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大自然教案:《莫洛托夫古稀之年袒露心迹——三篇不为人知的札记》

《莫洛托夫古稀之年袒露心迹——三篇不为人知的札记》

编者王丽华
 
在苏联共产党的众多领导人中，莫洛托夫堪称“元老级人物。他生于1890年，亚历山大三世时期，逝世于1986年的戈尔巴乔夫时代，享年96岁。他曾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领导十月革命。1921年出任中央责任书记，时年31岁。40岁（1930年）起担任苏联政府的领导工作，曾先后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第一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员等要职。

莫洛托夫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先后经历了俄国和苏联11位国家元首。他有82年党龄，经历了苏共的27次代表大会。他认识20世纪苏联所有的伟大政治家，清楚苏联政治的全部内幕。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只在其他人的文章和回忆中读到过有关莫洛托夫的一些事情及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却未曾见到他本人在这方面的片言只语。这是因为莫洛托夫从来不写回忆录。首先是1957年“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事件后，他失去了原有的身份，不再允许他使用任何档案材料。其次他曾说：“列宁和斯大林都不写回忆录。”作为列宁忠诚战士的莫洛托夫当然不屑此为了。另据莫洛托夫的外孙维尼莫洛托夫的说法，他外祖父不想把那些往事记在心里。

但是莫洛托夫一直关注国内外发生的所有事情，并且按照多年的习惯给中央写便函，给报纸写文章。其中涉及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以及社会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等问题。对此他没有得到过一次答复，其文章也只字没有给他发表过。

莫洛托夫家庭档案中保存了很多当年他写的札记，其中不少是具有回忆录性质的简略描述。去年正值莫洛托夫诞辰110周年，他的外孙在俄罗斯2000年3月4日的《独立报》上首次发表了其中三篇不为人知的札记。

这些札记是莫洛托夫于1960—1962年间写的，其中描述了他生活和经历中的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

第一篇描述了莫洛托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的情况。

1921年，时年31岁的莫洛托夫一跃成为中央责任书记。这对很多人以至于对他本人来说都是始料不及的。莫洛托夫就曾说过，对此他感到很突然。从一些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是做出这一决定的“关键”，因为他清楚中央里缺少“自己的人”。

莫洛托夫1912年同斯大林相识，当时他们正在筹备出版《真理报》。后来他们的关系由于革命前的共同命运而更加密切起来：二人都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在俄国的监狱和流放地度过的。莫洛托夫自己也承认他们的关系十分密切。他认为，他当选为中央书记一事是事先定好的，而且显然同斯大林有关。

札记（片段回忆）
1961年5月25日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中央委员。从此时起我便开始在中央委员会工作。

在党代表大会闭幕后立即召开的中央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我当选为中央书记。当选的另外两名中央书记是叶·雅罗斯拉夫斯基和瓦·米·米哈伊洛夫。此外，在本次会议上被选入中央政治局的有：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时还选出三名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列顺序为：莫洛托夫、鲁祖塔克（布哈林？）和加里宁。同时产生了中央组织局，进入组织局的除三位中央书记外，还有斯大林、李可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①，大概还有什么人（我不记得了）。

我当选了中央书记“责任书记”（——类似于中央总书记），此外还被选为政治局第一候补委员，这就是说，无论哪位政治局委员缺席会议（因出差，生病），我便有表决权，当时这一切让我感到万分惊讶。好像记得，在这次会议之前，没有人事先向我透露，说我将当选政治局第一候补委员，我记不得是谁同我说过我将被选为中央书记一事，但这一切可能事先就定好了，然而如果是事先就定好的，那么显然同斯大林有关，当时我与他的关系十分密切。（有一次，也就是1917年7月，斯大林有几天，可能是一个星期吧，是在扎卢茨基和斯米尔加②夫妇，还有我同住的一套住宅里度过的——在彼得格勒地区。）后来始终也没有人向我解释：1921年春天我得到列宁（实际上是他决定了这事）如此巨大的、对我来说是突如其来的巨大信任是什么原因。当时只有斯大林能推荐我到如此高的职位上。（1917年7月的日子里，有一次斯大林当着我的面说，1917年4月列宁从国外回来后，莫洛托夫比其他人——显然斯大林指的是他本人——更接近列宁。那时他间接地承认说，在列宁回国前和回国后的最初日子里，他政治上严重偏向机会主义派别，然而我却一心一意地支持列宁的路线。）③记得，对我来说如此突如其来的升迁之后，我感到异常畏怯。我不能不承认，对中央新出现的那些极其重要的事情，我确实准备不足。

