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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集团主犯后人今何在
1971年林彪折戟蒙古大漠，林的嫡系、随从和相关人员被迅速整肃，大多数人的政治命运就此划上休止符。此后40年间，父辈的生死浮沉也影响了后代的生活。林的嫡亲血脉，其随从、部属的子女，也从云端跌落至凡尘。
文革时期是林彪一生的巅峰时期，他的家人也随他登上了巅峰。
林彪和“四大金刚”后人赴蒙古祭拜林彪
已是初冬的蒙古国漠北草原，格外荒凉。一块略微被清理、看不出有任何特殊之处的空地上，几位中国老人将两个绢花做的花圈摆放在一堆石头的两侧，在石堆的下方，放着月饼、苹果、点心和花生的四个供盘。
右边的花圈，是红、黄两色玫瑰，环绕一大丛洁白的百合，挽联是“亲爱的爸爸妈妈永垂不朽！”“女儿豆豆女婿云林敬挽！”
图为2011年9月13日，林彪女婿张清霖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1971年9月13日坠机地点，献上花圈，静静祭奠林彪、叶群等人。
左边的花圈，是两圈白色玫瑰围绕着一丛黄玫瑰，中心点缀着小红花，挽联是“永远怀念林彪元帅夫妇！”下面落款为“永远纪念您的孩子冬洞（黄永胜的儿子黄春光小名，编者注）、邱路光（邱会作的儿子）、吴新潮（吴法宪的儿子）、李冰天（李作鹏的儿子）、李建军、李建国（李建军、李建国系黄春光国内好友）敬挽！”
图为2011年9月13日，李冰天、李建军、黄春光、李建国、邱路光、吴新潮、张清霖（从左至右）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1971年9月13日坠机地点祭奠林彪、叶群等时的合影。
2011年9月13日，正是林彪在温都尔汗坠机身亡40周年，林的女婿张清霖抵达温都尔汗空难现场及墓葬所在地，首次祭拜先人。而受林彪事件牵连，当时被列为“林彪反党集团”中“四大金刚”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亦由各家长子为代表，一同祭拜。位列挽联落款最后两人李建军、李建国，是同去的国内好友。事后，张云林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称，要在明年将林彪等人的遗骨迁回国内。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林彪、叶群、林立果、葬身异国土地。
40年前9月13日的深夜，一度被确定为中共副统帅、毛的接班人林彪的座机向北飞往苏联方向，最终却在蒙古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坠机，机上八男一女当场身亡。
林彪出逃并身亡的消息，震惊世界。5天后，中共中央正式通报“9·13事件”详情，称林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林在军中的下属亲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悉数失势，被捕入狱。1973年，中共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及黄、吴、李、邱等人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40年来，由于相关的核心档案加密封存，当年的历史细节仍是研究者们挖掘不止的学术话题。而包括林家及“四大金刚”在内的五个家庭的成员，几乎消失在公开报道和官方场合，沉寂多年。
北上祭父
1971年9月12日林家出走的那个晚上，正是张云林（原名张清霖）和林彪之女林豆豆（林立衡）的订婚日。叶群让人张罗了糖果、瓜子，放了两场电影。那晚，准女婿张云林与岳母叶群一起看了电影《甜甜蜜蜜》。电影没放完，叶群、林立果携林彪及随从在沉沉夜色中仓皇遁去。
40年来，平民子弟出身的张云林并没有因娶到“副统帅之女”享受荣华，却与林豆豆一样尝尽辛酸。此次赴蒙，被他称为“40年了，我天天都想”的一件事。
据此行组织者黄永胜之子黄春光透露，十多年前，一个和蒙古有关系的朋友就提出过请他们去现场。“当时，因为除了我父亲黄永胜去世，我母亲和其他几个老人都在世，这件事太敏感了，我就没有认真考虑。结果，今年春节前后，这个朋友又跟我提这件事。现在除了邱会作的夫人在世，老人们都不在了，如果有政治上的问题也不至于牵涉太大，所以我就开始考虑了。”
