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小客车摇号申请:奥斯曼土耳其军队1300-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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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土耳其军队1300-1774

F·U·罗格纳

一、加齐帝国

    奥斯曼人国家的诞生笼罩着传奇的迷雾，不过对于这个日后让整个基督教欧洲为之颤抖的大帝国，传说故事似乎恰能反映出它在起源上的某些特质。
    传说，一位名叫奥斯曼(Osman)的年轻战士与当地伊斯兰教长谢赫.巴利(Sheikh Edebali)的女儿玛尔赫顿（Malkhatun）坠入爱河。但奥斯曼家实在太穷了，根本无法迎娶他的心上人，唯一的希望只有在沙场上奋力拼搏赢得荣誉。在一次战斗中，奥斯曼俘虏了赫蒙西克要塞(Khirmencik)的主人，希腊人克泽?米哈伊尔(Kose Mikhal)，并与之结为好友。这天，奥斯曼作了一个奇怪的梦，他隐隐感到这是上天的预兆，又惊又喜，便找谢赫?艾德巴利倾诉，他说，在梦里一轮明月(象征着玛尔赫顿)从谢赫的胸膛升起，同时奥斯曼的胸膛上长出了一棵极伟岸的大树(古代突厥人的图腾)，树冠直插入云霄，与明月遥相辉映，而树根连通着四条大河(底格里斯河Tigris、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尼罗河Nile和多瑙河Danube)，突然一阵狂风吹起，大树上那一片片剑一般的叶子齐刷刷的指向君士坦丁堡城(Constantinople)……奥斯曼觉得，这个梦似乎说明他和心上人必定终成眷属，谢赫却兴奋的告诉他，事情远没这么简单，上天启示他必将统治世界！就这样，奥斯曼毫无阻碍的娶到了谢赫的女儿，他以及他子孙的征服事业也随之开始了。
    在另一则关于奥斯曼人起源的传说中，他们的祖先是一位叫苏莱曼?沙赫(Suleyman sah)的人，他是土库曼（即'突厥人’）卡依(Kayi)部落的领袖，在12世纪晚期统治着伊朗东部的马罕地区(Mahan)。13世纪早期，他带着数千土库曼人为躲避蒙古人的铁蹄向西迁移，在横渡幼发拉底河的时候，苏莱曼不幸落水淹死，部众随之分裂。他的两个儿子率领大部分人重回呼罗珊(Khorasan)，为蒙古效力；另一个叫埃尔托格鲁尔(Ertugrul)儿子则带着剩余的卡依部落成员到达塞尔柱人(Seljuk)统治下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n)。做为罗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um)的附庸，埃尔托格鲁尔得到了一块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边陲的土地，以及两小块位于弗里吉亚(Phryga)的土地，一块叫瑟于特(Sogut)，一块叫多马尼奇(Domanic)。当埃尔托格鲁尔去世之际，他把这一地区统治权和卡依部落的领导权一起交给了他的儿子奥斯曼。
    这些传说有很多版本，但根据史料推断，进入安纳托利亚的奥斯曼人的祖先并不是13世纪躲避蒙古人而来，而是早在11世纪曼齐克特之战(Battle of Manzikert)后扩散到小亚细亚的。在长达两个世纪里。他们是无根的游牧人。而奥斯曼本人很可能与埃尔托格鲁尔并无血缘，但的确是个占据拜占庭边境省份的土库曼加齐(gazi，意为圣战者，信仰战士)和穆斯林农民的头目，并且和当地城市的阿赫(ahi，穆斯林中类似于行会和兄弟会的社会组织)有很深的联系，谢赫?艾德巴利也许就是阿赫的领袖。
    借助同盟的力量，奥斯曼趁着塞尔柱人崩溃之际占据了卡拉贾希萨要塞(Karacahisar)，建立起自己的小政权。此时蒙古人西征的风头正劲，很多穆斯林战士和宗教学者领袖避难来到小亚，而失去拜占庭军事支援的基督教边境领主，比如克泽?米哈伊尔，也纷纷转而为奥斯曼效力。同时，基督徒农民苦于拜占庭帝国的苛捐杂税和土地贵族的欺凌压迫，早已对现状不满，也是奥斯曼可以利用的力量。
    13世纪最后十年奥斯曼贝伊(Bey，地方官员的头衔)的小王国已拥有8座边境要塞，以及在十字军时期以多里留姆之战(Battle of Dorylaeum)闻名的土耳其城市伊兹谢希尔(Eskisehir，意为旧城，多里留姆是拉丁名)。1299年奥斯曼占领了他王国中第一个有意义的城市耶尼谢希尔(Yenisehir，即新城)，该城成为奥斯曼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首都。不过迄今为止，奥斯曼和他的继承人所占据的疆域还只是一条狭长地带，不发达的边境省。很多大城市还在拜占庭人的掌握之中，在乡村小城镇的居民看来，奥斯曼人也不过是随着季节变换走出山岭，迁徙、放牧和骚扰的游牧部落，因此奥斯曼若想进一步发展，首要任务是将他的人民转化为定居者。1301年，奥斯曼在科雍希萨尔(Koyunhisar)击败了拜占庭人的军队，从而声名远播，越来越多的加齐加入奥斯曼的队伍。随着奥斯曼埃米尔国在耶尼谢希尔的建立，奥斯曼致力于两个方向的扩张，一是从萨卡里亚河(Sakarya)向北扩张到黑海；二是向西南占据马尔马拉海(Marmara)沿岸肥沃的土地。到1308年，他达到了目标，从而孤立了拜占庭在本地区最后一个重要城市布尔萨(Bursa)。依靠着海上援助，布尔萨顽强抵抗多年，但最终在1326年陷落。对于奥斯曼人，占领布尔萨意义重大。他们的王国从一个游牧的边境国家转变为一个有首都，边界和定居居民的真正的国家，一个加齐帝国——真主信仰的执行者和传播者，安拉神圣的宝剑——不断战争，不断扩张，以战利品和土地为饵料茁壮成长的巨人。
    奥斯曼人征服的基本国策是由奥斯曼本人制定的，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奥斯曼既是率领土库曼加齐反对异教徒的埃米尔，他还是恢复安纳托利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统一的阿赫协会领袖。这项国策由奥斯曼的继承人传承下来，当西土耳其别的加齐埃米尔国纷纷衰落之际，唯独奥斯曼人取得了成功。也许是拜占庭、巴尔干等国的顽抗使他的军队和政府越发坚强，使饱受战略的移民纷纷聚集于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通过不断蚕食拜占庭的边界，奥斯曼人获得了比其他土库曼埃米尔有利得多的生存空间，并将拜占庭压缩至君士坦丁堡周围微不足道的一隅，只有黑海南岸的特拉布松(Trabzon)还在希腊人手中。在某些时候，奥斯曼土耳其明智的作为拜占庭的同盟和保护人出现，使其免遭竞争对手，比如其他土库曼人、鞑靼人和拉丁人的征服。
    由于远离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地区，奥斯曼土耳其的文化和政治受突厥传统影响颇深，它的法律是土库曼部落的习惯法——亚撒(yasa)，而不是穆斯林的《古兰经》；奥斯曼人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也并非正统的逊尼派经典教义，而是一种将伊斯兰教、突厥萨满教和东正教杂糅的奇异混合。伊斯兰教异端，宣扬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僧侣在奥斯曼土耳其早期征服事业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有些人强调，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一种的宗教，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种论调吸引到不少基督教中的志同道合之士。
    奥斯曼国家对基督徒或犹太教徒等异教徒都宽容以待，在本国遭受迫害的异端少数派在这里也能得到庇护，为数众多的基督教鲍格米派异端(Bogomils) 逃离巴尔干(Balkans)半岛，来到安纳托利亚。东正教徒们也宁愿将土耳其人当成朋友，把他们视作将自己从西方天主教压迫下解救的解放者。奥斯曼土耳其对治下异教徒要求的赋税和义务，往往比以往的统治者更低。他们严格的将国民区分为军事阶层和平民阶层，一些原有的军事贵族不用改变信仰便可维持身份和地位，当然几代之后他们终究会成为穆斯林。在安纳托利亚，希腊人可以找到以拜占庭帝国背景为荣的氏族；在鲁梅利(Rumelia，即巴尔干)，许多传统的封建潘诺尼亚(pronoia)采邑直接转化为奥斯曼的蒂玛(Timar)封地，领有它的无论是新来的穆斯林战士还是投降而未改宗的基督徒，都承担着同等的军事义务，为奥斯曼土耳其征战。
    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加齐开拓者的本色，对他们来说，欧洲就像是美国先民眼中的西部，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命运之地。只要保持着对异教徒的攻势，不断满足加齐们对信仰和战利品的要求，以军事为第一目的帝国机器就能正常运转。但是随着奥斯曼人的扩张到达极限，政策由进攻转为防御之后，弊端便会一一暴露，17世纪，随着西欧的日益崛起，奥斯曼土耳其在军事上屡受挫折，帝国内的基督教居民的忠诚心也随之动摇。到18世纪，情况越发糟糕，一旦奥斯曼帝国在战场上失败，鲁梅利的基督徒居民就会掀起一场针对穆斯林邻居的大屠杀，首先是摩尔达维亚(Moldavia，1769—1770)，然后是希腊(1771)。种族仇杀几乎逐渐成为1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社会特征。
    奥斯曼人的战略战术起初与其他土库曼游牧部落无异：以快速机动的骑兵射手不断骚扰敌人，待其消耗至人困马乏之际再靠近予以消灭。通过这种方法，他们成功的孤立了拜占庭各地的卫戍部队，但很少在阵地战上一较高下。因此土地的取得也无非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赶走当地拜占庭土地贵族夺占其地；从基督徒或穆斯林等一切愿意出价的人手中购买要塞；吸收归顺的封建主进入奥斯曼人的统治体系；或者依靠联姻结盟。
    14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军队仍然是大量土库曼骑兵辅以少量步兵的部落式松散结构；但一百年之后，奥斯曼军队铁一样的组织纪律令所有敌人望尘莫及，他们可以在任何复杂地形中因地制宜的实施战术，他们可以在敌人领土上迅速建起固若金汤的野战营地。如果遇上防御良好的城市，奥斯曼人会毁掉周边的村庄和田地，建起若干小型要塞加以围困。一旦敌人就范，城市被攻克，奥斯曼人的破坏和劫掠倒十分有限，城市的商业职能将很快恢复，人口也迅速增殖。
    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汉(Orhan)继位后不久，立即向马尔马拉海进军，从而引发了与拜占廷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Andronicus III)的大规模冲突。1328年奥尔汉在马尔泰佩(Maltepe)击溃拜占廷军队，皇帝只身逃回君士坦丁堡。此后，拜占廷帝国完全放弃了在安纳托利亚组织抵抗的努力，也不再给安纳托利亚的城市任何支援。于是在接下来的10年间，奥斯曼人几乎兵不血刃的占领了拜占庭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所有残存地区。同时，奥尔汉还夺取了卡里希埃米尔国(Karesi)，获得一支宝贵的达达尼尔(Dardanelles)舰队。这一胜利的重要性不亚于击败拜占廷。奥斯曼人成为所有土库曼埃米尔国中最强大的一个，并自此完成了对马尔马拉海南岸的控制，并使他们毫无阻碍的从加利波利半岛(Galipoli)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向欧洲进军。这个时机很快便降临了：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死后，拜占庭陷入内战。坎塔库震努斯(Cantacuzenus，约翰六世)向奥尔汉求助，后者立即举兵相应，帮助约翰六世制服对手的同时，不顾其反对强行永久性的占领了加利波利和色雷斯(Thrace)部分地区。奥尔汉于1360年去世，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奥斯曼人已在欧洲牢牢站稳脚跟。
    穆拉德一世(Murat I)的形势很适合奥斯曼人的进一步扩张，保加利亚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已衰弱不堪，由斯蒂芬?杜尚(Stefan Dusan)建立的塞尔维亚帝国自其死后处于分裂状态，爱琴(Aegean)诸岛由希腊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医护骑士团统治，他们彼此争吵不休，不可能联合起来抵抗奥斯曼土耳其。在充分计划和掌握了地理信息之后，西方的远征为三路进行：东路或者说右翼由穆拉德本人指挥，在1361年攻克军事重镇埃迪尔内(Edirne)，穆拉德将之定为新首都，意图像锲子一样插入色雷斯直指黑海，将君士坦丁堡完全孤立；西路左翼部队由埃维里诺斯贝伊(Evrenos Bey)指挥，他是个来自拜占庭的改宗者，顺爱琴海沿岸推进，目标是占领马其顿(Macedonia)首府萨罗尼卡(Salonica)，进而威胁色萨利(Thessaly)和阿尔巴尼亚(Albania)并隔开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同时，中路的卡拉?帖木尔塔斯(Kara Timurtas)从马里卡(Marica)、瓦德尔(Vardar)和尼卡瓦(Nicava)山谷进入巴尔干山脉，在齐尔曼(Cirmen)击溃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联军，迫使塞尔维亚王公拉扎尔(Lazar)接受奥斯曼的宗主权，并一路突袭到波斯尼亚。
    与此同时，小亚高原中部最强的土库曼埃米尔国卡拉曼(Karaman)在欧洲人的鼓动下开始向穆拉德进攻。由于担心军中的土库曼人可能不会支持自己反对另一个土库曼国，穆拉德调动了一支由保加利亚附庸提供的基督教军队反攻卡拉曼。据说，在这次战役中，奥斯曼人首次使用了火枪和大炮。得胜后，穆拉德又将新武器带到欧洲，用它们打击以哈扎尔为首的一支规模庞大的巴尔干联军。1389年6月15日，决定东欧和斯拉夫人命运的科索沃战役打响了。虽然兵力处于劣势，虽然穆拉德在战斗中遇刺身亡，但奥斯曼军队仍然在巴耶济德(Bayezit)王子的领导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多瑙河南岸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就此被扑灭，奥斯曼人控制了整个东南欧，只有希腊部分地区幸免。从穆拉德一世开始，奥斯曼政府在新征服的巴尔干土地上大量迁入和定居土库曼人，而许多基督徒农民则被迁移到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这一方面弥补了连年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另一方面加强了控制，削弱抵抗力量的根基和源头，以确保这些追随者会永远臣服。
    奥斯曼人的战争机器如此高效，与他们战争艺术的高度计划性是分不开的，战役之前大量的准备工作才能确保万无一失。老兵的经验之谈和以往战争的记录有专人收集整理以供查阅。准备战争需要囤积大量的运输工具、粮草和各种军需物资，牛群和羊群是随军带的。各条行军大道周围的村庄都享有某些优惠政策，以鼓励村民种植稻谷，增产粮食并储备物资，以备行军经过的部队的不时之需。专门饲养在鲁梅利的公牛和水牛用来拉货车的大炮，来自多瑙河下游的骡子和驮马及来自小亚细亚和新月沃地的单峰驼也是是军队经常征用的牲畜，用于驮载一些较轻的物品。各地的道路桥梁由当地官员负责日常维护修缮，斥候不知疲倦的四处活动，用特定的木桩和锥形石堆标示出各条道路的方向。总之，战争准备时时刻刻都在进行。奥斯曼人还很擅长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扩张时代他们的战略主要依靠机动性和进攻性，但到17世纪后半，奥斯曼人已失去主动权，此时他们并未死抱着游牧民族的固有传统，转而对各种复杂的防御工事产生兴趣，主动迎合了沃邦(Vauban)所倡导的军事革命。最近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档案的研究成果也显示了这一点。
    由于军队的大部分组成人员有封地性质，而且苏丹及其正规军不能长时间离开伊斯坦布尔，并且由于冬天的道路状况非常糟糕，所以战争主要在4月到9月进行，冬天一到就遣散军队，并随即在10月和11月进行常规的战争规划，12月发布动员令，让各地蒂玛领主次年4月集合，再次投入战争。战争开始要举行复杂的典礼和宗教仪式。如果战争由苏丹亲自指挥，他顶戴上的六条马尾标(tugs)中的两条就会被挂在伊斯坦布尔宫殿的第一进院子里，如果负责战争的是大维齐(Grand Vizier，宰相)，就挂上他三条马尾标中的一条。六周之后，部队就要集结完毕并出征。土库曼和鞑靼人的轻骑兵阿金吉斯(akincis，意为'袭击者’，边境骑兵)和德里(delis，意为'疯子’)开道，接着是卡哈齐巴西(Carhacibasi，官名，骑兵队长)领导的精英骑兵前卫，安纳托利亚和鲁梅利省的西帕希(sipahi，封建采邑骑兵)在两翼行进，并保护后方辎重，军队的中坚是耶尼色里(Yeni ceri，或作jenissaries，意为'新军’，近卫兵团)步兵，苏丹和其他官员，以及炮团(Topcu Ocagi)和工程兵团。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有非常严格的纪律，士兵禁止喝酒，要定期理发和漱洗保持清洁，军中全体肃静，严禁无谓的娱乐浪费精力。只有带有训练性质的马上标枪竞技和射箭比赛得到允许。奥斯曼军队衣食朴素，营帐整洁，公厕卫生，酒精绝迹，军容肃穆，这一切无不令欧洲的观察家们惊异，与同时期他们的对手基督教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他们取胜的重要因素。
    14世纪早期奥斯曼土耳其建立的正规军融合了大量拜占庭帝国和古典伊斯兰的元素，尤其是随着基督教封建主的加盟，拜占庭传统在阵地、攻城战术，军械技术和军事制度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巴尔干战争又让奥斯曼人从匈牙利人那里学到了“大车”战术，即将载有火枪的马车首尾相接组成工事，保护中间的大炮不被敌人的骑兵突袭。到16世纪中期，奥斯曼军队的战术已发展至巅峰：凭借杰出的筑壕技术，奥斯曼军的阵地异常坚固，装备先进火枪的耶尼色里军团和苏丹的私人卫队驻扎在苏丹和大维齐的周围，形成奥斯曼军队的战略中枢；中央两侧紧挨着的是重装近卫骑兵“阿提博鲁克哈尔基”(Alti Boluk Halki，意为'六团的人’，或称'西帕赫’sipah，意为'骑士’)；阿扎普(azap)步兵团在炮团的火炮前列阵防御，全军后防及辎重的守卫工作也由他们和穆特菲里卡军团(mutefrrika)担任；军队侧翼是各省的西帕希骑兵。轻骑兵阿金吉斯在阵地之前游弋，负责吸引进攻阿扎普阵地的敌军，一旦得手，他们很快散去，让大炮和耶尼色里开火，最后西帕希将冲散、包围和消灭敌人。虽然欧洲人对耶尼色里的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印象深刻，但在战场上，西帕希才是奥斯曼军队的主力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当然，耶尼色里猛烈的密集火力对敌军心理的震慑和保护战略中枢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觑。 二、14至16世纪的奥斯曼军队

