制品。后世的许多小说、戏曲，如唐代传奇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神话戏《天仙配》都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
《搜神记》原书为三十卷，唐宋时尤存，大概在宋元之际佚失。今本为二十卷，是明代学者胡应麟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出的。
今有：《搜神记》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搜神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搜神记》岳麓书社1989年版；李剑国《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后记》（全2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
16、《搜神后记》
志怪小说集。又名《续搜神记》，题为东晋陶潜撰，但后世多有持异议者。陶渊明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陶渊明集”
《搜神后记》十卷，搜集神仙怪异故事一百一十七条。是《搜神记》的续书，体例与《搜神记》大致相似。该书除少数故事与《搜神记》、《灵鬼志》等书相重外，绝大部分采自当时的民间传闻。内容上大致有四种类型。一类是神仙洞窟的故事，如《桃花源》、《穴中人世》、《韶舞》、《袁相根硕》等，主要讲了服食导养、修道求仙之事。第二类是山川风物、世态人情的故事，如《贞女峡》和《舒姑泉》就是有关当地风土的民间故事。作者赋予这些山川风物丰富的人情美，所以显得美丽动人。第三类是人神、人鬼的爱情故事。著名的有《白水素女》、《李仲文女》、《徐玄方女》等。这类题材写得绚丽多姿，极富浪漫梦幻意味，且往往加以悲剧的结尾，使他们成为全书引人注目的篇章。第四类是不怕鬼的故事，叙事机智诙谐，是《搜神后记》区别于其它志怪小说另一颇具特色的地方。另外，内容上略为妖异变怪之谈，而多言神仙，在魏晋南北朝的志怪群书中也是颇具特色。
《搜神后记》中不乏佳篇，如卷五的海螺女故事和“阿香推雷车”故事等，都十分优美，历代传诵，广为引用。但总的来说，艺术方面，尚处于小说发展的初期阶段，一般是粗陈故事的梗概。
今有：《搜神后记》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搜神后记》王枝忠点注，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神后记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李剑国《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后记》（全2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
17、《西京杂记》
一部记载西汉佚事传闻的笔记体小说集，其中的“西京”指的是西汉的首都长安。关于本书的作者，《隋书·经济志》未曾著录，而新旧《唐书》均著录为东晋葛洪著。葛洪（284～364或343）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出身江南士族。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其父悌，仕吴。吴亡以后仕晋，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十六岁开始读经。历任将兵都尉，因战功迁伏波将军。东晋开国后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享年81岁。葛洪为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内擅丹道，外习医术，研精道儒，学贯百家，思想渊深，著作弘富。他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而且学兼内外，于治术、医学、音乐、文学等方面亦多成就。《抱朴子》为其主著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
《西京杂记》写的是西汉的杂史，举凡帝后公卿的奢侈好尚，宫殿苑林，珍玩异物，以及舆服典章，文人佚事，民风民俗等都多有记述。所述怪诞不经，多不足信，历代指为伪书。但从语气及内容看，当是杂抄汉魏六朝佚史而成。其中有些轶事如“昭君出塞”、“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匡衡凿壁借光”等故事传为佳话，为人们喜闻乐道。有关南越赵佗献宝于汉朝、昭君出塞前后汉宫画师事迹、刘邦筑新丰以迎太公、汉俗五月五日生子不举、邓通得蜀山以铸铜钱、茂陵富人袁广汉庄园之奇、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刘子骏作《汉书》诸事，均可开阔思路，有裨研史。其中不少传说故事被后人引为典实，对诗词、戏曲、小说的创作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西京杂记》原为两卷，首载于《隋书·经济志》史部旧事类，至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始著录有六卷本。现在通行的《西京杂志》亦为六卷，共一百余则，两万余言。
今有：《西京杂记·燕丹子》程毅中校点，中华书局1985年版，较佳；《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历代笔记小说丛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2009年版。
18、《飞燕外传》
又名《赵飞燕外传》、《赵后别传》。关于作者，向无记载。唯《顾氏文房小说》在收录此书时录有一篇自叙，自叙中称该书为伶玄撰。伶玄字子于，潞水人。由司空小吏历三署，刺守州郡，为淮南相。其妾樊通德，能道飞燕姊弟故事，於是撰《赵后别传》。后世学者多指为伪书，伶玄亦非该书作者。当今学者有多倾向为两汉之际作品，亦有部分学者认为是伶玄所作。
《飞燕外传》中国小说史上艳情题材的早期作品，主要讲述成帝后宫合德姊妹恃宠、弄权，荒淫无度最后致成帝精泻而亡的事迹，这成为后代诸多文艺作品的材料渊源。基本情节与《汉书·外戚传》相合。整部作品首尾完整，浑然一体，但又不是平铺直叙，而是有简有繁，详略得当。故事重点放在飞燕姐妹入宫以后如何媚惑人主，又如何争风吃醋与和解，以及私通宫奴等情节上，给人以较为深刻的印象。书中不但有人物动作语言的描叙，并已有简单的心理描绘。与后来的唐传奇相比，还缺乏细节和优美的语言描绘，但比起此前的历史小说《燕丹子》等同类作品，已有长足的进步。
此书最早收录于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归在史部纪传类，直至《四库全书总目》才改在子部小说家类。
今有：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古小说丛刊》，中华书局1985年版；《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历代笔记小说丛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2009年版；《飞燕外传》（外二种），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飞燕外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9、《语林》
《语林》晋代轶事小说。作者裴启。裴启的生平我们知道得和很少，根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以及《续晋阳秋》等提供的零星资料，知道的大致如下：裴启，字荣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父辈曾为官宦，但裴启终生布衣，故称处士，史书无传。裴启少有风姿才气，受汉魏以来风气影响，喜好品评古今人物。又因家庭出身等原因有机会与士林上层人物如谢安等结识来往。于是在晋哀帝隆和年间（361—362）写成《语林》。此书开始极受欢迎，名声大噪。但由于书中有关谢安的两条记录谢安本人坚决否认，从此一落千丈，为时论所不齿，此书“遂废”。当《隋书·经籍志》首次提到此书时，只是在子部小说类的《燕丹子》书下附笔提及。但人物也好，文学也好，毕竟不是一个人的话语能将其从历史上根除的。东晋以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昭明太子的《文选》李善注等都曾提到《语林》佚文，足见其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
《语林》记录汉、魏、两晋知名人物的精彩应对，在晋代轶事小说中最富盛名。现存一百八十多条。从现存条目来看，略古而详今，汉、魏只有三十多条，其余都是晋代的。《语林》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如记录大将军王敦等人在西晋灭亡之际，闭户共为谋生之计，这时王旷来，诸人不让其入内。王旷乃凿壁而窥，大喝：“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吾将欲告发”。众人遂延纳入座，遂共建江左之策。这条重要史料，揭示了琅琊王氏决定辅佐元帝在江东即位，建立东晋王朝，成就江左偏安之局的内幕。石崇与王恺争豪，老婢挖苦桓温似刘琨，以及曹操奸诈两则，对我们认识东晋贵族的骄奢，桓温和曹操的奸雄本色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语林》不仅记言，也记事，往往寥寥数语，几笔勾勒，就把人物性格凸显于纸上，如记王蓝田吃鸡蛋的几个动作，便把王蓝田的急躁描绘的惟妙惟肖。
除大量采用《语林》内容的《世说新语》一书外，后世的许多大型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都屡屡引用。鲁迅先生更是不辞辛劳，将散见于各类书中的《语林》文字搜集整理成《裴子语林》一书。虽属吉光片羽，但弥足珍贵，从中我们依稀可以想见当年何以有风靡一时的“裴氏学”。
《语林》对后来轶事小说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语林》今存的不到二百条的故事，有近一半为《世说新语》所采用，有的几乎是原文照录。明清时代又出现《明语林》和《新世说》，可见影响之远久。
《隋书·经籍志》首次提到《语林》十卷，但《宋书·艺文志》已不著录，可见此书在宋代已佚。清人马国翰从《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典籍中辑得一百多条，收入《玉翰山房辑佚书》，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鲁迅已从上述典籍中辑得一百多条，收入《古小说钩沉》，见《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版；周楞伽辑注的《裴启语林》，辑得佚文180多条，最为完备，1988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另外亦收录在《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笔记小说文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之中。
20、《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亦称《世说》、《世说新书》、《新语》、《世说新语》等。是我国南朝宋时期（420-581年）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是由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刘义庆（403~444年），南朝宋彭城（现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之弟长沙王刘道怜的儿子，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刘义庆自幼喜好文学、聪敏过人，深得宋武帝、宋文帝的信任，备受礼遇。曾任荆州刺史，爱好文学，《世说新语》是由他组织一批文人编写。本是，《世说》一书刚刚撰成，刘义庆就因病离开扬州，回到京城不久便英年早逝，时年仅41岁，宋文帝哀痛不已，赠其谥号为“康王”。
《世说新语》全书原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全书共一千多则，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士族阶层言谈、轶事，全面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汉末以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当时士大夫们的精神风貌和个性品格。作者并不是客观地罗列这些材料，从全书各门类名称到具体的行文措辞，不仅可以看出作者的褒贬和品评，而且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尚和美学趣味，如王述升任尚书令认为是理所当然，王羲之坦腹东床等则，反映了当时名士率真、任从自然的美学追求；阮籍醉酒傍酒家妇酣眠，魏文帝率客吊王粲学驴鸣，不但不以为怪，反而受到称赏，说明当时人们崇尚狂放行为尤其是与名教相抵触的行为；殷仲堪三天不读《老子》，便觉得舌头不灵便；乐令以麈尾柄确几解释道家旨归等，反映了当时玄学的盛行。《世说新语》中还保存了许多关于顾恺之、戴逵等人音乐、书画资料以及上层贵族饮酒、服“五石散”等方面的资料，都极为珍贵。
艺术上，《世说新语》最大的特色就是语言的隽永、含蓄和凝炼。即便是叙述性的语言，也同样简练、含蓄、准确，既高度概括又富于表现力。如表现王戎吝啬的两则：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王戎女嫁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悦。女遽还钱，乃释然。
没有人物言行的描写，纯用叙述，寥寥数语，让人觉得王戎的吝啬小气已到了病态的程度。此书在描写人物言行是，亦能抓住一些典型细节，尽显人物性格特征，如写大将军王敦酒后常一边吟咏曹操的《龟虽寿》中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边用玉如意敲击唾壶作节拍，结果“壶口尽缺”。另一则写管宁、华歆园中锄菜见金，华歆拾起来看一看，扔掉；管宁挥锄如故，就像没看到一样。时人以此评论二人德行高下。另外像周处除三害，刘伶病酒，王徽之雪夜访戴逵，温峤娶妻，韩寿偷香等生动鲜活的故事被后代诗人经常引用，也成为后世戏剧、小说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的素材。其中一些故事更成为后来的成语，如坦腹东床、喜登龙门、咄咄怪事、难兄难弟、前倨后恭、人琴俱亡、传神写照、吴牛喘月、管宁割席等。
《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皆作《世说》，这是该书的最早称谓。今宋初晏殊删以后，便通称为《世说新语》。刘峻的《世说新语》注本征引繁富，引用的书籍达四百余种。今人校注该书的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日本德川时代的学者亦著有几种《世说新语》注。
今有：《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堮笺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中外译本方面，有马瑞志马瑞芳的英文译本、BrunoBellaire的法文译本和目加田诚等的多种日文译本。当代研究《世说新语》的两本博士论文为代表：一是王能宪著《世说新语研究》，认为《世说新语》的作者即为刘义庆；另一本为范子烨著《世说新语研究》，认为《世说新语》乃成于众手。
21、《幽明录》
南朝刘宋时代志怪小说集。刘义庆撰。刘义庆介绍见《世说新语》。
《幽明录》所记都是神鬼怪异故事，与《搜神记》同为六朝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幽明录》同作者编写的《世说新语》相似，也是根据前人旧说纂辑而成，所以其中有不少与《列异传》、《搜神记》、《搜神后记》中的故事相同，但篇幅明显增长，有的已多达一千多字；许多作品情节曲折，神怪形象多具人情，和易可亲，极富现实性；许多作品叙事中穿插文人诗歌，具有抒情写意的诗化特征，使作品充满了诗情画意。可见《幽明录》已开有意为小说之先河。并在当时及后代产生影响，如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女的故事，在当时曾广为流传；庞阿与石氏女魂相遇故事和唐人《离魂记》的情节相似；广平太守徐玄方女复活故事即《牡丹亭》本事的雏型。唐人编纂《晋书》时亦曾采取其中的资料。
《幽明录》在《隋书·经籍志》中著录为20卷，两《唐书》中作30卷，是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篇幅较大的一种。原书于宋代已失传，明清两代有好几种辑本。
今有：鲁迅重新辑录的《幽明录》，多达260多条，最为完备，收入《古小说钩沉》，见《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版；郑晚晴《幽明录辑注》，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多有增删。
22、《冤魂志》
北朝志怪小说集。颜之推著。颜之推（531—约595），字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世居建康（今南京市）。生于士族官僚家庭，世传《周官》、《左氏春秋》。他早传家业，12岁时听讲老庄之学。生活上“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为人博览群书，为文辞情并茂，得梁湘东王赏识，19岁就被任为国左常侍。后投奔北齐，历20年，官至黄门侍郎。公元577年，北齐为北周所灭，他被征为御史上士。隋代北周之后，他又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被召为学士，不久以疾终。依他自叙，深为“三为亡国之人”而叹息。传世著作有《颜氏家训》是北朝后期重要散文作品，在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影响。《北齐书》本传所载的《观我生赋》，亦为赋作名篇。
《冤魂志》是南北朝时期一部论因果报应的志怪小说。作为一部“释氏辅教之书”，其主旨是宣扬佛家思想。围绕这一中心，《冤魂志》在内容上重点突出因果报应说，主要描述了因诸般恶行而遭受的报应，用以强调佛教冤报论信而有征。但几乎不涉及阴间冥界情形，这一点与同期的志怪小说有着明显不同。其取材既有历史往事，又有当代人物事迹，目前所存条目尤多晋宋间事。从全书思想倾向来看，无足称道，但从其中某些条目约略可见当时的混乱局势和世态人情，如少反映和揭露封建统治者滥杀无辜的暴行；反映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斗争；歌颂了廉洁明正的清官；反映了兵荒马乱年代人民遭受的苦难等，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冤魂志》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改称《还冤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作《北齐还冤志》二卷，后来还有《还魂志》、《还魂记》、《还冤记》等异名，实皆都是一部书。目前通行本为一卷，存35则，另有少量佚文存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之中。今有：罗国威《冤魂志校注》巴蜀书社2001年版。
23、《述异记》
南朝有两部志怪小说集皆称《述异记》。一是齐朝祖冲之的《述异记》；一是梁朝任昉编写的《述异记》。祖冲之（429年—500年）字文远，祖籍范阳蓟（今北京大兴县），为避战乱，祖父辈由河北迁至江南。祖父祖昌曾任刘宋的“大匠卿”，掌管土木工程；祖冲之的父亲也在朝中做官。祖冲之从小接受家传的科学知识。青年时进入华林学省，从事学术活动。先后任过南徐州（今镇江市）从事史、公府参军、娄县（今昆山市东北）令、谒者仆射、长水校尉等官职。其主要贡献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三方面，是我国杰出的数学家，科学家。
《述异记》多记晋、宋、齐之事，偶及汉魏。与颜之推《冤魂记》相反，很少佛教、神仙类内容，以妖祥休咎为最多，这也与祖冲之天文历算家身份相吻，其中只有少数几条记事委婉曲折，具有可读性，如黄苗祝祷后自食其言遭受天谴的故事，劝人重信用、守然诺，自有可取之处。特别是黄苗食言化虎，受罚五年后再变为人的故事，对后代小说戏剧启发很大。书中写鬼的故事也不少，但更少有特色。仅有颍川庾某故事，死后复生，冥吏借机勒索钱财，直接成为《聊斋志异》中名篇“席方平”的范本。因此，与《幽明录》等同类题材相比，祖冲之《述异记》对后世影响不大。
祖冲之《述异记》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属杂传类，共有10卷。现已失传。鲁迅的《古小说钩沉》辑有佚文。唐宋类书引录《述异记》时往往不注明作者，因而易与任昉的《述异记》相混。如《太平广记》所引条文很多，一部分出于任昉本，现在只能以不见于任昉本的视为祖冲之作。鲁迅辑本中有一些故事如“历阳湖”、“园客”、“封邵”、“朱休之”等条，亦见于任昉的《述异记》。
今有：《古小说钩沉》，见《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版；《述异记》《道藏》第24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8。
第二种《述异记》为梁代任昉所作，他有意袭用祖冲之的书名，亦称《述异记》，共2卷。任昉（460～508）字彦升，小字阿堆，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一说山东广饶）人，父遥，齐中散大夫。昉未生时，其母尝昼寝，梦有彩旗盖四角悬铃，自天而坠，其一铃落入裴怀中，心悸动，既而有娠，生昉。任昉自幼“聪明神悟”，四岁能诵诗，八岁能文，“雅善属文，尤长载笔，声闻藉甚。”叔父任晷夸他“吾家千里驹也。”南朝宋时，举兖州秀才，拜太常博士。入齐为王俭所重，任丹阳尹刘秉的主簿（办公室主任）、竟陵王记室参军，官至中书侍郎、司徒右长史，梁时历任义兴（今江苏宜兴县）、新安（今浙江淳安县）太守。一生仕宋、齐、梁三代，为官清廉，仁爱恤民，离开义兴时，“舟中惟有绢七匹，米五石而已”。天监七年（508年）卒于官舍，家中仅有桃花米20石。梁武帝萧衍“悲不自胜”，“即日举哀，哭之甚恸”。任昉为梁代著名文学家，擅长写表奏书启应用散文。文格壮丽，“起草即成，不加点窜”，而同期的沈约以诗著称，时人称“任笔沈诗”。又与沈约、王僧儒同为三大藏书家，“竟陵八友”之一（竟陵八友：任防、王融、谢朓、沈约、陆倕、范云、萧琛、萧衍）。他反对范缜的“神灭论”，作《奏弹范缜》文。著有《述异记》2卷、《杂传》247卷、《地理书钞》9卷，《地记》252卷、《文集》23卷、《文章缘起》1卷等。《地记》、《杂传》等近500卷，均佚。今传明人辑《任彦升集》。另《文章缘起》一书，旧题任昉撰。
任昉《述异记》二卷，通行本作上下卷，出自宋本系统，收文三百余条，与祖冲之的《述异记》一样，也是记怪异之事，极少涉及当时很普遍的佛家内容，但题材要比祖冲之《述异记》广泛丰富得多。神话传说、山川地理、古迹遗址、民间传说、历史掌故、奇禽珍卉等，无所不记，内容相当庞杂。其中资料类的条目，与张华《博物志》相近，但比《博物志》资料丰富。如精卫填海、武陵桃花源等，都将历史上数种说法加以排列，再做取舍。另外书中辑录的一些民谣民谚，亦可看出当时社会风气、民俗人情。另外不少条文还征引前人一些诗赋文章，这些诗赋文章有的已失传，更显其资料的可贵。
任昉《述异记》最早见于《崇文总目》小说类，唐以前未见著录。书前有无名氏序，说任昉“家藏书三万卷，故多异闻，采于秘书，撰《新述异记》上、下两卷”。但书中有后魏孝昌、北齐河清年间的事，已在任昉身后，因此至少已不是原著。书中有许多材料见于其他古籍。所记多为异闻琐事，与《博物志》近似，故事性较差。与任昉文采相距甚远。《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或后人杂采类书所引《述异记》，益以他书杂记，足成卷帙”。有据南宋临安府尹家经籍铺本翻刻的《随庵丛书》本；新安程荣，于明万历（1573-1620）年间刻本。
今有：任昉《述异记》，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任昉《述异记》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年版。
24、《异苑》
南朝志怪小说，宋刘敬叔撰。刘敬叔，《宋书》、《南史》俱无传。明胡震亨始采诸书补作《刘敬叔传》，这是目前所知唯一有关刘敬叔生平事迹较为详备的记载：刘敬叔，字敬叔，彭城人。少颖敏有异才，起家中兵参军，司徒掌记。义熙中，刘毅与宋高祖共举义旗，克复京郢，功亚高祖，进封南平郡公。刘敬叔也被任命为南平郡郎中令，以事忤毅，为所奏免官。及刘毅被诛，高祖受禅，召为征西长史。元嘉三年，入为给事黄门郎。数年后以病免。太始中，卒于家。
《异苑》之名系仿自刘向的《说苑》，与《博物志》、《述异记》全出後人补缀者不同，此书在宋以后并未亡佚，只是不大流行，罕为人知全书分为十卷，382条，基本上都是各种奇闻异事。诸如山川灵异，古今名人、动植物、器物的神奇变化、吉凶征兆，民间祭祀神祗、鬼神故事、冢墓灵异和梦兆，妖精变化、死而复生等等。文字简短，只有几十字或百来字，情节简单，叙事概略，缺乏描写性语言，所以形象不够生动，难与《幽明录》等同类著作相比，这也是它几乎一度失传，对后世影响不大原因。
《津逮秘书》、《学津讨源》、《古今说部丛书》、《说库》等古丛书中收有此书。今有：《异苑谈薮》，其中《异苑》为范宁点校，《谈薮》为程毅中、程有庆辑校，中华书局1996年版。
25、《续齐谐记》
南朝志怪小说集。南朝梁吴均撰。吴均（469～520），又作吴筠，字叔庠，吴兴故鄣受荣里（今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西亩受荣村）人。南朝梁时期的文学家、史学家。好学有俊才，其诗文自成一家，长描写山水景物，称为“吴均体”，开创一代诗风，深受当时文坛领袖沈约的称赞。梁武帝天监初年，为郡主簿。天监六年（506年），被建安王萧伟引为记室。临川王萧宏将他推荐给武帝，很受欣赏。后又被任为奉朝请（一种闲职文官）。欲撰《齐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于是私撰《齐春秋》，称梁武帝为齐明帝佐命之臣，触犯武帝，书焚，并被免职。不久奉旨撰写《通史》，未及成书即去世。有文集25卷，已散佚，明人辑有《吴朝请集》，今存诗130余首。
吴均之前，刘宋的东阳无疑已有《齐谐记》7卷，已佚。吴均续作1卷，同《齐谐记》一样，杂记怪异鬼神之事，亦是从前人著作中搜取成文。如“华阴黄雀”、“燕墓斑狸”、“白膏粥”等篇就见于《搜神记》。《续齐谐记》今存一卷十七则，主要杂记风俗民情，如“九日登高”，这是此书特色所在。另一类为鬼神故事，其中写得最好的是“清溪神庙”，写会稽赵文韶与清溪女神人神相恋的故事。环境描绘、气氛渲染，在夹以音乐、歌声和词曲渲染，使场面极富感染力，清词丽句，如歌的行板，颇有此“吴均体”特色。被明代戏剧家汤显祖赞为“骚艳多风，得《九歌》余意”。另一类是当时神怪书中常有的怪异故事，如“紫荆树”、“笼歌小儿”等。由于文辞优美、描述生动，书中不少故事曾广为流传，如田真兄弟三人分荆故事，张华识别斑貍精故事，九月九日桓景登高避灾故事，七月七日织女渡河会牛郎故事，五月五日作粽祭屈原故事，阳羡书生寄居鹅笼等等，常为人引作典故。
自《隋书?经籍志》始，历代史书对《续齐谐记》均有著录。现存传本为一卷十七则。但《日本国见在书目》和《崇文书目》皆著录为三卷。从徐子光《蒙求注》引刘晨﹑阮肇故事，《太平御览》引其中的吴龛故事，《乐府诗集》所引的王敬伯故事，均不见今本，似不止一卷十七则。明人搜集《续齐谐记》和唐人小说八篇，刻为一书，命名《虞初志》，《四库全书总目》作《陆氏虞初志》，有康熙年间刻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今有《虞初志》，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扫叶山房书局1926年版复印；《顾氏文房小说》本。另外鲁迅《古小说钩沉》，见《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版；《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笔记小说文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中亦收有《续齐谐记》。
26、《启颜录》
隋代笑话集。《启颜录》的作者记载较为复杂：《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云：“《启颜录》十卷，侯白撰”；《宋史·艺文志》则曰“皮光业《启颜录》”；《说郛》正文署唐侯白，目录却署刘焘；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说：“《启颜录》八卷，不知作者”从这些情况看来，《启颜录》多半为隋初侯白草创，后人续加增益。在一般情形下，还是把《启颜录》的著作权归于侯白。侯白字君素，魏郡临漳（今属河北）人生卒年不详。好学有捷才，举秀才，任职儒林郎。善巧辩，在京城尝与仆射越国公杨素斗智，《北史》载其“好为俳谐杂说，人多狎之，所在处观者如市。”隋高祖闻其名，召修国史，月余即殁。著《旌异记》15卷、《启颜录》，皆佚，《太平广记》引用甚多。