“这次跟我们去的有姓李的两个人，一个叫李建军，一个叫李建国，是我多年的好友，也是老干部的后代、空军子弟。李建国是中国滤清器协会会长，今年5月份约请我到他那里去玩，我就跟他们提了这个话头，他们就鼓励我们去，他们来赞助。之后，我就开始跟其他人联系。我们本来希望林豆豆能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她去不了。我又考虑让林晓霖（林豆豆同父异母姐姐）的两个儿子去，他们也由于工作安排等原因去不了。然后，我问张清霖能否去，他答应得很痛快。”
张清霖当时还没有护照，他迅速办完护照。黄春光又通过蒙古朋友的关系，拿到大家的商务签证（因为中蒙之间尚无旅游签证，只能以商务签证出入境）。
北上蒙古拜祭，黄、吴、李、邱四家各出一人，黄家是长子黄春光，吴家是长子吴新潮，李家是长子李冰天，邱家是长子邱路光，张清霖则代表林豆豆出行。
失事现场仍是焦土
因为蒙古戈壁气候变幻无常，9月10日动身前，大家备了御寒的衣服。11日，分两批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在乌兰巴托，一位蒙古朋友的儿子自愿充当司机，当地私人电视台的一个编导也愿做他们的录像师。
驱车奔驰在乌兰巴托以东300多公里的荒原上，远山近前，枯草连天，少有人烟，偶见骑手身着天蓝色斗篷，蒙古族的橘黄色带子在寒风中飘舞。最终到了温都尔汗—这个城市名字因为“9·13”事件而被许多中国人熟悉，但它只是一个2000多人、基本生活设施还很落后（甚至因电力维修全城无法在白天供电）的城市。
向导告诉他们，飞机失事点还在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贝尔赫矿区的苏布拉嘎盆地。中国前驻蒙古大使许文益曾回忆飞机失事现场：“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的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现场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荒原，十分凄凉悲惨。”
空难现场的飞机残骸，除苏联人取走一台发动机外，其余散放在现场，任人随意取走。1990年代中期，当地牧民向前去探访的美国人汉纳姆吹嘘，他们用那架坠毁的“三叉戟”飞机机身的铝片做了一些盆盆罐罐。汉纳姆那时看到，剩下的仅有一些支离破碎的条条块块，最长的大约只有两英尺。
9月12日上午，当张云林一行8人到坠机现场时，仍看到大小不一的飞机残骸。虽时过40年,仍一望便知这里是事发地,“那块地面到现在依然是黑的，四周都长着高高的草，这里不是，因为土地都碳化了。”在现场，有成块的飞机残骸，也有一些瓷器碎片、烧焦的铝片，在草丛下仔细翻找，随处可见。
“这些瓷片一看就知道产自景德镇，有一片上面烧着兰花等图案，这是那个时代钓鱼台、人民大会堂、庐山会所常用茶具的花色、做工。”自小在大院长大的黄春光说。
当天，他们将散落现场的飞机把手、铝片、瓷片、玻璃碎片等捡了不少，装进一个在现场捡到的玻璃瓶里，以为纪念。
墓葬现场已难辨
当初，蒙古以“死难者不能在殉难地安葬”的本地风俗，将遗骨下葬到1公里外的另一个地点。众人最终决定：将祭拜地点定在安葬处，而将花圈在安葬处摆过后，再挪至坠机处留下。要找到安葬地点并不容易。
按照当年大使馆的安葬纪要：蒙方提供9口白木棺材，中方对9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入殓。装殓后由蒙古士兵运往墓地。墓地位于飞机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在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1.5米。墓旁当年树了一块碑“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9同胞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安葬纪要还记载：按照蒙古的习俗，在墓上放了一件失事飞机残骸。
几十年过去，所有的标记物均不复存在。既无碑，也无飞机残骸。
“没有人带着来，你肯定找不到这里。”黄春光说，当天，他们手持一份旧报纸—上面有当年美国人对这一带的卫星航拍图，“图上注明了坠机地点和埋葬地点，我们一开始就按航拍图看，认为应该是在那个方向。”在一个叫贾哈（音）的蒙古向导的带领下，大家最终认定一片地上有石头的地方应该就是下葬地点。“蒙古草原上是没有石头的”，石头被推测是当年蒙古工兵从远处运来的。
