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致8轿车何时上市:唐文化史 对外文化交流编（四） 第2页

第二节  科技 文化的输入

科技文化的输入，是唐代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其中尤以医药和天文历算最为突出。外来医药受到唐朝人的高度重视。唐朝统治者不仅屡次派遣专人往海外采访异药，而且对外来医药的性能深信不疑。外来药物、医生、验方、医术和医学著作等都大量涌入唐朝境内，大大丰富了 中国 古代医学宝库的 内容 。作为具有悠久传统的农业国，天文历算知识对于中国古代 社会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唐代天文历算深受印度和波斯的 影响 。不仅七曜历、九执历、聿都利斯经等多种天文学著作都传入唐朝，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结合在了一起，而且有许多优秀的天文历算 科学 家活跃在唐朝，印度瞿昙家族和波斯李素家族就是他们的突出代表。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品产地，唐朝对外来纺织品的吸纳，最能代表唐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以下分别对医药、天文历算和纺织品等几个方面略作介绍。

    1.医药

唐僧义净兼通医学，游历了中亚和东南亚许多地区，他曾对唐朝及印度、南海出产的药草做了一番比较，称：“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西方则多足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西边乃阿魏丰饶，南海则少出龙脑；三种豆蔻，皆在杜和罗；两色丁香，咸生堀沦国。唯斯色类，是唐所须，自余药物，不足收采。”[62]可知当时对各地区出产的药物及其特点都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而且唐朝以外地区出产的药物尤其受到人们的重视。

显庆元年（656年），高宗曾命印度高僧那提充使，“敕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63]麟德元年（664年），又敕令玄照法师前往羯湿弥罗国迎取“长年婆罗门僧”卢伽溢多，为高宗合长生不老药，卢伽溢多复命玄照往西印度采药[64]。玄宗也在开元四年（716年）准备派遣专使往师子国，“求灵药及善医之妪，置之宫掖。”[65]这些采药专使的具体使命固然只是求取长生异药，但是从这些行为中可以反映出唐朝社会对外来药物的需求是很迫切的。

1970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南郊出土了两瓮唐代窖藏文物计一千多件，其中有许多金银器物和金石药品。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相当于唐长安城义宁坊所在地，很可能是唐玄宗的堂兄邠王李守礼的后人的遗物。据报告，出土的药物计有丹砂7,081克、钟乳石2,231克、紫石英2,177克、白石英505克、琥珀10块、颇黎16块、金屑787克、密陀僧16斤和珊瑚等9种[66]。这些药物多与养生有关，而且有许多属于舶来品。如琥珀“是海松木中津液，初若桃胶，后乃凝结。复有南珀，不及舶上来者。”[67]“颇黎”即“玻璃”，是东罗马或波斯的出产，陈藏器称：“玻璃，西国之宝也，玉石之类，生土中。或云千岁水所化，亦未必然也。”[68]密陀僧或作“没多僧”，“密陀，没多，皆胡言也。”“出波斯国，形似黄龙齿而坚重，亦有白色者，作理石文。”[69]珊瑚“生南海，又从波斯国及师子国来。”[70]所谓“舶上来者”，就是指通过海上贸易得到的外来药物。外来药物在唐朝上流社会中的盛行于此可见一斑。

外来药物中有些是唐朝境内不出产的，有些则属本土药物的效力不及外来者优良，如上述引文称“南珀”品质不及“舶上来者”，就是显例。此再举数例：

绿盐，出波斯国，生石上，舶上将来谓之石绿，色久而不变，中国以铜醋造者，不堪入药，色亦不久。”[71]

