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感交集的意思是什么:女儿忆程潜：我是国民党为什么要挂毛主席像

             女儿忆程潜：我是国民党为什么要挂毛主席像

　和父亲程潜在一起的日子

　　父亲——生我、养育我、给了我健全的人格和正直品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男人之一，但是当让我认真的回忆他时，感觉却是那样的遥远、模糊。可仔细审视又觉得在我60年的人生历程中，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父亲去世那年我只有16岁，按照父亲的说法我还只是一个“细丫子”。在我的记忆中我和他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对话，虽然共处在一个两进的四合院内，却是生活在不同的空间里，接触真的是少得可怜。尽管如此，那些留存在记忆中的一点一滴仍如滴水穿石般刻骨铭心。

　　威严与慈爱

　　父亲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不苟言笑，尽管他对于我们都是慈爱有加的，记得他为了吸引我到他身边坐坐，常常会拿出一些非常好吃的糖来诱惑我，那是一种里面有果仁外面包了一层巧克力的糖，即使是今天也算是非常高级的了。可是我仍然很怕走近他，现在回忆起来他真的是具有一种很强的“场”，那是一种威严，一种无形的煞气。使当时幼小而柔弱的我无法穿透那堵无形的墙，去接近他，了解他。尽管他对我们是那样的慈祥，那样的和善，我甚至不记得他对我板过脸。

　　有一段时期我被分配住在四合院的东厢房，东厢房的尽头连着一道小的回廊通向车库。记得每当父亲参加宴会回来，路过我的房间，有时会进来看我，这时他会笑着从他的中山装口袋里掏出一个餐巾纸的小包，打开纸包从中拿出一块小点心放在我的手上。看见我高兴的样子他会表现得十分满足。

　　父亲喜欢京剧，有时他会带我去看戏，那时我还小，看戏时最怕看见大花脸，一有大花脸出来我就会吓得躲到椅子下面，父亲为了安慰我，居然也会抱怨京剧真讨嫌，为什么要把人脸画得这么乱七八糟，吓着了他的女儿。当然他是为了安慰我，不是真的认为京剧的脸谱不好。但他对我们的慈爱可见一斑了。可我还是怕他，不敢在他面前乱说乱动的。

　　小时候父亲最喜欢我

　　当然这只是“据说”，其实所有的孩子父亲都喜欢的。我之所以比较特殊是因为我刚出生不久，母亲就随“妇联”的干部们到农村去参加土地改革了。听说当时父亲时常抱着我哄我，还常念念有词地说着：“可怜的丫子啊，这么小，娘就不在身边。”在这之前父亲很少这样抱过他的孩子，我想一来是刚解放，当时他比较闲，二来也是母亲不在身边。但不管怎么说我也许是小时候他抱得最多的孩子吧。

　　坐在父亲身边吃饭

　　我们吃饭通常是一家人围坐在饭厅的一张大圆桌和父亲一起进餐，太小的孩子就坐在旁边的一张小的长方桌上由姨呀(阿姨)带着吃饭。记得自从我有资格上大圆桌吃饭，通常是被安排在父亲的旁边。这一安排给我留下了两个后遗症。一个好，一个不那么好。好的是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常被人夸吃饭很优雅、很有大家风范；不好的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喜欢上桌和家人一起吃饭，只要允许我都会夹了菜跑到屋里一边看书或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吃饭。我也不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怪癖，或许和小时候经常坐在父亲身边用餐，比较拘束和紧张有关。当然这有时也会给我带来些好处，由于我比较有规矩，比较有吃相，所以有一次在北戴河，毛泽东的家宴，父亲就带了我去。那时我还很小，大约也就六七岁吧。据说家宴后江青很喜欢我，提出要收我做她的干女儿，这件事我好像还有些印象，当时我以为做干女儿就是要留在她家，所以哭着拒绝了。主动放弃了做当时的第一夫人的干女儿的机遇。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父亲给我起外号

