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非昔比：中国已取代俄国成为美国对手

 　　文章摘自《历史大变局下的中国战略定位》
　　作者：（澳）周力农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本书简介：中国的复兴走自己的道路，在历史的循环往复中确立下一个重要的里程标志。大国正在崛起，《历史大变局下的中国战略定位》认为中国的新定位要界定与主要国家和集团的关系和外部环境的变量，并且在修正思维定式和超……[连载内容]
今年11月1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夏威夷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

　　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本质上是双方在二十一世纪内正在发生的历史地位转化或易位。从表面上看，美国处于采取主动的一方，一向对中国挑衅不断，但它实际上是处于被动的一方，因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已经确立多年，独一的超级大国，自然明白势高易倾的道理，难免会面对各方的觊觎，担忧随时存在的话语权危机，极力试图保持那一高居峰顶的地位，时刻警惕任何显著的或潜在的挑战。这种无可回避的高度警戒性经常促使美国在面对真正的大国及其随之而来的威胁时做出一些令人感到难以理喻的事情。中国的这一方历来显得比较被动，甚至有些狼狈，但却是掌握主动的一方，因为自己从低位起步，面临增长上升的无限空间，甚至存在着拉近与美国距离的可观前景，心理压力相对较小，动力充沛。虽然中国自己或者并非完全明确认识到发展的态势和由持续动能即将带来的历史性变化，心态上仍然十分忌讳张扬，但拥有这种动能和势头却在中美双边关系上隐然占据主动，任何自认为是很正常的行动，包括正常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实力积累，都有可能刺激对方，被视为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过度敏感之余，被迫作出反应。

　　最让美国举措不定、策略摇摆的原因，是此次来自中国的潜在挑战与其它强国以往崛起称霸的历程截然不同。自从在整体实力上压倒大英日不落国之时起，美国已经安然渡过数次对自己强权地位的挑战。日本孤注一掷挑起的太平洋战争甚至无法间接地威胁到美国的领土，反而给美国带来本国独立之后最好的海外扩张机会，得以名正言顺地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在欧洲利用时机把过去的母国英国直接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彻底控制现代西方文明发源地西欧。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任务虽然更为艰苦，在岛屿血战中损失大量兵力，但仍然处在日本海军突击范围之外的安全地带，得以保持进攻的态势，直至摧毁一度令人畏惧的日本帝国。二战之后的美国顺利地从英国手中夺得世界霸权，却没有料到随即落入与苏联的冷战和半热战之中，包括双方加上中国卷入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霸权被限制在北约范围之内，一度被置于所谓的红色恐怖的阴影之下。但是冷战并未危及美国的基本利益，美国一方毕竟得到西欧盟国的全力支持，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被双方避免核大战的努力所抵消，更重要的是美国在经济上占有近乎绝对的优势，因此并不担心本身制度的瓦解或整体实力的衰落。美国历届总统都明白，只要经济竞争持续下去，美国将会把对方拖垮，只是在时间上他们没有可能预期那一天来得那么早，事变之时依然惊喜不已。美国实际上还大为得益于中国的介入，彻底改变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平衡。亚洲的日本在经济上迅速追赶美国，一度拥有对抗叫板的资本，引起美国的警觉，但日本本身是美国的盟国甚至附庸国，被迫接受美国驻军，因此即使经济上蒙受损失，也要按照美国的战略布局行事。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对美国的策略一以贯之，数十年来满足于充当美国的钱袋和供给基地，以换取美国的保护。日本的走向对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影响微弱，改变不了基本格局，偶尔出现一些小麻烦，也构不成值得高度关注的挑战。

　　美国基本上只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后期才开始实质性地获得世界领袖的地位，以上这些挑战虽然让美国付出一定代价，它依然能够从容对付那些“熟悉的魔鬼”。但是中国的出场则完全不同，难以归入美国已经建立的对手类别。中国不是美国的天然盟友或随从，军事上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直接挑战美国军队。中国在体制上与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大为不同，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内部活力大为改观，美国不可能完全以对付苏联的意识形态优势来对付中国，所谓人权民主等招牌对策的杀伤力仍然有限。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苏联虚弱的经济实力是美国打败苏联的根本原因，但是中国一直在经济方面追赶美国，最近发展到以实体经济而论，距离美国的位置相当接近了，而且增长率并未如重多大牌西方经济学家渴望看到的那样减慢和下降，或者因为不堪重负而崩溃，反而承受住内外部的压力和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使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都感到非常的惶惑不解及不安。中国是亚洲大国，但又不象日本那样被美国开放、打击和保护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美国无法在这里任意发号施令，要求中国服从自己的意志和全盘设想。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因此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轻易地在宗教引诱和压力下发生瓦解和转向的可能性极小，通过法轮功那样的变异教派推翻现有秩序更象天方夜谭。对于这个非基督教的国家，美国仍然要持续地与之打交道，但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实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美国无法象对待分散的激进伊斯兰组织那样任意实施打击和搜捕。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独特的发展方式正在逐渐浮出和成形，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实行和推广的扩张模式大不相同，美国人对此无法理解，与他们自认为无可质疑、打遍全球的模式不同的体制和发展方式也同样可以获得成功，进而构成一种意识形态势上的无形挑战，虽然不是中国有意为之，但对自认为独霸天下、独享真理的美国来说，则是一个几乎无法忍受的挑战。因此，仅仅从基督教和意识形态方面来说，美国就必然会认真对付中国的发展模式，使用任何手段让其丧失活力和效力，不至于“负面”影响其它美国势力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又是一个文明古国，与其它几个有名的文明古国不同，体制和文化延续千年后一直未曾中断，如果这一古国和大国重新崛起、复兴、和分享世界中心地位，那么对西方国家所宣传的西方中心论和近几个世纪盛行的殖民传统文化是个相当有力的打击。从以上各个方面来说，美国都难免对中国的发展由衷地感到担心，对这个新的对手怀有相当的不确定感甚至反感。

　　这种不确定感影响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美国的对华政策，尝试过各种策略和推出了不同的方针，软硬兼施，力图保持差距和优越地位。中美双方争端的底线，就是当中国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能够顺利打到美国本土时，中美之间的问题或者纠纷就越容易通过谈判和其它方式解决。一旦中国导弹发射和打击美国的能力受到诸如反导系统的抑制，中国承受的美国压力就越强，美国的蛮横度就越高，中国随之被迫付出的代价就显著加大。所以中国全面发展洲际战略导弹其实惠及两国，直接服务于维持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及国际正常和平状态，是经典的“以战止战”。

　　美国在“启蒙”中国之后，一度促成了两国之间比较正常和缓和的状态，包括忽视台湾当局和向中国出售一些军事装备。美国甚至可能重新对中国施行全面“训政”，如同中国近代史上民国初政治格局的那一幕，在国家治理和体制改变上不仅进行深度渗透，而且奠定指导性的思想基础，带领中国走向美国期望和设计的途径，并扮演相关的角色，如同亚洲的另一个菲律宾。引入美国模式和长期压制中国，是四十年代末以来美国曾经认为不可能达成的一种格局，却在八十年代初全面西化风头之下开始浮现出来，以往的“以俄国人为师”，彻底变为以美国人为师，在引入和学习上大力清除了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上的障碍。

　　美国其实迫切需要中国发生根本转向，得以消除一大对立势力，腾出手来夹击苏东集团。中国的转向已经提前预示了那个庞大帝国日后的瓦解，中国平白为美国结束冷战、跃升为唯一超级大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当时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国，由台湾占据中国这一席位，毫无实际作用，他国也不把台湾政权等同于管治中国大陆的真正大国，只有中国回到她该有的位子，世界政治的格局才略显平等，合理地代表亚洲，美国在这方面的让步是无可奈何的，也是做空头人情，而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无疑将增加在安理会内对抗苏联和东欧可观力量的潜在筹码。

