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淀粉酶低是什么病:隐士的处世方略：非常人非常道(全文下)

　　第69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所以，虽然他在其职，但却不像其他官员有那么多的琐事，其实他不做任何事，就能拿到一分优厚的俸禄。这是多么好的一件美差呀!但事实胜于雄辩，他靠自己的声名换来的这个官职，却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舒服。魏晋之际，天下大乱，当时的当权人物为了争取民心，取得朝臣的支持，纷纷拉拢名士以壮声威。一旦他们失势，名士们也就跟着倒霉。“名士少有全者”，就是那个时代名士的普遍遭遇。而“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就是因为在政治上公然反对司马政权的统治，才被杀害的。嵇康用血的教训给了阮籍很大的启示，为了保住性命，他只有谨慎避祸，对各派都保持中立，既不附和，也不公然反对。三国时期的阮籍声名颇高，自然就成了各方政权拉拢的对象。为了争得名士的支持，权臣们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上。因此，阮籍先前的职务与其说是自己情愿做这个美差，倒不如说为了保住性命，在威逼利诱下，迫不得已、推辞不下的情况下才委身担任的。

　　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推辞的理由。“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故后人称他为“阮步兵”。作为“竹林七贤”之一，他嗜爱喝酒，常以酒来摆脱别人的纠缠以保全自己。史书上说:“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获免。”另外，史书上还记载:“玄远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据了解，一日他与人正下棋，棋至中盘，传来母亲的死讯，对方请求中止，他却一定要下完。他不为输赢，为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棋下完了，看不到他的悲伤，很平静。他又向人要了酒，痛饮两斗，不是痛快，是痛苦。酒喝完了，他突然一声大哭，心痛，痛得厉害，随后他又吐血几升。他是一个不拘礼法之人，母亲要下葬了，他还在吃肉、喝酒，一切好像和他没有关系。与灵柩诀别，他又是一阵恸哭，吐血数升。以上足以证明，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这些都是从史料上查来的，而事情的确如此，阮籍确实是一个不拘礼法之人。正如史书上的记载，“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可见，阮籍的出色是不无道理的。

　　除此之外，史书还记载有，籍外坦荡而内淳朴，皆此类也。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景元四年冬卒，时年五十四。

　　第70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在当时黑暗的政治背景下，阮籍，一个历史上的狂人，亲眼目睹了残酷的政治斗争，于是他就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政治的不满与决绝。在他看来，既然没有一方是英雄的行为，他也就不用去认真评判是非。

　　无数事实证明，血的教训使他明白了生命的极度卑微与极度珍贵，于是他就横下心来伸出双手，以生命的名义索回一点自主与自由。他历经无数，曾先后到过广武山与苏门山，看到过废墟，听到过啸声，那时，他已是一个独特的人，正在向他心目中的“大人”靠近。

　　历史认为，阮籍是一个怪异的人，主要是他对官场的态度。对于历代的人们而言，垂涎官场、躲避官场、整治官场、对抗官场，这些都能理解，而阮籍给予官场的却是一种游戏般的洒脱，他躲避官职，曹爽任他做参军，他却装病隐居一年，明哲保身。曹爽倒台后，受诛人无数，而他却安然无恙。后来，司马政权要与他联姻，他却将自己醉倒两个月，联姻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唐代诗人李白对阮籍做官的这种潇洒劲头钦佩万分，曾写诗道: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

　　在封建礼教森严的魏晋时期，他不拘小节与礼法，公然与嫂子聊天，去邻家喝酒，喝醉后就睡在邻居小媳妇的脚边;听说一位兵家女孩死后，他还在灵堂里为人家大哭一场，没有其他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可以说，像这么一个“狂人”，历史上能有几个呢?也许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王戎——卧在算盘上的“隐士”

　　王戎(公元234年—公元305年)，字濬沖，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并且是“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常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由此可见，他是“七贤”中世俗之心最盛的一位。

　　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

　　西晋时期，说起王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不仅是“竹林七贤”中最小的一位，还是士族中的领袖人物之一。虽说他庸俗到不可忍耐，但他胆色出众，常常临危不惧。他投靠司马氏，仕途一帆风顺。

　　世人眼中的神童

　　在“竹林七贤“中，王戎年龄最小，用当今话来讲，他属于年轻有为的后备干部，比山涛小近30岁，比阮籍小20多岁。他之所以能够获得与另外六人在嵇康的山阳寓所开“派对”的资格，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太聪慧了，估计自小就被称为“神童”。

　　第71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王戎自小聪明，与其他小朋友很是不同。在王戎三岁时，一天正好是元宵节，于是到了晚上，家人带着王戎去看花灯。大街小巷到处挂着式样精巧的花灯，由于看花灯的人太多了，以至于他与家人不小心走散。这个时候，有一陌生人把他背了起来，如果换了别的孩子，肯定会大哭大闹起来，可是王戎却没有。只见他把自己小辫上的红头绳解下来，悄悄系在那人的头发上。

　　到了另外一条街，王戎便大喊大叫起来，“快捉坏蛋!”那人贩子把他扔在地上，撒腿就跑。王戎对赶来的捕快说:“贼的头发上面有一根红色的绳子。”于是捕快们根据王戎的描述，对全城展开了搜查。王戎被送回家的时候，那贼也捉到了。

　　在王戎七岁那年，有一次和几个小孩子游玩，看见路边的李子树有好多果实，枝断了，许多小孩争相奔跑去摘那些果实。只有王戎不动，其他小朋友便问他为什么不去。他回答说:“李子树长在路边却有许多果实，这必定是一棵苦味李子树。”待众人摘取果实品尝后，证实确实是这样的。

　　自小聪慧的王戎还有一个让人啧啧称奇之处，那就是他的双目可以“放电”，这不得不让人佩服及奇怪。

　　还有一次，王戎和裴楷一起拜访钟会，和钟会打了个照面就走了。有人就问钟会:这两个小娃娃怎么样?钟会说:“裴楷精通，王戎简要，二十年后，这两个青年应该成为吏部尚书。”其结果真让钟会给说中了，王戎和裴楷一起成为西晋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

　　王戎的父亲当时任洛阳尚书郎，与阮籍关系不错，但两人之间却少有共同语言。但是年少的王戎却与阮籍交谈甚欢，以至于阮籍对王浑幽默地说:“与你聊还不如与你儿子聊。”

　　阮籍说这话的时候，王戎还不到15岁。由此可以看出，王戎之所以能成为“竹林七贤”之一，阮籍应该就是他的介绍人。

　　宦海沉浮的“不倒翁”

　　王浑死后，王戎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当上了相国掾，这个官职是宰相的属官。此后一发不可收拾，王戎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最终，他因挪用公款修建自家宅院，按当时法律应当免官，但是，他却花钱买平安，这件事总算了结。此后，他又迁任豫州刺史，并加建威将军，奉诏伐吴。平吴之后，他晋爵安丰侯，增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又大捞了一把。

　　要知道，推荐王戎做官的人，就是那个把“竹林七贤”的嵇康推上断头台的钟会。不管怎样，王戎和钟会还是有一些交情的。当年，钟会伐蜀之前，他还特意前来与王戎辞别，并且还问王戎:“计将安出”。王戎却说:“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后来，钟会反叛失败，众人都佩服王戎的“智者之言。”

　　第72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王戎确实是一个智者，他有着非凡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他不仅是个知道如何积累财富的人，也懂得在官海中永不沉没的技巧。王戎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更有着不让自己摔跟头的本领与见识。

　　王戎的族弟王敦曾经也名噪一时，但王戎却早早地看出了他的致命弱点，所以，每次族弟来拜访他时，王戎总是推托自己有病而不见他，其实这种做法就是在与族弟划清界限。果然不出他所料，后来，由于王敦叛乱，王戎因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而未受到牵连，从而保住了性命。

　　人家都说官场沉浮难以捉摸，但王戎无疑就是一个例外。他在官海中行走，总能用一颗慧眼去识人、辨人，而且事实证明，他确实有慧眼识人的本领，是英才者近之，是蠢才者远之。且看当孙秀为琅邪郡吏时，王戎劝弟弟王衍不要得罪孙秀。后来孙秀得志，杀了一大批官吏，王戎、王衍则安然无恙。

　　王戎在官场上步步稳妥、官运亨通，位高爵显，根据当时的情景，他应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但他却为了明哲保身，委曲求全过完了终生。元康九年(公元299年)，一心想要专权的皇后贾南风陷害太子，贵为太傅的王戎却始终保持沉默。次年，赵王司马伦等杀了贾南风，数十名高级官员受牵连被诛杀，王戎也受到牵连，但由于他懂得明哲保身之道，在这件事中他只是被迫辞职，并没有生命危险。

　　可见，王戎在官场上的游刃有余、自由自在，深谙为官之道，他头脑中的机灵从小到大都没有变过。“八王之乱”中，王戎因为出错了主意险遭杀头之祸，正当危难之际，他连忙表示要去厕所。王戎不在的时候，司马冏对谋士的建议正做认真考虑，忽然听见有人叫唤起来:“不得了了，不得了了，王大人掉茅坑里头了!”大家让人把王戎捞起来以后，把这位浑身恶臭的王大人送回府第。王大人声称自己是“药发”，才会失足跌入茅坑。一阵混乱下来，王戎逃得一命。后来，当司马冏已去地狱见了阎王，而王戎还在阳间逍遥快活地活着。这些不争的事实都说明了，王戎就是官场上的不倒翁。

　　卧在算盘上的“隐士”

　　智慧是个宝，早慧则是稀世之宝。

　　王戎是历史上有名的“神童”，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神童”长大后却变成了典型的吝啬鬼，变成了“算盘精”。他的算盘在官场上拨得噼里啪啦响，在算计别人的时候，却也被别人算计着。但算来算去，自始自终，王戎都没从算盘上跌落下来，他成了官场上的“不倒翁”，成了一个卧在算盘上的“隐士”。

　　王戎的父亲王浑生前是一位大官，死在凉州后，他的老战友、老部下都非常难过，纷纷解囊相助，捐赠的钱财高达数百万。但当时的王戎却坚持一分不取，这件事一时间让他声名鹊起，从那以后，人人都知道王戎不爱财。但是后来呢?他却变得吝啬起来，且愈演愈烈，可这种转变至今无从考证，惟一有据可寻的就是他真的很“慷慨”。

　　第73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他的庄园水磨，据说是“周遍天下”。有一次，他的从侄结婚，他很大方地送了一件单衣。但是，婚礼完毕之后，他又心疼起来，心里火烧火燎的，如果不拿回来，他的心脏病都要发作了。于是，他又厚着脸皮跑到侄子家将东西要了回来。

　　他不但对侄子小气，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不大方。女儿成家后，有次问他借了几万钱。几万钱对于当时的王戎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可他就是一直惦记着，天天盼女儿还钱，可女儿就是没送钱来。后来有一天，女儿来探亲，他的脸色就很难看。女儿一看不对劲，就赶快把钱还给了父亲，王戎“然后乃欢”。

　　爱钱如命的王戎到后来已经发展到要钱不要脸面的地步。他家种有一棵李子树，品种很好，李子吃起来非常甜，他就让家人拿到市上去卖钱。令人拍案称奇的是，王戎为了不让别人得到他家的优良品种，出售前总是将李子的核通通钻破。这就是有名的“王戎钻李”典故的来历。呵呵，看看王戎视财如命的典故，真叫人忍俊不禁。

　　看着这样一个王戎，发现他几乎就是葛朗台在中国历史上的翻版。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对于王戎的出仕，根本就用不着惊异。因为从王戎的生长背景来看，他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可以说是耳濡目染，也可以说是接受了父亲的不少思想，同时也可以说他看多了所谓的官场冷暖。因此，在这个浮浮沉沉的官海之中，王戎有自己一套特殊的保身方法。也正因为此，王戎的避祸思想对他的政治生涯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把隐逸推向文化的非魏晋莫属。魏晋以来，隐逸之风兴盛，自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隐士们在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中，创造了中国独有的“隐逸文化”。

　　魏正始年间(公元240年—公元249年)，竹林之下，常常会聚嵇康、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而“七贤”就是隐逸文化的代表之一，并且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

　　“竹林七贤”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涛、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当时他们均属文人隐士，由于社会动乱，他们对现实不满，时而相聚竹林中饮酒抚琴，吟诗作乐，抒发胸怀，被称为“空谈派”。其中，每一个人都发言玄远，任性放达，饮酒服药，颇有名声。七贤的政治态度和处世方式也各有不同，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嵇康。

　　孟浩然——甘居田园，隐者自怡悦

　　孟浩然(公元689年—公元740年)，唐代诗人，本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隐者，他的山水田园诗与王维齐名，世以“王孟”并称。他们同样有着隐士情怀。孟浩然的才华从杜甫的“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中，就可以看出来，孟浩然乃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人才。

　　第74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从古至今，隐士因其超迈出尘、不慕荣利的道德情操，被视为世外高人。作为盛唐重要诗人中最年长的一位，孟浩然的一生可以说比较简单平淡。由于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开元盛世，所以，他的大半生都在隐居和漫游中度过，和山水鸟虫结下了缘分。更重要的是他淡泊清远，才情满腹却终身不仕，甘居田园，在浩荡如潮的诗人中依然独树一帜，成为隐士的典范。

　　清音悠悠，隐中典范

　　孟浩然和其他一般的隐士不同，他可以说是隐士中的名士，隐得自在，隐得洒脱。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在他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过的都是隐居生活。回到襄阳不久，他开始出游，足迹遍于江淮吴越等风景佳处。一游便是数年，如闲云，如野鹤，乐而忘返。出游一为交友，一为闲适。

　　在隐居期间，他洁身自好，不乐于趋承逢迎，总是把田园诗和田园情趣作为他隐逸生活的调剂品，借以展示其高雅情怀、隐居清寂、登临清兴和静夜相思。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那首《故人庄》，此诗充分表现了他隐居之后那种清闲自在、悠然自得的生活态度，让人羡慕，令人神往。孟浩然耿介不随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为同僚和后世所倾慕。

　　不论是什么时候，只要一提起孟浩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山水田园诗: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在这首“淡的看不见诗了”的诗里，我们看到首联写的是:老朋友炖好了鸡，蒸熟了黄米饭，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几个字平平实实，明白如话，淡中有味。虽然是写眼前之事，却暗用了一个典故。众所周知，这两句诗中的“鸡黍”，出典于《论语·微子》:“丈人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论语注疏》云:“此丈人必贤人而隐者也。”

　　接下来就写到了赴约途中所见的村庄外景，取景简练而富有特征，“绿树”、“村边”、“青山”、“郭外”，寥寥几笔，便把田园风光作了传神的勾画，突现了环境的幽静与和谐。“面场圃”与“话桑麻”，事不惊人，语不奇警。“话桑麻”出于陶渊明《归园田居》:“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诗中的“故人”、“田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故人”、“田家”，而是归隐或隐居意义的“故人”、“田家”。

　　这首诗充分展现了一幅朴素动人的农家生活画卷，泥土的清香透过纸背，醇厚的乡情扑面而来。所以，孟诗亦有其过人处。其诗之淡远处，既上继陶潜余绪，又不减王维之情。且有“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等句，真可谓“清空自在，淡然有余”，不愧山水诗中之佳作也。

　　第75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虽然孟浩然生在盛唐，且早年也有意向仕途发展，但随着政治上的困顿失意，他慢慢打消了这种念头，从而以隐士终身。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他的诗句虽不如王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李白称赞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赞叹说:“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璀璨诗星，后天“无奈”隐逸

　　在众多著名的隐士中，孟浩然是后天的隐士，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在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想做隐士，他有着满腔的热血、满腔的抱负，可是当他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强烈的冲突时，他才真正地意识到自己的抱负就是所谓的“空想”，根本成不了现实。于是为了保全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意志，他不得不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即去做一个隐士。

　　其实，孟浩然的归隐，完全决定他顺利的一生。当他初时的“官运梦”成为泡影后，那是一种无奈，一种悲伤，更是恨自己的无能。之所以选择成为一个隐士，想必也是一种无奈之举罢了。因为孟浩然的隐逸有前期和后期之分:前期的隐逸可以说是为步入仕途做准备的，是带有强烈功利目的的隐逸。

　　众所周知，古代一个人想要做官，除走科举考试的道路之外，还可以通过求仙访道的隐居生活扩大影响，从而引起朝廷重视，也可能被召去做官。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

　　据说诗仙李白在东游吴越不到一年的时候，到了湖北安陆，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的别馆设在终南山，许多文人雅士都去做客。而当时的李白隐居在此，到处交友，当得知玉真公主驾临此地时，他也曾拜访过玉真公主，希望能被引荐做官。

　　想必孟浩然也是如此，他前期三十多年是在努力为科举、为入仕做准备。在唐代都是以词章取仕的，因此，他自强不息，苦学了几十年，自认是“词赋颇亦工”了，然后才“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以求明达，抱负很大。现实与梦想往往都是相差悬殊的，孟浩然屡次名落孙山。

　　从那之后，他一直隐居山林，直到四十岁。但他不曾安分过，他和官位较高的一些人一起游玩宴饮，写的诗中也大都流露出一些要求荐举的愿望。然而，尽管孟浩然做隐士已经名满天下，却始终没有接到朝廷诏他做官的诏书，他就有些坐不住了，于是，他到长安寻找机会。

　　说来也巧，孟浩然在长安认识了当官的张九龄和王维。有一天，孟浩然在王维家做客，恰遇唐玄宗，玄宗让孟浩然吟诵他得意的诗作。这也就是说，倘若他选的诗好，孟浩然马上就可以拜相封侯了，他是既紧张又兴奋，不知道到底该念哪一首诗好。紧张焦虑的思考之后，他选择了《岁暮归南山》:

　　第76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北阕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馀。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其实，孟浩然寓意很明了，是想表明自己做官的心思还是有的，而且也希望自己能够得到重用。然而，孟浩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入仕做官的美好愿望就断送在了这首诗里。当玄宗听到“不才明主弃”一句时，勃然变色曰:“卿不求朕，朕岂弃卿?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遂不录。至此，孟浩然由不第而真隐。原因很简单，此刻的孟浩然对入仕已经心灰意冷了。于是他开始了四处漫游，足迹遍布山林江海，成为人们心目中真正的“隐士”、“高人”。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如此一个千载难逢的施展自我抱负的机会，却因为一个偶然的小小问题，而失之交臂。奈何?奈何?好在孟浩然心胸开阔，不是太在意。毕竟徒呼“奈何”也无用，此后宁可游山玩水，饮酒赋诗，“迷花不事君”。多么豁达的态度，不愧是众隐士中的典范。

　　像他这样的隐士，之所以终身不仕，并非“为隐居而隐居”，也并非出于无奈，或受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观念的影响，其深层原因在于诗人始终坚持以“求真”、“放性”作为统摄立身行事的基本原则。当他意识到自己的个性不能容于官场，为了保持真实的自我，几经挣扎、阵痛后，他迎来了一个全新的自我，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归隐，接受并享受自己选择的隐居生活。

　　换言之，孟浩然的后期归隐是追求人格理想、完善其道德追求的真心归隐。真隐后的孟浩然如闲云野鹤般的洒脱自在，足迹遍于江淮吴越等风景佳处。

　　最后，孟浩然把像美酒一样香浓的亲情、友情、山水情、报国之情和清新超俗的诗情，美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在啸傲山林、纵迹江湖的岁月里，他与田园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满目的风景与胸中的怡然心境融合，化作一首首清新淡远的隽永诗句，给世人留下了大量千古流芳的诗篇。虽然孟浩然饱受挫折，最终与官场无缘，但是世事万变，孟浩然成不了官员，却脱变而成为了一位伟大的山水田园诗人。

　　王维——半官半隐的山水大师

　　王维(公元701年—公元761年)，字摩诘，崇信佛教，官至尚书右丞，他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后迁至蒲州(今山西永济)，晚年居于蓝田辋川;擅画山水、人物、丛竹，擅长各种诗体，尤以五言律诗和绝句著称。他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

　　王维自幼聪颖，九岁时就能作诗写文章了。王维幼年时丧父，而其母亲崔氏笃志信佛，这对王维产生佛教的信仰有很大的影响。

　　第77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王维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和弟弟王缙离开了家乡，在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两地活动。由于他才华出众，工于草书隶书，娴于丝竹音律，擅长绘画，多才多艺，所以，很快就受到两地高门贵戚的欢迎。后来他还成了开元、天宝年间著名的诗人、才子，“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娴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所眷重”，名动京师，深受皇族诸王的敬重，当时，宁王、薛王待他如师友一般。

