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云是什么状态: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内部战略方针的争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1:53:12
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提出对日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是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期间。当时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首先考虑的还是对蒋介石军队的作战问题。直到1936年夏，随着自身政策和政治形势的改变，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问题才开始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在这一年夏天公开发表谈话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落后国家，经济上不统一、不平衡，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应当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在广阔的战线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同时，还应“在农民中间组织很多的游击队”，在敌后打击和牵制敌人，“使之疲于奔命”。[1]
毛泽东此时关于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意见，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红军近十年战争经验得出来的，它一方面高度重视运动战机动灵活的特点，另一方面也特别强调了实行敌后农民游击战的意义。但考虑到“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他这时显然认为：“大规模的运动战”将是抗日战争的主要形式，因而也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阵地战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农民游击战争则是在正规部队进行运动战、阵地战同时的又一种辅助的战争形式。[2]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形成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其战略考虑还比较简单。加上共产国际明确要求中共在国共合作谈判中坚持红军应独立担任一定防线，以便于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3]，因此，中共中央最初的战略设想显然还是以正规战为主的。随着战争爆发，毛泽东等人的想法渐渐地有了一些更实际的考虑。
但是，鉴于大批日军涌入华北地区，平津局势异常危险，中共中央已经注意到战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据此，他们一面公开呼吁南京速派飞机、重炮和大军赴前线应援，“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一面开始公开主张“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而要克服消极防御，转入积极防御，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能够依据战争需要灵活地前进或后退，不仅不让敌人占领寸土做不到，而且必须大力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造成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因此，游击战争开始受到了相应的重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把游击战争提升到了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强调不仅应当“大规模的在日寇周围及后方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而且应当“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配合起来”。[9]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的提出，为此后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奠定了基础。
当然，这里所说的“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说到底还是运动战的方针，它反对的是动挨打的消极的阵地战、防御战，主张机动灵活的积极主动的运动战、进攻战；以大规模的运动战，辅之以广泛的游击战和有条件的阵地战，来达到挫败敌人攻势的目的。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实际上考虑和针对的，仍旧是全国抗战的军事部署的，而不是专门为红军自身设想的。因此，我们在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上述对日军事战略方针发生明显变化的时间，是在
其实，此前在设想红军参战的问题上，毛泽东等人就已经在高度重视红军与国民党军的关系问题以及红军的实际作战能力问题了。从提出要求调赴河北，到表示愿担任绥远方面一线防卫；从强调红军特长在运动战、游击战，要求深入敌后，到声明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都显示出毛泽东等人已有颇多顾虑。