石琉黄，生昆仑国及波斯国，蜀中雅州亦出之，光腻甚好，功力不及舶上来者[72]。

白矾，文州诸番往往有之，波斯、大秦所出者，色白而莹净，有束针文，入丹灶家，功力逾于河西石门者[73]。

人参，新罗国所贡者有手足，状如人形，长尺余，沙州参短小，不堪用[74]。

珍珠，蜀中西路女瓜出者是蚌蛤产，光白甚好，不及舶上者采耀[75]。

石蜜，波斯者良。注少许于目中，除去热膜，明目。蜀川者为次，今东吴亦有，并不如波斯[76]。

在一般情况下，唐朝人总是认为本土出产药物的质量不及外国出产的同类药优良。固然不能否定这种情况可能确实与药物本身的质量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外来药物在唐朝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唐代来华的外国商人在经营珠宝业、香料业的同时，也有许多从事药物贸易。如诃黎勒以“波斯舶上来者”质量为良，这种药物的叶片有下气、消痰及止痢的功效[77]。天宝诗人包佶在病中得到友人相赠的诃黎勒叶，喜不自禁，作诗称：“一叶生西徼，赍来上海查。岁时经水府，根本别天涯。方士真难见，商胡辄自夸。此香同异域，看色胜仙家。茗饮暂调气，梧丸喜伐邪。幸蒙祛老疾，深愿驻韶华。”[78]除了对诃黎勒叶药性的夸张性描写之外，从“方士真难见，商胡辄自夸”句可知，外来药物主要是由商胡经营的。天宝五载（746年），魏郡有人专门购求长生药，“市药数十斤，皆养生辟谷之物也。其药有难求未备者，日日于市邸谒胡商觅之。”[79]更是直接指明胡商出售者为罕见药物，而这种“难求”的药物必定包括了唐朝以外地区出产。波斯商人后裔李珣的弟弟李玹，也是专门经营香料和药物的胡商。

    随着外来药物的大量传入，了解和鉴别这些药物的性能，就 自然 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上文玄宗欲往师子国求灵药时，监察御史杨范臣进谏称：“胡药之性，中国多不能知”，就已经提出了 研究 外来药物性能的 问题 。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在唐代出现了一些专门讨论“胡药”的本草著作。较著名者有郑虔《胡本草》7卷和李珣《海药本草》。

郑虔，天宝时人，曾任协律郎，并著书八十余篇。以私撰国史罪，坐谪10年。后为广文馆博士，诗歌、书法、绘画俱有高深造诣，被玄宗誉为“郑虔三绝”。郑虔还长于地理之学，撰写过《天宝军防录》。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博学者[80]。杜甫曾作长诗哀悼郑虔，其中“神龙极阙漏，黄石愧师长。药纂西极名，兵流指诸掌”，就是指编纂《胡本草》和《天宝军防录》说的[81]。“药纂西极名”云云，表明《胡本草》很可能主要是收录从陆路传入的药物，而李珣《海药本草》则主要以收录海路传入的药物。

《海药本草》6卷[82]，原书久佚，但许多内容屡被后世的本草著作引用，今人从《证类本草》等书中辑出131条，从辑录的内容来看，《海药本草》分别记载了药物的名义、出处、产地、形态、优劣、鉴别、采收、炮制、性味、主治、附方、用法、禁忌、畏恶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已知记录产地的药物中，产于南海者32种，岭南者10种，广南10种，波斯15种，大秦5种，西海5种，产地多集中在岭南、南海和海外，与所称《海药本草》正相符契[83]。与李玹晚年修炼长生药一样，李珣撰著《海药本草》，与他的家族世代从事香药业贸易也不无关系。

    与此同时，一些外来的本草著作和验方也经译介大批传入了中国。在唐朝初年，中国所知外来医学著作至少有《龙树菩萨药方》4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23卷、《香山仙人药方》10卷、《西域波罗仙人方》3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4卷、《婆罗门诸仙药方》20卷、《婆罗门药方》5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2卷、《乾陀利治鬼方》10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4卷、《龙树菩萨养性方》1卷[84]。此外，在唐代明确见于记载的还有罽宾献“胡药方”和东天竺献“梵本诸方”等（见下表），《通志》也著录了“[唐]波驰波利奉诏译《吞字贴肿方》一卷”和“《龙树眼论》一卷”，尤可证明唐代外来医学著作的传播始终没有中断[85]。

有唐一代，大批胡人医师活跃在唐朝城乡各地，将不同的验方和医术带入了唐朝境内，丰富了中国古代医学宝库的内容。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日本第10次遣唐使第二舶归国时，同时从唐朝前往日本的不但有林邑和婆罗门僧人，还有“波斯人李密医”[86]。又据记载，有“波斯穆昭嗣”，幼好药术，后因医药有效，得到高从诲宠信[87]。在有关载籍中，时见有关胡药验方的记载，以下试举数例。

底也迦（thēriaca）是出产于拂林的一种解毒药，含有多种成分，拂林国曾将这种药物作为贡品向唐朝进献（见下表）。苏恭在《唐本草》中称，底野迦（即底也迦）“出西戎，彼人云，用猪胆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甚珍重之。试用有效。”[88]在传入药物的同时，胡人也将这种药物的验方传到了唐朝。