　　我在家里有一个外号叫“十博士”。这是父亲给我起的。其实父亲虽然威严，但骨子里也是很幽默的。记得曾经看过一个回忆录，讲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在洛阳第一战区时的事，里面描述了他的幽默与风趣。当时看的时候感觉有些奇怪，但是仔细想来，在他处的战乱与压抑的年代，实在是很难有机会表现幽默感的。所以他的幽默也只有藏到骨子里去，在家里调侃调侃女儿。“十博士”的由来是：第一，我在姊妹中排行第十；第二，我平素里兴趣广泛，每学一样东西上手极快，一学就会，但又都浅尝辄止没有常性。平时我们与父亲接触很少，不知怎么让他发现的，父亲给我的这个绰号既有褒贬又带调侃，同时洞穿了我的人生特质。虽是玩笑但却十分深刻。

　　我原来一直为这个绰号感到有些自卑，俗话说七岁看老，是不是父亲早就看到我一生会一事无成？但是现在想来也没有那么严重。其实我们的人生不完全是一定要做成什么事业，学习并从中享受到乐趣并不一定是坏事。父亲在给我起这个绰号时一定不是在责备我。也许在他看来有这么一个没有常性，不学无术的女儿也很好玩。

　　父亲在吟诗

　　我们在北京的家是一座两进的四合院，父亲的卧室在正房的靠右手边，连在中间的是他的起居室(私人小客厅)，而要到其他正房则必须穿过这间起居室。父亲经常独自坐在那里的沙发上养神，有时也会摇着头“念经”。过去我一直以为他是在念经，现在想来那不是念经，而是在吟诗，我也是在偶然的机会听到吟唱古诗词，可惜这种中国古老的诗词吟唱将要绝响了。记得那时每次我放学回家，想要穿过起居室时，都要偷偷地在门口观察一下，看父亲是不是在，如果在，是不是在闭目养神，当我感觉安全时就会弯着腰轻轻地溜过去。今天想起来真是痛悔不已，真不知为什么小时候那么怕和父亲接触，真的是丧失了无数的学习机会啊。那些弥足珍贵的智慧、思想、学问就这样在不经意间从我的生命中流走，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留下的只是父亲那晚年孤独、寂寞的身影和独自吟唱在时空中的回响。不过那时他的学识与当时的社会，与我们在学校受到的教育格格不入，即使当初我不那么怕他，我也未必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去接受他。听说有这么一个故事：“文革”期间，三姐和我要去新疆，当时父亲拿出了一张新疆的地图，想给我们讲一讲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但是三姐唱着“造反有理”的歌曲，转身就跑掉了。我现在有些理解为什么父亲晚年话那么少，在那时的环境下他真的是找不到可以对话的人。今天回想起来父亲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晚年他独坐的身影，无论是在北京起居室的沙发还是北戴河海边的藤椅，还是??我想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睿智而饱学的老人，如此孤独地走过了他的晚年，人生的悲哀莫过于此。但是反过来想，抑或是他自愿地选择了这种孤独，抑或是他在这种孤独中怡然自得，享受着浊世中个人灵魂的清凉与自由。以他的睿智与阅历，应该是后者吧。

　　我吹洞箫

　　有一次，我不知从哪里搞到一管箫，那段时间里，没事我就在院子里练习吹箫。这时父亲会走过来，对我吹箫非常感兴趣。说我在吹洞箫。其实那不过是一管很小、很短的简易箫，很像是短笛竖起来吹。但是在那个年代，看到女儿在把玩这种高雅的乐器，父亲还是很高兴，并且硬是把一把简易的短萧说成是“洞箫”。也许这萧让他想起了文人志趣，想起了琴、萧的高雅。父亲还告诉我萧不是吹的，是品的。后来读苏轼的前赤壁赋，才体会到萧的真正魅力，才明白为什么萧是品出来的。