    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规模历来存在争议，各种资料有着大相径庭的说法。开战时，除了帝国的常备军，各地大量无法精确统计的封建附庸和穆斯林志愿兵也会聚集到埃米尔和贝伊们的马尾标下，使队伍更为壮大。并且他们的基督教对手常由于各种原因而夸大数量，因此，具体数目的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在14世纪中期，就奥斯曼人的国土面积而言，相对欧洲邻居，他们的军队的确可算规模庞大，人数众多。
    14世纪晚期的奥斯曼埃米尔国已成长为一个帝国，简单的部落型组织已经不再适应，1389年，巴济耶德一世自立为苏丹，他将穆拉德一世开始的全面改革继续进行。在被征服的省份，除了任命作为军事指挥官和民政总督的维齐之外，又新设了承担经济和军事职责的维齐。为了树立他们的权威，所有维齐都被授予贝伊官阶，并在顶戴上戴有旧突厥权力象征的马尾标，马尾标数量多少之分，表明每个人的官阶和权限大小：苏丹有四条，维齐三条，贝勒贝伊(beylerbey，意为'贝伊的贝伊’，总督)两条，贝伊一条。随着国家功能更加复杂，出席国务会议“胡马雍帝万”(Divan-i Humayun)的维齐中，有一位被选出成为主持人和领袖，并协调其他维齐的关系，这个首席大臣，也就是大维齐，也就在这个时候成为宰相。
    最初，奥斯曼军队的所有士兵都是土库曼轻骑兵，被组织在部落领袖和宗教领袖控制下的氏族和部落中。然而奥尔汉很快发现这些训练不足的人在围攻或占领设防城市时用处很少，他们对劫掠战利品的渴望和在被征服地区建立固定行政机构的努力也是矛盾的。随着穆拉德一世统治下的奥斯曼人大量在巴尔干定居，埃米尔将这些不太听话的土库曼人打发到边境，由乌茨贝伊(ucbey，或边境贝伊)指挥。他们不再被称为加齐，而是以阿金吉斯轻骑兵的形式组织起来，负责突袭敌方领土，劫掠粮食、武器、金钱和奴隶。他们没有军饷，只以战役品为报酬，一旦开战，这些被称为尤鲁克(yuruk)的游牧民会以25到30人组成分队，轮流服役。这些人的装备很差，很少有比皮甲更好的护具，他们都是骑马的射手，也装备长矛，有些人还使用套索充当武器。
    除了游牧民之外，奥斯曼军队还有从拜占庭人那里继承来的部队，包括骑兵和步兵，虽然这些人也用弓箭，但战术则与土库曼人完全不同。大部分加齐的战斗方式是古典的伊斯兰步骑混合。这些信仰战士共同遵循一项叫做富图瓦(futuwwa，义行)的行为准则，它标榜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提倡战士与加齐领袖的契约关系，并要求效忠哈里发和其他伊斯兰精神领袖。富图瓦虽然不像欧洲的骑士精神那样容易理解，不过二者有类似的仪式和作用，使加齐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战友情谊。13世纪末期安纳托利亚的加齐们戴的独特的白色毡帽，便是这种精神的象征之一，后来，耶尼色里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尽管如此，奥尔汉埃米尔仍然认识到，新的征服形势需要建立新的有纪律约束的专业军队以适应。在他的授意下，维齐阿拉丁(Allah al Din)组建起一支混合着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常备军，其中骑兵被称为穆色勒姆(musellems，意为'免税的’)，步兵叫亚亚(yaya)，他们由各省的桑贾克贝伊(sancak bey)直接指挥，并划分为百人队和千人队，战时召集，平时在地方驻扎操练，并负责保护道路桥梁。奥尔汉规定，这些部队以军饷作为报酬，而不是以战利品或宗教的名义。但到穆拉德一世统治时期，穆色勒姆和亚亚已经变质，他们大都被授予采邑，军事服务变成了履行封建义务。穆拉德开始对这些人的品质表示不满，他们只是为了钱才为国家服务，并在任何情况下只忠于自己的指挥官而不是国家的统治者。因此在14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主要的军事职责逐渐由卡皮库鲁(kapikulu或kapidullari，奥斯曼国有奴隶)承担，穆色勒姆和亚亚沦为二线的后防部队。17世纪以后，这两个词已不再具有军事含义。
    卡皮库鲁部队
    传说中，卡皮库鲁部队的建立者是卡拉?哈里尔?坎达利(Kara Halil Candarli)，谢赫?艾德巴利的结拜弟兄。卡皮库鲁部队的步兵团，也就是耶尼色里，被认为始建于1326年，苏菲派宗教领袖哈奇?贝克塔茨(Hacci Bektas)为新兵们祝福，他裁下自己宽大的袖子褶边，垂在耶尼色里白色的毡帽后，形成他们独特的帽形。实际上，第一支耶尼色里部队的建立，距此时还要晚上一代人的时间。他们可能是在攻克埃迪尔内的战争中投降的俘虏。不过，由哈奇?贝克塔茨建立的贝克塔西托钵僧会(伊斯兰教苏菲派教团)的确和耶尼色里有着很深的联系，它的布道者住在军营中，充当耶尼色里军团的主要顾问，主持耶尼色里官兵的宗教活动，并在团队中担任牧师。到了16世纪晚期，贝克塔西的领袖被任命为耶尼色里第99团队的考巴西(Corbacl，意为'长柄汤勺’，团队指挥官)，这样贝克塔西正式隶属于耶尼色里军团。大概是因为耶尼色里的兵源仅限于前基督教徒，所以贝克塔西吸收了很多基督教的观点和仪式，并把基督教圣徒和穆斯林自己的圣人对等起来，他们的创始人哈奇?贝克塔茨就与圣查拉拉帕(St.Charalampos)熔为一炉。很多耶尼色里还将《福音书》中的词句当作祈祷好运的咒语。
    14世纪，边境加齐在突袭和劫掠中所抓获的俘虏，是卡皮库鲁的主要人力来源，但在巴济耶德一世统治时期，一项叫做“德伍希尔迈”(devsirme，字面意思是青年的'聚集’)的制度逐步确立并实行以取而代之。德伍希尔迈是一种人口贡赋，在帝国的基督教臣民中定期征召男孩作为国家奴隶。虽然按照伊斯兰教教规，这种制度并不合法。德伍希尔迈的对象主要集中在鲁梅利省的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中，通常不招募伊斯坦布尔和帝国其他主要城市的孩子，手艺人的孩子也除外，因为政府担心这会对工业和贸易产生损害。从信仰上说，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东仪天主教信徒)和穆斯林要被排除在外，不过有证据表明。很多不合资格的父母采取行贿的方法让孩子被招进德伍希尔迈，从而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前途。只有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男孩经常被招募，这是因为当地人被征服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与苏丹达成协议，让子孙后代都可以进入德伍希尔迈。
    16世纪是德伍希尔迈制度的高峰，每年各省都有超过1000名孩子被送到伊斯坦布尔。那些天赋最好的男孩将进入宫廷学堂，作为王宫的内宫男侍“伊奇欧古兰”(Ic Oglan)加以训练。剩下的则主要分配给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农夫，从事耕作等体力劳动，训练他们的体能，学习伊斯兰教信仰，使之成为穆斯林，这些人员被称为“阿杰米欧古兰”(Acemi Oglan，外籍青年)。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被召回伊斯坦布尔，大部分人在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后，照例被编进耶尼色里近卫军团。伊奇欧古兰要在宫廷学堂学习七年，为准备在帝国担任更高级的职位而接受精英教育。他们的主要时间花在宗教教育以及武器和文法的训练上。所有人必须学会读写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奥斯曼土耳其文，学习《古兰经》、治国方略、行政管理和各种科学知识，体能训练包括摔跤、射箭、举重、标枪和马术。最后，伊奇欧古兰要经过三次选拔性考试，一些人将成为“西帕赫”近卫骑兵，或是卡皮库鲁部队的军官，而最优秀的人将担任军队、政府和宫廷的高级官员。
    耶尼色里军团被分为101个团队，人数从100到3000不等，由被称为“考巴西”的军官指挥。还有34个大队是苏丹的私人卫队，每个大队40到70人，负责和苏丹一起打猎、作战，并充当全天候保镖。因为私人卫队最接近苏丹，因此其他军团的大部分军官都在他们中间产生。后来，谢里姆一世(Selim I)创立了一支特殊的新部队，称为“阿加博鲁克”（aga boluk，意为'指挥官部队’），作为耶尼色里军团长官阿加(aga)的私人武装，并执行他日益增多的使命，包括维持首都秩序，保卫苏丹，成为军队核心等等。耶尼色里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独特的标志，这些标志绣在军旗和帐篷上，并纹在士兵的胳膊和大腿上。他们在精神追求上效仿富图瓦，效仿加齐们的战友情谊。因为要求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准备紧急行动，因此军团官兵不允许结婚，必须住在军营并坚持常规训练。在没有战斗的时候，耶尼色里负责维持帝国内关键地点的安全工作。在伊斯坦布尔，他们守卫胡马雍帝万召开的会议，充当城市警察和守卫。他们轮流守卫城市主门及要塞、城镇，并在回到伊斯坦布尔的兵营前，有9个月时间作为行省首府警察驻守在帝国各地的警察局。他们的薪酬按季度发放，完成特殊或艰难的任务可获得额外奖金。在军团长期服役后一般都可得到晋升，年迈或是受伤而无法继续服役的人可以领到一笔丰厚的养老金以度余生。
    卡皮库鲁部队的数量在14至18世纪一直稳定的增长，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II，1451—81)时期，耶尼色里军团共12000人。到苏莱曼一世(Suleyman I,1520—66)时代，卡皮库鲁部队已有48000人，其中20000耶尼色里，甚至苏丹自己也是第一军团的成员。早期，耶尼色里军团的士兵使用弓箭、投石器、十字弩和标枪作为主要武器。1440—1443年与匈牙利人作战期间，他们开始接受火枪；1485—1491年的战争中，奥斯曼人在西里西亚(Cilicia)被埃及马穆鲁克击败，这时候更多的耶尼色里发现火器的优势，转而使用火枪；不过直到16世纪末，图菲克(tufek)火枪才成为耶尼色里军团的标准装备。与欧洲同时代的火枪相比，耶尼色里的火枪毫不逊色，它们往往射程更长，子弹更重，杀伤力更强。
    近卫骑兵是卡皮库鲁部队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有时会和行省的封建采邑骑兵部队“西帕希”相混淆，但实际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近卫骑兵不靠蒂玛封地而是靠薪俸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他们一般被称为“西帕赫”、“阿提博鲁克哈尔基”或简单称为“博鲁克哈尔基”(Boluk Halki，意为'团部的人’)。卡皮库鲁骑兵有六支分队，前两支称为“乌卢菲希扬”(Ulufeciyan，意为'领薪的人’)，由卡拉?帖木尔塔斯帕夏和埃米尔穆拉德一世在14世纪建立，分左右两队；第三和第四分队，称为“古里巴”(Gureba，意为'外国佬’)，也分为左右两支部队，从中东其他地方过来的穆斯林雇佣兵加齐是它的最初来源；最后两支分队“西拉赫塔尔”(Silahtars，意为'持兵器者’)和“西帕希欧古兰”(Sipahi oglan，意为'西帕希之子’)建立得最晚，也许是在15世纪早期由穆罕默德一世的私人卫队转化而来，是整支近卫骑兵部队中的精锐。一般而言，前四个分队被人称为四团(Bolukat-i Erba’a)，他们在战斗时紧挨苏丹的两侧，而西拉赫塔尔和西帕希欧古兰只位于苏丹右侧。每个团队都有一个“克特胡达耶里”(kethuda yeri，副官)指挥，他由自己所在部队的阿加任命，向阿加负责。
    所有这些近卫骑兵的薪俸和声望都比耶尼色里步兵更高，他们的地位也更被看重。他们的成员来自在选拔考试中被认为不太具备宫廷服务能力的伊奇欧古兰毕业生，来自骑兵团现役军官的孩子以及中东地方的穆斯林，主要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库尔德人，表现杰出的耶尼色里和其他卡皮库鲁军团官兵也可以入选。他们主要使用弓箭、弯刀、短剑、长矛和战斧。在16世纪晚期他们的人数大约是6000人，17世纪晚期上升到20844人，18世纪早期为22169人。
卡皮库鲁部队还包括若干火炮兵团和工程兵团，这些在后面将单独介绍。