又如，长胡椒（荜茇，pippalī）是波斯国的出产，据《唐太宗实录》记载，贞观中，太宗患“气痢”，久治不愈，“因诏访求其方，有卫士进黄牛乳煎荜茇方，御用有效。”[89]胡药的验方已经流传到了唐朝民间。孙思邈称此验方为“服牛乳补虚破气方”。并记载其内容称“牛乳（三升）、毕拨（半两，末之，绵裹），上二味，铜器中取三升水和乳合，煎取三升，空肚顿服之，日一。二七日除一切气，慎面、猪、鱼、鸡、蒜、生冷。张澹云：波斯国及大秦甚重此法，谓之悖散汤。”[90]“毕拨”即“荜茇”的异译。两相比较，可知是指同一种从波斯或大秦传来的验方。在深入民间的同时，这种验方还被收入了唐朝的药物学著作。

孙思邈又记载了“耆婆汤”。这种汤又称“酥蜜汤”，是以酥、生姜、薤白、酒、白蜜、糖、胡麻等11味药煎煮而成，主治“大虚冷风，羸弱无颜色”[91]。除了耆婆汤外，唐代还有“耆婆万病丸”[92]。耆婆为印度名医[93]，虽然不能排除有关以“耆婆”为名的方剂托名耆婆以自重的可能，但这些方剂大多都应该与印度古代医学有关。

据五代时王颜著《续传信方》记载，从西域传来的“仙茅方”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剂，唐时称“十斤乳石，不及一斤仙茅”。此方最初是由西域婆罗门僧在开元元年（713年），献给玄宗，服用有效，禁止传出宫外。安史之乱以后，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不空、李勉、路嗣恭、齐杭、张建封等人都曾长期服用，甚有效验[94]。

补骨脂（vākucī）是一种生长在印度各地的草本植物[95]，“自外蕃随海舶而来，非中华所有”，《续传信方》记载了郑絪任岭南节度使时（810-813年）服用胡桃合补骨脂验方的故事。据郑絪自称，在岭南任上，因老弱，不服水土，“伤于内外，众疾并作”，服用各种药物都不见效，“有诃陵舶主李摩诃，知予病状，遂传此方并药，予初疑而未服，摩诃稽首固请，遂服之。经七八日而觉应验，自尔常服，其功神效。”并详细记录了调制方剂的 方法 [96]。

唐代外来医术中，最令人称道的是眼科医术。杜环在游历中亚时，曾特别注意到大秦的眼医，称：“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97]此所谓“大秦”，就是指“拂林”言，《新唐书》也指出，拂林国“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98]唐高宗晚年长期患头痛，“目不能视”，久治不愈。侍医秦鸣鹤称，以针刺头出血，即可痊愈。于是“刺百会及朏户出血”，高宗当时复明[99]。据认为，秦鸣鹤所施医术，与大秦之术相类，按照唐代以国为姓的通例，他可能就是大秦国人[100]。太和四年（830年），李德裕任成都尹，求南诏所俘工匠，得成都“医眼大秦僧一人”[101]，此人应即兼职医事的大秦景教徒。此外，中亚粟特康国曾向唐朝献“眼药瓶子”（见下表），而粟特胡人米遂也曾撰写了“明堂经脉”类著作《明堂论》[102]，但是就眼科而言，记载最多，最重要的则要属印度眼科医术[103]。

上文提到的《龙树眼论》，是隋唐间译介至中国的一部印度眼科学著作，据记载，在这部著作中介绍了722种 治疗 眼科疾病的方法[104]。唐王焘《外台秘要》收录齐州“陇上道人”谢某所作“天竺经论眼序一首”、“叙眼生起一首”、“出眼疾候一首”、“眼疾品类不同候一首”和“眼将节谨慎法一首”，同时还收录了谢道人所传“疗眼暴肿毒，痛不可忍，欲生眚方”、“疗眼翳欲尽，微微犹有者方”和“疗眼风热生赤肉方”等三种验方。王焘称谢道人的医术是由“西国胡僧处授”[105]。此“西国胡僧”就是指天竺医师。“叙眼生起”称，人身由“地水火风”四大所成，“夫眼根寻无他物，直是水耳”，完全是以古代印度的 哲学 理论 来解释眼科疾病。印度眼科医学理论和医术，都在唐朝得到了广泛流传。

鉴真东渡之前，屡历暑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遂加疗治，眼遂失明。”这位能治目的胡人，就是游历唐朝的印度医师[106]。印度眼科医术中治疗白内障的“金篦术”，在唐代尤其著名。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僧”称：“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107]杜甫诗中也有“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的描写，对印度眼科医术备极称许[108]。

