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ms]![窗体12]![市]:亲历三年大饥荒 【猫眼看人】

亲历三年大饥荒（一）

仝小改（黄河滩）

——根据胡山林老师的口述整理

      冬天到来时，村食堂的饭就只有水样的粥了——说是粥，实际上只比清水浑那么一点。母亲从食堂打回了饭，总是先紧着我喝。我就着饭罐，把肚子喝成了一面鼓。我一天到晚只是饿。
      村里人像饿狼一样四处找寻能填肚子的东西：上一年窖埋却不知为何被遗忘的一堆红薯又被想起来了，全村人都去哄抢，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那些糟烂的红薯是怎么被吃下去的；树皮、野地里干的刺草棵（一种叶边长满了刺儿的野草，即便青嫩时，猪都不肯吃）被人们吃尽吃绝了，就连玉米芯也被大家搓碎吃得一个不剩……
      村里人又打起了大雁的主意——每到傍晚，村口就聚了很多张望大雁行踪的人，因为一遇天黑，大雁就要落下来歇息，大家要估摸准它们的落脚地儿，好乘着夜黑去逮大雁。大雁歇息时有自己的哨兵，很警觉，人还没走近，雁群就叫起来呼啦啦飞走了，没人能捉得到大雁。后来，不知道谁发现了大雁屎可以吃，所以傍晚时分，村口仍聚集着许多张望大雁的人——捡雁屎也得估摸准雁群的落脚处。捡雁屎自然也是争先恐后的，可去得太早了，惊飞了雁群却捡不到雁屎，因为大雁还没拉呢！手指粗的雁屎，前边发白的一小段是不能吃的，要摘去，只有青绿的一段才可以吃。雁屎的吃法有两种，讲究的一种，是把雁屎用清水泡开，然后再滗去水，拍成小饼贴在锅边焙熟了吃；简单的一种，就是把捡回来的雁屎直接放在锅里焙炒，像炒玉米籽那样。青绿的雁屎，实际上是大雁没有完全消化了的麦苗，用前一种吃法，滗水时必然有所流失，所以这种吃法只在最初用过，等到大家摸索出焙炒法，这种奢侈浪费的吃法就被彻底弃置不用了。我现在还时常想起吃雁屎的情形：上学路上，口袋里装着炒熟的雁屎，嘴里咯嘣咯嘣嚼吃。焙炒的雁屎，火气很大，吃后嗓子肿痛，两眼满是眵目糊。幸好能找到一些野地黄，用熟地黄泡水喝，才解了雁屎的毒。
      天气大冷时，大雁绝了迹，雁屎也吃不到了。全村的小孩儿，只有我一个还坚持着上学。我上的小学，是几个村合办的，设在离家两三里的金汤寨。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坚持上学。每天那两三里的路都像长征一样遥远艰难，我头冒金星，拖着打颤发软的腿，在两个村间摇摇晃晃、一步三挪。有一次，不知怎么回事，我竟晃进了路边的沟里。沟只有半人深，可我怎么也爬不上来，幸好有大人路过，搭了把手，我才从里边出来。
      村里每天都在死人。开始死人时，还有人哭喊、叹息，后来死的人多了，也就没人流泪难过了。我们邻居家一晚上就死了爷儿仨：当爹的和大儿二儿。当爹的也就30岁出头，大儿子13，二儿子12。我和那家的三个孩子常在一块玩耍。听大人讲，他们的妈妈因为怀了孩子，偏喝了家里的粥，当爹的和两个孩子就饿死了。村里派了辆牛车和几个青壮年去帮着料理丧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料理的，爷儿仨就那么被抬到牛车上拉出去了，别说装棺材了，连一席高粱箔也没有裹。拉车的牛儿也是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的样子。埋人的坑可谓量身定挖，一点宽余都没有，尸身勉强放进去，撒上一层薄土就算埋好了。没有什么坟头，人们连多挖一锨土的力气都没有——什么叫黄土盖脸，看看他们爷儿仨的坟你就懂了。他们的坟地就在路边。那两个孩子常和我一起玩，就这么死了，我有些不相信，总想到坟地那儿看看，可又怕神呀鬼呀的，不敢近前。十来天之后，在路上都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的坟地塌陷出了三个坑儿。
      村里每死一个人，我都要用硬物在床边的墙上划一道，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到第二年麦子灌浆时，我数了数那些道道，全村196口人共死掉了54口。除了我，恐怕没有谁对我们村死的人有这么准确的统计。我后来翻看县志，关于这一段历史，也只有“三年自然灾害给全县农民的生活带来严重困难”云云。长大后，每当读到"草民"一词，那些面无人色的脸和刻在墙上的划痕就会在眼前晃，它们比任何辞书的解说都生动准确。
      ——这是闲谈时我的老师胡山林讲的。他见我如听天方夜谭，就摇摇头说：你以为这是我编的故事？它是我八九岁时亲历亲见的真事，就发生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的河南省方城县施庄村。事情过去得并不远，不信的话我领你到我们村找上岁数的人查证查证。