必须指出，新一届中央书记处的成员能力上都嫌太弱，雅罗斯拉夫斯基是个很差的组织者，米哈伊洛夫的职业是印刷工人，根本没有搞过大型的党的工作。但是中央书记处的全体成员都是坚定的列宁分子，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和战斗情绪（比如说，我刚满31岁）。

同列宁的一次谈话尤其令我终生难忘。其间大概有两次他向我提起在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问题。列宁特别强调，不让我再回办公厅去了，不让我再负责书记处的技术性工作。他说：“您（我）应该搞政治工作，不要像克列斯廷斯基④那样再回到办公厅，而技术性工作请交给‘副手’和‘助手’去做。”我记得，列宁在中央全会第一次会议上也谈到了这个意思，当时我已被批准担任中央书记（“责任书记”，正像公布的那样）。

①扬·鲁祖塔克——当时没有进入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
②彼得·扎卢茨基—1917年初是中央俄国局成员，后来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成员和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
伊瓦尔·斯米尔加——1917—1920年是俄共（布）中央委员，后来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被镇压。
③1917年3月12日从流放地回来的中央委员斯大林和加米涅夫采取了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立场，然而二月革命后的最初日子里，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施略普尼柯夫、莫洛托夫、扎卢茨基）坚持的是强硬的对抗路线。4月3日回到彼得格勒的列宁立即提出“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的口号。
④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1919—1921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1938年被镇压。

第二篇是对斯大林的一些看法。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之间的友谊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共同的命运使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之间从来都是以“你”相称，互相称呼柯巴和维亚切斯拉夫。1922年斯大林担任中央总书记后，莫洛托夫一直充当斯大林的最主要助手。共同的工作使莫洛托夫深信，在苏联上层人物中没有人能在组织能力和领袖素质方面与斯大林相比。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远不止那么简单。30年代末莫洛托夫险些被捕，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又差点锒铛入狱。
1949年他的妻子波琳娜·谢苗诺夫娜·热姆丘日娜被捕，在流放地度过4年。

莫洛托夫认为斯大林是个无与伦比的实践家，但同时也多次谈到他作为一名理论家存在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莫洛托夫认为斯大林的过错主要不在于那场镇压（尽管这是事实），而是他违背社会主义理论，不大懂经济问题，因为莫洛托夫认为，镇压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是有理由的。

莫洛托夫常说：“列宁是伟人，斯大林只不过是个很有才干的人。”

关于约·维·斯大林的国家主义。
1962年12月24日

约·维·斯大林在一些谈话中有时回忆说，弗·伊·列宁似乎以玩笑的口吻指出并批评过斯大林的“国家主义”。

我好像记得，斯大林对列宁这一重要而英明的批评态度并不认真。他甚至不无讥讽地陈述了对这一批评的看法。斯大林没弄清楚，列宁谈到这个问题并非出于无意，而是要指出斯大林的见识短浅。我们这些聆听过斯大林在饭桌旁小范围内发表的这些看法的人，也从来没有认真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没有思考过列宁的这一批评。

其实斯大林的确有国家主义倾向，他非常有害地夸大国家的作用。斯大林有极强的革命政治嗅觉，这一点不止一次地带来了十分良好的结果。例如：约·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这篇文章，当时及时挡住了1930年初实行集体化过程中出现的冒进的、急于求成的危险进程。这样就避免了许多不幸事件的发生，当然这不可能保证以后所有的事情都会“顺利”发展，都会一帆风顺。