此将史传中外国与唐朝交往中贡献药物的主要记载列表如下，供 参考 。

      外国进献药物表：

纪年
 贡献国家
 贡献物品
 资料来源
 备注
 
乾封二
 667
 拂  林
 底也迦
 旧书/198/5315
 
 
上元二
 675
 拔汗那
 蛇黄
 册府/970/11402
 
 
 
开元八
 720
 罽  宾
 秘要方、蕃药
 册府/970/11406
 
 
 
开元一一
 723
 新  罗
 牛黄、人参、头发
 册府/970/11407
 
 
 
开元一二
 724
 吐火罗
 胡药乾陀婆罗等三百余品
 册府/970/11407
 新书作二百品
 
 
开元一七
 729
 北天竺
 质汗等药
 册府/970/11408
 
 
 
开元一七
 729
 吐火罗
 须那伽帝释等药
 册府/970/11408
 
 
 
开元一八
 730
 吐火罗
 质汗
 会要/下/99/1773
 
 
 
开元一八
 730
 波  斯
 香药、犀五等
 册府/970/11408
 
 
 
开元一八
 730
 吐火罗
 香药
 册府/970/11408
 
 
 
开元二二
 734
 新  罗
 牛黄、人参、头发
 册府/970/11409
 牛黄20两、

人参200斤、

头发100两
 
 
开元二五
 737
 东天竺
 胡药卑斯比支等、

梵本诸方
 册府/970/11410
 
 
 
开元二八
 740
 康  国
 眼药瓶子
 册府/970/11411
 
 
 
开元二九
 741
 吐火罗
 质汗等药
 册府/970/11411
 原文误作吐罗
 
 
天宝五
 746
 石、史、米、罽宾国
 余甘子、质汗、千金藤
 册府/970/11412
 
 
 
天宝七
 748
 新  罗
 牛黄、头发、人参
 会要/下/95/1713
 
 
 
大历八
 773
 新  罗
 牛黄
 册府/970/11415
 
 
 

    2.天文历算

“四时寒暑无形而运于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见于上”，天文律算，“其要在于候天地之气，以知四时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运，以相参合。”[109]对于传统农业社会而言，天文历算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唐代的天文历算受到了印度和波斯的影响，而中亚的粟特胡人则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唐代外来历法，首推“七曜历”。七曜者即蜜（mīr，日曜日）、莫（ Māq，月曜日）、云汉（ Wnqān，火曜日）、 咥（Tīr，水曜日）、温没司（Wrmzt，木曜日）、那颉（Māqit，金曜日）、鸡缓（Kēwān，土曜日），七曜历可能是在8世纪时随着摩尼教徒传入中国的[110]。北天竺僧人在乾元二年（759年）将《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译为汉文，他的弟子杨景风在广德二年（764年）为此书作注，他在“七曜”下注称：“夫七曜者，所谓日月五星下直人间，一日一易，七日周而复始。其所用，各各于事有宜者，不宜者，请细详用之。忽不记得，但当问胡及波斯并五天竺人总知。尼乾子、末摩尼常以蜜日持斋，亦事此日为大日，此等事持不忘，故今列诸国人呼七曜如后。”[111]此所谓“胡”应是粟特胡人的代称，尼乾子（Nigranthaputra）即一切外道，末摩尼（M＾a M＾ani）此处作摩尼教徒的泛称[112]。从杨景风的这段话可知，七曜历术广泛流行于波斯、天竺及粟特人中，而且已经传入了唐朝。

唐人曹士蒍曾撰著《七曜符天历》一卷[113]，据载“唐建中时（780-783年），曹士蒍始变古法，以显庆五年（660年）为上元，雨水为岁首，世谓之小历。”[114]这种历术“本天竺历”，又称“曹公小历”[115]。所谓“变古法”者，可能就是指采用天竺历术而言。这种历书在唐代“只行于民间”，到五代后晋时，司天监马重绩曾采用此法创新历，晋高祖赐号《符天历》，但只实施了5年，就因差误太多而罢[116]。也就是说，来自天竺的七曜历术，在唐五代期间主要是在民间流行的。正因为七曜术在民间传播，《唐律》甚至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117]将七曜历与民间的图谶相提并论，可见对唐朝基层社会的影响应该是很论文联盟www.lwlm.com整理大的。