    行省骑兵
    18世纪中叶以前，为苏丹冲锋陷阵的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中，卡皮库鲁部队只是一小部分，有一类部队的规模和实际作用都要大得多，那就是各行省的蒂玛里西帕希(Timarli Sipahis)。在15和16世纪，西帕希的总数超过40000，半数以上来自帝国的欧洲行省(鲁梅利省)。西帕希由蒂玛封地供养，有权在这块土地上征税，以回报他们的军事义务。西帕希本人和随从要为参加战斗做好准备，自行筹办战斗所需的武器、马匹，给养和帐篷等必需品，而不给财政部门增加任何负担。根据收入的多少和蒂玛领主履行义务的重要性，蒂玛领地分为三种：常规的蒂玛年收入不超过19999阿克切(akce)；年收入在20000~99999阿克切的领地称扎米特(zeamet)，它们一般被授予战斗中有杰出表现的战士以及位居部队和政府高官的统治集团成员；年收入超过100000阿克切的蒂玛称哈斯(hasse)，它们起初是拨给苏丹及其家族成员的，后来也授予特别显赫的维齐们。
    有军事义务的蒂玛里西帕希不但需要自己履行骑兵军役，还有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武装若干个杰布里骑兵(cebeli，家臣，随从)一同服役，并为之提供马匹、帐篷和给养。蒂玛的基本财政收入单元称为“剑地”(kilic)，其一年的收入总数，在鲁梅利为6000阿克切，在安纳托利亚则从1500~3000阿克切不等。剑地以外的收入，普通蒂玛领地每增加3000阿克切，扎米特每增加5000阿克切，西帕希就需要向国家提供相应的武器和给养，并多送一名杰布里去打仗。作战勇敢和有特殊贡献的西帕希在基本剑地收入之外，有权利每年额外得到3000~5000阿克切的奖励，其中包括对额外的家臣的奖励。个别表现优异的西帕希可以从普通蒂玛领主提升到扎米特领主，假如数量合适，甚至可以提升为哈斯领主。
    虽然蒂玛制度和欧洲的封建采邑制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常被拿来相提并论，但事实上，蒂玛领地绝不是西帕希的私产，西帕希对这块土地只享有“用益权”，对土地上的居民也只有按照习惯法保留的有限权力。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西帕希死了，他的继承人只能继承最基本的剑地，并履行相应军事义务，多出的部分将交给该地区的桑贾克贝伊重新分配，赏赐给其他有功人员，比如最出色的杰布里；假如西帕希年迈或受伤，他也将只保留剑地退休。一个普通的西帕希生活得相当艰辛，他无法脱离劳动，只能和村民一起居住在村庄中，付给为他工作的农夫合理的报酬，并与之一起在土地上辛勤劳作。
    在安纳托利亚的广袤土地上，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很早便以西帕希领主及其蒂玛封地为基本单位，被组织起来为国家服务。在基督教占优势的鲁梅利省，推行这项制度也没有遇到多少麻烦。巴尔干传统的潘诺尼亚封建采邑可以直接转化为蒂玛，采邑的原主人可以继续持有它并为新主人效力，只是他们对领地上的农民不再俱有生杀予夺的封建特权。这些欧洲人多半会从此改宗伊斯兰教，也有一些几个世代之后依然是基督徒，还有一些西帕希在改宗之后仍然使用基督徒时代的贵族姓氏。著名的基督徒西帕希大都来自于斯拉夫贵族，比如东马其顿的丘斯滕迪尔(Kjustendil，今位于保加利亚境内)领主康斯坦丁?德亚诺维奇(Constantine Dejanovic)，他曾在科索沃战役中为苏丹立下赫赫战功；还有塞尔维亚传奇中的民族英雄克拉列维奇?马尔科(Kraljevic Marko)，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他们对苏丹的忠诚无可置疑，在1395年奥斯曼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二次围攻中，德亚诺维奇和马尔科皆奋战至死，为土耳其人的事业英勇献身。据资料记载，15世纪中期，保加利亚西北部的维丁(Vidin)地区就有七个基督徒西帕希和他们的沃伊尼克(voynik,或作voynuk)步兵随从在为穆罕默德二世作战。甚至直到15世纪末，仍然有一些登记在册的基督徒西帕希尚未改宗，还固守着他们的信仰。
    一个西帕希骑兵的武器装备是否精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蒂玛领地的面积。相较于卡皮库鲁骑兵，大多数西帕希都是轻骑兵。只有领地面积高于平均水平的西帕希才足以负担一套像样的铠甲。尽管如此，欧洲人还是对西帕希骑兵的作战能力印象深刻，16世纪末的军事学者认为，此时欧洲步兵中的佼佼者已经超越了土耳其的耶尼色里步兵，但西帕希仍然是较好的骑兵。欧洲的统帅与土耳其人作战所制定的战术也皆是以防范西帕希骑兵，而非耶尼色里，为其第一要务。
    出于军事和行政管理的目的，西帕希及其蒂玛封地被编组成多个单位，称为阿赖(alay,团)，由阿赖贝伊指挥；接下来更大的单位称为桑贾克(sancak,旗)，长官即桑贾克贝伊。阿赖贝伊和桑贾克贝伊从当地的西帕希中选举产生。两条马尾顶戴的桑贾克贝伊是西帕希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更高级的贝伊勒贝伊只能由德伍希尔迈出身的人担任。当西帕希们被征召去服役，桑贾克贝伊就会安排1/10的西帕希留守，让他们负责维持秩序和收税，而他们的杰布里要一同出征。阿赖贝伊们协助桑贾克贝伊管理，贝伊勒贝伊统一协调指挥本省的若干桑贾克，集结到苏丹的军营。在战场上，鲁梅利和安纳托利亚两省的西帕希都有机会列阵于军队荣耀的右翼，战争如果发生在欧洲，鲁梅利军团就享受这一殊荣，如果发生在亚洲，则由安纳托利亚军团取而代之。
    在苏莱曼一世即位后不久的1527年，帝国共有37521个蒂玛领主，其中27868个是常备的西帕希，他们和他们的杰布里形成了总人数在70000~80000人的骑兵力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近卫骑兵最多的时候也不超过27900人。另外有9653个蒂玛领主在要塞卫戍部队服役，其中6620人在鲁梅利，2614人在安纳托利亚，419人在阿拉伯。到1604年，全帝国44404个蒂玛产生了总数为105339人的军队官兵。因此，奥斯曼土耳其的军事霸权地位显然不像被他们击败的欧洲敌人经常宣称的那样，依靠人数的优势来取得的。他们的优势在于指挥、纪律、训练和战术的质量，而不是某个孤立的方面。
    1533年苏莱曼第三次远征匈牙利后，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大公签订了和平条约。此后，从匈牙利边境开始，奥斯曼帝国的边疆行政区制度建立起来，定名为“杰尔宾特”(derbent)，它把多瑙河流域纳入有序的控制之下，边界地区被划分为数个桑贾克，下设的蒂玛采邑供养阿金吉斯，同时安置西帕希。与正规的蒂玛不同，这里的西帕希不在蒂玛定居并管理其土地，而是生活在战略重镇的军营中，比如布达佩斯(Budapest)、蒂米什瓦拉(Timisoara,罗马尼亚境内)、贝尔格莱德(Belgrade)和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匈牙利境内)。
    16世纪后，西帕希们的命运不可逆转的走上了下坡路：全球性价格革命带来的通货膨胀使饲料和武器价格飞涨，弱小的蒂玛领主们无法负担高昂的参战费用，于是恶性循环开始了：大部分蒂玛被有权有势的卡皮库鲁大地主兼并，还有一些蒂玛甚至直接出卖给了非军事人员。军事力量的衰退又导致蒂玛的减少，战争收入的萎缩，无以为继的西帕希们的采邑最终要么被国家没收，要么被大地产主兼并。土地的主人再也不是帝国支柱的军人，而是新兴的乡间贵族地主，他们出钱找人代替自己服役，帝国兵源的质量日益下降。
    面对欧洲不断进步的军事体制和先进的火枪训练和武装起来的步兵，西帕希骑兵感到越来越难以应付。奥斯曼帝国政府曾尝试让骑兵使用手枪作战，但直到17世纪后，这种与骑士精神背道而驰的武器才在西帕希中间普及。
    除了近卫骑兵和西帕希，奥斯曼土耳其还拥有一系列辅助骑兵部队，他们也同样令欧洲人印象深刻。每逢开战，这些轻骑兵似乎凭空出现，蜂拥而来，以原始的游牧方式作战，快速机动，箭如雨下，残忍无情。在14和15世纪，这些骑兵都来自游牧的土库曼部落，后来，不再适应专业化作战要求的他们被安置在鲁梅利省边境地区，名称也从加齐变成阿金吉斯。留在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部落桀骜不驯，难以控制。奥斯曼人兼并安纳托利亚众多小埃米尔国的时候，将他们吸引到帝国的征服事业中加以利用，但麻烦也从未间断。16世纪早期，在波斯萨法维人的什叶派教义影响下，很多土库曼人参与了基孜勒巴斯(Kizilbas,意为“红头饰的军队”)对苏丹的叛乱，虽然他们最终被镇压下去，但也使奥斯曼帝国元气大伤。
    阿金吉斯在战役中充当先头部队，在奥斯曼正规军开拔之前粉碎敌人，使之疲于应付同时收集情报，控制住交通要道。为了掠夺战利品，他们深入到希腊和匈牙利的腹地，甚至直插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阿金吉斯也被指派去征服大部队很难接近或久攻不下的地区，特别是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黑山等地的山区。在这些地区，他们以长期掠夺式的游击战术，往往能啃下正规军也无能为力的骨头。
    阿金吉斯的组织是简单松散却又高效的，在15世纪中期以前，奥斯曼帝国的边境地区大部分由世袭的乌茨贝伊控制，他们是阿金吉斯的召集人和指挥官。乌茨贝伊和他的阿金吉斯通常是免税的，他们占有辖地作为世袭蒂玛，税收作为活动经费。1533年杰尔宾特制度建立后，阿金吉斯和世袭蒂玛被纳入边境行省的桑贾戈贝伊统一指挥之下。他们一直服役到1595年，在瓦拉几亚(Wallachia)大溃败之后，大维齐科卡?锡南(Koca Sinan)帕夏解散了阿金吉斯，他们的土地和人员并入邻近的常规省。此后，袭扰异教徒领土的工作由游牧的尤鲁克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特遣队执行。
    德里部队被保存下来，他们“疯子”的绰号因战斗凶猛而得来。也有人认为，这个名称仅是起初用来表示这个组织职能“守卫者”(delil)一词的略称。组建于15世纪后期的德里部队主要由皈依伊斯兰教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组成，也包括一些土库曼人。16世纪的资料中，鲁梅利和安纳托利亚均有德里的存在，但到了17世纪，他们仅出现在叙利亚，并且主要由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担任了。
    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在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辅助骑兵来自贝都因部落，他们主要在奥伦特河(Orontes)、利塔尼河(Litani)和约旦河(Jordan)以东的沙漠中迁徙和生活，装备火枪，长剑，匕首，弓箭和投石器。阿拉伯贝都因人的轻骑兵在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也可以看到，而阿尔及利亚则是柏柏尔人的天下。奥斯曼政府从未真正控制过这些贫穷而原始的游牧人，他们也时常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劫掠奥斯曼人的边境领土。
    仆从国附庸
    附庸军队在奥斯坦土耳其的征服事业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其重要性超过人们通常的想象：从14世纪后半叶到15世纪早期，他们甚至构成了奥斯曼军队的主力。在被征服的大部分地区，奥斯曼人对当地的控制仅限于中心城镇，乡村的封建主们把宗主权转交给新主人后一切照旧。直到15世纪中期，土耳其人才在南巴尔干地区强行建立了直接有效的行政军事统治，因为当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已无后顾之忧，不需对他们继续怀柔；而当地基督教王公面对欧洲的十字军浪潮，多次掀起叛乱，也已经使苏丹无法信赖。
    很多封建王公的子弟在驻伊斯坦布尔的穆特菲里卡骑兵团服役，这个军团也吸收土耳其贵族的后代，是卡皮库鲁部队的编制。穆特菲里卡以薪饷为生，有统一的制服并接受正统伊斯兰宫廷教育，服役的同时扮演着人质的角色。
    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人最早臣服于奥斯曼人并为之提供骑兵。塞尔维亚人的军事义务完全沿袭于被征服之前的传统，每五户基督徒家庭需合力供养一名沃伊尼克步兵到贝尔格莱德军团服役，除此以外，从14世纪末开始，具有先天资源和技术优势的塞尔维亚还是土耳其军队的兵工厂，承担着生产火枪的任务。安卡拉战役(Ankara,1402)中，一些塞尔维亚“黑甲”步兵已经装备了火枪，与使用长矛和剑的塞尔维亚骑兵并肩作战。15世纪，波斯尼亚的附庸军队主要是拉加特骑士(lagator)，他们的标志是被称为“布鲁麦”(burume)的重型胸甲，他们的扈从骑兵则身着锁链甲，称为“塞布鲁”(cebelu,即杰布里)。匈牙利作为奥斯曼土耳其附庸的时间最长，1526年莫哈奇战役（Battle of Mohacs）后，哈布斯堡家族，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王公和奥斯曼土耳其三家瓜分了匈牙利，但奥斯曼土耳其享有最高宗主权，即使在奥地利控制区，统治者也必须向苏丹称臣纳贡。
    瓦拉几亚(Wallachia)，特兰西瓦尼亚和摩尔达维亚是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三个基督教附庸国。除了当地封建王公的军队，瓦拉几亚的弗拉齐（Vlach）游牧民也是巴尔干附庸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虽然居无定所，四处漂泊，但同样承担附庸义务，提供步兵和骑兵。
东摩尔达维亚的延伸部与克里米亚(Crimea)汗国接壤。300多年以来，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一直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忠实盟友和附庸，无护甲的鞑靼轻骑射手十分胜任袭扰敌人和开路先锋的任务。克里米亚汗国相当贫穷，因此对战争、掠夺和战利品充满渴望，如有需要，鞑靼部落中的男性成员无不蜂拥而至，即使很多人连马匹都无力购置。鞑靼的职业军人被称为欧古兰(oglans)，他们数量不多，担任米尔扎(mirza)贵族军事统帅的近卫军。除此以外，克里米亚汗还拥有20小队的骑马步兵，他们都装备火枪，从王家直属领地的村庄中招募而来。鞑靼人的弓箭颇具威力，在18世纪以前，其射程和命中率甚至在火枪之上，杀伤力也不逊色，尤其对密集的步兵队型，鞑靼射手的游击战术和箭矢威胁甚大。
    在开阔的俄罗斯大草原上，鞑靼人逐水草而聚，并时常袭扰掠夺他们的邻居哥萨克人，抢劫他们的女人和孩子卖作奴隶。哥萨克人偶尔也为苏丹打仗，与使用轻型的两轮马车迁徙的鞑靼人不同，他们的马车有四个轮子，又大又重，可以首尾相连结成大车阵，置火绳枪和轻型火炮加以保护。在水上，哥萨克人的技艺也毫不逊色，乌克兰的河流就是哥萨克独木舟的天下。
    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库尔德人是最接近帝国心脏的自治附庸。他们原先与波斯的萨法维王朝结盟，共同对付奥斯曼土耳其，但在卡尔迪兰之战(battle of Caldiran,1514)谢利姆一世率军大败易斯马仪(Ismail)后，库尔德部落长老们转而投靠了奥斯曼帝国。此后，帝国在此设立了专门的胡库梅特桑贾克(hukumet sancaks)，由世袭的贝伊负责管理，并调耶尼色里军团驻扎在中心城镇中。库尔德人骁勇彪悍，他们平时游牧，在苏丹召集时将随耶尼色里一同出征并承担重要任务。例如在1596年的一次出征中，迪亚尔巴基尔(Diyarbakir,位于今土耳其东部，库尔德区首府)的库尔德骑兵曾为奥斯曼大军殿后。
    其他中东地区的附庸自治政权还有黎巴嫩的玛洛尼派(Maronite)基督徒和德鲁兹派(Druze)穆斯林，而马穆鲁克埃及和伊拉克、阿拉伯湾沿海和厄立特里亚(Eritrea)则处在半自治状态，在这些地方的中心城镇，都驻有耶尼色里军营，标志着奥斯曼政府的主权。除了兵役，这些附庸地区的自然资源对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例如摩尔达维亚、特兰西瓦尼亚和瓦拉几亚供应木材、火枪、战马、锡和绳索；库尔德斯坦、伊拉克和黎巴嫩则提供了沥青、硫磺和硝酸盐。
    步兵
    奥斯曼土耳其步兵的名称在几个世纪间变更多次，其发展脉络比较混乱。最早出现的名称是阿扎普，它出现在14世纪，起初是在甲板上战斗的水手，但很快转变为轻装的步兵射手，他们在炮兵和耶尼色里军团之前行动，拖延滞阻敌人使其和大部队保持一定距离，为常规部队的进攻准备争取时间。起初阿扎普步兵是临时从自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人中征召而来，按照战役持续时间领饷，后来转变为常备军，固定驻扎要塞且定时发薪。从16世纪初，阿扎普作为其他军团的辅助部队正式加入帝国正规军，所有帝国边境省份的男性穆斯林都有义务被征召进入阿扎普军团。每年每20至30户穆斯林人家要输送一名年轻男性去履行这个义务，并提供食物和装备。16世纪中期，根据服役方式的不同，阿扎普被正式分为卡勒阿扎普(kale azaps,要塞)和德尼兹阿扎普(deniz azaps,海军)。
    另外，配置在帝国要塞中的重要武装是志愿步兵(gunulluyan)，他们从附近居民中征召，包括穆斯林和基督徒，不过皈依伊斯兰教是他们进入领导集团的先决条件。这个部队官兵的薪俸通常是由他们自己的村庄而不是财政部门负担。
    沃伊尼克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记录中是在穆拉德一世时代，他们是巴尔干半岛的基督徒，是基督徒西帕希领主的随从。沃伊尼克是披甲的步兵，武装由西帕希负担，另外还有一种被称为雅马克(yamak)的轻型步兵，他们是沃伊尼克的学徒扈从。沃伊尼克和雅马克组成了西帕希的私人卫队。色萨利(Thessaly)弗拉齐人组成的沃伊尼克部队是最强悍的步兵，归顺奥斯曼土耳其以前，他们受雇于摩里亚(Morea,伯罗奔尼亚半岛)的拜占庭君主，顽强抵抗西帕希的进攻。后来他们转变了效忠对象，成为穆罕默德二世军队的主力，在1453年攻克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弗拉齐沃伊尼克立下了汗马功劳。一直到16世纪沃伊尼克都是帝国不可或缺的步兵部队，每年每十户的基督徒家庭输送并负担一个沃伊尼克兵役。17世纪帝国对沃伊尼克的需求开始减少，但因为他们作战勇猛，经验丰富，沃伊尼克仍领有很高的报酬并经常担任战斗中的先锋。
    16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政府深受非法枪支肆虐的困扰。火枪作为一种新型武器，已经逐渐在帝国非军事阶层的民众中普及开来，民风彪悍又充满自主精神的土库曼人拥有了先进的武器，几乎不可避免的要惹出乱子。各级政府一开始采取严厉打击的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镇压以失败告终。意识到强硬手段无法奏效之后，奥斯曼政府开始试着把这些武装起来的土耳其农民编组成辅助部队，投入战场，倒也行之有效。面对欧洲敌人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奥斯曼人还雇用了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等地的斯拉夫猎手。这些出色的土耳其和斯拉夫火枪手被编为“色格曼”(segmens)和“萨里卡”(saricas)两支狙击兵部队，每个单位50至100人不等。自16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两支部队在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中的作用越发显著。他们类似于欧洲的龙骑兵(dragoon)，是配备马匹的机动步兵。色格曼和萨里卡之间的区别不甚明了，前者似乎数量更多，有定期的关饷，编制也更像卫戍部队。他们有自己的军旗和博鲁克巴西指挥官(boluk basi)。
    黎凡特(the levents)是一支情况更含混的部队，他们的名字很显然是来源于东地中海的海盗，后来也用来称呼那些四处游荡的盗匪团伙。他们通过行贿，混入了当地军队编制，此后便开始为帝国效力，同时他们的名称也保留了下来。
    图菲克军团(Tufekcis)是一支笼罩着荣誉光环的部队，他们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装备精良。他们每一个成员都是神枪手，并且拥有最新式的火枪，这支部队的名字也即来源于此。图菲克是纯粹的步兵，但在埃及的军队花名册上，也曾出现过骑马的图菲克。图菲克部队相对其他军团人数很少，相对来说重质不重量，他们的指挥官叫做“图菲克巴西”(tufekci basi)。
    奥斯曼帝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维持秩序、守卫边界的地方防御任务全部由行省卫戍部队承担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满足军事需要，必须在当地人中建立起一种民兵制度，这就是杰尔宾特(derbentcis,意为“道路守卫”)卫队。这是一类处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阶层之间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来自当地的乡村，大部分由非穆斯林组成，有的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个群体通过苏丹颁发的诏令获得了有限制的免税特权，以守卫军事和商业要道、山隘、边界哨所和乡村道路作为回报。杰尔宾特实质上是从伊儿汗国的图特卡乌尔制(tutkavul)发展而来，职能也在保护商队和道路。奥斯曼土耳其的杰尔宾特系统早在14世纪就广泛分布，有些甚至到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和黑海北部金帐汗国的土地上。
    杰尔宾特组织的正式成熟在15世纪中期，穆斯林和基督徒一起被纳入这个系统，保卫他们自己的村庄和附近的道路桥梁。与此类似的是“马尔托罗”(martolos)，这个词最早是用来称呼希腊的基督教徒士兵，起初，他们多是呼啸山林的强盗，奥斯曼人用一纸令状将他们招入麾下，装备精确的小口径步枪、手枪、长剑和匕首。后来，拜占庭、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小封建主也加入到这支队伍，换取领地保有权。15世纪后期，这些马尔托罗在沿多瑙河建立的奥斯曼要塞和匈牙利前线执行守备任务，在基督教省份，苏莱曼大帝在杰尔宾特卫队中配置了许多马尔托罗，以至于在这些地区杰尔宾特和马尔托罗这两个名称已没有区别。在多山的环境中，马尔托罗是优秀的游击战士，在有些情况下也可充作正规军，例如1635年12000名来自伊庇鲁斯(Epirot)的马尔托罗曾远赴伊朗作战。
    在摩里亚，东正教牧首和主教们也拥有一支卫队性质的步兵武装，被称为卡珀依(kapoi)；叙利亚的辅助部队阿希('ashir)是另一种形式的预备役民兵组织，这些城市、乡村和部落中的居民平时没有服役任务，但只要出现突发事件就将立即组织起来，听候部落、宗教领袖和政府官员调遣：这是一项无偿的义务，奥斯曼政府不需要为此买单。
    奥斯曼人何时开始在战争中使用火器，至今无可稽考。图菲克这个词，在波斯语称作“图芬克”(tufenk)，最早出现在14世纪中期的土耳其民间史诗里。从时间上看，这个名称不太可能还指代著名的“希腊火”喷射器，后者出现的时间要远早于此，土耳其人对它也不陌生。图菲克很可能源于一种意大利出产的原始火筒“施奥佩蒂”(schiopetti)，它的另一个名字是塞伯塔尼(cerbottani)吹火管；同时在波斯语中，也有一种被称作“扎布塔纳”(zabttanah)的吹火管，而在15世纪的波斯，扎布塔纳就是图芬克的同义词！因此有理由相信，奥斯曼土耳其的图菲克火枪，前身就在意大利。
    但奥斯曼土耳其并不是最早运用火炮的穆斯林军队，埃及的马穆鲁克人和西班牙的摩尔人在14世纪就已熟悉这种新式武器。但奥斯曼人的确是将火炮最成功的运用于战争的穆斯林军队。1388年，在对卡拉曼人的战争中，奥斯曼土耳其的野战加农炮首次登场；在接下来发生的科索沃之战(1389年)和尼柯堡之战(1396年)中，这一武器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是由于奥斯曼人的野战炮威力不凡，而且因为土耳其军中为数众多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相信在圣战中死去可以立即得到幸福，因此在必要时可以把他们当作炮灰使用；相对的，基督教军队中无论骑兵还是步兵，都对在他们身后发射的大炮极其厌恶，很大的限制了野战炮的使用。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在攻城战中使用火炮的历史还要更早一些，14世纪20年代其战术就已相当成熟。
    奥斯曼土耳其的火炮和工程部门所需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主要来自巴尔干半岛，这里的沿海地区分布着意大利人的殖民地和商站，当地斯拉夫统治者能进口到欧洲最新式武器，当地工匠也从中获益良多：从1351年开始威尼斯出产的大炮就在达尔马提亚广泛使用；塞尔维亚在14世纪80年代曾是威尼斯和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位于克罗地亚)生产的炸药的大客户，到了90年代，他们已经能自行制造生产这种炸药。在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下，娴熟的巴尔干的铸炮匠人被征服者笼络：无论他们是否皈依伊斯兰教，都被授予蒂玛封地，其中杰出的专家能更优厚的报酬和待遇。例如著名工程师特兰西瓦尼亚的乌尔班，拜占庭皇帝无力购买他发明的巨炮，穆罕默德二世却毫不犹豫给了他四倍于开价的工钱，正是乌尔班的巨炮在1453年扼杀了君士坦丁堡最后的希望。16世纪早期，宗教政策自由开明的奥斯曼帝国更是吸引了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淫威之下无以为生的大量犹太工匠，他们拥有最新的火炮制造技术。随着哈布斯堡势力的崛起，传统的匈牙利和意大利非法军火交易路线已经被切断了，但新教国家英格兰和荷兰立即填补了这一空白，成为奥斯曼帝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奥斯曼土耳其利用其自然资源和技术资源的优势，很快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生产国之一。他们铸造的巨型加农炮比欧洲同时代的炮更大，威力也更强，土耳其人可以就在围攻战的现场浇铸巨炮，比长途运输更为便利，如果无法在现场铸造，破城炮就要先分解才能运输。这种破城炮射程1英里，炮弹重1000磅以上，每天可以发射10次，在15世纪首屈一指。为了保证发射的精确度，每次发射使用的火药都要经过严格称量，并在炮弹上包裹羊皮，填压充实。奥斯曼土耳其军队运用火炮的战术十分纯熟：他们分散布置的炮兵阵地以形成密集连续的交叉火力；部队突袭前通常进行弹幕射击为之掩护，压迫敌人在阵地中无法抬头；夜战时他们会派人点燃早已在战场上布置好的射程标志；在射击的间隙，还有可动的防弹盾移到阵前保护装填弹药的炮手。
    从大炮的名称，可以看出奥斯曼土耳其火炮起源复杂，深受各国技术的影响。例如重炮“巴恰鲁沙”(bacalusha)发音很像欧洲的破城炮“蛇怪”(basilisk)；而中型长程火炮“巴勒耶梅兹”(balyemez)很可能是源自德国的“懒汉梅策”(Faule Metze,1411年制造的一尊著名火炮)；“霍隆博尔娜”(holonborna)是一尊长炮(culverin)，它的名字大概来自这个词的意大利语“colunbrina”;“沙哈洛兹”(sahaloz)是轻型炮，即匈牙利语中的“szakallas”；而“扎伊尔哈”(sayha)的匈牙利词源是“sajka”，它可以指任何尺寸的炮，但必须用在内河的船只上。16到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的炮兵部门还出现了很多新词，显示出他们正紧紧跟随欧洲技术发展的脚步：“sacma toplar”代表葡萄弹，“agac top”表示攻城爆破箱。
    奥斯曼帝国炮兵属于卡皮库鲁部队的一部分，有独立的炮团(topcu ocagi)编制。他们原本属于旧的步兵团“亚亚”，是穆拉德二世将之独立出来，划归卡皮库鲁。炮团按职能分为铸炮和操炮两个部门，经巴耶济德二世改革之后它的力量达到全盛，该军团主要的军营和铸造厂位于伊斯坦布尔的托法尼区(Tophane,意为'铸造厂’)，并驻扎着该军团的附属部队，帝国的许多地方也都建有他们的兵工厂。和耶尼色里一样，炮团也分为很多大队，炮手(topcular)从德伍希尔迈中选拔，在1574年的时候大约1000人，至17世纪发展到5000人。由于大炮和炮弹火药的运输不利，会影响整个军队的行军速度，在定都伊斯坦布尔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又建立一个新的炮车军团(Top Arabacilari)，在战争中运送武器和弹药，也制造和储备炮车，此外，在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上运输火炮的平底船也由他们设计制造。炮车军团有63个大队，1574年时每队400人，到14世纪末期每队是622人。他们的工厂也位于托法尼区，兵营则靠近谢希勒米尼区(Sehoremini)，帝国各地的要塞和城镇也有驻扎。
    1481年，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中又设立了两个兄弟兵团。掷弹兵团(humbaraciyan)负责在海陆制造、运输和操作迫击炮、炸药、手榴弹和燃烧弹，用来摧毁敌人的要塞；工程兵团(lagimciyan)负责挖掘战壕，埋设地雷和爆破装置，破坏敌人的防御阵地和炮台。工程兵团根据他们取得报酬的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拿军饷的，作为卡皮库鲁的组成部分，协助耶尼色里攻打敌人防御工事，他们隶属于炮团；另一种依靠蒂玛得到收入，他们接受各行省的贝伊勒贝伊指挥，支持行省部队的战斗。掷弹兵团也分成制造和操作两个部分，制造武器的部队与炮团是合作关系，而参与战斗的掷弹兵则直接归炮团指挥。另外，有一部分掷弹兵团士兵永久驻扎在各地要塞，并且也以蒂玛而不是薪饷维持生活，他们归属要塞和采邑的贝伊指挥，不从属军团。
    奥斯曼土耳其继承了伊斯兰军队在战争中运用工程兵的传统并加以发展。他们在攻城战中使用的掘进和爆破战术不同于15-17世纪欧洲那种严格的几何形要塞战，倒更类似于一战中的堑壕战。工程兵团设计掘进方案，并指挥招募的民夫、矿工和一些作战部队挖掘战壕，铺设和引爆他们制造的炸药和地雷。隧道和战壕掘进过程中，工程兵团会选择有土堆、小山丘等可提供掩护的地方施工。壕沟挖的又深又宽，火力点周围堆上沙包、土块和草皮加固。火炮配置在第一或第二条平行阵地的堑壕之后，人工堆起一座土包作为炮台，而火枪就布置在在每一道平行战壕之后提供保护。进攻要塞时，工程兵夜间会派人在地面上拉若干条细绳，以确定用以埋设地雷的隧道长度，掘进中，他们每隔一段距离就在坑道顶悬挂起一支点燃的蜡烛，使隧道保持笔直。经过工程兵团的不断蚕食，加之极具威力的土耳其地雷，任何欧洲要塞在奥斯曼土耳其大军的面前都难保万全。

