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耕地租赁合同范本:劳教所观察与思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8:29:47
劳教所观察与思考
关 于 饮 食
我很感谢有些队长的好心，在我买饭的时候她们总劝我买好一点的菜，告诫我营养不够，干这么重的活，身体会受亏损。
我并非不领情，实乃如我所说，我因饮食清淡惯了，油荤的菜肴吃不下去。对我而言，劳教所的饮食够好的了，我在家生活比这还简单。虽然家中无须每天干这么长时间和这么重的体力活，也不至于营养够不上身体受损失。
当然，队长是以大众的看法来衡量我。在劳教所，饮食是一个相当重大的问题，许多矛盾纠纷都因此而产生。
学员们最害怕的事之一，就是拧小板凳吃饭。诚然有一个原因是面子问题，拧小板凳的人一般被认为笨、差，生产指标做不出，犯错又被逮着，跟队长关系又不好。如此，才会开条子以至于拧小板凳吃饭。
但最重要的原因还不是面子问题，而是拧小板凳的人排队在最后面，前面的人把黑板上标出来的好菜都买光了，剩下的蔬菜能买上可口的就不错了。每天得干十几小时的活，用学员们的话说，拧小板凳吃上一星期罗卜干，自己就要变成罗卜干了。
常在买饭时会发生吵嘴现象。一些个性较强的学员不按秩序地排队，插队排前面为的是买上较好的菜。弱小的学员敢怒不敢言，稍强一点的看不惯，便争吵起来。
队长常教导学员要卖力干活，使饭卡能够“漂亮一点”。照说这也是一种鼓励的办法，可在劳教所却无效。一则是干活卖力也未必使饭卡漂亮，有办法的人常能得到定额不高的好活计，而最差学员不得不去干指标高、难出活的工作。
此外，就算饭卡漂亮也不能保证使自己吃好菜，只要开了条子（无论是卫生不佳，还是违反所规队纪，都会开条子。条子三张以上当月就评为最差，每开一张就得拧一天小板凳吃剩菜），就得排在后面吃饭，饭卡再漂亮也没用。
很难有谁保证不开条子，车间里每天干活十几个钟头，值班队长轮流盯得死死的；吃饭、上厕所一不当心，有时蹲坑的时间稍长也得开条子；回到宿舍更是要当心又当心，一但被队长被民管给瞄准了，动不动就开条子。开了条子就得拧小板凳吃罗卜干。
有时候拧小板凳的人数超过那些正常就餐的人，故饭卡漂不漂亮都不重要了。学员认为，到了嘴边的东西才算真正属于自己，在标有自己名字饭卡上的钱也不能算是自己的，如同家中寄来的钱，再多也只能在大帐上挂着，不能用。
这么一来，就造成了许多困难，队长不得不在控制学员的饮食上费很多的心。
学员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心态，不拧小板凳时，只要买得着较好的菜，就抓住机会吃。错过了就时不再来，吃进肚皮里最安全，对得起自己。
许多人甚至不管自己饭卡上有没有钱，乱买菜，到下半月就要出赤字。出了赤字怎么办？总不能让她饿着肚皮每天干十几小时的活儿吧，于是队长想出查饭卡的办法来。每月十五号查一次饭卡，剩下不到65元的开一张条子。二十五号查一次饭卡，剩下不到20元的开一张条子。目的是保证最后几天至少吃罗卜干和米饭的钱有保障。
于是为了吃饭开条子的事，大家争来吵去的现象委实不少。条子多的小组要评最差小组，最差小组吃饭得拧小板凳，还得每天在完成指标之余做公共卫生，打扫厕所。做公共卫生又特别容易开条子，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有的小组一连数星期评最差，那些开条子的学员就成了小组中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我并不在乎拧小板凳吃罗卜干，虽然我没尝过一连数天光吃罗卜干、还得干重活是什么滋味。然而我却与学员在这方面的待遇很不同，即使是评最差的时候，队长也不准我拧小板凳吃罗卜干，说是因为我年老体弱。
这么一来，两个监管我的学员就占光了。她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即使开了条子也不必拧小板凳，于是引来很多学员的不平和嫉意。可悲的是，这两位学员屡屡为此洋洋自得，因而我们这架“三轮马车”就成了劳教所的众矢之的了。
我曾想，为什么大家为了吃饭的问题那么苦恼呢？在劳教所每顿饭能吃饱，在我看来就很不错了。大墙外不是有许多人连吃饱饭还成问题吗？
队长花在管理学员饮食上的精力几乎占了一大半，整天就是为了吃而批评训责。尤其是对那些新疆籍学员的管理，更让我觉得是费力不讨好。
新疆人买提阿常为了吃饭问题在饭厅里闹事。当然，她作为一个吸毒学员，且是新疆人，哪敢闹什么事？我是说，因着她不肯好好地吃饭，民管与队长常拿她开刀，藉此对不顺服的学员实行惩处。
买提阿比我稍强一点，常有一个学员不离左右地跟着。不过她不是政治犯，她们对她的管理略有不同，仅是因为语言和习俗问题，需要安排每个新疆人由一个汉族吸毒学员监管。一来防她们新疆人用维语交谈，别人听不懂。二来就是饮食习惯，新疆人不吃猪肉。
劳教所的荤菜除了猪肉外难得见牛羊肉，蔬菜也常沾上猪肉的油腥，故此新疆人常无甚可吃。队长绝对不允许学员不吃饱饭，更不允许不吃饭，因而在食堂间常见队长向新疆人发脾气，怪她们不识好歹找麻烦。
买提阿不象阿孜古丽以及有些愿意调整自己生活习俗的新疆人那么驯服。汪敏作为买提阿的主管队长，就常在食堂虎起脸来训她。其他学员对我和有人“带”的特殊学员心怀不平，虽然对我从不拧小板凳的怨怪声没有让我直接听到过，然而，对照看我的那两位讽刺挖苦声不绝与耳。
她们看买提阿和其他新疆人在前面排队，不时发怨言：“不过是新疆人呀，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外国人，凭什么排队在前头，不拧小板凳……”。
我为这些发怨言的学员内心所怀的不平而感悲哀，不就是吃顿饭吗？前面一点、后面一点有啥了不起的？外国人怎么样，新疆人又怎么样；外国人比你高一等，新疆人比你低一等吗？
然而，我又体会到，可不是吗？中国的俗语说：民以食为天。吃可是件大事，在劳教所这种环境中更显得是件大事。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儿，不就是靠三顿饭来支撑吗？能买到好一点的菜饭，就能多进去吃一点，就多有点力气。
可怜这些人平常在外面都是吃惯喝惯的，一下子关进大墙内，自然象是从天堂坠入地狱，可不就得为吃而奋力拼搏了吗？不要讲她们，就是队长也不懂，饮食习惯会给一个人带来多大的影响和导致多大的痛苦。
面对这些不懂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真理的人，我心里更多地是同情他们，同情他们因不信耶稣，不明白关于饮食这方面的真理，白白遭受烦恼和痛苦。包括队长，她们费很多脑子和力量在这方面，然而，无论是对其他学员的批评训责，还是对我好意劝告，都因为她们不明白真理，归于徒然。
在黄浦看守所时，因浙江路回民旅馆是在黄浦区域内，而这个旅馆是上海市毒品的巢穴之一，就有许多吸毒，贩毒的人关在黄浦看守所，新疆人俱多。
黄浦看守所是等次较高的司法机关，对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的施行比女劳教所要严格一点。表现在饮食上，就是照顾每个新疆人一天一个馒头，每周一、三、五中午，汉族人一块猪肉，新疆人就有一个鸡蛋。
我不知为什么女劳教所没有这方面的特殊照顾，因此在劳教所的新疆人，比在看守所饮食方面遭遇的痛苦更大。
这一点，汉族人很不一样。看守所不是能久呆的地方，除了一小间房子关许多人，吃喝拉撒睡都在极小的空间，对十分健康不利外，在看守所伙食也极差极差，每天吃的菜除了“青帮”（青菜），就是“卷帮”（卷心菜）。在改造单位，因为要劳动的缘故，伙食得着改善了。
你的饭卡若漂亮，又不开条子，就真正地改善了。然而，很少有人不开条子，不拧小板凳。我和新疆人作为特殊学员不必拧小板凳，我对伙食的欲求不同于一般学员，而新疆人的生活习俗、饮食习惯，在这儿使她们自己和队长不断经受烦恼和痛苦。
这些都是因为没有真理，不信耶稣导致的。我把有关饮食方面的真理写成稿子告诉队长。这样，队长就不会为我的身体担心了。同时，我也希望队长能相信我所说的，顾念到新疆人的生活习惯，不再用强力迫使新疆人吃猪肉和用猪油烧的菜。
可以说队长强迫买提阿等新疆人吃饭，确实是出于好心。买提阿身体极差，患有尿毒症，在上海没有亲属，劳教所为她得承担极大的经济风险。她若再不好好地吃饭，如何能平安度过这不算太长却也不易度过的劳教期呢？
队长和学员都认为新疆人不吃猪肉以及沾有猪肉腥味的菜肴是毫无理由的。我曾为此事向队长反映和建议过，我也将黄浦看守所的做法向队长提起。可队长一口咬定，看守所是收审单位，劳教所是改造教育单位，性质不同。在劳教所的学员要接受这边的教育和改造，不能迁就，她们认为包括饮食习惯，也应该顺从这儿的改造教育，纠正过来。
更有甚者，相当一部分学员和队长，与我儿时的错误观念一样，因为猪是新疆人的祖宗，所以新疆人和回民都不吃猪肉，清真馆里若把猪肉带进去，就会被赶出来。
这种无稽之谈曾给我带来过极大的困惑，使我幼年时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搅扰，猪是回民的祖先，猴是我们汉族的祖先，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祖先都各不相同，人是由不同的动物进化成为不同的人种吗？老师给我们授课时，明明讲的是人由类人猿进化而来，这就是说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由猴变的。那为什么独有回民祖先是猪呢？到底谁对谁错呢？
我信主之后，从《圣经》中明白了为什么回民和新疆人不吃猪肉。这些民族的百姓与以实马利这个阿拉伯民族的始祖有一定的缘源。他们同属亚伯拉罕的后代，都遵从上帝当年赐给摩西的律法，在《利未记》十一章中记载着饮食的条例。
上帝吩咐人吃动物的肉时，要区分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洁净的可以吃，不洁净的绝不许吃。什么是洁净的呢？凡蹄分两瓣、倒嚼的走兽，属洁净之物，可以吃。猪虽然蹄分两瓣但不倒嚼，因此也属不洁之物不可吃。水产类凡有鳞有翅的可以吃，无鳞无翅属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例如鳝鱼无鳞不可吃，蛤蚌无翅不可吃。
我以前不太爱吃猪肉，信主后，知道猪是不洁之物，就干脆不吃了。但我特别受吃一些无鳞无翅的水产，就学习对付自己的嗜好。既然它们对自己的身体不利，何必为了满足口福，糟蹋自己的身子呢？我相信《圣经》上记载的是上帝的旨意，尤其是在古代医学并不那么发达的时候，上帝颁布律法，使那些不懂医学和保健的子民因而直接得到他的指点和保护。
中世纪时，欧洲曾流行鼠疫，死了很多人。但那些按照《圣经》的饮食条例而行的人却蒙保佑，没有沾染这场瘟疫劫难。一九八七年上海流行乙肝，是因为食用启东人运来的毛蚶引起的，据统计，基督徒当年患乙肝的一个也没有。
这就是《圣经》这本天书给人类带来的福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直到今天还严格地按照《利未记》的饮食条例而行，中国的维族和回族公民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都属于阿拉伯一支，故不吃猪肉。
我相信，这不是迷信而是科学，比如说倒嚼吧，牛、羊等动物是倒嚼的，鸡、鸭也如此，有两个消化器官，相比猪只有一个消化器官而言就干净的多。故此食肉时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吃鸡、鸭、牛、羊，而一想到那一根肠子插到底的猪，就觉得恶心。科学也证明经常食用猪肉的人易生血管硬化、堵塞之类的可怕疾病。
我由于不吃猪肉的缘故，就变得口味清淡了。因为买牛、羊肉不太好买，价格也贵，就常吃蔬菜。这么一来，我丈夫和儿子也跟我一样不吃猪肉了。但这是否是我们的损失呢？一点也不。我信主之后，许多病痛不治痊愈，儿子的身体也好起来了，丈夫也难得生病，这不能不归功于《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天意。
我相信基督徒因病来投靠主耶稣，身体状况能得到改善，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遵照《圣经》的饮食条例，并且相信上帝的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因而在生理上得到保全。不象不信主的人那样，把吃什么、喝什么当成人生大事，或者就如百姓以为的“食为天”；另一方面是心理方面，当我们不得不为保全生命而吃的时候，我们又懂得怎么来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是使人健康必不可少的。
在黄浦看守所，每顿饭前的谢恩不是问题。班房里只要没有吵嘴打架的事发生，一般管教干警就不来管你在班房里干什么。信佛的人可以天天没事干念佛，信主的人可以在班房里传讲主耶稣，谢饭也没人管。
可来到劳教所就大不一样了，新生整训在四大队时，队长和她们暗中分派管我的人对我每顿饭前谢恩并没有粗暴的干涉过，只是有一次队长揶揄我说：“吃饭的时间那么短，你认为不够，为什么还闭眼浪费时间，不是更吃不饱吗？”
我告诉她，我宁可少吃一口，不能不感恩过再吃。
也许新生整训不过十五天，队长不必承担太大的教育责任吧，她没多说什么。
可到二大队就苦了，两位公开派来管我的学员，每次吃饭时就跟我捣蛋，一个用脚踢我，一个用胳臂肘碰我，使我不能安心祈祷谢饭。不仅如此，队长还亲自出马，甚至要开我条子。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交涉，直到有一天司法局的一位干部来看我，我向他提出抗议，不能干涉我的信仰，不能不让我表达我的信仰，这种迫害才终止。
这其中的原委也是队长和学员不明白真理。她们感到不可思议，这祈祷和谢饭不是对空打气吗？算什么名堂呢？好食物吃到肚里去才解决根本的问题，使人不饿，使人健康。
其实这种想法差矣，谢饭是很必要的。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存一颗感恩的心，这顿饭对我们来说就很有意义，能滋补我们的身体，也滋补我们的心灵。我们之所以要感恩，是因为今天摆在桌上的饮食是上帝所赐的。
你不要说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来，没有你的辛劳，桌上就不会有饮食。难道真是仅靠人的辛劳就会有饮食吗？在灾区那些贫困无靠的人，是因为他们不肯辛劳才导致衣食无着吗？若不是上帝赐下种子，赐下阳光，雨露，人有两只手，就可以创造出桌上的饮食来吗？
再说那些患病住院卧床的人，他们纵然有很多的美味佳肴摆着，却不愿问津，是什么缘故呢？他们吃不下，他们没胃口。
因此可以说，若不是上帝赐给我们一切动植物种，我们没有什么可吃的。若不是上帝赐给我们好的身体，我们即使有吃也吃不下。为此，我们要向他感恩，每天都要感恩，每顿饭摆上桌，哪怕就是象现在这样身陷囹圄，也要感恩。感谢他赐我有吃的，感谢他让我有好胃口能吃得下。
当我有这种好心态来享用每日摆上桌的饮食，那无论是蔬菜还是荤菜，都会对我有滋补了。
我谢过饭后再吃饱它，不愁对付不了这些劳动活儿，所以队长真不必为我担心。看我每天吃罗卜干和蔬菜吃得津津有味，你们可曾想到我在想什么，在干什么？我在感恩，也在祈祷，为灾区那些没得吃的人祈祷，为医院那些吃不下的人祈祷。对我而言，这些看似较差的饮食，就变成丰美佳肴格外滋补了。
队长担心我没有力量面对重体力活还有一方面，就是我吃的量太少。她们不让我拧小板凳吃囚餐，是想保证我饮食的“质”；她们规定我每顿至少要吃二两以上的饭，是想保证我饮食的“量”。
可我除了早餐二两之外，午餐和晚餐有一两足够了。多买也吃不下，倒掉去喂猪，虽不能算犯罪，但现在许多人都吃不饱的情况下，我实不愿浪费，不愿超过我的饭量去买二两甚至三两饭。
是否真的不吃二两饭，就没有力气干活了呢？我看也不尽然，对我而言“人是铁，饭是钢”不是真理，我只信《圣经》里主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活。”
我刚来劳教所时，队长很怕我“禁食”。在他们看来，禁食与绝食是一回事，是危险的，要死人的。正因为如此，我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后，她们没有继续反对和干预我的饭前感恩了。因为她们知道我不谢饭就不吃饭，怕我以绝食来示威。
我在看守所禁食的事也作为档案材料送到劳教所来了。所以一开始，她们就明明地吩咐我，在看守所可以一顿两顿不吃，在劳教所可不行，每天三顿饭，顿顿得吃，不吃就以重大违纪处理。
在看守所我曾经有过四十天的禁食经历。为了不违犯监规，我在主的引导下，每天下午吃一顿量极小的饭（连续三顿不吃饭就得处理。全班房的人都将受罚），这样下来我的腰围瘦了一大圈，裤腰从二尺一寸又回到一尺八寸了，但我的精神面貌仍颇佳。
同监房的人都听我分享有关这方面的真理，我告诉他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要以为人不吃饭就一定会死掉，通常人们以为一星期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其实这不是铁定的规律。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好些人，包括主耶稣在内，都曾有过四十天的禁食祷告经历。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三十多天不吃，照样活着，因为有上帝的话喂养他们。
正巧在那段日子里，媒体报导贵州省四个中学生的事迹，她们迷失在一个山洞里，四十六天后才被人发现。二个已经断气了，另两个却仍有呼吸。不幸的是，那些发现他们的人没有经验，在搬弄他们去医院时很不慎，震动剧烈使他们没能开口说话，没能讲明自己这四十几天的经历就死去了。他们能在断水断粮长达四十六天的情况下活过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说明一星期不吃不喝并非是人生命的极限。
四十天的禁食我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也在众人听我传讲主的话，和分享主怎样以他的话喂养我，使我能胜过饥饿中过来的。
我告诉她们为什么要禁食祷告，有什么益处？她们也都相信我所说的，七天不吃喝并不是一定会死人。人的生命力是很强盛的，但强盛的生命力不可缺少上帝的话语。你若懂得这方面的真理，以后有什么灾难临到，就不会惧怕了。
比如在水灾或地震的灾难临到你时，你若经历过禁食祈祷，有上帝的话喂养你的心灵，就不会因突如其来的灾祸而恐惧和沮丧。恐惧和沮丧的心灵使人耗损很大。这种因恐惧和沮丧带来的心灵、身体同时交织在一起的挣扎，更容易使人产生饥渴；在饥渴得不到饱足时，又产生更大的恐惧和沮丧，如此恶性的循环，大量地消耗人的心力和体能，也就加速人的死亡。
我相信许多人因此而错过了获救的机会。如果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是明白神旨意的基督徒，相信神的应许决不落空的基督徒，一定不会对突如其来的危险产生恐惧和沮丧，在信、望、爱中他（她）会蒙神很好地保守。那样一天天过来，别人都怕死了，饿死了，他（她）却获救了。
这是很多人曾有过的经历，如果你能信靠上帝，经历禁食祈祷的益处，那么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太难去面对了。
在黄浦看守所五号监，我经历了四十天只吃少量晚餐的禁食祈祷后，也有两位已信主的犯罪嫌疑人经历了禁食祈祷达四十天之久。同时还有几位，包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名叫阿依提拉的新疆人）在内的信徒，经历了几天或十几天的禁食祷告。
当她们感到饥饿时，我们用上帝的话互相劝勉，很快地就消除了饥饿的感觉。到禁食的日子结束时，虽然都不同程度地消瘦了一些，但却没有产生任何疾病，且精神面貌俱佳。有几个在一旁观察、不肯相信主耶稣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说是有神在帮助我们。
她们还说以后若要减肥，不必花高价吃减肥药或喝减肥茶，禁食是最好的方法。可惜这些人不明白，在禁食的同时，你必须咀嚼上帝的话，以上帝的话作为你生命的粮食来喂养你。
中国是一个特别注重美食的国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美食家”大量地涌现出来。我真讲不清楚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若说是好事，就是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中国人在外国开餐馆发财的不少，现在无论是都市还是乡镇，酒家、饭店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许多人下岗后找不到就业的机会，就开个小饭铺或者摆个小吃摊，虽赚不了大钱也能解决生计问题。因为总有人要吃的。为了应酬要吃；为了消闲要吃；但在这一切吃的事项上，带来多少问题和灾难啊！为了吃得好一点，为了吃的排场，多少人陷进了罪恶之中。即使是进到大墙之内，这吃的问题也是最大、最难解决的问题。
我并不是说人可以不吃而活着，但人活着不可以单为了吃。然而，还要为什么呢？关于饮食的真理又有几个人是真正明白的呢？劳教所是教育改造单位，在吃的问题上该如何开展教育呢？
我希望自己这篇关于饮食的观察与思考能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队长能就“吃”的问题向学员展开积极的教育。这样在学员解教回归社会以后，就不致因为吃的问题又陷进罪恶的深渊之中了。
关于同性恋
一般人们都以为监狱和部队是培植同性恋者的温床。自我进监后，确认这种观念不无道理。虽说我们国家对监狱的管理十分严格，不要说犯罪的行为，就是思想也要在监狱得到严格的洗涤。然而，仍然看到同性恋这个不可忽略的严重社会犯罪现象在监狱中暗暗泛滥着。
我出生和成长的背景，使我对有关同性恋这方面的情况和知识一无所知。
记得小时候听见有人指着某人说：他是鸡奸者。我虽好奇，想要知道何为鸡奸者，但潜意识里知道这是个敏感的话题，羞于齿口。因此带着这个困惑，直到改革开放后，同性恋在这块古老、保守的土地上渐渐地滋生，才知道鸡奸者即男性同性恋者。
我是八二年蒙主拯救成为基督徒的。在八二年以前，吸毒和同性恋当今这两大类犯罪好象还没有露头。虽然离婚和婚外恋的情况有了发展，但我们这些新中国的同龄人，以及我们的前辈们，对这些都是持鄙视态度的。如此，我就蒙神的保守，没有受性解放和性泛滥的冲击，因而对同性恋之罪也毫无认识。
媒体报导西方世界的一些丑恶现象，比如海湾战争中增加了多少同性恋者之类的新闻，令我感到不可思议。怎么会呢？两个男人怎么可能有性行为，即使心理上的彼此依恋，在我看来都是十分荒谬的，何况还有性行为。这不仅有悖常理，我想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被捕入狱后，有七个多月我在黄浦看守所受押。同监房的犯罪嫌疑人当然都是女性，我们除了提审会离开监号到走廊尽头那一间小房内去外，每天二十四小时吃喝拉睡都在
在这种环境中，很自然的形成了一种氛围，除我之外，几乎每个人都找了一个“搭子”（即伙伴）。从心理上分析，可解释为孤独的心需要慰藉，亲人不在身边，也没有异性在身边，就找同性伴侣，互相安慰、帮助以及支持。
这些女犯都是大胆妄为之流，彼此间很难相容相处，却很稀奇地几乎每人都有一个“搭子”。对自己的“搭子”，你无法想象她们从哪儿来的特有的“爱”和“宽容”。
她们会靠近自己的“搭子”在班房里“猫”着，为的是讲话方便，窃窃私语。她们会在身陷囹圄、自己也处在物质奇缺的光景下，尽可能把自己所拥有的与“搭子”分享。如果“搭子”遭到别的女犯的欺侮，会不顾一切、象自己遭受欺侮一般扑过去，将对方撕碎。
开始我见到这种情况，仅是从心理上分析：这一对对的“搭子”，是兴趣爱好相投者，如同大墙外的自由人那样，她们是由于友情相联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嘛！
渐渐地就发现事实并不那么简单。这些“搭子”之间不仅彼此谈得来，还有许多不可思议的古怪行为。
她们特别欣赏对方的身体部位，用一些美丽的词藻形容对方各部位如何如何吸引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性感”。此外，她们还会用手去摸、去捏这些部位，叫我这个她们认为“性保守”，“性冷淡”的人看着感到脸红。
可是在这么狭小的空间内，你要扭头不看都做不到。于是，坐监对我来说，痛苦又额外加添了一层。
我并不能对这些丑陋的事熟视无睹，若是这样，就太对不起自己的托付和使命了。
靠着那位加给我力量的主，我一边揣摸这些犯罪行为之人的犯罪心理，另一方面竭力地批评和反对这些可恶可怕的罪行。
有一次，从殷高路戒毒所刚刚解押到黄浦路看守所的王怡“表演”她们戒毒所常上演的节目——用毛巾折成阳具，在五号监飞来飞去，我这个平时说话轻声细气（主要是怕声音太大将管教干警吸引过来）的人实在忍不住了，站起来大声地斥责她们，不准她们再玩此类下流不堪的游戏。
从同监的女犯中，我了解到上海市同性恋者的一些情况。
虽说上海不似美国的旧金山，是同性恋者的天下，但可说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上海够“前卫”的了。福州路49路终点站办迁证的附近一带地方，是同性恋者常聚集和找“搭子”（性伙伴）的地方。
女同性恋者一般看不大出，男同性恋充当B角的人一眼就认得出来，这些男同性恋者被称为“屁精”，他们扭扭捏捏和拿腔拿调的娘娘腔很容易被识别。那些充当A角的男同性恋者也有另外的识别标志，在众目睽睽之下找到自己的性伙伴。他们用一种暗号，手指在对方的手心中骚两下，对方就乖乖地、不声不响地跟着，走到那可怕的窝巢里云里雨里销魂去了。
也许同性恋这个丑恶的现象还没有造成较大的社会治安问题吧，好象还没有这方面的法律出笼，故而人们只是在道德的层面上鞭挞，而法律却任由它泛滥。到泛滥成灾时，我不知法律会伸出它的“巨掌”来否？
