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50m d3h m.2:《大明锦衣卫》

　　《大明·锦衣卫》
　　第一章私兵
　　宰相太擎肘
　　1368年正月，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应天府也就是后来的南京，当年八月，明军杀入元大都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城，正式宣告取代元朝成为中华之主。且说元朝末年，群雄并起，到处都是称王称帝的割据势力，但这些王呀帝呀的大多出身贫苦人家，不懂什么叫朝廷礼法，搁在我们大明太祖这里就更是如此——一个年少出家讨饭的游方和尚，他能懂得那么深奥的东西吗？
　　当然，既然建立了政权，进而自称皇帝，统一天下，就必须创建自己的礼法制度。朱元璋身边自然是少不了一大群文人谋士和儒学大家，不过大家都是元朝过来的，经过了近百年的异族统治，虽然人心思宋，但现实是所谓宋王后裔的小明王韩林儿就是个娃娃，而他身边包括朱元璋在内的文臣武将，也根本没人能说清楚所谓正统汉家朝廷制度是个啥样子。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来主义——元朝怎么着咱们也怎么着。
　　明初的各项制度就是照着元朝有样学样，除了一些特别为人所痛恨的种族歧视政策，行政规划、朝廷礼仪，基本上全都是元朝的翻版。这其中，宰相制度也是保留元制的重要一条。正是这一条，很快就成了太祖爷的心病，也要了明初好几位宰相的性命，掀起无数的腥风血雨；也正是这一条，催生了对明朝政治生活影响至深的锦衣卫制度。
　　且说元朝的宰相，实际名称是“中书省丞相”，包括右、左两位正职“丞相”和几位副职的“平章政事”。中书省权力很大，“诸大小机务，必由中书”，宰相们所把持的中书省基本就是全国的政治中枢，而深居皇宫里的皇帝则只管签字画押，可以说，皇帝可有可无，诺大个朝廷，离开了他也照样运转。
　　元朝之所以会出现宰相权力超级膨胀的现象，也和蒙元皇位长期不稳定有直接关系。有元一代，从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称帝开始，到1368年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被明朝军队赶出大都城，前后总共108年，开国的元世祖在位36年，亡国皇帝元顺帝在位41年，而在这两个皇帝中间，仅仅31年的时间，竟然换了9个皇帝！这么算下来，黄金家族排排坐吃果果，9个皇帝，平均每人在位3年零3个月……皇帝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既可见元朝皇位斗争之激烈，也可从中看出，皇帝基本没有时间把握辽阔江山的真正统治权力——他们的精力都用在如何得到和保住皇位上了。
　　自秦朝设立宰相之日起，相权与君权的斗争就基本贯穿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封建史。元朝皇帝放任中书省掌握国家大权，实在是出于无奈之举——争皇位时一般都要依靠中书省的力量，得到了帝位又要防止别人来争，还要靠着中书省，当然，也有几个想自己拿主意的，但这样的皇帝下场理所当然地都挺惨。元顺帝在位时间倒是很长，而且初期还有心理事，但当时积弊已成，早没有了回天之力——伯颜、脱脱这对叔侄权相，就都出在顺帝朝。
　　到了明朝建立，为了方便实用，各项制度基本都沿袭元朝，中书省制度当然也不例外，但以朱元璋之权力欲旺盛，面对中书省的权力几近无限，两者间的激烈冲突就无可避免了。
　　从一个小小的游方僧直到君临天下，控制九州万方，朱元璋每一步都走得很辛苦，如今天下既得，大事小事却不得专断，反而要受中书省制衡，在朱元璋而言，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再说反元起事成功，朱元璋身边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功勋贵戚集团，当年起兵之时，虽然不能像演义小说里那样，和各位兄弟歃血为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云云……但毕竟是真刀真枪在沙场上干出来的交情。军营里、吴王府内外，朱元璋和徐达、常遇春、李善长、刘基，等等，也曾有过把酒共欢，发誓患难与共的时日吧。千里行兵、风餐露宿，朱元璋能在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有徐达、常遇春这班武将的浴血奋战，也有李善长、刘基那群文臣的帏幄运筹，要说相互间一点感情都没有，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人总是念旧的，一条狗养的时间长了，死的事后，主人还免不了掉几滴眼泪，何况大家风里来雨里去的那么多年呢？
　　然而从来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开国皇帝为了皇位的稳固不得不大杀功臣宿将，纵观中国历史，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可算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刚看到刘邦高筑金台拜韩信为将，转眼间，可怜的小韩却死在吕后的笑声里。或许有人要为刘邦开脱，刘邦起自地痞，初定天下时，面对的是群毫无礼法概念的功臣们和一心复辟的六国贵族，他因形势所迫分封功臣，可是分封制不适合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定礼法而杀功臣，乃是为了立汉家之威，为大一统王朝开创之时所必须当为。
　　同理可证，朱元璋也不是天性绝情之人。
　　打下江山不忘旧人，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大封功臣，洪武二年正月，他还下敕给中书省，里面说道：“诸将相从，捐躯戮力，开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报。追思功劳，痛切朕心，其命有司立功臣庙于鸡笼山，序其封爵，为像以祀之。”从来皇帝封功臣，最大奖赏莫过于死后配享太庙，让后世皇帝也时常祭祀怀想，功臣名爵可与整个王朝相始终。朱元璋却别出心裁，在配享太庙之外，另立一个单独的功臣庙，把和他一起打天下的人按功劳分成三六九等，供在功臣庙里受人间香火。鸡笼山功臣庙位于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郊，在朱元璋之时，就是位于首都郊区，得入功臣庙，在当时的文臣武将来说，乃是所谓从龙功臣莫大的荣誉。
　　从洪武二年诏建功臣庙，到洪武八年，功臣庙里一共供奉了309位功臣。彼时已经死了的功臣塑像祭祀，还在世的则虚位以待。然而活人接受香火，总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情——和死人在一起排座次受香火，莫不是也把我当成死人么？这种想法自然只敢在功臣们的心里绕一下，很快就得驱散开，更不敢说出来——又不是真的想死，何必说出来找死呢？
　　国之初立，功臣们分得高官厚禄，尤以中书省之官最为显耀，却也最为朱元璋所忌惮。我们所熟知的明初文臣之首莫过于刘基刘伯温，在民间传说中，此公既有济世之才，也有通天之能，五行八作、阴阳卜卦无所不晓，是个可与《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相媲美的神仙或者说妖人一般的人物。但实际上，朱元璋最为亲近和信赖的文臣却并不是刘基，而是李善长。
　　最先做上宰相位置，和朱元璋的皇权发生冲突的人，也正是李善长。
　　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功臣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的际遇，正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于功臣们的心理变化轨迹。
　　李善长，生于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到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年）他投奔朱元璋的时候，已经40岁了。当时义军四起，有雄心者如朱元璋、陈友谅等等，内心都存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狂野想法，而对于李善长这样的文人来说，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当君主的材料，但和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一样，当时像他这样的小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莫过于辅佐一位明君复兴汉家天下，成为千古留名的贤臣、名臣。
　　现在我们无从得知李善长如何度过他的童年与青年时代，我们只能看到的是，他站在朱元璋面前，朱元璋问他：“我们现在到处打仗，你看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天下呢？”
　　面对那位相貌丑陋，比自己小上整整14岁的青年将领，李善长从容作答：“秦末乱政，刘邦起自布衣，他胸襟豁达，知人善任，且不嗜杀，只用了五年便得到天下当了皇帝。现在的情形和秦末相似，天下四分五裂，你是濠州人，离刘邦起事的沛地不远，山川相连，王气在你。若能效法刘邦，则平定天下不在话下。”
　　这一番话，既真实地看到了天下的形势——四分五裂；又展示了通向成功之路的方法——知人善任且不嗜杀；更重要的是，巧妙地恭维了朱元璋本人——朱元璋起自寒微，比诸刘邦还远远不如，刘邦好歹还当过个小小的亭长，家里不愁吃穿，但翻遍史书，境遇差不多而又成事的皇帝只此一位，所以就以刘邦作比。当然所谓家乡比邻，王气相连之类的鬼话，朱元璋内心未必赞同，但在李善长的分析之下，他的雄心自然更为膨胀。要知道那时候朱元璋只是濠州帅郭子兴帐下的一员部将，本分之心应该是辅佐郭子兴才是，而李善长竟然当面说出效法刘邦的话来，朱元璋不但不治李善长的妄言之罪，反而留下这个书生，从此倚为心腹，其心意究竟如何，可谓昭然若揭。
　　这一段英雄际遇，直可上追诸葛亮初见刘备时的隆中对，同样是对天下大势的合理分析和成功路线的正确把握，同样是君臣一见倾心，从此效忠不二。但时光已跃千年，刘备与诸葛亮君臣关系的善始善终，并不能套用在朱元璋与李善长之间。
　　李善长之于朱元璋，作用可比萧何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刘备，虽然不曾亲身上前线去指挥过战斗，但在后方积聚粮草、举荐人才、处理政务，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称得上是朱元璋的左膀右臂。朱元璋对李善长当然也极为信任，在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第一次大封功臣的时候，统共只封了六名公爵，李善长身为文臣被立为首功，位在徐达、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冯胜、邓愈之上。这六公中，除了李善长，都是元末明初最著名的将领（或者遗孤），为实现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目标而冲锋陷阵，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六公中本应有常遇春的，但他在洪武二年就已经去世，朱元璋并不因人死而忘情，让他的大儿子常茂承袭了国公的所有荣誉。顺便一提，常遇春的女儿是皇太子朱标的正妃，而常家也因此在以后的靖难之役中左右为难，无从选择，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六位国公里有五员武将，在开国之时属于正常现象，但李善长以文臣之姿成为国公，且为六人之首，既可见李善长之功大，更可见朱元璋对他是多么的宠信。
　　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另外授予他免死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你要是犯了死罪，注意，还不是一般的罪，出示免死铁券就可以保命。而且“免二死”，可以犯两次死罪，保两次命！“子免一死”，连你儿子犯了罪也可以不用死。
　　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我们可以设想，从此之后，这面铁券必定被供奉在李家最幽深最重要的宗祠里，作为李家的荣誉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铭记大明皇帝的恩德，从而更为忠诚勤勉地为大明皇帝效犬马之劳。
　　当然，得到铁券的不只李善长一个人，“凡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可笑的是，这道铁券日后看来，却仿佛是催命符，在洪武朝中后期的大屠杀中，有铁券的家族几乎全都卷入其中。
　　李善长既然如此劳苦功高，那么官位最高的中书左丞相一职，自然非他莫属，这无关他本心如何，时势所在，他不做宰相，历数满朝，无人可做。
　　早在朱元璋称帝以前，自立为吴王的时候，李善长就是他的右相国——那时照搬元制，以右为尊。后来明朝建立，改成以左为尊，李善长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左丞相。他和徐达一文一武，作为功勋集团的两大代表人物立于朝堂之上。
　　明初比之元末，政出中书的表象并未有所改观。对于赤手空拳起家夺得政权的朱元璋来说，他的权力欲望非常大，处理政事既是他的责任，也是他拥有天下以后的一种乐趣。但“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制度却使他无法和手下的各级官僚进行有效快捷的沟通——即使宰相对他忠心耿耿，但制度所在，一些在宰相们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自己就处理了，不必要脱裤子放屁，再交给皇帝去盖章。但在朱元璋看来，这分明是利用制度的漏洞故意想要架空他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
　　明朝立国之初，政府最高机构有三个：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朱元璋曾说：“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事。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又说：“中书省是国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都要遵从，凡朝廷命令都由中书下达。”中书省总领政事，大都督府分管军事，御史台负责检察监督，三个机构的领导人同时对皇帝负责。表面看来，政治、军事和纪检部门分工明确，但实际运作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却都是受中书省节制的。
　　作为中书省最高长官，李善长和徐达这两个左右丞相为正一品，表面上和中书省平行的大都督府、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大都督和左、右御史大夫才只是从一品。所以光从品级上来看，大都督和御史大夫就比宰相要矮上一头。
　　加上徐达作为武将，长年领兵在外，追讨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势力，这样在朝廷上能够一言九鼎的大臣就只有李善长了。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多年，既有高超的行政才能，又深得皇帝的信任，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功臣集团。集团中的人分布于明初帝国政府大大小小各部门之中，把持着政府的行政运作。
　　即使李善长是个完人，面对如此朝局，也会有一时的得意忘形吧。何况他绝非完人，明史说他“外宽和，内多忌刻”，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微侵犯了他的权益，就被他安上个罪名给罢黜了。这样一个小心眼的家伙做宰相，必然会党同伐异。李善长是淮西出身，他所重用的也都是淮西人，在朝廷上，除了中书权重，还有一个淮西朋党的现象，李善长对于非淮西人士一向没有好感，我们所熟悉的刘基刘伯温，就是非淮西人士（他是浙江青田人，所以也被叫做“青田先生”），在淮西党的排挤下被迫告老还乡，离开朝廷。
　　面对这种情况，朱元璋自然不能容忍。
　　明朝从1368年建立，当年就是洪武元年，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傅友德平定四川，割据蜀地的明昇投降，天下大势已经底定。虽然还有一些小势力在边境上打打闹闹，虽然扩廓帖木儿领着北元兵还在和徐达恶斗，虽然梁王还在云南苟延残喘，但平灭或者驱赶他们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不出什么天摇地动的大妖蛾子，朱元璋也没有急病突然咽气，可以说这大明朝的天下是占定了。所以朱元璋就可以放开手，开始改革沿袭于元朝的一揽子朝廷制度了。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宰相制度。
　　中书省的存在对于朱元璋而言日益碍眼。他要总揽大权，势必要废除宰相制度，要废除宰相制度，就不能不找人开刀，否则师出无名，就算扒掉了在任的宰相，也未必就能够废除制度，就算废除了制度，也难免会惹来朝野非议。就这样，屠刀首先伸向当时独相的李善长。
　　然而李善长对于朱元璋来说并不仅仅是个普通的臣子，在反元斗争中积累起来的情谊并不比徐达等将领少，对于这个大他十几岁的长者，朱元璋心里还存有一份敬意——洪武初年即帝位、册封皇后太子等等的礼仪中，就都是李善长做大礼使，朱元璋甚至还让李善长担任太子朱标的太子太师。这样一个亦臣亦师的人在宰相位置上还呆着一日，他就无法撕下面皮来对付老朋友。
　　何况，洪武三、四年前后的朱元璋可能并不想对功臣们大开杀戒，从他对功臣们的封赏之重，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宋太祖行事的影子。一来统一大业尚未最终完成，还需要这些功臣们尽心出力，二来朱元璋和诸臣一路走来，毕竟有些香火情分。
　　于是，李善长在洪武三年达到了他为官生涯的顶峰。
　　立于大明朝官僚机构的顶峰，李善长虽然有些得意，但也并没有完全被富贵荣华冲昏了头脑，他在朱元璋麾下这么多年，对于朱元璋的了解可能比朱元璋自己还要深。此时的大明朝，虽然北元未灭，西北、东南尚有一些割据政权没有归顺，但以今日时势来看，一统天下只是迟早，太平时日指日可待。但李善长深知朱元璋不会满足于做个放手撒权的太平皇帝，自己所辖的中书省威权最重，也最是皇帝的眼中钉，在中书丞相位置上一日，被皇帝猜忌的疑心就多一分。
　　李善长是聪明人，转过年来的洪武四年正月，他就以老病为由向皇帝上表请求致仕——为了保全自己，我主动退休，让出左丞相这个烫手的山芋，今后就悠游田里，做个太平田舍翁吧。
　　朱元璋接到他的奏章后一点磕巴都没打，立刻准奏，58岁的李善长就这么离开了朝廷。旨意一下，举朝震惊，朱元璋与李善长的亲厚众所周知，两个月前刚刚被封为国公，转眼就致仕了！虽然老先生致仕时皇帝给了无数封赏——仅为他家打仪仗的就有二十户之多，但不管怎么说，没了左丞相的实权是事实。这下人心鼓噪，朝局大动。
　　待到皇帝宣布李善长的继任者时，大部分朝臣才安下心来——以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左丞，是中书省的实际政务执行人。汪广洋为人谨慎到了懦弱的程度，至于胡惟庸，举朝皆知，那是李善长的私人，这次能够入相，也是由李国公向皇帝举荐的，可见即使李善长人离开了中书省，他的心和眼还都留在这里。看来皇帝对于李善长的信任并未稍减啊。
　　的确，直到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案发，朱元璋龙颜大怒，誓言追究到底。追究来追究去，也没追究到全天下都知道的他的后台——韩国公李善长头上去。
　　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心里，和胡惟庸这个被推到台面上的棋子，分量终究不同。
　　昙花一现的杨宪
　　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曾经和刘基讨论过李善长之后的丞相人选问题。刘基在朱元璋心目中虽然没有李善长那样亲厚，却也是颇为倚重的肱股之臣。若说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萧何，则刘基就是朱元璋的张良，原因就在于这位刘伯温先生对人事的判断力极佳。
　　可惜，这只是华丽丽的表面现象。
　　朝廷按家乡地域划分的两大派，李善长是淮西派的首领，刘基就是浙东派的首领，一直以来朱元璋都表现得和淮西派比较亲近——朱元璋自己就是淮西人嘛，照顾老乡也是人之常情。但在淮西派首领尚在位的时候就单独找浙东派首领讨论如此重要的问题，内中所传达的政治信号非常微妙。
　　“李善长年纪大了，也该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了，先生看是不是该换下他了呢？”朱元璋诚恳地请教道。
　　刘基在朝廷中经常受到淮西派的排挤，这其中有多少来自李善长甚至朱元璋本人的授意？刘基并不想追究，他既有读书人兼济天下的理想，也有强权之下明哲保身的智慧。相比李善长，刘基更为了解朱元璋的心性，或者说，他更了解拥有“皇帝”这个光环的人的心性。他知道，朱元璋现在碍着统一大业未成，加上还有些当年的同袍之情，不会大下杀手，但随着时间的积累，对权力的渴望必然日益加深，到那时候，谁还胆敢呆在丞相的位置上，谁就是第一个屠刀下的冤魂！
　　“善长是元勋功臣，能够调和诸臣，不好立刻换掉。”您还是让李善长留在这个棘手的位置上吧，千万可别指望我。
　　“李善长经常在我面前揭你的短，你还这么替他说情吗？”朱元璋看着刘基，“朕想让你接替他呢。”
　　果然好的不来坏的来，刘基乍闻此语，吓了一大跳，匆忙顿首叩头：“臣的才能不足以担任丞相之职。”开玩笑，真当上丞相，不等朱元璋下杀手，单是淮西派大小臣工明着白眼、暗着小动作就够受的了，还是不要跳进这个火坑为好。
　　“那么你看杨宪如何？”杨宪，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被李善长找了个由头罢黜的杨希圣的兄弟，现在是中书右丞，就在仇人李善长的手下干活。在李善长还没提出退休请求的时候就开始考虑让他的对头来接班，朱元璋安的什么心思呢？
　　“杨宪有丞相的才能，但没有丞相的器度。”
　　“汪广洋呢？”汪广洋在洪武元年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可没干几天就被外放到陕西去了。
　　“汪广洋器量狭小，还不如杨宪呢。”
　　“胡惟庸呢？”胡惟庸这时还没进入中书省，只是分管朝廷祭祀礼仪的太常寺卿而已。
　　“不可不可，胡惟庸只不过区区小犊，一亩三分地还行，若是重用，只怕为祸不浅。”
　　提名三人，否决三人，朱元璋只剩下了沉默。
　　日后诸事底定，这段话反复为后人所咀嚼，成为刘基断事如神的铁证之一。朱元璋明明知道了刘基对这三个人的看法，却还是先后将这三个人派到了中书省，让这三个没有宰相之材的家伙坐在宰相的高位上，所引发的结果，自然会偏离中书省本应承担的责任，却日益接近朱元璋本人对他们的期望——如果他真的需要兢兢业业完美无缺的好宰相，继续留任李善长或是直接任命刘基就行了嘛，让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这票人上台，当然是故意留给他们犯错误的机会。
　　且说这段著名的对话结束之后不久，洪武三年下半年，李善长因病回家休养，而徐达还领兵在外，中书省一时没了主事的人。朱元璋把汪广洋从陕西调回来担任中书左丞，意思是让他主导政事。但汪广洋为人真是懦弱到了极点，本来明朝以左为尊，他身为中书左丞，比担任中书右丞的杨宪地位高，但却处处受杨宪的制约，被杨宪步步紧逼，说汪某人对母亲不够孝顺，“奉母无状”，没几天就被赶出了中书省，甚至还被判流放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去。
　　汪广洋被赶出中书省后的当年七月，朱元璋提拔杨宪担任中书左丞，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同时将胡惟庸调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排挤走了汪广洋，杨宪自以为得志，丝毫没有考虑到胡惟庸进入中书省是为了制衡他，胡惟庸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威胁——胡惟庸虽然很早就加入朱元璋集团，但他一直都担任中下层官吏，无论是论在反元建明的斗争过程中的功劳，还是论和朱元璋本人的亲密程度，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完全没法和他杨宪相提并论。
　　杨宪刚有了实权就忘乎所以，直接把矛头对准了仇人李善长，他的躁进为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就在成为中书左丞的当月，他就犯了案子被朱元璋给宰了。
　　史书上对杨宪之死含糊其词，只说是犯事被诛，犯的什么事？没人知道。只知道在他死后，汪广洋迅速被从流放的路上召回，继任中书左丞，参知政事胡惟庸仍然留任。
　　杨宪昙花一现，迅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消失得那么蹊跷，其中内幕几百年后仍然不为人所知。但在审视锦衣卫成立之前的历史时，有一批人活动的身影逐渐浮现在人们眼前，梳理他们的活动，或许可以解释杨宪的突然死亡。这些人大多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姓名，只有一个称呼——“检校”。
　　检校，顾名思义，就是检查和考校的意思。检校不是正式官名，也没有办公机构和固定人数，说白了，他们就是朱元璋安插在不同部门不同职业中的特务。检校成员很复杂，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上至朝廷官员，下至贩夫走卒、和尚道士，甚至路边乞丐都有可能是检校成员。
　　话说明朝初建，朱元璋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征集了一大批元末的儒士来南京编纂经典。其中有个老儒士钱宰，七老八十了被朱元璋征调到朝廷参与编纂《孟子节文》，老人家觉得工作辛苦，一天下班回家路上，想着工作起早贪黑，不禁满腹牢骚。他本是个诗人，郁闷间诗兴大发，口占一绝：“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天还没亮就爬起来穿衣服，就这样到了午门还觉得我们来晚了，什么时候能回老家享受田园之乐啊，我一定一觉睡到天大亮，早饭不熟都不起来……
　　老头子诗做成了，牢骚也就发了，回到家啥事没有，一觉睡到四更天，继续起早去上班。没想到朱元璋和颜悦色地问他：“先生昨天做的好诗啊，'午门朝见尚嫌迟’，嗯，这个'嫌’字不太好，朕给你改成'忧’字，你看如何？”
　　钱宰瞬间惊出一身冷汗，立马跪下磕头谢罪，亏得他老虽老，身体还不错，至少没有当场吓出心脏病来——皇上明鉴啊，老臣绝对不是不愿意为大明朝干活啊，绝对绝对没有嫌弃工作的意思啊……您可千万不要杀我啊。
　　朱元璋虽然经常有微服出宫的行为，但他前一天晚上并没有亲自跟踪钱宰，更不曾亲耳听到钱宰吟诗，那么他是怎么知道钱宰做了这么一首诗的呢？当然就是无孔不入的检校告诉他的了。
　　这个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检校成员，可能是和钱宰擦身而过的某个年青书生，可能是在他身后丈余外正在和小贩针对一颗白菜讨价还价的小厮，也可能是对着钱宰宣过一声佛号讨过几枚随缘钱的游方和尚——他可能是钱宰下班路上碰到的任何一个人！
　　而且这些检校的工作效率实在非常高，听到钱宰的诗，当天晚上就能抄录一份送到宫里，送到朱元璋的手上。显然，在皇宫里也有专人负责接收检校们的报告，而朱元璋也会每天审看这些报告，如此才能在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对老头子实行突然袭击。
　　说来朱元璋对于老头子还是挺回护的，“午门朝见尚嫌迟”一句，“嫌”改成“忧”，变成“午门朝见尚忧迟”，不但没了发牢骚的意思，反而还能读出几分争着为国效力的感觉来呢。老实说，钱宰的牢骚诗，放到清朝，绝对够得上文字狱的级别，少说也得灭他个三族五族的，但搁朱元璋这里，也就是戏弄一下酸儒而已，反正钱宰没有因为写这首诗受到什么处罚，还是好好地回衙门编他的《孟子节文》去了。
　　如此完备的检校报告制度，不会一日而成，他们的工作可以追溯到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手下就有这么一批由他亲自领导、负责情报工作的家伙。当时天下群雄四起，反元斗争形势复杂多变，朱元璋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定鼎天下，情报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自古以来，情报工作就被视为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往你那里派间谍，你往我这里派细作，其间的阴谋血腥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作为情报人员的检校，在朱元璋建立明朝过程中一定也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并没有解散这些检校，反而赋予了他们新的工作内容——监察朝廷上下的一举一动，详细汇报。这朝廷上下可不光是指在职官员，还包括他们的家属，甚至已经退休的官员，全部都在监视范围之内。
　　朝廷的官员们，尤其是一些和朱元璋走得比较近的功臣们，包括徐达和李善长，他们都知道朱元璋手下有这么一批专门从事监察工作的人。对于这些人，功臣们可谓是心理复杂，一方面，当日出于斗争形势需要，后方的文官、前方的武将都需要情报，检校的存在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明朝建立以后，在朝堂上论起功劳来却很少有他们的那一份。另一方面，检校组织一向由朱元璋自己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这些功臣们也不知道自己身边谁是检校，也不知道自己哪天在什么地方做的什么私密事情第二天就有可能被朱元璋问起……谁没个七情六欲贪嗔痴狂啊，总不可能时时端着架子做样板。于是乎，朝廷之上人人自危。
　　再回到杨宪之死，朱元璋虽然亲自领导检校组织，但他也不可能事必躬亲，也需要有人替他管理，据说杨宪就是检校成员，而且还是其中的领导人员。
　　作为文官中的一员，杨宪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并不低，并且他很有能力，就连刘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前面那段著名的对话中，刘基认为杨宪是有丞相的才能的，只是他没有丞相的器量而已。器量，对于一国的宰相来说是必备的品质之一，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是也。刘基为何如此断定杨宪没有做丞相的器量呢？想来杨宪是检校一员的事情对于国初功臣们来说也不是秘密，要做一个好的情报人员，必然有很强的观察力，但似乎不必须要有器量，锱铢必究，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线索，宁错杀三千不放过一个似乎才是情报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
　　而杨宪也的确具备这样的素质。且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前一年，也就是1367年，他终于打败了大敌张士诚，随即就将张士诚的地盘、原元朝江南行省改称浙东行省，派外甥李文忠担任行省右丞，总管军务，杨宪名义上作为属官随行辅佐。临出发前，朱元璋告诫杨宪说：“李文忠是我外甥，他年纪还小，没有什么历练，浙江方面的事务都由你做主。如果出了问题，我只拿你问罪。”
　　杨宪不光是李文忠的属官，他更是朱元璋不放心外甥掌管军务而派出的检校。果然，杨宪并没有因为李文忠是朱元璋所宠爱的外甥而有所顾忌，不多久就向朱元璋报告说李文忠不听他的话，任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等人干预公事。那时浙江作为前敌占区，许多读书人都在张士诚手下做过事，如今虽然归到了朱元璋的地盘，但对这些人，朱元璋却始终不大放心。一听到杨宪的报告，他立刻派人把这五个人押解进京，结果屠性、孙履被杀，其余三个人则充军发配。
　　李文忠呆在浙东时间并不长，杨宪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了李文忠手下官员的动向，并一一向朱元璋汇报，他可称得上是个合格的情报人员。因此，在明朝建国后杨宪被任命为检校组织的负责人也是很有可能的，若是搁在明朝中后期，说不定他也是个飞扬跋扈的锦衣卫大员了。
　　要这么一个情报组织的头子做宰相，也只有朱元璋才能想得出来吧。或许在朱元璋眼里，有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杨宪，正可以成为他安插在中书省的一枚有用的好钉子。然而杨宪太让朱元璋失望了——他一进入中书省，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以前杨宪做检校工作，向朱元璋报告某人某事还都有凭有据，但可能是兄弟杨希圣被罢黜的事情对他的打击太大，他面对李善长表面上不得不恭恭敬敬，私下里却一直想扳倒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杨宪多次向朱元璋进言说：“李善长无大才，不堪为相。”李善长是何等人物？别说李善长曾经为朱元璋建立明朝立过多少功劳，单只论洪武初年的朝局，除了李善长，真个再没有第二人堪当宰相重任了，正如刘基所说的那样，协调众臣、统合政务正是李善长之所长。只怕在朱元璋心里，十个百个杨宪也抵不上一个李善长，杨宪这样冒进，终于辜负了朱元璋对他的期待。
　　表面上，中书省的几个办事大臣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派系，因为李善长罢黜了杨希圣，更因为杨宪在朱元璋面前诋毁李善长，他自然被划到了淮西派的对立面。胡惟庸就曾经忧心忡忡地对李善长说：“如果杨宪当了丞相，我们这些淮人都不能当大官了。”他把杨宪划到了刘基的浙东派，若是杨宪当了丞相，他的后台刘基自然大权在握，那么一贯打压浙东派的淮西人士就别想再出头了。他们要趁着朱元璋还没有明确转向浙东派时抢先下手赶走杨宪。
　　正好杨宪借着不孝顺的由头打击汪广洋，短短一个月内，把汪广洋赶出中书省还不够，竟然还要赶到天涯海角去，难保下一步是不是在流放路上直接处死……这样的人留不得！于是在淮西派大臣的集体威压之下，杨宪被朱元璋处以极刑。
　　上述虽然都是猜测，但在情理之中。然而历史总是存在多个侧面的，就刘基这方面来看，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李善长、胡惟庸他们容不下杨宪，刘基对杨宪也是一样的。站在淮西派的对立面并不一定就是浙东派的支持者——敌人的敌人可不一定是朋友。杨宪的后台不是刘基，而是朱元璋。他进入中书，自以为得到了朱元璋的全部信任，以总揽中书大权为目标。不光李善长是他的目标，曾和皇帝论相的刘基也一样。在杨宪心里，他只是排在刘基之后的第二顺位，那么只要刘基在朝中，说不定哪天朱元璋就想起他的才能来替换下了自己呢？不把刘基扳倒，杨宪心里同样不会安稳。
　　对于杨宪之死，史书上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记载，一种说法是李善长、胡惟庸他们向皇帝告发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陷害汪广洋，另一种说法是刘基向朱元璋报告了杨宪的种种阴私之事，才使朱元璋最终下了处死杨宪的决心。唆使侍御史陷害朝廷大臣，虽然是大罪，其实罪不至死，然而不管是李善长、胡惟庸还是刘基，他们都不希望杨宪活着。
　　这些功臣们都知道杨宪是检校出身，他们不会允许朱元璋把整个大明朝变成一个用特务手段控制的国家，因此在杨宪之死上，他们才能够抛弃以往的成见，联手出击，一定要置杨宪于死地吧。
　　而朱元璋此时显然还念着和功臣们出生入死的种种情谊，更重要的是他还没有下定彻底改组中书省体制的决心，为了一个小小的杨宪，让功臣们和他离心离德，实在是得不偿失。于是他借题发挥，罪不至死的杨宪就这么完蛋了。
　　于是乎，皆大欢喜。
　　当然，杨宪之死只是个开始，朱元璋并没有因为一个检校的死而放弃整个检校组织，反而使他警惕——他总要知道真实的朝臣的行动和事情，但大明朝那么大，每天送到龙案上的奏章却那么少，有多少事情没有让他这个皇帝知道，中书省就单独处理了呢？检校必须存在，只有他们才能给他最真实的朝廷动向报告，才能使他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既然朝臣们都讨厌检校这样的特工人员，那么我就跟你们玩更阴的。
　　杨宪死后四个月，也就是洪武三年的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公、侯、伯等功臣家里都赐卫队120人，由一个百户统领——这120个人里，没人知道有几个检校存在。
　　且说杨宪死后，李善长老病在家，从流放路上召回的汪广洋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告老还乡，汪广洋升为中书右丞相，胡惟庸继续作为他的属官留任。然而汪广洋实在运气不好，前回辅佐他的杨宪一门心思要把他赶出中书省，这回辅佐他的胡惟庸对他也没表示多少尊敬之心，中书省的好多事情，胡惟庸自己就做了决定，根本就不知会他这个名义上的中书左丞和后来的右丞相。而经过了上次罢职流放的折腾，汪广洋大概也看开了，他抱定一个原则：没有原则就是我的原则，对中书省的事务“默默无所可否”——你胡惟庸不是仗着会迎逢皇帝，韩国公李善长又是你的后台，就大权独揽吗？我也不和你争，也不跟你摆左丞或者右丞相的架子，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只要老老实实地保命就好，绝不掺和。反正咱们大明朝做事要讲究资格辈分，你再折腾，只要我不死，我资格比你老，论起宰相人选来，我总是要排在你前头的。
　　胡惟庸自然也知道这一点，汪广洋越是懦弱不争，他越是步步紧逼。
　　到了洪武四年，刘基和李善长一前一后告老还乡，离开了朝廷。然而这两个老家伙同样的退身避祸之举，最终却都没能如愿以偿。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从此就剩下了汪广洋和胡惟庸。
　　第一个目标，胡惟庸！
　　胡惟庸，在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个不能回避的名字。在汗牛充栋的论述中国官制的论文中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朱元璋一手炮制的“胡党”谋逆大案，使得丞相这个古老的官名在历史长河中彻底消失，也使皇权统治在明朝达到了顶峰。
　　顶着“造反”罪名而死的胡惟庸，细数起来，其实也蛮可怜的。
　　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同乡，他在反元建明斗争中没有留下过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在洪武三年进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以前，当过知县、通判等小官，最高做到太常寺卿，只是个分管礼仪祭祀的清水衙门的长官而已。从清水衙门进入政务中枢，胡惟庸的飞跃速度简直像是坐上了直升飞机，而带他飞上天的人，正是他的老同乡李善长。
　　洪武三年过半的时候，李善长身体很不好，不得不在家病休，而此时的中书省大权都掌握在杨宪的手里。杨宪可不是淮人，而且还是检校的成员，作为淮人首领的李善长不能不为自己身后的小集团利益打算。大概李善长也从什么地方知道了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事情，在痛恨刘基的同时，也了解到皇帝看好胡惟庸。正好胡惟庸是自己的老乡淮西人，于是李善长就向朱元璋上书保举，一来迎逢圣意，二来也能将淮人继续安插在政府最高机关里，可谓是一举两得。
　　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正式离开中书省，汪广洋升到右丞相的高位，胡惟庸则接替了汪某原本中书左丞的职位。史书上说胡惟庸在杨宪死后，“以曲谨当上意”，因此“宠遇日盛”，从此更加不把汪广洋放在眼里。
　　若说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那么胡惟庸就是这个把持朝政的小集团的第二把手。李善长本人虽然离开了宰相位置，但在朝堂上的影响力没有丝毫减退，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大多是他的旧部，要想搞好朝政，就必须和李善长搞好关系。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力结交李善长，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团出身的右丞相实在不好开展工作，也难怪他只能“无所建白”了。
　　胡惟庸可不打算放过汪广洋，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一门心思要爬到权力顶峰，成为中书省的宰相第一人。杨宪被干掉以后，胡惟庸前面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广洋一个人而已，又岂能轻易放过？不过汪广洋的错处可不好找，此公小心谨慎，对于大小政务从不擅专，简直就是“尸位素餐”这个成语的最好体现。然而就在胡惟庸郁闷没招的时候，朱元璋却替他解决了这个难办的问题。
　　朱元璋也实在忍受不了汪广洋的碌碌无为，叫你压制杨宪，你反而被赶出京师，叫你主持政务，你把活儿都推给胡惟庸，我还用你干什么？——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朱元璋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罢免了汪广洋右丞相的职务，让他去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转而让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的职务把中书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顺地抓起来。这回汪广洋以为真正离开权力中心，可以保全性命了，但朱元璋并不准备让他如此逍遥，过了没多久，就又把他召回朝廷，让他做了左御史大夫。让这么懦弱的人当监察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对于炙手可热的胡惟庸来说，正是皇帝对他信重的表现。果然，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毫无区别，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
　　且说汪广洋被派往广东后没过多久，胡惟庸的侄女与李善长的侄子就商定婚姻，结为了夫妻，这样一来，胡、李二人就变成了间接的儿女亲家。有了这层亲戚关系，胡惟庸俨然已成了李善长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支使起李老大人在朝的旧部来如臂使指，顺手顺心。大概也因为这层姻亲关系，使得胡惟庸和朱元璋的关系也更加密切，洪武六年七月，胡惟庸升为中书右丞相，实至名归地主持中书省的政务。此时的中书省，自从李善长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着，而徐达虽然一直兼着右丞相的头衔，但他为人谨慎，加上常年带兵在外，政务方面是一点也不可肯沾，就这样，胡惟庸这个新的右丞相就变成了独相。
　　死了杨宪，走了汪广洋，又和李善长结了亲家，胡惟庸可谓是志得意满。随着权势的增大，此公日益纵横跋扈，对于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是一个也不放过。
　　胡惟庸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已经退休在家的刘基。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对话，本来应该是极为机密的，但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弄到举朝皆知的地步——日后等到胡惟庸案发后，才有人想到可能是皇帝派检校故意传出的消息——别说刘基本就是淮西派的对头，单只这次论相，就足以使胡惟庸对刘基深恶痛绝了。
　　刘基自从洪武四年告老还乡以后，就一直安养在老家浙江青田，他深知检校无处不在，而朱元璋猜忌之心更从无休止，为了证明自己完全放弃朝廷之事，他从来不见当地官员。有一次，青田知县以布衣身份去见他，和他相谈甚欢，分别之时说自己是青田知县，对先生仰慕已久才来拜会，刘基一听马上下跪，口称小民，并从此再不见客，其幽居如是——可饶是他这么小心谨慎，但却仍没办法跳出混浊世事。
　　浙江和福建交界处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这地方离刘基的家乡不远，他不愿意这里不服王化，一向被盐枭所占据，就向朱元璋奏请设立巡检司进行管辖。盐枭不服，聚众作乱，刘基派大儿子刘琏将写清这件事情原委的奏章带到京师，没有经过中书省，而是直接送到了朱元璋的手里。刘基是聪明人，他知道胡惟庸和自己一向不对付，如果通过正常渠道，朱元璋很有可能看不到这份奏章——中书省有权在皇帝之前先拆看大臣的奏章，如果落到胡惟庸手里，这份文件肯定会被截留在中书省内。刘琏此时还没有功名，只是一介平头百姓，他只身来到南京城，怎么能把奏章交到皇帝的手里呢？大概是刘基过去认识的检校从中帮的忙吧。
　　然而胡惟庸马上知道了这件事——也不知哪位检校的功劳。绕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上书，这件事对于新官上任的中书执掌人来说，实在是太丢脸了，于是新仇旧怨一齐涌上胡惟庸的心头。胡惟庸立刻指使刑部尚书吴云上书弹劾刘基：“刘基曾经说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他看中了，想死后把墓建在这里，当地百姓不肯让地，这才请求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好拿到这块好地方。”——说看中一个地方有王气而把墓建在那里，这是封建时代对一个臣子最大的诬陷方法之一，王气只能皇帝本人有，做臣子的图谋这个就是要造反啊。古人迷信得很，祖宗坟地建在哪里是会影响子孙后代的大事，而王气这种东西来无影去无踪，却是诛心之论——你刘基不是以能掐会算出名吗？我们就用你拿手的法宝来坑你，况且这种玄而又玄的东西你还真不好辩解。
　　朱元璋不愧为一代雄主，他虽然也敬天祭天，但并非一个绝对迷信的人，当年李善长之所以能得到他的信重，不是因为说自己的老家和汉高祖刘邦的老家离得近所以有王者之气，而是李善长利用刘邦的故事激励了自己的缘故。因此朱元璋看到奏章后并没有如胡惟庸所愿的那样按造反罪逮捕于刘基，当然，这种事情也不可能完全无视，于是象征性地处以了夺俸的处罚。但刘基在老家却坐不住了，他不顾老病之躯，千里迢迢赶到南京城，向朱元璋当面谢罪。
　　这一下羊入虎口。
　　刘基进京之后就病倒了，这一病经年，而胡惟庸并没有忘记他，也不会就此放过他。据说胡惟庸曾派医生到刘基那里去看病，刘基吃了医生开的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反而导致病势加重。到洪武八年三月的时候，这位能掐会算的刘伯温先生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朱元璋派人护送他返乡，当年四月，他就死在了自己的家乡。
　　这一番争斗，朱元璋只在一旁看着，胡惟庸上蹿下跳的表演在他眼里和小丑没什么两样。此时的朱元璋，心里已经渐渐有了改组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的想法，但如此大动作非得有人祭血才行。胡惟庸做中书右丞相以后，收受贿赂、任意处分官员、截留奏章都是有的，但靠这些把柄来定他的罪，分量还嫌不够。
　　虽然也有人弹劾胡惟庸，但朱元璋不但不去追究，反而将这样的官员交给胡惟庸自己处理——朱元璋亲点的状元吴伯宗时任礼部员外郎，举朝逢迎胡惟庸的时候，他头脑十分清醒，始终不肯阿附，不仅如此，还向朱元璋上疏告发胡惟庸的种种不法行为。胡惟庸一怒之下把他贬了官，差点没把他整死。
　　到了洪武九年（1376年）的时候，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经坐了三年。而朱元璋仿佛是为了让他更好地专权似的，这一年，中央政府撤消了中书省编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职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虽说多年空缺，位置此前可一直没有废除。同时，在地方上废除了元朝实行的行中书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中书省负责。本来在中书省的编制中，左、右丞相最高，其下分别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如今废除了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的职位，中书省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编制，其下虽然增设了几个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联系的位置，但不过是辅助丞相而已。这一来，胡惟庸在中书省，进而在整个大明朝，都可以说是获得了真正一言九鼎的权力。
　　仿佛是故意拉拢淮西派官僚似的，朱元璋也并没有忘记已经退休的首功之臣李善长——他把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嫁给了李善长的儿子李祺，两人从此结成儿女亲家。为了给儿子办喜事，李善长喜洋洋地来到了南京城，这时候，沉寂多年的汪广洋突然跳了出来。
　　要说汪广洋此人在明朝初年担任地方官时还是颇有政绩的，对他的评价也不低——“廉明持重”。但不知怎么回事，每当他在中央任职时，就完全看不出当地方官时的智慧，从最早被杨宪排挤，到后来受胡惟庸的气，他都没有任何反击的意思，一直都老老实实的任人宰割。他这个左御史大夫，本来有着监察百官的权利，但他这几年似乎完全忘了自己还有这种权利似的，由得胡惟庸结纳百官、专横跋扈。但泥人也有土性子，到了洪武九年，临安公主和李祺完婚后，汪广洋突然发飙，他联合御史大夫陈宁上疏进言：“李善长恃宠而骄，十分放肆，陛下前些日子生病，有近十天没有临朝视事，他却不问候一下陛下的病情。驸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把他召到大殿，他也不肯谢罪，这是对陛下的大不敬。”——竟然直接把矛头对向了胡惟庸的总后台，朝中人人皆知的皇帝的大功臣、韩国公李善长。
　　真不知道汪广洋是怎么想的，按说这些年胡惟庸贪赃枉法的事情其实不少，他身为御史大夫，又和胡惟庸不对付，应该握有不少过硬的证据，找好时机一举将胡惟庸赶下台才是正事。结果他竟然以皇帝生病时李善长没有问候、驸马六天不上朝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跳过胡惟庸，直接去挑战李善长！——或者，他是在用这种小事试探朱元璋对于李善长的态度吧。
　　其实朱元璋等这样的奏章很久了，奏章的形式是对的——弹劾功臣，但内容却实在不足以论罪——里边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因为这种事降罪于亲家，那也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不过在朱元璋眼里，好歹这回汪广洋总算是开窍了。
　　于是，李善长被扣去年薪1800石以示惩戒。不过，没几天又给他兼上“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圜丘工”的差使，这几项的薪水加起来，比起被扣掉的年薪只多不少，更何况所谓“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虽然不是宰相，但将国朝三大中枢机关一网打尽，党政军一手抓，根本就是荣宠到了极点……这一下任谁也看得出来，皇帝对于李善长的信重没有丝毫褪色，那些本来想跟着汪广洋后边跃跃欲试的人们立刻就沉默下来。
　　当然也不能凉了敢于告发功臣不法行径的汪广洋的心，转过年来的洪武十年（1377年），汪广洋再次进入中书省，升任中书右丞相。然而这次升官才真正寒了汪广洋的心——这个右丞相的位子是胡惟庸腾出来的，胡惟庸在当年正式被任命为大明朝最高行政长官的职务——中书左丞相。昔日自己的辅佐官，现在爬上去当自己的顶头上司，这回汪广洋彻底死心，再也不敢搞任何触怒胡惟庸或李善长的花样了。
　　胡惟庸终于位极人臣，而朱元璋的网也渐渐开始收紧。
　　洪武十年六月，朱元璋对着以胡惟庸为首的大明朝新政府领导班子训话：“凡是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连；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绝，聪明内蔽。国家能否大治，其实和这点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常担心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广开言路，以求直言。”听到这话的新任中书左丞相胡惟庸还以为这只是每个开国皇帝的老生常谈而已，他并不在意，反正再怎么上下相通，广开言路，所有的表章奏疏中书省都是有权先过目的。
　　然而到了七月，一个大棒突然打到他的头上——通政使司正式宣告成立。这是朱元璋新创立的一个部门，所谓通政，乃是朱元璋将政务比作水，认为水需要流通才好，所以起名为通政使司。这个通政使司最重要的职能是“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之，于早朝汇而进之。”——所有的奏章必须先经过这个通政使司收纳整理，再转交相关职能部门。
　　这个新的通政使司的横空出世，正是朱元璋开始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的开始。明承元制，所有奏章都先进中书省，一般的小事就由中书省直接处理了——宰相给出意见后发往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各相关职能部门，若是大事，再呈给皇帝裁决。与此同时，所有奏章都不能直接呈给皇帝，什么东西能让皇帝看到什么东西不能让皇帝看到，都由中书省来决定。这，就是宰相制度最大的权力所在，也是朱元璋最不能容忍这个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
　　通政使司的成立，宣告了朱元璋改变旧有制度的决心，给胡惟庸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胡惟庸不是笨蛋，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逐渐意识到了朱元璋不会允许宰相再有以往的大权。先前废除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原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给设立通政使司铺路，这下将最能谋私的“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老规矩改了，以后自己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