《启颜录》十卷。此书采集历代旧文，并记述作者自己的滑稽言行。鲁迅谓其“俳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中国小说史略》）。其中杂有唐代之事，当系后人所增入。原书已散佚，今存约百余则。
《启颜录》是我国最早的笑话集之一。不仅收录了不少原始笑话，而且将它们按标准分为“论难”、“辩捷”、“昏忘”、“嘲诮”等类。即便是没有分类的笑话故事，也多有标题，比如“千字文语乞社”、“山东佐史”、“嘲臀”、“子在回何敢死”等。分类自然体现了著作者对笑话较高层次上的美学把握，即对故事添加标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体现了著作者或辑录者的概括和抽象，体现了他对笑话的某种理性认识。从笑话的内容看，《笑林》似多生活笑话，而《启颜录》则多历史笑话，似乎都是有根有据的而非杜撰或采录的故事。每则故事都几乎标上了时代的印痕，或秦或汉，或魏或晋，而以“今朝”隋唐居多，富有生活气息和时代性。这也是《启颜录》的特色之一。
《唐书·经籍志》著录《启颜录》2卷，已佚。《唐书·经籍志》现存《启颜录》，主要从敦煌卷子；《太平广记》、《类说》卷14、《续百川学海》、陈禹谟《唐滑稽》、许自昌《捧腹编》等类书或丛书中辑出。今有：曹林娣，李泉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另外：《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历代笔记小说丛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古小说丛刊（12种），中华书局1979年以后陆续出版等丛书中亦有《启颜录》。
27、《古镜记》
唐初传奇小说。据唐代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和《太平御览》，作者当为王度。王度生卒年不详。隋大业初为御史，大业八年（612）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九年，出兼芮城令。大业末写作《隋书》稿，未完成，约于唐武德初年去世。
《古镜记》自述他在大业七年从汾阴侯生处得到一面古镜，能辟邪镇妖，携之外出，先后照出老狐与大蛇所化之精怪，并消除了疫病，出现了一系列奇迹。后其弟王绩出外游历山水，借用古镜随身携带，一路上又消除了许多妖怪。最后王绩回到长安，把古镜还给王度。大业十三年古镜在匣中发出悲鸣之后，突然失踪。篇中以几则小故事相连缀，侈陈灵异，辞旨诙诡，尚存六朝志怪馀风。但篇幅较长，加强了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稍有文采，代表著小说从志怪演进为传奇的一个发展阶段。
《古镜记》载《异闻集》。《太平广记》也有采录。
今有：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笔记小说文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28、《冥报记》
唐初志怪小说，唐临著。唐临（600年－659年），字本德，唐代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北周内史唐谨之孙，先人从北海迁徙到关中，与兄唐皎有声名。义宁三年（618年）正月，李建成东征，唐临为直典坊，后授左卫率府曹参军，李建成死后，出任万泉县丞，迁侍御史，转黄们侍郎。为人俭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简素。高宗即位，任检校吏部侍郎，迁大理卿。永徽元年（650年）为御史大夫，寻迁刑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复历兵部、度支、吏部三部尚书。永徽三年（652年）参与《唐律疏议》的编修。《冥报记》亦作于唐高宗永徽年间（650年-655年）。显庆四年（659）贬为潮州刺史，卒年六十岁。两《唐书》有传。
《冥报记》是唐代最早的一部志怪小说。此书受六朝志怪小说影响，意在宣扬佛家因果报应之说。他在“自序”中说是亲见亲闻，有根有据，其实完全是虚构，如“唐岑文本”条，说唐太宗时的中书令岑文本年轻时乘船溺水，一船人尽死，岑文本因念佛生还。设斋礼佛又在碗中得二枚舍利子。编造目的无非是宣扬佛家灵异和吉人自有天佑。食肉杀生，必得恶报，是《冥报记》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如“王将军”、“姜略”等条更属荒唐。
《冥报记》文字简古，与六朝小说相近，但也有的篇章，如“睦仁蒨”、“王寿”，篇幅较长，叙事曲折，显示出六朝小说向唐传奇的过渡。顾况在《戴氏广异记序》中将《冥报记》与张说《梁公四记》以及王度《古镜记》并提，可见其艺术上价值已得到时人的认可。
据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唐临《冥报记》，凡三卷。但宋以下不见著录，此书在中国亡佚已久。日本高山寺藏有唐钞本三卷。近人杨守敬以日本藏本为基础，补入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中辑录《冥报记》佚文，分为六卷。近人汪绍楹以谈恺本为底本，以清陈鳣校残宋本、明沈氏野竹斋钞本及明末许自昌本、清黄晟本为参校，整理出一种较好的本子。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即据此本排印；1961年中华书局改正若干排印错误后，重新出版。另有方诗铭辑校《冥报记·广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9、《补江总白猿传》
唐初传奇小说，作者不详。一般认为是唐前期作品。写梁大同末年欧阳纥率军南征，至长乐，妻为白猿精劫走。欧阳纥率兵入山，计杀白猿，而妻已孕，后生一子，状貌如猿猴。“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于时”。以小说攻击异己，唐初已经颇为流行，这篇《补江总白猿传》即为一例。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这篇小说是攻击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小说中的欧阳纥是欧阳询的父亲。而欧阳询貌类猕猴，当时同僚大臣长孙无忌就曾作诗嘲谑他像个猴子：“谁言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见刘餗《隋唐嘉话》及孟棨《本事诗·嘲戏》）。猿猴劫人间妇女为妻，古籍中已有记载。汉焦延寿《易林·坤之剥》说：“南山大瓘盗我媚妾。”其后西晋张华《博物志》等书更有较具体的描述。本篇在构思上当受其影响。其内容尚沿袭六朝志怪小说遗风，但比起稍前的《古镜记》来，结构完整，情节曲折，描写也颇为生动，在唐代传奇艺术成熟过程中有一定的历史地位。而且白猿自此成为中国奇幻文学中一个鲜明独特的形象。宋代话本有《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其故事即脱胎于本篇。吴承恩《西游记》中孙悟空及六耳猕猴形象，也可能受其启发。
此篇存《顾氏文房小说》及《太平广记》，鲁迅校辑《唐宋传奇集》收入了此篇。
今有：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30、《游仙窟》
唐初传奇小说，作者张鷟。张鷟（约660—740）字文成，自号浮休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高宗李治调露年间登进士第，当时著名文人苏味道读了他的试卷，叹为“天下无双”，被任为岐王府参军。此后又应”下笔成章”、”才高位下”、”词标文苑”等八科考试，每次都列人甲等。调为长安县尉，又升为鸿胪丞。其间参加四次书判考选，所拟的判辞都被评为第一名，水部员外郎员半千称张鷟的文章犹如成色最好的青铜钱，万选万中，他因此在士林中赢得了”青钱学士”的雅称。张鷟为当时有名的文章高手，颇负文名。据旧《唐书》记载：“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武后证圣（695）中迁监察御史，长安（701）初贬处州司仓、柳州司户，后改德州平昌令。张鷟性急，行为不检，又好讪短时政，臧否人物，为宰相姚崇所恶。开元初，御史李全交罗致罪状，贬往岭南。不久内徙，起为龚州刺史，又入为司门员外郎。开元十八年卒，年七十三，赠国子司业。著有《朝野佥载》、《游仙窟》、《龙筋凤髓判》等。
《游仙窟》是用第一人称手法，用一万余字的骈文详细铺陈了一场华丽的艳遇。自叙奉使河源，途经神仙窟，受到女主人十娘五嫂柔情款待，宿夜而去。题为“游仙”，实则是写风流艳遇式的庸俗生活，其中夹杂不少色情描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作品中直接描写男女性行为的作品。鲁迅说它“文近骈丽而时杂鄙语”，但也指出“亦为治文学史者所不能废矣”。郑振铎说：“它只写得一次的调情，一回的恋爱，一夕的欢娱，却用了千钧的力去写。”它一脱志怪小说的怪诞色彩，转向描写现实生活。在艺术上，散、骈并用，还采用了许多民间谚语，这是很值得称道的。此书于当时传至日本，对日本文坛颇有影响。日本学者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称之为日本第一淫书。它代表了唐代传奇的一个时期的倾向和水平。
《游仙窟》国内向无传本。清末杨守敬作为驻日公使的随员在日本访书，发见了这部小说，并将其著录于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刊出的《日本访书志》中。国内最早的刊本是一九二八年四月海宁陈氏慎初堂《古逸小说丛书》本。不过在此之前，鲁迅已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从沈尹默处得到日本元禄三年（二八九）刊《游仙窟钞》，并在北京大学讲课时介绍了这一作品。一九二九年二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川岛（章廷谦）校点本《游仙窟》即以鲁迅所藏《游仙窟钞》为底本。今有李时人詹绪左校注《游仙窟》，中华书局2010年版。
31、《纪闻》
唐初传奇小说集。牛肃撰。牛肃，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约生于武后时，卒于代宗朝，做过岳州刺史。事迹不详。据本书中“牛肃女”、“晋阳妾”等条记载，牛肃舅舅曾为晋阳尉，其女名应贞，适弘农杨唐源。从此书所载的内容和时间来看，可推之《纪闻》的写作与结集，当在玄宗末年或肃宗年间，最迟在代宗初年。
《纪闻》是唐初第一部传奇小说集。之所以命名《纪闻》，乃因所记皆他本人所闻，为“纪实”之作。上自武后朝，下至肃宗乾元年间，其中以玄宗开元年间事为多。尽管内容仍以神怪异闻及宣扬佛法因果报应为主，但其中一些篇目，如“吴保安”、“范季辅”、“牛成”、“裴伷先”、“苏无名”等人和事，都和牛肃同时代，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牛肃女”、“晋阳妾”更是牛肃亲人和身边之事，更是如实记录。这些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故事，表明《纪闻》正是一部由志怪向现实生活过渡代表之作。其中的“吴保安”记载吴保安毁家救友，就是当时盛传的故事，基本上是“实录”，《新唐书》曾将此篇采入《忠义传》。小说以生动的笔触，跌宕有致情节，歌颂了吴保安、郭仲翔之间真挚友谊和相互信任。其中吴保安求荐、弃家、营救；郭仲翔感恩、葬吴、让官都十分真挚感人。对后代影响很大：冯梦龙的拟话本《吴保安弃家赎友》（《古今小说》），明代沈璟传奇戏曲《埋剑记》，故事俱采自《纪闻》。
《纪闻》是“纪实”之作，不等于说它不是传奇小说。从小说角度看，书中大部分作品情节比较丰富曲折，故事性强，语言也比较生动，有的人物形象也较完整，如“苏无名”，描述武后时期一位捕盗能手苏无名侦破太平公主细器宝物被盗案，曲折而离奇，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裴伷先”记述武后时代直吏裴伷先，抗言犯上，九死一生的经过，让人屏息惊叹！但总的来看，似嫌简率，《纪闻》还算不上传奇中一流作品。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牛肃《纪闻》10卷，《宋史?艺文志》并著录有崔造注本。原书已佚。《太平广记》采录《纪闻》121条。南京图书馆藏钞本《牛肃纪闻》10卷，即从《太平广记》辑出。今有：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32、《枕中记》
唐代中期传奇小说，沈既济撰。沈既济（约750—800）字不详，两唐书曰德清（今属浙江）人，《元和姓纂》作吴兴武康人。为人“经学该明”，《旧唐书》本传称他“博通群籍，史笔尤工”。宰相杨炎荐其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尝请省天后纪，合中宗纪，议不行。唐德宗立，锐于治，诏两省分置待诏官，权公钱收子赡用，沈既济谏止。后杨炎得罪，沈既济坐贬处州司户参军。复入朝，位礼部员外郎，卒。著有《建中实录》十卷及传奇文《枕中记》、《任氏传》，《全唐文》录其文6篇，并行于世。《旧唐书》有传。
《枕中记》和沈既济另一篇唐代传奇《任氏传》均是中唐传奇中创作年代较早的名篇，唐传奇创作进入全盛时期的标志。小说描述唐开元年间士子卢生，一心追求“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却功名不就，垂头丧气。落第归来途经过邯郸客店，遇见道士吕翁，卢生自叹贫困，吕翁便拿出一个瓷枕头让他倚枕入梦。梦中娶清河大族崔氏女为妻，中了进士，升为陕州牧、京兆尹，最后荣升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中书令，封为燕国公。他的5个孩子也高官厚禄，嫁娶高门。卢生儿孙满堂，寿终八十，享尽荣华富贵。醒来一切如故，不过邯郸一梦，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卢生因此感悟，觉得人生如梦，富贵无常。
这类题材，首见于刘义庆《幽明录》中的“焦湖庙祝”。沈既济发展了这个题材，并赋予时代特色：商人变成了士大夫，祈求神灵变成邯郸路上的忙碌奔波主动谋求。小说中对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的描绘和腐朽糜烂生活的揭露，更是再现了中唐社会的政治生态。卢生梦醒后的感悟，既有讽喻劝诫之意，也宣扬了道家的虚无主义和出世思想，是作者人生观的展露。
小说在不长的篇幅中，写一个人波澜起伏的一生，绘声绘色，概括力极强。在描绘卢生火箭式升官图中，又颇具讽刺意味。作者成功地运用了烘托对比手法。作者着意夸张和渲染卢生追求荣华富贵和显赫声威，最后归结为只是一场白日梦。卢生现实生活中的困窘和梦中的富贵，不仅形成强烈的对比度，更是一种辛辣的讽刺！从此“黄粱美梦”、“邯郸梦”、“白日梦”成为无人不知的文学典故。宋人说话中有《黄粱梦》，元人杂剧中有马致远、李时中等合作的《开坛阐教黄粱梦》，明代汤显祖有《邯郸梦》传奇，可见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大影响。
《枕中记》收入《太平广记》、《文苑英华》833卷，鲁迅校辑《唐宋传奇集》。
今有：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33、《离魂记》
唐代中期传奇小说，陈玄佑撰。陈玄佑，生平事迹不详。《离魂记》篇末云：“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峴，因备述其本末”，可知陈为代宗、德宗年间人，此篇大约写于大历末年（777—779）。
《离魂记》写张倩娘与表兄王宙从小相爱，倩娘父张镒也常说将来当以倩娘嫁王宙。但二人成年后，张镒竟以倩娘另许他人。倩娘因此抑郁成病，王宙也托故赴长安，与倩娘诀别。不料倩娘半夜追来船上，乃一起出走蜀地，同居五年，生有二子。后倩娘思念父母，与王宙回家探望。王宙一人先至张镒家说明倩娘私奔事，始知倩娘一直卧病在家，出奔的是倩娘离魂。两个倩娘相会，即合为一体。
人有灵魂，而且能与躯壳分离，这种虚幻的想象，显然与佛教思想有关。离魂以求爱情婚姻故事，始见于南朝刘义庆《幽明录·庞阿》。唐代亦有敷衍为传奇作品的，如《灵怪录》中的“郑生”、《独异记》中的“韦隐”，都叙述唐人离魂故事，但《离魂记》描写更为出色：他以离奇怪诞的情节，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由的愿望，歌颂了他们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具有典型意义。小说中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性格更加突出，尤其是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坚贞、忠诚、敢于反抗和追求的女性倩娘形象。结构也更加巧，情节更加起伏出人意表，尤其是篇末写到倩娘的离魂与肉体相合时，巧妙缀上“其衣裳皆重”这样一个细节，给人以似幻似真的感觉。元代郑光祖《倩女离魂》杂剧，即根据本篇故事演绎而成。
《离魂记》收入《太平广记》358卷，鲁迅校辑入《唐宋传奇集》。今有：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34、《柳氏传》
唐代中期传奇小说，又名《章台柳传》，许尧佐撰。许尧佐，生卒、字号均不详。峡州（今属湖北宜昌）人，礼部尚书许康佐之弟。德宗贞元三年（787）曾赴陇州观察使邢君牙幕府，贞元六年进士及第，贞元十六年，复举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太子校书郎同年曾佐征西将军、泾原节度使刘昌幕府。宪宗元和八年（813）为吉州司户参军，元和十一年以左赞善大夫副使使南诏。官至谏议大夫。今存传奇小说仅此一篇，写于唐德宗贞元年间。
《柳氏传》写柳氏与诗人韩翃的爱情故事。韩翃与富而爱才的李生为友。李有美妾柳氏，爱慕韩翊，李知其意，便将柳嫁韩。后值安史之乱，柳剪发毁形，寄身佛寺。这时韩已入平卢﹑淄青节度使侯希逸幕为书记。两京收复后，韩翊使人潜寻柳氏，并寄以诗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氏感泣，答以诗，希望早日团聚。不久，柳为京中蕃将沙吒利劫去。一日，柳偶于车中见韩紧随其后，乃使女婢将其处境告韩。侯希逸虞候许俊，见韩在欢宴酒席上神色沮丧，便问其故，韩以实情相告，许请韩写一亲笔信，即乘马至沙吒利宅，救出柳氏，使之团圆。许尧佐通过这一发生在动乱岁月中的悲欢离合故事，歌颂了坚贞的爱情，并从侧面透露了安史之乱及乱后蕃将跋扈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成功地刻画了柳氏等人的形像。结构完整，情节发展有波澜，语言凝练，善作细节描写。如写柳氏不顾沙吒利的威势，约会韩翊与之诀别的情景说：“乃回车，以手挥之，轻袖摇摇，香车辚辚，目断意迷，失于惊尘”，颇能引人入胜。
《柳氏传》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宋人话本有《章台柳》；明代晁瑮《宝文堂书目》有《失记章台柳》一种；明刊《熊龙峰四种小说》中有《苏长公章台柳传》，清人通俗小说《章台柳》十六回，亦据此敷衍而成。戏剧方面有钟嗣成《寄情韩翃章台柳》杂剧；明人传奇有吴长儒《练囊记》，梅鼎祚《玉合记》，张四维《章台柳》等。
《全唐文》收许尧佐文六篇，唯独不收此文。此文最早见《太平广记》485卷，鲁迅校辑入《唐宋传奇集》。
今有：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5、《柳毅传》
唐代中期传奇小说，李朝威撰。李朝威，字不详，中唐时代陇西人，约公元759年前后在世，生卒年均不祥，生平亦不可考。作品仅存《柳毅传》和《柳参军传》两篇。《柳毅传》篇末云：薛嘏于开元末在洞庭湖上见到柳毅，殆经四纪即四十八年后始作此篇，故本文盖写成于唐德宗贞元（785—804）年之间。
《柳毅传》写洞庭龙女远嫁泾川，受其夫泾阳君与公婆虐待，幸遇书生柳毅为传家书，得其叔父钱塘君营救，回归洞庭，钱塘君即令柳毅与龙女成婚。柳毅因传信乃急人之难，本无私心，且不满钱塘君之蛮横，故严辞拒绝，告辞而去。但龙女对柳毅已生爱慕之心，自誓不嫁他人。后柳毅徙家金陵，娶范阳卢氏女，即龙女所化。二人终成眷属。同归洞庭仙去，长生不死。
关于龙女寄书和异类报恩故事，民间流传颇早：《搜神记》中就有胡毋班为泰山府君传书给河伯妇的故事；《广异记》中亦有三卫为华岳新妇传书给北海神。《柳毅传》在上述基础上，将婚姻、家庭、爱情等方面内容，灵怪、侠义、爱情三方面题材结合在一起，深刻地、出色地反映现实生活，并表达了作者的道德标准和理想追求。它以幻想的形式，反映的却是人间的婚姻爱情问题。龙女在夫家所受的丈夫欺凌和公婆迫害，正是古代妇女常有的痛苦和遭遇。小说的喜剧结尾，正是以浪漫的手法，反映出作者的理想追求。在艺术表达上，《柳毅传》比起以前的同题材作品，人物性格更加突出鲜明：柳毅是小说中主要人物，他为不幸的龙女传书洞庭，完全是激于同情和义愤，没有私心，不求报答。所以钱塘君杀死泾阳君次子，要将龙女嫁给他时，他认为杀人婿而娶其妻为不义，严正拒绝，赢得龙王的尊重和钦佩，也赢得龙女的爱情。柳毅的正直无私、扶危济困的高尚品格，正是对现实生活中追求功名利禄、趋炎附势士大夫的批判，也体现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其他如钱塘君的刚直暴烈，龙女的一往情深，性格刻画颇为鲜明。对龙女和柳毅的心理描写，尤细致真切。在行文上，本篇故事富于想象，情节曲折，而结构谨严。其文体在散行之中夹有骈偶文句和韵语。文辞亦颇华艳。鲁迅在辑佚唐人小说时视此为名篇，与元稹的《莺莺传》相提并论。唐末裴铏所作《传奇》中《萧旷》一篇，已言“近日人世或传柳毅灵姻之事”，唐末传奇《灵应传》亦言及钱塘君与泾阳君之战，宋代苏州又有柳毅井﹑柳毅桥的附会（范成大《吴郡志》卷六“古迹”﹑卷一七“桥梁”）。后代戏曲家多取为题材，如元代尚仲贤《柳毅传书》﹑明代黄惟楫《龙绡记》﹑许自昌《橘浦记》﹑清代李渔《蜃中楼》等。
《柳毅传》最早见于《太平广记》419卷；曾慥《类说》引《异闻集》题作《洞庭灵姻传》，似是原题。鲁迅校辑《唐宋传奇集》收入此篇。
今有：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6、《霍小玉传》
唐代中期传奇小说，蒋防撰。蒋防，字子征，一作子微。中唐时代义兴（今江苏宜兴）人，约生于宪宗贞元（785—804）年间。少年时即才华横溢，诗文并茂。十八岁作《秋河赋》，“援笔立就“，知名于时。官右拾遗。元和中，他曾在大诗人司空李绅席上作《鞲上鹰》，其中写道：”几欲高飞天上去，谁人为解绿丝绦。”李绅识其意，与元稹共荐之（《旧唐书·庞严传》）。长庆元年（821），自右补阙充翰林学士。二年，加司封员外郎。三年，加知制诰。四年，李绅被逐，蒋防亦贬为汀州刺史。不久改连州刺史，时议称冤。文宗大和二年（828）调任袁州刺史，卒于大和五年至九年间。《全唐文》录蒋防文一卷，计有功《唐诗纪事》录其诗四首，另有诗集一卷。
《霍小玉传》约写于唐宪宗（806—820）年间，时代略晚于《李娃传》和《莺莺传》。小说描写了陇西李益与妓女霍小玉的爱情悲剧。妓女霍小玉与新科进士李益相爱，唯恐日后色衰见弃，李益遂指天誓日，并书于白绢。两年后，李益得官，授郑县主簿。离别之际，霍小玉仅向李益请求八年的相爱之期，李益与小玉再订生死之盟。李益归家后聘表妹卢氏，遂与小玉断绝往来，并秘其行踪，以断小玉之想。小玉日夜悬望，思念成疾。为访李益消息，钱财用尽，更变卖紫玉钗等物，遍请亲友，多方招致。李益终为黄衫豪士挟至霍小玉处。小玉病中相见，历数自己的不幸和李益负心后，长恸数声而亡。后李益因小玉冤魂作祟，屡因猜忌休妻，“至于三娶”皆不谐。
这部小说所记的李益实有其人，是中唐有名的边塞诗人，唐宪宗时做过集贤殿学士，文宗时官至礼部尚书。猜忌妻妾也实有其事，两《唐书》都说他少年时患过疾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于苛酷。但《霍小玉传》却纯为虚构。作者的高妙之处在于将一个现实生活人物纳入虚构的情节之中，赋予它特定的时代意义，使人更感到真实可信，更能打动读者，这完全是现代小说的写法。霍、李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两人性格上的弱点，而尤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封建的等级制度和唐代的门阀制度。小说的悲剧结局，是现实主义艺术力量的胜利。
《霍小玉传》是唐人传奇爱情类题材中思想最深刻、认识价值最高的一部作品，也是唐代传奇中上乘之作，代表着唐传奇发展的一个高峰。明代胡应麟称赞唐人小说纪闺阁事绰有情致，并认为“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少室山房笔丛》）。小说的最成功之处是塑造了霍小玉这样一个富有个性的典型妓女形象以及李益这样一个负心汉的典型。另外这部小说不但以情节曲折取胜，也以描述的委婉细致见长。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先后两次将此编成剧本《紫箫记》和《紫钗记》，足见其影响之大。。
《霍小玉传》始见于《太平广记》卷487。今有：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7、《南柯太守传》
唐代中期传奇小说，《太平广记》作《淳于棼》，李肇《国史补》作《南柯太守》。李公佐撰。李公佐（约770—850）字颛蒙，陇西（今属甘肃）人。生卒年不详。他的主要活动时期在唐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年间（785—820）。贞元十三年（797）曾泛潇湘，游苍梧，十八年（802）秋七月，自江南去洛阳，作《南柯太守传》。元和六年（811），任江淮从事，奉使去长安，作《庐江冯媪传》。八年春，罢江西从事，东下泊南京。九年春，泛洞庭，登包山。十三年，自南方归长安。他中过进士，做过钟陵从事。与白居易弟弟白行简为好友，曾鼓励白行简作《李娃传》。作品有《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庐江冯媪传》、《古岳渎经》。《全唐文》录其文1篇，即《谢小娥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杂史类”著录《建中河朔记》6卷，今不传。
《南柯太守传》写东平游侠之士淳于棼一天在一株古槐树下醉倒，接著梦见自己变成大槐国国王的驸马，任“南柯太守”二十年，颇有政绩。于是升官进爵，位居台辅，有五男二女，荣耀一时。后来因与檀萝国交战，吃了败仗，金枝公主亦病死。于是宠衰谗起，国王疑其“图谋不轨”，遣发回家，沿途破车惰卒。惊醒后发现“槐安国”和“檀萝国”竟都是蚁穴。这个故事反映了人生如梦，与沈既济《枕中记》的剧情、主题皆相类，对后人影响也颇大。成语中的“南柯一梦”即出于此。宋人说话中有《大槐王》，宋时扬州居然有南柯太守墓，小说中的故事竟移进现实，成为古迹，足见其影响。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据此写成《南柯记》，成为著名的“临川四梦”之一。
《南柯太守传》始见于《太平广记》。今有：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8、《谢小娥传》
唐代中期传奇小说，李公佐撰，作者介绍见《南柯太守传》。
小说写宪宗元和年间，豫章女子谢小娥父、夫在出外经商中被害，死于江中。父亲托梦给谢小娥，说杀害他的人是“车中猴、门东草”；夫托梦言其仇人姓名是“禾中走，一日夫”。后被作者李公佐破解凶手名“申春”、“申兰”。尔后，谢小娥女扮男装，遍访江湖，寻其仇人。受雇于申兰家两年多，终于找到机会，手刃申兰，悉擒申春等贼党数十人。报仇雪冤后，谢小娥出家为尼。作者通过谢小娥机智擒拿杀害父亲和丈夫的凶手水盗申兰、申春的复仇故事，赞扬小娥的刻苦、刚强、机智而忍辱负重坚苦卓绝潜修的志行与义烈的精神。文中佛教和儒家思想很浓厚。这也是作者的人生观的反映。谢小娥的最后结局出人意料，她遁入空门，说明她对现实生活失去信心，也是对社会不满和抗议。小说结尾叙述作者访小娥行文过长，使结构松散拖沓，削弱了艺术感染力量。
《谢小娥传》与一般虚构而成的小说不同，它是李公佐根据真人真事加工创作的一篇传奇小说，它的内容大多实有其事。《新唐书·列女传》中就有谢小娥的记载，内容于此小说基本相同。李复言《续玄怪录·尼妙寂》内容于此也大同小异，不过比此篇更加细致感人。《异闻录》、《枣林杂俎》、《珍珠船》等也皆记有此事。其中写报梦的谜语与详梦一节，可能是故事流传过程中为人们所加插的，藉以增加小说的趣味性，对后代的小说戏曲有较大影响。
《谢小娥传》见《太平广记》491卷，亦为《全唐文》收录。今有：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9、《李娃传》
唐代中期传奇小说，又称《汧国夫人传》，白行简撰。白行简（776-826）字知退，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白居易之弟。元和二年（807）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又曾任度支郎中，膳部郎中等职。着有文集10卷，文辞简易，有其兄风格。《李娃传》为其代表作。另敦煌遗书中存有《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述男女交媾之事。生平事迹见《全唐文》卷六十八。
