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诞辰150周年

泰戈尔在诵读诗歌（摄于1925年）

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

泰戈尔可谓多才多艺，他是诗人、哲学家、教育家、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作曲家及天才的画家。他的论文涉及文学、政治、文化、社会变迁、宗教信仰、哲学分析、国际关系及其他众多领域。他一生中创作了2500首歌，2000多幅画，《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等50多卷诗歌、40多种戏剧，100多篇短篇小说，《戈拉》等12部长篇小说，还有大量随笔、日记和通信，一共近200本书。

泰戈尔1861年5月7日出生于当时的孟加拉省的一个富裕家庭，1941年8月7日去世，享年80岁。印度独立后，选择了泰戈尔的一首歌——《人民的意志》作为国歌。1971年孟加拉独立时也选择了泰戈尔的一首歌——《我金色的孟加拉》作为国歌。泰戈尔可能是唯一曾为两个不同国家写过国歌的人。

阿马蒂亚·森在《泰戈尔与他的印度》一文中说，泰戈尔的个人生活中许多方面都是不幸的。他于1883年成婚，于1902年失去妻子，后再未续娶。他与自己兄长热爱文学的妻子卡丹巴丽保持着一种热烈的友谊和一种强烈的柏拉图式的依恋之情。他在婚前将一些诗歌题献给她，后来将几部书题献给她。在泰戈尔结婚后4个月，她自杀身亡，时年25岁。在人生迟暮之年，泰戈尔在游历阿根廷期间，结识了才貌双全的维多利亚·奥坎波，他们的关系似乎没有太超越交谈的范畴。“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主要玩弄文字游戏并竭力大笑，消磨了我们彼此看清对方的最佳时机。”

独立前后的印度像19世纪的俄国和德国一样，由于被外国统治多年，发现自己处于矛盾的地位：是模仿统治它的强大的文明，还是阻止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的包围挤压？以赛亚·伯林说：“上世纪末的印度面临一个不无相似的问题，而泰戈尔从未如此清楚地显示他的智慧：他选择了困难的中间道路，既不漂向激进现代主义的锡拉岩礁，也不漂向妄自尊大的阴郁的传统主义的卡律布狄斯大漩涡??面对来自左翼和右翼、西化派和传统派的轻蔑和威胁，努力寻求真理，这在我看来是最难得的一种英雄品质。”这条中间道路，用泰戈尔在《民族主义》一书中的说法就是：“人类历史的目标既不是含糊不清的世界主义，也不是狂热的民族自我盲目崇拜??不去盲目仿效那些眼前成功的榜样，也不去盲从自己的谨慎的、抱有有限希望的过去。”泰戈尔对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予以有力的控诉，同时努力做到不诋毁英国或西方的人民与文化。他说，印度从围绕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拜伦的诗歌的讨论，尤其是围绕19世纪英国政治中的自由主义的讨论而获益。

对泰戈尔来说，民族国家要组织起来掌握西方技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受教育阶层与大众之间搭起桥梁。印度的未来取决于教育，学校应当让学生从学习中得到乐趣。主要出于厌倦，他本人很早就辍学了，并且从未为了获取一纸文凭而费心。他写了大量文章，论述应当怎样使学校对少男少女更具吸引力，从而更多地培养出人才——只要天气允许，所有的课程都在户外上，几乎不考试。他的演讲酬金，“每骂一场得700美元”，以及他的大部分诺贝尔文学奖奖金都用于资助学校。

泰戈尔呼吁重振孟加拉语。“它无论如何都是他一部分同胞与生俱来的交流媒介，而不是一套借来的衣服，无论后者多气派、多舒适。”1940年，泰戈尔被牛津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时，对于一连串的拉丁语，泰戈尔报以一连串的梵语。这与泰戈尔对印度文化的自豪感是一致的。他对西方文明的欢迎态度由于这一自信而增强：他并不认为印度文化是脆弱的，需要加以保护，以免遭到西方影响的侵害。

然而，他同时意识到，某些人想做的事显然是不可能也不可取的：对英语关上门，清除自己身上的西方弊病，回到过去，回归一个没有机器的时代原始朴素的生活，拒斥西方的工业化和对人类自然价值的贬低和破坏。

