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信宝侵权:历史百家争鸣 2011-11-11

历史百家争鸣 2011-11-11

历史百家争鸣

 

周世宗柴荣为何重用毫无背景的赵匡胤？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228.html' );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11 10:50:06  |extendActions("0","20111","390000000213210007261609182600","",{title : "周世宗柴荣为何重用毫无背景的赵匡胤？", summary : "唐末五代是一个军阀主义（Militarism）大兴的时代，从中央到地方，无数大大小小拥兵自重的军阀，自觉不自觉地攫取更多的权利，滋长更大的野心。\x0a 对于“军阀”这个词汇，我们不陌生。上个世纪的中华民国历史上，从袁世凯死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都是一个军阀混战的渊菽。老军阀有直皖奉，新军阀有蒋冯阎桂，这是大点儿的，还有各省各地的中小军阀，最典型的是四川军阀。一省之内，竟有军队290余团，130万人，但却是军阀割据、防区林立、互不相属、形同郡国的局面。除了，一双手都数不过来的的“大军阀”外，还有多如牛毛的小军阀。这些军阀们的作为，给自己做了最好的诠释：军阀即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并以军队控制政权...",orgUrl : "http://www.hxory.net/1228.html"});

唐末五代是一个军阀主义（Militarism）大兴的时代，从中央到地方，无数大大小小拥兵自重的军阀，自觉不自觉地攫取更多的权利，滋长更大的野心。

对于“军阀”这个词汇，我们不陌生。上个世纪的中华民国历史上，从袁世凯死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都是一个军阀混战的渊菽。老军阀有直皖奉，新军阀有蒋冯阎桂，这是大点儿的，还有各省各地的中小军阀，最典型的是四川军阀。一省之内，竟有军队290余团，130万人，但却是军阀割据、防区林立、互不相属、形同郡国的局面。除了，一双手都数不过来的的“大军阀”外，还有多如牛毛的小军阀。这些军阀们的作为，给自己做了最好的诠释：军阀即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并以军队控制政权，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但是，如果从政治制度学的角度而言，这个定义虽然正确，却只是一种表象。从本质而言，军阀只是一种依仗兵权，而在某种政治体系中行使权力的政治角色。由此推论，军阀主义就是依靠武力之强弱，而决定权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政治体系。套用一句老百姓的话说，“谁拳头大听谁的！”

陈独秀曾经有一句话，来评价民国年间的军阀混战之乱源：“兵靠大帅以生活，大帅挟兵以横行，两相结合，遂造成中国之大患。”这话放到唐末五代，一样是真理。

唐末五代，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这是一个民生凋敝、经济崩溃的时代，城市里无业的游民，乡村中破产的农民，为了一口饭吃，为了一条生路，只有铤而走险。不单穷人如此，有钱有势的人也朝不保夕。后者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成为暴兵、土匪和饥民袭击的对象。甚至，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两脚羊”，充作其他人胃中的一顿美餐。于是，当兵，或者组织军事集团，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男人们最好的选择。丛林法则也在这一时期，体现得最为酣畅淋漓。要么搏杀出生存空间，要么被人吃掉，几乎很难有第三个选择了。即便是王朝秩序陆续恢复之后，农业中国的贫穷和社会萧条，也使军队比其他职业对农民更有吸引力。当兵，虽然具有战死沙场的巨大风险，但对于挣扎在赤贫状态之中的阶层来说，与其饿死，不如冒险。为了生存，当兵是一项很不错的选择，因为它不需要什么特殊手艺。而且，贫困不仅是吸引人们当兵的一种动力，它也是使农民继续留在军队里的重要因素。因为，当兵不仅能够保证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时还能存点零花钱，甚至还存有一线升迁的希望，而这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的。

于是，无数男人投军入伍，无数豪强拉帮结派。经过一次次血雨腥风的搏杀，中国人也适应了军阀时代的生存法则。不管愿意不愿意，军阀和军阀集团，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支政治力量，甚至是决定性力量。所以，这是一个军阀主义横行的时代！

从上到下，从皇帝到节度使，从到将军到士兵，在统治体系的每一层面上，都布满了军阀，他们统统皆是军阀，不过程度和大小有所区别罢了。

皇帝，是军营皇帝。只要你兵强马壮，便可以靠着长刀大枪，实现帝业之梦；手握地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是皇帝最好的“储君”。他们随时都可以把皇帝搞掉，取而代之；将军们，则是节度使的继任者。在军事集团内部，他们相较而言，不像后者那样脱离群众而高高在上。前者往往跟基层士兵打成一片，也更容易调动士兵们的积极性。只要机会适合，他们就可以攻杀节度使，而成为新的一方诸侯；至于士兵，他们没有什么主义，甚至不是服兵役。而仅仅是谋生的一种手段，是一种地道的冒险性职业。实际上，这是用身家性命作为赌注，其预期的后果全凭运气，极不确定。从“风险－－收益”的简单换算定律而言，当兵卖命，所预付的高昂代价，必须以大大超过其日常收益所获的实惠，才能得到补偿。“卖命”的收益，远比“卖命”的渠道更有意义。只要收益大于成本，其实为谁卖命都不重要。跟谁干不是干呢？所以，“当兵吃粮”是一笔投机性极大的暴利生意，是一项地地道道的“流氓职业”。上面的军官们，要想获得基层士兵的支持，必须给予他们优厚的报酬，或者容忍他们肆意抢掠、烧杀奸淫，甚至是乱施暴力的自娱自乐。不然，你就无法控制这支军队。

罗马史学家发明了一个词——“barracksemperors”，姑且也译之为“军营皇帝”。也有人称为“军人皇帝”。顾名思义，皇帝或是军人出身，或由不同地区的军团、军队拥上王位。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是通过暴力或武力夺取政权的军队将领，有些人是从普通士兵升迁为将领的。

中国为朝鲜战争一共支付了多少军费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226.html' );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11 10:47:12  |extendActions("1","20111","390000000213210007261609182600","",{title : "中国为朝鲜战争一共支付了多少军费", summary : "中国在这场战争爆发四个月后“以志愿军名义”派兵参战，确是迫不得已，不过最终还是达到了维护我国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的双重目标。斯大林等人在朝鲜战争前的决策虽有重大错误，毛泽东在战时的决策还是高明的。朝鲜战...",orgUrl : "http://www.hxory.net/1226.html"});

中国在这场战争爆发四个月后“以志愿军名义”派兵参战，确是迫不得已，不过最终还是达到了维护我国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的双重目标。斯大林等人在朝鲜战争前的决策虽有重大错误，毛泽东在战时的决策还是高明的。朝鲜战争是以平局结束的，抗美援朝战争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近些年来国内出现一些否定抗美援朝的论调（不论是出于无知或是别有用心），都是十分荒谬的。

整整60年前，即1950年6月25日，在中国东邻朝鲜半岛上发生了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给半岛的南北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也改变了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

中国在这场战争爆发四个月后“以志愿军名义”派兵参战，确是迫不得已，不过最终还是达到了维护我国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的双重目标。斯大林等人在朝鲜战争前的决策虽有重大错误，毛泽东在战时的决策还是高明的。朝鲜战争是以平局结束的，抗美援朝战争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近些年来国内出现一些否定抗美援朝的论调（不论是出于无知或是别有用心），都是十分荒谬的。