《李娃传》写荥阳公子赴京应试，与名妓李娃相爱，几乎被其父鞭挞至死。后流落街头，得李娃救护督促，发愤用功，应试得中。其父回心转意，认李娃为儿媳。其圆满结合并获得很高荣耀的喜剧性结局，表现了作者对倡优女子的同情和品格的赞美，有浓厚的理想色彩。小说的题材内容，与后出的《霍小玉传》相类，唯结局大相径庭。《李娃传》是喜剧，《霍小玉传》则是悲剧。《霍小玉传》对唐代门阀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李娃传》则采取一种温和、调和的立场，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和理想化色彩，主题不及《霍小玉传深刻。》
《李娃传》为唐传奇中一流名篇。作者塑造了一个“贱民”出身的崇高优美的妇女形象。比起霍小玉的幻想，崔莺莺的软弱，李娃显得精明而又成熟，是唐传奇中写得最好的一个女性形象。另外全篇结构完整，情节波澜起伏，跌宕多姿，鲁迅称赞说：“行简本善文笔，李娃事又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中国小说史略》）。《李娃传》对后世影响巨大“落难公子中状元，中了状元大团圆”的俗套即滥觞于此。元代高文秀的《郑元和风雪打瓦罐》，石君宝《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杂剧，明代薛近兖《绣襦记》等，都是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
《李娃传》最早见于《太平广记》484卷。今有：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40、《长恨歌传》
唐代中期传奇小说，陈鸿撰。陈鸿，字大亮。生卒年不详。是一个“为文辞意慷慨，长于吊古，追怀往事，如不胜情”的文士。年轻时研究历史，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登太常第。曾任太常博士﹑虞部员外郎﹑主客郎中等职。住在长安的时候，曾与白居易为友。长庆元年（821），太和公主远嫁回鹘，他曾充赴回鹘婚礼使判官。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曾做过尚书主客郎中。尝自称“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大统记序》），曾以七年之力，撰编年史《大统记》30卷，今仅存此序。《全唐文》存其文3篇。从存文看来，纪事简洁有序，状物工致准确，确有史才和文才。
《长恨歌传》作于宪宗元和初（806），当时白居易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县尉，陈鸿与王质夫居该县。三人同游仙游寺，谈到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王质夫建议白居易为此事作诗。白居易于是作出传唱天下的《长恨歌》，陈鸿也如约写了这篇《长恨歌传》。此传情节与《长恨歌》相近，咏歌杨李的爱情悲剧。情节亦从杨妃入宫写起，安史乱中杨妃缢死于马嵬坡；玄宗自蜀还京，思念不已，方士为之求索贵妃魂魄，见之于海上仙山，贵妃乃为言天宝十载七夕与玄宗盟誓之事。比起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发挥小说体裁的特长，描写得更为具体细腻。如马嵬之变，白诗仅有“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两句。《长恨歌传》中增加了“从官郎吏请诛杨国忠以谢天下，杨国忠伏诛后又请“以贵妃塞天下怒”以及玄宗赐死，自尽于佛堂等情节。七夕盟誓一段更为细腻，既有事情本身的细述，又再现秦地的民俗并夹以抒情，可谓声情并茂。以上这些情节，均被元人马致远《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和清代洪升的《长生殿》所汲取，影响深远。另外，篇中对玄宗晚年的纵情声色﹑政治腐败有所暴露，即如杨贵妃是玄宗从其子寿王府邸取来一节亦直书不讳，比起《长恨歌》主题更加明确和单一。篇末议论，则归之于“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老套。此传与《长恨歌》相辅而行，流传颇广。北宋时乐史撰长篇传奇《杨太真外传》，曾取材于此传。
《长恨歌传》今存版本有三：一为《太平广记》本；一为《文苑英华》本（此为通行本，《白氏文集》亦载此本）；一为明刻《文苑英华》附《丽情》本。
今有：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41、《东城父老传》
唐代中期传奇小说，作者陈鸿，作者介绍见《长恨歌传》。
《东城老父传》是篇历史传奇，亦作于元和年间。《太平广记》和《宋史·艺文志》皆署陈鸿撰，但篇中作者自称“陈鸿祖”，不知为何。小说通过对唐玄宗为首的上层贵族斗鸡走马、奢侈无度生活的描写来揭示开元盛世由盛转衰的根由，直接批判了“兆乱于太平矣，上心不悟”的唐玄宗。从创作思想上看，与《长恨歌传》一脉相承，这也可作为《东城老父传》为陈鸿所作一个佐证。
《东城老父传》在构思和结构上有所创新。全文以编年大事为框架，以“斗鸡小儿”贾昌为历史见证人，通过贾昌一生的盛衰荣辱来反映唐王朝有盛转衰的历史巨变，在构思上别具匠心。在结构上全文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以叙述为主，是小说的主体部分，也是精华所在。历述贾昌自幼入宫为“神鸡童”，深得玄宗喜爱，红极一时。作者引用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鸡童谣》对玄宗生活上的骄奢和政治上的腐败进行讽刺和抨击，指出这是导致天下大乱的祸源。然后叙述安史乱起，贾昌因故未能随玄宗入蜀，隐居终南，不做伪官。长安收复后，他再不能入宫，终于看破红尘，出家为僧。后一部分则变换角度，写作者对贾昌的采访，引出老人的一席长谈。通过两个事例作今昔对比，以期说明“理乱之根由”，暗含作者对当时政局的隐忧。表达方式也有叙事改为议论为主，虽比较枯燥，但政治和人生哲理的含蕴却很丰富。这种以历史大事编年为框架，结构上又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分别叙事核议论的结构方式，在唐人小说中是很独特的，明显受了韩愈《张中丞传后叙》等纪传散文的影响。另外，小说中的一些细节和场面描写也异常生动传神，如描写贾昌在宫中指挥斗鸡的场面，短短一百来字，再现了一个完整的斗鸡过程，而且斗鸡的情态风神，指挥者的从容威风，皆尽得以展现。当然，唐玄宗的奢侈和皇族的腐败也从这奢华的场面中得以暗暗流露。
《东城老父传》最早著录于《太平广记》。
今有：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42、《莺莺传》
唐人中期传奇小说，元稹撰，元稹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元氏长庆集”。
元稹创作的传奇小说有《莺莺传》、《感梦记》和《崔徽传》三种，后两种已佚，仅存《莺莺传》。《类说·异闻集》中曾收录其节要，题为《传奇》，可能是《莺莺传》的原名，《太平广记》488卷收录时改作《莺莺传》，沿用至今，又因传中有赋《会真诗》的内容，俗亦称《会真记》。
《莺莺传》写张生与崔莺莺恋爱，后来又将她遣弃的故事。起始张生旅居蒲州普救寺时发生兵乱，出力救护了同寓寺中的远房姨母郑氏一家。在郑氏的答谢宴上，张生对表妹莺莺一见倾心，婢女红娘传书，几经反复，两人终于花好月圆。后来张生赴京应试未中，滞留京师，与莺莺情书来往，互赠信物以表深情。但张生终于变心，认为莺莺是天下之“尤物”，认为自己“德不足以胜妖孽”，只好割爱。一年多后，莺莺另嫁，张生也另娶。一次张生路过莺莺家门，要求以“外兄”相见，遭莺莺拒绝。当时人们还称赞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是“善于补过”小说显然是站在张生的立场，美化张生，为他的薄幸行为辩护。
关于张生的原型，旧有张籍（文昌）﹑张珙（君瑞）﹑张先（子野）三说，皆误。宋代王铚《〈传奇〉辩证》考证为元稹本人，今无异说。关于崔莺莺的原型，王铚认为是唐永年县尉崔鹏之女，近人陈寅恪揣测是一个名叫曹九九的“酒家胡”。
《莺莺传》文笔优美，描述生动，于叙事中注意刻画人物性格和心理，成功地地塑造了崔莺莺的经典形象。她是位出身于没落士族之家的少女，内心充满了情与礼的矛盾。小说深刻揭示了出身和教养给莺莺带来的思想矛盾和性格特征，细致地描绘这位少女在反抗传统礼教时内心冲突的过程。莺莺悲剧性格既单纯又丰富，她最后拒绝张生的求见，体现出性格由柔弱向刚强的转变。莺莺的悲剧性格既有独特性又有普遍性，它典型地概括了历史上无数个女性受封建礼教束缚、遭负心郎抛弃的共同命运。在中国文学史的人物画廊中，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都是追求自由爱情，勇于向封建礼教挑战女性，她们都是处于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内涵的光辉妇女形象，而列在画廊榜首则是崔莺莺。相比之下，张生的形像则写得较为逊色。尤其是篇末，作者为了替张生遗弃崔莺莺的无耻行径辩解开脱，竟藉其口大骂崔莺莺为“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这就不仅使得人物形像前后不统一，也造成了主题思想的矛盾。诚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莺莺传》在唐传奇的发展中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它之前小说，如《离魂记》、《任氏传》、《柳毅传》等反映爱情生活的作品，都多少带有志怪的色彩。《莺莺传》写的则是现实世界中婚恋人情。自它开始，陆续出现了《李娃传》、《霍小玉传》，使唐人传奇中这类题材创作达到了顶峰。《莺莺传》也是唐人传奇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传奇作品之一。当时，李绅就受其影响，写了《莺莺歌》，宋代有赵令畤《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莺莺传》话本、《莺莺六幺》杂剧，金代有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元代有王实甫《西厢记》杂剧，明代有李日华《南调西厢记》、陆采《南西厢》，清代有查继祖《续西厢》杂剧、沈谦《翻西厢》传奇等。直到今天，活跃在电影、电视以及各种剧目中的西厢故事，《莺莺传》仍是其源头。
《莺莺传》最早收录于《太平广记》488卷。今有：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43、《玄怪录》
唐代中期传奇小说集，牛僧孺撰。牛僧孺（780～848），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元和三年（808）应贤良方正科对策第一。累官至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成三年（838）拜左仆射。会昌二年（842）贬循州员外长史。大中元年（847）召还，为太子少师。他是中唐以后“牛李党争”中牛党的领袖。牛僧孺工于文笔，当时有“太牢笔，少牢口”之称（太牢指牛僧孺，少牢指杨虞卿）可惜牛氏文集不传于后，《全唐文》仅辑其文1卷，19篇；《全唐诗》辑其遗诗4首。
《玄怪录》是中唐著名的传奇小说。鲁迅说：“选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玄怪录》”（《中国小说史略》）其中所收作品，多托言隋唐以前事。记唐代之事，亦以德宗贞元以前者为多。此书可能结集于贞元至元和年间。因长庆年间以后，作者已为高官显宦，又热衷党争，恐无闲情再作此等小说。至于个别作于文宗大和年间，可能是辑录者不慎由他书窜入。此书旨趣大都涉及神仙道术、定命再生、鬼怪妖物等内容，这与作者笃信道术、嗜好志怪有关。在艺术上集中故事新奇，文字委婉，篇幅漫长，逐渐增多了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比之以前的志怪小说，显然有所发展。如《刘讽》篇中写几个女郎一起饮酒行令，互相嘲弄，语言十分生动；《元无有》写四个物怪吟诗唱和，在主人公的名字上有意表示故事出于虚构；《古元之》写理想世界和神国，比陶渊明《姚花源记》的描写更为细致，都很有特色。此外，《郭代公》写郭元振发迹以前，仗义杀掉托名乌将军的猪怪，为民除害，情节曲折生动，颇为后人称引。在写作技巧上，作者已不再遵循原先传奇小说那种严整史传体式，而采取一种更自由、更适合短篇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其中不少篇目已打破以时间、经历为序的叙事结构，运用转换叙述视角、运用时空交错、顺序与逆叙相结合的方法；有的只摄取主人公生活的几个断面，就展示了人物全部内涵；有的加快了叙事的节奏，在揭示矛盾后，迅速将故事推入高潮。与之相适应，《玄怪录》在人物塑造方面，更多着眼于动态描述，使人物更加鲜活，更有层次感。这都反映了《玄怪录》在艺术上的创新。
总之，牛僧孺凭借自己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顺应了征异尙怪的时代风尚，用传奇法来写志怪，开创了传奇创作一条新路，为后来许多文言小说家所仿效，如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以牛僧孺续书自居；薛渔思的《河东记》，也自称是续牛僧孺之书。至于其外孙张读的《宣室志》，其承传关系更为明显。
《玄怪录》在《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中皆著录为10卷。此书宋代已残佚。后来的辑本中，《太平广记》辑录31篇，《类说》节录25篇。现存的明代陈应翔刻本为四卷44篇，但与《太平广记》所引佚文对校，尚有出入，又有与《续玄怪录》相混的篇目。
今有：程毅中点校《玄怪录续玄怪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2006年版，以明代陈应翔刻本为底本；《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程毅中《玄怪录、续玄怪录》。
44、《续玄怪录》
唐代中期传奇小说集。因续牛僧孺《玄怪录》而得名。宋代因避讳改名《续幽怪录》。撰者李复言。生卒年、籍贯均不详。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他曾于开成五年（840）投省卷于李景让，当为大和、开成间人，应举而未中。一说李复言即李谅（775～833），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官至岭南节度使，曾与白居易、元稹唱和，有《杭越寄和诗集》，但与《续幽怪录》中所记作者行事多有不合，存疑待考。署名李复言小说有三部：《续玄怪录》5卷（一作10卷）；《纂异》10卷；《搜古疑录》10卷。
作为《玄怪录》的续书，故事同样具有离奇怪异的特点，但更多地表现了佛道思想，如《杜子春》宣扬道教炼丹服药求长生之术，《张老》表现神仙的韬光养晦和自由富贵生活。另外，像《薛伟》写人化鱼；《张逢》写人化虎；《定婚店》写韦固赤绳系足，婚姻前定，皆情节离奇而怪异。有些篇章，在类似游戏的笔墨中，颇具政治内涵，有认识价值，如辛公平上仙》，似是影射中唐时代两次宦官谋杀皇帝的宫廷政变；《李岳州》可视为最早揭露科场丑闻的小说，可作为《聊斋志异》的先驱；《张质》则通过一个误会，揭露封建官吏枉杀人命。
《续玄怪录》在艺术上将丰富的想象与细腻的描摹结合起来，使故事生动曲折又瑰丽多姿，创造了不少杰出的篇章，如《李卫公靖行雨》写李靖代龙神降雨，循于私情，不按规章办事，结果好心办了坏事。故事生动细致又寓意深刻。标志着唐代以志怪为内容的传奇小说较之六朝志怪有了长足的进展。
《续玄怪录》在《新唐书·艺文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皆著录为5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10卷。大概是分卷的不同。但现存最早的南宋尹家书铺刻本为4卷，23篇，不分门类。汪辟疆判断此本并非原本。又有《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续编》影宋本，《琳琅秘室丛书》本有“拾遗”，《随庵丛书》本有札记。
今有：程毅中点校《玄怪录续玄怪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以南宋尹家书铺刻本为底本，并增“补遗”六条，是目前较好的版本；《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45、《宣室志》
中唐志怪小说，张读撰。张读（834—886？），字圣用，一作圣朋。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西）人。系张荐之孙，张鷟玄孙，牛僧孺外孙。宣宗大中六年（852）进士，时年十九岁，宣歙观察使郑薰召为幕府。乾符五年（878），以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时称得士。中和初年（881）为吏部侍郎，选牒精允。後兼弘文馆学士，判院台。约卒于光启二、三年间。著有《建中西狩录》，十卷，今佚。
张读的外祖父牛僧孺撰有《玄怪录》，祖父张荐亦有小说《灵怪集》（今佚）。张读撰《宣室志》，盖受其祖辈影响。西汉文帝曾在宣室召见贾谊问鬼神之事。张读将小说取名《宣室志》，题旨也是张皇鬼神。集中所记皆为唐朝佛道神仙、鬼怪灵异、因果报应之事。《宣室志》中载有大量有关僧人、寺庙、夜叉、佛经故事，并宣扬佛教不杀生。这说明佛教在中唐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影响着人们的信仰和精神风貌，可为韩愈的《谏佛骨表》重要性做一佐证。从另一角度来说，佛教的普及也为《宣室志》提供了大量素材。
集中的大多数篇目，均以猎奇求异为主，讲究行文的生动优美《谢翱》、《裴少尹》等篇或曲折离奇，或细腻情浓，深得传奇手法之精髓。较六朝志怪有明显的发展，本书又注重刻画人物形象，特别是神仙鬼怪形象，描写的绘声绘色，对后世文学如《聊斋志异》等产生一定的影响。
《宣室志》在《崇文书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中均有著录，共11卷。明代抄本、《稗海》本均为10卷，附补遗1卷，110多条。盖南宋时从《太平广记》中辑出，《丛书集成》本即用此本排印。今有版张永钦﹑侯志明点校《宣室志独异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除《补遗》外，尚有辑佚65条，是目前较好的本子。
46、《逸史》
中唐传奇小说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卢子史录》并注“大中时人”；《宋史·艺文志》作《卢氏逸史》一卷，皆有姓无名。据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云：“顷读卢肇《逸史》，记此事稍详”，方知《逸史》的作者是卢肇。关于卢肇，我们知道的也很少，只知道字子发，袁州宜春人，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状元，做过集贤学士，歙、宣、徽三州刺史，最后卒于吉州刺史任上。
《逸史》共3卷。该书今已残缺，书中部分内容散见于《太平广记》、《类说》、《绀珠集》、《诗话总龟》等宋代笔记中，共有80余条。根据书前“自序”，这部小说是作者写完《史录》后，将写作这部史书过程中所收集的民间传说故事整理编撰而成，用以补正史的遗缺。内容比较庞杂，虚实相间。书中所涉及的人物大都实有其人，依附于这些人物的故事则多是虚幻的，其中神仙佛道、鬼怪妖物、星历卜筮、梦幻报应应有尽有。但由于出自民间传说故事，因而客观上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及某些良好的愿望。如《严武盗妾》、《华阳李尉》、《孟简》、《乐生》等篇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在鬼魂复仇的故事结局中表现了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严武盗妾》写的是严武少年时拐骗邻家少女私奔，在官府的追捕中，又亲手缢杀了这个无辜的少女，死去少女的鬼魂用了三十来年的时间复仇上诉的故事。小说将严武的无耻、残酷，少女复仇的毅力和决心表现得很充分。《华阳李尉》中的李尉被大官僚霸占了妻子而反遭杀戮，《乐生》中的乐生是枉受冤狱而抛尸刑场的，他们在死后都化为厉鬼杀死了仇家。小说既具体形象地表现了复仇者的决心毅力，也宣传了被压迫者用以宽慰自己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朴素思想。《裴航》篇则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病鹤，须用人血方能治其病，但是偌大一个东都洛阳，“所遇非少，悉非全人，皆犬彘驴马”。作者以极度的夸张对鬼蜮横行的现实社会作了痛快淋漓的影射和讽刺。
小说中有些篇章描写了一些与世隔绝的仙山琼阁，以之与丑恶的社会现实相对比，既批判讽刺了现实社会，也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和平安定、没有欺压、没有剥削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像《李虞》简直是一篇新的《桃花源记》。
小说中既写佛亦写道，但总体上看是轻佛重道。《卢李二生》写了学道的好处，《李公》一篇则正面表现了术士未卜先知的本领。《李主薄妻》却写了庙神金天王贪淫好色，把前来参拜的女人留下受用。这也是对那些衣冠禽兽的伪君子的影射和讥讽。
《逸史》三卷，《宋史·艺文志》为一卷。《太平广记》、《类说》、《绀珠集》、《诗话总龟》中都有佚文，共八十多条。今有：《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笔记小说文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
47、《集异记》
唐代中期传奇小说集。一名《古异记》，薛用弱撰。薛用弱字中胜。河东（今山西永济西）人，生卒年不详。有人考证其生活年代在唐德宗贞元以后，历顺、宪、穆、敬、文、武、宣宗诸朝。据《新唐书·艺文志》和《三水小牍》等资料，知道他在穆宗长庆间任光州刺史，文宗大和年间曾以仪曹郎出守弋阳郡，“为政严而不残，尚称爱民之官”从《集异记》中所记载的恶吏贪残而遭报应的情节来看，说薛用弱为官清正严明当不是过誉之词。
《集异记》所记载的是隋唐时代奇闻怪异之事，其成书年代，一般认为在唐穆宗长庆年间。体制上六朝志怪的笔记体形式，但目的已不是张皇鬼神，以“明神道之不诬”，它虽载有大量佛道灵验、神仙鬼怪故事，但立足的是现世生活，是从当代人物奇闻异事这个角度来处理鬼神情节的。小说所反映的是中唐动荡的社会现实和险恶的政治生态所造成的人们心理上对宗教的皈依，当时士人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渴求。如《进士张生》就借虞舜之口，指出君主应消弭灾害，放逐侵夺百姓的贪官污吏，使得百姓“熙熙而化”，而不能放任自流，无所作为。这实际上是包括作者在内的中唐士大夫对当时官场的批判和要求改革的心声。《集异记》中的八十多篇中有五十多篇涉及各类官吏施政事迹，其品评标准也与作者“为政严而不残，尚称爱民之官”相埒。
《集异记》中还有一类作品表达了作者对民生的关怀，直接反映了唐代后期百姓的苦难，如《李佐文》中的村妇遭遇就很类似杜荀鹤诗中的《山中寡妇》，“任是深山更深处，亦应无计避征徭”。与其主题相近的还有《奚乐山》、《王安国》、《贾人妻》等。
《集异记》篇幅不长，情节变化比起《李娃传》、《任氏传》等传奇来，并不算丰富，但亦有许多创造和自身特点：它不仅继承了史传的写实传统，而且加进了神话、志怪的浪漫精神。六朝志怪，不管故事本身如何虚幻，作者本意却是在客观叙述，并非刻意造奇。《集异记》亦写怪异，但旨在现世，手法上比起六朝志怪，对人物环境，皆有生动细致的描写，更注意情节、结构的曲折。集中如王维演奏《郁轮袍》，王之涣旗亭画壁，蔡少霞书写山玄卿《苍龙溪新官铭》，裴越客虎为媒﹑崔韬遇虎女等故事，都新奇生动，美轮美奂，后人或引作典故，或编成戏曲小说。所以，以写奇闻怪异之事为主的《集异记》与六朝志怪的区别可以视作唐人志怪与六朝志怪的揖别。正因为如此，有人把《集异记》与牛僧孺的《玄怪录》作为中唐志怪代表之作。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此书3卷。今本2卷（或一卷），共16篇。《太平广记》采入颇多，清人陆心源据以辑录佚文4卷，编入《群书校补》但有讹误，有的不是薛用弱作品。
今有：《集异记博物志》中华书局1980年版，附有补编72篇，即采用陆心源辑录的佚文，多于现存原书数倍。其中有误收它书者，如《蒋琛》条即是南朝宋郭季产的《纂异记》中篇目。《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8、《甘泽谣》
晚唐传奇小说。袁郊撰。袁郊，字子乾（一作之仪），蔡州朗山（今河南确山北）人。生卒年不详。唐懿宗咸通间曾官祠部郎中，又为虢州刺史。与温庭筠有交往。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录有袁郊的《月》、《霜》、《露》、《云》诗四首，借自然界的反常现象来表达自己对时政的不满，发挥诗歌的贬刺功能，与《甘泽谣》的寓意是一致的。袁郊还著有《二仪实录衣服名义图》和《服饰变古元录》等关于《甘泽谣》的成书，《直斋书录解题》称作者“咸通戊子自序，以其春雨泽应，故有甘泽成谣之语，以名其书”，可知此书成於咸通九年（868）。《郡斋读书志》著录《甘泽谣》“载谲异事九章”，今存八篇，疑所缺的一篇，即袁郊的“自序”。
《甘泽谣》是晚唐较为突出的一部传奇小说，其中皆是怪异内容和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其中《红线》﹑《懒残》﹑《陶岘》诸篇，叙事文笔华美，设想超奇，为唐人小说之上乘之作。《红线传》传说中的唐代女侠红线，原系潞州节度使薛嵩的青衣，后掌笺表，号内记室。时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将并潞州。嵩日夜忧闷，计无所出。红线乃夜到魏郡，入田寝所，盗床头金盒归，以示儆戒。嵩复遗书承嗣，以金盒还之。承嗣遣使谢罪，愿结姻亲。红线也辞去，不知所终。此篇在艺术上亦有独到之处。它一反唐传奇写人物故事多为纪传式结构模式，将故事时空重加安排，以牵动读者。如对红线身世的交代，放在故事结尾，从而集中表现她以侠解围的壮举。对于红线深入敌营这一关键情节，作者采用倒叙手法，并改用第一人称，让当事人直接叙述，更增加了故事真实性。其自述归程一段，将内心独白和环境描绘交织在一起，并采用上则骈散结合语言，极富文采和感人魅力。红线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杰特的侠女形象。一个急人之难、艺高胆大的文学符号。
《甘泽谣》宋元时代已佚，明人从《太平广记》中辑出，有《说郛》、《津逮秘书》、《学津讨源》等本。今有：《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9、《传奇》
唐代晚期传奇小说集，裴铏撰。裴铏（约公元八六O年前后在世）字、里、生卒年均不详，约生活在唐懿宗、僖宗（860—873）年间。咸通中（867）为静海军节度使高骈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唐僖宗乾符五年（878）以御史大夫为成都节度副使，节度使是高骈。裴铏有《题文翁石室》诗，其中写道：“更叹沱江无限水，争流只愿到沧溟”。看来他对高骈的为人行事有所不满，是有所不为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裴铏是个巴结上司的小人，高骈溺于神仙，宠幸佞臣吕用之皆是裴铏引诱的结果，看来也未尽然。裴铏一生以文学名世，为唐代小说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唐代小说之所以称为传奇，便是从其名著《传奇》一书命名的。
《传奇》现存31篇，记载了自唐代宗广德年间（763—764）至宣宗大中年间（847—859）社会上所流传的神灵怪异故事。主要宣扬道家的出世思想，也打上时代和作家生活经历、人生了态度的深刻烙印，对中唐的藩镇割据、士族婚姻制度和统治者的荒淫皆有所批判和揭露，对爱情理想、为人处世也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其中以《裴航》、《昆仑奴》、《韦自东》和《聂隐娘》四篇最为出色。《裴航》写唐长庆年间，秀才裴航于蓝桥驿遇一织麻老妪的孙女，名云英，欲娶之，妪告以须用玉杵臼为聘。后航果求得玉杵臼，遂娶云英，两人并于婚后入玉峰洞为仙。这个故事据传说虚构而成的。《昆仑奴》是描写了一位武艺高强的老奴磨勒，帮助少主崔生窃取豪门姬妾紅綃，成全了他们爱情的故事。《聂隐娘》一篇，亦见袁郊《甘泽谣》及段成式《剑侠传》。该篇深刻地揭露了唐代藩镇割据、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丑恶真相。《韦自东》，写义烈之士韦自东被道士聘去护丹抗妖。妖魔化作巨蛇、美女，都被他一一识破，最后被一个变幻作“道士之师”的妖魔所欺骗，前功尽弃。作品教育人们要善于识破伪装，不能以貌取人。
《传奇》的艺术成就首先在于它创造了一种通过人物的高超技艺来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特征的新的表现渠道，推动了后世武侠小说向描写技艺的方向发展，《昆仑奴》和《聂隐娘》就是其代表之作；其次，它创造了一种骈散结合的语言表达方式：以骈文、诗赋描写人物和场景，以散文叙述故事，如《裴航》描写云英之姐樊夫人的外貌就是用大量比喻组成韵语，在形象上、音节上皆构成和谐的美感。成为后来古典小说叙事方式的滥觞。最后，《传奇》也和《甘泽谣》一样在叙事结构、视觉转换和叙议结合上均有新的创新。