三、阵痛中的军事改革

    进入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事业终于发展到了极限，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各领域开始了全面衰退。表现在军事上，帝国的扩张无论在海上还是陆上，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均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不过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既不是领导人丧失了进取心和勇气，也并非因为对新技术的无知而被对手超越。实际上土耳其人对新武器新技术始终求知若渴，使用它们夺取一切可以夺取的土地财富更是一贯的夙愿，他们真正缺少的，是学习对手的知识之后，将其转化为促进自我发展并由此取得优势的经验、能力和动力，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而是重塑自身的革新。这些结论来自17世纪奥斯曼帝国最优秀的编年史家之一的易卜拉欣·珀塞维(Ibrahim Pecevi)，在他的著作中，他将土耳其和欧洲的优缺点作过一番客观的比较。珀塞维本人在伊斯坦布尔和巴尔干有多年的亲身经历，因此他的结论很具参考价值。奥斯曼帝国的确一直都雇佣着大量来自欧洲的军事技术人才，如荷兰和英国的工程师，意大利的铸炮工匠，欧洲外籍军团(tayfa-i efrenciye)在当时也是军队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奥斯曼人所做的，只是不断从竞争对手那里复制、影印，从未真正试图添加上自己的颜色，以至于面对飞速进步的欧洲人，土耳其似乎总慢了半拍。
    重塑军队，严肃军纪是一项更加紧迫的工作。大肆干涉政治并惯于从中捞取好处的卡皮库鲁部队已经堕落的无可救药；广泛而严重的经济危机业已摧毁蒂玛系统，西帕希们纷纷破产，无力供养自己，更无法服役。耶尼色里军团从1648年起，已经不再经由严格的德伍希尔迈制度选拔，人人都挖空心思，希望挤进这一特权集团。不只一个苏丹和大维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试图进行改革，根除腐败，撤换不称职的官员并淘汰不堪征战的部队。但是，他们改革的目标和口号并不是有所创新和发展，而是力图回到帝国早期的“纯洁”状态，找回昔日的辉煌，改革的措施也仅是针对个别问题的小修小补，只求渡过眼前危机，没有长远规划，从不曾触及保守的利益集团，触及产生危机的根源。因此一旦警报解除，改革的措施大多废止不行，旧的问题很快又会一起重新浮现出来。
    到了18世纪，日益严峻的现实让很多土耳其人认识到，上层保守的利益集团不可能担负起救国重任，向欧洲学习的改革势在必行。在这一阶段奥斯曼帝国的维新事业中，出现了三位杰出的领袖。第一位是个法国贵族，博纳瓦尔伯爵克劳德·亚历山德(Claude Alexandre,Comte de Bonneval)，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为路易十四立下了赫赫战功，后来与国王闹翻，加入了萨伏伊的欧根亲王(Eugen,Prince of Savoy)的军队。由于年轻气盛，他也不能和欧根亲王友好相处，只得另觅他处，最后辗转萨拉热窝(Sarajevo)来到伊斯坦布尔，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改名胡姆巴拉西·艾哈迈德(Humbarac? Ahmet)，拥有帕夏头衔。博纳瓦尔向苏丹提出了一份计划，在边境地区重建一整套完备的军事设施，他强调建立职业化军队的必要，向士兵发放充足的薪饷和养老金的同时，与其他社会角色剥离。他还提议将耶尼色里军团分成更小的单位，使之更有效率和纪律，每个单位由他训练出来的青年军官指挥。然而由于耶尼色里的激烈反对，这项计划不了了之。所以博纳瓦尔把精力集中在炮兵建设上，将旧的掷弹兵团重组成现代的阵地迫击炮部队，并建立起一所军事工程学校。大维齐为他提供了训练场地、营房和工厂，3名年轻的法国军官也皈依了伊斯兰教，前来帮助他训练爱尔兰和苏格兰的雇佣兵和从波斯尼亚先前的蒂玛中招募的人员。博纳瓦尔按照他在法国和奥地利服役学来的知识组织和训练这支炮兵，士兵的制服类似匈牙利士兵，帽子是波斯尼亚式的。他为苏丹提供外交事务方面的建议，向苏丹说明帝国的防务要以帝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他还积极的帮助政府进行近代化改革，就服务技术、武器制造、面粉生产等各方面给予指导。博纳瓦尔的改革随着支持他1747年的去世戛然而止，最终由于以耶尼色里为首的保守集团的不断攻击，新式军队被解散，军校也被关闭。