　　这一短暂蜜月到一九八九年结束，美国人受到中国国内政治事件的震撼，突然发现无法按照原定方案将中国纳入自己划定的轨道，仍然是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异己，只能另类对待。但是此时美国尚未认真对待中国，或当作可能的潜在对手，除了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外，在实力均势上不成比例，在其它领域内尚不足让美国深以为虑。即使中国在西方围攻之下几年内仍未如期“崩溃”，他们也坚信当时的中国不会再象毛泽东时代那样以强硬姿态为主，那么不易把握和操纵，将逐渐陷入技术官员化的陷阱和变得谨小慎微。只要美国继续把握全球范围内的实力优势和至关重要的规则制定，中国最终无法逃出既定轨道，难免会回到向美国输诚和输出利益的可控地位上。美国已经将注意力放在苏联东欧，确定先搞垮最大最可怕敌手的目标，将其大部瓦解，并切实确认其不能复生和再次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这需要付出相当一段时间的精力和努力，必须对付苏联垮台后的混乱局面，既捞取足够的利益，又要避免局势失控，特别是处理苏联手中残存的核武器，是当时美国的当务之急，根据协议美国须拨出巨资进行收买，程序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更为危险的是分崩离析的帝国留下众多小国，美国难免要施展手段，把它们拉到自己这一阵营内，使俄罗斯无法再恢复到苏联的地位和霸权形态。在欧洲占据强力中心之后，令人头疼的伊拉克又劳动美国出动军队，在中东大打一场。在整个这一过程演进之时，中国尚不足为虑，因此当时中美之间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很小。

　　美国人此时的心态极好，俄罗斯急剧疲软，整个欧洲变为任意纵横之地，美军在中东动武又压制住西亚地区的伊斯兰宗教势力，整个世界之内基督教大获全胜，英美式西方经济模式随之再次走红，成为评价一切的规范。与此同时，年轻的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代表“婴儿潮”年代的人出掌政权，竖起新时期的标志，取代了老布什所代表的年代，表面上完成了更新换代。美国内外前景光明，傲气冲天，难怪会在此期间出现横扫一切的“历史终结论”，实在也是难得再碰上有分量的对手了，看不出会有什么负面因素打断美国的持续霸权。按照以往的经验，只要平定欧洲，例如打败德国和瓦解苏联，基本上就可以排除强大对手，最多只是由美国虚心采用部分欧洲的经验加以改进。欧美处于同一阵线，同宗同源的基督教文明，所以对骄傲的美国人来说改进的空间也实在有限。在这种空前的同一性之下，一些“边缘”文化没有机会形成挑战和取代现有模式。美国人的信心在九十年代初达到顶峰，又簇拥在来自其它地方人们对美国及其利益的尽力维护和无上崇拜之中，近乎神化，因此控制某些潜在的对手已然不成问题，最终可以使用超级武力，靠施瓦辛格式的英雄人物来强力解决问题。

　　而中国在这一微妙阶段内特意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避免出头，以稳定局面。这对当时尚存的老一代人物来讲是很不容易的，迫不得已，只能按照实用主义的原则，低头渡过西方制裁和孤立的难关。海湾战争正好转移了美国相当的注意力，中国得以有成效地专注于恢复经济。即使是1993年欧美和澳洲等西方国家围攻中国，通过各种极端政治手段把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交给悉尼，沉重打击中国人的情绪和信心，也没有引起太多的过分反应，中国照常参加该届奥运会，与喋喋不休、小题大作的澳洲人保持良好双边关系。但是美国炒作的这一政治事件本质上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引而不发，其潜伏的威力类似于后来美国炸馆引起的危机，影响深远，最后引起二十一世纪初的双方冲突和中国民间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大爆发。

　　真正开始让美国视中国为潜在威胁和主要对手的，是九六年台海危机和中国渡过九七/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两者意义内容不同，但都向美国发出信号，使其认识到要改变以前重欧战略的做法和转换打击目标。

　　美国一贯故意模糊的对台政策在九六年台海危机中被迫趋于明确化，突然发现为了这个中国的最大岛屿可能要动用海军，被拉进一场美国并非迫切要打的战争之中。战争若发生在两个大国之间，双方都没有退路，难以轻易放手或主动退出。美国人虽然在海湾战争之后并不高看装备落后和实战经验贫乏的中国军队，但是挑起正面进攻仍然不是他们的最佳选项。海湾战争已经在世界上证明了美国的军事超强，对中国的仓促作战有可能在不经意间毁掉那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不败美誉。在航母和海军方面美国保持着对己方优势的绝对信心，具有相当的把握击溃当时落后和严重不足的中国海军。但是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双方的战争会在中国军舰沉没之后延续下去，拖住大量的美国兵，使美军难以从容脱身，甚至被迫展开对大陆本土的攻击。

　　政治上的考虑更为复杂。美国对台湾名义上的保护，坚实的法理依据相当薄弱，不过是来自美国议会自行仓促炮制的私货，美国与台湾并非军事同盟关系，非法的“与台湾关系法”也只是提到保证台湾的自卫能力，并不能授权美军名正言顺地加入到台湾针对大陆的战火中。这是一个主要的障碍，即使是大陆率先开展登陆行动，又有所谓的亚洲民主楷模被“践踏”的借口，也不足以将美国全面卷入台海军事冲突合法化，更何谈把战火转到大陆，因为没有一个世界大国公开否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问题只是统一的方式，和平或是武力收回，这是由双方的意志决定的，很有可能最后还是依靠武力作为后盾或者武力解决。这不是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侵略，美国难以象侵入朝鲜或攻打伊拉克那样召集不少国家加入到自己发起的军事干预行列，而利用联合国这一国际机构通过大规模干预的决议为美国提供法理依据，也无可避免地被中国否决，几乎不成为一个选项。由美国独力进行这一对华战争，军事上并非不可能，但却无法收场，将承受巨大的代价和相当的损失。

　　九六年航母对导弹这种可怕的局面突然摆到美国目前，任意开火将引起大国之间的全面大战，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也要考虑其它盟友的意见，不敢鲁莽行事。在中国这一方面，当时军力孱弱，攻击力不强，特别是海军，只有依靠导弹和核潜艇与美国的两个航母群对峙，并无优势可言，因此适当地退让，避过了在不利情况下开战的可怕后果。由于这一危机的发生，美国开始注意到中国遵循着与己十分不同的计划，在这一事件上显示出来在利益底线上的强硬对抗态度，对美国构成一定军事威胁，虽然还不是实质性的威胁，但使美国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一新的对手。美国的对台政策也随之更加受到重视，中国已经表明态度，台海可以成为朝鲜和越南之后中美两国之间的又一个战场，任何错误判断和草率行动都可能将美军卷入在西太平洋与中国的直接战争。美国之后不得不严密监视台湾当局的举动，不得行为过火，以免导致美国被迫直接军事卷入，特别是在于己不利的时间内卷入，同时着手向台湾提供更多武器装备。

　　军事上的冲突，美国有能力应对，按照例行的分析评估，损失也会受到控制，但在经济方面，美国遇到更大的麻烦，即中国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崛起趋势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也没有中断，看来中国开始拥有避免由美国发动的经济攻势破坏自身经济体的能力。台海危机之后不久，美国找到了冲击中国的另一个机会。美国在与中国的对立中屡攻不下，取消贸易“最惠国待遇”这一手段并不见效，每年到待遇延长之际，就有要求取消的声音，既来自国会也来自工业团体，但最后的辩论结果往往是延长待遇，因为现实贸易中双方的需求都很大，使利用这一手段促进所谓人权民主自由的希望落空。对中国施加贸易制裁同样没有达到目的，多种出口产品都受到过调查和威胁，施加各种制裁措施，但是中国也发布对美国的反制裁措施，针锋相对，最后还要通过谈判协调，撤销那些制裁。所以在经济上美国影响中国不小，但在对抗时期就失去效力，不由美国人做主，因此非常恼火。