《传奇》对后人的影响很大，宋元以后，很多戏剧、话本、拟话本小说皆取材于此：《孙恪》被元人郑廷玉改编为《孙恪遇猿》杂剧；明代戏曲家沈璟根据《郑德璘》创作出传奇《红蕖记》；取材与《薛昭》的有金院本《兰昌宫》，元代戏曲家庾天锡的《薛昭误入兰昌宫》以及市人小说《兰昌幽会》。《昆仑奴》和《聂隐娘》更成为后来武侠小说、戏曲的滥觞：元代杨景言杂剧《磨勒盗紅綃》，佚名的南戏《磨勒盗紅綃》，明代梅鼎祚的传奇《昆仑奴剑侠成仙》，梁辰鱼的传奇《紅綃伎手语传情》，宋人话本小说《西山聂隐娘》，清人尤侗的传奇《黑白卫》等。取材于《裴航》者有：宋人杂剧《裴航相遇乐》，元代戏曲家庾天锡的《裴航遇云英》，明代龙膺的《蓝桥记》，杨之炯的《玉杵记》，清代黄兆森的《裴航遇仙》杂剧，以及《裴航遇云英》、《蓝桥记》等宋人话本小说。
《新唐书·艺文志》裴铏著有《传奇》三卷，原书久佚，仅《太平广记》所录四则，得传于今。
今有：周楞伽辑注《裴铏传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50、《因话录》
晚唐轶事小说，赵璘撰。赵璘字泽章。平原（今属山东）人生卒年不详。文宗大和八年（834）进士及第。文宗开成三年（838），博学鸿词登科。宣宗大中时官祠部员外郎，历度支金部郎中，大中七年（853）为左补阙，懿宗咸通年间迁衢州刺史。
《因话录》约成书于宣宗大中七年。由于赵璘是唐德宗时宰相赵宗儒的侄孙、关中贵族柳氏的外孙，家世显赫，多识朝廷典故，故所记多为第一手材料。《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本书所记皆唐代事。共6卷，分为宫商角徵羽五个部分：卷一宫部为君，记帝王；卷二、卷三商部为臣，记公卿；卷四角部为人，记不仕者，并附以谐戏；卷五部为徵，多记典故；卷六羽部为物，记无所归附的见闻杂事。书中叙及元和以后文坛情况（卷三）以及文淑僧讲经（卷四）、女优弄假官戏（卷一）等事，都可供治文学史、戏曲史者参考。其中有的写得较好，如宫部《郭暧》就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故事，写唐代宗如何解决家庭儿女之间纠纷，非常具有人情味。其中代宗、升平公主以及郭子仪、郭暧的形象均十分鲜明，文笔也很活泼有趣，后来演绎成传统剧目《打金枝》。另外像《政和公主》反对“一人犯罪，株连九族”，《刘禹锡改授播州》肯定唐德宗的勇于纳谏，都较有思想意义。后一条其中的细节与史实有出入，为司马光《通鉴考异》所指责，但这恰恰证明它是轶事小说而不是文史笔记。，作如此改动也透露出作者的施政理想。宫部中的《政和公主》和角部中的《皎然工律诗》也为中国戏曲史和诗歌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正因为《因话录》所载之事不乏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故《四库全书总目》对此评价是“在唐人说部中，犹为善本焉”。
今有：《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1、《剧谈录》
晚唐传奇小说，康骈撰。康骈，字驾言，池阳（今贵池市）人。生卒不详，唐昭宗末年（900前后）尚在世。据《剧谈录·自序》和《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他和晚唐诗人杜荀鹤曾同为宣州刺史田頵的幕僚，僖宗乾符四年，（877）登进士第，过了十二年官宦生活后又因事贬黜，退居田园并在京洛一带游历。昭宗景福、乾宁年间（982—897），黄巢攻入长安，他避乱于故乡池阳山中，后复出，官至崇文馆校书郎。其作品仅知有《剧谈录》三卷，词一首。
《剧谈录》写作年代，《四库全书总目》根据作者自序，将此书断为昭宗乾宁二年（895），作者避黄巢乱于池阳山中所作。也有人根据书中涉及广明元年（880）黄巢入洛事，推断此书作于僖宗中和（881—885）年间。
《剧谈录》所记皆唐天宝以来事，杂以鬼神灵验等“新见异闻”。其创作目的和写作背景，据书前《自序》云：因黄巢陷京，他避乱于故乡黄老山中。山中缺少坟典，无法治学，为了排除寂寞，便将自己平时目见耳闻的轶事记录下来。因完全靠回忆，因此“所记亦多遗漏”，而且亦不作语言结构上的推敲，“率意为之”，只能算是“小说家流，聊以传诸好事者”。从《剧谈录》的内容和语言来看，作者对此书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如“元相国谒李贺”条，说元稹年老及第，执赀去拜谒少年诗人李贺，《四库全书总目》指出这明显不符。但亦如《提要》所云：“稗官所述，真伪互陈，未可全以为据，亦未可全以为诬”。
这部小说首先在于它的历史价值。《剧谈录》中有些篇目，与其说是轶事小说，还不如说是历史琐记。它真实地再现了唐末社会混乱和大乱到来前人们的心态，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有的篇目则通过中唐以来政事得失和人物清浊的记述和品评，反映了离乱人对太平世的追慕，作者对唐代由治转乱原因的探究和思考；有的篇目则通过鬼神灵异之事来曲折反映当时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处世态度。如“唐宣宗夜召翰林学士”条，记唐宣宗与令狐楚的一次深夜对话。从对话的内容来看，宣宗关心的是江表民众生活如何，郡守是否廉洁。令狐楚则借唐文宗所著的《金镜》，强调理国之要在于“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天下之祸”。这实际上是对中唐以后宦官专权、吏治腐败的批判，亦带有唐王朝由盛转衰原因的探讨。“刘平见安禄山魑魅”条则以志怪的形式，对导致唐王朝由盛转衰安史之乱的评价和对安禄山的看法。“孟女人善歌”和“浑令公李西平朱泚云梯”条，则公开号召人们要效忠唐王朝，甚至不惜以身相殉。这在唐王朝分崩离析、诸侯拥兵自重的时代，表达了作者的一种企盼。
另外，从中国小说史发展史来看，它也是唐人小说由传奇向轶事过渡的标志之一。唐末僖、昭年间，大乱在即，山雨欲来，文人们再无闲情去谈情说爱，避乱之中也不可能安坐书斋研读经史，于是就出现了康骈在《剧谈录》“自序”中所说的，以游戏笔墨来排遣烦闷，以前朝遗闻来打发时光的文字笔墨，当然也是给自己和世人留下一些太平时节的美好回忆，保留一些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这个时期陆续出现像卢肇《逸史》、康骈《剧谈录》和高彦休《阙史》这类轶事小说，成为唐人小说由传奇向轶事过渡的标志。
《剧谈录》也不全是作者所说的“率意为之”，内中也有一些出色的篇目，结构完整，情节曲折，描述委婉生动，在作者的“率意”之中颇得自然流走之趣，文笔也波俏骀荡。如《炼炭》就曾获得历代论家众口交赞。故事写一群膏粱子弟，平时靠父母荫庇，生活奢侈无度。连烧饭用的炭，也要“先烧令熟，谓之炼炭”，否则，就觉得煮出的饭“犹有烟气”，难以下咽。大乱到来后，这群纨绔子弟饿了三天，终于吃到村边小店的“脱粟”，而且“土杯同食”，居然感到“梁肉之美不如”。可见平日暴殄天物完全是摆谱作秀。全文不到五百字，却用前后对比之法，不露声色将这群纨绔子弟的虚伪轻浮刻画得淋漓尽致！另外，像《潘将军失珠》等篇，结构上也颇为曲折精致。康骈还存词一首，题为《广谪仙怨》词中提到的“晴山碍目横天”，“龙颜东望秦川”等山川描绘，内中应有对故国的思念和对太平时节的回忆。其主旨与《剧谈录》中离乱人对太平世的追慕，对唐代由治转乱原因的探究是一致的。
《剧谈录》作者自序称本书“分为二编”。然《郡斋读书录》、《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为3卷。今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源》本，均为2卷。今有：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据刘世珩刻《贵池唐人集》校增本断句排印，较为通行；《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2、《虬髯客传》
五代传奇小说。《太平广记》﹑《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等均不署作者名氏；《容斋随笔》、《宋史?艺文志》等以为杜光庭作；《说郛》、《虞初新志》等则题张说作。杜光庭（850—933），字圣宾，号东瀛子，缙云人。唐懿宗时，考进士未中，后到天台山入道。僖宗时，如为供奉麟德殿文章应制。随僖宗入蜀，后来追随前蜀王建，官至户部侍郎。赐号传真天师。晚年辞官隐居四川青城山。一生著作颇多，有《道德真经广圣义》、《道门科范大全集》、《广成集》、《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青城山记》、《武夷山记》、《西湖古迹事实》等。
本篇写李靖於隋末在长安谒见司空杨素，杨素家妓红拂倾慕李靖，随之出奔，途中结识豪侠张虬髯，後同至太原，通过刘文静会见李世民。虬髯本有争夺天下之志，见李世民神气不凡，知不能匹敌，遂倾其家财资助李靖，使辅佐李世民成就功业。後虬髯入扶馀国自立为王。篇中故事情节和两个主要人物红拂妓﹑虬髯客均出虚构，主旨在表现李世民为真命天子，唐室历年长久，非出偶然，由此宣扬唐王朝统治的合理性。描写人物颇为精彩，红拂的勇敢机智，虬髯的豪爽慷慨，刻画尤为鲜明突出，文笔亦细腻生动，艺术成就在唐传奇中属于上乘。後世戏曲用为题材的，有明代张凤翼传奇《红拂记》﹑张太和传奇《红拂记》﹑凌蒙初杂剧《虬髯翁》。又李靖﹑红拂﹑虬髯三人，后人亦称“风尘三侠”。
今有：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3、《三水小牍》
五代小说集。皇甫枚撰。皇甫枚（文献通考作牧）字遵美，安定三水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僖宗广明中（公元八八０年前后在世）前后在世。唐懿宗咸通末（873）曾为汝州鲁山令。是年，由汝入秦。光启中（886）僖宗在梁州，赴调行在。皇甫枚旅食汾晋，手纪咸通中事，为《三水小牍》三卷。
《三水小牍》是五代时期最重要的一部传奇小说集记载晚唐的异闻轶事。此书成于梁开平四年（910），但纪年仍用唐昭宗天佑年号，也仍保持唐人小说风格。但篇中以“三水人”名义发议论，重训诫的特点，又是五代至宋代传奇小说的特征。《三水小牍》在其中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飞烟传》是《三水小牍》中最著名的篇章，故事悲惨动人，曾独立单行。步非烟，临淮武公业之妾，因媒妁所欺嫁于武。咸通中，武公业任河南府（洛阳）功曹参军。公务繁忙，常常无暇及家。邻家子赵象因见非烟容貌纤丽，故以诗文相赠，非烟也回赠诗文，如此一来二去，日久生情，终于私通。大约一年后，因非烟曾经以小过错鞭打过某婢女，婢女将私情全告诉武公业，武质问非烟，非烟坚决不说出实情，后非烟被武缚与柱上鞭打，非烟说：生得相亲，死亦何恨。最后被武公业活活打死。其他如《王知古》从一个侧面描写藩镇武将张直方的骄横残暴；《却要》写女奴的机智泼辣和贵家子弟的荒淫无耻；《鱼玄机》写女道士鱼玄机的凶悍狂暴，人物颇具个性。也都用奇幻浪漫的方式反映了晚唐的客观现实。文中偶尔穿插一些诗歌骈语，文辞华丽，在晚唐小说中较有特色
《三水小牍》2卷，今佚，今存佚文56篇，清人《云在自龛丛书》辑本最好。今有：《三水小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7年据《云在自龛丛书》辑本排印本；《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4、《杨太真外传》
宋代轶事小说，一作《杨妃外传》，乐史撰。乐史（930—1007），字子正，抚州宜黄人。初仕南唐，由南唐入宋，时年三十二岁。入宋后举进士，担任过三馆编修、直史馆著作郎、水部员外郎等职。他是宋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曾编《太平寰宇记》200卷；又是著名的小说家，有传奇小说《滕王外传》、《李白外传》、《许迈传》各1卷（今已失传），志怪小说《洞仙传》、《广卓异记》，轶事小说《绿珠传》、《杨太真外传》等。
《杨太真外传》写杨贵妃一生故事，把玄宗、贵妃生死相恋写得回肠荡气。杨贵妃字玉环，原为寿王妃，后归玄宗，册封为贵妃。玄宗宠爱异常。贵妃姐妹兄弟皆受封，一时杨氏权倾天下。后安禄山起兵，潼关失陷，“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后肃宗即位，大驾还京，太上皇日夜思念贵妃，有蜀中方士，在蓬莱仙阁寻得杨太真，说及秘事长生殿盟誓一事，并以“钿合金钗”为证。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相类。但情节更加具体细致，如铺张杨国忠兄妹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皆是玄宗所赐，仅韩国、虢国、秦国夫人脂粉钱一项，便是每人每月10万。一次，梨园弟子为秦国夫人献演，秦国夫人赏钱就是三百万。篇末的“史臣曰”指出创作宗旨：“今为外传，非徒拾杨妃之故事”，而意在揭示“唐明皇之一误，贻天下之羞”。与白居易《长恨歌》既同情李杨的爱情悲剧又揭示玄宗的荒淫误国的双重主题，与陈鸿的《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的矛头所指，皆有所不同。
《杨太真外传》艺术上虽不成熟，但影响很大。因为采录了《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安禄山遗事》、《逸史》、《开元天宝遗事》中几乎所有关于唐明皇、杨贵妃的资料，故多为后世著述所征引。关于杨贵妃的戏曲，更多至三十余种，著名的有元人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和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均受其影响。
《杨太真外传》收入《顾氏文房小说》、《唐人说荟》。鲁迅校辑《唐宋传奇集》收入此篇。今有：李剑国《宋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杨太真外传》，远方出版社出版2002；《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55、《绿珠传》
宋代轶事小说，乐史撰。乐史介绍见《杨太真外传》。
《绿珠传》以西晋末年大动乱年代为背景，叙述石崇的宠姬绿珠“美而艳”，善吹笛歌舞，石崇以“真珠三斛”买来，置于金谷园馆。权臣孙秀知道后，派人向石崇索取绿珠，遭到拒绝。后来孙秀在赵王司马伦面前诬陷石崇，致使石崇被灭族。在石崇被捕的时候，绿珠坠楼自杀而死。乐史作此小说，一是赞扬绿珠的贞洁气节，用以反衬那些享厚禄、盗高位却朝三暮四、反复忘义的小人；二是揭露石崇、孙秀等上层贵族的道德沦丧，荒淫残暴。作者认为，石崇的被杀，孙秀被军士剖心，乃是上天对他们恶行的报复，绿珠只是使这种报复加快到来而已。小说中的绿珠实际上只是贵族奢侈享乐、相互争夺的牺牲品，从中反映出旧时代妇女地位低下、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
作为由战乱不断的五代进入国家统一的宋王朝的乐史，创作《杨太真外传》和《绿珠传》这两部轶事小说的意图很，就是要对历史进行反思，要统治者从变乱中吸取教训。《绿珠传》同《杨太真外传》一样，艺术上虽不成熟，但影响很大：市人小说中就有《绿珠坠楼记》，《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曾将此作为头回，《西湖二集·韩晋公人奁两赠》也将此故事作为入话。元杂剧中有《绿珠坠楼》，明传奇中有《竹叶舟》，清传奇中有《三斛珠》等，皆或多或少受到《绿珠传》的影响。
《绿珠传》1卷，存有《说郛》本，《广四十家小说》本，《图书集成初编》本。
今有：李剑国《宋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56、《大业拾遗记》
宋代传奇小说，不知何人所作。旧题唐颜师古撰，颜师古（581～645），字籀，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初儒家学者，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的孙子，父亲为颜思鲁。少传家业，遵循祖训，博览群书，学问通博，擅长于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还是研究《汉书》的专家，对两汉以来的经学史也十分熟悉。颜师古一生著述很多，现存于世者仅有《匡谬正俗》和《汉书注》等。《大业拾遗记》题颜师古所撰，显然是謬托名人。
《大业拾遗记》全书二卷，书中主要记述炀帝幸广陵江都时宫中秘事。从揭露隋炀帝荒淫和隋朝速灭的原因来看，犹有可取之处。但内容俚俗，多为编造。唯叙事描写之文笔上佳。王德臣《麈史》称其“可恶可疑”。姚宽《西溪丛语》亦谓其“文极俚俗”，系“流俗伪作此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评其曰：“叙述颇陵乱，多失实，而文笔明丽，情致亦时有绰约可观览者。”
此书《说郛》本、《香艳丛书》本均1卷。《百川学海》、鲁迅《唐宋传奇集》，均2卷。
今有：《大业拾遗记》上海:群学社民国25年（1936）版；李剑国《宋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
57、《开河记》
宋代传奇小说，著者不详。鲁迅推定是北宋人所作。作品主要叙述麻叔谋奉隋炀帝诏书开河的故事。隋炀帝思念广陵的河道，并让麻叔谋担任开河都护。麻叔谋虐待民夫，挖掘坟墓，收受贿赂，甚至蒸食小儿。最后以死亡300万人的代价开通了河道。事发后被腰斩。唐代已有“麻祜”性情残暴的传说。所以此篇所写麻叔谋并非完全臆造，是有一定传闻根据的。
《开河记》收入《说郛》、《古今逸史》、《古今说海》。鲁迅校辑《唐宋传奇集》收入此篇。今有：《古今逸史精编》（含吴越春秋、开河记、迷楼记、越绝书、晋史乘等七种），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李剑国《宋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中国笔记小说文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
58、《迷楼记》
宋代传奇小说。著者不详，鲁迅推定为北宋人所作。
故事写隋炀帝晚年沉湎于女色，修筑迷楼，“千门万户，上下金碧”。选后宫和良家女数千，居住宫中，“沈荒于迷楼，罄竭其力，亦多倦怠”。有侍臣王义恳切进谏，隋炀帝从其言，居静室二日，不使宫人入内。后抑郁不乐，又入迷楼，纵欲如初。其后唐帝入京，焚烧迷楼。作品着重揭露隋炀帝荒淫无度，终于导致国破家亡。
《迷楼记》收入《说郛》、《古今逸史》、《古今说海》。鲁迅校辑《唐宋传奇集》亦收入该篇。今有：《古今逸史精编》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李剑国《宋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中国笔记小说文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
59、《海山记》
宋代传奇小说。共2卷，原出《青琐高议》后集卷五之中，不提撰人。按照《青琐高议》的体例，自是北宋人所作，或者就是刘斧本人亦未可知。
《海山记》分为上下两卷。上卷题下原注“记炀帝宫中花木”。自隋炀帝出生写起，叙他阴结杨素，谋取大位。继位后，营造宫苑，奢侈逸乐的生活；下卷题下原注“记登极后事迹”。写炀帝东幸，激起政变，最后自缢于扬州。作品还借矮民王义之口，数说炀帝“圣神独继，谏莫从”，“大兴西苑，两至辽东”，以致“天下为墟”，“饿殍盈郊”，具有批判和认识意义。
《海山记》和《开河记》、《迷楼记》这三部关于隋炀帝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不同于意在总结历史教训的《杨太真外传》和《绿珠传》，而是相当明显地影射北宋后期政治现实。小说中的隋炀帝和宋徽宗，有着十分相似之处。小说中的情节，与《宋史》所载，也有相合之处。
这三篇小说在艺术上也显示出以史事为题材的传奇小说的进一步成熟。他们以隋炀帝那段历史为基础，进行大量的艺术虚构，已绝非历史，却再现了历史的真实。与《大业拾遗记》相比，叙事的条理更加清晰；与宋初的《杨太真外传》和《绿珠传》相比，故事更加集中，情节更加紧凑。这三篇小说也明显地看出民间文学影响的痕迹，小说中采用了不少民谣民谚、民间传说，语言也比较浅显通俗。
《海山记》收入《古今说海》、《古今逸史》。明抄原本《说郛》中仅有节本1卷，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认为系编者所加，予以删去。
今有：李剑国《宋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中国笔记小说文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
60、《青琐高议》
宋代志怪、传奇小说集，刘斧编撰。刘斧字、籍贯、生卒年均不详。生平事迹亦无考。据《青琐高议》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他是为秀才，其生活年代当在仁宗至徽宗年间。而《青琐高议》则写于神宗熙宁年间。
《青琐高议》分前集、后集和别集，所记皆宋时怪异事迹。前集纪事至神宗熙宁年间，后记纪事至哲宗元祐年间。是一部选编、自撰皆有集子。除小说外，还有诗歌、论文。小说中则志怪、传奇、轶事并存。书中的一些志怪作品，与北宋前期同类小说相较，不仅故事情节更加完整曲折，而且叙事之委婉生动，几近唐人小说，如《远烟记》比起徐铉的《稽神录》中同类作品，艺术技巧上可明显看出一种进步。但训诫的意味也更浓。《青琐高议》每条下用七字标目，如“张乖崖明断分财”、“处士磨镜题诗”之类，与当时的通俗小说的题目相似。惟一为白话，一为文言。从中可看出传奇和通俗小说之间的过渡。
《青琐高议》对后世戏曲小说影响很大。其中的《吕先生记》、《续记》、《何仙姑续补》、《韩湘子》和《施先生》等篇是早期关于八仙的传说，开后世八仙传说戏剧小说之先河；集中的《柳子厚补遗》被明代瞿佑《剪灯新话》“永州野庙碑”所资取，又被《百家公案》改写为《判焚永州之野庙》；集中的《朱蛇记》被改编为市人小说，《陈叔文》被改编成戏剧。
《青琐高议》在《宋史·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皆著录为十八卷。今存明抄本，明万历年间张梦锡刊本，均为前集10卷，后集10卷，别集7卷，共计148篇。又有董氏诵芬室刊本。
今有：《青琐高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据董氏诵芬室刊本排印。1983年重印时，增附了程毅中辑得的36则作为补遗。李剑国《宋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青琐高议》王友怀王晓勇注，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
61、《梅妃传》
北宋中期传奇小说，作者不详。收入此书《说郛》本和《顾氏文房小说》本，均不题撰者姓名。传前有跋，云“此传得自万卷朱遵度家，（唐宣宗）大中二年（848）七月所书”，跋未署名，只说是“叶少蕴与予得之”，这个“予”大概就是小说作者。“少蕴”是北宋末年诗论家叶梦得字，估计作者也是北宋末、南宋初年人。清代陈莲塘《唐人说荟》题曹邺作，似即根据传文跋语所而有此说，鲁迅认为那是明人“妄增”（《中国小说史略》）。《稗边小缀》则认为传后无名氏跋文“亦伪”，故仍“次之宋人著作中”，选入《唐宋传奇集》
小说写梅妃姓江，名采苹，开元中被选入后宫。妃淡妆明秀，慧敏能文，又性喜梅，所以唐玄宗赐名梅妃，宠爱在后宫四万人之上。但梅妃遭到杨太真妒嫉，被迁居上阳东宫。玄宗思念梅妃，在夜里灭烛召见，被杨妃发觉，引起风波。玄宗曾将外国所贡珍珠一斛密赐妃，妃不受，写诗回答：“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后来安禄山起兵，玄宗西逃，太真亦缢死于马嵬坡，等到玄宗东归，在梅树旁掘得梅妃尸首，胁下尚有刀痕，玄宗甚为悲恸，以妃礼改葬。小说描写玄宗沉溺声色，荒淫失政，及两妃之间争宠互嫉，都具有一定揭露和批判意义。文末“赞语”指出玄宗“穷极奢侈”，“其阅万方美色众矣。晚得杨氏。变易王纲，浊乱四海，身废国辱，思之不少悔”，更“耄而忮忍，至一日杀三子，如轻断蝼蚁之命”。
从认识价值来说，《梅妃传》娱乐性增强而劝诫性明显减弱，比不上乐史的《杨太真外传》。但艺术上较《杨太真外传》则有明显的发展：传奇性明显增强；紧紧围绕中心人物展开故事，结构上也比《杨太真外传》紧凑；娱乐性增强而劝诫性明显减弱的趋时趋俗倾向，也为下层民众喜闻乐道。作品文笔细腻，杨妃和梅妃也写得各具个性，这比同期同题材的《骊山记》和《温泉记》也显得出色。
《梅妃传》一卷，收入陶宗仪《说郛》卷三十八，亦见顾元庆《顾氏文房小说》，前本较后本为详。
今有：李剑国《宋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
62、《绿窗新话》
宋代传奇小说集。编者皇都风月主人，生平不详。共2卷，154篇。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曾提到这本书，且其中又无宋以后作品，可据以确定它为宋人所编。
《绿窗新话》多系节录或改写前人志怪、传奇、野史笔记而成，目的在于提示故事情节，供说话人作为临场敷演的蓝本，是传奇与市人化小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如《刘阮遇天台仙女》原出《幽明录》，《玉箫再生为韦妾》原出《云溪友议》，《崔生遇玉卮娘子》原出《玄怪录》，《星女配姚御史儿》原出《异闻集》，《陶奉使犯驿卒女》原出《玉壶清话》，《王轩苎罗逢西子》原出《翰府名谈》，《崔护觅水逢女子》原出《本事诗》，《赵象慕非烟揠秦》原出《丽情集》，《杨生私通孙玉娘》原出《闻见录》等。而出于《青琐高议》的尤多，如《任生娶天上书仙》、《钱忠娶吴江仙女》、《张浩私通李莺莺》、《张俞骊山遇太真》、《杨贵妃私通安禄山》、《周簿切脉娶孙氏》等。这些作品，大多描写男女神鬼的爱情和文人才女的轶事，又时以艳词亵语点染其间。有的作品对后世戏曲、小说影响颇大，如《王尹判道士犯奸》即《拍案惊奇》中《西山观设篆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本事，《苏守判和尚犯奸》即《欢喜冤家》中《一宵缘约赴两情人》本事，《王子高遇芙蓉仙》即宋元戏文《王子高》本事。而注出《剡玉小说》的《金彦游春遇会娘》，亦即《醉翁谈录》所载宋人话本名目中《锦庄春游》之所本。由此可见文人创作与民间说话相互影响之关系。
《绿窗新话》（宋）皇都风月主人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校补本李剑国《宋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中国笔记小说文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
63、《醉翁谈录》
南宋末年传奇小说，罗烨撰。罗烨，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平不详。此书国内久佚，藏于日本观澜阁。1941年在日本影印，称“观澜阁藏孤本宋椠”。实际上可能是宋末元初作品。宋代还有一种《醉翁谈录》，宋人金盈之著，记唐代遗事﹑宋人诗文和宋代京城风俗等，和此书有很小的一部分相同。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排印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将宋代这两种《醉翁谈录》合集于1998年出版，周晓薇点校。
《醉翁谈录》书分10集，每集2卷。该书在中国俗文学史上极有价值。
首先，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它是传奇与市人化小说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开端标志。南宋以后，由于城市经济的发达和市民队伍的扩大，市人小说出现空前的繁荣，对文人创作的传奇小说影响日益增大，所以南宋后期出现开始出现模仿市人小说体制而创作的新型传奇小说，其体制虽与市人小说相同，但完全是书面语言，虽可改编供说书人做为底本，但仍是供案头清赏为主，属于传奇小说的范畴。罗烨的《醉翁谈录》则是其代表。书中的一些宋代传奇，如《王魁负约桂英死报》、《苏小卿》、《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等，无论从审美观还是表现手法，都具有市人小说的特征，都被改编为市人小说而收入《古今小说》。或编为戏文、杂剧。
其次，其中保存了大量关于古代（主要是宋代）的小说﹑戏曲和其他通俗文学的研究资料。它转述了《太平广记》和唐宋其他传奇小说书籍里面的故事，另外还采录了一些诗词杂俎之类。有许多故事可资考证宋元的话本﹑戏曲。书中甲集卷一“舌耕叙引”尤为小说史研究者所注意。其中“小说开辟”里，分话本小说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8种。每种列举若干种小说名目，如《红蜘蛛》﹑《三现身》﹑《十条龙》﹑《拦路虎》﹑《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共计107种。这些资料都很珍贵。除此之外，它还提出“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在同一卷的“小说引子”里，称小说“言非无根，听之有益”，充分肯定了小说家的才学和小说在社会生活中所能起的作用。这些在当时是罕见的有关小说的理论。
《醉翁谈录》1941年在日本影印，称“观澜阁藏孤本宋椠”，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据此出版排印本。李剑国《宋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笔记小说文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
64、《娇红记》