　　半官半隐，一波三折

　　王维虽然少年得志，名传遐迩，但他的一生也并非事事坦荡，仍是波折坎坷，极不顺利，曾险遭杀头之祸。

　　开元九年的春天，王维中了状元，做了太乐丞，自此，他便开始了仕宦生涯。但他马上又因为署中伶人舞黄狮子犯了禁，被谪为济州司法参军，当年秋天便离开了京城，赴济州任职。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的春天，王维辞去司法参军之职，离开济州。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他又奔赴长安，在长安闲居了几年。在那里，他跟从道光禅师学佛，还结识了诗人孟浩然。孟浩然在开元十六年赴长安应试落第后，就一直留在长安。他们一见如故，可谓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了。

　　王维虽然嘴上劝孟浩然归旧庐隐居，但他自己的求仕之心却从未泯灭。在三十四岁那年，他又赶赴洛阳，献诗中书令张九龄，希望他能够引荐自己，结果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便隐于嵩山。他认为，嵩山离洛阳比较近，便于自己寻找进入仕途的好时机。在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的情况下，第二年他便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朝官，做了两年的右拾遗，后来又当了监察御史。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是与炙手可热的李林甫之流合作，违背自己辅国济民的抱负，以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二是毅然决然地与奸臣逆党决裂，坚持正义，在众人皆醉的社会中孤军作战。像王维这种厌恶蝇营狗苟小人的人，是绝对不会与前者同流合污的，但他也不会选择后者，因为那样自己将会冒更大的风险，会遭到更多的迫害。最后，他采取了圆通混世、随遇而安、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他自认为出仕与隐居，只要能做到“身心相离”，看空一切，那么无论做官与隐居，都不会感到不适宜。所以，后来他一直是过着半官半隐，所谓“身心相离”的生活，时而从污浊的朝堂脱身出来，到高山秀水中寻找乐趣，直至“安史之乱”的爆发。

　　天宝十五年，即公元756年6月，安禄山的叛军攻入长安，仓皇之下，玄宗独自逃到了四川，王维由于没来得及逃走而被俘。被俘后，他曾吃药假称患病，以逃避麻烦，但他的名声太大了，安禄山还专门派人迎他到洛阳，拘之于菩提寺。不管他答应不答应，硬委以伪职。王维在无奈之下，便当了安禄山身边的一个小官，但他的心依旧追随着唐王朝。到了公元757年的9月、10月，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王维与其他陷贱之官均被收系狱中，随后押到长安，这些人竟然给叛军做事，按律都当斩，但是，王维在软禁期间做的一首《凝碧宫》的诗救了他的性命，这首诗是这么写的:

　　第78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万户伤心生野烟，

　　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

　　凝碧池头奏管弦。

　　唐肃宗看后，看他是个人才，不但没有杀他，还让他当了太子中允，此乃不幸中之大幸。那时，王维已经接近暮年了，但在他任太子中允不久，就又迁太子中庶子。上元元年，即公元760年的夏天，年近六旬的王维转为尚书右丞。这是他一生所任的最高的官衔了，但同时也是他最后所任之职，担任此职有一年之多后，王维于次年的7月便去世了，而“王右丞”这一称呼就源自于此。

　　大诗人“趣闻”

　　关于大诗人王维的事举不胜举，有的时候他少言寡语，有的时候念书诵读，其实他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趣事呢。据说王维在居士山隐读时，有一天患了小病，就去一家药店买药。他见柜台内是一位衣着朴素的美貌少女，就想趁买药之际试试这女子的才气。于是，一开口问道:“我要买宴罢客何为?”姑娘微笑地答道:“宴罢酒酣客，是‘当归’。当归要多少?”“且慢，我还买黑夜不迷途。”“‘熟地’不怕天黑夜，此药本店有的是。”“三买艳阳牡丹妹。”“牡丹花妹‘芍药红’，芍药今天方到货。”“妙!答得好!”王维见这女子才思敏捷，对答如流，不由得连声喝彩，心里不禁暗自佩服这个妙龄少女的才气。

　　就王维考状元一事，也有这么一段有趣的记载。据说当初有一个叫张九皋的人，使人走通了公主的后门，公主曾授意京兆试官要以张九皋为解头。但王维也将应举，就同岐王商量，希望得到岐王推荐，但岐王的权势哪里比得上公主呀!所以，岐王就给王维出注意，让他以自己的才华去争取公主的同意。那时，王维年少气盛，长得也是一表人才，风姿俊美，因此，当他穿上锦绣衣服，带着琵琶来到公主宅第时，非常惹人注目。后经岐王推荐一番，王维又弹琵琶又赋诗的，而且说话风趣，风流蕴藉，结果公主对他是崇拜不已。岐王见时机成熟，就说:“若教京兆府今年能以此人为解头，诚为国家的荣光啊。”公主说:“那为什么不教他去应举?”岐王说:“您不是已经嘱托，将解头给那个张九皋吗?”公主笑道:“那是因为他人求情，哪里是我要给他的。”随即回头对王维说:“你若要取解头，我定当全力荐你。”就这样，王维当了解头，并且一举登第做了状元，时年21岁。

　　诗画大家的艺术造诣

　　王维所作的诗，可谓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各种诗体他都很擅长，但以五律和七言绝句造诣最高。他的七律或雄浑华丽，或澄净秀雅，为明七子所师法。写景诗，常用五律、五绝，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舒缓，宜于表现山水幽静和诗人恬适的心情。总而言之，王维继承和发扬了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而独树一帜，使山水田园诗的成就达到了一个高峰，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第79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现今保留下来的王维诗有400多首，以山水田园诗为最多，语言清新凝炼，朴素中见华彩。也有送别、纪行一类的诗，常有写景佳句，如“山中一半雨，树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等，又如《送元二使安西》、《相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沈子福归江东》等，都属情真语挚，有淳朴深厚之美，可与李白、王昌龄的绝句相媲美，古今传诵，历代不衰。

　　除此之外，王维还善于绘画，其造诣与写诗相比丝毫不逊色。明末董其昌在其创立的南北宗论中，就将他列为南宋绘画之祖。王维能画人物、佛像，尤擅山水、青绿，更以水墨山水为人称许。所作泼墨山水，笔迹劲爽，“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对后世影响颇大。但无论是雄奇壮阔的景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是细致入微的自然物态，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他都能以对大自然敏锐的感受，抓住自然的色彩、声音和动态，或素描，或刻画，挥洒自如，意境独到。王维对自然美的感受独特而细致入微，他写景动静结合，善于细致地表现自然界的光色和音响变化。他笔下的山水景物特具神韵，色彩鲜明优美，略事渲染则意境悠长，很有画意。

　　王维生前及后世均享有盛名，他的诗代表了盛唐绝句的最高成就，而他也有“天下文宗”、“诗佛”的美称。其七古形式整饬，气势流荡;散文清幽隽永，极富诗情画意。历代编注其集很多，而清代赵殿成编注的《王右丞集笺注》算是迄今来最好的注本了。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纵观王维的一生，从未离开过官场，他选择的是“富贵山林，两得其趣”、亦官亦隐的生活。据说王维最爱去终南山游玩。终南山位于长安城南二十五公里，是秦岭的主峰之一。那里山峰清峻，草木葱茏，到处鸟语花香，真乃人间胜境。王维在山间闲行，走到山溪尽处，眼前似乎无路可行，于是索性坐下来看白云飘浮而起，一切都是那么地自然;而山间的流水白云，无一不引发他无尽的兴致。所以，在这种自在洒脱、不急不徐、怡然自得的状态下，一些千古名篇便应运而生了。

　　王维以其优秀的诗篇，为盛唐诗坛大增光辉，这也使他成为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诗人。

　　李白——千载独步，诗仙酒隐天下

　　李白(公元701年—公元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诗人，先世为陇西(今甘肃)人。李白在我国历史上向来有“诗仙”之称，其诗风豪放飘逸，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李白最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是我国文学史上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与杜甫并称“李杜”，是华夏史上最伟大的诗人。

　　第80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这是著名作家余光中对李白的赞叹，短短几句话便道出了李白的豪气之情。在中国的诗史历史上，李白的贡献不可谓不大，现如今流传下来的诗有几百首，且很多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李白除了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外，还是一位高风亮节之人，这一点从他的号“青莲居士”便可看出，一句“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便足以使人们见识到他的气魄。

　　豪迈奔放，不醉狂生笑苍穹

　　李白，生活在唐代最繁荣昌盛的时期，受传统思想意识熏陶与当时时代精神的激励，早年就立下“愿为辅弼”、“济天下”，而后“功成身退”的人生大志。这也算得上是他的理想。

　　要知道，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他有着很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怀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之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的愿望。

　　由此可以看出，李白是一个缺乏现实感的理想主义者，他对自己的人生设计是功成身退。身退以功成为前提，而功成的方式又是“不屈己，不干人”，一飞冲天，一鸣惊人。正是因为他狂放的性格和行为触怒了朝中权贵，最终他被迫离开长安。离开长安后，他又先后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惊世杰作。这些“醉人”的诗篇，或抒发豪情壮志，或揭露世俗黑暗，或反映仕途险恶，或体现困顿中的矛盾心理。

　　对于李白的一生，我们可以用诗人、神仙、隐士、酒徒、流浪者来称谓他。他的一生都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中度过的，在不知胸中块垒是什么的矛盾中，或借酒消愁，逃避酒乡;或作诗访友，疏泄心情;或寄情山水，排遣忧愤以自娱。但是无论他处于何种境况，甚至是逆境，他的诗中总有那么几分豪迈奔放，有一种欲超脱世界的张扬，有一种不醉狂生笑苍穹的个性。也许这就是他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吧!

　　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很大的差别，李白时常处于苦闷、伤感和愤激之中。于是，便爆发出雷霆般的痛苦和愤怒，高呼要烹羊宰牛，典裘卖马，“一饮三百杯”、“同销万古愁”，以此来宣泄不能实现理想的怨怼。他不止一次地在饮酒诗中揭露李唐王朝的黑暗面，讽刺和抨击最高统治者的荒淫和暴虐，其笔锋之犀利，感情之愤激，抨击之猛烈，为古今中外诗人所罕见。

　　一方面李白有着儒家的用世思想，希望“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又浮云富贵，粪土王侯，隐逸求仙。李白，人如其名，英气勃勃，狂放不羁。他爱大自然，遂遍访名山大川;爱豪侠隐士，遂隐居求道;亦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想学黄霸之术。这两种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功成身退的处世态度。李白一生怀着崇高的理想，但始终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只好把抑郁之情寄之于酒，将激情倾注于诗。如此传奇色彩的一生，如此才华横溢的一个人，真像一场华丽而充实的梦。为报国，李白曾进出长安，更曾因而蒙冤入狱，其最终郁郁病故。

　　第81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盛唐诗歌气来、情来、神来，这在李白的诗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他也是我国诗歌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诗人。从古至今，李白在世人心中的形象总是与酒、诗有着不解之缘。

　　的确，他的诗不拘前人章法，自拘一格，不屑于古体诗工整的对仗和细微的雕琢，而是以大刀阔斧的气势和辽阔的意境，抒写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朝代和自己胸中的块垒，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在我国，若是哪个人能背上几首古诗，其中必定有一首是李白写的;一个人即使很少听过几个有关于古代诗人的典故，但在很少之中肯定有一两个是关于李白的。一千多年来，人们在戏文里唱他，小说里写他，传说里神化他，足见他的影响力之大。因此，李白之后的诗人，大都对他推崇备至，尊他为“诗仙”，说他“千载独步”。

　　然而，话又说回来，我们对诗人的评价又离不开时代的限制，我们不能断章取义，但李白诗歌的成就是不容怀疑的。与李白同时代的诗人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有:陈子昂、贺知章、孟浩然、张九龄、王维、王昌龄、韦应物等。李白则如异军突起，横扫诗坛，足见其功力，连“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圣杜甫也自叹不如，赞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李白的诗豪迈瑰丽，诗里有突破现实的幻想，有对当时民生疾苦的反映和对政治黑暗的抨击。他的散文具有清新明朗、奔放流畅的特点。许多诗篇都表现了他豪放的气概、丰富的想象和热烈的感情，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名作。而他这种不与奸臣同流合污的高尚气节，至今仍被后人所标榜。

　　怀才不遇，直至郁郁而终

　　李白在年少时就已显山露水了，吟诗作赋，博学广览，并好行侠。其间曾因吴筠等人推荐，于天宝初，任供奉翰林。

　　唐玄宗自从有了杨贵妃之后，便开始不理朝政，整日整夜地陪着贵妃花天酒地，只顾着自己享乐，把一切政事都交给了大奸臣李林甫，经常留在宫里寻欢作乐，连每天例行的早朝也懒得上了。

　　唐玄宗、杨贵妃每天饮酒作乐，少不了叫人奏奏音乐，唱唱歌曲，但是宫里原来的一些老歌词都听腻了，他想找人来给他填点新歌词。

　　因此，李白就登上了“政治舞台”。官员贺知章在唐玄宗面前说，长安新来了一个大诗人，名字叫李白，他简直就是一个天才，无论做诗还是写文章都很出色。唐玄宗原本是个爱才惜才的人，对于李白的名声也是早有耳闻，就吩咐贺知章赶快通知李白进宫。

　　其实，李白还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他生性高傲，对当时官场上的腐朽风气很不满意，希望得到朝廷任用，让他有机会施展政治上的才干。这一次到长安来，听到唐玄宗召见他，不用言语，只看他的五官就已深深地感到他内心的高兴。李白还以为自己以后能为民请命了，谁知召见后，唐玄宗觉得李白是个人才，就把李白留在翰林院，要李白专门给他起草诏书。众所周知，李白嗜酒如命。虽然他进了翰林院，但他依然改不了这个习惯，只要一有空儿，他就找一些诗友到长安酒店里去喝酒。

　　第82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这一次，唐玄宗为了博得杨贵妃的欢心，就叫乐工写了一支新曲子，可还没填上歌词，就命令太监去找李白。谁知该太监找遍了整个翰林院都没有见到李白的影子，仔细查询才得知，原来他喝醉了酒，躺在那里睡着了。于是，太监们就七手八脚把李白拉进轿子抬到宫里。

　　李白进了内宫之后，抬头一看是唐玄宗，想行朝拜礼，但是身子却不听使唤。太监们见他醉得厉害，就有人拿了一盆凉水泼在李白脸上，李白这才渐渐醒过来。由于唐玄宗十分爱他的才，所以并没有责怪他，只是叫他马上把歌词写出来便可。太监们忙着在他面前的几案上放好笔砚绢帛。这时，他席地坐了下来，忽然觉得脚上穿着的靴子很不舒服，他一眼看见身边有个年老的宦官，就伸长了腿，朝着那宦官说:“您帮我把靴子脱下来!”

　　谁知道那个老宦官竟是唐玄宗十分宠信的宦官头子高力士。他平时仗着皇帝的势，在官员前作威作福，现在一个小小的翰林官居然命令他脱靴，简直把他给气昏了。但是碍于唐玄宗在旁等着李白写歌词，高力士掂量了再三，还是忍辱负重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面露微笑地说:“真是喝醉了酒，拿他没办法。”说着就很识趣跪着给李白脱了靴子。

　　李白脱了靴子后，连正眼也没看高力士，拿起笔来龙飞凤舞地写起来，没有多少时间，就写好了三首歌词交给唐玄宗。唐玄宗反复吟了几遍，觉得文词秀丽，节奏铿锵，确是好诗，马上叫乐工演唱起来。唐玄宗十分赞赏李白，但是那个给李白脱过靴子的高力士却记恨在心。

　　这一天，高力士陪着杨贵妃在御花园里赏玩景色。杨贵妃很高兴地唱起李白的诗来，高力士故意装作惊讶地说:“哎呀，李白在这些诗里侮辱了贵妃，您还不知道吗?”杨贵妃奇怪地问怎么回事。高力士就添枝加叶地制造了一些谣言，说李白写的诗里有一句话，把杨贵妃比作汉朝一个行为放荡的皇后赵飞燕，是有心讽刺她。杨贵妃听后气就不打一处来，后来，便有意无意地在唐玄宗面前讲李白的不是之处，唐玄宗渐渐对李白也看不惯了。

　　李白也是一个识趣之人，他看出了在唐玄宗周围都是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自己若留在唐玄宗身边，不过帮他解闷散心，要想政治上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于是，到了第二年春天，李白就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辞官还乡。唐玄宗便顺水推舟地批准了他的要求，为了表示他爱才，还赐给李白一笔钱，并派人送他回家。李白自从辞官之后，又重新过起了诗人自由自在的生活。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纵观李白的一生，在仕途上，事事不如意，历经磨难;在行为上，功名强至乞求权贵;在情感上，凹凸不平愤世嫉俗。

　　第83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李白为后人留下的诗歌中，处处充满了浪漫气质的夸张之词，豪言壮语中时时表现出“平交王侯”的幻想，对现实不满集中于从政之志无法实现上，痛恨厌恶的只是阻塞了他上进之心的小人，而对皇帝、权贵的不满则是怨恨他们慧眼不识自己的才干。然而，纵然他有才华，终抵不过狂傲不羁的性格，因为这注定了他与官场是格格不入的。如果说皇帝与权贵不识才而造成他仕途之路受挫的话，那么，他自己的性格也是造成他不能仕的又一重要原因。

　　如果说他一辈子功未成，身也未退，那么，他一生也未真正安安静静地隐居过。同样，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个性解放、傲岸超然、纵情自适，和他猎取功名强烈从政的委曲求全，使他一生陷入痛苦的矛盾中，诗人李白的崇高和文人李白的庸俗，似乎能在主观上统一起来，给后代具有个性又颇受压抑的读书人们，留下了极好的渲染素材与反思榜样。

　　沈括——梦溪园中的科学通才

　　沈括(1031年—1095年)，字存中，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童年时期曾经迁往武夷山、建阳一带，后隐居于福建的尤溪一带。

　　在仁宗嘉祐八年，他中进士。熙宁五年任提举司天监，次年赴两浙考察水利、差役。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出使辽国，驳斥辽的争地要求。次年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整顿陕西盐政。后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加强对西夏的防御。元丰五年(1082年)宋军于永乐城之战中为西夏所败，连累被贬。晚年以平生见闻，在镇江梦溪园撰写了《梦溪笔谈》。

　　“仕途亨通”之士

　　沈括出生于北宋一官僚家庭。其母亲许氏是一位有文化教养的妇女，他自幼勤奋好读，在母亲的指导下，十四岁就读完了家中的藏书。其父亲沈周曾在泉州、开封、江宁做过地方官。当他读完家中藏书后，又跟随父亲云游各地，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不仅对当时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有所了解，而且还增长了不少见闻，也显示出了他超人的才智。

　　早期的文化积累与社会阅历，增长了他的才干。于是，他二十四岁就开始踏上了仕途，由最初的海州沐阳主簿，到后来的县令，直至后来的进士及第。

　　三年后，他被荐到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此后，他开始研究天文历算。到宋神宗熙宁五年，兼任提举司天监，职掌观测天象，推算历书。接着，沈括又担任了史馆检讨，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做集贤院校理。因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他有机会读到了更多的皇家藏书，充实了自己的学识。1075年曾出使辽国，进行边界谈判，次年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

　　第84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宋神宗熙宁二年，他参与到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中，并且受到了王安石的器重，期间他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沈括被贬官。三年后，为抵御西夏，他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因守边有功，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升龙图阁直学士，后来，又被降职为均州团练副使。哲宗元祐二年，他完成了自己花费十二年心血编修的《天下州县图》。

　　次年，沈括功成身退，定居润州(今江苏省镇江东郊)梦溪园，在此安度晚年。在隐居中，他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和《忘怀录》等。他几乎是一个科学通才，他在梦溪园完成的《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也是他一生的社会与科学活动的总结，内容极为丰富，方方面面都有涉及。

　　“天外来客”的最早发现者

　　据说，沈括是“天外来客”最早的发现者。宋仁宗嘉祐八年，沈括与当时的隐士崔伯易同住在新开湖畔。当时的新开湖畔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周围青松、翠竹、杂树、野花，环境甚是宜人。

　　那晚，两人在切磋琴艺的过程中，无意间沈括抬头看到了夜空中有一道“亮光”闪过，这引起了沈括的极大兴趣。此后，他经常来到崔伯易的新开湖探索有关“明珠”的踪影。

　　他到民间去调查了解到:自从嘉祐以来，这颗神奇的明珠常常在扬州一带出现。最初是在天长县的山水小湖中，后来又常常出没于甓社湖，这些年又转到了新开湖，附近的老百姓和过往的商客常常可以看见它。

