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问学余秋雨（一）

十九世纪末，在中华文明快要灭亡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信号：1899年的秋天，在北京有一个人，他发现了甲骨文。这次发现，重新唤起了中国人关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记忆。

自序

 

　　我以整整一年时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国文化史。这门课程的进行方式比较特殊：第一，师生之间有很多讨论；第二，全部课程都由香港凤凰卫视播出；第三，根据课堂录音出了这本书。

　　说起来，各个大学里都已经有了这样的课程，我为什么要另开一门呢？理由是，一般大学里的这类课程，都力求规范化、均质化、平衡化，而我们的课程恰恰是想突破这一切，只探讨一个现代人应该对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保持多少记忆。这样一探讨，就牵涉到一系列文化理念，因此所有的课程似乎又变成了一门“文化哲学”。

　　这种探讨，还需要测试当代大学生在这方面的已有记忆。这不仅仅是在测试大学生，也是在测试中国文化，看看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占据了后代的心。为此，我们的课程就要花费时间进行一次次问卷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话题。

　　所有的话题都是我设计的。我故意把中国文化史的早期部分大大加重，因为我认为它们是全部中华文化的奠基元素；我故意在某几个古人身边反复流连，因为我认为他们是中华文化在不同时期的魂魄所在，至今还活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我又故意在某些漫长的历史走廊里快步走过，因为我认为那里的故事只属于故事，出于古代宫庭史官和现代说书艺人的谋生需要，不必让很多人长久记忆？？这些话题设计，与我的著作《寻觅中华》有一种呼应关系。但是，活跃的课堂讨论就像一个磁场，把我这个当老师的深深迷醉了。对我来说，写作是一种享受，主持这样的课程更是一种大享受。

　　每次课程结束之前，学生们都会随口问几个与课程无关的问题，大多是当下发生的事情，在网上产生了动静。我不上网，因此回答起来不必考虑别人意见，只单刀直入，数语相迎。这种由陌生感造成的痛快感，使学生们很高兴，于是就一直问下来了。我和学生们都觉得可以把这样的问答选一部分放到书里，因此读者们可以顺便看到全书最后的“闪问”。无论是“闪问”还是“闪答”，都是力求其快，在快中寻找直觉反应。直觉反应常常会出错，但我又相信，这部分很可能在全书中最受读者欢迎。

　　回想起来，这真是充满愉快的一年。年轻人的敏捷、轻松、好学，让我对中国文化的前途增添了几分乐观。我曾经说过，在这之前，我的文化心态是比较悲观的。我遇到过太多的中国文化人，把极端当做深刻，把嫉妒当做正义，把诽谤当做评论，把挑唆当做舆论，致使文化的毁损机制远远超过了文化的创造机制。而且，我还分明看到，不少年轻人正在纷纷加入那种文化毁损机制，并参与对文化创造机制的围啄。通过这一年，我实实在在地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令人沮丧。我想，如果我眼前这些可爱的年轻人能够获得更多的正面鼓励并产生集体从众效应，中国文化也许会有一个说得过去的未来。

　　自从我们的课程在电视台播出之后，从第一个月开始，就有很多观众来信要求出书；从第二个月开始，参与课程的一些学生已经成了“亚明星”，有不少观众能够随口说得出他们的名字。一位台湾教授问我：“男学生都那么帅气，女学生都那么漂亮，是不是你特意挑选的？”我说：“没有挑选，这是青春的自然美色。当这种青春美色与老旧话题连在一起的时候，产生了一种令人惊讶的吸引力，把您老人家也吸引住了。”

　　文化能够滋润生命，生命也能够滋润文化。中国文化，本应与更多的青春生命产生互动。

　　有很长时间没见到这些可爱的学生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应该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了吧？记得最后一课结束时我曾对他们说，今后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上如果遇到什么麻烦而我又帮得上忙的，尽管来找我。他们笑着说，一定来找。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来找过我。我想，他们遇到的麻烦一定是少不了的，不来找，是因为懂事。

　　我很想念他们。

　　二○○九年八月

童年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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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每当我在世界各地一个个伟大的废墟间看到文明殒灭的证据时，总是感到非常震撼。只要看到一次就能震撼一次，看到十次就能震撼十次，震撼的力度一点儿也不会减弱。看得多了，也就慢慢形成一个结论，那就是：每一种文明都有可能突然面临灭亡，而这种灭亡是正常的，不灭亡才是偶然的。

　　灭亡有多种等级。土地的失去、庙宇的毁坏，还不是最高等级的灭亡。最高等级的灭亡是记忆的消失，而记忆消失的最直接原因，是文字的灭亡。

　　可以设想一下，当侵略者进入一个国家，废除了这个国家的文字，类似祭司这样能够读懂文字的人很快也被遣散，随着他们的老去，关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记载就再也没人能读懂。于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一种文明，就此失去了“身份证”，成了一种不知道自己父母亲和子女在哪里的文明，这个人群的文化记忆也就从此消失了。

　　世界上如此多的古文明都灭亡了。有的遗迹还在，传承没有了；有的连遗迹也不多了，只剩下传说；有的连传说也没有了，失去了最终的记忆。这种情景既让人感到苍凉，又让人产生达观。天下匆匆，能留在历史上的事情是不多的，而且它们也未必是最重要的。因此，就产生了佛家和老庄对于历史的不在乎，甚至对于记忆的不在乎。

　　中华文明是特例中的特例。人类最早的四大古文明中只有它没有中断，不仅遗迹处处，而且传承显豁，甚至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记忆系统，连很多琐碎的细节也在被后代长时间折腾。

　　大家知道，太琐碎的记忆，很容易导致记忆的失去。而且，我们的很多记忆往往是宫廷化、征战化的，与我们最看重的文化记忆有很大距离。因此，我们这次为时一年的讨论型课程，一开头就要设立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记忆，最好从哪里开始呢？

　　‖王牧笛：我认为应该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开始。整个中华文化正是在诸子百家的背景下得以展开的，而且，诸子百家的记忆比神话传说要真实可信；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记忆应该起源于秦汉，因为中国真正延续到现在的一种文化体系，不论是正统还是道统都是以秦汉作为基本的规制。

