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CEO救国

上月，美国政治人物、去年曾担任两党财政委员会联席主席的厄斯金?鲍尔斯(Erskine Bowles)发动了一场新的孤注一掷的改革运动。在欧洲陷入财政崩盘之际，鲍尔斯正悄悄呼吁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们，加入一个新设的“CEO财政改革委员会”，讨论该如何解决美国的债务难题——并防止美国重蹈欧洲的覆辙。

他的想法是，正如他所说的，通过让商界领袖参与到辩论中来，这可能会打破华盛顿目前的财政僵局，并减少美国陷入“历史上最可预测的财政危机”的风险；换句话说，在由政客组建的“超级委员会”失败的地方，CEO们或许（有可能）成功促成行动。或者他希望如此。

个人来讲，我认为成立“CEO委员会”不会真正很快削减美国14.3万亿美元的债务；因此，也不会影响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随着投资者纷纷逃离欧元区，目前美国国债收益率不管怎样都处于超级低位）。

但此举是一种有趣的迹象。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这一计划标志着对传统政治的极度失望；这与“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或推使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等技术官僚上台的欧元区动荡源自同一种文化需求(cultural imperative)——尽管论调不同。从普通民众到CEO，人人都感觉到正常的民主程序存在缺陷，从而寻找其它——任何一种——程序。随着债务问题的加重，这种刺激可能会增强。

例如，鲍尔斯的故事就是对这种失望情绪的研究。去年，白宫请求鲍尔斯（前克林顿助手）和艾伦?辛普森(Alan Simpson，共和党人)联手领导一个有关财政改革的两党委员会。因此，恰好12个月前，他们按时提交了一份合理计划，计划的设想是，75%的财政调整应通过削减支出来实现，剩余部分来自增税。（这一比率与当前英国的财政改革计划、以及最近几十年来西方采用的多数调整方案大体相当。）该委员会还警告称，仅要稳定债务趋势，未来10年就需要4万亿美元的调整；否则，问题将变得更为严重，从而引发危险。

然而，白宫从未支持过该计划，随后所谓的参议院两党组织“六人帮”(Gang of Six)的努力也从未得到同僚的足够支持，无法促成行动。在今夏国会上演了一场债务上限闹剧后，另一项计划于今年秋季推出，即两党“超级委员会”。但上月，该委员会也归于流产，原因是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意见分化不断加重的情况下，两党甚至未能就12万亿美元的减赤最低目标达成一致。因此，尽管一些之前达成一致的紧缩计划定于2013年初启动，但目前仍没有任何主动且合理的长期战略。

因此，商界领袖会做得更好吗？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前些天，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召集各路商界领袖、工会高层和学者进行了一场高端会谈，讨论这些挑战。这些非公开讨论表明，许多CEO强烈支持鲍尔斯的想法，尤其是因为欧元区危机令他们恐惧，担心美国国债市场眼下的平静将会被打破。

然而，这些辩论也透露出一种有趣且同样重要的文化转变。30年前，美国企业的老板一般都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因此与国家政策辩论“利益攸关”。因此，当费力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等人在上世纪70年代就应对纽约债务危机达成一项解决方案时，他得到了企业的支持。但如今，“美国”公司都变成了跨国企业，拥有很多非美国籍的高级员工。或者正如一家跨国集团的CEO所言：“我是美国人，我个人支持美国。但我的大多数（高级员工）不是美国人。那么我应该为美国服务吗？”美国企业可能会斥巨资游说特殊利益群体；但尚不清楚，他们是否怀有类似的动机，改变更广泛的美国政策。面对糟糕的经济局势，对于CEO而言，将业务迁出美国或许更为容易。

当然，这一逻辑并不适用于所有CEO；在最近的哈佛商学院会议上，一些商界领袖就就业等问题提出了政策想法。此外，有人对鲍尔斯的“CEO财政委员会”表示强烈支持，安泰保险(Aetna)、Humana和霍尼韦尔(Honeywell)均已表示支持，其它华尔街企业可能也会这样做。

在这种论调下，对于投资者而言，关键问题是对政客的这种失望最终将带来什么？这是否仅仅是一个周期现象？这能否引发政治民粹主义以及对富有人群的抗议？我们是否有可能看到美国转向技术官僚型政府？（或许可以再进一步说，由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担纲。）政府债券市场的发展轨迹永远具备吸引力；同时不可预测，这让人甚为担心。

译者/梁艳裳

吉莲?邰蒂上一篇文章：

美国不再尊崇科学？ 2011-12-02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提防欧洲极端势力 2011-11-28

“否决政治”让美国瘫痪 2011-11-23

2012：谁能入主白宫？ 2011-11-23 本文涉及话题：美国政治 技术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