　　他在樊良镇还看到当地人为了观看“明珠”而修筑的“玩珠亭”，于是，他经常到当地探索有关“明珠”的踪迹。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夜里，这个神奇的“天外来客”又一次出现在新开湖畔。那发光的被称作“明珠”的飞行物，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由远及近，伴随着隐隐约约的嗡嗡声悠然而过。于是，他就将自己发现的“无名飞行物”记录了下来，留传给了后世。

　　早在《拾遗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尧登位三十年，有巨槎浮于西海。槎上有光，夜明昼灭。常浮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名曰贯月槎，亦谓，挂星槎。”这与沈括所发现的飞行物很是相像。

　　还有一本书记载道:“严遵仙槎，唐置之于麟德殿，长五十余尺。声如铜铁，坚而不蠹……广明以来失之，槎亦飞去。”这与他的发现也很是相像。

　　沈括一直在寻找“无名飞行物”消失的地方，但是他什么也没发现。后来，在他晚年编著《梦溪笔谈》的时候，将自己的这一发现记录在了《异事》第三百六十九条中。他当时也许不会想到，这段记录使他成了中国最早报道“天外来客”莅临中国消息的人。

　　第85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科学通才，“功成身退”之士

　　沈括资质聪颖，勤于思考，并且能够向各行各业的能者学习，他不仅在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医学等方面有重要的成就和贡献，在化学、工程技术等方面也有相当的成就。此外，沈括在文学、音乐、艺术、史学等方面的造诣也很深。

　　他之所以能在各方面取得成就，是因为他善于从普通劳动者身上汲取智慧与力量。他曾说:“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为了探求医药知识，他“所至之处，莫不询究，或医师，或是巷，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隐者，无不求访”。他这种严谨谦虚的态度，很值得当代人学习与借鉴。

　　他在《梦溪笔谈》中以敬佩的态度，记载了宋朝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上做出的许多卓越贡献，例如布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民间匠师喻皓的建筑成就和编著的《木经》，河工高超创造的合龙堵口的先进方法，平民天文数学家卫朴修历的事迹，以及炼钢、种茶等，这些都是人民在生产斗争中取得的宝贵经验。正是由于他的详细记述，才使很多为中国科学技术作出过贡献的劳动人民的业绩得以保存下来。

　　此外，沈括还精研天文，他所提倡的新历法与今天的阳历相似。在物理学方面，他记录了指南针的原理及多种制作法;他还对共振的规律加以研究;又阐述了凹面镜成像的原理。在地质学方面，他对冲积平原的形成、水的侵蚀作用等都有研究，并首先提出石油的命名。数学中的隙积术与会圆术也都是他创立的。在医学方面，他也有很高的造诣，有多部医学著作中都记录有他的药方。

　　集学术于一身的沈括其实还是个“功成身退”之士。熙宁八年夏，辽人意欲侵占宋朝河东路土地，引起了边界纠纷。沈括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分奉使交涉，到辽廷后，他据理力争，先后6次辩论，辽人不能使他屈服，获胜而还。他在出使途中绘记了辽国山川险阻及风俗人情，成《使虏图抄》，上于朝廷。

　　元祐三年，沈括移居到润州(今江苏镇江)，将他以前购置的园地加以经营，名为“梦溪园”，在此隐居八年后去世。其间，他写成了科学名著《梦溪笔谈》，以及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已佚)、医学著作《良方》等。沈括所著诗文，在南宋时编成《长兴集》41卷，今残存19卷。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在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的传统中国，要想产生伟大的科学家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沈括却是个例外，他是古今历史上少见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不仅是地理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还是水利专家、兵器专家、军事家。他写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被世人称之为经典之作。

　　第86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科学成就，与他大半生的游历有关。他一生四处飘泊，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峭拔险怪的名山，一碧万顷的平川，烟波浩渺的湖泊，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深邃的目光透过青山秀水，看到了它们的浮沉变迁。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是大自然的产物，最终也得归隐大自然，去完成他终生要著书立说的遗愿。

　　当代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这样评价说:“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他积一生之心血写出的《梦溪笔谈》，包罗万象，独有创见，被称做“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虽然沈括一生都在为官，但在官场中的他也是接二连三地碰壁，以至最后悲观绝望，不得不向现实低头，而遁入空林、野谷，成为游离于社会之外的闲云野鹤。这是封建社会的一幕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壮惨剧!

　　范成大——石湖边的诗词大家

　　范成大(1126年—1193年)，是我国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字致能，号石湖居士。范成大与陆游、杨万里、尤袤齐名，他们四人合称为“南宋四大家”。绍兴进士，做过一些地方官，并做了两个月的参知政事(副宰相)。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范成大作为使节到金去谈判国事，抗争不屈，几乎被杀。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范成大退隐到故乡石湖。著有《石湖诗集》。

　　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范成大中了进士。他被派去担任徽州司户参军，后又多次迁礼部员外郎。为官期间，他减轻百姓赋税，大力兴修水利，政绩卓著。乾道六年，他以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的官衔出使金国，为改变接纳金国诏书礼仪和索取河南“陵寝”的事，范成大在金国“慷慨陈词”，维护了宋廷的威信，最后全节而归，并写成使金日记《揽辔录》，后历任静江、咸都、建康等地官员。淳熙时，官至参知政事，因与孝宗意见相左，两个月就被罢了官。晚年期间，范成大隐居到了故乡石湖。作品《石湖居士诗集》、《石湖词》等被传世。

　　一身正气，敢为人先

　　范成大为人一身正气，刚直不阿，而且敢为人先。

　　在他到临安做官的第二年，孝宗登基，并起用主战派将领张浚筹划北伐。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张浚派两支大军分道出兵，由于将领不和，金兵反攻得手，致使宋军大乱，溃逃到符离(今安徽宿县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符离之溃”。此次北伐失败后，宋金两国便进入相持状态。

　　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宋孝宗决定派人出使金国，以废除使臣向金国皇帝跪拜受书这一屈辱性的礼仪。但是，朝中大臣无不畏惧，不敢奉命前往。这时，范成大挺身而出，抱着必死的决心出使金国。范成大与家人及朋友杨万里告别后，就从临安出发，乘船经大运河入江苏，一路顺泗水而下，过盱眙，入淮河，又顺淮水横穿安徽，八月中旬终于抵达河南南端。

　　第87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当他们所乘的船在驿亭临时停泊的时候，当地很多百姓都已经拥挤在了岸边，他们想要亲眼见一见朝廷派来的入金使者。范成大在船头向众人挥手，岸上的一位老人看到后激动地喊:“大人，小民见昨夜大风从南而来，淮河浪掀起有山丘高，不想朝廷果真派使节来了。”范成大听后心中颇为激动:“民心如此可用!百姓不负朝廷，朝廷欠百姓的实在太多。”于是，下令让船马上起锚，只听得风吹得龙凤旗飒飒直响。当范成大看到岸上的人群久久不肯离去时，他禁不住热泪盈眶。

　　范成大触景生情，转身走进船舱，提笔写《渡淮》一诗:“船旗衮衮径长淮，汴口人看拨不开。昨夜南风浪如屋，果然双节下天来。”当时，淮河的北岸由金兵把守，当范成大的船一靠岸，一名金将带着几名兵丁就上船检查通关文牒。只见这些金人头戴狼皮帽，操着生硬的汉语说话，范成大不禁感慨:“华夏土地，竟让他们凭此淮河一水之隔，硬生生地给分割开了。”他们随即登上北岸，一干人等弃船换马，一路行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

　　即景生情，挥洒优美篇章

　　东京是宋太祖的开国都城所在，数代皇帝都曾在此执政，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以后，就决定在此逗留几日，以凭吊先贤遗迹。而东京北门外的双庙，是为纪念唐代张巡、许远而建造的。他们二人曾守睢阳(今河南睢县)，在抗击安禄山叛军时，以寡敌众，坚守孤城达十个月之久，极大地牵制了叛军的进攻计划，保障了千里江淮的安定。最后城陷，二人壮烈牺牲。当范大成来到双庙，看到立在双庙中的张巡、许远二人的雕像的时候，他又联想到了高宗皇帝及朝廷许多将相面对黄河之险，还一味退缩求和，致使神州沉陷，觉得他们反倒不如这两位古人。于是，他又满腹感叹地写下了《双庙》诗:“平地孤城寇若林，两公犹解障妖侵。大梁(今河南开封)襟带洪河险，谁遣神州陆地沉?”

　　在范成大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给他讲解东京相国寺的恢宏。如今自己终于来到了东京，可惜它已经落在金人的手里了，但他还是想去瞧瞧。于是，他与随从出驿馆，沿旧御街北行，穿过朱雀门，上了州桥。下桥行不多远，老年随从指着街两边说:“前面东边便是相国寺了，对面是旧开封府。”他们来到寺门前，只见屋檐倾败，滴水瓦的瓦头一大半已经断落，惟有太祖皇帝题写的“敕造相国寺”门额尚完好无损。进入里面，发现游客不多，主要是身着胡裘、脚穿皮靴的金人。一些殿堂空荡荡的，墙皮剥蚀，蛛网结窗。昔日的五百铜罗汉如今只剩下几十尊，惟八角琉璃殿尚存规模。他又向人打听，得知相国寺已闭门很长时间了，今日是第一天开门迎接香客。范成大一时感慨物是人非，又写下了《相国寺》一诗:“倾檐缺吻护奎文，金碧浮图暗古尘。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几天后，范成大渡过黄河，经汤阴，走河北，向燕京进发。沿途每到一处都写下诗篇，怀古讽今，也偶记金人风俗，比如《扁鹊墓》、《相州》、《秦楼》、《邯郸道》、《蔺相如墓》等诗，都是这一时期所作。

　　第88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抵达燕京后，范成大手持国书拜见金世宗，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态度不亢不卑。金世宗看他这个样子，笑道:“范先生跋涉千里来我中都(今北京市)，有求于朕，却言语轩昂，持理威武。朕十分佩服你的勇气。”接着又说:“你们的皇帝要朕送还东京陵寝，东京乃我先祖所获，朕岂敢先祖得之，朕手丧之!你们的皇帝以割地为耻，难道如今要朕割地吗?请转告大宋皇帝，跪拜受书礼免除，陵寝地不敢如命。”交涉未获得实质性的结果，范成大一行人心情沉重地回到驿馆。这时，他身边的随从就埋怨:“朝廷那班主和派苟且偷安，却害得我们这些做使臣的受尽窝囊气。”范成大连忙制止说:“千万别这么负气。你我都是蒙朝廷重托、百姓厚望，怎么能因为他人的罪孽而加重自己的过失呢?我们大家一定要克尽心力，勤劳干事才对啊。”随从听了连连点头，都应道:“大人说的是啊，我等一定按大人吩咐办事。”

　　后来，虽然又经过几次努力，但归还陵寝地的事还是没有成功。这时，驿馆的守吏悄悄地向他们透露，金国有大臣建议扣留使者，不放其回国。随从一听就急了，连问:“这可怎么办啊?”范成大镇定地说:“万一有事，我留下，你们走。不过，替我带话给杨万里，请他照顾我的妻儿。”这时，他想起汉使苏武牧羊的故事，心头一热，便写了《会同馆》诗:“万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沤浮!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解乳不?”次日清早，范成大上殿面辞金主，要求返回。没想到金世宗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接着还走下殿来拉着范成大的手说:“几位大臣想留下先生共事，但朕知道，留得下你的人，却留不下你的心啊。只是不知道今日一别，何时再能相见啊!”金世宗还专门设宴，欢送范成大等人归国。

　　隐居石湖，与诗酒为伴

　　回到临安后，范成大见到孝宗皇帝说:“微臣无能，未能收回陵寝地，请圣上责罚。”孝宗亲切地说:“此非爱卿之过。几十万军队都抢不回的东西，一纸书信又岂能收回!是朕痴心了。”由于范成大的出使，使那个带有侮辱性的受书礼仪取消了，孝宗皇帝将他升迁为中书舍人。朝野上下知道了范成大这人有才能、有气节，从此便对范成大刮目相看，赞誉备加。他在这一路上所作的诗被后人称为“使金七十二绝句”流传了下来。

　　这七十二首绝句笔调自然流畅，语言轻松犀利，内容上也很广泛，包括了沦陷区百姓的苦难生活，对南宋收复中原的期望，金国落后的风俗习惯，以及咏怀史事、借古讽今、批评朝政和自己报国的热情等等，贯穿其中的主题就是对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与悲愤情感。

　　第89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后来，因为他和宋孝宗的政见相左，被撤了职。罢官之后，他就隐居在故乡苏州的石湖，号石湖居士，过起了参禅理佛田园隐逸的生活。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朋友拎着美酒，带着诗作来看望他。他本来就是疏狂旷达之人，在隐居的日子里，他整天高唱着“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来迎接这些意气相投的朋友。一次次吟诗唱和，杯酒尽兴之后，他便亲自把这些朋友送到横塘的渡头，执手相别。他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就是在这个时期所作的。

　　这六十首诗在古代田园诗中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因为过去写农村的诗歌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陶渊明、王维等人为代表，通过歌咏乡村风光和农人朴素的劳作生活，表现士大夫对城市生活、政治生活的厌倦和对大自然的热爱，显示一种恬和淡泊的志向;另一类则如唐代王建、张籍、聂夷中等人的作品，主要揭露农村现实的痛苦，斥责官吏豪强对百姓的盘剥压迫。而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里把这两条线打成了一片，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田园乡村的生活面貌，也比较协调地表现了宋代士大夫儒道合一的人生情趣。在他的诗里不仅表现出了农村秀丽的风光和农家劳动、生活的场面，而且也表达出了农民遭受沉重剥削的困苦心情。而这些都是他亲身经历、亲眼观察所得，所以全然没有过去那种模拟生涯的痕迹。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杨万里曾在《范成大文集序》中说:“至于诗，清新妩丽，奄有鲍谢，奔逸俊伟，勇追太白”。他的文赋在当时也享有盛名，词作情长意深，与秦观相近，后期作品则近于苏轼。他写诗，初从江西诗派入手，后摆脱其束缚和影响，广泛地向唐宋名家学习，终于自成一家。他的诗题材广泛，其中以反映农村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成就最高，特别是后半生，他创作了非常有特色的田园诗，这些诗洋溢着热爱生活的激情，是宋诗中的优秀篇章。

　　纵观范成大的一生，他一身正气，刚直不阿，不慕富利。他是田园诗的集大成者，所以，他是田原与自然的“宠儿”，不管他仕途再顺利，但最终也得回到自然中。

　　张三丰——云游四海，不慕荣利

　　张三丰，元﹑明著名道士，名通，又名全一，字君实(又作“君宝”)，号玄玄子。生卒年不详，为辽东懿州(今辽宁)人，后人以他为隐仙派。或说张三丰是宋或元甚至金时人，其籍贯，亦有“平阳”、“猗氏”、“宝鸡”说。

　　据道教界推测，其活动时期约由元延祐(公元1314年—1320年)年间到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因其不修边幅，故人称张邋遢。在他的有关材料里，还有君实、居宝、昆阳、玄玄、邋遢、张仙人等诸多名号。他自幼读道经，老年在终南山由火龙真人传播秘诀得道。

　　第90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他，一生云游四海，居无定所;

　　三教合一，创阴阳太极，留传千古;

　　武功盖世，人称“一代武宗”;

　　他不慕荣利，遁世清修，实乃“真隐士也”。

　　“三教合一”名扬传

　　张三丰，自称张天师后裔。传说其人丰姿魁伟，大耳圆目，须髯如戟。无论寒暑，只一衲一蓑，一餐能食升斗，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事能前知，游止无恒。居宝鸡金台观时，曾死而复活，道徒称其为“阳神出游”。入明后，自称“大元遗老”，时隐时现，行踪莫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朝廷觅之不得。永乐年间，成祖遣使屡访皆不遇。天顺三年(1459年)，诏封通微显化真人。他主张三教合一的学说。

　　三教合一学说自唐以来一直是一股强大的潮流，但三教彼此的攻伐却从未停止过。元朝时期，有儒士谈论起三教，说佛是黄金，仙是白玉，儒是粮食;指出金玉虽贵，但有它不多，无它也不少，而社会却不可一日无粮。这种视佛、道如金玉的比喻背后，其实隐藏着对佛、道的贬斥。而元、明时期的张三丰却倡导三教合一，实际上他是在为道教辩护，替“邪道”开脱。他只承认世间有正、邪之别，而无三教之分，所谓的三教只不过是创始人不同而已。

　　他说，儒、佛、道其实都讲道，它们的功用最终都是“修身利人”，“儒离此道不成儒，佛离此道不成佛，仙离此道不成仙”;儒家修养人道，仙家修炼仙道。他巧妙地把道家的内炼思想同儒家的道德学说结合在一起，以修人道为炼仙道的基础，强调无论贵贱贤愚、老衰少壮，只要素行阴德，仁慈悲悯，忠孝信诚，全于人道，离仙道也就自然不远了。他的这些说法和以前的那些道教宗师相比确实是与众不同，别具一格。

　　中国的武术根据武当与少林武术的不同特点，分为南派北派、内家外家，素有“南尊武当，北重少林”之说。少林拳奉达摩为始祖，武当拳则以张三丰为开山。而武当绝技、少林功夫集中华武术之大成，是我国民族历史遗产宝库中两颗灿烂的明珠。

　　张三丰自幼学习道教经书，他的启蒙老师是碧落宫的白云禅老张云庵;中年时，他和丘真人一起论玄谈道，毅然决定出家;老年时期，火龙真人在终南山传播秘诀于他，使他得道。由于他的老师皆为淡泊名利之人，再加上自己的出身低微，所以，他跟随这三位道士也皆不见于经传，在社会上影响甚小，没有收到惊世骇俗的效果。

　　创太极，悟仙道

　　张三丰一生云游数十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据说，他在嵩山崇福宫住过，学了些少林拳脚功夫。当他精熟少林拳法后发现，这些功夫奔腾跳跃，容易为人所乘，于是就对它加以改造，使其变为以静制动的新拳法，这也就是内家拳的前身。

　　第91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张三丰精通道教经书，他所创的内家拳或多或少地都与动物的启示、梦中的灵感和少林拳的先导有关，而同道家的理论和修炼更是紧密相连。他创立了内家拳技，诸如太极拳、八卦拳、形意拳、五行拳、纯阳拳、混元拳、玄武棍等，这些拳法的命名和路数都是从道教经书中演绎引申而来的，其定义、路数、打法和特征处处都打上了道教的烙印，史上称他“论三教书，则吐辞滚滚，皆本道德忠孝”。由此可见，他在道教方面的造诣修炼之深厚。

　　太极拳是从内家拳里分离出来的，它原本与内家拳是一体的，后来逐渐演变为一个独立的拳种。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是太极拳的中兴时期，那时国内出现了一大批太极拳家。在河南温州一带兴起了称之为“河南派”的;王宗岳一支，由弟子蒋发广为传播;在江南部分地区，甘凤池、张凤仪等人将太极拳传播，他们则被称为“江南派”，钓蟾功是该派的绝技。光绪年间，一百零八岁的甘淡然，即甘凤池的曾孙，将“金蟾派”太极拳完整地传给了李瑞东先生，并沿用到了今天。

　　内家拳都奉张三丰为祖师。内家拳博大精深，派别林立，但彼此之间也有着共同的特征，比如都注重内功和阴阳的变化;动作都很沉稳，姿势含蓄，劲力浑厚，神意悠然，都讲求意、气、力的协调统一;体现在具体的应敌对抗中，则都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而所有的这些特征无不与道家清静淡泊的主张和道教修精炼气的精神相吻合。

　　张三丰一生著述丰富，他的《大道论》、《玄机直讲》、《玄要篇》等著作中有不少篇章都为后代奉道者所推崇，称其为穷尽性命归真之道，发微圣贤仙佛之理。不过，张三丰的杰作要非《无根树》莫属了。在这篇《无根树》中，他采用歌词的体裁、通俗的文字，把玄奥的修真理论化为脍炙人口的曲词，全篇共二十四首，包含了张三丰全部的修真理论和方法。据说修道之人只要细细地领悟他的《无根树》，就能打开玄路，步入仙门。