在敦煌卷子中也发现了一批汉文七曜星占文书（如伯3081、伯3403等等）[118]，其中有“云汉日，火，从南方向北，用辰时，著绯衣赤马赤旗，祀五道将军”“ 嘀（即“咥”），水，从北向南，用子时，著黑衣黑旗，祀河伯将军”等类似的记载，如所周知，“五道将军”和“河伯将军”都是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信仰的内容，可知七曜历术不仅在民间广泛流传，而且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结合在了一起。

唐朝传入的还有天竺人瞿昙悉达翻译的天竺《九执历》。所谓“九执”是指“九曜”（navagraha）言，即在七曜之外再加上罗（Rahu，龙首）、计都（Ketu，龙尾）二星。据载：“《九执历》者，出于西域，开元六年，诏太史瞿昙悉达译之。断取近距，以开元二年二月朔为历首。（中略）其算皆以字书，不用筹策。其术繁碎，或幸而中，不可以为法。名数诡异，初莫之辨也。”[119]瞿昙悉达所任“太史”，是“太史监”的简称，是秘书省下“监掌察天文，稽历数”的专门机构，后来在乾元元年改为司天台[120]。太史监是唐代以“本色出身”的伎术官能够达到的最高官职[121]，可知瞿昙悉达的天文历算技艺是相当高超的。

从近年发现的瞿昙悉达第四子瞿昙的墓志可知，瞿昙家族在唐朝世代从事天文历算职业。据载，瞿昙氏来自中天竺，瞿昙曾祖逸，不仕。祖罗，任司津监。父悉达，任太史监。瞿昙本人也曾历任司天少监和司天监[122]。司津监是7世纪中叶掌管水利灌溉及设施的机构[123]。瞿昙罗历官，《墓志》只提到“太中大夫、司津监”，但是据正史记载，武则天曾“命太史瞿昙罗造历”，唐朝的《光宅历》就是由瞿昙罗修撰的[124]。而且在高宗时，李淳风撰《麟德历》，“当时以为密，与太史令瞿昙罗所上《经纬历》参行。”[125]则瞿昙罗不仅在高宗、武后朝长期担任太史监，而且修撰了不止一部历法。瞿昙悉达翻译《九执历》外，还纂集了《大唐开元占经》110卷[126]。瞿昙长期在司天监任职。瞿昙之子瞿昙晏，任冬官正[127]，而冬官与春、夏、秋官一样，是在司天监下掌管四时及四方天象变异的官职。从瞿昙罗到瞿昙晏，一家四代在唐朝天文历算机构任职，并长期担任最高首脑，这确实是非常罕见的。墓志称瞿昙氏“代掌羲和之官，家习天人之学”，洵非虚美[128]。

除了瞿昙家族之外，唐代以天文历算知名的天竺人还有俱摩罗和迦叶波两个家族。杨景风称：“凡欲知五星所在分者，据天竺历术，推知何宿，具知也。今有迦叶氏、瞿昙氏、拘摩罗等三家天竺历，掌在太史阁，然今之用，多用瞿昙氏历。与大数相参供奉耳。”[129]在玄宗 时代 ，天竺人俱摩罗曾将推算日蚀的方法传入了唐朝[130]。《通志》也著录了“俱摩罗《秘占术》一卷”[131]。迦叶家族较著名的有迦叶志忠，此人在景龙二年曾以“右骁卫将军、知太史事”的身分，希旨进《桑条歌》12篇，为韦皇后妄造符命[132]。此外，《旧唐书》还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迦叶孝威等人“求日月蚀亏初及复末时刻术”的“天竺法”，称：“此等与中国法数稍殊，自外梗概相似也。”[133]

天竺人之外，在唐朝担任过司天监首脑的外国人还有波斯胡人李素。李素，字文贞，他的家族在祖父益初时入唐。父赞皇，担任广州别驾。李素幼年随父在广州，“天假秀气，涧生奇质，得裨灶之天文，究巫咸之艺业。握算枢密，审量权衡，四时不愆，二仪无忒。”具有突出的天文历算才能，大历年间，“特奉诏旨，追赴阙庭”，从广州召至长安，在司天台任职。历代、德、顺、宪四朝，最终在元和十二年（796年）以“行司天监兼晋州长史”的身分去世。经过今人比勘发现，李素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侧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书写的景教僧名单中的“Luka/僧文贞”，就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李素的家族应该是一个入仕唐朝的景教家族。李素的仕宦的经历代表了波斯天文历算之学对唐朝的贡献[134]。