我知道现在同性恋者没有受到任何禁止，在司法部门，仅是为了不出其他问题才限止两个同性恋者悖逆的行为，若不是他们同时又是吸毒者，或有暴力行为触犯了法律，纯粹为同性恋问题是不会被捕入狱的。
不幸的是，这个在上帝眼中十分可恶的大罪伴随着其他罪行一起生长，因而同性恋者迟早都会触犯其他的法律走进大墙。而走进大墙之内的同性恋者，会在严密监控的环境中，与其他犯人有何不同吗？当然有，不光是他们自己的逆根死不悔改，他们还会传习种种恶行，将一批本来没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带进这个罪恶的深坑中去。
来到女劳教所后，我亲身体验到这儿的环境对人的束缚、捆锁何其紧固。甭说吵嘴打架，就是说话也不能随便说。天不亮就起床，值班的队长和民管委员在你眼皮底下，在走廊上兜来兜去，谁要是说话声音大了，被队长和民管委员听见了就是一张条子，吃一天的罗卜干。
到工场间后，你得低下头卖力地干活，才完得成定额指标；在工场间讲话是绝对禁止的，哪怕是为了生产不得不说的话，也常常引致条子飞来，有些学员成了“垫背”的，“条子开得飞起来，好当被子盖了”。
在这种地方，昼夜受到监控，连睡相不好都会开条子受罚，同性恋者岂不是没有任何市场和活动的余地了吗？
然而，并非如此。在劳教所仍然会有“搭子”。虽然不象在看守所那么明显和普及，但仍有“搭子”。我是三年的“严管”对象，与人接触受很大的限制，我都能意识到周围人各样的光景，看出谁与谁是“搭子”，甚至他们的一些怪诞行为也瞒不过我的眼目。
刚进劳教所那会儿，分派管我的两个吸毒学员一个叫黄芳，一个叫庄振华。黄芳是川沙妹子，人长得很漂亮，不但吸毒而且卖淫。庄振华是二大队黑板报的主编，毕业于《上海美专》，她主编的板报在四个大队的评比中屡屡获奖，也许是因为她有不错的艺术气质，队长让她来对付我。
开始庄振华对我很凶，慢慢地我俩感情较为接近发展了，可是碍于队长的要求，她和黄芳要互相监督，不准过分与我接近。因此，她常向我使眼色，表示自己的无奈，我也心照不宣表明我不怪她。
黄芳和庄振华二十四小时不离我左右，她们看着我，我也看着她们。
黄芳与一个名叫李翠云的学员特别要好，两人谈妥，等出监后，黄芳将到李翠云在杨浦区开的饭馆里去打工。大概她还是扔不下作三陪女的饭碗吧！有一天黄芳对我说：“赵妩娜，你看得出吗？庄振华和季雅敏亲热得象一对夫妻一样”。
我笑而不答。何止是我在她身边的人看得出，我认为庄振华和季雅敏的亲密行为，全工场间的人都看得出了。每天上午九时和下午三时是放厕所的时间，也是这两位“幽会”的时间。
庄振华和我都在一号工作台，为的是便于队长盯着我，但季雅敏在十号工作台，相隔很远。庄振华在六组，季雅敏在三组，其中隔着两个房间，也就是说，白天黑夜她们都没有机会接触，放厕所是唯一不按秩序排队的机会。
所以一叫放厕所，她俩就同时站起来，一前一后排在一起。到厕所后，两人总是在同一坑位蹲下（劳教所的人多坑少，故为了不耽搁时间，一个坑位必须两人挤在一起同时用），利用这有限的一点时间、空间亲密地讲几句话，表示一些亲妮的举动，你捏我一把，我摸你一下。
别看这些吸毒学员普遍的文化、道德水准很低，但在犯罪的知识学问上都不低，她们都明察庄、季之间的关系，也知道庄受队长的器重，犯不着揭发检举，得罪队长又得罪庄振华。因而她们天天如此，也没有人汇报到队长那儿去。
庄振华的食欲特别好，每天三顿在食堂里总是挑好菜买。她不太被队长和民管委员逮住开条子，又因“带”我而难得拎小板凳。可就这样，吃对她来说还是个特别大的问题。每月她家中只给她送一百元钱的大帐，她得控制着、很当心地计划，才能使自己的肚子不受委屈。
她特别喜欢吃山竽干，用她的话说“开大帐买山竽干最实惠，又能吃饱，味道又好。”有些人家中送来的钱多，可以买些可口的饼干、糖果饿时吃。黄芳开的大帐比她要多，因黄芳的父母疼爱她，庄振华心理极不平衡。她嘴忒馋，看到别人吃好一点的食品，不仅对别人因不好意思送给她吃的照吃不误，还会向别人讨着吃。
她的堕落是从吃开始，也由吃向罪的深渊走去。然而，就是这么个贪吃的庄振华，总想从别人处弄到点吃的东西而舍不得将自己的食物与人分享的庄振华，竞然会——
有一次，庄振华向我吐露了她的心迹。那时黄芳已经出狱解教了，由另一个学员来代替黄芳管我。新来管我的学员对庄振华畏怯三分，因而我与庄的沟通机会多了些。
她告诉我季雅敏是“三无”对象， 除了三餐粗茶淡饭，一点儿吃的都没有，她很同情季雅敏，又没有办法将自己开大帐买的东西传过去给她吃。后来她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什么主意呢？
（一般来说，寝室里不许放东西在显眼之处，为的是保持寝室的整洁。每人的床架底下有一个小小的箱子，可放少量的物品，换洗的拖鞋、常用的文具，也可放少量的食品。这箱子是连着床架的，不能装太多太沉的东西。于是，每月一次开大账买的物品通常都放在各人统一向劳教所借购的箱包内。每逢周三、六晚上放工后，可排队按次序进储藏室，将箱包取出，从箱包中拿出你计划在三天内或更长的时间内所需用的食物或用品。然后再排队将箱包按小组放回储藏室。）
庄振华虽然每月最多只能开一百元的大帐，但季雅敏的箱包内常年都是空的。因此，她俩在厕所间核计好了，到进储藏室的日子里，季雅敏去把庄振华的箱子取出，从庄振华的箱内拿出庄许诺给季的吃食，再放回储藏室。
（由于各小组都放在规定的箱架上，箱子上又标明了姓名，故一般来讲不会搞错，同时因也存着由别人代替去进箱包的现象，通常人们也不会去留意谁拿谁的箱子，双方商议定妥，一般就没有问题了）。
如此这般，庄振华这个食欲极旺的人，好几次舍己地将自己有限的一点食物与她的“搭子”一同分享了。
我问庄振华这么做自己会不会感到割舍的痛苦？据我观察，她一顿饭没买上想吃的菜会导致全天不愉快。
她回答说不觉得痛苦，我开玩笑地说她这是舍命为君子。她说没办法，季雅敏很可怜，经常拎小板凳，里面没有油水，很糙人。
她又加一句：“别人我才不会同情呢，没有人同情我，我干嘛要同情人家。”随后她又“恭维”了我一番，说什么象我这样的人现在世上难找。她比较清楚我每次买菜都拣别人不吃的买，从不问津偶而有的点心，如馒头、枪饼之类的。
（开始她不理解为什么别人想吃吃不着，而我可以随便买却不吃，我不是新疆人，却不吃肉。有一次，我被她吵烦了——因她受命督促我买好菜——，我就说：“我若买了，后面不就少一个人买得到吗？你们这些吸毒的人身体太差，需要调剂吃一点好的，我身体好，为让你们多有一个人买着，自己不吃，有什么不好呢？”我想当时她确定我真是这样的心态，是受感动了。故后来她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不再用恶言恶语伤害我了）。
这次，我比较深入地探到她心灵深处问她：“你这样对季雅敏，会不会有同性恋的因素和倾向？”
她很诡诈，反问我道：“你看呢？”
我直言陈明自己的看法，认为自己对她，也对今天我所认识的同性恋者的认识是：她们对爱和被爱的理解走向了一个误区。
我很客观地对庄振华剖析，她和世上每一个人一样，都渴望爱与被爱。只是过去的经历中，她没有得到过她所渴望的那种爱，因而心里极不平衡，就以为自己既没有被爱的可能，也就没有施爱的必要。
然而，人天性中的施爱本能是无法除却的，体现在今天的境况中，就是各人以自己的审美需求来找一个施爱对象，把自己的爱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又因为自己没有见到和认可更好的施爱方式，就滥用自己的爱了。
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庄振华虽然还没有走向那可怕的深渊，是因为环境不许可。可是如果她不悬崖勒马，解教出狱后自由了，恐怕就会产生问题。她和季雅敏之间会有事，她们会想到在这一年半劳教所的苦难历程中如何相依为命，去放纵发展这种情感的。
庄振华认为我这话有道理，也坦率地承认说是有这种可能，出去后她和季雅敏会在一起。
我告诉庄振华，我要为她祈祷，求上帝用他大能的手干预她，不让她走向同性恋的深渊中去。她现在吸毒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可别又出来一个同性恋问题。
必须对每一个学员进行“爱”的教育，才能避免进入误区。什么是爱？每一个年龄层的人被爱和施爱有什么具体的表现？生理和心理对爱的渴求怎样才符合伦理道德要求？这一切都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可叹的是，现在从事教育的人自己也不明白，如何能够教育别人明白这些真理？
我很希望劳教所在面对成千上万犯罪、错的学员，这么大的需要面前，承担教育责任的管教干部能对学员有这些方面的教育。若只是对她们严严地辖制，不许说话，不许互相馈赠，违纪了受处罚，扣分，拎小板凳吃饭，讲评会公开检讨……在这些方面大动干戈，不会有太大的教育效果。不要说将来回归社会他们会放纵自由，就在大墙内严严的辖制之下，她们也不会因惩罚而变老实点。
什么是爱？不同生命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基督徒对爱的理解与众不同。
“上帝就是爱”，似乎很玄，其实每个人剖析自己的内心需求，不得不最终承认自己对爱的需求就是对上帝的需求。我们渴望被爱，被那种肯为我牺牲一切乃至生命的人所爱。我们也渴望施爱，但却觉得世界上难以寻觅到值得我付出一切乃至生命的人去向他（她）施爱。
而达不到这种爱的高层次，我们的内心就不会感到满足，感动幸福。这就是为什么结婚就等于走进了爱情的坟墓是每个已婚者的体验。人内心对爱的渴求，实际上是对上帝的渴求。因此只有与上帝建立了生命的关系，才能对爱有真切满足的体验。
从小我们就开始在学习和体验施爱与被爱，每个小女孩都喜欢玩布娃娃，她的年龄虽小，却不因为小而失去施爱的向往，因而布娃娃成了小女孩施爱的对象。当然她也渴望被爱，孩子们的哭声往往在大人的怀抱中得到止息。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肌肤之亲对健康的意义。为什么在福利院生长的孩子，生理和心理都较脆弱，死亡率也较高。就是因为缺少怀抱，缺乏被爱和施爱的实施。
等我们逐渐长大，我们会想要得到更多更大的爱。我们希望学业、事业成功，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实际上也是一种向往施爱与被爱的层次上升。当我们的生理到了成熟期时，又希望得到异性的爱，这种爱的最高表现就是联合。婚姻是一对男女在心理和生理上联合的合法以及道德的表现方式。
基督教有一卷书是描写真爱的过程和情状，叫《雅歌》。在这卷圣经中我们看到爱情的三部曲。第一、良人属我，我也属他（2：16）；第二，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6：3）；第三，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7：10）。
这里的良人指的就是所爱的对象。处在爱情初级阶段的人，会将占有对方当作首要，被对方占有当作次要（2：6）。进一步就是将被占有和占有放在同等位次上（6：3）。待到爱情发展到最高层次时，被占有就放在首要地位，占有就没有地位了。对方会因自己愿意被占有而生发恋慕之心，使自己真正地感受到幸福满足。
在黄浦看守所时，我因反对同监房的人用污秽下流的语言和动作玩所谓的爱情游戏（其实是情欲的发泄），被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认为是“性冷淡”者和不懂情趣的人。不了解基督教真理的人从一些现象，比如担任圣职的神甫和修女不能结婚，就以为基督教倡导禁欲。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上帝造男造女，设立婚姻与家庭，不仅是让始祖繁衍后代，共同承担管理地球的责任。也让我们学习爱，享受联合的快乐。
可叹今天的人，滥用性，生出种种罪恶。只顾自己的生理快感，不顾对方的心理痛苦，更不顾由自己满足快感而产生的问题应承担的责任。现代人似乎是懂得多了，似乎是进步了，可以用技巧来获取更多的快感，其结果是将自己坠入到更大欲望不能满足的无比深渊中去。
基督徒有《圣经》真理的指导，懂得真爱。
爱是需要小心、加倍努力培植建立的。我们整个人生历程，尤其是结婚之后的经历，就是一个建立爱和培养爱、使爱的层次逐渐上升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先在地上有些训练演习，将来在天国里就能适应那种亲密无间和联合的美妙意境了。
这些学习需要时间，甚至是一辈子的时间。需要对象，上帝搭配给我们的对象，都是让我们有各方面学习的最佳配偶。在夫妻生活的亲密联合中，我们有不少快乐，这些快乐也是要经过痛苦的磨合才能获取的。我们不能只想要快乐而不经历磨合，来获取那经过努力学习才获取的真正隽永的满足喜乐。
我们若是明白上帝的一番爱意，就不会任意妄为地求爱和施爱了。在今天这个性解放，性泛滥的邪恶淫乱世代中，我们也就不会受影响而坠入各样性犯罪，尤其是同性恋这个上帝所憎恶的罪恶深渊里去了。
从信仰中我懂得了什么是爱和怎样去爱，从《圣经》中我也知道了上帝怎样干预和惩治那些滥交的恶行。同性恋在上帝眼中被视为一个极大的罪，古代中东的所罗玛城，就因充满了同性恋者被上帝降下天火而毁灭。《圣经》也预言今天这个不赦的罪怎样在世上泛滥和上帝将怎样惩处的。
罗马书一章26节说：“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今天什么是同性恋者妄为当得的报应呢？就是爱滋病的滋生流行。同性恋者产生的最大问题不光是道德伦理方面，还有生理医学方面，许多人因此而丧命，受到自己妄为当得的报应了。
美国的科技在一日千里的飞速发展，但道德却每况愈下，这跟政府对同性恋的宽容也有一定的关系。在美国，不少人看同性恋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医学上一个混乱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同性恋者是生理上的混乱，导致在性方面的误用，他们是出于无奈，很值得同情。
他们否定了教育的责任，否定了心理的健全使自由意志在分辨和抉择上应起的作用。从表象上来看，似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和人权深入人心，但不可忽略的是，在人性软弱的状况下，民主和人权会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要争取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和人权，我们更需要的是一颗敬畏上帝的心和明白启示真理的《圣经》。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腾飞，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诸如性解放、性泛滥，包括同性恋者在中国的骤增。真盼望政府能明白：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是让全民敬畏上帝，明白上帝对人类的计划和旨意。
关于自杀
自从我来到二大队后，已经发生过四起三人自杀未遂事件。
最近，新疆籍学员查里布自杀一事使学员感到不解，大家对此议论纷纷，说：“队长、尤其是宋大队长对查里布那么好，怎么她还会去想死呢？”“现在看好罗，看队长怎么处理查里布，二大队肯定又要评倒数第一了。”
目前正处在半年一度的“百日安全无事故竞赛”活动当中，各大队都努力争取评第一，队长的晋升和奖金与此有很大的关系。这一来，正当在节骨眼上，查里布吞吃皮鞋底中的铁插片一事要把队长的奖金给砸了，无怪乎队长一个个生气沮丧。若不是查里布，而是其他汉族学员，早就上铐子、关禁闭了。
查里布被送往青东农场医院接受治疗，这是对她的特别优待。在她之后没两天，李娜“拍胸针”（将做缝纫的针插入胸口心脏部位），就没有送到医院去。
李娜一出事，马上就上铐关禁闭，并且每天三顿让她吃在油锅里转一转的生韭菜，说是能把肚腹内的针状金属卷出肚肠随大便出来。李娜吃了好多天的生韭菜，吃得她翻肠绞肚，别说她自己，就是看着她吃的学员都感到恶心，吃不下饭。
这种办法对“拍胸针”自杀的人，是一种医治也是一种惩罚。如果针在胸膛里，每天三次吃韭菜就很有可能会带下来，如果她自己无法在大便中把插进去的针找出来，她就得继续吃，吃到针出来为止。这其间是否有风险在内呢？我很担心。
但队长们似乎胸有成竹，毫不害怕针是否会进入血管引致生命危险。
学员中有些人倒是说，队长这么做，让那些以死来要挟劳教所的人吃一点苦头，是必要的。似乎是说李娜不见得真的把针插入胸口了，李娜是看查里布被送往医院去，觉得“这挺不错的嘛，可以到医院去转一圈，过几天舒心的日子”而报告说自己“拍胸针”的。
对于象李娜这种完不成指标，心里也厌恶劳动的人而言，在这儿真是度日如年。她“拍胸针”之事在学员中反响很大，许多人认为她或许根本就没有把针插入胸口，她不是那种有勇气自杀的人。她只是一种想要谎报自杀，给队长施加压力，使队长对她能好一点。不要逼着她每天完成指标，完不成就拎小板凳，让队长给她换一个工种，或象新疆人那样不做指标。
是这些念头促使她走向了这一步，结果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非但没有因为自杀使队长产生对她的同情，也没有被送医院过几天清闲不干活的日子。反而天天上手铐，吊起来，一日三次吃生韭菜。她大声呼求队长不要让她继续吃韭菜，可队长硬就是不同意，说什么是对她负责，针下不来，对她身体的威胁没有排除，就必须坚持吃下去。
监狱系统对犯人自杀事件的防范是很严格的。在黄浦看守所被押的那段日子里，我就领教过这种严格的防范给我带来的压力和痛苦。
一进到那种地方，浑身上下脱个精光，所有含金属的物件全被抄走。从头上的发夹到衣裤的钮扣，带拉练的衣裤不可穿，胸罩小搭扣是金属的，也就不准带胸罩。此外，怕有漏洞，家中每月一次接见送去的东西清查怕不够严，隔段时间还有一次大清查，一个个监房大清查，几乎没什么东西逃得过大清查的。
开始经历这种大清查时，我内心感到很痛苦，一个个剥得精光，从一个监房赶到另一个监房，待查过之后再赶回来，简直不给一点人的尊严。第一次的大清查时，我痛苦得流泪了。以后经历过多次，也明白这样严格的防范是监狱管理的一大措施。
我既被列在罪犯之中，也当然必须受罪犯所有的苦楚，这样一想，心理就平衡了一些。
然而，即使是这么严格的防范，在看守所仍然有自杀事件发生。有一个一号监的犯人，就是从鞋内找出一块金属插片吞进腹中，当即就被送进提兰桥医院。回监后，把她从一号监调到我所在的五号监来了。
来到劳教所后，发现这儿不同于看守所，因为要劳动，就不可能不接触到金属物件。针、剪子、锥子、时时在手上要用的工具都是金属的。利用手中的工具自杀比在看守所便利得多了，因此能体会到在劳教所干警队长的责任很重大。要防止学员自杀，比看守所更不容易。故而劳教所有一整套的措施预防自杀，包括学员之间的互相监督，也即所谓的责任连带制。
李娜和查里布这一前一后不过几天里发生的两起自杀事件，使她们小组和同一工作台的人都连着遭殃。小组评为当周的最差，工作台的其他人也每人开三张条子，取消开大帐，拎小板凳那更是不在话下。至于队长会倒什么霉，我们学员不是很清楚。
尽管队长一再申明，不要以为这种愚蠢的行动可以叫队长过不去，你们死了，队长照样拿工资；你们死了，殡葬费劳教所也不会付，还得由你们家自费等等，我们还是相信队长也要承担责任后果的。否则，为什么一发生这种事件，队长、尤其是当班队长和主管队长（也即自杀者的小组负责队长）都紧张得很，有些队长气得嘴唇都发紫了。
难道除了严密地防范和严厉的处罚就没有别的法子杜绝自伤自残和自杀事件吗？
这些法子给队长和学员都象套上了枷锁般，使大家的日子不好过。我认为不是不需要有各样的责任制度来防范和处理自杀的事件，只是这些制度为什么没有效果，应当好好地思考一下。除此以外，有没有更好的法子来防范自杀事件呢？
记得我刚来到劳教所不久，发生了徐姬美两次拍胸针自杀事件。
那时队长和学员都很紧张，我因为曾在看守所里，管教干部把一号监自杀的女犯调到五号监来让我帮助她，就以为自己在劳教所应该也可以作这事。便主动去找颂冰大队长，想就 自杀犯人的心理与大队长沟通。
可惜的是，劳教所的干警把我视为比这些自杀学员问题更严重的人，她们严密地防范着我，怕我自杀呢！怎会同意让徐姬美与我在一起，由我来帮助她。
颂冰大队长很“和蔼”地谢绝了我自告奋勇来看管徐姬美的请求，我猜想她当时一定觉得我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竞会产生这种不可思议的想法。
现在我相信队长不再会担心我自杀了，我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认识，通过近两年的监禁生活有了更深的体验。这些体验也透过我的言行让管教队长多多少少有点了解了。所以在查里布和李娜自杀未遂事件发生后，我就想要与队长就如何防止自杀事件的发生，谈谈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看法。
这回，队长没有反对我要与她们的沟通，许我用文字单向沟通的形式，就劳教所发生的自杀事件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要了解自杀事件产生的缘由。
我把自杀事件分为两类，四种。第一类是真想死，第二类是不想死。
第一类真想死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有神论者，他们相信，除今生所在的物质世界之外，还有来世，有灵界。来世和另一个世界里，有他们故去的亲友在，他们只要离开这个世界，就能进到另一个世界与亲爱的人相聚。第二种人是无神论者，只信今生不信来世，今生在重大的压力和困难之中，他们感觉这种压力和困难带来的痛苦实在无力承受，就想要一死了之。他们认为人死如灯灭，一死就百了了，故而选择自杀，了却自己的痛苦。
第二类自杀的人并不真想要死。这类人也有两种：一种是想藉自杀这种手段，获取一种别的途径无法达到的生理快感。最近有些媒体也有所报导，在一些国家，人们传闻着上吊自杀的一些体验，有些有过这方面经历的人说，上吊的人在生死之间的一刹那，会有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这种感觉比人在性交达到高潮时的感觉更令人陶醉和舒服。于是便有那些病态者以自杀（尤其上吊自杀）为手段来达到此种享受的目的。这种人的作为看来十分荒唐，但却不乏其人。
另一种不想死却采取自杀手段的人是为要达到恐吓人和要挟人的目的。通常自杀是人们怕遇到的事，牵连进去在家中会导致连绵痛苦，在社会会引进法律纠纷。因而一听说某人要自杀，另一方有些不能答应的条件，也只好在这种危险的恐吓下妥协了。
曾有台湾作家三毛是第一类第一种自杀的例子，三毛没什么明确的宗教信仰，但对冥界一直抱将信将疑的态度。她的丈夫荷西是个很好的西班牙潜水员，不幸的是荷西英年早逝，对三毛打击很大。从此她就与灵媒来往，在一些错误的灵的引导下，三毛走上自绝的道路。
她自杀一事在华人中曾引起轰动，因为她是个在人看来精神和物质都很富有的人。三毛的作品被认为比琼瑶等人的作品更深刻隽永，读者群的文化层次更高。很可惜的是，这位出色的女人因为没有信仰，视丈夫为偶像，把本该给上帝在心中的位置给了丈夫。丈夫离世后，心灵的空缺无法填补，于是便受邪灵的蛊惑，通过灵媒与故去的丈夫通话，最终在灵媒的欺骗下，吊死在自家的卫生间内，去到邪灵欺骗她的那个荷西所在的世界，与荷西相会了。
第一类第二种自杀的例子多得数不胜举。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革命战争时期的英雄豪杰受不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运动的严重摧残，选择了自杀身亡的道路。这些人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所谓的政治信仰，在遇到一些非常事件和非常时刻时就显得不堪一击了。在现代的经济改革浪潮中，也有许多人不堪重负，在犹如炒股这种失利中，选择自杀来逃避失败而遭致的痛苦。
更有如失恋、失业、失去健康等意志薄弱者，他们没有真知识，不知道困难和挫折能磨炼人的意志，不懂得如何依靠上帝来克服困难，就选择了轻生自杀的路。
第二类第一种的自杀现象似乎在中国这块古老保守的黄土地上还不太多，但也并不是没有，劳教所里我看就有。
记得前段日子，在一次讲评会上，二次“拍胸针”的徐姬美在作检讨时，讲到自己的一种体验。她是因吸毒被判劳教的，她吸毒的方式是打针，打杜冷丁。由于心瘾很重，她来到劳教所后，念念不忘针插入肌肤的那种感觉。一般的人看到打针都多少有些惧怕，但这些打针的吸毒者可一点也不害怕，一见针管马上就“飘”了起来。
有一次劳教所打预防针，这些吸毒学员非但没一个害怕的，她们并且窃窃私语，彼此询问各自打针的体验。在这些人看来，即使是打预防针，也有不可言喻的乐趣在其中，我便从此知道心理因素对人的生理反应有多大！
徐姬美在检讨时承认，自己拍胸针一方面是为了逃避劳教所苦难的生活；另一方面因她是打杜冷丁的，很久没有打针了，就很想享受针刺进去的那种刺激和期待的感觉。故而她一念之差就把针拍进胸膛了，针刺入胸膛后，她意识到生命有危险，就告诉队长自己做了蠢事。
正是因为她有一种寻求针刺快感的愿望，所以她才会两次“一念之差”干同样的事。第一次劳教所马上送她进医院，好不容易化了不少钱，才开刀取出那根已经游至心脏部位的针了，第二次她竟然不顾一切，又拍进一根针至胸部。这次队长发火了，也不愿再化钱送她进医院，就令她吃生韭菜，结果针随着韭菜出来了。徐姬美不但为此上吊铐，关禁闭，还延长劳教期。
第二类第二种的自杀现象也不罕见，我家隔壁邻居就发生过一起这类事件。这对夫妇有三个孩子，平时看他们感情也挺不错的，并不常发生争吵的事。但就是这么一对貌似和睦的夫妻，有一天灾难临到了。
吃晚饭的时候，夫妻间为了钱财之事有了争执，丈夫生气地说：“你这不存心要我死给你看吗？”妻子不服地说：“你去死好了，你以为我会怕你死吗？”丈夫立刻搁下碗筷，走到隔壁的卧室中去。
妻子没想到丈夫真会在一气之下干出傻事来，丈夫大慨想自己死不了的吧，妻子就在隔壁，听到动静不会不进来的。想不到死神这时已经进入这个家庭，丈夫就在妻子的身边赌气地上吊自杀，且真死了。他并不是真想要死，只是以死威胁要挟，不料真因此送了命。妻子悔得也几乎丢了命，一直到现在带着三个孩子悲戚凄惨地度人生。