　　云游四海，遁世清修

　　据传，明朝时期的几个皇帝都崇信道教。嘉靖皇帝二十年不早朝，几乎天天在宫中做醮事，给仙上章奏，且章奏用的文书都有专门格式，称为“青词”。严嵩等人青词写得好，深得皇上宠爱，高居相位，人称“青词宰相”。至于得宠的道士，有的竟然被封为三公。因此，社会上一些阿谀奉承之徒纷纷混进道士、方士队伍，想走终南捷径，捞取荣华富贵。当时的张三丰正归隐武当，人称隐仙。他对此十分愤慨，常常施术戏弄惩罚这群道门败类。后人搜集的这些故事共有七个，称做“七戏方士”。

　　据记载，张三丰还是一位博学多才之人，他读书经目不忘，能诗书。洒脱不羁，颇具神仙风度。他一生都行踪不定，游武当，与其徒在该山“去荆榛、群瓦砾”，创草庐以修道，而且还预言“此山异日必大兴”，嘱其弟子“善守香火”。后来他又云游四川，在青城与鹤鸣山访真揽胜。首创太极拳注以为修道健身之用，此拳今日大行于世。

　　第92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他遨游四海，行踪莫测。据其自述，曾任县令，后弃官出家为全真道士，曾于终南山遇火龙真人传以丹诀。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派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到处寻访他，竟毫无踪影。此后，明成祖永乐年间，又多次遣张宇初及其他人寻访，亦未得见，遂大修武当山宫观，使三丰“异日必大兴”的预言应验。三丰武功惊人，传说曾单拳击杀贼百人。明代诸帝的慕求与褒封和张三丰高深莫测的道行，以及张三丰本身“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飘忽行踪，令张三丰的神仙传说历久不衰，一直到清代，甚至到现在，仍有遇张三丰传道的事迹流传道门、民间。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张三丰一生云游四海，居无定所。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结合，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后来北游宝鸡，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峰，这就是中国武学史上的奇人张三丰。

　　作为中国古代隐士中的一位，他的精神思想超然物外，像一线风筝，飘摇于自由的空间中，他创立自己的武学，成为一代武宗。他虽然隐居，却对生活充满着热爱，以自己的生活主张为乐，并愿意为自己的隐居生活贡献终生的精力和热情。这样的隐士是不可多得的。

　　他在云游四海的过程中，吸取自然界的精华，按照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创立出了“内以养生，外以却恶”的太极拳。实践证明，习练这一拳法可以收到增强体质，延年祛病，陶冶性情，磨炼意志的功效，同时也能起到防身抗暴，抵御外敌，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因而，张三丰创造的内家拳有益于人类，是遗泽后世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郑板桥——兰竹相伴，隐居自得其乐

　　郑板桥(1693年—1765年)，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是“扬州八怪”之一。因为他在所作的书画上都以“板桥郑燮”落款，后来人们就称他为郑板桥。郑板桥在康熙年间做了秀才、雍正年间中了举人、乾隆年间又当上了进士。后来，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他的诗、书、画堪称“三绝”，尤其擅长画兰、竹。

　　郑板桥的祖上也算是书香世家，他从小就由父亲郑之本家居授教。郑板桥资质聪慧，两三岁时就开始识字，到了八九岁时就能在父亲的指导下作文联对了，实乃不可多得的天生才子。

　　拜师学艺，坎坷一生

　　在郑板桥出生的时候，正逢家道中落，因此一家人生活上十分拮据。他的生母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郑板桥十四岁时又丧继母。他的乳母费氏是一位勤劳、善良、朴实的劳动妇女，她一直给予郑板桥悉心周到的照顾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对郑板桥的一生影响很大。

　　第93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郑板桥在十六岁时，他师从先辈陆种园先生。陆种园先生为人品行高洁，才华横溢，他的书法也很有个人风格，尤擅长填词，而郑板桥则跟着他学习填词。与此同时，郑板桥还结交了许多诗朋画友。由于郑板桥比较有天分，学习勤奋刻苦，再加之名师尽心指点，于是到了二十多岁，他不仅通读了四书五经，且在绘画、书法、作诗、填词诸方面都有了名声，很快就成为当时兴化县有名的秀才了。

　　在郑板桥二十三岁的时候，他与周边村上一个姓徐的女子成了婚。婚后，他开过教馆，后以卖画为生。雍正九年，其妻徐氏病逝。雍正十年秋，郑板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赴南京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后来，其养母费氏去世，他又纳饶氏为妾，并生下一子。乾隆元年(1736年)，他中了进士;乾隆七年，他任范县县令，五十四岁时又改任潍县知县，连任七年。后被罢去官职后，一直客居他乡，以卖画为生。

　　心忧百姓，罢官归隐

　　范县地处黄河北岸，总共有十万人口，但是，当时的县城里却只有四五十户人家，还不如一个村子大。郑板桥上任的第一天就出了个怪招:让人把县衙的墙壁打了很多洞。有人不解，就去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这是出出前任官员的恶习和俗气。后来他又被调任山东潍县县令，但不管到哪儿，郑板桥都很体谅百姓疾苦，做官从不讲排场。每次出巡，他都不许鸣锣开道，不打“回避”和“肃静”的牌子;有时候，他还穿着布衣草鞋，到百姓家问寒问暖。所以，当地百姓都很爱戴他。

　　郑板桥为人乐善好施。有一次夜里出去，他听到有间茅草屋里传出阵阵读书声，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叫韩梦周的贫困青年在苦读，于是，他就拿出自己的银子资助他。后来，韩梦周参加科举考试还中了进士，而他也和韩梦周成了好朋友。

　　郑板桥因为失去了独子，所以总是经常寻访孤儿，然后倾力相助。县学里的孩子放学碰上雨天不能回家，他就让人给送饭，又想到孩子们走泥路容易坏鞋，就让人找些旧鞋送给他们。其慈悲之心，由此可见一斑。遇到灾荒之年，郑板桥更是具实上报，力争救济百姓，他还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他曾刻了一方图章明志:“恨不得填满普天饥债”。灾情严重时，他毅然决然开官仓借粮给百姓应急，他的下属们都劝他慎重从事，因为如果没有上级批准而擅自打开官仓的话，是要受到惩处的。但郑板桥说:“等到批准的时候，百姓们早就饿死了!就这么办，一切后果由我来负!”他甚至还责令富户轮流舍粥供饥民糊口。郑板桥的这种果断救活了很多人，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第94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乾隆十七年间，潍县发生了灾害，郑板桥又向上级申请救济，但却因触怒了上司而被罢了官。

　　郑板桥一生清廉。在他被撤官归乡之时，很多百姓都来送他，只见郑板桥雇了三头毛驴，一头自己骑，一头让人骑着前边领路，一头驮行李。做官十二年之久，却如此清廉，送行的人见了都很感动，舍不得送走这个好官。临别之时，郑板桥还在他的画上题诗一首送给潍县百姓作为留念:

　　乌纱掷去不为官，

　　囊橐萧萧两袖寒。

　　写取一枝清瘦竹，

　　秋风江上作渔杆。

　　与兰竹相伴的隐居生活

　　我国古代的文化名人由于审美情趣、生活境遇、处世观点的不同，对花草树木也各有偏爱。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陆游爱梅，大戏剧家李渔更把他所爱的花卉当作自己的生命，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海棠为命，冬以腊梅为命，而郑板桥最爱兰、竹。

　　“竹石幽兰合一家，乾坤正气此间赊;任渠霜雪连冰冻，苍翠何曾减一些”，郑板桥视兰为花中君子，爱兰蕙之忠贞不渝;而“咬定几句有用书，可忘饮食;养成数竿新生竹，直似儿孙”，又生动地表达了郑板桥对竹的一往情深。他把竹当作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来看待。

　　郑板桥一生“专画兰竹，五十余年不画他物”。他的画中除了有几幅菊花外，其余主要就是兰竹图了，画中再配以山石，其意境更为悠远。他的一生与竹结下了不解之缘，一辈子都在赏竹、画竹、咏竹，而他的大量成就可以说也都是建立在竹之上的。而人们之所以喜欢郑板桥，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喜欢他的竹画、竹诗，还有他身上那竹一样的品格。郑板桥把兰、竹、石三物与君子称为人间四美，他说:“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变之石，千秋不变之人，四美也”。他在二女儿出嫁之时，还作了一幅《兰竹石图轴》并题上诗作为陪嫁。

　　不仅如此，郑板桥还长年在家里种植兰花，对兰花的栽培颇有研究。他曾说:“古人云，人芝兰之室，久而忘其香。夫芝兰人室，室则美矣，芝兰弗采也。吾愿居深山绝谷之间，有芝弗采，有兰弗掇。各适其天，各全其性”。他发现兰根的生长对次年的开花及花香是有影响的，提出了“叶长花则少，叶短花则多”的养兰花秘诀，这与现代植物生理学的认识是一致的。而他提出的“避日、就燥”的栽培原则，也是非常符合现代栽培法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栽培兰花之用心了。

　　对于所养之竹，他更是精心修剪，百般呵护。“疏疏密密复亭亭，小院幽篁一片青，最是晚风藤榻上，满身凉露一天星”，“轩前只要两竿竹，绝妙风声夹雨声，或怕搅人眠不着，不知枕上已诗成”，“新篁初放，在夏月中，能驱吾暑，能豁吾胸”，如此爱竹，连他自己都说自己“宁可食无鱼，不可居无竹”。也正是因为他对竹有着如此深情，竹才成了他笔下的爱物。他笔下所画之竹，“多不乱，少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

　　第95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他的一生虽然没有隐于野，亦未隐于市，但为人处事始终不求名利，不计得失，可谓是隐中真君子。他写过两条很著名的字幅，就是流传至今的“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这两句话都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郑板桥喜欢画兰、竹，而且还喜欢作以兰、竹为主题的诗。他的兰诗、兰画、兰识，可以说是盛开在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兰文化花圃中的奇葩;他又借竹抒情，托竹言志，留下了许多广为传诵的咏竹名篇，比如“未出土时先有节，纵凌云处也无心”、“衙宅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老老苍苍竹一竿，长年风雨不知寒。好叫真节青云去，任尔时人仰面看。”听萧萧竹声，想到了人间疾苦;看到一枝一叶，就想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其忧民之心、鞠躬尽瘁之意，隐隐可见。

　　除此之外，郑板桥作画讲究意境，他的画里一般只有几竿竹、一块石、几笔兰，构图都很简单，但构思布局却十分巧妙，用墨的浓淡衬出立体感。竹叶兰叶都是一笔勾成，虽只有黑色一种，但也能让人感到兰竹的勃勃生气。他还善于在作画中总结经验，而且总结出的创作理论颇具真知灼见，深为后世研究创作理论的人所称道。当有人向他请教画竹诀窍时，他说:“后园竹十万个，皆吾师也，复何师乎?”他总结出的“眼前竹”、“胸中竹”、“笔下竹”、“意在笔先”、“趣在法外”，更是创作理论中的精华，而“胸有成竹”一词也就出自于此。

　　郑板桥一生画竹的过程，形象地揭示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他能够深入生活，感悟生活，在生活中获得创作冲动，可以说是参透了创作的天机。他笔下之竹有品格、有气节，坚韧不拔，超凡脱俗，而这正是他推崇的人生境界，也是他本人人格的真实写照。

　　顾炎武——爱国之士，终身不仕清廷

　　顾炎武(1613年—1682年)，明末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起初名绛，后来改名继绅，以后仍名绛，字宁人。

　　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占领南京后，为敬仰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在明朝灭亡之后，改名炎武。因家乡有一亭林湖，故人称亭林先生。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

　　顾炎武，少年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斗争。当清兵南下之后，还曾经参加抗清起义，但是却失败了。失败之后，十谒明陵，终身不仕清廷，成了一名隐士。在此期间他遍游华北，登山涉水，行程万里，访问风俗，搜集材料，研究边防和地理，垦荒种地，纠合同道，不忘复兴。晚年卜居华阴，卒于曲沃。顾炎武不仅是有气节、坚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有着伟大成就的学者，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96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这是一个多事之秋，是一个动荡年代。外有满清贵族崛起于东北，大有叩关南下之势;内有李自成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席卷中原大地，明朝统治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就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顾炎武出生于江苏昆山的江南小镇。

　　顾炎武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明朝的时候，他家世代为官，但是，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中落。然而，他并没有因为家庭的原因而失去读书的机会，相反的，顾炎武从十岁起，就跟随祖父读书并接受比较严格的儒家教育，特别是他的嗣母王氏给他讲过历史上很多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熏陶了他幼小的心灵，这对于他以后人格的培养、处世的态度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顾炎武小的时候就十分爱学习，他6岁启蒙，10岁开始读史书、文学名著。11岁那年，他的祖父蠡源公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他说:“现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以至于后来的他成了一个在学术上很有成就之人。

　　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开创了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在《日知录》中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观点，这句名言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人民的爱国热情。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鼻祖，成果累累，他对切韵学也有很大的贡献。

　　顾炎武学术的最大特色是: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他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不仅如此，顾炎武还是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开一代之风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伟大的民族志士。他“耿耿孤忠”，至死不向清统治者低头，平生“足迹半天下”，在考察山川形势的同时，结识豪杰，联络志士，他一直都希望将来能有机会恢复明室。

　　顾炎武一生勤奋治学，尤其重视有关国计民生、能“经世致用”的知识，治学的态度谨严而慎重，特别强调实地考察取证，所以能够“博学于文”。他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清代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梁启超称为“清学开山之祖”。

　　第97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多事之秋，甘隐游历各地

　　他经历了清兵南下的战争，在江南居住的他看到了所有的战争场面，他看到抗清之势如燎原烈火，清廷派兵血腥镇压。因此，在他的《秋山》诗里记载了当时的惨烈景象“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岗峦”、“可怜壮者县，一旦生荆杞”。

　　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顾炎武回到家乡，他的嗣母王氏在家乡沦陷后绝食十天以身殉国，临终留下遗言给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简短几句话，成为顾炎武一生的信条，永远都不会屈服清朝的统治。从此后，他甘愿隐居游历各地来度过余生。在举家移到常熟的语濂泾后，他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游历生涯。

　　那段国破家亡的岁月，任谁也不能忘记，所以顾炎武决定走遍中国，游历各地，来抒发他对祖国的一片深情。他曾十下南京拜谒明孝陵，北上山东、河北，特别对河北的形胜之地做了广泛的实际调查，重点关注了山海关、居庸关、昌平、古北口等地，并多次哭吊位于昌平的明“十三陵”。

　　经过多年努力，他把山东、河北的地理形势都装到他的胸中了。在这一段时期里，他还写下了许多军事地理名著，如《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等。

　　除此之外，顾炎武还完成了从北京到山西、陕西的游历。他用了三十年的光阴，完成了《音学五书》这篇音韵学巨著，更提出不同于当代其他学者的观点:“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音始”。此书原原本本地描述了音韵的变迁过程。后来戴震、张惠言等提出的四声，都是根据顾炎武这本书加以发展而来的，由此可见他对后来学术学说的影响力之广。

　　晚年的顾炎武不顾年高体弱，游览了关中的山山水水。他还在华阴买了土地五十亩，决定就在那里垦荒。他认为华阴形势很好，退可守，进可攻，大可经营一番。当时他的一个亲戚竭力劝他回到江南去，但他坚持在那里，还对他的亲戚说:“这里的百姓爱读经书，特别尊重德行高尚而不爱做官的人，并且敢讲真话，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这是一个国家的希望。不仅如此，华阴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地势险要，消息灵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远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险。大军东出潼关，争夺天下，实在有高屋建瓴之势!”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直到晚年，顾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复明的大业。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于北方达二十多年，游历北方大地，无非是为了乘机而起推翻满清统治，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过很多志士仁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四，顾炎武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幸失足，日夜呕吐不止，初九丑刻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岁。

　　第98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纵观顾炎武一生，他对后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不管是学术上的，还是思想上的;不管是对人生的看法，还是对理想的追求，对今天的人们仍有借鉴意义。

　　他的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左传杜解补正》、《九经误字》、《石经考》、《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金石文字记》、《谲觚十事》、《求古录》、《菰中随笔》等。

　　在顾炎武青春的岁月里，他广泛接触当时的名士大儒，讲学论道，以天下为己任。年轻时候的他就认识到，科场应试无足轻重，应该用心研学实用之学，他常叹谓:“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直接对当时文人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之风做了无情的批驳。

　　顾炎武还是一个爱国之士，他对自己的国家忠贞不二，虽然改朝换代是历史前进的车轮，但是，他的一片忠心在当时却是无人能及。他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这主要表现在:他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弟兄，也很少走动。由此可见其爱国气节非一般人可比。

　　在学术方面，他更是开创了清朝朴学的先河，强调实用主义，反对理学的“明心见性”，对明朝后期的所谓心学做了深刻的批判。

　　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气节，对于后来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时候，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力之深远。

　　黄宗羲——洗涤乾坤，抗清隐居

　　黄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黄竹浦(今明伟)人。

　　黄宗羲是中国明末清初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自然科学家。其父因东林党狱被阉党迫害而死。崇祯帝即位，宗羲赴京为父鸣冤，被许为“忠臣孤子”。

　　黄宗羲，他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大隐士。他曾参加浙江南明鲁王政权的抗清斗争。但是在鲁王政权失败后，他就带着自己的母亲东躲西藏，险些被清政府抓去，后来长期在故乡隐居。

　　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他的启蒙思想空前绝后，完全没有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所以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他与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并称为清初四大家。他主张的是: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第99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事实上，他不光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中，就完全可以看出他的态度。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为此，他还提出一个赋税主张:“重定天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

　　黄宗羲在哲学上的态度，认为气为本，无气则无理，理为气之理，但又认为“心即气”，“盈天地皆心也”。在政治上，黄宗羲的思想特点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他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他深刻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提出君为天下之大害，不如无君，主张废除君主“一家之法”，建立万民的“天下之法”，企图通过加强法治、加强学校舆论来限制君权。

　　他为学领域极广，成就宏富，史学造诣尤深。黄宗羲身历明清更迭之际，他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他论史注重史法，强调征实可信。他所著《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这本书不仅搜罗极广，而且用力极勤。

　　他还提出以学校为议政机构的设想。他将历法、地理、数学以及版本目录之学，运用于治史实践、辨析史事真伪、订正史籍得失上，其影响及于整个清朝时代。他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他的思想对垂死的封建制度是个有力的冲击，对我国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黄宗羲一生著述大致以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50余种，近千卷。著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史案》(迄今未见)、《明文海》、《明夷待访录》、《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忠臣孤子，抗清失败隐居

　　黄宗羲传奇的半生抗清经历，以及革命性的学术思想，都足以为从许由、善卷到伯夷、叔齐，到春秋战国老庄、鲁仲连，再到东汉严光、魏晋阮籍、嵇康，晋宋陶渊明，明末李贽的中国古代隐逸史，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并不是说他之后就再也没有隐士，而是说再也没有比他更大的隐士了。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南下，弘光政权崩溃。然而就在清军入关后，黄宗羲召集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参加反清战斗，他高扬民族气节，投身于武装抗清的斗争，并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达数年之久。抗清失败后，黄宗羲以清醒的头脑对国家兴亡、历史变革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反思。

　　黄宗羲深受家庭影响，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磨砺风节，疾恶如仇，反对当时的宦官和权贵，这些优秀的品质使他成为东林子弟中的著名领袖。他自云其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

　　第100节：中卷中隐，隐于市

　　在这之前，父亲的去世给他造成很大的影响。其父黄尊素为万历进士，天启中为御史，是东林党名士，为人沉毅正直。黄宗羲在八岁的时候，随父在任所读书。而在当时，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残害忠良，政治腐败不堪。东林志士左光斗(安徽桐城人)、杨连(湖广应山人)等常到黄家议论朝政，评论国家政治上的人物。黄宗羲侍立在旁，对朝政黑暗情况、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了然于怀。因此在他小时候就对国家的一些政治情况比较了解，这也为他后来的隐居生活做了铺垫。

　　他的父亲黄尊素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又下狱被押送京城，后来，受酷刑而死。在他的父亲被送走之前，父亲命他拜著名学者刘宗周为师，并嘱咐他:“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就这样，父亲的教训对他后来的求学道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而当时年仅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讼冤。

　　黄宗羲的祖父为使黄宗羲牢记国恨家仇，还在他进出的门口处写上“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字来激励他。当时，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公堂之上出锥击伤主谋，追杀凶手，并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死党许显纯等，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其事迹更是轰动海内外。