毛泽东等人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是有深刻了解的。除中央军以外，毛泽东深知如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部队战力不强，对日作战失败也在意料之中。但拥有大量先进装备的几十万大军对日作战不数日而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仍旧出乎意料之外。考虑到能出动的红军主力不足4万人，枪弹奇缺，装备落后，以其战斗力虽可与部分日军一拼，但对整个华北防线来说仍不过杯水车薪。何况在与国民党军联合作战的情况下，若国民党军如此不能战，在战场上更会陷红军于严重困境，直至遭受重大牺牲。因此，中共中央迅速决定根本放弃原定方案。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毛泽东等开始明确提出红军主力出动“宜缓不宜急”，和“实行作战须在一定条件之下，否则有损无益”的策略考虑。强调“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量，方不吃亏。”[13]提出这样一些策略考虑，自然也包含着政治上对蒋介石的严重担心在内。因为，这段时间两党谈判进展缓慢，特别是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谈判中要价颇高，两党关系问题、边区以及共产党的地位问题，甚至包括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问题等，始终得不到解决。这种情况很自然地会加剧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再加上这时又发生了中共闽粤边游击队被国民党军队以改编为名全体缴械的严重事件，这就更加促使毛泽东等在军队问题上要保持高度警惕性了。
对于毛泽东和洛甫的上述种种意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多数领导人在基本精神上并无多少不同看法。但对于他们提出的关于红军主力应缓出，作战应分散游击的考虑，在外面的多数政治局成员经过多日讨论，颇感难于接受。在接到毛泽东等上述电报的当天，朱德、周恩来、博古、任弼时以及林伯渠等人接连两次联名致电毛泽东和洛甫，说明（1）“关于红军只出动三分之一问题，我们再三考虑，认为仍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如此不仅“政治影响好”，而且“易要求和独立自主的作战任务”。同时，“主力出去仍可节约兵力，谨慎使用，不打硬仗”。（2）红军对参战不应迟疑，并应当“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的作战任务”，应当既打运动战，又打游击战，当然应“多行侧面的运动战与游击战”。[15]考虑到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意见和当前抗战的情势，毛泽东等于5日复电表示了部分的赞同，即同意红军应当结合以运动战，并且“承认开拔主力”。但他们在电报中仍旧明确主张：第一，红军宜“担任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即是说应以游击战为主，并且“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第二，承认开拔主力也是必须在国民党同意我可“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下”。而为使在外面的政治局成员了解他们的隐忧，毛泽东等特别在电报中说明：“须估计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应估计蒋之军阀割据（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又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蒋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用去，他则稳占此后方）等等问题”。[16]
正当红军准备不待改编即行出动的时候，国民党方面忽然一面接连催促红军按其指定路线分割出动，一面阻碍中共发表宣言，这使得毛泽东等进一步对国民党当局的意图感到严重怀疑，红军出动再度受阻。
然而，17日当晚毛泽东接到周恩来和叶剑英电，得知蒋忽然“缓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不免深感疑惑，担心国民党此时催促红军出动包藏祸心，因而第二天即下令取消前令。他并说服这时负总责的洛甫一同发电劝说前方领导人拒绝此案。其电报说：“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据此，毛泽东等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电令周恩来等：必须使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一并解决，并要求国民党方面承认“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须依情况出兵与使用兵力”，“第一批出动红军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20]
为统一领导人的思想，毛泽东等已明确提议在红军出动前应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大问题”。因此，在外的党政军领导人均于
洛川会议参加者为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凯丰、彭德怀、任弼时、关向应、贺龙、刘伯承、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林伯渠、张文彬、肖劲光、周建屏、徐向前和傅钟。会议于22日晚召开，议程原定为“政治任务问题”、“军事问题”和“两党关系问题”，但实际上主要是军事和两党关系问题。首先即由毛泽东报告“军事外交问题”。而围绕着毛泽东的报告，会上明显地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洛甫、林彪、凯丰等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强调：（1）国共两党毕竟代表两个向来敌对的阶级，防人之心不可无，目前有必要以红军的出动问题来压迫国民党公开承认共产党和边区的地位，红军出动快慢不会影响红军的声望；（2）蒋介石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看法不会根本改变，他总是要试图控制或削弱红军的，现在全部出动，可能会上蒋的当，而先只出动一个师，待其他问题解决后再陆续出动，或对共产党有利，且战争是长期的，打仗的机会有的是；（3）红军作战主要形式还是游击战争，特别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固然“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山地游击战争是主要的。而彭德怀、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则认为：（1）红军不应拘泥于宣言和边区组织的发表，而应顺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和人民的要求，及早出动，避免因拖延过久在政治上反陷于被动；（2）在留下足够的部队保卫边区之后，红军主力应全部开赴前线，担心国民党集中兵力打边区的主意，是不必要的，过分的警觉是不对的，靠消极的办法来保存红军的力量也是不妥当的；（3）红军现在的基本任务是开赴前线打胜仗，壮声威，鼓士气，依目前敌情，战术上固须十分谨慎，多打山地游击战，但日本军队也并非那样强大，完全可以打垮一些，活捉一些，因此还是要打运动战，运动战和游击战应该是与红军密不可分的，红军的作战原则应该是“运动游击战”。