劳教所二大队发生的四起三人自杀未遂事件，据我从旁观察分析，很难简单地归在哪一类哪一种上。徐姬美二次拍胸针，既有第一类第二种的因素，想要自杀以逃避目前临到的苦难，又有第二类第一种的因素，不是真想死，只想享受由自杀的手段可能产生的生理快感。查里布吞吃皮鞋底的铁插片，既有第一类第二种的因素，也有第二类第二种的因素。李娜也同样如此。不过查里布前者的因素多一些，李娜后者的因素多一些。也就是说，查里布是真想死，而李娜是不想死，李娜以死要挟的成分居多。
要想避免和杜绝自杀事件的发生，除了严严地惩治，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在大墙之内，自杀也是不自由的。因为这行为会给别人带来困难，且这别人基本上是与己无关的。可是一出大墙，自杀岂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吗？跳黄浦江，卧铁轨等，真想死的话，机会有的是。这也是在大墙外的社会，自杀现象不断产生的因素。
我相信劳教所的责任不仅是让学员平安地度过刑期，把一个大活人交还给他（她）们的亲属；还有一个教育的责任，也即把一个全新的人交给他们的亲人。如此这般，这自杀的问题就不容忽视，也不是严密地防范和严厉的惩治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除了分析自杀的原因之外，还必须透过这些原因，了解自杀者的心态。
通常自杀者都处在一种情绪恐惧、沮丧和焦虑之中，没有力量、也无从支取力量来应对面临到的困难和问题。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自杀者不明白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知人从何外来，要往何处去？他们不懂得不同的人生观会导致不同的归宿。这是个十分重要的，急需让每一个人、当然更包括那些轻生者在内的人知道的真理信息。
我以为无论是我们二大队的徐姬美、查里布还是李娜，或者说其他大队的自杀者，她们并不会因为尝过自杀的痛苦滋味，从此再也不走轻生之路。更不用说其他亲眼目睹，或者没能亲眼目睹这种惨状的人不去自杀了。
以我们基督徒的观点来看，为什么世界上每个地方，当然更包括监狱在内，都有自杀的事发生，并且越来越多地出现轻生者呢？社会以及教育工作者当如何就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普遍存在着的现象来进行思考和有所作为呢？我们基督徒认为自杀者背后有一个自杀的灵在控制着他们，基本上他们是身不由己的。要消除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就必须对这个自杀的灵有认识。不仅是认识，还得起来对抗它，与它争战并战胜它。
我这么说也许较玄，说白一点，自杀者的心态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而这种心态和问题并不是人自己可以调整好和控制住的。就如我自己，明明知道不该去想某一件事，但就是由不得自己不去想它。因为这是一种灵在其间起作用，这种使人想作不好之事的灵出于邪魔，因而叫邪灵。
你要去抵挡这种念头的产生，非得靠助于另一种灵的帮助，那种能为你作正确分辨和抉择的灵，称之为圣灵。所有的自杀者，他们当时都是出于邪灵的蛊惑和欺骗才去自杀的。要想把自杀者的心态调整控制好，所有的防范和惩处都够不上对抗那蛊惑者的力量。除非是另一个更有力量的圣灵来帮助调整好他们的心态，控制住他们不去干任何包括自杀在内的愚蠢事。
人自己是有一种求生的本能，这种本能的力量也不小，连刚出世的婴儿来到世间，什么都还不懂，力量也极小极小时，就懂得用小嘴巴去够奶头，支取自己所需的生存养料。智商最低的人也会在饥饿时，到垃圾箱里寻找可食的食物，到火炉旁去取暖。
可见这求生本能的力量也不算小的。然而为什么到时还是会有不少人走轻生自杀的路呢？
通常就是那邪灵的工作。邪灵欺骗那些意志薄弱者，把他们面临到的困难无限地扩大，告诉他们这困难是无法克服的，他们唯一的办法是逃避这些困难。邪灵也欺骗那些不明白真理的人，告诉他们藉着自杀他们便可以早日去到他们想往去的极乐世界，与所爱的人团聚。这些指的是真想死的人。
对那些不想死的人，邪灵也欺骗他们，用它的邪术使人产生一种感觉并痴迷这种感觉，而且邪灵也误导他们用它的诡诈来对抗临到的困境。
你必须对这些有认识，若不然，你就没有力量来对抗邪灵的蛊惑或者说来调适自己的心态。
我听说在日本的富士山下，有一个美丽的天然公园，这公园内有一个美丽的湖泊。每年都有许多人去到那湖泊观光游览，因而那地成了旅游胜地。美中不足的是，在这美丽的湖上经常会有尸体飘浮上来，且死在湖中的人，经查明很多是轻生自杀者。
为此，湖泊管理者动脑筋怎么来消除这种隐患，他们在湖泊的四周树起了许多警示牌。在警示牌上写着“当你面临到极大的困境觉得无力支持时，请想想你的亲人（父母、妻子、丈夫、儿女），他们需要你”诸如此类的话。
可尽管这警示牌的制作者出于良好心愿，想让那些投湖自尽的人最后的时刻能想到他们的责任，唤起他们的良知，使他们心意回转。但效果显然是式微的。我想，或许这些人要想：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还怎么能想别人呢？更说不定他们的亲人也就是促使他们走上轻生之路的因素之一；总之，看不到明显的效果。
后来，那些公园管理人员把所有的警示牌重新漆过，将圣经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写上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且每块牌上都写着这节圣经。
奇妙的事发生了，果然，这湖泊象是清洗过一般，再也没有尸首飘浮在湖面上了。可想而知，人在面临困境时，有天然的想要逃避的思想，邪灵会蛊惑你自杀以逃避困境。人的语言在邪灵的蛊惑面前无能为力，而圣经是上帝的话，是真理。真理的圣灵藉着上帝的话在人心灵里面工作：别逃避，这不是办法，不要以为一死百了，死后还有审判呢。
在真理的光照之下，想要自杀的人会收住脚步，既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了结，还是等等，看有没有什么转机吧。只要他这一步顺从了圣灵的引导，圣灵会继续在他心灵里工作的，他就会对圣经的话有种向往了解的欲望。如此，前面的新路、活路就会藉着圣经的指引出现在这绝望者和轻生者的面前。
劳教所常向吸毒学员呼吁：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吸毒当然也是一种自杀行为，不过是慢性自杀而已。然而，如何帮助二大队的学员有力量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呢？
这是江队长和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队长们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我觉得唯有上帝的话能给人力量珍爱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本出上帝，属于上帝，也要归于上帝。要消除自杀的隐患，唯有上帝的话是能。
关于劳动教养
当我接到公安局政保处让我签字的“劳动教养决定书”时，还不太懂得所谓劳教官司与徒刑官司有何区别？
黄浦看守所同监的女犯告诉我，劳教官司比徒刑官司难“吃”。或许是因为刑期短的缘故，劳动很辛苦，每天从天不亮就干，一直干到深夜才回宿舍睡觉。让你没有时间去想外面的世界，去想自己过去的种种和未来的日子如何过。
但是从劳教官司的名称定义来讲，比徒刑官司好听，罪轻。以文革时通俗的讲法，劳教官司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徒刑官司属于敌我矛盾。因而在个人的档案中，这页记录色彩显得比徒刑官司淡一些。若要出国的话，徒刑官司的人五年之内办不到迁证，劳教官司就没什么阻碍。
我也曾被唬住过，自己年纪一大把了，从早干到晚，身体能否吃得消呢？但我想，无论司法机关给人的印象是如何可怕，总不能不讲人道吧，我的体力负荷不了，总不至于用鞭子抽着我让我上吧。
政保的人也明白地告诉我，政府对我的处置，目的并不是摧毁我的身体，而是希望我转变思想。于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一直呆在黄浦看守所没有结果，还不如去领教一下劳教所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向政保一再要求下，我来到了位于青浦的上海市女劳教所，执行三年的最高行政处罚。“吃”最难最长的劳教官司。
果然是名不虚传。我来到这儿后，才深深地体会到这官司十分难吃。虽然没有任何人用鞭子抽着你努力地不停地干活，但这儿一整套的管理制度，让你感到各方面的压力都大到几乎难以承受的地步。
我想，若不是每时每刻都仰望主的帮助，我这个自诩为爱劳动的人，恐怕也会象其他学员那样怕劳动和恶劳动的。我深知自己并不比别人强，尤其是体能。我能度过这三年教期，必须时刻从主支取力量与恩典。
劳教政策的宗旨是六字方针——“教育、感化、拯救”，听起来颇具魅力。
我常玩味“劳动教养”四个字。劳动与教养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通过劳动改变成一个有教养的人，也就是以劳动为手段、以教养为目的呢？还是劳动教养本身就是一个词，这个词就是一种手段，至于达到什么目的，就不必也无法说得清了。
有时生产任务不是太饱和，而又到了所部卫生大检查的日子。我们会从车间被拉往包干区的草地里去从事拔草的劳动。应该说，拔草相对在车间做定额指标要轻松得多。又难得在户外，对人的身体也十分有益。
但是大家还是很害怕去拔草，因为拔草费去的时间要由学员自己承担。也就是说你若半天时间在草场上拔草，就得在剩下的半天时间内完成全天的指标。不然你仍被视为没有完成生产任务。
一般来讲，拔草是种惩罚手段，评为最差的学员经常派出去拔草。这样就被套进去，形成恶性循环，愈加完不成定额指标。偶而生产任务不是太饱和，又临近所部卫生评比，全车间的人都拉出去拔草，我便也一同去。
这天，我们全体学员排着队伍，每人拿着一个脸盆，民管委员各带上一个装棉花的大蛇皮袋，来到老大楼前面的草坪上拔草。我们按小组为序在草坪的四周一字排开，朝里进攻。一百四十几个人围攻周长不足
队长为了躲避太阳的照射，站在老大楼的楼口远远地盯着我们。难得有如此释放的环境，学员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你一言我一语、天南地北地聊开了。
我听见周围几个人又在为某某民管委员出去又进来的事发表看法。
她们都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但思想却很迷信。在这些吸毒者看来，进劳教所是命运所致,躲也躲不了。有些人进了官司单位，有红外线（指有力量财富疏通各部门）官司好吃一点，但还是斗不过命运。可不是吗？上次官司没有吃到苦头，当上了民管委员，用不着做指标，出去不几天又进来了。就是吃官司的命，躲也躲不了。
有两个不日即将解教的学员，怀着既高兴又不安的心情憧憬着自己走出两号门的复杂矛盾心情。看到前不久出去的学员现在又回来了，想到这些回来的学员将不再是一年，至少是二年甚至二年半，她们认为实在是太可怕了。与其在劳教所苟且残喘，她们觉得还不如吸毒过量死去的强。
有一次，我生病休假，关在三楼一组与夜休的人一起睡觉，听见门岗林伟说，如果她再被送进来，那一刹那她要做的事就是想办法去死。无论是跳楼，还是钻进车轮下，总之宁可死去也不能再受劳役之苦了。
林伟这次官司可以说还是不算太苦的，只做了两、三个月的定额指标就做夜门岗了。相比别人来说，她幸运多了，可她还觉得苦不堪言。她知道如果“二进宫”的话，就不一定轮到她做门岗了。几年的指标做下来，得脱了两层皮，想想也不寒而栗。
可是她也想得也太天真了，以为那一刹那她想死就死得了。再说，人求生的本能也定规她是“好死不如赖活”的心态，不到十分承受不了，还要有自杀的自由，人是不会有勇气自杀的。
边低着头拔草，我听见她们边发出种种叹息。她们为自己与劳教所纠缠不清关系而叹息。
有一个我叫不出名字的学员讲道，如果有一个地方稍微有点儿自由，劳动不是这么辛苦，她倒是愿意去那地方而不回家，因为回家后她控制不了自己不再去吸毒。若是有一个地方可以不让她接触毒友和毒品，每天以劳动换取一口饭吃，她还是愿意去的。
旁边一学员立即问她：“你愿意做‘老三毛’呀？”（老三毛是刑满释放无家可归，留在劳改农场继续以自己的劳动养生的自由人）困难在于这些吸毒者想做“老三毛”也做不成。劳教官司不比徒刑官司，劳教官司满了以后，家里无人来接，你也得离开。至于离开后往何处去，那是你自己的事。你无处可去，就去与流浪街头的乞丐为伍吧！反正劳教所是一天也不让你多呆的。
她们的要求只是能有个地方栖身，有种力量抑制她们不去寻找毒品和结交毒友。这地方在哪儿呢？岂不是该在劳教所吗？
我总觉得劳教所的六字方针就包含着这种责任：使违法人员在这里克服好逸恶劳的思想，培养自食其力的劳动技能。通过一段时间与外界，尤其是原来的那些狐朋狗友断绝往来，逐渐走向新的生活。
劳教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应该如同一艘小船，载着这批渡客从此岸走向彼岸。所谓“此岸”即罪恶痛苦的生活和族群。所谓“彼岸”就是大多数人过的一种守法正常的生活。
然而现在劳教所不是一艘运载的小船，却是“此岸”，如同地狱般的所在。学员们在渴望着另一艘渡船出现。她们若能上另一艘船，抵达“彼岸”最好，不能抵达的话，她们也愿意在船上度过她们一生飘泊的日子。总之要离开这地狱般的“此岸”所在。
我曾听王大队长讲过：劳教所的职能如同感化院，不能视之为监狱。可是今天所有在吃劳教官司的人，都把它当成监狱。
有些人还说，出去以后干脆去贩毒，比吸毒的官司还好吃一些。
一些“以贩养吸”的瘾君子们如果被逮住，他们口袋里有另一些“小礼包”（毒品的美称），就会被当成携带毒品者，定“持毒”的罪名。而如果当时他们是在作毒品交易，定的却是“贩毒”的罪名。手中毒品的量不大，关半年几个月就放出来了。
相反，倒是没有这些行为，身边没有小礼包的人，虽说吃劳教官司，关起来的时间要长得多，从事的劳动也比徒刑官司强得多。这似乎很不公正。
但是如果劳教所真如同感化院般，把学员当成人民内部矛盾的违法人员看待，让学员感受到自己现在正乘坐在一艘从地狱般的“此岸”迈向天堂般的‘彼岸’的船上。虽然飘泊不定，但却是安全的，有盼望的，那倒也值得。时间长一些有何关系呢？对他们弃恶从善有利，需要多长的时间也值得。劳动苦一些，对他们回归社会后，自食其力过正常人的生活，也值得。
既同感化院，那我相信劳动教养是种手段，可惜的是并没有多少人通过这种劳动教养成为一个新人。虽然每天出操，都要对着国旗庄严宣誓：“我们是特殊学校的学员，面对庄严的国旗我们宣誓：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遵纪守法，努力学习，积极改造，重作新人。”但并没有人成为新人，也就是说这种手段没有达到目的。
那么，到底这种手段是不是错误的呢？
这就是我要写这篇信息的重点。我希望将自己观察思考的结果与劳教所的队长们分享，目的是使你们所作的工作有意义有价值。
我自己虽然身处在与其他学员同等的待遇之中，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劳动教养，有了很深的体验，每天都心意更新。相比刚进劳教所时，可说成了新人了。这“新”的概念就是我不同于我刚来的时候了。我的昨天不同于前天，今天不同于昨天。
透过劳动，我每天在刷新自己。我希望队长能有好的方法帮助学员也象我这样，每天都刷新自己，以至于从劳教所出去时，能象登上光明彼岸、离开渡船的乘客那样拥抱新生活。
劳动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我不同意说“劳动创造世界”，因为这并不客观。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人的劳动是看守和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
上帝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赋予人责任和使命就是管理他手所造的世界。人能够在这责任和使命的实施中，感到自身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相反，如果人不去执行上帝所赋予的责任和使命，就会感到人生的虚空和渺茫。
今天我们看到，不少终年劳动的人一旦退休，离开了劳动的场所和本职，就觉得空虚无聊，心理和生理都开始出问题。虽然人想出许多法子来填补内心的空虚，调整这种由于不劳动而倾斜的心态，比如以文体活动来取代劳动，但我们仔细观察，不能不承认这些办法收效甚微。
劳动和活动有一定的关系，这就是都得动。我们人是个活物，因而必然也必须动，一不动，就是死人一个了。从小到老我们都在动中，只不过这动有不同的动法。
就举文体活动和劳动为例来说明吧，文体活动之动纯粹是为了自己身体健康。诚然这健康既包括生理也包括心理，但仅此而已。而劳动却不仅如此，还将有业绩、有成就。也就是通过劳动，你会看到它产生了除身体健康以外其他方面的效果。
我们既不能以劳动来取代必要的文体活动，更不能以文体活动来取代劳动。若不然，我们仅为自己而活，无法藉着“动”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作用于客观世界。那么我们的精神和肉体都将因为不劳动而逐渐衰弱，走向残废无法再驱“动”。
可见，劳动这个似乎是主观的事物，与客观世界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每个人都必然要从事劳动，否则就不能算一个正常的人生。
劳动有体力和脑力之分，体力主要驱动四肢，脑力主要驱动眼、脑，当然也要借助手。这就如同从事体力劳动也不能完全脱离用眼睛用脑一样。由于这样的分别，才需要有文体活动来作补充，使自己的生理和心理都均衡健康的发展。
可见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对人都是十分必要的。你不从事它，仅每天在文体活动中驱动自己，那生活还是不幸福不满足的。因为无法在客观世界中，体现你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无法获得人人都需要的成就感。
多年来我从事的一直是脑力劳动，来到劳教所后，不但必须立刻调整到从事体力劳动，而且还是相当繁重的体力劳动。这对我来说，无异于一次脱胎换骨的巨变。可是由于我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在这场蜕变中，不但身体心灵都没有受到损伤，反而看到这种变故带来了很大益处。使我更相信上帝所应许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首先，劳动使我更加认识自己了。我来劳教所之前，总想自己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象许多半百的妇女一样，剩下来的岁月只能从事一些家务劳动，不可能再象年轻人那样出大力了。
当判决书下来时，我虽为自己作为一个罪犯要面临的苦役感到恐惧旁惶过，后来听政保负责我案子的承办说不会让我跟其他人那样辛苦地干活，我消除了对监狱劳动的恐惧感。
然而真正来到劳教所后，面临到的情景完全出乎意料。我不但不得不从事与其他学员一样繁重的体力劳动，还受制于我无限期的“严管”身份。不准随便说话，不准随便走动半步，给我带来了比繁重的劳动还要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
在这种时候，这种环境中，什么退休的观念都不再保留了。我得象其他学员那样，象历时历代、古今中外所有的囚犯那样，拼命地出大力干活，才勉强过得去，不至于被羞侮被歧视。虽然有两、三个月十分痛苦的适应期，但靠着上帝加给我的力量和恩典，都过来了。现在我知道自己不仅能从事一些轻微的家务劳动，还能象青年人那样，象一个囚犯那样出大力服苦役。
另一方面，我个性中有一个致命伤，就是争强好胜，不甘落后。这个弱点也在劳动时得以认识。有一次，在我已过了痛苦的劳动关后不久，二大队举行了一次为时二小时的劳动竞赛。我以为自己连续因劳动成果高被评为最佳学员，在劳动竞赛中一定又能出好成绩。结果竞赛成绩宣布时，令我大吃一惊：我算是较差的几个人中之一。
管生产的队长很客观地评价说，这样的竞赛是需要爆发力和冲剌力的，毕竟我是过了能产生爆发力和冲剌力的年龄了。我的耐力或许比青年人好一些，更主要是因为我爱劳动，不偷懒，才使我有好的成绩。我不能因此就认为自己的体能也比年轻人要好。
人的弱点就是如此，不是把自己看得过高，就是把自己看得过低。在我还没有接触到劳动教养这个巨大的挑战前，我把自己看得不行，一定承受不了这种繁重的劳役之苦，因而有一度在恐惧感中很消沉。后来自己靠着上帝的恩典闯过了劳动关之后，又把自己看得很行，认为哪方面都是优秀的，都难不倒我。
结果在劳动竞赛中，我的综合实力还是受到挑战，表明出自然律在我身上的功用。我基本上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了。劳教政策规定五十岁以上的人不判劳教，劳教所不收容五十岁以上的人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年龄的人已经是无力承受这种负荷的劳动了。
很可笑的是，有一度我以为自己的情况可以向劳教政策发出挑战呢。
很有必要在此一提的是，管生产的队长有些作法对学员们在劳动中认识自己很不利。
我看到许多学员不能藉着劳动来认识自己，不是看自己过高，就是看自己过低，是因为队长的一些作法有问题。从每个月公布的劳动成果来看，悬殊大得惊人。做得多的学员有的一个月做到一百三十多元，而少的只有二十多元。难道真的一人能抵六、七人吗？
我相信人的力量有大有小，成绩自然有高有低。但无论如何不会相差这么大的。我仔细地观察与思考后，发现造成这么大的悬殊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要提到的重要原因是“放卫星”——也就是虚报成绩。
我相信队长心里也是清楚的，那几个出成绩的生产快手，我不否认他们的确是快，但快也快不到这步田地呀！用许多学员的话说，把十个脚趾头一齐用上，也不可能做得出这许多的。
既然是虚报，队长就该仔细查明。即使查不明也不要屡屡地用表扬的办法来树这种‘标兵’。有些民管委员很会看队长的眼色，队长表扬多的人，要树的标兵，她们也就特别注重，好做的活儿给她们做。那些不做指标的门岗、检验员一空下来，就坐在标兵的工作台上帮她们做活。检验员在验收产品时，看也不看她们的质量，就放行过关，有时甚至不点数量就收下来。
队长要以“放卫星”、“树标兵”来激励那些落后的“慢手”，看起来好象很管用，其实起了很不好的作用。那些“标兵”把自己看得过高了，她们不认为自己为取得队长的表扬做虚假的事有什么不对。还认为自己混得可以，人缘好，队长也看重，是自己的本事。她们不但趾高气扬看不起别人，反而千方百计想出一些更绝的妙法为自己少出力多出活受表扬动脑筋。
陶林松她确实是个生产能手，是个聪明能干的人，可是她的聪明能干就这样被发掘出来会令她满足吗？决不会，我很为她感到婉惜。如果她能得到好的引导，这人真是前途无量的。但现在她将越来越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了。骄横拔扈、阳奉阴违，可惜多才多艺、文武双全的她，在外面的世界走上吸毒的不归绝路，在劳教的地方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更是为所欲为，自欺欺人了。
还有一个造成工效如此悬殊的重要原因是奖惩制度不合理。
比如串鞋帮珠子吧，每天指标是六双，完成六双三块钱，做到八双，就算完成两天的指标，给六元；做不到六双就倒扣，加倍的倒扣。
这么一来，一方面当然鼓励了一些能完成的人拼命干，争取超额两双就等于六双的工价了。但完成不了指标的人压力就大了。许多人再怎么用力也要差一双才完成。这样，做五双的人每天只有两元，做四双的人只有一元，做三双的人等于白做，于是完不成指标的人就自暴自弃破罐破摔了。
而那些能够完成的人，就想方设法多捞一点。第一天做八双，拼命弄六元，第二天很难再做到八双，就做七双报六双，留一双到第三天再报。或者同一流水线的人，今天你报六双，我报八双；明天你报八双，我报六双。千方百计地算计着使自己的工资高一点，队长表扬，饭卡漂亮。
但实际创造出多少成绩？果真是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活儿吗？做四双的人壹元，和做八双的六元，后者真比前者多干了六倍吗？这种奖惩制度从某种意义来讲，似乎是调动了人积极因素，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从长远和整体来看，负面的效果很多，使人变得贪婪诡诈和沮丧懊恼，整体工效和酬报都不容乐观。
劳动是件美好的事，我相信劳动能使人更正确地认识自己。经由劳动变成有教养的人不是没有可能，但若是处理不当，就达不到劳动教育自己这个良好的目的。
此外，劳动使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与人相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处世学问。
今天许多人在各样的人际关系上发生问题，就是因为不懂得如何与人相处。上帝创造了始祖后，让他们繁衍后代，住在世界各地管理地球。就是说人不是独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独居是不好的；也不是生活在二人世界中，生儿育女是一种责任，如此便定规好人类要在群体中生存。