而且我认为，斯大林不大懂经济问题。

例如，他的这种不足在基本建设问题和国家计划工作方面都有所表现。这种不足在像商品价格这样的问题上，特别是在收购农产品的价格上（尤其是在30年代末和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篇文章中—比如，在议论棉花等产品的价格时）也经常表现出来。

不大懂经济问题有时导致约·斯大林采取粗暴的、没有根据的而事实上是完全有害的行政命令式的领导方法。

我以为，斯大林热中于利用拘禁在集中营里的人大搞建设，热中于最大限度地扩大集中营的规模。

在我看来，斯大林迅速而深入地抓住的是技术问题。这在研究飞机、大炮、坦克和海军舰艇等军事技术问题时，始终可以看得出来。斯大林能轻而易举地弄明白这方面的问题，尽管他不喜欢技术中的数学问题，他努力抓改进，积极推动军事技术事业的发展。当然在做这些事情时，对经济方面却很少给予注意。

斯大林不去努力深入研究经济问题，却热中于国家机关的改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后，国家经济和国家建设（在工业、交通、贸易、农业以及文化领域）首先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所以可以说，这是造成国家主义、过分夸大国家在国家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作用的原因。斯大林的这种情绪也常常表现出来。对此，比如明显而有害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列宁不可能没有察觉，而斯大林不仅没有正确地对待列宁的这一批评，反而好像有时还引以为傲，自我欣赏。

第三篇谈到了有关莫洛托夫妻子被捕的情况和赫鲁晓夫及南斯拉夫问题。

莫洛托夫的妻子是个忠诚可靠的人，一个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共产党员。莫洛托夫夫妇感情一直很好，是最恩爱最令人感动的一对夫妻。1949年他的妻子被指控与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有联系，“背叛了祖国”，因此被捕入狱。这对莫洛托夫来说是他所经历的最受刺激的一件事。有一次以色列共产党前任总书记斯米库尼斯问莫洛托夫为什么会让他们抓走波琳娜·谢苗诺夫娜时，莫洛托夫说：“因为我是政治局委员，我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我服从政治局，是它决定我妻子必须被送进监狱。”他在妻子面前到死都有一种负罪感。1953年妻子被释放后，莫洛托夫对她表示出了过于热情的关怀。他一直认为对妻子的处罚是不公的，因此有关波琳娜·谢苗诺夫娜被捕情况他从来未提起过，这个话题实在太令人难过了。到了1960年莫洛托夫70寿辰时，他写了几件当时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即第三篇中所涉及到的三件事），其中才谈到他妻子被捕一事。

在这篇札记中，莫洛托夫还提到了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一向不大喜欢此人，认为他既没有参加过革命前的地下活动，也没有同列宁一起工作过，他根本不懂得列宁主义。

莫洛托夫对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持敌对态度。他认为自己是“伟大学说”的最后一位捍卫者，是最后一位列宁主义分子。因此对莫洛托夫来说，某些思想，比如在和平共处政策的范围内可以放弃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思想，简直就是异端邪说，就是反革命的极端的修正主义思想。他同赫鲁晓夫的分歧是世界观的分歧，突出地表现在对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这一问题上。

莫洛托夫也正是从世界观方面分析了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关系问题。由于铁托的“修正主义错误”，苏联同南共的关系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破裂，1955年，由赫鲁晓夫恢复。

在苏共中央七月（1955年）全会上，莫洛托夫单枪匹马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称南斯拉夫领导人是“叛徒、反马克思主义者，是混进社会民主主义阵营的蜕化变质分子”。莫洛托夫遭到一致谴责。但是到50年代末，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再度恶化，这就成了莫洛托夫认为他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根据。

莫洛托夫从不向党的领导班子成员隐瞒自己同赫鲁晓夫的矛盾，他不仅在南斯拉夫及和平共处问题上批评赫鲁晓夫，而且还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对他进行批评。

公开冲突已是不可避免，这一冲突以赫鲁晓夫在中央六月（1957年）全会上战胜“莫洛托夫反党集团”而告终。

关于大事记
1960年4月17日

我已70岁零一个多月了。活了这么大岁数，自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辈子是不是好好地过来了。要自己完全客观地回答这个问题恐怕不可能。毫无疑问会犯一些错误，甚至会犯将过去的一切一笔勾销的错误。