毛泽东对此的解释是：目前靠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方针和办法，是不能战胜日本的。因此，保存与扩大红军就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总目的是要“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因而目前必须注意通过“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来“保存与扩大红军”，并努力“创造根据地”。而这个“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则是达到最终目标的必由之路。据此，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军事原则。包括战略原则－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但着重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指挥原则－争取战略方针与国民党共同商量，但在总的战略指挥之下实行相对的独立自主；作战原则－坚持山地游击战争，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当然，毛泽东在突出强调“防人之心不可无”和争取自己成为抗战核心时，也没有忘记强调“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中央军”“是中国的实力派，这是大哥”，“要靠拢国民党、中央军、蒋介石”，不要无端地引起中央军、蒋介石的疑忌。与此同时，在出兵多少的问题上，毛泽东也没有坚持过去只出一个师的意见。[21] 由于负总责的洛甫和负责军事统战工作的毛泽东坚持必须保持对国民党的高度警觉，会后形成的决定明显地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但十分明显的是，这次会议以及27日召开的中央座谈会虽然提高了党内领导人的阶级警觉性，在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方针上却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同对毛泽东 游击战与运动战并举
8月下旬，张家口、南口一线失守，日军前锋已进抵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区域。八路军总部判断，敌或乘胜进攻大同、归绥等地，切断中苏联络；或在张家口、南口一线取守势，部分向大同、平地泉方向佯动吸引我主力，敌主力则沿津浦路略取山东半岛并相机占领上海。据此，朱德、彭德怀等决定八路军主力仍按预定计划向靠近恒山山脉之涞源、大营、灵邱一带集结，小部向张家口、北平方向游击前进，破坏铁路，大部准备相机侧击向大同或向保定推进之敌军。[22]
八路军的上述部署，表明其作战方针仍侧重于正规战。注意到日军正大踏步向恒山方向推进，国民党在边区等问题上仍旧多方刁难，毛泽东颇感担心，反复致电前方将领，要求各部务必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并希望国民党方面同意：（1）红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2）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的自由；（3）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的一切自由。[23]
9月中旬，日军先后进占蔚县、广灵、阳原、大同，并迅速逼近八路军计划中的集结地带－涞源、灵邱、大营一线。至此，八路军不得不改变原定方案。16日，毛泽东致电朱德等，认为原定我三个师集中晋东北一处之计划已不可能，故除已赶往晋东之115师可暂时开往灵邱、涞源一线以南地区外，120师和129师均应改向。115师也应避免加入正面作战，因日军必将继续攻取太原，晋东北绝难保持，阎锡山的部队也难以阻止日军进攻。[24]
然而，前方将领对日军迅速攻取太原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主张支持阎锡坚决抵抗的决心，因此表示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仍应使主力置于晋东北，以便配合友军“尽可能保持太原，固守雁门关及沿长城之各口”，“争取华北局部之持久”。[25]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出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敌我情况变化下已根本不适用，必须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的战略部署：（1）我二方面军（即120师）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在取得阎锡山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2）我四方面军（即129师）在外交问题解决后，或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3）我一方面军（即115师）则及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依情况可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26]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于
这时，毛泽东自信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整个战局的发展趋势了，因而更加明确和坚定了前此的认识。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指出：“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不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不管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的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必难持久”，“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他为此再度告诫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他甚至坦率地告诉彭德怀说：“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当然，他也不反对少数部队（如一个旅）暂时集中配合阎军作战，但他强调说：当这种暂时的集中在许久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27]