　　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和掀起一场金融危机就成为测试中国的一种必要手段。金融风暴的发起人是以美国为基地的对冲基金，目标是各国的货币和股市。虽然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九四年就认为亚洲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缺陷，量化规模扩大，产生泡沫，因此经济危机的风险不远，但最终还要经由美国和西方的基金之手将这一学术性预测真正变为现实。美国投机基金开始集中攻击几个国家的货币，包括泰国和马来西亚，令其损失惨重，经济大幅滑坡，货币贬值，经济财富消失。对中国来说，最为相关的是香港，即将回归中国，英国管治面临终结，中国深感责任重大，非常希望能够顺利渡过这一历史时刻，但此时金融危机连累香港，并让香港成为下一个主要的打击目标。选择的时间也非常巧妙，让人发生联想，在英国人刚刚被迫撤出香港之后不久，特区政府接手之后尚未进入状态之时，西方金融大鳄的冲击已经开始落在香港头上。香港这个曾经的殖民地和金融自由市场，非常适合美国金融大鳄的运作，但以前碍于英国的关系，并未直接进行摧毁性攻击，即使对英国的货币发起过套利活动，也要保持香港在英国管治下的繁荣局面，更要特意制造出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经济大幅下跌甚至崩溃的印象，以验证那些有目的地散发出的“香港已死”的预测。在人们还深度怀疑“一国两制”可行性的时候，经济状况恶化，从而强迫中央政府出手，不出手就造成香港经济下滑，失去民心，出手则更加给人以破坏承诺、干预自由市场经济的印象。因为金融大鳄以前的出手都有所斩获甚至大有斩获，所以对在香港的这一战他们还是很有信心的，并推出了不少配合理论，特别是自由市场不干预的理论，让新上位的特区政府犹豫不定。

　　但是香港特区背后的中央政府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犹豫，不允许外国势力轻易击垮新的特区，不管是政治势力还是经济势力，在香港的事务上都要逐渐由大陆来主导，不再继续是英美集团和资本的乐土。本来“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是为了香港的稳定繁荣，为大陆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作相应的贡献，而不是让香港在回归之后反过来成为大陆的经济负担，大陆对香港的借力要持续一段时间，其间不希望发生剧烈动荡，比西方人更不希望香港的衰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直接的挑战这么快就来临了，应对不当，香港经济滑坡或者垮掉，直接影响大陆，不仅香港市民承受财富上的负资产，而且香港本身也蜕变为大陆的负资产，牵连甚广，回归的意义和正面作用将消逝。面对这一严峻局面，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决定必须采取积极的对抗措施，不能回避矛盾，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保卫香港和大陆在香港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摈弃那些按照古典经济学规范提出的做法，拒绝它们对危机对策的干扰，毫不犹豫地保护自己的巨大利益。

　　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西方影响深入骨髓，西方人的思维和议论倍受推崇，很难出现背离西方说教和规则自立一说或自行其是的，更加少见直面西方的愤慨和恐吓而不退缩的。对新特区政府来说，这一点更加难得，因为其中大部分人都一向在港英政府的体制内受雇和活动，在英国人手下当差时任何言论和行为都受到督导，最终的决策人和裁判人是英国总督，英国人的判断和抉择出于他们自己的考虑，无须顾忌香港本地官员的想法和主意，面对香港以前出现的危机时都是如此处理的。港英政府内的香港官员只是处于一个英国人政策和决策执行人的位置，不必最终负责，也就很少从政策决策的角度考虑事务和行政。这一特点使香港殖民政府下的香港官员易于出现得过且过、疏于负责的习惯，矛盾上交，一切有英国人做主。一旦英国人被迫撤离，百年以来的习惯很难更改，使新特区政府的官员多少一时措手不及，在面对危机必须作出决断的时候容易出现失落和顾此失彼的情况，甚至错过采取有效行动的机会。唯一的优势是现在他们可以把注意力从英国总督那里转到中央政府，寻求中央的最终支持和政策导向。

　　西方在后冷战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成功控制舆论和他人的思维，一切从西方人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和现象，其实际效果比用武力和金钱要更加有效和全面。对亚洲金融危机来源的解释，一般人很容易按照西方经济学、基金经理和媒体的方式解释，逻辑趋同，而在美国和欧洲对冲基金金融大鳄准备大举冲击香港港元和股市时，香港不少人出于他们受到的西式教育，从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这一西方经济学遵奉的铁律出发，强烈反对香港特区政府出手捍卫“联系汇率”，希望任由香港货币上落和股市动荡，而不干预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出现象泰国铢那样的大贬值，也要任其发生，坐而不理，目的只是捍卫他们历来崇尚膜拜的西方规则和教条，其他可以一概不顾。香港境内在末期港督扶植下出头的一些政党首脑也在媒体上呼吁不要捍卫港元，任由金融大鳄往来，上下其手，反而是进行抵抗则会在未来造成无法想象的灾害，破坏香港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在政治上成为大陆的附庸，从而再也得不到西方人的信任。

　　回归仅一年时间，香港人对大陆和中央政府的揣测之心未去，这一类的言论很合不少人的胃口，特别是在面对美国金融集团的汹汹气势时，信心十分不足。学术界更加是西方理论和教条的天下，经济学教授们的解释一如既往地偏向于美国一方，中心思想就是即使遭遇巨大危机，财富巨亏，也比损害香港宝贵的自由市场经济内涵要好。象索罗斯一类金融天才本来就是很多学者崇拜的顶级对象，而他又特别多次公开发表言论呼吁香港不应该抵抗，也不会成功，那么西化到底的学者和政客自然不会主动地改变立场，赞扬捍卫香港经济和金融的活动，而是使用教科书的语言和按照美国人的论断发表他们自己跟随性的想法。这对香港特区政府采取主动措施防范金融危机和打击大鳄的决定造成很大的困扰。当时的特区政府高层确实难以下决心，是抵抗和捍卫，但前景未明，还是放弃，承担经济崩盘的最坏后果，那些偏颇的舆论和巨大压力让当时特区的主管官员十分郁闷和彷徨，甚至夜不能寐，戚然泪下。此时没有英国人在总督府作最终决定了，而且此次风暴发生于英国人刚刚离去之时，确实诡异。最后只有在中央政府的承诺和引导下，做出政治性决定，在以后金融危机冲击真正来临时，中央和香港政府已经达成共识，利用香港的经济实力和财力，全力对付美国金融大鳄和国际炒家的冲击。对决之日真是惊心动魄，以香港的全部家底与美国金融大鳄豪赌，大笔投放美元和买入港元，承接所有被抛售的香港蓝筹公司股票，最后顶住了风暴，但仍然不免心软了一下，未能严格执行清交规定，给以外资大鳄足够的时间离去，减少他们理应遭受的巨额损失。中国大陆由于金融产业的封闭性而避免承受直接冲击，在香港发生的这场硬仗成为中美双方交手的战场，香港汇市股市的稳定基本上结束了九八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肆虐，美国对冲基金严重受损之后，失去冲击力和必需的财力，甚至出现破产，此次由美国人挑起的有针对性的金融风暴也就走入尾声。

　　在此金融领域的对抗之后，中国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美国转而寻找其它对手和敌人，所以清静了不少，再无如此剧烈的风暴袭来。在这一安静时间内美国确实没有什么心思解决中国问题，因为它自己正面对无数挑战，冷战后的克林顿黄金任期，正在充满自信地迎接新世纪之时，出现了那些美国人基本上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挑战和麻烦。上个世纪最后两年爆发的网络泡沫破灭对美国经济产生相当的震撼力，因为美国一直是以技术领先和创新闻名的，甚至对德国日本的先进制造技术和工艺不感兴趣，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引领世界、创造奇迹般财富的国家。通过制造网络泡沫，大量高科技公司涌现出来，大把烧钱，因为它们似乎代表了未来的收入和市场，特别是上市之后的高股价更加让那些幸运的公司得以大展拳脚。但是收入回报仍然是个问题，最后令热门的网络公司难以为继，而网络泡沫最终爆破之后，人们才能够看清背后其实仍然是金融资本运作，一时获得成功，巨量的损失主要是由被诱惑的投资者和股民承担的。网络泡沫的破灭表明美国在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的轨道上已经无法扭转了，只有持续地玩弄金融财技，制造更多的泡沫，吸引资金和投资，才能继续维持下去。网络经济上升期间人们就有很多疑问，没有制造任何产品而只是摆弄电脑的公司真正能够生存下去和盈利吗？实体经济的基础已经被金融转移和数字代替，形成自我循环的过程，并主动或被迫地进入下一个泡沫中的循环。