　　‖万小龙：我觉得应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最初的文化记忆大多来自于物质，来自于生产生活，无论是半坡还是河姆渡，物质文明提供了记忆的可能，否则记忆怎么可能流传？

　　‖王安安：我倒觉得，“文化”记忆并不一定要以物质为依据。早在那之前，我们的远古时代就流传着许许多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它们才应该是文化记忆的开端。

　　‖余秋雨：文化问题往往没有简单的是非。作为中华文明的子民有这样一种奢侈感：从不同的记忆起点出发，都会延续到我们脚下。能够讲这句话的民族，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多了。

　　把神话作为记忆的起点，我赞成王安安同学的这个想法。其实，神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后世记忆而产生的。如果给“神话”这个词更多的诗化定位，那么，那些主干性的神话故事就是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原型”，它们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形态，已经成为我们记忆的基础，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渗入我们的文化DNA。

　　但是，这是现代文化人类学和艺术哲学才能阐释的高度。我们国家的神话研究大多还没有抵达这个境界，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专门谈论一下这个问题。话说回来，对于我国多数传统型学者来说，神话只是一种浪漫的传说，缺少历史说服力。因此，大家都期待着切实的证据。他们希望，中华民族的记忆应该依凭着实实在在的生态资料和精神资料。刚才万小龙所说的新石器时代，是指生态资料；而王牧笛所说的诸子百家，是指精神资料。

　　那么我们也只能把安安设定的神话起点暂时搁置一下了，来看看多数文化学者心目中的文化记忆。

　　但是，文化记忆的获得，并不像万小龙和王牧笛设想的那么按部就班。它往往由一种发现激活全盘，就像在欧洲，维纳斯、拉奥孔雕像的发现，庞贝古城的出土，激活了人们的遥远记忆。记忆不是一个严整的课本，而是一个地下室的豁口。记忆不是一种悠悠缅怀，而是一种突然刺激。

　　我想在这里讲一段往事，说明一种文化记忆的被唤醒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事情。

　　中华文明也曾经面临过差一点灭亡的时刻，最严重的一次距离现在并不遥远--十九世纪晚期。也许有很多学者听到这种说法会不同意，心想：当时还有那么多懂文言文的人，还有那么多热血的知识分子，中华文明怎么可能灭亡？但多少热血也没用，多少古文化也没用，当装水的盘子被敲碎了，水就会慢慢地漏光。当时的政局、当时的国土、当时的民心就像盘子一样出现了很大的裂缝，盘子里的文明之水眼看一点点地漏光。中国在与西方交手的过程中居然浑身散架，这几乎使每一个国民都大吃一惊。我们怎么会败得这么彻底，这么狼狈？一次次炮火、一次次流血、一次次惊人的结局、一次次屈辱的条约，中国似乎变得处处不如人。虽然中间也有很多英雄故事，但无法挽救整体上的江河日下。一开始是撕肝裂胆的痛苦，后来很快因为不断的失望而到了麻木的程度。

　　1900年，八国联军要攻进北京了。朝廷完全没有办法，这个国家只能靠乡间的巫术和蛮力来与西方文明周旋。而这些巫术与蛮力并不能代表中华文明的真正力量，所以在寒冷、肮脏、混乱的北京、天津等地的街道胡同里，发生了一场场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追逐、打斗与围攻。由于民族感情的原因，对于这场混乱的评价，到现在还存有分歧，但是这场混乱的后果却可以想象：民族将不可收拾，文化将支离破碎。当时世界上很多人都得出了结论：中国没救了，中华文化没救了，它很可能像过去已经消亡的那些文化一样，夹带着高贵的怨气飘荡在云中，再也没有未来。

十九世纪末，在中华文明快要灭亡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信号：1899年的秋天，在北京有一个人，他发现了甲骨文。这次发现，重新唤起了中国人关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记忆。

　　这个人叫王懿荣，山东福山人，时任国子监祭酒，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掌门人。他生病了，于是家人到北京菜市口的一个药店里买药，在送来的药包里，他发现了一种叫做“龙骨”的药料上面有字。所谓“龙骨”，其实也就是古代的乌龟壳和动物的骨头。王懿荣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钟鼎文的金石学家，对这些文字非常敏感，于是他把北京中药店里的这种甲骨都收集了起来，有一千多块。他觉得这应该是非常遥远的古人占卜用的一种记录，这里有祖先的声音。

　　遥远的古人在行事之前，往往要卜问冥冥上天。卜问的方法是在乌龟壳或者动物的骨头上打洞，背面用火烤，然后根据裂纹的形状看事情的凶吉。在用火烤之前，已经有字刻在这些动物的甲骨上面，记录的内容大多类似于能不能和哪一个部落打仗、什么时候发兵为好等这样的问题。古人几乎天天占卜，大事小事都卜。这样通过甲骨的卜文，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许多情况，于是，这种甲骨就成为了打开遥远记忆的一扇最真实的门户。

　　王懿荣发现了这扇门户后还没有来得及研究，他的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转折。王懿荣当时还担任着另一个很紧迫的职位，叫做京师团练大臣。朝廷派他和义和团联系，同时处理关于防卫北京和抵抗八国联军的事务。中国历史上每一次面临国破家亡的时候，那些防卫性的最后职务，往往会交给一个文官。

　　这与中国的科举制度有关，与传统中国文化人的气节有关。此时的王懿荣被迫要用大量的精力去处理当时已经濒临沦陷的北京城的防务，并处理朝廷和义和团的关系。而那一千多块甲骨就只能安安静静地躺在他家的书房里，他没办法去梳理这个记忆，只能搁在那里。

　　1900年8月15日，也就是农历七月二十一日早晨，他得到消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已经逃离了北京。作为一个负责防卫事务的长官，他不愿意成为八国联军的俘虏，成为象征一个文明古国首都沦陷的道具，于是他选择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会选择的道路--自杀殉国。