朝鲜战争不该打，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

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是既有关联又有重大区别的两个概念。前者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后者从1950年10月25日正式开始。对6月25日开始的朝鲜战争，朝鲜政府一直称为“祖国解放战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将那场战争统称为“朝鲜战争”，而韩国方面出于自尊则称为“韩国战争”（后来亦有称“6·25战争”或简称“韩战”）。朝鲜战场的参战各方对战争有不同称谓，主要是因为参与此战的目标有重大差异。

对中国人而言，只是在每年10月25日这个志愿军参战日举行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的活动。抗美援朝战争的目标，只是援救危在旦夕的邻邦并“保家卫国”，对此前四个月的战事国内战史书中往往一带而过，因为有许多忌讳之事不便深谈。上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档案解密，国内许多人也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朝鲜战争（并不等同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起因，自然更应该只纪念对中国而言有重大意义的“10·25”。

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开始时，原来是北南双方的内战，两天后因美国参战变成国际战争。在此之前，李承晚为总统的韩国政府叫嚷要“北进统一”，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则要实现“祖国解放”。现在国际上有人总想炒作“在朝鲜谁打响第一枪”，其实自1948年末苏军撤出朝鲜和1949年美军撤出朝鲜后，对峙的北南双方相互之间便枪声不断，三八线两边的战斗在1949年末至1950年初已上升至营级规模，最终演变为力量处于强势的一方发动大规模攻势以谋求实现统一。

回顾当初朝鲜民族的分裂和内战，恰是美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果。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在朝鲜划界而治，双方各自的占领区内都建立了宣布代表全朝鲜的政府，这便种下了内战的种子，美苏撤军后的南北争端仍未能摆脱两大国在冷战中对峙相争的影响。

美国鉴于李承晚政权的军事力量弱于北方，反对其“北进”而要求取守势。1949年末以前，斯大林也一直反对朝鲜人民军南进，看到中国革命胜利时美国并未干涉态度才有所改变。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基本立场讲话”中谈到西太平洋防线从阿留申群岛、日本到菲律宾，未提到南朝鲜和台湾。据当年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这篇讲话斯大林研究了很久，后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证明1月30日这天，斯大林致金日成的电报便改变了原来的态度。随后的事实却证明，斯大林等人对美国反应的判断出现了重大战略错误。2月14日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高层马上为“丢失中国”发生争吵，对于尚能控制的南朝鲜绝不肯放弃，并在积极寻找干涉朝鲜、台湾的行动借口。

对朝鲜内战前的战略决心，中国方面得到消息的时间已经很晚。现在已经公布的俄罗斯档案说明，1950年4月，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兼政府首相金日成、劳动党副委员长外相朴宪永访问苏联后，又于5月中旬到达北京，向毛泽东通告了斯大林已经同意的大致方案，并说不需要中国提供援助。随后斯大林虽在电报中说了一句应由中朝同志共同商量决定，实际是把既成事实摆在面前，毛泽东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或国家关系出发都不便反对他人已经确定之事。金日成、朴宪永离开北京一个多月后，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四十多年后，当时任中央政治秘书室主任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俄文翻译的师哲在1992年出版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这样写道：“战争爆发后，我们才得到消息。”这句话虽简短，却大有深意。当时师哲在毛泽东身边处理文电特别是同苏联往来的电报，不过在国内公开出版物中不便多谈这段史实。1989年他曾向笔者详细叙述过此事的来龙去脉。1992年他在向旅美大陆学者陈兼口述回忆录时，也说明战争爆发后朝方才来了一名校官通报情况（此回忆录在美国已经以英文出版）。

当然，朝鲜爆发内战属于其本国的内政，美国却操纵联合国诬蔑朝鲜北方“侵略”了南方。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笔者在参加一些国际研讨时同美国学者就朝鲜战争的许多事实能一致认定，不过经常对战争开始时的一个用词发生争执。美国人总是用北方“入侵”（invade），本人则坚持不能用此词，只能说6月25日当天“内战开始”。这一个用词之争，其实关乎到战争的性质。因为按照国际公认的准则，国内战争只有进步和反动之分，“侵略”一词只适用于国家之间。朝鲜南北两方从来都只承认有一个朝鲜，双方无论是谁先采取行动，都不能称为“侵略”。如同美国19世纪的南北战争一样，不能说北方“侵略”了南方。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乘机占领台湾，阻止中国实现统一，才是名符其实的侵略。美国的武装干涉朝鲜，使战争的性质迅速起了变化：对美国来说是一场侵朝战争，整个朝鲜战争也由其本国内战变成一场许多国家参加的国际局部战争。以国际准则来看，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主义无疑是造成战争扩大的原因，自然是这场国际冲突的罪魁。从斗争策略角度看，当时在国际共运中居于领袖地位的斯大林也有严重的判断错误，而交战者又只考虑自身而未多考虑外部因素。

朝鲜内战演变成这样一种严重的结果，是当时的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始料不及的。朝鲜战争作为冷战时期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造成了小国把大国拖入现代局部战争的后果（当时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晚年在回忆中也认为是朝鲜把苏联拖进去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也有同样的观点），到头来又加剧了冷战。美国以“联合国军”的旗号纠集起盟国组成国际反共阵线，给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局面，对新中国的危害则更为严重。面对美国出兵朝鲜，斯大林当即表示了退缩，撤退在朝军事顾问。朝鲜人民军的主力却倾力南进，企图在美军未到达时解放全朝鲜，结果在洛东江前线受阻僵持50天，美军又于9月15日在其后方仁川登陆。9月下旬战局恶化时，金日成向苏联求援，斯大林表示不能出兵，要他向中国求助。

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向中国请求派兵援助，斯大林的意向也要中国出兵，并愿意向中国提供武器并在费用上由双方“共同负担”（最后落实为按“出厂价五折”对华计费）。10月上旬美军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边扑来，此时新中国已无法解决台湾问题，若在朝鲜问题上再次示弱，美国势必得寸进尺，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为恶劣，国内反动气焰也会增高。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以其独有的魄力显示了“补天”之功，以出兵参战的方式扭转危局，达成了当时情况下对新中国最有利的结果。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捐款2万 让红十字会赴战地救济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224.html' );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11 10:44:28  |extendActions("2","20111","390000000213210007261609182600","",{title :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捐款2万 让红十字会赴战地救济", summary : "本文摘自《人民论坛》第343期，作者：黄俊华，原题：由《政府公报》看袁世凯政府政治举措\x0a 《政府公报》是政府发布命令、发表政见，向全国人民表明其政治立场，说明其过去及将来政府行为的工具，并通过该公报的...",orgUrl : "http://www.hxory.net/1224.html"});

本文摘自《人民论坛》第343期，作者：黄俊华，原题：由《政府公报》看袁世凯政府政治举措

《政府公报》是政府发布命令、发表政见，向全国人民表明其政治立场，说明其过去及将来政府行为的工具，并通过该公报的发表，影响普通民众的心理及行动。民国初年政局不稳，袁世凯为巩固其地位，不仅利用《政府公报》发布革命党人的罪行，而且还以政府名义处理各种事情；力图争取国人支持，树立责任政府的形象，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实施政府职责，剿灭边境匪患

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是一个合法政府应尽的义务，应担的责任。民初热河边境匪患猖獗，政府军队米振标部与敌接仗，擒斩甚众。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袁世凯发布命令，予以嘉奖。“该均匝月以来，迭次获胜，大振军威，奏此边功，宜膺殊奖”。