墓地8、9米的范围内都是这样的乱石。“这里和别处不一样，下锹会发现下面全是石头，铲不动。”
看到现场，张云林伏地恸哭。之后众人扫了墓，清理了杂草，着手做第二天的拜祭准备。
9月13日，正式祭奠之日。此次蒙古凭吊，几人已事先商议好了拜祭程序。安放好带来的花圈和供盘等祭物，张云林读祭文。然后其余七人鞠躬，再由黄春光念祭文，代表大家向林家先辈表示敬意，每个人在悼文最后一一报上自己的姓名，集体行军礼，每个人再分别“给林伯伯、叶妈妈送上自己想说的一句话”。最后，张云林打开一瓶茅台，绕坟一周，洒入土地。
坠机地点的神秘墓碑
惦记着林彪夫妇的，不只是他们。据来自蒙古的朋友及当地的蒙古私人领主称，常常会有中国人到这里参观和拜祭，不过他们都只知道那个坠机地点。
当天在坠机地点，还能看到一些被风刮倒的祭瓶和花朵已干枯的花篮，张云林还捡到一条被风刮断的挽带，上写“林彪元帅”。最令众人意外的是，坠机现场立着一块花岗岩做的青色石碑，高一米，宽半米，正面刻“九一三遇难者之墓——2008年9月13日缅怀者敬立”，背面刻“历史不会忘记”。立碑者显然并不知道此处并非墓地，只是坠机所在地。
林彪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坠机的地方，墓地是当年中国使馆人员选择的，是一座九人合葬的椭圆形坟包，宽三米，长五米，用拳头大的石块垒成。墓旁立着一块高一米，宽半米的青色石碑，上刻“九一三遇难者之墓——二00八年九月十三日缅怀者敬立”。这个称谓不犯忌，因为从人对大自然的角度看，他们就是遇难，也不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
到达乌兰巴托时，一行人曾到卖墓碑的地方看过，“来的时候我也有立碑的打算，所以到了以后就去找刻墓碑的人打听过。结果人家说不会刻中国字。就是照着我们写的中国字描也不成。”黄春光猜想，这块没有署名的石碑应该是有人专程从中国运来，“因为那个中国字刻得很漂亮，蒙古石匠刻不出来。”
“但会是谁立的碑，到现在也没人知道。这片蒙古土地的私人领主也不清楚，因为他不常来。有人说是某人的女儿立的碑，我去确认过，对方说不是。”黄春光说。
据他们所知，前来看望林彪的应该多是原四野的林彪部下及子弟，或红军时期林的下属及子弟，或是对其抱有同情的人士。
“9·13”事件后，中国大陆隐匿了一度对林的狂热宣传，印刷的十大元帅宣传画去掉了他的肖像。但近年来，林彪的名字开始走出禁区，其肖像被重新挂进军事博物馆。在林的故乡—湖北黄冈市团风县回龙镇林家大湾，这个绿树掩映、背山面水的所在，每年林的忌日，据说车来车往，前来参观缅怀的人群络绎不绝。
希冀运回遗骨为尽孝
40年前的“9·13”事件发生后，当时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负责与蒙古方面斡旋。9月23日，许大使奉国内指示约见蒙古副外长，北京当时的指示称，应死难者家属的要求，中国政府决定将死难者遗体运回中国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带回骨灰。中国政府请蒙古政府给予协助，并希望蒙古方面将现场搜集的死难者遗物交还中方。
后不知何故，林彪等9人的遗骸仍在蒙古下葬。但下葬前，中国官员画好了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
40年来，遗骨一直无人问津，后患渐渐显现。
此次海外媒体有报道称，林彪墓葬之地有可能开矿，遗骨可能被移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黄春光介绍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原来，来蒙古前，林豆豆曾托吴法宪之子吴新潮带给黄春光一份传真。传真上说，一个蒙古公司声称林彪夫妇的墓地附近有萤石矿，日后会开发，提出要帮林家和其他遇难者移走遗骨。
黄春光抵达蒙古后，即托蒙古的朋友调查，结果发现“蒙古的这个公司应该只是想借这事忽悠”。不过，为让林豆豆放心，黄春光和张云林在9月15日临走前，起草了一份给当地政府的函件，称：“如果未来有人要在此地开发并要移动遗骨，请务必知会我们在蒙古的朋友，由其通知我们，再来洽商。”
回国后，张云林对媒体表示：明年要把林彪、叶群夫妇等人的遗骨带回家，而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机构仓库里的林氏夫妇头骨，他也希望通过政府援手协商，归还林家。