亲历三年大饥荒（二）

仝小改

——根据朱登振的口述整理

      过春节时，生产队给每人分了半斤白面。除了这点白面，家里就只有一筐红薯叶可吃了。过了破五，正月初六那一天，我就和同村的朱孬孩、朱尿盆、朱长明、朱小乱（我们都是十二三岁），跟着朱广礼老汉（年近80）出去要饭了。
    出去讨饭，也没个什么准地儿，光知道近处讨不到吃的，得走远一点才行。就这样，我们在铁路边扒上一辆货车就往远处去了。
    火车开到商丘那边的虞城后，我们下了车，朝南走去。一路讨要，3天里走了200来里路，到了永城，然后继续往南走，过安徽涡阳，一直走到安徽的蒙城。到蒙城的双桥村时，已是半夜。我们走进一户人家，那家的女人很热情，马上烧锅给我们蒸了一锅红薯，还在锅边贴了些红薯面饼给我们吃。
    那女人知道我们是要饭的，就劝我们留在他们村，说他们村现在一人合三四十亩地，根本种不完，我们留下帮着种地，混上顿饱饭是没问题的。
    我说我眼睛看不见，没法下地干活啊。那女人说：你可以帮我们推磨呀。我们说：我们这么多人，留下来也没地儿住啊！那女人说：咋能没地儿住，村里空房子多得是！随便推开一家，把屋里的骨头撮起来倒掉，那些房子都能住人！我们很奇怪，问她咋还要撮骨头。那女人说，他们村子原本1300来口人，现在只剩下86口了，很多户都是全家饿死，没人替他们收尸，死人就那么挺在屋里了。
    饿死人的事情我们村子也有，不稀奇，可饿死这么多、就那么任尸身停在家里，我们那儿是没有的。问她：这些人都是饿死的？她说：按说都算饿死的吧？当中的一大批人也不知道算不算饿死的--村里人啥都吃不上，上边让修水利，说参加修水利的人，每顿可以吃到一个馍。好多人一听能够吃到米面了，就都去了，到了工地上，一些人拉着架子车低头一使劲，就一头栽倒死了，有些人是吃了馒头死了。就这么，去修水利的人很少有活着回来的。村里还有一户人家，家里人死了后，剩下的娘俩就割死人屁股上的那点肉煮了吃。也不知道是人肉有毒，还是她们的肠胃被饿得不适应吃肉了，吃了人肉后就一直拉肚子，两天后娘俩生生拉肚子拉死了。
    我们说：人都饿成这个样子了，咋不跑出去要饭？我们知道，上边不允许出去要饭，我们那儿也是把得很紧，出去要饭被逮住抓回，是要被批斗的，可只要偷偷跑出去别被逮住了，说不定要饭还能落个活命呢，总比眼睁睁在家等死强吧。那女人说，他们这儿看得严着呢，公社、县里派人掂着棍子把着各个路口，看见有人外出要饭，抡起棍子就夯，三下两下就把人夯死了，谁敢出去要饭？
    我们又问她，怎么就会饿死这么多人？我们村子断粮45天，才死了31口。那女人说，她也说不清村里断了多少天粮，秋天收庄稼的时候，公社粮站里的车就等在地头呢，村里人把收的粮食扛到地头，粮站的车装上就拉走；收红薯的时候把红薯背到地头，粮站的车也是装了就拉走……他们也不管村里人有没有东西吃。
    那女人待我们很好，可我们谁都不愿意留在那儿--谁都不愿意去撮骨头收拾房子。一想到村里的很多房子里都挺着死人，就瘮得慌。我们继续走着要饭去了。
    朱广礼老汉说，这一次饥荒，比民国32年那一次还厉害。
    从安徽蒙城一直走到南徐州，路过的每一个村子都饿死了不少人。不过还好，这些村子都没有死绝，无论走到哪个村子，都能讨到口饭吃。
    我们一路讨要，走了好几个月，到麦收的时候，才又走回了家——河南开封县山岗乡二郎庙村。
    这是1961年春节的事情