　　他先是吞金，但这个山东大汉居然没死。然后他又服毒，但是他依然没有死去。于是他选择了最后一个方法--投井，他的妻子和儿媳妇也跟着他一起投井了。

　　我相信他去世前肯定有很多不舍，最放不下的也许就是他书房里边的那一堆甲骨。他刚刚听到了祖先有关这个民族凶吉占卜的启示，还没有完全听懂，就没有时间了，决绝地走向了死亡。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甲骨文的突然发现，在这风雨飘摇、血迹斑斑的时刻，似乎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启示这块土地：你们不该这样灭亡，你们应该去听一听童年的声音！此时的情景，中华民族就像一个遍体鳞伤的武士，在奄奄一息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自己童年的歌声。他会精神一振，想起有关自己生命的本原问题，重新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他一定会撑着长矛慢慢地站起来，这就是我们民族当时的形象。而那童年的歌声，就来自甲骨文。

　　世界上所有其他古文明灭亡的时候都没有听到这个声音，而当后世的考古学家发现他们远古的声音时，这种文明早已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当童年的歌声传来时，武士们已断气多时。1839年玛雅文明被发现时，它已经灭亡几百年了；1871年特洛伊古城被发现时，特洛伊文明早已消失了3000多年；1899年古代巴比伦文明被发现时，古代巴比伦文明也已经灭绝了3000多年，这个时间和甲骨文被发现是同一年。甲骨文连接的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但是古巴比伦文明已经灭亡很久了。1900年，也就是王懿荣自杀的那一年，古希腊的克里特文明被发现，而这个文明在3600多年前就没能继续；再晚一点的1902年，当古埃及文明重新出现在考古学家面前时，这个文明也消失几千年了。

　　幸运的是，当中华民族童年的歌声传来的时候，这个文明还存在。

　　上天似乎担心我们听不懂甲骨文的声音，就在王懿荣自杀前不久，敦煌的藏经洞又被发现了。接二连三地让我们听到自己童年的声音、青年的声音，告诉我们这种文明命不该绝。正是这种歌声，重新唤起我们对文明最初的记忆。

　　‖王安安：刚才听到秋雨老师讲王懿荣的故事，我感到更多的是一种遗憾。王懿荣面对文化遗产和政治困局的时候，他选择了政治的责任，而没有选择文化的使命。我想到了一个小故事，数学家阿基米德在临死前，当古罗马士兵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时，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请让我演算完最后一道题再杀死我。”如果是王懿荣，他会做出这种选择吗？

　　‖余秋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文人确实太政治化，但是对于王懿荣这样的情况，我不赞成安安的意见。如果身处其间，我的选择一定会和王懿荣差不多。作为父母之邦的首都已经沦陷了，自己又担任着这座城市的防卫大臣，其间已经很难把文化单独析滤出来。因此，王懿荣的选择无法像阿基米德那么潇洒。如果王懿荣带着甲骨文远走高飞了，可能他会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我们就会对他的整体人格有另外一种看法，而人格也是文化。如果说得开脱一点，王懿荣之死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文化仪式。学术很重要，但是一种关系民族荣辱存亡的学术一定要在某种整体气氛当中才能显现出它真正的价值。王懿荣在国破家亡的关键时刻，用生命投入了卜问，只是这次的卜问，他像一片甲骨一样折断了。

　　局势暂时平静下来以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来了。人们都忙着处理和列强的关系，忙着给朝廷找台阶下。王懿荣之死对于朝廷而言似乎很没面子，八国联军也不会说什么，老百姓更不了解内情，以为他只是朝廷的一个殉职官员而已，所以他很快就被埋没了。大家都忘记了他，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不仅仅是记住这个人，更要记住那个极其关键的时刻，有一个结束中国学者生命的井台，以及井台附近窗子里边的那堆甲骨，就证明这个民族、这种文化，还没有灭亡。

文明的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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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王懿荣去世了，当时的北京上上下下一片混乱，没有人来思考他留下的甲骨该怎么样处理。王懿荣的儿子叫王崇焕，他必须把这个家撑下去。王懿荣为官清廉，家里本来积蓄不多，在买甲骨的过程中又把值钱的东西典当掉了，他留给儿子真正的财富就是剩下的那一千多块甲骨。王崇焕本身不是甲骨研究者，他想把甲骨出让给真正懂得它们的人，同时换取一定的生活经费。

　　第一人选是刘鹗，也就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是王懿荣的朋友，对王懿荣的死深感悲痛，他本来就想帮助王懿荣的家庭，正好有了这么个机会，他出一个好价钱将甲骨买过来。刘鹗是个文学家，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多方位的学者，对甲骨文也有深入的研究。他在接过王懿荣留下的大多数甲骨以后，自己又从别的地方收购甲骨。最后在1903年，就是他的《老残游记》开始在报刊连载的那一年，他出版了一本书--《铁云藏龟》。这本书是把王懿荣家的甲骨、他自己收集的其他甲骨拼在一起出版。按照中国过去的习惯，甲骨很可能变成宫廷收藏家庭私藏，但是刘鹗这么一来，全社会研究者可以共享了，这个贡献很大。而且，他经过研究已经做出判断，这是殷人的刀笔。这个判断尽管比较简单，但是非常重要，他把人们的目光准确地拉到了那个重要的时代。

　　但是没有想到，就在五年以后，刘鹗还来不及做出更多的研究，他就被问罪了。问罪的罪名有两个，我认为第一个是把好事说成坏事，第二个是把没事说成有事。结果他被流放新疆，1909年，因脑溢血在新疆去世。不到十年，对甲骨文的发现做出重大贡献的第一功臣和第二功臣都死了。

　　‖诸丛瑜：很奇怪，在金字塔发现的过程当中，考古学家也是接二连三地死去。据说古埃及的金字塔里有一个法老的咒语：“如果谁干扰了法老的安宁，死亡必将降临到他的身上。”从1922年到1929年之间，英国考古学家卡特和他的团队前后有22个人都死于非命，那个神秘的咒语一直困扰着很多人。好像还有一个玛雅文明的水晶头骨，研究者中好多人也会离奇地死去。