虽然黄春光在祭文中也表示“林伯伯，叶妈妈……渴望有一天能把你们的骨殖迎回祖国”，但当他听张云林说“想在明年迎回林彪的遗骨”时，还是颇感意外。“这是一个多大的系统工程啊，说在明年实现，我觉得有欠深思熟虑。”
“如果他真的做相关准备工作的话，你们会参与或支持吗？”面对记者的提问，黄春光很肯定表示会。“如果大家齐心想做成这件事的话，您觉得有可能实现吗？”黄回答：“可能性肯定有。”
林豆豆三次自杀
“9·13”事件后，毛家湾的林办工作人员、林立果的女友张宁等人被押送到北京亚洲青年疗养院接受审查，而反叛者林豆豆（林立衡），作为林家投奔革命阵营的功臣，一度受到组织宽待。但“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林豆豆受到冲击，几度自杀未遂。
八十年代的林豆豆左起：林豆豆、王淑媛、官伟勋。王淑媛老太太在林家多年，照看豆豆和老虎，至今林豆豆把王淑媛老太太作为亲人赡养，一直和她生活在一起。官伟勋曾在毛家湾给林彪叶群讲课。
1974年7月31日，毛泽东收到林豆豆的求助信，做了亲笔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未婚夫张云林往来，她和死党分子有区别。”空军组织部门还根据上面的指示，批准林、张立即结婚。如果二人不同意结婚，则豆豆去开封，张云林去嫩江，二人永远不准见面。林张结婚，双双来到空军开封某农场，一年后，空军又让林豆豆转业到郑州。
在郑州煎熬数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妥善安排林立衡的工作，林豆豆夫妇被调回北京。林豆豆被分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军医出身的张云林干回老本行，到北京卫生部门工作。这位昔日的副统帅之女重新回到了她所熟悉的京都生活。
“豆豆的交际很广，跟她来往的都是一些老将军和元帅的孩子。”空军政治部原文艺处副处长官伟勋1970年代曾在毛家湾给叶群授课，与林豆豆有过几面之缘。林豆豆早年到北京活动调动事宜时，住在中组部招待所，距官伟勋家很近，林豆豆特地到官家看望受父亲牵累的旧部，两家自此成为好友。
官伟勋今年已80多岁，官的老伴说，林豆豆以前每年来看望几次，林豆豆住在北京东边，官伟勋家在西北角，跨大半个北京城。林豆豆与官伟勋聊的都是过去空军的一些情况，譬如哪些老同志还健在、他们的情况如何，却很少谈个人私事，官家人也不便问。
北京接近林豆豆的一位知情人士说，1981年林豆豆夫妇刚调回北京时，深居简出，很多亲友都不敢见她，怕再受牵连。以后随着形势变化，旧友亲朋开始常来常往，有的人还托林豆豆给他们办事。
林豆豆曾告诉他，“我有个伯父'9·13’后一家受牵连，都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去了。我的一个侄子也在那里。中组部很帮忙，同意把他弄回北京。”张清霖有个弟弟，也受到牵连，后来想回原单位，找林豆豆。林给一位中央老同志写了封信，虽然“9·13”后一次也没见过这位老同志，但他收到林的信两天后就把问题解决了。
谙熟林豆豆的人士称之为豆豆的“弱势外交”，“她身世艰辛，很多人同情她的遭遇”，父亲林彪当年的部下和林彪战友的孩子中部分人身居高位，他们也乐于伸手帮助她做点事。在京城圈内，林的“弱势外交”很管用，她托人办事打招呼很多人愿意帮忙。但她谨言慎行，一般不接触外人，尤其怕媒体记者。
林豆豆从近代史所退休后，开始致力于各类社会活动。她是湖北革命老区扶贫会会员，还是北京一个弱智儿童学校的名誉校长，受家乡黄冈人所托，她经常为家乡的一些公益事业奔走。
受尽叶群责难、迫害的林彪与张梅所生长女林晓霖
林彪后人存世的还有林与前妻所生的长女林晓霖。大陆出版的《哈军工传》作者滕叙兖曾采访过林晓霖，林晓霖回忆与父亲林彪和继母的关系，说当年在哈军工读书时，叶群找借口不让她回家，千方百计阻挠她接触父亲林彪。
见林晓霖仍然参加群众组织，叶群以林彪名义发了个断绝与林晓霖父女关系的声明，林晓霖也给林彪写了不愿再姓林的信，后来被送到云南大理改造。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领导找林晓霖夫妻谈话，并要她交代问题，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当时还有人在她儿子脸上写字——“林贼之孙”。
林晓霖和母亲张梅（林彪第二任妻子），张梅被誉为陕北一枝花。有关林晓霖的详细情况，