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问题的反复说明和强调，终于引起前方将领的重视。华北军分会和八路军总部发布命令，要求部队“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发展游击战争，使敌陷于我群众和游击战争围困中，断绝敌之后方运输，增加敌人之恐怖和疲劳，分散敌人兵力”，从而“便利于主力打击以致最后战日本帝国主义。” 但是，由于
事实上，华北日军这时确实因战事进展势如破竹，国民党军往往不堪一击而轻狂自负，以致经常是冒进，后方空虚，战术上存在许多可乘之隙。鉴于此，中共中央对阎锡山固守晋北的作战计划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朱德、彭德怀等明确认为：“敌人指挥并不强，最易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因而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提议以两个师配合友军4个师向敌后突破，以“争取山西局面相当持久”。毛泽东也再三表示：“山西现已处在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这一仗。”“如果我方部署适当，则以我方兵力数量与质量计算，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人的攻击计划。”故主张“要求南京速加派生力军三四个师位于娘于关，要求卫立煌四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向忻口地区）之主区”，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我任守备”。同时，指示“红军主力林彪、贺龙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之任务，并希望国民党能有两个师从涞源、蔚县行动。[31]毛泽东这种态度上的微妙变化促使前方将领重新激起积极参加晋北决战的热情。华北军分会
对于晋北决战，毛泽东无疑看得更远些。他一方面积极改变以往部署，指示八路军主力各师集中兵力协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争取战役胜利；另一面却突出地强调“暂时”二字，告诫前方将领不可有轻敌速胜的思想，亦不可根本改变战略方针。因此，对于军分会重提“运动游击战”问题，洛甫、毛泽东等很快即表示了不同的看法。[33]同时，
不难看出，这无疑又是毛泽东的一个十分大胆且极富想象力的战略计划。这样的“大手笔”无疑是当时的蒋介石所无法接受的，必须到10年后毛才有机会一展身手。但问题是，在这一计划中，八路军显然担负着极为艰巨的战役作战任务。这说明毛泽东这时确有打大仗的雄心。当然，毛泽东也并不认为八路军的整个军事战略方针应该由此而根本改变。第一，这个计划是从整个战略全局出发的，它首先要求国民党军队具有足够的勇气和作战能力，并且要求他们能够“学会八路军的打法，就是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而正面防御部队亦主要应采取反突击的战法，主动去打敌人。在毛泽东看来，这已不单是运动战，而是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结合，叫做“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或“独立自主的运动战和游击战”。[35]第二，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坚持持久战和克敌制胜的根本办法，这就是，要“动员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参加抗战，组织他们，武装他们”，只有这个力量发动起来了，“中国才能打胜仗”。而在华北及其敌后实现这个办法，毫无疑问只能靠共产党和八路军。所以，毛泽东这时尽管公开场合在说八路军的战法是“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实际上仍旧明确希望国民党“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并认为如此“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36]因此，毛泽东一方面积极主张八路军主力参加到华北抗战的整个战略部署当中去，一方面仍旧高度重视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准备在国民党军队不能在华北支撑时，独立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八路军主力积极投入到山西忻口战役中去了，不仅配合阎锡山主力做防御战，而且在山西及河北敌之侧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与此同时，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派出大批小部队和地方工作队，开始在晋察冀边、晋东北、晋西北以及冀中等地区着手建立游击根据地。于是，当
由分歧走向统一
尽管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实际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他在洛川会议上，特别是在应当看到，这个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人们对持久战的必要性存在多少疑问，甚至也不在于人们这时对处于劣势情况下的八路军应注意保存实力有什么异议，问题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因为他们对敌我力量对比及其优劣的估计相当不同。
