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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评价中国近代史的三次大争论

　　　　　　　　　　　天林

近代中国思想进程中曾发生了影响中国进程的三次大争论。

第一次大争论是“洋务”与“保守”之争。

一九四０年贸易战争后，中国开始面临西方文明的“入侵”，最初的中国是采取一种完全对抗的办法，结果两次贸易战争，开始使中国变聪明起来，特别是“辛酉事变”，宫延内慈禧太后为首的变革派战胜保守派，原本一个讨厌西方文明的守旧，腐败和落后的清王朝，现在开始在那拉氏和奕忻的带动下，掀起了一个向西方学习“富强”之道的高潮，中国开始了最初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其实质就是向西方寻找“富强”之法，就是这场向西方学习“富强”之法的运动，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大争论，结果由于宫廷内代表当时开明派的慈禧太后支持洋务派，中国才开始了三十年代的洋务运动，使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科学进入到了中国。“洋务运动”，他是中国最早向西方学习新科学，新技术，新文化的现代化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产生了中国最初的现代工业，和最初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产业工人。

洋务运动进行了三十年，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战争的结果中国失败，中国是一个大国，日本只是一个岛国，历史上日本一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历史上中国与日本有相同的命运，就在中国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开始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中国邻国日本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近代的日本曾面临着与西方国家现代技术和现代民主制度的挑战同样严峻的问题。一八五四年，在西方国家的“炮舰政策”下，日本的幕府统治者先后与他们签订了一系列开放国门的条约，西方国家在日本取得了治外法权、租界权、驻兵权等种种特权利益。日本在从一八六八年到十九世纪八０年代的十几年时间内，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推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维新改革，日本的改革就不仅仅表现在引进西方的技术上，同时引进了西方的宪制制度。这就是日本著名的“明治维新”。

日本的“明治维新”从根本上对封建专制体制进行变动，建立了与西方国家相应的“君主宪制”制度。世界上英国是实行“君主宪制”最早的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以天皇名义宣布的《五条誓文》作为改革的纲领，这五条誓文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废除封建体制，其核心是学习西方宪制制度。关于这一点，在《维新政体书》中说得更为明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建立议事制度。实质就是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一八八九年颁布的《日本帝国宪法》，进一步从宪法上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为日本迅速走上西方宪制制度发展道路提供了宪法制度上的保障，使日本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由一个与中国相同的封闭的专制国家一变而为东亚强国，基本上实现了西方宪制度化。

但是中国却与日本不同，中国在“洋务运动”的旗帜下，只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相比，中国只是治表不治本的办法，虽然中国的与日本的基础和起点是相似的，时间上也是同步的，在学习、采用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这一点上也是相同的。而唯一不同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将经济改革与政治制度的改革联系起来，同步进行，在借鉴西方民主宪政的基础上建立起日本现代的君主宪制。这一点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其实西方的现代文明并不是只是在技术的科学上的先进，而恰恰是西方以民主与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文明制度。清王朝从一八四０年“贸易战争”后，西方的文明和发展与中国的愚昧和落后形成鲜明的对比，“辛酉事件”后慈禧太后积极推行开放的“洋务运动”，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使大量的西方新技术和新产品，新设备等，开始使中国在技术与科学上开始与世界接轨。而清朝的“洋务运动”则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用主义旗号下，企图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作一些皮毛枝节的修补剪裁。慈禧太后在当时的中国属于一个改革派人物，他支援了当时的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各学科学，但是他反对改变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个时期的“中国特色”的道路。虽然慈禧支持中国学习西方技术和科学的“洋务运动”，遗憾当时的是当时的中国还不可能认识到西方的最文明，最先进的并不只是他的技术和科学，而恰恰是他的民主制度，正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改变世界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体制，为近代和现代世界文明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大争论是“立宪”与“革命”之争。

戊戌变法正是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发起的试图在中国也进行日本“明治维新”变革的运动，戊戌变法本来是一个和平运动，后来由于光绪皇帝为了与慈禧太后争夺权力，结果导致了失败，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国内的一些主张变法的知识分子逃到了日本，在日本又与当时已在日本的革命党发生了一场“立宪”与“革命”之争的大争论，立宪派主张中国进行和平变革，反对暴力，而革命派则主张打倒皇帝。以后虽然经过“戊戌变法”这种因帝后之争而失败“变革”，但是后来慈禧太后又通过他的“新政”和后来的“预备立宪”，完全改变了他态度。“慈禧新政”和“预备立宪”，开始使中国向君主立宪制的方向发展，这也使中国的政体开始与世界接轨。如果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中国完全可以融入世界文明的大潮。也正是在这个变革过渡时期，中国社会又爆发了新的“农民暴动”，即所谓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使中国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内乱时期，尽管“辛亥革命”本身做为一个反抗清政府的“暴力革命”，对于反抗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有一定作用，但对于整个社会的变革，如果仅仅从暴力革命的角度来看，则只能造成社会的内乱。

对于“辛亥革命”究竟是推动了中国历史，还是中国历史的倒退，是中国二千年封建与专制王朝的再次循环。有人认为，是“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二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事实上中国二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之所以能延续二千年，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曾爆发了无数次如同“辛亥革命”一样的农民暴动和革命，这些无数次的农民暴动和革命，带给中国社会的是无数次的“农民王朝”。中国的二千年封建与专制社会就是一直进行着这样的延续。

