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打手机:严秀：杂文界的元老

□吴营洲

严秀(曾彦修)在当代杂文界的元老地位，恐怕是任谁都难以否认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年纪大(1919年生人)，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杂文写得好(许多杂文均被视作范文)，更不是因为他离休前的职位高(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社长）而是他对当代杂文的特殊贡献，包括他对当代杂文作者的培养，以及他对杂文事业的那份真诚热爱。

当今的许多杂文作者，客观地讲，大都是读着严秀的杂文或读着严秀编的杂文集长大的。严秀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写的一些杂文，诸如《论“数蚊子”》、《官要修衙，客要修店》、《九斤老太论》、《论睁眼看世界》等，时下读来，依然有着很强的警示作用。

近些年来，严秀发在《随笔》、《同舟共进》、《炎黄春秋》等媒体上的杂文，无论是关于“前苏联”问题的，还是“揭历史疮疤”的，抑或是在现实生活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向的，无一不振聋发聩，令人警省。有人称严秀的杂文：“深厚的学识，锐敏的观察，可贵的勇气，不懈的追求，开放的思想，构成了他的振聋发聩和发人深省的文风。他的杂文不仅辛辣有力，而且立论严肃别致，结论严谨新颖。”平心而论，这话说得十分中肯。即便是严秀写的诗，依然有杂文风骨，同样当得起“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如写于1976年的《咏江青》：“海上曾参救国潮，狼山喋血始名标。明星应属二三等，却把中华烤个焦！”写于1971年的《说林彪》：“四字真经帝业开，一封朝奏滚将来。敢问世间谋策士，几率是摔或不摔？”均是剥画皮之作。

严秀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尚有秦牧、陶白二主编)、《当代杂文选粹丛书》(牧惠也是主编)，集当代优秀杂文之大成，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杂文作者。据我所知，或老或少的杂文作者，均把这些书视作案头必备。

当年，严秀在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新时期卷时，发现中青年的作品极少，便情绪激动地在编委会上说：“如果这本书中青年人的作品太少，那么我们的选编工作就彻底失败了，此书宁可不出！”随后，他采取了许多措施，增补了大量中青年的作品，并在序言中作了推荐，使得这些中青年作者很快便在杂文界声名鹊起。(恕不举例，免得挂一漏万。)为了推出更多的青年杂文作者及其作品，他还提议并主编了《全国青年杂文选》。为编此书，严秀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前后看了上万篇的杂文。正是由于严秀的焚膏继晷，真诚付出，才使这本书的质量和权威性得到了读者的交口称赞。许多杂文作者无不以自己的作品能入选此书而感到自豪。

在我的感觉里，如果将严秀等视作新中国的第一代杂文作者，那么第二代、第三代杂文队伍里的中坚力量，几乎全都受过严秀的熏陶、影响，乃至恩泽。

严秀对杂文情有独钟，对这种文体也颇有研究。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一篇关于杂文的杂文———《浅·浮·空·散·板———也谈杂文的“忌”》，有口皆碑，盛传一时。即便是时至今日，杂文的主要缺点依然不外乎此。据说，有人给杂文归纳出了许多“性”：思想性、战斗性、艺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大众性等，不一而足，然而严秀却认为，杂文其实只有两个“性”：一个是思想性，一个是艺术性，“思想性是‘质’，艺术性是‘文’，‘文质彬彬’，然后杂文才能成立。”这话说得的确高屋建瓴，一针见血。印象里严秀还说过一句话，十分耐人寻味：“国家兴，杂文兴；国家乱，杂文亡。”其实，换一下因果关系似也成立。

严秀是位老革命，他三十年代后期就去了延安，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是革命的有功之臣。1954年出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社长。1957年却被打成出版界的“头号右派”。特殊的人生际遇，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严秀萌生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也使他具备了敏锐的政治识见及无所畏惧的胆略。这是一个杂文作者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1979年严秀官复原职后，立刻拿起杂文这一武器，对“左”的禁锢政策、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挞伐。不数年，他便写下了大量的颇具影响的杂文，而今，这些作品大都已结集出版了。

据我所知，严秀特别关注杂文事业。2003年底，我服务的杂志打算创刊“文摘版”，他得知后，十分高兴，很快写来了长达五页的亲笔回信，提出了许多十分具体的建议。其中说：“所选文章，不能均是小短文，要短、中、长配合，五虎将、牙牌将与单个角斗士配合，即战略性、战役性与战斗性三类文章都要有。要立志办成一个堂堂正正、引人入胜的刊物，不能全都以单个的游击战士的面目出现。现在的某些杂志，有点像是几十个上百个游击战士充满了一期，有点像始皇陵下的兵马俑一样，一大堆，份量几乎差不多。”同时他还提议杂志可邀请一批杂文作者，并列出了一个邀请名单。严秀先生的教诲，我们至今难忘，每每想起，都是感动不已。

近日与明史专家、杂文家王春瑜先生通电话，谈及严秀，王春瑜说：曾老(严秀)93岁了，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思维依然敏捷，还在写文章呢。另外，曾老对目前的杂文界很满意，看到杂文界人才辈出、佳作不断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