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的文武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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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中既能建立卓著功勋，又能创立不朽学术者，并不多见，王守仁就是这样一位体现儒家最高政治境界即“内圣外王”的文武全才。作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将其称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伟人，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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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守仁（1472—1529），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幼名云，五岁更名守仁。曾因在贵州龙冈山阳明洞悟道讲学而名闻天下，世称阳明先生。他出身书香世家，28岁中进士后，担任刑部、兵部主事。明武宗时，宦官刘瑾一度专权乱政，王守仁挺身疏救被捕的20余位言官，惹怒刘瑾，被廷杖后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刘瑾被诛后，王守仁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先后担任庐陵知县、南京刑部主事、右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等职，封新建伯。宦海沉浮和生活磨炼对他感悟人生、认识社会和创建并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影响。

        王守仁生活在朱元璋建明后一个半世纪左右的社会，历经宪宗、孝宗、武宗和世宗四帝。在这一时期，明代政治与社会在守成中纲纪废弛，政治腐败，人心涣散，乱象环生。明武宗正德时期更是各类矛盾的多发期，民众的武装反抗和王室的叛乱此起彼伏。
        正德十四年（1519），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反叛，试图取代武宗。对宸濠的不轨之心，王守仁早有察觉，并做好了应对准备。当其举兵叛乱时，王守仁迅速出兵，消灭了宸濠的有生力量，并生擒宸濠，很快平定了乱局。嘉靖六年（1527）广西思田土司叛乱，王守仁临危受命，前去平定。在了解乱因后，未用一卒一兵，便招抚了反叛者。次年，又平定了八寨和断藤峡土著居民的叛乱。在明代多事之秋，王守仁以其卓越的才能为明朝的政治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明史·王守仁传》对其作出高度褒扬而又中肯的评价：“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3 b4 X8 r- O& t) N1 k3 Y

        当然，治国、平天下不能全赖武力。作为一位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王守仁更加关注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稳定和政治清明的问题。在他看来，政治的清明主要取决于大小官吏能否忠于国家和勤政守职，故极力倡导“人皆可以为尧舜”。他认为：“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是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王阳明全集》卷1《传习录上》，下同此书者只标卷数）在穷尽天理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为政处世的能力，是王守仁追求的最高目标，并通过自己的言行向世人传递这一理念。这是王守仁不同于其他思想家的关键所在。他认为，思想意识和道德规范在统治秩序中具有特殊作用，明确指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并宣称：“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业。”（卷4《与杨仕德薛尚谦》）他吸收各家学术之精华，创建出一套知行合一的“心学”体系，以期解决朱熹理学与现实相脱离的弊端，将儒家所倡导的封建伦理道德真正落到实处，使人人能够成为“良善之人”。三台子星星网9 r. m' I' a% E2 a% C0 Z' |# l; o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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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守仁的心学亦称为良知之学，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房产|新闻|奇闻|五花八门|社区9 d9 {; C$ o* ~8 ]/ ~0 `  a& D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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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心即理，或心外无理。朱熹以理为本，认为“天理”是一种在人心之外存在的客观原理，并以理的普遍性来规定人的个体性，其实践的结果是天理与人心的分离，即被天理主宰下的人的自主性的丧失。王守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提出了以心为本的主张。他所说的“心”不是指生理上的血肉之物，而是指主体的个体意识，即“心”既是人的身体主宰，又是天地万物的主宰，“理”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源于人的本心。他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卷2《答顾东桥书》）并鲜明地提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卷1《传习录上》）心与理的统一是王守仁心学思想所具有的鲜明的思维路径。
        第二，知行合一。针对前人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的观点，王守仁从心与理的统一出发，将知与行统一起来。他把知和行看成是一个不能分离的整体，是动态的转化过程。他明确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卷1《传习录上》）这样，人的道德必须表现为行为，即道德认识与道德践履必须统一。他认为周代之后，“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卷8《书林司训卷》）他对这种虚伪欺诈深恶痛绝，故全力倡导知行合一，他反对空论，提倡躬行；反对邪说，提倡正心；反对私欲，提倡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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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致良知。在亲身感受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党同伐异的同时，王守仁深切认识到用传统伦理约束人心的重要性。他认为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等，都是与生俱来的。不论圣人、庶民，还是强盗，人人都有良知。在他看来，良知就是天理。他说：“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卷3《传习录下》）他认为致良知的关键在于扫除私欲，一个人穷理、知天的过程，就是致良知的过程:“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卷1《传习录上》)致良知是王守仁知行合一学说的进一步深化，是其心学思想的高度概括。
        16世纪的中国仍然是封闭的小农社会，面对各类错综复杂的矛盾，王守仁试图从道德精神层面化解危机。尽管这种思想不可能真正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但因其学说简便易行，突出个体道德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否定用外在的天理来管束人心，故能被大众所接受，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对程朱理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后世的人们从不同时代出发，对其思想进行各自的解读，并不断从中吸收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