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庆 柳传志:黄家杨：八九十年代的户口买卖热

黄家杨：八九十年代的户口买卖热

　　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农民”成为一种准世袭身份，而不单单意味着职业或居住地点。改革开放前，农村凋敝，农民食不果腹，被迫流入城市求生。但进城的农民，绝大多数会被当成“流民”遣返回村。

　　改革开放之后，农民渐渐获准进入城市，但“农村人”、“城里人”的身份壁垒依旧森严凛凛。在新时代，这些“二等公民”，能以怎样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农转非”？

　　中央不允许农民向县镇流动，地方政府不赞同

　　到1988年，外出农民工约3千万

　　中央不允许农民向县镇流动

　　在80初期，中央仅仅允许农民向小乡镇流动，依然严格限制农民流入县镇、大城市。1984年《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不允许农民进入县城镇。这种政策，与当年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思路不无关系。

　　当时，领导层要求发展小集镇来消化农村人口。1981年，副总理万里在第二次全国农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上说：“怎样控制大城市人口的继续增长？就是要在农村就地消化农业人口，不能再使他们进城……我们要发展建设小城镇，包括县城、公社所在地和区所在地的集镇在内。次年，他又说：“八亿农民，除了去少数矿点以外，只能‘离土不离乡’。农民搞商品生产，离开土地而不进城，叫做“离土不离乡”。这是我们的国策。”（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P25)

　　继续严格限制农民往城市流动的同时，“农转非”（由农业户口转变为城镇非农业户口）政策也在80年代前后开始实施。但这政策在当时无法惠及一般普通农民，农民惟有在被征地、考入大学、参军后晋升军官、以及特殊政策照顾等极少数情况下，并在政府每年严格控制的指标之内，才能“农转非”跳出农门。该指标微乎其微，一般为城市非农业人口的2%。

　　地方极不赞同中央意见，自行决定允许农民进入县城

　　对于中央限制农民进入县镇的政策，地方政府并不赞同。大多数地方政府认为县镇人口有发展潜力，可以放开农民进入县城。如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一书所说：

　　“浙江省公安厅反映：全省各县城镇人口不多，规模不大，有发展潜力，多数县城镇只有一、两万人，有的只有几千人。宁夏自治区公安厅反映：全省各县政人口不多，经济比较落后，可以考虑允许农民进入县城甚至银川市。青海属边远省份，全省包括县城镇在内建制镇有30个，如不允许农民进县城镇，就没有几个集镇可进了。广东省、云南自行决定允许进入县城镇，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均有类似的要求。河北省主管农民工作的领导同志则批道：允许农民进入县政城镇。”

　　由此，地方政府为农民进入县城、跨省流动开了口子。农民除了向乡镇转移外，还在省内县城之间，跨省流动。数据显示，到1988年，农民工总量在1 .2亿左右，其中乡镇企业职工约有9000万，外出农民工约3千万，而跨省流动的人数为500万左右。

　　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孩子读书必须“交高价”

　　虽然农民获准进入城市，但他们只是在城市居住，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他们依旧是“农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郭书田、刘纯彬等人在《失衡的中国》一书刊登了读者来信，信中讲述农民在城市居住要买高价粮、高价菜、读高价钱书的状况：

　　“我1978年从部队退役后，自修政治经济学，用5年时间精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了5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并发表过几篇文章。1984年我被招聘为县委党校理论教员。因为是农业户口，休息时间我要跑到市场去买高价粮、高价油等。我的孩子读书交高价。读小学一年级要交100多元，读中学要交1200元。孩子问我：学校老师讲课说：社会主义人人平等，为什么要我们家交高价？我只能回答：你爸爸没本事，是农村户口。”（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P33)

　　没有城市户口，农村女孩难与城市男青年通婚，含恨跳江自杀

　　此外，由于当时户籍制度规定，子女的户口只能随母亲，如果男方是城镇户口，女方是农村户口，他们结婚之后，孩子只能跟随母亲做“农民”了。城市户口价值连城，男方极少愿意降低身价娶农村女孩。所以，城乡之间极少通婚。这也限制了农民通过婚姻迁入城市的道路，同时也造成了社会悲剧。《失衡的中国》一书中，读者给郭书田等来信，说当时有些女孩因难于城市男青年结婚，含恨跳江自杀：

　　“我在四川省南部县工作，南部县城位于嘉陵江边。有时我在江边看到一具具女尸。听人指点说：‘这具女尸是绸厂的’，‘这具女尸是织布厂的’，‘这具女尸是丝厂的’，‘这具’后来我才了解到，她们中一些人是近年进城做工的农村姑娘。因为没有城镇户口，往往很难与市民男青年结婚，她们又不愿回到农村去和农村青年结婚。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巨大的社会与心理压力下，选择了含恨嘉陵江的道路”（郭书田、刘纯彬等人在《失衡的中国》,P73)

　　农民花钱买户口落户城市

　　农村女孩花钱买户口，儿子不再遭人欺负，婆媳关系好转

　　到90年代，粮油购销价格放开后，随行就市，城乡无异，粮油面前，人人平等；全国性劳动市场也逐步成型，就业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而不是户口的性质。外出农民也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据测算，每年外出做工的农村劳动力超过3000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有3000多万人。这些城市居住的农民，已不满足于当“农民工”，而是想成为实实在在的城市居民，他们需要“城镇户口”。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私自制定政策，向农民出售“农转非”指标，明码标价出售非农业户口。农民只要交钱就可以买到城镇户口。