人虽然是独立的个体，但必须面对社会，面对世界。在管理中要与其他人有来往有合作。偏偏因为人的犯罪堕落，在与人相处上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尽管如此，在上帝赋予人类管理使命的同时，藉由劳动，我们还能学习修补人与人之间不和谐的关系。在上帝的引导下生活得有意义。
我因一直处在“严管”的状态之下，不象别的学员那样可以在生产中组建“流水线”。与别人流水有诸多的好处。你不必每一工序都学，做长毛绒玩具是熟能生巧的工作，制成一个产品要经过很多道工序,每一样都学很费时间。
同时，使用的工具和材料也不一样，如果几个人一道流水，你可以专门使用某种型号的针和某种颜色、粗细的线，不象独自工作的人那样要不停地换针换线。地方很狭窄，又不容你独自操作的人，一道道工序自己来流水。
这就是我比别的学员在生产劳动上遭遇到的更多的困难之一。队长怕我与人接触，向人传福音，就规定我不许说话，不但如此，不许我与人组建流水线，害怕我表现出一个基督徒与众不同的光景来，使别人对我的“被捕”产生疑问。
可是在劳教所却常常出现流水线的人闹分家的情况。同一条流水线的人不能相处得很好，常有分歧争吵的事出现。这些流水线的人合了又分，分了又合，今天跟你流水，明天又跟他流水，以致于队长不得不做出规定，一个月调整一次工作台。这样就由不得你今天想合就合，明天想分就分，再合不来也得熬上一个月，否则你就单干。等到调整工作台时，再调到你想新组合的工作台上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使队长屡屡为此大发雷霆呢？其实也就是与人相处的困难。每个人都把自己看得过高，认为自己是快手，自己卖力。而线上其他成员不如自己干得卖力和动作快。因而心理不平衡，产生互相指责和谩骂，之后便只有分开这条路。
前些日子陈中英这条流水线出的问题，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陈中英是“后道一”出名的“快手”，与她组建流水线的人自然也都是一些“快手”，工效不一样的人是不可能走到一起来的。
她们这条流水线的人倒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变更，想不到出了一件事，最终这条流水线还是瓦解了。什么事呢？这件事在劳教所还算是件不小的事呢，为此，陈中英付上了惨痛的代价。她好不容易积赚的四千多分，本可以至少提前解教一个半月全泡汤了。对教期只有一年的人来说，提前一个半月是多不容易啊，然而，全泡汤了。
最近有一批新的活，是做“英雄卡”，放在方便面里面促销。“水浒传”的一百另八个好汉用卡通片形象再现在英雄卡上。我们把一张张卡片塞进小塑料袋里并封好口，因为数点困难，有人就想办法用称来收货。也就是定额指标七千张的卡片，塞进塑料袋里封好口交上去称，秤上显示正好是七斤。
当时我就感到这种方式收货会产生弊端，但我不能讲，以往有几次我向队长反映有弄虚作假的事，队长不但不处理，还让我别管闲事。这回可好，客户发现了大问题，一个塑料袋里装二张的大有人在，装五张的也不乏其人。因为这么着称起来达标呀，但客户就受了极大的损失。于是劳教所不得不来大清查，还没有交产量的人，都等候着看清查到谁，该谁倒霉。
陈中英这条流水线的快手们的“快”法这次大爆光了，在她们的每个小袋中几乎都装了好几张。所有被清查出来的人，全周的指标扣光，还停工一星期整训。于是这条流水线垮了，她们分开的缘由是互相指责对方在接到要清查的信息后，没有及时地掩盖好。她们一点儿也没有后悔自己不该投机取巧，弄虚作假。
象陈中英流水线事件的发生，表明了整个“后道一”在相处合作上存在着的问题。检验员在检查产品质量时恃强凌弱，一出问题就推卸责任，让弱者作替罪羊。结果使那些自作聪明的人更有机可乘，到头来就造成更大幅度的亏损。
若不是大清查来不及做手脚，她们还是不会暴露的。这不会暴露，并不表明没有问题，许多客户不再与劳教所来往，就是因质量问题。所幸的是劳教所有的是廉价劳动力，而现在国家执行市场经济政策，劳教所在价格上竞争绝不会有问题，客户一批批离去，又会一批批来到。
今天我们在世上生存既然必须融汇于社会，与人相处就是一门无可避免的功课。体现在劳动上就是既分工又合作，尤其是在工业经济的年代（基本上我们还没有跨入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可以在劳动中来学习如何与人相处，看到别人长处，欣赏别人的强项，并且还要学会赞美别人的优点。只有这样，才会使自己在与人合作上得到益处。
我因不得与人接触，无法在劳教所三年的苦役中得到与人合作的益处，但我却亲身体验到这益处实在是大。与我同一工作台的湖北藉学员王莉，她是吸毒者中不多的几个外地人之一。
这一年的劳教生涯中，她一直处在一个弱者的群体中，临到解教了，还脱不去最差学员的帽子，一直拎小板凳吃饭。大家看她面呈菜色，都为她担心，说她由于长期吃罗卜干，自己也变成罗卜干了。由于她找不到合作者，一直以来就是单干。
其实她并不真的什么都不会，她针线活是较差较慢，但充棉花却又快又匀。可惜她这个外来妹，一直在劳教所找不到搭档。有一阶段，在第二期监管我的学员王芳找不到搭挡时，我劝王芳与王莉流水，产品按四、六或三、七分成。王芳同意了，结果她们合作的那一阶段，王莉脱帽（最差）了，王芳评为最佳。
但后来由于许多学员嫉妒王芳，去队长面前“撬边”（说好说歹），队长就规定流水产量必须平均分配，否则只许单干。如此她们只得分开，分开后王莉便又吃罗卜干了，王芳也评不到最佳。
王莉很想与我流水，但江队长不许，我想若是队长许可，我们会合作得很好，各人发挥自己的长项，王莉就不会评最差。我不会与她四六开分产量，说不定我们都会评最佳。因为王莉比上海藉的吸毒学员老实肯干，可惜没能找到生产中的合作者。
象王莉这样一直单干的人并不多，可那些做流水的人经常换来换去，这样也对出产品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产量上不去，既不是她们不能干，也不是流水作业的方法不对头，关键在于人的心理不平衡，怕吃亏。觉得自己干得多，别人不够卖力，于是消耗很大的力量在这种不愿吃亏的挣扎中。
如果队长能在这些做人的功课上加以教育，指导“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把这种不平衡的心境调整好，那就会省下了许多心力，投入到生产当中去，多出许多产品。我若可以与人合作，肯定劳动成绩要好得多，因为在劳动中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与人合作，享受合作带给我们的诸般好处。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藉由劳动达成的收获，就是看到客观世界通过劳动得到改变。
我不同意从小就接受的“劳动创造世界”的学说，但我相信劳动能改变世界。
这是上帝给人类的使命，让我们承担管理的责任。所谓管理就是一个劳动的过程，经由我们的劳动，世界可以变得更美好。当然如果管理不当，劳动也会使客观世界变得更糟糕。
总之，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不仅是自身的客观存在，还要与周围的人建立关系，共同生存。此外我们也与物质世界存在着互相依存的关系，也经由劳动来体现。
三年的劳教生活使我学会了做许多事。看到一块小小的、以前只能当边角废料弃之一旁的布，现在我能将它变成一朵花，变成一个小人，我真高兴。一粒粒各种色彩的小珠子，我用一根线把它串成美丽的图案成为围巾，桌布，沙发套的边饰，真是奇妙无比。
以后我回归社会后，可将自己在劳教所三年学到的手艺去教导别人，尤其是在一些劳力过剩贫困的农村，若是这些我已经学会的劳动技能能使他们脱贫致富该有多好呀！
我们手上正做的这些串珠子的活儿，是价格不菲的工艺产品。这些玩意儿成本不高，就是费功夫，若能找到销路，是很好的生财之道。其实，说不定我可以帮贫困地区的弟兄姐妹去找销路的。我认识不少传道人，有些在西亚的阿拉伯世界宣教，请他们去看看那边有没有市场，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吧？
我边干活儿边想这些，并不是想入非非，而是陶醉在劳动改变物质世界的美好想象空间中。
我周围都是怪人，她们之所以怪，是她们活在极度的矛盾之中。比如对物质的看法和态度吧，她们把物质看得很重，对物质的追求和享受是她们的人生目标。然而她们却又对物质极不看重，她们花很多的钱买来自己喜欢的衣物，马上又当垃圾扔了。
在劳教所的垃圾筒里，你会看到许多很好的东西，衣服、皂盒、杯子、等等。别看好不容易辛苦地每天才赚三元钱，且开大帐又十分难，她们还是不改随便扔东西的坏习惯。
她们这么做是“掼派头”。除了吃的东西她们舍不得扔（全都吃进去只嫌少不怕多，只嫌差不怕贵），对穿的用的，她们出手大方得很。若不是有许多的规定限制她们，我相信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宁可不洗衣服，穿一件扔一件的。因为在她们看来，这就是现代化的生活，她们是生活在一个高消费的阶层中。
劳动教养的目的应该也包括这一要素，使学员珍惜自己劳动所得到的东西。很可惜我看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在劳动中学员对原材料浪费很大，以致队长不得不又想出一套办法来对付。
比如讲，队长为防止浪费原材料，限制你做三打熊只能用十根蜡线。这不仅增加了发料员的工作量，也使我们多费许多时间在如何安排流程上。许多人于是就想办法去偷、骗原材料，总之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我可以说自己在劳教生涯中收获颇丰。
通过劳动使我认识自己，我常常把自己不是看得过高，就是看得过低，并不能“看得合乎中道”。现在，我长进了。
通过劳动也使我认识到与人合作应该“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样才能配搭得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通过劳动还让我看到自己对客观世界的作用，我们改变物质世界，使之变得更美好。
说到底，劳动使我们不但学会做事，更学会做人。我们对己、对人、对物这三者之间的正确关系，都能够经由劳动的过程得到很好的调整。
如果队长能从这些方面，这个角度去对学员进行教育，那么队长的工作就不会象今天这么辛苦而又无效了；劳教所的办所宗旨（教育、感化、拯救）也得以实现了。对学员而言，劳教所也就成了一艘渡船，把学员从黑暗的世界载向光明的彼岸了。
希望我的观察与思考对劳教所在经由劳动实行对学员的教育方面有参考价值。
关于帮教
在社会和教会中我都不曾听到过“帮教”这个词。
来到劳教所后,发现“帮教”的角色显得很重要。这是我们国家政体的特别产物，它其实是起到监狱牧师和神甫的作用,配合监狱对罪犯进行思想品格教育的一帮人。
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批人是在黄浦看守所。那时我已经判了三年劳教，给我定的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为了向政府讨回公道，我曾要求复议。在等待复议结果的一段时间内,我有过四十天的禁食祷告。由于监规不容，我选择了每天下午吃一小口饭这种方式。
在禁食期间我做过一个异梦，梦中清清楚楚地有两个日期写在纸上，很希奇的是这两个日期是连在一起的，四月十号，四月十一号。我在这两个日期未到之先，曾向同监的犯人讲述过这个梦，大家也很好奇地想看这两个日期意味着什么，到时候在我身上会发生什么事。
从
我当时回答说，我当然要起诉，你们没有理由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对我的调查后，在没有任何法律适用于我情况下判我三年最高的劳教，现在讲的是法制，你们必须依法办事。
回到监室后，我一方面通宵祷告（当然必须是躺在被窝里，不会允许我一整夜跪或坐在地上，每个监室都装置了监控仪），求问神我是不是要提起诉讼向法院告公安局；另一方面我等着要看十一号这天会有什么事发生。
既然等了六十多天的复议结果，不早不晚正好在异梦中的日期来到，那十一日对我来说，一定也很有意义。或许神要在这一天“砍断”我的“锁链”，显奇事带我出狱呢？在看守所里经常有这种事，关进来的人我们以为要判，结果却是“放票”（释放）。有些可以说得清理由，有些连自己也莫名其妙不知怎的好运就来了。
我总觉得既然现在讲法制，象我这种情况立案审议当然无可厚非。但审议后怎么还可以给我判呢？同监的犯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她们看我在监室里帮助别人，安慰别人，认为我与雷锋是一样的好人，不可能是违法犯罪之人。故而如此说：“会不会搞错了啊？”我却认为现在的政策与前些年很不一样了，尤其是对我这种人讲究的是“团结、务实”，把我当成共和国的敌人关押起来是很不明智的，只会给国家带来危害。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这种做法都会激起民愤的。
我彻夜未眠，想要藉着祷告，看神向我说什么来着。祷告下来，觉得神不允许我向法院提起诉讼，告公安局劳教委对我的判决不公。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经文清楚地显明在我心内：“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神不允许我作原告去告别人，尤其是告不信的人。除非作为被告，否则我没有理由上法庭，我应该选择宁愿受欺和吃亏，也不能一心想要讨回公道。因为伸冤在主，主必报应。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在留意是否铁门响了，传我出去。另外我也仔细地分辨同监的人对我说些什么话，这些话对我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然而，这一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只是留意到这天的电视节目有一则与监狱有关的报道。一位名叫聂容的退休老教师在做监狱的“帮教”。她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这批无助的犯人，激发他们弃恶从善的信心，聂容在松江女监与罪犯谈心。
我第一次看到了除狱警之外，监狱还有一些社会人士参与帮助教育的工作。
来到劳教所后，虽然我自己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到社会各界人士，但却看到听到有不少频繁地来劳教所签立帮教合同的人和事。闭路电视里每周一次政治大课时，有“女所新闻”，会把各个区妇联，综合治理办公室来女所签约的录相放映出来。餐厅里的讲台上常换横布联，这些横布联上也表明“某某区妇联、青联”等单位来签约之事。
更有甚者，车间里会有人被队长传出去，隔两个小时才回来。回来时，传出去的人每人手中拎着一个小塑料袋，装有毛巾、肥皂等日用品。偶尔还装有一些糖果，巧克力等食品。
这些人虽带有物件回来，却不必经过搜身（每次家属接见后都要搜身），这样我们也就知道这些人是她们所在的区域里的帮教干部来看过她们了。
前不久，我们上政治大课时，观看了记录片“编辑室的故事”———《走近聂容》，这位聂容对我来讲已经不陌生了。因为九八年四月十一号我在黄浦看守所看电视时，看过她在松江女监帮教的情况。就是她使我生发了来女所服教的心，从而要求政保送我来执行单位的。
那天观看聂容在女监时，有一名犯人说没有去过劳役单位的人，不算真正吃过官司。我当时就想，难道我坐了一百多天的牢，还不算吃官司吗？莫非劳役单位真那么可怕，我倒要去看看究竟，可怕到什么程度。同监的犯人说：“你去就知道了，不过象你这种难得的人材，会写、会画、会讲。不象我们什么都不会，你到了那儿，一定会派你大用场的”。
这些话当时倒真让我消除了对劳役单位的恐惧感。我想自己年龄也大了，又没犯什么罪、错。加上正如她们说的，我多喝过几瓶墨水，到处都用得着象我这种人。本来我会一直呆在黄浦看守所的，就是因为聂容帮教的一幕，使我多次请管教转告政保，催他们送我来女所。
我很注意的是《走进聂容》中有一名杀人的女死囚，执行前一刻时，聂容去看望她。这人住在曹杨新村，她对自己所犯的杀人罪心中很表懊悔。
马上就要绑赴刑场了，聂容问她：“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她哭泣着回答：“什么都晚了”。
她请聂容去看望自己的老父老母，向双亲表明自己的歉意。
聂容做到了，事隔不久，她来到曹杨新村，她看到的只是一张遗像和一双泪眼。也就是说，这位死囚的双亲一个已经离世，一个正重病在床，奄奄一息。
这悲惨的一幕使聂容很感悲戚，她更要努力，以自己的力量去做好帮教工作，因为她不希望经常看到这种人间悲剧。
整个过程给我的印象是聂容在做帮教时心情十分沉重和忧郁。她没有力量面对这个女死囚和她双亲的需要，切实有效地帮助他们。
我相信在“帮教”战线上聂容是最出色的一位，她有奉献的心，她把自己的时间，金钱、精力都献给了罪犯。不仅来往穿梭于上海各监区，她还多次自费去江西等地的监狱看望罪犯，一次次去信鼓励他们对生活要有信心。
显然，象聂容这样的人在今天是不多的。正因如此，她成为“帮教”战线上的标兵。媒体争相报道她的事迹，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向她学习，关心监狱中这个特殊的族群。
很可惜聂容有奉献的心志，却不够有帮教的知识。
当我看到聂容一脸的痛苦和无奈时，我为她惋惜。虽然她成了名人，似乎也有许多“丰功伟绩”，但我却为她难过，因为她的工作效果不容乐观。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帮教的行列，希望自己有份于这一项神圣的事工。但效果如何呢？最近“大墙内外”周报上，报导了“帮教工作会议”的内容。我觉得这篇报告挺实在的，因为它毫不遮掩地把讲座的情况报导出来，在讲座中，不少帮教工作者对帮教工作流于形式作了检讨。
监管我的吸毒学员庄振华的母亲是虹口区妇联的帮教工作人员，每次虹口区帮教来劳教所与被帮教者谈心，庄母都会来。她不一定是与女儿“结队”，（我可以说她们母女俩根本不可能“结对”帮教。因为庄振华走上吸毒这条不归路，她认为母亲有很大的责任。可是直到今天，她母亲还没有意识到女儿的堕落自己该负什么责任），也不可能有力量帮助女儿走向新岸。
那么她对别人能有帮助吗？庄振华由于虚荣心的缘故，虽然怪母亲对自己教育不当，致使自已走向歧途，然而她又吹嘘母亲如何如何能干，好象母亲在做帮教工作能作多大的贡献似的。每一次母亲随虹口帮教队来，她就异常兴奋，自己脸上也增添了光彩。
是不是学员们都欢迎帮教呢？我最清楚了。我常听学员嘀咕，说什么“烦死了，有什么好谈的，谈来谈去老一套。没有帮教少一双瞄住你的眼睛，有了帮教多一根捆绑你的绳索。”
大家都知道，帮教人员工作的范围不仅是学员留滞在劳教所时偶尔来看看，与之谈心；更是在她们解教之后回到社区，帮教人员会与社区户籍警联合起来限制她们的行动，监督她们，并出其不意地造访、调查她们是否又去吸毒。
对付户籍警已经够烦的了，还得对付帮教，于是基本上吸毒学员不希望帮教来关心和帮助教育她们。
然而，这是一项政府很重要和重视的工作。在无可推诿时，学员们也会聊以自慰，从帮教来所看望她们中寻找到快乐。每一次帮教来，都会送来一些小礼品，通常是一块香皂，一条毛巾、一支牙刷，有些区帮教队伍更大方些，还会每人送几块糖果和巧克力之类的食品。对学员来说，不要白不要，尤其是食品，她们最欢迎的就是食品。
对学员而言，在劳教所最大的缺乏不是做人的大道理，是食物，所以帮教带来一些食物最令她们高兴。学员这时不去想帮教的坏处，而是想给她们带来食品饱口福的好处了。
我看在劳教所，帮教工作流于形式。
有时队长会问学员：“有没有给帮教写信汇报思想呢？”学员就回答：“生活都来不及做，哪有时间写信呀。”除了偶尔来看一次，作一小时左右的谈心外，几乎就没有什么帮教内容了。究竟是帮教工作者只想沽名钓誉呢？还是缺少帮教工作的知识和常识，当然因人而异。现在我想就帮教工作的一些必备知识，谈谈自己的看法。
罪犯的心中普遍存在着不平衡的心理问题有：第一，自己判得过重。第二、有些比我还坏的人没有得到惩罚。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虽说劳教所的学员，包括几乎百分之九十的“法轮功”学员都承认了罪错（象我这样关了三年还不认罪的人绝无仅有），但这些人的悔改是不真诚的。
他们都是做表面文章，心中都抱怨司法不公，自己不该受这么重的刑罚。正因为她们没有真正的认罪错，故这批人回归社会后，很少有不走老路的。因而，作为帮教工作者，一定要看清这点，不要被他们的虚假认罪所迷惑，以为这些人是真正地懊悔自己过去的恶行了。
要使他们弃恶从善，必须了解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偶尔花一小时，走很远的路，来一趟监区与女犯谈心，很少不会流于形式。人际关系中，沟通是最不容易学的一个功课。沟通需要时间，对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讲心里话，与中国的传统观念不吻合。
几乎每一个人都有“防人之心”，因为我们的老祖宗教导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是一个罪犯，身陷囹圄后，周围所有的人，无论是学员还是队长，很难从中找到朋友，几乎全应视为敌人。
队长本来就是吃这行饭的，你犯了罪，成了祖国和人民的敌人，我代表祖国和人民来惩罚你。
而学员呢，为了将功赎罪，会把你一言一行，尤其是内心深处的肮脏污秽，毫不保留地去向队长汇报，领取队长对自己的赏赐。因而，进到大墙内，每个人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防备别人，千万别向人暴露自己真实的一面。
帮教工作者的困难就在于此。身份有如队长，代表祖国和人民来教育帮助这些害群之马的坏人。实际却不能象队长那样，用惩罚为手段来达到目的。
换句话说，在地位上你得将自己放在罪犯朋友这位置上，否则你休想起到任何帮教的效果。
学员们从立案那天开始，已经面临到过多的审判官了：承办、看守所的管教、劳役单位的队长、甚至是队长看重的犯人中选拔出来的民管委员。这许多的审判官已经把人给整得够半死不活了，现在又多出一个帮教，谁愿意呢？
实在没办法，应付应付吧，你说什么我点头称是，用监狱里一句传了很多年代的话说：“进来了，你就得学唱‘是我错’（古典名剧）。千对万对是你对，千错万错是我错，没有解释，只有认识。”
作一个罪犯的朋友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不但得放下自己的架子，不把自己当审判官看待，用居高临下的姿态出现在你所要帮助教育的人面前；你还得去体会他处在今天的阶下囚地位上的痛苦心境，与亲人隔离，被人蔑视，每天服极重的劳役，生活所需十分缺乏等等。
如果你以为这一切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困难和痛苦，不以一种鼓励他们勇于接受挑战的积极心态去看待今天的处境，那你还是别白费气力来做这帮教工作。
你认为我没有毅力吗？你认为我这是罪有应得吗？可我认为不过因为你的运气比我好，实际上你比我还坏，只是运气比我好，不象我触霉头而已。
这些都是作帮教工作应具备的一个正常心态，你得把自己帮教的对象视为朋友，而不是敌人。不能居高临下地看待他们，要体会他们今天处境的艰难。有了这种正确的心态作前提，开展帮教工作就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了。
将罪犯视为朋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你要把他放在与自己同等地位上，首先就要认同这样一个事实：我也是软弱的人，也有可能会犯同样的罪、错。
不仅如此，你还得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让他们正视今天的处境，是由于自己犯罪作恶的结果。但通常你的对象虽不会讲出来，心里一定不服，这世间比我坏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那些人可以一直逍遥法外，不受报应？
法律当然是伸张正义和惩治罪恶的工具和手段，但法律的功能十分有限，受到时空的限制。举两个例子来说吧，五十年前中国人纳妾和生育多个子女都不违法，但今天的婚姻法和计划生育法就要判这种人违法了，这说明法律受时间的限制。在有些西方国家，尤其是战后重建时，会鼓励人生育，但我们中国却限制人生育。有些国家吃狗肉也算违法，这都说明法律受空间的限制。
此外，法律也受一些不同的道德观念的限制。大多数国家视偷窃为犯罪，但至今还有一些太平洋岛屿的小国，他们的法律规定偷别的部落和民族的东西不违法，偷自己部落和民族的东西才违法。很不一样，因而也使许多人对法律的尊严提出挑战，或者千方百计地钻法律的空隙，达到利己的目的。
那是否人世间就没有公理了呢？所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观念显得十分重要，有力量去制约人民不犯罪。很多人就是因为不知道，或者说不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才走向犯罪深渊的。
不知道或者不相信的人，他们的理由是没有看到他们认为是作恶犯罪的人受报应。他们以为报应就是此时此地跟他们一样受牢狱之灾。
殊不知报应有多种，人类自己定的法律和惩罚的手段有不同，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败诉的一方都受到了惩罚和报应，这些都是在“法网”的范畴内。
“天网”就更广了。做恶梦，被咒诅，整日活在不安和惊恐之中，都是上天对作恶之人的惩罚和报应。且这些都不是人所能看到、却是十分真实并叫人难受的。