    克劳德·亚历山德·德·博纳瓦尔伯爵，土耳其名为胡姆巴拉西·艾哈迈德帕夏

    第二位改革家弗朗索瓦?德?托特男爵(Baron Francois de Tott)是一个匈牙利贵族，早年移居法国并在法军炮兵部队服役中逐渐崭露头角。1755年担任了黎凡特地区法国大使馆和商务处的代表。1767年，他出使克里米亚汗国，成功抵制了俄国对这一地区的要求，由此受到苏丹的注意，聘为军事顾问。他的主要工作包括建立起一支速射炮军团(suratci)，重建博纳瓦尔的军事工程学校。他1776年返回法国前一直致力于这些工作。此后他为路易十六效力直至法国大革命爆发。在俄奥战争期间，德·托特研究了奥斯曼现行的军事体制，为达达尼尔海峡建立了新的防线并设计了一座浮桥系统。在得到法国大使馆的金钱和轻型加农炮的援助之后，德?托特运用现代火炮技术建立并训练了速射炮部队。协助他训练的主要有两个外国教官，一个是苏格兰人坎贝尔(Campbell,皈依伊斯兰教后改名穆斯塔法，以'英国的穆斯塔法’闻名)，另一个是法国人欧伯(Aubert)。德·托特还在黄金角海湾德哈斯科伊(Haskoy)建了一座现代化大炮铸造厂，紧挨着它是一座新的数学学校。德·托特离开后，他的速射炮军团和学校曾迫于压力解散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在第三位改革家加齐·哈桑(Gazi Hsan)帕夏的保护和鼓励下恢复起来，继续发挥作用。
    加齐·哈桑帕夏是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切什梅湾(Cesme,位于希腊希俄斯岛，1770年7月6日沙俄海军在此全歼奥斯曼舰队)那次惨败的幸存者，他于1774年被任命为海军司令。由于奥斯曼海军组织已覆灭，哈桑帕夏反倒可以迅速推行海军的现代化而不会遇到来自内部的反抗。他认识到尽管现代化的舰艇是需要的，但没有经过新式海战训练的官兵也无济于事。因此他的改革沿两条线展开：第一，在黄金角海湾、黑海、爱琴海建造新的造船厂，两个法国海军工程师勒·华(Le Roi)和杜莱斯(Durest)指导造船工作，同时请许多法国工匠用新技术训练奥斯曼的工人；第二，改革海军服役制度，使其职业化，提高海军官兵的专业性。为了给舰队培养军官，他将德·托特的数学学校发展成一所完备的海军工程学校，由德·托特、坎贝尔等国内外专家教授几何、航海等方面的知识。
    总体说来，这一阶段奥斯曼土耳其的现代化改革成就仍然有限，很多措施如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也并未解决根本问题。但是，经过改革者们不懈的努力，这个被称为“欧洲病夫”的帝国毕竟在一些领域切实开始了现代化，并为19世纪的进一步改革打下了基础，传统的军事领域即使没有变得更好，也不至继续恶化下去。他们的贡献使这个不合时宜的帝国继续存活了一个半世纪。
四、武器，铠甲，堡垒和舰队
    过去，历史学家曾经认为伊朗是奥斯曼人学习的武器和铠甲制造技术和风格的主要老师，但是如今人们发现，在前伊斯兰时代伊朗的武器风格已经深受中亚草原上突厥民族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以后的几百年中还会一再出现，因此源于中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或许根本不必模仿伊朗就已经深谙此道。在随后与各民族的广泛接触中，奥斯曼人也学到了拜占庭人和拉丁人的传统，当然，这些游牧的突厥人并不是单纯的索取者，他们的技艺和风格也通过十字军传播到整个欧洲。或许可以说，奥斯曼人的武器和铠甲是整个西亚中东地区众多土库曼部落国家、阿拉伯帝国伊斯兰传统和希腊拜占庭帝国、西欧拉丁技术风格的大融合。
    除了继承自阿拉伯地区、拜占庭帝国、伊朗和巴尔干等地的军工厂之外，奥斯曼土耳其和周边地区数量巨大，欣欣向荣的武器贸易也是重要的补充。黑海和东欧的大小河流是军火贸易的天然通道，满载刀剑枪支的货船在其中自由通行。现存文件显示，1484至1502年闲，土耳其与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和瓦拉几亚之间的武器和铠甲交易往来密切，各种剑和短刀主要从波兰和匈牙利进口，而穆斯林风格的马具则是当地的紧俏商品，俄罗斯出产的马具在土耳其也有相当好的销路。奥斯曼土耳其和西欧的贸易规模相对较小，但也相当繁荣，以至于教宗克莱门七世不得不在1527年颁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国家与土耳其的军火贸易往来，不过随后这一空白就由新教国家予以填补了，例如英格兰，很快利用这一时机向土耳其出口了大量火枪、骑兵枪、胸甲和大炮。1605年，一艘不知名的英国商船曾被西班牙军舰拦截，商船的目的地是伊斯坦布尔，经清点，船上一共装载了1000根燧发枪枪管，500把已经完工的燧发枪，2000柄剑，700桶火药等大量军事物资。
    奥斯曼帝国本土的武器制造业也不逊色，种类多，产量大，品质优良，出现了一批大师级的匠人，例如尤希达?锡南(Ustad Sinan,Ustad即'大师’)，穆罕默德?桑库(Mehmet Sunqur)，阿加?奥格鲁(Aga Oglu)，海鲁尔丁?伊本?哈桑(Hayruldin ibn Hasan)，哈西?阿里?桑库(Hasi Ali Sunqur)等等，他们制作的刀剑在整个穆斯林世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土耳其战士所使用的刀剑主要有四种：基里克(kilic)马刀刀身不长，刃很宽，与伊朗的军刀相比，没有多少装饰的雕刻纹路；帕尔尤斯(palyos)是一种宽刃剑，也较为朴素；辛塞尔(simsir)是伊朗风格的军刀，刀身较细；最后是常见的雅塔干(yatagan)短剑。雅塔干是非常具有突厥特色的武器，它的剑身呈很奇特的反弧形，单边开刃，没有护手。
    关于早期土耳其人的生活和战争的信息，14世纪中期流传在安纳托利亚的传奇史诗《丹尼斯曼特谋略(Danismandname)》很具参考价值。在诗中，战士的武器种类繁多，名称也多种多样。包括战锤库伦克(kulunk)，各种锤矛格鲁兹(gruz)、库马克(comak)、博兹都干(bozdogan)和亚穆德(amud)，箭囊比利克(bilik)和特克斯(terkes)，步兵十字弓卡克-亚伊(cark yayi)，标枪古德尔(gonder)，短剑哈色尔(hancer)，长矛哈珀(harbe)，马刀基里克，轻矛尼泽(nize)，骑兵枪苏鲁(sunu)，剑刃蒂格(tig)，箭欧克(ok)，弓亚伊(yayi)，弓囊基尔班(kirban)，战斧拿卡克(nacak)以及套索柯蒙特(kement)。到17世纪早期，常规的军用武器已经大大简化，经常出现的只有骑兵矛密兹拉克(mizrak)，步兵标枪西斯特(hist)，骑兵标枪基里特(cirit)，锤矛图布兹(topuz)以及宽刃大砍刀蒂尔潘(tirpan)了。
    14世纪早期欧洲旅行者们注意到，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只有一件简陋的皮甲护身，只有诗人的作品中的部落英雄才能拥有一套闪闪发亮，足以自豪的金属胸甲、头盔、手套和胫甲。当然，在诗歌中，这些护具的种类和名称也和武器一样，五花八门，诸如胸甲布德鲁克(budluk)，锁子甲塞博(ceber)，鳞片胸甲塞夫森(cevsen)，圆盾卡尔卡恩，鳞片甲苏卡(cukal)，头盔伊西克(isik)和图古尔卡，前臂甲柯鲁克(kolluk)，鳞片长胸甲皮拉亨-阿赫宁(pirahen ahenin)，环甲切赫(zirh)和锁链盔切赫-库拉。
    成熟于15世纪穆斯林头巾盔是最常见的一种土耳其头盔，圆形的尖顶盔下连缀着一圈环甲遮盖住整个面部和颈部，只露出眼睛，就像穆斯林妇女遮面用的纱巾。颈部通常是弓箭手们射击的最主要和最致命的目标，而头巾盔恰好为此提供了有效的防护。另一种值得一提的土耳其头盔是奇恰克，它相对较小，在奥斯曼帝国中后期的骑兵部队中普遍装备，从外形看，它显然学习了16世纪德国半圆护鼻头盔(zischagge)和17世纪英国的龙虾尾头盔的设计思路。切赫-库拉是极简化的一种头盔，它除了保护头顶的碗状铁板，它全部由铁环编织而成。
    不同于埃及马穆鲁克人和波斯萨法维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偏爱铁环和板甲混合的铠甲，这种偏好或许是长期使用混合皮革与铁片甲养成的习惯。另外，步兵和骑兵所使用的混合铠甲区别很大，针对不同部位重点防护。16世纪步兵甲已经基本被废弃，只有一种叫做卡扎甘德(kazargand)的步兵用覆布环甲一直存在到17世纪，它虽然外形不起眼，但重量很轻，穿着也较为舒适。科拉津是16世纪的西帕希骑兵甲，细密的铁环将身体各部位的防护铁板连缀起来，组成一副完整的全身甲，具有典型的土耳其风格，它的名称表明它起源于欧洲。除了科拉津，环甲切赫，前臂甲柯鲁克和圆盾卡尔卡恩也是奥斯曼骑兵的标准装备，直到17世纪依然在使用。
    在14到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事业的早期，他们每攻克一座城市，必将其城墙堡垒一并夷为平地，这使当时的欧洲人得出结论，奥斯曼人对防御工事不感兴趣。此言实则谬矣。奥斯曼人将埃迪尔内、普罗夫迪夫(Plovdiv)和索非亚(Sofija)等地的城墙拆毁，是为了防止这些城市成为当地抵抗运动的中心或欧洲十字军的桥头堡，在伊斯坦布尔，他们则不遗余力地加固城墙，还在原有基础上修筑了七座耶尼库勒堡垒加强防御。奥斯曼人修筑堡垒的思路有以下几种：构成城市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延缓攻城进程，比如布尔萨和伊斯坦布尔；亦或在要害地带和薄弱环节加强防御力量，如加利波利半岛；再者为边境驻军提供安全的庇护所和补给站。绝大部分奥斯曼要塞都是最后一种类型，因此与欧洲宏大壮丽的城堡相比，它们有些不起眼。奥斯曼土耳其的要塞既不是贵族的宅邸，也不是地方行政的中心，它们是纯粹的军事防御工事，只有坚固的石头围墙和木质的营房仓库。
    还有一些堡垒修筑得更具战略价值，它们封锁了俄罗斯大平原上注入黑海的河流，使黑海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内湖。坐落在顿河(Don)河口的亚速(Azov)要塞即属此例，它有11座塔楼，沟渠壁垒一应俱全，还有坚固的石墙和一座驻扎4000人的兵营。奥斯曼土耳其在伊朗作战，距离也是他们的大敌。为了解决战线过长，调兵不易的问题，奥斯曼人在沿东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边境一线修筑了卡尔斯(Kars)、埃林万(Erinvan)和大不里士(Tabriz)等巨型要塞，其中坐落在埃林万的要塞有双层石墙和51座塔楼。巴尔干地区和安纳托利亚沿海遗留下的堡垒数量庞大，多数属拜占庭风格和意大利风格，如最典型的阿尔戈斯和摩里亚地区，奥斯曼人继续使用并加以修缮和改造。改造工程基本沿用拜占庭传统，只有加盖坚固的塔楼是源自阿拉伯-伊斯兰的传统。为了防范威尼斯人的海上威胁，奥斯曼土耳其沿岸也修筑了一系列防御工事；只有在多瑙河流域和喀尔巴阡山(Carpathia)地区奥斯曼人很少修筑堡垒，这大概是因为此地匈牙利人经营已久，很多城堡年代尚新，也足够坚固，可以直接使用，因此埃斯泰尔戈姆、布达佩斯、蒂米什瓦拉和贝尔格莱德等城市的围墙和堡垒基本保持了原貌。
    当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由盛转衰，对欧洲逐渐转为守势的时候，他们开始使用一种简易木质堡垒帕兰科(palanko)，这种工事构建迅速，灵活有效。每个堡垒边角的塔楼上都有两门加农炮，在简易的瞭望塔上射击的角度可以覆盖整个堡垒的幕墙，双层防御栅栏和横木连接的两堵围墙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帕兰科有时就建在城镇中作为防御据点，但绝大多数就设在开阔的原野上。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西欧火炮和攻城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土耳其人不得不效仿他们的敌人，进行沃邦式的要塞革命。新的贝尔格莱德要塞就是此时的产物，它的设计与西欧的要塞如出一辙。
     奥斯曼土耳其海军起步较晚，很难想象它会在日后一跃成为世界海军强国，控制地中海的主要力量。东地中海是拜占庭人和萨拉森人的传统势力范围，他们长期与西地中海的意大利人分庭抗礼，但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长期衰落使意大利人逐渐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奥斯曼土耳其最初也无意挑战意大利人的地位，海军的组织要发展到与陆军相当的程度还需假以时日。只要陆战仍然是征服战略的基础，海军所能所的无非就是保护海峡、海滨，运送步兵，协助登陆，肃清海盗而已。因而同级别的陆军军官比海军军官有实权的多，战利品的报酬也丰厚的多。尽管如此，一个海军的组织和指挥机构还是基本上按照威尼斯、热那亚海军模式逐渐发展起来。
    1308年夺取马尔马拉海上的伊姆拉利岛(Imrali)似乎是奥斯曼人最早的海上冒险。在占领卡里希埃米尔国之后，奥斯曼人完成了对马尔马拉海南岸的控制并继承了一支小型舰队，这支舰队很快发挥了作用，在前拜占庭帝国的水手操控下，运载加齐战士从加利波利半岛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向欧洲进军。但奥斯曼的海上力量终究有限，在巴尔干的征服者得不到安纳托利亚本土长期有效的支援，整个14世纪都很难有所作为。直到15世纪中期，在苏丹的支持下日益壮大的土耳其海军才第一次敢于挑战东地中海的霸主——威尼斯共和国。
    此前，奥斯曼土耳其和威尼斯大体上保持着友好关系。威尼斯希望自己在爱琴海和黑海地区的商业利益得到保护，并排挤热那亚。但是当奥斯曼帝国通过马其顿扩张到了亚得里亚海，并挺进希腊向爱琴海扩张，威尼斯感到了紧张。而奥斯曼帝国关心的是，只要威尼斯垄断着爱琴海航线，就可能威胁安纳托利亚和鲁梅利之间的联系，妨碍帝国两大行省的统一。在第一次奥斯曼-威尼斯战争中，穆拉德二世不惜重金建立起一支新的舰队，从威尼斯手中夺取了马其顿首府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1456年，奥斯曼海军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穆罕默德二世雇佣热那亚人训练和指挥阿扎普，基督徒组成的划桨手和弩手在60艘战舰上服役，控制了埃内兹湾(Enez)和爱琴海北部诸岛，将威尼斯彻底排挤出这一地区。到1470年时，奥斯曼海军已拥有92艘帆桨战舰，黑海也已成为他们的囊中物，就在几年后，土耳其海军的各类船只已有500艘以上。
    1491年奥斯曼土耳其开启了新一轮对威尼斯的战争，其间大批新型战舰投入使用。巴耶济德二世还任命海盗克马尔·雷伊斯(Kemal Reis,'Reis’意为'船长’)统领舰队，此人自1490年以来就率领海盗在西地中海法国和西班牙沿岸劫掠，他的声望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突厥和希腊水手应征入伍。在奥斯曼陆海军的联合攻击下，勒班托(Lepanto)、都拉斯和摩里亚地区的港口都被占领，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遭到蹂躏。另一方面，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组建起的十字军舰队在莱斯沃斯岛(Lesbos)被一场风暴吹散，威尼斯只好乞求和平。威尼斯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黎凡特地区的市场和进入黑海的贸易通道，而奥斯曼帝国则从此作为地中海主要海军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地中海之外，自1497年达·伽马(da Gama)开辟新航路以来，葡萄牙人的扩张咄咄逼人，已经严重威胁到印度洋沿海伊斯兰世界的安全。葡萄牙人攻占亚丁湾(Gulf of Aden)内的索科特拉岛(Socotra,1507年)和波斯湾(Persian Gulf)附近的霍尔木兹(Strait of Hormuz,1508年)，垄断了印度到欧洲的所有航路，引发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财政危机。用火器武装起来的奥斯曼土耳其海军决心重新为穆斯林夺回印度洋。苏丹谢利姆一世先将枪支、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送往埃及，同时派遣造船工程师和水手去帮助马穆鲁克人重建红海舰队。这支舰队在1517年谢利姆征服马穆鲁克王朝之后保留了下来。1525年，奥斯曼人重建苏伊士(Suez)海军基地，五年后，他们已在印度洋站稳脚跟，在阿拉伯海的要冲巴士拉(Basra)建起了新港口和舰队。
    奥斯曼土耳其击败威尼斯，控制了东地中海，此时新兴强国西班牙也在西地中海上建立了霸权，两国间必有一番较量。奥斯曼人首先争取到了盘踞北非的穆斯林海盗的帮助。此时的阿尔及尔和突尼斯是柏柏尔海盗的天堂，以来自密迪里(Midilli)的土库曼人乌鲁茨·雷伊斯(Uruc Reis)和希兹尔·雷伊斯(Hizir Reis)兄弟为首的北非海盗大肆袭击基督徒的船只，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海岸也屡遭袭扰。乌鲁茨·雷伊斯死后，希兹尔·雷伊斯求助于谢利姆一世，将阿尔及尔献给苏丹，换得奥斯曼帝国的人员、大炮和弹药加强他的舰队。由此，希兹尔·雷伊斯逐渐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奥斯曼海军将领和穆斯林英雄，他被穆斯林称为“海雷丁”(Hayreddin)，而他的红胡子又让他有了“巴巴罗萨”(Barbarossa)的绰号，1533年，他正式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海军司令和阿尔及尔总督。在海雷丁帕夏和他的继任者的领导下，奥斯曼帝国海军的实力和组织体系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奥斯曼人的航海技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独创性的地理著作纷纷问世，有些甚至超越欧洲人的成就。最著名的莫过于克马尔·雷伊斯的侄儿，海军英雄，印度洋和埃及舰队司令皮里·雷伊斯(Piri Reis)的世界地图及其著作《海洋志》(Kitab-i Bhriye)；他的继任者，同样是海军英雄和地理学家的西迪·阿里·雷伊斯(Seydi Ali Reis)的作品《海洋》(al-Muhit)和《陆地之镜》(Mirat ul-Memalik)集地理、航海和历史、文学的大成之作。
    16世纪开始，奥斯曼海军的最高长官是海军贝伊(derya bey)，被称为卡普坦帕夏(kaptan pasa)。这个职位在穆罕默德二世时代设立，拥有桑贾克贝伊头衔，可以支配加利波利、加拉塔区(Galata)和伊兹米特(Izmit)的税收，用于船只的建造维护和人员薪金。只有在海雷丁时代，卡普坦帕夏才获得了贝伊勒贝伊的头衔，有参与国务会议胡马雍帝万的权力。爱琴海诸岛和阿尔及尔两省也一起作为海军司令的永久蒂玛，为他提供资金。
    帝国造船厂(Tersane-i Amire)是集中处理海军事务，协调各地船厂、舰队和官员的机构。建造、维护和作战活动都有卡普坦帕夏指挥，但负责这两种任务的机构和官员相对独立。每个造船厂都有专员、副专员、港口总监、书记官等一批官员集团运作，舰队则一直缺乏正式组织直到海雷丁时代。每艘船由一个船长“雷伊斯”指挥，指挥分舰队的指挥官称卡普坦或哈斯-雷伊斯(hassa Reis)，后者从卡普坦帕夏的桑贾克中分得蒂玛，由这些封地为船只提供资金和人员。
    船员出了来自阿扎普水手之外，是从东地中海沿岸招募的，包括土尔其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和达尔马提亚人，这些人被称为黎凡特，他们从造船厂财务部领薪水。此外，还有战争俘虏和苦役罪犯组成的划桨手(Kurekciler)。远洋海军的海员在16世纪被称为“艾拉克齐拉尔”(aylakcilar)，后来称“卡尔雍齐拉尔”(kalyoncilar)。
17世纪的奥斯曼海军基本维持原状，地中海舰队依然分为北非、埃及和爱琴海三个分舰队，但严重的经济衰退使伊斯坦布尔的海军船厂和码头失去了经费支持，帝国也失去了对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直接控制。虽然北非海盗们仍然是奥斯曼人的忠实盟友，但他们自行其是的袭击行动常常使奥斯曼土耳其在外交上陷于被动。必须承认，此时的柏柏尔海盗依然十分出色，他们劫掠的范围之广甚至超出了地中海，1627年他们甚至航行到爱尔兰大肆抢劫。
    由于基督教欧洲力量的日益强大，奥斯曼土耳其海军最终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这一失败是奥斯曼帝国最严重的军事衰退之一。从18世纪末起，奥斯曼人开始向欧洲的造船厂订购军舰，在有限的范围内，土耳其海军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为了提高效率，整个海军舰队被拆分成更小的分舰队，各由一位海军贝伊指挥，海军的人事结构、财政体系和运行机制都得到了重组。海军的炮兵单位也彻底从卡皮库鲁的炮团中分离。经过一番改革，海军较之其他土耳其军队，有了相当的起色。在加齐·哈桑帕夏的领导下，奥斯曼土耳其海军在经历切什梅的溃败的一年后就重新夺回利姆诺斯岛(Limnos)，并挫败了敌人夺取罗德斯岛(Rodos)和埃维厄岛(Evvoia)的企图。
五、重要战役