　　美国起源的网络泡沫危机很快就被安然公司破产的震撼性事件所掩盖。对美国经济和企业来说，当时这一前所未有的大破产对美国经济的基石，即美国企业的冲击更大，因为新兴起的网络公司还可以有破产的借口，而美国前十大公司之内的公司遭受破产则很难让人接受。更有甚者，安然暴露出美国公司的软肋，即作假账、蒙骗股民和监管机构、虚报收入，这些都让人对上市公司和跨国公司产生疑虑，也对美国产业内的监管会计审计等都连带产生怀疑和不信任。美国的企业就是靠名誉和品牌经营向外扩展的，一旦声誉受损，受到怀疑，整个体系的运作都受到威胁，包括政府的监管职能。安然事件的一个间接后果，就是以前曾经是极不受重视的偏课“商业伦理”和“企业责任”，因为美国自己的恶例而被突然加以强调，世界各地大学里的经管硕士课程都开始大讲特讲。在安然事件之前，公司首脑肯。雷的业绩被作为典范写入美国企业管理的教科书，其大胆创新的精神值得所有美国公司学习，使安然由一个地区性企业暴涨为跨国大公司，这是每一个公司主管都梦寐以求的事，毫无疑义要尽力模仿和赶上。安然破产之后，形势大变，美国大学又开始寻找新的典范，丝毫不意识到这种企业领导人的出现是公司极端追求利润的必然产物，经营环境所致，必然层出不穷。

　　网络泡沫和安然破产两例实际上都是对美国的警示，提醒人们在美国面临的风险远大于回报，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模式和规范存在着很大的漏洞，经济模式并非健全无误，即使对非美国人来说仍然具有很大吸引力，被视为楷模，却一再暴露弊端，直到再次爆发。贪婪本来已经在网络泡沫和大公司破产中表现无遗，这一痼疾却让其它事务和美国政府的欺骗行为所掩盖过去。

　　令人更加失去信心的是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不仅令反恐成为时尚，限制了美国自由社会的内部机会，包括资金的流动，更将美国的注意力和精力转向海外，连续发动对外战争，动用大量军队和资源，追求实现海外目标。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新保守主义利用甚嚣尘上的爱国情绪占领了美国政治的中心舞台，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思想，主导了美国舆论媒体，使美国人在将近十年的时间中变得谨小慎微，丧失无数权利，陷入新保守主义的陷阱而不能自拔或没有勇气自拔。此时的美国与以往历史都不同，具有狭隘的视角和关注点，不顾其它，象一个蒙眼的疯狗，咬住任何可能的疑似目标，对失去道德高地、军事行动理据和可行战略等等的质疑，一概置之不理。军费的支出更加惊人，两场战争耗费美国万亿美元，时间拖长至十年，超过了越战。按照奥巴马的讲法，美国将大部分的兵力和资源投放到伊拉克战场，国家的外交重心和国民注意焦点也集中在伊拉克，畸形发展，然后是阿富汗战场，漫漫无期。美国最初绝对没有想到会拖延得如此之长久，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原计划在打败塔利班和降服个别反抗的部落武力集团之后，短期内结束军事行动，然后期望顺利安全地推行美式架构和扶植代理人政府，直到安然退出。美国政府起初认为这些步骤都是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和终止的，但是事情并没有象预设方案和好莱坞大片脚本般地发展，军事行动仍然在继续，规模不断扩大，战果和控制区域则逐渐缩小。两场海外战争让美国失血和失去豪情胆气，前景依然黯淡，在未结束所有这些恶梦的前提下，美国智囊们只有象在越南战争中那样，继续挣扎下去，连随后上台的魅力总统奥巴马也无能为力，别无选择，只能做出阿富汗增兵三万的痛苦决定，与意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相对照，实际上是把自己推上战争总统的位置。

　　同时，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极端性在战争的背景下迅速高涨，垄断了美国舆论和思想界，使大多数美国人在一种特殊的强烈的恐惧感之下噤若寒蝉，一向甚为引以自豪的所谓言论新闻自由，在短期内就变为十分可疑可怜的自我吹嘘，连那些媒体明星也变得言不由衷，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限制，最安全地是尽力鼓吹爱国主义，呈现一派全面向右转的景象。这一强烈的单一倾向和趋同性进一步激化了美国内部左右翼之间的冲突，难免在布什政权后期引发关于前景和政策的普遍争论，直到2008年大选，新保守主义在共和党失败后突然陷入低潮，不复时髦，对美国公众和媒体的洗脑效果大减。当然美国人并不会就此承认他们发动两场海外战争的不合法性，这是他们的底线，任何美国政客都不想跨越，即使是象奥巴马这样公认的开明人士也在诺贝尔颁奖礼上为美国尽情辩白，但是战争的残酷和耗费却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这些年之间美国的重心放在那些非常恼人的问题之上，两党之争，左右翼之争，蓝红之争，不亦乐乎，壁垒鲜明，争吵激烈，情绪激动，确实无暇旁顾，直到奥巴马上台才理出些许头绪，被赶下台的共和党政权短期内丧失舆论和政策的主导权，单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受到沉重打击，开始淡出，一时变为不时髦和政治不正确的同义词。

　　在美国陷入各种内外麻烦和新保守主义高潮的时候，转过头来，突然发现中国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可以与西方强国并肩而且逼近美国的位置，自然引起警觉和相当激烈的反应，匆忙调整政策和关注重心。症状之一就是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美国的富佬形象转变为以借贷为生的平民。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初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和天文数字的债务，包括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和各种机构和公司债券，数额庞大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些都需要外国投资者的注资才能实现，而正在发展的中国成为一个格外突出的买家。这已经违背了经济学的常识，在中国国内广泛流行的曼昆所著《经济学原理》这本教科书里边，已经对这种资金的逆向流动提出质疑，当时还只是2001年，中国刚刚开始购买美国国债，其后的发展超出想象，对美国人来说更是不可思议。二战之后流行的发展经济学解说应该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多余的资金，形成巨大的海外投资和扩大本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在七十年代之后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地积极吸引美欧日的投资，但形势的演进最后却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无论如何，富裕发达的美国变成中国的债务人并且无力还债，这让美国在霸权笼罩全球的盛况之下突然发现自己的软足。美国人目下仍在享受中国送来的资金，保持他们利率的稳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而且实际上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也间接为美国的海外战争提供资金，中国八九千亿美元的国债基本上与美国近十年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的庞大军事开支相当。

　　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是美国对中国的增长和动向放任不顾，或防范之心有稍许松懈，而纯粹是因为在多重泡沫和海外战争的背景下，被迫暂时不将对华遏制放在优先考虑之中，轻重缓急次序发生变化。这段时期内，美国对中国的打击主要是侧面的、间接的，在冲击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和金融体系之后，美国也对中国在欧洲的利益进行打击，九八年导弹攻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前所未有的侵犯领土主权的行为。说它是间接的，是因为美国政府尽快采取了挽救措施，使双方冲突未能升级，一向受到中国人赞许的克林顿多次公开道歉，在国际舞台上一贯傲慢的奥尔布赖特女士也紧急行动，按照中方的要求处理后事，结果使紧张状态下降至正常状态。虽然这一恶劣事件在中国民意中留下深远影响，但当时并未重创双边关系，以致中美双方能够在1999年底、炸馆事件几个月之后就结束了长期难缠的入世会谈，达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

　　中国同样没有给美国造成重大麻烦，特意韬光养晦，没有出头对抗美国在世界上疯狂无忌的单边主义行动，避免招来美国的特别关注。美国也愿意先集中解决它自认为首要的问题，再转向应付下一个问题和挑战。可惜这一次美国没有能够享受到充分的时间间隔进行分项打击，在它准备集中对付中国之前，被迫打击伊斯兰激进恐怖组织，而在美国尚未解决棘手的战争问题时，已经被迫面对新兴国家中国在实力上的挑战，即连续超越德国和日本，在总体实力上成为美国之后的经济大国。虽然并不是中国特意要以实力恐吓或挤走美国，只是经济实力上和美元储备上呈现一种上升的惊人趋势和扩张的迹象，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几年之内就与九十年代大为不同。美国虽然不愿意看到这一日渐临近的竞争，但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减缓竞争的冲击和从耗费金钱的漫长战争中及时抽身。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也迅速蔓延，让美国措手不及，后来轰然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最为拿手的金融财计落空，虚拟经济泡沫被戳破，此消彼长，制造出一个难得的机遇，使中美之间战略地位的调整易位开始具有切实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回顾中美之间的形势变化，似乎又出现循环的迹象，成为双方都难以定位的局面，既是对手，又有相关利益难以割舍。从中美的第一次聚首，在七十年代初开始接近和缓和，就带来了改变世界的效应和刺激各项潜能的发挥。而目前这一次，对立双方的实力更为接近，也使任何一方的举动不可能绝对强硬到底。看来中美之间任何大的举动，虽然是双方的，也是影响世界的举动。三十年来出现了两次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地位明显上升，而美国的地位要部分依靠中国才能确立，虽然仍然超级，但已经不再能够轻易压倒或任意恐吓中国了。