中国还有句古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也告诉我们“天网”是跨越时空的。人间很多伤害不是太广太深的罪行，没有立案，过了风头就不了了之，但“天网”决不会遗漏的。上天报应犯罪作恶之人不仅手段奇特，时间也让人琢磨不透。什么时候才见这人受报，是人所不知的。但作恶之人必定受报却是人所共知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情欲收败坏，种圣灵收永生！
基督教的《圣经》里，有一段十分重要的关于审判和报应的话，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就是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跨越时空的。
有些人即使今生没有得到恶报，也就是人间的法律未能定这恶人的罪，但他终究还是无法逃脱永恒审判，逃脱上帝对人的公正全备的审判。
今天国家的机器——政法部门，为了打击违法犯罪，可以使用高科技侦察破案，用录相机、录音机把犯罪之人的犯罪言行记录下来，使之无可抵赖。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宇宙间，造物主上帝安置了许多比人所造成的现代化侦查机器更精密的仪器，把世间每一个人的一言一行甚至每一个思想意念都记录下来了，成为人死之后上帝审判的依据。
你若知道并相信自己所有的人生资料，包括有多少根头发，每根头发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脱落，都在上帝那里存档，当然你所做的伤害别人的事，所说的伤害别人的话也都存档了。这样自然就不敢任意妄为，使自己的人生档案中记录下那么多丑陋的篇章，将来作为诉讼状被定罪受审判了。
劳教所每年都有一两次“大揭大议，坦白余罪”的活动，一到这时，学员个个都很惊恐。有的人还有罪行没有暴露，就很怕再次东窗事发，加教期，或转为徒刑官司。
队长在动员会上屡屡提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我知道不少人有不少事就是硬撑硬顶着不坦白交待出来，也就是这样逃脱了厉害的审判。但是如果他们知道“天网”究竟有多么厉害，他们逃脱了今生，逃脱不了来世，就不会这样负隅顽抗了。
从消极来讲，早晚要受审判，不如早早地坦白悔罪，早早了结。从积极方面来讲，既然“天网恢恢”，“死后还有审判”，就得当心千万别犯错，免得将来受审判。
相信“天网恢恢”的人就不会心理不平衡了。我犯的罪现在就受到了报应和惩罚，那些同样犯罪，但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的人，上帝不会放过他们的。
“死后且有审判。”这铁定的律放在人的心里，使犯罪的人在惶恐中过日子不得安生，并不比受牢狱之灾好受。吃过官司的人都有这方面的体会，既然事情已经败露，惩罚已经临到，反而比较能轻松地接受面临到的现实了。
帮教工作者如果掌握了有关这方面的真理，就能够帮助罪犯平衡自己的刑罚太重和别人犯罪却不必遭受刑罚的复杂不平心理。法律虽然受时空和观念的限制，会有不公不义的现象。但上帝是公义的，任何人都逃脱不了上帝公义的审判。我今天为自己的罪受审是必须的，否则，将来还是难逃被审的罪责。
但是仅有这些来平衡帮教对象的心理还是不够的。你必须给他们一条切实可行的好出路，才使他们有方向，有目标并有力量走向新岸。
当我看到聂容在帮教时那忧郁和困惑的表情，很为她感到婉惜。是呀，她有一颗很好的奉献的心，但却不明白如何帮助人的真理。可以说她的教训和安慰是苍白无力，对罪犯没有多大帮助的。一个自己都感到无奈的人，如何有力量有方法来引导别人呢？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帮教工作者必须给人指出一条生路，并帮助他们走上这条路。
现在社会上也有些团体在配合做一些安置“两劳”（劳改、劳教）人员回归社会后就业的工作。有一部电视连续剧《何须再回首》就是描述这方面的事，据说这部连续剧的编导也曾蹲过大狱，里面人物的原型确有其人。这部电视剧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宣传的目的是让人民不要歧视“两劳”人员，给他们一条出路。这种宣传固然重要，然而，在今天大批人失业的状况下，许多过去的英模人物都无法解决再就业问题，谁还去关心那些曾经作恶多端的“两劳”人员呢？并且据统计资料显明，“两劳”人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会走老路，难得有几个重新做人的。
我们基督徒都明白，一个人若不确立（基督的）信仰，得到重生的生命，就不可能走向新岸。
一个犯罪的人，尤其是正在承受罪恶刑罚的人，自己是没有力量摆脱过去的影响和束缚的，需要外来的帮助。这外来的帮助当然也包括帮助他们寻找就业机会，然而，最有力的帮助并不是这些。若没有学会做人，就无法学会真正地做好事。
两劳人员之所以到这步田地，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存能力差，才需要进到监狱来接受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培养劳动技能，从而摆脱好逸恶劳的陋习。恰恰相反，两劳人员身陷囹圄，是因为他们不会做人，太会做事了。
他们大多数都曾经成功过，是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时代产物。他们落到这步田地，是因为欲望膨胀而产生的心理倾斜。对这些人的教育和帮助，必须从心病这个根来医治。他们如同生理有疾病的人需要医生一样，要得到心理上的治疗。这心理上的治疗比身体患病求医还更复杂、更不容易痊愈。
唯一能根治的办法就是接受基督的信仰，只有基督的信仰才是对付罪恶的。耶稣成为替罪的羔羊，为世人被钉于十架，三天后复活升天，今天仍活着，帮助每一个寻求接纳他的人。
佛教也讲弃恶从善，然而，那一套理论和教义仍是治标不治本。相信耶稣的人，以往所犯的罪都因接受耶稣的代赎被赦免了。在每个人的人生档案中，记录着我们的所有资料，不但是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宇宙间有精密得比人造的录音机、录相机还高功能的仪器，都一丝不差地记录下来了。连我们每一种思想，每一个意念都丝毫不差地记录在案。
我们的良心会因档案里的善行受安慰，也会因档案里的恶行被指控而不安。上帝在宇宙间、在地球上设立的拯救人类的方法是自己来代人死，让人因信他而活。我们在信耶稣的那一刻，已经接受了审判（圣灵来，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当我们认罪时，上帝就作成了一件事，藉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他的血就洗净了我们的罪。好比电脑里有我们存档的许多资料，我认一项罪，这存档的相关事件就被鼠标给点出来消除掉。我认得干净，认得彻底，我档案中的那些罪恶记录就不复存在了。这些空白处就由主耶稣所作的补充进去了，这就是代赎的意义。
有一天我们都要经历上帝的审判，不信的人在世期间所行的一切自己就定他们的罪了。无论他们所行的在人看来如何，自己看来如何，都要以上帝的标准来衡量。是善是恶不由自己，也不由人间的法律来定夺。人间的法律只能限制人不去行那些显然的恶事，但上帝的律法却告诉我们“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以此来衡量，人世间没有人不犯罪，统统得被定罪。然而上帝爱他所造的人，不愿他们被定罪受审灭亡。他自己来拯救我们，只要人肯信他，所有人生档案中不合上帝律法的记录，都可涂抹洗净。于是在永恒中，我们人生档案中就不再有罪恶的记录，这样就使我们能享受永远的福乐。
如果聂容能对那位女死囚讲述上帝救赎的道理，她岂不是大有希望吗？诚然她必须为自己犯下的罪行接受人间法律公正的刑罚，但她若是在临死前接受了耶稣的拯救，那么在永恒中，她就不必再为这已经在人间所定下的罪责以及人间法律尚无法知道，也不会定罪的恶行受上帝的审判了。当她离世归天后，她将享受上帝赦免她的永恒福祉。
那么，她就比一些尚在人间，却无缘领略罪得赦免之乐的人更值得。同时她也可以把自己的双亲交托给神，由神来帮助带领，不至于牵肠挂肚，悲悲戚戚地下阴间了。
如果从事帮教工作的人都能明白这些圣经的真理，那每一个被帮教的犯罪学员岂不都能看到希望，彻底悔悟，迈向新岸了吗？
上帝的帮助是最彻底的，不仅罪得赦免，而且广开新路。我相信吸毒者信了耶稣，就不会再在海洛英中寻觅那“飘飘欲仙”的感觉了，因为主神会将我们的心灵带到天国。我相信卖淫者信了耶稣，就不会再在色情淫欲中寻觅那“云里雾里”的感觉了，因为主神会使我们的心灵得到联合的满足快感。
上帝的帮助不仅是在我们受苦时给我们希望，使我们有力量度过苦难的历程；还使我们在顺利时受到警戒，使我们免于试探诱惑，安全稳妥地走人生之路。相信了耶稣，就不会象一叶扁舟飘泊在世间，我们会有许多同舟共济的人生伴侣。大家都是蒙主救赎的罪人，不会看不起别人，相反地我们会同情被软弱所困的同人。
现在大家都知道聂容是个出色的帮教工作者，其实还有一位大家很熟悉的人，一位真正出色的帮教，名叫张学良。
张将军因西安事变之故，多年来失去自由身陷囹圄。他深知作囚犯的滋味。现在，他蒙主拯救后，有托付去监狱布道，作狱中帮教。他不仅象聂容那样有一颗奉献的爱心，他是基督徒，明白真理，有帮教的知识和方式。他的帮教工作很有成效，因为他有从天而来的能力。
缺少这属天的能力，帮教工作只会流于形式，显得苍白无力。
无论在黄浦看守所还是青东农场的女劳教所，我都对管教队长讲过自己将来还会进来。我相信自己进来与别的学员不同，不是二进宫，三进宫为犯罪再进来。我相信有一天，上帝会为我们打开监狱的门，我会以帮教的身份进来。
因为大墙内这个特殊族群也是神所爱的，神的救恩也将临到他们。我期待着这一天早日来到，也把我的心声用文字留给劳教所和有关上级领导。
关于思想品德教育
这又是一个相当大的话题，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现在不仅讲法治，还讲德治的年代中。
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太久无“法”无“天”给百姓带来灾难的年代，现在法治正逐渐纳入正轨，老百姓总算有“法”可依了。但若仍然无“天”，也即没有敬畏神的观念以及实际，仍然不能脱离无边的苦海。
那么，德治是否能着眼于这些方面呢？对百姓的思想品德教育不从敬畏神着手，仍拘泥于前些年的老一套，能否有效呢？
劳教所除了劳动教养作为教育手段外，思想品德教育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每周一晚是政治大课的时间，除了生产任务紧张，等着出货外，基本上能保证到时候大家都回到宿舍里，分两排，坐姿端正地观看所部的电视教育。
除我一人外，每个人都得记笔记，没有文化的人也得请人代笔。政治大课的内容不少，除基础法制教育外，还有思想品德教育系列，“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巡礼”。为配合法制教育，司法部，公安部还拍摄了“神圣的阳光”系列电视片，用一个个小故事来演示每一条法律的内容。此外，还有“凡人美德”系列片。
应该说，手段上有了很大的改善，前些年那些单调的说教变成色彩斑斓、趣味性较强的观摩了。很可惜学员们仍然对上政治大课感到头痛，原因有多种，主要是要求太高：要坐姿端正，一动不动地几个小时眼睛盯在银屏上，人感觉很累，比干活还累，大家都感到吃不消。
非但如此，作笔记对大多数学员来讲也是苦差，比作指标还难。队长常常要抽看笔记，若有人偷懒不做，马上一张条子。致于互相抄袭，倒是不会追究的。不要说笔记，就是试卷，说是闭卷考试，且有许多管学习的队长在旁盯着，还会互相抄袭。
每次杀鸡儆猴地逮一两个舞弊者出来，但迫于压力，没有人感到抄袭是罪，因而痛恶弃绝。甚至队长由于压力（四个大队评比看哪个大队的平均分最高），也鼓励学员抄袭，把正确的答案向学员暗示出来。
有一次想来真好笑，那还是吴队长在二大队时，她小组里有一名学员考不出好成绩，临上考场时，为了不让那学员拉二大队的后腿，她命令另一个学员代那考不出的学员上阵，将两人别在胸前的学员证互换，赶着上考场。
刚进劳教所，见到这种情况觉得很不是滋味，队长怎幺可以鼓励甚至命令学员营私舞弊呢。时间长了，比这更可怕的事也司空见惯了。吴队长相比其它队长来说，还是人品上乘的呢！
除了这些原因外，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对学员没有吸引力。换句话说，现代青年看够了色情片，功夫片，对教育片根本就提不起兴趣来，除非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的片子，他们才会认真看。
比如《远离毒品》二十一集的电视系列片。我看他们倒是较认真地在观摩。但即使如此，他们虽有兴趣，态度还是大有问题。他们的兴趣在看到毒友在吸毒过程中的种种享受和戒毒过程中的种种苦难，以此来对比自己的经历。高兴时，尤其是看到别人在“飘”时，会眉飞色舞；难受时会流下“鳄鱼的眼泪”（她们对自己悔改的嘲讽）。
我觉得这些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较比前些年要丰富多了。在我们那年代，充斥着假话，空话，大话，到处都是欺骗谎言，权钱在手就是真理。顺“毛”者昌，逆“毛”者亡。现在相比起来客观一些了，在社会主义道德教育课题中，公开承认毛泽东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
然而这种认错已经失去了意义，我周围的学员根本不在乎这些，甚至他们对毛泽东是谁？曾经怎样主宰着他们父辈的命运都一无所知。他们也不在乎毛泽东的错误给国家的经济，政治尤其是公民的素质，也就是思想品德带来什么影响？他们都不在乎，他们只在乎毒品给自己带来的感觉。没有它可受不了，为了毒品，得怎样去弄钱？
凡此种种，给我看到对这些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艰巨性。
我周围的人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很有代表性。如果对他们在这方面的教育能见成效，则整个社会公民的素质教育不成问题。相反，在这封闭的小族群里，在如此严密的环境都无法改造好，使一个人的思想品德有所提高，那么，回到社会这个无边无际的环境中，各种思潮象波浪前涌后翻，袭击着软弱孤独的人们，很难想象这些人的素质会改变，会提高。
而这些人又将成为一种负面的，反作用的力量，使整体公民的素质无法提高。
如何着手对学员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呢？我对这些问题也有过深深的思考。
以我的观察，虽然他们中毒（白魔海洛英）很深，但还没有到无药可治的地步。也就是说值得在他们身上费时费力费财。我相信这些人一旦真实的悔改，就会从目前这种社会渣滓的光景，转变成为社会的精英。
在基督教的《圣经》中记载了一个名叫保罗的人，他自称原来是“罪人中的罪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罪魁祸首吧！他后来因信耶稣成了历时历代，各民各族的榜样英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精英。因此我认为在劳教所从事思想品德教育很有意义，我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的观察与思考也很有意义。
以下我将从三个方面来叙述自己观察与思考的结果。我相信一个人的思想品德状况脱离不了这三方面的表现，我也看到这儿的教育也是从这三个方面在着手进行。
第一、如何从政治上来开展思想品德教育。
一谈到政治，许多人都以为与己无关，政治是那些当官的事，与我们普通老百姓无关。
然而是否真与百姓无关呢？我们知道，不但有关，而且极其有关。百姓考虑的问题，衣食住行的生活问题都与政治有关。国家的政治昌明，百姓的生活就安宁富足，政局不稳，生活就失衡。政治不仅是政治家的事，不仅是国家公务员的事，也应当是全体公民共同关心和投身的事。
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主观的人还与客观的世界有许多牵连。我们不仅生活在家庭中，还生活在社会中。既然每个人都得投身于社会，政治就是一件无可避免的重要事了。
你可以不去管它，但它要来管你。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一种政治氛围中生存。你是已知还是无知，政治都在对你进行一系列的干预。因而你就必须接受这方面的教育，使你与社会与别人有正常的关系，对别人要有关怀。
二大队的学员因为都是吸毒者，她们对社会对别人的关怀就显得相当薄弱，要他们对政治学习产生兴趣也很不容易。我们难得有机会看电视，如果不是队长规定看新闻节目的话，他们一定不会看新闻节目的，因为对这些节目没兴趣。
怎样使这些看起来似乎是枯燥无味的事变成对他们来讲很有意义的事呢？这是教育者的责任，引导是很重要的一环。
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吧：有一次，看新闻联播，正值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主要议题是“西部大开发”。当时学员中有人问：“什么叫西部大开发呀？”
我不失时机地回答说：“西部大开发的意思是说，现在中国人都比较集中的住在东部沿海一带地方。因为这儿交通方便，资源丰富，因而人们的生活条件也比较好。但是人口密度大，很难有发展前景，就好比现在上海人争相开店做买卖，哪有那么多的人买东西呀！而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小，很值得去开发。如果你有眼光，肯去做艰辛的开拓工作，西部是个好市场，去得早的人成功的希望就大。你们将来回归社会，与下岗工人争饭吃肯定很困难，不如去西部开发，对自己对国家都有好处。”
这几句话一解释，她们就明白了，也觉得这个政治问题跟自己有关联，兴趣也上来了。很可惜你们队长不准我讲话，尤其是与我的信仰有关的话，若不然，我会就这个问题与他们谈得更深入一点，使他们不但是发生兴趣，还有可能作出正确的抉择。
又有一次，也是看电视时，看到“世纪悬案”这节目，讲到希特勒的罗曼史，他的婚礼也即丧礼。大家对希特勒的兴趣比毛泽东还大。我们看到希特勒自杀前去登记结婚，在填表格时，特别写上自己是雅利安人。
解说员只是特别强调他把自己的民族血统填上了，并没有说明这样做有什么意义，看的人大多数不解，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
我又抓住机会说了几句：“希特勒是个很骄傲的人，他憎恨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各方面都很成功。另一原因是他的母亲有一个犹太民族的情夫，这些都引起了他的嫉妒和仇恨。他以自己的日耳曼民族，雅利安人自居，并煽动本民族人们的所谓爱国热情，以雅利安人为荣，宣称自己的民族是最优等的民族，誓与犹太人为敌。他在二次大战中，杀了整整六百万犹太人。‘多行不义必自毙’，在临死时他也要把自己所谓优良血统显示出来，所以在婚礼加丧礼前夕的教堂登记表中，还注明自己是雅利安人。这是典型的军国主义精神，就跟日本人以大和民族自傲自居没什么两样。”
学员们都认真地听我讲解，连监管我的人都忘了制止我说话，显然他们对这些还是有兴趣的。我这么一说，他们都懂了二次大战发生的某些原因，也明白了为什么要反对军国主义。若不然，这些问题永远不会被他们有兴趣去了解。
我之所以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让队长尤其是负责学习的队长了解学员们真实的光景，基本上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可以帮助他们发生兴趣。对历史，现实，国际，国内，无论哪个事件或哪个人，似乎与我们很遥远，但都可以与我们有关。我们都可以从这些事件、这些人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使我们得到警戒和充实自己。队长若能对学员加以提示和教导，我相信学员们会产生兴趣，会从政治事件和人物中吸取经验教训的。
爱国主义是政治思想教育很重要的一环，但如何着手却不是一件易事。当年希特勒和日本天皇发起侵略战争，也是利用国民的爱国情愫。结果不但把别国拖入苦难的深渊之中，更把自己的国民带进灾难性的后果里。
爱国主义教育要与国际主义教育平衡好，使一个爱国者有高瞻远瞩的眼光，有舍己献身的决心，有胸怀全球的目标。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两回事，前者只会行不义导致自毙。
第二，如何从文化这个层面来开展思想品德教育
劳教所的学员文化素养都较差，我这是相对在看守所遇见的女犯来说的。在看守所认识了不少经济犯，有些因诈骗，有些因行贿受贿，有些利用信用卡计算机犯罪。
在我呆的五号监内，不少人是大学生。在经济腾飞的浪潮中，他们被翻滚的狂浪吞灭了。这些人大多数是徒刑官司，判劳教的人大多数是吸毒者，小偷小摸，卖淫嫖娼者。这批人大多数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有些甚至是文盲。来到劳教所后，发现这儿还有五十年代的色彩，即有扫盲班。
劳教所对学员的文化教育也颇关注。每个大队都有各自的写作班子，一些文笔较好的学员被挑选进这个班子内，除了完成生产指标外，她们还须每月交两篇短稿，不然就要受罚。稿件被录用就会得到三十到八十分的奖励。
这些稿件主要是用于大队的黑班报，较好的将会被所部推荐送到监狱系统办的“大墙内外”报去。此外，所部每天有三次广播，学员去饭厅排队的时候，可在各工段高悬的喇叭中听到新闻节目，也听到女所学员写的一些稿件。
此外还有一些文艺节目，大多数是流行歌曲。每个大队也都办有小广播，好的稿件会被安排让学员自己朗读，录入磁带中，用录音机在各工段轮流播放，学员一边作工一边听。
这些稿件的质量不算好。主要原因并非学员文化素质低。几乎每一个写作班子的通讯员都不是甘心情愿写东西的。生产任务很紧，放工后打理自己的事情都很紧张,哪有时间坐下来写文章呢？迫于压力不得不应付差事，这种文章哪有什么灵感，质量会好到什么地方去？
不仅学员写稿是应付上面，而且黑板报也是一种形式，是应付所部的评比。第一批监管我的学员庄振华在女所服教期间，就是负责编辑二大队黑板报的。每半月出一期版报，各工段各小组的通讯员把稿件交上来，由民管学习委员和江队长（负责学习的队长）一起筛选出征用的稿件，交给庄振华。庄振华再根据稿件的主题，构思出刊头和每篇文章的配画。
通常给庄振华一天半到两天的时间，不用做指标，专出黑板报。就这样她还是感到很大的压力，多次偷偷的向我请教，我也给她出主意，帮她一起来构思。
有一次，车工班有一个小组长，在开大账时，由于生活民管不慎多给了她们小组一包饼干，她们没有还出去，而是偷偷地自己小组的人分吃了。在“大揭大议”运动时，有人把此事举报了出来，这个小组长受到处罚，本来可以提前一个月解教的，结果泡汤了。
这期版报的主题是要让学员知道：在劳教所“没有攻不下的堡垒”，“没有不透风的墙”。
庄振华不知该如何设计版面，我建议她画一架天平，左边是一个大礼包，右边是一张提前释放证，孰重孰轻，让学员们自己去衡量。评比下来，因这个构思较好而为全所第一名。
此外饭厅舞台上有一幅挂了两年多的背景画，也是我帮庄振华构思由她执笔画出的。
庄振华毕业于“华山美专”，人很聪明，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应付每月两次的黑板报，原因是队长给的时间太少了。每次只有一天半到两天时间，先得把上期的黑板洗净，然后用粉笔勾勒好画面，再用水笔把稿件抄写上去，把画面用不同颜色的水笔画好。
全部好了，先由江队长和罗队长两位负责二大队学习的队长过目，她们会指正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然后把黑板扛到饭厅去，与其他三个大队的黑板报放在一起。
到了评比的时间，所部教育科的队长和各大队负责学习的队长一道参与评比，入选的话，大队会奖励八十分。庄振华有一度常常获第一名，每月出黑板报可得一百六十分奖分，大家都很羡慕她。殊不知辛辛苦苦做指标，最多的也不过奖励二百分。
出黑板报的目的何在？本该让学员看才对，可是黑板报在劳教所是为评比才出的，学员根本看不到。说看不到似乎也不对，在饭厅四周靠墙边，各大队的墙报就放在那儿，但大家只能远远的看到图画，除非吃饭时正巧排队在墙角落坐，才能看到文章的内容。
然而，即使坐在墙边，也不能侧过头去盯着黑板看，被队长看见就是一张条子，说是东张西望。因此，可以想象，这种学习，这种文化教育，不是形式是什么？
除黑板报外，每隔一段时间，每个小组可得到一两张“大墙内外”报传阅。
“大墙内外”是上海监狱系统创办的，有一位笔名叫“言明”的是主编。这份报纸办得不错，选用的文章质量也蛮高的。我见过原来与我关在一起的陈琳（她判了十五年，在松江女监服刑）写的一篇《愧对女儿》的文章，登在“大墙内外”上。此外，她还获一九九九年征文二等奖。
相比之下，一方面由于“大墙内外”稿件来源广，一方面吃徒刑官司的人整体文化素质高，是比女所的报纸办得好多了。
除了“大墙内外”报之外，每季度女所也有一份“青苑报”出版。我就是从此报刊登的女所地理位置，才知道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天圣庄”。于是我知道这块土地上曾有西国传教士留下的脚踪，是他们把福音传遍了青浦和松江一带。就在劳教所的左前方不远处有“佘山修院”，八七年我曾去那儿与修士们有过短暂的交通，这一带福音的基础还是挺不错的。
一大队举办过好几次“故事会”。让学员把看过的一些书籍中的故事，很有表情地叙述出来，讲得好的人可以获奖。每逢节庆日，各大队和所部都有联欢活动，有文艺演出和卡拉OK大奖赛。