　　制度虽然改变，但旧的习惯一时很难完全扭转，何况虽然成立了通政使司，但宰相制度并没有消失。通政使司收上来的奏章还是要送到中书省，由丞相大人决断，朱元璋要想知道朝臣们的奏章都写了些什么，最终还是得依靠检校。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存在的。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他在洪武十一年跟六部的人说：“做皇帝的人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主要是由于他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于中书省，凡事必先关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所以民情不通，以至大乱。这是我们要深以为诫的。”于是下诏，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直接奏报皇帝。
　　这一下对于宰相权力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宰相专权的基础。胡惟庸之所以能够打压众臣，剔除异己，靠的就是旧制“奏事不许隔越中书”，这个制度方便他扣压奏章，欺下瞒上。六部长官本来有事情都是通过中书省和皇帝联系，但这个诏书使六部直接和朱元璋联系上了，若果真如此，则宰相的权力就会被完全架空。
　　扳倒那么多敌人，好不容易从建国初年的地方小官爬到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位置上，还没怎么好好享受呢，就眼睁睁地被皇帝一点一点削弱手中的权力，这是胡惟庸所不能接受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争之，反正都是个死，干脆铤而走险。
　　于是，胡惟庸开始策划谋逆，到了洪武十三年，他觉得时机成熟，准备行动了——
　　洪武十三年（1380年）夏天，胡惟庸向朱元璋汇报：“臣的家里出现了醴泉，此乃祥瑞之兆，希望陛下驾临臣的家中观赏。”所谓“醴泉”，乃是说泉水清香馥郁，如同好酒一般，胡惟庸说他家里中有一口井，井水突然变化，涌出的全是美酒。
　　闻听此事，朱元璋大感好奇，于是就在五月初二日从西华门摆驾出宫，前往胡府。然而皇帝的车队走了没有多远，突然看见一个人从道路旁边直冲出来，拦住了御驾。卫士们害怕此人是刺客，急忙冲上前去将其围住，拳打脚踢。然而这个人一手扳着马车，一手直指胡府，满脸是血也不肯松手。朱元璋觉得奇怪，仔细一看，原来此人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名叫云奇的宦官。
　　朱元璋让人把云奇架到自己面前来详加询问，可惜这个时候云奇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说不出话来了。朱元璋见云奇一直指着胡府，料想此事必定与胡惟庸有关，于是转身返回西华门，登上门楼远远望去。
　　胡府距离西华门并不遥远，登高而望，亭台楼阁尽收眼底。不望还好，这一望可把朱元璋吓了一大跳，只见胡府中有很多披坚执锐的武士，全都埋伏在走廊两旁和墙壁后面。
　　“胡惟庸想造反！”朱元璋急忙分派士兵前往围剿，很快就捉住了那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左丞相，随即将其押赴市曹正法。
　　这就是“云奇告变”的故事——而至于那位忠心耿耿的宦官云奇，据说因为伤势过重，没过多久就咽了气……
　　锦衣卫挂牌
　　胡惟庸犯下的所谓“谋逆”案，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肇始，也是他收回宰相权力的最终一击。彼时我们这本书的主角——锦衣卫——还没有正式成立，朱元璋身边仍然只有从建国前就成立的秘密部队——检校。
　　关于“云奇告变”的荒唐故事，虽然也起源于明朝，但就连明朝人自己都不相信。事实上胡惟庸死的那一年，他的罪名还并不是谋反，只是“擅权枉法”而已，“谋逆”的罪名和诸多罪行都是后来才陆续加上的。在胡惟庸身死之后，他的案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扯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就连李善长也被拉进“胡党”，掉了脑袋才算完事。
　　且说从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拿六部训话后，原来在中书省辖下的六部就此获得了越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权力，这给朝政带来了不小的混乱。一个体制里，一对一的单线管理最简单，放到大明朝就是皇帝—中书省—六部，按制度来说，六部还是属于中书省的管辖范围，六部的尚书们应该对胡惟庸负责；但按皇帝的金口玉言来说，六部可以直接给皇帝写报告。这样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了，你不能不告诉皇帝——皇帝他老人家说了得告诉他嘛，也不能不告诉中书省——就算皇帝批了条子，也得由中书省发布啊，横竖是绕不过中书省的。这一下变成多头管理，于是乎，六部的官员们在皇帝和宰相之间疲于奔命，难免出错，这更让朱元璋下定了废除宰相制度的决心。
　　屠刀挥动的肇端发生于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在今越南国东南部地区）来使进贡，按说这种外交大事，从正常制度上来说，中书省接到报告后应该上报朱元璋，从朱元璋训话的角度来说也应该由相关负责人直接汇报给皇帝才对。然而，朱元璋并不是从中书或是礼部那里知道有外交使节来南京的消息——相关人员竟然没有报告给朱元璋！
　　史书上说是某个外出办事的宦官看到占城国的使者，然后告诉了朱元璋，使得朱元璋龙颜大怒——这没有留下名字的宦官，或许也是他的一个检校吧。
　　朱元璋找来胡惟庸和汪广洋，责问他们为何隐瞒不报。汪广洋自从再入中书以来，更加小心谨慎，上次挑战李善长失败反而被朱元璋重新放入中书省，他知道，他应该成为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的一柄利剑，继续去挑战胡惟庸甚至是李善长，这才是他的君王所需要的。世上有的人在逆境中会激发潜力，越是困境就越要抗争到底，但汪广洋不是这样的人，在这些年来的宦海生涯中，他最初为民做事的豪气日渐消磨，洪武九年对李善长的弹劾，是他唯一一次爆发，当时想着不成功便成仁，却没料到既没成功也没成仁，还被朱元璋当成打手又被扔进了中书省。他知道，迟早朱元璋会拿中书省下手，他此次再入中书省，恐怕很难再活着走出去了，这让他彻底崩溃。他开始酗酒，似乎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中才能寻得心灵的安慰。工作中的事更是应付一下，根本就不过心，胡惟庸爱耍什么小动作就耍什么小动作，他是一概不问，得过且过，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对于这次重大外交失误，汪广洋根本就没反应过来，在朱元璋面前只是磕头而已，胡惟庸辩解说这种事情一向都是礼部负责，都是礼部的错。朱元璋又找来礼部官员和两位宰相当面对质，礼部官员面对两位宰相也毫不畏惧，说这种事我们已经给中书省打过报告了，是否上奏皇上得看中书省的意思啊，我们只是底下做事的怎么敢擅专呢——又把皮球踢了回去。
　　这下朱元璋怒了，皮球踢来踢去，竟没有一个有担当的肯承认错误。既然都不认错，那就都别安生了。于是把礼部负责接待的相关人员全都下狱，暗中让检校调查真正敢将此事压下隐瞒不报的指使者。明面上，两位宰相只被骂了一顿，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胡惟庸和汪广洋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中书省，不知在中书省昏暗的烛光下，这两位老对头是否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绝望的神情——这绝望既是属于胡惟庸的，也是属于汪广洋的，甚至，是属于胡惟庸身后的李善长的。
　　命运的转轮既已启动，断无停下之理，朝中诸大臣都看出了朱元璋要把火烧大的决心。胡惟庸和李善长坐的宰相高位，表面光鲜无限，朝中有无数大臣眼红，早就想取而代之。这次在外交方面出了这么大的岔子，恐怕他们二人相位不保，自己何不落井下石，从中渔利呢？能扳倒一个是一个，说不定哪天那个耀眼的职位就能落到自己头上呢。
　　过了不久，占城外交接待事件调查结果出炉——汪广洋是罪魁祸首。朱元璋对这个调查结果并不满意，大家都知道汪广洋一向尸位素餐，要说他是主使者，别说朱元璋，恐怕那些参与调查的人也都不相信。这个调查结果看在朱元璋眼里，只能说明胡惟庸在朝中的势力太过庞大，已经完全架空他这个皇帝的权威，到了不除不行的地步了。但要除掉胡惟庸，必须有过得去的理由，而且总不能让皇帝自己去说，得由臣下发难才好，挑来选去，一个叫涂节的大臣被他挑中了。涂节是御史中丞，负有监察百官的责任，由他出面告发胡惟庸，很是合适。
　　为了不打草惊蛇，汪广洋仍然被牺牲掉了，他先是被贬官到广东，还没走到呢，朱元璋又追加一道圣旨，内容是说他以前当地方官的时候包庇犯法的宗亲朱文正，后来在中书省的时候明明知道杨宪的奸邪却不报告，结论是“赐死”。汪广洋几乎是以解脱的心情来接的圣旨，这样的场景，在他的梦里已经反复出现过无数次了吧，以前需要借助酒精的力量摆脱梦魇，这一次却是不用再担心什么了……
　　汪广洋只是身死，朱元璋没有连罪他的家人，但汪广洋有个陈氏小妾，得到汪广洋死去的消息后也跟着自杀了。古时丈夫死了，没有子女的妻妾从死，是贞洁的行为，很多帝王都会给这样的女人以表彰，但这个消息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引起的却是反效果。随着陈氏小妾自杀殉夫的消息一起报告给朱元璋的是这个女人的身份——她是犯官之女，其父曾是个县令，因犯了法，妻女都被卖为官奴，不知怎么竟成了汪广洋的妾室。朱元璋知道后大怒：“从来官奴只能赏赐给功臣之家，汪广洋这样的文官怎么能纳之为妾呢？”
　　朱元璋立刻下令有司彻查，于是从胡惟庸到六部各官人人自危，很多人都感觉到了皇帝对胡惟庸的不满已经到达了极限。
　　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胡惟庸涉嫌谋杀诚意伯刘基——胡惟庸找人给刘基看病的事情广为人知，刘基此后不久就去世了也是事实，虽然这两者结合起来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真相。
　　不过朱元璋不需要真相，他需要的只是杀人的理由。
　　不知道胡惟庸洪武十三年的春节是怎么过的，反正御史中丞涂节没闲着，他觊觎丞相的位置很久了，如今揣摩上意，看到胡惟庸已经明显失宠，就准备给胡惟庸最后的致命一击。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整个大明朝还沉浸在过年气氛中的时候，南京城里却剑拔弩张，涂节向朱元璋告发——中书左丞相胡惟庸意图谋反！
　　朱元璋接到报告后毫不含糊，立刻命人把胡惟庸抓起来，还没等涂节高兴呢，一转脸又说涂节本来就是胡惟庸一党，还拉上了曾经和汪广洋一起弹劾李善长的御史大夫陈宁，洪武十三年正月初六，朱元璋将这三个人一起宰了。
　　天威震怒，雷厉风行，大过年的，突然一下死了一个丞相、一个御史大夫和一个御史中丞。在胡惟庸死后发布的文告里，他的罪名是“擅权枉法”，罪行倒是一抓一大把，从肆意打压自己的对头到私扣奏章，从收受贿赂到专权独断，乃至于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几乎是无所不包。
　　在大臣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到了正月十一日，又有两道圣旨发布——废除中书省！废除大都督府！
　　两道圣旨把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后事安排得十分详尽，内容之缜密、细致，使朝中大臣们终于明白，朱元璋发布这两道诏令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酝酿了很久的结果。
　　中书省作为大明朝最高行政机关的历史到此结束，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整个中书省的官员编制几乎全被废除，只保留了纯粹记录官性质的中书舍人一个职位。原本属于中书省的权力全部收归皇帝一人所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的地位上升，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王朝政务的决策者和实行者之间再无任何阻碍。同时，朱元璋还告诫群臣——今后他的子孙，都不能再说设立丞相的事情，臣子们也不能请求设立丞相，不然就是死罪！
　　而大都督府则被分割成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这五军都督府掌管军旅之事，隶属于兵部，曾经和中书省分庭抗礼的大都督府编制就这么消失了。
　　洪武十三年的春节，注定是让大明朝所有官员都难忘的一段日子。
　　混乱的正月过去后，朱元璋真正开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运作。
　　现在的大明朝，没了中书省的宰相掣手掣脚，朱元璋的皇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但权力必然伴随着义务，没过多久，这至高无上的权力所带来的副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身为皇帝，他必须要保证整个大明朝的正常运做，但他不是神，只是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成年人每天需要有7到8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才能保证身体健康和意识清醒，但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以后，一天的睡眠时间可能都没有四个小时——从前一整个部门的工作现在压到他一个人身上，就是他有三头六臂也无法负荷。有史学家统计过，在废除丞相制度以后，每天送到朱元璋面前的奏章有近200封，大小共计约500件事需要他做出决断。而那时的奏章都是文四骈六的儒士们写的，通常几万言的水分下来能有几百字的干货就不错了，就算一封奏章5000字吧，200封就是100万字……就算每天不动脑子看100万字，你能看完吗？何况还得动脑子去想这奏章到底讲的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朱元璋再有身为皇帝的自觉也没办法全部一肩扛下。
　　再说，人的睡眠不足最容易导致精神紧张焦躁，朱元璋本来就不是个和气的人，时间一长，脾气更为暴躁易怒，看着满朝臣子都不顺眼，要不是内廷有结发的妻子马皇后照顾，外廷有皇太子朱标和亲家李善长支撑，只怕他一个暴怒，就能要了满朝大臣的命。
　　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朱元璋看朝臣也越来越不对劲儿。他一个人根本看不完那么多奏章，就有许多推到明天再看，而明天又有新的奏章送到他的面前，必然又有许多得推到第二天。而朝臣们上的奏章都是请示问题与决策，虽有轻重缓急，但却没有不该办的，得不到回复就不敢实行，不敢实行在朱元璋眼里就是办事不力，办事不力就该罚，挨了罚就更不敢自作主张而要事事请示……如此恶性循环，朱元璋和朝臣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胡惟庸虽然死了，可李善长还在，朝廷中大部分官员仍然是李善长的老部下，他们在胡惟庸死后，朱元璋对他们日益不满的情况下，自然又回到了李善长的羽翼之下，以求平安。但这种做法在朱元璋看来，就成了结党营私和图谋不轨的双重判断。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句古话在朱元璋这里不适用。他要剪除的是李善长代表的文官功臣集团，他确信，这个集团已经腐化变质了，不再是自己的可靠助手，而是分夺权力的对手。
　　屠杀的理由并不好找。事实上，外廷的大部分政府部门都由这个集团的人把持，即使在洪武十四年成立了大理寺和都察院，和刑部一起并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形成了大明朝廷正常的司法程序。但三法司的人多为儒士，办案定罪既无眼力也无效率，朱元璋觉得实在靠不住。
　　靠得住的只有自己身边的检校而已。
　　检校从一诞生就为朱元璋一手掌控，为他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检校是个职务名称，不是正式机构，它有侦察权，却不能扣押人犯和判罪量刑，要想让检校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如果将检校放到外廷文官系统的三法司的话，只会拘泥于国家法律和程序正义，而无法随心所欲。
　　朱元璋将眼光收回到内廷，放到了自己身边的侍卫亲军上。侍卫亲军是皇帝的私人卫队，将检校们放入其中，并赋予侦察之外的权力也是说得过去的。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终于决定将锦衣卫推到台面上来了。
　　早在朱元璋自立为吴王的时候，他就对军队进行了改革，废除了麾下军队中的统军元帅一职——这个职务只能由朱元璋本人来担任，如今称王将来称帝，军权是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松的。他将全军划分为武德、龙骧、豹韬、飞熊、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等17卫亲军指挥使司，相应地还废除了诸将因袭元朝旧制的枢密、平章、元帅等称号，而是按照所率兵马的数量，5000人称为“指挥”、1000人称为“千户”、100人称为“百户”、50人称为“总旗”、10人为1小旗。
　　在朱元璋正式称帝建立明朝之后，又把这一军制推广到全国各个地方，按照全国郡县划分军区，大致类似于今天的北京、沈阳、济南等各大军区。5600人以上的军区称为“卫”、1200人以上的称为“千户所”，120人以上的称为“百户所”——这一制度就是为我们熟知的明朝军队的卫所制度。
　　回到中央，明朝军队最高指挥机构是前面说过的大都督府，由最高长官大都督总领天下诸军事，这天下诸军事不光是对外征战，还包括皇帝身边的护卫亲军——拱卫司。
　　明初，皇宫的守卫任务由拱卫司担当，虽然亲近皇帝，但实际官职却很低，长官只有正七品而已。拱卫司的人选也都是由大都督府选派，整天在皇帝身边晃来晃去的人，自然要求很高，身高、样貌、体能、头脑一点都不能少。但朱元璋对于这样的拱卫司并不满意，一来拱卫司原本属于中书省管——可见明初中书省管辖之宽，后来转到大都督府下边，只不过转来转去总不是在朱元璋自己手里；二来正七品的官职相对于皇帝亲军的名号来说，也实在太寒酸了些。
　　于是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同时，朱元璋也对拱卫司进行了改制——他把拱卫司从大都督府的管辖下独立出来，改组成为亲军都尉府，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首都警备区吧，指挥使品秩正三品——不但规格提高了不少，人数上也增加了不少——下辖左、右、中、前、后五军，统称为“侍卫亲军”，专门负责皇城的守卫工作。
　　此外新设了一个仪鸾司，长官品级为正五品。这仪鸾司真真正正是锦衣卫的前身了，它的职责很大部分后来由锦衣卫继承下来且并发扬光大。
　　仪鸾司，顾名思义，除了护卫皇帝外，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皇帝出行和朝会时负责仪銮掌管卤簿仪仗——说白了，就是三军仪仗队，是国家和军队的脸面所在。入选的校尉都是功勋贵戚家的子弟，功臣子弟们这时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纪，在日渐衰老的皇帝身边执行守卫工作，既是对功臣家族的肯定，也是接近皇帝的好机会，因此，仪鸾司的校尉虽然品级不高，但却是十分显贵的职务。
　　自然，这么冠冕堂皇的仪鸾司，职责和我们所知道的锦衣卫相差太多了。锦衣卫，在往后大多数人心目中，是黑暗的代名词，残忍、狡诈、无限的侦查手段、无端的诬陷罪名才是锦衣卫的真实表现。但事实往往如此，表面的光鲜是真，私底下的凶残也是真。
　　于是，仪鸾司堂而皇之的表面文章就被锦衣卫继承下来。
　　洪武十五年四月，锦衣卫成立。在史书中记载，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
　　表面上，锦衣卫的成员多为恩荫寄禄，没有固定的人数，就是给功臣子弟一个做官拿俸的出路而已。
　　遥想大朝会之时，天色朦胧，雾霭氤醺中，身着飞鱼服，腰配绣春刀的“大汉将军”一千多人鱼贯而出，手执銮舆、擎盖、扇手、旌节、幡幢、班剑、斧钺、戈戟、弓矢……威武庄严，莫过于此。这些所谓的“大汉将军”，就是锦衣卫的属下，自然，是表面风光的那一部分，在锦衣卫的设置中，有御椅、扇手、擎盖、幡幢、斧钺、鸾舆、驯马等七个部门，他们负责锦衣卫职责里“侍卫”的那一块内容。
　　而朱元璋的检校们掌握的是“缉捕、刑狱”这两块。锦衣卫还设有经历司，掌管文书出入；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这个镇抚司，就相当于现在的军事法庭。
　　名义上锦衣卫应该只管“本卫”的刑名，其他军队系统的只是兼理而已，更谈不上外廷的刑狱之事了。但在锦衣卫的历史中，“本卫”两个字从一开始就被扔在文件纸面上，朱元璋建立锦衣卫，要对付的正是外廷。
　　锦衣卫的第一任指挥使在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不过综合各种蛛丝马迹来看，曾经是检校成员的毛骧可能就是锦衣卫的第一任指挥使。毛骧很早就跟随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是检校的一员，既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又深得朱元璋的信任。
　　毛骧带领锦衣卫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朱元璋找到屠杀大臣的理由。这理由在毛骧看来，其实很好找，就两个字——谋反。和谁谋反呢？和胡惟庸。
　　以锦衣卫之能，想要找出些证据来证明胡惟庸谋反是很容易的事情，胡惟庸虽然已经死了好几年了，但在朝廷中有不少和他有瓜葛的大臣，栽赃栽到死人头上，他们更是无从辩解，正好一网打尽。
　　于是，经过几年的蛰伏，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原本早已尘埃落定的胡惟庸案再起波澜，性质也从普通的“擅权枉法”变成了十恶不赦之首的“图谋造反”。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短短五年的时间，被胡惟庸案牵扯进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有数万人之多，朝中文臣几乎为之一空。
　　而为这个案子流出最后的血的，正是李善长。
　　从最早汪广洋弹劾李善长开始，就一直有人在为扳倒李善长这棵参天大树而努力，但直到这棵大树的所有枝叉都被砍掉的时候，大树本身才轰然而倒——洪武二十三年，77岁的李善长被朱元璋以身为“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了狱。李善长的罪名在别的功臣身上早就死过无数回了，毕竟这时的朱元璋已经杀红了眼，只是面对李善长的时候，朱元璋脑中还有一丝清明。这些年来，马皇后死了、徐达死了、太子朱标死了、太子的老师宋濂也死了，和自己亲近的人一个个离开了自己，现在还活着的人里，能够和自己一起回忆过去的就只有李善长了。李善长的身体一向不好，他为什么不像徐达那样干脆早早病死呢？总好过现在要让我亲自来动手……
　　然而锦衣卫不能让朱元璋留下李善长，这几年明争暗斗，除掉的功臣固然不少，但锦衣卫也损兵折将，连一手创立诏狱的毛骧，也被朱元璋为了平息众怒而推出去做了胡惟庸的垫背。这使得锦衣卫的人知道，和功臣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若是李善长活着，他们就得死，反之亦然。
　　没想到李善长都下狱了，朱元璋竟开始犹豫，这是锦衣卫所不能容忍的。
　　没过多久，钦天监的一位官员向朱元璋报告说有“星变”，按照天人感应来说，当“主大臣移位”。朱元璋越老越迷信，一听此言，立刻明白“大臣”指的就是李善长。
　　于是，首功之臣李善长就这么丢了性命，和他一起赴死的还有他的妻、女、弟、侄等一共七十多人。只有长子李祺和他的两个孩子，因为临安公主的缘故得以免死，流放江浦了事。
　　文臣的血随着李善长的死流得差不多了，朱元璋的目光又转向了武将。
　　国公之死
　　“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这句凶险万分的诗用在洪武后期的朝局上再合适不过了。经过了胡惟庸案件的整肃，锦衣卫的名字深深刻在了大明朝臣的心里，他们中的很多人每天上朝的时候都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态和家人诀别，祈祷今天皇帝不要又翻出什么人是“胡党”的证据来牵连到自己。即使晚上平安回到家里，也不敢放松警惕心，谁知道锦衣卫的眼线布置在什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呢？
　　据说国子祭酒——教育部部长——宋讷有一天自己在屋里生学生的闷气，第二天皇帝就拿着他生气时的写真画质问他，要不是宋讷一门心思都扑在教学上，只怕当场就能送了命。
　　然而朱元璋比起他的大臣们，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自从洪武十五年结发妻子马皇后病逝后，他的后宫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而太子朱标仁厚的性格虽能胜任守成之君，但实在不讨自己喜欢，因此他和儿子们也疏远了许多。而在外廷，随着锦衣卫工作的日益深入，卷入胡惟庸案件的人越来越多，到后来，他已经分不清楚是因为锦衣卫拿来了那些人谋反的证据他才杀人，还是他要杀人锦衣卫才拿来了谋反的证据。他只知道，江山是他的，也必须是他的子孙万代的，无论是谁，只要威胁到这一点都不能放过。
　　胡惟庸死了，因为朱元璋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凌驾皇权的政治制度存在，那数万条人命不是胡惟庸的陪葬，而是这个制度的陪葬；李善长死了，因为他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在威望和人心向背上超过他的人存在，流放到江浦的两个外孙，是他对女儿临安公主仅有的补偿。
　　剔除了李善长这根芒刺，朱元璋并没能放松身心，在他看来，文武功臣们所结成的关系网实在是太密太大了，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即使戳破了几个窟窿，也不能使他呼吸完全顺畅——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一开始编织这张网的人正是他自己。
　　如何掌控功臣，是朱元璋从称吴王以来就一直在考虑的问题，除了封赏杀伐外，把“外人”变成“自己人”——联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从朱元璋的儿子女儿成年后，他和功臣们之间的羁绊除了最初刀口舔血的友情以及立国后的君臣之义外，又增加了亲家情分。
　　刚立国时，朱元璋和功臣们也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而他们的子女还都幼小，到了洪武八、九年，亲王公主们多已成年，元勋宿将们的孩子也已长到婚嫁之龄，朱元璋遂和他们倾心结纳——皇太子朱标的老丈人是常遇春，李善长的儿子娶了临安公主，傅友德的儿子娶了寿春公主，而邓愈之女为秦王妃，汤和之女为鲁王妃，蓝玉之女为蜀王妃……和皇家最为亲善的是徐达，他的三个女儿，分别为燕王妃、代王妃和安王妃。至于年纪稍长的功臣家的女儿，朱元璋自己就笑纳了——反正后宫大得很，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也很正常嘛。
　　而这些勋贵之间的姻亲关系更为复杂，邓愈和李善长若是从朱元璋的角度来说，都是皇族的亲家，但他们两人私下算起来，李善长却比邓愈大上一辈——邓愈的儿子娶了李善长的外孙女。真不知道若是在家宴上，两人该如何称呼？至于其他和朱元璋关系并不密切如胡惟庸者，就去和诸功臣家联姻以求富贵荣华。
　　同时，诸位皇子也在娶妻后被朱元璋分封于各地，“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毕竟洪武八九年时的明朝还没有完全结束统一战争，让皇子们以亲王身份分镇各地，既是对他们的锻炼，也是对领兵将领的监视。像徐达、傅友德、蓝玉这样的高级将领几乎年年在外征战，但真正的最高军事统帅并非他们，而是他们领兵所在地的藩王。比如日后发动靖难之役赶走侄子自己当上皇帝的成祖朱棣就当过好几回这样名义上的统帅。
　　如此一来，以朱明皇族为核心，以和皇家结亲的远近为半径，形成了巨大而又盘根错节的联姻网络，这个网络涵盖了当时大明朝几乎所有的功臣宿将，包括了大多数高级文武官员，而皇帝朱元璋本人，就雄踞于这个网络的中心地位。
　　当朱元璋信重功臣之时，加诸于其上的既有公侯封号和铁券封赏，也有与之联姻的纽带。但当他开始怀疑这些功臣的时候，上面这些全都被他抛弃，功臣相互之间的联姻不再是维系王朝安全的纽带，而成了私下勾结的罪证。翻云覆雨，只是作为“皇帝”的那个老人的一转念间而已。出生入死换来的荣华与富贵都建立在名为“皇权”的沙砾城堡之上，脆弱得皇帝一句话即可兴之，自然也可亡之。
　　这个网络开始抽丝破洞，始于胡惟庸谋反案，而将它彻底扫荡的则是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谋反案。
　　蓝玉，在明初诸多名将中本排不上最前列，但他是朱元璋的发小儿常遇春的小舅子，常遇春于洪武二年早早战死，都没能等到大封功臣的时候，朱元璋对常遇春的早死很是伤怀，不但让太子朱标娶了常遇春的女儿为正妃，在大封功臣的时候，让常遇春的儿子继承了爵位，对蓝玉也一直加以照顾。蓝玉倒也没让朱元璋失望，他作战很是勇猛，到了洪武中后期，邓愈、徐达等宿将相继去世之后，蓝玉逐渐独当一面，参与了诸多重大战事，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六月，蓝玉奉命南下四川地区平叛，直到年底才回到南京。转过年来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向朱元璋告发：“蓝玉意图谋反。”
　　从洪武十五年锦衣卫设立，第一任指挥使毛骧开始，锦衣卫就如同一只被驯养的恶犬，虽然在主人面前温驯听话，但在大臣们面前却是凶神恶煞、威风凛凛。洪武十八年以来，凡是和胡惟庸沾点边儿的朝臣基本都被冠以“胡党”的名号扔进诏狱之中。当然，其中有多少是毛骧自己公报私仇就不得而知了。
　　自从锦衣卫设立以来，凡是朱元璋想杀的官员，都由锦衣卫办理，根本不走正常司法程序，外廷的三法司形同虚设。尤其是胡惟庸案扩大化后，锦衣卫下属的镇抚司诏狱犯人满囚，刑罚多变，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在朝廷上树立了恐怖政治的阴影。在朝的功臣们虽然每天战战兢兢，生怕锦衣卫指认自己是“胡党”，但他们毕竟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搏得天下，胆气还没有被消磨光——反正都是死，那么也要拉上锦衣卫做垫背才算够本儿。
　　锦衣卫指挥使毛骧以“谋反”论罪胡惟庸，一开始就将目标设定为李善长，洪武十八年把胡惟庸的亲家、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扯进案子，想顺势把李善长杀了，但鉴于李善长在朝中势力仍然很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朱元璋没有杀李存义，更没有动李善长。
　　毛骧很是聪明，从核心入手不行的话就改打外围。洪武十九年（1386年），锦衣卫找到了胡惟庸“通倭”——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这下胡惟庸谋反板上钉钉，再牵扯到什么人的话就没话说了。然而李善长也立刻意识到朱元璋要将胡案扩大化，一旦开始株连，则功臣们必定受到牵连，于是他联合朝中一些功臣向朱元璋施压。
　　大概是看功臣们反弹得太厉害，朱元璋不得不做做表面文章，安抚一下，洪武二十年（1387年）的正月，他召集群臣，对他们说：“锦衣卫设立以来，经常非法凌虐犯人，现在将这些凌虐犯人的刑具都毁了，那些犯人还是交给刑部审问吧。”
　　这只是表面上的安抚人心，焚毁了的刑具可以再造，已经收押的犯人转交刑部，刑部慑于皇帝的压力也不敢放纵，正好腾出地方来装新的犯人。
　　于是当众焚毁刑具的当年，锦衣卫又找到了胡惟庸和北元余孽相联系，阴谋颠覆大明的证据，锦衣卫诏狱里重又塞满了犯人。
　　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这棵大树的所有枝叉都被削光，毛骧旧事重提，仍然以李存义和胡惟庸早有勾结上告朱元璋。这回朱元璋没有再留情面，李存义被杀，李善长终于被株连。而李善长最后也要争一口气，在口供中把毛骧拉进了“胡党”。朱元璋心里明白毛骧的冤枉，如同他也同样明白胡惟庸和李善长的冤枉一样，但还是不动声色地让毛骧做了陪葬。
　　锦衣卫是皇帝的私兵，离了皇帝他们根本无法和朝中大臣相抗。毛骧的死让所有锦衣卫的成员都明白了这个道理，既然成为锦衣卫的一员，他们的使命就是成为皇帝的耳目和利剑，一旦被皇帝放弃，他们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胡惟庸之案牵连文臣无数，却没有动到武将的头上。朱元璋武人起家，对武将比起文臣来更加亲近，洪武中后期，朝中数得上的武将只剩下蓝玉、傅友德等廖廖数人而已。傅友德本是降将，虽然一直忠勇，但谨小慎微，不敢让朱元璋拿到错处。蓝玉就不一样了，他根红苗正，又是太子的舅舅，在徐达、李善长死后，朝中辈分属他最高，待人接物上有些嚣张似乎也可以理解。
　　朱元璋原本也没打算在清洗文臣之后立刻清理武将，但有两个变数使他下定决心连武将一起拔除。一来锦衣卫众人为了不让皇帝放弃他们总得鼓捣出点案子来查办，以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文臣杀得差不多了，自然目标转到了武将身上。蓝玉自己行为并不检点，仗着是勋臣又是皇亲，贪横暴虐的事情也做过不少，很有空子可钻。
　　二来，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皇太子朱标病逝，这个打击对于朱元璋来说是致命的。朱标是朱元璋的长子，在明朝建国前就以吴王世子的身份留守过后方，洪武元年，更以嫡长子的身份成为皇太子。他继承人的身份确立得如此之早，又屡次奉命监国，无论是朝中文武大臣，还是分封到各地的藩王对他都比较信服，朱元璋自己虽然不太喜欢朱标仁厚的性格，但也了解朱标能够驾驭朝局，对蓝玉这样的武将也能约束得住，因此对他继承皇位还是很放心的。
　　但没想到朱标竟然一病不起，死的时候仅仅39岁而已。别说是普通人家白发人送黑发人难免悲伤，帝王之家的痛苦更甚于此。太子之位空了半年后，洪武二十五年九月，16岁的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元璋没有从儿子辈中挑继承人，而是选择了朱标的儿子、孙子辈的朱允炆——朱标的长子早早夭折，朱允炆是他成年孩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后世有很多人指责朱元璋立朱允炆为储是个错误，认为正是由于立了在政治上既无威望又无经验的孙子当继承人，使得叔叔辈的燕王朱棣等心怀不满，蠢蠢欲动，给了他们在朱元璋死后造反逼宫的野心。但站在朱元璋的立场，他又能怎么办呢？儿子们分封各地，个个手握重兵，有野心的太多了，立哪个都会招致别人的不满，干脆一个都不立。立了孙子，一来也算名正言顺，二来自己活着的时候可以加紧培养，并为将来消除一切隐患。什么是隐患？首当其冲的就是蓝玉这样的外姓武将，除掉了这些人，就算将来孙子登基，儿子们造反，至少天下还是姓朱的。
　　蓝玉的命运在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的那一天就注定以悲剧收场了。
　　此时的锦衣卫指挥使乃是蒋瓛，在史书里只是个小角色。蒋瓛于毛骧之后当上锦衣卫指挥使，表面上风光无限，虽然品级只有正三品，在高官满地走的南京城里按理说是排不上号的，但锦衣卫自从成立以来的种种作为，足以使得大部分朝臣谈虎色变，见面时腿肚子不打转就好了，哪里还敢摆什么官架子？
　　然而蒋瓛自己心里清楚，皇帝将锦衣卫推到台面上来，为的就是在杀戮过重时分担朝廷大臣的怨气。清楚归清楚，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蒋瓛在朱元璋面前告发蓝玉意图谋反：“凉国公蓝玉勾结景川侯曹震等人意图在皇上您出宫举行'藉田’仪式的时候发动兵变。”——人物、时间、地点、过程一个不少，说得有鼻子有眼。
　　告发的当天蓝玉就被抓起来，仅仅一天之后就把他处死了，家人也全部被杀——就如同当初的胡惟庸一样。
　　洪武时期最后一个大案——蓝玉谋反案——正式开锣登场。在这场大屠杀——我们只能称之为屠杀，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也没有什么严格的审判过程，只有最后的定罪和杀戮而已——中，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蒋瓛告发到九月朱元璋下诏停止追究，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蓝玉案牵连的功臣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除了蓝玉自己被夷三族外，被冠以“蓝党”之名而死的有近两万人。
　　告发的是锦衣卫，抓人、用刑、杀人的仍然是锦衣卫，洪武二十年当众焚毁的刑具早就重新造好，用在这些前一天还是国之重臣，或许家里还有免死铁券的人身上。痛苦哀嚎间说出的名字，第二天就也出现在诏狱里。蒋瓛对于犯人供词的真实性丝毫不加以评判，只要里边出现了新的名字，他一定要抓进来。只要还有人可抓可杀，皇帝就需要他们锦衣卫的存在，只有诏狱里关着人，才能证明锦衣卫工作的成效。
　　即使在洪武二十六年九月，朱元璋已经决定收手的时候，锦衣卫仍然没有停止对功臣的屠戮——
　　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感叹：“皇上年事已高，喜怒无常，我们这些人恐怕很难活下去了。”第二天就被锦衣卫告密，赐死。转过年来，硕果仅存的两个大将傅友德和冯胜也被告密，朱元璋已经不想再兴大狱，只将他们自家赐死了事。
　　朱元璋没有蒋瓛那么疯狂，这次蓝玉案与胡惟庸案最大的不同是锦衣卫的办事效率，胡惟庸一案绵延数年才找到“可靠”的证据抓人杀人，而蓝玉案却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人证物证“齐备”。上次胡惟庸案了结后，还有几个大臣敢上书直言为李善长叫屈，这次蓝玉案竟连个上书直言的人都没有。虽然蓝玉为人骄横跋扈，违法乱纪的事情做过不少，但落得如此下场，举目满朝竟无一人为他那漏洞百出的供词鸣不平，这让朱元璋深感警惕。
　　朱元璋杀胡惟庸，杀蓝玉，都是为了大明江山稳固，但造成朝廷上下万马齐喑的现状也是他始料所未及的。他深知恐怖政治不可能长久，而此时的大明朝上上下下都弥漫着对皇权的恐惧情绪，如果不消除这种情绪，给民众以安全感，大明朝势必会在动荡中瞬间倾垮下去。
　　如何消除恶劣影响呢？朱元璋对皇太孙朱允炆说：“我在乱世，用刑不得不重。等你当了皇帝就是太平之世，到时用刑一定要轻。”在两场有预谋的大屠杀之后，“元功宿将相继尽”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对继承人说这样的话，朱元璋不愧为一代雄主！
　　洪武二十六年秋天，朱元璋再次召集群臣，发布诏书宣布：“今后内外刑事不用再经过锦衣卫，不论大小直接送交三法司。”撤消了锦衣卫缉捕、刑讯、论罪的权力。过了没多久，忠心耿耿的蒋瓛得到了皇帝赏赐的一杯毒酒。
　　在朱元璋的眼里，之前的杨宪、毛骧也好，如今的蒋瓛也好，都只是他豢养的恶狗，只是对付功臣集团的工具而已，即使再亲近，恶狗也不可能得到像对待李善长、刘基、徐达那样的尊重，谁会对一样工具表示感谢呢？
　　随着蒋瓛的死，锦衣卫在洪武朝舞台上的表演结束了，而属于朱元璋的时代也快结束了。洪武三十一年，71岁的朱元璋去世，21岁的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宣布第二年改元建文，同时不许39岁的燕王朱棣进京奔丧。明朝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皇位争夺战就此拉开了序幕，而锦衣卫在叔侄二人的战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二章争位
　　没主见的皇太孙
　　明太祖朱元璋一共有26个儿子，长子朱标出生于1355年，从年号上来说是元朝至正十五年，这时的元帝国早就风雨飘摇，天下群雄，并起逐鹿。就在这一年，刘福通拥韩林儿称帝，号称小明王，改年号为龙凤元年；朱元璋的恩公、妻子马氏的养父郭子兴也于本年去世。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是当初的小和尚了，有了一定的实力，只是和刘福通、郭天叙（郭子兴之子）等人比起来还远远不如，因此他虽然没有接受韩林儿所封的左副元帅一职，却使用了“龙凤”年号，以示尊韩林儿的大宋政权为主。
　　朱标作为朱元璋的长子，虽然是在战乱年代出生的，但他出生时父亲已经有了一定的势力，八、九岁的时候朱元璋称吴王，就把他立为世子。等到朱元璋称帝以后，更没有丝毫犹豫，洪武元年立朱标为皇太子——可以说他自幼就是作为朱元璋的继承人培养的。
　　且说朱标成为皇太子后，有人给朱元璋上书，请求按照元朝旧例，由皇太子兼任中书令——太子做宰相。朱元璋内心对于相权极为忌惮，早在盘算着废除丞相制度，如果让皇太子兼任中书令，那么日后废除丞相制度时会有不小的阻力，因此没有同意这个上书。但这不表明朱元璋不想让太子历练历练，咱们看看围绕在朱标身边的人就知道了。
　　朱元璋特别下诏说：“东宫不另外设置官属，而由在任的各级官员兼任。”——左丞相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右丞相徐达兼太子少傅，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御史大夫邓愈、汤和兼谕德，御史中丞刘基、章溢兼赞善大夫……林林总总，从上到下，从文到武，这个教育班子可谓是阵容华丽宏大，基本就是明初开国重臣的翻版名单。
　　如此豪华版的东宫教辅阵容，一方面反应了朱元璋对于皇太子教育问题的重视，另方面则是为了让皇太子早早地学会如何驾驭群臣。此时朱标14岁，跟那些从龙功臣相比当然很嫩，但朱元璋说：“现在国家尚未安定，还有很多战事，如果朕领兵在外，则太子就要监领政务，负起责任来。”——由朱标开始，明朝有了“太子监国”制度。从前的朝代也有过太子监国的时候，但大多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只有明朝自立国开始就实行这一制度，后来成祖登基后，五征大漠，也都让太子监国，遂使之成为定制——监国制度对明朝的皇位继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当朱标成为皇太子并监国之时，未来和他儿子争皇位的四弟朱棣还只是个8岁的毛头小子，连封号都没有。洪武三年，11岁的朱棣和兄弟们一起被封为王爵，二哥樉为秦王，三哥棡为晋王，朱棣为燕王，五弟橚为吴王，六弟桢为楚王，七弟榑为齐王，八弟梓为潭王，九弟杞为赵王，十弟檀为鲁王。其后诸王都在朱元璋的授意下于南京学习文武之道，为将来到各自的藩国守卫大明江山做准备。此外，朱元璋的其他一些儿子待遇也尽皆相同，在逐渐长大成人后也都被封为亲王，并陆续到各自的藩国就藩。
　　元末群雄割据，从中脱颖而出的朱元璋对于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记忆犹新，因此，他在建立了朱明王朝后，在朝廷内部改革官制，废除宰相制度和大都督府的军制，而在如何拱卫疆域的问题上却做出了令后人颇为不解的决定。朱元璋认为宋朝和元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皇族孤立，遇事没有亲族救援的缘故，因此他决定将儿子们分封到全国各地，以藩王的身份镇守四方，有外敌入侵则抵御外敌，有内贼做乱则挥师平叛，所谓“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是也。这其中，威权最重的是被称为“塞王”的守边九王，除了燕王外，还有辽、宁、谷、代、晋、秦、庆、肃八王，他们被安置在国防最前线，被朱元璋寄予厚望。
　　明朝建立之初，东北、西北、云南、四川等地区还没有完全平定，徐达他们连年征战，到了洪武十四年统一大业基本告一段落，而此时诸王也基本长成。朱元璋本能地对外姓大将不放心，洪武中期以后，每逢战事，有统兵大权的不是将领而是诸王。也因此，后来大杀功臣之时，无论是蓝玉还是被牵连的武将，他们都只能束手就擒——手里无兵无卒，如何与朝廷对抗？
　　朱元璋对这种分封安排是非常满意的，认为内有朝廷，外有亲王，大明朝必能安稳如磐石一般，“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如此”。
　　他自己得意之时，却有人浇冷水。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下诏广求直言，他的本意是要通过直言来打击中书省的权力，却没料到被平遥训导叶伯巨的奏章气到了。平遥因为明代城市遗留保存得好，现在是个旅游名胜，可在明初，也只不过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小小县城罢了，担任平遥训导的叶伯巨对于朱元璋来说更是远在天边的小蚂蚁。可这只小蚂蚁上了一道奏章说：“皇上您对诸王的分封太过奢侈，秦、晋、燕等封国城郭宫室的规模不亚于南京城，他们手中又握有重兵。臣怕数代之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时候再削地夺权，恐怕会酿成大祸。”什么大祸？不用懂得很多历史知识的人也能指出不少——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但到了朱元璋这里，看到奏章便勃然大怒：“小子竟敢离间我们骨肉之情！”叶伯巨被抓到南京，没多久就死在狱中。
　　叶伯巨虽然死了，但他的话就像诅咒一样在朱元璋死后实现了。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皇太子朱标病逝，半年之后，朱标的第二个儿子、年仅16岁的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成为皇位继承人。
　　16岁的继承人，不管是在老皇帝还是在那些塞王眼里都太嫩了些。朱标和他的兄弟们虽然不需要真正上战场厮杀，好歹也算是从战乱年代经历过来的，朱允炆却从小长于深宫，若不是兄长早夭，父亲去世，这皇位是轮不到他来做的，当然也谈不上从小培养他的政治能力了。
　　朱允炆有些像父亲朱标，比较仁厚文弱，但又没有父亲长期处理政事所锻炼出来的果断，结果造成了耳朵根子软，左右兼听却犹豫不决的性格。这种性格是他输给四叔朱棣的根本原因之一。
　　据说朱标还健在的时候，一次，朱元璋让儿子和孙子以新月当空为题做诗。朱标的诗是：“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照九州。”虽然不是什么佳作，却能感觉出他身为皇太子的威严与高贵。相比之下朱允炆的诗是：“谁将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气势上弱了许多，在朱元璋这个创业帝王眼里显得书生气太重，让他很不高兴。当时朱标还在，觉得来日方长，也就不去理会了。
　　到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一次朱棣来朝，陪朱元璋和朱允炆看跑马。朱元璋一时兴起，出了个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
　　朱允炆对的下联为：“雨打羊毛一片氊。”
　　而朱棣对的下联是：“日照龙鳞万点金。”
　　朱允炆对的只能算是工整，但论气魄，和他四叔相比高下立判。朱元璋由此更加为孙子的将来担心，但时不我待，衰老的他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先剪除对皇权最有可能产生威胁的武将。
　　朱允炆只是仁弱，绝不是笨蛋，这次联对子，使他深刻感受到这些王叔们的威胁。朱元璋曾对朱允炆说：“防御外敌的任务交给诸王，边境上就可以保证安宁，你就可以做个太平皇帝了。”朱允炆听了却不高兴，他问爷爷：“外敌入侵，有诸王抵御；但若诸王有事，又有谁去抵御他们呢？”朱元璋听到孙子这么问，默然半晌，问道：“你会怎么办？”朱允炆已经在心里想了许久，不假思索地答道：“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
　　这种方法听起来很高明，有礼有节，有根有据，因此朱元璋听了也很满意，觉得孙子有长进，大明江山交给他还是能够放心的。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71岁的朱元璋去世，年仅21岁的皇太孙朱允炆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皇位，宣布第二年改元建文。治丧之礼、即位大典等等一切都有条不紊，平静无事，然而人人都知道，在平静的表面之下是暗流汹涌。
　　皇位意味着至尊至贵，意味着最高权力，对于拥有实力、同为朱家的子孙来说尤其具有诱惑力，任何礼教和宗法都不可能杜绝他们对于皇位的觊觎，更何况皇帝本就是诸王的侄子一辈呢？
　　朱允炆年纪虽轻，却有着皇家天成的洞察力，早在16岁刚成为皇太孙的时候，他就敏感地察觉到那些藩王叔叔们对他将来的统治会造成威胁。他曾忧心忡忡地问太常寺卿黄子澄：“诸王都是我的叔辈，而且拥有重兵，虽有不法行为，我又能拿他们怎么办呢？”黄子澄原本是朱允炆父亲朱标的伴读，和朱标、朱允炆父子关系密切，朱允炆一直把黄子澄当作老师来看待，遇有什么事情第一个就找他来商量。黄子澄开解朱允炆说：“诸王虽然有兵，但只能自卫而已。倘若真当有变的话，京师的兵力雄厚，诸王是比不上的。”的确，当时京师有六卫兵力，而诸王中掌军最多如燕王朱棣者也只掌握三卫而已，单比兵力，朱允炆比他的叔叔们强多了。
　　这次和黄子澄的谈话让朱允炆宽下心来，此后和朱元璋谈论如何对待诸王时，他才说得出先礼后兵的策略。
　　但年青人毕竟耐不住，朱允炆刚刚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和黄子澄商量如何对付诸王。其时朱元璋二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棢已经去世，在世的亲王中，年纪最大的是四子燕王朱棣，其他尚有五子周王朱橚及齐、湘、代、岷诸王等。这其中，以燕王朱棣手下兵力最多，威望最高。早在洪武后期，北方边境几次战役，都是由燕王挂衔指挥，不但功臣武将，连其他北方亲王也由他节制，因此在朱元璋去世之后，说起皇位最有力的争夺者非燕王莫属。
　　黄子澄在觐见朱允炆之前，先找兵部尚书齐泰商量。齐泰和黄子澄同为洪武十八年（1385年）进士，两人关系很是密切，平时也十分赞成朱允炆削藩的想法。但两人削藩的方法却截然不同，齐泰认为擒贼先擒王，应该先拿燕王下手，正因为燕王最强，所以先削了燕王，其他诸王也都好办；黄子澄却认为应该先易后难，燕王并没有什么明显的错处，其他诸王仗着自己的高贵身份都有不少不法行径，不如先从其他较弱的亲王下手，一来师出有名，二来可以敲山震虎，也会对燕王有所震慑。
　　齐泰被说服了，的确，那时谁也想象不到四年之后，因他的一念之差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那么燕王之前先拿谁开刀呢？他们同时想到了一个人——周王朱橚。朱橚是朱棣的同母兄弟，而且由于摆不平两个儿子的继承权问题正被他的二儿子告发谋逆。这简直是送上门来的好事。
　　朱允炆听了黄子澄和齐泰的话，大喜过望，也不管以前曾和爷爷承诺过的先礼后兵的削藩策略了，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即位刚刚三个月的朱允炆就下诏将周王朱橚废为庶人，禁锢于京师。同时还将周王所谓罪状传发诸位亲王，表面让他们共同议罪，实际上却是对他们无声的警告，做得算是很绝了。
　　远在北平的朱棣得到同母弟弟被废的消息，既惊且怒，就算他本来没有造侄子反的意思，被侄子这么一闷棍下来，心里也不是滋味——拿和他最亲近的周王下手，这不是明摆着冲着他来的吗？
　　其实，朱棣本就有着对皇位的觊觎之心，只是没想到小侄子的动作会那么快，弟弟罪状似乎没法翻案，而自己这边还没准备充分。于是他只得忍气吞声地给侄子皇帝上书求情：“若周王橚所为，形迹暧昧，幸念至亲，曲垂宽贷，以全骨肉之恩。如其迹显著，祖训且在，臣何敢他议？臣之愚诚，惟望陛下体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周王若是谋反证据不足的话请陛下您体谅我们是至亲，对他加以宽恕，如果谋反证据属实的话，就按照祖训惩治他，臣是不敢有任何意见的。
　　言辞之恳切之亲卑，让21岁的年青皇帝不禁“观之戚然”。虽然理性上知道削藩是为了巩固江山社稷，但要让他亲手举起屠刀杀害自己的叔叔，对这个从小仁弱的孩子来说，是件太过为难的事。朱允炆把这封奏书拿给黄子澄和齐泰看，跟他们说：“周王之事已经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削藩的事情不如就这么停了吧。”
　　这番话把黄子澄和齐泰吓了一跳，他们怂恿皇帝削藩，本来就是把刀架在脖子上的行为，若是就这么停了，只怕立刻就会有人告他们离间皇族骨肉情分，重蹈当年平遥训导叶伯巨的覆辙。他们赶紧从春秋大义、国家形势等各个方面拉住朱允炆的理性，让他继续削藩的计划。
　　转过年来的建文元年（1399年）初，又有人告发湘王朱柏意图谋反，朱允炆不再像周王那次直接发布诏书定罪，而是派人前去讯问。朱柏是个颇有文才武略的人物，自尊心也很强，他既不愿像周王那样被废掉王爵，也不愿意像燕王那样对侄子皇帝卑躬屈膝。又怒又怕之下，竟然“阖宫自焚”，一把火烧死了自己和全家，朱允炆的皇冠之上第一次染上了亲人的鲜血。
　　如果说周王之事尚且属咎由自取，朱棣无可奈何之下只能选择向侄子皇帝低头，则湘王的自焚可以说彻底敲响了他头上的警钟——同是太祖子孙，竟然被逼自杀——唇亡齿寒，他不能不考虑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自己了呢？
　　周王、湘王之后，从四月到六月，短短三个月间，陆续有人迎逢上意，告发齐王、代王、岷王谋反。朱允炆不再派人讯问，只是下诏将这几个叔叔废为庶人，囚禁起来。
　　即位刚刚一年，朱允炆就废掉了五个亲王，看起来似乎雷厉风行，实际上却是将朝廷渐渐逼上绝路——实力最为强大的燕王还活得好好的，先易后难的削藩政策正好给了他喘息的时间。比起实际带兵征战的四叔，深宫里的朱允炆还是太嫩了。
　　朝廷之上对于削藩也有各种意见，大致来看，共有三派。一派支持严厉削藩，这一派除了黄子澄和齐泰外，最大的支持者是大儒方孝孺，他们主张就像对待周王这样，行动迅速果断，在诸王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将他们连根拔起。朱允炆一方面觉得这一派的人忠心耿耿，另一方面又狠不下心来对付没有明显过错的叔叔们。
　　第二派可以称为曲线削藩派，觉得毕竟是皇家至亲，做得太绝了不好。他们有的主张像汉武帝对待藩王那样实行“推恩令”——在各个亲王原有封国领地上，除了嫡长子继承亲王头衔外，其他的儿子也都给封地和郡王头衔，长此以往，郡王越来越多，他们的封地却越来越少，自然力量也就越来越薄弱——这样既保证了朝廷的统治不会被动摇，同时也保全了皇族之间的亲情。有的主张将现有亲王们易地而封，比如户部侍郎卓敬在周王事件之时就上书朱允炆，请求将燕王从北方广袤的边境转封到狭小的江西——“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所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应该说，这一派提出的方法是最符合建文初期的形势，也的确是个切实可行的措施。朱允炆也召来卓敬商讨了老半天，结果觉得燕王什么过错都没有就减少他的封地不太好，还是没有实行。
　　第三派则主张亲睦政策，反对削藩。朝廷和诸王间已成剑拔弩张之势，御史郁新却上书说：“诸王都是太祖的儿子，孝康皇帝——朱允炆即位后追封父亲朱标为孝康皇帝——的兄弟，陛下您的叔叔。二帝在天有灵，看到陛下您贵为天子，而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却遭杀戮，他们心里能够平安吗？削藩的建议都是些竖儒的愚见，臣劝陛下不要听他们的，不然不出十年，只怕悔之晚矣。”他的言辞很是激烈，认为对诸王的削藩到此为止就行，已经削的不管，还没削的不但不能再削，而且更要礼遇，否则的话，就是在逼他们造反。
　　持第三种看法的大臣还有不少，在建文元年六月的时候，这种看法可以说是对时局的发展有最为清醒的认识了。朱允炆理性上不能认同这种看法，对上书的大臣却没有任何处罚。至于他感性上是否伤怀就不得而知了——不用再等十年，仅仅一个月后，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靖难之役拉开了帷幕。
　　清君侧