唐代由西域传入的还有李弥乾《都利聿斯经》二卷、陈辅《聿斯四门经》一卷，与以上两种著作属于同一系统的至少还有徐氏《续聿斯歌诀》一卷，安修睦撰、关子明注《都利聿斯歌诀》一卷，《聿斯钞略旨》一卷、《聿斯隐经》一卷等。据记载，《都利聿斯经》“本梵书，五卷。唐贞元初，有都利术士李弥乾将至京师，推十一星行历，知人命贵贱。”[135]所谓“十一星”即“十一曜”，是在九曜之外加月孛、紫气。这类历书是根据十一曜推算人的本命，批流年。敦煌文书伯4071就是一件宋朝初开宝七年（974年）灵州大都督府白衣术士康遵的星命课文，文书中多次引用《聿斯经》来推算流年本命[136]。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件星命文书中以黄道十二宫课命的方法，与早出的中古波斯文《班达希申》（Bundahishn）中以黄道十二宫与表示命运的十二位相配合推算命运的方法非常近似，而且敦煌课文中的“财帛宫”与波斯文书中的“财库位”，“福德宫”与“福德位”，都是可以对应的[137]。

薮内清研究认为，所谓《四门经》可能与托勒密的Tetrabiblos一书有关，因为两个书名的意思都是“由四部书组成的著作”，而矢野道雄则进一步指出“都利聿斯”实即“托勒密”（巴列维文PTLMYWS，叙利亚文P-T-L-M-W-S，阿拉伯文B-T-L-M-Y-W-S）的译音，而《四门经》可能就是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Tetrabiblos。也就是说唐代传来的《都利聿斯经》和《四门经》源出希腊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经过波斯人的转译和改编，向东传播，其中有传到西印度的文本，经过改造，最后在贞元初年由李弥乾带入了中国，而根据波斯人在唐朝多以李为姓的 规律 ，所谓“都利术士李弥乾”很可能就是波斯人[138]。

    3.纺织品及其它

    如所周知，古代中国一向是以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著称，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因为中国古代纺织品的出口而得名的。谢弗先生指出：“正是因为唐朝在当时是世界是最华美的纺织品和最精致的编织品的原产地和生产中心，所以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世上必定有比唐朝生产的所有纺织品都更美丽的织品。”[139]也就是说，纺织业的发达在促进了唐朝产品输出的同时，也推动了外来同类产品的输入。

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输出到了中亚、西亚和欧洲，到了萨珊波斯时期，波斯人也掌握了制造丝绸之技术，而波斯织锦也开始向中国境内返销。早在南朝梁普通元年（520年），滑国（即哒）贡献方物，其中就有“波斯锦”[140]。在吐鲁番阿斯塔那170号墓出土的6世纪中叶的“随葬衣物疏”中，有“波斯锦十张”的记载[141]，表明波斯锦当时在社会上就已经很流行了。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这件衣物疏中，还具列了“魏锦十匹”，所谓“魏锦”，就是指内地制作的锦，这个事例生动地表明了新疆地区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中的特殊的地位。在吐鲁番173号墓出土的相当于唐代初年的衣物疏中，也有“波斯锦面依（衣）一具”和“波斯锦被辱（褥）一具”的记载[142]，可知这时波斯锦仍然在高昌地区流行。不仅如此，突厥首领骨吐禄和罽宾国使者也都分别在开元十五年（727年）和天宝四载（745年）向唐朝廷贡献“波斯锦”[143]，可知波斯锦的输入一直持续到了8世纪中叶。

文书和 文献 的记载也得到了考古发掘的证实。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325号墓（661年）和332号墓（665年）中出土了猪头纹锦和颈绕绶带的立鸟纹锦实物。夏鼐先生从图案和工艺等不同角度对这些织锦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织锦的花纹图案自成一组，不仅与汉锦不同，便和隋唐时一般中国织锦也大不相同，但是和中亚和西亚的图案花纹几乎完全相同。例如猪头纹锦，在阿富汗巴米扬的壁画上，便有这图案；在苏联乌孜别克的巴拉雷克一节彼遗址（公元五至六世纪）的壁画中，一个伊朗人类型面貌的人物，便穿有满布猪头纹织锦的翻领外衣。颈有绶带的立鸟纹，也和我国旧有的鸾鸟或朱鸟纹不同。它的颈后有二绶带向后飘飞，口衔有一串项练形物，下垂三珠。颈部和翅膀上都有一列联珠纹。这些都是所谓萨珊式立鸟纹的特征。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上，以及波斯萨珊朝银器刻纹上，都有具有这些特征的立鸟纹。这些动物纹，一般都围绕以联珠缀成的圆圈（即所谓”球路”纹）中，这也是萨珊式花纹的特点。不仅花纹方面如此，便在纺织技术上，它们也自成一组。它们所用的丝线，都加拈得较紧，不象汉锦的丝线多不加拈或加拈也很松。它们的织法，都是采用斜纹的重组织。经纬线的密度较疏朗。”[144]