　　“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此铮铮铁骨之言出自黄宗羲。在抗清斗争失败后，黄宗羲于晚年建龙虎山草堂于化安山，返乡闭门，从事读书著述。清庭屡次诏征，皆辞免。课徒授业，著述以终，至死不仕清廷，从而成为了一代隐士。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作为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伟大代表，黄宗羲是一位立足于现实而又跨入未来的伟大思想家。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他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

　　他多才博学，著作很多，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最著名的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等。《明夷待访录》是在1663年写成的一本字数不很多的著作，但在这部作品里，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民主思想，也正是由于此，此书后来被清政府长期列为禁书。

　　黄宗羲在史学上的成就很大。所著的《明儒学案》打开了浙东史学研究的风气。他一生长期坚持自然科学研究，撰写了二十余部科技类著作，在天文、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因此，他在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起步甚早，编纂了《四明山志》，顺治十七年撰成《匡庐游录》，康熙三年写成《今水经》。

　　黄宗羲积极变革的主张，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了狠很的揭露与批判，他所倡导的学术“经世”的观点，给当时政治、经济和学术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也由此成为当时进步思潮的杰出代表。他倡导走出书斋进行实地考察的科学研究方法，与顾炎武同开一代新学风。

　　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思想和学术。因此，《旷世大儒》并未用过多的笔墨去演绎黄氏“传奇”，而是将目光聚焦在黄氏的思想和学术成就上。为此，有人将他与孙奇逢、李颐合称为“清初三大儒”;也有人把他与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并誉为“清初四大家”;更有人将他同英国的约翰·洛克、法国的卢梭和孟德斯鸠相提并论，赞为十七世纪升起在东西方的光芒四射的明星。在黄宗羲的科技思想中，他主张“推物理之自然”，从自然本身去寻找物理，反对祥异神化的学说，这些建筑在科学基础上的无神论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

　　第101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下卷小隐，隐于野

　　小隐者，即乐，独善其身，愤世嫉俗，得于山水间。

　　历史上的小隐之士，在品格上其实非常高尚，但有时候又往往故作清高。他们可能会比身边人的境界稍高一点，但也未必高出很多。他们自诩出淤泥而不染，不与他人同流合污。他们厌恶金钱、权力与利益，但又不知如何去应对，所以，就选择了归隐。小隐之士一般不会让人注意到自己，更多的时间里，他们致力于修身养性，读书以增长知识，然后就有了一些艺术与著作或者成就、贡献的问世。

　　钟子期——音乐天才，樵夫隐士

　　钟子期，春秋楚国(今湖北汉阳)人。此人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只是一位戴斗笠、披蓑衣、背冲担、拿板斧的樵夫。

　　其父是当时宫廷中一位有名的乐师。钟子期从小就具有音乐天赋，但一直都没像其他隐士那样出仕，他自小就在集贤村长大，过着宁静隐居的生活，一直到死去。

　　他由于具有独特的音乐天赋，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结识了音乐名士俞伯牙，两个人因音乐而达到心灵相通，随后，两人就成为“知己”。

　　后来钟子期因染病而死，俞伯牙悲痛欲绝，故作名曲“高山流水”留传至今。

　　钟子期，在古今历史上几乎找不到这个名字，但一曲“高山流水”却足以让后人想起他。

　　一位戴斗笠、披蓑衣、背冲担、拿板斧的樵夫;

　　一个在音乐方面有独特才能的终生隐士;

　　与俞伯牙之间的情义，为后人创下了千古佳话;

　　他们是至纯友谊的代表;

　　第102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他是真正的自由者。

　　音乐的天才，终生的隐士

　　钟子期生活在春秋时期的楚国，当时的楚国是周平王东迁后崛起的大国，幅员辽阔，占据汉水、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楚国的强大，使得历代楚国统治者都患上了严重的“自大症”，他们对外瞧不起中原诸侯，对内更是作威作福，纸醉金迷，国都郢都纪南城内灯火辉煌，歌舞升平。为了享受，楚王就从民间招来大批的乐师，而钟子期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位。

　　钟子期的父亲是一位远近闻名的乐师，他精通乐理，擅长弹琴，这对后来的钟子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钟子期从小就生长在集贤村，村中的人皆为当时清高的隐士，钟子期从小就耳濡目染，他在山林中过着宁静的隐居生活，耳畔没有车马丝竹的喧闹，这种世外桃源的生活使钟子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在他的眼里没有什么比这种生活更有吸引力。

　　也许这一切都得益于集贤村的乡村风俗，因为环境对人性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当时，虽然他只是一个地位卑微的樵夫，但他却有着很高的君子修养，他为人处事处处都有君子之度。他虽然精通音乐，但也没有以音乐为生，他没有以自己的音乐才能在官场上谋个一官半职，而是选择了靠卖力气为生的樵夫生活，而且还做得不亦乐乎。

　　他隐而不仕，其中的原因发人深省。也许在他看来，与其做官担惊受怕，还不如做个快乐的樵夫，过无忧无虑的生活，每天上山砍柴，下山卖柴。这样平静的生活虽谈不上光辉荣耀，但却踏实而怡然自得;虽然苦点累点，但是却得到了精神上的永恒自由。就这样，人们每天就会看见他肩挑扁担、挥舞斧头的身影，映着朝霞夕阳花开花谢，能看到他脸上挂着隽永的笑容，他会时不时地抬起头眺望天际的云起云落。这样的生活确实让他享受到了精神上永恒的自由。

　　千金易得，知音难寻

　　说起历史上最为纯洁的友谊，得到肯定的是管鲍之交。的确，管仲与鲍叔牙之间的交情，不掺杂任何市侩色彩与功利色彩，友谊几乎都是发自纯洁的心灵，遂成为千古交友之道的典范，他们两人之间的交情受到后人的顶礼膜拜。但是，钟子期与俞伯牙间的友谊也毫不逊于管鲍之交。

　　钟子期与俞伯牙，一个是隐于深山的樵夫，一个是侍奉帝王的大夫，地位相差悬殊，然而他们却能结成生死知音，这种友情的境界似乎更为纯洁。

　　他们之间的友谊有这样一段历史。有一年，俞伯牙奉晋王之命出使楚国。八月十五那天，他乘船来到了汉阳江口，遇风浪，船停泊在一座小山下。晚上，风浪渐渐平息了下来，云开月出，景色十分迷人。望着空中的一轮明月，俞伯牙琴兴大发，拿出随身带来的琴专心致志地弹了起来。他弹了一曲又一曲，正当他完全沉醉在优美的琴声中时，猛然看到一个人在岸边一动不动地站着。俞伯牙吃了一惊，手下一用力，“啪”的一声，琴弦被拨断了一根。俞伯牙正在猜想那位在岸边一直站着的人为何而来时，钟子期发话说:“先生，您不要疑心，我自己只是个樵夫，回家晚了，正好遇到先生美妙乐音，就不由得听得入了迷。”

　　第103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俞伯牙借月光一看，果然见那个人是位樵夫，于是俞伯牙就想:“一个整日打柴的樵夫怎么会听懂我的音乐呢?”于是，就故意问钟子期:“你既然能听懂我的音乐，那么我刚才弹的是一首什么曲子?”

　　钟子期看出了俞伯牙的用意，就笑着说:“您刚才弹的是孔子与颜回曲谱，可惜您弹到第四句的时候，琴弦就断了。”

　　听了钟子期的回答，俞伯牙很是惊喜，对眼前这位樵夫很是感兴趣，不禁大喜，忙邀请他上船来细谈。那打柴人看到俞伯牙弹的琴，便说:“这是瑶琴!相传是伏羲氏造的。”接着他又把瑶琴的来历说了出来。听了打柴人的这番讲述，俞伯牙心中不由得暗暗佩服。接着俞伯牙又弹了几首，让钟子期辨识其中之意。当他弹奏的琴声雄壮高亢的时候，打柴人说:“这琴声，表达了高山的雄伟气势。”当琴声变得清新流畅时，打柴人说:“这琴声，表达的是无尽的流水。”俞伯牙听此更是对他倾慕不已，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里竟然遇到了自己的知音。

　　俞伯牙从小就喜欢弹琴，他总爱用琴声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是没有人能够听懂他的琴声，而没想到，眼前的这个樵夫竟然听得自己的心声，真可谓千金易得，知音难寻。于是他问打柴人姓名，得知此人名为钟子期，于是两个人就喝起酒来，越谈越投机，相见恨晚，便结拜为兄弟，约定来年的中秋再来这里相会。但是没想到这一别，就再也没了相见之日。

　　与钟子期别后的第一个中秋，俞伯牙如约来到了汉阳江口，可是他迟迟没见到钟子期的踪影，于是他便以琴声来招觅知音，然而过了好久还是没有人来。俞伯牙不甘心，便独自一个人到民间去打听钟子期的下落。一位老人告诉他，钟子期已不幸染疾去世，临终前，他还留下遗言，要把自己的坟墓修在江口边，到八月十五相会时，好听俞伯牙的琴声。听了老人的话，俞伯牙悲痛万分，于是，他独自来到钟子期的墓前，凄楚地弹起了古曲《高山流水》。弹罢，他挑断了琴弦，长叹了一声，把心爱的瑶琴在青石上摔了个粉碎。他悲伤地说:“我唯一的知音已不在人世了，这琴还弹给谁听呢?”

　　“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两位“知音”的友谊感动了后人，人们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筑起了一座古琴台。直至今天，人们还常用“知音”来形容朋友之间的情谊。据史书记载，俞伯牙先生自此不再弹琴，痛失知音的情绪一直陪伴他终生。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钟子期，一个终生以打柴为生的隐士，有着出仕的才能，最终却选择了以自然为伴，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这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他的身上有着一般士人难以企及的勇气与信念，他敢于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甘做一名樵夫，并且甘之如饴，不为世俗的功利色彩所打动，这正是现代人与当时一般士人所不具备的精神。

　　第104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钟子期的一生告诉世人这样一个道理:生活要有自己的主张，否则就会不快乐。不快乐的人生即使拥有很多，也不过是增加了自己的负担，生命之花必将萎靡凋谢。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并一如既往地坚持，心甘情愿地奉献，这样的人生才能精彩。

　　韩康——浪迹江湖林泉，终身隐居

　　韩康，东汉京兆霸陵(今陕西西安东)人，字伯休，一名恬休。是一位民间名医，也是东汉中一个最有个性的隐士，一生隐逸自由洒脱。他出身名门望族，勤奋向学，精通诗书礼乐，但耳闻目睹东汉末年宦官外戚擅政及党锢之祸，无意于仕途进取，便隐姓埋名，浪迹江湖林泉。从此过着一种闲云野鹤的隐居生活。

　　说起韩康，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医生，他常常会到名山采集中草药，并尝试着制作，以尽普济群生之愿。其实他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且非常清高，有东汉“清高”隐士之称，为避世而遁入霸陵山中。东汉桓帝屡次遣使征召，韩康不得已，才许诺应召，但在应召的途中又逃遁而去。

　　卖药口不二价，“逃官”隐居

　　有个成语叫“口不二价”，说的就是东汉人韩康的故事。如果说梁鸿是入霸陵而后又出霸陵的一位高士，那么，霸陵还有一位生于斯又终于斯的隐士，他就是韩康。他长年在霸陵山及其他名山采药，到长安集市上出售。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隐姓埋名，不使人知。

　　韩康虽然是位隐士，可开始并不想离群索居，只愿隐姓埋名，与人无涉相忘。他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隐士，因他生性不爱出名，所以，命中注定要做一名隐士。其医术极其高明，还经常上山采药，并在大街旁摆个摊子出售各种药品，实行明码标价，每种药品上都标明了价格，他还在自己的药摊子旁挂了块布，上写着“不二价”三个大字!

　　一天，一位生性泼辣的女人向韩康买药，纠缠了大半天，韩康不让分毫。这女人就生气了，随口说道:“你莫非就是韩伯休?才口不二价!”韩康一听这话，心里吃一惊，他看到天机已经泄漏了，乃长叹一声道:“我隐匿三十多年，本想逃避现实，不料今日连女人都知道我韩伯休，我何必再韬光养晦，自欺欺人呢!”于是收拾行囊，逃入霸陵山中隐居去了。

　　后来，官府知晓韩康知识渊博，一连几次派人进山寻访，征召韩康出来做官，韩康死活不肯。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汉桓帝亲自准备了一份厚礼，派专员驾着驷马高车去聘请他。话说当时，一个使者捧着圣旨来到了他的山中草庐，而这居然把韩康给逼到了绝路上。他真的是身不由已了，皇命难违，只好答应出山。但是他坚辞不乘官车，自己则驾着一辆破牛车，天不亮就先于使者起程了。到了一个驿亭，正逢亭长因奉命为朝廷命官韩征君修路架桥，向民间征召壮丁牲口。亭长远远看见韩康包着粗布头巾，驾着牛车过来了，亭长以为是一个乡村野老，便命令手下人抢过黄牛支官差。韩康一句话也没有说，便将车、牛全交给差役们，自己在路边暂歇。

　　第105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一会儿，使者醒来不见了韩康，急忙安排下人准备车马，急奔霸陵亭。使者大车接踵而至，亭长才知道老头就是韩康，吓得亭长面如土色。看到韩康之牛被抢夺，使者大怒，喝令归还，并声言准备上奏朝廷，斩杀这个亭长。韩康看到这些，淡然道:“牛是我自己交给他的，亭长有什么罪过呢?”就这样阻止了使者的淫威，一行人继续前进。这个时候，韩康已是逃不掉了，但他还是不死心，想着继续逃。

　　在进京途中，韩康设计了一个金蝉脱壳计，再一次借机逃走回家。最后终于逃入深山老林，以高寿无疾而终。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隐士，是一种生活态度，隐士，也是一种存在姿态。而韩康则是汉朝一位特别的隐士，连皇帝都请不起他，可见他廉洁自守，不慕名利，视富贵如浮云的态度。

　　正是由于他的那种口不二价，才为他赢得了声望，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才气，否则汉帝也不会大出人马地去请他，由此可见韩康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其德行可见一斑。韩康卖药行医，踪迹遍及长安市里巷，三十余年如一日，口不二价。不管生意行情如何，他从不让人讨价还价。

　　淡泊，是一个人的修养，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是一种灵魂的典雅。而韩康就是这样一位高洁之士。然而在当代，许多人都被名利遮住了眼睛，尤其随着社会的变革，现代人价值取向和观念的嬗变，自然而然地就把追求名利需求放在了第一位去考虑。于是，在官场上、生活中，便有了溜须拍马、奴颜婢膝、人云亦云的一类人。这些人明目张胆地干着口是心非、口蜜腹剑的勾当。在这种大势所趋下，还有几人能像韩康那样可以淡泊名利，永远不为名利所动。因此，像韩康这种高洁之士，是社会上的难得之才。

　　梁鸿——高洁之士，牧猪也快乐

　　梁鸿为我国东汉时期的著名隐士兼诗人，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人，字伯鸾，生卒年不详。梁鸿幼年随父寓居北地(在今甘肃庆阳西北)。东汉初，曾入太学受业，学毕，在上林苑牧猪，后归平陵，娶孟氏女子孟光为妻，此女有德无容，但与梁鸿相处甚佳，成语“举案齐眉”就来自于梁鸿和孟光这对夫妇。

　　梁鸿小的时候也曾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个漂亮的妈妈和才华横溢的父亲。他的父母在当时也称得上是才子佳人了。梁鸿的父亲梁让刚开始的时候也很一般，后来王莽当政，梁让一下子交了好运，当上了正四品的城门校尉。城门校尉是什么级别的官儿?简单地说，首都所有的屯兵都由他管。接着，梁让先生做梦也没想到，另外一件美事也从天而降，他马上又要被封为修远伯了!公、侯、伯、子、男中，伯是爵位的第三等级，在当时，要想被封为公、侯、伯、子、男这五个等级中的任何一个爵位，要么得是皇亲国戚，要么就是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但是，梁先生这两样一样也不具备呀，怎么能当上修远伯呢?主要的原因出在野心家王莽先生身上。

　　第106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幼年的起起伏伏

　　王莽把自己的女婿刘箕害死后，紧接着就把西汉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刘婴赶下了台，自己当了皇帝。王莽篡政的主要目的就是复古，他认为现在的一切都是不好的，过去的一切都是好的。于是，即位之后他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把现行的社会制度改成过去的社会制度，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还把国号定为“新”，真是笑煞人也。为显示自己的崇古风范，王莽就给当时那些圣人、贤人都赐封了一定的爵位，而这也就轮到了梁让先生。梁先生接二连三地遇上这等好事，自然是笑得合不拢嘴了，全家人都享福了，而梁鸿自然也就跟着享福了。

　　所以，小时候的梁鸿还是蛮幸福的。他的漂亮妈妈也经常在他耳边叨念:“儿啊，长大了，你一定要像你爹一样有出息。”然而好景不长，当梁鸿还是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少年时，王莽政权就倒台了，他们梁家自然也就跟着倒霉，一下子从官宦家庭变成了破落户。不仅如此，一些农民兄弟还拿着锄头冲进他们家，吓得他们举家逃亡。梁让先生如何能受得了这般折腾，终于在逃亡的路上疾患交加，不治而死。树倒猢狲散，那些原本跟着他们一块逃亡的家眷，也纷纷拿着梁家所有值钱的东西作鸟兽散了。

　　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梁鸿的那个漂亮妈妈，竟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置未葬的老公于不顾，置年幼的儿子于不顾，跟着一个有钱的大爷跑了!俗话说“漂亮的女人是患害”，她还真证明了这一点。这对于梁鸿幼小的心灵来说，打击很大，而他后来视美女于无物，不喜欢长得漂亮的女人，跟这也有很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梁鸿只好用一张破草席亲自把老爹埋葬了。可以想象，此时此刻，梁鸿的心里是多么的凄凉。他在父亲的坟前哭了三天三夜，然而哭又有什么用呢，死了的人已经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吃饭呀。也许经历过灾难真的会让人一下子成熟起来，年幼的梁鸿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他决定要闯一番天下。

　　贵人相助，铸成英才

　　“自助者天助之”，就在梁鸿饥寒交迫，求生无门之时，梁让先生的一位旧友发现了梁鸿，在得知一切情况之后，这位先生收留梁鸿在自己家里，还把他送到当时全国最好的学府——太学读书。这让梁鸿感受到了人间的一丝丝温情。

　　但是，他在太学里的日子并不舒服。能在太学读书的人都是些纨绔子弟，家里都有背景，而且整天都不好好学习，就知道花钱，互相攀比，他们更是瞧不起那些背景不如自己的人。所以，梁鸿一到那里，就受到他们的排挤和嘲笑，有些人则直接说:“我第一眼看出你就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贱民!”这话让梁鸿很是受不了，但是为了报答所有对自己抱有期望的人，他发誓一定要学出模样来!于是，他开始发愤读书，认真研究经史子集。

　　第107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梁鸿最爱读的书就是《庄子》。有时候，他甚至沉浸在庄子所构筑的逍遥世界之中。一次，他还做梦梦见庄子在向自己招手。这时，有一种思想就在他的脑子里扎根了——隐居。

　　转眼间，十年的寒窗苦读结束了。考试过后，原本以为自己的文章已经做得很好的梁鸿却得了个不及格，而那些平时都不怎么学习的白痴同学却个个拿了优。刚开始他还很纳闷，但后来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考试的前一天，同学们都给老师送礼，唯独他没送。这回他算是彻底看清仕途道路上的黑暗与虚伪了，什么荣华富贵，什么功名利禄，全都是唬人的东西，要它有何用!