　　要说朱棣从来没有觊觎皇位的心思，只是在建文元年被侄子皇帝逼反，那是睁眼说瞎话，谁都不信。
　　明朝建立的那一年，朱棣已经9岁，也算是经历过战乱之苦，并且感受到自己的父亲奋斗的艰辛。皇位对他而言，是强者最终取得胜利的证明，但朱标是父亲的长子，不需要其他的理由，自然就成了皇位继承人。这一点在年龄尚小的朱棣眼里，使他感到很不舒服。他不是不愿意服从大哥朱标，但从小听人讲述朱元璋如何从一个小和尚奋斗到皇帝的故事，使他深深觉得，为王称帝，需要有能者居之。这种略带偏执的性格在他此后的人生中还可以找到很多痕迹，甚至影响到了他晚年时的皇位继承问题。
　　其实，在二十多个儿子中，可以说，除了长子朱标外，朱元璋最喜欢的就是朱棣。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同时也大封亲王，朱棣被封为燕王，封地在今天的北京地区，曾是元朝的大都，是明朝最重要的边备地区，将这个地区交给朱棣，可见朱元璋对他抱有厚望。
　　洪武九年，朱棣17岁，朱元璋为他向徐达求亲，洪武十年，朱棣和徐达的长女成婚。虽然朱元璋的儿子大多和功臣家联姻，但功臣也有亲疏远近，徐达和朱元璋的关系最亲密，让朱棣娶徐达的女儿，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朱元璋对朱棣的喜爱。
　　洪武十三年，21岁的朱棣以燕王的身份来到北京，正式开始了他藩王的生活。前几年，二哥秦王去西安，三哥晋王去太原，都大兴土木建造新的王宫。只有他没有建造新宫殿，而是住进了元朝的旧宫。本来王宫的建造规格应该比天子低一等，而北京的旧宫殿曾是元朝皇帝的皇宫，不但规制上和天子所居一样，而且元朝旧宫为倾蒙元国力所造，虽经战乱，其富丽豪华也不亚于南京。朱元璋知道别的儿子肯定心理不平衡，还特地给他们写信：你们不要和燕王攀比，你们住新居，燕王住老房子，盖新房子花的钱比装修老房子多多了，云云。一片爱子之情跃然纸上。
　　住在前朝皇帝住过的宫殿里，年轻的燕王不可能没动过心。
　　要说朱棣仗着父亲的宠爱从此存了个造反夺位的心，也不对，他的野心是在朱标去世后才膨胀起来的。
　　从洪武十三年就国到洪武二十五年朱标去世，这十几年里，朱棣由一个没有任何政战经验的青年成长为智勇双全、独当一面的藩王。他的兄弟们大多仗着自己的亲王身份，在领地里作威作福，横行不法，只有他从不耽于享乐，一边料理藩府事务，一边体察民情，在政务上积累经验。同时，在军事上他也展现了才华——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命晋王和燕王挂衔主帅，分两路征讨北元余孽，朱棣在大雪天出奇兵，又使人劝降了蒙元的大将，立下大功。相反，晋王却表现得很差，他带领大军如无头苍蝇般在边境上转了好长时间，直到燕王兵不血刃就大获全胜的消息传到，还没有见到敌人的踪影。两相比较之下，朱棣在朱元璋心里的地位更高了。此后北方还有好几次较大的战役都是燕王朱棣牵头挂帅，在征战中，朱棣不但积累了不少军功，同时也和军方搞好了关系，为他日后夺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而此时的朱棣还没有想那么远，洪武二十三年，除了首次挂帅出征的激动外，还有一件事刺激了他：八弟潭王朱梓的老丈人卷进了胡惟庸案，朱元璋让朱梓到南京辩解，朱梓恐惧之下，竟然自杀了。做儿子的害怕父亲到这个地步，只能说明此时的朱元璋杀人杀红了眼，以至于至亲骨肉都不敢保证在他的手里能有生路。朱棣平时和朱梓的关系并不亲，但毕竟是自家兄弟，想到老父那严酷的统治手段，心里难免不会有些恐惧，于是更加谨慎小心地讨好父皇，老实地做他的藩王。
　　到了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逝，随之而来的继承人问题让朱棣曾对父亲有过期待。朱元璋的发妻马皇后一生没有生育，但朱元璋把年纪最大的五个儿子过继给马皇后，太子朱标和秦、晋、燕、周四王都算嫡子。朱元璋对他们也另眼相看，其他儿子犯了法他都狠狠惩罚，八子潭王朱梓甚至惊恐自杀，而秦王、晋王屡次忤逆不法，他也只是把他们叫到南京骂一顿了事。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标死后，应该由他的嫡长子继承，但太子正妃——常遇春的女儿——所生的嫡长孙朱雄英早早夭折，年纪最大的孩子是侧妃吕氏所生的朱允炆。在这种情况下，立儿子辈的嫡子和孙子辈的长子，对于朱元璋来说都是一样的。
　　朱元璋也曾经想过立朱棣为储的事情，朱标死后不久，他召集亲近大臣，对他们说：“太子去世，皇孙弱不更事，我想立燕王为太子。”翰林学士刘三吾劝阻说：“立燕王，则将秦王、晋王置于何地？”不是不能立儿子辈，但朱棣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大哥朱标虽然不在了，老二老三还在，和平时期越过哥哥立弟弟为储，于情于礼都说不通。朱元璋被说动了，最终仍然立了孙子辈的朱允炆为皇太孙。朱棣在北京知道了侄子成为皇太孙的消息，黯然之时也只能怨自己为什么不早出生几年。
　　然而世事出人意料，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二哥秦王病死，洪武三十一年三月，三哥晋王也死了，他这个老四一下子成了众兄弟中的老大。即使按照最苛刻的宗法要求，他也有资格继承皇位了。遗憾的是朱元璋此时已是风中残烛，没有精力再折腾继承人的问题了。在晋王死后三个月，朱元璋也离开了人世，朱棣终究没有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皇位的继承权。
　　野心的火苗一旦被点燃就再难熄灭，已经到了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地方，朱棣无论如何不要再放弃了。
　　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允炆即位，到建文元年七月朱棣起兵，虽然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想想洪武二十六年罗织蓝玉谋反案，锦衣卫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这次朱允炆处心积虑竟然没有抓住一点四叔的把柄，实在不能说是正常现象。
　　朱允炆做了皇帝之后，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削藩，黄子澄、齐泰他们都希望能够抓住诸王的错处，好让朝廷光明正大地下旨惩治，顺便也就执行了削藩的计划。如何找到叔叔们的错处呢？朱允炆想到了被祖父闲置的锦衣卫。
　　朱元璋晚年宣布收回锦衣卫的司法权限，但并没有废除这个机构。朱允炆登基之后，朝中形势复杂，诸王在朝中各有亲厚大臣，让年青的皇帝觉得除了几个老师之外大臣们都不可信。而寻找诸王的错处，属于先定罪再找证据，三法司对此显然没有锦衣卫精通。
　　因此，朱允炆重新启用了锦衣卫，锦衣卫狱里已经落满灰尘的刑具重又派上了用场。这一次，要对付的不是开国功臣，而是金枝玉叶的公子王孙。
　　锦衣卫出马，果然不负所托，很快找到了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和岷王的所谓谋反证据，让朱允炆顺利地制裁了几个叔叔。然而奇怪的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觊觎皇位的燕王，却一直没有任何动静。是朱棣根本就没想造反所以没有动静呢？还是保密工作做得太好而没有露出破绽呢？
　　朱允炆坚信是后一点，或者说他和他周围的所有人都认为必须是后一点，不然他们行事的一切都成里空中楼阁。
　　于是，从南京到北京，官吏来往不绝，军队调动频繁，朱棣和侄子之间的小动作越来越多。
　　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朱允炆任命张昺、谢贵分别掌管北平布政司和都指挥使司两个重要机构，他们两人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视燕王的一举一动。
　　建文元年正月，燕王府长史葛诚奉朱棣之命到南京奏事，朱允炆单独接见他，两人密谈了许久才放他回北京——朱棣派葛诚进京是为了刺探朝廷的态度，结果葛诚倒戈，反过来帮朱允炆——他回奏燕王说朝廷对您还是很信任的，只要您入京面圣，朝廷就相信您没有反心。潜台词就是如果您不去南京，那就是有反心，这激将之法其实没错——不进京就是有反心，朝廷可以光明正大地制裁，进京就有可能被软禁，还是一事无成。
　　进京，还是不进京？这是一个问题。和哈姆雷特不同的是，哈姆雷特自问自答，最后选择了自我毁灭。而朱棣身边却有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姚广孝。
　　这一年，姚广孝已经61岁，在朱棣的身边已经有十多年了。他本姓姚，14岁那年出家为僧，法号道衍，广孝是朱棣登基后他被迫还俗时起的名字。明末元初，道衍和尚四海为家，曾经拜道士为师学习《易经》，与明初大儒宋濂、高启等诗歌唱酬，实在不是个安分的出家人形象。
　　洪武十五年马皇后去世，朱元璋以为马皇后祈求冥福为由，为诸王选派高僧随侍。道衍和尚就是在这次选派中来到朱棣身边的。
　　朱元璋早年为了谋生曾在皇觉寺当过和尚，这段历史尽人皆知，他自己也不以为耻。大明朝建立以后，他一边抑制宗教势力干涉朝廷事务，一边却又将许多重要事情交给和尚去做——他一手创建的检校中就有不少和尚，和尚云游各方，熟悉民间情况，担任检校工作是非常适合的——甭管是真和尚还是假和尚。
　　让诸王选派高僧随侍，明是为马皇后求冥福，实际上却是安插在儿子们身边的眼线。道衍在历史上被人誉为永乐时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样的人物在明朝建国过程中竟然无所作为，直到来到朱棣身边才大放异彩，实在叫人费解，若是朱元璋的检校之一，倒可以合理地解释道衍早年间的无所作为。
　　道衍四海游历时，曾在嵩山遇到当时的相面大师袁珙，袁珙一见到道衍就大为惊讶：“怎么有相貌如此奇特的和尚？你这双三角眼生得太诡异了，相貌像生病的老虎，骨子里透出一股杀气。将来定然是刘秉忠一流的人物。”刘秉忠是忽必烈建立元朝的重要谋臣，入仕前也曾出过家。如果真是清心寡欲的佛门弟子，恐怕不会是道衍的反应吧——史书上说道衍听了这番话大喜过望，从此和袁珙结为好友。
　　正史上说朱棣自己挑选了道衍，他和道衍一番密谈后大为倾心，向父亲求来了道衍和尚。野史上说道衍和尚看出朱棣有帝王之相，要给他这个王爷送顶白帽子——“王”上加“白”是为“皇”——因此主动投靠。反正不管怎么样，朱棣争皇位的野心和道衍做能臣的野心碰撞在一起，诞生了这对政治上的黄金组合。洪武十五年，道衍来到北京，名义上担任庆寿寺的住持，为马皇后祈求冥福，实际上却是朱棣的心腹谋士。
　　自从皇太子朱标死后，道衍一直劝朱棣暗中做好准备。朱允炆即位后，道衍更成为推动朱棣起兵的重要推动者。洪武三十一年的冬天，北京格外寒冷，朱棣在王府随口吟出一句：“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道衍立刻接道：“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道衍眼里，朱允炆仓促削藩，天下大乱是迟早的事，他希望朱棣能当一回救世主，为民行道。朱棣心中开始松动，但仍有所顾虑。
　　道衍再接再厉，又对朱棣说：“殿下与其在府里心神不宁，坐卧不安，倒不如到外面喝酒散心。”朱棣就和九个侍卫打扮成相同装束，到王府外的酒馆里喝酒。正喝得高兴，袁珙突然出现，快步跪倒在朱棣的面前，顿声说道：“殿下怎么这般不爱惜自己呀？！”
　　朱棣大为惊异，没想到这个老人竟然能在十个同样打扮的人中认出自己的王爷身份。他将袁珙带回王府，请袁珙再仔细给自己相面，袁珙说：“殿下您有天子之相，今后定能成为太平天子，天下黎民百姓都会享受你的福气。”朱棣听了不但不怪罪袁珙，反而坚定了争位的决心和信念。
　　其实，这次戏剧性的相面是道衍一手安排的。朱棣固然雄才大略，但起兵争位这种事情，放到哪朝哪代都是大逆不道，别说不一定能成功，就是成功了也会有无数人唾骂。因此，“天意”成了朱棣的一根心理支柱，在道衍的安排下，占卜求签都是上签，连风吹落瓦也成了天意要燕王做皇帝换屋顶的祥瑞之兆。这种事情多了，本来心里就有鬼的朱棣也就越来越坚定了起兵的信念。
　　道衍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行动策划了，没有他，朱棣未必敢举事。
　　拉回来说建文元年正月的进京难题，道衍支持朱棣进京，他认为朱允炆在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的包围下，削藩是不可能停止的。如果不进京，立刻就会被拿住话柄，重蹈周王的覆辙。进京的话，以朱允炆惯常的性格，他必定会暂时安心，即使有人告发也不会当场发作，正好给朱棣争取时间。
　　事情的发展正如道衍所料。
　　朱允炆和削藩众臣本以为朱棣必然不敢深入虎穴，没想到建文元年二月初，朱棣不但出现在南京皇宫，还给了侄子皇帝一个下马威——在大殿之上不行君臣之礼。御史曾凤韶立刻弹劾燕王对皇帝“大不敬”，朱允炆看到四叔来了果然动摇起来，他对曾凤韶说：“四叔是朕的至亲，若不是在大殿，朕还得向他行家人礼呢。”不行礼的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反而朱棣在南京期间，朱允炆对他优礼有加。
　　二月下旬，朱棣准备北返，朱允炆以护卫为名，亲自为四叔点了锦衣卫校尉潘安等人随燕王北返。
　　锦衣卫的名字，对于朱棣来说并不陌生，这次朱允炆派遣锦衣校尉随侍，看在朱棣眼里只是冷笑而已——潘安本就是燕王安插在锦衣卫的人，这次竟然又被派回自己身边，正和燕王府长史葛诚的情况相反。
　　从二月到六月，湘王、齐王、代王和岷王陆续或死或囚，朱允炆步步紧逼，朱棣却还没有做好准备。六月岷王被囚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他终于有些承受不住——锦衣校尉报给朱允炆的消息是燕王疯了。
　　举朝上下都不相信英武有如太祖的燕王精神会这么脆弱，但派到北京的锦衣校尉潘安向朱允炆密奏，燕王大热天还抱着火炉喊冷，不时跑到大街上语无伦次，有时甚至躺在肮脏的地面上呼呼大睡，种种迹象表明燕王确实疯了。
　　朱允炆得到锦衣卫的报告后很是伤心，他本心很软弱，虽然削藩是国家长治久安之事，但毕竟是自己的亲叔叔，除了湘王自焚外，其他几个被废的亲王都没有处死，只是囚禁而已。本来准备掉过头来对付实力最为强劲的四叔，没想到一连串的打击竟然将久经沙场的大将逼疯了。
　　叹息之下，又有亲睦派上疏责备朱允炆削藩太急，更让朱允炆心情郁闷，对于削藩一事想干脆就此收手。但黄子澄和齐泰怎可能答应？在他们眼里，朱允炆对叔叔们的怜悯根本就是妇人之仁。他们一面努力说服朱允炆继续削藩大业，一面加紧对北京方面的侦查工作。
　　此时的南京和北京，形势一日紧似一日，锦衣卫里有人被燕王收买，燕王府里自然也有人为皇帝效忠。正在朱允炆为四叔已疯伤心的时候，六月中旬，燕王府里一名护卫百户来到南京公干，朱允炆派人把他抓起来审问，得知燕王不但是在装疯，而且果然密谋造反——这么紧要关头朱棣竟然派人到南京公干，而且一被抓立刻全都招供，这护卫百户恐怕是朱允炆早就安插在四叔身边的眼线吧。
　　不管怎么说，这下朱允炆算是得了证据。他给北京的地方官员下了密旨，让他们出面对付燕王。就像对付前几个叔叔那样，他从没准备杀死四叔，地方官们接到的密旨上对燕王的惩罚只是“削爵及逮官属”。
　　所谓密旨，在两边相互渗透这么长的时间里，早就无密可言。朱棣很快就知道了侄子皇帝密旨的内容。朱棣不是他的那几个窝囊弟弟，也没有侄子那么软弱的心。既然侄子你撕破脸，别怪四叔我狠心了。
　　建文元年七月，在锦衣校尉潘安的协助下，朱棣将朱允炆派来的地方官一举擒拿，仅三天时间就安定了北京城的秩序。
　　之后他给侄子皇帝上书说：“现在朝廷里奸臣齐泰、黄子澄包藏祸心。周王、湘王等五个弟弟不到一年就被削夺封号属地。湘王尤其可怜，竟然全家自焚。皇上您圣德仁厚，这些事肯定不是出于您的意思，都是那些奸臣所为。臣与孝康皇帝是亲兄弟，现在侍奉陛下就像侍奉上天一样虔诚。但齐泰、黄子澄愚弄皇帝，离间我们的骨肉亲情。这些奸臣们先谋害诸王，就像砍伐大树先要剪枝叶一样，最后就会危害到朝廷，到时奸臣得志，江山社稷就危险啦！太祖皇帝留下的《祖训》上说'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臣决定听从陛下的密诏，举兵清除朝中的奸臣。”哪里来得什么密诏？只不过是朱棣的借口而已。
　　朱棣知道朱允炆毕竟是大明朝合理合法的继承人，他没法从侄子的继承资格上找碴，只能从朱允炆身边的大臣下手。“清君侧”的招牌一打出来，至少从表面道义上，自己能够站稳脚跟。
　　随即朱棣打出了“奉天靖难”的旗号，将自己的军队称为“靖难军”。
　　收到燕王的上书后，朱允炆的反应还算敏捷，毕竟早有心理准备的事了，再难受也得面对骨肉相残的现实。于是朝廷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挑选了长兴侯耿炳文为主帅，去迎战靖难军。耿炳文是洪武时期的老将，也是开国功臣之一，但朱允炆看中他的原因却不是他的作战能力，而是因为他是孝康皇帝的亲家——朱标的长女江都公主嫁给了耿炳文的儿子——是信得过的自己人。
　　可耿炳文出征之前，朱允炆却给老将军出了一道难题，他对将士们说：“毋使朕有杀叔父名。”两军对阵之时，讲究的是擒贼擒王，这倒好，还没出城呢，就被告知不许杀敌人主将，士气一下子就低落了不少。
　　朱允炆和齐泰、黄子澄他们前几次削藩轻易成功，以至于这次燕王举兵，在他们看来只是急红眼的兔子蹦哒几下而已。当时朝廷的共识是“北兵不足忧”，朱允炆的心思也不在四叔身上，他这时“锐意文治”，正忙着和方孝孺讨论如何复古改制重新命名朝廷官署的琐事。将军队交给老将耿炳文，他很放心，一放心就又起了亲情惦念。
　　耿炳文是胡、蓝两案之后，朝廷里硕果仅存的功臣武将之一。能在朱元璋亲手制造的两场大屠杀中存活下来，耿炳文也是个精明的人，可怜这样精明的人却在晚年遇上朱允炆这么个不分时机讲亲情的糊涂皇帝。不许杀燕王的紧箍咒绑在他头上，让他束手束脚，很快败下阵来。
　　朱棣此时的兵力比起朝廷来说还很薄弱，有好几次朱棣陷入大军包围之中，万分危急之时，朱棣总是从容不迫地让军队先撤离，自己孤身殿后——他在赌，赌他那个柔弱的侄子不愿担杀叔父的恶名——而耿炳文果然不敢让士兵们追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朱棣逃走。
　　一个敢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的王爷和一个两军对阵时还讲究亲情的皇帝，他们两人最终的胜负已经很明显了。
　　锦衣卫重生
　　整个靖难之役从建文元年七月朱棣起兵开始，到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朱棣正式登基为止，正好四年的时间。其间两方军队打得昏天黑地，两边的首脑人物却依然戴着温情脉脉的面纱，双方信使往来频繁，互相说着看似冠冕堂皇，可对方肯定不信的屁话。
　　先说朱棣这边，他对正经朝廷派来的使节虽然傲慢，但还是好吃好喝地招待着，来得也去得。而朱允炆这边，自恃是朝廷中央，对待朱棣的使节就不那么客气了。
　　建文三年（1401年）五月的时候，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向靖难军一方倾斜。朱允炆给朱棣写了封信：“四叔啊，你看齐泰、黄子澄已经被我罢官了，你是不是可以退兵了呢？”朱棣回了封信：“皇上啊，您只要让官兵都撤了，我也一定撤军，老老实实地回去做藩王。”
　　朱允炆没有听从四叔的要求首先退兵，反而派遣大理寺卿薛岩去燕王那里宣诏，说朝廷决定不再追究燕王父子起兵的罪过，要求燕王主动解散人马，立刻归藩，以后不再干预政事。朝廷的目的很明确，是想先稳住敌方，拖延时间，好让官军重新调集人马来个大反攻。可是这种抢先求和的态度反而彰显了官军的劣势，朱棣当然不傻，不会趁机收蓬。他带领薛岩参观自己的军营，兵马交错、旌旗蔽日，威武整肃的军容给薛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南京后，薛岩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汇报给朱允炆知道，认为朝廷的军队肯定打不过燕王，不如立刻按照燕王的要求主动罢兵求和吧。朱允炆听了薛岩的话有些心动，方孝孺——在齐泰、黄子澄离开朝廷后，他就成了朱允炆最亲近的大臣——在一旁指责薛岩是在为燕王游说，动摇军心，将他大骂一顿。方孝孺这样的大儒，骂起人来引经据典还不带脏字，这一下薛岩受不了了，转过头投奔了燕王。
　　然而，战场形势瞬间万变，就在薛岩出使的同时，官军出其不意切断了燕军的粮草供应，一举扭转了双方的局势。
　　朱棣见势不妙，用起了和侄子皇帝相同的方法——拖延时间。他派了一个叫武胜的人去觐见朱允炆，同时带去自己给朝廷的信，信里责备侄子皇帝说话不算话，一边说罢兵一边又调兵，这和派薛岩宣诏时所说的背道而驰啊。末了，他还在信里再次信誓旦旦地表决心：朝廷的兵“朝散，我夕即敛师归国”。朝廷这边早上退兵，我晚上就带兵回自己的藩国！
　　朱允炆看了朱棣的信，又开始动摇起来，觉得叔父说的也有道理，的确是朝廷这边首先提出的和平方案，如果只是嘴皮子说说，未免也太没有诚意了，于是把方先生叫来一起商量朝廷的退兵事宜。他对方孝孺说：“太祖高皇帝一向重视皇族亲情，燕王是朕的叔父，若真出了什么事，将来有什么脸面去见宗庙神灵呢？”——咱们退兵吧。
　　方孝孺对朱允炆总是不合时宜的亲情泛滥觉得又好笑又可气，他对朱允炆说：“陛下真想退兵吗？一旦我们退兵，燕王反而长驱南下，又该怎么抵御？现在朝廷军威大振，相信很快就会有捷报传来，请陛下您不要被燕王哄骗了。”
　　朱允炆想了想，又觉得四叔的确不会甘心回国，方先生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于是态度重新强硬起来，不但不给朱棣回信，还把武胜抓起来投入锦衣卫狱中。
　　本来锦衣卫在洪武后期已经被停了不少权力，朱允炆削藩的过程中主要借助他们卓越的侦查能力。而随着燕王起兵，朝廷里鼠首两端的骑墙派很多，锦衣卫的主要任务就放到了侦查朝中是否有人和燕王勾结上。朱元璋女儿很多，朱允炆的姑父也就不少，这其中有的忠于朱允炆，坚决支持讨伐燕王；有的则支持朱棣，暗中将朝廷的情况向燕王通风报信。其中怀庆公主的驸马王宁就因为向燕王泄露朝廷消息而被下锦衣卫狱，直到朱棣登基才被放出来。
　　这回将燕王使节抓到锦衣卫狱，朱允炆秉承一贯的和平政策，并没有下旨杀人。可不知得着哪方面的指示，武胜下锦衣卫狱没几天就翘了辫子。
　　武胜之死，标志着对战双方最后温情面纱的撕裂，朱允炆和朱棣这对叔侄之间再无任何沟通的余地了。
　　到了建文三年年底，南北战势陷入胶着状态。正面战场形势对朝廷方面越来越不利，方孝孺情急之下剑走偏锋，想到了内部瓦解的策略——离间朱棣父子的感情。
　　朱棣有三个儿子，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其中朱高炽的性格很像大伯朱标，待人宽和，而且可能是消化系统有问题，身材很肥胖，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很不得父亲的欢心——大概是遗传的关系，朱棣也和他老爹朱元璋一样，不喜欢文弱的大儿子，而更喜欢勇武的二儿子和小儿子。
　　在靖难之役中，朱高炽作为燕王世子留守大后方，朱高煦和朱高燧则一直跟随在朱棣的身边，尤其是朱高煦，作战很勇猛，曾多次深入战阵救过朱棣的性命。
　　朱高煦和朱高燧一直都瞧不起大哥朱高炽，对他的世子地位觊觎已久，经常在朱棣面前说大哥的坏话，指望朱棣哪天废除朱高炽的世子地位，好让自己取而代之。久而久之，燕王府的三位王子各有派别，这件事情在北京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远在南京的方孝孺也知道了这个秘密，他向朱允炆建议利用这一矛盾，离间身在前线的朱棣和留守后方的朱高炽，让朱棣后院起火，迫其罢兵后撤。
　　朱允炆接受了方先生的建议，让他写信给朱高炽，劝他归顺朝廷。
　　方孝孺写好信后派锦衣卫千户张安带往北京，送交燕王世子朱高炽。张安的任务不光是送信，他还负有故意散播朝廷招降燕世子消息的使命。
　　这种活计交给锦衣卫来做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信递到朱高炽手里的时候，朝廷派人传书世子的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北京城。燕王府里朱高燧一派的宦官黄俨自然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他立刻派人快马加鞭去前线报告朱棣——世子和朝廷勾结要背叛你了。
　　朱棣得到消息后大为震惊，他平日里的确不怎么喜欢这个大儿子，也曾动过改立自己最喜欢的二儿子为世子的念头，和大儿子之间的感情疏远已非一日，加上这个消息又是从王府里的宦官那里传来的，让他觉得空穴来风必定有因。他问跟随在身边的朱高煦如何看待这件事，朱高煦趁机落井下石，说大哥和朱允炆的关系一向很好，三弟的消息恐怕是真的。两个小儿子联合起来陷害大儿子，也难怪朱棣半信半疑。正在他惊疑之时，世子的书信也到了。随书信一同送来的，还有五花大绑的锦衣卫千户张安。
　　朱高炽作为燕王世子，虽然不能跟随父亲左右，但在留守北京的过程中也是尽心竭力。他知道朱棣并不喜欢他，就努力做好世子的份内事，以求得到父亲的赏识；他也知道两个弟弟老给自己找麻烦，但他一直存有兄弟情分，处处忍让，从来没有过背叛父亲兄弟的想法。然而朝廷的密信将他摆到了悬崖的边缘——不管信里写了什么，只要他接了信，就落实了和朝廷私相往来的罪名。和自己这一派的谋臣商量之后，朱高炽决定对朝廷的密信“不启封”，根本就不去理会信里的内容。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朱棣，向朱棣交代了事情的经过，连同张安还有未拆封的朝廷密信一起送到朱棣那里，以此向父亲表明心迹。
　　朱棣先读了儿子的信，又拆看了朝廷的信，总算放下心来，叹道：“嗟乎！几杀吾子！”——他真的对自己的儿子动过杀心。总算朱高炽政治应变能力强，及时洗清了自己的嫌疑，一场风波才算和平解决。
　　靖难之役延绵四年，建文四年六月，燕军直逼南京城下，谷王和曹国公李景隆开门迎降。城破之日，皇宫大火冲天，朱允炆走上了潭王、湘王的老路，自焚而死。
　　朱棣入京后，一面对着烧毁的宫殿流下几滴鳄鱼的眼泪，一面迅速登基称帝，同时宣布缉拿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等数十名“奸党”。
　　自然，执行任务的仍然是锦衣卫，只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此时的锦衣卫已经来了个大换血，担任指挥使的是靖难之役中主动投效朱棣的山东临邑人纪纲。
　　朱棣以藩王而求皇位，在方孝孺这样的正统儒士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应该遭到全国人民的咒骂和唾弃。但趁着乱世混水摸鱼，以求压对宝，立下不世之功的人遍布天下。道衍身为和尚却有定国安邦的志向，他力劝朱棣起兵，为的是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在朱棣南下的过程中，也陆续有不甘寂寞的人或选朝廷或选燕军，在乱世之中豪赌一把，以为自己拼出一份锦绣前程——纪纲正是这样的人。
　　纪纲自幼习武，骑马射箭样样在行，而且性格阴鸷，做事勇猛果断。洪武年间，朱元璋在全国推广学校制度，纪纲也入学学习四书五经，纲常伦教。但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纪纲经常口出狂言，结果因为“妄自邪说”而被学校开除。
　　这样一个桀骜不逊的人在和平时期，估计也就是为祸乡里的小霸王，若是碰上个清官，最后还可能被县级政法机关给专政了。但他生逢其时，就在离开学校没过多久，燕王朱棣举起了“清君侧”的大旗，起兵造反。纪纲觉得人生的机会来了。
　　建文二年，朱棣的靖难军和朝廷的护国军在山东展开拉锯战。五月，朱棣率领大军在临邑地区进行战时演习，纪纲在观察了靖难军严格整肃的军纪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闯进燕王军营，冒死拉住朱棣的坐骑，要求投军，跟随燕王效命。
　　要知道此时的战局还不明朗，朱棣能否成功还是未知之数，以前也曾有人弃官军而投靖难军，但大多是朝廷官员，他们了解燕王的能力，认为燕王必胜，这才放心投奔。而纪纲却只是个平头百姓，竟然主动来投，这对于渴望民心的朱棣来说是个莫大的安慰。况且纪纲敢于拦截亲王的坐骑，足见他胆略过人，朱棣当即就将纪纲留下当自己的侍卫亲兵。
　　此后诸多战役，纪纲跟随在朱棣身边，作战勇猛的同时又心细如发，善于揣摩朱棣的心思，很得朱棣的宠信，不到一年就被朱棣封为忠义卫千户，可谓是平步青云。
　　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朱棣得偿所愿登上帝位，他不承认朱允炆的皇帝名份，废除了“建文”年号，将这一年称为“洪武三十五年”，宣布第二年改元永乐。
　　朱棣赏罚分明，称帝后对追随自己的人加官进爵，扶植了一批新贵，而对于朱允炆的死忠则要赶尽杀绝。封赏加官的好人当然由朱棣自己来做，搜捕刑讯的恶人么——朱棣想到了纪纲。纪纲平民出身，和朱允炆派的那些大臣素无来往，又是靖难危急之时追随自己左右的，其忠心可以相信，只有由他出面掌管锦衣卫，朱棣才能放心。于是纪纲就被任命为锦衣卫指挥使，成为永乐朝炙手可热的权力人物。
　　在纪纲的命运直线上升的时候，他的老朋友高贤宁却一路下滑。高贤宁是纪纲在学校里的同学，两人虽然志向各异但却是好朋友，纪纲被学校开除后，两人也一直书信往来保持联系。靖难之时，纪纲选择了追随朱棣造反，而高贤宁走上了和他相反的道路——他跑到济南投奔山东参政铁铉，在朱棣率兵攻打济南城的时候，帮助这个朱允炆派的大忠臣守城。因为朱棣拿“清君侧”做幌子起兵，宣布自己不是要造反做皇帝，而是要效仿周公辅佐周成王，高贤宁就在城里写成一篇《周公辅成王论》，让守城的士兵用弓箭射到朱棣的大营里去，文章里质问朱棣既然想当周公为什么要带兵攻打成王的城池？朱棣还算有君主的器量，看了之后不但不生气，反而对高贤宁的文笔大加赞赏。
　　朱棣称帝后派人抓到高贤宁，倒不是要治他的罪，而是还记得高贤宁的好文章，想封他个官儿当当。当日被自己痛骂的人现在成了皇帝，不但不杀自己，反而许以高官厚禄，面对这样的好事，高贤宁却一口拒绝了。须知当时朱允炆派的大臣们除了极少数，大部分都对朱棣低下了头，毕竟朱允炆和朱棣都是根红苗正的太祖子孙，朱棣取代朱允炆只是皇族的家务事，转过来向朱棣称臣并不算什么失节的行为。而高贤宁虽只是一介布衣，却有着一股读书人的倔强劲儿，在他眼里，朱棣虽然是太祖的儿子，但他是朱允炆合法皇位的篡夺者，有违宗法纲常的大义，他高贤宁当日去帮铁铉守城为的是这个大义，今日拒绝朱棣的封官也是一样。
　　当年纪纲被学校开除，名声并不好，人人避之惟恐不及，只有高贤宁肯与他来往。纪纲一直记着这份难得的友情，他觉得高贤宁当初既肯和自己交往，必然不是方孝孺那样死守封建道德标杆的腐儒，而今成王败寇，自己选对了主子飞黄腾达，也不能忘了老朋友，因此跑过来对高贤宁好言相劝。结果高贤宁对他说：“你当时被学校驱逐，有造反的理由；而我在学校里吃用都是朝廷提供的，因此决不能负义投降。”
　　高贤宁的话不是什么春秋大义，只是一条很基本的道理：谁对我好我对谁好。或者升华一下，“士为知己者死”，朝廷开办的学校对不起你纪纲，你自然不必遵循学校教育的那些道理，但学校没有对不起我高贤宁，忘恩负义的事情我不能做。
　　纪纲知道没法说服高贤宁，于是婉言回复朱棣，不知道他是怎么跟朱棣说的，最终高贤宁被释放回乡，在永乐朝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瓜蔓抄中也没有受到波及，平安终老。
　　纪纲因为执掌锦衣卫时的种种恶行而被列入《明史》佞倖传的第一位，锦衣卫在朱元璋时期还只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特务机构，在他的手里才真正变成了恐怖大魔王。我们习惯黑白分明，像纪纲这样的酷吏奸臣怎么能有救助朋友的温情呢？于是在他的传记里，丝毫没有提到他曾经帮助过老朋友逃离官场的险恶，留下的，只有他的斑斑劣迹。
　　瓜蔓抄
　　“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
　　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炆雄心勃勃地开始实行他的削藩大计时，南京城里悄悄流传起这么一首歌谣。当时没有人明白这歌里唱的是什么意思，现在燕王果然高飞枝头当了皇帝，才有人反应过来——这是一首谶谣啊。
　　城破之日，皇宫忽起大火，侍卫太监救援不及，火灭后，朱棣抱着侄子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仰天长哭：“痴儿啊，何苦至此！”
　　不管朱允炆是否真的被大火烧死，也不管整个永乐朝朱棣暗中派了多少人去寻找朱允炆的下落，反正从此之后，建文皇帝朱允炆消失在大明朝的政治舞台上，正史与他再无瓜葛。
　　朱棣登基之后，对于朱允炆留下的旧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降附后实心用事的大臣，即使曾经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他都不追究，表现出了政治家应有的宽容与气度。而对于那些拒不投降的，则表现出令人发指的残忍。
　　朱允炆是朱元璋亲自册封的皇太孙，经过合法渠道继承皇位，朱棣虽然是皇族又是朱允炆的亲叔叔，但在君臣的大义名分中先天失利，因此，他迫切需要得到道德标杆的支持。进入南京城后，诸王和投降的大臣们纷纷上表劝他早日称帝，他也踌躇满志，准备进宫后直接称帝，翰林编修杨荣问他：“殿下是先拜祭太祖陵墓呢？还是先即位呢？”
　　一句话惊醒了朱棣，他立刻先去朱元璋的孝陵拜谒，此后才着手准备登基大典。这似乎是小事，但却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朱棣先拜谒父亲的陵墓再继承皇位，是对天下臣民表明自己的皇位继承自太祖朱元璋，而非建文帝朱允炆。拜陵事件对于正寻求合法外衣的朱棣来说正是一个安慰，而杨荣也因此事逐渐得到朱棣的信任，后来更成为明朝最著名的“三杨”内阁成员之一。
　　杨荣是朱允炆的旧臣，朱棣对他的正确建议立刻听从，安慰了很多投降的大臣。朱允炆也好，朱棣也好，反正都是朱家的子孙，这大明朝是朱家的天下，自己做官忠的是大明朝，谁做皇帝不是一样的呢？
　　不一样。
　　朱棣在明朝皇帝中得到的评价很高，文治武功都有建树，为他的儿子孙子后来开创“仁宣之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很为后人所称道。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在于皇位得来不正，如同唐太宗李世民杀兄戮弟的玄武门之变一样，无论皇帝做得多好，非法定继承人得到皇位，这就是他们所背负的原罪。李世民一代英主，仍免不了心虚，开了帝王干涉修改史书的恶劣先例，朱棣之时，“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观念更为深入人心，他所面临的责难比李世民更多，自然心理负担也更重，这也是他面对不肯投降的建文旧臣时表现得异常残忍好杀的根本原因。
　　黄子澄被抓到朱棣面前时口称“殿下”而非“陛下”，被盛怒的朱棣命人砍去他的双手双脚——千年前的一个女人因为嫉妒，把丈夫的小妾用同样的方法折磨至死，千年以后，这一幕竟然在两个男人身上重演，只不过行凶的理由更加冠冕堂皇。
　　此后黄子澄被处以磔刑——3000刀还是4000刀？反正宋朝只砍几十刀的刑罚在朱棣这里有了新的发展——宗族老少六十多人同日被杀，姻亲谪戍边疆。
　　齐泰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作为朱允炆最初的盟友和最坚定的支持者，对于朱棣的原罪绝不会妥协，朱棣也从来没想过在他们身上得到宽恕。
　　然而有一个人，是朱棣虽然痛恨却仍要一力争取的，那就是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古，年幼时在家乡就有神童的美誉。他的父亲方克勤曾任济宁知府，“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很有民望，曾被朱元璋通报嘉奖过，但在洪武年间严酷的吏治中卷进罪案，最终还是难逃掉脑袋的下场。至于方孝孺的老师宋濂，则是明初大儒、著名的理学家，曾被朱元璋钦点为皇太子朱标的老师，在胡惟庸案中，宋濂的儿子被牵扯进去，朱元璋要杀宋濂，幸得朱标全力营救才改为流放，结果宋濂在流放途中自缢身亡。
　　宋濂死后，方孝孺作为他最出色的弟子成为明初一代文宗，为天下读书人所敬重。宋濂曾教导方孝孺：“事君如事天。”作为理学家的学生，“君臣大义”的教条已经如同DNA般凝固在方孝孺的头脑中，即使父亲和老师都死于皇帝之手。
　　朱允炆是朱标的儿子，朱标和方孝孺同为宋濂的学生，这么看的话，朱允炆和方孝孺政治理念相近也是很自然的事。朱允炆登基之后，方孝孺成为他最亲近的大臣之一，得以大施拳脚，想把大明朝变成自己理想中的光明国度。
　　朱允炆和方孝孺一样崇尚礼教，倾慕周官法度，热衷于复古改制，他在位的四年中，有人评论说：“今日省州，明日省县；今日并卫，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官阶；宫门殿门名题日新，虽干戈倥偬，日不暇给而不曾休。”合并几个州县，把官名换个古老的名称，甚至改宫殿名、城门名，南京城里各部衙门的名牌油漆未干又得再做新匾。即使前线和靖难军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方孝孺还有闲心向朱允炆进言要求恢复西周的井田制。他最为推崇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认为只要按照周礼命名官署治理天下，大明朝就会繁荣昌盛——一味遵循古法，却不去考虑时移世易，根本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真真是个读书人。
　　也就因为方孝孺是这样一个读书人，头脑中的君臣名分才更加鲜明，朱棣再为太祖所爱，辈分再高，终究也是朱允炆的臣子，以臣逼君就是大逆不道，他自然不可能降伏于朱棣。然而方孝孺是当时的士人领袖，能够得到他的支持，对于朱棣来说是赢得民心的一个重要砝码。早在朱棣进军南京前，他的首席军师道衍就曾恳求他放过方孝孺。
　　朱棣当时满口答应，但进了南京城后，面对黄子澄和齐泰等建文旧臣的强烈恨意，情绪已经有些暴躁，对不肯投降的方孝孺更加不满。后来朱棣准备登基，需要有人起草诏书，大臣们都推举方孝孺来写，更把方孝孺推上了风口浪尖。方孝孺上殿的时候穿着丧服，朱棣知道他在为朱允炆服丧，显见是对自己威权的不认同。
　　两个人心中都存有芥蒂，相互之间就怎么也说不到一起去。一个非要登基，一个就不写诏书。一个气得大叫：“你就不怕死吗？”一个梗着脖子回道：“死就死，诏书绝不写！”一个继续威胁：“你自己不怕死，难道还不怕株连九族吗？”一个以更大的声音回道：“就是十族又能奈我何？”
　　话赶话到这个份儿上，朱棣已经被气昏了头。他不再想靠拉拢方孝孺来收买人心了，相反，他要通过方孝孺的案子来威慑人心，既然不服我，那就怕我吧，叫你们知道到底谁厉害！
　　自古以来，杀人连坐最严厉的刑罚莫过于诛九族，但方孝孺的案子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刑罚——诛十族。
　　九族收押起来还算好办，按着亲戚关系抓人就是，这第十族该怎么算呢？经过锦衣卫和三法司紧急磋商，决定将“朋友门生”列为第十族，而抓捕工作自然责无旁贷地落在深得朱棣信任的锦衣卫的身上。
　　这“朋友门生”如何界定，什么人算朋友，什么人算门生？朋友是经常串门聊天的算呢，还是偶尔喝酒小聚的算？门生是跟随左右学习的算呢，还是曾经请教过问题也算？这中间既无先例可循，也没有量化标准，是与不是，全在锦衣卫的一句话。
　　前前后后，方孝孺一案共计杀了八百七十多人，至于谪贬流放更是不计其数。不知方先生泉下有知，在地府和这些屈死的冤魂相见时，是否会因为自己的无谓倔强而长叹一口气？
　　方孝孺一案已经牵连甚广，但朱棣对天下的威慑行动却还没有结束。
　　当日城破之时，方孝孺曾和御史大夫景清相约殉国，结果两人谁都没有自杀。后来方孝孺激怒朱棣落得诛十族的下场，景清则因为在朱棣为燕王时做过他手下的参议，才华能力给朱棣留下了好印象而被锦衣卫放过，继续在朝廷上当他的御史大夫。
　　没想到景清不念朱棣的好，一直惦记着为朱允炆报仇。御史大夫是从一品的高官，上朝时离皇帝比较近，方孝孺的案子过去后，趁着朱棣有些放松警惕，景清便利用一次上朝的机会怀揣利刃，准备刺杀朱棣。
　　景清一个文弱书生，想杀人时神情肯定有所异常，何况建文朝的重臣本就属于锦衣卫重点监察对象，一切异动早就汇报给朱棣，朱棣早有准备，在大殿之上等他羊入虎口。没等景清接近朱棣，已经被锦衣侍卫拦下，搜出利刃，见事不能成，景清对朱棣破口大骂，甚至被打落牙齿却仍然骂声不绝，还一口血喷到了朱棣的龙袍上。
　　朱棣大怒，命人将景清剥皮揎草，尸体挂在城门上示众，家里也被灭族。即使如此残酷的处罚，朱棣仍然不够解气，此后但凡和景清扯上关系的人全都倒了霉。
　　这扯上关系的活儿，还是锦衣卫最为拿手。史书上说“籍其乡，转相攀染”，查关系查到老家，连街坊邻居也都受到株连，“村里为墟”，被杀得整个村子都成了废墟。
　　乡里乡亲和街坊邻居还算有风有影，还有更莫名其妙就被牵连丢了性命的。青州教谕刘固因为母亲年纪大了，向朝廷上书请求辞官好回乡去照顾老母亲，景清觉得他是孝子，没有通过朝廷文告，而是给他写了封信，说要提拔他到南京任职。本来这在官场上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就因为这封信，刘固就成了景清一党，不但他，就连他的母亲、兄弟以及儿子，全都同日被杀。
　　这样的牵扯，时人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瓜蔓抄”。
　　瓜蔓抄始自景清一案，其后应用于永乐朝几乎所有案件当中，一直持续了十多年，直到朱棣的儿子仁宗朱高炽登基后才为这些屈死的人平反。
　　而瓜蔓抄中人人自危，谁也不知道会因为什么事情牵扯上什么人，哪天就被锦衣卫抓走没了活路——锦衣卫掌握了人们的生杀大权。于是有心人千方百计地探听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大人的喜好，争相贿赂，以求在未知的案子中保住性命。
　　纪纲却也不是没有原则的人，他爱钱，对送上门来的财物一概笑纳。但他更爱权，他知道只有为朱棣妥帖地办案，继续受到皇帝的信任，才能拥有更大的权势，而有了权势还怕没有钱财吗？
　　于是纪纲在瓜蔓抄的牵连中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每当纪纲要杀某人时，他先将消息透露给对方，等对方坐立不安的时候，将人领到自己家里，好吃好喝地招待一番，暗示对方，自己会在皇帝面前为他开脱，至于回报嘛，那就看您自己的意思了。
　　威压之下，对方一般都会马上开窍，比起身外之物，当然命比较重要，于是将钱财源源不断地送到纪纲府上。而纪纲的暗示却一日比一日严重，直到对方家财耗尽的时候，锦衣卫就会破门而入，对方转瞬之间从指挥使大人的座上客变成诏狱里的一缕冤魂。
　　这方法的确好，搜刮到大笔钱财的同时，纪纲仍然高质量地完成杀人任务，在朱棣眼里显得更加忠心能干。而因他而死的人到底有多少呢？史书上有四个字：“不可胜数。”
　　锦衣卫在“瓜蔓抄”中大出风头，纪纲任命了一批善于纠查的锦衣校尉，他们业务能力极强，千方百计地搜罗大臣们的言行，从中挑选合适的罪名加以抓捕，其对法律之曲解乃至无视，使他们的“工作成绩”远远超过了外廷三法司。
　　朱棣正在用人之际，见纪纲如此能够领会自己的意思，不免大感快慰。锦衣卫指挥使只有正三品，虽然有实权，但和现在“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的道理一样，在高官满地走的京城里还是小字辈儿。朱棣为了犒赏锦衣卫的功劳，将纪纲升为正二品的都督佥事，别小看这一品之差，地位却有天壤之别，那时直接对皇帝负责、处理国家政务的六部尚书也才正二品而已，再往上的品级则非功臣宿将而不能得。换句话说，从一品和正一品在朝廷里凤毛麟角，正二品几乎就相当于最高品级了——由此可见纪纲在朱棣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升官之后，纪纲仍然兼着锦衣卫指挥使的差使，这一下，锦衣卫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更加不可一世，别说在京城里，在整个大明朝都敢横着走路了。
　　然而大明朝官员万千，有胆量的也不是没有。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某一次，纪纲派了一个锦衣卫千户到浙江拿人。这千户一路上作威作福，大收贿赂，浙江按察使周新早就看不惯锦衣卫的种种不法行为，因此设局等着这个千户上套，准备一举擒拿。但他的密局在擅长探密的锦衣卫眼里实在不够保密，这个千户查知消息，早早逃走。周新起了倔心，借口有事公干，一路北上，在涿州抓到了人，将他扔到了涿州监狱里。
　　周新在永乐朝也是个酷吏，他在做监察御史期间不畏权贵，有错必究，得了个“冷面寒铁公”的外号。据说京城里谁家小孩儿哭闹不止，只要对他说“冷面寒铁公来啦！”就马上不敢再哭。只不过他并不贪墨，做官的怕他，在老百姓那里名声却很好。
　　这次难得有机会打击一下锦衣卫的嚣张气焰，周新心情舒畅，慢悠悠地向京城进发。还没到京城，就被京里派出的锦衣旗校抓了起来，一阵拳打脚踢之后，发现领头的人竟然就是那个千户。
　　小小涿州监狱哪里关得住堂堂锦衣卫千户大人？周新前脚走，这千户后脚就出了狱，他连夜兼程赶回北京，灰头土脸地在纪纲面前一站。都不用告状，纪纲一看就急了，这还了得，竟然敢欺负我锦衣卫的人！真是活得不耐烦了。马上跑到朱棣那里告了一状，朱棣对纪纲正是信重之时，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就让锦衣卫去抓人。
　　周新在路上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他确有胆气，在朱棣面前还敢为自己抗辩，惹得朱棣大怒，立命斩首。
　　周新是地方官员，只凭着一股胆气就敢与如日中天的锦衣卫相争，无异于鸡蛋碰石头。但即使是京城里的高官，在有皇帝撑腰的锦衣卫面前，也只能忍气吞声罢了。
　　都督薛禄是跟随朱棣起兵的靖难功臣，官阶远在纪纲之上。薛禄和纪纲同时看上一个女道士，准备买回家做妾，结果薛禄动作快，抢先得到了。纪纲觉得丢了面子，心里很是恼火，一直寻机报复。趁着一次在皇宫议事的机会，纪纲在走廊里故意堵住薛禄，突然用铁挝打过去，薛禄一下子“脑裂几死”，纪纲才觉得出了口恶气。事后薛禄却不敢声张，朱棣问起来也只是含糊遮掩过去。他知道纪纲这还是看在他靖难功臣的份上给他点皮肉之苦而已，若真心找碴，只怕不光自己小命不保，还得连累家人。
　　按照大明朝的礼仪制度，低品级的官员在街上遇到高品级的官员需要让路回避以示尊重，而同品级的官儿在大街上碰上了则是“分路而行”，不需要回避。然而纪纲气焰嚣张得紧，他出行的时候，“诸公虽元勋见则自匿”，别说品级比他低的了，就是那些超品级的公、侯遇到他都主动回避，生怕对方一个不高兴，自己就成了什么逆党中的一员。偏偏都指挥哑失帖木儿是个死心眼，他和纪纲同为二品，有时在大街上遇到了纪纲的车队也不回避。这下被纪纲记恨上了，纪纲随便给他安插了个理由，带回锦衣卫，“捶杀之”。
　　这样一个实权人物，在永乐朝横行十余年，朱棣对他始终宠信如一。
　　但再宠信的大臣也没有儿子来得重要，之前我们说过，朱棣的三个儿子之间为了继承问题早有矛盾，这矛盾在朱棣登上皇位后越发尖锐，朝廷大臣为了自己将来的前程，各有拥立之人，党同伐异。锦衣卫也是一样，纪纲和皇家牵扯很深，不可能在储位之争中保持超然的姿态，他最终卷入永乐朝后期的皇储之争当中，并可耻地送了性命。
　　解缙遭祸
　　朱棣的妻子徐皇后是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的大女儿，洪武十年，两人由朱元璋做主成婚。其时亲王娶妻、天子嫁女都选自功臣之家，为的是政治联姻，我们不要一听政治联姻就觉得肯定不合他们自己的意愿，婚姻必定不和谐。其实徐氏与朱棣年龄相近，和朱棣一样生于明朝建国之前，有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她又出自将门，自有一股英气，这样的两个人走到一起，放到现在可以说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朱棣对她自然另眼相看，夫妻之间感情很好。
　　徐氏自幼喜欢读书，有“女诸生”之称。靖难之时，她积极支持丈夫，朝廷曾派兵围城，她不愧为将门之女，运筹帷幄之外甚至亲自带领妇女在城楼上对敌，全力协助世子朱高炽守城，最终使朱棣的大本营转危而安，为朱棣最后能取得胜利立下了大功。
　　朱棣登基之后，徐氏成为皇后，在后宫也时时规劝朱棣要爱惜百姓，广求贤才。她曾问朱棣：“现在都是哪些人在帮你治理天下？”朱棣说：“六部尚书处理政务，翰林学士们研究学术。”徐皇后就把这些官员的妻子请到宫里，嘘寒问暖之外还对她们说：“朋友之言，有从有违；夫妇之言，婉顺易人。吾旦夕侍上，惟以生民为念，汝曹勉之。”朋友之间相处，说的话有的听有的不听；而夫妻之间说的话，妻子只要温柔一些丈夫一般都会听。我每天侍奉皇上，都让他以百姓为重，你们也要这么做才好——现在走后门行贿的人一般都懂得打夫人牌，不见多少贪官被揭发就是因为后院起火么？就是因为枕边风好吹的缘故。徐皇后深谙此道，她一方面通过宴请这些贵夫人为自己丈夫拉拢人气，另一方面又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为民请命，其手段高明可见一斑。
　　朱棣能从朱元璋二十多个儿子中脱颖而出，本身就是个谋略高手，也只有拥有如此高杆的政治手段的女人才能和他相配，并得到他的尊重和爱情吧。在死板的史书里我们无法找到更多证明朱棣和徐皇后相爱的记载，我们只知道，永乐五年（1407年）七月徐皇后病逝以后，朱棣就再也没有立过皇后。他是一个皇帝，不可能没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但结发妻子的位置却只有一个，那空悬的后位便是他对她最后的执著和纪念了。
　　也正是出于对皇后的爱，朱棣在继承人问题上的郁闷比起他老爹当年来只多不少。朱棣不像他父亲朱元璋那样“高产”，有二十多个儿子十多个女儿，他只有四子五女，其中三子二女都是徐皇后所生——这也是他们夫妻感情好的一个体现，感情不好哪里蹦得出那么多孩子？
　　继承人问题不用考虑女儿，四子早夭，剩下三个活到成年的儿子——朱高炽、朱高煦和朱高燧——都是徐皇后所生的嫡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偏偏又都想当太子，朱棣的烦恼也随之而来。
　　本来朱高炽作为嫡长子，早在洪武二十八年就由朱元璋册封为燕王世子，继承人的地位应该说是很稳固的。但前面说过，朱棣不喜欢身材肥硕，性格仁厚的大儿子，一直更喜欢相貌威武，性格很像自己的二儿子。在靖难之役的四年中，朱高炽一直留守大后方，和父亲见不到几次面，鞍前马后追随父亲的是朱高煦和朱高燧。据说有几次特别危急的情况下，都是靠朱高煦奋勇杀敌才使朱棣转危而安，朱棣感动加冲动之下曾对他表示你大哥的身体一直都不好，言下之意就是继承人地位迟早是你的，给了朱高煦极大的幻想。而朱高燧虽为三子，却也是嫡子，这继承人的位置还是可以一争的。
　　前面说过，靖难之时朝廷方面就曾利用这一点对朱棣父子实行离间计，幸亏朱高炽措施得当才逃过一劫。
　　待到靖难功成，朱棣登基，迅速册封发妻徐氏为皇后，却迟迟没有立太子。朱棣知道立太子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动乱——他自己的经历就是绝佳的例子。但理性和感性本来就是两回事，英明神武的成祖皇帝在这一点上显得格外优柔寡断。
　　朱棣自己拿不定主意，就向亲近的大臣们寻求帮助，经常询问他们对立太子一事的看法。一般来说，文臣们大多支持朱高炽，看不惯朱高煦仗着功高骄横跋扈；武臣们多在靖难中曾和朱高煦并肩作战，与朱高煦气味相投，对他积极支持。
　　两边都是人多势众，在朱棣面前相互倾轧，朱棣更加摇摆不定。一会儿说朱高炽年纪还小需要再学习才能当太子，一会儿又封朱高煦为高阳王，让他离开京城别给哥哥添乱，旨意不明的情况下，弄得朝廷秩序更加混乱。
　　而最终让朱棣下定决心立朱高炽为太子的是著名的大才子解缙。
　　解缙19岁的时候就高中进士，那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年纪大了，对他这样的年青人很是欣赏，经常让他随侍在自己身边，还曾对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我们大义名分上是君臣，但情分上我们就像父子一样，你对我要知无不言才好。
　　解缙年少得志，朱元璋又对他十分亲厚，这让他有些飘飘然，竟忘记了皇帝的话是天底下最不能相信的。第二天解缙就上了份万言书，洋洋洒洒一大篇，批评朱元璋自立国以来“用刑太繁”，“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又说他不用正经读书人，却热衷于看闲书，末了劝他要改革时弊，简省刑罚。过了几天觉得话还没说完，又上了《太平十策》，再次陈述自己的主张。那时整个朝廷都笼罩在朱元璋大杀功臣的阴影之下，大臣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大多碌碌无为。解缙万言书一出，立刻锋芒万丈，声名大起。
　　他这里知无不言，朱元璋脸上却挂不住了。本来以为这孩子如此聪明，能说两句好话呢，结果说的句句都扎在心窝子里，尤其是在他大杀功臣的时候说他“用刑太繁”，简直是不识好歹！于是朱元璋对解缙说：“都说大器晚成，你年纪还小，回家多学习学习，十年之后朝廷一定大用。”对于朱元璋来说，他没让解缙脑袋开花，已经算是有些“恩犹父子”的样子了。
　　解缙空有政治家的见解却没有政治家的素质，他不懂得皇帝的心思，说的话再对也没有用。可悲的是，解缙被赶回老家也没有反应过来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错，在他眼里，自己是带着被皇帝期待、被同僚景仰的光环回乡的，十年之后自己定能成为国之柱石。
　　解缙始终不甘寂寞，他还很年轻，乡野恬淡的日子根本无法满足他跳跃的内心。他本来脑子聪明，文才又好，在家乡的日子里他校改《元史》、补写《宋书》、删定《礼记》，为大明朝思想文化事业添砖加瓦。其实仅这些足够让他以大学者之名流传后世了，但这些只是解缙派遣寂寞的手段而已，他的内心渴望回到朝廷，他要从政，要匡扶社稷，要成为千古名臣，这一生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闲居在家的解缙以吊丧为名准备进京，其时正是朱元璋对他许诺的十年之期的第八年。但朱允炆不用他，以不遵守先皇约定的罪名把他远放到甘肃，解缙百般请托才终于在建文四年被调回京师。
　　时值朱棣率领靖难军兵临城下，解缙虽然没有方孝孺的名头响亮，却也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在对待朱棣的态度上，他和方孝孺做出了完全不同选择。方孝孺带着一股子不合时宜的倔强被诛十族，解缙则拜倒在朱棣面前。
　　朱棣得到解缙的归顺大喜过望，他一力扶持解缙取代方孝孺成为天下文宗，于是将编纂《永乐大典》的政治任务交给了他。《永乐大典》是朱棣笼络人心的一个经典案例，这部大典历时数年，集中了近三千文人学者的努力，成为朱棣文治的代表之作，也是解缙一生最大的辉煌。
　　解缙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政治上也是春风得意。
　　早在洪武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的编制以后，虽然拥有无上的权力，但毕竟精力有限，撑了大半年他就受不了了。于是在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以模仿宋朝制度，设立了殿阁大学士的职位来辅佐自己，当时有华盖殿、文渊阁、武英殿、东阁、文华殿等大学士，都由各部门的实权人物兼任，他们随侍在皇帝身边，对王朝的各项政策都可以发表意见，成为朱元璋所倚重的智囊团。
　　朱棣延续了父亲的做法，让解缙、胡广、杨士奇、杨荣等7人在本官之外兼任文渊阁大学士。这七人各有所长，军事、民事等各方面都给予朱棣很大的协力，也正是从他们开始，大明朝有了内阁制度，解缙作为大明朝第一批内阁成员，自然春风得意，认为自己生平理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解缙在七人之中文采最好，也最受朱棣信任，有时半夜了也会被朱棣召到宫里商讨政务，朱棣曾经说过：“国家不可一天没有我，而我不可一天没有解缙。”作为臣子，听了这样的话怎能不感激涕零？怎能不对大明朝鞠躬尽瘁？
　　对朱棣造成巨大困扰的继承人问题，朱棣几乎问遍了亲近大臣，不是说世子已经立好几年了为了国家稳定不能轻易废掉，就是说朱高煦在靖难中功勋卓著应该得到太子之位，都没有什么新花样。
　　等到问到解缙的时候，解缙给了他一个和别人都不同的答案，解缙是支持朱高炽的，但他打动朱棣的只有三个字：“好圣孙。”
　　朱棣自己其实很不喜欢朱高炽，但非常喜欢朱高炽的长子、自己的大孙子朱瞻基。朱瞻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在他出生前夜，朱棣做了个梦，梦见朱元璋给了他一个玉圭，上面写着“传之子孙，永世其昌”的字，这在朱棣看来是自己要继承父亲的皇位的佳兆。而在朱瞻基百日的时候，传来了朱元璋驾崩的消息。彼时的燕王府里，朱棣抱着朱瞻基，觉得仿佛父亲的英灵也进入到了孙子的心里，不然怎么会小小的孩子就有一股英气呢——这当然是祖父看孙子的一贯拔高态度，但对朱瞻基这个大孙子，朱棣确实爱得不得了。
　　朱棣也知道朱高炽性格仁慈，高煦、高燧两人害他多次却不和弟弟们计较，如果朱高炽将来登基，会善待两个弟弟。但朱高煦性子暴躁，将来如果真的即位，只怕容不下大哥，更不会放过朱瞻基。
　　有了解缙的进言，两厢权衡之下，朱棣终于下了决心，于永乐二年正式立朱高炽为太子。
　　从来密室会谈都会隔墙有耳，我们在无数血的案例面前深切体会到了这一点。朱棣和解缙的密室对话在无孔不入的锦衣卫面前根本不是秘密，而解缙的厄运也就躲不过了。