袁世凯当政期间，蒙古地方一直不稳。多伦多镇守使王怀庆与蒙匪接仗，擒获甚多，将正蓝、正白两旗克复。袁世凯政府发布命令予以奖励：“此次蒙匪窜扰察境，势颇猖獗，经该军冒雨血战，至三日两夜之久，用能克复边境，大振军威，深堪嘉尚。该镇守使调度有方，应给予二等文虎章。出力兵士赏银一万元。”对其他将士也予以奖励。“此外，出力及阵亡官兵，并由该镇守使查明，分别请予奖恤，用昭激劝。”

着力进行国家经济建设

宣布前清法令，概行适用。晚清为发展经济，曾经发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法规。为保持社会的稳定，安抚民心，保证政策的连续性，袁世凯政府发布命令：“凡关于保护兴业各法令，业经前清规定者，但于民国国体毫无抵触，应即遵照前次布告，概行适用。”

要求各民政长推行实业。民政长为民国时期各省最高行政长官，要求民政长负责此事，充分体现了政府的重视。袁世凯命令中写到：“各省民政长有提倡工商之责，须知营业自由，载在宪法，尤应尊重，务望督饬所属，切实振兴，以裕国计，举凡路矿、林垦、蚕桑、畜牧以及工艺场厂，一切商办公司，其现办者，务须加意保护，即已停办及有应办而未办者，亦应设法维持，善为倡导。一面由农业工商两部迅将各种应行修订法律分别拟议草案，提交国会，公决施行。”

袁世凯在发布该命令时，对施行后的成效给予了美好的期望：“尤望我流寓异地之素封，共念国计艰难，民生困蹙，投资兴利，相率言归。果使全国才智之士，咸趋重实业一途，不惟专门人才得各效所长，即无业游民亦资生有路，收效之钜，岂逊欧美？用特掬诚劝导，原我国民之上祈国利民福者，三致意焉。”其对国家美好前途的渴望溢于言表。

对革命党人采取的行动向国人进行说明

二次革命爆发后，袁世凯要予以剿灭，其在下达进攻命令时，说明出兵的理由，以求得到国人对政府用兵的理解和支持。他首先躬身自责：“本大总统不能肖祸未萌，致酿此变，震扰闾阎。循责返躬，负疚何极。一年以来，国中待治极殷，而政府措施不足以餍众望。此不待国民督责，即返诸本大总统之良知，亦岂能一日即安者？”即其中原因是自己的“德薄能鲜”，随后指出革命党人“借风作浪，节外生枝，以党略为前提，置国命于孤注。稍尽急公之职，鲰蒙专擅之讥，责无从负，政何自行？况国家既采法治主义，庶政皆藉法律以行，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日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任责更安取裁。凡此诸端，略述一二，其他百举，循类可推。”现在叛党要破坏民国，涂炭生灵，袁世凯“责当保之”、“责当拯之”，“断不忍五千年神明古国，颠覆自我，但使一息尚存，亦不许谋覆国家之凶徒得以自恣”。

7月26日袁世凯又发布命令，称少数不逞之徒假名号以争权利，遂乃倡南北地方之邪说，分裂国家。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使用武力“是用雪涕誓师，哀矜执讯，岂云黩武？实以完责。”要求国人以平静之心对待此事，上述命令在稳定局势、安抚人心方面，作用不可小觑。

赈济灾民

由于二次革命战场波及江苏、安徽、上海、江西等地，百姓及商贾受害颇大。袁世凯深知其中百姓甘苦：“自赣淮用兵以来，匪军节节败逃，伤亡枕藉。每闻战耗，尽焉心伤。其在战线接近之区，无辜平民横罹锋镝，尤堪悯恻。”他随即“特捐银二万元，饬财政部汇交上海中国红十字会兑收，分拨江西、徐州两处作为该会捐款，即由该会赶派医队、救护队分别前往战地，妥为救济，以恤生命而重人道。”并深知“该会经费支绌”，希望“由该会正副会长设法劝募，藉广仁施。”在8月16日袁世凯感到虽“前经饬由红十字会妥办救济事宜，”但“现在战地较广，筹备或恐难周，应再添派施则敬、任锡汾办理救灾事宜。该员等义问素昭，夙为各界推许。务即悉心筹办，并联络各省义士，广为劝募，以资拯济而重民生。”

对于徐州因战乱“十室九空”的情况，袁世凯下达命令：“应由江淮宣抚使转饬所属，查明被匪蹂躏民情艰苦。各地方所有应征田赋分别呈请蠲缓，并由冯国璋、张勋、周金城酌拨军队，痛剿积匪，以拯民命而解倒悬。体现出对战地人民的关爱之情。

每年的7、8月我国主要河流就要进入汛期，一些地方受灾严重。据顺天府府尹张广建呈称，通县、武清等处阴雨兼旬，山洪暴涨。河堤漫溢，多处田庐禾稼多被漂没，请迅予拨款赈济。袁世凯下令道：“此次灾情甚重，披览实深怜恻。应由财政部先行筹拨银二万元，交由该府尹，遴派妥员，会同各该知事，赶办急赈，务使实惠普沾，勿任流离失所。并查明各属被水详情，随时呈报，一面仍由内务、财政两部设法妥筹赈抚，以恤民艰。”

8月上旬由于大雨连绵，河水暴涨，以致永定河下游漫溢成灾，袁世凯随即下令：“着该署民政长（注：指直隶民政长刘若曾）饬速疏消积水，缮治堤防，赶将决口堵筑，并查明被淹地方及被灾户口，分别轻重，散放急赈，以济灾黎，勿任流离失所。”同月，袁世凯又发布命令予灾民进行安抚。针对署直隶民政长刘若曾呈，即请将永定河南岸决口疏防各员分别惩处。当即回复，“此次河患成灾，虽由阴雨连绵，风驰雨骤，人力难施，该管官吏究属疏于防范，所请将各员分别革职留任各节均应照准。至各属灾民惨罹水患，荡析离居，深堪怜悯。应由财政部筹拨银五万元交由该民政长，遴派妥员，会同各该县知事，赶办急赈，务使实惠普沾，以恤民艰而免流离。饬交内务部核议呈明办理。”

安抚少数民族，稳定国家局势

蒙古与满清有着历史上的密切关系。自清政府垮台以后，宗社党又一直在东北及蒙古地区活动。因此处理好蒙古问题对于国家稳定干系甚大。袁世凯在二次革命期间，对于蒙古相关问题的解决仍以安抚为主。对于蒙藏事务局及相关人员的请求多加以允准。如蒙藏事务局呈，据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镇国公绷苏克巴勒珠尔呈称，去年本旗叛乱由达喇嘛巴勒吉等宣慰开导，拯救难民，洵属异常出力。应请量予奖叙。袁世凯即以允准。“巴勒吉、得勒格尔扎布应均给予绰尔济衔。隆丹扎布、玛勒哈扎布应均以达喇嘛记名，用昭激劝。”

此外，在二次革命开始不久，袁世凯还批准了由稽勋局局长冯自由上呈的含有革命党人的“请将第三期派赴东西洋留学生汪兆铭等出发费饬部速发乞鉴核批准施行文”。无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如何看待，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袁世凯在二次革命期间仍然对为民国建立奋勇献身的死伤将士进行抚恤。他对陆军部呈遵议凡关于开国时死伤将士仍由稽勋局核办并饬参照部章改订抚恤办法请鉴核示遵文作批注：据呈已悉。交国务院查照办理。当然，袁世凯在这一期间，除了上述命令、批文外，还有许多关于奖惩二次革命相关人员的文件。因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期间，不仅仅是在军事上采取措施对革命党人进行打压。同时还在履行政府责任，努力建立国人信任的政府。（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