在阿斯塔那6世纪末至7世纪初年的墓葬中，还发现了不少中国仿制的具有中亚、西亚织锦特征的实物，有以中国织法而用萨珊式花纹的产品，后来也有采用萨珊织法和萨珊式花纹的中国织锦产品[145]。中国仿制的“波斯锦“甚至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仿制波斯锦在传统文献中也有记载。隋初，何稠性绝巧精微，以“博览古图，多识旧物”知名当时，历任御府监、太府丞，开皇（581-600年）初年，波斯遣使献“金緜锦袍”，织工特殊，图案美丽，隋文帝命何稠仿制，“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146]史书的记载与考古发现正相契合。
除了波斯锦外，唐朝输入的纺织品还有新罗、日本、粟特昭武九姓国、波斯、大食、林邑等国的出品（见下表）。最可注意的是，是唐朝文人对外国出产的纺织品的描述。以《杜阳杂编》为例，苏鹗记载了碧玉蚕丝、五彩氍毹、紫绡帐、金丝帐、却尘褥、龙绡衣、神锦衾、浮光裘、罗衣、明霞锦、连珠帐、瑟瑟幕、纹布巾、火蚕锦、澄水帛等种种外国传来的，具有神奇性能的纺织品和织物。

所谓“碧玉蚕丝”，是在永泰元年（765年）由东海弥罗国所献，称“其国有桑，枝干盘屈，覆地而生，大者连延数十顷，小者荫百亩。其上有蚕，可长四寸，其色金，其丝碧，亦谓之金蚕丝。纵之一尺，引之一丈，捻而为鞘，表里通莹，如贯瑟瑟。虽并十夫之力，挽之不断。为琴瑟弦，则鬼神悲愁忭舞；为弩弦，则箭出一千步；为弓弦，则箭出五百步。”

五彩氍毹是新罗国的出产，制度巧丽，冠绝一时，“每方寸之内，即有歌舞伎乐、列国山川之象”，当微风吹入室中时，可见氍毹上“蜂蝶动摇，雁雀飞舞，俯而视之，莫辨真假。”

元和八年（813年）大轸国向宪宗贡献了神锦衾。据称这种被子是以冰蚕丝织成，“得水则舒，遇火则缩”。看起来尺寸很小，不足做婴儿绷席，但是张开“以水一喷，即方五丈，五色焕烂”，“以火逼之，须臾如故”。

瑟瑟幕是来自鬼谷国的贡物，因为颜色与瑟瑟相同而得名。“阔三丈，长一百尺，轻明虚薄，无以为比，向空张之，则疏朗之纹如碧丝之贯真珠。”这种帐幕最优越的性能是不会被大雨淋湿，据说是因为在上面抹上了鲛人的瑞香膏[147]。

不仅这些外来的纺织品明显带有虚幻、想象的色彩，甚至它们的出产国也是出于虚构。唐朝的纺织业越发达，人们就越希望能够得到更加神奇的织物，由于唐朝具有非常繁荣的对外文化交流，所以人们很自然地就将对纺织品的希望和理想寄托在了外来物品的身上。除了这些美妙而动人的传说之外，唐朝文人也屡以外国贡献纺织品为题作赋，在这些文章中，也可以反映唐朝社会的这种心理状态。如独孤授“西域献吉光裘赋”、 李君房“海人献文锦赋”、张良器“海人献冰蚕赋”、韦执中“海人献冰纨赋”等，都属于这一类作品[148]。在这些文章中，除了歌颂唐朝统治者“化之所被，物无不臻；德之所加，人或无阻”。“方五帝而可六，比三王之可四，是使贡献远物，德格异类”外，还寄托了当时人们对纺织品的理想，如称赞“海人”所献文锦的图案“舞凤翔鸾，乍徘徊而抚翼；重葩叠叶，纷宛转以成文。”又如描述冰纨“不灼不濡，将火鼠以比义；或朱或绿，岂橦花之足方。既同练云缭绕而交映，又似仙花暐晔而含花”云云[149]，这些很明显都是对理想中的外来织物的憧憬，而不是对现实织物的描述。