　　永乐二年，朱棣封朱高炽为皇太子，同时封朱高煦为汉王，朱高燧为赵王。名份底定之日，朱高煦暴跳如雷，两边势力都差不多，怎么父皇突然下了决心了呢？正在狐疑之际，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求见。
　　纪纲在储位之争中始终态度鲜明地站在朱高煦一边。其实想想也很能理解，朱高炽偏重仁治，对于锦衣卫的残酷早有不满，如果朱高炽即位，只怕自己就不能横行霸道了。加上纪纲在靖难之中追随朱棣，曾和朱高煦并肩作战，可以说结下了战斗中的友谊，如果将来朱高煦登上帝位，那么自己的荣华富贵只会更加长久。
　　因此，纪纲一直派锦衣卫监视朝中大臣的动静，知道了解缙的话就马上跑来告诉朱高煦。朱高煦知道是解缙的话给了父亲立大哥的理由，心中深恨。
　　此后解缙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虽然朱棣立了太子，但同时又不想亏待朱高煦，他封朱高煦为汉王时，将云南作为他的封地，但朱高煦不肯远离政治中心，他对朱棣哭闹：“我又没犯罪，为什么让我去那么远的地方？”朱棣一心软也就由他去了。过了没多久，朱高煦向朱棣请求让天策卫为自己当护卫，朱棣也同意了，这一举措朝野震动。
　　天策卫是明朝皇帝亲自掌握的二十二卫之一，送给汉王做护卫显示了朱棣对儿子的宠爱。但在朝中引起震动的原因是天策卫的名字，“天策”二字在唐朝也曾经有人用过，谁呢？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做秦王的时候自开天策府，手下兵马也叫天策卫，现在汉王朱高煦手下也有天策卫了，这暗示了什么还不清楚吗？
　　于是汉王派日渐嚣张，他们一时还不敢动太子本人，就从他身边的亲近大臣下手，而充当打手的自然是锦衣卫了。
　　汉王派的大臣不断在朱棣面前说解缙的坏话，久而久之，朱棣对解缙也有了成见，日渐疏远。解缙那么聪明，却看不破官场中的奥妙，他一心为朝廷打算，见汉王日常用度的礼仪规格高过皇太子，认为这不合礼法，就跑去跟朱棣报告。朱棣这时一味护着朱高煦，觉得他当不了太子已经是受了委屈，日常用度规格高些又能怎么样，解缙的话根本是在挑拨他们的父子之情，于是此后对解缙更加冷淡。
　　永乐五年二月，汉王派告发解缙担任考官期间判卷不公平，那时考试都是作文，好和坏每个人读起来感觉都不一样，解缙觉得自己公平，放到朱棣那里就不一定觉得公平了。因为没法辩解的罪名，解缙被贬到广西去当参议，从此离开了政治中心。还没走远，又一道追加一道圣旨，将他贬到比广西更远的交趾（今越南地区）。
　　如果就这么老老实实地呆在交趾，兴许解缙还能活到朱高炽登基，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像“三杨”中的杨溥，被朱棣关到锦衣卫狱里十年，一直熬到朱棣死后朱高炽登基，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成就了大功业。但解缙没有杨溥那么能沉得住气，从帝国决策层一下子变成偏远地区的小官，这样的人生起伏仍然没有让他回过味来，他还是时时想着找机会回到政治中心去。
　　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找到机会进京奏事，偏偏他的运气很坏，等他千里迢迢到了京师，朱棣已经率领大军出征，解缙就去见了留守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这下又被汉王派的人抓住把柄，以“私觐太子”有谋反之心为由在朱棣面前告了他一状，朱棣不分青红皂白，立刻命令纪纲抓捕解缙并全权调查此事。
　　解缙就这么被扔到了锦衣卫狱里，他一个文弱的书生，没过几种刑具就已经受不了，被迫交代出了好几个“同党”，这些所谓的同党有的是太子的支持者，有的却只是纪纲的对头而已。交代了罪行以后，朱棣也没说到底定什么罪，要给什么样的处罚，纪纲也只是奉命抓人逼供，拿到供词后就只顾着整自己的对头了，也没空搭理解缙，解缙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在锦衣卫狱里一直关着。
　　到了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纪纲按惯例向朱棣呈报锦衣卫狱的在押人员名单，朱棣看了之后随口问了一句：“解缙还活着哪？”纪纲茫然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朱棣说的是谁。
　　回到锦衣卫以后，纪纲考虑了半天，决定了如何领会皇帝这句话所体现的精神。
　　他命人从狱中把解缙带出来，好酒好菜招呼了一顿。解缙这几年来被关在锦衣卫狱里，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也都有新的人被关进来，被他的供词牵连进来的9个同党已经死了5个。只有他，仿佛被老天遗忘了似的，在这肮脏的角落卑微地活着，曾经的雄心壮志早就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偶尔家人前来探望，他也只要他们带酒来，只有在宿醉中他才能找回早年间的梦想。
　　他被狱卒架出来的时候还是清醒的，纪纲的手段这几年见得多了也不新鲜了，一桌子好菜，酒又管够，不管怎么样，先喝饱了再说。纪纲只是一个劲的劝酒，既不说放人也不说杀人，不多时解缙已经醉了。
　　醉了好，醉了就不用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死的了。纪纲等他烂醉之后，命人用草席把他卷起来扔到城外山岗上。
　　是夜大雪纷飞，早上人们起来的时候，发现曾经的天子近臣、《永乐大典》的总裁官解缙已经冻死了，时年47岁。
　　纪纲觉得自己还是很仁慈的——他知道解缙好酒，就让他在死前喝了个够；他知道文人好面子，就拿草席遮住了解缙的脸；他还知道文人们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些被砍头的人下葬时都要把头和身体缝在一起，就给解缙留了个全尸好方便家人收殓——你看他处处都为解缙想到了，还不够仁慈吗？
　　解缙死了，太子派少了一个重要支持者，汉王派气焰更加嚣张。朱高煦渐渐不满等待父亲换掉大哥了，他在天策卫之外私自募集了几千兵马，整日操练不休。朱棣对这个儿子的不法行为也时有所闻，这时又听到他私募兵马的风声，觉得事情有些不妙。此时太子朱高炽的身体仍然时好时坏，朱棣已将朱瞻基立为皇太孙——在太子还活着的时候就立了皇太孙，更可见朱棣对这个大孙子是如何地喜爱——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如果哪天朱高炽病死，只怕当年靖难的故事就要重演一遍了，这是朱棣绝对不能容忍的。
　　朱棣终究是个英明果断的君主，为了儿子和孙子长远的平安考虑，他决定收起对朱高煦的包容之心。为了对儿子有所警告，他先拿围绕在朱高煦身边的大臣开刀。
　　第一刀就开在纪纲的头上。
　　永乐十四年（1416年）七月，内宫有宦官告发纪纲图谋造反，朱棣立刻罢免了纪纲的锦衣卫指挥使职务，随即将纪纲磔杀于市。
　　纪纲确实做了不少违法乱纪的事情，他贪财好色，横行不法，各种罪状其实数不胜数，然而要说他准备造反当皇帝，那却是他万万不敢的事情。纪纲深知自己的身份，即使在人前再怎么嚣张，那也都是因为背后有个皇帝和皇帝信任的汉王在撑腰的缘故，一旦没了皇帝和汉王的支持，他就什么都没有了。但当皇帝大主子和汉王二主子发生矛盾的时候，他这条走狗也只能被当成牺牲品了。
　　要造反的其实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汉王。朱棣如果用其他的罪名杀纪纲，朱高煦可能认为是纪纲罪有应得而不会有所触动，用并不存在的谋反罪杀纪纲，才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朱高煦也是太过相信父亲对自己的宠爱，纪纲死后，他仍然不知道收敛。朱棣见暗的不行，只好来明的。永乐十四年年底，朱棣召见朱高煦，大骂一顿后命人剥去他的冠服，囚禁起来，收回天策卫，对外宣称要将汉王废为庶人。还是太子朱高炽顾念兄弟情分，向朱棣求了半天情，才让朱棣回心转意。
　　朱高煦总算明白原来父亲并不站在自己这一边。他虽然嚣张，但根本不像当初的父亲那样有很强的军事实力可以支配，朱棣登基之后，为了防止有人重演他的故事，将所有的军队调拨权都收归朝廷，亲王自己的卫队再也无法和朝廷大军相对抗。如果不是朱棣对儿子的包容，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幻想。而今幻想破灭，为了保命，还是老老实实地去当亲王好了。永乐十五年（1417年）年初，朱棣将汉王封到乐安，他这回二话没说，马上前往。
　　锦衣卫的风头随着纪纲的死，在永乐朝消停了一段时间。朱棣有鉴于纪纲依附汉王的恶劣情况，觉得锦衣卫也不是那么能够信任，锦衣卫监视百官动向，那么又有谁来监视锦衣卫的动向呢？他环顾四周，看到了和自己生活起居有着最亲密关系的人——太监。
　　永乐十八年（1420年），东厂成立。
　　第三章主角
　　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中秋节，大明皇帝朱祁镇没能享受到以往在宫中举行的歌舞盛宴，而是和锦衣校尉袁彬一起踏上了“北狩”的艰难路程。
　　所谓“北狩”，按字面意思理解，是去北方狩猎，实际上呢，朱祁镇是被蒙古瓦剌部的首领也先打败，做了人家的俘虏，史书上为尊者讳，轻描淡写地称为“北狩”。这一招后来被清朝的昏君们学了过去，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时候，咸丰皇帝就匆匆忙忙跑到承德去“狩猎”了。
　　不过话说回来，蒙古人不是已经被朱元璋给赶跑了么？现在堂堂天朝上国的皇帝，怎么又会变成蒙古人的俘虏了呢？
　　且说明成祖朱棣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去世，享年65岁，在明朝皇帝里算是长寿的了。好不容易熬出头的皇太子朱高炽并没享受到多少当皇帝的快乐，登基不到一整年即病逝，在他之后继承皇位的就是朱棣最最喜欢的大孙子朱瞻基。朱高炽庙号仁宗，朱瞻基庙号宣宗，他们父子两人治世十余年，据说不光皇帝忧国忧民，勤于国政，朝中大臣也都实心用事，可谓君臣相得，联手使大明朝出现了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太平盛世——仁宣之治。
　　朱瞻基于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去世，年仅9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位，宣布第二年改元正统。9岁的孩子，搁现在也就小学三、四年级而已，要一个小学生负担起那么大一个帝国的管理重任，也实在有点强人所难，所幸他老爹早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给他留下了近乎万全的辅佐班子。朱瞻基的遗诏上说，让太皇太后决断国事，内阁大臣杨士奇、杨溥、杨荣辅佐——这就是著名的“三杨”内阁，他们都是从朱棣时代就开始崭露头角的名臣，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是朱瞻基留给儿子的最重要遗产。
　　于是大明朝内有太皇太后，外有三杨内阁，继续延续着仁宣之治的良好势头，太平盛世不是指日可待，而是已经来临。
　　拉回来说本书的主角——锦衣卫，自从永乐时期权倾一时的纪纲死后，历任指挥使都是按部就班地升迁，到朱祁镇登基的时候，锦衣卫指挥使是刘勉和徐恭。本来锦衣卫是皇帝的私兵，只有皇帝有权调动，外臣无法驱使，然而这种情况在正统初年却发生了改变。由于皇帝年幼，根本无法下达什么监视抓捕的命令，锦衣卫的直属上司变得模糊起来。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是太皇太后和三位内阁大臣，太皇太后是女人，居于深宫，很多事情不便出头，都是通过司礼监和内阁交流，最后由内阁拍板。
　　这样一来，曲折辗转之下，外廷也能够命令锦衣卫了。
　　正统三年（1438年）四月，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殿试在皇宫举行。殿试是由皇帝亲自出考题并主持的考试——当然这一年的考题不是朱祁镇而是内阁出的——参加殿试的士子都是天子门生，极为荣耀。朱祁镇虽然年幼，但还是要走过场，以示皇帝对读书人的尊重。可毕竟12岁的孩子坐不住，开考没多久，朱祁镇就退了场。
　　能够参加殿试的士子都已经得中进士，殿试也不会刷下什么人，只是个谁先谁后的问题。若是皇帝已经亲政，这些士子们在皇帝面前还会有所顾忌，毕竟天威难测，表现好点得个好名次，对今后的仕途大有好处。但这时朱祁镇并没有定名次的权力，这些士子们对小皇帝也就只是表面上恭顺而已。
　　而且没了落榜的后顾之忧，殿试的监考相比其他考试来说要松懈许多。朱祁镇在的时候，大家还要谨守礼法，明面上鸦雀无声，等小皇帝一撤，每个人都放松下来，交头接耳，嗡嗡之声响个不绝，探讨这次的题目怎么样，甚至交换试卷相互品评，把个皇宫大内变成了书友会的交流现场。
　　在一旁的锦衣卫将这件事情报告给了指挥使刘勉，于是在朝廷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科举三年举行一次，正统三年的这次是朱祁镇登基以来的第一次科举考试，竟然在殿试时出现这么不合体统的场面，怎能忽视？“三杨”老成持重，对皇家忠贞不二，他们认为，越是主少国疑，就越要维护皇家尊严，这些士子们在殿试时的所作所为，不但是舞弊，更是蔑视朝廷，无视皇上！
　　于是三杨内阁经过紧急磋商，在给太皇太后的报告里说，这次事件不但要处罚那些参与舞弊的士子，更要在朝廷里为皇上立威，而由三法司来执行的话需要走的程序太多，时间拖得太长，不足以产生震慑力，所以请太皇太后以皇帝朱祁镇的名义下令，由锦衣卫出面抓人。
　　锦衣卫可又逮着活儿干了，立刻缇骑四出，将编修谢连和监察御史赵全给抓到诏狱里。编修是负责看卷子的，监察御史有监考的责任，把这两个人抓起来，既坐实了舞弊的罪名，又维护了帝王的尊严，加之在外朝大臣看来，锦衣卫威势犹在，可谓是一举多得。
　　像这样由内阁曲折下令的事情，在朱祁镇亲政前，锦衣卫还干过不少。由于皇权出现真空，从而被迫和掌握实权的内阁合作，这也是锦衣卫不得已的选择。在权威的三杨内阁领导下，锦衣卫很少出现纪纲时代的恣意枉法行为，并且刘勉、徐恭这两个指挥使也是少有的几个史书上评价较好的卫使，《明史》上说他们“皆谨饬”。
　　不过这点好名声并没能持续几年。
　　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去世，16岁的朱祁镇亲政。此时的朝廷里，老成持重的三杨内阁已经不复存在，杨荣已死，杨士奇告老还乡，只有杨溥依旧站立在朝堂上，可也已经快70岁，在内阁的权力基本被架空，只是个光荣的摆设而已。从幕后走向台前，主导政务的是有明一代第一位擅权的大太监——王振。
　　朱祁镇刚登基时才9岁，年纪还小，他的奶奶——太皇太后——在和内阁大学士们商量后，决定每天只是象征性地挑出8件事写成奏章给小皇帝过目，他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学习治国之道，好为将来亲政做准备。
　　虽然朱祁镇父亲死了，但他身边的亲人并不少，奶奶、母亲、弟弟还都在，可在他登基之后，这些人一下子都和他疏远起来。母亲这时成了皇太后，不再和他住在一起，要见一面不但得提前预约，还得在一大票宫女太监的包围下隆重地行大礼，再也不能趴在母亲怀里撒娇耍赖——皇宫里的亲情都用问安、行礼、赏赐、谢恩等等冰冷的程序所取代了。
　　9岁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谨守礼法的皇宫给他的感觉却是冰冷和寂寞的。朱祁镇还是个孩子，他需要的情感，真正的亲人们给不了他，他只有从身边最亲近的人中去寻找。
　　此时在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无疑就是日夜服侍他的那些宦官了。其中有一位宦官，朱祁镇非常依赖，在寂寞的深宫里给了他心灵上的依靠，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代替父亲的人物存在，这个人，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振。
　　王振并非从小进宫，他年少时也曾饱读诗书，但屡试不第，只有靠教书为生。他不甘心就此在乡间埋没一辈子，曾经参与过一些不法之事，被官府判为流放之罪，适逢宫里到他的家乡招收宦官，于是为了逃避流放，同时也为了进宫赌一把人生，一狠心就挥刀自宫，干脆进宫做了太监。
　　王振入宫的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加上识文断字，又有社会经验，谈吐见识绝非那些从小入宫、涉世未深的小宦官可比，很快就从一众宦官中脱颖而出，被宣宗朱瞻基选为内书堂的教师。
　　宣德年间，朱瞻基信重宦官，但苦于那些小太监都不认识字，登不得大雅之堂，于是在内宫开设内书堂教他们读书认字。开始的时候是由翰林学士之类的外臣当老师，后来觉得不太方便，就让宫里识字的大宦官当老师。王振在宫外就当过教书先生，在内书堂自然驾轻就熟，那些小宦官们都对他服服帖帖，尊他一声“王先生”，由此更加得到朱瞻基的赏识，让他去东宫服侍皇太子朱祁镇。
　　朱祁镇生下仅四个月就被立为太子，皇宫里除了皇帝属他最大，小孩子胡闹起来谁也制服不了——当然也没人敢制服他。朱瞻基见王振教小孩子教得好，就把他调去东宫，看能不能让宝贝儿子学点好。
　　王振倒真有些教小孩子的本事，他不是一味地迁就太子，而是既将太子的生活照料得很周全，又敢对太子的错处明确指出。朱祁镇只是年幼顽劣，并非不可救药，日积月累，对这个“王先生”的感情越来越深。
　　朱祁镇其实并不算昏庸，他只是从小生长在深宫里，缺乏社会阅历和政治经验而已，因此对于曾在宫外生活多年，似乎无所不知的“王先生”是打从心眼里的信任。在朱祁镇眼里，自从他登基做了皇帝之后，周围人都变了，只有王振没有变，还是那个让他又敬又怕的王先生。
　　而王振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正统初期，内有太皇太后，外有三杨，他还没法大展拳脚，直到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去世，三杨老病，朱祁镇亲政，属于他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王振既敢自宫进宫，又从永乐朝一直隐忍到正统朝，为的就是逐步接近最高权力核心，现在这一步终于走到了。意气风发的王太监头一件事就摘下了皇宫里太祖朱元璋立的“内臣不得干政”的铁牌，而外臣们胆敢和他对着干的，一律交给锦衣卫处置。
　　王太监主政，锦衣卫自然也得跟着换成自己人，刘勉、徐恭太过老实，一直被外臣牵着鼻子走，把个堂堂皇帝私兵变成了三法司的外援了，这怎么可以！
　　于是他说动了朱祁镇，将自己的亲信马顺提拔成了锦衣卫指挥使。从此锦衣卫就成了他王太监的左膀右臂，指哪儿打哪儿，当真是得心应手。马顺和王振的配合，史称“流毒天下”。
　　从正统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去世，直到正统八年（1443年）六月，仅仅半年多的时候，王振就在朝中搞得天怨人怒，很多大臣不知深浅，低估了王振对于朱祁镇的影响力，还惦记着前些年三杨在的时候，朱祁镇对于内阁言听计从的清明景象，以为只要让朱祁镇知道了王振的真面目，以皇帝的天纵英明，一定会当机立断，远离奸佞之辈。
　　正好此时老天帮忙，某次炸雷，偏巧击中了皇宫奉天殿的一角——这样的天灾通常都说明了老天对于政府部门的运作有所不满，朱祁镇按照惯例下了道广开言路的圣旨。翰林侍讲刘球就借着这个机会上书，痛陈当今朝廷十大弊端，其实也是老生常谈，无非是请皇上清吏治、开言路、用儒士等等。朱祁镇看到奏章后觉得写得挺全面，就把这份奏章复写了，让满朝大臣开研讨会学习。
　　王振身为司礼监太监，当然有份看奏章，然而他看的重点却和朱祁镇不一样。奏章中有一条是希望朱祁镇“政由已出，则权不下移”，这句话刺痛了王太监的心，他觉得这个刘球提了十条建议都是为了这一句话做铺垫，目的就是在皇帝面前说他王振阻碍皇帝“政由己出”，加上满朝都在开刘球十事的研讨会，难保其中不会有人联合起来掀起倒王运动。
　　此时王振刚刚掌权不久，面对这种情况，他决定杀人立威，将反对的声音扼杀于襁褓之中。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当然对大上司王太监的想法心领神会，于是立刻着手罗织证据。
　　当时朝廷分管祭祀的太常寺卿职位有两个空缺，刘球的奏章上建议应该挑选“清慎习礼之臣”担任这个和上天、祖宗打交道的职务。有个叫董璘的翰林想换份清闲点的工作，于是向吏部打报告，自荐去太常寺工作，正好撞在了马顺的枪口上。
　　马顺以刘球和董璘相互串通，谋取朝廷官职为由，将两人都抓进了诏狱。董璘经受不住严刑拷打，屈打成招，于是刘球一下子从为国为民的忠臣变成了为己谋私的奸臣，王振得意之下，就让马顺将刘球彻底解决。
　　锦衣卫杀人的方法，从组建那天起就层出不穷。除了常规的十八种酷刑外，历任指挥使都有些个人单独的发明创造。当年纪纲将解缙活活冻死，毕竟还留了个全尸，而今马顺却命人将刘球杀死后支解碎尸，埋在诏狱的院子里，让他死后也不得安宁，还要被千人踩万人踏。
　　要什么样的心理才会做出这样残忍的行为呢？依靠极权获得的快感，竟使人性扭曲至此，也无怪我们从史书里看到的都是鲜血了。
　　而董璘本来就是拿来对付刘球的引子，因为认罪态度比较好，顺了王振的心意，过了没多久，马顺就将他放了出去。董璘在狱中悄悄地留下了刘球的血衣和一条胳膊，出狱后交给刘球的家人殓葬，他自己也远离仕途，终老于江湖。
　　刘球一死，从此满朝文武对王振服服帖帖，对锦衣卫刮目相看。马顺借着王太监的靠山，几乎重振了当年纪纲时代的威风，朝廷上下重又笼罩在锦衣卫的阴影之下。即使有些公认廉洁奉公的大臣，比如我们所熟悉的于谦，也只能做到不附和而无法主动反击。
　　然而外廷肃清不等于王振就可以高枕无忧，内廷里眼红他权势的大有人在，大家都是太监，凭什么只你王振呼风唤雨？大家都是锦衣卫，凭什么只你马顺翻云覆雨？
　　内监张环、顾忠和锦衣卫的王永对于王振、马顺掌权很是不满，他们勾结在一起，利用锦衣卫可以密折上书的权利，写了一封匿名信，详细列数了王振的种种罪状。可在皇宫里负责收发密折的小太监却是王振的心腹，他将这封匿名信截留下来，交给王振，王振看了大怒，立刻让马顺将这三人拉到大街上千刀万剐了。满朝上下、皇宫内外慑于王振的威势，竟没有一个人敢把此事告诉给朱祁镇知道。
　　指点江山的日子过了七年，朱祁镇对于王振的信任从未消减，而王振利用这种信任，欺上瞒下，大煽淫威，气焰也越来越是嚣张。
　　正统十四年七月初，急报传来，蒙古瓦剌部在首领也先的带领下进犯边境，明朝官兵相继溃败，北边纷纷告急。
　　且说当年朱元璋派徐达等将北伐，攻入大都城，并没能捉到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那家伙一看形势不好，先一天就出城逃往北方去了。大明朝号称一统天下，却始终没能把残元势力彻底降伏，徐达屡次深入草原大漠，大都铩羽而归，历史上所谓的“北元”政权在蒙古族的老家又存在了好几十年。
　　等到元顺帝死了，他的儿子爱遒识理达腊也死了，大将扩廓帖木儿也死了，“北元”就此分崩离析，连皇帝称号都不要了，改回称“汗”，各部之间鏖战不休。本来这是扫平蒙古的大好时机，可惜明朝的武备也开始走下坡路了，没有实力继续发动进攻。
　　蒙古各部中，后来势力坐大的共有两家，东是鞑靼，西是瓦剌。瓦剌部的首领也先野心勃勃，拥立一个傀儡当大汗，想要复兴当年成吉思汗、元世祖等人的事业，屡次南下侵扰明朝疆土。这一年，这个也先就又来了，消息传到北京，朱祁镇勃然大怒，立刻下诏亲征。
　　往前数，大明朝的皇帝个个尚武，开国太祖朱元璋就不用说了，那是马上打来的天下。成祖朱棣五次御驾亲征，打得蒙元残余势力七零八落，就连有仁德之君称号的宣宗朱瞻基也曾经带领兵马出击进犯的蒙古部族，甚至亲自射杀了敌人的三名先锋官，吓得敌人一看到代表皇帝的黄龙旗就主动下马投降。
　　而我们这位年轻气盛的朱祁镇，从小就听过太爷爷和老爹的英雄事迹，现在遇上了这么好的机会，当然豪情万丈了，立刻决定御驾亲征！
　　亲征说来容易，做起来可难上加难。别说别的，光是皇帝出宫所需要准备的车驾卤簿，没个十天半月的也弄不整齐。更何况京营将兵已经过惯了太平日子，军容涣散，仓促之间哪里备得周全？
　　然而这回朱祁镇铁了心，他登基十几年来一直生活在父祖的阴影之下，即使奶奶和那些老学士们都不在了，但他们留下的政策已经和整个大明朝融合在一起，无法割裂。他这个皇帝不需要有多么地英明，只需要按照以往的惯例行事就行了。这在二十几岁，正值热血的年青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政治现实。只有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才能树立起属于自己的权威，才能走出父祖的阴影，朱祁镇抱定了这样的念头，任凭大臣们如何劝说，也没法改变他要亲征的决定。而让朱祁镇欣慰的是，举朝上下反对声中，只有王先生赞成自己的意见，支持亲征计划——果然只有王先生最了解自己的心事啊。
　　于是，正统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朱祁镇让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监国，自己则在王振的陪伴下，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离开北京城。
　　从七月出兵到八月被俘，一个月的时间，朱祁镇率领的大军一直在边境地区绕来绕去。朱祁镇从无领兵经验，他把宝全押在他所信重的王先生身上。可笑这位王先生虽然是纸上谈兵的愚人，却听不进随军将领的正确建议，一忽儿豪情上来要主动迎敌，一忽儿胆气不足要赶快撤兵，一忽儿要带着皇帝回家乡显摆，一忽儿又关心起农事，怕大军踏坏了青苗。什么行军章法全然不顾，几十万大军就这么被他牵着鼻子遛来遛去，直到碰上了敌人主力。
　　八月十四日，中秋节前夜，朱祁镇在敌人的包围圈里过夜。
　　八月十五日两军交战，在王振的胡乱指挥下，明军自己相互践踏而死的比被敌人杀死的还多，朱祁镇在亲军的保护下屡次突围都被打回。乱军之中，王振被杀，皇帝亲军也被冲散，宦官侍从在大军压境之下纷纷投降，坚持留在朱祁镇身边的，是一个他从未注意过的小人物——锦衣卫的校尉袁彬。
　　患难纯臣
　　锦衣卫属于军籍，允许父子世袭。建文四年，朱棣打败侄子朱允炆，自己登基做了天子，为了安全起见，他在任命亲信纪纲担任锦衣卫指挥使的同时，也将锦衣卫成员来了个大换班，从靖难军中选取忠贞之士调入锦衣卫。袁彬的父亲袁忠就是在这次大换班中进入锦衣卫的，袁忠为人老实忠厚，不会钻营，所以从朱棣直到朱祁镇，侍奉了祖孙四代皇帝近四十年的时间，他都没有得到升迁的机会，一直只是个小小的锦衣校尉。
　　正统四年（1439年），袁忠老病退休，袁彬接替父亲的职务，继续担任锦衣校尉。袁彬当时已经39岁了，在表面衣着光鲜，内里勾心斗角、争权夺势的锦衣卫里是个异数。无论是刘勉、徐恭的谨饬，还是马顺的跋扈，都和袁彬毫无关系，他每天只是在皇宫里站好自己的岗，做好份内工作而已。当然，高高在上的皇帝朱祁镇，是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站在角落里的小人物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袁彬应该会像他老爹那样，熬到退休的年纪，然后由子孙顶班，虽无波澜但却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然而，“意外”发生了，袁彬终究没有父亲那样波澜不惊地过太平日子的命。
　　正统十四年七月，面对瓦剌来犯，朱祁镇决定御驾亲征。此次出战中，锦衣卫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马顺率领留守京城，另一部分则作为皇帝亲军随驾出征——袁彬被分在出征的亲军里，这不但是他自己人生的转折点，也是皇帝朱祁镇乃至整个大明朝命运的转折点。
　　且说八月十五日的混战中，也没人顾得上皇帝不皇帝的，逃命最重要。王振死在乱军之中，朱祁镇一下子感觉失去了主心骨，而他身边的太监各自奔逃，其中有个叫喜宁的太监更直接跑到也先跟前，主动请降，愿意为瓦剌军充当内应。当此危急关头，忠诚的袁彬一直守卫在皇帝主子身边，直到这位主子成为也先的阶下囚。
　　也先倒没有难为大明皇帝陛下，既没五花大绑也没大刑伺候，反而客客气气地，仍然让袁彬侍候朱祁镇。朱祁镇只会讲汉话，也先只会讲蒙古话，两人鸡同鸭讲，比手划脚地也不是个事儿，于是也先找来了个一直在明军里从事翻译工作的蒙古人哈铭，向朱祁镇传达了致意。
　　随着哈铭的到来，朱祁镇惊魂稍定，袁彬也才相信自己确实是活过来了，不用和皇帝一起为大明朝殉死。
　　重兵环伺之下，也先仍不放心，喜宁主动向也先请求到朱祁镇身边去，可以将朱祁镇的行动详加侦查，随时报告给新主子。
　　也先平素虽有大志，但也明白自己的实力和明朝根本无法相比，他屡屡南下侵扰，也只想劫掠一番，扩充军资而已，没想到这一回竟然撞上大运，碰到了堪称史上最烂的军事指挥官王振，不但将明朝中央军打得落花流水，而且轻松地俘虏了皇帝！
　　十五日，朱祁镇刚刚被俘，也先这边就为如何处置明朝皇帝而炸开了锅。有强硬派，自然要求杀皇帝以显威风，但此说马上就被大多数人鄙视——能抓住皇帝本就是意外，如果杀了皇帝，明朝的报复会使瓦剌陷入灭顶之灾的。有温和派，主张好吃好喝地招待皇帝然后送回大明，换点金帛财物什么的也就行了，此说也先听了也不大满意。
　　这时的朱祁镇对于也先来说实在是个意外的宝贝。俘虏了大明天子，从小了说可以向明朝勒索无数财物，从大了说甚至有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借此控制大明，恢复祖宗的光辉业绩。
　　于是也先将朱祁镇架到车上，一路烟尘，直奔明朝军事重镇宣府（今河北宣化）。在城下叫嚣着：“你们大明皇帝在我手里！立刻开门！”
　　其时天色已晚，宣府城门紧闭，城楼上有人高喊：“我们所守的正是皇上的城池，天晚城门已闭，不敢奉诏开门！”负责守卫宣府的罗亨信是个强汉子，他怕有人屈从，手拿宝剑坐在城门前：“出城者斩！”任凭瓦剌部队如何叫嚷，就是死不开门。
　　最终也先没有办法，只得折而向西，奔向另一个边关重镇大同（今山西大同）。八月二十一日，也先带着朱祁镇来到大同城下，故伎重施，要大同守兵开门。大同守将郭登也一样硬气，明知道皇帝就在眼皮底下，仍然闭门不开。而朱祁镇为了保持皇帝的脸面也算鼓起了全部勇气，任凭也先如何威逼利诱，就是不肯亲自喊话。
　　也先见先前宣府不肯开门，大同也不肯开门，颇有些气急败坏，心说好不容易抓来个皇帝，怎么一点儿用都没有呢？没有用的东西还留他做什么？心念急转间已对朱祁镇起了杀机。
　　袁彬一直护在朱祁镇身边，他久在皇宫侍卫，对这些大人物的喜怒很能察觉。此时觉得不好，他冲到城门下，对大同城高喊：“郭大人！皇上与你是亲戚，你何至于如此忍心拒绝陛下？”郭登是明初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的孙子，郭英的妹妹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妃子，郭英的儿子郭镇又娶了朱元璋的女儿永嘉公主，郭登的一个堂姐还是朱祁镇爷爷朱高炽的妃子，算起来，郭登不但是皇亲，而且还是朱祁镇的长辈。
　　郭登是个精明的将领，他对于朱祁镇被俘虽然痛心，但头脑一直都很清醒，知道绝不能因为皇帝在对方手里就屈服，于是对袁彬答道：“臣接到的命令是守住城池，其他的一概不知。”袁彬见状心中悲凉，只道今天得和皇帝一起送命，于是放声大哭，一头撞向大同城门。
　　不论是也先还是朱祁镇，抑或是守城的郭登，他们都被袁彬的举动惊呆了。
　　也先经过宣府、大同两次拒绝开门，一腔热血一而鼓，二而衰，经袁彬这么一撞，已经是三而竭了。于是退而求其次，反正灭不了大明，干脆趁着皇帝在手里多勒索点钱财，也算是对这次远征有所交代。他让朱祁镇命令袁彬向大同城索要财物，不然就当着他们的面杀了你们的皇帝陛下！
　　而朱祁镇则终于一扫被俘以来的郁闷，发现王先生不在了之后，自己身边还是有忠贞之士的。见也先不再强求开门，转而求取财物，他立刻满口应承下来。
　　于是袁彬对郭登喊道：“郭大人！你放我进城，我有话和你说！”郭登还在惊疑，袁彬又道：“你我曾同在锦衣卫，我不会骗你！”郭登也曾当过锦衣卫指挥佥事，只不过他一直领兵在外，很快又因战功晋升到更高的职位，并没有真正在锦衣卫里做过事，但在袁彬看来，这点香火情总还是有的。
　　郭登不敢开门，他用绳索将袁彬提到城里。袁彬知道若是说也先要钱，只怕郭登不会理会，于是说是瓦剌远征，皇帝陛下要劳师，大同城须得贡献金银。听了袁彬的话，郭登不由得长叹一声，知道所谓“劳师”云云，不过是遮羞的借口而已，但已经拒绝了开门，如果再拒绝给钱的话，只怕朱祁镇的命真的不保。
　　于是郭登召集了大同城里的大小官吏，传达了皇帝的旨意，大家东拼西凑了两万多两黄金和大批丝绸锦缎，由郭登亲自送到城外。
　　郭登见到面容憔悴、衣饰脏污的朱祁镇，心情激动不已，对着朱祁镇大哭磕头。朱祁镇从未想过会和自己的臣子在如此情境下见面，但他终究还记得自己的身份，并没有像郭登那样大放悲声，而是指着财物对也先说：“太师（也先自称大元太师），这些东西都是朕赏赐给你的。”
　　朱祁镇在这种情况下还矜持地“赏赐”也先财物，是他作为帝王的惯性使然，也是他成为俘虏，失去一切后唯一还剩下的一点点自尊。也先对这个年青皇帝不由得另眼相看起来，本来以为是个昏聩的君主，却没料到被俘后不失镇定，还能在如此狼狈的情况下维持君主的威严，倒真有些中原人说的天子气概。也先一时气短，恭敬地接受了这份赏赐。
　　当夜瓦剌大军扎营在大同城西，也先并没有将朱祁镇当成犯人一样捆绑起来，而是让他单独一个帐篷，由袁彬和哈铭、喜宁服侍，只在营帐四周加强戒备而已。
　　深夜时分，郭登派来劫营的人被也先一举擒拿。
　　原来袁彬在大同城里和郭登密议过，也先如此轻易就得到财物，只怕不会立刻撤兵，而是会纠缠到大同城献出所有财物才会罢休，郭登可以趁这段时间找机会劫营，如果能救回皇上，那就是大明之福，万民之幸了。
　　袁彬回到朱祁镇身边时将此事告诉了朱祁镇，他并没有避开喜宁和哈铭。哈铭虽是蒙古人，但好几代在大明朝为官，内心早将朱祁镇当做君主，一心侍奉。但喜宁却是也先放在朱祁镇身边的棋子，扎好大营后立刻将此事告诉了也先，于是郭登的劫营计划功败垂成。而朱祁镇也不笨，稍加思索就知道问题出在喜宁身上，从此对喜宁多了个心眼，只是碍于喜宁总在左右，无法提醒袁彬注意——袁彬是个实诚人，一直以为是郭登计划不周，而非有自己人告密。
　　经过了劫营事件，也先知道了大同城的厉害，于是不再耽搁，裹挟着朱祁镇离开大同。连续几次招降不成，他觉得明朝的边境守军都是些硬骨头，不好对付，倒是在土木堡打败的那些中央军都是些草包，于是决定直奔北京城。
　　路上每经过一处城镇，也先就通过哈铭向朱祁镇提要求：写道圣旨让你们的官儿送点好东西来。也先大概以为所谓圣旨就是皇帝写的旨意，却不知大明朝的皇帝从来不会亲自写圣旨，五凤楼上金凤口衔，颁行天下的圣旨实际上都出自那些翰林编修之手。朱祁镇当然没有把此中内幕告知也先的义务，他又不相信已经叛变的喜宁和外族人哈铭，于是袁彬就挑起了“草诏”的重担。
　　凭着这一封封“御笔”信，也先的部队陆续讨来了不少财物。也先虽没拿到什么城池土地，但见到皇帝的旨意还是那么管用，对此次南侵的规划又有所改变。一次，他提出要将妹妹嫁给朱祁镇，效仿古代那些和亲政策，达到控制中原的目的。朱祁镇可不想做蒙古人的女婿，他知道如果答应，就不是瓦剌公主被和过来，而是他大明皇帝被和过去，于是婉转拒绝了也先。也先倒也挺有领袖的度量，不但不生气，反而对朱祁镇更加敬重。
　　正统十四年十月十一日，瓦剌大军逼近京城。此时的大明朝方面，以于谦为首的群臣已经拥立了朱祁镇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为皇帝，改年号为景泰，年仅23岁的朱祁镇被遥尊为太上皇帝。
　　这样一来，再用朱祁镇的名号就唬不来钱了，也先勒索不成恼羞成怒，派人攻城。此时的北京城里，朱祁钰全权委托于谦组织防卫工作，于谦命人将九城城门尽闭，士卒于门外拒敌，绝他们的后顾之念。他还下令：临阵之时，将领不顾军卒而先退者，斩其将！军卒不顾将帅而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如此一来，将士们没了退路，破釜沉舟，同仇敌忾，无不听命，把北京城防守得固若金汤。
　　也先偷鸡不成蚀把米，最终在北京保卫战中败下阵来，带着朱祁镇狼狈逃回蒙古老家。
　　在大明朝边境转悠的时候，朱祁镇还能强做镇定，没想到北京一战，也先抬出自己的名头要议和却一点作用都没有。朝廷在弟弟的领导下不但不答应议和，那个于谦竟然还说什么：“今日只知有军旅战事，其他事不敢闻！”
　　也先攻打北京城的时候，年轻的“太上皇”在袁彬的陪伴下，就站在德胜门外观战，瓦剌军大败，可朱祁镇丝毫没有享受到胜利者的喜悦。京城近在咫尺，他却没能回到曾经属于自己的皇宫，仍然身不由己地被也先带回瓦剌的大本营——对他来说几乎是天边的蒙古草原——似乎所有人都抛弃了他。
　　只有袁彬一直留在他的身边。喜宁叛变，哈铭是异族，只有袁彬一直忠心耿耿，虽然他不像王振那样懂得诗词文赋，但在这大草原上，袁彬是唯一能和他用汉语流畅沟通的人，那种武人的坚强给了朱祁镇极大的安慰。
　　从北京到草原的路上，有时遇到车马不能通行的地方，不用朱祁镇发话，袁彬就主动低下身子背着朱祁镇走路。到了草原之后，也先给朱祁镇的待遇不能说不好，有单独的蒙古包，时常还宴请朱祁镇欣赏歌舞，聊一聊天下之事。但也先毕竟不了解朱祁镇娇生惯养的生活，秋冬时节的大草原天寒地冻，尤其夜晚温度很低，朱祁镇在蒙古包里裹得严严实实仍然会觉得寒风刺骨，难以入睡，袁彬便每夜将朱祁镇的脚放到自己怀里捂暖，脚暖和了，身体自然也就暖和了。
　　种种关怀，可谓无微不至，年过半百的袁彬对于二十出头的朱祁镇来说，是一年的俘虏生涯中最为温暖的回忆。随着回国的希望越来越淡，朱祁镇对于袁彬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两人在语言不通，生活习惯隔膜的大草原上可以说是相依为命。有一次袁彬重感冒，发烧得不省人事，朱祁镇急得哭出声来，从没照顾过人的太上皇亲手照看袁彬一天一夜，直到袁彬退烧，这才安下心来。
　　然而喜宁却容不得袁彬的存在，像他这样的人，既然已经投降了也先，朱祁镇是不会再用他了，如果不能在也先面前表现得好，怕是没啥好下场。他向也先首倡挟持朱祁镇要宣府、大同开门投降，结果被明朝守边官兵拒绝；后来他向也先提议两国和亲，又被朱祁镇拒绝。加上他日夜监视朱祁镇和袁彬，对于袁彬的忠诚心里有鬼——越是没骨气的人就越对硬汉子心存不满，于是总想着除掉袁彬。
　　某次夜深之时，待朱祁镇睡下，喜宁以有要事相谈为由将袁彬约出营帐，准备将他带到也先面前杀掉。却没料到朱祁镇半夜醒转，发现袁彬不在身边，惊怒之下直接找到也先的大帐，救下了虎口中的袁彬。
　　毕竟喜宁算是也先的人了，当着他的面拦下要杀的人，使得也先很不高兴。为了平息也先的怒气，也为了借机除去喜宁，朱祁镇对也先说可以派喜宁去北京索取财物。在喜宁出发的同时，朱祁镇让袁彬写好一封密信交给明朝派来接应的军官。于是，当喜宁到达宣府城外的野狐岭时，早已埋伏好的明军一拥而上，当场按住喜宁，把他押送回北京。朱祁钰看到袁彬的信上说了喜宁如何投降也先，并引瓦剌大军如何数次进攻大明边境城池等种种卖国行为，勃然大怒，命人将喜宁处以磔刑。
　　喜宁被杀的消息传到蒙古草原，朱祁镇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对袁彬说：“喜宁死后，没有人肯再为瓦剌做向导攻打大明，我大明的边境总算安宁了。”——而你我的性命也就无忧了。
　　自从北京之战失利以后，也先曾由喜宁为向导，数次南下侵扰，但都被明朝守军痛击，几次硬墙壁碰下来，也先终于明白土木堡能俘虏到朱祁镇实在是天大的意外。
　　刚到大草原时，正赶上朱祁镇的生日，也先大摆宴席为朱祁镇庆生，席间对朱祁镇说：“朝廷要是派使臣来，皇帝陛下您就可以回家了。”也先豪爽惯了，不了解大明皇宫中为了皇位勾心斗角的夺权之争，满心以为可以在明朝索还朱祁镇时大敲一笔竹杠。朱祁镇心里却是明镜一样，他苦笑着摇头：“你自己送我回去是可以的，指望大明派人来接我，那是徒劳而已。”
　　对明朝来说，既然已经有了新的皇帝，那么他这个太上皇在哪里似乎并不重要。朱祁镇的心里已经做好了像宋徽宗那样客死异乡的准备——此后明朝派出和瓦剌谈判的使臣从来不提要也先归还太上皇的要求。
　　而对于也先来说，本来以为俘虏了大明皇帝奇货可居，没想到大明从中央到地方根本不吃这一套，除了比往年多搜罗些金银财货外就没了别的好处。北京攻城失利后拉着朱祁镇北逃，加上随着喜宁伏诛，也先失去了向导，本来想趁着明朝派人来谈和的时候把朱祁镇卖个大价钱，却没料到人家根本就不提太上皇的事儿。
　　朱祁镇从烫手的宝贝变成了尴尬的弃子，也先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把朱祁镇送回明朝比较好。毕竟朱祁镇名义上是明朝的太上皇，虽然用来要挟明朝是不能成功了，但反过来他在瓦剌一日，明朝就有光明正大的理由攻打瓦剌。加上瓦剌部族近年虽然繁荣，但经济上严重依赖与大明的贸易活动，光留着俘虏明朝皇帝的虚名有什么用？明朝停了边境贸易，比大兵打过来还狠呢。
　　于是每逢明朝使臣前来，也先都非常谄媚地问：“你们太上皇在这里，有没有要接他回去的意思啊？”使臣通常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们出使时没有接到过这样的命令。”
　　朱祁钰皇位坐上就不想下来，虽然满朝大臣和后宫的皇太后一直要求派人去和瓦剌商量迎回太上皇的事情，朱祁钰却并不热心，在他的本心，哥哥死在瓦剌才好呢。最后还是于谦发话定了朱祁钰的心：“帝位已定，不会再有更改。只是从情理上还是应该把他接回来，万一他真有什么阴谋，我就有话说了。”于谦当时掌握着京师大营的军权，他的“有话说”自然是响当当的，朱祁钰终于放下心来。
　　景泰元年（1450年）的八月十五日，过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又是中秋之时，朱祁镇终于结束了俘虏生涯，在袁彬、哈铭的陪伴下，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城。朱祁钰先是派商辂到居庸关迎接，他自己则在东安门等候哥哥回来。兄弟两人见面之时相拥而泣，叙过了离情别意，朱祁钰把泪脸一抹，将哥哥送到了南宫。
　　南宫，曾是郕王朱祁钰的寝宫。当初朱祁镇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朱祁钰被拥立为帝，搬进了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从此离开了南宫。而今朱祁镇回到北京，兄弟两人互换了位置，哥哥顶着“太上皇帝”的名号住进了落满尘土的南宫。
　　物是人非，大臣们叩拜之后，面对空空荡荡的南宫，朱祁镇也只能长叹一声，掩门而已。
　　南宫风云
　　景泰元年的十一月十一日，又逢朱祁镇的生日。前年今日，皇宫中灯火辉煌，大明万众同庆，同样的场景重复了十多年，除了年龄增长了一岁，其他的都没有什么改变，朱祁镇听百官的贺词听得都有些麻木了。而去年今日，在瓦剌王庭，也先为庆祝他的生日，以蒙古礼节召开了盛大的宴会，载歌载舞，大块大块的牛羊肉烤制之后滴着热油奉到他的面前，这些歌舞和饮食，在当时的朱祁镇看来很是粗鄙。
　　但和今年今日在南宫的冷清寂寞相比，遥远草原上的热闹宴会竟颇有些令人怀念。今年的生日，虽然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没有朝会，没有贺词，南宫里冷冷清清，连一个客人都没有。
　　当朝皇帝朱祁钰不许大臣们去向太上皇帝朱祁镇表示祝贺，只有皇太后从宫里派人送了些朱祁镇以往爱吃的东西，但也不敢光明正大的走正门，而是让太监从小门递了就匆匆离开。
　　朱祁镇很清楚弟弟在想什么，如今他和朱祁钰君臣身份颠倒，弟弟要想对付一个无权无势只有太上皇名号的自己，比掐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于是今年的生日，他也只有吃着皇太后派人偷偷送来的食物，就着冷清下饭了。
　　从中秋节那天朱祁镇回到北京，朱祁钰就对和朱祁镇有关的一切都严加戒备。十一月初，朝臣中有人上书，提出太上皇生日的时候，让大臣们去朝拜一下也算是礼节，朱祁钰对此毫不理会。在朱祁镇生日这天，他不但不准大臣们去朝贺，也不准后宫派人朝贺，至于他自己，更没动过去祝贺大哥生日的想法。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朱祁钰因缘际会得到了皇位，内心对皇位充满了患得患失的想法。皇帝人人想做，一旦坐上了自然就不想下来。他在国家危难之时登上皇位，一直忙着和瓦剌打仗，到如今才一年多点的时间，还没来得及培养好自己的力量。若是朱祁镇死在瓦剌手里，成了“先皇”，于公他可以打着为先皇报仇的名义掌握对瓦剌战争的主动权，于私也不用担心皇位继承问题，结果哥哥竟然在他付出心力缔造了和平之后平安回来了！
　　无论在朝廷还是在后宫，朱祁镇这个太上皇的影响力都很大，毕竟朱祁镇自幼就被立为太子，又当了十多年的皇帝，就连朱祁钰自己也在哥哥面前俯首称臣了这么多年。朱祁钰表面上不能不对哥哥的平安归来表示欢喜，心里却着实觉得哥哥的归来是个错误。如何消除朱祁镇留给他的心理压力，对于朱祁钰来说是巩固自己权力的当务之急。
　　每个人都有生日，一个人怎么过生日本来是自家的私事，但牵扯到皇家，就不光是自己一家人的事情了。皇帝的生日称为万寿节，需要大肆宣传，所谓举国同庆万民齐欢，种种礼仪都是彰显皇权的重要手段，不让群臣在朱祁镇生日时朝拜，自然是要降低朱祁镇在朝廷中的影响力。
　　此后没过几天，到了景泰元年的年底，又有大臣上书说：“元旦快到了，请允许大臣们在延安门朝拜太上皇。”朱祁钰仍然不许。
　　凭借着两次压制大臣朝拜朱祁镇的企图，朱祁钰充分展示了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朝中大臣也逐渐明白过来——现在的皇帝是朱祁钰，朱祁镇已经是过去时了。
　　按理说，袁彬在土木之变大部分人投降的时候守在朱祁镇身边，后来在草原又尽心侍奉太上皇，现在回到了北京，怎么也得封个大官给点实惠才对得起这一年来的辛苦吧，但朱祁钰只将袁彬从校尉提升为百户，除了工资高了些，一点别的好处都没有。袁彬原先是校尉，也就是个站岗放哨的，现在升到百户，也不过是个中级军官，别说在北京城，就是在锦衣卫里也排不上号。而且他一回北京立刻被调离朱祁镇身边，锦衣卫的指挥使也不给他安排工作，每月只领闲差度日。
　　朱祁钰如此薄待功臣，自然有他的道理。一是做给朱祁镇看的，哥哥你看现在朝廷是谁说话算数？你不满意又能如何？二是做给满朝文武看的，都看见了吧，跟着朱祁镇没什么好结果，还是老老实实地跟着当今皇上走吧。
　　袁彬的调动尚属小事，对于朱祁钰来说，锦衣卫这样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机构，如果不能由自己掌控实在是不能放心。早在朱祁镇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当日，阿附王振的指挥使马顺就在朝堂之上被愤怒的百官活活打死，此后朱祁钰忙于北京保卫战，暂时没有时间理会锦衣卫的事情，指挥使便循例补缺。
　　随着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朝中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朱祁钰开始动起了整顿锦衣卫的算盘。
　　锦衣卫在马顺时期，仗着王振王先生的权势做过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朱祁钰都不用主动暗示，有的是言官趁着换皇帝的时候上书弹劾。以前司礼监都压着这些弹劾奏章，朱祁镇看不到，现在可一摞摞的全都放到了朱祁钰的御案前。
　　朱祁钰看过之后非常愤怒——一来他确有将锦衣卫大换班换上自己人的意思，二来锦衣卫的所作所为也着实令人发指。于是皇帝马上叫来接替马顺的指挥使大骂一顿，立刻免职扔进了三法司的大狱。
　　三法司和锦衣卫的矛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以前基本都被锦衣卫压制，早想着能有一天翻身，这一下天赐良机，自然个个尽心办案。没过多久，就问出一串的罪行，顺藤摸瓜，几乎将锦衣卫从上到下抓了个遍，判刑流放降职查办，锦衣卫理所当然地空出了许多职位。
　　于是朱祁钰将自己的亲信提拔起来填充了锦衣卫的空缺，锦衣卫也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从正统朝到景泰朝的转变。
　　等整顿完了锦衣卫，掌握了帝国最高的情报机关，朱祁钰总算可以安下心来好好研究怎么能让皇位更为长久地留在自己手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祁钰皇帝的位置似乎越坐越稳当，但皇太子却还是老哥朱祁镇的儿子。当日噩耗传到北京，皇太后最初的解决办法是将朱祁镇的大儿子朱见深立为太子，由郕王朱祁钰监国，后来看到主少国疑和君主被俘都会导致民心不稳，危及大明的江山，才由朱祁钰登基为帝。朱祁钰登基后以成年君主的姿态指挥北京保卫战，果然安定了民心，取得了胜利。
　　此后朱祁钰的帝位日渐稳固，但朱见深的太子地位却从来没人置疑，朱祁钰死后皇位还是会回到朱祁镇那一脉，这在朱祁钰眼里，无疑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经过无数小动作，朱祁钰终于废掉了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
　　南宫消息闭塞，废立太子的消息传过来时诸事已定，朱祁镇再有不满也晚了。听说儿子被废，朱祁镇心中更加惊恐，没有了皇位做保障，自己这一脉的身家性命就全捏在朱祁钰的手里了。
　　朱祁镇在南宫的日子，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与世隔绝”。朱祁钰不许朝中大臣与朱祁镇私自见面，每天围绕在太上皇身边的只有内宫宦官和名为守卫实为监视的锦衣卫。虽然是名义上的太上皇，但谁都知道，现在的皇帝是看不惯南宫这位的。那些负责看守的太监和锦衣卫，有的对朱祁镇比较恭敬，更多的则是势利眼的标准写照，克扣钱粮衣物、勒索赏钱等等无所不为。弄得堂堂太上皇后钱氏还得自己做些刺绣的活计偷偷拿出去卖钱补贴家用，就是这样的倒卖，中间的太监还要盘剥一层。
　　如今的朱祁镇无权无势，对这些太监和锦衣卫不但不能惩处，反而为了更多地得到朝廷的消息，也为了平常日子好过些，还得和他们搞好关系。磨难可以使人成长，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从前在瓦剌当俘虏的时候，他自恃身份，不肯对瓦剌的官兵假以颜色，但结果却是自己的基本生活都成问题，后来遇事都由袁彬出头，服小作揖，才讨来各种东西供应自己。
　　现在袁彬不在身边，朱祁镇没有人可以依靠，相反，还有一大家子人要依靠他。朱祁镇不得不打起精神，和太监、锦衣卫们周旋。
　　阮浪是负责南宫事务的太监，也算是朱祁钰的亲信。朱祁镇对阮浪很是讨好，平日里赏赐不断，曾经送给阮浪一把刀，刀本身不说，刀袋是镀金的织绣，非常精美——即使是落难的太上皇，手里的东西也是皇家气派。按理说，太上皇赏赐的东西，应该捧回家里供起来才是，但阮浪平时从朱祁镇那里拿过不少好东西，这把刀虽然精美他却没看上眼。他手下有一个叫王尧的小太监，要去卢沟桥办事，阮浪觉得这刀好看威风，就随手将刀转赠给王尧——可见朱祁镇威权扫地到何等地步！
　　王尧得了这么一把漂亮的刀，很是得意，天天挂在腰上显摆。一次他到锦衣卫指挥使卢忠家里玩蹴踘——也就是踢足球，进行这项运动时挂着刀不太方便，王尧就把刀放在一边。卢忠得任锦衣卫指挥使，自然是因为他一来忠于朱祁钰，二来对各种案件有高度的敏感性，这时看到这把刀刀袋如此精美，绝非平常的形制，就存了个心眼。他让妻子拿出好酒好菜招待王尧，王尧不疑有他，喝得烂醉如泥，倒头就睡。
　　卢忠取了刀袋直奔皇宫，向朱祁钰告发说：“南宫阴谋重新让朱见深当皇太子，这把刀就是他和外面联络的证据。”
　　朱祁钰一听大怒，立刻命卢忠成立专案组调查。王尧酒还没醒就进了诏狱，锦衣卫各种刑具一摆，吓得他魂飞魄散，怎么也想不到一时的虚荣竟扯上了什么南宫阴谋。于是为了保命，王尧一股脑儿地全都交代了，卢忠没费什么功夫就知道了这把刀的真实来历。
　　事情汇报到朱祁钰那里，立命斩杀阮浪、王尧，这不算完，朱祁钰让卢忠还要继续追查，穷追到底！卢忠本来是想建功邀赏，但没想到皇帝怒气如此之盛，竟然要追查到底。这把刀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还怎么追查到底？难不成是想追查到太上皇的头上？
　　杀官杀民卢忠从不手软，但事牵皇室，尤其牵扯到南宫那位做过十几年皇帝的太上皇，他心中大惧，不知该如何是好。彼时没有心理医生，人们遇事不是问苍天就是问鬼神。于是卢忠悄悄请了个术士到家里，问他这件案子该怎么处理。
　　这术士表演了一番通天占卜之后，对卢忠呵斥道：“太上皇是真命天子，你若是陷害他就是大凶之兆，只怕你死也没法赎罪。”卢忠惊惧之下忙问避祸之道，那术士教他如此这般即可。
　　于是过了没多久，朝廷上下都知道了锦衣卫指挥使卢忠大人发疯的消息。案件主管人员发了疯，那这案子还办不办了呢？内廷外朝对这个牵扯到太上皇的案子也是议论纷纷，最后大学士商辂出面和司礼监太监王诚协商：“卢忠已经疯了，他的话不可相信。如果听信他的话，使皇上背上罔顾亲情的罪名，那就坏了朝廷的大体。”王诚连连称是。
　　面对内阁、司礼监两大集团联合施压，朱祁钰也无可奈何，只好叫锦衣卫不必再深入追究。一把刀引发的血案就这么被内阁和司礼监联手压了下去，既然两个当事人已经死了，就此了结即可，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了，维护皇家亲情的表面繁荣要紧。
　　这件事过去之后，朱祁钰对于南宫的守备工作更加慎重。他命人将南宫的围墙加高，同时砍掉了南宫的所有树木，为的是防止有人通过爬树和外界联系。此外还命人将南宫大门锁上，在锁孔里灌进铅汁，使人有钥匙也无法打开。整个南宫和外界唯一的接触就是一个送饭的小口，这一下，南宫真正是与世隔绝了。
　　赠刀本为讨好看守，却没想到后果竟然如此悲惨，朱祁镇麻木地看着弟弟做的这些事。南宫寂寞，夏天在树下乘荫本是朱祁镇的一点闲情，却由于莫名其妙的理由连棵树也留不下来。如果说之前朱祁镇心里还存着兄弟情分，那么随着一棵棵大树轰然而倒，他心的里兄弟之情也随之消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朱祁钰要对他做什么他根本也没法反抗。对这个兄弟的性格，朱祁镇还是很了解的，他知道这个弟弟虽然贪恋权位，但胆子不大，不愿背上为了皇位而杀兄的罪名，至少自己性命无忧。皇帝陛下既然要我在这铁桶般的南宫里自生自灭，那我就偏好好活着，看我们谁能笑到最后！
　　朱祁钰的确如他哥哥所料的那样，最绝的事情——派人杀死朱祁镇——他还做不出来，不除根本，只做这些边边角角的事情徒然授人以柄。皇帝如此刻薄地对待太上皇，使得朝中和内廷对朱祁钰的评价很低。大明朝本就以礼教立国，就是平常的人家，“兄友弟恭”也是一条基本礼法，皇家更需要为全国人民做表率，如今弟弟如此对待哥哥，外朝的大臣们碍于皇权不敢置喙，但内心深处却对朱祁钰的做法深感不满。
　　这种不满本来深藏于心，如果没有相应的水土是无法发芽成长的，但朱祁钰的命运似乎注定伴随着不安与动荡。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刚被立为皇太子一年半的朱见济因病去世了。
　　朱祁钰只有朱见济这么一个儿子，小小年纪突然死去，不少朝臣借着这位皇太子的死大做文章。礼部郎中章纶上书说：“太上皇帝君临天下十四年，陛下您当初也是作为臣子接受太上皇的册封。太上皇是天下臣民的父亲，陛下您应该经常率领群臣朝见太上皇，以彰显尊崇之道。同时应该复立太子，以定国之根本。”
　　这份上书专挑朱祁钰最不爱听的话说，深深刺激了朱祁钰，于是他当即将章纶扔进了锦衣卫狱，严刑拷打，体无完肤。
　　然而大明士子本着读书人的气节，他们看重的是朱祁钰对于朱祁镇丝毫没有尽到兄弟之恭，章纶说的话本就是他们想说的。于是章纶虽然入狱，却声名鹊起，弄得朱祁钰想杀他还得考虑一下舆论影响，胆子不够大的朱祁钰没找到什么章纶真正该杀的理由，又不想放他出来散布危言，只得无限期地把这个麻烦关下去。
　　章纶首开上书请求善待太上皇和复立皇太子的先河，朝中很多大臣纷纷效仿，甚至有很多偏远地区的小官也上奏章指责皇帝。在严守礼教和借上书博得直名的双重肯定之下，朝廷中开始弥漫着对于皇帝的不信任和对太上皇的向往。这种情绪中，还有一部分朝臣夹杂着对于兵部尚书于谦所拥有的过高权力的不满，逐渐演变为党派之争。
　　比如武清侯石亨，在北京保卫战时曾立下大功，得封侯爵。他见于谦得到朱祁钰信重，为了讨好于谦，就跟于谦说准备请皇帝封赏于谦的儿子，结果被正直的于谦拒绝了，不但拒绝，而且还斥责石亨说这是一种徇私的行为。石亨由此对于谦由恩生怨，连带着对信任于谦的朱祁钰也心存不满，心中的天平逐渐倒向了太上皇一边。
　　而左都御史徐有贞在朱祁镇被俘的消息传到京城时吓破了胆，提议迁都南方，被于谦当场呵斥，从此对于谦也怀恨在心。
　　再加上一个内廷的太监曹吉祥，他善于见风使舵，无论是朱祁镇还是朱祁钰对他都颇为宠信。然而曹太监屡有不法之事都被于谦压制，心中对于谦也是恨极，经常在朱祁钰面前说于谦的坏话。只是朱祁钰对于谦就像当初朱祁镇对王振那样，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因此对头们始终无法撼动于谦的地位。
　　这样一来，内廷和外朝中对于谦不满的人逐渐走到了一起，他们知道只要于谦在就没他们的好日子过，而只要朱祁钰当皇帝，于谦就不会倒台。这么一番推理下来，结论就是要想过好日子就得让于谦倒台，要想让于谦倒台就得等朱祁钰下台。而按常理来说，朱祁钰才二十几岁，正是未来多于过去的年纪，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发生，似乎他们是无法熬出头的。
　　若是个杀伐决断的君主，断不会让朝廷舆论长久处于混乱之中。但在如何处置朱祁镇和朱见深的问题上，朱祁钰始终优柔寡断。他所信重的于谦掌握着大明军权，若是一力拥戴，只怕朝中也不敢有二话，但于谦似乎和朱祁钰一样，在新旧两个皇帝间徘徊不定。
　　于谦在非常时期首先提出国需长君，将朱祁钰推上了皇帝宝座，这一来自然得罪了朱祁镇。但在是否迎接朱祁镇回国的问题上，他又深明大义，一锤定音，可以说是朱祁镇最终安全回国的功臣。在废立太子的过程中，于谦固然没有阻止朱祁钰废掉朱见深，却也不曾主动上书请立朱见济。因此，在整个景泰朝中，于谦的身份可以说是朝中最为朱祁钰所倚重的权臣，但他的态度却一直都很暧昧不明，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朝中的情势。