八路军主力出动抗日时，总人数34，000，枪10，000余支。到1937年12月，正规军发展到92，000人，枪20，000余支，地方部队及游击队25，000人。在此期间，八路军作战数百次，毙伤日军近万人，自己伤亡约4，000人，部队的这种发展速度和战果，显然使相当部分军事干部感到振奋。特别是八路军在敌之侧后穿插奔袭，毁路攻城，应付自如，使日军防不胜防，这更使部分前方将领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轻视敌人的思想。他们认为，过去一度以为日本军事战术有很高的水平，现在看来是完全错了。日军指挥能力并不强，军官多是纸上谈兵的英雄，虽然八路军技术装备方面是中国军队中最差的，但日军至今还没有能使八路军受到打击，而八路军却从日本那里缴获了大批武器弹和军用物资，并给予日军以大量杀伤。[39]甚至，当他们缴获了板垣师团部队清册和待从官日记，了解到其自动化程度之武器装备之强，远远超出自己想象时，首先看到的仍旧是敌人的弱点，认为“此种机械化兵团一入山地即大部分消失其效力“，且其“行军力很弱”，因此，“此种部队在山地在运动中，以我现有一一五师人数（注约19，000人），打得好可能解决。”[40]
毛泽东显然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他主张看到敌人的弱点和自己的长处，以便树立必胜的信心。但他同时更多地注意到了敌人方面的优势和自身方面的明显不足，并据此来规定自己的战略战术。在他看来，中日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战争，而且是政治力和经济力的较量。以两国综合国力比较，日本明显地要强大得多。他并且注意到日本民族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士兵的武士道精神在战斗时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注意到中国军队构成及指挥的不统一，大多数国民党军的无斗志。不仅如此，毛泽东还预计到，敌之正面进攻一旦停顿，就必然会设法从占领区掠取各种物资和资源，因而必将加强对占领区的军事统治，实行修路筑堡，使我大部队无法活动，根据地也将大大缩小。对此，也必须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不能掉以轻心。平型关一战八路军伤亡达400人，这种比例也是高度重视八路军未来作用的毛泽东所难以接受的。
当然，这时双方的分歧还表现在对八路军主力（即正规部队）作战形式和任务的不同估计上。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认为，华北（主要指山西）游击战争的任务应该由八路军来承担，并且应当成为其唯一的作战形式。正是从这一估计出发，他一度坚决主张“分散作战”和不打运动战，甚至要求部队分割成许多小部队，首先分散去做群众工作，而不是去打仗。但由于山西抗战形势的需要和战争实践的允许，此一方针没有完全贯彻。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毛泽东这时已经修正了前此的认识，提出了“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的补充意见，但在关于八路军正规部队和地方部队的作战分工和形式问题上双方仍未取得一致。在一些领导人看来，八路军固然担负着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和组织游击队的中心任务，但其主要职能仍应放在打仗上，不能简单他说八路军不起决定作用，也不能因为暂时的敌强我弱而避战。事实上，发动群众也好，建立根据地也好，扩大自身也好，都要从胜利中得来。因此，过分分散兵力根本上是不利于完成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和组织游击队的中心任务的。据此，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大量派出团以下副职干部、政治工作人员以及教导团组成各种地方工作队，并派小部队加以掩护，以开展地方工作，在此基础上发展地方武装，组织游击军，建立根据地；另一方面仍旧以团、旅以至师为单位大力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由于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的迅速发展，他们这时显然更进一步认为，八路军主力应该专任作战，并且不应把自己局限在游击战的作战形式上。正规部队应当以运动战为主，结合以游击战；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则应以游击战为主，并适当结合以运动战。所以，他们又重提“运动游击战”问题，并明令八路军主力部队按照“运动游击战”的方针和原则指挥部队作战。通过积极有效的作战，配合正面防御，鼓舞和坚定友军士气，巩固和扩大游击根据地，以推动华北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41]于是，在12月政治局会议以后，实际上又出现了两种事战略方针并存的情况。
但是，到了1938年，整个华北几乎全部沦于敌手，八路军主力分守几大战略支点，已难以象山西抗战初期那样进行较大规模运动战了。相反，无论八路军主力，还是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均终日陷于各自独立的游击战争之中。与此同时，创立和扩大游击根据地，确保巩固的抗日后方，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以配合和掩护八路军作战的问题，也尖锐地提上八路军的议事日程。这样，尽管部分前方将领主张实行“运动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但事实上却在进行着“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其主要工作甚至已在相当程度上在渐渐向发动群众和创立根据地方面转移。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方针的内容和表述，并着手从理论的高度来研究和解决双方认识上的分歧。1938年2月，毛泽东首先公开澄清了一些人对他所提出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的误解，指出：“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配合。”问题是，除在正面应组成数个强有力的野战军，“从运动战中给敌人前进部队以歼灭的打击”之外，“还应抽调八九万部队组成二三十个基干的游击兵团”，“打到敌人后方去”，繁殖无数小游击队，建立敌后根据地，发动千百万民众，这样才能遏止敌人的进攻并最终打败敌人。靠阵地战和敌人拼实力、拼消耗是不行的。[42]而鉴于国民党军队难以改变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他一面多次要求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告诫蒋介石目前不宜与敌决战和消极保守城市，应注意保存军事实力，准备打持久战；一面根据晋察冀边区武装发展的经验告诫全党：（1）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是以运动战为主，但在目前华北敌后，则还只能以游击战为主。