　　当时，《江苏经济报》报道了某镇农民花钱购买镇户口的情况。这个镇在1992年月8月的买卖户口风潮，共有1006人购买了镇非农业户口，每个户口花钱1.2万元。当该报记者问及一个个体户为何要买户口时，个体户说：我做姑娘时就在镇上开服装店，那年，我看中了镇上的小张。他也对我好。可他妈对我横竖看不上眼。我不管三七一十就和小张结了婚。但麻烦也来了。最伤心的是儿子上学后，常常遭到班里一些同学的欺负，骂他‘乡下小赤佬’。慢慢的我也恨起我这张农村户口。从买了户口后，家里好像变得好看了，儿子也不再遭人欺负。不知怎的，婆婆也和我关系好了。笑煞。”（（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P53）

　　政府高价出售户口后不兑现又不退钱，民众大呼上当

　　政府买卖户口确实为农民落户城市带来希望，但同时在买卖户口中，也出现不少问题。河南、河北、四川等地民众反映当地政府高价出售“农转非”户口后，既不按原先的承诺解决实际问题“又不给农民退钱，群众大呼上当”。为此，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在《群众反映》编发了一篇名为《非法卖户口后遗症在一些地方显露，群众大呼上当，要求退还血汗钱》文章。(殷志静、郁奇虹：《中国户籍改革》,P62)

　　公安部下发文件禁止户口买卖

　　同时，地址政府此举，也引起了时任高层领导的密切注意。

　　1992年8月，人民日报《情况汇编》刊发《河南对收费办“农转非”褒贬不一》的报道，报道称河南省一些市县收费办理“农转非”之风盛行。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河南全省已有郑州等40多个市县搞了各种名目的收费“农转非”，已办了4万多名农民进城入户手续，户口单价6000元至30000元不等。速度之快，普及面之广，影响之大，是历史上未有的。

　　总理李鹏在看了报道后当即批示：“请镕基同志研究考虑此事”。副总理朱镕基又作了如下批示：“忠禹同志：我认为这种做法弊大于利，如果全国一哄而起，更会后患无穷。请即商量个意见。”

　　此后，公安部长陶骊驹以个人名义致信李鹏、朱镕基，说公安部代国务院起草了制止出卖非农业户口的通知稿，经国务院办公厅同意，已于5月4日以公安部的名义下发了《关于坚决制止公开出卖非农业户口的错误做法的紧急通知》。

　　在信中，陶骊驹称，公安部起草了关于实行当地有效的居民户口方案，拟报国务院审批。朱镕基对信作出批示：“不要重新立政策。情况很复杂。公安部的办法原则同意，具体规定还得商量。先将集资收费办“农转非”这股风刹住，以免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已收费办的‘农转非’户口如何处理待以后再说，先暂停。”(殷志静、郁奇虹：《中国户籍改革》,P60)

　　计委官员：只对农民收费，城市新生人口不收费，不公平

　　1992年底，国务院成立小组起草户籍改革方案。在起草过程中，国务院各部门也表达了对买卖户口的意见。其中劳动部部长的阮崇武认为地方将户口当商品卖，后果不堪设想：

　　“一些地方为了发展经济、大干快上，迫切需要资金，因而视户口为商品，把农转非变为集资手段，将户口当商品卖。导致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政花几千元钱买了一只无法卸却的包袱做了一笔赔本买卖，后果不堪设想。”（殷志静、郁奇虹：《中国户籍改革》，P66)

　　劳动、人事、教委的官员认为：“管理户口作为一种行政职能不应收费，决不能把户口当作商品进行买卖。收费不仅在农村造成大量农业资金转向基础设施，减少农民对土地的资金投入，而且对正常的‘农转非’政策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计委的官员认为“只对农民进城实行户籍收费，城市新生人口不收费，也是不公平的”（殷志静、郁奇虹：《中国户籍改革》P75 P69)：

　　地方政府借“蓝印户口”等政策变相买卖户口

　　尽管中央高层反对甚至禁止买卖户口，但是实际上正是从92年开始，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制度的通知》，广东、浙江、山东、山西、河北等十多个省先后开始试行“蓝印户口制度”。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规定：对收钱办理的“农转非”户口符合办理蓝印居民户口条件、迁移手续完备的，可以转为“蓝印户口”，这实际上使户口买卖合法化。地方政府通过“蓝印户口”或“寄住户口”“开发区户口”等方式买卖或变相买卖户口。譬如俞德鹏在其《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一书，记述：

　　“1993年《解放日报》报道，安徽推出一条农村革新措施便是：‘改革户籍制度，对在县、市及城镇购有住房和有相对稳定职业的工商户，在缴纳一定数额的城镇建设费后，可批准转为城镇户口，纳入正常的户籍管理。’1994年月，上海市开始对外来人口实行蓝印户口制度。该制度规定，凡在上海投资20美元或100万人民币的，或购买居住面积100平方米以上外销住宅的，或作为专门人才被上海单位聘用年以上的，均可中请蓝印户口。以后每年到公安机关复验一次，经过一定年限达到规定的条件，可申请转为常住户口。”（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P375）

　　结语：我们难以评价户口买卖。政府卖户口为圈钱，事实上的确为农民落户城市提供了可能，然后，农民高价购买户口实属无奈之举，他们花大笔血汗钱才能落户城市，犹如移民国外，可悲的是这发生在一国之内。

　　参考文献：《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01.01；殷志静、郁奇虹：《中国户籍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6，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