　　朱祁钰在道德标杆的指控中属于被告的那一栏，为了自己这个皇帝的名分，他牺牲掉了所有的一切，但结果却是感到南宫的影响力仍然无所不在。日夜煎熬之下，朱祁钰的身体逐渐垮下来，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病势加重，眼看就起不来了。
　　此时的朝廷中最为主导力量的舆论是要求朱祁钰复立原太子、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而在石亨、徐有贞和曹吉祥的眼里看到的却是——“与其等朱祁钰死后由原太子朱见深登基，不如拥立太上皇复位，可以取得更大的功名。”
　　这个时机对于石亨、徐有贞和曹吉祥来说，正是期待已久的“特殊情况”。
　　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凌晨时分，趁着朱祁钰病重，石亨、徐有贞、曹吉祥里应外合，率领数千士兵发动政变，他们用巨木撞开南宫大门，将朱祁镇接到奉天殿。几小时后，大臣们上朝时才发现皇帝已经换了人，太上皇朱祁镇复辟，宣布当年改元天顺，景泰八年就是天顺元年——朱祁镇也成了明朝唯一有两个年号的皇帝。而朱祁钰重又成了郕王，拖着病体搬离了皇宫，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朝中大臣虽然错愕，但都没有太多的反弹，很平静的接受了两兄弟之间的皇权交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
　　太上皇复辟
　　原本已经心如死灰的朱祁镇怎么也没想到还有翻身的一天，头天还有孩子念叨元宵节怎么没有花灯可看，自己除了安慰一番也只有黯然神伤而已，转天早上竟又回到了阔别八年的奉天殿。对于失而复得的皇位，朱祁镇大喜过望，石亨、徐有贞和曹吉祥在他眼里成了和当年的王振、袁彬可比肩的大忠臣。
　　朱祁镇重登皇位，大封功臣，石亨由侯爵晋升为公爵、被封为忠国公，此外还封了一堆侯爵，徐有贞则从左都御史加官翰林学士，直接进入内阁，达到了文臣的顶峰地位，曹吉祥以太监的身份掌管了京师三大营的重兵。
　　这批功臣被朱祁镇认为有“夺门迎奉之功”，他们和朱元璋时期的开国功臣、朱棣时期的靖难功臣一样，作为跟随皇帝打天下的回报，功勋卓著，分到了无数封赏。不过正如当年开国、靖难的功臣们大多不得好死一样，这些所谓夺门功臣下场也重蹈了先辈们的复辙。而且时移势易，朱元璋、朱棣时代的功臣们好歹算是抛头颅洒热血真刀真枪干出来的功勋，而今的夺门功臣却远不如开国、靖难的那些功臣们真材实料，为了争权夺利，没过多久就斗得你死我活，下场比起先辈们来说更为可耻可悲。
　　然而在石亨他们内斗之前，首先要对付的是景泰时期和他们作对的那些大臣，自然，要打着为朱祁镇重登皇位之战祭旗的名义。就在朱祁镇复位的当天，作为景泰朝文武官员代表的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王文和兵部尚书于谦双双被下锦衣卫狱。
　　徐有贞早就准备好了于谦和王文的罪名——逢迎景泰帝朱祁钰，紊乱朝政，擅夺兵权，在朱祁钰病重时图谋迎立外藩襄王之子登基——总而言之一句话，他们都该死。
　　在锦衣卫狱里，王文还想抗辩，于谦却已经认清了现实，苦笑着劝阻同僚：“这些都是石亨他们的意思，咱们分辨又有什么用处？”当然没用，锦衣卫也没准备听他们的辩解，只是走走审讯的过场而已。
　　锦衣卫很快送上“供词”和处决意见，朱祁镇却有些犹豫——不是对王文，王文在景泰时期因坚决支持朱祁钰废立太子而得以进入内阁，朱祁镇对他早就深恶痛绝，而是对于谦。朱祁镇并不糊涂，他知道于谦有大功于大明江山，如今杀了他只怕会背上千古骂名。可是徐有贞在一旁恶狠狠地说：“不杀于谦我们夺门就师出无名。”
　　于是，一代名臣于谦就这么死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之下。于谦、王文死后，夺门功臣对景泰时期得罪过他们的大臣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大批官员或被贬斥，或被流放削籍，甚至有畏惧自杀的。景泰时期的内阁成员除了王文被杀外，也全部自动退休让位。
　　在朝廷大臣大换牌的同时，石亨、徐有贞和曹吉祥这三大夺门功臣的巨头之间因为利益而结成的合作纽带，也最终因为利益而断裂。三人在朝廷里各结朋党，互相攻讦，搞得朱祁镇得不到朝廷的真实信息，心中十分厌烦，于是就派锦衣卫暗中查探，时称锦衣卫“缇骑四出，天下不安。”
　　这其中，锦衣卫指挥使逯杲的工作成果最为突出。逯杲对外身份为石亨的私人，和徐友贞、曹吉祥关系都很铁，实际上却是朱祁镇安插在夺门功臣中的间谍。逯杲因为有皇帝暗中撑腰，不管是新功臣还是旧权贵他都不怕，比如英国公张懋、太平侯张瑾、皇太后的亲戚会昌侯孙继宗兄弟侵吞官田，举朝上下都畏惧他们的权势不敢弹劾，只有逯杲加以劾奏，逼迫他们把田还给国家，直到他们服罪才算了结，这也算是为国家——其实是为朱祁镇——做了件好事。但表面上来看，在朝廷的党派划分中，他是夺门功臣的亲信。石亨他们这些功臣本就非良善之辈，一居高位就贪色敛财，而逯杲不知是出于本心还是为了推波助澜，他更多的作为是到处罗织罪名，对大臣们敲诈勒索，更加败坏那些功臣们的名声。
　　不光是京师，锦衣卫还派出缇骑奔赴帝国四方，这些人到处横行不法，罗织罪状，目的却是为了敛财。地方上的文武大员、富家豪门纷纷进献乐伎及财物以求免祸，就连分封各地的亲王、郡王们也不能幸免，弋阳王没有送贿赂给逯杲，结果被他诬告和母亲通奸，母子二人都被赐死。
　　皇族贵胄尚且如此，其他的官员百姓就更凄惨了，凡是不肯主动贿赂逯杲的都被胡乱安上个罪名定案，史书上说天下有资格朝见皇帝的官员大半受到指控，逮捕一人，和他有关联的几大家立即破产，打击面之广可见一斑。以至于地方上有些胆大的人出门旅行时假称自己是锦衣校尉，坐着各地驿站公家的车纵横奔走，既不用掏路费，反而还能顺便敲诈一笔横财。地方官员们真假难辨，为保平安也只能破财免灾。
　　这么积累下来，朝中和民间对夺门功臣的怨气越来越大，逯杲更从中挑拨功臣内斗，并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汇报给朱祁镇知道。
　　就在朱祁镇复辟后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徐有贞、石亨先后被贬，这背后都有逯杲的身影存在。到了天顺五年（1461），曹吉祥狗急跳墙，联络了侄子曹钦准备造反，逯杲侦查到实信后准备报告给朱祁镇，被曹钦发觉，砍下了这位锦衣卫指挥使的脑袋。
　　逯杲就这么为了事业丢了性命，而他在朝中因为罗织过甚，文人们对他的评价极低，死后还被载入《明史》的《佞幸传》，万世不得翻身。
　　和逯杲相比，天顺朝另一个横行霸道的锦衣卫指挥使——门达——的经历更为有趣。当日论述夺门之功，除了石亨、徐有贞等主谋策划人员外，凡是参与夺门的基层官兵也都加官进爵，门达本来只是锦衣百户，因为参与夺门而被晋升为锦衣卫的指挥同知，并很快升为了指挥使，专门受理刑狱，在逯杲因公殉职之后，门达最为朱祁镇亲信，开始了他在天顺朝飞黄腾达的经历。
　　且说在天顺朝初年，门达的声名很好，朝臣“称达贤”。他之所以得到外朝大臣们的好评，据说是因为上任以来纠正了很多以前锦衣卫的冤假错案，释放了不少被关押多年却没定罪的犯人。从来都是虎口的锦衣卫狱，在门达掌权时竟有犯人盼望进去，为的就是听说门达不会为了兴起大狱而严刑逼供。再和逯杲的不法行为一对比，朝野上下不禁感叹，锦衣卫中竟然还有门达这样贤明的人物啊。
　　不过对于门达来说，这种贤名却不是他有意为之的，换句话说，那实在是个天大的误会。从来一朝天子一朝臣，何况锦衣卫这种天子耳目？当日朱祁钰一上台，锦衣卫立刻换掉正统年间的旧人，也曾得到过朝野赞扬之声，但没过久锦衣卫就故态萌初，卫卒“伺百官阴事，以片纸入奏即获罪，公卿大夫莫不惴恐。”这段史书记载的话熟悉不熟悉？从锦衣卫建立，每一朝每一代都能看到类似的话语。
　　而今朱祁镇经历了被俘和幽禁的苦难波折，两次登上皇位，政治手腕越来越纯熟，他暗中给予锦衣卫过强的权力，明着则在内阁中培植信重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李贤。李贤素有高名，从来实心用事，不阿附任何党派，在景泰到天顺之间的官员大洗牌中仍为朱祁镇所倚重，由他出面向朱祁镇建议清理锦衣卫的旧案，自然得到了皇帝的同意。
　　逯杲身负监视百官的重任，清理门户的工作落到了门达身上。新人上台为了立威，总要翻一翻前人办过的案子，若前人秉公执法，则翻案就是制造冤假错案，然而锦衣卫从来就和“秉公执法”这几个字不沾边儿，旧案本身就是冤假错案，翻案等于是平反。再加上锦衣卫里关的一般都是些有名望的文官，他们的案子平反之后自然要为恩公说好话，于是乎，朝野相传，门达贤名大盛。
　　不过门达心里明白，自己要想飞黄腾达，靠的不是文臣们说的那几句好话，而是皇帝朱祁镇的金口玉言。在夺门功臣互斗的时候，逯杲仗势跋扈，将门达压得不敢抬头，等逯杲一死，门达立刻抖起来了，行事方法全学逯杲那一套——他知道，这一套最对朱祁镇的心思。
　　逯杲死后，门达以锦衣卫指挥使兼理诏狱，他最想对付的一个人就是皇帝的救命恩人——袁彬。
　　袁彬于景泰元年中秋节和朱祁镇一起回到京城，朱祁钰对这个朱祁镇的大忠臣心中十分厌恶，只是象征性地把他升到锦衣卫百户之职，然后就将他和朱祁镇隔离开，再不予理会。在景泰一朝七年的时间里，袁彬一直默默无闻。还好他是个老实人，别人不理他，他也不会主动招惹什么是非，就安心领着干俸，只是时时挂念窝在南宫里的朱祁镇。
　　时来运转，朱祁镇重新当了皇帝，袁彬也就熬出了头，迎来了好日子。朱祁镇是个极念旧情的人，重登帝位后，连臭名昭著的王振都立了牌位怀念，何况在瓦剌时结下深厚感情的袁彬呢？于是袁彬就被越级提拔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和同知，并很快升为指挥使。朱祁镇由皇帝而俘虏，由幽居而再为帝，这几番人生波折下来，对人间的冷暖寒凉知之甚深，锦上添花从不缺人，雪中送炭却很难见到，如今帝王生活越是富贵，就越显出当日袁彬的可贵之处。他时时将袁彬召进宫，赐宴闲话，一起回忆草原上的种种往事，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放弃一切虚伪的客套，做回那个真的自己。
　　从蜗居一隅的宫廷侍卫到权倾天下的锦衣卫指挥使，再加上皇帝的非常礼遇，袁彬一时间被冲昏了头脑，也寻思起利用手里的权力为自己谋点“福利”——他毕竟不是圣人，况且我们都知道，在锦衣卫这个大染缸里想不学坏何其之难！
　　正好朱祁镇乳娘的丈夫季福在锦衣卫里担任百户之职，他看到逯杲派往四方的锦衣校尉，离京前两手空空，回京后车载斗量，颇有些心动，也想讨个外差出京去发财。季福通过宫里一个叫夏时的太监找到了袁彬的关系，主动要求去江西“侦查”百官，自然，见到袁彬的时候也少不了提一提将来分成的事情。袁彬动了心，又不敢一个人做主，就拉上了另一个指挥使王喜一起，没向朱祁镇汇报就派季福出京了。逯杲耳目众多，季福出京的事很快就被他知道了，逯杲怎肯让自己的权益受损？立刻将此事报告给了朱祁镇。
　　季福被追回，问出是袁彬和王喜让他出京，事情扯上袁彬，朱祁镇一力维护，说：“只凭袁彬和王喜还不敢私自派人出京，事情一定还有主使的人。”于是又追查出夏时，明朝的事情一扯上太监，通常就不能以常理推断，逯杲发现夏时是所谓的主使，知道朱祁镇不会再追究下去，也只得偃旗息鼓。夏时一点事儿都没有，袁彬和王喜交了点罚款这件事也就过去了。逯杲知道袁彬和朱祁镇的关系铁，夏时又是太监不好动，便将矛头对准王喜，后来随便找了个私放囚犯的罪名安在王喜身上，将他解职，才总算出了一口气。
　　吃了一堑，袁彬并没有长一智。
　　当时锦衣卫缇骑四出，借侦查之名敛财，虽然大多数官员不敢管，但也偶有强项令偏要出头——刑部郎中何乔新就是个中翘楚，他执法甚严，遇到锦衣卫的人犯法也决不宽贷。正好一个袁彬的旧识犯在了何乔新手里，家人通过关系找上了袁彬，请求袁彬出面讲情。袁彬也是个念旧情的人，自己富贵了也没忘记当初一起站岗的老伙计，于是亲自向何乔新求情，却被何乔新严词拒绝，到了也没能救下那个旧识。
　　若是逯杲或者门达，只怕会就此设法报复，何乔新得罪了皇上眼前的大红人，不死也得进诏狱脱层皮。但袁彬却丝毫没有想过要报复的意思，何乔新拿大明律法压他，他也就认了，只是转过头来拿出钱财安抚旧识一家的生活而已。
　　经过这两次折腾，袁彬终于发现自己和这个官场是两个世界，他终究是个老实人，对官场上的种种玄机总也弄不明白。有时进宫忍不住和朱祁镇说些自己心头的疑问，朱祁镇自然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但这种事情明白的自然明白，不明白的也没法靠顿悟明白。朱祁镇也知道袁彬老实厚道，于是对袁彬一力安慰，给他更多赏赐，将他提拔为都指挥佥事，却不再让他担任锦衣卫的实际职务。
　　逯杲死后，门达上台。门达一力立威，他继承了逯杲广派校尉四出侦查的那一套，而且还有新的发展——鼓励乡人百姓向官府告密。河南裕州有百姓报告锦衣卫，说知州秦永昌贪暴。门达立刻派校尉把秦永昌抓到京城，严刑拷打之后，秦永昌被迫承认了罪名，门达将其抄家之后上奏朱祁镇。朱祁镇觉得门达果然有能力，大笔一挥——斩立决，而秦永昌的上级主管和负责河南地区的巡查御史等也都以办事不利等罪名一起下狱。
　　这一下朝臣们认清了门达的真面目，他的好名声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门达的跋扈比之逯杲就有过之而无不及，史书上说他当了指挥使之后，“势倾朝野”，锦衣卫制造的冤假错案比起他当初平反的只多不少，“冤号道路者不可胜记。”
　　洋洋得意之下，门达也和当年的纪纲一样，总结出了锦衣卫抓人的套路。纪纲当时是将某官指定为犯人后敲诈勒索，待其家钱财被勒索一空后再行杀人，这一套传到门达之时，锦衣卫早就驾轻就熟。门达总结出的新经验是：“武官们都不好惹，看把曹钦逼急了又如何？他一横心干脆杀了逯杲。所以咱们主要还是要对付文官，他们只有一张嘴，再狠也不能拿咱们怎么样。”——文人们可算是遭了殃。在门达的特务统治下，锦衣卫历经数朝的监狱都不够用了，还在京城建了新的监狱以容纳越来越多的犯人。
　　且说某回，一个为锦衣卫打杂的小吏犯法后被中府都事黄让打了一顿，门达知道后寻了个罪名将黄让贬到偏远的广西，这下举朝大哗，原来不光锦衣卫动不得，就是锦衣卫的狗也动不得！如此一来门达威权日盛，朝中大臣见了他也多是恭恭敬敬的模样，直追当年纪纲的气势。
　　但朝中依然有人不买门达的账，大学士李贤是一个，都指挥佥事袁彬又是一个。
　　李贤在天顺朝一直是内阁首辅，他不但不去讨好门达，反而经常在朱祁镇面前点出锦衣卫的种种不法之事，朱祁镇虽然没有惩处锦衣卫，但也没有责怪李贤的意思。这在帝王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王道霸道合一方能治理天下，用锦衣卫行霸道之事，用李贤就是行王道之事，哪一个对于朱祁镇这个皇帝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从这点上来说，朱祁镇比明朝后来的几个皇帝可强多了。
　　而袁彬呢，他根本就没想过自己还需要去讨好门达。在他来说，偶尔陪朱祁镇回忆过往，其他时候安稳地过日子就是了，他想不出任何自己需要讨好门达的理由。
　　朱祁镇用李贤来搞的政治平衡门达不懂，袁彬与世无争老实过日子的想法门达也不懂。在门达心里，李贤也好，袁彬也罢，凡是不懂得讨好他的人都要受到教训。
　　于是门达暗中指使人向朱祁镇告发袁彬有种种不法行为：用公家的木材盖私人住宅，向督工的宦官索取砖瓦，抢夺人家女子做妾等等。朱祁镇心里完全知道袁彬做不出这些事，但告发的人说得有鼻子有眼，于是他就让门达去调查清楚。
　　当时有个叫杨埙的军匠，很为袁彬鸣不平，于是写了20条罪状，反过来状告门达的不法行为，朱祁镇同样交给了门达。朱祁镇很了解门达的手段，只对他说：“你怎么处理我不管，我只要袁彬活着就行。”
　　门达本来想让别人出头，用这件事把袁彬整死，没想到朱祁镇将案子直接交到他的手上，而且明说了不许动袁彬，这下才明白朱祁镇对袁彬的感情有多么深厚。
　　既然袁彬动不了了，换了别人恐怕就此罢手，但门达脑筋一转，想到了李贤身上。
　　他传讯杨埙，诸多审问之下，杨埙明白了门达的意思，于是招供说：“我一个小小的军匠哪里能知道这许多秘密之事，都是李贤李学士教我这么说的。”门达大喜，立刻派人上报朱祁镇，要求会同三法司共同审理此案。朱祁镇没想到门达竟把脑子动到了李贤的头上，他没有主动要求不动李贤，而是派了个太监裴当去监审。
　　会审之时，门达要将李贤抓来一起审问，裴当阻止说：“大臣不可侮辱。”门达就把将杨埙带上来，想着让他说出李贤是主使，再怎么不可侮辱也得抓来下狱了。没想到在内宫太监和三法司面前，杨埙突然改了口，说：“李学士是内阁首辅，我一个小小的军匠怎么会和他认识呢。这都是门锦衣教我这么说的。”
　　门达错愕不已，一时没想好怎么接话，袁彬趁机在一旁历数门达的种种罪行。结果这一案门达全盘皆输，不但没有整倒袁彬和李贤，反而把自己拖下了水。不过他平日气势太盛，三法司的官员们不了解袁彬，却了解门达睚眦必报，最后竟判袁彬绞刑、杨埙斩刑。
　　朱祁镇接到判决报告，气得浑身发抖，三法司官员瞒报，裴当却将当日情形如实相告。朱祁镇没想到门达的权势竟使三法司如此颠倒黑白！不管怎样，法律的严正性还是要维护的，他也不好直接驳回三法司的判决，于是迂回救援，命袁彬拿钱赎命。袁彬糊里糊涂卷进了大案，又糊里糊涂捡回了性命，朱祁镇知道他不适合官场，就将他转封到南京锦衣卫，远离北京的是是非非。此外杨埙勇敢告发也值得嘉奖，于是免去死刑，只是关押。同时心中对门达警惕起来，这样一个权臣不可长留啊。
　　门达经此一事，也发觉到朱祁镇对自己的信任不再，正好此后朱祁镇身体状况不太好，他就将维护权力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位皇帝身上。于是门达花费大量钱财一力结交太子朱见深身边的太监，以求将来太子登基，自己还可以继续如今的权势。
　　门达的主意打得不错，但他挑人的眼光太差。他挑中的是东宫太监王纶，没想到王纶自身难保，还没等朱见深登基就犯了事儿，还牵扯到了门达的身上。
　　再找新的靠山已经来不及了，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十六日，38岁的朱祁镇病逝于皇宫，庙号英宗。皇太子朱见深即位，宣布改元成化，是为明宪宗。
　　门达被王纶牵连，被贬往贵州带薪挂职。他前脚刚出京城，后面御史们就开始和新皇帝一起算锦衣卫的账。朱见深从谏如流，在朱祁镇死后不到一个月，就将门达从路上追回下狱——三法司的狱，先是论了斩首之罪，后来因为皇帝丧期不宜见血，改为流放广西。
　　而在新旧皇帝交接的时候，袁彬被朱见深想了起来，将其从南京召回，执掌锦衣卫卫事。
　　不可一世的门达自作自受，败亡于自己的弄权之下。老实厚道的袁彬却得到了朱祁镇、朱见深父子两代的敬爱，他与世无争，得享高寿，弘治元年（1488年）以87岁的高龄病逝。袁彬去世时官爵为光禄大夫、上柱国、左军都督，为帝国超一品的大员，连母亲和妻子都是一品诰命。
　　在锦衣卫的历史上，袁彬是唯一一个始终得到皇帝善待，而且在外朝也有盛名的人。他的性格本不适合这个特殊的机构，但因为偶然的机会，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扭转了锦衣卫在朝臣眼中的固定模式。但他的经历却无法复制，此前和此后，锦衣卫里再没有过他这样老实厚道的人出现，恶名跟随着锦衣卫，一直到王朝末路。
　　四、弄权
　　托孤重臣
　　正德朝锦衣卫故事的发端，大约得从刘瑾得势的情形说起。
　　刘瑾是个太监。他的本姓很怪，姓谈，因为早年依附某位姓刘的公公，于是冒姓了刘氏。大明弘治十八年的五月，执政勤勉，享有明君美誉的孝宗朱佑樘因病撒手人寰，作为大行皇帝唯一的儿子，时年十五岁的朱厚照接班继位，是为武宗。刘瑾是东宫旧臣，厚照称制，他跟着搬进大内，做了个钟鼓司的掌事太监。没多久，又进阶内官监，提督禁军团营事务，俨然成为了天子身边的头号幸臣。
　　刘瑾得宠，自然有他得宠的理由。朱厚照这个人，天资聪颖，幼时读书便能过目不忘，只是他生性好动，喜欢声色犬马，一朝登基，身旁又没了父亲的管束，满门子心思便都没能放到正经的地方。在他周围，有八名太监，以刘瑾为首，外加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和张永，号称“八虎”，这时纷然投其所好，进奉些珍奇异兽、美人歌舞不说，刘瑾更是带头教唆小皇帝微服出宫，跑到皇城外面去寻欢作乐。朱厚照被伺候得飘飘然不亦乐乎，对这些人自然格外亲厚，至于原本枯燥乏味的朝政，既是提不起兴趣，纵情欢娱之际，也就实在是抽不出多少时间来打理了。
　　当然，皇帝贪玩，不问国事，只要还有下面的大臣们凡事勉力维持，以帝国严谨详备的文官体系而论，其实就未必真能出得了多大的乱子。只是刘瑾志向，却远非奉迎天子这么简单。他是要以英宗朝的大太监王振——就是那位一手酿成了土木堡事件的王公公——为人生楷模，以宠取幸的同时，更要百尺竿头努力奋进，达到肆意操纵朝政决策的地步。在他三番四次的建议和鼓动之下，朱厚照动辄变革旧制，更改成宪，把个国家弄得是乌烟瘴气，一塌糊涂，百姓由此饱受侵凌，苦不堪言。折腾大半年过后，就连中央政府的六部九卿，也有多半路来诉苦，说是因为刘瑾等人的横加干涉，各部门的日常工作都已经无法正常开展下去了。
　　朱厚照怎么回答呢？他的对策是不理不问，不予任何肯定的答复。他大概是觉得，奏疏你们爱写不写，那是你们的自由，我管不着，可我也没有非得批复的义务。你们写你们的，我玩我的，咱们各不相干。有时候被逼得急了，就佯装悔过地向大臣们表示说，“我听说皇帝没有不犯错的，只要改了，就还是好的嘛”，糊弄而已。等到风头过去，便又统统置诸脑后，依然故我，一副浑然不为所动的架势。
　　梗介的大臣们积怨日深，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出来。朱厚照登基后的次年，也就是正德元年的冬天，十月，以吏部尚书韩文为首，百官联名上奏，向皇帝发起了请愿诛杀“八虎”的行动。而在韩文背后主持大局的，则是时任内阁首辅的大学士刘健，以及他的两位阁僚，李东阳和谢迁。
　　要说起这三位阁辅，号称当世贤相，早在孝宗年间便有俗谚，说的是“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李东阳擅于筹谋，刘健能断大事，谢迁于时政总能有着精辟独到的见解。有了他们的从旁辅佐，孝宗朱佑樘生前某除旧弊，整顿朝纲，自然事半功倍，成效蔚然。为了表示对功臣的嘉奖，朱佑樘又特别赐予他们蟒衣朝服——蟒比龙少一爪，形神相似，人臣得此殊荣，实可谓尊崇至极——这也就开了日后大明朝的阁臣们因功而获赐蟒的先例了。
　　而这其中，又以刘健学识渊博、品性刚直，最得朱佑樘信赖，将他尊称作先生，从不直呼其名。临终的时候，朱佑樘还曾经在病床上挣扎着坐起身子，拖过刘健的双手，百般叮咛，把整个儿大明江山和太子朱厚照一起托付给了这位阁老。托孤重臣嘛，刘健自觉重任在肩，如今眼看着朱厚照成天胡作非为，朝政日渐颓糜，就连朱佑樘生前钦定的诸多大政方针，也因为刘瑾等人恃宠乱政，到头来落得了个停滞不前，不了了之，他这心里如何能不着急？
　　要知道，皇帝毕竟年轻，涉世未深，纵有不对，也都是因为受了小人的蛊惑。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为了答谢朱佑樘的知遇之恩，为了大明朝的江山社稷，今天便是舍弃了这身荣华富贵，也要和这班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们一争到底了。
　　“刘瑾必须死。他们这些阉人，恶贯满盈，得罪的是大明朝的列祖列宗，即使当今天子，也不能循私纵容，法外施恩宽赦了他们。”
　　内阁来势汹汹，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然而说到底，他们所依仗的，其实不过“皇帝应该这样，皇帝不应该那样”如此空泛的道德说辞。皇帝要是不依，非要由着性子胡来，这些职权不过“拟票听旨”而已的“高级秘书”们，又能有多少办法来与皇权相抗呢？
　　朱厚照被群臣围攻，骑虎难下，于是想着同内阁打个商量，把死罪改判发派南京，如此大家眼不见、心不烦，皆大欢喜嘛。可没想派去谈判的人刚一进门，就给刘健铁青着脸顶了回去。内阁动了真格的啦。朱厚照虽然成天不务正业，可说到底脑瓜子还是好使的，大臣们例举出“八虎”种种恶行，他其实心知肚明，只是一来逆反心理作祟，不喜欢有谁仗着资格老学问高对自己耳提面命，二来刘瑾他们几个跟随自己多年，主仆情深，忽然说杀就杀，那也实在下不了这个手——就算阿猫阿狗什么的，养得久了不也都有些感情不是，凡事都可以商量，哪能这么不近人情呢？一次不行，他就再派人过去，非得把刘瑾说得回心转意了不可。
　　只是他这次却托非人了。这天晚上，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东厂提督王岳奉着圣谕，跑来内阁替刘瑾向刘健讨条活路。进得大堂，正听见阁臣们阁臣们议论纷纷，说得大多是如何铲除奸党云云。众人越说声音越大，越说越是激动，忽然，就只见刘健奋然挺身而起，一把掀翻了桌子，仰天失声痛哭起来：“先帝啊！您的陵土都还没干呢，国家就已经被他们败坏成了这个样子，老臣就算是死，也是没有脸到九泉之下来见您的呀！”
　　这哭得真可谓慷慨悲怆，“声色俱厉”，王岳一下子就被感动了。因为素来瞧不惯刘瑾为人，也因为嫉妒这家伙比自己跟皇帝来得亲近，他王公公和“八虎”本来就搞不到一块儿去。这时候眼见得刘健如此这般，不觉心意陡转，上前详加商定之后，径直回到宫里向朱厚照汇报说“阁议是”，内阁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您还是接纳他们的谏言，下旨杀了刘瑾吧！
　　于是，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八虎”难逃一死，似乎已成定局。
　　可刘瑾他们也没闲着。有人要杀，这被杀的人总不能坐以待毙吧！鱼死尚且网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八虎”在内阁有眼线，王岳前脚刚走，有个叫焦芳的大臣后脚就跑去向刘瑾通报了司礼监和内阁意图里应外合的情形。赶紧着，刘瑾带领大伙儿跑去找到朱厚照，众星捧月似地围成一圈跪倒在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陷害奴才们的，正是王岳。他和内阁暗中勾结，想要阻止您自由出宫，把奴才们视作了障碍，这才要痛下毒手。其实，不过就是放鹰溜狗，花费不过国库万分之一，犯得着这样纠缠不清吗？”
　　关键是最后一句：“要是司礼监的人选合适，左班官（朝臣）怎么敢这样猖狂！”
　　朱厚照一听，脑子里咯嘣一声脆响，顷刻间恍然大悟——他是担心刘瑾不在了，自己难再找到如此贴心的奴才，玩起来不够痛快，还是隐约觉察到了所谓阁权对于皇权的威胁，抑或两者兼有之，这些心理的细微变化，旁人实在难以琢磨。只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刘瑾找准了事情的关键，三言两语触动了皇帝某条敏感的神经，群臣交劾虽然声势浩大，可到了这会儿，却都不如他的几个响头来得更加奏效。
　　“这次就要他们仔细瞧瞧，这大明江山，到底是内阁说了算，还是我做皇帝的说了算！”
　　朱厚照当下心意已决。刘瑾他们八个，这次我是保定了。至于那个王岳，实在可恨，只是他管着东厂，宫里人不好拿他，也怕走漏风声给内阁知道了，传旨，叫锦衣卫，把这个背主弃信的奴才给我扔到镇抚司诏狱里面去。
　　拘押东厂提督太监，正德朝锦衣卫执行的第一件公务，一登场就弄得非同凡响。
　　说归说，锦衣卫办事，那就是可靠。王岳都已经倒了台，内阁却还依旧蒙在鼓里。第二天，照样韩文牵头，三阁辅坐镇，百官“伏阙固争”，恳请法办刘瑾等以谢天下。朱厚照这次不跟他们玩太极了，少年天子彻底撕破了脸皮，对首辅都敛起平日多少还算谦恭礼敬的表情，劈头盖脸就是一声暴喝，“刘瑾是朕的忠臣，也是大明的功臣”，公忠体国，实心用事，你们这些朝臣非得杀了人家，简直不知道安的是什么祸心。难道真以为我年少无知，可以由着你们随便使唤的吗？那好，我今天非但不杀了，我还要重重地提拔他们！
　　旨意剥去王岳司礼监及东厂提督的职务，改由刘瑾掌管司礼监，丘聚、谷大用分别提督东、西厂，张永督十二团营兼神机营，魏彬督三千营，“各据要地”，替朕把北京城看严了，再有谁罗嗦，和王岳一样，自个儿去镇抚司答话！
　　真是晴天霹雳，百官愕然，情知大势去矣，国事不可为了。李东阳的态度尚算缓和，以为来日方长，可以慢慢计议。刘健和谢迁真是心灰意冷，就此乞求致仕，退休还乡。朱厚照也不拦他们，甚至连循例再三挽留的客套都免了。你们要走，那就赶紧走人，朕也不亏待你们，沿途都让官驿接送，退休金什么的，也一个子不少全发给你们，总之别在这儿跟我添堵就成。
　　“焦芳检举有功，入阁预政，顶替刘健走后首辅的空缺吧！”
　　接下来，便轮到了刘瑾掀起一股反攻倒算的高潮。
　　首当其冲，落进诏狱的王岳给他们判了个充军南京，走到半道，便被刘瑾派去的追杀击杀身亡。刘瑾又清点出所有在刘、谢辞职的时候上疏挽留的大臣名单，连同北京和南京在内，共计一十五人，全都交付锦衣卫廷杖以示惩戒——甚至于只是传阅了相关文件的官员，也全都被他连根刨起，照样廷杖痛打一番，然后轻则罚掉半年的俸禄，重则勒令辞职，让他们两袖清风地追随阁老去了。
　　即使如此仍不解恨。次年春三月，刘瑾假传圣旨，召集群臣跪在金水桥头，当众宣布说，经过有关部门的详加盘查，现在已经彻底查明，朝廷里出了奸党，为首的奸臣就是刘健和谢迁。这两位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必然追加处罚，剥夺赐予他们的诰命以及一切特殊待遇。至于其它从犯，凡是榜上有名者，有官的罢官，够不上罢官的罪行，就贬斥到偏远山区搞基层工作去吧！
　　这两次廷杖打得，午门外血肉横飞。要知道，在此之前，大臣们就算被施以廷杖，也可以穿着衣服，裹上一层厚实的棉布垫底，皮肉之苦固然难免，然而主要的作用是羞辱一下受刑者的脸面而已。到了刘瑾这儿就不同了。因为对大臣们深恶痛绝，刘瑾更改了廷杖的规程，一律要脱下裤子挨揍，让白花花的屁股和木杖发生亲密接触。也正是从此以后，大明朝才开始出现了大臣们因廷杖致死的案例。
　　刘瑾如此处置朝局善后，对于朱厚照而言，自然相当满意。他是比刘健他们在的时候更加自在了，现在是谁也不敢管，谁也管不着，喧哗得意，更甚于前。刘瑾也是个聪明人，趁势专挑皇帝玩得兴起的时候跑去找他请示公务。朱厚照把眼睛一瞪，说我拿你们这些人干什么用的？别有事没事跑来烦我。该怎么处理，你自个儿拿主意去！
　　于是从此“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见着刘瑾，倒头就跪，连名字也是不敢称呼的。都察院曾经在文件里误将“刘太监”直写作了“刘瑾”，最后弄得要都御史屠滽领着部下向刘瑾磕头认错才算了事——刘瑾的权力大到了什么地步呢？举个例子来讲，兵部，凡是都指挥以下的官职任免，刘瑾只要给主事官员递过去一张“某授某官”的纸条，自然即刻奉行，连到皇帝那边走个过场的步骤都可以省略。甚至包括兵部、吏部本身文武官员的职衔进退，一律“先于刘瑾处详议”，得刘公公拍了板，你们才能再到皇帝那儿汇报，皇帝又是懒得搭理这些闲事的，原封不动批复下来，都按刘瑾的意思办理即可。
　　至于任用亲党、贪贿敛财这些就不必多说了。时局如此，锦衣卫也自然颇为自觉地倒向了刘瑾一边。这时候锦衣卫的主事，姓石，叫石文义，地道的小人一个，成天跟屁虫似地在刘瑾身边绕来绕去，原本应该由他亲自过问的公务，全都扔给了麾下的高得林和杨玉处置。这两位也不是什么善茬，在任上循私舞弊，排除异己。但凡刘瑾有何差遣，立刻侦骑四出，说拿谁就拿谁，绝不含糊——因为锦衣卫的职权特殊，以至后世评价，认为刘瑾之所以能作恶多端，很大程度上，是多亏了锦衣卫和他携手共进所赐。
　　比如当时官员，无论是遭到贬斥，还是奉命出任地方，无论走到哪儿，身后总会有锦衣卫跟踪盯梢，就算无关痛痒，只要给逮着了丁点儿把柄，立刻就是诏狱伺候，插翅难逃。有位名叫王伯安的官员，胆子算大了，上疏去告了刘瑾一状，回头就给发配到贵州去做了个驿丞。他心说走就走呗，走得远了也就无所谓了。还没来得及动身，正在杭州胜果寺盘桓，大白天的，忽然就看见两个锦衣卫过来了，说皇上有旨，赐你把自己淹死。王伯安不干，说这是皇帝要我死呢，还是刘瑾要我死？你们把话讲清楚再说。锦衣卫可不是吃素的，你自己不肯死，我们就送你一程得了，径直把王伯安五花大绑捆成肉粽，拖到江边给扔进了水里。
　　反过头来，刘瑾对于锦衣卫工作的发展建设，那也是大有帮助的。大明律载有明文，用来拘押囚犯的木枷，重不得超过三十四斤。刘瑾不管这个，创设了重达一百五十斤的巨枷，官员犯在他的手里，一律枷上三天示众再说。这三天可真是要了人命了，朝堂内外顷刻枷死一片，不可胜计。高得林和杨玉对刘公公的新发明颇为赞叹，身体力行，在全锦衣卫进行普及推广，久而久之，竟然变作了锦衣卫刑讯的一大特色，延用百年，直到明亡清兴，锦衣卫随之消失的时候，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然，天下乌鸦不见得都是一般黑的，锦衣卫里也有好人。锦衣佥事牟斌就不屑于石文义这位“甩手掌柜”的为人，也不肯与高、杨之辈同流合污。只是个人能力有限，他所能做的，也仅是善待那些被刘瑾络绎不绝地送到诏狱里来的官员们而已，伙食管够，也不必过多无谓的刑讯。这就得罪了刘瑾。刘公公闻讯暴跳如雷，说人都给你送来了，你还拿他们当自个儿亲戚朋友似地不肯下手，这算什么事儿呢？人情不是这么容易做的。你不用刑，那就自己体验一把廷杖的滋味儿，再蹲进牢房里自生自灭去吧！
　　只不过，全依着前人老路，逞威作福，如此而已，却还不能真显出他刘瑾的本事来——值得史家浓墨重彩的人物，无论忠奸，大多得有点儿创意才行。前面说的巨枷只是其一了。大明朝直接隶属皇帝的特务侦缉系统，一个锦衣卫，外加东、西厂。两厂自然是该太监管的，刘瑾推陈出新，在此之外，增设内行厂，作为统辖两厂的最高权力机关。两厂变作三厂，搭配锦衣卫，“厂卫之势合矣”，上至群臣，下至百姓，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再没有一处地方能逃得掉刘公公的慧眼如炬，明察秋毫。“远州辟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大家伙赶紧躲瘟神似地逃得远远的，闭门谢户，不再敢轻易上街走动了。
　　刘瑾们干得那些事儿也是颇为奇怪，奇怪得有些匪夷所思。比如江西南康县石姓农户，在端午节泛舟竞渡，居然被问了个“擅造龙船”的罪名，斩首抄家。又清点京城里的闲散人口，无论有没有工作的，一律驱逐出城，大概借口是要维护市容市貌。这些人可不干了，千余人齐聚在城门外劫持人质，自称反正难逃一死，甘愿以死刺杀刘瑾报仇。眼看着要酿成民变，刘瑾这才有些慌神，下令取消了这项政策。
　　至于命令寡妇不许在家守寡，必须再嫁，有谁家里死了人还没来得及埋的，必须火化，简直荒唐至极，完全让人摸不清刘瑾脑子里究竟在琢磨些什么。又是弄得“京师哗然”，不好下台了，刘瑾这才找了个替罪羊，说是别人倡议，和自己无关，把罪魁祸首处死以安民心。
　　关键是刘瑾还大搞连坐，一家有罪，邻里乡亲全都不能幸免。其实这些安分守己的官员和百姓能犯下什么滔天大恶呢？都是偶然有些微不足道的过错落在了刘瑾手里，到头来竟然会落得个家破人亡。于是《明史?刑法志》论及刘瑾擅政的情形，有“民吏军民非法死者数千”之谓，想来这数千条无辜的性命里面，撇开三厂直接犯下的罪孽，怕也有多半是锦衣卫所为的了。
　　只是平心而论，无论石文义也好，高得林、杨玉也罢，充其量，其实昙花一现，跑跑龙套而已，难得说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奸佞当道，为虎作伥者自然多如过江之鲫，要在碌碌众生里脱颖而出，那就又还要点儿与众不同的见识才行——刘瑾虽然势倾中外，不可一世，但是说到底，他毕竟是个太监，是皇帝身边的奴才。有道是，铁打的皇城，流水的公公，说不准哪天风向变转，风云流转，难免树倒猢狲散，荣华富贵转眼就成一场空。真是想要屹立不倒，就不能在刘瑾这一颗树上吊死，就得顺着竿子往上爬，一直爬到皇帝跟前，那才是有了保障，才可以真正肆无忌惮。刘瑾自己就是个鲜活的榜样，这道理明摆着，明眼人一看便知。
　　这位明眼人，便是正德朝锦衣卫故事里的第一位正角儿，皇庶子钱宁。
　　“皇庶子”钱宁
　　和刘瑾相仿，钱宁本也不姓钱。只是他的身世更加模糊，原本姓甚名谁，史无明载，只是有传闻说他是云南镇安李氏的子孙。这人小的时候在云南镇守太监钱能的家中为奴，大概因为少年眉清目秀，聪明伶俐，深得钱公公的喜爱，“嬖之”——太监这种身理与心理极端扭曲的族群，总是会有点儿异于常人的嗜好——于是也就收作义子，取个了大号叫作钱宁。
　　钱能后来转镇去了南京。他是把云南搅得鸡飞狗跳，边祸迭起，实在待不下去了。可是朝廷依然认为他镇守有功，不仅厚加赏赐，更在他死后推恩家人，全家老少都有封赏。钱宁跟着义父沾光，得了个锦衣卫百户的职衔，机缘巧合，跑到北京城做起了皇家的御前侍卫。
　　于是没过多久，朝堂上的官员们忽然发现，刘瑾是成天忙里记外，把个朝廷经营得滴水漏，就跟他刘家自个儿的私产似的了，可是想要知道皇帝在哪儿，皇帝都在干些什么，与其去找这位“奉旨监国”的刘公公，倒还不如去找钱侍卫，皇帝口中的那位“小宁儿”来得方便。皇帝一天十二个时辰，怕是十二个时辰都是和钱侍卫待在一块儿的。钱侍卫歇息了，皇帝也就歇息了，钱侍卫起床了，皇帝也就起床了。因为他们俩就睡在同一张床上，“如胶似漆”，简直比皇后娘娘跟皇帝来得都要亲密——皇帝今天是不是不想早朝，或是因为起得晚了，这才让大家在大殿上干等着，没准一会儿就要出来，很简单，找个人去探听一下钱侍卫的行踪，自然便有了明确的答案。
　　其实认真说起来，钱宁当红，这里面依旧有着刘瑾莫大的功劳。锦衣卫官多如牛毛，自石文义以下，论资排辈去皇帝跟前邀宠，那说什么也是轮不到钱宁这种小角色头上去的。可是钱宁与旁人不同，他是打小侍奉阉人老爷惯了的，历练有方，只须使出在云南、南京练就的浑身解数，使得刘瑾对他另眼相看，青睐有加，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刘瑾不是忙吗，他要“操劳”国事，时刻不能放松了和百官斗争的这根弦，身份地位又与当初大不相同了，再要他成天陪着朱厚照胡闹，确实也是有些勉为其难。正好，钱宁出现了。刘瑾一琢磨，既然如此，不如扶他一把，向朱厚照引荐一下这位小宁儿，在皇帝身边安排下一个靠得住的亲信，总算得内外兼顾，本也是件好事来着嘛。
　　这一引荐不打紧，朱厚照和钱宁那是相见恨晚，如鱼得水般的难舍难分。钱宁嘴甜，脑瓜子好使，这些尚在其次，主要是他确有两下真功夫，身手矫健，能左右开弓。这可实在对足了朱厚照的脾气。皇帝喜欢玩，更喜欢行伍之事，待在北京城里无仗可打，那就只能成天骑马打猎，过几下干瘾。这要在以前，也就是“八虎”每日必行的功课，可是这些人年纪大了，个个都吃得肚满肠肥，泼了命地跑都跟不上点儿，又哪里能象钱宁这样的好手助兴来得惬意？一来二往，朱厚照越发觉得钱宁人材难得，也是他少年人的心性，言行往往出人意表，一时间玩得兴起，忽然脱口而出：“小宁儿啊，你这人真不错，单是做个臣子也太委屈你了，不如这样，你给我当个干儿子，赐你姓朱，如何？”
　　钱宁激动得差点儿没晕过去——他是认过一回干爹的，可那不过是个太监，哪能比得了眼前这位大明天子身份尊贵？做皇帝的干儿子，那可就是皇子了呀！也不管朱厚照其实才多大点儿岁数，当下不假思索，五体投地，叩谢干爹隆恩，干爹万岁万岁万万岁，云云。
　　朱厚照又说，既然都已经做了我的干儿子了，官衔不过百户，未免有些不成体统，说出去也让外人笑话，显得皇帝小气，这样，就升你作锦衣卫千户吧！
　　钱宁的脸面这下子可真光鲜起来了。谁还敢提他给太监做家奴的陈年往事？名札——也就是名片——掏出来，称谓写得清楚，“皇庶子钱宁”，锦衣卫的千户官。别说寻常的卫所同僚、衙司吏员，就是六部九卿、内阁诸老，见着他“朱宁”的面儿，也都得客客气气，不敢有丝毫的慢怠——慢怠了他，就是慢怠皇帝，这罪名非同小可，谁能担当得起？也亏得他不是太监，不然，就这派头，活脱脱的刘瑾第二了。有大臣想要巴结他的，设下盛宴，单是各色菜式，一餐的花费就在千金以上。
　　知恩图报，钱宁在旁人面前趾高气扬，回头见着了提携自己的刘瑾，那自然唯唯喏喏，重又恢复到他家奴原本卑贱的嘴脸。只是刘瑾的好日子却已经过不长久了。正德五年四月，宁夏的安化王朱寘鐇起兵谋反，借口正是要“清君侧”，诛杀这位祸乱朝廷的刘公公。叛军的声讨檄文传到北京，刘瑾拿来仔细看了，顿时吓得面如土灰——真要追究起来，安化王谋反，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借口丈量田地，跑去人家封地上吃拿卡要所致。这又不是百官，讲理讲不过去还能用廷杖打得他们不敢吭声。也不敢让朱厚照看见了，只是跑去禀报叛乱情形，请皇帝即刻挑选忠勇可靠的臣子前往平叛。
　　朱厚照一听来了劲。打仗，好啊！思前想后，挑选出都御史杨一清为帅，另由“八虎”之一的张永作监军，起京营精兵三万前往平叛。
　　这两个人都极有来头，也都和刘瑾颇有些渊源。先说杨一清。他是国家的西北名臣，早年为了抵御蒙古人寇边，以他一人节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整顿边防贸易，又翻修加筑长城，可谓功绩卓著。只是因为不肯去拍刘瑾马屁，硬是给后者拿着修城墙的事情大做文章，说他贪污工程款，一度给扔进了锦衣卫的诏狱里。没死已经实属侥幸了。后来多亏了朝中的同僚救济，这才以罚米六百石换回了自由。
　　再说张永。此人既名列“八虎”，又在三阁辅失势以后总督神机营事务，在太监里面素以“知兵”著称，朱厚照让他去监军，多少也是看中了他这份才干。然而若是从刘瑾角度来看，朱厚照这次又和以前的王岳一样，选错了人——皇帝喜欢刘瑾，但是每次派别的太监出去办事，都会反过头来咬刘瑾一口，倒也是个有趣的巧合——要说也是刘瑾自己不对，自从得势以来，对“八虎”其它几位兄弟就不怎么友善了，张永曾经多次找他帮忙，都不肯答应。何况刘瑾所作所为，在张永看来也实在过分了些，从此便凡事都和他抵着干。刘瑾跑到朱厚照跟前去打张永小报告，朱厚照也有意思，直接把张永叫来当面对质。这下子可惹出乱子来了，张永气得青筋暴起，劈头盖脸一通乱拳砸在刘瑾头上，打得刘公公叫苦不迭。最后还是朱厚照出面，让另一位公公谷大用摆酒劝和，方才平息了这场纠葛。
　　这两个人结伴跑去平叛，手里握着兵权，事情对刘瑾可是大大的不利。大军走到半路，安化王已经被杨一清的旧部总兵官仇钺活捉了，杨一清就在中军大帐和张永开怀畅饮。正喝着，杨一清忽然提起“外患易除，内忧难解”的话头，张永心知肚明，佯装为难地推脱一番，末了仿佛是被杨一清的慷慨陈辞所感染，奋然拍案而起，大叫道：“老奴怎么能因为珍惜余生而不为主子尽忠呢！”就此定下了铲除刘瑾的方略。
　　主意是杨一清出的，事情还得张永来办。大军班师还朝，时间定在了八月十五日。正好，这天又赶上刘瑾的哥哥出殡。刘瑾派人去对张永说，献俘的仪式不能和葬礼冲突了，稍微延期得好。张永琢磨着刘瑾这是要对自己下手，故施缓兵之计，于是不管三七十一，径直跑去向皇帝奏捷。朱厚照大喜，设宴慰劳张永。一直喝到半夜，刘瑾等人都各自散去了，张永于是拿出安化王的檄文，向朱厚照历数刘瑾所犯大恶共计一十七件——皇帝不杀刘瑾，将来还会有更多人象安化王一样，拿这个作把柄兴起波澜。朱厚照这会儿有些明白了，只是酒气上涌，半醉半醒，玩笑地说了句：“哦，原来刘瑾对不起我。”张永再三叩请说：“事已至此，不能再拖延了。”言辞越发恳切激烈。朱厚照于是点了点头说：“那就把他关起来再说吧！”
　　关起来了自然就要抄家。当时朝中传闻，说刘瑾听信游方术士的盎惑，认为自己的从孙有当皇帝的命，私造了许多军械，想要在十五日百官前来送葬的时候趁机作乱。朱厚照原本还没想着要把刘瑾如何，打算关几天就发往凤阳闲住了事。可是抄家结果，这些东西果然都藏在刘瑾的府里。非但如此，还有私刻的玉玺一枚。这就有些不能忍了。再抄下去，翻出刘瑾陪侍皇帝的时候常用的两把扇子，里面居然设有机关，内藏利刃，和人说话的时候趁其不备，轻而易举就能谋害了对方的性命。
　　朱厚照这下子惊愕万分，跺着脚说：“这奴才，果然是要造反呀！”
　　拖到菜市口，给我千刀万剐！
　　刘瑾的族人、党徒，一个不留，全都杀光。依附他的大臣，自内阁焦芳以下，连同各部尚书在内，共计六十余人，全都降职、革免。被他变更的朝廷法度，吏部二十四条，户部三十余条，兵部十八条，工部十三条，也都一律改还旧制——自正德元年至五年，刘瑾等人风光无限，至此终于土崩瓦解，一命呜呼。
　　不过有一说一，刘瑾是没干过什么好事儿，只是他敛财有道，一改官场行贿你情我愿的行规，直接找别人硬拿。比如天下督抚进京叙职，不交上个万八千的就不许走人。又借口反腐——这理由真亏得他想得出来——在全国展开撒网捕鱼式的索贿活动，一度逼得没钱的官员上吊自杀、卖儿卖女。结果最后一抄家，发现他刘公公富得吓人。到底有多少，实在说不清了，只是21世纪的《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人类千年首富，他也得以榜上有名，和当代巨富比尔?盖茨、李嘉诚等人同列十大，不知算不算也是为中国人多争取到了一项“纪录”。
　　回到钱宁这边。刘瑾败亡，朱厚照兴起大狱，正是人心惶惶的时候，可钱宁却照样吃得饱、睡得香，浑然置身事外，仿佛跟自己没有半点儿的瓜葛。据说，这是因为钱侍卫心思缜密，一早预料到刘瑾终究难逃一死，于是平日送到刘瑾府上的名帖礼单，都故意用泥金书写，别人见着了，只当他爆发户摆阔，不以为然。其实这里面大有玄机。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刘公公的门房仆役都是见钱眼开的，好贪些小便宜，这头接过钱宁的帖子，那头顺手就把泥金给刮了下来。这一刮，原本写着钱宁名号的地方就成了一片空白，皇帝派人去抄刘瑾的家，抄来抄去，什么私人信函、机要文件一大堆，可就是找不出任何钱宁与刘瑾过往甚密的凭据。既然没有，那就说明钱宁不是刘瑾一党了。朱厚照又是喜欢钱宁得很，这会儿再有人跑来说钱宁百般的不是，反倒有了些冤枉好人的意思。
　　钱宁就此在刘瑾倒塌后的废墟上迅速堀起。石文义、高得林和杨玉这些人都随着刘瑾一起完蛋了，他于是进阶做了锦衣卫的都指挥使，执掌南镇抚司，而后累迁左都督，替皇帝打理诏狱，全盘接管了锦衣卫的日常事务。明史有谓，朱厚照对他是“言无不听”，钱都督说谁是奸臣，那谁肯定就是奸臣，就要关进牢房，就要严刑伺候。满朝的大臣们本以为除掉了刘瑾，朝局总算能够有所改观，不想奸佞误国的事业后续有人，这才刚消停了没几天，钱宁便正式得意洋洋地粉墨登场，唱起锦衣卫作主角的大戏，也亏得他们也是见惯不怪了，各自安守本分，百般周旋，不然，不知道又有多少人要学着当初的刘健和谢迁，官帽一扔，拱手扬长而去了。
　　倒是朱厚照经历过刘瑾这次折腾，心眼开窍，知道玩是要玩，国家可不能再交给不相干的旁人了。他要亲自把朝政料理起来。决心已定，于是抖搂精神，颇为难得地跑去开了几天早朝。只是刘瑾虽然可恶，可如今身边没了这人，皇宫里真还少了许多乐子，这每天一大清早就要召见大臣，散朝回宫又只能对着太后、皇后和嫔妃，天长日久的，只怕是真要把皇帝给憋疯了。
　　于是唤过钱宁问道：“我说小宁儿啊，你有什么好玩的点子，不妨说来听听？”
　　钱宁听得朱厚照问起，眼珠子一转，赶紧上前禀奏说：“好玩的事情自然是有的。皇宫里不是有兽苑吗？那么大块地方，光是养些畜生，倒也可惜了。不如把它规模扩大，建作宫殿，您就从后宫搬过去，在那儿高兴干嘛就干嘛，批阅奏章也行，谁也不敢多说半句不是？”
　　朱厚照一拍大腿：好哇，有创意。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了。
　　新建的宫室在皇城西苑，规模宏伟，雕梁画栋，极尽巧夺天工之能事。内里不仅养着四域八方进贡的珍禽异兽，更有钱宁为朱厚照悉心挑选的西域、高丽及江南美女，甚至于西藏、回回等地三教九流之徒，专事进奉些诡奇的房中秘术，俨然就是古人所谓的酒池肉林，复现于大明朝的宫闱之内了。
　　工程完毕，钱宁把朱厚照请过去巡视。朱厚照到了跟前一看，嘿，这下子高兴得，拍着钱宁的肩膀不知道该夸他什么才好。还是钱宁脑筋转得快，谦称不过是做臣子的本分，只要陛下高兴就好，一边提醒皇帝这地方还没取名呢。朱厚照略加思索，把手一挥：“这地方本来就是养些虎啊、豹啊之类的，豹子好，精神头十足，我喜欢，就叫它豹房吧！”
　　豹房的称谓，于是从此确定了下来。朱厚照也懒得再天天跑去上朝了，一应朝政事务，全都移往此间处理。后宫也不住了，都是那几张脸，看着窝心，住得乏味，哪里比得上钱宁给自己营建的这座人间天堂来得风光绚烂，美轮美奂呢？
　　还是老样子，玩得累了，把钱宁拖过来往床上一躺，枕着他的肚子倒头就睡。大臣们想要见皇帝？找着了钱都督再说吧！
　　另有一说，营建豹房其实是早前刘瑾的主意，委托钱宁出面办理而已。其实这倒无关轻重，钱宁之于豹房，对皇帝私人娱乐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实在功莫大焉，任谁也是要把这桩“显绩”算到他的头上去的。
　　关键是，钱宁自己当皇帝的干儿子不算，就连他的养子钱杰、钱靖等人，也全都改为国姓，号称宗室至亲。朱厚照大概也是从钱宁这儿认干儿子认上了瘾，凡是看得顺眼的，侍驾有功的，一律都是我大明朝的“龙子龙孙”啦！他这么一路认过去，认到正德七年，干儿子竟然认出了一百二十七人之多！
　　而这时候，钱宁执掌锦衣卫，张锐提督东厂，在朝中的势力最为强盛，他们又继承刘瑾在世所遗留的光荣传统，互为表里，朝野内外提起这两位来，一律统称作“厂、卫”——后世说起大明朝的时政，有把锦衣卫和东厂相提并论的习惯，其实就是打钱都督这儿开始的。张锐暂且不提了。钱宁跟皇帝关系特殊，身价震天，比起极盛时期的刘瑾实在不遑多让。在他麾下有位锦衣千户官王注，因为一语不合，跟人口角引发斗殴，也是出手狠毒了些，三拳两脚就把别人给打死了。死者家属告到有关部门，一位名叫刘秉的官员主持办案，追查得颇为紧迫。王注有些发慌，赶紧逃到钱宁家里躲了起来，央求上司替自己做主，“您老可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落进刑部的手里啊。”
　　钱宁与王注感情很好，出了事情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他的手腕也是十分的高明，并不与刘秉正面冲突，甚至连锦衣卫都不劳烦，只是拜托东厂四下查访，终于逮着了点儿刑部的把柄。这下可厉害啦，钱宁放出口风，说你们这些人，瞧着道貌岸然，其实也不见得能正大光明到哪儿去。你们要收拾我的人，那我可就要把你们全给收拾了。其实这把柄是什么，并没有人知道，只是刑部还真得有些心虚，尚书张子麟赶紧偷偷跑去会晤钱都督，达成庭外和解，立即宣布王注无罪，一场人命官司就此化于无形。
　　又有位大臣赵经，任职太仆少卿，奉命以工部郎的身份监督乾清宫的修缮工程。这人不是什么好官，趁机大捞一笔，贪污了数十万两公款。这事儿自然难逃神通广大的锦衣卫侦缉了。把这种腐败分子收拾进诏狱，本也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可钱宁不这么想。他是觉得，我去检举告发了你，皇帝最多夸我一句“办事得力”，可你被抄了家，钱还不都是皇帝的，我能分到什么好处？他倒也耐心，一直隐忍不发，过阵子听说赵经病死了，立即来了精神，点齐人马直扑赵府，佯称是朝廷派来的治丧委员会，强迫赵夫人把棺材抬出大堂，转身就抄没了赵经所有家财，甚至连人家的小妾也不能幸免，悉数“充公”归到了钱宁的名下。
　　属下们见着钱都督此举，明白他老人家不仅贪财，关键还是好色的，这也就算是找着了安身立命的根本。有个叫作廖鹏的锦衣卫官，仗着自己有个在河南做镇守太监的哥哥，鱼肉乡里，作恶多端，被河南巡抚邓庠告了一状。皇帝因为刘瑾前车之鉴，正烦着这些太监亲党，于是明诏降级安置。廖鹏为了保全官爵，忍痛把自己的宠妾送给钱都督“享用”一番，于是钱宁传出话来，说你就放心吧，有我在，降不了你的职。最后果然如此。
　　然而赵经不常有，廖鹏更是难得，钱宁要“开源”，不能总指望着别人撞上门了，还得自己跑出去创造机会。他联合东厂，往广大城乡周边地区派出大量人手，乔装改扮，引诱无知村民发表些不合时宜的言论，或是蒙骗别人参与邪教活动，然后立刻拿办，送交有关部门查处。这叫“铸铜板”，也叫“种妖言”，坐实了案情，才好严刑逼贿。谁不知道这些人是冤枉的呢？可钱宁在那儿盯着，办案官员即使心知肚明，却也只能照办。
　　若干年后，朱厚照的堂弟，也就是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有位给事中孙磐回忆起当时情形，说是“死者填狱，生者冤号”，那些禁不住刑讯的死者把锦衣卫的牢房都填满了，余下活着的囚犯就趴在死人堆里不停地喊冤。其情其景，殊为发指。
　　大臣们这下子又坐不住了。你是皇帝的干儿子，那你总不能这么败坏你干爹的家业吧？只是上疏控诉钱宁的官员，到头来要么落得个革职遣返，要么就给扔进诏狱“反省”去了。这时候正赶上天象异常，前面那位杨一清，挺身站出来发表了一番议论，言辞间颇有讥讽皇帝亲近小人的意思。朱厚照听了是不为所动，钱宁火可大了。他仍旧没有亲自出面，而是授意豹房里的一干人等及朝中某些官员，在皇帝跟前对杨一清百般诽谤。给事御史周金、陈轼这两位一看不对，连忙对朱厚照说，杨一清可是忠臣，陛下您千万不要听信小人胡说八道啊！皇帝信谁呢？皇帝是信钱宁的。锦衣卫就监督百官嘛，谁是谁非，钱宁心里有谱。于是找来一问，钱宁支支吾吾，好象还颇有些不好背后说人闲话的意思。朱厚照这下子知道了，杨一清这人确实不怎么地道。消息传到当事人耳朵里，杨一清无可奈何，唯有一声长叹，三叩九拜，说皇帝既然信不过我，那我也就回家种地去吧！
　　不过朱厚照倒也明白，杨一清有功，文韬武略，不是朝廷里那些寻常书呆子可以相提并论的。以前刘健和谢迁不都还“退休以后待遇从优”么，到了杨一清这儿也不能坏了这规矩，丰衣足食，给国家好好地养着吧！没准将来还有再用他的那一天。
　　杨一清人是走了，回到南方，不过说到底心里毕竟牵挂着大明朝的江山社稷。过不得几年，朱厚照御驾南征，就住在他的杨府大院。君臣两个把酒言欢，畅饮两日两夜，以诗文唱和，倒也其乐融融。杨一清趁机向朱厚照进谏，天子动辄远离京畿，安全无凭，又是劳民伤财，不宜过多此举。他说话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也是朱厚照喝了酒心情好，竟然听了进去，于是打消了原本计划中巡游江浙的念头。
　　只是这朱厚照南征，却不再是钱宁的主意了。正德朝的锦衣卫故事的“精彩”之处正在于，他们是一家唱罢，一家登场，个个都是卯足了劲头，唯恐身段不够秀丽，唱腔不够婉转，给前面那位比了下去，空教后来人笑话。提议朱厚照南征的，是边将出身的锦衣卫头领江彬。这一位比起钱宁更加了不得，因为他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位，以一人身兼厂、卫双重职权的正德宠臣。倚仗着是他在塞外沙场多年磨练出的铁石心肠，非但权凌驾众人之上，最后更是反客为主，竟然将提携过自己的钱宁置于死地，其人其事，说起来便又是一番别样的洞天。
　　朱寿大将军
　　边兵入卫，这在整个大明朝来讲都是件大事。因为国家体制，九边驻军各据要津，恪尽其职，向来是不能轻易调动的，一旦开了先例，就会惹出无穷的乱子。事情起源于正德六年，因为不堪忍受暴政——前有刘瑾，后有钱宁，朱厚照又是个荒唐透顶的，这谁能受得了——山西、淮安“群盗”蜂起，养尊处优惯了的京营官军不能抵抗，暴动的农民甚至一度打到了京师附近的文安地区，搞得朝廷乱作一团，急忙宣布北京全城戒严，内阁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如何应对这场由皇帝本人和他那些佞臣们搅出来的祸乱。
　　有人便提议说，既然如此，那不妨调镇守北方的边兵前来征剿，他们长年和蒙古人杀得难解难分，自然是要比京营的老爷兵管用得多了。
　　朱厚照点点头，好哇，只要打得赢，那就让他们来吧！
　　此言一出，阁臣李东阳头一个站出来反对。他是当年的三阁辅之一了，刘健和谢迁因为斗不过刘瑾，告老还乡，李大学士却独自留了下来。要说他其实也是为着朝廷着想，唯恐自己也走了，真的再没有人能替天下的臣民说上几句公道话。只是刘瑾在世，谁见着他都要矮上三分，李东阳也不例外，还为着顾全大局，常常佯作顺从地听从刘公公差遣，结果一度引来天下人的耻笑，就连他的学生也直接写来绝交信说：“像您这样的为人，我都没脸做您的弟子！”当真里外不是人的滋味。可这心里还是明白的，关系国家根本的事情不能让步，也多亏了他曲意奉承，这才从刘瑾眼皮子底下搭救出不少蒙受不白之冤的官民。这时一再向朱厚照进谏说：“边兵生性狡悍，如果把他们调来内地，难以管束，只怕是要生出许多的麻烦，以后再收拾起来可就不是那么的容易了。”此例一开，对今后政局将会造成的影响，实在令人难以预料。
　　朱厚照哪里肯听他的，说要调，就得调。只是依着规矩，诏书得由内阁草拟，然后经由司礼监转呈御前批准。朱厚照于是派太监过去催促，自己坐在乾清宫门外等着。李东阳为官多年，委屈了大半辈子，这回终于硬起了脖子，说什么也不肯写。朱厚照拗不过他，最后索性直接从大内发出文件，调来了宣府、大同的三千精锐之师。
　　在这些奉调进京的队伍里面，大同总兵官张俊麾下，有位游击唤作江彬，本是宣府人氏。他随着大军开拔，半道路过蓟州，大概因为闲来无事，就趁着月黑风高，带领人马闯进民舍，不容分说屠杀了合家二十余口无辜的百姓，然后拎着血淋淋的人头跑去张俊的大营，谎称是被自己在巡哨途中击获的流寇。张俊竟不作仔细分辨，听信了他的一面之辞，当即通报全军，说江彬忠勇可嘉，是全军将士的楷模，我在这里代表朝廷重重有赏。
　　赏完了还得继续赶路。要说江彬确是条勇烈的汉子，滥杀冒功这种事情，大明朝的官军干得多了，原本不足为奇，可到了战场上，还能象他这样使出亡命的劲头一往无前的，倒也真是有些难得——史载，边兵与“群贼”在淮间激战，江彬跃马横刀，冲杀在阵地的最前沿。“贼军”阵中乱箭齐发，他身中三箭，其中一枚更是直贯面门，从一侧的耳朵里冒了出来。旋即“拔之更战”，忍痛一把扯掉，也不需要什么医疗护理，继续浴血厮杀。其悍勇如此，即使自己人看见了，大概也都给他吓得目瞪口呆起来。
　　朱厚照是很关心战势的，因为他好玩，前面也提到过，巴不得自己也能亲自到疆场上去体验一把，只是碍着天子身份，不好轻易置身险境了。江彬在前方这番勇迈绝伦的情形，就跟着风儿似地吹到了他的耳朵里。这人真棒！朱厚照心说，果然要比那些虚有其表的京营官兵强上百倍了，等到他日得胜班师回朝，可得好好瞧瞧我这位当朝的第一猛将。
　　江彬这就算是先在朱厚照心里赚足印象分了。等到战事平息，大军凯歌高奏，回京向皇帝报捷，连同江彬在内，还有位宣府来的许泰，都是立下了战功的，给朱厚照留在了京城，预备陪自己打猎作伴。江彬知道钱宁是皇帝身边的头号红人，顺势搭线得到了皇帝亲自召见的机会。朱厚照仔细端详过他脸上那道骇人的伤疤，直看得血气上涌，大声称赞说：“江彬果然是勇健的好汉！”又因为他能说会道，从此愈发喜欢得紧，至于钱宁，因为喜新厌旧，多少反倒不如从前那么亲近了。
　　钱宁这时候回过神来，自己让江彬占去了头彩，心里老大的不乐意。这就好比两个善妒的女人共事一夫，免不了总是要争风吃醋的。钱宁成天琢磨着，要给江彬弄只小鞋穿穿。可惜他机关算尽，却又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某天，朱厚照在豹房里搏虎——他是精力过于旺盛，跟人玩都时常不能尽兴，还得和老虎什么的搞搞极限运动——这虎却不同往日，体格强硕了些，朱厚照三两下招架不住，赶紧招呼钱宁过来帮忙。人往往都是这样，好日子过得久了，胆子也就不如从前的大，钱宁眼见得老虎凶猛，吓得畏缩不前。正在这紧要关头，侍立一旁的江彬快步上前，扑住老虎救下了朱厚照。朱厚照是皇帝，不能在臣子跟前失了面子，站起身来还强作从容地对江彬说：“我自己就能搞定，不用你帮忙了。”可心里明白，钱宁和江彬，这两人对自己的忠心可真是有天壤之别。从此钱宁再去跟朱厚照说什么江彬的坏话，朱厚照都拿白眼回答他：你说你好，他不好，那会儿跑过来救驾的怎么是他不是你呢？
