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业精神方面存在问题:一个县委书记的考核观

　　“不考核不行。但是，考核又很难做得科学。省里和市里对我们的考核，就有点‘一刀切’。”

　　本刊记者/韩永

　　针对岚皋县的考核问题，《中国新闻周刊》在2011年11月中旬采访了该县县委书记鲁琦。

　　中国新闻周刊：考核给岚皋带来的最大压力是什么？

　　鲁琦：最大压力来自工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要完成考核，主要靠工业。如果依靠传统的农业，就永远只能是穷县，养猪富不了县。工业对GDP的贡献率占到一半以上。

　　但在岚皋搞工业，一是没有地，找个几十亩地都很难；另外一个是耗能的指标压力。比如，去年我们能耗很高。过去没有工业，能耗基数是零，“啪”，去年上了几个矿电，指标马上就上去了。并且，以后的发展又有压力了。

　　去年，节能指标影响了我们在全省经济社会指标考核中的排名。本来我们该进14位的，就因为这个耗能，我们只进了4位。这在我们这样的落后地区，是一个矛盾。上面对耗能指标的制定，也没有考虑给落后地区的发展留出空间。就是给你限定个指标，全都是一样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不是跟岚皋县是南水北调的水源涵养地有关系？

　　鲁琦：对。国家对我们的定位，是“一江清水送北京”，这是“政治水”。我们是南水北调中线的取水地，是限制开发区。我们在水源涵养这一块投入很大，工业发展也受到限制，但这个在考核里并不怎么体现。我们现在是勒紧裤腰带保护这一江清水。国家对生态补偿的转移支付太少太少。这几年我们也在呼吁这事，每年的两会都呼吁。国家现在也已经开始重视这个事。

　　我们自己也在想办法。岚皋现在的发展路径是搞生态旅游。另外，我们把小水电和矿相结合，搞一些循环工业。

　　把生态旅游作为发展的路径，也是迫不得已。我们没有资源优势，又没有交通优势，招商引资是个问题。以前，我在安康市做政府副秘书长，跟一些投资商很熟，来岚皋时我把这些人带过来，但他们考察后都跑了。

　　过去，岚皋有森林工业。森林禁伐以后，我们就搞小水电。但是小水电对岚皋来说，是弊大于利。一方面，在分税制以后，在收入方面中央拿走了大头。另一方面，库区移民这一块有很多遗留问题。2006年，我来岚皋当县长第三天，就来了很多村民，把政府的院子都挤满了，有人还抱住我的裤腿。

　　旅游是个富民产业，要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强县。现在政策规定，服务行业5000万元以上的才用交税。但旅游能拉动别的产业——旅游好了，投资商来了，资金就来了；领导也来了，项目就来了。这样就能带动一产二产三产。比如，过去养猪卖不出去，种菜卖不出去，可现在供不应求了。

　　中国新闻周刊：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是一种压力？要发展，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矛盾；但稳定又在考核中是“一票否决”。

　　鲁琦：这看你怎么说了。首先，这两者是统一的。作为县委书记，必须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

　　另一方面，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好的。但也有少数以上访告状为生的，对这些人，要严厉打击。

　　每天，我们都有个县级领导在信访局坐班，协调解决问题。然后，我们还一个季度做一次大排查，大化解。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做些思想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有些考核指标，无论基层干部如何努力，似乎都很难完成。比如计划生育，现在大家出去打工，在外面超生一个回来，干部就要被一票否决。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困扰？

　　鲁琦：这是上面的一票否决。国家对省里是这样，省里对市里是这样，市里对我们是这样，我们对镇里也是这样。计划生育对干部的压力肯定是比较大的。但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不是我们一个县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目前的考核制度如何评价？