建国之初中共曾内定谁为“台湾省委第一书记”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222.html' );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11 10:40:38  |extendActions("3","20111","390000000213210007261609182600","",{title : "建国之初中共曾内定谁为“台湾省委第一书记”", summary :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6期，口述：舒均均，整理：程诉，原题：《马背书法家的从政之路》\x0a 舒同：（1905－1998年），江西东乡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长征中，任红...",orgUrl : "http://www.hxory.net/1222.html"});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6期，口述：舒均均，整理：程诉，原题：《马背书法家的从政之路》

舒同：（1905－1998年），江西东乡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长征中，任红二师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社会部部长等职。

舒均均：1947年出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校。现为中央芭蕾舞团国家一级编导，文化部艺术节文华大奖四届评委，中国舞协会员。

解放后，有一股为全国的报刊题字的风潮。毛泽东和舒同成为最大的出品人。那时候，华东地区的各个报刊想请毛主席题字，可毛泽东说“你们山东有个大书法家，舒同啊”。有了毛主席的这句话，华东地区的题字就都落到了父亲手里。有人戏称，中国的报纸是两分天下，一半是毛泽东，一半是舒同。

父亲曾被内定为“台湾省委第一书记”

建国之初，父亲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主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校长、中共华东局党校校长，又兼任《解放日报》的工作。父亲不仅是身兼六职，办公地点还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华东局的工作在南京，解放日报的工作在上海，父亲就在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跑，工作繁忙程度可想而知。我们小时候，整天都见不到父亲，只知道他成天到晚就是忙工作，根本没时间和我们在一起。

那时，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刚刚解放，工作千头万绪。父亲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早上又很早就起来工作。不过，父亲无论怎样的忙，也没有看到他着急。他总是那么平和，总是微笑着细声细语地说话，从不发脾气。

由于工作的繁忙，父亲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有限的几个小时休息时间还常常无法入睡。整天睡不着觉，导致父亲经常头疼，有时候疼得受不了，他就用头往墙上撞。医生也没有办法，为了缓解头疼只好给他弄了一个铁做的头箍，疼的时候就套上，来缓解症状，父亲说，就像戴了个紧箍咒。每当父亲头疼的时候，母亲就抱住父亲的头，给他按摩。

由于长时间坐着办公，父亲还患上了严重的痔疮，一坐下就疼得受不了。我记得，父亲为了能正常工作，弄一个小游泳圈，每天坐在上面来缓解疼痛，坚持工作。父亲忘我工作了一年多，终于病倒了，在医生强迫下，父亲才住院修养。

从医院出来后，父亲来到杭州修养了一段时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第一次休假，这次休假原本是不带孩子的，可是下面工作人员提议把孩子们接过来助兴。我记得父亲陪着我们在杭州西湖边上散步，有说有笑。可惜的是我们几个孩子要上学，也就呆了两三天。

我听说，中央曾经内定父亲做台湾省委的第一书记，主要是看重了他是知识分子，有文化、文采好、又是知名的书法家，又做过敌工部长，到了台湾之后可以更好地做统战工作。早在1936年，父亲就有统战工作的经历。当时，红军到达陕北边区政府管辖的旬邑县时，为团结抗战，边区政府拟请当地一位前清翰林出任参议员。那位老夫子说，“我和没文化的人谈不来”。毛泽东知道后，就让舒同以中央名义给他写一封信。这位前清遗老读信后连声称服：“字美文雅，想不到共产党内也有人才啊！”随即出山。

可是由于解放台湾的事情一拖再拖，父亲就没当上这个内定的台湾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组织上征求父亲的意见，叫他在人民日报社长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两个职务中选一个，父亲考虑自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多年在山东工作，对山东的老百姓很有感情，加之他长期做宣传工作，都是配合别人工作，自己很想到地方上工作，当一把手。于是父亲毅然选择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

“粮食亩产3000斤”，上上下下都说假话

1954年，父亲被调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开始第一次全面抓一个省的工作。他精神抖擞，工作上干劲十足。那时候家里的条件比较好，住在一个独门独院的房子，有厨师、保姆、警卫员，我们这些孩子也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开始的时候父亲在山东干得不错，这期间毛泽东曾六下山东，足见主席对父亲的赏识，并且毛泽东常拿山东做自己的试验田。1959年，巴西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普列斯特斯和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夏基等一行来济南参观访问。在济期间，毛泽东分别会见了他们。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夏基说，“我们是知识分子，不搞武装斗争，我们搞议会斗争”，毛泽东笑着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有知识分子，他指着父亲说；“我领导一个国家，他领导一个省”，父亲听了不免受宠若惊。

由于山东各方面形势都很不错，父亲的头脑开始发热。父亲这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在颜真卿曾经出任平原太守的地方，干出一番大事业！这时候，大跃进运动开始了，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不懂农业，他一门心思、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精神，很多事明明知道有困难，还无条件做。下面的人为了逢迎都不敢讲真话了。

1958年8月17日，北戴河会议上，中央决定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当时，父亲心里很复杂，一方面各地报告的粮食增产巨大，另一方面征购任务却完不成，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城市中出现了要饭的人。母亲回忆，这个时候父亲对她说：“来到山东工作4年了，任务一件接一件，比过去打仗还紧张，过去打完一仗总有个休整的时间，现在几乎是忙的没有喘口气的时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这个刚刚完成，下一个就来了，我的脑筋总是绷得很紧很紧，有时候像要炸裂似得头疼。1956年是三大改造，1957年又是反右斗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1958年就是大跃进……”

1959年6月，为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父亲决定下生产队当社员，我们一家人都跟着去了农村，父亲带着我们参加收割，住在农家院子，吃的农家菜炒鸡蛋、玉米饼什么的，现在想想，肯定是受到了优待，真正的农民吃不上这样好的饭菜。父亲说：“我要亲自收一亩麦子过过秤，看能产多少粮！”，他亲自收了一亩麦田，这一亩地算出来竟产出了3000多斤粮食，父亲很高兴，觉得这下可是掌握了实际情况了，可他不知道自己被骗了——下面的人在脱粒机里预先装了2000多斤粮食！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并非农业上的行家里手，也就被蒙了过去。

这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打倒，本来想开始纠左的父亲又紧跟中央指示，参与到了反右斗争中去。这一年，山东省按“浮夸风”的高标准征调粮食，农民根本交不出，即便把种子都交上去也不够，有的人家把谷仓里最后的谷子交上去之后，全家上吊自杀了。这件事震动了中央，经过调查，1960年10月，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代表中央宣布撤销父亲的职务。

当时父亲还是中央委员，来北京开八届九中全会，有一天上午我就去看父亲，我们到了北海公园，那天父亲顶着风走，走得特别快。我在后面跟着，叫他“爸爸，你别走这么快，我都跟不上你了”，父亲回过身来说：“爸爸被人骗了”，刹那间留下了眼泪。为了安慰他，我唱起了他最喜欢唱的“力拔山兮气盖世”，从前父亲只唱这第一句，这一次父亲给我唱了后面的三句：“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四清运动”得罪老战友胡耀邦