亲历三年大饥荒（三）

——根据朱登振的讲述整理

仝小改

      1960年的春天，缺粮就更厉害了，食堂的饭，稀得像清水一样，照人影。
      人们也不管饭晌不饭晌，从早到晚就是踅摸着找填肚子的东西——村里村外的榆树皮都被扒得干干净净，榆树叶，杨树叶、枸树叶、柳树叶……连有毒的大麻子（蓖麻）叶、棉花叶都被人捋下吃了。野菜就更不用说了，能吃的不能吃的，都挖了往嘴里塞。
      能找到的吃食越来越少，人都饿得浑身没劲，越来越动弹不了了。太阳升到半空时，人们就鬼魂一样从家里出来，找一处避风朝阳的墙根晒太阳。说是晒太阳，可谁也没力气坐着了，就那么躺在草垛旁或地上。
      有一天晒太阳，我和依挺躺在一起。依挺个儿很大，饭量也很大，是村里出了名的壮劳力。因为饿得没力气，大家在晒太阳时少有说话的，可那一天，依挺却一直给我讲从前给地主家扛活的规矩：去帮好户人家扛活，人家要先摆上两大海碗的捞面条，你能一气吃下，人家才跟你下文书，文书上写明家里的六七头骡子都交给你使唤，干活累死了骡子或骡子咬死了你，双方两不找。下了文书，人家就算用你了。扛活的人，能大碗吃饭才会有力气干活呀……依挺就这么说着说着，就死了。
      依袍也是个力气大饭量大的人，他饿得躺在床上不会动。那一天，他侄儿在外间听见里边咯咯吱吱响，进去一看，是依袍在啃床帮呢。他侄儿问他：叔，叔，你这是干啥啊？依袍说：我啃点花生饼吃吃。依袍就这么啃着床帮啃着床帮，死了。
      曹广义死得才不值呢！他为了喝两口泔水，被队长一脚踹死了——那一阵，大家都争着帮食堂刷锅，说是刷锅，还不是想喝两口刷锅水！可刷锅水里能有啥东西啊，锅里的饭都是稀得照人影，刷锅水里还能有东西？人也是饿得没有办法了，才去打刷锅水的主意。曹广义就着锅刚喝了两口泔水，队长进来了，他大概看不惯曹广义的下作样，就踢了他一脚，让他"滚蛋"。曹广义挨了这么一脚，就一下子倒在地上了，他躺在地上说一句喘一下说一句喘一下：你~有~力~气，我~没~力~气，你~有~力~气~，我~没~力~气……就这样说着说着就死了。
      村里修蓄水池，村里有个叫依小榜的，三岁多个孩子，跟着她娘去工地了。小孩子也饿呀，就揪了一只绿豆荚往嘴里塞。队长看见了，一脚踢去，这个孩子就滚到岸坡下了，当天夜里发了烧，死掉了。大人们都说，小榜生生是为一根豆荚让队长踢死的。
      朱结实的命就比曹广义和小榜的大。朱结实挨队长的踢，是因为去地里干活时，在生产队的菜地里拔了一把菜偷偷塞嘴里了，结果让队长看见了，就一脚把他踢到了井里。朱结实这个人命大，掉到井里也没淹死，捞出来后还活下来了。