　　鲁琦：考核这个东西，不考核不行。我刚来岚皋的时候，干部上班的时候打牌，现在他们有压力了。但是，考核又很难做得科学。省里和市里对我们的考核，就有点“一刀切”。

　　另外，考核给我减轻了一些压力。以前的干部光跑官，不做事。但现在，连续两年优秀才能成为提拔的提名对象。对干部来说，工作要做好，还要人品好。

　　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你有没有看到考核指标有些什么变化？

　　鲁琦：每年的考核指标，都跟国家的工作重点联系得很紧。比如，今年就把保障性住房这一块加大了，还有陕南移民搬迁。总的来说，GDP在淡化，民生这一块在加大。

　　就我们县来说，现在不像过去那样“一刀切”了。我们会根据每个乡镇的情况，考核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中国新闻周刊：从你的角度看，考核指标哪方面最需要改进？

　　鲁琦：考核是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现在不考核也不行，要做得非常科学，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逐步完善。 ★

　　考核进化论

　　针对中国官员的考核，正呈现出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的差异性特点。但考核中的“一票否决”内容，是不同地区官员的共同纠结

　　本刊记者/韩永

　　2010年，岚皋县考核办主任吴应政去了一趟浙江温州。他发现，在岚皋县“最为吃香”的交通部门，在温州却没事可干，员工们都跑到了大街上，去维护交通秩序。

　　他认为，这是东西部不同考核生态的生动写照。“我们考核的是基础配套，交通局就忙；而东部地区的配套已较为完备，这方面没什么好忙的，就考核服务水平。”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针对中国官员的考核，正呈现出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的差异性特点。一些地区的考核创新，正在打破传统的“一刀切”局面。但考核给官员带来的压力，始终未减。

　　从“招商”到“选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拿到了温州市的《2011年度县(市、区)考绩法》。这是一份与安康市明显不同的考核办法。它的最大特点，是经济指标大幅度缩水。

　　温州的考核项目由四方面构成：重点工作、创先争优、互看互学和民意调查。与安康市几近格式化的考核内容相比，它散发着鲜明的个性与地方特色。在这个总共有11项一、二级指标的考核中，直接与经济有关的只有一项，即重点工作项下的固定资产投资。在总共115分的考核体系中，它占了30分。而安康市考核中其他经济领域的分值大户：GDP、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以及招商引资，在温州的考核中均不见踪影。在市属各部门对县区的单项考核中，也不见发改委、工业局等经济部门的名字。

　　“这说明，在温州，经济发展已非最紧要之事。通常情况下，进入考核指标的，都是当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官员考核制度有过专门研究的河南省社科院陈东辉博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建设的指标。在总共11项指标中，这种指标占了至少6项。其中的有些项目，安康市很少涉及。比如“城乡污水处理率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在安康市岚皋县，还没有一家正式投产的污水处理厂。

　　还有一个曾引发热议的考核项目：房价收入比，分值为5分。这项通过控制房价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来阻止房价过快上涨的举措，被视为执政思路转化的一个标志：从以政府为本位的经济发展，转向以民生为中心的社会建设。

　　另外，在温州市一份有关招商引资的文件中，记者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表述：它把“招商引资”中间的“招”，换成了“选”字。

　　这份2008年的招商文件，列出了如下的“选商”标准：在新引进的项目中，总投资额过亿的项目要达到一定数量，下辖的乐清市指标是7个；新引进项目的投资强度，要达到该市同行业的水平；在新引进的项目中，高新技术产业、临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项目，要占到总数的30%。

　　听到这样的条件，岚皋县官员的心情恐怕只能用“羡慕嫉妒恨”来形容了。该县去年招来的最大的投资项目——安康市10大优秀项目之一的明富魔芋，投资额不过6000万元。

　　温州的考核，还有一个对不同地区的区别对待。在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考核中，该市的11个县(市、区)被分成三类地区，赋予不同的难度系数，在计算考核得分时，就加上这个难度系数。

　　南京市比温州市又更进了一步。在今年8月份出台的一份文件中，该市将辖下的6个郊县的66个街镇，按照资源禀赋分成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三大主导类型，并对其进行分类考核：第一类重点考核农地保护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第二类重点考核创新转型发展和集约发展水平；第三类则重点考核其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水平。这些分类指标在总的分值中占比达60%。