　　中国是否取代俄国成为美国的主力对手，要分开几个方面看，经济方面最有希望，军事方面刚刚及格，但威慑力尚且不够，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虽然“唯武器论”应尽量避免，中国并不惧怕直接的军事冲突，但仍然需要依靠时间和经验的积累，进行更加充分的准备。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中国都称得上是能与美国并列的大国，拥有自己独立可行的系统，保持相对稳定。特别是在国家领导层方面中国还略占优势。美国的奥巴马是目前政界难得的领袖人物，在世界舞台上拥有相当的号召力和感染力，他这样的新锐魅力政客在国际上为美国政治挽回分数和影响，博得的好感抵消了前任美国政府自我塑造的愚蠢负面形象。尽管如此，美国政客们普遍的目光短浅和才能平庸在过去的十年内已经充分暴露，世人皆知，令人不抱太多希望。在适应国际形势大局变化的能力上，更是大为可疑，老一代因循守旧，还沉浸在冷战胜出或与中国争人权民主的老套和陈词滥调里不能自拔，而新一代则更多地受到新保守主义的影响，“美国第一”的概念牢固，可能分裂为对外强硬派和孤立主义两派，为了国内的问题的解决而放弃在世界上的责任和道义。奥巴马之后，目前还看不到具有潜力的政治家和真正领会世界格局的领袖人物，最有可能浮出的倒可能是为了维护美国利益而孤注一掷的政客。当前美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很容易产生小布什那样的执政者，上层充斥着许多不乐意花费心思了解其它国家和国际形势的议员们，而从州长市长出身的总统更加偏向于地区议题和利益，所以象佩林这样的新星也可能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曾经红极一时的所谓领袖人物朱利亚尼根本名不副实，只是沾了九一一事件的光，而新“茶党”的出现只是增加了美国内部政治的混乱和难缠，并没有杰出领袖和人士浮出展现。奥巴马将领袖人物的魅力和号召力提高到近期少有的高度，目前已经大幅回落到中等水准，后继人选中更加难以望其项背，继续平庸和狭隘的可能性更大。在这一方面，美国与稳定上升中的中国领导层相比将稍逊一筹，前景预期有别，信心强度不同，只有在施展谋略和连结盟友上多下功夫。

　　即使奥巴马本人至今的表现，也表明他无力改变美国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中的过失。他的上台主要还是由于白人选民的推举，让他承受了太多的许诺和责任，一旦白人选民失望，仅靠黑人对他的好感是无法执政的，更何况由于他上台后为了体现民族融和全国统治的责任，特意保持距离，黑人已经对他表示不少失望，并非他的天然支持者。在民主党内，总统和国会议员们仍然是两个圈子，按照分权的原则，并非保持同一阵线。而奥巴马也没有做到承诺的跨党管治，国会内基本上按照政党投票，极少有共和党方面的合作，两党分野和互斗仍然如故。已经获得通过的医改法案，民主党依靠自己手中的多数获胜，共和党反对，毫无意外，今后也将继续与总统的意愿相背，甚至在议会多数在手的时候加以取消或大幅修改。在奥巴马的民望和魅力由于审美疲劳和效果不佳而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民主党政府的主政自然会困难重重，以致再次出现克林顿政府时联邦政府关闭的窘境。

　　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年代内主政的奥巴马政府，将是中国今后几年打交道的对手。奥巴马本人的思维和想法无可避免地受到国内政治的多重困扰，虽然是黑人血统，已然在数十年中接受了白人统治思想的灌输，脱离不了美国一贯优先和优越的主线。他在历次重要演讲中表现了这一特点，即从其特殊的地位和经历来诠释美国精神，那种让他去全力捍卫和不容置疑的精神。他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仪式上的讲话，与小布什前任的主张和意识并没有多大区别，满纸豪语均是在为战争辩护，气势有余而诚实大为不足，依然无法摆脱明显的美国式陈词滥调，多次自诩为正义战争，享有自选宣战的权利，别人无可阻止。换了小布什，他同样会这样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只要把“正义”随时摆在自己一边就可以了。这与和平无关，讲了半天和平，仍然抵不过战争的诱惑。奥巴马故作深奥，空泛广义地谈论战争，似乎是在现场作博士论文，丝毫不谈两场战争本身就具有的非正义性和付出的惨痛代价，对奥巴马和美国人来说，一场战争的沉痛代价只包括美军的伤亡人数，可以无视多无数倍的被侵略国和受害国承受的损失和代价。正是美国发现自己难以承受战争延续的代价，又因为侵略和破坏世界公约和平而受到世人的谴责，才开始在撤军的借口下争取别人的赞同和认可，挽回失败策略所带来的低落国际声望。这点再次证实无论美国何类政党政客主政，为了美国独一的利益，可以采取任何措施和手段，无视国际惯例和华丽言辞的许诺，可以做出任何颠倒是非的行动。

　　最为可怕的是，奥巴马这样的语言巨人，虽然一时鼓舞人心以致让人产生错误期盼，却经常采取滔滔演讲之后马上翻悔的手法，例如贸易制裁在发表双边关系公报之后，对台售武在承诺合作之后，派遣舰队在国事访问之后，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翻悔也在对气候变化作出公开承诺之后，等等，不一而足，充分证明他的政权很容易变成行动的侏儒，反而比右翼更为阴险，更加言行不一，不可信任。中国一些人对奥巴马上任第一年就访华表示相当感动和期望甚高，希望奥巴马采取实际行动把中美关系稳定下来，减少麻烦，不象以前的美国那样难以对付和令人头疼。这些期望破灭的速度实在太快，几乎仅仅在希望刚刚升起的时候，毁约的事情就出现了，而且美国丝毫不认为这和影响双边关系有何联系，继续装天真，尤其令人失望。奥巴马在很多演讲里边也是采取这种方式，故作不知，摆出诚实纯真的外象，使听众和别人产生误解，以为他所讲均为真实想法，对其所作承诺也不必怀疑。由奥巴马政府表现的公开两面性，推而广之，对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一贯两面性，中国必须认真提防和应对，不可反复落入同一圈套。

　　过去几年来，在中国与美国的实力接近又利益相关的现实局面下，美国采用的计谋和方略随之变得更为巧妙、频繁和多样化，中国所面对的压力显著加大，冲突不断，应对当中稍有不慎就涉及利益损失和挫折。这一局面中，还存在着很多深层问题，都与美国对待中国起步复兴的方略有关。

　　几十年至今，美国已经没有能够用来控制或限制中国实力影响的国际组织，在联合国内中国已经占据大国席位数十年，仍然是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位子的唯一亚洲国家，日本由于其特殊的战败国地位而无法涉足，印度虽然在努力争取，也只有在联合国推行广泛机构改革之后才有些许可能。中国在本世纪初反复作出让步之后，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目前还在磨合期内，还有一个门槛尚未跨过，所谓“市场经济地位”尚未被正式承认，难免受到西方国家利用现有规则进行“合理”的打压，但中国已经不会再被置之于门外，一般情况下不会再遇到承受高额关税的非世贸成员待遇。这虽然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因为世界上一百多个经济体都可以享受这种普惠权益，但是中国已经可以利用这一特惠制作为抵制贸易歧视的保护手段之一。中国在“市场经济地位”上的特例待遇，也将于2016年自动失效，届时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无权再以此托辞实施制裁。奥巴马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后数次含糊提到注意到这一问题和准备成立工作小组磋商，与他的政府多次实施对华经济制裁的果断行为相比，在这方面没有实际行动，只是在拖延和尽量利用这一借口使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具有合法性。而等到接近2016年才解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就不是提前而是不得已，毫无诚意，难以得到中国理解和积极回报，双边关系依然建立在缺乏互信的基础之上。

