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华天大酒店找妓女:蔡运桂:于幼军的《社会主义五百年》,一部别开生面的党史(南方周末 201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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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报 >>南方周末>>第1449期

一部别开生面的党史

作者: 蔡运桂 2011-11-23 18:21:24 来源:南方周末

接到于幼军同志的《社会主义五百年》,厚厚三卷,感慨良多。

记得四年前幼军同志从山西调到文化部工作时,我即致信祝贺他跳出了“火山口”。孰料不久却传来他“下岗”的消息。我在幼军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七八年,这时第一次登他家门,与他促膝谈心,他谈得最多的,就是正在写的这部书。

《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共党史,与一般教科书、党史读物迥然不同,它用传统的章回体写就,文笔晓畅,行文中还有一些人物心理刻画和景物描写,颇有文学味道,可读性很强。作者在后记中说:“笔者为求遵循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原则,秉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己良知负责的态度。”“对本书所要介绍的主要人物、重要思想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述,道出自己深思熟虑的认识和见解。务求不囫囵吞枣,不人云亦云,更不去说对不起老百姓、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虚假之言。”读完全书,我认为作者实现了他的初衷。

《社会主义在中国》 于幼军著,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1年4月。

《社会主义在中国》道出了许许多多曾经被遮蔽的史实。比如第十二回,既充分肯定了1942-1944年的延安整风,但也坦诚地指出,“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不仅伤害了大批热情投奔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而且使延安的政治生活从原来的生动活泼变得万马齐喑……原来思想活跃、理论创新的浓郁气氛荡然无存”。而且,“1943年确定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党内、军内和群众间开始流行‘人民大救星’、‘红太阳’等等,使个人说了算和个人崇拜由此抬头,后来愈演愈烈”。

该书还客观地道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共产党军队为辅”,国民党军队“组织实施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以及南昌、随枣、长沙等一系列大战役,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如徐州战役,“1938年5月19日国民党守军在伤亡近20万,毙伤日军三万多人后弃守徐州。”这些史实,过去在党史著作中都是很少见到的。

《社会主义在中国》第八回,讲的是肃“AB团”的一段历史。结语诗云:

幼稚尤可训,冥顽无药医。一部中共史,“左”祸最惨厉。

在中共90年的历史中,“左”的肆虐给党的事业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破坏和巨大损失,殃及数以千万计的干部和百姓。本书写了多处“左”祸的危害,只有一处写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者对陈独秀的错误作了历史的、全面的、客观的分析,对指责陈独秀反对工农运动的观点还作了反驳:“正是陈独秀,不仅领导部署,而且亲自参加和指挥著名的‘五卅运动’、上海工人大罢工和第三次武装起义等影响重大的工人运动,怎么能给他扣上反对工农运动的帽子呢?”又指出:“‘八七会议’总结了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国革命由此进入新阶段。但这次会议对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缺乏正确认识,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未能警惕和防止‘左’倾错误的产生和发展,未能在革命低潮时有计划地保存革命力量,反而滋长了冒险主义倾向,给中共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埋下了隐患。”

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本书既不回避、遮掩,也不夸张渲染,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对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实际上是毛泽东个人说了算,他个人可以一再任意改变领导集体作出的决策,不需要经过法定的程序或就算经过也是做样子、走过场,根本不能起约束和监督作用。其他领导集体成员对其要么只能随声附和,要么明知其错误也不敢或不能作声,如有真敢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发出实事求是的正确声音,就要被强加各种莫须有罪名遭受打击迫害。”这是多么可怕的政治环境!

拜读《社会主义在中国》,我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写这部书的目的,是力图理清和还原历史真面目,让后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既写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又敢于直言毛泽东和党曾犯过的严重错误,让后人避免重犯这样的错误。这种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源于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念、对党的事业的坚守。尤其是作者在经历了挫折后,仍如此执著,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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