　　逍遥的上林苑牧猪生活

　　梁鸿本来打算考一个好成绩来报答他的恩人，但一气之下，就决定到上林苑去放猪了。其实，他的这位恩人早已经给梁鸿找好工作了，给他安排的是一个官职，然而，梁鸿心意已决，谁也劝不过来了，大家也只好由他去了，从此梁鸿就开始了在上林苑牧猪的生活。

　　说起这上林苑，可不要以为它只是一个小花园，那地方当时比现在好几个县城的面积都大，而且要山有山，要水有水，风景特别好，各种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无所不有，而且刘彻当时还经常来这儿郊游、野炊、打猎。所以，这儿无疑是一个远离尘嚣、修身养性的好地方。

　　梁鸿到了这儿，就开始了他一边牧猪一边看书、自在逍遥的放猪生活。每天天刚亮，他就起床了。为节省粮食，他不吃早餐就把猪赶到一块草地上，然后选择一个可以看到猪群的小山坡坐下，掏出一直带在身边的《庄子》，津津有味地看起来。中午的时候，他就随便吃点干粮，通常是硬邦邦的烧饼，然后跑到河边喝几口水，接着继续与庄子神交。不过，说起来他的猪还蛮听话的，也不乱跑，要不然他就看不成书了。

　　如果日子就这样过下去，那倒也没什么，但是意外发生了。一天晚上，梁鸿在他所住的小木屋里读《庄子》的时候睡着了，竟然忘记了他锅灶里还生着火。烧着的柴火掉了出来，一场火灾就这样发生了。梁鸿很快就置身于一片火海之中了，慌忙之下他也顾不得其他了，一个人赶紧跑了出来。但是没想到，这场火灾最后还烧毁了邻居家的一部分财产。而邻居家是一个官宦人家，哪里肯放过他呀，但他又没有钱来赔偿，所以，他只好答应给那户人家做半年免费的苦力。

　　半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梁鸿终于可以走了，但是那家人却不肯放他走。原来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雇工，所以就想让他留下来继续给他们家干活，还说给他双倍工资。但梁鸿是何许人呀，他拒绝了邻居伸过来的橄榄枝，收拾好行李，毅然决然地回老家，与他的一亩三分田打交道去了。

　　第108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梁鸿一直是默默无闻的，但时间一长，他的学识和人品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后来他在太学求学和在上林苑放猪的事也传开了，名声日噪。当时，人们说起梁鸿就是两个字:好人。因而当时有很多达官贵人都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像梁鸿这样的人。那么，像梁鸿这样视美女如粪土的人，是不是就要打一辈子光棍了呢?当然不是，要不然也不会有“举案齐眉”的故事了。那么，他的美满婚姻又是怎样开始的呢?

　　与孟光的“举案齐眉”

　　这就要从梁鸿背后的那个伟大的女人孟光说起了。

　　孟光是当时扶风县的头号丑女，据说她生得很是吓人，生气的时候眼睛鼓得像铜锣一样，而且嗓门很大，很多男人都受不了，所以一直都嫁不出去。但这样一个外表丑陋的女人，却有着一颗美丽善良的心，也正是这一点打动了梁鸿。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雪后的一个早上，孟小姐起得早早的打开大门赏雪，却发现前面不远处躺着一个人，看着像个穷书生。孟小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这人背了回去，然后又去叫了医生，喂了姜汤。接着又疗养了几天，这人的病就全好了。这人便是梁鸿。

　　其实在疗养期间，梁鸿便得知了孟光的事。但通过几天的观察，他发现眼前这位面相丑陋的女子有着一般女孩没有的善良和真诚，他渐渐被她打动了。于是，在他离开之时，他向孟光的父亲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还表明了自己对孟小姐的心意。当老爷子听说大名鼎鼎的才子梁鸿要娶自己的女儿时，激动得不得了，甚至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但梁鸿诚恳的态度最终还是说服了老丈人，同时也打动了在背后偷听的孟光。就这样，他们成亲了。

　　由于孟光家里很富裕，成亲之后，孟光整天穿金戴银的，一身珠光宝气。这时，梁鸿就看不惯了，整天看见她就不理她。后来孟光也知道丈夫不喜欢自己这样，从此也就换上了粗布衣服，然后梁鸿就和她说话了。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婚后的孟光一改婚前大大咧咧、火暴的脾气，变得温柔体贴，人也贤惠起来。每次吃饭的时候，她都把好吃的全盛到丈夫的碗里，然后用一只托盘把碗端进梁鸿先生的书房，单膝跪地，把托盘举到与自己的眉毛一般高度，轻轻地对梁鸿说:“夫君，该用饭了。”于是，举案齐眉的故事从此就流传了下来。而他们夫妻俩也恩恩爱爱，相敬如宾，很多人都很羡慕他们。

　　但是，梁鸿当时太出名了，再加上他与丑女成亲的事，结果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于是就有很多人天天来采访他们。不久，梁鸿就受不了这种喧嚣了，于是他就与妻子离开了那个地方。在路经洛阳的时候，梁鸿做了一件小事，还差点儿要了他的性命，那就是他作的那首打油诗《五噫歌》:

　　第109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登上北邙山啊，噫!

　　看看皇帝家啊，噫!

　　宫殿多宏大啊，噫!

　　人民的苦难啊，噫!

　　永远无尽头啊，噫!

　　这首诗讽刺了当时的皇帝刘炟。刘炟看了这首打油诗，脸都气白了，立即下令抓捕梁鸿。这可苦了这对流浪夫妻，他们一路颠沛流离，从北方逃到江南。经过些时日，皇帝的气渐渐消了，竟然爱惜起他的才华来，想让他回宫做官。当皇帝派的人找到梁鸿时，他已经在一个叫皋伯通的富人家里落了脚，他拒绝了做官的邀请。皇帝刘炟得知了这一情况后，也就没有再为难他。皋伯通很奇怪梁鸿为什么这样，但当他听了梁鸿讲述的经历之后，很是感动，当即决定要为他们夫妻俩提供免费食宿，直到他们不愿意住下去为止。他们夫妇就这样住了下来，但他们也并没闲着，梁鸿每天都要为他们家舂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完成了毕生的很多著作。

　　再后来，梁鸿染上了重病，就撒手人寰了。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梁鸿是一个很有才的文人，他作的诗也是东汉前期文人写作风格的典型代表，只可惜他一生所作之诗存留至今的只有三首:《五噫歌》、《适吴诗》和《思友诗》，均记载于《后汉书》本传中。他的诗富有现实性，反映东汉前期一部分下层士人的不满情绪和反抗精神。其中《五噫歌》仅五句，每句后有一“噫”字感叹，为楚歌变体，其内容主要是写登北邙山望京城宫殿的豪华，讽刺章帝劳民伤财，患害不尽，表现出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心和忧伤。《适吴诗》是骚体，诗中抒写了他志业蹉跎的孤愤，尖锐指责谗言得用，是非颠倒，而《思友诗》则是在异地思念旧友时所作的短歌，也是骚体诗。

　　嵇康——天生隐士，空谷绝响

　　嵇康(225年—264年)，字叔夜。谯郡銍(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中的领袖人物，三国时曹魏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是当时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人耿直，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后娶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女)为妻，在曹氏当权的时候，曾做过中散大夫。

　　在魏末的时候，出现了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风流逸士，他就是嵇康。嵇康为了避开曹魏政治斗争的锋芒而离开京城，到山阳隐居。当时，他和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交往过密，几个人常常游玩于竹林，世称“竹林七贤”。由于他的性格叛逆，喜欢独行，因此，他在早年就有隐士思想，自始自终都是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情。

　　博学之士，弹出“绝响”之曲

　　第110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嵇康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一生勤奋著述，“心写心声不失真”是其诗文的突出特点，他博学多才，诗文俱佳，热爱音乐，擅长弹琴。

　　嵇康除在文学、思想上拥有重要成就外，还在音乐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可谓魏晋奇才，精于笛，妙于琴，善于音律。他对琴及琴曲的嗜好为后人留下了种种迷人的传说，不仅如此，在音乐方面，他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又著有多部音乐论文。

　　嵇康喜爱音乐，他在《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与此同时，他对传统及当代的琴曲非常熟悉，曾在《琴赋》中写道: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因此有“六指琴魔”的原型之称，其最为著名的是《广陵散》。

　　《广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它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惟一具有戈矛杀伐战斗气氛的乐曲，直接表达了被压迫者反抗暴君的斗争精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及艺术性。或许嵇康正是看到了《广陵散》的这种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如此深厚的感情。

　　不仅如此，嵇康还有“艺术大师”之称。他写的《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太师箴》、《明胆论》、《释私论》、《养生论》千秋相传，倍受人们关注。当时与他齐名的还有比他大十三岁的阮籍，音乐史上常有“嵇琴阮啸”的说法，但在思想和人格上，嵇康要比阮籍高出一筹。

　　桀骜不驯，奇才一心归隐

　　嵇康，“竹林七贤”之一，我国古代卓越的音乐家、文学家、思想家，曾任魏国中散大夫。不幸的是，嵇康卓越的才华和逍遥的处世风格却为其招来了一定的祸端。他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人生主张深深刺痛了统治阶级的要害，为司马氏所不容，最终遭到杀害，享年40岁。

　　嵇康的许多故事均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他以前做过官，迫于现实，出于无奈(他是曹操的嫡孙女婿，曹氏政权要他做魏国的中散大夫，他纵有万般不愿也不得不答应)，后人却称之为嵇中散。然而在曹氏政权瓦解后，嵇康如释重负，乌龟吃秤砣般铁了心地要做隐士，从此远离功名利禄。

　　嵇康，原本不姓嵇，而姓奚。老家是会稽上虞人。少年时期的嵇康性情刚烈，因与地方不合，经常发生冲突甚至兵戎相见。他的母亲害怕被害，于是就带着他迁到谯国一个叫做铚的地方。

　　也许嵇康天生一副傲骨，不屈于俗，不慕于官，过着自己田园隐士的生活。他信仰老庄，而庄子最反对做官。在司马昭看来，嵇康是一个人才。曾在水边垂钓时，他想拉拢嵇康致仕，于是便派遣两位大臣先行探寻。大臣对嵇康说道:“魏王愿将国事委托给你，愿你不辞其劳!”令人感到出乎意料的是，嵇康根本不买他们的账，只见他手握钓竿，头也不回地说:“庄子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楚王用竹箱装着它，用巾饰覆盖着它，珍藏在宗庙里。那么这只神龟是宁愿死去，留下残骸进而得到配享宗庙的尊贵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泥水里摇着尾巴吹泡泡?”大臣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当然是愿意活在泥水里摇着尾巴吹泡泡。”嵇康说道:“你们走吧!我愿像庄子一样，做一只活在水里吹气泡的龟。”司马昭也算半个伯乐，觉得嵇康是个人才，一次不行，又数次派人去游说，只可惜司马昭有三顾茅庐之心，却没有三顾茅庐之行，纵使他的说客巧舌如簧，如何天花乱坠，如何威逼利诱，嵇康就是不为之所动。在当时的政争中，嵇康倾向前朝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嫉恨。

　　第111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无独有偶，后来嵇康家道清贫，常与向秀在树荫下打铁谋生。一代名将钟会慕名往谒，有才善辨，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嵇康没理睬他，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却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没好气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

　　正是嵇康愤世嫉俗、桀傲不驯的性格注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宁愿在洛阳城外做一个默默无闻而自由自在的打铁匠，也不愿与竖子们同流合污。而《广陵散》正是他性格的表现，他的一个朋友山巨源也是“竹林七贤”之一，推荐嵇康做官。嵇康知道后，十分反感，竟然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并以此表明自己一心归隐的立场。

　　在政治面目上，嵇康表现为刚肠嫉恶、锋芒毕露。遭到钟会陷害，因此，他便因谋乱而走上刑台。在行刑前，执刑官问他还有何话要说，台下三千太学生稽首向着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司马昭也看着嵇康。嵇康知道:以他的名望，只要他向司马昭说一句恳求的话，往后则皆大欢喜。他的心在动，心在痛，屈服吗?不，他知道自己并没有错。于是他说了一句:“把琴拿来!”嵇康勇于赴死的从容给了历史一个隽永的背景，那已成绝响的《广陵散》余音绕耳，他在尊严与生命之间做出了一个令人回味的抉择。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后人对嵇康的评价众说不一，有说他“恬静寡欲”的，也有说他“尚奇任侠”的;有说他“意趣疏远，心性放达”的，也有说他“刚肠嫉恶，轻肆直言”的;有说他“土木形骸”的，也有说他“直性狭中”的。但不论如何，嵇康被称为一个刚正不阿，不为权贵所迷惑的正义之人。

　　黑格尔曾说过:“中国人在精神上是没有个性的”。初听此语，人们难免会觉得过于犀利，批评刺耳，但仔细想一想，此话也颇有几分道理。千百年来，在孔夫子“大一统”的思想教化下，在当权者“高大全”的名利引诱下，绝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心甘情愿地放弃个体尊严和独立精神，乐此不疲地在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帝王学和厚黑学里进行人云亦云，可以说是毫无个人深刻见解。

　　然而，在这些文人中，嵇康却是一道鲜明的亮色，他生性骄纵任性，远迈不群，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这种性格深深地影响了其为人处世，史书上称他为少有奇才，博览群书，无师自通，学识渊博。在人生哲学上，他的主张却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以一种规的姿态标立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开拓出一块自在的心灵秘土。

　　第112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在中国历史上，嵇康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把庄子的哲学人间化，诗意化。在他的身上，有一种令我们心醉神迷的“风流”气质和“飘逸”才情。更为难得的是，他有一种读书人最稀缺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强健的个人意志并始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追求什么，反对什么，在无限的精神空间里，他不时地拷问自我，张扬着一种激越的生命情调;在逼仄的现实困境中，他毅然坚持自我，奏响了一曲动人的生命乐章。这种为人处世哲学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人。

　　对于那些传世久远、中规中矩、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嵇康从不以为然;对那些乌烟瘴气、尔谀我诈的官场仕途，更是深恶痛绝。他如痴如醉地追求着心中所崇高的人生境界:摆脱约束，释放人性，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熊旺的炉火和刚劲的锤击正是对这种境界绝妙的阐释。

　　被称作“人中龙风”的嵇康不拘礼法，生性放达，早已看透世间百态，因此，他讲求养生服食之道，善鼓琴，工书画。在哲学方面，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主张回归自然，厌恶儒家各种人为繁琐礼教。从某种程度而言，嵇康仿佛是一个天生隐士，不像别的隐士那样，在官场上混了一阵子厌倦了，看破红尘了，才决定归隐，比如陶渊明先生;或者一边做官，一边归隐，比如王维先生。

　　当然，嵇康既不是“完人”，也不是“神人”，正是缘于人格的非纯粹性以及人生的不完整性，使他以一种穆重的“悲剧意识”激发出一种别样的人生模式和人文意义。正是由于嵇康的影响与他的精神滋润，中国的传统文化大树才蓬勃出精彩的文化枝芽。

　　陶渊明——菊，花之隐逸者也

　　陶渊明(365年—427年)，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任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父亲陶逸做过太守。在陶渊明幼年的时候，家庭衰微，八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

　　纵观陶渊明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年)，陶渊明28岁以前。由于父亲死得早，其从少年时期便一直生活于贫困之中;第二阶段，学仕时期，从太元十八年(陶渊明29岁)到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41岁);第三阶段，归田时期，从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年)至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病故。归隐田园生活的20多年，是他在一生中创作最丰富的时期。

　　第113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以贫傲世，猛志长存的仕途人生

　　在63年的人生旅途中，以“田园诗人”号称的伟大诗人——陶渊明曾先后四次入仕为官并屡屡挣扎于进退之间。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陶渊明经家叔陶夔推荐去州里做了一名祭酒(一种有名无实的学官)。那年他29岁，生平第一次做官，但不久便“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对年轻的陶渊明而言，刚入仕途便遇到挫折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辞官后，他一直闲赋在家，转眼几年过去了，他已年过三十。“三十而立”的古训使陶渊明内心感到很不是滋味，但他只能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恰在这时朝廷的局势发生了好转，几年来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出世”思想终于重见天日。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陶渊明再次到州府赴任，入桓玄幕府，充当了一名参军。这一年陶渊明34岁，然而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却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而此时，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因病去世，他便回家奔丧。

　　陶渊明第三次做官是在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在此年二月，刘裕、刘毅、何无忌等人因反对桓玄称帝而在京口聚义、讨伐桓玄，刘裕为盟主。陶渊明此次出仕对刘裕寄予很大希望，想在司马道子父子及桓玄兄弟被除后大干一番事业，以实现他济世安民的理想。那一年他40岁，应诏在刘裕府里做镇军参军。但是，刘裕在刚取得一些成就时，便开始志得意满、耀武扬威。陶渊明再次失望辞官而归。

　　一年后，他的家叔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县令职位，这一年他41岁。8月份他去彭泽走马上任，在11月的一天，上级派人来“视察”。当时官场潜规则是:上级到下级那里去视察十分排场，甚至上级要利用手中职权索要贿赂。因此，这些县令无不巴结献媚，但陶渊明生性耿直，对于督邮的到来不以为然。按照当时规定，县令必须穿戴整齐的官服并率众进行官前迎接，故县吏对陶渊明说:“应束带见之。”这种的做法即使在当今也不算为过，但陶渊明却对此十分反感并认为那是对自己的侮辱，于是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当日解去印绶辞官归家。从此以后，陶渊明不再为官。

　　追求自然，反对束缚的生活态度

　　其实，陶渊明对于政治是有着较高理想的，但是在当时，他却找不到实现这种抱负的途径和可能。面对污浊的官场、昏暗的政治，他深感报国无门、进取无望。现实中，不论在哪朝哪代，官场都是利益的角逐场，帮派林立，相互倾轧甚至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他目睹了一个个满心私欲、面目虚伪以及种种假公济私的行径，深感仕途无望、难与世同。迫于无奈，他只好以归隐来寻找解脱，寻求心灵的一份宁静。

　　第114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陶渊明令人敬佩的不仅是他的人生态度:“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还在于他是一名真正的隐士。从下面这个故事便可以看出他的归隐之心:

　　义熙末年，有一老农清晨叩陶渊明的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则回答道:“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他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

　　归田之初，陶渊明和家人都参与了耕作，还有一个僮仆帮忙，温饱是不成问题的，这时的心情也是愉快的;义熙四年(408年)六月，他的家被一场大火焚毁一空，全家人只好寄居船上;义熙六年(410年)，他把家迁往南村，理由是这里有一些好邻居，既有农民，也有一些隐居浔阳的文人和参军、主簿、县令之类的小官。

　　可在晚年，他的生活日益贫困，有些朋友就主动送钱救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求借。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每每不忘留下两万钱，他却全部送与酒家，留作以后继续饮酒。

　　与他人不同的是，他受人借贷也是有原则的。刘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

　　在辞官的20多年中，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保持着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他在神志清醒的时候为自己写了三首《挽歌诗》，在第三首诗中诗末两句写到:“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句话表明他把死亡看得是那样淡然。

　　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从小喜爱读书，对儒家经典特别感兴趣。他读书范围广泛，除了儒家的经典，还喜欢读两晋时代盛行的《老子》、《庄子》，另外还读一些先秦至汉魏的史学、文学著作，使他从小就广泛接触到了古代文化遗产。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作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誗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大量写饮酒诗的第一人，他开创了豪迈饮酒诗的先河，其《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他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他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诗中无不表现出他对现实的不平与无奈。

　　第115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誗咏怀诗

　　他的咏怀诗以《杂诗》12首，《读山海经》13首为代表。《杂诗》12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心中积有无限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13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10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并表明自己永不熄灭的济世志向。

　　誗田园诗

　　在所有的诗中，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他的田园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陶渊明——乱世中的隐士，隐士中的名士。

　　身处晋末乱世之中，陶渊明所追求的是自由的隐居生活。即便生活再贫苦，他也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不因为追求物质享受而放弃心灵的自由。

　　另外，从陶渊明自身的性格和性情来看，他崇尚老庄，追求自然，反对束缚，喜欢过一种无世无争、悠闲宁静的田园生活。做官不是他平生所愿，因为他鄙夷世俗，看不惯官场上那些明争暗斗、趾高气扬、装腔作势的丑态，对官场上那些繁文缛节深恶痛绝。但是，传统的价值观又使他不得不出世做官。一方面他受孔子开创的“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和庄子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厌恶官场的那些迎来送往，因此，他的一生陷于进退两难之间。

　　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中看出，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你会发现陶渊明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的传世名篇《桃花源记》正是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现实中的种种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他的隐居与饮酒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抗。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的思想和诗文中难免会存在一些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内容。但后世文学评论家和诗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重欣赏他这方面的特点，他们认为这是陶渊明的精华所在。

　　陶渊明的不朽诗篇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等几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并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苏东坡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他的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鲁迅先生说道:“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才显得伟大。”。梁启超先生也曾这样评价陶渊明:“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的确，陶渊明在自然界与哲理之间开辟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乐趣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所以，在他的笔下，最平凡的田园生活也会显出一种意味深长的美丽。

　　第116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刘伶——高流端得酒中趣，深入醉乡安稳处

　　刘伶，字伯伦，生卒年不详，西晋沛国(今安徽宿州)人，“竹林七贤”之一。曾在朝为官，官至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年间，他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治，结果被晋武帝认为是无能而被罢官。刘伶一生无视传统礼法，崇尚老庄思想和纵酒放诞的生活，嗜酒如命，曾在酒后作《酒德颂》。