这些方面劳教所是办得不错的，原因是学员具有表演才能，很多人在社会上热衷于演艺圈的活动。她们大多是歌迷，有些人自己就是歌星。我经常听她们讲到刘德华，张惠妹，张信哲，周华健，好象这些歌星都是她们的老朋友似的。她们告诉我大多数歌唱家都是吸毒者，我无法考证是否真如她们所说的。有一段时间，劳教所的学员都在哼唱苏永康演唱的“爱一个人好难”
“你说你还是喜欢孤单，其实你怕被我看穿；
你怕属于我们的船，飘飘荡荡的上不了岸……”
晚上排队去饭厅时，高悬着的广播喇叭里也是放这首流行歌曲。
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只有我一人在摇头叹息：为何人们竟然喜欢这类不是歇斯底里便是无病呻吟的歌曲，为何队长们也特别喜欢这类低级沉迷的歌曲？
说实话，与其投人所好地放这种流行歌曲，还不如放一些学员们认为老土的革命歌曲对他们的灵魂有好处呢！在每周的讲评会前唱歌的时候，学员们在唱“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时，一个个象蚊子叫。可唱起“心太软”，“一把火”，“伤心太平洋”等流行歌曲来，不知从哪来的劲，歌声真是如雷灌耳。
我觉得以文化教育这个层面的工作来讲，真不可迁就学员的低级趣味。
在我年青的时候，流行歌曲也就是革命歌曲，现在已经不太有人要唱了。劳教所的联欢会上表演的节目内容与社会上差不多，反映出人们内心的空虚无聊，消极颓废。
我不知道政府有关部门对这种现象会不会似我内心那么焦急，是觉得文化这一层面出现这种情况是好的，表明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程度在提升呢？还是觉得全民整体素质受这些低迷的消遣方式之影响在下降。
我觉得越来越下降。在理想与现实的抉择中，人们更多的选择现实功利的东西，包括欣赏和追求文化表现形式的胃口。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体育节目等，人们追求色情和暴力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是现实赋予教育工作者极大的责任啊！然而现在的教育工作者，很难找到几个能分辨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人来。自己的文化格调都那么低迷，又如何能引导别人走出误区？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用了两个词来形容两种不同文化素养的人，一是“阳春白雪”，一是“下里巴人”。作为教育工作者你不能自视为“阳春白雪”而轻视“下里巴人”，你的责任是帮助“下里巴人”提升到“阳春白雪”才对。如果因为有些“阳春白雪”是些酸溜溜的伪君子，就号召人们去作“下里巴人”，我看这是一件大错特错的事。教育工作者不但要在文化的普及上效力，更要在文化的提高上效力。这样，国民的素质才有望可以提高。
我感到高兴的是，有一次，在二大队的联欢会上，金小林所长做了一件在我看来挺不错的事。
当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地沉迷在“哥呀，妹呀！情呀，爱呀”之中时，突然主持的学员对大家说：“我们要不要欢迎金所长来一个呀！”原来金所长来了，大家立即起哄了：“金所长，来一个，金所长 , 来一个!”
我盯着金所长，要看看她是否也象其他队长那样，只是好玩地在旁边观看这些平时一直被压抑着，现在放松了的学员在疯玩。只见金所长走进圈内说：“我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歌唱的才能，我来唱一首“妈妈的吻”，随后她就唱开了。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又倚在家门------”
唔，这首歌被金所长这位劳教所的权威人士一唱，整个联欢会的气氛有了极大的转变，那种一会儿歇斯底里唱歌和跳青春动舞，简直就象群魔乱舞；一会儿无病呻吟地哼吟，简直象在医院和太平间的气氛变得平缓了。
我看得出来，学员心中不满却又无奈，我为金所长能制止这种低级趣味的联欢，唱内容健康的歌，而不是以强力制止而叫好。多少次看到学员门疯玩了一阵，回到宿舍那种颓唐模样，我就为她们难过，在外面的世界，许多人就是这样在纸醉灯迷，花天酒地中度日。他们不知道这些文化生活，文艺活动是在令自己走向深渊，走向低谷。
究竟怎样的文化生活才能提高人的情操，把人带进积极向上的思想境界中去呢？
我知道，这世间只有信仰能帮助人提高情操和境界。以音乐来讲，圣乐能陶冶人，使人在聍听中得到内心的安宁和领悟；而世俗的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绝不可能有此特效。以绘画来讲，圣画能陶冶人，使人从中看到人的善恶两性中，善的力量为何制服邪恶。文学作品也如此，那些经久不衰的名著大多数是从圣经这部天书中展开延伸，刻画描写人性的真实光景的。
我自己的经历和我在传道多年经验中得出了这个结论，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圣经文化不但能提高人的道德素养，也能提高人的文化素养。许多人因信耶稣而变得聪明睿智，文质彬彬。
改革开放对中国人民当然是大好事，不幸的是我们在吸取外国先进科技的同时，也把许多文化的糟粕吸收进来了。有人说现在中国已经找不到文化人，都变成商人了。为了经济利益，许多人放弃了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只追求作品的商业利润，由此许多低劣的文学作品，音乐作品，绘画作品出台了。
人们一味追求名家的东西，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处，只想占有，不懂享受。
我觉得从文化这个层面展开的思想教育虽然目前条件所限，不能有好的东西来帮助教育人，但至少可以制止一些不好的东西来腐蚀人的心灵。我建议所部的广播取消播放流行歌曲，放一些健康的轻音乐
第三，如何从经济这个层面来展开思想品德教育。
长期以来我们所受的教育以及傳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公善私恶，义善利恶。改革开放对这种错误观念有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很不幸的是，人们的观念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用一种错误的思想来抑制和纠正另一种错误的思想。结果我们总不能四平八稳地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经济体制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许多人的生活有了改善。但不能不看到其负面效果的可憎可怕，纵观我周围的学员，有哪一个不是因此而身陷囹圄的呢？金钱的追逐使一部分人富起来了，这部分富起来了的人又怎么样呢？他们不是在走向幸福，走向永生，而是徒增了许多痛苦，走向灭亡。
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之财，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依我看这方面的思想品德教育要从如何获财和如何理财这两方面着手。
吸毒学员尤其是要加强这两方面的教育。吸毒学员一开始吸毒时，大多数都很有钱。他们是经济的弄潮儿，暴发户，所有的好吃的都吃过了，毒品就在他们尝尽了人间的美味佳肴时，不失时机地进入他们的生活中。
他们认为吸毒是一件很体面的事，表明了他们的身份和经济实力。渐渐地，他们的万贯家财吸光了，就以偷、抢、卖淫获取毒资。吸毒者之所以沦为今天的光景，是因为他们的钱财既非取之有道，更非用之有道。这所为的“道”不是门道的道，而是道德的道，真理的道。
即使进入大墙后，这些人仍然不是以道德和真理，而是以歪门邪道来充实自己的饭卡，体现自己的实力。他们不能勤勤恳恳地干，开动脑筋地干。他们有力气，有头脑，只是这力气和头脑不用在正道上。要使这些人步入正常的人生之路，就得以真理来教育他们，如此，他们才能藉着在这里的思想品德教育成为社会的精英，而不是社会的渣滓。
在经济领域，或者说在商界，有两个名词是跟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有关的。这两个名词我看可称为经商的秘诀，或说它们体现了商业的灵魂。一是“黄金律”；二是“马太效应”。
“黄金律”是根据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来称谓的。“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们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通常我们认为“无商不奸”，似乎不说谎不欺诈，就不能从商成功似的。但是这条被商界称为“黄金律”的规则却是宣告说：你不能依靠谎言和诡诈去获取成功。谁会喜欢别人对自己说谎和欺诈呢？既然人人都希望别人诚恳信实地对待自己，那就应该如此对待别人，现在世上流行的说法“换位思维”也是这种意思。
我们都知道信誉对一个人，对一个单位，一个品牌都是很重要的。而好的信誉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来自“黄金律”，处事为人真诚相待，无论对方是至爱亲朋还是素昧平生；无论你于之打交道的是天下大事，还是区区小事，“你愿意人怎样对你，你也要怎样待人”。
通常人们都信奉“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人”的哲学，可是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为人之道，却使人徒增很多对手。树敌太多，使人的精力无谓地消耗在这种拼搏中，于人于己都十分不利。
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颇得人心，“双赢”——也就是互惠互利。我们希望自己成功自己赢，根据“黄金律”，你就去祝福别人也成功，别人也赢吧。
“双赢”这个新概念不是“傻”而是“精”，很可惜人没有这种头脑，总把自己摆在“倾轧”“算计”别人的劣势中。这种人可能会有一时得逞，似乎获得了成功，但这种所谓的小聪明，决不会带给人真正成功，长久成功的。“聪明反被聪明误”，中国这句老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马太效应”是根据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十四节到三十节主耶稣打的一个比方总结出来的。在这个比方中，讲到有三个仆人，从他们出门的主人手中各接过五千，两千，一千银作本钱去做生意。
那本钱最多的仆人不但保住了本，还另赚了五千两银；那得两千的也另赚了两千；也就是说，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他们使自己的经济效益同样获得翻了一倍的好收成。可是那领取一千银的仆人心里不平衡，认为主人偏待他，于是沮丧到一个地步，干脆把银子埋藏起来，等主人回来时，原封不动地交还主人。
对于这三个人交帐的情况，圣经记载说：主人夸奖第二个接受两千银的仆人和夸奖第一个一样，称赞他们又忠心又善良，并让他们与自己平起平坐，享受同等的快乐，而那个埋藏本银的仆人却被主人怒责为又懒惰又可恶的人，把一千银也收缴了去，自然不能与主人同享快乐了。
这个比方有多种寓意，刻划了很深刻的真理。
我们人生在世所拥有的其实并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那位远在天边的宇宙之主的，他就象出了远门的主人，但仍然是主人，拥有权在他手中。我们在地上如同行路客人，就象这个比喻中的仆人一样，受托管理主人的财富，主人给予我们各人不相等的才干，时间，金钱，让我们去做生意，就是现在所说的去发展。
我们不能象那个接受一千银两的恶仆那样心里不平，觉得主人不公，就埋没自己受托去发展的银两（才干，时间）。可能我们没有五千两那么多，只有两千两，甚至只有一千两，但这都不是问题。那两千变为四千的，那五千变为一万的，在交帐的时日受到主人同等的喜悦夸奖。如果那接受一千的没有埋没，而是去发展，到交帐时交两千，他的待遇同样，也被主人夸奖，与主人同享快乐。
主人没有要求接受一千的交一万，没有要求接受二千的交一万。主人不是蛮不讲理，他赐给人不同的才干，时间，金钱，对人有不同的要求。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以自己有限的，也就是只有两千或一千，凭自己的有限的才干、时间能达成一万的收效。
我的家庭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我象是被主人授了五千的仆人，我儿子象是被授银一千的仆人，我们都要去发展自己。我若不尽心尽力去发展主人给予我的本钱，我的心就得不到满足，我怕自己到时交不了帐，被主人视为懒惰可恶的仆人。
而我儿子生来有不少缺陷，他讲话不清，手脚不灵便，有不少障碍。但值得庆幸的是，我儿子没有埋没自己仅有的一千银子，他没有埋怨主人不公正，给予他太少。他乐呵呵地从主接受这一份，似乎是很不起眼的一份。他常说：“天生你才必有用，天生我才与众不同。”一方面欣赏别人，一方面也肯定自己。
如此他很好地发展了自己，使自己所拥有的一千银两变成了两千，不但得到别人的认同，他自己也有满足的喜乐。
可是许多人不懂得“马太效应”，不懂得怎样去发展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不是太高就是太低，在使用钱财方面也是如此。他们急于发财致富，想以两千银两不是通过艰辛的努力达到赚五千的收益，这些暴发户，他们的钱财来得快也去得快，最终还是两手空空。我周边的人就是这种光景。
劳动教养一方面培养学员通过自身努力来获取收益，但也不可忽视对学员进行经济规律的教育，而经济规律中最奇妙的就是“黄金律”和“马太效应”。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如果在经济方面有了好的教导，也就能得到好的体现了。
“法治”是个很诱人，也是个很艰巨的目标。怎样的思想道德品质才是可称颂的呢？是那些口号喊的最响亮的人吗？是那些得过且过的人吗？我盼望国民素质能提高，自己能在一个安定的氛围里度日。但我深知，提高国民思想品徳不是哪种运动，哪种主义能达到的。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经济要发展要提高，靠有限的人，有问题的人来想办法，使力气，都是无济于事的。除非这个国家和人民都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
要想走“徳治”的道路，就必须对国民进行圣经真理的教育，圣经真理涵盖在一切的政治，文化，经济各个领域。一个明白并且顺服圣经真理的人，必定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徳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就象当年毛泽东对加拿大来华事奉的基督徒白求恩所评价的那样。
关于精神（心理）问题
我很高兴地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起了深刻的变化。
不说别的，就说对“健康”一词的看法吧！以前人们认为没有身体的疾病就算是个健康的人，现在对“健康”有了新的解释。不但要生理没有病，还要心理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心理疾病也是不健康的标志。据资料统计表明，近百分之二十的人不健康，并不都是生理有疾病，很多是心理有问题。
劳教所关着一千多位心理有疾病的人，这些人在这所“医院”求医。劳教所与精神病院相同的是：住在里面的人自控能力都很差，思维方式也很特别。不同的是，以强力手段为主要管理方法，劳教人员比较容易治范，而精神病人却必须同时依靠药物来迫使他们就范。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些违法犯罪分子他们都患有轻度精神病，存在着许多心理问题。
我这么说决非危言耸听，三年来，自己被圈在这群人当中，无异于关在精神病院内。只不过精神病院里没有劳役，只有帮助治疗较轻的手工劳动而已。每天我都感到自己在无数座的火山口旁坐着，不定什么时候，哪个火山就要喷发，一旦喷发那情景就十分难以收拾，危险也极大。
我很同情在劳教所工作的干警，他们虽然收入稳定且可观，但终年与劳教人员打交道，自己的性情难免也会发生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得粗鲁暴虐，焦躁易怒。无法想象一个温柔的人怎能在这种环境中保守住他的温柔；时间一长，我觉得队长也会变成一个可怕的心理病患者，这方面的损失是再多的金钱也无法挽回的。
不止一次所部管理科陆科长找我谈话时，我都不客气的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令她难堪，令她难堪并不是我多次向她发问的目的。我只是希望她们从这种志得意满的可怜光景里面有些反省，激发她们感到自己需要耶稣。我说她们长期面对犯人，自己处在居高临下的位置上，说话的语气也好，做事的方法也好，难免会习惯成自然。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不但会失去女性形象中美好温柔的一面，而且会遇到很多麻烦。
老是用祈使句与人说话，大大小小的事件都命令犯人去做，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在劳教所没问题。但在家庭中，在社团中行得通吗？
有一位姓何的队长，长得眉目清秀，小巧玲珑。记得她刚来到“后道一”，管生产的
何队长在“后道一”没呆几天就调离了，她变成值夜班的队长。通常我们知道，这是降职。据说何队长是有些背景的，一般来说，不是警校毕业的人穿上这身警服，都是有些来头的。可惜她马上遭贬抑了，从管生产的队长贬到值夜班，显然是她的能力不够才遭贬抑的。
我见到何队长第一眼就觉得她自信不够。她一脸的孩子气，为了守着在众学员面前高贵的队长身份和气派，她像五十年代还没有麦克风时舞台的报幕员一样，将两手上下握在胸前，时刻以这种姿态在工场间走过来走过去，执行她的警务。
她的喉咙本来可能是不够响亮的，但为了提高自己作队长的威望，说话就高声尖叫，学员们常低下头来窃笑。我想她是被告知对付犯罪学员不是件易事，必须凶狠点才能治服她们。
本来何队长不具备凶狠的气质，但为了很好的执行警务，她必须学会凶狠。这么一来，她就扭曲了，那形象十分可笑，并且出了不少洋相。大队长对她意见很大，认为她不称职，就把她调到夜班去了。夜班查室的工作多在学员入寝后进行，相对白天事发的可能性小一些，承担的责任也轻一些。
然而这种贬抑使何队长遭受到巨大的创伤，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她变了很多。她说话的声调很高，咬牙切齿，明明不是个凶狠的人，为表明自己可以对付得了，经常寻衅向学员发难，动不动就开条子。查室时报数声音轻一点要开条子，重一点又要开条子。
有些调皮捣蛋的学员，报数时故意引起别人哄笑，并不害怕她开条子，开了条子就去与她磨嘴唇皮，她也就会把开出的条子又收回来。
这样，学员掌握了她的性情，更不怕她了。她虽然表面上凶狠，但学员不怕她，在她当班的日子里经常耍她，她还不知道，当干警的威严自然没能保住了。
我看得出，何队长存在着许多心理问题。何止是她，许多队长和学员都存在着许多心理问题，才使劳教所这块美丽如画的园地像地狱那么阴森凄惨。
我曾经向江队长提出过：为什么要使大家那么痛苦的活着呢？这些人犯了罪，离开亲人、失去自由，这种惩罚还不够吗？为什么要无端地再制造出那么多的痛苦来让人消受呢？
江队长迴避回答我这问题，但却告诉我：这是劳教所，不是疗养院，我想象的那种人际关系和谐的情景，即使在社会上也不可能实现。
她们说得对，学员们已经习惯了在这种圈子里生活，互相倾轧，互相计算。而我的圈子全然与此不同，我们讲究的是彼此相爱，彼此分享、分担。让我感到难受的是，她们根本不想去达到美好的精神生活境界，他们甘愿让存在于各人身上的心理问题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
我有责任唤醒这些沉睡的人，使她们知道自己的问题，知道她们患有严重的疾病，致死的疾病。这些疾病并不比癌症对人的侵害轻，这是一种“非生理性癌扩散”。现在我要以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些事件，说明人们的精神面貌需要改观。问题在哪儿？方法在哪儿？
我将从人四个方面的心态予以说明。人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人的恐惧感，沮丧感，憎恶感和罪恶感，我一一的说明这些不正常的心态会带给我们多么可怕的心理问题。
先说恐惧感。惧怕这个词跟我们的生活很贴近，我们一生的年月几乎都离不开这个“怕”字。小时侯怕失学，怕失宠，青春期怕失恋，怕失业，年迈时怕失去健康，怕面对死亡。
还有很多很多很具体的怕，怕比我们力气大的人，怕面目丑陋的人，怕父母，怕老师，怕上司，怕老婆，怕老公，有些人甚至怕儿子，怕女儿，怕孙子，孙女。不但怕人，还会怕鬼，怕一些自己尚未明白无法理解的事。做错了事又怕惩罚，怕报应。总之，没有人什么都不怕，基本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活在恐惧中，被恐惧感所控制。
其实我们没有理由那么担惊受怕地过日子，我们所害怕的人和事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在追赶着我们。但是几乎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害怕不是没有由来的。可以这么说，你越是担心害怕，事情越是会朝着你预见的方向发展。
举个例子来说吧！青年人怕失恋，为了不失去自己所爱的，在恋爱期间，热恋着的男女双方都很当心地掩饰自己的缺点，尽量地展示自己的优点。这本来是件好事，可以借此扬长避短，逐渐克服自己的弱项；然而，只要恐惧感一来，事情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你一怕失去你所爱的，这种怕使你失去信心，猜忌、嫉恨就随着恐惧感而滋生，从而在扬长避短上走向极端和误区。因猜忌，嫉恨，你渐渐地会失去你所爱的。这样，本来可以避免出现的事情，因着恐惧感的缘故，就真的出现了。
今年四月份所部举行运动会，这是我来到劳教所后，第三次开运动会了。内容跟前两次差不多，有队列操比赛和各项田径、球类赛。
今年的运动会二大队有两个队列方阵参赛，因为人多了，一个方阵太大。别的大队都很卖力地在训练，二大队因为生产任务紧，抽不出时间去训练，恐怕是要落在别的大队，尤其是三大队后面了，好几次吃饭上食堂的时刻，我看见三大队队列操练正进行着。她们服饰整齐，步伐整齐。
队长在学员中说起了泄气话，似乎是三大队夺魁已成定局。
运动会开幕式开始了，我和其他不参赛的人，坐在操场四周观摩。管我的学员顾春华本来可以参赛的，但因负有管我的政治任务，她只好放弃夺冠加分的机会了。我看她心中很表遗憾，当然也无奈，就安慰她别沮丧。这时候的我已经被大多数队长和学员所认识，我自己也更会伺机说上几句话，不去管她怎么汇报，队长如何惩治了。
各大队表演队列操的人上场了，我听见不少人在窃窃私语：“这回二大队拿不到第一名了，肯定是三大队，阿拉训练的时间也没有，人家三大队天天训练。”
我觉得事情并不像学员们所认为的那样，三大队今天的服饰选错了。她们穿一身庄青的队服，如果穿那套银白的队服我看更好些（各大队有不同的队服是每人务需购置的，三大队每人要买两套，是庄青和银白各一），因今天的太阳很猛，难得的阳历四月初有这么强烈的阳光。
三大队这个方阵共有一百二十一人，黑压压的一片，显得很不和谐。一大队的方阵是白衬衫蓝棉绸裤、黑布鞋；二大队两个方阵，一队是红色T恤，一队是黄色T恤；四大队也是白衬衫；只有三大队黑压压的一片，穿着薄绒衫。
队列操比赛前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开幕式程序，我们不参赛的人坐着，且是背阳，而参赛的学员一个个顶着日头站很长时间；为了“形象”一动也不动。队长也穿橄榄绿警服，站在各自的方阵旁一动不动的。“好家伙，有她们受的了。”我心中暗暗地盼着开幕式简短些，快快结束。否则，参加队列赛的人，尤其是三大队的人，真要被烤焦晒蔫了。
学员们纷纷预言哪个大队得第一，我低声对顾春华说：“不见得三大队强过二大队，尽管他们花时间训练比二大队多。二大队的人临场发挥一向不错，三大队今天这身衣服穿错了，这种天气不能穿深色衣服的。我担心三大队在人数方面会出问题。”
我不知自己这种担心有何名堂，昨晚去饭厅时，自己老远看她们训练，总想点点她们的方阵有多少人，可没点清，就莫名其妙地把自己担心她们的人数出问题说出来了。
顾春华不解的望我，也许她想我这人有毛病，怎么会提出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来。
当一个大队一个大队的表演进行下去时，我告诉顾春华在前届运动会上各大队表演的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全劳教所只有我一个劳教人员是第三次参加运动会的，因我的教期最长，通常每个学员都只参加一届一年度一次的运动会，二进宫三进宫的人也最多是两届。
我因三年，且运动会九八年是秋季召开，九九年改为春季了（因春季生产任务清淡些），二零零零年仍然是春季，就一次也未拉下。
九九年春运会时，一大队的学员方阵中有人掉了一只鞋，赤着脚硬撑到队列赛结束。现在我告诉顾春华这事时，又莫名其妙地说：“可别不吸取教训，又出现掉鞋的事啊！”
话刚落音，果然众人看见队伍过去后操场上又出现了一只鞋。顾春华惊讶地说：“你算得好准呀！”我答非所问地回答：“同样的错误犯第二次是不可原谅的。”