　　江彬于是从边将摇身一变，变作了锦衣卫的都指挥佥事。这是在走钱宁发迹的老路了。他也知道钱宁容不下自己，在锦衣卫办公室里一坐，抬眼又全是他钱都督的亲信，想要保全自己的地位，就得另作他法。他对朱厚照说，京营作战能力低下，主要还是因为实战经验太差，不如把京营和边兵对调，这样在军队内部促进交流学习，对国家的国防建设大有好处。其实是想着靠边兵弟兄来跟钱宁相抗了。朱厚照觉得江彬的提议不错，于是宣旨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的边兵到北京驻防，还给取了个响亮的名头，叫作“外四家”。这四路人马，天天在北京城里驰骋纵横，又时常在大内操练行列，把朱厚照弄得大呼过瘾，自己身披战甲，和江彬并肩出阵，两人的装束又是如出一辙，恍眼看去竟然教人难以分辨。
　　皇帝如此执意孤行，那边的李东阳可真算是受够了。刘瑾过后有钱宁，现在又冒出来个江彬，不知哪年哪月才是个尽头。他也就索性请辞还乡——我有生之年，总算亲眼看着了刘瑾倒台，心愿已偿。皇帝你还要跟他们玩出什么新花样来，我快七十的人了，实在奉陪不起，就此别过。他也是为官清廉，虽然常与刘瑾来往，其实身无长物，多亏了文章秀丽，号称文坛领袖，又是书法超群，还常能写点儿什么来补偿家用。有次闲坐家中，颇有些倦意，夫人拿着纸墨进到书房，开玩笑地说：“今天家里来客人了，你总不能连鱼都不请别人吃一条吧？”于是欣然动笔，一挥而就，总算是在他为人诟病的宦海生涯之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清操动人的背影。
　　再说朱厚照亲眼见识过了边兵骁勇，满心欢喜非常，就在正德八年创设神威营、敢勇营，分别交给江彬和许泰统辖，江彬进阶为锦衣卫都督佥事。他又大概是觉得加官进爵还不足以表明自己对江彬的信任，于是依着钱宁故事，把江彬认作了干儿子，同赐国姓，自己在宫里另外挑选出一班擅长骑马射箭的太监，编作“中军”，和江彬一道搞起了军事演习。每天从早到晚，宫苑内时时可见疾驰掠过的铁骑，处处闪烁着慑人的刀光剑影。无论边兵也好，太监也罢，因为有皇帝亲自坐镇指挥，自然也是抖擞精神，喊杀震天，声浪直透九门以外，唬得全城百姓一惊一乍，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皇宫里闹起了军事政变。
　　朱厚照又给各营官兵配置明黄色的战袍，以示“天子禁军”之意，并特制一批遮阳帽，帽上插天鹅翎，分赠予统辖营兵的诸位将领。好象江彬这样身份的，要插三枝，其他下级的部属就只能插两枝了。结果就是这么三两支羽毛，到头来却变成了衡量臣子在皇帝心目中份量的标准，堂堂的兵部尚书王琼，看着江彬的遮阳帽有些眼热，偶然跑去陪同朱厚照操演禁军，破例获赐天鹅翎一枝，激动得捧在手心里左右端详，回家路上差点儿从轿子里跌了出来。
　　只是玩来玩去，皇宫就这么大块儿地方，宫墙以外的北京城也不见得就能宽敞得到哪儿去，这么许多的人马，挨在一块儿也实在有些挤得慌。江彬为了皇帝“殚精竭虑”，思前想后，想出个一石二鸟的办法，既能讨得朱厚照欢心，又可以避开钱宁的耳目。他对朱厚照说，宣府这个地方好，盛产美女，皇帝要是去看了就知道，肯定不会让您失望。再者，那是帝国的北方边境重镇，您还可以借机实践这些日子在营苑里演习积累起来的作战经验，真刀真枪地和蒙古人干上一回了，岂不比成天困居在宫里，还得给那些大臣们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自取烦恼来得痛快？
　　他说得还颇有几分文采，叫作“瞬息驰千里”，塞外大漠，一望无垠，金戈铁马，气吞山河。这一下子就勾起了朱厚照心底里一直都在隐隐作祟的边塞情结。皇帝不是因为没机会亲临前敌，才会成天跟这些宠臣们玩打仗游戏吗？现在是又可以跑去饱览山河雄壮，又可以尽享人间美色，还能仿效太祖、成祖他们御驾亲征，创下一番令世人称羡的丰功伟业，这诱惑实在太大，简直抵挡不住。至于安全什么的，反倒不在话下，有锦衣卫，还有精心操练的“外四家”，岂有轻易让皇帝涉险的道理？
　　朱厚照于是决意北巡。不过走起来倒是麻烦，不能让大臣们知道了，又要惹出天大的乱子。他和江彬暗地里商量了半天，决定先只带着几个贴身的随从，趁着夜幕微服出宫。这是正德十二年的八月里的某个夜晚，皇帝走得悄无声息，甚至连钱宁都因为日渐失宠未能随行。不明就里的大臣们第二天发现皇帝失踪了，顿时炸开了锅，等到他们弄清楚原因，朱厚照人已经到了京城北面的昌平。有朝臣梁储、蒋冕、毛纪这几个快马加鞭追过去，一直追到沙河，好容易赶上了朱厚照，拦在马前百般劝阻，说皇帝你太不拿自个儿安危当回事了，这一路过去到了关外，要是遇上蒙古人怎么办，岂不是要弄出个土木堡第二来么？国家社稷可不能因为你的意气用事给彻底搞砸了呀！朱厚照只觉得他们罗嗦，扬起马鞭来吓唬了几句，再不让开我可要打人了，也就不理会这些忠心的臣子，径自一溜烟望着北方继续前进。
　　要去宣府，得先经过居庸关。这儿有位巡关御史张钦，是个讲原则、识大体的好干部，居然站在关前顶撞起朱厚照，说什么也不肯开门让他过去。朱厚照机灵，佯装原路折返，跑回北京待了两天，然后派出原本“八虎”之一的太监谷大用接管了居庸关防务，并且特意叮嘱他说：“关好大门，要是后面有大臣追来了，一个也不许放过来。”这才算是解决了他北巡的后顾之忧。
　　经过如此几番曲折，终于来到了心驰神往的九边重镇宣府。江彬一早在这儿给皇帝预备下行宫，朱厚照瞧着不错，赐名叫作“镇国府”——他忽然觉得，其实做皇帝还不如做个将军，能够驰骋沙场来得畅快。当然啦，皇位是不能随便丢掉的，可如今自己人都不在京城，又何必还非得顶着个大明国君的身份呢？好吧，从今天起，我就不是正德天子了，我也不叫朱厚照，我是大明朝“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这镇国府，就是我统御三军征伐北疆的前敌总指挥部了。
　　接着就把北京城豹房里的全部家当，那些乐工啊，美女啊，连同外四家的神威营和敢勇营一起搬了过去。另有“威武大将军朱寿”的亲笔文书一封，交呈内阁，申请一百万两白银的作战经费，由国库供给镇国府开销。大臣们傻眼啦，不知道交了哪辈子的霉运，摊上这么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活宝。可也不能不给他，说是什么将军，皇帝毕竟还是皇帝，大臣们要对皇帝负责，要对大明江山负责，只要他朱寿老人家在北边平平安安的，可不比什么好消息来得都要强么？
　　朱寿——朱厚照在宣府住了不少日子，吃喝玩乐，舒服得很。江彬也是办事卖力，点齐人马四处搜罗民间的美貌女子，运到镇国府来供大将军“享用”。朱厚照见了有些好奇，不知道江彬是从哪儿找来得这许多上等的货色，叫到跟前一问，知道了原委，拍着手掌大呼有趣，说有这种好事，你可一定要带着我一块儿去了！于是也收拾停当，和江彬等人接连夜闯民宅，进门就管人家要女人，没出嫁的，嫁了人的，死了丈夫在守寡的，不管哪种，只要瞧着顺眼，一律带走——江彬倒是轻车熟路，只是杀人与抢人的区别。可皇帝当头干起了采花贼，翻遍史书还真找不出与他相仿的几位来。他也不管当地百姓死活，“在此间乐，不思蜀”，北京城那死气沉沉的地方，说什么也不肯回去了，我就委屈些，不惧艰险，为了大明江山肩负起这守土一方重任吧！
　　正在这边高兴着，边境上传来急报，说是蒙古小王子部三万铁骑寇边，进攻方面在宣府附近的应州地区。当地守将总兵官王勋知道皇帝就在身边，不敢有丝毫松懈，率众死战不退，硬是牵制住了敌军主力，自己却也落进了敌人的包围。消息传到镇国府，朱厚照大喜过望——真不知道他喜从何来——拍着酒案招呼江彬说：“我就是为着这个才过来的呀！”当即点齐人马，迎着蒙古大军杀将过去。
　　小王子见状也是欢喜得很——我们原本就只想来抢点儿钱粮牧畜什么的，不想大明皇帝居然挨着我们这么近，要把他活捉了回去，今后可有我们的好日子过了！也是群情振奋，摩拳擦掌预备大干一番。可别说，朱厚照在北京城练兵多年，大臣们说他是不务正业，到了需要显出点儿真本事的紧要关头，他还颇有几分良将风范。两军对垒，朱厚照亲自筹划，敲定作战方略，弄得头头是道，有条不紊，大军循序渐进，蒙古人一时间竟然无虚可趁，速战速决的念头落了空，只能耐下性子来和明军打起了阵地战。
　　这也就是后世所谓“应州大捷”战役的开端。战事的经过大体情况是这样的：朱厚照披坚执锐，坐镇中军，与蒙古人恶战五日，因为指挥得当、将士用命，一度占据了较为有利的形势。小王子没有料到明军防御如此严密，再加上邻接地区的明朝驻军因为担心皇帝安危，都在不断朝向战区集结，明军的战力更是逐渐凌驾于蒙古大军之上，于是只得放弃了侵攻计划，掉转马头朝向大漠深处转移。
　　朱厚照知道他们要跑，正是杀得兴起，哪肯善罢甘休，通令全军趁势追击。一直追到平虏、朔州一线，忽然间黑风四起，夹杂着沙石迎面扑来，明军猝不及防，行伍散乱，有蒙古骑士单骑直透重围，挥着马刀冲到了朱厚照跟前。这下把皇帝身边的锦衣卫和太监们给唬得，想要上前救驾已经来不及了，就只见得朱厚照面无惧色拔剑而起，迎头斩杀了这位胆敢冒犯自己天颜的亡命之徒，而后从容激励着将士们继续奋勇向前，杀敌立功以报效国家。明军于是士气大振，终于成功击退了蒙古人最后这次凶猛的反扑。
　　《明史?鞑靼列传》在是役末尾处结语说，自从应州之后，虽然蒙古人每年都还是总要跑到边境上骚扰滋事，不过象这样大规模的入侵，却是没有再度发生了。这种情况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一直要等到七八年后的嘉靖四年，边关才重又响起数万蒙古战马的嘶鸣。以此而论，朱厚照本意是跑到宣府来玩的，却不想他在荒淫无度之外，倒也玩得多少有些建设性。再推而论之，江彬本意是想躲着钱宁，自己讨朱厚照的好，到头来也算间接性地为稳定边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皇帝不避艰险，御驾亲征，并且总算得大获全胜，这是继太祖元璋、成祖棣以来，大明朝立国百余年间未曾有过的壮举——可惜这也是朱厚照人生里仅有的“亮点”。捷报传回北京，大臣们愣了半天没回过神来，“皇帝别胡闹了，赶紧回来吧”之类的说辞，一时间竟也无从提起。朱厚照这下子可得意啦，一得意，就又开始奇思怪想层出不穷，不再象战场上那么得清醒。为了表彰自己的战绩，他一人分饰两角，先是以正德皇帝朱厚照的身份颁下圣旨，再以威武大将军朱寿的身份谢主隆恩，受封做了所谓的“镇国公”。并且向大臣们强调，以后他在的地方不能叫行宫，要叫军门，因为这是大明朝武官的规矩，可得记清楚了，不然说错了话，可是会受到皇帝的责罚哟！
　　江彬也是有功的，功劳仅次于朱寿。他带领着“外四家”英勇作战，很好地完成了朱厚照事先的战略部署。皇帝赏罚分明，在应州战役之后的次年，也就是正德十三年，任命他作了“威武副将军”，并封为平虏伯，三个儿子不论长幼，一律授予锦衣卫指挥的官衔。接着，就交给了江副将第一项要紧的差事：以后朝中大臣有奏折递到镇国府来，一律先交到你处保管，然后再向我报告。我身为总兵官，军务繁重，有些个琐碎小事，也就懒得亲自过问了。
　　朱厚照这是深深地沉浸在身为大将军的角色当中去了，好了疮疤忘了痛，不再记得刘瑾的前车之鉴。皇帝远在宣府，朝廷要请示个什么事情，动辄就要披星戴月日夜兼程地送过去，到了跟前还见不着皇帝本人，只能和江彬坐在镇国府大堂前打哈哈，这么拖来拖去，有些不太要紧的政务，竟然拖了两三年都得不到任何具体的处理。
　　好在事有转机。这年，从北京城传来了太皇太后驾崩的消息，朱厚照虽说心不甘情不愿，可自己奶奶死了，也没有赖在外面不回家奔丧的道理。大臣们听说圣驾回銮，提心吊胆的日子总算捱到头了，心说朝政你不办也就罢了，只要人还待在宫里，总比天高海阔跑得无影无踪要强。大家伙跪在寒风瑟瑟的北京城外迎还了圣驾，还没来得及寻个话头好好劝劝他，朱厚照已经在朝堂上发表了一篇痛失亲人哀感于心的说辞，然后郑重其事地宣布：“为了表达对太皇太后的孝心，我要亲自前往祖陵所在地的昌平，为她老人家主持葬礼，也顺便祭拜一下我大明朝的列位祖宗。”
　　这是合乎朝廷章程的礼仪，大臣们自然不能反对。朱厚照跑去把奶奶入土为安了，也还真象模象样地给先人们烧了几柱高香，然后脚底一抹油，前后出现在了附近的黄花、密云两地，指使江彬驾着十数辆大车，挨家挨户地劫掠良家妇女。江彬也是只管完成任务，不管他人死活，把掳掠的女子五花大绑地捆起来扔进车里，终日强迫她们侍奉皇帝，一路颠簸坎坷过去了，好些人都因为禁不住这样非人的虐待，竟然就此香消玉殒，含恨而终。
　　大臣们这下明白过来了，合着你是在宣府尝到了甜头，现在借口替太皇太后发丧跑出去快活去了。有位名叫李恭的官员义愤填膺，上疏朱厚照直斥江彬恶行，恳请皇帝尽早回宫。朱厚照还没看见奏疏呢，那边江彬通过锦衣卫得知有人骂了自己几句，派人把李恭关了起来，没过几天功夫，就给活活弄死在了诏狱里。然后对朱厚照说，皇帝你上次去了宣府，那是微臣的故乡，不过微臣以前在大同任职，那也是个好地方，不如咱们再过去走走？朱厚照当然说好。于是又转驾大同，一路上亮出旗号来，依然是他那面“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的锦绣战旗。
　　在大同小驻片刻，一行人马继续向北，渡过黄河来榆林，再经榆林转向绥德，顺道“纳幸”了绥德总兵官戴钦的女儿。再走下去真要到蒙古人的地界了，北边无处可去，好不容易折返北京，没得大臣们见着自己一面，朱厚照又让江彬陪着取道西安抵达太原，遍征女乐歌舞，强夺了晋府乐工杨腾的老婆刘氏——他还真是“瞬息驰千里”了。要说这朱厚照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虽然阅女无数，可对嫁过人的女子总是更加偏好。这位刘氏生得国色天香，婀娜多姿，一下子就把皇帝给迷住了，寻思着要在后宫里给她安排个什么正经的名分。江彬晓事，领着一干锦衣卫官们围着刘氏一口一个“刘娘娘”叫得脆甜，当自个儿妈一样地孝敬着——他们不都是朱厚照的干儿子么？刘氏自然也就是他们的干妈了。
　　不过朱厚照虽然喜欢刘氏，却不专情，身边群芳燕绕，还在一个劲地打听谁家的老婆长得标致。有位任职延绥总兵官的马昂因为犯事受到朝廷罢免，他听说皇帝好这么一口，觉得有门，于是找到江彬，说是自己有个妹妹，相貌出众，而且能歌善舞，还精通骑射之术，能讲外国话，只是已经嫁了人，做了指挥毕春的老婆，正怀着孩子呢。江彬心领神会，略施手段把毕夫人带进了豹房。朱厚照见着美人儿，不单养眼，还是个文武双全的，当即龙颜大悦，传旨升马昂作右都督，他的弟弟马炅、马昶都赐蟒衣朝服——原来蟒衣这么好挣，当真是气煞前人。大臣们照样苦苦相劝，朱厚照照样置若罔闻。
　　马昂卖了妹妹得了富贵，威风起来了，置办下高宅大院，又是“国舅”的身份，朱厚照也时不时往他家里走动。可要依着朱厚照看来，这个“大舅子”未免也太小气了些。偶然在席间提起了他的小妾，一时兴起，要跟马昂“借用”几天。马昂是亲妹妹都舍得，却舍不得一个小老婆，说什么也不肯给。朱厚照大怒，铁青着脸推门而出。马昂回过神来，知道闯了大祸，不得已，忍痛割爱，赶紧献上小妾以求皇帝宽赦。朱厚照变脸更快，说马昂有功，就给他的弟弟们再升个官，马炅做都指挥，马昶做仪真守备吧！
　　马昂喜出望外，追加进献美女四人，以示自己对皇帝忠心耿耿，回头免不了再要多孝敬江彬一番：当初要不是江大人施以援手，又哪里会有我马某人的今天呢？
　　于是，主动给皇帝送女人，以换个灿烂光明的锦绣前程，这叫作“纳钦女”，就因为江彬替朱厚照这么四下卖力地张罗着，俨然成为了正德官场上飞黄腾达的不二法门。有点儿这方面歪脑筋的，纷纷义无所顾，前扑后续，搞得朱厚照心花怒放，越发称赞江彬办事得力，是自己身边的头号能臣。
　　就这么一直折腾到了正德十四年——朱厚照在位满打满算，一共一十五年，这会儿距离他猝死豹房已经时日不多了。倘若知道了自己的寿算，这位荒唐天子还会不会继续他放浪形骸的“狂野青春”，站在后世的角度看来，确是个耐人寻味的命题。只是当事人浑然不觉了。因为在北方巡游出了这辈子最大的乐趣，皇帝马不停蹄，又打起了南征的念头。替他张罗这一切的，依然还是“阅历过人”，隐然已经权倾天下的锦衣卫都督佥事、威武副将军江彬。
　　宁王作乱
　　在大明朝历任一十六位皇帝里面，朱厚照在位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他却经历了作为一个帝国统治者所能遇到的几乎一切麻烦：边境战争、农民起义、佞臣乱政和皇族谋逆，等等。凡此种种，前赴后继，层出不穷。而朱厚照身处一切变乱的中心地带，居然可以泰然自若，不以为念，进而把它们当是给自己跑出皇宫四处溜跶的借口，后人说他从头到尾完全不具备丝毫作为“皇帝”所应有的自觉，从这个方面而言，倒也确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特别是皇族谋逆这一桩。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鐇起事，尽管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被朝廷镇压，但是惦记着朱厚照那把龙椅的朱姓宗室依然大有人在——你成天东跑西颠的，不认真坐着自己位子，那还不如让给我们这些想坐的人来坐吧！于是在正德十四年的六月，从江西传来了宁王朱宸濠起兵作乱的消息，江西巡抚孙燧、南昌兵备副使许逵以身殉国，攻势如潮的叛军接连攻陷了南康、九江等地，国家东南形势陡转，半壁江山岌岌可危。原本已经被朱厚照折腾得够呛的大明官员和百姓们，这下子又只好再硬着头皮去趟宁王这淌不知深浅的浑水了。
　　这时候的朱厚照本人在干嘛呢？他刚离开太原，“顺道”去宣府待了几天，三月间刚回到北京，正在忙着和批评自己“巡幸无度”的大臣们较劲。要说他这人的精神头是真好，几千里行程一路撒欢似地跑下来，轿也不坐，都是自己骑马，披着“威武大将军”的战甲，腰里还悬着长弓，“涉险阻，冒风雪”，累倒累病了无数能征惯战的“外四家”，他却依然“面无倦容”——北边我已经玩够了，没什么新鲜玩意儿。听江彬说，南方也是不错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那我就再到南边走走吧！
　　大臣们一听，脑子嗡嗡作响，心说你这人完全就是大明朝的祸害，走一方黑一方，跟个流窜犯似的，北边都已经给你败坏得差不多了，再要去了南方胡搅，动摇国家的赋税根本，这可如何了得？朱厚照当然知道他们不乐意，也不好再象上次那样“连夜潜逃”，于是寻了个借口，说北京城最近不是地震了么，我准备到两京和山东去一趟，遍访名山大川，各地神仙们都拜上一拜，恳请上苍赐予我大明千秋万代安定和谐，岁岁平安，云云。
　　他当然不是以皇帝的身份去的——“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镇国公朱寿将巡两畿、山东，祀神祈福，其具仪以闻。”回头一想，似乎武将去办这种事情太过稀奇，于是又给自己加了个太师的官衔。太师镇国公，嗯，这下就圆满了。
　　旁边的江彬瞧见皇帝兴致正浓，凑到跟前来搭话说：“大将军为国分忧，可就怕朝堂上的那些文臣无理取闹，圣旨一出，又要逼着您和他们打口水仗了。倒也真是烦人。”
　　朱厚照哼哼着回答说：“怕什么？拖出去打，打到不能说话为止。”
　　这是调唆皇帝要胆敢进谏的官员们痛下杀手了。可是所谓文人风骨，不怕死的总是大有人在。兵部郎中黄巩就向朱厚照上疏说，跑去边境拿国防当儿戏，为了一己私欲而损耗天下的人力、财力，老百姓的心都被伤透了，这完全是因为皇帝听信了江彬的教唆，“江彬这个人，生性凶残，为人处事傲慢且怪诞，本来不过是军队里的一介武夫，完全不懂得为人臣子的礼数。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只知道他有可以砍头的罪过，不知道他有什么值得奖赏的功劳……天下人听见江彬这个名字，无不切齿怒骂，都想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陛下也不应该因为怜惜区区一个江彬，而不肯向天下人谢罪认错啊！”
　　他的一位同僚，兵部员外郎陆震本来也打算上疏，看过黄巩所述，立刻称赞不已，毁掉了自己的草稿而与黄巩联名上奏。这次弹劾行动较之当年请愿诛杀“八虎”声势更为浩大，前后进谏的官员多达一百六十八人，即使纵览明史，其情景亦可谓空前绝后。
　　江彬老练，知道自己当初想出“北巡”的主意，在朱厚照跟前把钱宁挤了下去——这些年多热闹啊，都没钱宁什么事——自然也就会成为大臣们头等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他事先在朱厚照心眼儿里点了个穴道，大臣们的奏疏一递上来，皇帝这当即就发作了。带头上疏的黄巩这几个，当天就给关进了诏狱，其余“从犯”一百零七人，则全都在午门外罚跪五天。大理寺正周叙等见状，第二天又连疏进谏，极言江彬怙权倡乱，黄巩无罪。朱厚照更怒，把他们和黄巩关在一块儿，并特别吩咐周叙和另外两位官员及黄巩等六人戴着木枷在殿外罚跪五天，白天跪完晚上仍旧交还诏狱看管，“道途观者莫不无叹息泣下”，说好歹也是堂堂大明的廷臣，皇帝怎么能拿人家当杀人犯似地枷起来示众呢？
　　等到这两拨人马先后都跪完了，就轮到了对他们施以廷杖惩治。江彬暗中吩咐，“用心打”，这两次打的，竟然杖毙了官员一十五人，创下了大明朝开国迄今廷杖至死的最高纪录。黄巩倒是命硬，廷杖时咬牙挺了过去，被皇帝革职为民。江彬不肯善罢甘休，派出锦衣卫沿途追杀，好在他事先得到消息，这才大难得脱。
　　其它人就没有黄巩这么好运了。陆震被打得死去活来，拖回牢房时还一息尚存，江彬于是断绝了他的饮食，将他活活饿死。有位工部的主事何遵，事前起草工部奏疏，家里的僮仆看见了，上前抱着他就哭了起来，说“主人不为自己着想，也是总该为您的父亲和孩子着想才是啊”。何遵拿着笔从容回答说：“你去替我转告老太爷，不要让他的孙儿荒废了学业，就行了。”结果行刑时他被打得“肢体俱裂”，人都打散了架，回到家里挣扎了两天，到头还是一命呜呼，时年仅三十四岁。因为太穷，就连下葬都是同僚们凑钱替他料理的。
　　而在何遵之前，另有刑部主事刘校，负责起草了刑部官员联合奏疏，自然也难逃一死。这是位孝子，平日里母亲但凡心情不好，都要长跪请罪，一直跪到母亲开心为止。在刑部做了官，本想着把父母接到京城来供养，不想老父死在了半路，刘校一路狂奔过去，抱着父亲的遗体“痛哭几绝”。廷杖当日，他将要被打死了，忽然仰天大呼起来：“刘校为国尽忠，死而无恨！只恨不能再见母亲一面了！”他的儿子刘娄，时年仅十一岁，站在旁边看着父亲受刑，又惊又怕，禁不住哭了起来。刘校回头告诫他说：“孩子你虽然读书不多，难道也不知道圣人说'事君致身’的道理吗？好好侍奉你的奶奶和母亲，不要让为父在九泉下为你感到羞愧。”说罢，气绝而亡。
　　忠孝节悌，在这一通木杖纷飞的廷杖下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即使顽劣如朱厚照，狡狠如江彬，这时候也不觉为之“气沮”，心头变得不怎么舒坦，南巡的兴致折消大半，只得暂且搁置一旁了。
　　可是宁王朱宸濠谋反，却又给了他们南巡冠冕堂皇的借口——“巡”换作“征”，皇帝不是去玩，是要南征，是要准备御驾亲征宁王乱党了。
　　兹事体大，江彬向朱厚照建议说，这次出征，咱们上下齐心，才好克敌制胜。锦衣卫和东厂这些人，自然都是要跟着御前听差了，但是两头制度不一，工作配合起来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不如划归专人统一领导，才好便宜行事。朱厚照准奏，说这人选也不用再推敲了，我最信得过你，就由你一人节制锦衣卫和东厂吧，叫他们所有的人都听你指挥。
　　前文说过，锦衣卫的管事是钱宁，东厂提督太监是张锐，现在江彬一人身兼二人之职，内外大权悉数掌握，把这两位都挤到一边凉快去了——其实一边凉快倒挺好，总比给他江彬当差得强——恩宠至极，大明朝二百余年间，如此身份，仅江彬一人而已。
　　然而朱厚照差点又没走成。“大将军朱寿”的人马还没来得及动身，八月，江西已经传来消息，说是在提督南赣汀漳军务、副都御史王守仁的统一部署下，大明军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连战克捷，已经成功地击溃了宁王的叛军，就连宁王本人，也在七月的一场战斗中被官军生擒了。要说这本是件好事，可江彬拿着王守仁的奏疏却犯起了难。因为仗已经打完了，皇帝再要去南边就没了借口，岂非又是空欢喜一场？实在是大伤脑筋。为了不扫皇帝的兴致，江副将把捷报扣了下来，不许众人走漏风声，依旧按照原计划，离开北京由德州上船，浩浩荡荡，向着江西方向挺进了。
　　这里按住江彬的话头，额外交待几句。前头提到的这位王守仁，字伯安，不仅有明一代，即使放诸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史，也因为他创立“心学”，为一代宗师，故以“阳明先生”的名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早年在朝廷里做个兵部主事的官职，刘瑾驱逐刘健、谢迁，王守仁就在许多被杖罚的请愿官员当中，挨了四十大板，末了发派贵州龙泉驿丞任职——他们老把看不顺眼的人往贵州赶，也不知道贵州碍着他们什么事了——世事坎坷，他在那一片群山峻岭当中冥思苦想，修为精进，体会到前代先贤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式教条主义的谬误，进而提出“心既理”，主张“知行合一”，“致良知”，于是终成正果。
　　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是个思想家，还是个军事家——儒将有的是，可真以学识而论，又大多去王阳明何止千里——兵部尚书王琼素来赏识王守仁，于是在刘瑾倒台后提拔他做了巡按一方的右佥都御史，也是为防备宁王而在江西这盘棋局之中事先布下的一着胜负手。王守仁在任上干事颇为认真，把他的“心学”融会贯通到实际工作当中，接连荡平许多贼寇以及社会不安定因素，由此进阶为右副都御史。宁王作乱，一开始来势汹汹，各地又多有镇守太监和地方官员起兵响应，叛军似乎轻而易举就能实现宁王打下南京“正位”称帝的念头。却不想王守仁厉害，紧要关头审时度势，指挥得当，接连挫败宁王的进攻布署，又大合四方义军，号称三十万，与宁王展开生死决战，终于一举击溃叛军，彻底平息了此番江西的乱局。
　　要以常理论，王守仁守土有功，又没有劳烦到朝廷太多心思，搁哪儿说都是奇勋一件。可仗是打完了，他的麻烦也就跟着来了。江彬说了，皇帝难得亲自跑来江西平叛，你却把宁王都捉起来了，不是让皇帝下不了台么？不行，皇帝连蒙古人都打胜了，难道还怕他个小小的宁王，一定要过这次瘾了。你就把宁王放出来，放他到鄱阳湖里，等皇帝亲自与他交战，再亲自擒获了他，这才算是功德圆满嘛！
　　王守仁当真是哭笑不得：皇上啊，天底下哪有这么荒唐的事情？要是放出去给宁王跑掉了怎么办？江西百姓已经受过一次战祸之苦，再来一次岂不是要逼着人上绝路了么？就算是他宁王不能马上东山再起，可是隐迹于湖泊山川，总是个隐患，难免也会弄得人心惶惶。这是决计不能答应的了。只是前头写信去劝皇帝不要南征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现在更不可能去找江彬交涉。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给他遇见了一个人，事情于是顿时得到了转机。
　　这个人，便是太监张永。
　　张永在正德朝，在当年那一伙“八虎”里面，真算是个有些良心、见识和胆略的“好人”。他在正德五年平定安化王、诛杀刘瑾的事件中“居功至伟”，竟然因此打破大明成例，以太监的身份受封为侯爵，连他的两个兄弟也都被封作了伯爵。此后又曾在正德九年提督北方重镇宣府、大同军事，抵御蒙古寇边。这次奉了朱厚照之命，带着两千人马作前锋先头开路，走到杭州钱塘，遇见了因为躲避江彬派来的锦衣卫索要宁王而微服疾行的王守仁。王守仁是素来知道张永为人的，知道他虽然免不了内臣的有些恶习，却好歹要强出江彬百倍，于是就跑去面会张公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妥当解决“宁王问题”的办法。
　　有关王守仁会见张永的经过，明史里有着截然不同的两个版本。《王守仁列传》里说的是王御史跑去见着了张永，极力大拍马屁，称颂他是贤能之士，哄得张永心花怒放，满口答应了前者“南京献俘”的请求。《宦官列传?张永》里说得却是一开始王守仁吃了张永的闭门羹，结果站在门外大呼说：“我是王守仁，为了国家大事来见张公公，怎么不肯让我进去？”这才总算见得张永一面——不论哪种版本，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了。王守仁向张永表明，皇帝倘若御驾亲临江西，他手底下那些“外四家”又无仗可打，只怕是要扰民，由此将要生出无穷的祸害来，何况好不容易逮着了宁王，说什么也是不能再轻易纵虎归山的。一番恳切地说辞，说得张永不禁为之动容，当即表示说：“如今天子身边小人太多，我张永之所以要去江西，也是为着保护圣躬，而不是要抢你王御史的功劳。”于是指着囚禁宁王的囚车说：“你把这个给我，事情就好办了。”
　　事情还真给张永解决了。张公公押着宁王，回头在南昌遇上了奉江彬之命跑来准备“大展手脚”的太监张忠和锦衣卫官许泰。张永说“宁王都给捉了，你们还想捉谁”，催促着他们和自己回程——朱厚照走得挺快，这时已经在杭州清江浦住了下来。张忠和许泰大老远地跑来，什么功劳也没抢着，心里怨愤，借口搜捕宁王逆党，满街拉人，被诬陷下狱的官民不计其数，又是大开杀戒，史书形容说是“甚于宸濠之乱”。折腾了好几十天，实在折腾不出什么名堂来了，王守仁又不肯和他们正面接触，这才悻悻然地跟着张永回去了杭州。
　　张永于是跑去禀奏朱厚照，说宁王已经被俘，大军实在没有必要再兴师动众地跑到江西撒野，又说王守仁公忠体国，平叛有功，宜加重赏。其实那头张忠不满王守仁把宁王给了张永而没有交给自己，一个劲儿都在朱厚照跟前说王守仁坏话，只是因为有张永这番言论在前，朱厚照对王守仁颇有些好感，竟然未能让他张忠得逞。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据说，张永走后，江彬还派了不少人跑去找到王守仁，催他把宁王交出来，他们要带去鄱阳湖“放生”。王守仁坦言人已经不在我这儿了，我想交也交不出来。就打发锦衣卫的校尉们回驿馆歇息，另奉纹银五两，以表心意。可当时锦衣卫官出来办事，哪个不是伸手几百两的“孝敬”，怎么到了你王守仁这儿就只有五两这么丁点儿？锦衣卫校尉悖然大怒，别看你是什么封疆大吏，在我镇抚司诏狱里连条狗都不如，当下把银子一扔，就要去找王守仁的说事儿。王守仁早有准备，见着校尉的面就表扬起他来：“哎呀，我听说锦衣卫的校尉们都是些见钱眼开的家伙，不想您大人视钱财如粪土，把银子都扔了，我真是佩服得很呀！”弄得校尉一肚子火气无从发起，只好转身灰溜溜地走了。
　　只不过王守仁的麻烦还远不仅于此。他在擒获宁王的时候，从军中搜出大量朝中官员，包括锦衣卫和东厂，平日与宁王往来的书信。这就是勾连反贼的凭证了。王守仁得了这么个烫手的山芋，消息传到那些有牵连的人耳朵里，如何不想着要将他除之而后快？怕的就是他见到朱厚照，掏出这些要命的东西，到时候大家一锅端，谁也跑不了。可王守仁心里也明白，这些人都是成天跟在朱厚照身边的近臣，哪个不是权势滔天，事若不成，只怕还得给他们反咬一口，再加上朱厚照那脾气，如果让他大兴诏狱，又是一番大砍大杀，国家和朝廷本已经折腾得久了，又如何能再经受得起呢？辗转反侧，虽然于心不甘，只是迫于情势，也只能将这些书信统统付之一炬，就此作罢。
　　然后写奏疏向皇帝贺喜，开口就是“在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的英明指挥和领导之下，在江彬以及诸公的通力配合之下，战事终于取得胜利，保得了一方平安，这些都是你们的功劳，至于我王守仁个人，实在不足挂齿了。把话说得滴水不漏，也不要什么封赏，江彬脑子虽然烂，也还真就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寻他王守仁的晦气。
　　宁王的事情至此总算是告一段落。然而朱厚照“亲征”的念头依然没有打消。“决战鄱阳湖”的计划落了空，江彬又替朱厚照制定了由浙江转道湖、湘的“南巡”路线。扈驾的大臣们觉着苗头不对，想要劝谏为时已晚，朱厚照把没能亲手打上一仗的遗憾置诸脑后，领着众人欢天喜地朝着扬州进发了——他在清江浦小驻期间出了点儿状况，当时不以为然，却在后来直接影响到了大明朝国运的转承，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扬州是天下名城，富甲东南。当时的知府姓蒋，叫作蒋瑶。这是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听说皇帝到了自己的辖地，忙着安排接待朱厚照的工作，也是为人臣子应尽的本分。可是他光顾着接待朱厚照了，把朱厚照身边的江彬忘了个一干二净。江彬受了冷落，心里不怎么痛快，借口找个地方做“威武副将军府”，想要强夺城中富户的宅院。蒋瑶一听，连忙摇头不肯同意。江彬这下子是真讨厌起这位蒋知府来了，派锦衣卫把他关到一间空房子里“反省”了半天，让他好好琢磨琢磨“为官之道”。可蒋瑶是读圣贤书的，别的什么也没有，就有一股子书生的倔脾气摆在那儿，好不容易从房子里出来，江彬又向他索要皇帝赏赐的财物，连哄带吓，他仍旧板着一张脸不为所动，说什么也不肯服软。
　　这两个人就在皇帝眼皮子底下斗了起来。朱厚照哪里有心思去管这些琐碎小事，他拿了鱼竿，饶有兴致地跑到江边垂钓。也是运气好，钓起来一尾难得的大鱼，好几十斤的份量，朱厚照一高兴，回过头来对众人说：“这个可是要值五百金的珍品了。”江彬在旁边听得仔细，推着蒋瑶上前回答说：“那不如让蒋知府买了去，也算是表表对皇帝您的孝心。”朱厚照说好哇，那蒋知府拿钱来吧！蒋瑶哪里有钱？回到家里把老婆的衣物和首饰一古脑地搬过来，一件一件摆在朱厚照跟前，昂起头来说：“微臣没有钱，只有这些东西，皇帝您要是看着顺眼，随便沽个价拿去好了。”那副委屈劲儿，把朱厚照逗得一乐，挥了挥手说：“那就算了，我也不强人所难嘛！”
　　江彬却依旧要强蒋知府所难了。隔天他把蒋瑶叫来，向他“传旨”，说要杨州府报有钱的大户，挨个向皇帝进贡。蒋瑶回答说：“扬州只有四个大户人家。一是两淮盐运司，二是扬州府，三是扬州钞关主事，四是江都县。除了这四个，扬州百姓穷，就没有大户了。”一番话把江彬生生给堵了回去。江彬又说：“朝廷要选绣女，扬州府有多少美人儿，你都给报上来。”蒋瑶回答说：“扬州只有三个绣女。”江彬听了奇怪，问他是哪三个，蒋瑶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民间是没有了。倒是知府有三个亲生女儿，朝廷如果一定要选，就让他们蒋家把女儿交上来凑数。”江彬顿时语塞，没想到蒋瑶是这么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这事儿只好就此作罢。
　　官面上选绣女虽然作罢，可私底下替皇帝搜罗美女的事情却不能耽搁。江彬还是跟当初在宣府一样，四下派遣锦衣卫和东厂太监们搜刮民间的处女和寡妇——当真是掘地三尺了，朱厚照就算是金刚不坏之体，哪里顾得上这么多美人儿？一时间轮不上的，就发回北京城皇宫浣衣局闲住。这些女子就此和亲人生离死别，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也是人数实在太多了些，以至于到了后来嘉靖年间，有大臣向世宗上奏，说浣衣局供应不足，有不少女子都给活活地饿死在了宫里。
　　蒋瑶气得乌纱乱颤，知道满城百姓都给江彬吓得不敢出门了，为了避祸到处“抢亲”——家里有女儿的，大多随便在外面找个年轻的男子回来拜堂成亲，总好过被皇帝召去“御幸”。一时间弄得扬州城里鸡飞狗跳，抢得慌了，有人甚至稀里糊涂一连做了五六次新郎官——于是喝过几杯浊酒，酒壮人胆，涨红着脸跑去找负责“渔色”的太监吴经论理。吴经给蒋知府吓了一跳，知道扬州府原来有这么位敢为民请命的好官，也是担心真得激起什么民变来，这才收敛了不少。
　　扬州百姓是多亏了蒋瑶一力承担，终于没有经受更多的磨难，蒋瑶自个儿却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朱厚照原本盘算着依着先前计划好的路线，到南京小驻，然后再取道两湖。可这年岁末淮河流域闹起了饥荒，“人相食”，上演出一幕人间惨剧，朱厚照再玩下去也没了什么意思，众人好说歹劝，这才哄得他决意启驾回京。
　　江彬没有忘了蒋瑶，硬逼着蒋知府护驾。走到宝应这地方，叫人用铁索把他捆了起来，几天后才解开，又一直走到临清才把他放了回去——也是因为朱厚照在扬州的时候被蒋瑶伺候得周全，皇帝多有褒奖，江彬不好直接把人家给料理了——蒋瑶这个狼狈劲儿，跌跌撞撞地回到扬州城，满城百姓见状莫不感动得失声痛哭。倒是这一哭，蒋瑶多少有些懊恼的心里油然而生一股子豪情，想来自己所作所为，也是一番凛然正气，总算是没有枉负先贤教诲，因此受些委屈，其实原本不必太过挂怀。他后来转任陕西、湖广、浙江等地参政及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老百姓争相为他建祠祀福，从此名声大噪，一直做到了太子少保、工部尚书。世宗嘉靖帝曾经在酒宴上让皇族给他让座，说“亲亲不如尊贤”，终成一代名臣。
　　但这也仅是难得的善果。朱厚照此次“南征”（巡），前后历经数十州县，江彬一路上作威作福，拿地方官跟自个儿家奴隶一样使唤，竟然吓得有人听说江彬来了，赶紧回家上吊自杀了事。就连南京守备成国公朱辅见了他，都要长跪回话。他手底下那些“外四家”的骄兵悍将更是成天招摇过市，强买商家货物，甚至于假传旨意横征暴敛，“近淮三四百里间，无得免者”，活脱脱是庄稼地里飞来一伙蝗虫。百姓哭号震天，争相逃亡。等到圣驾北还，余下不过只是一片狼籍罢了。
　　武宗的离奇死亡
　　朱厚照在浙东财色兼收，尽兴而返，回到北京城却忽然拉下了面皮，亲自办理了一桩“谋逆”的大案。这案子与先前的宁王起事有着直接的关联，主犯不是别人，正是他当年收下的第一个干儿子，锦衣卫左都督钱宁。
　　钱宁谋逆是确有其事了。源头还得追溯到正德七年，江彬诱使朱厚照北巡宣府，撇下钱宁一个人跑去快活，钱都督是个八面琳珑的人，知道自己已经在朱厚照跟前失了宠，说不定哪天就要跟着失势——他是傍大腕找靠山惯了的，琢磨着皇帝年近三十依然不曾生育，他日一旦驾崩，自己身家性命只怕不保，不如早作筹谋，也好为日后的荣华富贵作起铺垫。
　　正在一边胡思乱想着，宁王的使者跑来北京找到了钱宁，说是为了恢复营卫，还请钱都督在朝廷多替宁王美言几句。所谓营卫，简单来说，就是藩王的卫队，这个是有祖制、成例的约束，任何宗室不得任意扩充、调配。宁王祖上早年被削去了一支卫队的编制，如今招兵买马，用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了。朝廷里的大臣，尤其是内阁那些老成谋国的阁辅们，自然不肯轻易答应。然而有了钱宁在其中插上一脚，事情开始逐渐朝向有利于宁王的方向发展，几经周折，还真给宁王办成了这件事情。也是因为钱宁有依附外援的心思搁在那儿，这才使得他和宁王一拍即合了。此后宁王又派出幕僚在京城多方走动，贿赂各级官员，就连朱厚照的豹房里都给安插进去了眼线，也大多都是钱宁在替他百般周旋，把这些“王府间谍”们安排在一位叫作臧贤的戏子家里。
　　只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宁王在江西的动静太大，从中央到地方，引起了不少人的警觉，线索千头万绪，又纷纷指向了“留守”京城的钱都督。钱宁这时候开始有些坐不住了。等到宁王真的举兵，朱厚照决意御驾亲征，整个朝廷都开始围着江西运转起来，他又意识到宁王恐怕难以成事，到时候兵败如山倒，必然是要把自己也拖下水去的。何况朱厚照身边还有个江彬，只要有丝毫的把柄落在了他的手里，人家还不趁机落井下石，弄得自己永世不得翻身？事情说大就大，搞不好是要诛九族的，到时候天皇老子也保不了他钱宁的小命。
　　于是横下一条心来，跑去朱厚照跟前“检举”了宁王派到北京活动的官员，一位名叫卢孔章的，并且把所有罪过都推到臧贤头上，趁皇帝发配他们到边关充军机会，从锦衣卫里派出心腹去杀人灭口，以为如此便可以洗脱自己的嫌疑了。接着还央求朱厚照带自己同去江西，拍着胸脯信誓旦旦，说是做儿子的要为了父亲到前线杀敌，俨然又是一副忠臣孝子的嘴脸。
　　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和宁王勾结的底细，江彬不但知道，而且从一开始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之所以隐忍不发，完全是因为要等到宁王真的造了反，才好把事情坐实到他钱宁头上，到时候无法抵赖，只有一死。这会儿钱宁前脚向朱厚照表白了心迹，江彬后脚就跑去对他们的“干爹”说：咱们都去了江西，京城里没个照应总是不太合适，不如就让钱都督留在朝廷，也好替您打理一下皇店的产业，不知您意下如何？
　　所谓皇店，位置大约在皇城西北角，江彬当初为了讨朱厚照欢心，强行拆除了这儿的两座民宅，积庆楼、鸣玉楼，建起一座“义子府”，以及诸多店铺酒肆，也就算是替朱厚照置办的一份固定资产了。以钱宁的身份而论，让他去当个“御用掌柜”，未免委屈了些，只不过今时不同往日，钱宁知道跟江彬没有道理可讲，反正留在京城还能准备条退路，也就坦然答应了下来。
　　这就是江彬再度把钱宁从朱厚照身边隔开的计谋了。等到出了北京，大军走在路上，他就向朱厚照爆料说钱宁如此这般，十分可恶，用乱臣贼子来形容丝毫亦不为过。朱厚照这么些年来浑然不觉，如今骤然听得江彬说起，有凭有据，不由得他不信，一张脸由红转青，由青转白，最后涨成猪肝的颜色，拍着桌子恨恨地说了句：“狡猾的奴才，我早就怀疑他了！”——这就好比他当年跟江彬说，自己一个人就能打败猛虎一样，纯粹是做皇帝的面子搁不下来——既然如此，绝计不能轻饶。拿人，抄家！
　　钱宁这下子真是大祸临头了。朱厚照回到北京，“裸缚宁”，把他光着身子捆了起来，然后指挥人马闯进钱府，翻江倒海地搜了个遍。史书记载说，一共抄出玉带二千五百条，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余箱，胡椒数千石。江彬顺势添油加醋，说他钱宁不过一个锦衣卫的左都督，每年的俸禄屈指可数，他到底是从哪儿敛聚了这么惊人的家财？想来定是贪脏枉法，祸国殃民的罪证了。其实他这话不说也一样，朱厚照得知钱宁胳膊肘往外拐，早就气得恨不能亲手一刀剁了这狗东西，又何需旁人再来煽风点火呢？
　　咣铛一声，在锦衣卫的衙门公堂上逍遥了不少年头的钱宁，如今被江彬一脚踹翻了下去，就此沦作了诏狱大牢里一个不见天日的重囚。他有没有去亲自体验一把那些自己平日耳熟能详的酷烈刑罚，其间细节后人实在不得而知。倒是没关的太久，在次年世宗嘉靖帝厚熜继位以后，就给他判了个磔刑，千刀万剐凌迟处死。至于他的家人，养子钱杰等十一人全部被斩，只有小儿子永安因为年纪太小幸得不死，余下所有妻妾则悉数被发配给了功臣家为奴。
　　不过，朱厚照为什么没有亲自敲定钱宁的判决呢？这是因为他这会儿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实在难以支撑下去了。正德十六年的正月，朱厚照循例跑到京城郊外主持郊祀大典——循的是大明朝祖例，不是他正德朝的例。他一年到头哪有干过什么正经事——走到半路上忽然吐血不止，一头晕死了过去。大臣们吓得面无人色，让太监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了轿子上，浩荡的车銮掉转方向一溜烟地跑回到了紫禁城，依旧住进豹房，转身赶紧招集所有的太医来替皇帝诊断病情。
　　其实不用诊，到底怎么回事，朱厚照自个儿最清楚。“南征”的时候，他在清江浦这个地方喜欢上了钓鱼，时常驾着小船跑去自得其乐。也是命中注定，一次不小心失足落水，在冬天刺骨冰凉的湖水里泡了半天，最后被陪侍的锦衣卫和太监们跳下水去把他捞了起来，因此感染了风寒——寻常人倒还好些，关键是朱厚照这么多年来纵欲过度，表面看起来生龙活虎，身子里早就淘虚了。偏他还不知收敛，继续过着自己酒池肉林的神仙日子，精神每况愈下，回到北京先是吐了这滩血，没过得几天功夫，竟然就恶化到了不能起床走路的地步。
　　皇帝要完蛋啦。大臣们瞧着朱厚照躺在豹房的软榻上气若游丝，心底多少还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让你玩，你接着玩啊，玩出这结果来你就满意了——不过想归想，皇帝真要是就此“龙殡归天”，留下朝廷和国家这一摊子烂事，总还得要有人来收拾残局。别的先不说了，最要紧的一件，是让谁来接他的班，做大明朝的新天子呢？这和当初钱宁琢磨的是同一个意思：正德爷大半辈子都在酒色间纵横驰骋，他自个儿玩得高兴纵然不假，从头到尾却不都曾给帝国留下丝毫嫡传的血脉——莫说是嫡传，连个庶出的皇子都没有。大明皇统的传续，到了他朱朱厚照这一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将要嘎然而止了。
　　这可如何是好？
　　朱厚照倒也自知时日无多，挣扎着向大臣们交待了几句“凡事请阁臣和太后相商”，接着若有所思般地说道：“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这十几年，你们这些大臣们不容易啊，以前种种，都是我不好，统统不关你们的事了，你们也不必自责。说完，两眼一闭，就在三月间于豹房病逝，时年三十一岁。谥毅皇帝，庙号武宗。
　　朱厚照临终前说的这番话，听上去多少还是对自己的人生有些忏悔的意思，也算是向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向大臣们道歉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还真是至理明言。回想朱厚照“管理”大明朝这些年，开头一个刘瑾，末尾一个钱宁，都曾经是他最信任的宠臣，到最后也都是被他亲自下令砍了头抄了家的，世事无常，要说对他的内心没有丝毫的触动，其实也不太确切就是了。
　　可大臣们又乱了套了。你倒好，一撒手，说走就走，到底让谁来做皇帝，也没句明白话交待下来，合着是到死了也要再折腾我们一次不是？朱姓皇室枝繁叶茂，可真要过筛子似地筛上一遍，从诸多藩王子弟里挑出一位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合适人选来，那又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也罢，大行皇帝既然没说，那我们只好再担待一回，开个会，议吧！
　　这一议就炸开了锅。正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际，内阁首辅杨廷和毅然站起身来，神情肃穆，手里高举着太祖皇帝朱元璋留下的《皇明圣训》——姑且可以理解作大明朝的最高宪法——向群僚宣讲说：“当哥哥的死了，如果没有子嗣，那就由他的弟弟来继位，这是谁也不能违背的原则！”你们不是说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吗，那我现在就替你们找一个，“现在兴献王的世子朱厚熜，他是宪宗皇帝的孙子，孝宗皇帝的侄子，大行皇帝的堂弟，按照皇位继承的顺序，我们自然应该尊奉他为新的天子！”
　　首辅一锤定音，其它几位阁臣，比如梁储、毛纪、蒋冕等人，无不应声附和。杨廷和见到内阁意见统一，于是找来内侍官，吩咐他进到后宫禀报太后。过了不多时，内侍官传来太后的懿旨，向这些等候在外的阁臣们宣谕说，一切都按杨廷和的主意办吧。
　　悬在众人心头的一块大石，终于砰然落地。
　　事情虽然定下了，不过兴献王的封地远在湖北，即使派去迎驾的使臣快马加鞭，千里迢迢，那也不是说到就能到得了的。在朱厚熜进京登基以前，朝廷的工作总还得要有个人来维持，以免群臣无首，遇事动辄就要乱作一团。这份千钧重担，于是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杨廷和的肩头。
　　说到这儿，不能不回过头去介绍一下杨廷和这个人。杨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明史》有载，是位风度翩翩、容姿隽秀的美男子。他为人性格沉静严谨，行文简洁流畅，喜好考究章故，对民生、边事、法家学说无不通晓，年轻时便为世人誉为宰辅之材。正德初年的内阁首辅李东阳曾经评价他说：“我在文笔上虽然有些长处，然而说到经国济世，还是得依靠介夫才行。”故此可见一斑。
　　正德二年，杨廷和以詹事的身分入东阁讲学，言辞间对朝堂上的奸佞之徒多有谴责，由此触怒了大太监刘谨，被后者随便寻了个借口，打发到旧都南京担任礼部侍郎。亏得是他才学渊博，深孚众望，在南京只待到五月，便升任为户部尚书。再到了同年八月，武宗“戎马倥偬”之余，忽然想起自己的老师来，于是一纸诏书传抵南京，又把杨廷和调回京师，进兼文渊阁大学士，开始正式参与处理朝廷的政务机要。
　　刘谨哪里会容得下这颗眼中钉？他找来杨廷和参与编修的《明会典》，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研究了一遍，找出些许文字上的错漏，跑到武宗跟前参了一本，弄得杨廷和与另一位编修李东阳一起被降了两级工资——联想到刘谨素来行事的作风，竟然就这么轻易让杨廷和给躲了过去，实在可谓是万幸得很。
　　此后，杨廷和又凭借着编修《宪宗实录》的功劳，把被皇帝扣掉的两级工资给要了回来，更因为主持平定流贼刘六、刘七作乱有功，在李东阳退休之后入阁辅政。然而终正德之世，前有大太监刘谨，后有“皇庶子”钱宁、“副将军”江彬，尽皆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杨廷和势单力薄，凡事唯有略加周济，勉力维持朝政之余，惩恶除奸实在是无从说起。
　　再加上武宗也是个不听劝的，你越是劝他什么，他越是偏要干什么，君臣两个窝在一块儿互相怄了十几年的气。到头来杨廷和憋不住了，上奏皇帝乞病还乡。武宗偏又不肯，说老师傅人才啊，国家需要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呢？硬生生把他给留了下来。
　　武宗——朱厚照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或者有时候糊涂而已？这还真说不清楚。
　　现在，好不容易捱到武宗他老人家去了，盼来了改弦更张的大好时机，他杨廷和若是再不拿出点匡世济民的手段来报效朝廷、国家，那就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了。
　　要整顿山河，匡护社稷，就要铲除那些在正德朝祸国殃民的余孽，把这许多附在大明朝身上的毒瘤一刀剐得干干净净。杨廷和行事果敢，不避艰险，首当其中就把矛头对准了锦衣卫、东厂主事，威武副将军，提督威武团营的平虏伯江彬。
　　江彬多大的心眼啊，知道武宗不在了，大臣们头一个就不肯放过自己。他在武宗弥留之际假传圣旨，把京城里的团营，也就是禁军，悉数改编作了“威武团营”，自己任职“提督”，手里牢牢地掌控着兵权，心说你们也不过就是嘴皮子厉害，真打起来，咱谁也不怕，一刀一个全都给剁了，这大明朝不依旧还是我江某人说了算。
　　于是朝野内外传言纷纷，江彬想要谋反。
　　说江彬想要谋朝篡位，取朱姓江山而代之，这样的传闻其实也不是头一回了，武宗“南征”那会儿就曾经闹腾过一次，“诸军夜惊”，费了老半天功夫才算平息下来。况且今时不同往日，朝廷里没了皇帝，正是奸佞之徒有机可趁的时候，杨廷和是防范于未然也好，清算多年来的旧帐也罢，当务之急，先得要削了江彬的兵权，然后再另寻良策，将他一举成擒。
　　杨廷和于是找来太监张永——朝中有事，总是少不了张公公的戏份——等人，让他们各领营兵分别把守皇城四门、京城九门等要害，将帝国的心脏牢牢控制在内阁的手中，接着传下武宗“遗诏”——是不是真有遗诏，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了，不过你江彬不是经常以“圣旨”的名义作恶多端吗，我们也只不过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已——解散威武团营，入卫京城的边兵悉数遣还原镇，在皇店和“威武大将军”军门当差的锦衣卫官也都归还卫属，并且驱逐豹房里那些三教九流之徒，放还四方进献到宫里来的美女，停止京城一切不必要的工程项目，还派人跑去宣府官仓，追讨回来不少当初“镇国公朱寿”领去的“作战经费”。等等。
　　特别是解散威武团营这一项，这是直接想要了江彬的老命了。京城内外都在为着杨首辅拨乱反正的举措而欢呼雀跃，唯独他江彬愁眉不展，坐立难安。有“遗诏”摆在那儿，也不好抗命不遵，索性放出风声，说自己生病了，窝在家里不肯出门。只是光这么等着也是不个办法，坐以待毙，那未免也死得太窝囊了些。江彬犹豫半晌，于是找来许泰商量，拜托后者到内阁去帮自己探个虚实。
　　许泰这会儿也和张永一样，得了杨廷和的吩咐，忙着替尚未进京的新天子看守城门。要说他当年是和江彬都是因为讨贼有功，给武宗留在身边干上了锦衣卫的差事，可他一不如人家会钻营，二确实是本事差了些，这些年下来，说是武宗身边的近臣，其实充其量也就是替江彬跑跑腿而已。不过这也倒好，江彬是树大招风，遇上什么风浪第一个就跑不掉，他许泰便没有这么多的烦恼，还因为“其行可恕”，成了内阁的“统战对象”。江彬没有想明白这一层，反倒让他到杨廷和跟前当奸细，未免有些自投罗网的意思。
　　结果没多会儿，许泰跑回江彬跟前，向老上司汇报说，杨廷和待我很和善，说起您来也是颇为赞许，说您侍奉大行皇帝多年，战功卓著，是大明朝的功臣，将来新天子继位，也总少不了还要加官进爵，光耀后世。
　　人一着急就会犯糊涂，逮着根稻草当是救生符。要说以江彬设计钱宁那样缜密的心思，搁平时恐怕是很难相信许泰这一派信口辞黄的了。可现在情势不同，他正处在忧心忡忡，进退维谷的紧要关头，忽然给许泰这么一哄，心里宽松了大半，以为自己性命无虞，进而渐渐放松了警惕，又开始象往常一样威风凛凛地招摇过市了。
　　这边的江彬不作戒备，那边的杨廷和则加快了自己“讨贼”的进程。当初“八虎”里有个太监叫作魏彬的，现在执掌着司礼监，平时和江彬颇为要好，还和他结成了儿女亲家。杨廷和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径直带着阁僚和司礼监的太监温祥找到魏彬，向他痛陈利害，晓以大义，一番恳切的说辞过后，竟然说动了魏彬，点头同意协助内阁铲除江彬。旁边还有个叫作张锐的太监想要替江彬争辩，也给杨廷和义正严辞地骂了回去。同去的阁臣蒋冕这时候站出来说：“今天一定要了结了这个祸害。”当下几个人一商量，决定派温祥和魏彬进宫找到太后，请懿旨，拿到向江彬兴师问罪的大义名分。
　　可是魏彬和温祥转身去了，一去就是老半天，也没见着什么动静，杨廷和开始有些担心起来，怕是魏彬临阵反水，这样别说除不了江彬，今天在场的所有人只怕一个都跑不了。“益自危”，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几乎将要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位太监陈严从后宫出来，向众人宣示说：“彬已擒矣。”逆贼江彬，已经被捉起来了。
　　苍天有眼，众人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来，恍然间竟有种更生般痛快淋漓的感觉。
　　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的。魏彬和温祥在宫里找着了太后——太后姓张，正是武宗的亲生母亲——向她禀奏了内阁的请示，太后听完当即应允，并且向魏彬等人表示：“我这儿正好有个擒贼的办法。”就派人去江彬和工部尚书李鐩的府上，说是坤宁宫的修缮工程接近尾声，今天要在屋脊上装个兽吻，按着规矩，这是得要举行一番动工仪式的，请劳烦两位大人一起来参加一下相应的祭祀活动吧！江彬跪听了太后的宣召，并不怀疑，起身换好礼服就要进宫。他的心腹，神周和李琮劝他说：“现在宫里情况不明，虽说是太后旨意，只怕和内阁脱不了干系。您不如调集人马，杀进宫里，把他们一锅端了，自己做个皇帝了事。再者说，就算事情不成，我们兄弟几个保护着您北上宣府，至不济还能跟着蒙古人混口饭吃，岂不是也能落得个逍遥快活？”
　　江彬一听，心说事情哪有你们想得这么夸张，太后明诏，来宣旨的公公我也认得，内阁哪里能做得了手脚？不过就是去拜拜神，又不是刀山火海，不去岂不是给别人看笑话？至于做不做皇帝，这种事情急不得，咱们还是慢慢来吧！
　　到了宫里，兽吻安装结束，太后又派了张永来留他，“太后赐宴，江大人在宫里吃了午饭再回去吧”。江彬一看同来的李鐩也留了下来，料定没什么问题，于是欣然入席，大口吃喝起来。
　　刚吃得没两口，忽然看见张永脸色一变，从怀里掏出一份诏书厉声喝道：“有旨，捉拿逆贼江彬！”江彬大惊失色，刹时间明白自己中了圈套，回头看时又想起自己是独自进宫，家人仆从一个也不在身边。打是打不过了，只有快逃。于是一跃而起，撒腿就向宫外跑去。
　　一溜烟地跑到西安门前，只见得宫门紧闭，宫墙上下连个看门的太监都没有，不得已，又掉头跑向北安门。这儿倒是有人了，站在墙边对江彬说：“太后有旨，要把江提督留下来，可不敢开门让您出去。”您还是回去老老实实地把饭吃完了再说吧！
　　江彬真是又急又气，破口大骂：“放屁，今天哪儿来得什么旨意？”上前动手就要把看门的太监推开。这太监也不是个吃素的，哪里管他什么“外四家”的头领，本领高强，放开架势就和江提督扭作一团。也是太监们的招数怪异，虽然不曾伤着江彬的筋骨，却把他满嘴的胡子扯了个精光。可怜江彬当年也是条力能伏虎的好汉，今天自个儿先慌了神，又给这看门的太监缠上，一时半会儿难以脱身，就给后面张永等人赶到，五花大绑捆起来扔进了诏狱的牢房。
　　前头提到过的神周和李琮也都相继落网，在被押往诏狱的途中看见了垂头丧气的江彬，气得破口大骂说：“你这个没用的奴才，要早听我们的话，何至于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江彬还能说什么呢？不过无言以对，任凭着边上的张永等人百般嘲讽罢了。
　　只是不知他蹲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会不会也生出些旧地重游、物是人非的感叹呢？钱宁这会儿也还关在牢里，又会不会暗中偷笑，说你江彬了不起，设计扳倒了我，到头来自己不是也没能高兴上几天吗？
　　两个人最后的下场也是一样的了，菜市口千刀万剐，满门男丁被斩杀殆尽。循例，抄没江彬家财，抄出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二百柜——他这柜子到底有多大，史无明载，不得而知——其它各种珍奇异宝不计其数。不过他比钱宁还多出项特殊的待遇，就是派专人描绘下他受刑时的情景，由相关部门明榜公示天下，但凡败坏朝纲、祸乱国家的乱臣贼子，到头来便必然要落得个如此结局。
　　而自从武宗驾崩以来久旱成灾的北京城，这时候忽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倾盆大雨，仿佛是老天爷要以此来洗去大明朝的臣民们十数年间所饱受的欺凌与痛楚，热闹、喧哗并且充满着荒诞色彩的正德朝就此彻底画上了它的句号，而后，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风云流转之间，无数人事变更兴迭，兴衰成败不可胜计，恒久不变的，不过是高高在上的龙椅，以及随着这把龙椅的代代传承，一个叫作锦衣卫的故事仍在继续。
　　五、独一人
　　嘉靖大礼议
　　在明武宗朱厚照驾崩后大约四十天左右，他的堂弟、时年十五岁的兴献王朱厚熜就抵达了北京城外。
　　说起这位朱厚熜，他是正德元年（1506年）生人，自幼得蒙父亲朱祐杬——老王爷已经在月前病故了——的严格管教与熏陶，雅好诗词书画，是个教养颇深且聪明伶俐的少年，性格也是沉稳宁静，和他那位成天没事儿跟猴蹿似地堂兄武宗皇帝比较起来，简直是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语，活脱脱就是块做皇帝的好材料。