　　事实上，早在2003年，浙江湖州就已经进行了“分类考核”的尝试。该市下属的安吉县，将15个乡镇按照条件的不同分成三类：一类是有工业园区基础的乡镇，考核其工作经济；二类是山区乡镇，只考核生态保护和新农村建设；三类是有工业功能区又有自然保护区的乡镇，就对两者兼而考之。

　　湖州此举，在当时被视为“吃螃蟹”的行为。该制度运行6年后，成果渐渐呈现：连续5年，湖州农民收入增幅超过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幅，产生了20个国家环境优美乡镇、38个省级生态乡镇和148个市级生态村，是浙江省唯一下属县全部获得省级以上生态县称号的地级市。同时，经济发展也呈现出良好的态势。《2009年浙江省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显示，湖州市当年的发展速度为106.97%，位列全省首位。

　　陈东辉说，在“一刀切”的考核体制下，资源优势地区“没有压力轻飘飘”，而资源贫乏地区“跳起来也摘不到桃子”，整个考核就呈现出一种很拧巴的状态。分类考核讲究地尽其用、各有所长，经济社会发展就开始百花齐放。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对有些地区的考核，还呈现中央与地方不太一致的特点。比如岚皋县是南水北调的水源涵养地，被中央划定为限制工业开发区，但要完成安康市的考核指标，又非得发展工业，还要发展高耗能的工业。这种上下矛盾的考核项目，在很多地方尤其是落后山区长期存在。

　　陈东辉的研究还发现，中国的考核制度呈现出一个“缺啥考啥”的特点：中西部经济欠发展，经济发展就称为考核的第一要务；东部经济发展了，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社会建设就取代经济，成为官员考核的主要内容。

　　“一票否决”的共同纠结

　　但有些纠结却是共同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几个“一票否决”上。

　　“一票否决”，是针对当前的重大问题，在考核中设置的几个“高压线”。碰到这个“高压线”，考核的等级就被划定为“一般”以下，所有的表彰与提拔都成为泡影，各种惩罚接踵而至。

　　在全国各地，不管是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一票否决”的项目通常都是5个：党风廉政建设、信访、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和安全生产。其中，最让官员头疼的一个，是信访。多位受访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对地方官员来说，信访的纠结在于：中央既设置了信访制度，领导也以接访的爱民形象示人；但同时又对地方官员设置严苛的信访考核，严格控制赴京访、赴省访和越级访。

　　《岚皋县信访考核办法》规定，凡发生进京集体上访的，年度考核“一票否决”。

　　多位地方官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交通条件这么好，去一趟北京非常容易。信息又那么畅通，很多的部门他们都能找到。只要那边一登记，我们这边就要遭殃。”一位地方官员如此抱怨。

　　为了阻止上访，各地政府大多实行县、乡、村“三级联控”，这增加了大量的行政成本。河南省一位乡党委副书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到全国“两会”时期，他们乡干部就全体出动，层层蹲点，北京一个、省城一个、市里一个、县里一个、村里一个；还要动员所有的村干部联合“围剿”，付出的成本不言而喻。有些地方还把信访与干部的钱包进行捆绑，要求干部交一定的保证金，在出现问题时作为罚金。

　　2010年9月份，人民网推出了一份针对基层官员的网络问卷，其中的一个问题是 “地方官员维稳最大的烦恼是什么？”69%的被调查者选择“维稳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系统策略”；44%的被调查者认为，“一票否决”机制使地方工作常常围着维稳转；39%的被调查者认为，“因体制、机制问题，地方官员常常两头受气”。

　　有些人看到了其中的利益，就出现了一些基层干部口中的“缠访者”。这些人的核心工作，就是打着上访的噱头，“胁迫”领导，以换取对方的“息访费”。“我们的处境是：上面压我们，下面胁迫我们，而我们又不敢轻易来硬的，害怕引起更多的矛盾。”一位官员说道。

　　这正在基层干部与民众中间制造罅隙。岚皋县一位村主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村里的工作越来越难做，“老百姓越来越‘不识抬举’”。而村民的回应是：你们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又“多管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