　　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年代内主政的奥巴马政府，将是中国今后几年打交道的对手。奥巴马本人的思维和想法无可避免地受到国内政治的多重困扰，虽然是黑人血统，已然在数十年中接受了白人统治思想的灌输，脱离不了美国一贯优先和优越的主线。他在历次重要演讲中表现了这一特点，即从其特殊的地位和经历来诠释美国精神，那种让他去全力捍卫和不容置疑的精神。他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仪式上的讲话，与小布什前任的主张和意识并没有多大区别，满纸豪语均是在为战争辩护，气势有余而诚实大为不足，依然无法摆脱明显的美国式陈词滥调，多次自诩为正义战争，享有自选宣战的权利，别人无可阻止。换了小布什，他同样会这样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只要把“正义”随时摆在自己一边就可以了。这与和平无关，讲了半天和平，仍然抵不过战争的诱惑。奥巴马故作深奥，空泛广义地谈论战争，似乎是在现场作博士论文，丝毫不谈两场战争本身就具有的非正义性和付出的惨痛代价，对奥巴马和美国人来说，一场战争的沉痛代价只包括美军的伤亡人数，可以无视多无数倍的被侵略国和受害国承受的损失和代价。正是美国发现自己难以承受战争延续的代价，又因为侵略和破坏世界公约和平而受到世人的谴责，才开始在撤军的借口下争取别人的赞同和认可，挽回失败策略所带来的低落国际声望。这点再次证实无论美国何类政党政客主政，为了美国独一的利益，可以采取任何措施和手段，无视国际惯例和华丽言辞的许诺，可以做出任何颠倒是非的行动。

　　最为可怕的是，奥巴马这样的语言巨人，虽然一时鼓舞人心以致让人产生错误期盼，却经常采取滔滔演讲之后马上翻悔的手法，例如贸易制裁在发表双边关系公报之后，对台售武在承诺合作之后，派遣舰队在国事访问之后，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翻悔也在对气候变化作出公开承诺之后，等等，不一而足，充分证明他的政权很容易变成行动的侏儒，反而比右翼更为阴险，更加言行不一，不可信任。中国一些人对奥巴马上任第一年就访华表示相当感动和期望甚高，希望奥巴马采取实际行动把中美关系稳定下来，减少麻烦，不象以前的美国那样难以对付和令人头疼。这些期望破灭的速度实在太快，几乎仅仅在希望刚刚升起的时候，毁约的事情就出现了，而且美国丝毫不认为这和影响双边关系有何联系，继续装天真，尤其令人失望。奥巴马在很多演讲里边也是采取这种方式，故作不知，摆出诚实纯真的外象，使听众和别人产生误解，以为他所讲均为真实想法，对其所作承诺也不必怀疑。由奥巴马政府表现的公开两面性，推而广之，对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一贯两面性，中国必须认真提防和应对，不可反复落入同一圈套。

　　过去几年来，在中国与美国的实力接近又利益相关的现实局面下，美国采用的计谋和方略随之变得更为巧妙、频繁和多样化，中国所面对的压力显著加大，冲突不断，应对当中稍有不慎就涉及利益损失和挫折。这一局面中，还存在着很多深层问题，都与美国对待中国起步复兴的方略有关。

　　几十年至今，美国已经没有能够用来控制或限制中国实力影响的国际组织，在联合国内中国已经占据大国席位数十年，仍然是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位子的唯一亚洲国家，日本由于其特殊的战败国地位而无法涉足，印度虽然在努力争取，也只有在联合国推行广泛机构改革之后才有些许可能。中国在本世纪初反复作出让步之后，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目前还在磨合期内，还有一个门槛尚未跨过，所谓“市场经济地位”尚未被正式承认，难免受到西方国家利用现有规则进行“合理”的打压，但中国已经不会再被置之于门外，一般情况下不会再遇到承受高额关税的非世贸成员待遇。这虽然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因为世界上一百多个经济体都可以享受这种普惠权益，但是中国已经可以利用这一特惠制作为抵制贸易歧视的保护手段之一。中国在“市场经济地位”上的特例待遇，也将于2016年自动失效，届时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无权再以此托辞实施制裁。奥巴马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后数次含糊提到注意到这一问题和准备成立工作小组磋商，与他的政府多次实施对华经济制裁的果断行为相比，在这方面没有实际行动，只是在拖延和尽量利用这一借口使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具有合法性。而等到接近2016年才解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就不是提前而是不得已，毫无诚意，难以得到中国理解和积极回报，双边关系依然建立在缺乏互信的基础之上。

　　达赖在西方国家依然吃香，成为政客和媒体政治正确性的标志，他赖以为生的资本不仅是被西方捧为地位最高的佛教领袖，更主要的还是西方人容易理解和认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样一个名目，被执意加在达赖身上，使他成为与其他名人并肩的世界性人物，变得比一般的宗教领袖更加不容触犯。那些并不热心藏传佛教的西方人，也愿意去听一个诺贝尔获奖人的演讲，并且很少愿意提出负面的疑问，与中国人通常的心态一样，不愿冒犯或得罪那些带有煌煌桂冠的名人。西方传媒的力量把达赖再进一步塑造成人类心灵的精神导师，一位内心平和的类圣人，高于政府，远离政治，更胜于那些四处宣扬心灵鸡汤的人物，这对心理疗伤需求多多的西方平民来说，进一步增加了吸引力。在这三重身份之下，西方人对达赖的认识变得既简单而又极端，不易接受针对达赖及其追随者的批评和回击。中国既是无神论国家，又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对立面，使本来并不存在的西藏问题被西方人视为一个国际问题。而达赖具有的第四个身份，流亡政府首脑和冲突事件策动主谋，都被西方媒体特意强调的前几个身份所掩盖，极少被提出来深究，达赖个人的表演能力和对西方式公关的领悟也发挥了作用，常用的手法是以前三个身份出场和蛊惑听众，而在听众的敬仰和共鸣之中传递与第四个身份相符合的政治信息，公开其对中国的敌意和自己的真实意图。一旦因言词激烈而出错或受到有识之士的质询，马上回到前三个身份的语态之中，敷衍了事，蒙混过关。

　　在西藏问题上，美国和西方国家必然会继续利用达赖一段时期，让其四处游方化缘，发挥余热，而支撑图谋分裂中国的那个藏人流亡政权，对美国政府来说并非庞大支出，拨款数额同维持海外军事打击力量相比微小之极，但刺痛中国的效力尚在，并可以用来争取其它方面的利益，特别是以占据所谓的道德高地而否定中国的平等地位和中国发展方式的可取性。达赖集团这一工具的性价比是如此之高和令人满意，美国和欧盟自然难以舍弃。

　　在美欧政府试图利用达赖的时候，总是有西方媒体和所谓民意出来支持达赖的到访和宗教活动，但是如果只是宗教传道，达赖作为政治工具的效用其实十分有限，设想达赖卸下他具有的第四个政治身份而只进行与宗教有关的活动，那么无论他怎样宣讲藏传佛教和收取出场费都无关紧要了，恢复到正常的宗教领袖身份，甚至可能通过谈判而回到国内为藏传佛教广为布道。但如此一来，对整个海外藏人流亡政权来说则是个重大打击，没有其他海外藏人可以和达赖的宗教地位相比，政治地位更加次之，而一个如此退化到原教旨派宗教首脑的达赖对美国人的吸引力自然也要小得多，很难有足够的理由和兴趣再给一个去政治化的达赖颁发国会金质勋章和大量发放拨款。欧美各国数量众多的非基督教派首脑、少数民族杰出人士、和心灵鸡汤畅销书作者都享受不到类比达赖的待遇，甚至受到歧视和监视，达赖的前三个身份都是展示给西方民众和媒体看的，真正管用的却是他的第四个身份，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说，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实用性极强。达赖因为其自身的关系，也不会放弃他的真实身份而只满足于一个宗教首领的地位。