　　只是这皇帝一开头就做得不太顺畅。礼部派来迎驾的官员见到朱厚熜，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请他从东安门进宫，暂到文华殿居住，而后为武宗发丧，继而诏告天下，如此这般。
　　朱厚熜一听，不对啊，这是哪儿跟哪儿呢？走东安门，居文华殿，这是做皇太子的规矩啊！于是拿出自己接到的遗诏，指着上面的文句反问说：“你们自己看，这儿写的是什么？清清楚楚的四个字，兄终弟及，是哥哥传位给弟弟，和做皇太子有什么关系？”你们要真硬逼着我非走皇太子路线不可，那这皇宫我就宁可不进了。
　　把话说明白后，他当真就传令从人就地安营扎寨，坚绝不肯向前一步。
　　官员们拿朱厚熜无可奈何，只得跑回去向内阁禀报，说新皇帝脾气大，不肯依着你们的安排行事——听说两湖间的人性子执拗，看来传言非虚，咱今天可算是见识到了。
　　其实哪有什么遗诏。说穿了，不过是首辅杨廷和给新天子的一次下马威而已——你哥哥胡闹了十几年，把国家弄得一塌糊涂了，前事之鉴，后事之师，我们也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像传闻中那样品性纯良、英明睿智，总之，凡事你都得依着规矩来，而且这规矩不是你做皇帝的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还得问过我们这些大臣，不然要是将来真得弄来出个正德第二，三天两头变着花样地折腾，这老百姓和朝廷都可是再也禁受不住的了。
　　只是这番心思虽然精妙，却不曾想朱厚熜年纪虽小，脑子却不含糊，说什么也不向这些阁臣们屈服——以他弱冠的年纪而论，心里未必真存着有什么“大明江山是我们朱家的，不是你们这些阁臣的，今天无论如何要和你们见个分晓”之类高屋建瓴的政治觉悟，很大程度上，只怕还是那么一股子少年特有的倔犟劲儿，在驱使着他绝不肯作出轻易的退让。京师内外，内阁与皇帝，刚一见面，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僵持起来。
　　所幸还有皇太后在。太后听说新皇帝蹲在城门外面不肯进宫，就着急地找来群臣们吩咐说，你们合计一下，写个劝他登基的奏章呈上去吧！年轻人争强好胜，面子上总是要让他过得去的。
　　太后发了话，阁臣们也不好一味坚持下去。于是写好奏章，送到城外，朱厚熜知道自己占了上风，立即纠合人马，“走大明门，到奉天殿，让他们好好瞧瞧，这才是做皇帝的正道”——先是拜谒过了列祖列宗供奉在宗庙的灵位，去武宗灵堂前例行公事哭丧完毕，再进到后宫向太后请安，等等，就在当天中午正式登基，即位称帝。
　　然而，谁成想，他刚刚坐正位置不到一个礼拜，阁臣们的麻烦便又找上门来了。
　　这次多事的还是杨廷和。根据首辅的授意，礼部尚书毛澄等人上奏天子，举出前代汉哀帝和宋英宗的例子，说这两位当初在入继大宗、继承大统之后，便将传位给自己的叔伯汉成帝和宋仁宗尊奉为父亲，称“皇考”，那么，依此故事，当今皇上也应该奉大行皇帝的生父孝宗为父，而对于自己的生父老王爷朱祐杬，则应改称叔父，尊为“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改称叔母，尊为“皇叔母兴献王妃”，以后凡是提及二老，都一律自称“侄皇帝”才是。
　　奏章的末尾还明确指出，但凡朝中有人对此有所异议，都属“奸邪”，当斩。
　　这也正是后世所谓嘉靖朝君臣“大礼议”争执的开端。
　　且说朱厚熜看了这份奏章，这一惊非同小可。干什么？合着我爹妈是谁，都还得你们说了才算？说你们胡扯都嫌轻了，纯粹就是混帐！
　　皇帝端坐在龙椅上，铁青着一张面皮，浑身上下气不打一处来，隔了半晌才从嗓子眼里恶狠狠地憋出一句话来：“哪有这样轻易乱改人爹妈的！”不行，绝对不行。
　　杨廷和看见礼部尚书的奏折无效，于是亲自披挂上阵，在专项会议上直面皇帝，张口就说“三代以前，贤明的君主，莫过于大舜，没听说他曾经想要追崇自己的生父瞽叟，三代以后，贤明莫过汉光武，也没听说他想要追崇自己的生父南顿君”，既然有这样的榜样，您还不能依样画瓢吗，“皇上只有效法他们二位，那么天子的圣德不会受到玷污，天子的纯孝之心也会更加光芒万丈，流芳百世，感耀世人了。”
　　朱厚熜顿时为之语塞。想他不过十四岁稚气未脱的孩子，虚岁也才十五，就算真的是天纵英明，口舌间又哪里说得过这些博古通今，满腹经纶的大学士们？于是索性打定主意，说不过就不说，反正皇位我是坐上了，想要让我依着你们的性子来，门儿都没有。
　　他扣下阁臣关于此事的所有奏折，“留中不下”，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不答应，看你们能怎么样。
　　这会儿还真有个支持皇帝的官员站了出来。此人姓张，叫作张璁，他在给朱厚熜递交的奏疏中以为，汉哀帝、宋英宗的生父固然另有其人，但他们一早就被汉成帝和宋仁宗敲定成为接班人，自幼在皇宫中长大，从身份上来讲，属于后者的养子，那么，他们登基之后，追奉成帝、仁宗为父，称皇考，而不追崇自己的亲生父亲，那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这显然是与当今天子的实际情况不相吻合的，内阁以此为凭要求皇帝改宗，实属无理取闹。
　　再者说，第一，当今皇上是故兴献老王爷的独生子，人家一宗的血脉都系在这条独苗上面，你们非要他去做旁人的后代，那不是要兴献王宗脉断绝吗？第二，《礼》有明文记载，所谓“子无臣母”，皇上的母亲、兴献王妃还在世呢，如果依着你们的主意，把她变成皇上的叔母，那他们的母子关系也就变成君臣关系了，这又违反礼制的规定了。
　　综上所述，他们就算把《礼》从头到尾翻破了天，在原则上就是站不住脚的，是根本说不过去的！
　　困境之中进退两难的朱厚熜看过张璁的奏章之后，不禁喜出望外，拍着桌子说：“好啊好！这说法一提出来，我们父子可算是得救了！”
　　恰好在这时候，朱厚熜的母亲兴献王妃蒋氏抵达了通州——她是准备进宫做太后的——听说自己如今不但做不成太后了，连皇帝的妈也都快当不成了，发起脾气来，也像她这位当初不肯进宫的儿子一样，摆驾原地，不走了。
　　朱厚熜这下子找到了话柄。好啊，你们看看，我现在连侍奉母亲的权利都被你们剥夺了，这还得了？也罢，做皇帝做到这份上，是真没什么意思，不如不干了，我还是回湖北去做我的藩王吧，还能尽尽作为人子起码的孝道。
　　好不容易找来的皇帝，哪能说走就走？真让他走，上哪儿再找一个去？又不是儿戏来着。这下子阁臣们可慌了神，匆忙的议来议去，杨廷和眼见形势不对，迫于无奈，只好以退为进，说奉当今太后懿旨，要以兴献王为兴献帝，兴献王妃为兴国太后，至于皇上的老祖母邵氏，则为皇太后云云。
　　只不过他一口一个“奉太后意”，绝口不提内阁，显然是给这件事情留了个尾巴——太后的意思我们不能改，但是这事儿廷议上还没通过呢，将来如何，那是后话，咱以后再说。
　　然后他转过身来，还以内阁首辅的职权之便，让吏部把张璁外放到了旧都南京任职。
　　皇帝和阁臣的第二次交锋，就此暂时告一段落，然而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嘉靖元年的正月，皇宫里忽然起了一场大火，把清宁宫的后殿烧得一片狼籍。杨廷和一看，哎，机会来了，于是发动廷臣百余人集体上奏，说皇上您看看吧，都是您不听我们的话，如今老天爷都不满意了，这可是天意啊，您难道真得想要一意孤行，惹得天怒人怨吗？
　　朱厚熜毕竟不是他的堂兄，给杨廷和拿“天道”将了一军，只能点头说好，就依着你们，孝宗是我爹，行了吧？至于我的亲生爹妈，就改成兴献帝和兴献后得了，尊号里面不加“皇”字，还要在前头缀上“本生”的称谓，以示区别你们强要我认来的爹妈和原本的爹妈。
　　话虽如此，暂退一步，其实小年轻朱厚熜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名称是改了不假，从未谋面的老子也被迫认了，但朱厚熜心里琢磨着，我该干嘛干嘛，由不得你们在旁边指手划脚。
　　他的老祖母邵氏，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十八日去世了。朱厚熜于是下旨，我要依着嫡祖母的规格，给老人家穿足二十七天的重孝，还要把她葬到皇陵，并且在兴献王封地安陆的祠庙里使用和太庙一样的庙乐，说什么也不能降低标准。
　　皇帝犯起混来，内阁还真没有办法。
　　事态的发展开始逐渐朝向有利于朱厚熜的一方倾斜。嘉靖二年十一月，那位被杨廷和扔到南京去的张璁准备充分，联络起朝堂内外部分大臣的支持，抛出话来，要再议大礼，请天子坚持只做皇帝不做人子的立场。
　　杨廷和心里是明白的，真要说起理来，从自己往下这一帮阁臣，没有一个是他张璁的对手。这事儿明摆着，两年前就说不过人家，现在自然还是说不过的。老首辅心灰意冷，一纸奏疏递上去，要告老还乡算了。
　　朱厚熜巴不得他走。只是看着阁老临别时佝偻的背影，想起他这些年虽然一直为了所谓的大礼和自己胡搅蛮缠，然而实打实的功绩还是不少，单凭着裁削锦衣卫、内监局冗员十四万八千七百人——这些都是正德朝钱宁、江彬等人卖官鬻爵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减免漕粮一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等等，就在自己在刚刚登基即位时换来了臣民众口一辞“圣人皇帝”的敬称，功不可没啊，重话也就不再说了，略加指责而已，还重申了一遍让他儿子荫袭锦衣卫指挥使的旨意。
　　但是杨廷和老头前脚刚走，朝廷后脚再生波澜。嘉靖三年二月，阁臣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等七十三人联名上奏，声称他们已经取得了近八十余份奏章、二百五十余名大臣的支持，要皇上真正落实继嗣孝宗一脉的国策——首辅是坚持正义才会落得如此下场，我们要接过他的旗帜，把正义坚持到底！总之你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会犯混，咱们大家全都来犯混。
　　然而朱厚熜这次是胸有成竹了。别看你们来势汹汹，有人让你们害怕呢！他颁下诏书，要张璁、桂萼以及支持他们的湖广巡抚席书进京。你们要辩，那就辩，事情哪能这么一直扯不清楚，咱们这次开个百家讲坛，痛痛快快地把事情说得明白了事！
　　张璁将要再度启程入京的消息，自然被消息灵通的阁臣们所察悉了。不行，老首辅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哪里能和他正面交锋呢？蒋冕、毛纪和汪俊这些人一商量，琢磨着还是得先退让一步，稳住朱厚熜方为上策，只要他张璁不来，事情终究还是要容易办得多。
　　内阁赶忙召开紧急会议，拿着相关文件咬文嚼字地推敲了半晌，终于又给他们想出个新的花样：上次不是不让皇帝在父母的尊号里加“皇”字吗？这次咱们让他加上得了：“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然后拿着拟好的奏折跑去找到朱厚熜，怎么样，皇上您这次应该满意了吧？
　　朱厚熜一看，哦，皇考，就是这意思嘛！一点头，勉强同意了下来。内阁于是顺水推舟，请示皇帝说，那您就颁下圣旨，告诉张璁他们几位，事情已经商量好了，就不必再白白到京城来跑一趟了。
　　张璁却不为所惑。他在半道给朱厚熜上疏说，“这件事情，关键不在于皇与不皇，而是在于考与不考”，内阁这些家伙，大大的狡猾，大费周章地搞这些小动作，其实怕的就是和我当面对质，“不去掉这本生二字，若干年后，天下后世终究都会把您当作是孝宗的儿子了，”您可是要被他们给坑到底了哇！
　　朱厚熜立刻明白过来。当年五月，张璁等人按照原定计划抵达了京师。
　　内阁这次是真的避无可避了。一咬牙，“躲不过，就和他们拼了”。办法也很简单，千百年来皇朝史上屡试不爽的两步杀着：舆论和刑狱。
　　舆论这一步好办，朝廷里几乎都是内阁自己人，随便一招手，又是三十多名大臣联合上奏，“张璁、桂萼他们生性奸邪，如今更是居心叵测，胡乱变更皇家宗庙的典制，离间皇家内部的安定和谐，还对皇帝的诏书多有抵毁之辞，中伤我们这些善良正直的朝臣”，皇帝英明，“一定要把他们铲除干净，作为臣子不忠的反面典型警戒世人”。
　　至于刑狱，说起来倒也是受了众人恨不得把张璁揪出来打死的心理所启发，刑部尚书赵鉴罗织了大量弹劾张璁、席书不法的奏章，一古脑铺天盖地搬到朱厚熜跟前，貌似严正地奏请将案件交由大理寺调查，背地里和旁人商议说：“只要皇帝同意查案，人一旦进了刑部的大门，生死就由不得他们自己，立刻捶死了事！”
　　可是张璁厉害，这次他又知道了：赵鉴想杀我，于是密报给皇帝。朱厚熜闻讯勃然大怒——他大概已经不是气得发抖，而是要气得发疯了——你们个个都是朝廷重臣，怎么能搞这种朋比为党，构陷忠良的丑恶行径呢？你们要打死人家，那我干脆把张璁他们封为学士，有本事你们上朝来把他们打死让我瞧瞧？
　　不满二十岁的皇帝这下是和内阁彻底翻脸了。不翻脸也不行，根本就兜不下去了嘛。
　　圣旨一下，举朝骇然。于是，就在嘉靖三年七月二十日，哭门事件爆发了。
　　且说这一天，朱厚熜在左顺门外会集群臣，宣布准备正式去掉圣母章圣皇太后尊号中的“本生”二字。群臣哪里肯答应，唾沫横飞，就是不许。朱厚熜阴沉了脸色，转身拂袖而去。
　　杨廷和的儿子、时任修编撰的杨慎见到这般情形，如同当年父亲在内阁会议上力主拥立朱厚熜继位时一般，头一个奋然而起，向着群僚振臂高呼说：“国家养了我们这些士人一百五十多年，为得是什么？人臣之道，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我们一定要扭转乾坤，才不枉历代圣贤的教诲，大明朝列祖列宗的期望。
　　“死义”一出，群情激愤。给事中张翀等人又警告那些畏缩不前的大臣说：“要是有谁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不和我们一起力争到底，我们一定会把他们当场打死！”
　　于是二百三十余名大臣齐齐跪伏在左顺门外，哭号震天，“高皇帝啊，孝宗皇帝啊”的呼喊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你们在天有灵，快睁开眼睛看看吧，朱家出了不孝的子孙啊！
　　朱厚熜没有走远，一大帮老老少少哭成这个样子，他耳朵里听得清楚，一招手唤过随行的太监吩咐说：“你去告诉他们，哭也没用，让他们先回去再说。”
　　哪知道大臣们得了皇帝的口谕，依然不愿意各自散去，反过来告诉太监说，你回去禀报皇上，他今天要是不答应我们的请求，一意孤行，我们所有人就要跪死在这里，他不想做个象样的皇上，我们却不能不做正经的臣子！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在朱厚熜那张稚气未脱的脸庞背后，在他或有迟疑与矛盾的心里，自从当初进京即位时所受刁难而层层积淀的怨愤，顷刻间犹如火山喷发般汹涌而出。
　　“传令锦衣卫，凡是参与哭门的四品以下的大臣，一律拖出午门，施以廷杖！”
　　一声令下，如狼似虎的锦衣校尉们像拎小鸡一样从地上捉起那些颤颤巍巍的大臣，粗重的木杖雨点一般落在他们被剥掉了裤头的屁股上。
　　往死里打。
　　于是为阁臣——自然还应该算上退休回家修养身心的杨廷和——所始料未及的是，当时年少的朱厚熜即使没有像自己的堂兄武宗一样视国家与朝廷为玩物，肆意追求一切仅为愉悦自身的奢迷享受，但就在今天，他却做出了一个即使武宗也会自愧不如的举动：廷杖至死者一十七人，超过正德朝廷杖至死一十五人的大明朝最高历史纪录。
　　带头闹事的杨慎，身子硬朗，捱过了廷杖的责罚，又被一纸诏令发配往了距京师万里之遥的云南。那些幸免遇难的阁臣们则悉数被扔进了锦衣卫大狱，等候着皇帝最后的发落。
　　朱厚熜终于胜利了。九月初，张璁、桂萼和席书奉旨在阙右门外与失魂落魄的群臣进行了最后的辩论，最终毫无意外地大获全胜。席书旋即以代表朝廷公议的口吻向朱厚熜汇报说：“世间没有第二个大道，世人也没有第二个本生。孝宗皇帝是您的伯父，自然应该称之为皇伯考”，以此类推，“那么献皇帝是您的亲生父亲，自然也应该称之为皇考，章圣母太后是您的亲生母亲，那就是圣母无疑了。至于武宗，则称之为皇兄即可。”云云。
　　九月十五日，朱厚熜诏告天下，大礼议成，悉如席书所请。三年之争，至此方休。
　　至于“大礼议”的始作俑者杨廷和，朱厚熜并没有忘记他。四年后《明伦大典》成书之际，诏定“议礼”诸臣之罪，说杨廷和自以为做过天子的老师，又是筹定国策的老臣，于是无法无天，竟然行此不臣不忠之事，依律应当处死然后陈尸于市，姑念他还算有些功劳，皇帝仁慈，把他削职为民就算了。
　　隔年六月，杨廷和在家中抑郁而死，时年七十一岁。
　　而世人所谓的“大礼新贵”，张璁、桂萼、席书等人，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支持“真理”所应得的奖赏，尤其张璁，他更一跃而为内阁首辅，并且政绩不凡，后世言及明代贤臣，大多将他与后来万历朝的名相张居正相提并论，分称为“张永嘉”与“张江陵”。
　　只是在历经过这样一场口沫四溅、血肉模糊的大礼议后，少年朱厚熜在心理上与朝臣之间的距离，便有如夜行的航船与隔岸的灯火般，不可避免地渐行渐远了。因为少年的记忆最为深刻与直接，朱厚熜在即位时就感受到所谓阁权——或可称之为“相权”——对于皇权的威胁，又在哭门事件中初次体会到皇权所能赋予自己唯我独尊的权势与优越感，于是终其一生，他终究不能真正地相信任何一个臣子，作为大明朝真正的主人，他要把一切都掌控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中。就这样，朱厚熜又想到了锦衣卫，既然祖宗创立了这样一个运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机构，那么有什么理由不让它继续沿着既定的方向继续前进下去呢？
　　更何况，以朱厚熜出身藩王的身份而言，他对那些即位之前便追随身旁的王府旧人，信赖的程度自然要远远超过朝中板着陌生面孔的大臣们。因为这些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纯粹的家奴，而把皇帝的私人卫队交给皇帝的家奴打理，恐怕也不会有人能找出比这更为合适的方案来了吧！
　　一个名叫陆炳的人因此跃然跳上了嘉靖朝风云流转的政治舞台。这个出身锦衣卫世家的兴献王府侍从，从嘉靖八年参加武举会议官授锦衣卫副千户的那一刻起，因为与嘉靖之间那层藕断丝连的特殊关系，就此步步升迁，在官场中宛如武侠小说中打通任督二脉的绝世高手一般，腾云驾雾扶摇直上，以至开创出一个专属于大明朝锦衣卫的极盛时代。
　　专权之争
　　和武宗正德朝的钱宁、江彬等人“来路不正”的身份比较起来，嘉靖朝的陆炳无疑可称得上是“根红苗正”，十足赤金的锦衣卫出身了。他的祖父陆墀、父亲陆松，无一例外都是锦衣卫的总旗官，又因为国家军籍采用世袭制度，所以等到他长大成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大明朝锦衣卫数万缇骑中的一份子。这样的履历说起来多少显得有些无聊，平淡无奇，缺乏生动的故事性，显然不足以吸引后人对他评头论足。
　　然而事情远没这么简单。陆炳后来之所以能在嘉靖朝的朝堂上风光无限，寻根问底，源头却正是在他那位籍籍无名的父亲陆松身上。原来宪宗皇帝在世的时候，把儿子朱佑杬封去湖北做了个兴献王，陆松便在当年那许多随着朱佑杬一起奔赴封国安陆就职的官员当中。他的职务，是王府的仪卫司典仗，大体而言就是仪仗队兼保镖一类的工作——这原本也就是锦衣卫的职责范围所在。陆松在安陆待了不少年头，历经宪宗、孝宗两朝更迭，到了武宗继位的初年，他的夫人范氏替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便正是后来替他们陆家光耀门庭的“麒麟儿”陆炳了。
　　机缘巧合，陆炳刚生下没多久，朱佑杬的王世子朱厚熜也跟着出世了。中年得子的朱佑杬欣喜若狂，赶紧派人四下挑选，要给小王爷找来一位身体健康、品性贤淑的奶娘——凡事都得从小抓起，何况这还是他们兴献王家一脉单传的香火，为长远计，找个合适的奶娘自然更加轻易马虎不得。
　　这一找就找到了陆松夫妇的头上。王爷吩咐，不敢有丝毫的慢怠，范氏收拾起行李，带着儿子陆炳一块住进了王府——小王爷要奶娘，可我们家阿炳也得有人照顾不是？反正两个孩子的年纪相仿，等将来稍微长大些了，还能让阿炳陪着小王爷读书习字，给他做个贴身的小侍从，这也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嘛！
　　别说，这小陆炳倒还真有些为人臣子的自觉性。是不是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这个无从考证，史书上只记载说自他懂事以后，便终日侍立在朱厚熜的左右，时刻寸步不离。朱厚熜对这个跟自己称得上是“乳兄弟”的小跟班也颇为喜欢，不拿他当外人看待，两个毛头孩子成天裹在一起厮混，想来下河摸鱼、上树拆窝的勾当，自然也就干了不少，真可谓其乐融融，就此在彼此心底垫定了坚厚的君臣情谊。
　　等到朱厚熜继承王爵，又马不停蹄跑去北京城里做上了皇帝，陆家这下子可威风起来了。莫说陆松是王府旧臣，就单凭着朱厚熜小时候多亏了范奶娘的悉心照料，这份恩情就不能不报。于是升陆松做锦衣卫副千户，而后累官至都督佥事，委派他协理起了锦衣卫的日常事务。
　　只不过前文已经交待过，朱厚熜继位伊始，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协理下革除正德朝的弊政，“中外大悦”、“中外相庆”，锦衣卫这个特殊的机构也因此被着实整顿和规范了一把，锦衣校尉们没了钱宁、江彬在日那种横行官场、趾高气扬的架势，这会儿只能敛住气焰，缩回头老实待着去了，职衔任命也都恢复正常，无法再出现钱、江二人那种一步登天的情形。朱厚熜有心提拔陆炳，碍着朝廷章程，也不想一上台就给大臣们落下什么话柄，只能对范奶娘、陆奶公略加报答而已，再落实到陆炳头上，一时间更是找不着什么机会。
　　一转眼到了嘉靖八年，朝廷循例举行文武会试，为国家选拔公务人员，一直闲着没事做的陆炳于是跑去应考，仗着是家传的功夫底子深厚，就在芸芸众生之中脱颖而出，会试及第通过了考核。朱厚熜一看高兴起来了，说阿炳争气，我要好好的奖赏，就授命他为锦衣卫的副千户。此后陆松病故，陆炳子承父爵，袭职为指挥佥事，朱厚熜又对他屡加升迁，一直升到锦衣卫指挥使，进而执掌起了负责锦衣卫内部事务的南镇抚司的行政工作。
　　陆炳在南镇抚司的办公室里干得怎么样呢？史书上没有多说，而是一下子跳到了十年之后。嘉靖十八年，陆指挥陪着朱厚熜南巡，来到一个叫作卫辉的地方。这天夜里四更，朱厚熜驻跸的行宫忽然起了一场大火，火借风势，呼啦啦铺天盖地席卷起来，扈驾的官员和太监们倾刻间乱作一团，仓措中竟然遗失了朱厚熜的踪迹。眼见得火势越来越大，大家都暗叫一声苦，料想皇帝今天怕是要葬身在这场大火之中了。
　　正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紧要关头，陆炳突然出现了。众人只听得一声巨响，一扇房门被人从里面一脚踹出丈八开外，火海当中旋即闪现出一个矫健的身影，箭步如飞，刹时间就来到了众人跟前。定睛看时，不是陆炳却是何人？再瞧他背上还背着一个人，哆哆嗦嗦，仿佛受了天大的惊吓，正是大家伙以为给自己弄丢了的大明天子、嘉靖皇帝朱厚熜。
　　真是天佑大明朝，给皇帝派来了这么一位甘愿赴汤蹈火、一往无前的大忠臣！
　　朱厚熜大难不死，对救命恩人陆炳这个喜欢劲儿，什么也别说了，真不枉我们兴献王府当年善待你们母子一场，就让阿炳做个锦衣卫的都指挥同知，实际承担起锦衣卫的大小事宜吧！
　　要说在陆炳之前，掌管锦衣卫的头领叫作朱宸，而后是骆安、王佐和陈寅——这些都是安陆旧臣，论资排辈，大概可以算得上是陆炳的叔伯——除了朱宸没能干得太久，就被骆安取而代之，而后的王佐和陈寅，都是品行端正的正人君子。王佐曾经设法保全触怒朱厚熜的张鹤龄兄弟，而陈寅为人则素来以谨慎厚道而著称，其间虽然有王邦奇这样的小人为恶一时——他是武宗正德朝被革除的锦衣卫官，在朱厚熜继位后设法恢复了官职——大体上来说，也还能称得上是卫治清明，“与官民无害”了。
　　等到陆炳因为在卫辉救驾有功，成为锦衣卫实质上的一把手以后，这样的情形逐渐发生了改变。陆炳武艺高强，作风勇猛，性格又有些狂纵，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行类鹤”，十分倨傲的样子，再加上他“长身火色”，威风凛凛的一条红脸大汉，常人见着了都要畏他三分。在成为都指挥同知后不久，朱厚熜又升他作都督佥事，更因为捕贼有功，再升都督同知。他虚以委蛇，对那些成天拿“辈份”来教训自己的老家伙们表面上显得颇为恭敬，背地里却在偷偷算计，一步步地铲除了阻拦自己独揽卫权的障碍，终于彻底将嘉靖朝的锦衣卫变成了他陆家的私人卫队，权势从此凌驾于众人之上。
　　当然，他是皇帝的私人，说到底，锦衣卫还是皇帝的私兵。
　　一朝大权在握，陆炳做起事来可就没有当初那么客气了。他曾经因为和某位兵马指挥起了争执，一怒之下将对方当街捶杀，有关部门告到皇帝御前，朱厚熜装聋作哑，“诏不问”，丝毫没有想要惩治他家阿炳的意思。不过，也不知道陆炳是不是从武宗正德朝的锦衣显贵钱宁、江彬这两位前辈身上汲取到了经验教训，一方面讨好朱厚熜自然不必多说，另方面也常与朝廷里的大臣们频繁交往，互以朋友相称，想要籍此建立起一个广泛的人脉网络，免得遇事沦为百官口诛笔伐的罪魁祸首。
　　这时候，朝廷里最得朱厚熜信赖的大臣，乃是接替张璁、李时任职内阁首辅的大学士夏言——朱厚熜曾起用赋闲在家的杨一清为首辅，但因为与张璁等人发生争执，杨一清不久就因病亡故——这是位相貌堂堂、仪表不凡的伟男子，生性豪迈而善于言谈，被朱厚熜评价是“学博才优”，曾赐予绣蟒飞鱼麒麟服、玉带、金银等物以示恩宠。此外，夏言还有个同乡名叫严嵩，也正开始在朝廷里显出蒸蒸日上的势头。
　　且说因为夏言见着陆炳猖狂，有心收拾一下这位天子幸臣，于是故意去和陆炳结交，显出一副对他颇为亲近的姿态。陆炳当然求之不得，心想倘若拉拢了当朝首辅，那以后办起事来可就真是没有半点儿的顾忌了，有百利而无一害，又何乐而不为呢？
　　不曾想他却是中了夏言的埋伏。没过多久，就有官员向朝廷弹劾陆炳平日诸多违法乱纪的行为，事情报到内阁，夏首辅当即草拟旨意，要陆炳自个儿坦白交待案情。陆炳一听吓了一跳，心说夏言这人怎么这样，未免太不仗义了吧？只是首辅权势厉害，不敢硬碰，没奈何，陆炳带了三千两黄金跑去夏府，想要央求着夏言放过自己一马。夏言当然不肯，说公事公办，咱们俩虽然交情不错，可我也不循私纵容呀。陆炳这下真没办法了，情急之下，竟然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了起来——想他这么健硕的一条壮汉，跪在地上咽咽呜呜地，样子恐怕不太好看——夏言到底是书生意气，嘴硬心软，一见陆炳居然给自己下跪了，面子上有些过意不去，心说只要这人从此以后懂得收敛也好，于是稍加劝诫，到头来总算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陆炳哪里咽得下这口恶气，这会儿千恩万谢，感激涕零似的，回过头却是恨得咬牙切齿——你夏言不仁在先，那我反过头来对付你，也就不算我不义了。开玩笑，偌大个锦衣卫，干的就是这份差事，真要往死里查，还怕逮不着你们这些大臣一点儿见不得光的把柄么？
　　只是光靠自己去干也不成，夏言毕竟是首辅，位高权重，即使侥幸成功，也要防着他死而不僵，一朝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真要把他彻底扳倒，就还需要找到一位在朝堂上可以与他相抗衡的厉害角色，如此里应外合，前后夹击，才能杜绝后患，一劳永逸。
　　该去找谁呢？陆炳思前想后，忽然想到了严嵩。
　　其实他不去找严嵩，严嵩也在偷偷忙着算计夏言。这位在后人眼中堪与南宋秦桧相提并论的奸相，早年辞职回家在山中读书，研习古文诗词，倒还颇有些清誉，入朝为官后便露出了本来面目，一意媚上取宠，到了嘉靖二十一年，便被任命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开始参预内阁机务。这时候的严嵩已经六十多岁了，看上去却是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仿佛正值壮年一般。朱厚熜瞧着欢喜，认为这是个任事勤勉的能臣，特别赐予他一面银制的印章，上面刻有“忠勤敏达”字样，以示对他严阁辅的嘉许。
　　要说严嵩和夏言本是同乡，年轻较夏言为长，又比夏言早些年考取功名，然而名爵却在夏言之下，心里自然颇为不满。饶是他工于心计，平日与夏言交往，态度极为恭敬，处处都以晚生后辈自居。夏言可能是觉得这人奇怪，当然也还有些身为首辅所必须的政治警惕性，一开始并不怎么搭理他，严嵩在家里设下盛宴请夏言吃饭，也只是婉言相谢而已。严嵩吃了夏言的闭门羹，仍旧不愿轻易放弃，居然跑到了夏府门前，铺张草席跪在大街上，拿着请柬恳请夏言赏脸。夏言是经不起别人跪的，给严嵩这么一跪，立刻就猪油蒙心，彻底相信了，认为对方是诚心待己，从此对严嵩不作提防，反而事事都还有所关照。
　　严嵩不要老脸稳住了夏言，回过头开始在皇帝跟前打起了主意。
　　朱厚熜这个人有个特殊的爱好，喜欢斋醮。什么是斋醮呢？就是道家升坛作法、驱邪避凶、修丹养性之类的仪式。朱厚熜从小就喜欢捣鼓这些“玄学”，对于通过“修炼”达到“长生不老”乃至“羽化升天”一直都怀有极其强烈的憧憬。他当了皇帝，早些年还算称职，后来就慢慢地不怎么喜欢过问朝政了，成天都窝在宫里装神弄鬼。而且不单他自己，他还要臣子们跟他一块儿求道，用香木雕了好几顶道冠，让阁臣们上朝的时候戴起来，以示大明君臣执意求仙的一片赤诚。他还不许阁臣坐轿，一律改为骑马，并赐予香叶束发。偏是夏言这人固执，对皇帝说朝堂是庄严肃穆的地方，我们一个个在这儿弄得象跳大神的似的，人不人鬼不鬼，这算什么事呢？坚绝不肯听从朱厚熜这些莫名其妙的吩咐。
　　那边严嵩的态度可就灵活得多了。朱厚熜叫严嵩进宫问话，他就脱了朝冠，把皇帝赐下的道冠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还颇为风雅地笼上一层青纱。走到跟前这么一跪，把朱厚熜弄得这个高兴啊，嘴上虽然不说，心里可是更加喜欢严嵩了——这不是要比夏言那样不晓事的家伙强上百倍么？为人臣子的，自己的君父喜欢什么，那就得跟着喜欢什么，这才是正理，才能显得出你们的对皇帝的一片忠心嘛！
　　何况严嵩还写得一手好青词——就是道家乞求上天降福的祈祷文书——句式工整，意境幽远，故而深得朱厚熜之心。别说是夏言自弗不如，放眼满朝大臣，也没有一个能强得过他的——反过来说，他除了会拍马屁和写青词外，大概也没什么别的本事了，旁人说他纯粹就是个“青词宰相”，确是恰如其分，没有丝毫的夸张。
　　这样一来，夏言可就失势了。他倒还拿严嵩当朋友，因为担心皇帝会让自己辞职走人，于是想请严嵩过来替自己想个主意。结果严嵩人没找到，朝野内外却是风声四起，都说严嵩在筹划取夏言而代之的具体部署了。夏言如梦方醒，悔之不及，被严嵩在朱厚熜跟前给他扣上了一顶“笼络国家监察部门的官员，肆意玩弄朝政”的大帽子，最后发来一纸诏书，勒令他回家去好好反省。
　　要是两个人之间的胜负就此立判，事情倒也罢了。可是朱厚熜的猜疑心极重，对于属下的大臣们总是疑虑重重。夏言走是走了，严嵩在朝廷里作威作福，连同他的儿子严世番在内，贪财枉法，搞得是群怨沸腾，时间一长，朱厚熜便又不怎么待见起他来了。皇帝心知肚明，对付大臣们，就不能让他们一家独大，总得多立几个山头，互相有所制约才好——杨廷和那样的，你们觉着是忠臣了吧，可是一旦权力过大，办起事来不也还是欺君犯上么？于是没过几天，他又把夏言叫回了内阁。严嵩没想到皇帝来了这么一手，吓得带着严世番一起连滚带爬地跑去夏府跟夏言请罪，父子两个跪倒在人家床前，哭得是一堪糊涂。夏言又吃不住了，说认错就好，以前的事我也就不再追究了，大家就这样吧。
　　于是这两位从此就跟两台电梯似的，在内阁大楼里一升一降，一降一升，一会儿是夏言凌驾于严嵩之上，一会儿又是严嵩占据了上风，反反复复，谁都没有真正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就是朱厚熜玩弄权术的高超手腕了。可严嵩不乐意啊，心说老这么折腾也不是个办法，还是得把他夏言收拾干净了，这才来得痛快。
　　严嵩的这门心思，自然就和陆炳“情投意合”了。其实严世藩对陆炳的评价极高，认为当今大明朝堂之上，可称天下之才的寥寥可数，其间便有他严世番与陆炳。现在既然人家陆都督都找上门来了，哪有不帮他一把的道理？助人也就是自助了嘛。于是邀上父亲，三个人凑到一块儿，开始策划彻底击败夏言的致命一击。
　　他们在政治上寻找到的突破口，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七年的“河套事件”。所谓河套，也就是黄河经由贺兰山向北，再因为阴山的阻挡转而东进，最后沿吕梁山南下，处在这一片流域半包围状态下所形成的“几”字形平原。河套地区水草肥美，历来都是北方游牧各部与南方汉族政权发生军事冲突时的必争之地，大明朝建国之初，一度对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视，但是随着国势衰微，武备松驰，也就渐渐丧失了对这片区域的控制权。再到朱厚熜执政的嘉靖年间，河套已经彻底沦入蒙古人的掌控之中，与之相邻的边防重镇累年受到规模不等的侵袭和掠夺，军民死伤惨重，总兵官一级的将领战死者亦不在少数。
　　于是，就如何处置河套问题，是主动进攻还是加强防守，便成为了摆成大明君臣面前一个颇为棘手的议案。时任陕西总督的曾铣，便是主战派当中的代表人物，他与夏言的岳父苏纲交情深厚，于是得益于后者在夏言跟前的极力推荐，进而争取到了首辅赞同自己有关收复河套的战略构想。夏言屡次向朱厚熜上奏，阐述其间的利弊得失，并夸奖曾铣人材难得，是大明朝的头号忠臣。朱厚熜被他们两个说得有些心动，于是命令夏言拟旨，把曾铣着实褒扬了一番。夏言因此备受鼓舞，认为大事可成，收复河套指日可待，而自己也将因此名垂青史，创下一番超越大明朝历任内阁首辅的不世奇勋了。
　　可是同样的情形，到了严嵩父子和陆炳那儿，便显露出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意味。他们分析，皇帝虽然表扬了夏言和曾铣，然而迟迟没有对收复河套作出任何明确的指示，又因为朝中主和派的反对而将事情暂时搁置了起来，这就说明在皇帝心里，未必当真就认为收复河套是件值得尝试的有意义的事情——既然如此，我们和他对着干就好了。严嵩于是向朱厚熜上奏，批驳夏言和曾铣的建议是欺君误国，进攻河套得不偿失，只会平白损耗国家的人力财力，他夏言之所以一门心思想要跑去和蒙古人开战，说为国尽忠怕是假的，真实用意恐怕只是为了成就他一个人的功绩而已。
　　奏疏还没递上去，朱厚熜便已经如他们所预料般地突然变了脸色，拿收复河套的事情把夏言痛加驳斥了一番。严嵩一看机不可失，赶紧依计跑去皇帝跟前煽风点火。夏言这时候有些害怕了，不过他倒也精明，嘴里说着向皇帝请罪，又顺便把严嵩也拖下了水：“当初他严大人也没说收复河套有什么不好，现在看见皇帝生气了，这才把事情全都推到我的身上。”朱厚熜却已经对严嵩所云深信不疑，反倒觉得夏言这是在“强君胁众”，强迫君父而胁持群臣了，联想到对方素来自以为是，经常拿皇帝的话都当耳边风，于是龙颜大怒，就在这年正月再度勒令夏言下岗，剥夺了授予他的一切官职，遣回原籍听候发落。
　　其实事情到了这一步，朱厚熜也还没有要把夏言拖出去杀了的意思。可那边的严嵩和陆炳不干了——依着皇帝这古怪脾气，没准他夏言哪天就又会风光无限地回朝，为了免除后患，终究还得把政敌往死里整。朝堂上的事情严嵩已经办完，接下来，陆炳和锦衣卫大显神通的时候到了。
　　陆炳于是先派人四处散布谣言，说夏言在去职离京的时候，言语间对皇帝多有埋怨，认为昏君临朝，自己是蒙受了不白之冤。然后再请严嵩授意他人以知情者的身份向皇帝揭发，说夏言收受了曾铣贿赂，互相串通一气，以收复河套为名侵吞国家财产，而且事情还和夏言的岳父苏纲有所牵连——他甚至还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夏言与曾铣的往来书信作为“罪证”。这些消息传到朱厚熜耳朵里，当即激起了皇帝心头不可抑止的怒火，唤过陆炳到跟前吩咐说：“这样的乱臣贼子，一个也不能放过。曾铣、苏纲，全都给我逮进诏狱，还有那个夏言，也快去给我捉回北京来，我要亲自审讯他的案情！”
　　陆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立刻率领缇骑狂飙猛进，没用几天功夫就把夏言又给逮回了北京。夏言在路上听说曾铣已遭处斩，岳父苏纲则被流放到了边关充军，一个立足不稳，从马车上一头栽了下去，嘴里只是喃喃自语般反复地念叨着：“唉！我这次死定了。”万念俱灰之际，还写了最后一封奏疏上呈给朱厚熜，除了替自己伸辩以外，更把严嵩等人比作汉代的王莽、三国的司马父子，希望皇帝明察秋毫，不要一再受到奸臣的蒙蔽。
　　当然，他现在说这些话也没什么用了。只不过说来奇怪，陆炳带着人去逮了他，他却仍旧在奏疏里对陆都督只字未提，想来大概是他到了最后关头依然没有明白过来，自己之所以会落得如此下场，其实看似早已“痛改前非”的陆炳，在其间也有着莫大的“功劳”。
　　夏言就在这年的十月被朱厚熜下令斩首弃市，时年六十七岁。
　　大明朝廷也随着夏言的消失从此完全置于了严嵩父子和陆炳的掌控之下。严嵩父子在明，六部九卿的任何政务，一律都要从他们这儿经过才能转交到御前批阅，陆炳则在暗，替他们严家笼络官员和打击政敌。内阁和锦衣卫这两柄利刃，在他们的主持下终于彻底合二为一，剑锋所指，挡者无不为之望风披靡，炽焰熏天，绵延竟达近二十年之久！
　　忠奸难辨话陆炳
　　陆炳，包括武宗正德朝的钱宁、江彬，以及更早先成祖永乐朝的纪纲、英宗正统朝的门达等等，这些曾经以锦衣卫的身份在大明朝的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在洋洋洒洒三百余卷的《明史》当中，全都被无一例外地划入了“佞幸”这个不太光彩的行列。所谓佞幸，其实与“奸臣”遥相呼应，“奸佞”而已，只是因为他们身份特殊，原本就只对皇帝存在有私人义务，无须向普天下的民众负责，故而够不着“奸臣”的硬件标准，著史者勉为其难，只好替他们单独分列一卷，借以宣谕当时、警惕后世。
　　只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洪洞县”里未必就当真没有“好人”。陆炳就是这些堪与古往今来大奸大恶相提并论的“群小”里略显特殊的一位。纵观其人其事，如果仅是将他简单地视作如纪纲、门达乃至钱宁、江彬一流，或多或少，倒还真是有些委屈了他的意思。
　　于是话说从头，这里就从他“惩恶除奸”，收拾嘉靖朝的另一位宠臣、大将军仇鸾开始，一桩一桩，从头到尾地慢慢讲起。
　　前面说过，朱厚熜信道，他自诩上界真君降世，又效法汉文、汉景，崇尚所谓的“无为而治”，把国事都扔给严嵩父子，自己躲在宫里炼丹不肯出来见人。这一躲，大约除了严嵩时常在他身边走动以外，即使朝廷各个要害部门的最高领导，能够一睹天颜的机会也是屈指可数，时间一长，大家连皇帝长得是什么样子都快给忘记了。
　　只是他自个儿倒是“清静无为”去了，别人可不拿他这片虔诚之心太当回事。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部大举入寇，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了北京城下，把个天朝帝都围得是水泄不通，然后大大咧咧地向朱厚熜提出要求，要通贡，重开边市贸易，不然就杀进城来，把你这位大明皇帝连人带椅子一锅全给端了。
　　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嘉靖朝“庚戌之变”。朱厚熜势窘，立刻拜大同总兵官仇鸾为平虏大将军，全权节制早前入援京师的大同、河南和山东各路兵马，以抵御蒙古人对北京即将展开的攻城作战。这位仇鸾得了皇帝旨意，跑去和蒙古人相峙，却又一箭不发，只是站在那儿和敌军遥遥相望，不象是来作战，反倒有些像是来参观蒙古骑兵在北京城外如何烧杀劫掠的一般。
　　因为他不想打，也不能打。早前，俺答南下的时候，进攻矛头原本指向的是仇鸾镇守的大同，仇总兵不敢和蒙古人正面接触，弄了许多财物去贿赂俺答，请他们另拣别处进兵。俺答原本就是跑来抢劫的，既然钱已经到手，也就顺水推舟地放了仇鸾一马。只是后来北京危急，仇鸾又奉调跑来北京，现在到阵前见着了蒙古朋友，这仗到底应该怎么打，他的心里便越发地没个准谱了。
　　关键是严嵩又向时任兵部尚书的丁汝夔强调，蒙古人也就是虚张声势，不会真的进攻北京，等他们在城外抢够了吃饱了，自然就会退兵，实在没有必要非得和他们硬碰硬地干上一仗。丁汝夔心里明白，不敢和首辅起争执，于是号令三军严守防线，不得擅自主动进击。如此捱了八天，好不容易盼到蒙古人兴满意足地回去了，前敌总指挥仇鸾大概是觉得就这么收场有些不好交待，于是带着人跟着后面想趁机占些便宜，不想被撤围北还的蒙古人掉头一击，大败亏输，士卒伤亡无算，只好又垂头丧气地跑了回来。
　　朱厚熜闻讯大怒，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严嵩唯恐事情扯上自己，把丁汝夔拉到一边说：“你别担心，只要我活着，就没你什么事。”转头却在朱厚熜那儿把自己的问题推了个干干净净。可怜的是丁汝夔，直到最后被朱厚熜下令拖出去斩了，这才省悟过来，自己上了严阁老的当，白白搭进去一条性命。
　　至于消极怠战、丧师辱国的仇鸾，却非但没有受到相应的责罚，反倒因为严嵩在皇帝跟前对他极尽褒扬之能事，于是在战事结束以后，以大将军的身份统御京营，一跃了成为朝廷里手握重兵的实权派人物。朱厚熜对他青睐有加，特别设立“戎政府”，由仇鸾出任总督，负责处理京畿地区及北边的防务。
　　事情乍听起来让人觉得诡奇，其实这里面的原委倒也不是全然无迹可寻。仇鸾早年在甘肃做总兵，因为纵容部属违法乱纪，被当时的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向朝廷参了一本，丢掉官职不说，还给押进京城关了起来。他对曾铣恨之入骨，甘愿依附严嵩，在牢里以“知情者”的身份向皇帝递交了许多曾铣和夏言“勾结”的黑材料——前面提到陆炳让严嵩授意他人写信构陷夏言，这个人便是他仇鸾了——严嵩也是“赏罚分明”，不但在事后替他谋取了转镇大同的差事，并且约为父子，时刻惦记着要找个机会提携他一番。现在仇鸾既然有了“保家卫国”、“力却强敌”的功劳，严嵩再把他推上朝堂，做个能帮自己掌控朝局的心腹帮手，事情本在情理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是如今仇鸾骤然得志，身份地位与当初大相径庭，不再是他严嵩身边那头摇尾乞怜的哈巴狗了，说话做事都得讲究个气派。严嵩不以为意，依旧拿人家当儿子一样任意呼来喝去，搞得仇鸾心里憋屈得慌，也是他不甘久居人下，于是开始算计起了这位“干爹”，时常向朱厚熜说些严嵩父子的坏话。严嵩反应也快，反正你说我也说，你仇大将军的底子也不干净，到底最后谁能把谁说死，咱们就走着瞧吧！两个人就此反目成仇，开始在朝堂上你来我往地争斗了起来。
　　也不知道是朱厚熜是果真就那么相信仇鸾，又或者跟当初的夏言和严嵩一样，他做皇帝的那个平衡朝局的心理惯性又在作祟，总之是仇鸾说什么他都信，严嵩说什么他都不信，而且不但不信，还立刻很直接地表现了出来。严嵩跑去内阁值班，循例是要向皇帝做一番政府工作报告的，结果就连守门的太监都敢将他一把拦住，说“皇帝又没找你，你自个儿跑来干什么”，一大把年纪了，回家好生歇息去吧！
　　严嵩哪里歇得住？回到家里跟严世藩把事情一说，父子两个预感将有大祸临头，竟然坐在地上抱头痛哭了起来。
　　不过他也明白，光哭无济于事了，不能真让仇鸾这么轻而易举地扳倒了自己。抹干眼泪琢磨了半晌，不成，这事儿还得再去找陆炳帮忙。
　　陆炳这时候心里也不太痛快。因为仇鸾得宠，他在朱厚熜那儿的待遇也不比往常那么优越了。只是他陆都督脑子活，心眼多，于是又像刚到锦衣卫主事的时候对侍老上级的方式一样，表面对仇鸾是毕恭毕敬，不敢以平礼相待，见着面都是一口一个的“卑职”、“下官”，背过身却一直都在研究如何才能排挤了仇鸾，重获朱厚熜的信赖。这会儿接着严嵩，听他说明了来意，陆炳心里一个激灵，立刻生出一条毒计，冲着首辅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睛，微笑着说：“阁老不必担心了，我自有办法，谅他仇鸾也猖狂不了几天！”
　　严嵩心头如释重负，连称拜托，“那就等着欣赏陆都督的非常手段了”。
　　这手段确是非常。要说仇鸾也是个明白人，知道锦衣卫的厉害，别的人都敢不放在眼里，平日对陆炳却是颇为忌惮的。可是他只知道防备陆炳的正面进攻，却不想人家溜着弯从暗地里伸出一双手来，捧满了金银财宝，把自己身边的亲信全都给收买过去了。这些人都是跟着大将军多年的部属，对他做过多少见不得光的坏事，坑害了多少条无辜的性命，又贪墨了国家多少钱粮，一款款，一桩桩，那都是如数家珍，知道得一清二楚。陆炳假以时日，渐渐就掌握了许多要紧的证据，便只待时机成熟，就地掘个大坑，要把他仇鸾活埋了进去。
　　也是仇鸾福薄，命中注定消受不起如大将军这般尊贵的荣华。他在任上干了不多久，因为同蒙古人作战连遭败绩——他无勇无谋，打不赢本属自然——各级将领因此获罪的不在少数，更担心朱厚熜迟早有一天也会把帐算到自己头上来，又惊又怕，结果吓出了一身的毛病，倒在将军府里卧床不起了。
　　又正在这节骨眼上，从锦衣卫里传出来仇鸾旧部时义、侯荣叛国出逃的警讯。原来这两位早前“因功”被授予锦衣卫的职衔，如今眼见得仇鸾大厦将倾，唯恐事后殃及池鱼，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打算跑到关外去投奔俺答。只是他们既然挂职在锦衣卫里，眼皮子底下的事，陆炳岂会毫不知情，刚跑出去没多远，就给生擒活捉押回了诏狱。陆炳亲自登堂主持刑讯，从他们嘴里榨出了许多有关仇鸾通敌纳贿的真材实料。这下子任谁也是抵赖不过去的了，于是整理出相关案件的调查报告，一古脑地呈交给了朱厚熜御览。
　　朱厚熜翻开报告才看了开头几页，这个又惊又恼，羞愤交加，立即传旨夺去仇鸾的大将军敕印，削职为民，在家静候有关部门的深入调查。
　　仇大将军闻讯惊恐过度，导致病情急速恶化，没几天功夫就给活活吓死在了家里。然而陆炳仍然不肯罢休——我大费周折地准备了这么久，钱都没少花，哪能让你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死掉了？门儿都没有。调查报告还得给皇帝继续看下去，耳边听来的风声也还得一五一十全都转告给皇帝知道。也不是含血喷人啊，这可都是事实，他仇鸾确实不是个东西，我大明朝锦衣卫有一说一，绝对不会有那种凭空捏造、夸大其辞的可耻行为。至于皇帝，皇帝您是真打算就这么放过他了，还是得进一步有所行动，那就是您应该考虑的事情，轮不到我这办事的替您拿主意了。
　　朱厚熜本来就还在火头上，哪禁得住陆炳这样反复撩拨？仇鸾真是该死，而且死都不足以抵偿他犯下的罪恶。旨意，把这个恶贼从坟里给我刨出来，把他的尸首给我大卸八块！
　　这个就叫作“开棺戮尸”。仇鸾实在倒霉，人死了都还逃不脱一场折腾。
　　严嵩这下子对陆炳可真是感激涕零——没有陆都督的鼎力维护，我们严家父子只怕就得败在仇鸾的手里了。对了，莫说是仇鸾，当初那个夏言，不也是因为陆都督智谋过人，这才帮助我们严家父子渡过难关的吗？大恩不言谢，以后有什么事情，只要陆都督开口，老夫绝对没有推脱的道理！
　　话说回来，不光是严嵩，朝廷里的其他官员也都很高兴。夏言的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不少日子了，再者说，那会儿陆炳干了些什么就连当事人都不太清楚，更别提这些不明就里的局外人了。可这次不同，陆炳智取仇鸾，虽然方法有些不太光彩，虽然更多可能是出于私仇私欲，但是大家看在眼里，确是替国家除去了一大祸害，对大明朝的安定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小节不究，功过相抵，人家陆都督毕竟大节无亏，功大于过嘛！
　　陆炳在朝中的声誉，随着仇鸾的倒台，悄然向上跃进了数级台阶。
　　他的官也做得越发大了起来。早前，朱厚熜已经把他升作了锦衣卫左都督，加太子太保——这是通常仅会赐予朝廷重臣的荣衔——这次算上检举仇鸾有功，再加少保兼太子太傅，享受伯爵待遇，并且特命他和严嵩一起到皇城西苑值班，陪着自己修习道家仙法。
　　当然，不消说，他陆炳的头上，肯定也是顶着那顶香木道冠的。
　　因为北方蒙古寇边惹出来的一摊乱子，到了这儿暂且告一段落。明军虽然屡战不利，俺答却也没有把大明朝一口生吞下去的肚量，大家停停打打，打打停停，好歹总算是维持住了相对稳定的局势。大明朝，更加确切地说，朱厚熜的麻烦，开始逐渐转向了帝国的南方，聚集在连年遭受倭寇侵袭的浙江以及福建等地。
　　有关倭寇的由来，这里也就不再多说了。其实认真计较起来，一开始，不过也就是些日本国内无主的浪人武士，勾结着南方各省的海盗，一伙乌合之众而已，能有多强的战斗力呢？只是因为在朱厚熜“无为而治”的大政方针引导下，弊政未除、积重难返，各省武备松驰，海岸防御形同虚设，官兵畏敌如虎，给了这伙强匪流民可趁之机，贼势由此日重，竟然开始公然登陆攻打沿海州县，大逞烧杀劫掠之能事，进而发展成为了威胁帝国东南赋税重镇的心腹大患。朱厚熜虽然不爱理事，可是说到钱就不肯马虎了，于是在嘉靖三十五年以兵部侍郎、浙江巡抚胡宗宪总督东南军务，负责两浙对倭作战的相关事宜。
　　这次总算没再让朱厚熜再遇上第二个仇鸾了。胡宗宪虽然也属于严嵩派系，但是他确有几分才干，甫一上任，厉兵秣马、整顿边防，接连获得多次对倭作战的胜利，局面呈现出自从倭寇为患以来难得的良好态势，全面肃清东南沿岸的日子似乎也正如胡总督在向朝廷所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随着大明官军的步步推进，已经“指日可期”。
　　然而，到了嘉靖三十六年冬天的时候，事情却忽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事情还是出在胡宗宪这位总督自个儿身上。这个人功名心极重，早年通过他人攀上了朝中严阁老这棵大树，从此官运亨通，“威权震东南”。他又喜欢玩弄权术，总想着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如今眼见得形势大好，于是写信给倭寇头目汪直——这是位地道的中国人，和他胡宗宪还是同乡——劝他审时度势，认清现况，率部向朝廷投诚。他还信誓旦旦地向汪直保证说，只要汪头领肯放弃在海外的巢穴登陆回国，那么必然会得到朝廷以礼相待，不但现有海上贸易的权利可以保留，他和他的亲族还将获赐高官厚禄，从而彻底洗清海盗的恶名，成为大明朝体面光鲜的官员中间的一份子。
　　其实当时他在信里说的这些话，未必没有几分真心。只是等到真的把汪直盼回来了，正在那儿沾沾自喜，以为大事可成的时候，却忽然听到朝野内外议论纷纷，都在说他胡宗宪未经请示擅作主张，恐怕难逃一桩“通倭纳贿”的嫌疑，便又顿时给那顶“汉奸”的帽子吓破了胆。迟疑了半晌，胡宗宪一咬牙，失信就失信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要紧，于是口风一转，赞同起朝中处死汪直的议案来，把这位一心回来接受“和平招安”的汪头领押往街口斩首示众了事。
　　这下子可捅出大娄子来了。汪直留在岸边的部众眼见得胡总督出尔反尔，于是决意同大明朝决一死战，就盘距在舟山附近结营自固，同官军形成了对峙的态势。事已至此，胡宗宪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下令强攻。可这边还没打下来，海上闻讯赶来趁火打劫的倭寇却在与日俱增，浙东诸郡尽皆遭受到较之以往更为疯狂的劫掠。北京城里的朱厚熜见状坐不住了，说你胡宗宪跑去弄了半天，怎么倭寇反倒给你越弄越多了？我也不管你到底怎么回事，总之限期破贼，该怎么办，你自个儿琢磨去吧！
　　皇帝发了狠话，胡宗宪只能催促众将死命相拼。一直打到了嘉靖三十七年的七月，余寇支撑不住，开始筹划造船往海上逃蹿。这原本是乘胜追击的大好时机，可胡宗宪“吃一堑长一智”，又在他的总督府里犯起了嘀咕。他想啊，倭寇多了不行，可倭寇没了也不行，要是浙东没有了倭寇，那皇帝还要我这个总督干嘛呢？不如留个尾巴，想起来时打一打，闲下去就放一放，只要控制住局面，表明“我们一直在努力”，那皇帝也就不好随便寻个借口把我扔到一边去了。
　　打定了主意，即刻通令三军：不得擅自追击，违令者军法处置。
　　于是这一伙余寇就全仰仗着胡总督的转眼一念，堂而皇之地从官军鼻子底下溜掉了。他们一路跑到了福建、广东等地，转而在那边继续操持旧业。当地官员可不干了，说胡宗宪你这不是在推卸责任，嫁祸他人么？太不讲道理了，我们要向朝廷参你。状书递到御前，朱厚熜又是气不打一处来，拍着龙案要追究胡宗宪“纵寇”的罪行——哪有你胡宗宪这样办事的，你这不是拿着国家的钱粮在那边扯淡么？
　　胡宗宪傻眼了，这下该如何是好呢？
　　别说，他还真想出来了办法。他是总督啊，浙江的事全凭他一张嘴，说什么就是什么，何况上面还有严阁老替自己顶着，真扯破了天别人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他于是向朱厚熜辩解，说纵寇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我底下的这些将领，他们消极作战，这才让倭寇得以逃出生天。皇帝圣明，一定要明察秋毫，替微臣主持公道才是。
　　朱厚熜果然就信了。好啊，既然不关胡宗宪的事，那就把那些拿着朝廷俸禄却又不肯实心为国的家伙全都给我扔到诏狱里面去。
　　眼见得一场冤狱就要铸成。正在这紧要关头，陆炳忽然站了出来。
　　陆都督选择在这时候挺身而出，说到底其实还是有他的私心在里面。因为他不救别人，只救一位任职浙江总兵官的俞大猷，为着正是后者是他相识多年的至交好友。这位俞大猷是个将才，嘉靖十四年的武会试举人，早前转战福建、两广，斩将夺旗、屡建奇勋，朝廷用兵东南，又数他和另一位参将戚继光功劳最大。陆炳要替朋友出头，要把他从监牢里搭救出来，往大了讲，是想替国家保全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材——他大概常把这理由挂在嘴边了——往实处说，也就是不肯辜负两人之间称兄道弟的一番深情厚意而已。
　　只是他锦衣卫行事，不肯走寻常“击鼓鸣冤”的正统路线——要说理，那也得找讲理的人说去，皇帝现在是只信严嵩了，而严嵩就算和他陆炳交情再好，也不可能甘愿把胡宗宪给拖下水来。想要留住俞大猷的性命，那就得另辟蹊径，实行曲线救亡的战略才行。于是陆炳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径直跑去找到了严嵩的儿子，时任工部侍郎，人称“小阁老”的严家大公子严世藩。
　　严世藩这个人，这里要特别介绍两句。和后世想象中略有出入，他其实是个貌丑而有能力的实干型“人才”。貌丑，是据说他脖子短，体型胖肥，而且还瞎了一只眼睛；有能力，是因为他熟知国家典故，又通晓天下时政要害。别人不知道，以为朝廷是严嵩在独力维持，其实阁老年事已高，除了拍皇帝马屁以外又天资有限，遇事通常都是一句“拿去问东楼的意思”（东楼，严世藩别号），要是没了这个儿子，他甚至连皇帝某些用辞隐晦的旨意都是看不明白的。陆炳也是个聪明人——当然他比严世藩长得好看——平日常在严府走动，知道内里情形，也就懒得再去麻烦严嵩，直接来找小阁老交涉，还能略过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
　　当下见了面，客套几句，旁敲侧击地引入正题，便掏出许多的金银细软，悉数塞到严世藩的手里，口口声声地说“万事拜托，全仰仗着小阁老仁义了”，倒还真没了他平日那种趾高气扬的架势。严世藩一开始都有些犯起了糊涂，不知道陆炳这是想唱哪一出，如何会为了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武将如此大费周章。不过他以己度人，顷刻间便又明白过来，这个俞大猷和陆炳的关系，大概也就和胡宗宪跟他们严家的关系一样，不言自明的事情罢了。
　　他倒是心头有些窃笑：“你陆大都督平日吃了不少，今天还不都给我吐出来了？”
　　原来他们父子把持朝政，大小官员想要请个旨、办个事，都得先打通了严府的关节。可是严府的门不是那么好进的，何况还有些事情未必人家就会同意。大家伙思前想后，不如去找陆炳，一则因为陆都督跟严家关系好，办起事来方便，二则陆都督毕竟不是那种大奸大恶之徒，些许正义感还是有的，有些话见着严嵩父子不好说，跟陆都督提起来就不必太过在意了。于是弄得陆炳府前车水马龙，跑来找他帮忙的各路人马络绎不绝。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陆炳是热心肠，肯帮人办事，但是忙也不是白帮的，换句话来讲，“手续费”总还得要点儿。结果到后来反倒弄成了严嵩父子坐地起价，陆炳代收门票，略抽几成作为人工补贴一般。严世藩心说的“吐出来”，指得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当然，这钱原本是该是谁的，倒也说不清了，大家互利互惠而已。现在既然收了人家陆炳的钱，锦衣卫的面子也在那儿搁着，这忙不帮也不行。俞大猷是什么人呢？无关痛痒的小角色罢了。严世藩拿定了主意，改天就替俞大猷略加开脱了一番，性命自然无虞了，虽然夺去原职，却也给他争取到了一个戴罪立功，去北边重镇大同军前效力的机会。
　　俞大猷出狱之后见着陆炳有何感想，对他说了些什么，史无明载，无从详考。他到大同任职，与巡抚抚李文进筹划边防，创设车阵以御蒙古骑兵，又是创下了一番难得的功绩。而后再调广东、江西、福建等省，“俞家军”名动天下。又因为他为官清廉、忠诚许国，《明史》论及当时名将，首推俞大猷，其次才是他在沙场上的老搭档，同样以平倭和抵御蒙古寇边而流芳百世的戚继光了。
　　至于陆炳本人，料理完了俞大猷的事情，便又溜达回了北镇抚司办公室，继续认真地执行起他锦衣卫份内的差事——似乎这一切不过是段插曲，随风而逝，不足挂怀。因为在此之前，由于检举司礼监内侍李彬及其朋党有功，朱厚熜加封他作了太保兼少傅，以“三公”兼“三孤”，“前不见先人，后不见来者”的陆炳这时当然不会有什么“高处不胜寒”的苍凉心境，更多的，还是怡然自得，意气飞扬的豪情壮志而已。
　　古今独一人
　　其实对于陆炳而言，拯救狱中蒙冤受屈的俞大猷，仅是他在锦衣卫任上诸多“善举”中的一例而已。史称，陆都督常能“折节下士”，对朝廷里官员和士大夫们以礼相待，每当他们因为皇帝的反复无常而身陷囹圄的时候，陆都督也总会象对待俞大猷那样，找出那些应该救的、值得救的和可以救的对象施以援手，而决不肯构陷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位。
　　如此看来，似乎当年的夏言是个颇为罕见的例外了。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仅就陆炳个人而言，那是夏言动手在先，自己不过“自卫反击”罢了，更何况那时候他也远还没能够上升到今天在朝中这种“独步凌云”的境界。俗话说得好，“有钱才能立德”，现在的陆炳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又不屑于走钱宁、江彬那样的正统“反派”路线，只要能够保得住自己的既得地位，闲暇之时再对旁人略加周济，倒也实在是件名利双收、稳赚不赔的合算买卖了。
　　嘉靖朝的北镇抚诏狱也是颇为奇怪的。说它奇怪，是因为在朱厚熜的授意下，这座人间炼狱中的情形较之以往出现了些许微妙的改变。大臣们下到狱中，虽然也有进门就被打得脑浆涂地、一命呜呼的情形，然而更多时候，朱厚熜对他们采取的是“关而不杀”政策，既不进行正式的审讯，也不明确表明释放的期限，全然把诏狱当作了隔离这些“逆臣贼子”的收容中心。因为皇帝深深懂得，大臣们的嘴光靠打和杀是封不住的，即便一时间可以把他们打得噤若寒蝉，杀得血流成河，然而只要假以时日，恢复了元气的官员们便又会卷土重来，对皇帝的言行举止横挑鼻子竖挑眼，无限夸张到世界末日一般严重的程度。想要图个耳根子清静，最好的办法还是全都关起来，但也不去动手，任由他们在狱中自生自灭。至于能活多久，那就完全取决于官员们自己的运气了。