父亲被撤职后不久便恢复了工作，当了一段县委书记，后来组织上也觉得对他的处理过重了，“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中央承担了主要责任。这样父亲便又回到了省委书记的岗位上。这一次，父亲被调到陕西，分管文化、宣传。在陕西时，父亲曾对我说：“我被人骗了，上上下下都在说假话，我对不起山东人民。”

胡耀邦1965年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父亲在陕西是省委副书记，两个老战友又走到了一起。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父亲就和胡耀邦关系很好。1940年，父亲率晋察冀代表团赴延安开会，由于七大延期，他便留下来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则是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整风运动中，他俩都是整风运动领导小组副组长。两个人住的窑洞很近，又都是江西老表，于是经常走动，见面亲热得很，称兄道弟，你给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有时候，胡耀邦来找父亲，母亲一定会从院子里摘两个自己种的西红柿，拌酱油辣子当菜，再来点花生米，两个人吃着喝着聊一个晚上。

胡耀邦对父亲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对陕西省的人说：“舒同是老同志，不要把他当一般的副书记看，我是什么待遇他就应是什么待遇。”在胡耀邦心里，父亲的资历比他老，又是由于执行中央的命令而犯错误，很同情父亲，也很照顾他。胡耀邦刚到陕西的时候，家人还没有来，于是他常常星期天到我家来吃饭。

西北局在“四清运动”中比较“左”。在陕西主政的胡耀邦发现了“左”的问题，立即予以纠正，并向西北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西北局的领导和新来的胡耀邦就有了点矛盾。在这个问题上，父亲支持了西北局的观点，这是胡耀邦所万万没有想到的，感到痛心疾首，说出了“你不够朋友”的话。在运动的压力下，胡耀邦身心疲惫，突发脑炎病倒了。现在看来当然是父亲不对，但父亲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时候都说“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父亲深受这句话的影响，宁左勿右。

毛泽东支持了西北局的意见说：“胡耀邦要是不革命，就叫他走嘛！”恰好叶剑英来陕西视察工作，看到胡耀邦很受气，就把胡耀邦调回北京工作了。父亲紧跟西北局，得罪了胡耀邦。临走时父亲去送胡耀邦，主动与他握手，被胡耀邦拒绝了。

“文革”中被批斗知道自己当权时整错了人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父亲和陕西省的一些领导一起都靠边站了。“文革”初期父亲被陕西的造反派关押，待遇还好。虽然有批斗，但还没有打人的。巧的是，胡耀邦被拉回陕西，在斗争大会上和父亲一起挨批斗。两个老战友又一次互相照顾，父亲说，胡耀邦在自己挨批斗时还说：“快去照顾一下舒同，舒同年纪大了，都站不稳了。”那一刻，父亲心里知道，耀邦已经原谅他了。1967年夏天，山东的造反派拿着革委会的介绍信，点名要父亲去山东挨斗，接受山东人民的斗争。父亲主政山东期间，在“反右运动”中也犯了“左”的毛病，许多人被错打成右派，还有人被开除党籍；大跃进的时候父亲在山东也整过一批人，这些人在文革中有的成了造反派，他们心里有气，便翻旧账，把父亲从陕西揪回山东，批斗了好几个月。当得知父亲被山东的造反派带走后，弟弟舒安马上跟去保护、送去衣服，并向中央文革递了材料。当时，纪登奎说了一句“舒同还是到陕西接受批斗吧，你们山东就不用管了”。父亲才得以回到陕西。

回来后父亲心情很沉重，不是因为有人打他，而是他知道，在他当权时确实整错了人，“反右”斗争把人家搞得很惨。大跃进之后，对自己“左”的问题曾有过反思，可在“文革”遭批斗时，那些群众跟他对质，他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导致的后果。有的人一生的前途就毁了；有的人因为错划成右派而自杀。说到激烈处，一个红卫兵一拳把父亲打倒在地。

回到陕西后，父亲被军管了，虽然待遇上很糟，但是客观上起了保护的作用，起码不会再挨打了。专案组抓住父亲的历史问题不放，非要叫他承认自己是“间谍”。父亲的历史问题确实有一点小瑕疵。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父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被迫在国民党的军校隐蔽下来，寻找党的消息。后来他在报纸上了解到江西剿共的情况便立刻去投奔，刚到苏区的时候正赶上肃反杀AB团，父亲不敢说自己这段历史，讲了就是死。

到了延安之后，他曾经和胡耀邦汇报过自己在国民党军校的情况。“文革”中，这段历史就成了问题。父亲不认账，跟专案组死顶。后来专案组退了几步，答应说可以不算你叛变，可起码算脱党啊！你只要同意减少两年党龄就放你出来。可是就这个父亲也不承认！他说：“就是把牢底坐穿也不承认自己有脱党问题。”

胡耀邦告诉我：父亲的问题快解决了

“九一三事件”之后，政策有了松动，胡耀邦也已经解放，正在等待分配工作。这时，胡耀邦的住所几乎成了老同志和老同志子女的联络站了。经常有很多人来听听形势啊，找他递些材料。早听母亲说，父亲和胡耀邦的关系好，为父亲的事情，我也找过耀邦叔叔。那时候胡耀邦家里是门庭若市，反映情况的人很多，耀邦叔叔知道我来了，叫我等他15分钟，等他把这一拨人送走，单独和我谈谈。我当时看到人很多，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到耀邦叔叔，等了一会儿我就回去了。回到西安后，我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信的内容有两个，一方面是问问父亲的情况，看看何时能解放？并对西北局时两人的矛盾，代父亲表示歉意。另一方面是我自己对国家前途表示深深的担忧。没过多久胡耀邦就回信了。

1972年，父亲终于解放了。后来，父亲到北京来申诉，我陪着他一起看胡耀邦叔叔，这时候，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到，胡耀邦叔叔也跟着被打倒了。在协和医院父亲见到了卧病在床的胡耀邦，他笑着说“我现在又被打倒了”，父亲笑答，“没有关系，会好起来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父亲在1979年9月得以恢复名誉。这时父亲又去找时任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他希望能回到部队。胡耀邦先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后来到军事科学院当副院长，并主持撤销了父亲在山东受的处分。晚年的父亲安享家庭生活，从一个政治人物回归为一位书法家。他的书法也逐渐走到了行书艺术的最高峰。今天定型在电脑中的“舒体”圆润、内敛，与他早年的作品已大不相同。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使父亲的性格变化很大，反应在书法作品上就是“藏锋”二字。

采访结束时，舒均均说，我仔细回想，建国后舒同任山东省省委书记，又在陕西省和军事科学院任职，可大家还记得他是一位书法家。他被誉为“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枝笔”，被毛泽东戏称他为“马背上的书法家”，被何香凝女士称为：“国共有两支笔，国民党有于右任，共产党有舒同”。百年之后，人们可能忘记父亲所有的职务，但不会忘记他的书法。因为他的书法称为“舒体”，这种字体已经进入了全世界所有电脑的中文字库，成为记录历史文化的工具，成为不可磨灭的印迹。

韩复榘之子：父亲被蒋介石诱杀 关于他的笑话是假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220.html' );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11 10:39:35  |extendActions("4","20111","390000000213210007261609182600","",{title : "韩复榘之子：父亲被蒋介石诱杀 关于他的笑话是假", summary : "本文摘自《看历史》2011年10月刊，作者：周海滨，口述：韩子华 系韩复榘次子，原题：《遮蔽与妖魔化：我的父亲韩复榘》\x0a 2011年5月15日，北京万安公墓，韩复榘的后人们为这个家族的显赫人物换上了新...",orgUrl : "http://www.hxory.net/1220.html"});