　　但是他的实用期是有限度的，迟早会面临传位给下一世达赖的紧要关头。一旦这位献身于分离国家的达赖喇嘛衰老和圆寂，他所承载的一切西方给予的荣誉都将随之逝去，影响局限于海外，后继无人。达赖地位的传袭必然以国内藏族地区的世袭灵童转世程序为准，任何海外推出的人物必然是伪达赖，得不到教主之位和中央政府的认可。而且下一世达赖必然要在现任班禅喇嘛的督导下才能通过过渡期而最终就位，这一程序也在中国政府的掌握之中。现任达赖是个特例，虽然人在海外，但其正统身份是从西藏地区延袭而来的，今后的达赖喇嘛必然要在国内藏区产生，而不会再来自于寄居海外某地的一个小集团。好莱坞电影中出现的海外指派的白人达赖喇嘛，只是西方人的随意杜撰和臆想，毫无根基和理据。如此一来，达赖流亡集团势必每况愈下。现任达赖喇嘛尚带有一定明星效应，演讲时拥有相当数量的听众，和其他西方名人演讲圈钱的表演没有多大的差别。在此之后，藏人流亡集团内部没有宣讲布道的教主可以与现任达赖平等相坐，大多数是投身政治的平常人物而非佛教高僧。更为致命的是，即使他们能够勉强推出一个伪达赖和佛教首领，诺贝尔奖得主这一蛊惑西方人的荣誉头衔将成为空空如云之物，貌似虔诚的挪威人极少可能会再颁发给藏族人一个类似的奖项，不仅大形势与八十年代时空迥异，而且按照诺贝尔奖的程序，反复发给同一组织或个人也没有先例和足够的理由，倒不如颁发给其他可以用来刺激中国的异类人物。因此，藏人流亡集团可以不再寄望于诺贝尔奖凭空落在他们头上，免费为他们的事业打气输血。美国和欧洲国家尽可以批发较为廉价的其它奖项，但含金量则大为不如，很难再度制造出那种令人高山仰止的感觉。缺少西方人赐予的第二个尊贵身份，失去诺贝尔和平奖的光环笼罩，原形毕露，演说现场蛊惑力再弱于西方名人，美欧国家中的所谓信众将再也不会象迷信现任达赖那样尊崇下一个伪达赖，以致疯狂无忌地支持海外流亡藏人集团。由于频繁策划境内暴力活动，海外流亡藏人集团已经失去大陆民众的信任，不利于舆论宣传，得不偿失，尤其是对达赖的离异和诡异行为也反感日增。如果再因为达赖圆寂而失去美欧国家的实质性支持，那么该集团的困境将会日益加深，地盘和影响力日趋缩小。

　　现任达赖通过布道和到各国紧密活动获益匪浅，而中国对各国首脑接见达赖的无理做法只有继续强调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损害双边关系，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把达赖只当作宗教人物，那么西方国家政府首脑更没有理由非要和他见面，除非他们是真正的佛教徒，而那些政客们本身也没有多少耐心去频繁邀请和会见本国内的非基督教机构首脑，基本上是视而不见，他们平时非常夸张地四处宣扬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很多时候并不包括对本国少数派宗教的热情支持和资助。这里面彰显出西方人的两面手法和无法自圆其说的固执。即使是出于对达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身份的尊敬，官方接见和大事宣扬也缺乏充分理由，达赖只适合于去出席一些非正式的讨论会。西方媒体比政府官方的说法更为露骨，实际大多是把达赖塑造成与中国专制者对抗的自由斗士，以便激起西方人的臆想和随之而来的狂热行为。象美国人的做法，由国会接待和颁发奖章，只能是出于特殊目的的政治活动，着眼点是在双边关系上挑起争端。奥巴马政府2010年初特意在白宫接见达赖，实际上也是出于应付国内压力的目的，明知不会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和管治有任何影响。对付那些愿意故意高调接见达赖的国家，让他们付出相应的代价和承受双边关系降级的风险，使肇事国遭受的实在损失相当或超过达赖得到的资助和所得，每次接见达赖，该国政府事后都要花费时间抹平余留的麻烦，而该国企业也跟着承受一定的损失，只有这样才合理，不然受到损失的只是中国一方。如果预期的和实际遭受的损失远高于追捧达赖一类人物的收益，西方国家自我标榜的虚伪道德标准再高，也会缺少采取同样行动的意愿和动力。

　　所以由达赖造成的问题要由达赖去解决，圆寂之后就会见分晓，看美国和西方国家再如何利用西藏流亡集团演戏。中国并不是在与达赖争斗，他早已退出中国政治领域，对国内无法施加影响力，斗争之地是外交领域，与达赖身后的美欧国家争权益和平等地位，达赖只是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辅助工具，最坏的情况也就是美欧国家普遍因为达赖的可悲境地而与中国交恶，所谓的民意也散发强烈的敌意，但依然不可能因此而比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的外部环境更为恶劣。达赖已然忘记了他的真实地位，以为海外流亡集团是个真正的政权，想象着进行与中国政府平等分权的谈判，就好比台湾的渐独人士一样。中国拒绝任何以西藏为议题的外国机构介入，即使是美国国会设立的所谓西藏特派代表也无实权插手西藏事务和代表达赖进行活动，只能作为安慰达赖集团的一个挂名办公室而已。中国并不存在西藏问题，更不存在美国欧洲国家臆想的那种可怕的西藏问题，保持西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将是主题和任务，并进一步成为国家西南部稳固的国防基地，此间没有外国利用外交手段实施干预的余地。如果达赖能够回去，确实释放他那令不少西方人倾倒的善意并真诚悔过，还有进行谈判和走向和解的机会。既然西藏地区不是外交问题，而是内政，中国在西藏的施政就不会接受国外机构和媒体的查询，有进展自然会由国内有关机构宣布。在中国政府处理得当的情况下，随着整体国力的上升，西藏继续稳定发展，美国欧洲在所谓西藏问题上能够掀起的风浪和制造的麻烦就会随之减弱，由此而威胁到中国国体的可能性愈小而微。

　　达赖之后又被西方捧出维族的热比娅，在这方面出头的是欧盟和澳洲，背后是美国，目前还没有成气和成事，主要就是因为热比娅头上还没有被西方人戴上耸人听闻的桂冠，又没有成型的组织机构，连获得西方政府的金钱资助都要通过其它渠道。真正的忧患在于中国西部的复杂和多民族性，必须采取打击东突组织恐怖活动的措施以保证西部边境的安全，比汉族地区多了一重障碍，目前的首要目标即是预防美国欧洲把热比娅一类的人物豢养和抬高到达赖集团相近的地位，十分必要作出舆论上的准备和反击。

　　美国经常采用的是轮换策略，近几年在西藏和达赖问题上寻求突破，避免冷却，而前几年则集中利用民进党执政的台湾当局，在台湾问题上成为陈水扁的支柱，一以贯之地支持挑衅大陆和去中国化，一度增强了两岸的分离状态，只是在大陆反应趋向强硬、接近于武力解决时，美国才为了不被军事卷入而对陈水扁政府加以轻微的约束。美国当时把台湾作为自己手中的牌来打，并没有将其视为自己的麻烦，只有在面临武力对抗的选择时才认知台独威胁爆发的毁灭性，不再逼近中国的底线，转而支持马英九的国民党。这是中国实力强大并且表明为保住底线而战的决心之后才产生的局面。

　　美国人应该感谢马英九，在美国陷入金融危机、自顾不暇的时候，他没有象陈水扁那样疯狂地持续挑战大陆，把美国拉进去，演变成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直接冲突。如果发生那种失控的情况，身陷海外战争和金融危机的美国将难以多头应对，必然要作出选择，可能不得不放弃处于次要地位的台湾一方。马英九的阴柔做法则降低了来自大陆方面的敌意程度，表面上缓和两岸之间的紧张局面，从侧面推动中央政府放下艰难的台湾议题，给以台湾更大的发展空间，对台湾做出更多的让步。这些缓兵之计为美国赢得了必要的时间，先从金融危机的急迫形势中复苏过来，集中精力逐步消化各种压力和负面因素。又加上奥巴马新总统首届任期内带来的某种朝气，使美国得以开始重新部署大局，包括从伊拉克撤出和增强阿富汗战场军力等。在不损害台湾基本利益的前提之下，美国似乎又可以向台湾政客们的柔性台独路线提供各种庇护，包括军售，而不至于同大陆闹翻脸。马英九实际上帮助美国渡过难关，功不可没。