元代传奇小说，作者有宋梅洞、虞伯生卢伯生、李诩四种说法。《娇红记杂剧序》中有“元清江宋梅洞尝著《娇红记》一编，事俱而文深。”一句，推知书作者为宋梅洞可能性较大。宋梅洞，祖籍江苏丹阳，占籍江西新淦，宋末元初名儒。据日人伊藤漱平考证，宋梅洞约生于十三世纪中期，卒于十四世纪初。据有关资料，元太祖至元年间（1290—1294），梅洞在家乡新淦闲居，教授县令何源之子何体仁。大约在仁宗延佑年间（1314—1320）流寓北京，结识翰林直学士龚奎。著有《宋梅洞稿》，中有《赋燕山八景》六首。《娇红记》约成书于元成宗大德年间（1299前后）
《娇红记》上、下二卷。写聪明卓异却科第磳蹬的汴州人申纯在成都与舅舅王通判家表妹娇娘一见倾心，二人常以诗词往来，传情达意，最终剪发为誓。回家后相思成病，借求医之由，又来到舅舅家，与娇娘相会于卧室，终成姻缘。申纯派人上门求亲，舅舅却以朝廷规定内亲不得通婚为由，不答应此桩婚事，并将娇娘许配给府尹之子。娇娘郁郁而病，终与申纯诀别，不久去世。申纯闻讯，亦一病而亡。两家合葬于濯锦江边，有一对鸳鸯嬉戏于坟前，后人名之为“鸳鸯冢”。
小说的布局、笔法继承了唐人传奇，但情节更加曲折，文笔更加缠绵细腻，心理刻画深微；技术上也多承袭前人，更进一步。如男女幽会、诗帕传情等情节，与唐元稹《会真记》传奇有明显模仿痕迹，其中又有王实甫《西厢记》套路。书的最后一节，写申、王二位情人化作鸳鸯，翩翩冢上，又无疑受到《搜神记·韩凭夫妇》乃至《孔雀东南飞》的影响。
《娇红记》在文学史上最大的价值，是打破了中国历史上文言小说篇幅简短的格局，标志着文言小说已从短篇向中、长篇过渡。《娇红记》在叙事格局，叙事技法和篇章结构上已具备中篇小说的三大特征：1、以才子佳人的爱情、婚姻、家庭为创作视野的言情审美趣味，2、以散为主、韵散相间的诗文化叙事语言体制，3、近一、二万字的宏大叙事篇幅。在中国小说史上，从元初宋梅洞的《娇红记》到元代中期的《龙会兰池录》，再到明初的《柔柔传》和永乐年间的《贾云华还魂记》，中国小说史上一类新型的、中篇格局的传奇小说叙事体制逐渐完备成立。
《娇红记》对后世影响十分广泛，明清两代写男女之情的小说，大多数可见到本书的印记。明初的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及稍后的《剪灯余话》，无论从遣词谋篇到内容风格，都以《娇红记》为规范，《剪灯余话》中的《贾云华还魂记》即为《娇红记》的翻案作品。《娇红记》中写才子佳子互相倾慕、诗词往来、吟咏唱和、私订终身、中遭小人播弄的情节，更为无数文人模仿，其影响远及《金瓶梅》、《红楼梦》，甚至后世此类小说人物取名也多沿此风，如《玉娇梨》、《平山冷燕》、《吴江雪》、《引风箫》、《群英杰》、《雪月梅》等不可胜数，如明初刘东生根据它改编成杂剧《金童玉女娇红记》，明末孟行舜有传奇《节义鸳鸯冢娇红记》，明初的汤舜民、明中叶的沈寿卿都以此题材写过戏曲，清代仅京剧就达十几种之多。《娇红记》中虽然没有十分露骨的淫秽内容，但因其文笔香艳，提倡男女相悦、无媒而合，赞成为情殉身，在清代被当作淫书禁毁，亦可反证其影响巨大。
《娇红记》的版本今存有明建安书林郑云竹刊本，书名作《申琦建拥炉娇红记》；明代小说总集亦多收录此篇，如：《艳异编》、《国色天香》、《绣谷春客》、《情史类略》、《风流十使》、《燕居笔记》等。
今有：《娇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出版英汉对照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中国笔记小说文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
65、《剪灯新话》
明代传奇小说集，瞿佑撰。瞿佑（1347—1433），字宗吉，号存斋，明初时浙江钱塘人。一说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元末明初生于明经世家，年少时即能诗，颇有诗名，谙熟典故，曾得到著名文学家杨维桢的赏识。洪武十年（1377），三十一岁的瞿佑由贡士荐授仁和训导，历任浙江临安教谕、河南宜阳训导，约于明成祖永乐初升任周王府长史。永乐年间，因作诗获罪，谪戍保安（今河北怀柔一带）十年。直至仁宗洪熙元年（1425），英国公张辅奏请赦还，其时年已七十有九。先在英国公家主持家塾三年，后官复原职，内阁办事，后归居故里，以著述度过余年。宣德八年（1433）卒。著作有《存斋诗集》、《闻史管见》《香台集》、《咏物诗》、《存斋遗稿》、《乐府遗音》、《归田诗话》、《剪灯新话》等20余种。
《剪灯新话》四卷二十篇，附录一篇。开明代文言传奇小说创作之新风。中国传奇小说的创作始于初唐，盛于中唐，宋元低潮。瞿佑以《剪灯新话》打破了僵局，带来了明传奇小说的兴盛。它继承了六朝志怪和唐传奇的传统，描写鬼魂追求爱情以表现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执著追求；从宋元话本中汲取营养，选取题材、情节及塑造人物，表现市井生活观念，如《金凤钗记》借鉴宋元话本《碾玉观音》中秀秀的形象，《牡丹灯记》和《清平山堂话本》中《洛阳三怪记》等情节结构类似等等。
瞿佑一生坎坷。元统治者的残酷，社会的动乱他都亲身经历，而对明太祖朱元璋企图杜绝文人批评时政而兴起的文禁他更有直接的感受。《剪灯新话》写成之后“藏之书笥”，迟迟不敢发表，刊刻时还用“诲淫”“语怪”之类的话加以掩饰，这些都为他的创作奠定了生活基础，也决定了其思想倾向和表达方式。在明初严峻刑法而前，文人为避免与统治者直接龃牾而招来杀身之祸，便追慕唐人，借写闺情艳遇、鬼怪神仙的传奇小说来曲折表达自己的思想。《剪灯新话》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描写婚姻爱情的。或是人与人的婚姻，或写人与鬼的爱情，都突出强调一个“情”字。对爱情和美好婚姻的渴望，是广大妇女的共同要求，但她们的要求被扼杀了。《绿衣人传》《滕穆醉游聚景园记》另有一些作品如《水庆余宫》《令狐生冥梦录》等，则是借鬼神世界反映人们心态，影射社会现实。
《剪灯新话》在洪武十一年就已编订成帙，以抄本流行。永乐十五年，瞿佑以七十五岁高龄在流放地保安重新校订《剪灯新话》。据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六记载，《剪灯新话》共四卷二十一段（即21篇），与今天我们所见的《剪灯新话》卷数篇数相同。本书有成化丁亥（1467）刻本，明末刻本，清乾隆辛亥（1791）刻本，同治辛未（1871）本，均二卷。1917年董康据日本藏本翻刻，《剪灯新话》足本始重归我国。并成为以后《三言》、《二拍》创作的重要参考题材。
今有：《剪灯新话》周楞伽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台北：天一出版社，；《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中国笔记小说文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
66、《觅灯因话》
明代传奇小说集，邵景瞻撰，邵景詹，生卒生平事迹不详，只知道他号自好子，斋名“遥青阁”，明代万历年间人作品前有作者小引言其创作缘由云：“万历壬辰（1592），自好子读书遥青阁，案有《剪灯新话》一编，客过见之，不忍释手，阅至夜分始罢。已抵足矣。客因为道耳闻目睹古今奇秘，累累数千言，非幽冥果报之事，则至道明理之谈”作者深有动于其衷，“呼童举火，与客择而录之，凡二卷，各以己意附赞于末。客曰‘是编可续《新话》矣。’命之曰《觅灯因话》。”
仿《剪灯新话》之作，到万历时仍不间断，《觅灯因话》就是其中较有名的一部。觅灯因话》二卷，八篇，记有遗闻琐事，与《剪灯新话》、《剪灯馀话》之著重鬼神怪异有所不同。如《桂迁梦感录》记桂迁忘恩负义，夜梦化为犬，醒后悔过事。杨瑀《山居新话》载其事，当为实录。另外，瞿佑、李昌祺等似乎乐于矜才炫怪，而邵景詹则意在劝戒，旨趣自有不同。其篇幅较短，文笔质朴无华，缺少辞藻点染，但顺畅自然，亦而无堆砌诗词之病，此其一得；但却也因之而更少传奇味道，这与瞿佑等所追踪的唐人传奇相距就更远。因此思想和艺术皆未超越《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但总的来说，仍属唐宋至清初的承上启下之作，因此能与“两话”并传于世。《文字朴实无华，了，此又是一失。
今有：《剪灯新话》（内有《剪灯新话》、《觅灯因话》）周楞伽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
67、《聊斋志异》
清初志怪文言小说集，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蒲松龄撰。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淄川（今山东淄博）人。蒲松龄自幼攻读经史，清顺治十五年（1658），他十九岁时参加科举考试，在县、府、道三次考试中均名列第一，考取秀才，并得到当时主持山东学政的著名诗人施闰章的赏识。但此后蒲松龄在科举考试中均不顺利，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七十一岁高龄时才援例成为贡生。为维持家庭生计，蒲松龄曾于康熙九年（1670）应友人江苏宝应县知县孙惠的邀请去当幕僚，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远游，对其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南方的自然山水、风俗民情、官场的腐败、人民的痛苦，他都深有体验，还结交了一些南方下层歌女。北归后，以到缙绅家设馆为生，主人家藏书丰富，使他得以广泛涉猎。61岁撤帐归家，过了一段饮酒作诗、闲暇自娱的生活。一生热衷科举，却不得志，71岁时才补了一个岁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体验。在这期间，任刑部尚书的著名诗人王士祯曾多次邀请他去当部属，但他都托病推辞。蒲松龄从年轻时即开始创作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大约在四十岁已大体写成，此后又不断地修改与增补，晚年才最后成书，可是由于家贫无力付印，书稿在蒲松龄死后的五十年里一直搁在家里，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才出现刻本传世。除《聊斋志异》外，还有文集4卷，诗集6卷；杂著《省身语录》、《怀刑录》等多种；戏曲3种，通俗俚曲14种。经人搜集编定为《蒲松龄集》。
《聊斋志异》共有短篇小说491篇，主要是“神仙狐鬼精魅故事”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故事；二是人与人或非人之间的友情故事；三是不满黑暗社会现实的反抗故事；四是讽刺不良品行的道德训诫故事。多数小说是通过幻想的形式谈狐说鬼，但内容却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曲折地反映了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愿望，熔铸进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和认识。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在这部小说集中，作者是寄托了他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深沉和孤愤。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之巅峰。据说作者蒲松龄在写这部《聊斋志异》时，专门在家门口开了一家茶馆。请喝茶的人给他讲故事，讲过后可不付茶钱，听完之后再作修改写到书里面去，写成此书。
《聊斋志异》在蒲松龄生前即以抄本流传，乾隆十六年（1752），历城张希杰（别号练塘）根据济南朱氏殿春亭抄本过录了一个本子，是为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此本共12卷，存目488篇，附有王士祯评语。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第一次由赵起杲在浙江严州刻印。乾隆三十二年（1767），又有王金范刻本刊行。这是一个“册繁就简，分门别类”的选辑本，共18卷，分26门，收文270余篇。此外，尚有同文书局绘图本，其特点是在赵本附录之外，又加了一些有关附录。至于别种版本，如乾隆三十二年福建李时宪刻本、光绪七年（1881）邵州经畲书屋刻本以及小艺山樵精选本等，其文字大同小异。
《聊斋志异》的注解本，通行的有吕湛恩、何垠两家。吕注原为单刻，有道光五年（1825）刻本。道光二十年（1843）广东五云楼刻本始将吕注与《志异》原文合刻，后又有广百宋斋和同文书局绘图本。何注有道光十九年（1839）花木长荣之馆刻本，又有光绪七年（1881）邵州经畲书屋评注合刊本。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辑校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编定为12卷，合共491篇（其中“又”篇和附则，均属正文，不作一篇计），连同附录9篇，较通行本增补近70篇，采录宏富，是目前较为完备的一个本子；张弦生校点本《聊斋志异》，齐鲁书社1994年版。
68、《虞初新志》
清代短篇文言小说集，张潮撰。张潮（1650–？）字山来，一字心斋，安徽歙县人，小说家。康熙初岁贡，入赀授翰林院孔目。编有《虞初新志》20卷，《心斋诗抄》4卷，另著有《花鸟春秋》、《花影词》、《幽梦影》、《友声集》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小说《虞初新志》。小说以“虞初”命名，始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旧说将“虞初”解释为人名。但明人搜集《续齐谐记》和唐人小说八篇刻为一集，命名为《虞初志》，继而有汤显祖的《续虞初志》四卷，邓乔林《广虞初志》四卷。涨潮在《虞初新志》序中说，自己打算继《虞初志》和汤显祖的《续虞初志》，编写《虞初后志》，现将已搜集的一部分刻印出来，定名为《虞初新志》。搜集的是明末清初的文章，“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时贤也。事奇而覈，文隽而工，写照传神，模仿毕肖”（《虞初新志》序）。
《虞初新志》的内容异常丰富，相当一部分是真人真事，而且是名家名篇，如魏禧《姜贞毅先生传》、《大铁椎传》，吴伟业的《柳敬亭传》，王思任的《徐霞客传》，侯方域《郭老仆墓志铭》等，反映明末社会动荡和士大夫操守，很有史料价值。如魏禧的《大铁椎传》传，记一明末奇人，“夹一大铁椎，重四五十斤”，来去无踪，击杀贼人无数。魏禧在文中感叹张良曾用锥击秦始皇而误中副车，当时要有大铁椎就好了。魏禧在明亡之际记其人、论其事，其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吴伟业的《柳敬亭传》通过一江湖奇人柳敬亭的经历，再现了南明王朝一段史实，其中江山易代的感慨亦很明显。《虞初新志》另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此书最有特色的部分，是用小品文的笔调写传奇故事，如侯方域的《马伶传》，王士祯的《剑侠传》，彭士望《九牛坝观觝戏记》，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王猷定《义虎记》等。《九牛坝观觝戏记》描绘一个杂技之家在坝上的精彩演出，作者以传奇之笔写出顶竿、蹬方桌走软索等绝技。然后交代这些绝技如何练就，以及艺人四海为家的漂泊生活：“男女五六岁即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给，以道路为家，以戏为田，传授为世业”。侯方域的《马伶传》写艺人为了演好《鸣凤记》中奸相严嵩，化名到当今权相家中当了三年仆人。在生活中感受权相的为人、举止言行，从而一举击败原比他胜过一筹的李伶。这个传奇故事不仅阐明了艺术来源于生活，要想有杰出的艺术表演就必须深入生活这个文学艺术原理，在当今权相家中当了三年仆人就演活了严嵩，其中的讽刺也是相当辛辣的。
《虞初新志》在艺术表达上也有许多可取之处：首先，作者选取的一些篇目往往有深刻的内涵和弦外之音，或是表彰一种民族气节，如《柳敬亭传》、《大铁椎传》，或是内蕴治学、为人之道，如《马伶传》、《剑侠传》、《冒姬董小宛传》，从中还有旁敲侧击的弦外之音，如上面提及的《马伶传》，还有《义虎记》。《义虎记》写一个老虎为报猎人喂养虎子之恩，为猎人约现身于闹市。这个故事看似荒诞，实际上作者是在告诉我们：一些背约忘恩之人，还不如吃人的老虎。其次，本书的一些人物传记和传奇故事，其场面描写和人物描写非常动人，而这又往往是通过一些典型细节来完成的。如《柳敬亭传》中表演家莫后光教导柳敬亭说书艺术有三种境界完全通过观众莫后光的语言和表情，从侧面加以表现：先是批评柳：“予之说未也闻”，因为“子说者，讙咍嗢噱，是得子之易也”；柳又努力揣摩一个月，莫的评价是“子之说，几矣”；再过一个月，莫见柳的表情是“惊起”，评价是“子得之矣”！这三种境界，从“讙咍嗢噱”到“危坐变色，毛发尽悚，舌憍然不能下”，再到“目之所视，手之所倚，足之所跻，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可谓神奇又形象。其中叙述语言大量省去，如第二个、第三个月的学习过程以及见莫后光时情形，皆略去，完全通过对方的语言和表情的描绘来突现。又如《剑侠传》描绘崔懋在旅店前遇一女侠，作者以及其夸张和浪漫的笔意来极写其神奇：
（崔懋）新店遇一夫人，可三十余，高髻如宫妆，髻上加毡笠，锦衣弓鞋，结束为急装，腰剑，骑黑卫，极神骏。妇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驰。试问何人？停骑漫应曰“不知何许人”，“何往”？又漫应曰“去处去”。顷刻东逝，疾若飞隼。
肖像行为描述，尤其是对话，写得扑朔迷离，更增添一种神秘色彩。清代文康的小说《儿女英雄传》也许正受此启发。
《虞初新志》最早有康熙年间刻本，后代有重刻；日本文政六年（1823）京师植邑右卫门刻本。
今有：《虞初新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虞初新志》，黄山书社1994年版；《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69、《子不语》
清朝中叶志怪小说集，袁枚撰。袁枚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小仓山房集”。
清代文言小说，除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外，《子不语》和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最负盛名。《子不语》共二十四卷，又有续集十卷，共约一千则。取意于《论语》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表明所记正是孔子所“不语”者。其中多记述奇闻异事、奇人鬼怪，全篇行文流畅　如袁氏自序所言，这是他从事文史之余，“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的自娱之作。全书并无明确的思想倾向，只是记录了许多奇特怪异的传闻故事，但作者诙谐而放达的性格和反对旧传统的思想，仍时时有所流露，如嘲讽假道学和腐儒、主张人欲合理等，对官吏的贪暴也多有讥刺。如《全姑》一则，系据当时实际发生的事件改写而成，述貌美的全姑与陈生私通，受到“自负理学名”的某县令的残暴凌辱。故事中有一“侠士”刘孝廉与县令为此发生争执，县令称：“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陈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钱。”刘斥之曰：“为父母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声名，可乎？”写得相当尖锐。结尾虚构该县令受报应而死，更表现了作者对这种心理阴暗的伪道学的极度厌恶。《蒋厨》一则，写城隍庙中黑面皂隶借口一厨子“冲犯城隍仪仗”，偷偷将他拿去，敲诈了一笔“孝敬之礼”，十足是人世间这一类角色的惯常行径。另外有许多并无深意却写得滑稽幽默的小故事，也很有趣。《子不语》的文字也有一定特色，鲁迅谓“屏去雕饰，反近自然”（《中国小说史略》）。不过，全书的面目有些芜杂，有些故事记男女之事过于随便，是其不足。
今有：《子不语》见《袁枚全集》第四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子不语》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杨名标点；《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
70、《阅微草堂笔记》
清朝中叶文言短篇志怪小说，纪昀撰。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自号观弈道人，晚号石云，河北献县人。乾隆十二年（1747），二十四岁的纪昀中顺天乡试第一名举人，乾隆十九年（1754）中进士，由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山西乡试正考官、会试同考官、顺天乡试同考官，视学福建。乾隆二十八年（1763）升侍读，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但乾隆帝不令外任，命加四品衔留任，后又升翰林院侍读学士。不久，纪昀的姻亲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获罪被抄家，纪昀因事先透露消息，被革职逮问，遣戍乌鲁木齐。两年后放还，不久复授编修。乾隆三十八年（1773）擢侍读，时开四库全书馆，纪昀被任命为总纂官，他还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受到乾隆帝嘉奖。乾隆四十一年（1776）升侍读学士，后擢詹事，晋内阁学士，又历任兵部左、右侍郎、左都御史。乾隆五十一年（1786）任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嘉庆元年（1796）任兵部尚书，嘉庆十年（1805）任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纪昀学问渊博，除《四库全书》外，还编纂多种图书。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谥“文达”
《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是清代最富盛名的文言小说。是纪昀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嘉庆三年（1798年）年间，任翰林院庶吉士时编写。全书分为“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书，共二十四卷，1208则，约40万字在时间上。
《阅微草堂笔记》的内容以鬼魂为最多，又有占算、扶乩、命数、果报、轮回、入冥、感梦、神灵、异人、道术、博物、天文舆地、医方、狱讼、淫佚、遗事、琐语等，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走卒贩夫、文人学士、三教九流、花妖狐魅，无所不及，从不同侧面反映清中叶社会面貌。作者企图藉由这些志怪的描写而来折射当时官场腐朽昏暗堕落之百态，进而反对宋儒的空谈性理疏于实践之理气哲学，并且讽刺道学家的虚伪矫作卑鄙，与旁敲侧击的揭露社会人心贪婪枉法及保守迷信。对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人民悲惨境遇的生活，纪昀在笔调中也表达出深刻的同情与悲悯。结构上每则故事结尾处作者总是会来那么几句短语，评断其故事来龙去脉理事曲直，也总是耐人寻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阅微草堂笔记》有很高的评价：“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
《阅微草堂笔记》版本有嘉庆五年（1800年）盛时彦合刊《阅微草堂笔记五种》；道光十五年（1835年）刊本。
今有：《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另有有英文和意大利文译本：（英）Fantastic Tales By Ji Xiao lan，纪晓岚志怪故事选，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un Haichen，New World Press，ISBN: 7800053571。（意）Note scritte nello studio yuewei，Bollati Boringhieri, Torino, 1992，ISBN: 8833906655。
71、《夜谭随录》
清中叶文言志怪短篇小说集，和邦额撰。和邦额（1736？～？），字霁园、闲斋，号蛾术斋主人，满洲镶黄旗人。其生卒年月，无定论，有研究者推测其生于清乾隆十三年，卒于乾嘉年间或稍后。他的祖父和明，做过凉洲、福建、广东等地的总兵。和邦额青少年时代，曾随祖父、父亲在西北、东南长期居留，见闻丰富，熟悉“诸志异书”。祖父去世后，和邦额“从家君扶祖徐自闽人都”。不久以八旗子弟“俊秀可以学习者”选人一等官学咸安宫官学。直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38岁时，才得以考中举人，出任山西乐平（今昔阳）县令、钮祜禄氏副都统等职，和邦额是位多才多艺的满族作家。居京期间，他又与永忠、墨香等人组成的满族文人群体有过十分亲密的交往。除《夜谭随录》外，还撰有诗歌集《蛾术斋诗稿》和戏剧传奇《一江风传奇》这两部作品俱已失传。
《夜谭随录》大约定稿于作者44岁前后，自称“志怪之书”。全书4卷（或作12卷），包括传奇和志怪小说160篇左右。《夜谭随录》大部分作品，写的是鬼狐怪异、人妖艳遇的故事。有少数作品涉及到一些社会现实。如《铁公鸡》、《新安富人》等谴责了剥削者的为富不仁，《某王子》、《倩霞》等揭露了王公贵族的“骄奢”“淫暴”，《猫怪》直斥某官绅是“兽心人面”、“人中妖孽”等，都有一定认识意义。还有的作品写了北方景物和市井生活，有一定参考价值。象《谭九》篇，通过写青年谭九探亲途中留宿于贫鬼家的经过，描绘了这家婆、媳、孙三人清苦困顿的生活图景。表面写的是虚幻的鬼域，实际反映了乾隆年间京城一带下层人民，包括农民、城市贫民、奴仆等艰苦穷困的生活处境。作品没有刻意追求情节的离奇，而着重生活细节的点染，写得情景逼真，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好的作品。又如《米芗老》，写贫民米芗老因兵乱想买一女俘为妻，结果得一老妪，悔恨无及；后经老妪辗转相助，才得到一个年轻美好的女子。作品通过这一对青年在患难中幸运结合的故事，表现了在社会动乱的时代里，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凄惨境况，并赞美了他们在离乱中舍己为人、互相救助的可贵精神。在人妖艳遇的作品中，有些故事描写了青年男女比较健康的爱情生活，如《藕花》、《阿凤》、《倩儿》等则。当然书中也有宣扬佛老出世思想和因果报应的说教。
《夜谭随录》在形式上极力摹拟《聊斋志异》，以描写平民女子见长，塑造了一些带有“村野”气的少女形象，如碧碧（《碧碧》）、香云（《香云》）、白萍（《白萍》）、收香（《娄方华》）、白氏（《王侃》）、秀姑（《秀姑》）等，她们天真活泼、开朗大方、敢作敢为。有些长篇，情节诡异，叙述婉曲，也尚可观。但多数人物形象面目苍白，失之粗率。
《夜谭随录》问世后，立即得到各方面的欢迎和重视，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不但推动了当时文言小说的创作和发展，对此后的文言小说创作也产生深远的影响。袁枚至少从此书稿本中摘录了12篇收入他的文言小说集《新齐谐》（1788年）；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1791年）中也多次引述。《夜谭随录》之后，涌现出一批风格与《夜谭随录》相近的作品，如《挑灯新录》、《夜雨秋灯录》、《客窗闲话》、《里乘》、《聊摄丛谈》等。《埋忧集》、《浇愁集》则大段大段模拟《夜谭随录》的情节模式和细节描写，似乎形成一个小小的流派。《夜雨秋灯录》中著名的《铁锁记》亦是根据《夜谭随录》中《米荖老》故事改编。
72、《谐铎》
清中叶志怪小说集，沈起凤撰。沈起凤（1741—？），字桐威，号赘渔，又号红心词客，别署花韵庵主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出身于官宦家庭，乾隆三十三年（1768）二十八岁时中举，此后五次赴进士试，均落第而归。二十六岁起曾在两淮巡盐御史衙门当了四年幕僚，大约四十六七岁起又先后在安徽祁门、全椒当过县学训导，晚年以选人客死都门。沈起凤因会试屡不第，抑郁无聊，放情词曲自娱。为人多才多艺，以小说、戏曲知名于世，所作戏曲不下三四十种，风行大江南北。高宗南巡，官绅所备迎銮供御大戏，皆出其手笔。今存有《报恩缘》、《才人福》、《文星榜》、《伏虎韬》四种，有剧目可考者，有《千金笑》、《泥金带》、《黄金屋》三种。妻张云，亦工诗文，颇享唱随之乐。
《谐铎》成书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12卷，共122篇。书名《谐铎》，意思就是寓劝戒于嬉笑言谈之中。作者痛感社会的黑暗，人世的险恶，在《谐铎》中锋芒毕露的是强烈的现实批判性、警策性，如《棺中鬼手》篇，对贪官污吏进行了嘲讽；《桃夭村》篇，揭露了当时社会贿赂公行、是非颠倒的现象；《村姬毒舌》篇，讥弄了新科状元以财势诱人的丑态。每篇故事，非神即鬼，非精即怪，作者借题发挥，对于社会病态的解剖，人情世态的揭露，寓庄于谐，言简意深，颇具功力。再加上故事短小精焊，文字简练生动，大量运用夸张、对比、不协调、故意出错、轻重倒置、谐音等俳谐手法，写出了一篇篇以谐入铎、寓庄于谐的作品，使本书在当时社会就得以广泛流传。《青灯轩快谭》评说：“《谐译》一书，《聊斋》以外，罕有匹者。”