此仅将史传记中外国向唐朝进献纺织品的主要记载列表如下，供参考：

    外国进献纺织品表：

纪年
 贡献国家
 贡献物品
 资料来源
 备注
 
永徽元
 650
 新  罗
 织锦五言“太平颂”
 旧书/199/5336
 
 
 
永徽三
 652
 新  罗
 金总布
 册府/970/11401
 
 
 
开元四
 756
 大  食
 金线织袍
 册府/970/11405
 
 
 
开元五
 757
 康  国
 毛锦
 册府/970/11405
 
 
 
开元六
 758
 米  国
 拓壁舞筵
 册府/970/11406
 
 
 
开元六
 758
 康  国
 越诺
 册府/970/11406
 
 
 
开元一一
 723
 新  罗
 朝霞紬
 册府/970/11407
 紬，原文作细
 
 
开元一一
 723
 新  罗
 鱼牙（紬）
 册府/970/11407
 
 
 
开元一八
 730
 波  斯
 瑞  
 册府/970/11408
 
 
 
开元二二
 734
 日  本
 美浓、水织
 册府/970/11409
 各200匹
 
 
开元二二
 734
 新  罗
 布
 册府/970/11409
 60匹
 
 
天宝四
 745
 罽  宾
 波斯锦、舞筵
 册府/970/11411
 
 
 
天宝五
 746
 师子国
 细毛氎
 册府/970/11411
 40张
 
 
天宝五
 746
 石、史、米、罽宾国
 绣舞筵、毾
 册府/970/11412
 
 
 
天宝七
 748
 林  邑
 花氎
 册府/970/11413
 
 
 
天宝七
 748
 新  罗
 总布、鱼牙（紬）、

朝霞紬
 会要/下/95/1713
 
 
 
天宝八
 749
 林  邑
 鲜白氎
 册府/970/11413
 20双
 
 
天宝九
 750
 林  邑
 白、花氎
 册府/970/11413
 
 
 
天宝九
 750
 波  斯
 大毛绣舞延、

长毛绣舞延
 册府/970/11413
 大毛，旧书作火毛
 
 
大历八
 773
 新  罗
 鱼牙紬、朝霞紬
 册府/970/11415
 
 
 
开成三
 838
 日  本
 绢
 册府/970/11419
 
 
 

除了动植物、医药、天文历算、纺织品外，在唐朝对外交往过程中瑜入中国的物品还有许多，上文中已经对钱币、金银器皿、玻璃器、瓷器等在考古中发现的器物进行了讨论，此以《册府元龟》为主，对见于史传的其他外来物品列表如下，供参考。

    外国进献杂物表：

纪年
 贡献国家
 贡献物品
 资料来源
 备注
 
武德七
 626
 百   济
 光明甲
 册府/970/11397
 
 
 
贞观一一
 637
 罽  宾
 舍  利
 册府/970/11398
 
 
 
贞观一一
 637
 百  济
 铁甲、雕斧
 册府/970/11398
 
 
 
贞观一三
 639
 百  济
 金甲、雕斧
 册府/970/11399
 
 
 
开元五
 717
 康  国
 青黛
 册府/970/11405
 
 
 
开元六
 718
 康  国
 驼鸟卵
 册府/970/11406
 
 
 
 
 718
 康  国
 锁子甲
 旧书/198/5311
 
 
 
开元八
 720
 罽  宾
 天文经一夹
 册府/970/11406
 
 
 
开元一一
 723
 新  罗
 细镂鹰铃、海豹皮
 册府/970/11407
 
 
 
开元一五
 727
 史  国
 蒲萄酒
 册府/970/11408
 
 
 
开元二二
 734
 新  罗
 海豹皮
 册府/970/11409
 16张
 
 
开元二五
 737
 东天竺
 新咒法、梵本杂经论、持国论、占星记
 册府/970/11410
 
 
 
天宝初
 742？
 师子国
 白氎
 新书/221/6258
 
 
 
天宝五
 746
 师子国
 贝叶梵写大般若经
 册府/970/11411
 
 
 
天宝七
 748
 勃  律
 金花
 册府/970/11412
 
 
 
天宝一二
 753
 火  寻
 紫麞皮、白生石密（蜜？）、黑盐
 册府/970/11414
 
 
 
元和五
 810
 新  罗
 金银佛像、佛经幡等
 册府/970/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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