　　‖余秋雨：对于这一批批伟大遗迹发现者的死，医学家们作了种种解释，却都没有能够完全说服人。后来不断有各种新的说法，比较新的说法是这些考古学家遇到了特殊的辐射。

　　但是，不管研究的结果如何，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当一种沉睡了很久的巨大文明要重新说话的时候，当一个早就遗失的记忆打着哈欠要重新醒来的时候，它会有一股杀气。它好像有一种力量，会把参与者卷入到一种无名的灾难当中。

　　科学和很多文化的区别就是这样：文化一直保持着自己庄严的神秘性；科学家呢，总是努力地要说明它。但是必然有一些东西永远也说明不了。就像埃及金字塔前那个狮身人面像，它到底在笑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似笑非笑？不知道。你能解答它吗？不知道。

　　那么，甲骨文也遇到了这样的情景。第一号、第二号人物很快死亡，而且我后面会讲到，甲骨文前期研究的最高峰--王国维先生也自杀了。在甲骨文的声音要出来之前的这个仪式性祭台上，虽然死的人似乎不是那么多，但是分量足够了，方式足够了，原因也都很神秘。王懿荣的死因是清楚的，但是他内心怎么想、他临终前怎么来与甲骨文的残片告别，我们不清楚；刘鹗的死因表面上也是清楚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奇怪的罪名会突然落在他身上，落到他身上以后会判那么重的罪，会流放到新疆，会得脑溢血？这也很神秘。

　　当文化的神秘性完全被解释清楚的时候，文化的宏大感、朦胧感、苍凉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一方面仍然要用科学思维去探索那些奥秘，另一方面还是要尊重天生的神秘性。只有在这两种力量的均衡之中，才能完成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文化体验。

　　《草叶集》的作者惠特曼曾经说过，文学的魅力是把昨天、今天和明天连在一起。怎么连在一起？不是靠已获得的结论，而是靠永远的悬念。别林斯基说，我们祖先把解决不了的问题交给我们，我们也解决不了，只能交给后代，这种递交就是文学。文学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在一些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领域里来体验世界的神秘、人生的壮阔，来体验我们和祖先共同的苦恼惊慌、共同的精神连接。

　　刘鹗也死了，死得那么早、那么快，也留下了一堆甲骨。他的儿女亲家叫罗振玉（刘鹗的儿子刘大绅娶了罗振玉的女儿），是一个更大的学者。在学识上，他既超过了王懿荣也超过了刘鹗，而且超过很多。他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在每一个领域里都有自己很杰出的贡献。罗振玉在刘鹗家里看到了很多甲骨，他快速地做出判断：王懿荣说这是占卜用的，刘鹗说这是殷人的刀笔，这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它在哪里出土的？因为只有知道在哪里出土，我们才会从整体上准确地判定它的时间和来龙去脉，以及它和整个中国历史的关系。所以罗振玉密切地关注着甲骨真正的出土地。

　　现在说起来这很简单，但在当时却非常困难。因为甲骨已经被卖得很贵，很多古董商人为了防止别人争夺，千方百计地把出土地点当做了最重要的商业机密。回想起来，王懿荣出的价钱已经不低了，刘鹗钱多一点，收价也贵一点，罗振玉的钱更多，收价更贵，又有很多外国人开始介入，甲骨的价格就更高了。古董商人为了要垄断市场，编造了好几个地方，一会儿说河南汤阴，一会儿说河南卫辉。罗振玉还派自己家里的人去那考察过，刘大绅也去找过，但都没有找到。罗振玉知道这有问题，但是古董商们都定了行规，嘴都很严，谁都不说甲骨到底在哪里出土。后来，他终于从一个喝醉酒的古董商人嘴里听说，出土地好像是河南安阳一个叫小屯的村庄。

　　对罗振玉这样的大学者来说，只要讲到安阳，他马上就会想到，那是洹水的所在地，由此又联想到《史记》和《史记正义》里面各种各样的记载。罗振玉已经感觉到，甲骨的出土地如果真是在安阳，真是在洹水边上，那么那很可能就是殷商的都城所在。他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先派自己的弟弟过去。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安阳的小屯村在罗振玉弟弟眼前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

　　‖王安安：刚才秋雨老师讲到，当时甲骨已经被炒得很热，价格非常高，中国人在收购，外国人也在收购，而这个地方又被古董商人保密着。所以我觉得最可能的就是这个小屯村田地荒芜，大家不做别的事情，都在自己家后院或者田地里刨甲骨。我的眼前呈现出了一个个大坑，村民都在那挖掘着可以创收的宝贝。说不定还有的人已经在着手制作假的甲骨了。

　　‖余秋雨：你的设想很合理，你所说的这一切都发生了。所有的人都在挖甲骨，不种地了，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冲突，例如地产所有者和甲骨挖掘者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械斗。一家人互相保密的情形也发生了。古董商人一来自然就有了集市，大家拿着自己挖掘的甲骨浩浩荡荡都去了，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的丈夫还有这一麻袋是我不知道的。最奇怪的是那些不太懂事的小孩，在大人已经刨过的地方，他再去挖，挖出一小片一小片的甲骨。甲骨不在于大小，而是在于里面文字的多寡和重要性，因此小孩也可能赚大钱。而且正像你所说的一样，开始出现了假甲骨。

　　罗振玉的弟弟一天可以收到一千多块甲骨，他后来送到罗振玉眼前的是一万多块。罗振玉对此，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理由很简单，一万多块甲骨，真的可以好好研究了；担忧的是现场被破坏了，一片狼藉。现场的破坏也就是一个与甲骨文有关的古代生态环境的破坏，其严重性可想而知。罗振玉下了决心，必须亲自去看看那个现场环境。1915年的3月，他真的去了小屯村。我曾经讲过，历史上有一些悄悄的脚步会被人们记住。罗振玉那一天的脚步大概也是这样。这是一个高层次中国学者第一次来到田野考察的现场，有人说，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