      依可亮是个瘸子，有一天夜里他把会计的办公桌别开了，也不知道偷到什么东西没有，光（只）知道他吓跑了。他媳妇领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在家熬煎。那时候食堂里还没有完全断顿儿呢，核桃大的杂粮馍馍，大人一天领三个，15岁以上领两个半，小孩领两个。依可亮的媳妇只吃一个，让2岁的儿子依小社（人民公社成立那一年生的，所以叫小社）吃三个，可小社还是饿死了。依可亮的媳妇就带着闺女远走了。事隔很多年了，依可亮一直没回来，他侄儿对我说：俺叔肯定是饿死在外边了，他饭量那么大，活不下来的，说不定出去就饿死了呢，他要没死，早就该回来了！
      地里的野草野菜，能入口的，自然都被吃了。邻近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小孩捡野豆芽吃，把一种蒺藜籽（长耳子）的芽芽误当作豆芽，捡起来就吃，捡起来就吃，也不管那芽芽有多苦。那种芽芽是有毒的，到了夜里，就被毒死了。
      听大人们说，饿死的人，真到死的时候，并不难受。一开始挨饿的时候，心里很难受；等到饿得狠了，饿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不能动弹，只能躺着了，心里就啥也不想了，飘悠悠的，好像腾云驾雾一般，也就不感到难受了；等到肚子里发热，开始热乎起来时，人就活不成了，就要饿死了。
      我那时候能活下来，都是托俺姐的福。俺姐参加了大炼钢铁，背石头抬煤，每天能领到7两的黄豆。每月俺姐匀给我3斤黄豆，我把黄豆煮了，每天只敢吃一小把。再加上我那时候还小，会爬树，能爬到别人够不着的地方摘树叶吃，就这么活下来了。
      没啥吃了，按老规矩不该出去逃荒要饭么？可新社会不许你再要饭了，谁想出去逃荒要饭那不行，出去被抓住，是要开他的批斗会的。村里有个叫依连的，趁着夜黑，偷偷跑出去要饭了。第二天，村里村外的墙上树上，就贴满了布告：依连一人，逃跑去了，回来再说！
      幸好那时候的树比现在多，村里村外到处是树，那些树皮树叶真是救了不少人的命。要是没有那些树搭救，村里死的人还要多呢！
      那一场饥荒，我们村整整45天粒米不见，500来口人，饿死了31口。
      ——这些事就发生在1960年前后的河南省开封县山岗乡二郎庙村
      2008-1-24