    攻克布尔萨，1301-1326
    奥斯曼加齐的事业开始于1300年左右，他为奥斯曼土耳其开创了一项主要以牺牲拜占庭为代价的发展策略，他们避免与更强大的土库曼邻居冲突，直到成长的足以和他们抗衡。最初的进军路线是从多里留姆附近，弗里吉亚北部的贫瘠地区出发，到达更富饶的比提尼亚(Bithynia)平原。奥斯曼模仿塞尔柱人的战略，把他的统治区分为三块，每一块有一位乌茨贝伊统领，分别面向北方的黑海、伊兹米特(Izmit)和伊兹尼克(Iznik,即尼西亚)。最初的进攻大部分是由这三个乌茨贝伊发动，都以劫掠拜占庭封建领主的财富为目的。这些贵族有一些被打败，有些被购买协议、联姻等方式兼并。
    塞尔柱人的最终崩溃促使奥斯曼人占领了埃斯基谢希尔(Eskisehir)、卡拉贾希萨尔和耶尼谢希尔等要塞。接着奥斯曼和加齐们从伊内格尔(Inegol)向东推进，直到萨卡里亚河(Sakarya)，切断了拜占庭在比提尼亚的首府布尔萨与尼西亚之间的陆路联系。1301年7月27日，一支奥斯曼突袭部队在回程中途经科雍希萨尔附近的峡谷时，被拜占庭贵族穆扎隆(Muzalon)的阿兰人雇佣兵伏击歼灭。但奥斯曼很快便率大队人马回来报复，穆扎隆的2000重骑兵被击溃，幸而一队斯拉夫步兵及时赶到，使他们避免了被全歼的命运。第二年，斯拉夫雇佣兵因为欠饷，返回了巴尔干，奥斯曼趁机将无力抵抗的拜占庭人压缩在伊兹米特一隅之地。此后，奥斯曼致力于两个方向的扩张，一是从萨卡里亚河向北到达黑海；二是向西南到马尔马拉海。到1308年，他已占领了阿克希萨尔(Akhisar)、伊拉里岛(Imrali)和萨卡里亚河谷，切断了伊兹米特和伊兹尼克间的道路，基本完成了目标，只有进攻布尔萨失败了。
    第二次攻击布尔萨的尝试在1317年。布尔萨座落在乌卢达山(Uludag,即奥斯匹斯山)脚下，紧邻著名的切其尔哥(Cekirge)温泉。虽然已经被孤立，但只要拜占庭人能保持海上交通的通畅，布尔萨军民就能得到从君士坦丁堡送来的给养，长期坚守。因此奥斯曼人的第二次攻城也以失败告终。1321年，奥斯曼人夺取穆达尼亚港(Mudanya)之后，布尔萨与外界最后的联系通道被切断了。面对敌人的压倒性优势，布尔萨守军同意对奥斯曼称臣纳贡，但仍然拒绝投降。直到五年之后的1326年4月6日，弹尽粮绝的布尔萨终于陷落。此时，奥斯曼加齐已经死去，哈奇·贝克塔茨陪伴着他的儿子奥尔汉接受了布尔萨守军体面的投降。据说，布尔萨守军的领袖在投降之后受到了奥尔汉的热烈欢迎和重用，他就是后来的加齐埃维里诺斯贝伊。
    占领布尔萨是奥斯曼人征服事业中的重要一步，他们从一个游牧部落联合转变成真正的国家。奥斯曼人创立了一套行政体制管理这个国家，并发展出常备军保卫和扩展它。除了在名义上继续臣服伊儿汗国，奥斯曼人的埃米尔国已同独立国家毫无区别。随后在奥尔汉执政的35年中，奥斯曼国家的面积又扩大了一倍，奥斯曼人几乎占领了拜占庭在安纳托利亚残存的所有土地，并且开启了以加利波利半岛为基地向欧洲进军的前景。

    “塞尔维亚人的溃败”-科索沃战役，1364-1389
    穆拉德一世1360年继位时，奥斯曼土耳其的欧洲领土仅限于色雷斯的几座城堡。穆拉德的第一个目标是埃迪尔内，这是一座位于君士坦丁堡和多瑙河之间的坚固要塞，它控制着马里查河(Maritsa)形成的巴尔干和罗多彼山脉之间的峡谷，是拜占庭帝国在巴尔干的军事和行政管理中心。1361年穆拉德将其攻占后，就将它作为奥斯曼人国家的新首都，明确无误的表明土耳其人意图向欧洲扩张。利用新战略优势，奥斯曼人在1363年占领了菲利比(Filibe,即Philippopolis,Plovdiv)，这样穆拉德就控制了向君士坦丁堡提供大部分谷物和税收的河谷地带，并将爱琴海沿岸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分割开来。不仅如此，穆拉德还通过大规模殖民，将色雷斯地区迅速土耳其化。这些情况深深的刺激了巴尔干半岛上基督教统治者们，在恐慌中，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匈牙利等国不得不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土耳其人。1364年，匈牙利的路易一世，塞尔维亚的乌洛什五世(Urosh)，保加利亚的武卡欣(Vukasin)，拜占庭僭主和瓦拉几亚、波斯尼亚王公联合召集了一支20000多人的大军，希望在土耳其人尚未坐大时把他们赶出欧洲。
    此时穆拉德一世正在围攻加泰罗尼亚人占据的马尔马拉海滨堡垒比加(Biga)，无法分身。欧洲方面奥斯曼军统帅拉拉·萨辛(Lala Sahin)麾下总共只有10000人左右，埃米尔命令他拖延决战，尽可能滞阻联军的行进。拉拉·萨辛将部队集结之后，派遣哈奇·伊尔贝基(Hacci Ilbeki)率队阻止联军渡过马里查河。但联军的进兵速度超乎他的预计，伊尔贝基赶到之时，联军已从斯维林格勒(Svilengrad,位于今保加利亚)一处浅滩涉水而过，并在山中扎下营寨。联军的效率如此之高，全赖有熟悉地理的拜占庭菲利比总督为王公们出谋划策，自从他被奥斯曼人赶出菲利比之后，就一直为联盟的成立多方努力，如今，联军营地距埃迪尔内只有两天不到的路程，土耳其人的失败似乎就在眼前。
    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联军官兵们不合时宜的松懈下来。当天夜里，伊尔贝基将他的轻骑兵集中起来，对联军营地发动了突袭。此时，联军大营竟然毫无察觉，监视山下河谷的岗哨型同虚设。基督徒们为他们的得意忘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猝不及防的联军一溃千里，这就是著名的“塞尔维亚人的溃败”。数以千计的贵族和士兵都在混乱中被杀死，更多人在试图游过马里查河逃命时被冲走淹死，其中包括保加利亚国王武卡欣，匈牙利国王“伟大的”路易历经千难万险才得以逃脱。这是基督徒联合起来抵抗奥斯曼土耳其的许多次失败努力中的第一次，这种失败他们今后还会多次品尝。另一方面，轻而易举的胜利则鼓舞了穆拉德更进一步的征服。
    在民间传说中，保加利亚的武卡欣国王并没有死，垂死的他被一个土耳其少女发现，并在她的照料下恢复了健康。少女的哥哥垂涎于国王的宝剑，将它偷走。很多年后，这把剑几经辗转，被民间传说中另一位英雄克拉列维奇?马尔科得到。寓意深刻的是，马尔科最终为奥斯曼土耳其的事业献身。
    1366年，穆拉德按照传统的三路推进方式开始了征服巴尔干的第二阶段。东部的右翼在穆拉德亲自指挥下，控制了色雷斯黑海沿岸地区，彻底孤立了君士坦丁堡；西路左翼的埃维里诺斯贝伊沿爱琴海推进，越过罗多彼山脉(Rhodope)进入色雷斯西部和马其顿低地，分隔开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左右两翼的胜利给中路指挥官卡拉·帖木尔塔斯贝伊打开了道路，让他可以在1385-89年发动一场横扫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奔袭波斯尼亚的大规模战役。1386年帖木尔塔斯挺进到塞尔维亚西部，占领尼什(Nis)，王公拉扎尔被迫接受奥斯曼的宗主权。帖木尔塔斯随后继续攻占了塞尔维亚南部大部分地区。持续不断的胜利使拉扎尔担心土耳其人可能会连他一起消灭，于是他暗中与塞尔维亚其他王公及波斯尼亚国王结成联盟，在普洛斯尼克(Plosnik)击溃了帖木尔塔斯，迫使他放弃塞尔维亚南部，把军队撤回尼什。这是巴尔干基督徒对土耳其人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拉扎尔赢得了巨大的威望，凭借它，拉扎尔组织起一个包括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瓦拉几亚人和一部分阿尔巴尼亚人在内的巴尔干联盟，要将反对奥斯曼土耳其的事业进行下去。
    奥斯曼人很快通过一次胜利迫使保加利亚人退出了反土同盟，但拉扎尔的联军仍然非常强大，他甚至得到了一些来自匈牙利和波兰骑士的加盟。此刻，安纳托利亚的形势也在恶化，另一个强大的土库曼埃米尔国卡拉曼不愿看到奥斯曼人的急剧膨胀，出兵占领了穆拉德通过购买和联姻从其他土库曼小公国获得的土地。穆拉德一世只得暂时从和拉扎尔的对峙中抽身，带领着保加利亚和拜占庭附庸提供的军队反击卡拉曼。借助着新式武器火枪和大炮，穆拉德击败卡拉曼人并占领了安卡拉。他立即挥师北上，解决拉扎尔的基督教联盟。
    1389年6月，巴尔干联军和穆拉德一世的军队相遇在普里什蒂纳(Pristina)西部的科索沃平原。15日双方决战，联军的两翼分别是拉扎尔的女婿弗克·布拉科维奇(Vuk Brankovic)和波斯尼亚王公弗拉特科·武科维奇(Vlatko Vukovic)，拉扎尔指挥中路，瓦拉几亚的米尔茨(Mircea)和阿尔巴尼亚王公乔治·卡斯特里奥蒂斯(George Kastriotis)也在阵中；穆拉德方面除了安纳托利亚和鲁梅利两省的部队外，还有保加利亚王公康斯坦丁，一些与拉扎尔为敌的塞尔维亚贵族以及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部落王公。各种文献中关于参加此次战役的士兵数量的记载相差悬殊，联军人数可能已逾10万，而奥斯曼军在6-7万之间。
    最初，联军占了上风，塞尔维亚的重骑兵冲垮了奥斯曼军的一翼，波斯尼亚的武科维奇也曾突入穆拉德的中军。但弗克·布拉科维奇的突然背叛是战局发生了逆转。战斗接近尾声之时，一名诈降的塞尔维亚贵族米洛什·奥贝利奇(Milos Obilic)用毒匕首刺杀了穆拉德一世。但奥斯曼军队还是在穆拉德的儿子巴耶济德王子的领导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拉扎尔和众多塞尔维亚贵族已经殒命沙场。
    战争结束后，巴耶济德与拉扎尔的女儿玛丽亚·德斯皮娜(Maria Despine)结婚，并拥立她的弟弟斯蒂芬作为拉扎尔的继承人。斯蒂芬此后一直是巴耶济德最忠实的盟友，他的塞尔维亚重骑兵会在巴耶济德随后的战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而基督教世界在多瑙河南岸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就这样被粉碎了。塞尔维亚继保加利亚之后沦为奥斯曼人的藩属，欧洲东南部唯一还有实力的对抗土耳其人的只剩下了匈牙利。在入侵欧洲30年后，奥斯曼人已经在东南欧的所有地方建立了他们的统治，只有希腊部分地区除外。