今有：《谐铎》乔雨舟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
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
《夜谭随录》的版本有爱日堂刻本（12卷）；近人罗宝珩曾为之作注，题为《详注夜谭随录》，有1931年会文堂新记书局石印本。
今有：《夜谭随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
73、《道听途说》
清代后期传奇小说集，潘纶恩撰。潘纶恩（1797—1856），字炜玉，又字苇渔，号箨园，室号箨园山房，泾县人。“少时负才隽”，但久试不第，直到道光六年二十九岁时才考中秀才，此后虽屡应乡试，皆不售，以生员终。大约在考中秀才的第二年，潘纶恩离开家乡，开始长达十余年的出游。其中在道光六年至八年，堂兄潘锡恩以三品顶戴任江南河道副总督，纶恩在署中参办政务；道光十八年在安庆曾入知府陈煦幕，掌刑名狱案。大江南北长达十余年的漫游生涯，极大的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也品尝了人生百味，为后来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返乡后，潘纶恩“寄情于山水之间”，也在田野村头访谈老农。人问其用意，答曰“将籍是以有成”，终于在咸丰三年（1853）前后完成了小说《道听途说》的创作。
《道听途说》收录文言短篇小说110多篇，大多为情节曲折的传奇体作品。其创作时段为清代道光中、后期至咸丰初，这个时期，正是清帝国滑向末世的转捩点。国家百病重生，积弊并发，内忧外患，上下交困。作为一位敏感正直的小说家，目睹行将就木的老大清帝国，自然会产生末世之叹，并深刻揭示官场腐败、政治黑暗等主要病因。全书的首篇《屠钤》，就通过一位秀才梦中所见来抒写作为诸生不遇之痛，作者在最后的品评中感慨道：“读书之以秀才终，犹闺人之以处女终．．．．．况作衰世之秀才乎”？在《祈兰娘》中作者又发感慨：“近日事势衰坏”。可见“衰世”、“近日事势衰坏”是他对道光中、后期至咸丰初国运的总体评价。至于造成衰世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是官场昏暗、吏治腐败，因此在小说中他以大量篇幅来揭露官员们贪赃枉法、酷虐残暴、颟顸愚昧和荒淫好色。更有价值的是，他揭露的矛头不止指向一般的州县官吏（这是清代文言小说的普遍倾向），更是指向声名显赫的封疆大吏，如《董琳》揭露两江总督陈大文为保乌纱强兴大狱，草菅人命；《扶路傒童》揭露江西巡抚阮元镇压异教、滥杀贪功：“人无老幼，聚族俱歼，投缳者难以数计，村落间凡一池一沼，无不填尸横溢”；《江本直》中那位既愚且狠的“臬使周公”即为安徽巡抚的周天爵。这些大员如阮元，在《清史》乃至口碑中皆功勋卓著或清誉颇佳，《道听途说》却揭露了为人的另一面，至少可备一说。
《道听途说》在揭露批判吏治腐败的同时，还针对世风的浇薄进行广泛的描写。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淳朴守信的民风为尔虞吾诈所代替，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尼姑变成媒婆，寺庙成为淫窟，而且骗钱、骗色的手法也越来越狡诈、越来越离奇，如用洋制的蜡人冒充新妇骗钱。整个社会价值观颠倒，不崇尚友爱而被逼崇拜暴力：良民张百顺父子被强盗洗劫一空后竟羡慕强盗生涯：“以人面取财，积之十年而不足；以鬼面（强盗）取富，收之一旦而有余”。更为可怕的是这种颠倒的价值观已祸及孩童，犯罪越来越低龄化：《赌骗》中一个“七龄小竖”伙同一个12岁的丫头合伙行骗，而且配合默契，天衣无缝；《季鸦头》中的学徒“乳臭子”设计骗师傅，临走又将铺物席卷一空。投宿人家又偷人家藏金，被发现后还讹人家赖己；《玩城头》写一个十五岁少年为贪口腹之欲，将邻居一个五岁的幼童杀死，还脔割其体，毁尸灭迹，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道听途说》还特别揭露了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伦理的沦丧：传统的父慈子孝、夫敬妻贤、兄友弟恭已不复存在，整个社会道德的基础已彻底崩溃，其中有孙子逼奸庶祖母不成，竟连杀祖母和庶祖母，还伪作盗杀之状（《杨小幺儿》）；女儿因奸情受阻，居然“破颅毙父”（《孙巧儿》）；丈夫为贪男色，允许美妻与娈童当面同床（《江昌奇》）；兄弟三人因家产反目成仇，互相残杀，终至家族灭亡（《干季青》）；兄与亡父之妾通奸，两人合谋，将知晓其事的妹妹谋杀（《李德姑》）等等。
《道听途说》在艺术上也颇有特色，有人将其概括为“善塑众生之相”、“善构曲折之文”、“善描细腻之笔”和“善写悲惨之状”四个方面（陆林《道听途说》前言）。另外，它在清代小说发展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是清代小说题材转向的一个标志。众所周知，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问世，借花妖狐鬼来讽喻世事的浪漫倾向，一时间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潮，如《夜谈随录》、《谐铎》、《萤窗异草》、《小豆棚》等皆仿效聊斋笔法。但这部创作于道光中、后期的《道听途说》却与《聊斋志异》等“类皆狐鬼，可意凭造”的创作倾向有所不同，不再假托异类，旁搜鬼神，而是强调“多系实事”，从自己幕僚生活中选取丰富素材，朝着更加生活化和世俗化的方向发展。这在聊斋之外开辟了另一条创作道路，稍后的《墨余录》、《里乘》、《夜雨秋灯录》等，都沿着这条道路去发展开辟。许奉恩甚至把“野狐拜月”、“山魈吟风”这种“离奇变怪”的创作方法称之为“诞”，作为清代小说的“四弊”之一来摒除，开启其端的就是潘纶恩的这部《道听途说》。
今有：《道听途说》，安徽古籍丛书，陆林点校，黄山书社1998年版；《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74、《里乘》
晚清文言小说集，又名《兰苕馆外史》，许奉恩撰。许奉恩（1816—1878），字叔平，室名兰苕馆，安徽桐城人。其父许丙椿，岁贡生，有《易萃》、《敩园诗文集》、《敩园诗谈》等著作问世。奉恩少年聪颖，为学政沈维矫、知府卞士云等器重。成年后，诗文愈佳，曾得到包世臣、姚莹等前辈名士的称赏。汤雨生称其诗“求之当代，居然与船山、仲则抗衡”。然而多次应试不第，“偃蹇半生”，只得辗转南北，为人作幕。许氏一生“博览群书”，极富眼光和胸怀，“论政治得失，多精创不敷”，为人又“真率无饰”，曾先后被徽州知府、浙江学政、安徽巡抚、江苏布政使聘为幕僚，参与大政。其生平著作宏富，刊刻传世的有《兰苕馆诗抄》11卷、《兰苕馆外史》10卷、《桐城许叔平文评论诗合钞》2卷等。其中《论诗绝句》99首，用诗歌的形式品评了自汉至唐百余名诗人，很有一些独特的见解。
《兰苕馆外史》作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秋试落第时，成于同治十三年（1874），前后历三十余年。全书十卷，收录文言笔记小说190篇。是一部以劝惩为意旨，兼有《聊斋》和《阅微》优点的笔记小说佳作。创作宗旨并非如他夫子自道，“以著书立说消磨岁月”，而是他友人所戳破的：“慈悲说法，寓草野之褒讥；穷愁著书，操稗官之笔削”（许星翼《兰苕馆外史》序）。
《兰苕馆外史》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清末社会的世相百态图：民俗民风、官场科场、家族矛盾、邻里纠纷，痴男怨女、淫僧妖尼、神鬼精怪、侠客大盗，尽纳其中。在内容上，首先是揭露的这个末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官场丑陋现象：有污良为盗、滥杀无辜的县令（《某令》），有公然杀人越货、淫辱妇女的总兵（《雷击某总戎》），有白天为官长，夜晚为盗首的按察使（《褚祚典》），有贪污赈灾款项，至灾民与水火而不顾的“父母官”（《当涂令》），有借办团练勒捐敛财、鱼肉乡民的宦绅（《小喜子》），有以官仗势逼迫少女裸体蒙羞、饮恨自尽的宦门恶少（《柯寿鞠》），有道貌岸然、骗财骗色的府学教授（《柯寿鞠》），有为五十万金，将国家机密出卖外邦的礼部书吏（《礼部书吏》）。在作者看来，上层社会的道德崩溃，是导致整个社会礼崩乐坏的主要原因，所以作者“祖麟经之义严”、“效狐史之直笔”，首先以此作为批判针砭对象。
如果说，作者选择贪官污吏作为抨击对象来“惩恶”，作为另一面，作者又选择一些忠臣孝子、义士节妇从正面来“劝善”，以达到“为劝惩而作”（《兰苕馆外史》卷首“说例”）的创作目的。书中大量叙写并讴歌了先人后己、扶贫赈困、孝顺父母、重义守信的人物、事件：有急人之难又不彰不显、善始善终的某书生（《叶孝廉》）；有全人性命又隐人之过，有成人之美的老人（《姑苏老翁》）；有行侠仗义、善解人意又光明磊落的大盗（《金钱李二》）；有不慕富贵、机智才情胜过罗敷的柿姑（《蒋柿姑》）。在篇目安排上，作者刻意将这些故事安排在前两卷，来突出正面教化作用。突出“余善余殃，降祥降殃，皆由于善与不善”这个创作宗旨。
《兰苕馆外史》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收集了大量的狱案。晚清社会吏治腐败、法纪虚设为作者提供了大量素材，作者把它集中编为一卷。其中虽有正面形象如能明察秋毫，断明类似《十五贯》冤狱的某按察公（《小卫玠》），但大都是贪赃受贿、草菅人命的官长和幕僚，如精刻自负严刑逼供，造成青年男女枉死的浙江明府某公；草菅人命终遭报应的某巡抚署幕僚（《某氏子》）；贪赃枉法，将一对师生枉加刑辟的邑令等。作者一方面揭露当时吏治的黑暗和罪犯的狡诈凶残，更借此来表达自己的刑法思想：勘案要重证据、重调查，执法要公正，要尽心折狱。万不可主观臆断、以刑求罪，更不能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作者还通过每篇结尾处的品评“里乘子曰”，反复告诫官员听讼时：一不可忽，二不可动气，三不可固执己见。
《兰苕馆外史》中刻意求真，强调题材“多系实事”，与同时代的“类皆狐鬼，可意凭造”的其它笔记小说有所不同，许星翼在“序”中也称赞它是“实事求是”、“修辞立诚”。呈现一种平实、敦厚和雅洁的文学风格。但是，文学必须想象和夸张，《兰苕馆外史》作为文言小说，也不可能例外。在求真求实的创作思想和平实、敦厚的总体风格下，小说中亦不乏亦真亦幻的巧妙构思，如《林妃雪》、《俞寿霍》；波澜起伏的生动情节，如《仙露》、《袁姬》，栩栩如生的形象塑造，如《姑苏某翁》、《金钱李二》等，甚至背离了自己立下的创作宗旨，也有虚构的鬼神情节，如《某太史鬼求代》、《某氏子》等。实际上，《兰苕馆外史》受《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影响非常之大，其中的长篇如《小卫玠》、《韩文懿公逸事》其题材和手法多仿效《聊斋志异》，一些短篇的语言结构亦以《阅微草堂笔记》为范本。至于每篇结尾处作者的品评“里乘子曰”，也是模仿《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可见他所说的四弊着力点在前两点即思想内容方面，即意在用封建伦理来规范世道人心，并不意味作者排斥荒诞和想象，也不意味作者反对用狐鬼山魈来针砭现实。
《兰苕馆外史》的弊端在于道德说教过多亦过于陈腐，例如提倡守节，欣赏多妻制，完全站在反对太平军起义的立场之上等，对与己有关联的士绅也有刻意美化之嫌。另外，190篇中也良莠不齐，有的短篇强调真实过于单薄和粗糙，这都是《兰苕馆外史》的不足之处。
今有：《兰苕馆外史》安徽古籍丛书，黄山书社，1998年版；《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75、《夜雨秋灯录》
宣鼎（1832—1880），晚清小说家、戏剧家、画家。字子九，号瘦梅、素梅，香雪道人、金石书画之丐，安徽天长人。少时过继于人，家境丰裕。弱冠后，痴迷于读书、绘画、书法，不理生计，家境遂破落，以教书糊口。咸丰五年（1855）饥荒几近饿死。咸丰七年与表妹成亲入赘外家。第二年太平军攻天长，避乱高邮湖，以卖画入幕为生。同治五年（1866）在盐城教书度日。九年至山东，被聘为县署书记，创作传奇《返魂香传奇》，第二年创作文言小说《夜雨秋灯录》，历时三年而成。后返回高邮，游苏南，继作《夜雨秋灯续录》。光绪六年书成，未及刊行而卒。宣鼎（1832—1880？），字子九，号瘦梅、素梅，又号懊侬、铎痴，别署香雪道人、问香庵主、东鲁游人、瘦尊者、太瘦生、虎口逋客、邋遢书生、金石书画丐、是此花身馆主、云山到处僧、堕落行脚等，安徽天长人。宣鼎生于殷实之家，自幼博览群书，工书善画。性好佛老，十九年口不菇荤，爱听鬼怪与因果报应故事。二十岁后母亲与嗣父相继去世，家道中落。二十七岁移居上海，一度从军。后返回上海，以卖画为生。三十一岁至四十岁的十年内，充任当道幕僚，辗转于江苏、山东各地。解馆后，又曾寓居山东济宁、江苏高邮等地。宣鼎自同治十一年（1872）开始创作小说。文言小说集《夜雨秋灯录》于光绪三年（1877）刊出，光绪六年（1880）又刊出《续录》。此外，宣鼎又曾撰有戏曲《返魂香》。
《夜雨秋灯录》和《夜雨秋灯续录》均115篇，由上海申报馆分别于光绪三年（1877）和光绪六年出版，它是晚清文言小说的压卷之作，“传播颇广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是作者“少膺孱弱、壮值乱离”颠沛一生的发奋之作。由于作者“奔疲蹇涩、金鱼托钵”（《夜雨秋灯录》自序），穷困抑郁于下层，与蒲松龄的生活、思想颇多近似之处，因此无论在选材、体例、笔法上都刻意“追步《聊斋志异》”。
《夜雨秋灯录》及其续集的价值，首先在于它广泛地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现实生活，为读者展现出一幅阔大的晚清社会生活长卷。根据粗略的统计，书中出现的人、鬼、狐、妖等形象有八、九百个。更在于他反映了当时要求变法图强的社会思潮乃至反清复国的革命倾向。作品中尖锐的揭露了中国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过程中种种矛盾和冲突，如《长人》写洋商将中国穷人关进玻璃柜送到外国去展览，《父子神枪》写营卒毒打小贩，《蛇膈》写豪强抢夺民田，《卖高帽子》、《天魔禅院》、《桑儿》、《红玉册》等则集中揭露官场腐败，卖官鬻爵、敲诈民脂民膏，如《迦陵配》，通过通过迦陵子的仙妻来批判八股科举制度，表达了与蒲松龄类似的观点：
成功借鉴了唐人小说结构完整曲折、形象鲜明饱满、语言通俗生动的特长，而且还有意识地追摹《聊斋志异》的表现手法，延续《聊斋志异》设幻造奇、写鬼画狐的浪漫风采。更重要的是他还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戏曲、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的很多技巧和审美体验渗透到了《夜雨秋灯录》及其续集的创作中，使两书整体上呈现出清丽典雅、情韵绵密的独特风格。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在小说结尾的处理上几乎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且善恶报应的结果往往也都雷同，虽然这与宣鼎劝善的用意分不开，但这种类型化的叙述却给其小说的艺术成就大打折扣。
今有：《夜雨秋灯录》黄山书社1999年版，项纯文点校；《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
76、《淞隐漫录淞滨琐话》
晚清文言短篇小说集，王韬撰。王韬（1828—1897），名利宾，又名瀚，字懒今，后更名韬，字仲弢，一字紫诠，别号天南遁叟、弢园老民，江苏长洲（今苏州）人。王韬自幼受业于其父，十八岁时以第一名考取秀才，后赴南京乡试落第，便尽弃八股时文。二十二岁时赴上海谋生，在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所办墨海书馆当了十三年编辑，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新知识、新思想，逐渐萌发了“救亡图存”的改良思想。同治元年（1862），曾上书太平军苏州当局，建议攻取上海，阻断长江，为此遭清政府通缉，被迫遁迹香港。居港期间，王韬在英国人里雅各主办的英华书院协助翻译中国经籍，同时结交了容闳、郑观应等一批主张变法维新的朋友。其后游学英、法等国，返回香港后主笔《循环日报》，积极鼓吹变法维。光绪五年（1879）曾东游日本，光绪十年（1884）举家迁往上海，任申报馆编辑部主任，不久被推举为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于掌教之余，隐居著书，1897年2月24日病逝于上海。王韬一生著述甚丰，其中包括《遁窟谰言》、《淞隐漫录》与《淞滨琐话》三部文言小说集。
《淞隐漫录》，又名《后聊斋志异图说》、《绘图后聊斋志异》，共十二卷。作于1884年举家迁往上海之时。各篇原发表在上海《申报》副刊《点石斋画报》，历时三年余。《淞隐漫录》的体裁和题材都仿照蒲松龄《聊斋志异》，但取材范围较《聊斋志异》广，包括多篇关于日本艺妓（《记日本女子阿传事》、《柳桥艳迹》、《《桥北十七名花谱》、《东瀛才女》）和欧洲美女（《媚丽小传》）的故事。其中烟花粉黛之事多是王韬三十年来亲身经历的，描写细致入微。《淞隐漫录》是王韬“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歌可愕之事，聊记十一，或触前尘，或发旧恨…时与泪痕狼籍相间。”（《自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写道：“长洲王韬作《遁窟谰言》（同治元年成）《淞隐漫录》（光绪初成）《淞滨琐话》（光绪十三年序）各十二卷….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希，而烟花粉黛之事渐盛”。
《淞滨琐话》亦十二卷，写于1887年主持格致书院之时，时年六十，也是他撰写的最后一本文言小说集。与《淞隐漫录》偏重于人事不同，《淞滨琐话》侧重狐鬼和鸟兽虫鱼。
《淞隐漫录》王韬刻印于光绪初年（1875年）。今有：《淞隐漫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
《淞滨琐话》王韬刻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今有：.《白话全本后聊斋志异》
曹庆霖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887年版；《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
附：当代出版的文言笔记小说总集：
1、《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五册：《长短经》（外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中国笔记小说文库》计八种：《古今说部丛书》《古今说海》、《唐人小说》、《宋人说萃》、《明人百家》、《清人说荟》、《清朝野史大观》、《古今宫闱秘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
3、《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
4、《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5、《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6、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7、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8、唐宋传奇集张友鹤，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新一版
9、《笔记小说精品丛书》，重庆出版社2005
10、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11、历代笔记小说丛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
12、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4、《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5、古小说丛刊（12种），中华书局1979年以后陆续出版。
参考资料：
1、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2、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齐鲁书社1997年版
4、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版；《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萧相恺主编《中国文言小说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6、《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1998年二版。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五）：通俗小说集
1、《新编五代史平话》
宋代话本小说，原书题《新编五代史平话》，作者不详。讲说五代十国时期梁、唐、晋、汉、周兴废战争史的话本。一般认为是宋人作品。现存话本虽然刻印时代较晚，但大致还可以看出宋代所说《五代史》平话的概貌。
《平话》在体例上梁、唐、晋、汉、周五代各自独立，每朝分上下两卷。《梁史》、《汉史》都缺下卷。采用编年叙述的方式，近似一部五代史的通俗讲话。开卷从伏羲、黄帝讲到黄巢起义，随后朱温篡唐，形成五代相替的局面。这部书既反映了当时封建暴政、割据混战，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也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历史观和对农民起义的偏见、诬蔑。书中对黄巢、刘知远、郭威、石敬瑭等历史人物发迹的故事，采撷了许多民间的传说佚闻，文笔生动活泼，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另外，书中对历代帝王的兴废，都有独特的议论，如说黄帝是“厮杀头脑”，成汤、周武王是“以臣杀君”，刘邦诛杀功臣韩信、彭越、陈，后来三人托生曹操、孙权、刘备，分了汉代的天下等。这些说法，既有说书人的标新炫奇，也反映了轮回报应的观点。
此书在元明以来藏书家的藏目中都未见著录。1901年曹元忠得于杭州张敦伯家，董康影印出版后才为世人所知。此后，有商务印书馆1925年标点排印本，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分段标点本。
今有：点校本《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华夏出版社1998年出版；《话本小说》（13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影印。
2、《梁公九谏》
宋代话本小说。不题撰人，共一卷，约3000字。卷首载《唐相梁公庙碑》，为范仲淹作于贬官晋阳之时，当在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之后。
小说叙述唐朝宰相狄仁杰九次劝諌武则天的故事。狄仁杰在唐睿宗时封为梁国公，故称“梁公九谏”。小说内容多取材自史料，文字朴拙，俚俗口语相间。《梁公九谏》属于我国早期的讲史话本，一般认为现存的《梁公九谏》是从张仁亶或郭元振的《九谏书》嫁接增饰而来。因为张、郭二人与狄仁杰虽然同为唐代才兼文武的一代名相，但由于唐宋以来狄仁杰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更为崇高，故民间艺人将张、郭二人的《九谏书》移植到他们所敬慕的狄梁公身上。
《梁公九谏》有士礼居刻本，源出赐书楼藏旧抄本，共一卷。今有：《话本小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点校本《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华夏出版社1998年出版；《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影印。
3、《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说经话本。作者不详。世多以为宋刊，鲁迅认为作者或为元人。全书三卷，17段。小说叙述唐玄奘取经故事，其中猴行者（孙悟空的原型）为主要人物，描述他为扶助三藏法师大显神通。但情节比较简单，无猪八戒形象，有降伏深沙神的描写（可能为沙僧原型），略具明代小说《西游记》的雏形。
唐僧取经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宗教传播故事。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带领一个弟子离开京城长安，只身到天竺（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今存宋元刻本两种：一为大字本，题《新雕三藏法师取经记》，分三卷，每一卷缺第一至三则，第二卷全缺。此本旧藏日本高山寺，后归德富苏峰成篑堂文库，罗振玉曾据以影印，收入《吉石庵丛书》初集。一为巾箱本，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分上中下三卷，凡十七节，中卷第七节结尾及第八节前半部分亦缺，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题款。此本原藏日本高山寺，后归大仓喜七郎，1916年罗振玉亦据以影印。
今有：李时人，蔡镜浩校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中华书局1997版；《话本小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影印。
4、《京本通俗小说》
原书不知何人所编，有人认为是宋元作品，也有人认为是后人伪作古书。卷数、篇数均不详。现存十卷九篇话本小说，是缪荃孙在1915年刊印的。据缪氏跋语称，该书是他发现的元人写本，其中《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冯玉梅团圆》6篇见于《警世通言》；《错斩崔宁》一篇见于《醒世恒言》。其中《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错斩崔宁》3篇，冯梦龙曾说是宋人小说。另外还有《定山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因此未刻。但不少研究者都表示怀疑，或认为是明人所编，或认为出于伪造。文字与《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基本相同，似即据以纂辑。书中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刻画，尤其是心理描写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及风俗人情。不但对小说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也有相当重要的语言、民俗研究价值，可视为一部优秀的小说话本选集。其中《碾玉观音》和《错斩崔宁》单独有著录和刊刻。《碾玉观音》即《警世通言》的《崔待诏生死冤家》。话本中主人公璩秀秀，是裱褙匠的女儿，不甘心做咸安郡王的女奴，趁机与她所爱恋的碾玉工人崔宁逃奔潭州成婚，后被咸安郡王抓回打死。崔宁则被解送临安府判刑。但秀秀阴魂不散，做了鬼仍与崔宁逃奔建康同居。后崔宁奉诏修理玉观音，回到临安，郡王又去抓拿秀秀，归途中发现人已不见，始知秀秀是鬼。这个鬼魂复仇的故事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对市民阶层的压迫，也写出了璩秀秀争取人身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情节曲折，语言生动。《错斩崔宁》即《醒世恒言》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也是园书目》、《宝文堂书目》亦曾著录。话本说刘贵有一妻一妾，家道消乏，从友人处借钱十五贯归家，与妾陈二姐戏言是典她所得的钱。陈二姐当夜偷偷逃回娘家，途中遇卖丝客崔宁，结伴同行。贼人静山大王闯入刘家偷钱，被刘贵发觉。贼劈死刘贵，携钱潜逃。邻居发觉后告官追捕，见崔宁与陈二姐同行，身边并有钱十五贯，就把二人送官。二人屈打成招，同被处死。后来刘妻王氏又为静山大王劫去，后来从静山大王酒醉后得知真情，才告官平反冤狱。小说情节曲折，细节描写十分真实，批判了官吏草菅人命，率意断狱。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明末朱素臣据以改编传奇《双熊梦》，亦名《十五贯》，在昆曲中演唱，至今不衰。
《京本通俗小说》最早由缪荃孙辑录于1915年刻印，编入其《烟画东堂小品》第10卷至第16卷。
今有：点校本通行的有：《京本通俗小说》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中华书局1959年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5、《清平山堂话本》