　　“文革”期间看演出

　　“文革”期间，由于父亲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特殊保护，我们位于宽街的家相对比较平静，加上那时学生不上课，工人不上班，我哥哥的孩子，和一些亲戚朋友的孩子都来到北京住在我们家里，一时间家里非常热闹，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这里似乎成了一个小小的避风港。加之那时基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这么多孩子每天聚在一起倍感无聊，于是我们把位于东厢的大客厅改成了家庭小剧场，我们把横放的沙发都竖着排起来，每当晚饭后，就在小剧场表演节目。父亲非常高兴观看我们的演出，有时一吃完晚饭他就先在前排就坐了。记得我当时的保留节目是唱“小河的水清悠悠??”，我的妹妹跳舞。我们排演的最大型节目就是歌剧“江姐”的选段。父亲每次都看得津津有味。能在父亲晚年，能在“文革”那样的环境里，给父亲带来这样的愉悦，使我觉得还是为父亲做了一点什么的吧。

　　“文革”中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是听一个哥哥说的。由于那时红卫兵到处抄家，父亲的秘书就向父亲建议在家里挂一张毛主席的像，父亲说，我是国民党，为什么要挂毛主席的像？要挂也是挂孙中山的像。搞得秘书十分为难，后来不知是谁想了一个主意，做了正反两个镜框，一边是毛主席像，一边是孙中山的像。挂在大客厅里，如有外人来就挂毛主席像，平时翻过来是孙中山像。

　　简朴的生活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日常生活十分简朴，平时在家通常都是穿中式的衣裤，出去一般是中山装。都是只有两三套换洗就够了。在后来翻看父亲自己写的回忆录草稿时，发现那时他用的都是草制的信纸，他用毛笔写的小楷，正面用完后，翻过来在反面再写。想想我们现在对纸张的浪费，真是汗颜。

　　除夕夜玩拱猪

　　父亲在晚年最后的日子里最大的乐趣就是和我们一起玩了，那是1967年的年夜，我们这些孩子们聚在父亲卧室旁的起居室玩扑克牌“拱猪”，父亲一直在旁边看我们玩到很晚。后来他累了，自己独自回房去休息，我们大家当时正玩得开心，都没有注意到。结果他不小心摔了一跤，骨折了。从此父亲就没能起来。后来他得了肺炎，随之住院，直至在医院病逝。为此多年来我再没玩“拱猪”。

　　最后的眼神

　　父亲在病重被送到医院的那一刻，在担架就要抬出起居室时，我看到父亲的眼睛一亮，我不能妄自揣测父亲当时想了些什么，但是从父亲离开家之前的这最后的眼神中我看到有太多的内容。以至那个眼神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至今都挥之不去。现在当我也有了60年的人生阅历，我开始慢慢读懂了些我的父亲。读懂了在那严肃而不苟言笑后面深藏的灵魂。

　　不言之教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这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一段话。回想起来，父亲从来没有教导过我们什么。也从来没有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我们是那么自然地长大成人的。但是你不能说他对我们没有教育，我们是在他强大的正气场中长大的。他的行为本身就是我们最好的示范。在我们的灵魂中，在我们的骨子里，始终有着父亲的那股凛然正气。

　　(程欣)

　　链接：程潜(1882?--1968)，字颂云，1882年生于湖南醴陵官庄。

　　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辛亥革命后,曾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1920年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时，被任命为陆军次长。

　　1923年，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时，曾一度考虑以程潜为校长，以蒋介石及李济深为副。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委。同年国民政府的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为第六军军长。

　　1928年被李宗仁扣留，免去各职。之后数年，程潜寓居上海。1935年升任二级陆军上将，任总参谋长。七七事变后指挥平汉路抗日，1938年起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1939年5月13日晋升为一级上将。

　　1940年调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至抗战胜利。1948年3月参加副总统选举，最后放弃，所得票改投李宗仁，令蒋介石支持的孙科未能当选。之后改为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但仍掌控湖南军政大权。

　　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1968年4月5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