但是我以为，我的一生基本上是如我所追求的那样度过的。而我所追求的就是要像一个革命者，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那样度过自己的一生。过去，我把其他的一切，包括家庭及所有别的事情统统放到了次要地位，将来也会如此。当然我也有同自己的亲人、妻子和女儿及亲戚们全身心在一起的最温馨、最真诚的企盼。但是我认为我从来没有把这种企盼放在第一位……

生活将这一问题非常明确地摆在了我的面前，我不得不一次次地在是与不是之间做出选择。在解答这个问题时，我的回答基本上全部是肯定的。我没有把我对我的亲人们的感情放在第一位，而是为了事业尽可能地多干工作，我已将我自己、我的一生献给了这一事业。

1948年，我被强迫同妻子离婚，她既是我一直全身心爱慕着的妻子，又是个忠诚可靠的人，一个献身于党的共产党员。她对我的感情非常好，我当时很清楚，在对待她的问题上极不公正，几近惨无人道，不能容忍。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反对柯巴（斯大林）粗暴的不公正行为，同中央脱离关系或者为维护妻子的名誉而提出抗议，但是可以做一些妥协，这样做至少是为了今后继续在党内和中央内部进行斗争来捍卫党的正确政策，消灭那些明显的和很多人尚未发现的错误及不公正行为，而更重要的是捍卫党的路线，这条路线遭到了骄傲自大的柯巴和那些对他，愿上帝饶恕，唯唯诺诺的“战友们”非常危险（有损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歪曲。我认为，尽管我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许多弱点（不足之处），但我身处党的领导机关如此重要的位置基本上还是坚持了最符合列宁主义精神（实质）的政治路线，我对党的主要职责是：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力求用我的全部力量和我在党内的影响帮助党改进党的政策，或者至少帮助提醒党必须这样做，因为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骄傲起来的、妄自尊大到了极点的柯巴的不良的和主观上摇摆不定的影响。

公开反对柯巴，我的力量尚微不足道，必须另谋途径，使此事在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在柯巴的周围我没有看到能够领导这件事的人，因为那些人并不比我强。但是我对未来还是抱有希望的。不管怎样，我都深信，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对共产党员来说是惟一正确的事业，对此犹如我深信的那样，我比其他人都更彻底更诚实地努力去做。我只是以此来为我表面上容忍了对波琳娜的明显不公正行为作辩解，这样做对我本人也是非常不公正的。同时我当然也感觉到并且很清楚，对波琳娜的不公正行为和严厉惩罚实际上是暗中算计我本人的一种企图，也就是说先对我最亲近的人进行迫害，然后过若干时间再对我下手。一切就是这样发展的，我亲眼目睹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但是对此我却无力反抗。至于说到柯巴周围的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我表示过同情或半同情，但是总的说来他们把自己的打算和功名利禄看得高于一切。或许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在精神上完全依赖于柯巴，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也相信必须对我首先是对我最亲近的人采取措施。这种推测可以说明这些人政治上的盲目服从，而这毕竟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何种选择更好一些？是关心个人升迁还是政治上盲从，我不去加以评论，然而在领导人员中那时竟没有一个人给我以公开的道义上的支持。但是有人曾私下里——当时没有人察觉到！——向我表示过某种道义上的支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半支持……也许会有人说，这种情况不仅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领袖（柯巴）政治上的威信已下降，而且证明了他周围的人，即那些当时的领导人的水平也不高。这种结论是有严肃根据的，但是这样的结论未免太简单化了。问题在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干的都是些大事。但是在党性和政治方面，这些人一般说都不称职。