　　由于罗振玉的现场到达，甲骨文出现了一个背景性的拓展。它不再是文人书房里一片一片分散的、片段性的存在，而是变成一个整体气场。这个气场，就是殷墟所在地。

　　中国学者很长时间不到达现场而只顾在书本中爬行的这样一条道路，由此画上了一条界线。遗憾的是，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还不明白田野考察对于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以为那是袁隆平先生他们的事。大家还是把尊敬投给那些号称“书斋学者”，也就是凭着古书臆想着种种时空关系的人。‖王牧笛：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书斋里的思考在社会上往往以反讽的方式得以实现”。罗振玉这种转向实际上也是对只抱着经典文献死读书的一些书虫的反讽。如果只在书斋里皓首穷经，可能会少了许多

　　“在场”的感觉，也会少了对文化的敏感。罗振玉正是凭着这种文化敏感最终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代大家。

　　‖万小龙：但我觉得，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中也并不是没有一种先知式的昭示啊。像顾炎武就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像陆游所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实际上正是罗振玉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种实地考察的新学风的历史前奏。

　　‖余秋雨：我很高兴你提到顾炎武。在罗振玉之前确实也有像顾炎武这样的人，靠自己的脚去走了很多地方。顾炎武也做过书斋学者，读过很多书，但后来，他把远行考察放到了前面。远行时也带一点书，但不可能多，那就要精选了。我很喜欢他的一句诗--“常把《汉书》挂牛角”，可见他是多么喜欢《汉书》，又知道他是赶着牛行走的。我自己后来在数万里考察时遇到困难，总想起这句诗。

　　中国文明在明代之后的衰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除了顾炎武这样的特例，再也听不到大地的声音，再也得不到大地的活力，那它当然就会在自以为是的系统里边慢慢地枯萎。

　　在安阳，一批伟大的文献就要出土。这批文献一直埋在地下，连孔子都没有读到过，连司马迁也没有读到过。孔子曾经多次设想过商代，在《诗经》里读到商代，但是他也不太清楚商代是怎么回事，只能踮起脚远远地仰望。至于司马迁的仰望，那就更遥远了。而现在，商代人占卜用的具体物件就在眼前。如果不做田野考察，我们最多是过去读书人的孑遗而已，但是一旦面对现场，情况就不一样了。

　　确定安阳殷墟是商代的大都城并把它送达当代人的眼前，这是罗振玉的贡献。

　　罗振玉身边出现了一个大学者，他的学问比罗振玉还要棒，这个人叫王国维。

　　王国维作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学者，在文、史、哲诸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他留给我们一座巍峨的文化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的城垒上，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这位登上了甲骨文研究最高峰的大学者，和许多古老文明的研究者一样，也没有逃脱自杀的命运。一个王国维死了，而一个商代活了。当我们回味着中华古老文明的悠久记忆时，仍旧会对这位大学者的死良久沉思，想着想着，便想成了一部灰色的寓言。

　　王国维比罗振玉小11岁，他们早年的时候就认识，互相之间有比较深的交往。王国维对罗振玉和其他人收集的甲骨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然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在1917年发表了一篇叫做《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论文。包括罗振玉在内的不少甲骨文研究者，大多着眼于解释字的含义与内容，而王国维则把甲骨文当做历史研究的资料。他在论文里证明，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里面所写的商代的谱系基本正确，是信史。当然，里面也有一些错误，王国维给予了纠正。

　　大家知道，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开创者，他创造的中国古代历史的表述方式，其实是对于他之前历史的奠基性的叙述。这个奠基性的叙述在1917年被一个现代学者所鉴定，这个鉴定是司马迁自己当年都很想获得的。

　　王国维完成了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研究，这篇文章也可看做中国近代新史学的起点。中国古代历史在缺少鉴定和证明的情况下延续了那么多年，最后终于从地下获得了鉴定和证明。所以在二十世纪前期，尽管兵荒马乱、生灵涂炭，中国学者却进入了一个特别让人感到骄傲的时代。他们用科学的方法，使我们古代的历史更可信、更可依赖了。这是一个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很矛盾的了不起的成就，似乎对中国的新生有一种预示。可是，正如我前面讲到的，王国维没有摆脱甲骨文大师共同经历过的悲惨命运。

　　1927年6月2日的早晨，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商讨教学事宜。之后他又向同事借了点钱，雇了辆洋车往颐和园方向驶去。十一点钟他进入园内，在石坊前坐一会儿后便漫步进入鱼藻轩，从怀中取出纸烟慢慢抽起来。烟尽火灭，他突然纵身跳向昆明湖。这位声名显赫的大学者就这样平静地走向死亡。王国维到底为什么死，永远也说不明白。似乎能够说明白的是他那篇短短的遗文，但是遗文好像也不能完全说得清楚。

　　我想从宏现上来分析一下。当时的中国表面上看起来，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三相结构”：社会现实发展得越来越糟糕，古代文物发现得越来越辉煌，中国学者却表现得越来越杰出。这“三相结构”有一种强烈的不一致。我们现在可以潇洒地来谈论它，可对王国维来说，他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支撑这个“三相结构”，这就非常难了。他对古代了解得太多太多，特别是当甲骨文发现以后，商代已经重重地压在他身上，再加上他的其他研究成果，已经使他艰于行走了，但脚下的现实生活又是那么混乱。大家可以设想，一个人肩上的包袱越来越沉重，而脚下的路越来越崎岖，越来越狭窄，最后毁灭的只能是他的生命。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肩膀和自己的脚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最后只能选择死亡。

　　我始终认为，甲骨文不是导致王国维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一定在他肩上增过重。

　　如果说王国维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高贵的悲剧结构，那么他的好朋友罗振玉，却进入了一个怪诞的悲剧结构。罗振玉肩上的分量也很重，在尖锐的矛盾当中，他简单地选择了不矛盾，那就是选择“古”。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他就选择一个已经被推翻的王朝。他追求复辟，到伪满洲国任职，成为伪满洲国的一面文化旗帜。这等于造成了另外一种自杀。