本文摘自《看历史》2011年10月刊，作者：周海滨，口述：韩子华 系韩复榘次子，原题：《遮蔽与妖魔化：我的父亲韩复榘》

2011年5月15日，北京万安公墓，韩复榘的后人们为这个家族的显赫人物换上了新的墓碑。这个墓碑的主人，生前有着太多的没想到：他没有想到在他转身的那一刹那，枪响了；他没有想到他的身影永远地停留在了湖北武汉；他更没有想到身后流传着一连串的笑话段子。

一直被传言包围的大军阀韩复榘，后代会是什么样的？2011年4月27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向韩子华的家中。88岁的韩子华是韩复榘的次子，1923年出生在北京南苑的军营附近，那时父亲韩复榘在冯玉祥的部队任团长，母亲高艺珍是随军家眷。

面前的韩子华清雅随和，在发表在台湾《传记文学》的一篇文章中，韩子华如此描述自己记忆中的父亲：“父亲身材瘦长，40岁以后腰身渐丰，但仍不失匀称。平日里或坐或立，总是挺胸收腹，一副职业军人姿态。他面貌清癯，鼻梁高而且直，下边蓄着一道乌黑的短髭，一双本来就细长的眼睛又总像在眯缝着。他很严肃，不苟言笑。与人谈话时，两眼逼视对方，默默地听着，很少打断别人的话，脸上却全无表情，令人莫测高深。他说话一急便有些口吃，因此他说话很慢、很简短。”

1938年1月，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武汉被国民政府军委会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处决，这是抗战中第一个被军法处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按军法处死的军衔、军阶最高的国民党军将领。

2011年5月15日，北京万安公墓，韩复榘的后人们为这个家族的显赫人物换上了新的墓碑。这个墓碑的主人，没有想到自己身后流传着一连串的“韩复榘笑话”。

这些韩氏笑话背后是韩复榘后人的无奈。“父亲是被蒋介石诱杀的，蒋介石政府中的御用文人就制造了很多谣言，编了很多关于我父亲的笑话，流传很广。当然，这些笑话全是假的。”

那么，在家庭中的韩复榘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奔丧

1925年，这年的冬天特别寒冷。韩子华最早的记忆也停留在这年的隆冬时节。

北京毛家湾7号。哭声震天。

旅长韩复榘的祖父韩世泽病逝了。“父亲虽已升任旅长，可是西北军以穷著称，根本无所谓薪水，旅长也不过几十块钱津贴，家中连购买棺木的钱都没有。当时又爆发了讨伐奉系军人李景林的天津战役，父亲已带队经通州开赴前线。我爷爷的后事无人主持，母亲焦急万分。”

送信的催促韩复榘说，“老太爷病重了，你赶快回去吧。”

韩复榘无奈地说，我怎么回去，我现在正带着部队打仗，我不能回去。“爷爷去世时盼着父亲回来，但是没有等到那一刻。仗打了一半的时候，父亲跑了回来。”

祖父病逝后的第二天傍晚，忽听到门外有人大喊：“旅长回来了！”

“我们都往外跑，只见父亲风尘仆仆地从马上跳下来，径直扑到祖父床边，抚尸恸哭，谁都不敢去劝他。”

韩子华已经记事，“那时候我都记得，他一进门，就嚎啕大哭，说我应该回来看看你，见你一面。那时候又穷，老太爷又去世了，怎么办啊。家里又没钱，连棺材都买不回来。”

韩复榘大哭一场后，起身哽咽着对夫人说：“前方正在打仗，我马上就得走，办丧事就找鹿先生吧。”说完，他带着几个传令兵又骑马飞奔而去，身后是一家妇幼眼巴巴的目光。

如果不是战事，韩复榘无论如何是不会走的。祖父韩世泽是个秀才，靠教书为生，“家里人口众多，长年半饥不饱，父亲当营长后，家境才略有好转，但仍脱不开‘穷’字，终生没有享过一天福，父亲感到非常对不起老人。”

不久，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来了。

“鹿先生一手操办了祖父的丧事。没想到，十多年后又是鹿先生在武昌为父亲料理后事。”

在韩子华的童年记忆里，自祖父去世后，由于韩复榘连年在外打仗，“我就很少见到父亲了，只是听周围的人常说他又到了哪里，又在打什么仗，说得有声有色。我年纪太小，只当是听热闹。”

那时的北京城已经是奉军的天下。韩子华跟着母亲东躲西藏，“一两个月必搬一次家，住遍了北京四城，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30年，韩子华与母亲一道来到了济南。父亲已经先期率军来到了山东。

在山东，韩复榘一家开始了长达7年的平静生活。韩子华对父亲的记忆也永远停留在这7年，“到了1938年初，父亲已不在人世了。”

南下山东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天下闻名，但是山东旧省府并不奢华。

山东省政府是前清巡抚衙门旧址，经历代巡抚整修，格局已相当可观。民初，张宗昌又大兴土木修建。“我随父母去住时，那里已是一座花园式的大建筑群。省府的房屋相当多，当时驻有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及其八大处、省府秘书处和机要处，还有一营卫队及汽车队、马号等。”

韩复榘喜爱骑马，山东省府里设有一处很大的马号，养有数十匹骏马，马号里还养了一只大马猴。“为什么要养一只大马猴呢？听说是因为猴尿很臊，这种臊气可以保护马匹不得瘟疫。”

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韩子华，经常看到父亲骑马、游泳、踢足球和打篮球的身影。

“父亲行伍出身，怕我们忘本，除经常带我们去骑马外，还要我们练习用驳壳枪打靶。枪靶插在后花园，上面画着十个从大到小的同心圆，射击距离约三十米。当时我们年纪太小，第一次打靶时，连驳壳枪的枪栓也拉不开，子弹也压不进去。”韩复榘见此情景很生气，大骂“蠢货”。

韩复榘全家并不是住在“闹狐仙”的“五凤楼”，而是住在东大楼的二楼。东大楼楼下有一半是第五连的连部和该连一排士兵。每天清晨5点半必听到悠扬的起床军号声，随之是粗犷洪亮的士兵大合唱：“黑夜过去天破晓，旭日上升人起早……”一日三餐，士兵们又唱起《用餐歌》：“这些饭食人民供给，我们应当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国民之敌，救国救民吾辈先知。”操练声、口令声、劈刀打拳声不绝于耳，直到晚上听到呜呜咽咽的熄灯军号才罢。

“受西北军传统影响，父亲穿着朴素。日常总是一身灰布军装、黑布鞋、布袜子，与普通士兵没有什么区别，遇到重大集会或接待贵宾，他还要系上武装带，打上绑腿，这时再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大兵。”

“打绑腿”是旧时军人的基本技能，要不松不紧，并在外侧折成笔直的一道“人字花”，这只能自己动手，别人无法代劳。“他从没有穿过长筒皮靴，有时去南京开会，他便换上黄呢军装和皮鞋。我只见他穿过一次长袍马褂，那还是在照片上。他不穿裘皮、绸缎，但也有例外：他有一件羊皮军大衣，是他当团长时，冯玉祥先生赏他的；他喜欢用白绸手帕，母亲常对我们说：你爸爸身上最讲究的就是这两块手绢了。”