这里我们不去谈这些是如何发生的，又为何会发生，但是不能否认，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具有巨大的原则意义，这是将来我国历史科学和共产主义历史的重要研究题目。我想越过几年来谈谈1955年摆在我党面前的南斯拉夫问题。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党的领导权相当迅速地转到了赫鲁晓夫手里。揭露贝利亚，肃清这个大坏蛋（近似于土匪——此人反对列宁主义，善于钻营）对党十分有利。但是以此绝对不能保证恢复列宁主义的革命方针，反而出现了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即中央领导人中明显的修正主义倾向。对此赫鲁晓夫应负主要责任，当时特别是米高扬给了他积极的帮助。米高扬采取背叛行为，帮助赫鲁晓夫背信弃义地侮辱斯大林及党史中的斯大林时期。当然，对给党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极大危害的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和非正义行为必须予以谴责。但一定要从革命的列宁主义立场出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大滑头赫鲁晓夫以列宁的名字为幌子，进行此事时公然从修正主义立场出发。苏共二十大的真实目的也在于此。此外，赫鲁晓夫这个歪曲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肆无忌惮到了极点。他在二十大上所发挥的三个愚蠢的“理论观点”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三个观点是：关于和平共处的观点（修正篡改了列宁的“和平政策”），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从半掩饰的形式——放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防止战争的可能性（用修正主义观点美化现代帝国主义）。这些“理论观点”在赫鲁晓夫于二十大上所营造的氛围下，用“发展了列宁主义学说”这种措辞以拙劣的欺骗手法被掩饰了起来，这些“理论观点”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反列宁主义的反革命观点，其实完全是一种虚假的观点。

在做出这些修正主义论断之前，曾试图为南斯拉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和对斯大林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的反革命态度进行辩护。但是，当时斯大林犯的那些粗鲁而有害的错误主要是策略性的错误（或者说是理论性的），而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则是极其危险的原则性错误。赫鲁晓夫提出要求，如果铁托等人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他就答应同他们恢复和其他共产党一样的关系。南斯拉夫人（铁托等人）几乎乔装成“列宁分子”，开始打着这面假旗帜钳制住苏共中央领导人（赫鲁晓夫等人）采取修正主义立场。当然也有某些“相互理解”的地方，比如两党领袖开始加紧签署“友好条约”等。然而所有这一切在1958年初显然落了空，当时厚颜无耻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公布了自己的半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纲领，这是彻头彻尾的反列宁主义的纲领。我们的领袖们（赫鲁晓夫等人）不得不同他们断绝关系，而且不论愿意与否，必须公开揭露铁托及铁托分子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庸俗观点。

1955年春夏，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大张旗鼓地把党的政治方针转向了铁托分子一边，这就是说他们放弃了列宁主义立场，而采取了愚蠢的机会主义立场。我在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上反对这一错误政治方针的发言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但是，当时可以觉察出多数拥护赫鲁晓夫的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动摇。

苏共二十大实际上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走得更远，并且再次重申了中央（即赫鲁晓夫）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方针。但是此后不到两年便清楚地看出，赫鲁晓夫不仅把我们的党，而且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引上了一条邪路。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新纲领公布后，赫氏等人不得不偃旗息鼓，实际上这个纲领把铁托和其他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革命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系统化了。

但是，1955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只是赫鲁晓夫公开采取机会主义方针（得到中央同意）的开始。1956年这些错误在赫鲁晓夫于二十大上发表的三个“理论观点”中得到充分展现。因此1958年春在纠正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时既不彻底，也不尽诚恳，二十大更为严重的原则性错误不仅没有被消除，而且更加严重了，并且开始阻碍我们党内的以至于其他国家共产党内的革命发展。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还会写出很多……

但是，当说到1955年中央讨论南斯拉夫问题时，我只想谈谈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委员会里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不过没过多久一些领导同志开始暗示：他们多多少少同意我的观点。众所周知，1955年我只得单枪匹马地坚持这一立场，后来特别是现在很多人才承认这一立场是正确的。早在1955年我就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首先是同赫鲁晓夫直接断绝了关系。对此今天我都不惋惜。真理在我这一边，而不是在那些当时谴责我的人一边。

一些老的中央委员，像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试图劝阻我不要反对赫鲁晓夫，但我认为，共产党员的义务不是保持沉默，而是要在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上对赫鲁晓夫的立场进行批判。这才是正确的做法。或许这么做的时候应该更坚决，更广泛，而且我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所采取的原则立场得到了完全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