　　你们看，当一个民族要把自己早期的声音说给当代大地听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牺牲者。牺牲的形态可能是悲壮的，比如像王懿荣；可能是窝囊的，比如像刘鹗；可能是无奈的，比如像王国维；也可能是怪诞的，比如像罗振玉。这些中国现代学者的生命，组合成了一种祭坛前的供奉。

古老王朝的归来）

 

　　‖余秋雨：1928年，也就是王国维死后的第二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甲骨文大师们纷纷走上毁灭之途的时代结束了。当时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院长是蔡元培先生。中研院之下成立了一个历史语言所，这个所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考察殷墟，像李济、梁思永等著名的考古学家都参与到殷墟考古中来，他们带来了国际规范，带来了现代考古学的严密规则。殷墟和甲骨文的研究，就从可歌可泣的祭奠阶段解放出来了。

　　这里我想询问，在你们想象当中，现代考古学在哪些方面会超过从王懿荣到王国维的以金石学为基础的甲骨文研究？

　　‖王牧笛：比如说，一些技术手段和探测方式的变化会使得发掘更加便利，考古的范围和视野不断扩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像水下考古，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王安安：这一阶段的研究要更加规范，是建立在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上；还有就是注重国际交流，把人类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种人类文明进行横向比较，这是从前所没有的。

　　‖王秋实：另外，我觉得现代考古界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像之前的个体行为。现在更多的是一个团队、一个组织进行某种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而且重视了对文物的保护。

　　‖余秋雨：角度不一样，但每一点几乎都讲对了。第一，科技手段和组织力量的介入使得大规模的场地开挖成为可能，之前靠几个学者根本完成不了这项工作，你再有钱也就是多买几片甲骨而已。第二，由此可以从地质分析判断文化形态，从而就能更好地确定年代，以及这个年代的整体生态状况。第三，从此他们的每一个发现都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关注，国际考古学上任何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又快速地被运用。这就和我们前面说的几位大师级的甲骨文研究者完全不一样了。

　　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蔡元培给当时驻守河南的冯玉祥打电话，请他派兵来保护整个殷墟和发掘现场，然后就是一批批现代考古学者的进入。从1928年到1937年，以中央研究院的团队进行的大规模挖掘有十五次。1936年，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终于挖掘出了甲骨窖，或者说甲骨坑YH127号。这就了不得了，因为这可能是古人类文化史上发现的最大的一个皇家档案库。

　　这个档案库如果仍然放在小屯村处理，就会有很多麻烦。因为量实在太大，又在贫瘠的野外，研究人员和科学设备不可能集中那么多，条件很成问题。所以必须装火车，运到南京。运送的那一天似乎发生了一点情况，我看到过一篇资料，不知道真实性有多少，那是用平静的语言记述的--

　　正当甲骨坑YH127整个用吊车打包，要运到安阳火车站的时候，殷墟边上的洹河突然升起了一股白气，白气升到天上以后变成白云，白云变成乌云，这个乌云就随着这个运输的车，一直到安阳火车站。接着下起倾盆大雨，这个大雨，就落在木箱子上。

　　如果这个记述是真的，诸位听下来有什么感觉？

　　‖金子：我觉得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古老文明咒语的一个印证。就像法老的陵墓，任何打扰他安宁的人都可能会遭到厄运。古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方式去保持它的神秘感，而因为神秘，所以伟大。

　　‖王安安：我个人并不是非常喜欢这种神秘主义的比附。一个乌云就是什么冥冥之中的某种天意，我觉得这样说不太可信。但是这又提醒我们，应该对历史和传统保持一种敬畏。尤其是面对文化传承之根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一种恭敬的态度。

　　‖余秋雨：我赞成王安安说的不要过于沉溺于灵异现象，应该洗去乌云和白云里的具体象征，因为这样会使文化变成巫术。但是有一点可以保留，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王懿荣之死、刘鹗之死、王国维之死，白气直至瓢泼大雨一直随YH127号甲骨坑跟到火车站的这种情景，都让我们从平庸的文化现实生活中超拔出来，只有这种超拔才能使我们面对真正的伟大。否则我们的文化态度可能就过于居高临下、自以为是了，其实我们真正懂得的有多少呢？

　　前面我们谈到过，在1899年，几乎是在甲骨文被发现的同时，敦煌藏经洞也被发现了。其中大量的文物都被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们带到西方去了，被研究，被展览，被很好地保存。现在我们可以在西方博物馆里面看到敦煌藏经洞里的好多藏品。于是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这些文物，是让西方考古学家带走好，还是应该让它们留在兵荒马乱的国内？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我的矛盾。我并不把他们看成一般意义的强盗，他们有能力研究保存；但是这毕竟是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我们祖先最后的遗留。我在那篇文章中说如果我早生几十年，我会在沙漠里把他们的车拦住，把骆驼队拦住，和这些人辩论。如果他们被我说服了，就把文物留下来。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麻烦了，我能把车拉到哪里去呢？拉到南京？拉到北京？这很难。也有车拉过，一路上这儿丢掉一些，那儿又偷去一些，结果稀稀落落，不成样子。如果拉到西方去，我又觉得于心不忍，因为这片大地难以真切地听到祖先发给我们的声音。所以我说，拦下了车只能让它停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对于这个问题我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王牧笛：我觉得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一种是文化的视角，一种是民族的视角。文化可能是无疆界的，但是民族却是有界可循。我会选择让这些文物留下来。我相信当时中国学人的学术能力，他们已经做出了一些东西，如果说这些文物能够留在他们的身边，凭借天然的语言优势和文化敏感，我想他们会做得更好。

　　‖诸丛瑜：我想如果所有这些文物都被运到了国外，它们可能会被很好地保藏和研究，但那似乎只是一些飘零在世界各地的符号，难以改变这个民族文化记忆的消散。

　　‖王安安：我的观点和两位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些文物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当