至于南京方面发给他的那套金光熠熠的上将礼服，韩复榘一次也没穿过，着装照片也没有。这套礼服连同专用的衣箱一起堆放在阁楼上。“一次母亲偶然翻检衣物，才发现礼服早已被虫蛀得面目皆非了。”

在这个阁楼上，一同被弃置的还有装满各种勋章、奖章的一个小箱子。“我从没有见他佩戴过任何一种，这全成了我们小孩子的玩具，以后自然全部遗失，现在想来，倒也可惜。”

虽然，在父亲身边的日子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但是韩子华对他的衣食住行印象深刻。

“父亲对吃饭十分随意。平时他在自己办公室单独用餐，每餐两菜一汤，都很平常。”韩复榘是河北省霸县人，特别爱吃烙饼、饺子之类的面食。“母亲带着我们以及家庭教师在东大楼用餐，每餐四菜一汤，冬天多个火锅，逢年过节才有鸡、鱼之类。”“有一次，我弟弟馋了，自己跑到厨房去要点好吃的，厨子问他想吃什么，他想不出任何菜名，便说：来个肉丝炒肉片吧！在省府大院中，大家就拿这个逗乐了。”

虽然韩复榘对吃饭无所谓，但是对酒情有独钟，最爱喝家乡河北酿造的“老白干”。“有时他来东大楼过夜，只要听到楼下门口站岗的卫兵那雷鸣般的吼声：‘立正，敬礼！’那准是他来了。母亲迎他上楼，在大客厅内与他隔着写字台对坐吸纸烟、谈家常。随之必端来酒菜，他慢慢自斟自饮。下酒菜永远是两小碟，一是香椿炒鸡蛋，一是小葱拌豆腐。父亲酒量很大，每次饮半斤白酒一点醉意都没有，但他一般也就喝半斤酒，我没见他醉过酒。”

“父亲的烟瘾也很大，而且只吸大号哈德门牌纸烟，当时这是很普通的一种烟，有钱人都吸绿炮台牌的。他吸这种烟也未必是出于节约，这可能是他在长期艰苦的军旅生活中养成的习惯。他持烟的姿势也很有特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纸烟的中部，并使烟头向上翘着，这样似乎有点笨拙，其实是为了不使烟熏了手指。”（西北军严禁吸烟，冯玉祥经常检查官兵的手指，若发现有熏黄的痕迹，轻则罚跪，重则打军棍。韩复榘日久成习，难以改掉了，就以这种姿势吸烟了。）

有一次，韩子华随父亲去泰山普照寺看望冯玉祥。“父亲见冯玉祥，还像个当兵的样子，很端庄地坐在那儿，不敢随便动。冯玉祥身材魁捂，比父亲高出半个头，穿一身蓝布裤褂，腰上扎着粗大布带，戴一顶草帽，完全是北方农民的打扮。父亲则是军长打扮，在冯玉祥面前像一个大兵，在一旁恭坐，非常拘谨闲谈着。”冯玉祥突然说：“向方，你就吸支烟吧，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抽烟，你早就在抽烟，叫你戒烟你戒不了。”韩复榘立刻站起来回答：“报告先生，我已经戒烟了。”韩复榘与冯玉祥又谈了一会儿，实在烟瘾难耐。“父亲说去方便一下，刚迈出门槛，副官当然明白，急忙给他递上纸烟。”

西北军练兵重视体操锻炼，其中翻单杠难度最大。一次，韩子华看见父亲漫步到省府五连驻地看士兵练单杠。他一时兴起，冷不防跳上单杠，来了个“鹞子转回”的动作，士兵们齐声喝彩，连长怕出事担待不起，忙不迭地把他从杠子上“请”了下来。

有传言说韩复榘爱打牌。“我从未见他为消遣而去‘竹城雀战’。他上牌桌一般都为陪客，纯粹是应酬，心不在焉地打上四圈，故意输点钱，随即找借口匆匆而去”。

韩子华还知道父亲不喜看戏、看电影，“除非陪客，他自己从没有进过戏院”。但有一次韩复榘为水灾募捐，邀请梅兰芳、金少山、杨小楼等著名演员来济南义演。“开场第一天，父亲一直坐到散场，还不时鼓掌助兴，但以后就再也不露面了”。韩子华记得梅兰芳到济南当天，乘汽车到东大楼拜客。“那时我们虽然年幼，也久闻梅先生的大名，就跑到汽车旁去偷看。梅先生隔着车窗向我们微笑，又出乎意外地做了个鬼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韩子华说，父亲从来不肯乘人力车和轿子。他认为人拉人、人抬人最不平等。他讨厌“老爷”“少爷”的称呼，严禁家里的佣人称我们为“少爷”。

这让佣人们感到为难，怎么能直呼韩家少爷们的名字呢？“他们挖空心思地想出个称呼，分别称我们为‘大学生’‘二学生’‘三学生’。这称呼似乎有点滑稽，但也想不出更好的称谓，大家只得默认了。”

韩复榘不让子女去上小学，“上学的地方离省政府很远，而省政府里面就已经很大了，需要走很远，而我那时候才7岁，还得有人送。父亲还怕我出去学坏了。”所以，韩复榘说：“小学在家里学就可以了，中学再到外面学校。”

于是，韩复榘聘请教师在家里教子女读书，到一定年龄才准许子女去考初中。“我们共有四位家庭教师。一位是从北京请来的前清举人，姓桂，名保，字燕生，都称他桂老夫子。”

秘书王一箴教算术和现代语文以及写字和图画。“父亲是‘司书’出身，书法很有些根底。他直接过问我们的写字，并布置作业，规定每天必须写几篇大楷和若干小楷，虽公务繁忙，仍不忘检查。首先检查数量，完不成就罚跪；然后就要看字写得如何了。”有一次，韩子华写“远”字，上下都写捺形，受到痛斥。他说：“你们老师怎么教的，一个字不能写两个捺都没有给你们说过吗？”韩复榘一边说一边连连摇头，让韩子华至今不忘。

韩复榘的英文秘书兼翻译陆先生担任韩子华他们的英文老师，武术老师是山东省府参议李景林先生的大弟子于化行，“他属于太极门，但也教我们行意拳和八卦拳，还教刀、剑、枪、棍等兵器”。

西北军很注重武术，士兵们劈刀、打拳是必须课，韩复榘也深爱武术。一次在山东全省童子军大会上，韩复榘应邀讲话，还脱去军服上衣，在台上打了一套“小洪拳”。韩子华也经常表演武术。

“遇到有贵宾来访，父亲常叫我们去表演武术。有一次，副官又来叫我们去表演，只我一人在家，我只得硬着头皮前往。到了会议室前院，才知道是蒋介石先生偕夫人来了。”

韩子华一进会议室就看见蒋介石正背着手看会议室墙上的巨幅照片，韩复榘在一旁对他说着话。“父亲见我来了就说，你把刚学会的那套太极拳练给委员长看看。我精神过于紧张，本应节奏缓慢的太极拳被我打得飞快，几分钟就完事了。蒋介石还一边点头一边说，不错、不错。父亲瞪了我一眼，又命我再练一套大刀。那是关云长用的那种‘青龙偃月刀’，很有点分量。这次我不敢再偷懒，认真练下来，累得浑身是汗，没等父亲摆手，我便逃之夭夭了。”