明代话本小说集，明代洪楩编印。原名《六十家小说》，分为《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6集，每集10篇。大约刻印於嘉靖二十年至三十年间。现存《雨窗》﹑《欹枕》两集的残本，仅12篇﹔又残本3册，书名不详，存15篇，藏日本内阁文库。共计27篇，影印本合为一书，题作《清平山堂话本》。另有《翡翠轩》﹑《梅杏争春》两篇，只存残页。书中收宋元明三代的短篇小说，其中有一部分标明“小说”或“新编小说”，当属小说家的话本。但有些只是说话人抄录的资料，作为提纲式的说话底本。如《蓝桥记》即摘录自唐人裴铏的《传奇》。
《清平山堂话本》中有不少值得注意的作品，如《快嘴李翠莲记》说一个富有反抗性的女子，嫁给张狼为妻，因为心直口快，能说会道，不肯逆来顺受，竟敢训斥丈夫，顶撞公婆，终於被休回娘家。回家后又为父母兄嫂所不容，只能出家当尼姑。这篇小说题材新颖，体裁特别，话本中采用李翠莲对话的方式，插入许多段快板式的唱词，酣畅活泼，为前所未见。内容又富有反封建精神，所以很为后人所重视，赵树理的现代名著《李有才板话》即受其启发。《简帖和尚》说一个和尚见皇甫松的妻子杨氏貌美，命人送一封匿名简帖给她，引起皇甫松的怀疑，经官把妻子休了。杨氏走投无路，濒临绝境，终於被迫落入了和尚精心安排的圈套。最後真相大白，和尚受到惩处，杨氏和皇甫松再成夫妻。这个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表现手法巧妙，生活气息浓厚，语言通俗生动，是公案话本的代表作。《西湖三塔记》说奚宣赞在西湖边救了一个迷路的女子白卯奴，後来送她还家，被卯奴之母白衣娘子留住半月有馀。奚宣赞想回家，白衣娘子就要杀他取其心肝。幸得卯奴救他脱险。最後宣赞的叔父奚真人作法命神将捉住三个怪物，白衣娘子是白蛇，卯奴是乌鸡，老婆婆是獭。真人把三个怪物压在湖中，造了三个塔镇住。从情节发展看，《西湖三塔记》似是白蛇传故事的早期形态。
《清平山堂话本》是刻印较早的小说话本集，基本保存了话本的原貌，从中可以看到宋元至明初小说家话本的各种不同体制和风格。书中有不少篇後来收入冯梦龙编辑的“三言”，文字有所修订，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简帖和尚》﹑《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刎颈鸳鸯会》﹑《错认尸》﹑《戒指儿记》﹑《李元吴江救朱蛇》等，都可以用作比较研究，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重要资料。
今有：点校本《清平山堂话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影印本；《清平山堂话本》谭正璧校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7年版；石昌渝校点《清平山堂话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中华书局2001年版。
6、《大宋宣和遗事》
《大宋宣和遗事》亦称《宣和遗事》，讲史话本。此书成于元代的笔记小说辑录，结合了多个类型的笔记小说并以说书的方式连贯而成，象是宋人口吻。据说源出宋本，但可能经过元人增订。《大宋宣和遗事》内容都出于宋人的记载，反映了汉族民众的抗金思想。其中加插了宋代奸臣把持朝政致使生灵涂炭的故事和梁山英雄聚义，因此成为《水浒传》的蓝本。具体来说分为十个部分：第1部分讲中国历代昏君，一直讲到宋徽宗；第2部分讲王安石变法；第3部分讲宋徽宗任用蔡京；第4部分讲宋江等三十六人聚义，最后被张叔夜平定，提供了《水浒传》的雏形；第5部分讲宋徽宗与李师师；第6部分讲宋徽宗和道士林灵素的故事；第7部分讲东京汴梁元宵节灯会盛况；第8部分讲金兵攻陷汴梁；第9部分讲宋徽宗和宋钦宗被俘北上；第10部分讲康王赵构南渡，建立南宋。
《大宋宣和遗事》有两种版本：一是《士礼居丛书》本，分为两集，书前有300多条分节目录；另一种版本分四集，内容相同。
今有：《大宋宣和遗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排印本；《大宋宣和遗事》点校本，《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华夏出版社1998年出版；《话本小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影印。
7、《三国志平话》
元代讲史话本。元代刊行的《全相平话》五种之一。（另外四种是：《武王伐纣书》、《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续集》，今皆国内失传，仅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三国志平话》与元代至治年间新刊的《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与《三分事略》当是一书的不同版本。不知撰人。《三国志平话》分上﹑中﹑下3卷，69节（《三分事略》略去6节，只有63节），有图70幅。书中开头叙述司马仲相阴间断狱的故事，也见於《五代史平话》中的《梁史平话》卷上，可见《三国志平话》是有所师承的。全书基本故事不完全符合史书记载，但和元杂剧中的三国戏大致相同，如张飞见黄巾，史书不载，而与杂剧《张翼德大破杏林庄》情节相同；又如刘玄德黄鹤楼私遁，与朱士凯的杂剧《刘玄德醉走黄鹤楼》同；至于貂蝉其人其事更是史书中没有的，也同於元杂剧。该书承袭北宋民间说书贬曹褒刘的思想倾向，通过“汉君懦弱曹吴霸，昭烈英雄蜀帝都”的叙说，极力歌倾刘备蜀汉集团。除了开端交代三国分合因由的司马仲相断阴间公事外，全书前半部门主要描述张飞“勇冠天下”，而后半部分则尽情讴歌诸葛亮的斗智。此书故事情节与后来《三国演义》有很多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无疑此书的产生，对《三国演义》深远了深远影响。
《三国志平话》的基本情节安排大体上还合乎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也些事件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是毕竟出自民间艺人之手，其中不少故事或者任意虚构想像，或者直接取于民间传说。此外文字精略，所叙人与事往往缺乏必要的交代和照应。此书当系当时民间讲史家们所演述三国故事的一个底本或提要性质的节本
《三国志平话》的版本最早为元英宗至治（1321－1323）年间建安虞氏刻，共分上中下三卷。各卷卷端题“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上图下文。现藏日本内阁文库。1926年，东京帝国大学据原刻本首次影印《三国志平话》；三十年代，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据原刻本首次影印了另外四种平话。1929年，上海涵芬楼翻印东京帝国大学影印本《三国志平话》。
今有：《全相平话五种》，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将涵芬楼本《三国志平话》和仓石武四郎影印本四种平话重印，合称为《全相平话五种》；《全相平话五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华夏出版社1998年出版；《话本小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影印。
8、《三国演义》
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罗贯中著，是中国古代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罗贯中（约1330—约1400），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籍贯山西太原府，一说山西省祁县；一说钱塘（今浙江杭州）或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罗贯中的生平事迹多不可考，明初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中有“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之语，由此可知罗贯中活动于元末明初之际。贾仲明又说他“与人寡合”，“遭时多故”，明王圻《稗史汇编》称其为“有志图王者”。据此推测罗贯中为人倜傥不群，在元末社会动荡时的怀有创建一番事业的远大抱负，相传他曾为割据江苏一带的吴王张士诚的幕僚。后来罗贯中政治上的抱负未能实现，便专心致力于小说、戏曲的创作。今存署名由他编著的小说有《三国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粉妆楼》、《三遂平妖传》。杂剧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与《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但流存下来的仅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此外，明代刊印的《水浒传》题署作者时也常有罗贯中之名，又有罗贯中为施耐庵“门人”之说，有可能他也曾参与过《水浒传》的创作。
《三国演义》描述的时间从由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末期开始，至西晋初期国家重归统一结束，以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形成演变，矛盾斗争为主线，最后由晋统一全国，国家重归统一。小说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其中隐含着罗贯中生活的那个时代人民对汉室复兴的希望。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塑造了一大群鲜明生动，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罗贯中也因此获得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刻画的近200个人物形象中最为成功的有曹操、司马懿、诸葛亮、关羽、刘备、赵云等人。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很善于使用诡计，是一个十分伟大的政治家、阴谋家、军事家、诗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大义胸怀，具有济世救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关羽“威猛刚毅”、“义薄云天”。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爱物、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人志士。这与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刘备、关羽、诸葛亮是有很大差别的。
《三国演义》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构思宏伟，手法多样，使我们对古代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起来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感人肺腑。其中的军事政治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国演义》开创了历史小说的先河，代表了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自此以后，文人纷纷效仿。这种源出众手的小说，后来还有神魔小说《西游记》和另一讲史小说《水浒传》，在中国文学史上，历史小说便蔚然成为一大潮流。直到现在，三国都是一部在文学界上享有盛名的历史小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大部分都已写成了各种历史小说，这其中不无罗贯中的功劳。
《三国演义》艺术上的缺憾，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三国演义》版本，最早刊本为明嘉靖年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亦称“罗本”、“嘉靖本”。以后出现众多版本，仅明代刻本就有二十多种，清代刻本更多达七十多种。可以说，《三国》版本之多，在古代小说中是无与伦比的。众多的版本大致可以分为《三国通俗演义》、《三国志传》和毛宗岗父子评改本《三国志演义》三个系统。其中以毛宗岗父子的版本最为突出，有《第一才子书》之称。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毛本为基础，删去毛氏的评语，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加上少量注释，成为一个较好的通行本。但由于受过去的研究水平的限制，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中仍然存在著很多”技术性错误”，包括人物错误、地理错误、职官错误、历法错误和其他类型的错误。尽管如此，它至今仍是发行量最大的版本。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出版社又进行了整理，其中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校理本三国演义》受到学术界和读者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至今最好的版本。
9、《水浒传》
又名《忠义水浒传》，一般简称《水浒》。产生时间约在元末明初，是中国古代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除目前广泛认可的作者为施耐庵外，历史上还有其它几种观点，包括了罗贯中说，施惠说，郭勋托名说，宋人说，前七十回为施耐庵作著，后三十回则为罗贯中著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进行了整理、编辑。此说最早见于明代高儒《百川书志》中，说《水浒传》是“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种观点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力。
《水浒传》中国第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小说，《水浒传》生动地描写了梁山好汉们从起义到兴盛再到最终失败的全过程，特别是通过写众多草莽英雄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反抗道路，鲜明地表现了“官逼民反”的主题。小说热情地歌颂了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梁山英雄，以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农民革命理想，形象地展示了这次农民起义演变为悲剧的内在历史原因。除了李逵、林冲、武松、鲁智深、阮小五等为数不多的人反对招安之外，以宋江为首的绝大多数人存在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他们仇恨和反对的只是高俅等奸臣和贪官污吏。因此他们的造反尽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却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梁山起义的悲剧也正是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这样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施耐庵如实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本身这个不可克服的缺点，从而生动地描写了梁山起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而又转为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规律性。《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真实地反映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品。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水浒传》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金圣叹语）。全书巨大的历史主题，主要是通过对起义英雄的歌颂和对他们斗争的描绘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因而英雄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在《水浒传》中，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类似的事件写出不同的情节，这也是《水浒传》的显著特色。如林冲买刀和杨志卖刀、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武松杀嫂和石秀杀嫂、江州劫法场和大名府劫法场、以及林冲起解和卢俊义起解等等，事件类似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情节，显示出生活丰富多彩和人物性格异彩纷呈。
《水浒传》版本，主要有三种：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另有百一十五回本，百十回本，百二十四回本、七十一回本等。其中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所刻行的一百回本为最早定本，也是最早刻本。百二十回本乃是在百回本基础上“插增”了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二十回，从而凑齐了宋江集团招安后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的“征四寇”的四大武功。此是袁无涯根据杨定见所提供的本子刻行的。七十回本则是金圣叹拦腰的结果。他认为《水浒》精华俱在前七十回，故而腰斩。另加了自编的第七十一回“卢俊义惊噩梦”以求完整。书中，他假托所谓“古本”，对原著多处做了窜改。这些窜改往往对原文有点铁成金之效。
今有：《水浒》（七十一回本）题为施耐庵著。作家出版社1954年出版，此本系以金圣叹删改后的七十回本为底，整理印行的。198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传会评本》，在保存金圣叹评语原貌同时，汇集了国内今存其他评本的批语。
《水浒传》（一百回本），题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中华书局1979年版该版本采用的底本，是北京图书馆印藏明万历末年（公元1610年左右）杭州容与堂刻本。原书一百卷一百回，题为《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
《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题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出版。此本是以明万历年末杨定见序的一百二十回本为底，校定后排印的。
10、《水浒后传》
《水浒后传》清代长篇历史小说，陈忱著。陈忱（1613—？）字遐心，号雁宕山樵，明末清初时乌程（今浙江吴兴）人。约生于明万历后期，卒于清康熙初年。陈忱为人博洽善文，孤高耿傲。明亡后不愿做官，隐居乡间，从事著述。顺治间曾与顾炎武、归庄等人组织惊隐诗社，一时影响颇大。陈忱晚年“重老其穷，颠连痼疾，孤茕绝后”只得以卖卜拆字为生，小说《水浒后传》即创作于此时。他在作品自序中还表达了“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的民族气节。除《水浒后传》，陈忱还著有《续廿一史弹词》、戏曲《痴世界》以及《雁宕诗集》、《雁宕杂著》等作。
《水浒后传》是百回本《水浒传》的众多续书中艺术价值较高的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鲁迅先生对此有过专门评价。它叙述了《水浒传》中幸存的三十余位梁山好汉和部分英雄后代的命运。由于奸臣迫害，他们揭竿再起，或重举义旗，杀官造反；或远赴海外，创立基业。而当金军南侵，国家危亡之际，他们又舍身忘死，奋勇抗金，表现了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和民族气节。但宋廷割地求和，他们报国无门，只得开赴海外暹罗国，传播中华文明。
《水浒后传》作为一部续书，它的故事结构还是相当完整。语言虽比不上《水浒传》那样生气勃勃，却也流畅生动。而作者作为“亡国孤臣”的悲愤心情，也常常流露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使读者受到感动。总的来说，《水浒后传》是一部独立性很强的小说，和一般“续书”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对后来的戏曲创作很有影响，如京戏《打渔杀家》（庆顶珠）就是来源于《水浒后传》，写萧恩（阮小七）和女儿对抗渔霸和官府，重新反抗的道路，与《水浒后传》主题也一致；戏曲《艳阳楼》则演绎花荣之子花逢春的故事。
《水浒后传》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水浒传》的主题，但中心则偏向于表现作者的民族意识。在这种主观意向的作用下，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作为“忠臣义士”的一面被强化了，对生活中人物性格的复杂多样性未免有所忽视，这妨碍了小说的成就。
原书八卷四十回，后蔡元放析为十卷，每卷四回，略作修订，遂为流行之本。
今有：《水浒后传》，中华书局1957年版；点校本《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华夏出版社1998年出版；《话本小说》（13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影印。
11、《平妖传》
明代神魔小说，题作“东原罗贯中编次”。罗贯中介绍见《三国演义》。《平妖传》讲述的中心事件是宋代的王则起义，最初只有二十回，是罗贯中根据民间传说以及市井流传的话本进行整理，编成《三遂平妖传》（因为书中三位平定王则叛乱的将领马遂、诸葛遂和李遂名子中都有一个“遂”字）。到了万历年间，冯梦龙从长安城购得罗贯中的二十回本，亲自改编增补，广泛吸收民间的妖异故事，以丰富小说的内容，编成《新平妖传》，即今通行的40回本。书中多写人间妖异事件，少谈方外神仙鬼怪。我们在书中看到的不是天宫地府，而是活生生的社会，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元明时代的风俗人情。流传了二三百年后，又经过了冯梦龙增补改编，成为自明末以来通行的四十回本。
《新平妖传》以王则、永儿夫妇帅农民起义为背景，以狐精学道经历逐步展开。王则的儿童玩伴马遂混在身边，伺机刺杀王则，未成功，反被擒杀。后诸葛遂（蛋子和尚）以正法压邪术战败王则，但王则躲入城中死守不出，李遂帅手下掘地道进城，里应外合，终得攻破城池。本书虽以历史史实为基础但并非历史传记，作者是藉助小说来传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美学观念。除开撷取了王则起义这点史实外，小说的人物、故事大都出于虚构和创造。比如，众多人物中只有文彦博、宗镐和王则历史上实有其人，其它大小人物都属子虚乌有。王则政权实际上只存在了六十六日，小说却写成了五年零六个月。同时，作者把这段起义与镇压的历史，描写成为妖与非妖之间的争斗，全书从始至终笼罩在一派非现实的迷雾中，就像后来的《西游记》一样，虽以历史上发生过的玄奘西天取经为背景，但却是一部神魔小说。
《平妖传》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可谓神魔小说这一影响巨大的小说流派的先声。作为较早的一部神魔小说，《平妖传》在由文言神怪小说到长篇白话神魔小说的转变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钱钟书甚至赞其为明代最好的一部小说。但在整个20世纪，它在中国早期小说研究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作者、成书时间以及版本等考证性研究相比，文本研究更显薄弱。
《平妖传》最早的版本是明代泰昌元年（1620）“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刊本；另一种题“墨憨斋手校《新平妖传》”，署“宋东原罗贯中编，明东吴龙子犹据补”，为明代崇祯年间金阊嘉会堂刻本，是前一种毁版后的重刻本。这两种本子均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
今有：《平妖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此本是根据天许斋本影印；《平妖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此本是根据嘉会堂刻本影印。
12、《西游记》
明代神魔小说，吴承恩撰。吴承恩（约1500—约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祖籍江苏涟水，后迁于山阳（今江苏淮安）。吴承恩的曾祖、祖父都曾任县学教官，父亲却因家贫而入赘商人家。吴承恩虽然出生于由书香门第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但他自幼聪颖，博涉群籍，天启间的《淮安府志》称他“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可是吴承恩多次参加乡试均落第而归，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约四十三岁时方中岁贡。此后十几年间又参加了三、四次考试都遭挫折，不得拔擢。后来吴承恩肄业于南京国子监，约在六十多岁时进北京候选，被任为浙江长兴县县丞，但他任职仅一年多，就因征粮事得罪长兴的大地主，被诬为贪赃，撤职罢官。从此以后，吴承恩放浪诗酒，以卖文、经商为生，终老于林下，大约活了82岁。吴承恩自幼喜欢读野言稗史，熟悉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科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他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的认识，促使他运用神魔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吴承恩早年曾撰有志怪小说集《禹鼎志》，这部作品今已失传。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吴承恩是神魔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但万历二十年（1592）世德堂刊印《西游记》时曾说明该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明清两代的《西游记》刊本或署朱鼎臣编辑，或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而不署作者姓名，或署丘处机撰，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根据鲁迅、胡适两先生的考证，新出的铅印本《西游记》才署吴承恩著。但由于考证的依据天启《淮安府志》没有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什么性质的著作，在清初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中，吴承恩的《西游记》被著录在卷八史部地理类，故而近年来有的学者认为《淮安府志》所云的吴承恩《西游记》乃是与小说《西游记》同名的游记，并非小说《西游记》的作者。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作品共一百回，六十万余字。故事叙述唐三藏与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经过九九八十一次磨难，到西天取经的过程。第一部分（一到七回）：孙悟空出世，学艺得道，大闹天宫，被镇压于五行山下；第二部分（八到十二回）叙三藏取经的缘由；第三部分（十三到一百回）是全书故事的主体，写悟空等降伏妖魔，保护师傅，最终到达西天取回真经。书中巧妙地融合了儒释道三教脱离苦、心性修持的真言，通过取经，将心路历程形象化。