　　时兵荒马乱，容不下一方宁静的庭院组织大规模的研究，这些文物甚至很有可能沦为高官的私藏，最后就不知所归，这样的话，不如拉到国外得到很好的保护。

　　‖王牧笛：我觉得从十九世纪末走出来的这批中国传统文人，他们有这样高度的文化自觉，同时也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西学有足够的了解，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破读敦煌文化是没有问题的。主要的困难在于必须将这些文化人组织起来，并且要能够确保这些历史遗存得到很好的保护，这就需要国家的介入。其实当时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是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的，如果这些文物留在国内，应该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和破读。

　　‖王安安：文化人有这样的自觉，但是中国广大的民众未必有这样的自觉。

　　‖王秋实：我一直坚持历史不可以假设。我们所面临的境地永远都是非常复杂的，永远都不是选A或者是选B这样简单的选择题。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像刚才牧笛师兄说到的，一种是文化的视角，一种是民族国家的视角，我们希望文化学者可以以文化的视角来把这些文物当做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来进行研究，但是当我们面临国破家亡的境地时，我们也不得不依附于民族国家的概念，而保有我们自己和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如何平衡这两种维度。

　　‖余秋雨：我在这里要向大家介绍一个一直被我们忽视的精神高点：两难结构。如果没有两难结构，人类就会因为缺少深刻的选择而变得浅薄。

　　两难之所以难，是因为两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正像黑格尔所说的，是两种合理性的冲撞。黑格尔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后来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中的选择学说，我认为正是发端于黑格尔的这种两难结构理论，只不过黑格尔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无奈，而萨特则表现出一种洞悉生存秘密后的主动。我本人，因接受了这种两难结构和选择学说，在哲学观念和艺术观念上产生一种脱胎换骨般的新生。

　　然而，天下的事情未必都像萨特所说的那样具有主动选择的权力。对于当年的中国学者来说，很多选择不能由他们自己作出，他们只能在别人选择的夹缝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是默默地显示着人类唯一留存至今的古文明的子民，还有能力读解祖先，还保存着自我研究的能力，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大的快慰。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后代的我们，要对他们心怀感激。

文明的胎记）

 

　　‖余秋雨：对于第一个文化记忆--有关商代的文化记忆，我们差不多讲了一个月。而且，我们到今天还没有讲记忆本身的内容，而是努力梳理一种文化记忆被唤醒的艰难性。请注意，在一般意义上讲点历史事件和古老话语，并不属于我们所说的文化记忆的唤醒，倒很可能是一种催眠。文化是全民族的一种沉淀，如要唤醒必然翻江倒海，甚至会把试图唤醒者也卷落其间。由此可见，文化实在是兜底的大事，与人人相关，表面上看起来温文尔雅，实际上却险峻万状。可谓“一脉之颤，十方震动”。这个意思可能超越任何以前对文化的理解，因此我要花费那么多时间。

　　现在，我们可以稍稍一窥被唤醒的文化记忆的内容了。

　　先要问一问大家，你们有谁是河南人？如果不是，那么，有没有到过河南？

　　（现场学生一一表示，自己既不是河南人，也没有到过河南。）

　　必须承认，在中国文化史上，河南的地位非常重要。不管是更早的商丘还是现在讲的安阳。商之前，要寻找夏的痕迹，大概也离不开河南。如果要对商前期的都城做进一步了解，那么，郑州的商代城，很容易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总之，中国文化的早期记忆，都和河南密切相关。

　　你们都不是河南人，也没有在河南落过脚，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很有趣了。我要问：你们对商代有什么印象？

　　‖王牧笛：商代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似神似鬼的朝代。我了解商代是通过一些艺术品，可能那时的人不认为那是艺术品，但是今天看来很有艺术价值。很多艺术作品上面的纹路，都有宗教色彩，比如在一些玉器上出现的飞鸟，就是图腾的象征。商代器物上的线条没有具体的一条龙或一只鸟，而是比较抽象的符号。它的器物主要是礼器和祭器，比较有威慑力，有一种明丽之美。

　　‖金子：一提起商代，我的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两样东西--司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可以说青铜器构成了我对商代的核心理解。

　　‖丛治辰：在我所学的商史当中也充斥着商人的战争、杀戮和骄淫奢侈的生活，仿佛就是这些导致了商朝的灭亡。而我更看重商人在文化上的成就和对美的追求。他们的艺术风格，比今天更加飘逸，更加有想象力。

　　‖王秋实：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商朝代表性器物是两种，一种是青铜器，另外一种是玉器。青铜器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是酒器，另外一个是祭器，就是那些鼎。司母戊大方鼎体现了商朝高度的文化水准和铸造艺术，我觉得这是留给当代人最深刻的文化记忆。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说了很久的，非常丰富的甲骨宝藏。

　　‖王安安：我不知道这样的一种对比是否牵强：我看过古罗马展，我觉得商代有点像古罗马的感觉。它的骄奢淫逸也好，它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也好，它的喜好征战，它的奴隶制度和《封神演义》中的故事，是很阳刚的一种气质，非常硬朗，非常强悍。

　　‖余秋雨：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商代在世界古文明中已经在几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第一，天象观察的系统性和精确性。《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先生说，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中国始终是一个对天文历法研究最系统、最精确的国度。这一点，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是从商代开始的。欧洲比较完善的现代天文历法，有很多是与航海连在一起的。我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考察的时候，发现哥伦布等人在出发前做了很多准备，大多与天文观察相联系，他们出发后的实地观察又使天文研究大为发展。但是，作为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从远古开始就要看天种地，在这方面的研究也非常发达。商代，已经用完整的资料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商代在铸造青铜器方面成就卓著。我们一方面知道商代青铜器有一种惊人的美丽和雄伟，另一方面，从甲骨文留下的占卜资料看，商代在冶金材料的选择和冶炼方面已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第三是农业，特别是农作物的播种技术。畜牧业、打猎、渔业等方面也都在卜辞中有大量记载，完整地呈现出一种“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