这些让林晓霖愤怒不已。受父亲牵连，她被整整审查4年，直至“文革”结束。此时的林晓霖已经是两个儿子的母亲，一家人又回到了北京，她被安排到国防科委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
2007年，在广东“八一”南昌起义军三河坝纪念活动和其他的一些场合，林晓霖接受媒体采访时，她称“向受父亲迫害者谢罪”，当场引起轰动。
了解林晓霖的人说，这些年她都在谢罪，她向刘少奇、罗瑞卿、彭德怀等老红军的子女谢罪，甚至是向受林彪案牵连的部属子女后代致歉。
林晓霖的一些谢罪行为受到大陆网友的好评，但在一些人看来是不能被容忍的、“做事没有原则”的“怪人”。
甚至在1980年代前关系还亲密的林氏姐妹，后来也因为对一些事情的认识有分歧，关系逐渐闹僵，这对同父异母姐妹都在北京，但平素并不走动。
40年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已陆续过世，他们的夫人现在存世的只有邱会作夫人胡敏。采访中，记者看到了2011年1月在香港出版的《邱会作回忆录》经胡敏签名的上、下册。签名字迹清秀疏朗，略有颤抖。
1970年在长城。左起：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鵬 陈绥圻，叶群，胡敏
黄、吴、李、邱的第二代，已大多退休，最小的也是1959年生人。第三代中很多人成为跨国公司的高级白领，有人全家已移民出国。与城市的普通民众家庭比较，林彪集团的后人们基本衣食无虞，只是作为曾经政治斗争失败者的后人，许多人心里都会背负沉重的壳。
黄永胜长子黄春光对记者介绍了四个家庭的大致现状。其中，黄永胜生有四子，黄春光是老大，还有黄春明、黄春耀、黄春义三兄弟。老大、老三按干部转业，老二和小弟都是复员，后来政策调整，改回转业待遇——复员是工人身份，转业才有干部身份。黄家第二代四子都陆续下海经商。但“四大金刚”和他们的夫人，唯有黄永胜的老婆项辉方享受离休待遇，2003年3月6日在解放军北京总医院逝世后，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上和悼词中称之：“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文革期间她坚决反对江青一伙煽动的打砸抢、反军乱军、冲击部队活动。在处境极端复杂的情况下，能分清大是大非，敢于将一些受迫害干部的情况向上反映，为保护干部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黄永胜和夫人项辉方
2003年3月6日14时30分黄永胜夫人项辉方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去世，享年85岁。项辉方遗体告别仪式和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项辉方生前曾任原军政大学（即今国防大学）办公室主任，后离休。
老二和老四之子全家分别移民澳洲和新西兰。老三黄春耀后改名黄正，亦即2010年10月在香港出版的《军人永胜》一书的作者。黄家第三代多为公司白领或高级经理人。
吴法宪生有四女一男，吴新潮为长子，剩下都是女儿。吴新潮从山东一所大学退休。吴家老三定居美国，从事“文革”历史研究。吴家几个女儿大都是国企技术员或医生，四女儿下海经商。吴法宪的长子吴新潮、女儿吴仲秋因受到吴法宪的影响，被迫转业双双安排到农场，胡耀邦得知立即批示，得到妥善安排，回了北京。
李作鹏亦有五个子女，一律在国企工作，吃体制饭。其中，老大李冰天当过沈阳一个医院的院长，其女婿是学美术出身，“很有经营头脑，生意做得很成功”。李作鹏的子女也受到不公正待遇，转业到内蒙古一玻璃厂，胡耀邦批示后，李冰天调回北京，安排在交通部。
邱会作有四子一女。长子邱路光，次子邱承光，三子邱光光，四子邱小光。邱路光原来在一个商学院做老师，后来也下海了。老三下海，老四从石家庄一个国营汽车制造厂退休。小女邱小京嫁给父辈一个老战友、某开国少将之子。
邱家次子邱承光在香港出了一本书《心灵的对话》，说是他和父亲的对话。但这本书引发黄家极大不满，“据我所知，胡阿姨（邱会作夫人胡敏，编者注）早就声明没有这个对话，许多是他自己杜撰的。书中多处诬蔑我父亲，我们兄弟都极为愤怒。”（源自《林彪集团后人现状》等资料编辑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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