　　目前马英九政府执政能力偏弱，超出人们的想象，对绿营一味妥协和抹稀泥，而对大陆方面却企图予取予求，堤内损失堤外补，通过来自大陆的利益输送增加自己执政的资本和捞取选票。马英九在大陆政策上表现软弱误判，极力回避两岸统一的关键问题，最终可能暴露出他寻求固守台湾、自成王国的根本理念，之前的友善表态不过是让人产生两岸统一有望的错觉，为自己的执政争取足够长的时间。象李敖先生这样直陈马英九不是的人毕竟极少，而抱有善良期望的人则相当不少。仅仅一两年的时间，马政权的底蕴已经充分显露，缓独的本质决定了他在诸多两岸事务上的推诿和强求输血，而专注于岛内面对的政治上的无谓纷争和压力。大陆之所以目前还在单方面主动输送利益，受到挫折甚至一些屈辱，例如派出代表遭受肢体冲击，也在所不惜，应该是对以前确定的路线方针的坚持，仍然在期望和平统一的远景，起码维持表面上的和气，同时也在争取时间，只要在马政府任期内不发生大的冲突，就可以将精力集中在中国面临的其他纷争上和解决战略上的窒碍问题。台湾是中国与美国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不容冒犯，但是在中国复兴的总体战略上，与台湾的一些纷争不难解决，即使输送部分利益也并非不可，只要不去牵制在其它问题上采取的行动。几年的时间内，在国际大势上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2009与2008年相比即大为不同，中国的地位上升和影响扩张超出预期，导致中美关系也发生阶段性的变化，这些都会反过来大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海峡两岸都需要时间，马政权期望借大陆之助力坚持到竞选连任，而大陆在马英九无特殊异动或陈水扁式的疯狂之举时，也不急于采取激烈行动或轻易改变政策导向。即使美国政府2010年对台售武激起中国抗议和一些最基本的反制措施，也是针对美国的挑衅和在中美关系上的角力，对台湾政党的小动作和恶劣表现则不屑一顾，因为中国真正的对手是美国，打掉美国的气势和奢望，其它问题就更容易解决。台湾的马政府视野局限于岛内一隅，而中国政府则需筹措复兴大计和应付世界大局，台湾自认为较大的事态发展，对中国总体战略来说大多为重要性排后的事项，基本上由事务官员处理就可以了。马政府和其他台湾政治人物试图将台湾提升到与大陆绝对相等的地位讨论议题，从起点上就是不现实的，只是无谓的面子之争，双方所考虑的问题和面临的历史使命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但马政府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时间并不充裕持久，其固守中华民国在台湾一隅的目标也将落空。中国政府正在逐一测试台湾的主要政党，看有无顺利合作而实现和平统一的机会，目前已经试过本土为上的激进的民进党，政权轮替之后又在测试复杂多面的国民党，其中包括与大陆意念相近的深蓝部分和浅蓝的本地势力，接近于测试出马英九的真实理念和底线。对台湾本地人来说，大陆不可能影响到他们的政党，对倡导与大陆接近的政党都会多少予以排斥，这也是国民党政治表现疲软的原因之一。而对大陆来说，这些都无关大局，促进接触的主要目的是测试哪个政党与大陆合作接近的态度最为积极，可以给以两岸和平统一大业最后一线的希望。一旦大陆在测试了台湾两个主要政党之后，确认它们都是坚持独立而只是方式手段不同，执政之后均无统一的意愿和动力，都不会主动涉及统一议题，此时，大陆就失去了实质性对话的另一方，也失去维持缓和、争取合作的理由，不再抱有虚无的期望，从而进一步改变近年来怀柔的主流政策，找到了采取强硬立场和极端措施的充分理据，进行最后统一的准备工作，包括下决心采取非和平手段。

　　台湾独立不是选项，分立也不是选项，在双方良性互动谈判的格局下可以达到的最好结果是松散的联邦形式，赋予台湾相当的特别地区优惠条件，而一旦统一在非谈判方式下达成，台湾能够得到的最好结果是中央直辖市的地位，并且必须经过彻底调整的过渡期。当那一决定时刻到来之时，大陆拥有的各项实力已非美国可以完全遏制的，美国的对华政策难免面对失去基点的局面，全面控制台湾各政党充当自己打手的策略也将失效，那些制造麻烦的政党反而会挑起危机，把美国拉进去。虽然台湾还有利用价值，包括对抗大陆和出售军火，但两岸关系失控和直接冲突则十分不利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对台湾而言，它将失去目前的那种安全感和蔑视大陆温和政策的优越感，在预期到来的一场冲突中失去一切。马英九政府的时间不多了，台湾内部各政党制造纠纷和摩擦的时间也不多了。

　　美国几十年来曾经倾力扶植各种所谓中国异见人士和海外民运组织，迄今未见任何成效，那个由他们资助和督导的民运领袖人物重登大陆执政的前景是愈来愈遥不可及了，令美国人无法再抱任何乐观态度。事实证明，远离中国国土的政治人物将失去政治生命力，丧失操控这片土地和左右政局的实力，必须象毛泽东、邓小平那样亲身实地地反复实践和谋划，才有最低的成功可能，任何外力支持或否定的直接和后续影响都十分有限。如同军队一样，没有实际指挥过作战部队的将军始终难以服众和真正统领驾驭。美国政府和政客曾经十分青睐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和组织，认为他们是未来领导西方化中国的精英，资助不遗余力，活动层出不穷，一度声势浩大。但是中国情况呈现难以预料的趋势，不仅渡过乱局和危机，而且保持稳定的增长率，被隔绝在海外的有限民运阵营很快失去势头和豪气，在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一直不“崩溃”的情况下他们无处下手，也确实无事可做。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逐渐拉近，美国数度面临重大危机，发动侵略战争，使依靠人权口号和海外民运敲打中国的手段不仅实际效果全无，而且日益变得十分滑稽。海外民运这张牌令美国政府大失所望，现在已经很少再打，海外民运组织和人物也已经基本上偃旗息鼓，无所作为，连申请美国政府资助都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少数头面人物之外的不少人自谋生路，自顾不暇。还有投靠台湾和香港组织的，碰到特定日期就出来表演一番，比如到深圳罗湖口岸闯关等，结束之后拿到相关费用就消失隐居，直到下一个特定日子再现身，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北美特产的鼹鼠，依日照时间长短而出动。某些象美国人一样偏执的，其活动愈加走火入魔，一意孤行，不可理喻，例如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会和支持藏人暴力活动等，把自己与大陆人和海外华人彻底地切割，适得其反，影响力日渐衰微。美国政府和那些利益相关组织早已把注意力从这些过气的海外组织转移到中国国内人士身上，极力寻找任何可以沟通、语言意识相同的人士，从远方给以所谓道义上的支持，使一些边缘人物或者具有特性的人物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和明日治理中国的人才。可惜这些人一般都在社会中下层浮沉，离权力中心甚至政府部门甚为遥远，和海外民运组织一样十分缺乏实际执政经验和能力，仅限于引起喧嚣，却难托重负，成事不足，所谓的街头政治更非中国社会能够普遍接受的政治活动方式。

　　美国政府用以对抗和扰乱中国局势的老三件工具，藏独、台独、海外民运，都已反复施用过了，在美国人手中还有某些剩余使用价值，期望以小动作搅起大风波。藏独和疆独都已登场，藏独开始时很有效力，在西方民众中形成固定的思维，达赖喇嘛被勾画成圣人，得到西方人和中国人都认可的诺贝尔和平奖，每次美国和西方打出此牌，都在他们自己的民众当中提高人权的道德高地，增加对中国的厌恶，同时也为他们的政府增加谈判获利的筹码。

　　但今日中国面对这些挑战时已经不会再象八十年代末那样凛然紧张，反而习以为常，可以明显感受到对方的利器正在变钝，花样单调，对自己的震撼和冲击力愈来愈小。美国人手中的砝码使用过度之后引起反弹，特别是海外华人对藏独疆独的鄙弃，只有那些绝对迷信美国和西方民主方式的人才会跟随，反而破坏了美国政府原先的美好打算和计划。意外突发事件难免造成一定混乱和损失，但是这些都不能阻碍发展复兴的基本国策和进程。随着真实实力的增强，并非那些西方虚浮的以消费拉动式的增长，解决和消除这些外部干扰和阻碍的条件会更加成熟和完备，从而不必特意将美国人挑动和激化的事件作为头等大事对待。美国仍将在这“三大件”上持续试探和刺痛中国，但美国以前的光环已经暗淡，道德高地塌陷，一切回归利益冲突和实力博弈。时空差别带来的巨大变化，连口不离“变化”二字的奥巴马时代的美国人，也会对“今非昔比”这个深邃的概念有所领悟。

文章摘自 《历史大变局下的中国战略定位》 作者：（澳）周力农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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