亲历三年大饥荒（四）

——根据朱登振的讲述整理

仝小改（黄河滩）

      那个时候的名堂就是多！
      上边把各村的干部们集中到公社里报产量。报产量的会场上安排了两道人墙，报产量的人就这么被两堵人墙夹在中间。公社干部说：你说说，你们村的地一亩能打多少粮食？当时的小麦亩产也就是百八十斤的，公社干部能不知道？弄出这么个阵势，报产量的村干部就知道得把产量往高里报。
      为了督促村干部们报高产量，当时会场上时兴“刮东北风”和“活脑筋”。公社干部认为哪个干部报的产量低，不满意，就会说：他报的产量不对，给他刮刮东北风！会场上的人墙得了令，就开始推搡那个报产量的人了，咕咕咚咚，报产量的人就像个皮球一样，被这边的人墙推打到那边，又被那边的人墙推搡回来，推倒在地后薅起来继续推搡，报产量的人摔打得鼻青脸肿、晕头转向。推搡了一阵后，公社干部就会再问他：一亩地到底打多少斤？报产量的人知道自己报的200斤产量过不了关，就赶紧说：300斤。公社干部还是不满意，就吆喝说：给他活活脑筋！人墙就上去揪住报产量人的耳朵，把他提溜起来，然后再问他：一亩地到底打多少斤？报产量的人就赶紧把数字往上涨。排在前边报产量的人，没有不挨打的。后边的人看见这样，轮到自己报产量时就500斤、600斤地报。公社干部对他们报的产量还是不满意，让他们“到外边好好反省反省”，就把他们赶到会场外边了。最后边的人就学聪明了，公社干部一发问，就800、1000地瞎报起来，报到这个程度，公社干部才算满意。
      其实，也不是公社干部非要这样，他们去县里开会时，也是这样被逼报产量的，回来后只好这样再逼村干部。不这样，就完不成上边下的征粮指标。
      当时上边来农村要粮食，据说是有一个比例的，大概是按每亩收成的10%~15%收。可上边早就打算好从农村收走多少粮食了，不逼村干部们把亩产报上去，怎么能收够那么多啊？所以，就非要弄出亩产800、1000斤的产量来。这么一来，地里打的粮食几乎全被收走了，给农民留下的，就没有几斤了。当时报纸上宣传粮食大丰收，这大丰收就是这样来的——把农民嘴里的粮食都抠出来了，国家的仓库可不就丰收了！
      省委书记潘复生说了句“不能让农民没有隔夜粮”，就挨批斗，被打成了右倾；省里还有个叫王挺栋（同音）的大官，也说这样做不对，也挨批挨斗的。潘复生说"没有隔夜粮"还是轻的呢，农村是几十天粒米不见啊！
      有一天，看见大人们往一座房子里堆麦秸和干红薯秧，弄了一个大堆儿，然后把粮食淋在草垛上，直到把草垛全部盖住。我们问大人这是干啥呀，大人们说，上边要来“实产”呢。上边的干部来了，看见粮食堆了这么高，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夸奖了一番。也不知道那些干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粮食囤是假的，他们要是肯用手在粮囤上按一下，就会知道这粮囤是假的，可他们就那么看看、笑笑就走了——明明是弄虚作假，偏偏叫"实产"。那时候这种名堂真是多。
      这么一干，紧跟着就该村里饿死人了——村里的粮食都被上边收走了，农民没啥吃，不饿死才怪！
      这些事情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河南省开封县山岗乡二郎庙村。
2008-1-26




亲历三年大饥荒（五）

——根据河南新县史志办韩光生先生的讲述整理

仝小改（黄河滩）

      这事发生在1960年的春天。
      我们新县地处河南湖北交界，属于大别山腹地，全境基本上都是山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地处山区，山上树木很多，长有很多野果野菜；再加上历史的原因（新县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首府所在地，先后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主力红军；当时不足10万人的新县，竟有5.5万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是中国著名的将军县，养育了许世友、李德生、郑维山等43位将军），我们新县人口又比较少，所以虽然属于信阳地区，但和周边同属信阳地区的光山县、商城县、息县等灾情严重的县分比，新县的情况要好得多。
      光山县紧邻我们新县，民众间姻亲相通、相互走动是很自然的事。
      我有一个亲戚叫徐再育，家住新县田铺公社九里村。有一天，他去光山县走亲戚。一走进亲戚住的那个村子，他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村里人看他的眼神很特别，那些人看他的时候，眼里都泛着特别的光。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光山县是“信阳事件”的主力县，那里饿死的人可谓成堆成摞了，人吃人的事情虽然被上上下下掖着藏着，但周遭的老百姓是知道这些事的，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徐再育那一晚留宿亲戚家。他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或者说不敢睡——村里人看他的眼光，老是让他想起饿狗看见野兔时，眼睛里倏然闪现的光亮。
      徐再育就那么挺在床上，无法入睡。挺着挺着，他听见亲戚的邻居家好像有什么动静，支起耳朵仔细听听，是磨刀的声音。这越发让他睡不着了，更加用心支棱起耳朵听周围的动静了。不久，他又听见磨刀的地方有人在说话：今天隔壁来了一个走亲戚的，那个人身上好像是有肉的……徐再育听到这里，翻身起床，偷偷走出亲戚家，然后撒开脚丫子就跑。他一气跑了80多里，跑到家里时，一头栽倒，然后一病不起，1个月后，死掉了。
      徐再育不是饿死的，他是在光山县受了惊吓后，就那么躺在床上，病恹恹地死掉的。
      2008-10-3
     （注：文中人名地名都是真实的，有不信者，可以实地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