文明的危机

印度人如何自主而不受人摆布？只有通过增强实力。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讲了小羊和上帝的故事。小羊问上帝：“上帝啊，为何所有的动物都想吞吃我呢？”上帝回答说：“我的孩子，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看到你，连我自己都禁不住。”泰戈尔用这则寓言说明这样的道理：人必须强大，因为没有实力就不会有平等，不会有正义。所有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这是理想主义的一派虚言。只要人的本性未变，对弱者的公正就是少有的，因为这很难。但泰戈尔跟圣雄甘地和托尔斯泰一样，反对非道德主义和暴力的自强路线。不过他不接受托尔斯泰出于愤怒而将事情简单化，以及自我孤立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也不接受圣雄本质上非政治、非世俗的目标。

泰戈尔在1941年自己的最后一个生日发表了一篇演讲，后来该演讲以《文明的危机》出版。他认为，西方民族国家变成了一架机器，将灵魂变为商品，把生命变为零件，用它的铁爪挖出了世界的心脏。“纯粹的人不是强大的人，而是完善的人。因此，要将他变成单纯的力量，你就不得不尽量缩小他的灵魂。由于复杂的个人的解体，产生那种抽象概念，那种毁灭性力量，它同人类的真理无关，因而很容易变成残忍的或机械的东西。让人脱离自然环境，脱离社会生活，割断他同美和爱以及社会职责的活生生的联系，为了大规模地生产财富，你就将他变为一部机器的许多零件。”西方人的智力和物质力量的增长大大超过道义的力量，科学的组织遍布于四面八方，它在加强我们的力量，而不是加强我们的人性。他们就像被夸大了的长颈鹿，头突然长到离它的躯体几英里远。它贪吃的头用巨大的牙齿咀嚼着世界上所有的树叶，但是营养物很慢才能到达胃肠，它的心脏受到贫血的折磨。“对于人类本性中的这种失调，西方似乎茫然无知而怡然自得。”

泰戈尔关心的是，人不要受到机器的主宰，但他并不反对充分利用现代技术。他在《文明的危机》中写道：“英国人通过掌握机器，业已巩固了他们对自己辽阔的帝国的统治权。”甘地竭力主张人人都应在家里用原始的纺车纺纱，对甘地而言，这一实践是印度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泰戈尔认为，这一做法的经济学依据是十分不切实际的。除了相当小的专卖高质量土布的市场之外，手工纺纱难有经济意义，即使所用纺车不像甘地的纺车那样原始。手工纺纱作为一种广泛扩散的活动，只有在政府发放大量补贴的情况下才可能幸存。甘地有关纺车的主张并不是仅以经济为依归的，他要求每人每天作为一种牺牲，纺纱半小时，将此视为较为殷实的人们与较为贫穷的人们打成一片的途径。泰戈尔认为，纺纱不仅在经济上几乎没有意义，而且也不是让人们深思问题的办法。“纺车无须任何人思考，人们只是无休止地转动属于过时发明之物的纺轮，几乎用不着判断力和精力。”阿马蒂亚·森说：“泰戈尔与甘地的分歧有一个明确的和一贯的模式，一般而言，泰戈尔力主更大的说理空间，不太赞成因循守旧的观点，对世界的其他地方具有更大的兴趣，对科学和客观事物更为尊重。”

泰戈尔认为现代科学对于理解自然现象是必不可少的，但他对认识论的看法却是非正统的。他并不秉持经常与现代科学联系在一起的简单的唯实论立场。《纽约时报》1930年报道的关于他与爱因斯坦的对话表明，泰戈尔在通过观察和借助反思性概念解析真理时是多么始终如一。在泰戈尔看来，事物在无人观察或感知、或在无人形成关于它是什么的概念的情况下，断言它是真抑或不真是颇成问题的。当爱因斯坦评论说：“如果再也没有人类了，梵蒂冈博物馆贝尔维德勒中庭里的阿波罗雕像就不再美了吗？”泰戈尔干脆地回答说：“是的。”接着，爱因斯坦说：“说到美的概念时我同意这种观点，但是说到真理时我不同意。”泰戈尔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同意呢？真理是通过人被意识到的。”泰戈尔没有系统地探讨过认识论，后来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沿着这一思路做了精妙的发展。他说：“真理依赖于概念体系，虽然如此它仍然是真正的真理。”

泰戈尔对政治、文化、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传统和现代的态度在《印度的呼唤》这首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