《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而作者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颇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到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不是昏君就是暴君。玉皇大帝手下十万天兵天将，竟然抵不过孙猴子一条金箍棒，却让真正的贤才去当不入流的弼马温；如来佛祖所创佛教，僧人自然不能以钱财所迷，可是佛祖竟然默许手下人收取贿赂，而《西游记》一路上妖魔鬼怪，多与神佛有瓜葛，如青牛精是太上老君坐骑，金银角大王是太上老君的童子，狮驼岭三魔王均与文殊，普贤菩萨甚至如来佛祖有关系，这反映封建社会官官相护的黑暗情景。
《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艺术想象丰富奇特，故事情节生动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语言幽默诙谐。而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他有着人性，神性和猴性三重特点。大英雄的不凡气度，对师父师弟有情有义，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是为人性，毛脸雷公嘴，山大王则是猴性，而七十二变，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则是神性。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敢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斗，敢与各类妖魔鬼怪斗。在得知妖怪是观世音菩萨所派，咒她“活该一世无夫”，对如来佛祖更是以“妖精的外甥称呼”，孙悟空，就是这么一个不“听话”，不为强势屈服的硬汉子。猪八戒是一个喜剧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毕竟他在西天一路上披荆斩棘，当开路先锋，不辞辛苦污臭，所以他并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感到十分真实可爱。特别是他的很多小聪明比孙行者强，呆子居然是这么一个“阴险”“狡诈”的家伙，这是孙行者做梦也想不到的。行者化缘得来的斋饭，八戒吃的最多；行者打败妖怪，八戒捡便宜；没事挑拨唐僧念紧箍咒“制裁”一下行者，可是在唐僧眼中，他还是一个老实人，是个好徒弟，这也是行者的聪明不如猪八戒的地方。
今有：《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岳麓书社1987年版，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3、《西游补》
明代章回体长篇白话神魔小说，《西游记》三大续书之一（另两种为《续西游记》、《后西游记》），董说著。董说（1620—1686），字若雨，号西庵、鹧鸪子、静啸斋主人。出身于世代显贵之家，但八岁丧父，又无兄弟。幼年曾受业于复社领袖张溥，后参加复社。明亡后改姓林，名蹇，字远游，号南村，又名林胡子，并自称槁木林。顺治十三年（1656），出家苏州灵岩寺为僧，法名南潜，字月涵。南岳和尚去世后，继之主持灵岩寺。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明末小说家。一生著作很多，据《南浔志》载共有100多种，但传世较少。今存有《补樵书》、《七国考》和《西游补》等。明亡后，董说改姓林，名骞，字远游，号南村，又名林胡子，自称槁木林，与具有民族意识的南岳和尚友善。董说于苏州灵岩寺出家为僧，董说一生著述甚丰，据记载有一百余种，但大多并未传世。
《西游补》共16回，约作于崇祯十三年（1640）前后，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神话小说。叙述孙悟空“三调芭蕉扇”之后，化斋时为鲭鱼精所迷，渐入梦境，所见所闻，变化莫测，后被虚空尊者唤醒，始离梦境。作者托笔幻想，抨击明末的腐败政治和浮薄士风，刻画种种社会世相，对于权奸谴责尤烈。作品情节荒诞，文笔诙谐，对晚明社会的世情世相作了深刻的批判和讽刺，在《西游记》的续书中最有特色。鲁迅于《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其赞赏有佳，称其“其造事遣辞，则丰赡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徘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所敢也。”近来有学者认为《西游补》有西方意识流小说的风格。
有明崇祯间刊本、空青室刊大字本。
今有：《西游补》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本。该本据影印明崇祯刻本为工作本，参校了1927年的刘复校点版本和1937年的汪原放校点版本；《西游补》，汪原放校点，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西游补》羊隼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西游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一版。
14、《四游记》
《四游记》是明代万历年间出现的四种神魔小说的合称，包括《东游记》《西游记》《南游记》《北游记》。书中大都是道、佛两教一类的神仙故事。
《东游记》，又名《上洞八仙传》，二卷五十八回，题“兰江吴文泰著”。吴文泰（1340-1413），明初诗人。字文度，号康能，吴县尧峰山人。爱好诗词文章，清才逸思，虽忧困而不废吟咏。常作幕僚，洪武年间以才被荐为涿州同知，后坐事丢官，被谪云中卒。有《愚庵集》。《明诗综》与《明诗别裁》均收其诗。《东游记》前三十一回及第四十五回分述八仙修真得道经过；第三十二回至至第四十四回写颇有点“叛逆”气质的吕洞宾，为了煞煞仙界的“华夷定分，胜负气数”论（其实也是儒家的理论），助辽国萧太后大摆天门阵以败宋朝兵马。第四十六回起写八仙在蟠桃会后各显神通遨游东海。小说结构极为粗疏，各回长短不齐，短的不足五百字，长的如第二回“老君道教源流”约有三千来字。
《南游记》亦名《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四卷十八回，题“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编”。余象斗，又名世腾、象乌，字仰止，一字文台、子高、元素，号仰止子、三台山人、三台馆主人，明隆庆、万历时福建建阳人。余象斗出身于刻书世家，他的父亲余孟和号双峰，刻书多题双峰堂。万历十九年（1591），余象斗因屡试不第而放弃举业，专事刻书，他继承父业后，刻书多题三台馆。万历二十六年（1598），余象斗编撰了小说《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嗣后又编撰了《皇明诸司公案传》、《列国前编十二朝传》、《北方真武师祖玄天上帝出身志传》与《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等多部小说，编辑了小说合刻集《万锦情林》。他还评点了《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并冠以“志传评林”的标题出版。此外，余象斗还刊刻了其他通俗小说约二十种。在明代通俗小说即将步入繁荣之际，余象斗的编撰、评点与刊行在其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南游记》记述华光天王为救母亲大闹地狱，后来玉皇大帝看他是位将才，封他为真武大帝部将，护法天界。《华光大帝又称灵官马元帅、三眼灵光、华光天王、马天君等，系道教护法四圣之一。相传他姓马名灵耀，因生有三只眼，故民间又称“马王爷三只眼。”《南游记》结构文笔都很拙劣，连余象斗本人也不满意。
《北游记》又名《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四卷二十四回，亦余象斗所编。《北游记》讲述真武大帝如何降妖除怪、修成正果的故事，情节多采自民间传说和佛典。书后附有对真武大帝崇拜的仪式。此书前六则内容与佛教《本生经》故事雷同。全书所介绍的三十六员玄帝部将，大多是民间信仰的神灵，而且不属于同一时代，是经过作者改编和加工了的。在结构上，全书不分章回，除最后二则外，各则结尾皆用“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费分解”的套语。末卷最后有“壬寅岁季春日书林熊仰台梓”字样。壬寅岁当为明万历三十年（1602）。
今有：《四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四游记》，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台北：天一出版社1986年版。此书明刻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大连图书馆和伦敦大英图书馆。
15、《封神演义》
明代神魔小说，俗称《封神榜》，又名《商周列国全传》、《武王伐纣外史》、《封神传》，明代许仲琳著。许仲琳，号钟山逸叟，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市）人，明朝小说家活动于明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生平事迹不详。由于仅明金阊舒载阳刊本之卷二有许仲琳的题署，故而不少学者对此说表示怀疑。有些学者、专家以为许仲琳仅是别人托名，《封神演义》可能另有他人所著。又因作品前李云翔序称，舒载阳所购的《封神演义》稿本“尚未竟其业，乃托余终其事”，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李云翔即本书作者。这些说法均因缺少可靠证据而未能成为确论。
《封神演义》约成书于隆庆、万历年间。全书共一百回。《封神演义》的原型最早可追溯至南宋的《武王伐纣白话文》，可能还参考了《商周演义》、《昆仑八仙东游记》等历史神话小说。全书以姜子牙辅佐周室讨伐商纣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了阐教、截教诸仙斗智斗勇、破阵斩将封神的故事。它一方面通过设炮烙、造虿盆、剖孕妇、敲骨髓等情节，描写纣王的残暴不仁，从而揭示了反商斗争的基础。书中对纣王沉湎酒色久不设朝，以及任意诛杀大臣等描写，与明代后期朝政腐败的一些事实有相合之处，而它表现出来的那些新观念也显然与当时出现的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另一方面，书中又充满着“成汤气数已尽，周室当兴”的天命观，每个参加商周之争的人不过是“完天地之劫数，成气运之迁移”，阵亡后也无一例外地“一道灵魂进封神台去了”，这就模糊了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笼罩着浓重的宿命观念和神秘色彩。此外，作者还一再宣扬“儒道释”三教合一的观点和“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由自可，最毒妇人心”的“女祸”思想
《封神演义》以宋元讲史话本《武王伐纣平话》为基础，博采民间传说，发挥神话传说善于想象夸张的特长，赋予各类人物以奇特的形貌，以至杨任剜目后可在手掌内生出神奇的眼睛，雷震子胁下长有可以飞翔的肉翅，哪吒则能化为三头八臂。仙术道法也神奇莫测，如土行孙等的土遁、水遁之法，陆压的躬身杀人之术等，都给读者以较深印象。小说在人物描绘上有一定成就，如妲己的阴险残忍，杨戬的机谋果敢，闻仲的耿直愚忠，申公豹的恶意挑拨等等，都写出了一定的性格。有些情节也相当曲折生动，如“哪吒闹海”一节。但总的来看，《封神演义》偏于叙事而忽略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因而多数人物性格并不鲜明，铺叙故事则有重复雷同之处，尤其是数次设阵破阵，更有千篇一律之感，情节发展也有不够严谨的地方。
《封神演义》的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年间金阊舒载阳刊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书中卷二题作“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封神演义》的作者即为许仲琳。
今有：《封神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即以明代万历年间金阊舒载阳刊本为底本重新点校排印；《封神演义》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封神演义》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封神演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16、《三宝太监下西洋记通俗演义》
明代神魔小说，罗懋登著。罗懋登（公元1596年前后在世），明代小说家，字登之，号二南里人，生卒年、籍贯不详，约明神宗万历年间（1596年前后在世），主要活动在万历年间。生平不甚可考。《诗经?国风》有“二南”，地域相当于今陕西、河南之间。有的研究者据此以为罗懋登是陕西南部人。善写戏曲与通俗小说，著有《三宝太监下西洋记通俗演义》二十卷一百回。又曾为《琵琶记》作音释，又为邱浚的《投笔》作注，均刊刻行世。所撰传奇《香山记》，今存于世。
《三宝太监下西洋记通俗演义》郑和七次奉使“西洋”（指今加里曼丹至非洲之间的海域）的史实为依据，敷衍成一部神魔小说。小说中描写明代永乐年间太监郑和挂印，招兵西征，王景宏为其副手，共平服39国。希望藉此激励明代君臣勇于抗击倭寇，重振国威。此书多述降妖伏魔之事。同《西游记》类似，小说第14回前描写碧峰长老降生、出家和降魔，并写他同张天师斗法。14回后才写郑和在碧峰长老和张天师协助下，出兵西征，一路除敌斩妖，慑服诸国。其间写爪哇国和金眼国故事似本于《瀛洲胜览》；描写战争场面有袭取《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的痕迹。思想艺术固不可与《西游记》同日而语，描写手法也逊于《封神演义》。
《三宝太监下西洋记通俗演义》的最早版本是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戊戍年三山道人刻本。为廿卷一百回。
今有：《三宝太监下西洋记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即以明万历三山道人刻本为底本；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台北：天一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华夏出版社1998年出版；《话本小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影印。
17、《南海观音全传》
明代神话小说，一名《观音出身南游记传》、《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观音传》、《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香山修行》。四卷二十五回（或四卷二十六回）题“南州西大午辰走人订著、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朱鼎臣，字冲怀，羊城（今广州）人，庠生。关于他的活动年代，目前学术界有明嘉靖、隆庆朝以及明万历朝两种说法。朱鼎臣辑有小说《西游释厄传》、《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新刻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史传》，以及戏曲、小说、俚语杂选集《鼎镌徽池雅调南北宫腔乐府吴板曲响大明春》。
《南海观音全传》前半部叙述观音坚心修道，矢志不移的故事；后半部叙述观音及善才、龙女收伏青狮白象的故事。文字简略粗疏，但在民间颇有影响。
关于观音故事的源头，在四川遂宁和陕西耀州地区广为流传的妙善公主成道故事，其源头却在河南省汝州宝丰县香山寺。宋人朱弁《曲洧旧闻》载：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翰林学士侍读蒋之奇被贬官汝州守。十一月底，应汝州宝丰县大普门禅寺（俗称香山寺）主持沙门怀昼之请，蒋在香山见到一卷《香山大悲菩萨传》。怀昼称此卷发现于长安终南山一比丘南山灵感寺古屋经堆中，为唐南山道宣律师问天神后所得。第二年，由蒋之奇撰文、著名书法家蔡京书写的“香山大悲菩萨传碑”，刻石问世于香山寺，证言观音菩萨乃庄王之三公主妙善修道而成。在中国佛教史上，“香山大悲菩萨传碑”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这块碑文，观音菩萨的形象、身世均被赋予浓烈的中国色彩，成为土生土长的中国菩萨，成为观音乃中国妙善公主说的佐证。1104年，杭州天竺寺僧人道育，将“香山大悲菩萨传碑”改名为《香山大悲成道传》，刻石立碑于上天竺。于是，此传说便广泛传播江南和全国各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宋末元初管道升的《观世音菩萨传略》，为完整的观音传记；明代，出现了《香山宝卷》、《南海观音全传》、《观音得道》等一大批很有影响的观音故事书籍。只是《南海观音全传》的作者，将香山考证为普陀山，顺利完成了观音道场南移的任务。
《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最早版本为，明焕文堂刊本，四卷二十五回，现藏于大英博物院；《南海观音全传》嘉庆十年（1805）大经堂刻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南海观音全传》嘉庆二十四年（1819）维新书局本。
今有：张颖陈述徐静波《观音菩萨全书南海观音全传观音得道观音菩萨考述》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8、《钟馗斩鬼传》
明末清初神魔小说，烟霞散人刘璋著。刘璋（约1666—1733），字于堂，号介符、樵云山人、烟霞散人，清康熙、雍正时太原阳曲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参加乡试中举，但一直到雍正元年（1723）近六十岁时才做了一任深泽（今属河北）县令。在四年任期内，刘璋废除了一些累民的杂政，治县严而不猛，发现自己判错了案件，也能自我检举，加以纠正。后来，刘璋因前任亏空米谷事而被罢官，但他又在深泽住了五年才返回故乡。
《钟馗斩鬼传》的内容为：钟馗因相貌丑陋，应试不中，碰死金殿，冤魂蒙玉帝之命委查冥司，遍历九大地狱，会见十殿阎王，诛戮山魁，收捉骗幅等。后又被阎君封为“平鬼大元帅”，赴万人县平除阴间众鬼，大获全胜后班师归地府，被玉帝册封为神。小说继承发展了传统的讽刺艺术，对众鬼形象的塑造更独具匠心。所谓捣大鬼、龌龊鬼、诓骗鬼、糟腐鬼等，实际是市井中腐败现象的化身。但作者并未深入揭发产生这些“恶鬼”的社会现实，书中多无意义的插科打诨和作者本人的借鬼说法，甚至连钟馗也被描写得相当轻狂，与民间传说中的正义凛然，诙谐憨直的形象很不相似。
钟馗的故事源远流长，据沈括《补笔谈》卷三所记，唐开元时即已滥筋。宋元时已被搬上舞台，有《钟馗囊》、《钟馗小妹》等等。明代有戏剧《庆丰年五鬼闹钟馗》、小说《唐钟馗全传》。明末清初剧坛上又出现了阮大械《狮子赚》，张大复《天下乐》传奇沈玉亮的戏文《钟馗吓鬼》和蒲松龄的戏文《钟馗庆寿》。明清之际以钟馗事迹为素材的小说，今天尚存三部，分别是《唐钟馗全传》、《钟馗斩鬼传》和《平鬼传》，其中刘璋的《钟馗斩鬼传》最具特色。
《钟馗斩鬼传》的最早版本为明安正堂刻本，四卷、三十五回，不题撰人，现藏日本内阁文库。
今有：路工编《古本平话小说集》，内中收有《钟馗斩鬼传》、《钟馗平鬼传》，以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明安正堂刻本为底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六辑，内有烟霞散人所著《钟馗斩鬼传》和云中道人著《钟馗平鬼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19、《金瓶梅词话》
明代长篇白话小说，兰陵笑笑生著。兰陵笑笑生，明嘉靖、万历时人。古称“兰陵”的有两处：一在今山东峄县，一在今江苏武进县，以何者为是，尚无定论。这位“笑笑生”究为何人，也至今无法确认。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说作者是“绍兴老儒”，谢肇淛《金瓶梅跋》说作者是“金吾戚里”的门客，皆语焉不详。后世人们对此提出种种猜测和推考，先后有王世贞、李开先、屠隆、徐渭、汤显祖、李渔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但尚没有一种意见能成定论。
《金瓶梅词话》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它的开头据《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改编，写潘金莲未被武松杀死，嫁给西门庆为妾，由此转入小说的主体部分，描写西门庆家庭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西门庆与社会中各色人物的交往，直到他纵欲身亡，其家庭破败，众妾风云流散。书名由小说中三个主要女性（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的名字合成。
在揭示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方面，《金瓶梅词话》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官商勾结、钱权交易，而是十分广泛而又非常深刻的。尽管过去的小说在这方面也曾作出努力，但正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我国戏曲、小说的特质之一，是“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有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即使歌颂民间反抗斗争的《水浒传》，也还是让正义得到不同形式的伸张（包括死后成神这一类给读者以精神安慰的形式），这多少给那种黑暗的社会抹上了一层理想色彩。而在《金瓶梅词话》中，我们却看到许多无告的沉冤，难雪的不平：西门庆毒死武大，娶了潘金莲，逍遥法外，即使英雄武松也对他莫可奈何；苗员外惨遭杀害，主犯苗青却因此成了富豪；宋蕙莲被害死后，她父亲想给女儿报仇，结果也被迫害而死……，这种无辜者受尽煎熬、悲惨而死、毫无抵偿的故事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而那个作恶多端的西门庆，却享受了一辈子的富贵荣华。他最后的纵欲而死，即使有教人自我检束的意味，也算不上“恶有恶报”；甚至他转世投胎，也仍旧是做富户。现实的沉重和阴暗，使读者感受到巨大的压抑，从而更有可能认识到封建社会的本质。这种描写，一方面是因为封建末世的政治确实格外地混乱无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者对传统道德已彻底失去信心，不再相信它能够有效地约制社会的统治阶层，提供正义的理想。与上述内容相关联，《金瓶梅词话》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的黑暗，还大量描写了那种时代中人性的普遍弱点和丑恶，尤其是金钱对人性的扭曲。在这部一百回的长篇小说中，几乎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人人在那里勾心斗角，相互压迫。西门庆家中妻妾成群，花团锦簇，但众妻妾乃至奴婢之间的争宠夺利，无所不用其极，显示出在多妻制婚姻关系中女性心理的阴寒。小说有很多地方写到西门庆在占有各色女子时，一面寻欢作乐，一面商谈着财物的施予，两性关系在这里成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还有，像五十六回写帮闲角色常时节因无钱养家，被妻子肆口辱骂，及至得了西门庆周济的十几两银子，归来便傲气十足，他的妻也立即变得低声下气。这些描写，都尖锐地反映出人性在金钱的驱使下是何等的可悲与可怜。《金瓶梅词话》以其对社会现实的冷静而深刻的揭露，对人性（尤其是人性的弱点）清醒而深入的描绘，以其在凡庸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人性之困境的视角，以其塑造生动而复杂的人物形象的艺术力量，把注重传奇性的中国古典小说引入到注重写实性的新境界，为之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儒林外史》、《红楼梦》就是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的。《石头记》的脂评说《石头记》（即《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不为无见。所以说，《金瓶梅词话》尽管有种种不足，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实不可低估。
《金瓶梅词话》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意义，标志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过去的长篇通俗小说，主要是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素材，在民间的“说话”艺术中经过长期的酝酿、改造而形成的，注重传奇色彩、故事情节，在人物的善恶分判上简单而分明，构成这些小说的共同特点。而《金瓶梅词话》作为文人的独立创作，明显突破了以上这些范式。它问世不久，就传抄于袁宏道、袁中道、董其昌、沈德符等当代最著名的文人之手，也说明了它在小说史上的特殊性从取材来说，在这以前成就最高的三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分别以历史上的显赫人物、民间英雄好汉、神话人物为中心，归纳起来，可以说它们都是写非凡人物的非凡经历和非凡故事，是传奇性的小说。《金瓶梅词话》则是以一个富商家庭的日常生活为中心，并以这个家庭的广泛社会联系来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它的人物是凡琐的，没有什么超常的本领和业绩；它的故事也是凡琐的，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地方。但正因如此，它表现了小说创作对于人的真实平常的生活状态的深入关注与考察，从而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小说，或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世情书”。
《金瓶梅词话》受后人批评最多的，是小说中存在大量的性行为的描写。这种描写又很粗鄙，几乎完全未曾从美感上考虑，所以格外显得不堪，使小说的艺术价值受到一定的削弱。一般认为，当时社会中从最高统治阶层到士大夫和普通市民都不以谈房闱之事为耻，小说中的这种描写，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产物。不过，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这和晚明社会肯定“好色”的思潮有很大关联，它是这一思潮的一种粗鄙而庸俗的表现形态。
《金瓶梅》的版本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为现存最早的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东吴弄珠客及欣欣子序的《金瓶梅词话》，一百回。所谓“词话”是指书中插有大量的诗词曲赋和韵文，这个本子及其传刻本，统称词话本。另一为崇祯年间刊行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又称《原本金瓶梅》，故一般称这个本子及其传刻本为崇祯本。清康熙年间张竹坡对崇祯本加以评点，推出《第一奇书金瓶梅》。这就是张竹坡的批评本。流行非常广。清同治年间，蒋敦复删削《第一奇书金瓶梅》不洁文字而成的《绘图真本金瓶梅》，民国五年由存宝斋印行，成为《金瓶梅》的第一部删节本。
今有：《金瓶梅词话》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以北京图书馆“古佚小说刊行会”1932年缩小影印本为底本翻印，内部发行；《金瓶梅词话》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据1963年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影印本翻印；《金瓶梅词话》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以“太平书局”名义出版，据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印本翻印；《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亦以北京图书馆“古佚小说刊行会”1932年缩小影印本为底本重新排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78年版，以崇祯刻本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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