    尼柯堡的十字军-安卡拉之战，1396-1402
    奥斯曼土耳其虽然在欧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安纳托利亚后方的卡拉曼和其他残存的土库曼埃米尔国仍在反对着奥斯曼人。因此巴耶济德不得不率军在欧洲和安纳托利亚两线来回奔波，让敌人时刻牢记他的威力，这为他赢得了“雷霆”的绰号，不过只要他还没有彻底消灭对手，他们就会不断制造麻烦阻止奥斯曼人在欧洲过分活跃。此时在东方，一个令奥斯曼人意想不到的局面出现了。伊儿汗国已经于1388年亡于“跛子”帖木儿之手，这位新崛起的征服者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扩充着他的版图。1394年冬，帖木儿已经渡过底格里斯河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直接威胁到叙利亚的马穆鲁克人和安纳托利亚的奥斯曼人。被巴耶济德驱逐的土库曼王公们抓住机会，向帖木儿发出了援助请求，虽然帖木儿答应帮助他们，但他很快便返回东方去策划对印度的入侵，从而给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一个喘息的机会，去解决来自西方的问题。
    欧洲的危机由拜占庭帝国向西方求援引起，奥斯曼人遭到了威尼斯和匈牙利的联合反击。作为回应，巴耶济德则在1395年对君士坦丁堡开始第二次围攻。为了帮助拜占廷人，教宗卜尼法斯九世联合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 von Luxemburg)召集起一支庞大的十字军。这支军队的主力是西吉斯蒙德的匈牙利军队，骑士主要来自法国和勃艮第，也有不少来自德意志、意大利、波兰和医护骑士团。勃艮第的“无畏的”约翰(Jean sans peur)、医护骑士团大团长、德意志的普法尔茨选侯、瓦拉几亚王公米尔茨等显赫人物都加盟其中，总指挥由西吉斯蒙德担任。
    十字军的战略目标并不明确，匈牙利国王无力维持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因此他只想进行一次目标有限的战役。但豪情万丈的法国人和勃艮第人却决心直捣奥斯曼帝国首都埃迪尔内，挽救拜占廷帝国，将土耳其人赶回安纳托利亚。1396年7月底十字军在布达佩斯集结完毕，在威尼斯舰队的帮助下，他们渡过多瑙河，一路占领了河岸城市维丁(Widdin)和奥亚霍沃(Oryahovo,即Rahovo,位于保加利亚)，屠杀和掠夺了城中的穆斯林和东正教居民。但尼柯堡(Nicopolis)这个多瑙河下游最重要的战略枢纽和港口仍在奥斯曼人的控制之下，十字军组织的多次围攻都以失败告终。
    十字军离开布达佩斯的情报传来，巴耶济德立即从君士坦丁堡撤围而去。北上途中，行省的西帕希骑兵，塞尔维亚的斯蒂芬依次与他会合，最后在9月24日抵达尼柯堡。此时奥斯曼军队总人数已逾十万。
    巴耶济德并没有直接进攻十字军的围城部队，他选择了一处开阔的高地作为战场，构筑工事和壕沟，弓箭手、步兵和轻骑兵居中防御，引诱敌人前来进攻。阵地左翼是安纳托利亚的西帕希，鲁梅利西帕希居右。近卫骑兵和塞尔维亚重骑兵被布置在最后方。十字军方面，西吉斯蒙德的匈牙利军队约有60000，法国和勃艮第人接近10000，德国骑士6000，加之其他巴尔干部队，总数并不逊色于奥斯曼人。十字军阵地的右翼是特兰西瓦尼亚人，左翼是米尔茨的瓦拉几亚人，西吉斯蒙德原本打算由他们担任前锋，做试探性攻击后，再由西欧人主攻。但法国和勃艮第的骑士厌恶这种谨慎的安排，匈牙利国王只好将他们布置在第一线，在他们之后，匈牙利人，德国人，医院骑士团还有部分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依次列阵。
    9月25日，法国和勃艮第的骑士们不顾西吉斯蒙德的反对，率先对土耳其的阵地发起冲锋，他们势不可挡，很快突破了中央的三条防线。就在他们再进一步就可以占领奥斯曼人的大营时，两翼的西帕希骑兵一齐掩杀过来，把他们层层包围了起来。很多骑士丧失了勇气，开始逃跑，多数人在勇敢的战斗后选择了投降。由于法国骑士这次突击行动实属自作主张，后方的西吉斯蒙德还不知道法国人已经被全歼。当看到前方的残兵一批批向后退却，无人的战马从灌木沟壑中往回跑时，匈牙利国王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他立即率其余的十字军出击，试图挽救法国、勃艮第骑士的命运。此时刚刚得胜的奥斯曼军队已经从阵地里气势汹汹的杀出，瓦拉几亚人和特兰西瓦尼亚人明白此时已无力回天，为了保存实力，他们选择了撤退。尽管如此，匈牙利人仍然勇敢的战斗着，直到巴耶济德将他最后的王牌投入战场，塞尔维亚重骑兵从匈牙利军队的侧翼和后方打动的进攻使十字军再也无力支撑了。
    奥斯曼人的战刀和多瑙河的河水的一共葬送了35000多名十字军战士，“无畏的”约翰等被俘的高级贵族在交付大笔赎金之后获得了自由，士兵则没有那么好运，为了报复十字军队穆斯林的屠杀，五分之一的人都被巴耶济德砍了头。西吉斯蒙德等人侥幸逃脱，他乘船顺流而下，出黑海来到君士坦丁堡，并从那里辗转回国。
    尼柯堡的胜利提高了巴耶济德一世在伊斯兰世界的威望，他从居住在开罗的哈里发那里得到了苏丹头衔。但奥斯曼土耳其在东方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卡拉曼埃米尔阿拉丁·阿里(Alanddin Ali)贝伊趁巴耶济德忙于欧洲事务的时候，努力收复失地，占领了安纳托利亚行省首府安卡拉(Ankara)，并向布尔萨挺进。巴耶济德迅速调集军队，在阿克萨伊平原将阿拉丁·阿里击败(1397年)，并处死了他。苏丹决心一劳永逸的消灭卡拉曼和其他土库曼国家，把帝国版图向东扩展。这无形中给了“跛子”帖木儿进军安纳托利亚的借口。
    1400年春，帖木儿恢复了他在阿塞拜疆和东伊拉克的统治。正值此时，巴耶济德夺取了埃尔津詹(Erzincan)和凯马赫(Kemah)，这两地都曾接受过帖木儿的宗主权，因此冲突已不可避免。8月27日帖木儿攻占锡瓦斯(Sivas)和埃尔津詹，接着为了巩固地位，他向南挺进到马穆鲁克叙利亚，至10月已占领马拉蒂亚、阿伊塔普(Ayntap)和阿勒颇，12月占领大马士革。巴耶济德趁帖木儿南下之际，班师回到安纳托利亚东部，重新夺回了锡瓦斯和埃尔津詹，希望在决战之前积累战略性优势。1402年春，帖木儿又在格鲁吉亚召集了一支庞大的新军，当年6月，帖木儿从埃尔祖鲁姆(Erzurum)和凯马赫进入安纳托利亚，经开塞利(Kayseri)向安卡拉进发。帖木儿一面攻城略地，一面将这些土地归还给原来的土库曼贝伊，以此赢得了大部分土库曼部落的支持。虽然奥斯曼军队以逸待劳，但帖木儿抢占了水草丰美的北部路线，迫使巴耶济德只能从贫瘠的南方寻找水源和补给，因此奥斯曼土耳其的战略优势已不复存在。
    1402年7月27日，决定性的战役终于打响了。此战帖木儿军一共投入了14万兵力，主要以骑射手为主。奥斯曼土耳其总人数约85000人，有三分之一的步兵，两省的西帕希骑兵，鞑靼和土库曼轻骑兵和斯蒂芬提供的塞尔维亚重骑兵。巴耶济德原本意图再次用防御战击败对手，但帖木尔的军队从南面迂回，包围了安卡拉城，奥斯曼土耳其军只得放弃城东山区的预设阵地，在安卡拉北面齐布克(Cubuk)平原的迎击帖木儿。巴耶济德把部队沿基孜查科伊河(kizilcakoy)展开，背靠着几座低矮的小山，东临齐布克河。阿扎普步兵和耶尼色里构成中军，鲁梅利和安纳托利亚西帕希构成左右两翼，鞑靼人、土库曼人和塞尔维亚人分别在左右两翼的后方。
    帖木尔军率先对左翼鲁梅利的西帕希发动了第一波攻势，西帕希们一面巩固阵地，一面向苏丹求援。右翼第二线的塞尔维亚骑兵很快赶来驰援。一阵激战之后帖木儿军被打散了，塞尔维亚骑兵大为振奋，他们自发的追击残敌，不料此时鞑靼人的轻骑兵突然倒戈，向重新集结起来的左翼发动侧面冲击，西帕希们开始动摇。虽然近卫骑兵组成的预备队及时从后方赶来，打散了鞑靼人，但左翼阵线已经支离破碎。接着，土库曼骑兵也倒向了帖木儿，帖木儿军趁机大举进攻。顽强的耶尼色里和阿扎布步兵还在两翼稳固防线，勇猛的塞尔维亚骑兵也在斯蒂芬的率领下杀出了重围。此时巴耶济德明白大势已去，他命令一部分近卫骑兵保护着他的继承人先行撤退，苏丹亲率残余部队撤退到阵后的小山上坚守，为撤退争取时间。铁木尔大军包围了小山，但几次进攻都被击退了。战斗一共持续了14个小时，夜幕降临之后，巴耶济德率领300近卫骑兵从东面成功的突围而出，但在逃亡中，苏丹的马不幸失蹄摔倒，巴耶济德最终被俘。
    安卡拉战役之后，帖木儿在安纳托利亚逗留了八个月，他满足于恢复各土库曼埃米尔国的原有状态，没有进一步灭亡奥斯曼土耳其。1403年3月，帖木儿返回东方，去酝酿他的新一轮的远征，这次的目标大概是中国。但还未及成行，这位征服者就在1405年2月18日病死。阶下囚巴耶济德一世已经于1403年3月9日在阿克谢希尔去世，他的死标志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早期时代的结束。安纳托利亚重新回到了他征服前的局面，更严重的是，巴耶济德的几个儿子相互争权夺利，，把奥斯曼土耳其带入了长达十余年混乱状态的大空位时代。

    摩尔达维亚，1484
    经过穆罕默德一世穆拉德二世两代人的重建和再征服，奥斯曼帝国又再次崛起，将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的大部分土地重新统一于新月旗之下。在巴耶济德去世正好半个世纪之后的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顺理成章的拿下了孤悬已久的君士坦丁堡，千年帝国的灭亡使欧洲失去了最后的屏障。穆罕默德二世继任者巴耶济德二世的统治时期是帝国恢复大规模军事征讨前的准备期，国土急剧扩张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消化和调整。当然，奥斯曼帝国并不稳固的统治需要苏丹继续不断的以武力让帝国的敌人们牢记它的威力，但这些行动范围极其有限，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大规模运转还需等到下一个世代。
    巴耶济德二世选择瓦拉几亚作为他最先进攻的地区并不是偶然的。1465年，摩尔达维亚在其精明强干的统治者斯特凡大公的领导下,摆脱了土耳其的宗主权，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依靠这支军队，斯特凡大公夺取了多瑙河入海口的基里亚要塞，以及德涅斯特河(Dniester)港口别尔哥罗德-德涅斯特罗夫斯基，控制了黑海到波罗的海的重要贸易通道，由此与奥斯曼帝国为争夺瓦拉几亚展开了长期的战争。就是在这个地区，穆罕默德二世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多次进攻均被斯特凡击败，导致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土和附庸克里米亚汗国无法连成一片。1481年，斯特凡又趁巴耶济德二世刚刚即位，地位未稳，强占瓦拉几亚，接着渡过多瑙河进攻保加利亚，对苏丹在欧洲附属中的权力和威望构成了很大威胁。
    基里亚和别尔哥罗德-德涅斯特罗夫斯基都是筑有石城墙、高塔和护城河的边境要塞，各由一名沃尼克(Vornic)长官和两名帕卡拉布(Parcalab,均是摩尔达维亚地方官职)军官负责防御。要夺回瓦拉几亚，势必将这些要塞收复。1484年5月上旬，巴耶济德二世集结的60000大军，包括耶尼色里、轻型炮兵和投石机，从埃迪尔内出发。苏丹同时召集瓦拉几亚诸侯的军队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一同发起行动。6月26日大军已渡过多瑙河，与一支100多艘帆桨战舰和平底运输船组成的舰队会合。这支舰队携带着攻城的重型火炮和军火补给顺多瑙河而上，为部队提供支援。从7月5日围城开始，到14日基里亚要塞投降，战斗持续不到十天。
    7月19日，奥斯曼大军再度出征，去进攻阿克曼(Akkerman,即别尔哥罗德-德涅斯特罗夫斯基)，他们行军四天后与前来支援的大队克里米亚鞑靼骑兵会师，当日，攻城的战斗便打响了。奥斯曼军队进行了15天的炮击，工兵在此期间也挖掘了数条地道。8月5日，步兵开始进攻，战斗十分激烈，双方互有进退。7日的战斗中，别尔哥罗德的两位帕卡拉布不幸被攻城炮火击中，双双牺牲。眼见毫无取胜希望，居民们两天后派出一支代表团和巴耶济德谈判，体面地将城市交给了苏丹。由此，奥斯曼土耳其取得了对黑海西部海岸的统治权，同时又掌握了德涅斯特河和多瑙河河口地区，这一地区的贸易权和丰富的物产全部落入土耳其人手中。
    苏丹和克里米亚同盟没有进一步侵略，而是满载而归。斯特凡大公此后多次尝试夺回堡垒和商栈，但都未能如愿。1501年巴耶济德二世和波兰、匈牙利签署了一系列条约，条约中，土耳其人在这一地区的扩张终于被承认。与波兰、匈牙利同床异梦的斯特凡大公也宣布承认苏丹的宗主权，确立了摩尔达维亚的瓦拉几亚的藩属地位。
    晚年的巴耶济德二世在诸子争位的悲惨境遇中度过。暴躁而好战的谢利姆王子凭借着耶尼色里军团、鞑靼人和欧洲边界贝伊们的支持杀死了他的兄弟，逼迫老苏丹让位。爱好团结、和平和仁慈的巴耶济德离开伊斯坦布尔一个月后就神秘的死去(1512年5月26日)，谢利姆一世则要恢复穆罕默德二世积极扩张政策，完成世界帝国的目标。在欧洲，奥斯曼土耳其已经快要遭遇到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王朝；东方，新近崛起的什叶派萨法维人在沙易司马仪(Sah Ismail,Sah为波斯语“君王”)的领导下已统一了伊朗；在南方，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人因畏惧奥斯曼土耳其也已与波斯缔结同盟。对手已不再是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的小王公，而是疆域辽阔的强国，巴耶济德二世的保守政策已不再适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需要“恐怖的”谢利姆一世。