也有人认为，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尽管“辛亥革命”对推翻皇帝起了一些作用，但是“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个满清最后一个皇帝，但并没有总终推翻“皇帝制度”，他推翻了一个“满清皇帝”，却带来了一个新的“农民皇帝”，“皇帝制度”并没有最终改变，中国历史上的无数的“农民暴动”、“农民革命”，就是推翻了一个“旧皇帝”的循环，“辛亥革命”正是如此。

“辛亥革命”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个“暴力革命”，从来“暴力革命”就是专制与封建“王朝”和“帝王”的基础，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封建与专制“王朝”和“帝王”的产生，都是在大规模的暴力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暴力革命”的特征：就是社会制度不是通过一种和平过渡的方式，而是通过暴力强暴的方式，这样的社会变革本身就是一种强暴的产物，这种强暴的产物。本来社会的变革就是人们的一种理智的升华，但是暴力变革则使国家和社会成了权力的“战利品”。

而“辛亥革命”正是建立在“暴力革命”基础上的一场反清“暴力革命”，它的目的仍然是把中国引入新的“农民王朝”的社会循环中。正是由于“辛亥革命”破坏清末后期的和平过渡，虽然后来袁世凯通过皇帝的和平退位，曾在中国短暂的建立西方式的“共和制”，但是“辛亥革命”带给中国的后遗症，造成民国初年和共制度处极不稳定的基础上，在袁世凯逝世后就暴露出来，中国又开始走向了专制，国民党通过“北伐战争”恢复了专制制度。

第三次大争论是“君宪”与“共和”之争。

这场争论发生在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后，皇帝和平退位，中国建立了“共和”，但是中国并没有进入到一个宪制社会，中国几千年都是通过暴力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农民王朝”，这些“农民王朝”都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虽然这一次由皇帝的和平让权，建立了共和，但是共和与宪制社会不一样，法国大革命后一度也曾实现了共和，但是这个共和后则出现了雅各布宾派的革命专政的恐怖时期，当时的中国要根本进行变革，首先建立一个“宪制”社会。那么革命后的中国究竟向宪制过渡，还是就此停步，革命党与立宪派出现分歧，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君宪”与“共和”的第三次大争论，立宪党主张“君宪”，革命党主张“共和”，虽然北京民国建立，皇帝已倒，但革命党认为，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们仍然在四年煽动革命，制造成内乱，

在中国究竟是建立美国和法国的“共和宪制”？还是建立日本和英国的“君主宪制”，从当时中国二千年都实行君主专制的国情来看，先实行“君主宪制”更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由于当时中国与日本文化，历史等都有许多相同之处，有些人看到日本在当时的强大，也希望实行这种制度，袁世凯曾在清末“预备立宪”时就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宪制”，后来革命党发动了“辛亥革命”，革命党主张暴力打倒清朝，袁世凯主张和平过渡，在袁世凯的力争下，虽然清廷和平退位，但是中国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宪制制度”，孙中山通过《临时约法》把南京的革命党政府搬到了北京，为了当时中国的和平，袁世凯在北京民国初期，也采取了革命党的“美国共和”，而的这种“共和”，表面上是“美国共和”，实际上则是“革命共和”，在革命党举兵争总统形势下，袁世凯又迫不得已的又回到了“君主宪法”，这表面上是退步，实际上是进步，后来，中国在袁世凯逝世后出现的这种全国“举兵争总统”的革命正是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在中国处在一个过渡时期，做为一国总统的袁世凯对中国做两种宪制体制的探索，应该说是完全必要和无可质疑。

但是这个国体变革在革命党反对下也没能实现，这个国家二千年来就一直在“举兵”争“皇帝”，由于革命派的反对，中国第一次国家体制的由专制向宪制的变革尝试没有办法实行，本来中国由当时所谓“共和制”，即杨度说的“专制共和”向“君主宪制”过渡，这是中国制度的第一次真正向宪制制度的过渡，这个“过渡”虽然表面上增加了一个“皇帝”，但他却是中国社会真正向“宪制”社会的过渡，而孙中山等革命派在反对恢复帝制的口号下，进行了新的暴力革命。他们又采取暴力的办法准备在中国建立一个新“农民王朝”。正是由于中国没有实现这种向“宪制社会”的变革，现在又开始新的一轮中国历史出现了杨度等人所预见的中国再度“举兵争总统”的现象，也就中国历史上的举兵争“皇帝”的问题，中国长期以来这种封建与专制暴力夺权的“毒瘤”并没有切除，而且现在又开始从新发作。蒋介石是这种“举兵争总统”和“争皇帝”的产物，蒋介石成了新的“农民帝王”，这是中国的社会的再度倒退，是中国的历史上二千年“农民帝王”、“农民王朝”的再现，而所谓蒋介石的“共和制”，只不过是“假共和，真帝制”，都只是以往中国历史上“农民王朝”的延续。

为什么至今中国没有建立起一个“宪制”，不能不说与中国思想界许多人站在“农民造反”的立场看待这三场争论有关，为了在中国最终建立“宪制”社会，认真研究这三场争论和重新评价这三场争论，这样才有利于中国最终建立“宪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