　　比如有位官员沈束，本来在礼部任职，因为参劾严嵩获罪，一通廷杖过后下到诏狱，人虽没死，却是从此一去不还了。他家本来就穷，家长这一被关，彻底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家人们的生活困苦可想而知。后来沈束的妻子张氏给朱厚熜写信，甘愿自己代替沈束到狱中服刑，以交换他出狱回家侍奉老父终年，声辞悲切，闻者莫不为之动容。可是朱厚熜依然不愿意，下令继续对其严加看管，并且指示诏狱卫卒，沈束每天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都要如实向自己汇报，不得有丝毫隐瞒之处。
　　这个就叫作“监帖”了。倒是沈束豁达，终日在牢房里研究《周易》打发时间。一天，偶然飞来一只喜鹊，落在他的跟前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沈束被吵得有些心烦，忍不住骂了句说：“哪有跑到罪人跟前来报喜的？”却不想这件事情也被卫卒一五一十地转报给了朱厚熜。皇帝闻言感慨万千，忽然慈心大发，伸手一挥说：“那就让他回家去吧！”
　　这时候，距离沈束在嘉靖二十三年入狱，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十八年。
　　这十八年间，除了读书，沈束在狱中到底是如何一番情形，史册语焉不详，后人难得一窥究竟。倒是较他更早，嘉靖二十年的时候，还有位叫作杨爵的御史，也因为批评皇帝热衷于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直接触怒了朱厚熜，不仅被捕入狱，还遭受到了比沈束更为严厉的责罚。他先是被锦衣卫廷杖打得“血肉狼籍”，昏死过去了一整天，然后关进牢房，卫卒又擅作主张断绝了他的饮食，想要把他饿死来讨好皇帝。大概是经史读得多了，自有古哲先贤圣灵附佑，杨爵居然硬是活了下来，纵然“屡濒于死”，仍旧显出一副大无畏的坦荡情怀，还和同期被收押的刘魁、周怡这两位一起讲诵文学——算上《周易》爱好者沈束，读书人的可爱，大概就是体现在这些令人不觉为之心酸的情形之下吧。
　　杨爵前后被关了两次。头一回“刑满释放”，时间是在嘉靖二十四年，但他回家待了不到半个月，便又因为同样的罪名给跑上门来的锦衣卫逮了回去，然后一直拘押到了嘉靖二十六年。其间，为了设法营救他，陕西巡按御史浦鋐、主事周天佐先后向朱厚熜上疏，到头来也都不免落得个夺职入狱的下场。特别是浦鋐，因为人在陕西，朱厚熜还特意催促锦衣卫“跨省追缉”。当地老百姓听说浦御史要被押解京师了，感念他平日恩德，于是“远近奔送”，聚集在囚车周围常达万人，大呼“把我们的使君还给我们”，直可谓哭号震天。浦鋐也是运气不好，在进京的路上就生了病，到了京师连皇帝面都没见着，就直接送往北镇抚司，戴着巨枷给打了七天，终于被活活地打死了。
　　周天佐的情况也和浦鋐差不多，他的体质天生就弱，进到诏狱先是吃了六十廷杖，卫卒又不肯给他饭吃，结果不到三天就死了，时年仅三十一岁。
　　可是话要说回来，以上这几位，除了事发当时卒不及援的浦鋐和周天佐，好象沈束和杨爵那样的，在暗无天日的诏狱里居然可以活了这么多年而不死，其间只怕多少还是有些不为人知的关节，就连派了专人过去监视的朱厚熜也都给蒙在了鼓里。道理很简单，仅以杨爵而论，同样是没得饭吃，周天佐倒是因为原本已经伤重不治了，可他总共在诏狱里待了七年，这七年间他到底又是靠着谁的周济活下来的呢？
　　想来想去，似乎只有诏狱的直接负责人陆炳“嫌疑”最大了。
　　可惜锦衣卫是国家特务机构，凡事都要讲个“机密”，再加上陆炳还是个擅长背后鼓捣小动作不会让别人知道的高手，于是这其中的究竟，大概也就只有当事人双方心里明白了。陆都督在朝堂上声誉鹊起，不会单凭着收拾仇鸾这一桩近似于“窝里斗”的权臣闹剧，也不会仅是因为他帮助了一个屡立战功的武将俞大猷。纵览嘉靖朝四十余年间的政局，如沈束、杨爵者多如牛毛，而陆炳夹在皇帝、严党以及朝臣这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之间，始终都能圆滑应对，游刃有余，“周旋善类，亦无所吝”，在自己身边营造出一个“朝士多称之者”的良好氛围，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对于整个锦衣卫，都实在是一件精明到无以复加的举动。
　　因为咱们需要知道，自从嘉靖初年“大礼议”所引发的“哭门”事件以来，在朱厚熜当时以及随后几近狂虐的廷杖风暴打击之下，朝野“士风颓然”，读书人的尊严被摧残到了不忍卒视的地步，纵然他们需要也必须坚持“正义”，但却不能继续在这样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正在这怅惶无措之间，陆炳出现了，这位锦衣卫头领把自己手中掌握到的权势天平偶然间朝向士大夫们倾斜少许，于是赢得的便是远远超出投资成本无数倍的高额回报。这些投资与回报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甚至于到了陆炳死后，朱厚熜的儿子、穆宗隆庆帝朱载垕继位，虽然一度对他生前的行径论罪并且追加处罚，然而朱载垕一死，神宗万历帝朱翊钧便又听从了内阁首辅张居正都等人的建议，解除了这些殃及陆炳家人的严厉处罚。
　　这算不算得是“善有善报”的困果循环呢？
　　“忠”或“奸”，采用这样绝对性的判定标准来衡量陆炳这样“极会做人”的异类，原本就是不太科学与合理化的。确切地说，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不损害到皇帝对自己的宠信这一重要前提的情况下，以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政治前景为中心，尽量平衡朝廷内外那些互相纠缠和敌对势力，而后他再以一个居中协调者的身份出现，采用或明或暗的方法，获得各方面众口一致的信任与好评。大概可以这么形容，如果政治能力是一项可以具化的评分标准——并且不计善恶——满分一百，那么陆炳显然可以拿到八十以上的高分，而在他之前，锦衣卫却从没有谁可以达到六十分的及格标准。
　　而较之陆炳，较之锦衣卫，曾经显赫一时的另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太监，却在嘉靖朝跌落谷底，彻底沦为了大明朝政治舞台上的一群龙套角色。和现代那些充满着想象力的电视剧集所展现出来的情形有所不同，查阅《明史?宦官》中有关太监们在历朝活动情形的相关纪录，前有王振、汪直、刘瑾及“八虎”，后有冯保、魏忠贤及至高起潜，形形色色、琳琅满目，唯独在谈及朱厚熜治世的嘉靖朝这一页上，却只得寥寥数语，说“世宗（朱厚熜庙号）体察到正德时宦官为恶所造成的祸害，在即位后管理和惩治近侍内臣极为严厉，有因为犯罪而被下令鞭挞至死甚至陈尸示警的案例”，太监们虽然“大多是兴献王府的旧臣，又执掌司礼监，提督东厂，然而都相当谨慎小心地不敢太过放肆”，并且他还“尽撤天下镇守太监”，四十多年间不曾重置，所以“近侍内臣得势进而妄开杀戒的情形，只有嘉靖朝比较少见了”。
　　当然，这也仅是相对而言，太监为恶的情形在嘉靖朝还是有的。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政治背景——或者说大政方针——作为铺垫，陆炳自然得以在对待太监们的问题上大展拳脚。嘉靖三十六年，陆炳向朱厚熜报告说，经由锦衣卫多方调查取证，现已初步查明，司礼监太监李彬在奉旨督造皇家宫寝及陵园的工程当中，利用职务之便，擅自窃取工程用料用于修建自己的陵墓，并且规制超过国家制定的相关标准，“僭拟山陵”，显然怀有不忠不臣的狼子野心，证据确凿，不容抵赖，应当对相关人等予以严惩，以儆效尤。
　　朱厚熜闻讯大怒，将李彬及其朋党杜泰等三人逮捕入狱，论罪处斩，抄家查没脏款白银四十余万，金银珠宝不计其数。陆炳因此大功，加封太保兼少傅，并依旧执掌锦衣卫事。
　　这里就是陆炳这个人最有趣的地方了。纵览明史，首先，锦衣卫直接在司礼监头上动土的，仅陆炳与李彬这一例；其次，则是他这以“三公”兼“三孤”的略显古怪的封爵。
　　那么，什么是“三公”与“三孤”呢？所谓三公，是指太师、太傅和太保，正一品，三孤，则是少师、少傅与少保，从一品。这是相当古老的官衔，古老得几乎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周天子时代，它们原本尊贵不凡，肩荷辅佐帝王治理天下苍生的重任，只不过随着朝代更迭，体制变迁，到了大明朝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虚衔，更多时候被用来表彰那些皇帝心目中的功臣。比如在大明朝的开国名臣当中，魏国公徐达的官衔就是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另一位名将常遇春，则是在死后被追赐了上柱国、太保兼中书右丞相的官职。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这些货真价实的忠臣良将，还是日后媚主取宠的乱臣贼子们，由始自终，从来没有谁同时获得过“三公”及“三孤”的双重头衔。但是陆炳早前便已经作了太子太保，又因为仇鸾的缘故加少保兼太子太傅，这时候朱厚熜再弄给他一个太保兼少傅的名头，这官做得，已经大到了一塌糊涂、骇人听闻的程度了。
　　千载悠悠，三公兼三孤，唯有陆炳。
　　可是话要说回来，他终究是个“佞幸”，纵然他在对待大臣和太监们的问题上做出了一系列较为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举动，却仍旧不免“沾染”些“前辈先贤”们固有的恶习。在陆炳治下，嘉靖朝初年因为裁削冗员而一度有所精减的锦衣卫开始了强有力的“触底反弹”，到极盛时期竟发展到坐拥十万缇骑的空前规模，并且打破先朝锦衣卫“非机密不遣”的成例，动辄便以侦缉为由向全国各地派遣办案人员，对地方行政和民事纠纷横加干涉。那些在倚仗着陆炳的权势而威风八面的锦衣校尉们，又往往大多是些恶吏豪强，专好打听民间富户家中的情形，随便逮着个芝麻绿豆大小的罪过便把别人扭送诏狱，大逞抄家斩首之能事。陆炳籍此聚然暴富，积财数百万，营建宅邸十余所，私人庄园遍布四方。史书总结他是“势倾天下”，倘若他本人不肯认同这个评价的话，想来大明朝锦衣卫的历任主事官里也就没有谁够得上这样的资格了。
　　至于陆炳在北京城里的行径，也可以用“凶恶强横”来加以形容，几乎有些赶超当年刘瑾的意思了——嘉靖二十六年十月，大臣陈其学，时任湖广道侍御史的这一位，向朝廷弹劾锦衣卫掌事、当时担任都督同知的陆炳。说他借口京城里流浪人口太多，为了维护治安、打击犯罪，竟然想要限制这些人的人身自由，“矫下逐客之令”，把别人全都从京城里赶出去；又说他勾结盐道官员与富商，变本加厉地盘剥百姓等等，也必须依照国家刑律进行惩处。
　　前面这桩倒算了，后面的“官商勾结”问题不小，朱厚熜立刻把那个巴结陆炳的商人关进诏狱，然后让相关人员在狱中当面对质。这对来对去，可能是真对出点儿什么名堂来了，陆炳“引罪”自疚，朱厚熜却不过是做个样子而已，一纸令下，既往不咎，也就不肯再让别人揪着这件事情不放了。
　　陆炳的威势一直持续到了嘉靖三十九年——从嘉靖十八年他在卫辉救驾有功入主锦衣卫算起，前后总计大概二十一年的时间。陆“太保”在这年病故，弄得他的“发小”朱厚熜很是感伤，不仅厚加祭葬，更追封他为忠诚伯、谥武惠——如果把他生平所获得大小官衔统加起来，那么全称便应该是“故太子太保、太傅兼少保、少傅、掌锦衣卫事左都督陆武惠忠诚伯炳”。然后再如当年他在父亲陆松身后接过锦衣卫的衣钵一般，他的儿子陆绎袭爵成为了锦衣卫的指挥佥事，陆氏缇骑的香火，似乎也将仍旧绵延不绝地代代传承下去。
　　只可惜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综合前面讲述的这些情形，其实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陆炳之所以能在锦衣卫的位置上成为“千古一人”，一方面自然因为他善于玩弄权术，另一方面则与朱厚熜对其个人的信任密不可分。尽管史书中对于朱厚熜和陆炳两个人之间“相知相亲”的情形所述甚少，远不如武宗正德朝的钱宁、江彬那么详尽，但是追本溯源，其中的究竟其实也是不难想见的。然而，陆炳一死，锦衣卫体系里便再没有涌现出如他这般“出类拔萃”的“精英分子”，再等到嘉靖四十五年，朱厚熜驾崩，这个讨厌大臣、打压太监并且钟爱锦衣卫的皇帝也不在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锦衣卫便只能再度随波逐流，在朝廷各种新兴势力的较量当中去寻找一个适合自身存续的位置和角色。
　　而这时候，太监们重又挺直了他们被压抑得太久的腰板。
　　太监，或者更加具体一点儿，太监执掌下的东厂，他们与锦衣卫的关系，向来是颇值得后人玩味的。尽管从行政等级的角度而言，东厂与锦衣卫份属同级，“业务范围”不尽相同，互不隶属。但实际情形却是《明史刑法志》中所谓，“故厂势强，则卫附之，厂势稍弱，则卫反气凌其上”，一个此消彼长、反复循环的过程而已。陆炳通过结好严嵩为首的内阁，获得了在对东厂展开的权势争夺战中的胜利，但随着斯人已矣，内阁的权力在日后也被太监严重削弱，甚至彻底沦为了司礼监的附庸，夹在中间的锦衣卫自然“竞趋厂门”，一口一个“老祖宗”地叫唤着，“甘为役隶”，充当起了“二级走狗”这个不太光彩的角色——虽然他们从头到尾也不见得有多光彩。
　　于是，陆炳竟成绝唱。

设立锦衣卫内幕：谁在逼朱元璋残酷斩杀功臣

[ 熊利民 ]——(2011-1-24)

设立锦衣卫内幕：谁在逼朱元璋残酷斩杀功臣

熊利民


　　胡惟庸，在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个不能回避的名字。在论述中国官制的汗牛充栋的论文中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朱元璋一手炮制的“胡党”谋逆大案，使得丞相这个古老的官名在历史长河中彻底消失，也使皇权统治在明朝达到了顶峰。
　　顶着“造反”罪名而死的胡惟庸，细数起来，其实也蛮可怜的。
　　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同乡，他在反元建明斗争中没有留下过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在洪武三年进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以前，当过知县、通判等小官，最高做到太常寺卿，只是个分管礼仪祭祀的清水衙门的长官而已。从清水衙门进入政务中枢，胡惟庸的飞跃速度简直像是坐上了直升飞机，而带他飞上天的人，正是他的老同乡李善长。
　　洪武三年过半的时候，李善长身体很不好，不得不在家病休，而此时的中书省大权都掌握在杨宪的手里。杨宪可不是淮人，而且还是检校的成员，作为淮人首领的李善长不能不为自己身后的小集团利益打算。大概李善长也从什么地方知道了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事情，在痛恨刘基的同时，也了解到皇帝看好胡惟庸。正好胡惟庸是自己的老乡淮西人，于是李善长就向朱元璋上书保举，一来迎逢圣意，二来也能将淮人继续安插在政府最高机关里，可谓是一举两得。
　　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正式离开中书省，汪广洋升到右丞相的高位，胡惟庸则接替了汪某原本中书左丞的职位。史书上说胡惟庸在杨宪死后，“以曲谨当上意”，因此“宠遇日盛”，从此更加不把汪广洋放在眼里。
　　若说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那么胡惟庸就是这个把持朝政的小集团的第二把手。李善长本人虽然离开了宰相位置，但在朝堂上的影响力没有丝毫减退，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大多是他的旧部，要想搞好朝政，就必须和李善长搞好关系。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力结交李善长，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团出身的右丞相实在不好开展工作，也难怪他只能“无所建白”了。
　　胡惟庸可不打算放过汪广洋，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一门心思要爬到权力顶峰，成为中书省的宰相第一人。杨宪被干掉以后，胡惟庸前面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广洋一个人而已，又岂能轻易放过？不过汪广洋的错处可不好找，此公小心谨慎，对于大小政务从不擅专，简直就是“尸位素餐”这个成语的最好体现。然而就在胡惟庸郁闷没招的时候，朱元璋却替他解决了这个难办的问题。
　　朱元璋也实在忍受不了汪广洋的碌碌无为，叫你压制杨宪，你反而被赶出京师，叫你主持政务，你把活儿都推给胡惟庸，我还用你干什么？——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朱元璋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罢免了汪广洋右丞相的职务，让他去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转而让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的职务把中书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顺地抓起来。这回汪广洋以为真正离开权力中心，可以保全性命了，但朱元璋并不准备让他如此逍遥，过了没多久，就又把他召回朝廷，让他做了左御史大夫。让这么懦弱的人当监察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对于炙手可热的胡惟庸来说，正是皇帝对他信重的表现。果然，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毫无区别，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
　　且说汪广洋被派往广东后没过多久，胡惟庸的侄女与李善长的侄子就商定婚姻，结为了夫妻，这样一来，胡、李二人就变成了间接的儿女亲家。有了这层亲戚关系，胡惟庸俨然已成了李善长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支使起李老大人在朝的旧部来如臂使指，顺手顺心。大概也因为这层姻亲关系，使得胡惟庸和朱元璋的关系也更加密切，洪武六年七月，胡惟庸升为中书右丞相，实至名归地主持中书省的政务。此时的中书省，自从李善长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着，而徐达虽然一直兼着右丞相的头衔，但他为人谨慎，加上常年带兵在外，政务方面是一点也不可肯沾，就这样，胡惟庸这个新的右丞相就变成了独相。
　　死了杨宪，走了汪广洋，又和李善长结了亲家，胡惟庸可谓是志得意满。随着权势的增大，此公日益纵横跋扈，对于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是一个也不放过。
　　胡惟庸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已经退休在家的刘基。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对话，本来应该是极为机密的，但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弄到举朝皆知的地步——日后等到胡惟庸案发后，才有人想到可能是皇帝派检校故意传出的消息——别说刘基本就是淮西派的对头，单只这次论相，就足以使胡惟庸对刘基深恶痛绝了。
　　刘基自从洪武四年告老还乡以后，就一直安养在老家浙江青田，他深知检校无处不在，而朱元璋猜忌之心更从无休止，为了证明自己完全放弃朝廷之事，他从来不见当地官员。有一次，青田知县以布衣身份去见他，和他相谈甚欢，分别之时说自己是青田知县，对先生仰慕已久才来拜会，刘基一听马上下跪，口称小民，并从此再不见客，其幽居如是——可饶是他这么小心谨慎，但却仍没办法跳出混浊世事。
　　浙江和福建交界处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这地方离刘基的家乡不远，他不愿意这里不服王化，一向被盐枭所占据，就向朱元璋奏请设立巡检司进行管辖。盐枭不服，聚众作乱，刘基派大儿子刘琏将写清这件事情原委的奏章带到京师，没有经过中书省，而是直接送到了朱元璋的手里。刘基是聪明人，他知道胡惟庸和自己一向不对付，如果通过正常渠道，朱元璋很有可能看不到这份奏章——中书省有权在皇帝之前先拆看大臣的奏章，如果落到胡惟庸手里，这份文件肯定会被截留在中书省内。刘琏此时还没有功名，只是一介平头百姓，他只身来到南京城，怎么能把奏章交到皇帝的手里呢？大概是刘基过去认识的检校从中帮的忙吧。
　　然而胡惟庸马上知道了这件事——也不知哪位检校的功劳。绕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上书，这件事对于新官上任的中书执掌人来说，实在是太丢脸了，于是新仇旧怨一齐涌上胡惟庸的心头。胡惟庸立刻指使刑部尚书吴云上书弹劾刘基：“刘基曾经说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他看中了，想死后把墓建在这里，当地百姓不肯让地，这才请求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好拿到这块好地方。”——说看中一个地方有王气而把墓建在那里，这是封建时代对一个臣子最大的诬陷方法之一，王气只能皇帝本人有，做臣子的图谋这个就是要造反啊。古人迷信得很，祖宗坟地建在哪里是会影响子孙后代的大事，而王气这种东西来无影去无踪，却是诛心之论——你刘基不是以能掐会算出名吗？我们就用你拿手的法宝来坑你，况且这种玄而又玄的东西你还真不好辩解。
　　朱元璋不愧为一代雄主，他虽然也敬天祭天，但并非一个绝对迷信的人，当年李善长之所以能得到他的信重，不是因为说自己的老家和汉高祖刘邦的老家离得近所以有王者之气，而是李善长利用刘邦的故事激励了自己的缘故。因此朱元璋看到奏章后并没有如胡惟庸所愿的那样按造反罪逮捕刘基，当然，这种事情也不可能完全无视，于是象征性地处以了夺俸的处罚。但刘基在老家却坐不住了，他不顾老病之躯，千里迢迢赶到南京城，向朱元璋当面谢罪。
　　这一下羊入虎口。
刘基进京之后就病倒了，这一病经年，而胡惟庸并没有忘记他，也不会就此放过他。据说胡惟庸曾派医生到刘基那里去看病，刘基吃了医生开的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反而导致病势加重。到洪武八年三月的时候，这位能掐会算的刘伯温先生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朱元璋派人护送他返乡，当年四月，他就死在了自己的家乡。
　　这一番争斗，朱元璋只在一旁看着，胡惟庸上蹿下跳的表演在他眼里和小丑没什么两样。此时的朱元璋，心里已经渐渐有了改组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的想法，但如此大动作非得有人祭血才行。胡惟庸做中书右丞相以后，收受贿赂、任意处分官员、截留奏章都是有的，但靠这些把柄来定他的罪，分量还嫌不够。
　　虽然也有人弹劾胡惟庸，但朱元璋不但不去追究，反而将这样的官员交给胡惟庸自己处理——朱元璋亲点的状元吴伯宗时任礼部员外郎，举朝逢迎胡惟庸的时候，他头脑十分清醒，始终不肯阿附，不仅如此，还向朱元璋上疏告发胡惟庸的种种不法行为。胡惟庸一怒之下把他贬了官，差点没把他整死。
　　到了洪武九年(1376年)的时候，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经坐了三年。而朱元璋仿佛是为了让他更好地专权似的，这一年，中央政府撤消了中书省编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职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虽说多年空缺，位置此前可一直没有废除。同时，在地方上废除了元朝实行的行中书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中书省负责。本来在中书省的编制中，左、右丞相最高，其下分别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如今废除了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的职位，中书省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编制，其下虽然增设了几个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联系的位置，但不过是辅助丞相而已。这一来，胡惟庸在中书省，进而在整个大明朝，都可以说是获得了真正一言九鼎的权力。
　　仿佛是故意拉拢淮西派官僚似的，朱元璋也并没有忘记已经退休的首功之臣李善长——他把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嫁给了李善长的儿子李祺，两人从此结成儿女亲家。为了给儿子办喜事，李善长喜洋洋地来到了南京城，这时候，沉寂多年的汪广洋突然跳了出来。
　　要说汪广洋此人在明朝初年担任地方官时还是颇有政绩的，对他的评价也不低——“廉明持重”。但不知怎么回事，每当他在中央任职时，就完全看不出当地方官时的智慧，从最早被杨宪排挤，到后来受胡惟庸的气，他都没有任何反击的意思，一直都老老实实的任人宰割。他这个左御史大夫，本来有着监察百官的权利，但他这几年似乎完全忘了自己还有这种权利似的，由得胡惟庸结纳百官、专横跋扈。但泥人也有土性子，到了洪武九年，临安公主和李祺完婚后，汪广洋突然发飙，他联合御史大夫陈宁上疏进言：“李善长恃宠而骄，十分放肆，陛下前些日子生病，有近十天没有临朝视事，他却不问候一下陛下的病情。驸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把他召到大殿，他也不肯谢罪，这是对陛下的大不敬。”——竟然直接把矛头对向了胡惟庸的总后台，朝中人人皆知的皇帝的大功臣、韩国公李善长。
　　真不知道汪广洋是怎么想的，按说这些年胡惟庸贪赃枉法的事情其实不少，他身为御史大夫，又和胡惟庸不对付，应该握有不少过硬的证据，找好时机一举将胡惟庸赶下台才是正事。结果他竟然以皇帝生病时李善长没有问候、驸马六天不上朝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跳过胡惟庸，直接去挑战李善长！或者，他是在用这种小事试探朱元璋对于李善长的态度吧。
　　其实朱元璋等这样的奏章很久了，奏章的形式是对的——弹劾功臣，但内容却实在不足以论罪——里边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因为这种事降罪于亲家，那也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不过在朱元璋眼里，好歹这回汪广洋总算是开窍了。
　　于是，李善长被扣去年薪一千八百石以示惩戒。不过，没几天又给他兼上“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圜丘工”的差使，这几项的薪水加起来，比起被扣掉的年薪只多不少，更何况所谓“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虽然不是宰相，但将国朝三大中枢机关一网打尽，党政军一手抓，根本就是荣宠到了极点……这一下任谁也看得出来，皇帝对于李善长的信重没有丝毫褪色，那些本来想跟着汪广洋后边跃跃欲试的人们立刻就沉默下来。
　　当然也不能凉了敢于告发功臣不法行径的汪广洋的心，转过年来的洪武十年(1377年)，汪广洋再次进入中书省，升任中书右丞相。然而这次升官才真正寒了汪广洋的心——这个右丞相的位子是胡惟庸腾出来的，胡惟庸在当年正式被任命为大明朝最高行政长官的职务——中书左丞相。昔日自己的辅佐官，现在爬上去当自己的顶头上司，这回汪广洋彻底死心，再也不敢搞任何触怒胡惟庸或李善长的花样了。
　　胡惟庸终于位极人臣，而朱元璋的网也渐渐开始收紧。
洪武十年六月，朱元璋对着以胡惟庸为首的大明朝新政府领导班子训话：“凡是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连；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绝，聪明内蔽。国家能否大治，其实和这点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常担心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广开言路，以求直言。”听到这话的新任中书左丞相胡惟庸还以为这只是每个开国皇帝的老生常谈而已，他并不在意，反正再怎么上下相通，广开言路，所有的表章奏疏中书省都是有权先过目的。
　　然而到了七月，一个大棒突然打到他的头上——通政使司正式宣告成立。这是朱元璋新创立的一个部门，所谓通政，乃是朱元璋将政务比作水，认为水需要流通才好，所以起名为通政使司。这个通政使司最重要的职能是“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之，于早朝汇而进之。”——所有的奏章必须先经过这个通政使司收纳整理，再转交相关职能部门。
　　这个新的通政使司的横空出世，正是朱元璋开始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的开始。明承元制，所有奏章都先进中书省，一般的小事就由中书省直接处理了——宰相给出意见后发往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各相关职能部门，若是大事，再呈给皇帝裁决。与此同时，所有奏章都不能直接呈给皇帝，什么东西能让皇帝看到什么东西不能让皇帝看到，都由中书省来决定。这，就是宰相制度最大的权力所在，也是朱元璋最不能容忍这个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
　　通政使司的成立，宣告了朱元璋改变旧有制度的决心，给胡惟庸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胡惟庸不是笨蛋，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逐渐意识到了朱元璋不会允许宰相再有以往的大权。先前废除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原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给设立通政使司铺路，这下将最能谋私的“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老规矩改了，以后自己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
　　制度虽然改变，但旧的习惯一时很难完全扭转，何况虽然成立了通政使司，但宰相制度并没有消失。通政使司收上来的奏章还是要送到中书省，由丞相大人决断，朱元璋要想知道朝臣们的奏章都写了些什么，最终还是得依靠检校。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存在的。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他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跟六部的人说：“做皇帝的人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主要是由于他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于中书省，凡事必先关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所以民情不通，以至大乱。这是我们要深以为诫的。”于是下诏，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直接奏报皇帝。
　　这一下对于宰相权力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宰相专权的基础。胡惟庸之所以能够打压众臣，剔除异己，靠的就是旧制“奏事不许隔越中书”，这个制度方便他扣压奏章，欺下瞒上。六部长官本来有事情都是通过中书省和皇帝联系，但这个诏书使六部直接和朱元璋联系上了，若果真如此，则宰相的权力就会被完全架空。扳倒那么多敌人，好不容易从建国初年的地方小官爬到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位置上，还没怎么好好享受呢，就眼睁睁地被皇帝一点一点削弱手中的权力，这是胡惟庸所不能接受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争之，反正都是个死，干脆铤而走险。
于是，胡惟庸开始策划谋逆，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觉得时机成熟，准备行动了——
　　洪武十三年夏天，胡惟庸向朱元璋汇报：“臣的家里出现了醴泉，此乃祥瑞之兆，希望陛下驾临臣的家中观赏。”所谓“醴泉”，乃是说泉水清香馥郁，如同好酒一般，胡惟庸说他家里中有一口井，井水突然变化，涌出的全是美酒。
　　闻听此事，朱元璋大感好奇，于是就在五月初二日从西华门摆驾出宫，前往胡府。然而皇帝的车队走了没有多远，突然看见一个人从道路旁边直冲出来，拦住了御驾。卫士们害怕此人是刺客，急忙冲上前去将其围住，拳打脚踢。然而这个人一手扳着马车，一手直指胡府，满脸是血也不肯松手。朱元璋觉得奇怪，仔细一看，原来此人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名叫云奇的宦官。
　　朱元璋让人把云奇架到自己面前来详加询问，可惜这个时候云奇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说不出话来了。朱元璋见云奇一直指着胡府，料想此事必定与胡惟庸有关，于是转身返回西华门，登上门楼远远望去。
　　胡府距离西华门并不遥远，登高而望，亭台楼阁尽收眼底。不望还好，这一望可把朱元璋吓了一大跳，只见胡府中有很多披坚执锐的武士，全都埋伏在走廊两旁和墙壁后面。
　　“胡惟庸想造反！”朱元璋急忙分派士兵前往围剿，很快就捉住了那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左丞相，随即将其押赴市曹正法。
　　这就是“云奇告变”的故事——而至于那位忠心耿耿的宦官云奇，据说因为伤势过重，没过多久就咽了气……
　　胡惟庸犯下的所谓“谋逆”案，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肇始，也是他收回宰相权力的最终一击。彼时我们这本书的主角——锦衣卫——还没有正式成立，朱元璋身边仍然只有从建国前就成立的秘密部队——检校。
　　关于“云奇告变”的荒唐故事，虽然也起源于明朝，但就连明朝人自己都不相信。事实上胡惟庸死的那一年，他的罪名还并不是谋反，只是“擅权枉法”而已，“谋逆”的罪名和诸多罪行都是后来才陆续加上的。在胡惟庸身死之后，他的案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扯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就连李善长也被拉进“胡党”，送了性命才算完事。
　　且说从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拿六部训话后，原来在中书省辖下的六部就此获得了越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权力，这给朝政带来了不小的混乱。一个体制里，一对一的单线管理最简单，放到大明朝就是皇帝—中书省—六部，按制度来说，六部还是属于中书省的管辖范围，六部的尚书们应该对胡惟庸负责；但按皇帝的金口玉言来说，六部可以直接给皇帝写报告。这样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了，你不能不告诉皇帝——皇帝他老人家说了得告诉他嘛，也不能不告诉中书省——就算皇帝批了条子，也得由中书省发布啊，横竖是绕不过中书省的。这一下变成多头管理，于是乎，六部的官员们在皇帝和宰相之间疲于奔命，难免出错，这更让朱元璋下定了废除宰相制度的决心。
　　屠刀挥动的肇端发生于在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在今越南国东南部地区)来使进贡，按说这种外交大事，从正常制度上来说，中书省接到报告后应该上报朱元璋，从朱元璋训话的角度来说也应该由相关负责人直接汇报给皇帝才对。然而，朱元璋并不是从中书或是礼部那里知道有外交使节来南京的消息——相关人员竟然没有报告给朱元璋！
　　史书上说是某个外出办事的宦官看到占城国的使者，然后告诉了朱元璋，使得朱元璋龙颜大怒——这没有留下名字的宦官，或许也是他的一个检校吧。
　朱元璋找来胡惟庸和汪广洋，责问他们为何隐瞒不报。汪广洋自从再入中书以来，更加小心谨慎，上次挑战李善长失败反而被朱元璋重新放入中书省，他知道，他应该成为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的一柄利剑，继续去挑战胡惟庸甚至是李善长，这才是他的君王所需要的。世上有的人在逆境中会激发潜力，越是困境就越要抗争到底，但汪广洋不是这样的人，在这些年来的宦海生涯中，他最初为民做事的豪气日渐消磨，洪武九年对李善长的弹劾，是他唯一一次爆发，当时想着不成功便成仁，却没料到既没成功也没成仁，还被朱元璋当成打手又被扔进了中书省。他知道，迟早朱元璋会拿中书省下手，他此次再入中书省，恐怕很难再活着走出去了，这让他彻底崩溃。他开始酗酒，似乎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中才能寻得心灵的安慰。工作中的事更是应付一下，根本就不过心，胡惟庸爱耍什么小动作就耍什么小动作，他是一概不问，得过且过，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对于这次重大外交失误，汪广洋根本就没反应过来，在朱元璋面前只是磕头而已，胡惟庸辩解说这种事情一向都是礼部负责，都是礼部的错。朱元璋又找来礼部官员和两位宰相当面对质，礼部官员面对两位宰相也毫不畏惧，说这种事我们已经给中书省打过报告了，是否上奏皇上得看中书省的意思啊，我们只是底下做事的怎么敢擅专呢——又把皮球踢了回去。
　　这下朱元璋怒了，皮球踢来踢去，竟没有一个有担当的肯承认错误。既然都不认错，那就都别安生了。于是把礼部负责接待的相关人员全都下狱，暗中让检校调查真正敢将此事压下隐瞒不报的指使者。明面上，两位宰相只被骂了一顿，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胡惟庸和汪广洋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中书省，不知在中书省昏暗的烛光下，这两位老对头是否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绝望的神情——这绝望既是属于胡惟庸的，也是属于汪广洋的，甚至，是属于胡惟庸身后的李善长的。
　　命运的转轮既已启动，断无停下之理，朝中诸大臣都看出了朱元璋要把火烧大的决心。胡惟庸和李善长坐的宰相高位，表面光鲜无限，朝中有无数大臣眼红，早就想取而代之。这次在外交方面出了这么大的岔子，恐怕他们二人相位不保，自己何不落井下石，从中渔利呢？能扳倒一个是一个，说不定哪天那个耀眼的职位就能落到自己头上呢。
　　过了不久，占城外交接待事件调查结果出炉——汪广洋是罪魁祸首。朱元璋对这个调查结果并不满意，大家都知道汪广洋一向尸位素餐，要说他是主使者，别说朱元璋，恐怕那些参与调查的人也都不相信。这个调查结果看在朱元璋眼里，只能说明胡惟庸在朝中的势力太过庞大，已经完全架空他这个皇帝的权威，到了不除不行的地步了。但要除掉胡惟庸，必须有过得去的理由，而且总不能让皇帝自己去说，得由臣下发难才好，挑来选去，一个叫涂节的大臣被他挑中了。涂节是御史中丞，负有监察百官的责任，由他出面告发胡惟庸，很是合适。
　　为了不打草惊蛇，汪广洋仍然被牺牲掉了，他先是被贬官到广东，还没走到呢，朱元璋又追加一道圣旨，内容是说他以前当地方官的时候包庇犯法的宗亲朱文正，后来在中书省的时候明明知道杨宪的奸邪却不报告，结论是“赐死”。汪广洋几乎是以解脱的心情来接的圣旨，这样的场景，在他的梦里已经反复出现过无数次了吧，以前需要借助酒精的力量摆脱梦魇，这一次却是不用再担心什么了……
　　汪广洋只是身死，朱元璋没有连罪他的家人，但汪广洋有个陈氏小妾，得到汪广洋死去的消息后也跟着自杀了。古时丈夫死了，没有子女的妻妾从死，是贞洁的行为，很多帝王都会给这样的女人以表彰，但这个消息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引起的却是反效果。随着陈氏小妾自杀殉夫的消息一起报告给朱元璋的是这个女人的身份——她是犯官之女，其父曾是个县令，因犯了法，妻女都被卖为官奴，不知怎么竟成了汪广洋的妾室。朱元璋知道后大怒：“从来官奴只能赏赐给功臣之家，汪广洋这样的文官怎么能纳之为妾呢？”
　　朱元璋立刻下令有司彻查，于是从胡惟庸到六部各官人人自危，很多人都感觉到了皇帝对胡惟庸的不满已经到达了极限。然而这个案子还没查完，胡惟庸已经掉了脑袋，汪广洋的小妾这样的事和“谋反”大事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于是这桩案子就这么无疾而终，不了了之。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胡惟庸涉嫌谋杀诚意伯刘基——胡惟庸找人给刘基看病的事情广为人知，刘基此后不久就去世了也是事实，虽然这两者结合起来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真相。
　　不过朱元璋不需要真相，他需要的只是杀人的理由。
　　不知道胡惟庸洪武十三年的春节是怎么过的，反正御史中丞涂节没闲着，他觊觎丞相的位置很久了，如今揣摩上意，看到胡惟庸已经明显失宠，就准备给胡惟庸最后的致命一击。
　　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二，整个大明朝还沉浸在过年气氛中的时候，南京城里却剑拔弩张，涂节向朱元璋告发——中书左丞相胡惟庸意图谋反！
　　朱元璋接到报告后毫不含糊，立刻命人把胡惟庸抓起来，还没等涂节高兴呢，一转脸又说涂节本来就是胡惟庸一党，还拉上了曾经和汪广洋一起弹劾李善长的御史大夫陈宁，洪武十三年正月初六，朱元璋将这三个人一起杀了。
天威震怒，雷厉风行，大过年的，突然一下死了一个丞相、一个御史大夫和一个御史中丞。在胡惟庸死后发布的文告里，他的罪名是“擅权枉法”，罪行倒是一抓一大把，从肆意打压自己的对头到私扣奏章，从收受贿赂到专权独断，乃至于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几乎是无所不包。
　　在大臣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到了正月十一日，又有两道圣旨发布——废除中书省！废除大都督府！
　　两道圣旨把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后事安排得十分详尽，内容之缜密、细致，使朝中大臣们终于明白，朱元璋发布这两道诏令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酝酿了很久的结果。
　　中书省作为大明朝最高行政机关的历史到此结束，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整个中书省的官员编制几乎全被废除，只保留了纯粹记录官性质的中书舍人一个职位。原本属于中书省的权力全部收归皇帝一人所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的地位上升，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王朝政务的决策者和实行者之间再无任何阻碍。同时，朱元璋还告诫群臣——今后他的子孙，都不能再说设立丞相的事情，臣子们也不能请求设立丞相，不然就是死罪！
　　而大都督府则被分割成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这五军都督府掌管军旅之事，隶属于兵部，曾经和中书省分庭抗礼的大都督府编制就这么消失了。
　　洪武十三年的春节，注定是让大明朝所有官员都难忘的一段日子。
　　混乱的正月过去后，朱元璋真正开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运作。
　　现在的大明朝，没了中书省的宰相掣手掣脚，朱元璋的皇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但权力必然伴随着义务，没过多久，这至高无上的权力所带来的副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身为皇帝，他必须要保证整个大明朝的正常运做，但他不是神，只是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成年人每天需要有七到八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才能保证身体健康和意识清醒，但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以后，一天的睡眠时间可能都没有四个小时——从前一整个部门的工作现在压到他一个人身上，就是他有三头六臂也无法负荷。有史学家统计过，在废除丞相制度以后，每天送到朱元璋面前的奏章有近二百封，大小共计约五百件事需要他做出决断。而那时的奏章都是文四骈六的儒士们写的，通常几万言的水分下来，真正谈事情的能有几百字就不错了，就算一封奏章五千字吧，二百封就是一百万字……就算每天不动脑子看一百万字，你能看完吗？何况还得动脑子去想这奏章到底讲的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朱元璋再有身为皇帝的自觉也没办法全部一肩扛下。
　　再说，人的睡眠不足最容易导致精神紧张焦躁，朱元璋本来就不是个和气的人，时间一长，脾气更为暴躁易怒，看着满朝臣子都不顺眼，要不是内廷有结发的妻子马皇后照顾，外廷有皇太子朱标和亲家李善长支撑，只怕他一个暴怒，就能要了满朝大臣的命。
　　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朱元璋看朝臣也越来越不对劲儿。他一个人根本看不完那么多奏章，就有许多推到明天再看，而明天又有新的奏章送到他的面前，必然又有许多得推到第二天。而朝臣们上的奏章都是请示问题与决策，虽有轻重缓急，但却没有不该办的，得不到回复就不敢实行，不敢实行在朱元璋眼里就是办事不力，办事不力就该罚，挨了罚就更不敢自作主张而要事事请示……如此恶性循环，朱元璋和朝臣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胡惟庸虽然死了，可李善长还在，朝廷中大部分官员仍然是李善长的老部下，他们在胡惟庸死后，朱元璋对他们日益不满的情况下，自然又回到了李善长的羽翼之下，以求平安。但这种做法在朱元璋看来，就成了结党营私和图谋不轨的双重判断。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句古话在朱元璋这里不适用。他要剪除的是李善长代表的文官功臣集团，他确信，这个集团已经腐化变质了，不再是自己的可靠助手，而是分夺权力的对手。　　屠杀的理由并不好找。事实上，外廷的大部分政府部门都由这个集团的人把持，即使在洪武十四(1381年)年成立了大理寺和都察院，和刑部一起并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形成了大明朝廷正常的司法程序。但三法司的人多为儒士，办案定罪既无眼力也无效率，朱元璋觉得实在靠不住。
　　靠得住的只有自己身边的检校而已。
检校从一诞生就为朱元璋一手掌控，为他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检校是个职务名称，不是正式机构，它有侦察权，却不能扣押人犯和判罪量刑，要想让检校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如果将检校放到外廷文官系统的三法司的话，只会拘泥于国家法律和程序正义，而无法随心所欲。
　　朱元璋将眼光收回到内廷，放到了自己身边的侍卫亲军上。侍卫亲军是皇帝的私人卫队，将检校们放入其中，并赋予侦察之外的权力也是说得过去的。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终于决定将锦衣卫推到台面上来了。
　　早在朱元璋自立为吴王的时候，他就对军队进行了改革，废除了麾下军队中的统军元帅一职——这个职务只能由朱元璋本人来担任，如今称王将来称帝，军权是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松的。他将全军划分为武德、龙骧、豹韬、飞熊、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等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相应地还废除了诸将因袭元朝旧制的枢密、平章、元帅等称号，而是按照所率兵马的数量，五千人称为“指挥”、一千人称为“千户”、一百人称为“百户”、五十人称为“总旗”、十人为一个小旗。
　　在朱元璋正式称帝建立明朝之后，又把这一军制推广到全国各个地方，按照全国郡县划分军区，大致类似于今天的北京、沈阳、济南等各大军区。五千六百人以上的军区称为“卫”、一千二百人以上的称为“千户所”，一百二十人以上的称为“百户所”——这一制度就是为我们熟知的明朝军队的卫所制度。
　　回到中央，明朝军队最高指挥机构是前面说过的大都督府，由最高长官大都督总领天下诸军事，这天下诸军事不光是对外征战，还包括皇帝身边的护卫亲军——拱卫司。
　　明初，皇宫的守卫任务由拱卫司担当，虽然亲近皇帝，但实际官职却很低，长官只有正七品而已。拱卫司的人选也都是由大都督府选派，整天在皇帝身边晃来晃去的人，自然要求很高，身高、样貌、体能、头脑一点都不能少。但朱元璋对于这样的拱卫司并不满意，一来拱卫司原本属于中书省管——可见明初中书省管辖之宽，后来转到大都督府下边，只不过转来转去总不是在朱元璋自己手里；二来正七品的官职相对于皇帝亲军的名号来说，也实在太寒酸了些。
　　于是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同时，朱元璋也对拱卫司进行了改制——他把拱卫司从大都督府的管辖下独立出来，改组成为亲军都尉府，指挥使品秩正三品——不但规格提高了不少，人数上也增加了不少——下辖左、右、中、前、后五军，统称为“侍卫亲军”，专门负责皇城的守卫工作。
　　此外新设了一个仪鸾司，长官品级为正五品。这仪鸾司真真正正是锦衣卫的前身了，它的职责很大部分后来由锦衣卫继承下来且并发扬光大。
　　仪鸾司，顾名思义，除了护卫皇帝外，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皇帝出行和朝会时负责仪銮掌管卤簿仪仗——说白了，就是三军仪仗队，是国家和军队的脸面所在。入选的校尉都是功勋贵戚家的子弟，功臣子弟们这时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纪，在日渐衰老的皇帝身边执行守卫工作，既是对功臣家族的肯定，也是接近皇帝的好机会，因此，仪鸾司的校尉虽然品级不高，但却是十分显贵的职务。
　　自然，这么冠冕堂皇的仪鸾司，职责和我们所知道的锦衣卫相差太多了。锦衣卫，在往后大多数人心目中，是黑暗的代名词。残忍、狡诈、无限的侦查手段、无端的诬陷罪名才是锦衣卫的真实表现。但事实往往如此，表面的光鲜是真，私底下的凶残也是真。
　　于是，仪鸾司堂而皇之的表面文章就被锦衣卫继承下来。
　　洪武十五年四月，锦衣卫成立。在史书中记载，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
　　表面上，锦衣卫的成员多为恩荫寄禄，没有固定的人数，就是给功臣子弟一个做官拿俸的出路而已。
　　遥想大朝会之时，天色朦胧，雾霭氤醺中，身着飞鱼服，腰配绣春刀的“大汉将军”一千多人鱼贯而出，手执銮舆、擎盖、扇手、旌节、幡幢、班剑、斧钺、戈戟、弓矢……威武庄严，莫过于此。这些所谓的“大汉将军”，就是锦衣卫的属下，自然是表面风光的那一部分，在锦衣卫的设置中，有御椅、扇手、擎盖、幡幢、斧钺、鸾舆、驯马等七个部门，他们负责锦衣卫职责里“侍卫”的那一块内容。
　　而朱元璋的检校们掌握的是“缉捕、刑狱”这两块。锦衣卫还设有经历司，掌管文书出入；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
　　名义上锦衣卫应该只管“本卫”的刑名，其他军队系统的只是兼理而已，更谈不上外廷的刑狱之事了。但在锦衣卫的历史中，“本卫”两个字从一开始就被扔在文件纸面上，朱元璋建立锦衣卫，要对付的正是外廷。
锦衣卫的第一任指挥使在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不过综合各种蛛丝马迹来看，曾经是检校成员的毛骧可能就是锦衣卫的第一任指挥使。毛骧很早就跟随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是检校的一员，既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又深得朱元璋的信任。
　　毛骧带领锦衣卫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朱元璋找到屠杀大臣的理由。这理由在毛骧看来，其实很好找，就两个字——谋反。和谁谋反呢？和胡惟庸。
　　以锦衣卫之能，想要找出些证据来证明胡惟庸谋反是很容易的事情，胡惟庸虽然已经死了好几年了，但在朝廷中有不少和他有瓜葛的大臣，栽赃栽到死人头上，他们更是无从辩解，正好一网打尽。
　　于是，经过几年的蛰伏，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原本早已尘埃落定的胡惟庸案再起波澜，性质也从普通的“擅权枉法”变成了十恶不赦之首的“图谋造反”。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短短五年的时间，被胡惟庸案牵扯进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有数万人之多，朝中文臣几乎为之一空。
　　而为这个案子流出最后的血的，正是李善长。
　　从最早汪广洋弹劾李善长开始，就一直有人在为扳倒李善长这棵参天大树而努力，但直到这棵大树的所有树杈都被砍掉的时候，大树本身才轰然而倒——洪武二十三年，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被朱元璋以身为“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了狱。李善长的罪名在别的功臣身上早就死过无数回了，毕竟这时的朱元璋已经杀红了眼，只是面对李善长的时候，朱元璋脑中还有一丝清明。这些年来，马皇后死了、徐达死了、太子朱标死了、太子的老师宋濂也死了，和自己亲近的人一个个离开了自己，现在还活着的人里，能够和自己一起回忆过去的就只有李善长了。李善长的身体一向不好，他为什么不像徐达那样干脆早早病死呢？总好过现在要让我亲自来动手……
　　然而锦衣卫不能让朱元璋留下李善长，这几年明争暗斗，除掉的功臣固然不少，但锦衣卫也损兵折将，连一手创立诏狱的毛骧，也被朱元璋为了平息众怒而推出去做了胡惟庸的垫背。这使得锦衣卫的人知道，和功臣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若是李善长活着，他们就得死，反之亦然。
　　没想到李善长都下狱了，朱元璋竟开始犹豫，这是锦衣卫所不能容忍的。
　　没过多久，钦天监的一位官员向朱元璋报告说有“星变”，按照天人感应来说，当“主大臣移位”。朱元璋越老越迷信，一听此言，立刻明白“大臣”指的就是李善长。
　　于是，首功之臣李善长就这么丢了性命，和他一起赴死的还有他的妻、女、弟、侄等一共七十多人。只有长子李祺和他的两个孩子，因为临安公主的缘故得以免死，流放江浦了事。
　　二百多年后的崇祯二年(1629年)，有一个叫李世选的人手捧朱元璋御笔龙封，从安徽绩溪来到北京城，向朝廷要求平反李善长一案。这个李世选，自称是临安公主的后人、李善长的十世孙。而他手里的御笔龙封，据说是在李善长之案后，临江公主向朱元璋陈诉公公家的冤屈，朱元璋为了安慰女儿亲笔所写，许诺二百一十六年之后为李家平反！
　　据史料记载，朝廷上下对这御笔龙封经过仔细鉴定，得出了伪造的结论，将李世选关进了诏狱。直到数十年后，流亡的南明小朝廷才在明朝抵抗势力几乎消耗殆尽的时候，为李善长平反并追加封谥。
　　时间再过二百多年，如今的我们再来看这御笔龙封的故事，仍然可以看到即使在政治高压之下，民间仍有其根深蒂固的善恶标准。无论朱元璋加给李善长什么罪名，在民间的话语中，他的确应该给李善长以及无辜的人一个交代！
　　而在当日，杀戮并未完结，文臣的血随着李善长的死流得差不多了，朱元璋的目光又转向了武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