二大队方针上场时，我觉得挺不错的，在没有经过训练的情况下，能达到这种程度确实不错，发挥得很好。这跟二大队学员的知识和见识多有关系，一大队是由户口不在上海的外籍卖淫、偷盗的人组成；二大队是吸毒大队，几乎都是上海人；三大队是多进宫人员，也都是上海人，大多数是吸毒者，也包括了一部分卖淫、偷盗人员；四大队人员比较杂，各种罪错、各地人都有。
四大队的劳动内容与其他大队有所不同，食堂、绿化小组、新生整训都在四大队。
二大队队长一贯以二大队的学员从外部条件来看超过其他大队，激动大家争创第一。纪律和卫生二大队总落在最后，但历来文体活动二大队总是第一名。这回虽没经过好好地训练，想不到临场发挥还是挺不错的。
最令人讶异的是三大队的表演了，本来，这回大家都认为三大队稳拿第一。想不到一上场，就犯了个极大的错误。队长先向主席台报告参赛人数，这是统一规定的，可三大队的带队队长竟然会忘了报告就直接进入操列赛程中了，我仍然未能了解到她们共有多大的一个方阵。
她们的这个忽略一下子把队长和一百多个学员的心给搅乱了，她们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接下来的操列就乱了阵脚，虽然勉强进行下去，但比起训练时的光景显然差多了。顾春华更是惊讶，因为我预言她们会在人数上有问题，想不到她们竟会忘记报人数，而且是队长犯的错误。
我之所以费那么多的笔墨把这件事记下来，是想说明恐惧感会带给人多大的挫败，我相信无论是一大队，还是三大队，无论是学员还是队长，她们对今天的队列操都存有恐惧。也许一大队的人怕像去年那样出洋相，可是她们越是害怕，便越是出洋相了。也许三大队的人怕拿不到第一，不好交差。
她们花了许多时间训练，争夺第一的对手二大队这段时间生产任务紧，根本没有时间训练。理应是她们夺冠的，但她们越害怕越出问题。总之，本来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事出现了：一大队提防自己再犯去年的错误还是提防不了重犯了；三大队认真训练那么久，稳拿第一的希望也泡汤了。恐惧感使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事，不可避免地带出来了。
是否就没有办法对付恐惧感呢？我们知道，产生恐惧感的心理因素多是因为人缺乏自信心。然而是否人恢复自信，恐惧感就没有办法侵入了呢？人的自信又是由何而来呢？这些都需要弄清楚，否则人就无法摆脱恐惧感对人的干扰和控制。
自信心源自于对真理的认识，真理则是来源于神对人的启示。人本身会有追求真理的心，但靠人自己的追求寻觅，只能得到相对的真理，而一切问题的答案和解决所有问题的力量来源，都只能靠外来的帮助，靠宇宙间唯一主宰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在自己有限的年日中，用我们自己有限的智慧明白什么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向人类指出，明白真理只能依靠信仰，对人类救主耶稣基督的信仰。
在《圣经》中，主耶稣一再告诫门徒：“不要怕，只要信”。这就是说，对付恐惧感的良方是信心。不是信自己有多大能耐，而是耶稣能帮助我解决我一切困难的信心。
有了这样的信心，我们不会怕比我们力量大的人欺侮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我们的天父，他不会容让邪恶的势力伤害他的儿女；有了这样的信心，我们不会怕魔鬼侵害我们，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打败了魔鬼，掌握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有了这样的信心，我们不怕报应，因为我们的罪都由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不用怕失业，因为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他都看顾，更会看顾他创造的人类；我们不用怕失恋，因为它会使我们有一颗美好的心灵，这是最能吸引人的……
在劳教所，众队长和学员都知道我比较坚强，比较勇敢。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信，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种自信，而是信仰上帝、信仰耶稣基督。
其实我也有害怕的时候和害怕的地方。有些学员观察我的言行后，说汪敏队长是我的克星，好像我谁都不怕，不怕主管我的江队长、王副大队长，也不怕陈所长、金所长、陆科长、陈政委。我跟她们讲话从不低三下四，有时甚至喉咙还高过她们。
学员们偷偷地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胆子那么大。她们发现几乎所有的队长对我都没有像对其他学员那么凶、狠，都很客气和善。唯有汪敏队长例外，她老是找我的错处：坐姿不端正要讲我，吃饭手不捧着饭碗要讲我，进门报数不够响亮要讲我，有一次甚至在我饭前谢恩时来制止我，要开条子。
其他队长对我都眼开眼闭，但她在“后道一”当班时，就瞄住我；一有不妥就毫不客气地指责我，与其他队长大不一样。故有人偷偷地议论，说汪敏是我的克星。
其实这是不对的，我没有什么克星，我也不怕汪敏队长。如果说我怕她的话，也不是怕她这个人，而是怕她所代表的法律，所纪，队规，我是怕自己的行为举止不妥，触犯了所纪、队规，怕自己丢人，怕我的主因我蒙羞。
为了汪敏要因我谢饭开我条子一事，我毫不客气的找到江队长说：“如果这样，我可以不吃饭，我不能因我的条子给小组带来麻烦。”江队长为汪敏打圆场，说什么不是因我谢饭而开条，是因为我没有做到有问必答。我知道这只不过是她维护队长尊严的说法，既然她不承认干涉我谢饭，我就不必得理不饶人，认下这张唯一的三年劳教中的纪律条子了。
圣经告诉我们：那能杀人身体，却不能杀人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倒是要怕那既能杀人身体、又能把人的灵魂灭在地狱里的。这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没有惧怕的对象，只是这对象是不是值得去怕他。
我怕得罪上帝，因为是能杀人身体又能把人的灵魂灭在地狱的一位。我在劳教所里表面看起来谁也怕，但我每一天都惧怕战兢，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让我的主蒙受羞辱。我不怕那似乎能掌握我的生杀大权的公安承办，当面指责他们的错误，提醒他们对我错误判决必要承担的永恒后果。因为他们纵然能杀我的身体，却不能杀我的灵魂。倒是他们要怕那位能杀他们身体，又能将他们的灵魂灭在地狱的上帝，他们若不悔改，结果就是如此。
对于与我们一样同是软弱的人，是没有必要惧怕的。
学员常回忆在大墙外的生活，每天惶惶不能终日，一听见警车声就躲。为什么他们怕警察呢？其实警察与他们一样，都是人，都是软弱的同类，只不过警察代表上的公理，对违背宇宙道德律的人实行惩罚。人们惧怕的应是上帝所制定的律法，如果你没有触犯法律法规和各项条例、制度，有什么好怕的？这套警服脱下之后，那里面包裹的人与你是同类，不值得惧怕。
我曾经是个怕鬼、怕死人的人。记得直到35岁我从未见过死人，我亲爱的外婆离世都不敢去见她的面容。后来我信主了，做传道了，胆子变得不知有多大，需要时我会去帮死人梳头、洗身、换衣服。为什么我会把自己对死人，对魔鬼的惧怕挪去呢？是因为明白真理。
我知道死人的灵魂已经离去了，现在剩下的不过是一堆如土的尸骨，马上就要腐朽变为尘土了。我手摸着的是一堆土，这堆土没有力量来反抗和伤害你，因它是无生物。
我现在除了怕得罪神、怕犯罪使神伤心，怕行事为人不在神的旨意中吃苦头之外，其他的一概不怕。圣经告诉我：不要怕，只要信。这是治疗我惧怕症的良方。
再说沮丧感吧！这是常抓住人，使人产生心理问题的又一错误心态。在劳教所，我每天见到的都是一张张沮丧的面孔，无论是学员还是队长，不是紧所双眉，就是垂头丧气。
从这些面孔中，你读得出来她们过来的日子都是很不顺心的，当然也看得出来，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他们都缺乏信心。难道这些人一直都是失败，没有成功过吗？队长站在这么高的地位上，可以对任何一个学员气指颐使，为什么还是那么提心丧胆，无可奈何呢？
当然只能是这样。“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我相信只能是这样。也许队长们可以在套上这身制服后，略略掩盖一下与任何人一样的沮丧心境，但这套制服究竟没有这么大的威力能除去人的沮丧，同时不可能永远不脱下它呀！
除了执行警务的时间外，有更多的时间警察要面对家人、邻人、朋友、上司，那时警服带给你的威风凛凛、志得意满就展示不出来了。照样会被沮丧感所慑制，照样会有宣泄自己真情实意的需要。于是，几乎所有人都常常在一种落魄的光景之中，就象劳教所的学员成为口头语一样，发出哀叹：“哪侬办呀！”
沮丧感一个很突出的表现就是“后悔”。俗话说，这世上没有后悔的药可买，这是一种常见病，而这种常见病却无药可治。“既有现在，何必当初”。当初怎样呢？现在怎样呢？
从“后悔”中，我们看到人当初都把事情想象得太好，现在的情况显明一切都不是朝自己良好的愿望发展，于是就后悔，后悔没那个“当初”就好。因为没有“当初”就没有“现在”，现在是那么不如意，不顺心，让人灰心绝望，看不到前程，看不到希望。
果真现在的不如意，不顺心，都是由于“当初”的错误吗?当然会有“当初”的错误，“当初”也许把自己想得太强，把别人想得太弱，以为自己有力量改变对方。“当初”也许把困难想得太小，把自己的力量想得太大，以为自己一定能对付得了。或许造成今天沮丧感觉是由于“当初”的错误，但是落在后悔中的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当初”究竟错在何处?
我周围的吸毒学员、一个个都后悔不迭。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到外地去吸毒，若不然就不会被抓来劳教；为什么那一天偏偏呆在家里，否则警察扑个空，就不会被抓来劳教；还有的甚至后悔那一刻为什么不多吸一点，过量的海洛英把自己毒死，也比在这里服苦役强。
他们后悔的就是当初这些，而不是当初为什么要去吸毒，而不是为什么吸了戒，戒了又去吸，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自己套在这个灭顶的旋涡之中，无力自拔。
是的，世上是没有后悔的药，因为时间是成“矢”字向前进展。你在二十岁的“当初”错了，你就不可能从来，因为你不可能再重新活到二十岁那当初的年代里去。从这种意义来讲，是没有后悔的药可以医治人沮丧的毛病。
可惜人虽然知道悔之当初，却没找到当初失败的根在哪儿，当然也就不断的再造出无数个悔之当初的悲剧，使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到现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失败境地了。
如何看待成功和失败是治疗“沮丧病”的关键。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在这个寓言中表现了这一方面的真理。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天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什么意思呢？你不必看“现在”这个在发展中的事件，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爱上帝。对一个爱上帝的人而言，好事坏事都会带给他益处。就象寓言中的塞翁，当初他失去了一匹马，但这匹马为他带回来一群马，一件坏事变为一件好事了；然而由于有了这匹马，使塞翁的儿子玩马成为嗜好，结果从马上摔下来成了跛脚，一件好事又变为坏事；可是，由于他儿子成为跛脚，当年应征入伍就免了，其他上前线的人战死疆场，他仍然活着，因马变残这件坏事又变为一件好事了。
天下万事就是如此互相效力的，我们无法控制世上事物的发展，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爱神的人。这位我们所爱的神，是驱动世上万物发展变化的宇宙主宰，我们若爱他，他就必让我们受益，在哪怕看来是不好的事物中，也将获得最大的好处。
我曾有一度长期落在沮丧感中，很痛苦，无奈。我后悔自己不该结婚，尤其不该嫁给我丈夫，因为我们的血液不合，导致我儿子患AB0溶血病。
现在我为自己的婚姻，为我有这么一个貌似弱智的儿子感恩，因为我在人生无助时，找到了一位强有力的帮助者，我信靠了上帝所赐给人类的救主耶稣。他挽救了我和我的儿子，挽救了这个频临破裂的家庭。
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我经历了这么些不如意的事，我这个骄傲自负的人一定不会来投靠这位生命主宰，一定还象世上其他仍然活在无尽的沮丧之中的人那样,每天在空虚痛苦中度日。我现在不怕再有什么坏事临到，即使象现在，似乎很不幸，我在吃官司，被列在罪犯之中，我也不沮丧，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场官司值得吃，它让我有许多磨炼、学习，使我更完善自我，成为一个有益于人的人。
这些吸毒学员若能明白这方面的真理，她们就不会一直落在沮丧的痛苦中了。现在虽然被抓来服劳役，但是件好事，如果政府不管她们，任凭她们去吸食毒品，她们和她们的家庭、她们周围的社区都因此要受更多的痛苦，不定哪天就暴尸街头了。
现在她们被关在劳教所服苦役，这种有规律的生活虽然苦，但对她们的身体都有好处。我看许多人进来时，几乎可以用奄奄一息来形容，但经过一段劳教期后，身体都得到了很好的调整。怪不得她们的家长都希望她们关在劳教所这个保险柜里。显然这儿对她们是有一定益处的。
然而，由于没有信仰，她们身体虽然得到了休整，但益处并不大。她们被强制解除了毒瘾，但心瘾未除，故而进进出出劳教所，使自己和队长不断地活在沮丧感中，如果劳教所能把敬畏神的心放在吸毒学员和任何一个包括卖淫、偷盗学员的心里，那么，就更是她们的益处了，而劳教所的工作显然也是更有效果了。
第三，憎恶感。这也是人常见的一种心理疾病。
我常常听见学员讲某某人真“促气”。最近我们“后道一”发生了一件令队长和学员都感头痛的事，就是许立平与冯燕打架。冯燕头上现在还裹着伤口，许立平在停工反省，她一个半月的提前解教也肯定泡汤了。
很希奇的是，没有人为受伤的冯燕不平，大家都在关心许立平是否会受更重的惩处。连队长的表情都很古怪，她们不得不惩处打冯燕致伤的许立平，但暗地里却认为冯燕欠打、该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因为冯燕太“促气”，大家都在对她的一种憎恶感中。
在我们周围常常有些“过街老鼠”，冯燕就是这样“人人喊打”的角色。对霸道的学员，她惧怕；对队长看中的学员，她谄媚；对老实的学员，她欺辱，而且欺辱的方式令人不齿。
她爱出风头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前不久，上海电视台来拍一个专辑，大概是吸毒者的心声之类的。队长知道这人爱亮相，成为公众瞩目角色，就送她去。通常来说劳教人员都爱出风头，但也得看出什么风头和怎样出风头呀！在公众面前以罪犯的面目出现，而且表现出自己的软弱无奈，一般的人都会要求作些脸部处理，不让人看到自己的真面目。
可冯燕就怕人认不出她来。等到片子拍好，在劳教所放映后，队长夸她形象不错（当然指服饰和外貌），她那得意劲令人作呕，我真为她感到可悲可怜。
这次为了生产上的一点小事，她与许立平争吵了起来，许立平是生产快手，才不吃她那欺软怕硬的一套呢！结果两人争吵了起来，许立平大概准备牺牲自己的提前解教，立志要“为民除害”吧！就打了起来。事后，队长和学员问她承担这样的后果和处罚后不后悔？她一付大义凛然的样子说：决不后悔！
对这类“过街老鼠”的憎恶感，带来的矛盾纠葛很多，且造成的伤害也不少。另一类憎恶感更为普遍，带给人的心理问题更多。
由于人自私、骄傲、嫉妒的天性，使我们总要在我们的身边找出几个憎恶的对手来烦恼自己。这种对手不仅是同事，甚至是朋友、是家人、是配偶。在同事中，某人比我更得宠、更出色，看到他（她）就“促气”；在朋友中，大家觉得某人更“上路”，成为圈内的头，看到他（她）也“促气”；就是亲人、配偶，我无力按着自己的愿望来改变他（她），也看着“促气”。
于是，这种憎恶感带来了许多的问题，使我们的人际关系一塌糊涂，自己跟人过不去，还总觉得人家跟自己过不去，每天活在猜忌、敌意中，好苦、好累。
难道就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心境，使我们的生活不这么苦、这么累吗？
当然有，但是许多人不肯来接受这种方法，不肯从苦从累中跳出来，宁可保住自己自私、骄傲、嫉妒这些祸害的本质。当然有些人是因为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从怪圈中出来。
《圣经》告诉我们：“各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就如同把炭火加在那人的颈项上”，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克服憎恶感必须懂得欣赏别人和饶恕别人，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消极的
要人们去欣赏“过街老鼠”吗？会不会搞错？没错。就是如同冯燕这种人，也不是没有值得欣赏的地方。她为人热情，且聪明能干。
在劳教所可能我是唯一既不被她惧怕，也不被她谄媚和欺负的人了。曾有一次，我很礼貌的指出她的问题，告诉她应正视自己的问题。自那以后，她对我的尊重超过了对队长的尊重。欣赏别人很不容易做到，因为这是有于悖人的天性的，人只会欣赏自己，挑剔别人，正是如此才生出憎恶感来，把自己和别人都带到争竟和仇视中去。
饶恕是品德中最不容易具备的，但是又是最必须具备的，人的有限带来了很多误会和猜忌。即使不是误会，而是有意的伤害，饶恕也是唯一的良方。冤怨相报，没完没了，无论是国，还是家，还是个人，“化干戈为玉帛”是使我们的心理走上健康很重要的一步。
第四，罪恶感。
罪恶感带给我们的困扰也是不可忽略的，人们基本上难以摆脱罪恶感对自己的侵害。
最常见的罪恶感是夫妻生活中所显明的，为什么女人在性交是总不愿见光，连正常的夫妻生活也如此。那是因为性把人带进最隐秘处，使人的生理情况和心理情况都完全暴露在对方面前。而这最隐秘之处也是罪恶感最易滋生之处，正是如此，罪恶感就混淆了是非，使正常的夫妻生活受到干扰，明明可以见光的，也觉得羞耻，不愿见光。
一对孩童光屁股在一起玩耍不觉羞耻，因为他们没有思想罪恶，他们是纯洁的。上帝设立的婚姻和家庭也是如此，“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创世纪2、25）。可是现在为什么有些（在中国甚至是大多数）夫妻在过性生活时会感到羞耻呢？就是因为受罪恶感的搅扰，不明白真理，不明白上帝对人的心意，因而良心受撒但的控告感到恐惧不安。
要除去罪恶感对自己的干扰，唯一的方法是接受上帝的裁决，孰是孰非，宇宙有公理。
我过去常被罪恶感压倒，生活的很痛苦。记得在文革初期，有一次，一支游斗队伍经过我所在的单位门前，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要对戴着高帽游斗的富、反、坏、右和走资派采取“革命行动”，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
我很害怕，怕自己不象他们那样，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怕自己的思想还是剥削阶级，受资本主义“人性论”的毒害太深，为此，我也朝正经过我身边的一个头顶“地主婆”高帽的老太太踹了一脚，当时她倒下了，然后，又挣扎着起来，继续跟着游行队伍行进。
这一脚使我好多年处在惊恐当中不得安宁，直到我信了主，向上帝和耶稣认罪悔改，相信罪得赦免了，才得心灵释放。我相信经过文革和历次政治活动的人都曾跟我一样，由于罪恶感的压制，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目前仍有人在为这些受折磨，心理压力很大。
我还记得过去不信主时，常活在矛盾和自责当中。看到人犯罪，心中很气愤很憎恶，可是当这人为他所犯的罪受责罚时，又很为他难过。尤其是看到一些死刑犯被绑赴刑场，我心理很难过很难过，说不清是同情还是恨恶。
那时我常常责怪自己：你这人是怎么的啦？还同情这些作恶多端的人，你难道不为那些受他们伤害的人想想，一点立场也没有。
信主后，我才明白自己之所以有这些罪恶感，并因此矛盾自责，是因为不认识真理，不明辨是非。我对罪人的同情没错，对他们犯罪气愤和憎恶也没错，我不必要为此跟自己过不去，非要采取一致的作法。
圣经中让我们看到了人的典范榜样，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恨恶罪，又深爱罪人。为了罪，他钉死在十架上；为了罪人，他替他们承担罪恶的刑罚；他将公义和慈爱并行于为众人在十架代死这一历史事件上。当我明白了这些真理，我也懂得了何为对立的统一，我深深地感到上帝的伟大和奇妙。我也要象耶稣学习，恨罪，又爱罪人，于是，我能够象现在这样对事不对人地看问题了。
我知道不少队长在看待我的问题时也受罪恶感的困扰。良心告诉你们，我没有该吃官司的罪，但你们又不能不忠于自己的职责，必须对我冷酷一点，才不会犯错误，才对得起自己身着的这身警服。
历时历代许多人违背自己的心意做事，就是怕担当不忠的罪名，而违背心愿，却又徒增了自己许多的痛苦。可见罪恶感给人带来多大的心理问题，有时一些敏感的人甚至过早地就尝到了地狱般撕裂的痛苦。
解决罪恶感唯一有效方法就是认识真理。什么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耶稣代表了真理。信仰耶稣的人生就是认识真理的过程。《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因为这是神启示他心意的一本书，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和答案。
我今天是为此而在受苦，为了《圣经》的真理被世人认识，从而有是非之心，不受罪恶感的控告，我为此而被捕，为此而受刑，心里不觉得有一丝的自责。罪恶感无法辖制我，因我没有做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事情，没有“扰乱社会秩序”。
恐惧感、沮丧感、憎恶感和罪恶感过去曾经是、今天仍然是带给人们许多心理问题的罪魁祸首。我们要享受美好的人生，要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度过每一天，就必须正视我们的心理疾病，消除这些不良的感觉。而要消除诸如恐惧感等不良情绪对人体的侵害，唯有认识真理，认识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否则，我们就活在制造这一切问题的魔鬼控制之下。
虽然从表象上看，我们今天在享受科技高度发展的便利，生活越来越方便、越高档，但是人类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些问题造成了许多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人们不堪重负，失去健康。不仅是生理健康，更是心理健康。
神愿他所创造的世界是美好的，愿他创造的人类也享受美好的人生。他在人类堕落之后，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拯救，使我们脱离魔鬼的捆绑。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接受神的救恩，从这些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中走出来。
关于社交与生活方式
现代青年人很难想象我们和我们的父辈风华正茂时的生活情景。那时，人与人过从甚密很可能被套上“黑串联”的帽子。不要说与外人交往，亲戚之间都得提防点,若不然就会遭“大义灭亲”的可怕下场。
吸毒学员中有不少是
帮助吸毒青年戒除心瘾必须从这方面着手，吸毒者若不离开她们的社交圈子和改变她们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决心有多大，意志有多坚毅，一定还会走回头路的。
我一直向江队长强调：福音戒毒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因为没有任何圈子能有那么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能接纳并帮助这些可怜的灵魂离开毒品。除非回到五十年前,以政治手段严格地限制人与人的交往,视“社交”为非法、为弊端。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需要，已经不大可能回到五十年前的老路上去了。
社交圈子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治社交圈，我们的上司，同事，都可划为这类圈子中。通常跟上司和同事来往都是为巩固日前我们的地位并发展我们的事业，虽然有些上司和同事不一定是你同一单位的，但基本上是与你同行业的。这种社交来往是为了事业，为了金钱。
体现在上层的政治社交，我们一打开电视机和报刊，很容易看得出来，与圈外友人的交往，开人大、政协会议，视察基地工作等等，都是政治工作。一些平时不太在一起的人，为了同一目标走到一起来，就是政治社交。这类活动基本上每个人或多或少会有点。