　　西晋泰始初年，晋武帝司马炎当政，刘伶极力宣扬无为而治。他所宣扬的无为而治就是让百姓们自我约束，君王可放些权力，不要管得太多。但武帝心里就不高兴了，因为自古以来，历代英豪你争我夺，无不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而你现在想让君王及各级官吏“无为”，这不是“与虎谋皮”吗?所以，刘伶在提出这一“建设”性的意见之后，自然而然便遭到了当权者及其同僚的排斥，第二天，他就被罢官了。

　　隐居之因:官场失意，成就一代“酒仙”

　　罢官之后，刘伶从此隐居山野，以酒释怀，并四方交游，结朋识友。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结识了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等人，他们经常一块儿“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后来，人们就称他们为“竹林七贤”。据史书中记载，刘伶“身长六尺，貌甚醉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在晋朝，一尺约等于现在的24.5公分，因此，刘伶的身高还不足一米五。身材矮小也不算什么，他的面容极其丑陋，但刘伶为人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罢官之后，他变得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均不关心，但一旦遇到了阮籍、嵇康等，便有说有笑，谈得很是投机。

　　不过，刘伶虽然命途不济，但在“竹林七贤”中，他算是惟一一个“寿终”而自然死亡的人，他最好的朋友嵇康后来因得罪司马家族而被杀。“竹林七贤”解散之后，刘伶便独自找了个地方隐居起来，整日与酒为伴。盛夏之时，他“幕天席地”，赤身斜躺在门前的土台上，灌一口杜康酒，看一眼山色，嗅一鼻花香，吃一口小黄瓜或嫩豆角，然后再灌一口酒，不禁沉醉睡去，日子过得甚是逍遥。他因饮酒出名，所以后世送他“醉仙”的称号。他的嗜酒如命使得五百年后的李白也非常羡慕，因此，李白在《将进酒》中说道:“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刘伶在酒后曾做《酒德颂》。在《酒德颂》一诗中，其文笔尤为大气，这是一篇淋漓尽致、气势磅礴的傲视俗人之作，也可以说是他放纵自身生理快感的癫言醉语，不过，这也确实是其烂醉后丑态嘴脸的真实流露。他的这首诗充分反映出当时文人的心态，即由于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对一些文人进行政治迫害，使得他们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原诗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自己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行走，随时都提着酒杯饮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其他人怎么说，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越要评说，自己反而更加要饮酒，喝醉了就睡，醒过来也是恍恍惚惚的。于无声处，就是一个惊雷打下来，也听不见;面对泰山视而不见，不知天气冷热，也不知世间利欲感情。

　　第117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刘伶“醉酒”二三事

　　刘伶虽然“身长六尺”，个子不高，却有斗酒之量。史书上记载，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意思是，他经常乘坐着鹿车，车上还放着他的酒壶，不仅走到哪儿喝到哪儿，还让一个人拿着锄头跟着并告诉人家，“我在哪儿醉死了，就把我埋在哪儿好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一斑。据说，他在某年来到古峄县东北，最后却醉死在那儿，然后人们就将他埋在寨山北麓。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枣庄市西王庄乡刘耀村。

　　虽然刘伶喜欢喝酒，但他的脑子却没有喝糊涂，有时候，他甚至还表现出滑稽多智、放荡不羁的一面。有一次，他又喝多了，发酒疯发得厉害，他要求妻子不断给他拿酒。妻子看到他整天喝成这样，就哭着把剩下的酒全洒在地上，还摔破酒瓶子，涕泪纵横地劝他说道:“夫君，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务必戒了吧!”刘伶见状赶紧回答说:“好啊!好啊!可是依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戒酒的，我必须在神明面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劳烦你准备好一些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于是就为他准备酒肉。片刻之后，东西就摆放停当了，刘伶来到神桌前，一边跪下一边祝告: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他就取过酒肉，又喝得酩酊大醉。

　　还有一次，他喝醉了跟镇上的人吵起架来，对方一生气卷起袖子就要打他，刘伶见状马上很镇定地说:“你看像我这样鸡肋般细瘦的身体，哪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啊?”对方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并把手收回，饶过他一次。

　　然而，刘伶最有意思的事莫过于脱光衣服在家里喝酒了。当时，有人就拿此事讥讽他。刘伶就反讽道:“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昆(音)衣，诸君何为入我昆(音)中!”其意是我刘伶本来就把天地当做屋子，居室当做衣服，你们钻进我衣服里干什么?换而言之也就是骂他们不知廉耻，干扰别人生活。

　　刘伶结缘“杜康”酒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由此，连曹操也非常喜欢喝杜康酒，而酿造杜康酒的杜康先生，据说与刘伶还有一段这样的故事:

　　当时，杜康在洛阳城南开了一家酒坊。一天，刘伶坐在他的鹿车上闲逛，不经意间便来到杜康的酒坊门前。本来他也没注意这家酒坊，但是酒坊门上的一幅对联却吸引了他的眼球，上联:猛虎一杯山中醉;下联:皎龙两盏海底眠;横批:不醉三年不要钱。刘伶一看就急了，这也太目中无人了吧?即使别人不行，难道我刘伶也不行吗?它不明摆着跟我叫板吗?说着，刘伶便带着气进了酒馆。“老板，拿酒来!”杜康一见来了个不寻常的人物，就拿出酒来让刘伶喝，谁知刘伶喝了一杯还要，杜康就劝他:“客官，我这酒可不比一般的酒啊，恐怕您喝多了撑不住啊。”“你只管拿来就是!”于是，刘伶就又喝了一杯。第二杯进肚，刘伶就感觉酒越喝越好喝，于是又要了第三杯。第三杯刚喝完，刘伶只觉得天转地旋，头脑发晕，没过一会儿，他就开始嘟嘟囔囔说胡话了，或许他真的醉了。

　　第118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虽然醉了，但他还是一路东摇西晃地坐着鹿车回到了家。到家之后，他竟然向妻子交待后事:“这次我万一喝死了，你就把我埋在酒池里，上边埋上酒糟，千万记着把酒盅酒壶给我放在棺材里。”说完，他就死了。她的妻子果真照着他说的为他安排了后事。一转眼，三年过去了。一天，杜康来到刘伶家，见到刘伶的妻子就说:“你们家刘伶三年前欠我的酒钱还没给呢，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还呢?”刘伶的妻子一听就火了，“我还要找你呢，我家刘伶就是三年前喝你们家的酒喝死的，你还好意思来要酒钱，走，咱们现在就去见官去!”

　　杜康见状忙说:“嫂嫂别急，他死不了的，看来你家老刘酒量还不行，他肯定是喝醉了没醒过来呢!走走走，带我到他的坟上看看去。”他们来到埋葬刘伶的地方，挖开一看，刘伶果然没死，只见他面色红润，还像生前一样。杜康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兄弟，快起来吧，该还我酒钱了!”他这一拍，还真把刘伶给拍醒了，于是，他就打了个哈欠起来说:“你的酒还不行，我本来打算睡四年的，没想到才三年我就醒了。”说完，二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过后，杜康不仅没向他要酒钱，还经常请他到酒坊里喝酒。

　　这个故事听起来或许有些牵强，仿佛是专为杜康酒做广告似的，不过，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刘伶的酒量还是挺不简单的。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说到喝酒，其实“竹林七贤”里的每一个人都喝，但刘伶却独以喝酒闻名，可见他喝酒的境界跟别人还是不一样的。他喝酒不像阮籍、嵇康那样充满着愤懑之情，阮籍在喝酒后甚至还吐了血，而刘伶喝酒却能沉醉在酒乡的混沌世界之中。他抛开一切地喝酒，彻底享受酒醉世界里的淋漓酣畅，表现出一种豪迈之气。从他的一生我们也可以看出，刘伶并不是个没思想、没主张的人，只是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不想趋炎附势罢了。

　　鲁迅曾评价刘伶时说道:“真的隐士是看不见的。”刘伶高流端得酒中趣，深入醉乡安稳处，其一生，自知酒中趣，所谓人生，生忘形，死忘名，刘伶可谓是一个看透人生的人。

　　刘伶先生在喝酒的同时总是说一些关于挖坟的话语，一句“死便埋我”令多少人自叹不如，正所谓“万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几见月当头”，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像刘伶这样的人，能够把人生看透，这种人生态度并不见得是一种悲观消极的处世态度。

　　谢灵运——啸傲世俗的山水名士

　　谢灵运，东晋和南朝时期的诗人，与陆机齐名。因从小寄养在钱塘杜家，故乳名为客儿，世称谢客。祖父是东晋名臣谢玄。其八岁袭封康乐公。刘裕代晋后，将之降为侯，召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右卫率。永初三年，即谢灵运三十八岁时，被封为永嘉太守，翌年辞官，隐居于自己的初生地会稽始宁的老家。元嘉三年，被召还京都封为侍中郎。元嘉五年，称疾请假东归始宁。元嘉七年再次入京，为临川太守。元嘉九年，以聚部众反叛罪，徙广州。元嘉十年，被杀，年四十九岁。

　　第119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谢灵运出生于世家大族，颇具政治野心，且博学多才。虽然他是一位旷世奇才，但一生不得志，因此常寄情山水以排遣心中的愤闷。

　　傲视功名，寄情于山水

　　谢灵运生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自幼聪明好学，且长得灵秀漂亮，深得祖父谢玄的喜爱，谢玄曾感叹说:“我生了谢王奂，他很笨，但他却生出灵运这样聪明的儿子!”谢灵运四岁时，祖父病重，临死前谆谆嘱咐家人一定要把谢灵运带好，培养成才。公元393年，即谢灵运八岁时，袭承康乐公，世称谢康乐，食邑二千户。

　　谢灵运自小就很有才华，在十五岁时，他就去京都旧居作乌衣之旅，受其叔器重，赞曰:文章之美，江左(指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即南朝控制区)莫及。至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二十岁的谢灵运出任琅琊大司马行参军，后任太尉参军、中书侍郎等职。南朝刘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刘裕取晋立宋国后，降谢灵运的封爵为康乐侯，改食邑为五百户，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右卫率。刘宋王朝始终对谢家都有疑忌，于是，在永初三年，谢灵运被降为永嘉太守。

　　《宋书》本传中记载:谢灵运为永嘉太守时，“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遨游，遍历诸地方，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在始宁时，“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纵为娱，有终焉之志。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与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悛，岩嶂千重，莫不备尽。”

　　优越的物质条件、高度的艺术修养和漫游山水的体验，使得谢灵运成为诗歌史上第一位有成就的山水诗人。在如今他所流传的一百余首诗中，一半以上都有山水描写，且受他的影响，当时有不少诗人也都创作了山水诗。

　　谢灵运在当时很有才华，也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人物。刘宋文帝元嘉三年，文帝刘义隆为巩固其统治，对世家大族采取笼络政策，谢灵运由于名气大，被征召为秘书监，还被指定撰修晋史。但时隔不久，谢灵运就看出皇帝对他表面上尊重，实际上“惟以文义接见”，只是要他充当一名文学侍从罢了，并无政治上加以任用的意思，而朝中真正受重用的却是些名望才干远不如他的人。不知是为了报复，还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不久，他就再次辞官归始宁，与朋友往来呤咏或率领数百随从出入于深山幽谷之中，探奇觅胜。

　　当时的谢灵运自恃门第高贵，才华横溢，所以他也很高傲。他曾经说过，天下才有一石，建安诗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余下一斗由自古以来及现在的闻名之人共分。他恃才傲物，自以为在政坛上应受到格外的器重，殊不料反遭朝廷排挤，被调离京城建康(今南京)。所以在郡时心情烦闷，不理政务，一味纵情山水。其实在内心深处，他对政治也是渴望的，但其才气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充满了矛盾，为了渲泄心中的郁闷，或许逃避是自己惟一的选择。于是，他只有在平日里写写诗文，以宣泄胸中不得志的块垒。

　　第120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谢灵运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旅游家。他不但酷爱登山，而且喜欢攀登幽静险峻的山峰，高达数十丈的岩峰他也敢上，可以说他是古代第一位攀岩运动的先行者。在登山时，他常常穿一双木制的钉鞋，上山取掉前掌的齿钉，下山取掉后掌的齿钉，于是，上山下山省力稳当，这就是著名的“谢公屐”。李白有诗曰:“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后来，有人有感于此，借谢公屐这个历史典故，参考汉代上层社会文人雅士中“以舞相属”的社交舞风，编创了《谢公屐》这个节目。舞蹈着意表现了魏晋时代文人雅士的气质，和古代文人潇洒清凛、狂放不羁的风度。当时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自己无意之中发明的登山鞋子，竟然能够对后世艺术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由于欣赏他的才华，当时宋文帝使其出任临川内史，不知这样一个文才兼备的旷世奇才是酷爱游玩还是太过清高，尽管经文帝再三“聘请”，他依然不理政事，始终整日出游，被地方官员纠缠，要治他的罪。但“不食人间烟火”的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向官僚屈服，为了显示自己对官府的反抗，他反把有关吏员扣押起来并赋诗一首:“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他将刘宋王朝比作暴秦政权，并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暗示要像他们那样为被灭亡的故国复仇雪耻。他本想以此发泄自己有才不被重用的落寞情怀，但不料却招来杀身之祸，后来终于被判免死而流放广州。可是刚到广州，朝廷的公文又到了，诬告他犯下了新的叛逆罪，命令将他就地正法。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于是，他便死罪难逃，在元嘉十年(公元433年)十月，他在广州被处以市刑(当街斩首)，死时年仅四十九岁。一代文豪犹如一颗流星，在历史的天空划过一道短暂而耀眼的光芒，倏然而逝，实在可悲可叹!

　　旷士奇才，山水诗鼻祖

　　谢灵运是古代“山水诗”的鼻祖，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由其始，山水诗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为了摆脱自己的政治烦恼，谢灵运常常放浪山水，探奇览胜。其诗歌大部分描绘了他所到之处，如永嘉、会稽、彭蠡等地的自然景物，山水名胜。读谢灵运的诗，能被山泉的丁冬声所吸引，不由地驻足聆听;亦可被山峦间飘动的云雾所流连，使人心旷神怡。“诗中有画”也是可以用来评价谢灵运的诗歌的。不仅是画，每一首诗歌均如同一篇简短的山水游记。他能从不同角度刻画自然景物，写秋色时“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写冬景时“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诸如此类，均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第121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谢灵运的诗歌大都带有玄言诗的色彩，他的诗里多是一半写景，一半谈玄。尽管如此，谢灵运以他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与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了出来，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从而也使山水诗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

　　谢灵运不仅在文学上有巨大的成就，还兼通史学，精通佛教老庄哲学，工于书法、绘画。宋文帝刘义隆曾称赏他的诗和字为“二宝”。他跟庐山东林寺的名僧慧远也有深交，尽管慧远比他大五十来岁，两人还是很投缘。慧远圆寂后，特地写了一篇祭吊的名文《庐山慧远法师诔》，一时洛阳纸贵。

　　谢灵运对于山水的依恋，不外乎两个原因:躲避祸患和对现实无声的抗议。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迷失，使他飘然走向山水。在一次生病的时候，他独自登上楼池，由于久病在床，不经意间眼前已是一派春意，他顿时诗兴大发:“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除此之外，他还善于运用富艳精工的语言记叙游赏经历，描绘自然景物，多有形象鲜明、意境优美的佳句，对后来的诗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毛泽东在读谢灵运《登池上楼》时评价说:“通篇矛盾。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

　　观谢灵运的一生，在文学上，他是个光辉的角色，山因为他而成为山，水因为他而成为水。山水在他的笔下既有了灵魂，又有了人性。

　　他比较招摇，每次游山必乘轿，每次戏水必乘舟。每次出游，他的队伍都浩浩荡荡，他想用此来发泄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与愤慨。他的灵魂是躁动的，可这样的灵魂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沉浮，于是，他便将满腔的情绪洒在青山绿水之间。在当时崇拜他诗文的人很多，虽然他是个有才之人，但据记载，他在当官期间曾巧取豪夺，霸占山林、欺压善良、掠夺人口，如果没有他的诗文为他增加光彩，或许他在历史上将会留下一个乡绅恶霸的罪名。

　　他对政治不是没有欲望，而是缺乏足够的政治胸怀，因此，个人的狭隘与偏私，躁动而傲慢，让他永远都活在痛苦与矛盾中。他曾对佛学有一定的研究，而最终还是由于扼制不了自己与现实不相融的躁动心灵，没能安抚住自己的愤慨。他曾想象用山水来忘却政治的不如意，但纸包不住火，与当权者较量而言，试想，单凭自己怎么能与时代抗衡?最终他还是白白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或许在临死之前，他已醒悟自己的最终归宿应该是自然山水中。但一个大文豪就这样还没在人间洒下足够的光耀就陨落了，实为可惜!

　　第122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司空图——晚唐诗坛“明星”隐退

　　司空图(837年—908年)，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省永济县)人，唐代诗论家、晚唐诗人。自号耐辱居士、知非子。咸通十年(869年)进士，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唐末政局混乱，他力求退隐，归居中条山王官谷别墅中，游吟于泉石林亭间。有先世别墅，泉石林亭，颇惬幽趣，日与名僧、高士游咏其中。有《一鸣集》三十卷，内诗十卷，今编诗三卷。曾作《休休亭记》以示放达。

　　由于司空图所处的时代稍后于皮、陆，屡经动乱艰危，因此，其避世思想的产生跟战乱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在战乱中他遁归乡里，虽意识到士大夫济世活国的责任问题，但仍要隐居，其避乱自全的思想是不言而喻的。

　　除此之外，司空图的诗大都表现得比较凄冷。因为他本人不可能像皮、陆那样津津有味地夸述渔樵隐逸之趣。蒿目时艰，苟全一身，因此，其避世情怀内含浓重的悲凉。为了在退隐中获得心境的平静，司空图还进一步泯灭心中的是非和不平:“有是有非还有虑，无心无迹亦无清。不平便激风波险，莫向安时稔祸胎。”

　　晚唐诗坛的一颗明星

　　司空图生于晚唐，身经乱世，亲身经历过许多令人悲恸欲绝的历史事件。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朝廷内部污浊不堪，宦官集团左右朝政，搬弄是非;党争不断，为了一党私利，罔顾国本;藩镇军阀虎视眈眈，不再服从中央政府的号令，尾大不掉;朝廷外部惊天动地，各地民变风起云涌;有黄巢者揭竿而起，以摧枯拉朽之势埋葬李唐王朝。

　　一系列政治斗争的不断发生使他对眼前事物易生感慨，并且有了一种避世的态度。

　　在唐末，司空图可称得上是一位正直的诗人和杰出的诗歌理论家。虽身处乱世，但儒家思想却一直深植于心。在诗歌理论方面，他主张“诗贯六义”、“全美为工”，用儒家的中和之美来品评诗歌，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以此来指导创作实践，从而令其诗歌从整体上呈现出承平时代的风范。

　　司空图是晚唐著名的山水诗人，其诗多表现山林遣兴、闲吟自适的情趣，词亦清雅可爱。著作有《一鸣集》。他所著述的《二十四诗品》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影响甚巨。

　　不仅如此，在文学史上，他主要以诗论著称。他所著述的《二十四诗品》是唐诗艺术高度发展在理论上的一种反映，是当时诗歌纯艺术论的一部集大成著作。他用品的形式把诗歌的不同审美特征概括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阳刚之美包括崇高美和超脱美，阴柔美包括雕琢美和朴素美，这些不同的美互相渗透，便形成诗歌意境与风格的多样性。而《二十四诗品》则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分为雄浑、含蓄、清奇、自然、冼练等二十四种风格，每格一品，每品用十二句形象化的四言韵语比喻说明。但他的诗论缺乏严密的系统性，特别是片面强调所谓“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宣扬了一种远离现实生活体验的超脱意境，忽视了诗歌的思想内容和重大的社会作用。

　　第123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因此，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清代王士祯的《渔洋诗话》等对后世的批评和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司空图留给后世的绝大多数诗还抒发了山水隐逸的闲情逸致，内容非常单薄，他以写诗表白:“诗中有虑犹须戒，莫向诗中着不平。”与此同时，司空图的美学思想还受到老、庄和佛教思想以及魏晋玄学的影响。因此，他认为美源于作为精神性本体的“道”，诗歌意境之美必须体现无形无迹的宇宙本体和生命。

　　司空图指出，关于艺术审美特征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为“韵味”说，把韵味提高到艺术的首位，看成是诗最重要的审美特征，他认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诗应味“在咸酸之外”，不仅要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还要“近而不浮，远而不尽”，深刻揭示出诗歌形象以有限表现无限的美学特征。他强调天才和灵感在诗歌创作方面的作用，认为只有凭借天才和灵感获得诗篇，才能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