今后打败日本的正规军和运动战，大都要从游击队和游击战中创造出来。因此大力发展游击队和游击战有巨大意义。[43]事实证明，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行的，而且不仅山地可以创造抗日基地，平原地区也同样可以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因此，凡是国民党丢掉了的地方，我都可以去开展工作，支持抗日局面。目前即必须以大力投入山西、鄂豫皖、苏浙皖赣、鄂豫陕、湘鄂赣、陕甘等六大长期抗日战略支点和苏鲁边、热冀边、大青山脉等辅助支点的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工作。[44]而对于八路军主力，毛泽东这时显然同意把它同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区别开来，以旅或师为单位集中作战，作战方式以游击战为主，有利条件下则应积极进行运动战。他承认，以这种野战兵团的形式与敌周旋于广大战场之上的方针，“不但正规战争用得着，游击战争也用得着，而且必须要用它。”[45]
紧接着，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重要文章，鲜明地提出和阐述了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游击战争将成为相持阶段主要作战方针的论断，要求全党全军高度重视抗日游击战的作用和意义。同时，他将中国共产党的对日军事战略方针进一步完善地规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表述和规定，较其
[1]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2] 同上注。
[3]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红军问题谈判原则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
[4] 《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1937年7月8日。
5] 参见《毛、朱关于拟派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二军等先行出发抗日问题致彭、任等电》，
[6] 《军委主席团命令》，
[8] 《毛、朱关于红军编制问题给彭、任等人的指示》，
[9] 参见《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拟定宣传鼓动提纲》，
[10] 《洛、毛关于提交国民党之红军改编原则问题给周、博、林的指示》，
[11] 《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推动与实际行动之间应有区别等问题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电》，
[12] 《洛、毛关于红军作战原则致周、博、林电》，
[13] 《洛、毛关于红军实行作战须在一定条件之下给周、博的指示》，
[14] 《洛、毛关于国防问题给周、朱、叶的电报》，
[15] 《朱、周等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致毛、洛电》，
[17] 《毛泽东关于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态度致雪枫电》，
[19] 在
[20] 《毛泽东关于同意接受白黄方案事致张淮南先生电》，
[21]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1937年8月22，24日。
[22] 《朱、彭、任关于敌情判断及我方行动部署致毛泽东电》，
[23] 《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解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问题给彭德怀电》，
[24] 《毛泽东关于我三个师集中晋东北已无可能致朱、任电》，
[25] 《朱、任关于尽可能保持太原、固守雁门关争取华北局部之持久及我军行动部署之建议给毛泽东等电》，
[26] 《毛泽东关于敌情判断及战略部署问题致朱、彭、任等电》，
[27] 《毛泽东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给德怀同志电》，
[28] 参见《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给周并胡报、尚昆、朱瑞并告朱、彭、任电》，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问题给朱、彭、任、周电》，
[29] 《林、聂关于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缴获和伤亡致毛、朱、彭电》，
[31] 《朱、彭关于阎决心以决死队为骨干组织新军及其内部略情给毛泽东的报告》，
[32] 《军分会关于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
[33] 洛甫、毛泽东
[34] 《毛泽东关于太原失守后华北战略部署致周、朱、彭、博、叶五同志电》，
[35] 毛泽东：《目前的时局》，《新中华报》
[36] 同上注。
[37] 《毛泽东关于形势估计及红军任务给朱、彭、任及周、刘、杨等电》，
[38]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37年12月9－12日。
[39] 参见八路军代理司令员彭德怀的谈话：《胜利是我们的》，《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7期，第18页；《朱、彭关于阎决心以决死队为骨干组织新军及其内部略情给毛泽东的报告》，
[40] 该师团人数这时约22，000，步枪手5，200，占1/4弱，其余均系炮兵、坦克兵及其他自动火器射手。该师团每营三个步兵连队，一个重机枪连队，每一步兵连队155人，除步枪外，有6挺轻机枪和6个掷弹筒。《朱、彭、任关于目前国内国际形势及我军之作战部署致洛、毛、周电》，1937年12月。
[41] 《朱、彭关于运动游击战指挥基本原则给徐、黄电》，
[42] 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
[43]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军战略部署致朱、彭、任等电》，
[44] 《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支点问题致朱、彭、林师、贺师、刘师、汉口电》，
[45]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