有传言说韩复榘不准公务员留发，要一律剃光头。“留光头，指的是军人，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因为打仗的时候，伤口感染，容易处理。解放军也是这样。”

韩复榘断案

“父亲管理极其严格，以致人们都说父亲爱杀人。”这其中饱受诟病的就是“韩复榘断案”。

对此，韩子华没有断然否定。“刚去山东的时候，父亲什么案子都审。父亲是穷苦人出身，觉得老百姓太可怜，他要像包公那样当一个清官，替天行道，为民做主。在他那里，老百姓和当官的打官司，当官的占不了便宜。他什么案子都审，法院就不干了，案子你都审了，还要法院干什么？”

韩复榘也觉得事有不妥之处，有些案子不问了，但有三种案子，韩复榘还是要亲自审理：一是土匪案。二是贩毒案，那时只要卖大烟一律枪毙，无论数量大小。“对于抽大烟的人，父亲采取的是第一次抓着打一顿，第二次还是打一顿，第三次就枪毙，事不过三。贩毒的人抓住了，直接枪毙。有很多日本人贩毒，也被枪毙了”。三是贪官污吏案，韩复榘建立了高级侦探队，每个机构都有这样的侦探。“这些侦探定期写密报，直接送到父亲那儿，贪污受贿的公安局长、县长常常被监禁或枪毙”。

韩复榘办案公开透明，速审速决，或生或死，或打或罚，一言而定。

韩复榘之孙韩宗喆，长期查阅和研究爷爷韩复榘的档案和资料，他认为祖父不是审案而是判案，“审案其实都是军法处的事情，他们审过了，祖父来判案。军法处报告案情，由我爷爷做决定怎么判。”

在民初，老百姓依然不愿意到法院去。韩宗喆说，“爷爷听说，穷人没有钱，请不起律师，不会写状子，不能到法院告状。爷爷就说不要律师了，专门设立几个人，记录老百姓的案情，老百姓怎么说就怎么记，什么土话啊方言都行，这些都要原汁原味呈给他看。后来，有些土话方言我爷爷也看不懂，觉得这样也不行，还是请律师吧，如果请不起律师，直接告也行。当然，这里面不以事实为依据，不以法律为准绳，个人的一些因素就带进去了，冤假错案也就难免了。”

“二把手”的鼻祖：萧何忍辱负重一生方得善终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218.html' );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11 10:38:35  |extendActions("5","20111","390000000213210007261609182600","",{title : "“二把手”的鼻祖：萧何忍辱负重一生方得善终", summary : "本文摘自《追寻历史的真相》 作者：张秀枫主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x0a 萧何、张良、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三人在创建汉室江山的过程中，立下了盖世功勋。令人感慨不已的是，他们三人的命运大不相同，韩信...",orgUrl : "http://www.hxory.net/1218.html"});

本文摘自《追寻历史的真相》 作者：张秀枫主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萧何、张良、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三人在创建汉室江山的过程中，立下了盖世功勋。令人感慨不已的是，他们三人的命运大不相同，韩信被杀，张良退隐，只有萧何做了刘邦的副手，与刘邦和平共处几十年，虽然也有过一些波折，总算有始有终，终老天年。

翻遍二十五史，一同打江山的副手大多是白忙活，最后不但没有好处，就连性命也难保。萧何能够当刘邦的副手，在官场上风光几十年，不能不说他是一个当副手的高手。

萧何是一个人才，用现在的话说，是司法专家、民政专家、后勤专家。刘邦当平民、当无赖的时候，人家萧何已经在沛县当小吏，在政绩考核中，曾名列榜首，说明他是一个很有水平、很能干的官。但萧何没有官架子，看得起平民刘邦，把他当朋友看待。这时，刘邦常常巴结人家萧何。萧何为人忠厚，待人诚恳，处处帮助刘邦，对他日后起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后来，刘邦起兵造反，想到萧何，让他当县丞，这是萧何当副手的开始。

萧何是文官，负责处理财税、安抚百姓、颁布政令、为军队供应粮草等后勤工作，做得极为出色。在多次战役中，当刘邦处在最危急的时刻，多亏萧何前来支援，才使刘邦化险为夷。特别是夺取秦都咸阳后，众将都在争抢金银财宝，只有萧何保护了秦朝的文书档案、律令图书等，所以刘邦才能对全国的军事要塞、地形地貌、人口多少、经济现状了如指掌。

打下江山，萧何在评功中获得了第一名，为此，刘邦恩赐他上朝时可穿鞋带剑，不必遵循常礼。可是，萧何处处遵守礼仪，他知道，皇上可以让你放肆，那是对你的恩赐，你铭记在心就是。你要真的放肆，就是对皇上的大不敬，那是要倒霉的。所以，他把分寸掌握得极为得体，没有因为细节问题为自己惹是生非。这是萧何的明智之处。

萧何能够平安地当刘邦的副手，最重要的不是他能干，而是性格温顺，凡事听命于刘邦，有好事全让给刘邦，能够委曲求全。

所以，刘邦平定天下后，对萧何网开一面。《史记》上记载，萧何做事好请示，无论是制定法令制度，还是建宗庙、社稷、宫室、县邑，总是尽快向刘邦报告，得到同意后，他才开始实施，从不自作主张。这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勤请示、勤汇报，按上面的指示办，看上去好像是没有主见，其实，这是最为高明的主见。

刘邦是个大老粗，痞子出身，对治国之道一窍不通，萧何想怎么办，他一般都会同意。萧何凡事等刘邦同意才办，这样，效率可能低一些，但确实保险。他的这一做法使刘邦极为高兴，最后，论功行赏时，把功劳的第一名给了萧何。

在刘邦看来，这个副手既能干，又没有野心，是靠得住的，所以，刘邦破例没有铲除萧何，君臣得以相安无事几十年。

萧何老谋深算，懂得克制自己就是保护自己。他和吕后一同诛杀了韩信，又得到封赏，被拜为相国，刘邦还给他配备五百名士卒的卫队。萧何知道，表面上这是对他的赏赐，实际上刘邦已经产生了怀疑，自己得到的好处太多，刘邦觉得很不舒服。

他深知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于是，他果断地把全部的家产捐出来当军费。这样一来，刘邦自然十分高兴，没有任何推辞，就收下了。

可见，萧何的家产早就让刘邦惦记上了。如果萧何不主动交出来，说不定哪一天刘邦就找一个借口，抄了萧何的家。那样，大家就得撕破脸皮，肯定不会愉快。

然而，萧何再老练，也有想不到的地方。萧何的思路是全心全意为刘邦效忠，做到尽心尽力，安抚好百姓，忠于职守。可这样一来，他会深得民心，得到更多百姓的爱戴，更让皇帝害怕和担心。

此时，一个门客警告萧何：“你离灭族不远了，这样孜孜不倦地做事，老百姓越来越爱戴你。皇帝多次派人询问你在干什么，其实，是害怕你占有关中地区啊。你为什么不多买一些田地，用低价赊借，败坏自己的名声呢？只有这样做，皇帝才安心。”萧何听从了门客的建议。为此，刘邦大为高兴。想想看，萧何如果不这样做，就凭刘邦心狠手辣、极爱猜疑的性格，能放过萧何吗？

萧何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给刘邦做副手，没有大起大落，但过得十分辛苦。他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克勤克俭，安抚天下，用心之良苦，鲜有与之比肩者。他用尽一生心思，总算“找准了位置”，在危机四伏的封建社会官场中，成为一个幸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