　　在中国美学史上，司空图的美学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诗歌理论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苏轼的形神说、严羽的妙悟说、王士禛的神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均从不同的角度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他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精美的诗歌艺术世界，因此，在晚唐诗坛上，他不失为一颗最耀眼的明星。

　　避世隐退，自作深林不语僧

　　据史书记载，司空图少有文才，但不见称于乡里，后来他以文章被绛州刺史王凝所赏识。王凝回朝任礼部侍郎，知贡举，在此之后，司空图于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869年)间，受到王凝赞许且名声益振。

　　但不久之后，王凝却因事被贬为商州刺史，司空图感于知遇之恩，主动表请随行。由于他因不忍离开王凝，拖延逾期，被左迁为光律寺主薄，分司东都洛阳。当时卢携罢相，居于洛阳，对他的才华和为人十分爱重，常相共游往来。

　　在黄巢起义中，有人向司空图宣传义军的种种好处，但他却不为所动，回到故乡河中。后来他听说僖宗在凤翔，便入拜见，被封为知制诰、中书舍人。在广明二年间，僖宗逃到成都，他追随未及，又回到河中。在此之后，便一直过着消极隐居的生活。

　　正是由于司空图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且处在黄巢起义和唐王朝行将覆灭的时代，在历史的大动荡中，他没有勇气面对现实，便采取避世隐退的人生态度。在回乡以后，他既不同百姓往来，也不与官府联络，而是“将取一壶闲日月，长歌深入武陵溪”，“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在当时，王重荣兄弟镇守汉中，十分仰慕他的名声，常多馈赠，他却拒绝不纳。后使他作碑文，并赠绢数千匹，然而司空图却把绢堆放在虞乡市上，任众人所取用。

　　第124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在此之后，他定居在中条山王官谷的先人别墅，在“泉石林亭，颇称幽栖之趣”的“世外桃源”里，每日与高僧、名士吟咏为乐，自己甘愿做一个深林不语的僧人。唐昭宗即位，曾先后数次召他入朝，拜舍人、谏议大夫、户部侍郎、兵部侍郎等职，他均以病老，坚辞不受，颇有一代隐士风范。

　　为此，他还在王官谷庄园特地修建一个亭子，取名叫“休休亭”，并写下一篇《休休亭记》以明其志:“休，美也。既休而美具。谓其才，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耄而聩，三宜休也。而又少而坠，长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济时之用，则又宜休也”。以此表明自由自在的隐居生活也是另外一种自得其乐。

　　司空图还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并作了一首《耐辱居士歌》，反复咏叹“休休休，莫莫莫”，表示自己“宁处不出”的心志。天复四年(904年)，朱全忠扶持朝政，迁都洛阳，召司空图为礼部尚书，他佯装老朽不任事，被放还。908年，哀帝被弑，司空图绝食，呕血而卒，终年七十二岁。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英雄创下史诗，隐士超然世外。然而，司空图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一介文弱书生在面对国破家亡时，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他的一生虽称不上英雄，但其骨气格调却像英雄人物一样具有时代精神，为万马齐喑的黑暗时代吹响了嘹亮的乐章。他虽选择了消极抵抗的方式，但却起到了英雄人物的作用;他没有振臂高呼，却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偶像。最后，他与大唐王朝一同死去，以死铭志。

　　“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这句话出自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典雅》一文。其意境何止人淡如菊，此文也散发着菊香的味道:手把一壶美酒，坐于茅屋之中欣赏着窗外绵绵细雨，身旁有知心朋友相随，四周有修竹萧树相伴。雨过天晴的上空白云朵朵，林壑之中翠鸟相鸣。弹琴者沉浸于绿荫之中，聆听山峰上高跌而下的飞流悬瀑声。惟有花落无声，人亦淡泊自如，如同那静静开在枝头的菊花。

　　后来的他就像一片菊花，虽然没有绚丽的色彩，但却纯白洁净，令人为之一振。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诚然，菊花没有浓郁的芬芳招蜂引蝶，却吐纳着淡淡幽香。这些点缀在群山绿树中的菊花，不张扬、不喧嚣、更不妖艳，淡淡清瘦却雅致从容地绽放在属于自己的一隅。因此，对于司空图来说，它不失为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处世的哲学。

　　第125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林逋——植梅养鹤，隐在杭州孤山中

　　林逋是我国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钱塘(今杭州)人，生于公元967年，卒于公元1029年，字君复，后人称之为和靖先生。幼时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史书上记载林逋性情孤傲，生活恬淡，勿趋荣利，一生酷爱梅花，曾漫游江淮间，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整日与梅鹤为伴，终生不婚不仕。

　　每个人的童年都是快乐的，但林逋却不是如此。十来岁的时候，伴随着父母双双离去，林逋所有的快乐也便随之消失。父母去逝后，他便与哥哥相依为命，当时的家真可谓惨不忍睹。然而，如果说与哥哥在一起是他此生最幸福时光的话，那么十年之后，他便再也感受不到幸福。因为哥哥成亲了，而且还不是正常的成亲，却是当了上门女婿。就在哥哥成亲的第二天，林逋便被嫂子赶出了家门。

　　命途多舛，无奈归隐

　　当林逋马上就要进京考试的时候，他的身上却一分钱也没有，惟一能帮他的哥哥在妻子的监视下也不敢对弟弟怎么好。就在他赶往京城的前一天晚上，哥哥偷偷塞给他一包银子，含着泪对他说:“这是哥哥所有的积蓄，你到外面好好考个功名吧。到时候，你嫂子就不会小看你了。”

　　林逋拿着哥哥给的钱，心里感到非常沉重，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考出个功名来，为自己也为哥哥争这一口气!然而，林逋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他总是不按照规矩答题，而是按照自己的喜性答题，理所当然便没有通过考试。这样一来，他便不好意思再回去了，于是便开始云游天下的生活:先是从杭州沿运河北上，经过苏州、扬州;后又从盱眙一带转入淮河、汴河，北出曹州，然后折返南下，取道淮甸至舒城、无为一带;后又渡长江进入今江西省中部，经安福县抵达临江军乘船北上，最后又沿长江东过芜湖、历阳、金陵回到杭州。一路奔波，一路打工，一路考试，就这样十年过去了。在这十年里，林逋什么也没考上，而考场上的潜规则也使他对功名感到彻底失望。林逋想:既然如此，为何不让自己寻找一个地方归隐起来，远离世事尘嚣，过一种无人打扰、自在逍遥的生活呢?正在他自言自语的时候，却意外地在杭州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孤山。

　　孤山是什么地方?“海中之山有仙迹，山中之水为珍泉。抚仙湖在云岭之中，孤山岛在抚仙湖内。”它是湖内的一座孤岛，抚仙湖湖水碧绿如玉，孤山岛恰似镶嵌在绿玉上的一颗宝珠，故又得名“环玉山”;又因孤山四周碧水环绕，起风之时四周碧水雪浪，被称为“水金山”、“瀛海山”。由此可知，林逋先生隐居的处所不仅是人间仙境，还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后来，他便一直隐居在孤山上，种梅养鹤，直到死去也没有再进过杭州城。

　　第126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关于“梅妻鹤子”的佳话

　　据说，林逋早年曾游历于江淮等地，后隐居杭州西湖孤山之下，常年足不出户，以植梅养鹤为乐，终生不娶，后来便有了“梅妻鹤子”的佳话。《辞海》中有关于“梅妻鹤子”的记载:宋代林逋隐居杭州西湖孤山，无妻无子，种梅养鹤以自娱，人称其“梅妻鹤子”。民间一些砖雕便有刻“梅妻鹤子图”的。

　　满园的梅花在寒风凛冽的严冬里盛开，散发着一阵阵醉人的清香，林逋先生兴高采烈地扶着龙头拐杖走出书房，立于梅树之旁，出神地欣赏着凌风傲霜的红梅。或许繁花似锦的美景引发了他的诗兴，林逋先生边赏花边酝酿推敲咏梅的新句，而林先生身后的两个书童遵从他的吩咐，折下繁茂艳丽的梅枝准备插到书房中。此情此景把林先生迎风赏梅的飘逸神态刻画得惟妙惟肖。

　　事实上，关于林逋“无妻无子”、“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说法只是一种传说而已，他曾做过一首《长相思》: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

　　试想，一个内心深处没有任何对爱情憧憬的人，如何能够写出这般浪漫、细腻而又多情的感人诗篇呢?他的生活轨迹犹如苦行僧般:早出躬耕，一箪食，一瓢羹，惨淡经营;晚归茅舍，一盏清灯，和着孤影，浅酌低吟，不仕不娶，二十个春秋足不入市。不羡鸳鸯不羡仙，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求闻达于诸侯，如此漫长、清苦、形影相吊的生活，试问世间又有多少人能够拥有呢?

　　“和靖先生”二三事

　　关于林逋“和靖先生”的称号，还有这样一段小故事:老皇帝宋真宗为了挽回自己在异族争战中失去的威信，便与大臣王钦若假造帛书放在宫门和泰山上，上演了一场“天书封禅”的鬼把戏。后来，老皇帝宋真宗果真率领文武百官，装模作样地跪接“天书”，一些大臣和无耻文人便借此进行趋炎附势，呈献谀文。由此可见，当时的朝政是多么浊气冲天与腐败，而林逋则对于朝廷这种劳民伤财的乱政表示不满。但由于林逋当时的名气很大，深受人民和士大夫的敬重和钦佩，因此，在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林逋去世后，宋仁宗便特地赐予他“和靖先生”的谥号，于是“和靖先生”就这样被代代流传。

　　但凡梅界人士均知道杭州有许多赏梅胜地，并知杭州西湖的孤山有许多梅花，且有放鹤亭及林和靖先生墓。据说当年的林和靖先生就是在此隐居，且颇有几分飘逸的神仙气质。他爱梅成痴，在此独居二十余年，“种梅三百六十余树，花既可观，实亦可售，每售梅实一树，以供一日之需”，终其一生不娶不仕，只养得一只仙鹤，与“梅妻鹤子”相伴，终日面对西湖美景，吟诗赏梅观鹤舞，写下不少咏梅佳句，以《山园小梅》最为著名，此诗脍炙人口，经久不衰:

　　第127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这首诗把幽静环境中梅花的神韵写得活灵活现，那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历来一直被奉为咏梅的千古绝唱，引起无数文人名士的共鸣。在当时，正是由于林逋的这首咏梅诗，一时间社会上咏梅之风日盛:如当时文坛上诸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陆游、辛弃疾、杨万里、梅尧臣等几位大师级人物均写过许多咏梅诗词，与此同时，苏轼还把林逋的这首诗作为咏物抒怀的范例使儿子苏过进行学习。

　　后人都说，身为一个隐士，林逋把隐士做得既绝又漂亮。的确如此，在中国历史文人中，林逋能够处山林之远而赢得庙堂的声名，确实能够算得上非常成功。其实，居住在孤山上的林和靖与当时的文坛和官场有着不计其数的交往，比如:曾在一个雪天，小他三十几岁的诗人梅尧臣与林和靖在孤山上以枯枝燃起炉火，围炉痛饮;范仲淹也曾经为他赠诗五首;据说杭州太守中至少有五任都和他有着比较密切的往来，如在林和靖死后，太守李谘为他素服守棺七日才把他埋葬;而当时的皇帝宋真宗赐他“处士”的名头;与林和靖交往颇深的杭州高僧智圆，也认为其是一个“荀猛才华鹤氅衣”式的人物，能够在出世和入世中极好地拿捏分寸，应对自如。由此可知，每一位高人背后都有着鲜为人知的一面，林逋先生也不例外。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林逋是孤独的，但他的孤独是充实的、恬静的。他前半生漂泊游历，识尽人间冷暖，四十岁厌弃红尘纷扰，独自隐居山林，种梅为妻，养鹤为子。他的“鹤”闲雅俊逸，“梅”冰清玉洁，一动一静，两者无不超然不群，映射出主人的人生意蕴。林逋养鹤，爱鹤如子。他与鹤子倘徉山林，相知相悦，宛如佳友。林逋种梅，爱梅如妻，“吟怀长恨负芳时，为见梅花辄赋诗”，历经沧桑的林逋视梅为红颜知己。他的梅妻冰雪傲骨，暗香盈袖，自然胜却人间无数。在林逋的眼里，淅沥的秋雨、颤袅的炊烟、如衣的苍苔、如钩的新月无一不是意趣盎然，对于大自然的眷恋远远超过了对人的兴趣，而他的这种心境也就决定着其不俗的一生。

　　孔尚任——隐居乡中，创出惊世之作

　　孔尚任(1618年—1718年)，我国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诗人，字聘之、季重，号东塘、岸堂、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孔尚任自幼博学多才，潜心于诗书礼乐，因受明末爱国诗人贾凫西的影响，对诗歌、戏曲也有着特殊的爱好。清代初年，剧坛出现了洪升和孔尚任两位著名的剧作家，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代表着古典戏曲创作的两座高峰，堪称传奇剧本中的双璧。由于洪升是浙江钱塘人，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他们又被世人称为“南洪北孔”。

　　第128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孔尚任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孙，他从小继承儒家的传统思想与学术，自幼留意礼、乐、兵、农等学问，还考证过乐律，均为他以后的戏曲创作奠定了音乐知识基础。在二十岁的时候，孔尚任应科举试，考取县府学生员，后来参加岁考，但没有被录取。之后，孔尚任并没有因此放弃做官的念头，他典卖了家中田地，捐资纳了一个国子生。在三十一岁的时候，他又来到县北石门山，开始在那里读书著述，谈古论今。孔尚任爱好诗文，精通音律，学习范围很广。他的诗多为酬唱之作，风格清丽，情致缠绵。

　　孔尚任——孔子的后代

　　无论是在少年时代还是在石门山读书期间，孔尚任对南明的兴亡一直很感兴趣。在此期间，他曾从亲友那里听到一些轶闻，从各种史书记载中撷取史实，准备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传记。这也是他后来所著《桃花扇》一书的写作动机。

　　公元1685年，康熙皇帝南巡北归时亲自到曲阜祭孔，这是清统一全国后第一次最为引人瞩目的尊孔大礼。当时孔尚任被选为御前讲经人员，撰儒家典籍讲义，在康熙面前讲《论语》，引领康熙观赏孔林“圣迹”。事后，孔尚任因御前讲《论语》而受到褒奖，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这次意外的恩荣竟使原本对仕途心灰意冷的孔尚任重新燃起对清统治者的感恩戴德之情，并准备“犬马图报，期诸没齿”。

　　之后，孔尚任正式走上了仕途。但正当他准备一展才华之时，朝廷却派他去疏浚黄河海口。到那里后，本想“清华要津”的孔尚任与渔人为邻，与鸥鹭为伍，因此，他心中感到颇为失望。在滞留淮扬的四年中，孔尚任经常有迁客羁宦、浮沉苦海之感。他亲眼目睹河政的反复险峻，官吏的腐败挥霍及人民的痛苦悲号，因而发出“呻吟疾痛之声”，作诗六百多首，编为《湖海集》，这些诗无不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

　　隐居之因:淮扬四年，官路的波折

　　在淮扬四年，他多次来往于南京、扬州等地。在扬州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过明故宫，拜明孝陵，游秦淮河，登燕子矶。除此之外，他还特地到栖霞山白云庵，访问后来被写进《桃花扇》的张瑶星道士，可以说，他所做的一切无不是在为创作《桃花扇》做准备。此外，他还结交当地的明代遗民，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明末政治斗争有关系，有些人还与清政权持不合作的态度，但他依然与他们谈古论今，过从密切，有时说话甚至把朝代都换了。当然了，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均是偷偷进行，为外人所不知的。

　　总之，在淮扬的四年不仅是孔尚任加深对社会现实认识的四年，还是为其创作《桃花扇》做好思想和素材准备的四年。康熙二十九年，即他在被调到淮扬五年之后，孔尚任终于又回到了京城，开始了他十年的京官生涯。在前五年，他仍然做国子监博士;康熙三十四年秋，他被升迁为户部主事，奉命在宝泉局监铸钱币。又过了五年，他被升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但同月即被罢官。“弹指十年官尚冷，踏穿门巷是芒鞋”，这是他在做官十年后的真实心理写照。

　　第129节：下卷小隐，隐于野

　　在此期间，他还创作了诸如《岸堂稿》、《长留集》等诗文作品，不过《长留集》是他与刘廷玑先生合著的。在这些诗中，无不流露着他对个人仕途升沉变迁之感，同时感叹自己穷愁潦倒、碌碌无为。有些诗还揭露官场倾轧，直指“盛世”为“浊世”，深刻表达自己对当时世事难以抑制的激愤之情。但也就是在这十年中，孔尚任完成了他的传世奇作《桃花扇》。

　　隐居之时，创惊世之作

　　在《桃花扇》一书中，作者以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再现南明的兴亡始末，用儿女之情衬托国破家亡之痛，集中反映明末腐朽、动荡的社会现实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换而言之也就是说，在《桃花扇》中，孔尚任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他运用富于文采的语言和戏剧性的表演，使戏剧性与文学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通过侯、李的爱情，尤其是通过象征他们爱情命运的一把扇子，以概括生活巨大的艺术才能和独创性，把一部包括南明兴亡史庞大内容的戏剧情节与爱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戏剧的结构更具有细密性、宏伟性与独创性，使之在艺术方面拥有较高的造诣。因此，《桃花扇》一问世，一时间“王公荐绅，莫不借抄”，歌台演出，风靡全国。也正是在《桃花扇》问世不久，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孔尚任因“疑案”而被罢官。

　　孔尚任是一位善于塑造人物形象的戏剧家。他既善于在重大的现实矛盾中展现人物性格，又善于通过一行一止、一颦一笑的细微末节表现个性;既善于从人物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态度展开他们的内心世界，又善于用浓淡不同的笔墨塑造艺术形象。比如在《桃花扇》中，为了塑造李香君的形象，他虚构了溅扇、染扇、骂筵、入宫等重要情节，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能反映出人民的愿望;为了反映国破家亡的悲剧，孔尚任将侯方域两朝应举改为出家入道，虽对侯方域的行为有所掩饰，却概括了明末清初一部分士大夫带有普遍性的道路。他通过对史实的加工和虚构，使情节更为精练，人物更为典型，也使戏剧的特征更为鲜明。

　　《桃花扇》中的人物个个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像李香君崇尚气节，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柳敬亭，关心国事、热心侠义;史可法，力挽狂澜、慷慨捐躯;侯方域，风流倜傥、软弱妥协;杨龙友，两面讨好、圆滑世故等。总之，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内心世界和音容笑貌。《桃花扇》的杰出成就在于:作者从戏剧艺术的要求出发，完美地统一了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桃花扇》的出现标志着汤显祖以后，中国的戏曲文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峰。

　　抑郁而终

　　康熙四十一年，即公元1702年末，孔尚任带着悲愤的心情回到家乡，从此过着清苦寂寞的生活。不过在此期间，他经好友邀请曾到山西平阳、河南大梁、湖北武昌等地作过短期漫游。在到山西平阳的时候，他已经五十七岁了，罢官后冷落的生活境遇使其心情异常沉闷，但当他在途中看到平阳地区的山川风貌时，诗兴大发，便写下非常著名的《平阳竹枝词》。

　　在这首诗中，孔尚任运用活泼轻快的格调和流畅简洁的语言，对当地人们的传统习俗进行了热情的描写，内容丰富多彩，对具有吃苦耐劳精神的“土牛”寄予极大同情，与此同时，也表达出他对农民生活的体恤之情。此诗为后世研究清代平阳戏曲、民间艺术和民情风尚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孔尚任先生最后在曲阜抑郁而终。

　　后世评价——如此隐士

　　在年轻的时候，孔尚任本想依附统治阶级，康熙皇帝“曲阜祭孔”后，他对康熙皇帝一度怀着强烈的感激之情;他希望入仕施展才能，但由于后来的不得志，其对清廷的掌权派渐渐不满，并逐渐对康熙的“知遇”之恩表示怀疑。后来，虽然返京为官，但他不羞于谈仕途经济，在浊流中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情操，并拥有对历史与现实的独到见解。清初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形成了他复杂的不断变化的思想立场。因此，他时而讴歌新朝，时而怀念故国;时而攀附新贵，时而与遗民故老神交莫逆，最终成为一个极具儒家正统立场和思想倾向的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