    征服马穆鲁克，1516-17
    1516年春天，奥斯曼军队穿越安纳托利亚地区，开始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开罗的马穆鲁克人对这支军队的行军方向感到疑惑：他们是再一次进入阿塞拜疆攻打波斯萨法维王朝还是进入叙利亚威胁埃及？无论谢利姆一世兵锋所指何处，打击的都将是自己或自己的盟友，基于这一点，埃及苏丹甘萨伍赫·高里(Qansawh al-Gawri)不顾谢利姆一世的抗议和马穆鲁克高级将领们的反对，进军阿勒颇，决定干涉这次行动。
    谢利姆原意图进兵库尔德斯坦攻击伊朗，因为他认为萨法维人是更危险的敌人。但甘萨伍赫·高里已经开始了战争动员，从5月9日起，马穆鲁克的分遣队每天都在开进叙利亚，苏丹率主力部队于5月24日从开罗开拔，6月5日抵达加沙，两周后至大马士革，7月10日抵达阿勒颇。与此同时，谢利姆于6月5日从伊斯坦布尔渡过海峡，经由屈塔西亚(Kutahia,6月20日)，阿菲翁卡拉希萨尔(Afyon-Karahisar)和阿克谢希尔进军到科尼亚(Konya,7月1日)和开塞利(Kayseri)，于7月23日与大维齐锡南帕夏会合。这时甘萨伍赫·高里的大使前来，警告谢利姆不要继续反对波斯，并提出领土要求。谢利姆简短回答道，如果开罗方面坚持这些要求，那么他除了入侵叙利亚别无选择。7月28日，谢利姆进入马拉提亚平原，驻留数日等待援军会合。8月4日，他和大臣们商量决定放弃进攻波斯，立即挥师叙利亚。8月24日，两军在阿勒颇附近的达比克草原(Marj Dabik)决战。
    奥斯曼军队投入兵力不详，但他们的战斗序列有清楚地记载：正中央是谢利姆、锡南帕夏和耶尼色里军团；右翼是安纳托利亚西帕希，紧接着来自土库曼部落的轻骑兵；左翼是鲁梅利西帕希，再左是库尔德部落骑兵。与奥斯曼人相对阵，甘萨伍赫·高里约有60000人，其中12000-15000名是马穆鲁克人，其余是埃及和叙利亚分遣队，由贝都因人、土库曼人和库尔德人的骑兵组成，苏丹本人在中央，阿勒颇的部队居右，大马士革部队居左。甘萨伍赫·高里怀着长期倾轧形成的派系偏见，为保存嫡系马穆鲁克军队的实力，命令他前任的部下进行第一次冲锋。这些老战士约2000人，由阿勒颇和大马士革骑兵殿后，把奥斯曼军左右两端的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赶了回去，只是大炮和耶尼色里的火力给他们很大杀伤。这时如果马穆鲁克人坚决前进还有取胜的可能，但在此关键时刻甘萨伍赫·高里的部队仍然按兵不动。奥斯曼人开始对马穆鲁克中央阵地发起猛攻，素来怀有二心并与谢利姆暗通款曲的阿勒颇总督趁机大肆散布甘萨伍赫已被杀死的谣言。马穆鲁克人立即发生动摇，经短暂抵抗后溃逃。甘萨伍赫·高里在混乱中死去。
    叙利亚未作进一步抵抗，就向奥斯曼人投降。谢利姆还不确定是否该将战争进行下去，他已占有叙利亚，不用再担心埃及和伊朗的联合。但12月末，开罗传来了谢利姆派去媾和的大使被马穆鲁克的新苏丹突曼贝伊(Tuman Bey)杀害的噩耗，终于使他打定主意必须征服埃及。1517年1月3日，留下叙利亚卫戍部队之后，谢利姆和锡南帕夏再次在加沙会师，6天后开始穿越沙漠的进军。虽然有突曼贝伊的煽动，阿拉伯部落一再进行骚扰，奥斯曼军队还是只用五天(1月11-16日)就把所有辎重和火炮运过西奈半岛，效率之高令人惊诧。1月17日奥斯曼人踏上了埃及的土地。
    接连的失败使马穆鲁克人认识到自己战争方式已不能克敌制胜，他们开始尝试学习奥斯曼人的火炮技术。突曼贝伊上台伊始便致力于建立一支新军队。他下令制造了100辆运载枪炮的牛车，训练了一支骑骆驼作战的火枪部队，并且在埃及各大城市的军工厂铸造大炮。面对谢利姆的大军，马穆鲁克人计划以一场防御战取得胜利，突曼贝伊在里达尼亚(Raydaniyah)附近构筑了一个石造炮台，配备了他所能集中的全部大炮，周围挖掘了壕沟，载有火枪手的大车布置在壕沟之后。假如奥斯曼军按以往的战术，用野战炮将敌人轰出阵地，那么他们就会先被突曼用工事掩护起来的重炮所摧毁。
    1月23日马穆鲁克军从里达尼亚出发，进入了他们的阵地，等待谢利姆自投罗网，但一个马穆鲁克埃米尔的背叛让突曼的计划化为泡影。得知里达尼亚炮台的情报之后，谢利姆率军绕道里达尼亚之后的红山(Jabal al Ahmar)发起攻击。后方遇袭，侧翼也被包抄的突曼贝伊只得再次以传统战术一决胜负，马穆鲁克骑兵用长矛、剑和标枪前赴后继的对奥斯曼人发起冲锋，在耶尼色里强劲的火力下，他们损失惨重。虽然如此，马穆鲁克人孤注一掷的突击也给奥斯曼军队造成很大损失，大维齐锡南帕夏阵亡了，甚至谢利姆本人都差点被突曼所杀，苏丹的一个高级幕僚被后者当成苏丹而做了替死鬼。
    这场艰苦的胜利之后，接着在开罗又进行了四天(1月27-30日)顽强的巷战，才粉碎了马穆鲁克人的抵抗。突曼贝伊的失败已不可避免，他带着很少一部分残部逃走。得到一些阿拉伯部落的支援后，他继续以游击战的方式袭扰奥斯曼人，直到最后于1517年3月在尼罗河畔再次被击败为止。不久之后他落到奥斯曼人手中并被处决。
征服叙利亚和埃及极大的提高了奥斯曼土耳其的威望，居住在开罗的哈里法穆塔瓦基勒(al-Mutawakkil)带着2000名埃及工匠、艺术家和宗教领袖跟随奥斯曼舰队返回伊斯坦布尔，标志着伊斯兰古老中心的领袖开始被吸纳到奥斯曼体制当中；奥斯曼的苏丹第一次得到了“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仆人和保护者”的荣誉，并可以使用哈里法的名号：如今的奥斯曼土耳其是当之无愧的伊斯兰世界的领袖。

    达达尼尔海峡，1657
    威尼斯战争是奥斯曼帝国自勒班托海战失败以后，与威尼斯争夺东地中海霸权的又一次尝试。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帝国宫廷的腐朽和无能暴露无遗。1644年9月，苏丹易卜拉欣发动400多艘战舰和10万士兵去征服克里特岛。在初期的胜利之后，宫廷却因为对战利品不满而大肆诛杀军队统帅，无能之辈借机窃据高位，使战争演变成一场漫长而虚弱的军事行动。威尼斯此时已经从新航路开辟后的经济萧条中走了出来，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给了它重新在黎凡特扩张贸易的机会。此外，教廷和马耳他骑士团对威尼斯舰队给予大力援助，因此它不仅有能力维持对克里特岛的控制，和土耳其人相持下去，还劫掠了亚得里亚海的奥斯曼海岸，并于1648年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使伊斯坦布尔陷入恐慌并导致易卜拉欣苏丹的垮台。
    穆罕默德四世即位时仅有6岁，不可避免的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和傀儡。土耳其政府此后近十年时间都处在混乱无序的状态中，政治阴谋层出不穷，大维齐如走马灯似的起起落落。威尼斯对海峡的封锁仍在继续，1650年的冬天，一支奥斯曼舰队试图绕过封锁，为克里特岛的远征军运送补给时，在纳克索斯岛(Naxos)附近被歼灭；1656年6月，一支新的基督教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重创奥斯曼舰队，在仅付出5艘战舰的代价下缴获了1000多门土耳其的大炮。由于担心威尼斯军舰会顺着马尔马拉海驶进来，伊斯坦布尔居民一片惊慌，食品奇缺，物价飞涨。在危机之中，苏丹任命了一位新的改革家穆罕默德·科普鲁卢(Mehmet Koprulu)为大维齐，从而开始了奥斯曼土耳其近半个世纪的复兴阶段——科普鲁卢时代。
    在伊斯坦布尔确立起权威之后，穆罕默德·科普鲁卢帕夏就打算结束与威尼斯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彻底占领克里特岛以打破达达尼尔海峡的封锁。1657年6月，以威尼斯为首的联合舰队已经再次驶入马尔马拉海，伊斯坦布尔遭到了35艘大帆船，7艘中型帆桨船和33艘帆桨战舰的攻击。与此同时，土耳其人集结起18艘战舰，10艘大型纵帆运输舰，30艘帆桨战舰和大量小艇，正计划夺取博兹加阿达岛(Bozca Ada)。多年以来，威尼斯、教皇和马耳他骑士团的联合舰队一直使用威尼斯控制的利姆诺斯岛(Limnos)和博兹加阿达岛作为基地，封锁海峡。因此奥斯曼海军要打破封锁，势必首先夺取这两座岛屿。
    7月8日，联合舰队的淡水已快要见底，于是他们分出舰队中的大部分帆桨战舰转向伊姆洛斯岛(Imros)。土耳其人发现敌人分兵，决定抓住时机，各个击破。17日清晨战斗打响了，此时联合舰队只有20艘战舰，7艘中型帆桨船和4艘帆桨战舰正在封锁海峡，局势对奥斯曼海军似乎很有利。但不料去伊姆洛斯岛补给的帆桨战舰很快返回参战了，岛上的土耳其卫戍部队轻易就被驱散，没有拖住它们。奥斯曼舰队几乎又一次被击溃了。科普鲁卢帕夏非常愤怒，他当场下令处决了舰队司令和其他重要官员，重新组织攻势。这一次，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借助岸上的炮火，土耳其人把联合舰队赶到海峡中央，挤在了一起。最后，土耳其舰队旗舰上的火药库意外爆炸，击中并引燃了附近众多威尼斯舰船，联合舰队不得不撤退，结束了封锁。
    达达尼尔海峡战斗的烟尘刚一落定，联合舰队的下锚地博兹加阿达岛又开始混战。在科普鲁卢帕夏的计划中，登陆作战应该与达达尼尔海战同时进行。但当海军运载着登陆部队驶向莱斯沃斯岛(Lesvos)的时候，他们发现去伊姆洛斯岛补给的威尼斯帆桨战舰正在回程途中。处于对正在激战的同伴的担心，一些土耳其帆桨战舰也返回海峡，去参加海战，以至于拖延了登陆作战。不过，此时的基督教舰队已经丧尽锐气，看到土耳其人再次振作，他们大感意外。23日，教廷和马耳他骑士的部队已经撤离战场，启航回家。威尼斯人还在继续坚守，并试图控制海峡，但他们的兵力已经不足以招架。8月24日夜，集结在莱斯沃斯的土耳其海军终于在博兹加阿达岛西侧抢滩登陆，近3000人的部队将威尼斯守军包围。一星期之后，威尼斯人投降。士气大振的土耳其人很快又拿下了利姆诺斯岛，这就确保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开放，并进一步加强了大维齐的政治声望和权威。
    1661年，已经85岁高龄的穆罕默德·科普鲁卢退休，法西尔·艾哈迈德(Fazil Ahmet)接替其父成为大维齐。他的第一仗针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战争以合约结束：奥地利放弃边境劫掠，再次承认奥斯曼土耳其对匈牙利北部和特兰西瓦尼亚的主权，并进一步向苏丹缴纳金钱作礼物。这表明，在穆罕默德·科普鲁卢家族的领导下，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恢复起来。1669年，法西尔·艾哈迈德帕夏又亲率大军，围攻克里特岛。虽然战前威尼斯守军从法国、教廷和马耳他获得了大量人员和补给的援助，但奥斯曼帝国舰队已经有能力全面封锁，以军事和经济双重手段打击威尼斯。8月末，克里特首府干地亚(Candia)的威尼斯军队和欧洲援军发生分歧导致后者撤离，威尼斯最终被迫同意和奥斯曼土耳其缔结和约，完全撤出了克里特岛。

    维也纳，1683
    科普鲁卢家族的第三位大维齐是1676年上台的卡拉·穆斯塔法，他继续其兄的扩张事业，与波兰和俄罗斯连年激战，并再一次把奥斯曼人领到了维也纳的大门口。
当时的匈牙利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反哈布斯堡、反天主教和反贵族的情绪，民族主义者们希望摆脱奥地利的统治，建立独立的匈牙利王国。为此他们向奥斯曼帝国求助，作为回报，他们许诺接受苏丹的宗主地位。这一努力得到了法国的支持，路易十四很愿意看到他的敌人奥地利后院起火，分散哈布斯堡王朝的注意力。1682年夏，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前锋轻易的征服了奥地利控制的上匈牙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主力尚在西面抗击法国人，因此不敢与土耳其进行大规模战争。卡拉·穆斯塔法帕夏原想就此止步，见好就收，但法国代表处于自身利益，极力怂恿他夺取维也纳。大维齐最终被说服了，他相信，完成历任伟大的苏丹过去都没有实现的夙愿的时机已经到来。
    当奥斯曼大军在埃迪尔内集结时，整个欧洲都被重新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震惊了。教宗英诺森十一世竭力号召对异教徒进行新的十字军战争，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四处求援，甚至寻求伊朗的帮助。虽然法国的反对部分抵消了这些努力，但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波兰和德意志诸侯为哈布斯堡王朝提供的大量人员和金钱。1683年6月下旬，奥斯曼军队开始向维也纳进军，7月他们包围了这座“欧洲的心脏”。
    维也纳的城墙经过多次加固和现代化改造，是欧洲最坚固的要塞。土军选择了狮子棱堡(Lion Bastion)和城堡棱堡(Castle Bastion)之间的城墙作为主攻方向，要攻破它，首先要突破这里的城堡V形棱堡(Castle Ravelin)和护城河边的反向内斜坡。6月14-15日夜，土军开始沿三个方向向V形棱堡掘进，他们一边推进，一边在战壕上覆盖木板和泥土，防范要塞的防御火力。这是进攻沃邦式要塞的标准方法，掘进战壕之间还要用一系列平行战壕联系起来，并且每隔一段距离，就要挖掘一个开阔坑道架设火炮，或集中攻城突击人员。15日清晨，堑壕系统已经完成，土军开始了炮击。但是他们低估了要塞的坚固程度，仅凭他们的17门中型长炮和95门轻炮根本无法撼动维也纳的城墙。密集的迫击炮火力虽然压得守军抬不起头，但于摧毁要塞也无能为力，步兵的几次突击也无功而返。土军只得继续将战壕向前推近，并将挖出的土在地面上堆成掩护工事，尽可能接近维也纳外层防御。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便进入了拉锯战阶段，土耳其工兵、步兵和守军之间开始相互周旋。22日，工兵在堑壕的掩护下开始挖掘地道，想掘进到V形棱堡的突出部和两座棱堡下方加以摧毁。起初工程进行得不太顺利，没有对棱堡造成多大破坏，随后的进攻也被击退。但奥军的反地道战更为不力，粗心大意的奥军工兵在地下想没有方向感的鼹鼠一样乱挖，不但没有找到土军的地道，反而弄塌了自己的一些防御工事。此时，土军地面上的土木工事已经构建完毕，这座工事堆得很高，足以俯瞰奥军的V形棱堡。
    在漫长的相持中，土耳其军队的作战变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清晨是一阵猛烈的炮击，工兵作业一般在下午进行，而步兵的突袭都发生在夜晚。一次次的爆破和工兵作业终于逐渐蚕食了维也纳的防御工事，8月9日土军前进至护城河，12日，一次巨大的地雷爆炸所产生的碎石土块形成了一条登上V形棱堡的堤道，土军已经部分控制了它。土耳其人这种以30-100人的突击小队展开夜袭，夺取有限目标，步步为营的战术颇为奏效。9月2日，奥军被迫放弃外围V形棱堡，退守第二道防线。土军立即抢占了外围，并在当天就把坑道进一步挖掘到了城堡棱堡下方。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土军的进展很顺利，城堡棱堡左侧的城墙已被炸塌，狮子棱堡及周围城墙的损害更为严重。这意味着维也纳的防御已经不可能再支撑太久，维也纳被攻陷已经是个时间问题了。
    但胜利女神最终选择了维也纳，9月12日，土耳其工兵仍然在不断的工作，棱堡和侧墙已岌岌可危。但维也纳城外，波兰国王约翰·索别斯基(John Sobieski)率领的大批援军已经赶到，基督教军队合并一处，击败了卡拉·穆斯塔法帕夏的军队，土耳其人不得不仓皇撤退。在溃退中，土军丢弃了所有装备和物资，一路逃到格兰(Gran,11月1日)，在这里他们试图站稳脚跟，但再次被约翰·索别斯基和利奥波德一世的大军击败。奥斯曼人的领土防御就这样被摧毁了。
    卡拉·穆斯塔法帕夏试图再次集结军队来阻止敌人，但他在宫廷中的反对派说服了苏丹，让他对维也纳城下的失败及随后的大溃退负完全的责任。这样，他被撤职并在贝尔格莱德被处死(1683年12月15日)。奥斯曼帝国攻占维也纳的失败和卡拉·穆斯塔法的死标志着奥斯曼土耳其领土扩张的真正终点，其军队也随即崩溃了，这使奥斯曼与欧洲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欧洲开始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已变得非常脆弱，于是开始了反攻策略。持续近一个半世纪的战争让奥斯曼帝国丢失了大部分领土。尽管传统改革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一直在进行，但衰败以无可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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