即使你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投身于下面两种社交，但仍不能完全划出政治社交圈，与政治活动无涉。在我们国家，政治统管一切，文化、宗教都不能不受其辖制和影响。
第二类是文化社交圈。也可以说是娱乐圈，我们的朋友，亲戚都在这种圈内和我们来往着。比较明显的文化社交是在演艺圈，演艺圈的人是公众瞩目的对象，影星，歌星是少男少女的偶像。不知不觉的，影迷、歌迷也将自己圈在这其间了。
在这些文化活动中，你将自己与世界，与社会连接，你会不由自主的随波逐流，甚至“发烧”“癫狂”。我们的学员她们所涉猎的就是这个大圈内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毒品圈。
在这种娱乐圈里的活动，比较醒目的是电视报道中的大型文艺晚会，球赛，还有散布在各街头巷尾那永无穷尽的大小酒会，舞会。
在中国，吃也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造就了不少美食家。请客，应酬等社交活动每分每秒在全国各地进行，参与者之众也是我们这些新中国的同龄人和我们的前辈瞠目结舌的。
第三类是宗教社交圈。在中国，这种社交活动较为隐藏，不象其他有神论国家视这类社交圈为重要的活动团体。
在中国比较显露的是教堂、庙宇，在那些地方定期的吸引着一些善男信女聚集一道，从事一些宗教活动。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隐藏的宗教活动在一些家庭中进行，也形成了一个个圈子，连接着本来毫无关系的人们。
这些活动都有历史渊源，文化渊源，任何政治努力也无法取缔和根除。基督教的家庭聚会，一些共同信仰的人聚在一起读经、祈祷、掰饼记念主，也是属于这类社交圈。
此外民间许多活动也与此有关，死了人在家摆设灵堂祭坛，亲朋好友穿梭来往，安慰记念，这些活动的圈内人也形成了一个宗教社交圈。
在列夫·托尔斯泰所著的“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曾论及有关社交圈子的事。
女主角安娜曾与丈夫在政治社交圈活动，有不少政治家（或说政客）是他们的朋友。但安娜更多的是在宗教社交圈内活动，她去的那宗教社交圈被称为是“彼得堡的良心”，她的丈夫卡列宁也在这个圈内进出来往。
可是后来，当安娜进出于文化娱乐圈内认识了沃伦斯基之后，她完全抛弃了政治社交和宗教社交两个圈子，完全投身于娱乐圈，终日陶醉在舞会，赛马等活动中。她堕落了，这种堕落给她带来了灾难性的毁灭。
当然对安娜这个人物可以有不同的评价，有人同情，有人鞭哒，有人赞扬，各有各的看法和立场。我在这里举此一例，只是为要说明社交圈子对人的一生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政治挂帅”，“思想第一”的年代。在那年代中，社交被视为大逆不道。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中央首长也不许从事任何除政治活动外的社交活动。
我记得文革时期，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批判，指责刘少奇主席利用妻子王光美，实行资产阶级的“夫人外交”。刘少奇出访把王光美带在身边，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罪行，是资产阶级政治的一套，无产阶级决不能容忍这种作法。
那时王光美被当作“美女蛇”。现代人怎么也无法想象我们所处的那疯狂且愚昧的时代，我自己也搞不懂为什么人心会如此可笑，受愚弄到这种地步。现在当然从信仰中得到答案了，我们是被魔鬼弄瞎了心眼，才会跟着一股恶浪凶涌翻滚，几乎遭遇灭顶之灾。
最近我看了一本由何虎生编辑的书《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何虎生是大陆作者，他的立场和观点都很显明，是站在共产党和政府这边的。书中收集了许多的资料，让我们这些与政治无涉的人也知道台湾五十年来，国民党上层的种种情况。能从历史的角度，客观的角度看今天台湾之所以成为东南亚四只小老虎之一的经济强地原因何在？
我觉得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宋美龄的社交活动。国民党当年在节节败退，退到孤岛台湾，几乎是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能够守住台湾，在经济十分困难，二百万涌入台湾的国民党衣食全无着落的凄惨状况下能够过来，直到改革发展至今天这样经济繁荣的局面，与宋美龄的社交活动有极大的直接关系。
资料显明，在外交上，宋美龄代表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斡旋，争取美援，这些美援不但保住了他们在台湾不被吞没，还使他们开始发展经济建设。宋美龄以她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活跃在宗教社交圈内。她带领着包括陈诚行政院长夫人在内的大多数高层官员的夫人，热心从事宗教活动。不但星期天风雨无阻的去教堂敬拜上帝，他们也有祈祷、查经，从圣经的真理中认真反省自己失败的原因，从而走出困境。
宋美龄也很热心的投身慈善事业中，她亲自在缝纫机上缝制军服、军被的大照片登在报纸、杂志上，感动了许多国民党员和他们的家属立志与党和政府同舟共济。
看过这些资料，你不难想象，社交活动多么重要，没有宋美龄积极正面的社交，国民党也许早就覆灭了。那时候共产党的追剿势头简直可用“势如破竹”来形容的。
以当年国共两党的实力来衡量今天两岸的经济状况，不得不承认说大陆五十余年比台湾落伍了。这种落后的根由是什么呢？
许多国人都认为十年浩劫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我们落后于台湾的主要原因。若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根本不会比台湾差那么多，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不但经济没有发展，还倒退了十年，等于耽搁了二十年的前进脚步。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冲杀杀，我们可以利用这十年修多少铁路、公路，建多少城市房屋。文化大革命几乎是毁灭性的破坏，使国民经济倒退了二十年，整个国家一代人被耽搁了，一代人呀！多可怕的损失。
这跟我现在要讲的主题有关系吗？有，我觉得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现在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教育中，公开承认毛泽东在晚年犯了重大的错误。很可惜，在检讨中国政治经济的失败时，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来检讨反思。我觉得中国的落后跟观念有极大的关系，尤其是对社交，这个人类族群不可或缺的活动，我们的观念有严重的问题。
四人帮的垮台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不管毛泽东讲的以后还要多次搞文化大革命是否可怕的、会应验的预言（中国历史上也多次有过焚书坑儒的文化大革命），毕竟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四人帮的垮台结束了，全中国人民都拍手称快。
对于四人帮的首要分子江青，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的名人，毛泽
看过有关江青的书，相信你会对这些问题有些思考。江青可诅可咒，但她却也是一名受害者。她受谁的害？受传统文化和错误观念的毒害。
人有别于动物，是因为我们除了与动物一样有肉身外，还有灵。正因如此，我们有精神生活的需要，我们有社交的需要。
江青是个人，她虽有第一夫人的身份地位，只要是人，就有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的需求。江青在嫁给毛泽东以前，活跃在娱乐圈中，大家知道她是个名演员，她的社交活动主要在电影圈内。后来她嫁给了毛泽东，也许她认为进入政治社交圈比留在文化社交圈对她来讲更适合吧！
很可惜的是，毛泽东对她有严格的限制，不让她插手政治的事，也就是说不许她进入政治社交圈。而
你可以想象，江青的精神生活是多么贫乏，象她这样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没有社交，日子如何打发？当她看到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出访，她心中又痒又气的滋味多不好受呀！
更可惜的是，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公开存在的宗教社交圈，而且执政党和高层人士的太太都是无神论者。既然如此，江青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不愿在中南海做她的贤妻良母。她就在传媒的视线之外，与她的一批朋友来往。
这些朋友是什么人呢！当然只能是野心家、阴谋家。于是文化大革命在他们这些暗处社交中密谋爆发了。好一个江青，视所有政治社交圈和文化社交圈的瞩目人物为对手，明目壮胆地把原来自己所在的圈内老朋友一个个打倒，置他们于死地。象赵丹等著名演员，就是由江青密谋策划迫害致死的。这些不争的历史事实说明了什么呢？
我想：如果当年江青不离开她的娱乐圈，或者说，她虽然嫁给毛泽东，进不了政治社交圈，又重新回到娱乐圈内的话，或许能在这个圈内很好地发展自己的。看她那么拼命竖立八个样板戏的劲头，可想而知，她多么想发展自己啊！
这无可厚非，她应当有这方面的权利。很可惜，她的强项因着传统的观念，被禁锢起来，无法发展了。对她而言，她的前途被扼死了。对国家而言，她成了祸害。由于她阴谋策划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知杀害了多多少少社会精英，整个国民经济至少倒退了二十年。
我想：毛泽东犯了极大的错误，这错误的本质是他不懂得人性的需求，他粗暴地干涉江青的精神生活，结果他自己反栽在江青的手中。
很高兴看到现在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正在调整和改变观念，现在国家领导人出访都带着家眷。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一个领袖人物，若不重视自己的家庭和配偶，无法想象他能重视自己的国民。
圣经说：人若不能照看好自己的家，焉能照看好神的教会呢？就是这个道理。
最近我们从电视中看到江泽民带着夫人王冶萍出访，许多吸毒学员私下议论，说王冶萍风度气质不够好，在她们看来这有损于江主席的形象。
也许不少人认为第一夫人都该有一付明星面孔，就象毛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领袖非得有一个不太漂亮的太太，才能赢得国民的信任。最要紧的乃是领袖太太的社交活动是什么内容。
想想前不久死去的黛安娜王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英国公民怀念她，这跟她的生活很有关系。黛安娜常在宗教圈子里展开社交活动，她热心于宗教慈善福利事业，这为她赢得了许多国民的好感。试想，如果一个国家领袖的夫人，整天出入于娱乐场所，这样的人物形象会受百姓的爱戴吗？
现在我们的领袖夫人能从事一些政治社交，这对她们的精神生活有裨益，如果她们能将自己的时间精力花在慈善福利事业上，能在宗教上有依托，就更容易受到百姓的尊崇。
毫无疑问，社交生活无论对谁都是极为重要的。上帝创造了人，把人安置在一个群体关系中，故此，人独居有诸多的不利，会使人产生孤独等不良心态。人成家后，也不能只滞留在二人世界中，我们必须与外人交往，必须学会与人相处。
如何处事为人？是门高深的学问，若没有造物主亲自的教训，任何人都学不好这门功课。学好这门功课，首要明白的即是“近赤者朱，近墨者黑”，也就是我们与何种人交往，我们在怎样的一个社交圈内活动，这对我们持有怎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个很好的折射。
我很感谢上帝带领我经历过三个不同的社交圈，最后我选择留在宗教社交圈内。从幼年到中年有好多年，这期间我曾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年代，我一直在政治社交圈内活动。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去串联，先是批判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写大字报，游斗；后来又因自己站错了队，当保皇派，被造反派一阵好整，几乎丧命；之后，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期间批林批孔，斗私斗修，弄得我颠三倒四，整天紧张的不得了。今天还是无产阶级的坚定左派，明天就成了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的狗崽子。
现在想起那些岁月还心有余悸，不寒而慄。好不容易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新的运动和浪潮过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我从政治社交圈内刮进了文化娱乐圈。心灵十分干渴的我，每天从书中，从电视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养料”。每一本好书都不想错过，每一部好电影都要去观摩；为了向封建禁固式的生活告别，我也出入于剧院舞厅，认为这种精神生活比吃穿唯上的享乐主义物质生活更能满足我。
其实我那时还是感到空虚惆怅，没有满足感，有的是更大的欲望无法满足的沮丧、痛苦。
好在这种时日没有过多久，在我最痛苦的一九八二年，上帝的救恩临到了我，在文化娱乐圈内逗留了好几年的我，终于在宗教社交圈内获得了心灵最大的满足。
我与基督徒在一起敬拜上帝，感到是那么的亲切，轻松，安全，满足。虽然我们有很大的差别，各人受的教育程度不一样，各人的家庭贫富程度不一样，各人的性格、性情表现的不一样，当然外貌的美丑更不一样了，但是这些不一样并不妨碍我们在这个社交圈子里有很好的团契。我们互相分担彼此的痛苦，互相分享各人的快乐，简直好极了。
以我自己所经历的，也是许多人所经历的，证明了社会交际会带给人不同的心境和不同的生活质量。
在政治社交圈内，你会感到紧张、压抑。这个圈内的人虽然也有为了共同目标的一些相携合作，但更多的是互相倾轧，互相争竟，各人为了自己的前程和利益，千方百计、一门心思要把自己的对手打垮。这样，往往还没有打垮别人，自己在这种争竞中，就累得趴下了。
在文化娱乐圈内你会感到刺激、兴奋，这个圈内的活动虽然会让你享受到生理上的一些快感，吃、喝、玩、乐带给你一时的满足。但事过境迁，留给你的只是惆怅的回忆以及消费带给你的困难和痛苦。
然而，在宗教社交圈内的活动却全然不同（我是特指敬拜真神的基督教），当你带着一个疲惫的身子和心灵进到这种社交圈子内，你首先会感受到一种放松、平静的无比喜乐。在身、心、灵全部投注在对上帝的敬拜中，你感受到的是平安和喜乐。这平安和喜乐使你获得了安息，你最需要的安息。这种安息不同于人死后不再与这个世界有沟通有接触的安息，而是向这个世界以及这世界上一切的人、事、物有享受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安息。
你可以作一个比较，再扪心自问：你到底要什么？你需要的，在哪个圈子里能得着？
我周围这些吸毒的朋友们，她们已经不必一定要在政治社交圈内争竞了，因为今天已不再是“政治挂帅”，“思想第一”的年代了，她们却失败在享乐的文化圈内。当然文化社交圈不一定都会把人带进失败中，这些吸毒者是在承受着这个社交圈内的一些负面结果。
今天要改变她们的状况，仍然在那个圈内是否有效呢？对她们而言，交往的是哪些人很重要，仍然与那批人来往不可能得到改变，因为那批人以及她们以前的生活方式都存在着极大的问题。
这便是我以下要谈到的生活方式问题了。
社交圈子大体有三种，生活方式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保守传统的生活方式。第二类是开放现代的生活方式。此外，第三类是界于这两者之间、看上去是传统的却又很有现代气息的一种生活方式。
现在人们常说起的一个名词“消费观念”很能说明问题。
持传统保守的生活方式的人“消费观念”不变，不跟着这时代的节奏变。“我为什么要去超市买东西？那些五花八门包装下的日用品和食品比散装的好在哪儿？却多要那么些钱。我让这些人赚钱，还不如自己多费一点力气上菜场和地摊去买上算呢”。
这种人把钱捏得紧紧的，不一定是贫困，而是认为必须很当心很当心，免得被人算计。一切不必要的开支都要缩减，这年头新花样太多，吃的穿的花样不断在更新，千万不要抢在前头，慢慢地跟在后头。等别人不要、价格便宜了，自己再享用。有钱就存在银行里，捏得紧一点总比放出去安全可靠些。
殊不知，这也不可靠，物价上涨，存款不保值，辛辛苦苦、节衣缩食过日子也不能有所积赚。别人赶新潮，用的舒服，吃的舒服，也不见得比我穷，同样是两袖清风。
持开放的现代生活方式的人们，消费观念就很不一样。“先享受起来吧！现在的政策好，可以贷款，等到一点点地攒钱再买房子，恐怕这一辈子只能呆在棚户里了。只要能货上款，有得吃就吃，有得穿就穿，先享受起来。再说，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才不要去想将来怎样呢。”
两种消费观念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着。他们都有自己的乐趣，也都有不同的烦恼，就在这种乐趣和烦恼中，一天天地打发着日子。
我常听见那些快要解教的人在谈论他们出离劳教所后的打算：大账上还有几百元钱，解教那天领出来后，先叫一部计程车把自己载到某某桑那浴室里，把这些劳教岁月的污秽洗净；再开一间房，好好地躺在席梦思上睡一觉；当然，也不忘去商店买一身时尚服装。唔，差不多，这几百元钱计算着花大概差不多了，然后再回家去见老妈、老爸。几乎她们都这么打算。
我不禁要问：“这几百元钱就这么花掉吗？你们的老爸、老妈攒这些钱可不容易啊！你们自己在这儿辛辛苦苦每天十几小时的干，每天才三块，许多人连三块也赚不到，这要你们干多久才能赚到啊！就这么洗一回澡，睡一觉，把一年辛辛苦苦的钱花掉上算吗？家里没床睡，没浴室洗澡吗？”
几乎都是这样回答我：“两样的，感觉很不一样。”只差没当面取笑我是老土，消费观念跟不上时尚。
是的，现代化的消费观念带给她们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虽然家里有床，有浴室，但仅仅是为了睡一觉，为了洗涤自己的身子。
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她们的吸引在于不必通过自己的辛苦，不必自己动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宾馆和桑拿住宿洗浴会得到一些自己能感受到的上档次的服务所具有的满足感，被人伺候能使人感到人的尊严和价值。虽然这一刻享有的尊严和价值需要自己付上很长时日动手劳作的代价，也值得。因为曾经拥有过的这一刻如同公主的身份所享受的感觉，带给她们很大的乐趣。
可怜的人，她们受到的毒害有多深啊！她们的这种消费观念如同毒品一样，深深地倾入到他们的灵魂，为了短暂的一时“飘”的感觉，付上了长久的如同火烧和虫咬般痛苦感觉的代价。在毒瘾折磨的痛苦中，她们恨恶毒品对她们的诱惑。但当这种痛苦一过去，她们马上又被“飘”的感觉所吸引，朝死亡的路上直奔跑。
生活方式与人的思想境界有很大的关系，持传统保守生活方式的人拘守过去的和已有的，对新的事物和变化反应迟钝。他们缺乏信心，墨守成规，这种人很难有突破和发展，他们的生活节奏和质量都很差缓。他们的精力消耗在对新生事物的恐惧和抵挡中，由于一直生活在不安中，持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活得很苦很累。
现代开放的生活方式正好与此相反，持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厌恶过去的和已有的，对新的事物和变化反应敏锐。他们不顾一切地追求新的生活和享受，这种人有些暂时获得了成功，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节奏和质量很强劲，其实他们所追求的那些事物给予他们的满足相当有限，很快地他们又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投身于对新事物占有的角逐中。他们也生活在不安中，持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同样感到很苦很累。
我比较喜欢第三种生活方式，吸收传统生活方式中的优点和现代生活方式中的优点，摈弃前两种生活方式的弱点。
我不会把时间和精力消耗在怎样去增加去守住自己的钱袋上，我反对吝啬鬼和守财奴的生活方式。为了有充沛的精力来面对生活中每一天所需，有是我也会有较高的消费，但我决不会感觉到让人伺候有尊荣的满足。
相反地，我能去伺候别人会觉得是一种福气，因为我身体好，因为我能力强，别人需要我，从伺候别人中，我获得一种实在的满足。我会很好的计算自己的收入和支出，使之保持平衡。
在消费上，我会更注重精神生活的消费，对物质生活看得淡漠一些，有衣有食就知足，因而这方面的消费不多。我的生活方式跟我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也跟我的社交圈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我来往的人各阶层都有，我把自己衣食住行都放在一个中等的生活水准上，这样与我交往的人，不会因我太刻苦而感到不安，怜悯我；也不会因我太奢侈而产生嫉妒，拘束不自在。
在时间富余时，我会动手自己做一切事来节省开支；有特殊需要或时间紧张时，我也不心疼多花点钱。在我家中，针、线、剪子和榔头、钳子样样俱全，而现代的办公用品也一样不缺。
用脑过度时，我会去做家务，使大脑得以休息；体力透支时，我会接受别人来帮我拖地板、做饭，自己到一旁去看书写字。总之，与我来往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我的生活方式很特别，既传统又现代，既保守又开放，这种生活方式给我身体和心灵带来很大的益处。
在我们国家那些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人一批批进入都市的同时，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厌倦了都市生活的人一批批在往乡村田园移居，为什么那些过久了现代生活的人想要回归到传统的生活方式去呢？这股“返朴”热从何而来呢？
也许今天在中国，人们还处在以传统的生活方式向现代的生活方式过渡的阶段中，人们还不觉得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利弊孰轻孰重。等到有一天，人们发现现代生活方式的刺激和方便给人带来的麻烦和痛苦一点也不比传统生活少时，我相信那时中国人也会转向田园的。
那么是否传统的生活方式真的比现代的生活方式好，人们面临到的困难和问题走回头路就能解决呢？当然不是，历史向前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规律，人心追求向往真、善、美的生活是形成这规律的动力，既然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的生活方式同样有利有弊，我们何不扬长避短，取这第三种生活方式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呢？
不同的生活方式带来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真不少，你看到监狱里人满为患，原因何在？你看到家庭中分争吵闹，原因何在？
两代人的鸿沟多由不同的生活方式所引起，夫妻的同床异梦也多由这方面的不平衡所导致。要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明白：接受教育的一方除自身的主观因素之外，客观方面诸如社交圈子和生活方式也是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因素。
如何在观念上进行调整，把正确有益的生活方式告诉她们；在环境上进行调整，使受教育者有一个好的改造气氛（一个好人进到一圈的恶人中要保全自己有义十分不易，然而一个恶人进到一圈义人中就会受感染弃恶从善），这是从事德育的人自己首先要明白的。
我多次向江队长禀报和强调对吸毒者进行戒毒教育，唯有基督的信仰有效。因我深深地知道，吸毒学员离开劳教所后，很难有一个好的社交圈子会接纳她们，而一旦她们没有正确的社会交际，难免又会回到老地方，走上不归路。
这三年与吸毒者的接触，使我心里对她们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回归社会后，我会向基督的教会发出呼吁：让我们这些主耶稣的门徒们张开慈爱的双臂，欢迎她们进入我们的团契，帮助她们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重新活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