　　还有让人惊讶的医学。现代科学家从卜辞里研究发现，外科、内科、五官科、妇科、小儿科、传染病的一些基本项目在商代基本都具备了，针灸也已经很发达。

　　还有，商代已经有了像模像样、比较完整的教育事业，外面的人也到殷地来读书，有很多这样的记载。

　　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社会。商文化的辐射相当可观：北至辽，东至海，西至甘陇川即现在甘肃四川这一带，南面一直到洞庭湖和鄱阳湖。世界其他古文明在面积上都远远比不上商代。比如埃及，沿尼罗河的上埃及和下埃及加在一起，再把巴比伦文明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文明的那块星月形的土地连在一起，再把印度河和恒河文明加在一起，地域总和大概也不到商文明的十分之一。

　　正如在座各位感觉的那样，商朝也是一个凶猛的朝代，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文明高度成熟并突飞猛进的朝代。商代存在很多让现代人不可忍受的残忍，你们如果去看安阳的殷墟博物馆，会看到有一些骨骸的人为分离。文明常常要靠不文明的手段才能建立，但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而没有沦为野蛮，又必然有一种自我控制的力量。我们以后要讲到的诸子百家关于社会结构、社会管理和文明走向的谈论，都与此有关。　商代的文化记忆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提供了诸子百家思考的资源。而且，其中有一些资源一直没有中断。正是商代这些基本资源的延续性，决定了诸子百家学说的可理解性。

　　在二十世纪，重见天日的商代文明给我们送来的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当然不是当时的科技、经济、政治。这些即使再杰出，也早已被超越。永远无法被超越，而且永远具有当下价值的，是经过时代筛选后的美学成果。这就是美的独特力量。我想谁也不会否认：商代青铜器和玉器的结构、形式、图案，显示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审美开端。乍一看，我们可以模仿、复制它们，甚至很逼真，但仔细一想，那是我们几千年前的祖先的原创，那么奇幻，又那么单纯。在想象力和天真性上完全无法模仿和复制。这不能不让我们在自豪之余产生惶恐。

　　长期以来，国内外历史学家总是把物质进步、思想进步看成是一个时代的归结。其实，最终具有归结意义的是审美结构。也就是说，真、善、美这三元组合，以美为归结。这是我们所主张的“审美历史学”。美不是历史的点缀，而是历史的概括。这样的观点当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我以后有机会可以专门讲几课。今天只能浅尝辄止，大家只需明白，商代历史的归结是青铜器和玉器，就像唐代历史的归结是唐诗，或者说，欧洲好几个历史阶段的归结是希腊神话，是达·芬奇和莎士比亚，而不是那些军事政治强人。

　　迄今为止，如果说中国人心中的历史审美图像系列有一个奠基处，那就是商代。有时在国外看到人们总喜欢用戏剧脸谱代表中国人的审美图像，我心里很着急，尽管我是戏剧研究者，但总觉得应该大大往前。

　　商代的青铜器单就其形体和比例就会让后代许许多多的艺术设计师汗颜。

　　透过青铜器的线条，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拘小节的群体；透过青铜器的比例，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一切都要求安顿得恰到好处的社会结构。只有在这种群体心理沉淀中，青铜器才会那么得体，那么大气，那么精美。

　　这里特别需要给大家引入一个符号--饕餮纹。这个符号在中国美学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青铜器里大量已经成为模式的图案，是由一种凶猛、贪婪的野兽头部提炼出来的。当它提炼出来之后还保持着线条的威猛、狰狞，但已经变成图案了，成为当时文化共性的基本图像。

　　饕餮纹后来慢慢地离开凶猛、贪婪的原始形态，变得越来越抽象，但线条的力度始终保存，这有点惊人。它的不再贪婪，不再凶猛，按照美学上的说法就叫“积淀”了，内容积淀成形式。我们习惯讲“内容决定形式”，其实在这个意义上形式的价值可能会更高，因为它对于复杂的内容有一种收纳能力。饕餮纹积淀了一个残酷而艰难的血与火的时代。饕餮纹使商代由伟大走向美丽，并用一种形式保存住了伟大和美丽。

　　除了饕餮纹，我们还要说一说甲骨文里展现的另一种审美形式，那就是书法。甲骨文不是最原始的文字，是文字比较成熟的形态。像半坡文化遗址和红山文化遗址里的一些象形符号，比甲骨文古老很多。对比一看就能发现，甲骨文已经进行过长时间的提炼了。

　　甲骨文里的象形文字与埃及卢克索太阳神庙廊柱里的象形文字区别很大。甲骨文的象形文字，是高度进化了的象形文字。它摆脱了埃及早期象形文字那样对自然物种的直接描摹功能，而是全部线条化了。线条又经过简化、净化，变成一种具有抽象度的通用符号。但是，文字除了实用意义之外还有审美意义，就是要求每一个字拿出来都好看。这个时候，早期的书法家出现了。这是除了饕餮纹之外，商代审美的第二重点，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起点。

　　商代的第三个美学贡献，是“美”的概念的正式确立。在甲骨文里，第一次出现了“美”字。从象形的角度解释，我们古人比较讲究物质，羊大了就觉得美，但是许慎作了补充，这个“美”字里面包含着“甘”字的含义。这就由物态上升到味态，由体量上升到风味了。现在一些学者，包括我的朋友萧兵先生提出“美”字的组合不是“羊”、“大”，而是“羊”、“人”。那就是“羊人为美”，即羊和人连在一起为美，这个意义就很不一样了，进入到了文化人类学的范畴。古希腊有羊人剧，古人最早进行表演的时候往往模仿动物的形象，羊是人最喜欢模仿的一种对象。所以在中国文字里，这个“美”字，一定也是和当时舞蹈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舞者，在当时就是巫。如果看看和商代同时代的三星堆遗址，就可以知道古人的舞蹈是怎么回事，知道把模仿动物的人形作为美是多么自然。

　　商代完整地创造了“美”字，而且不久之后，中国的智者们已经把它和“善”分开来讨论了，叫尽善尽美。“美”字有了一种独立的关照，这就了不得。加上前面讲到的饕餮纹和甲骨文书法，商代在审美意义上已经开拓得比较完整。

　　总之，在我最看重的审美图像系列上，商代有资格、有资本作为我们的首度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