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达电商 体验者财经:隐士与浪子——漫谈中国古代两种非典型人格

 隐士与浪子——漫谈中国古代两种非典型人格 1、
　　
　　先来掉个书袋，看看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一段小故事：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
　　
　　其中的谢公便是东晋谢安，出仕之前是个有名的隐士。这里郝隆其实乘机涮了他一通，等于说：想当初你做隐士，那叫一个志向高远，矫矫不群，结果现在还不是出来当官了，象根草似的被上司捏着，要长就长，要短就短？这是拿中药的名字作比喻，指桑骂槐了。
　　
　　谢安后来做到尚书仆射，领中书省，那是宰相级的大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为政多谋，风姿超逸，实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名臣。然而这位名臣在听到旁人笑话的时候，竟然是“甚有愧色”，在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难道在他的眼里，宰相的位置、三公的爵禄竟比不上东山的丘壑、隐士的名衔么？
　　
　　答案是肯定的。在古人看来，隐是一种“志”，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能夺志。隐士的隐，是操守，也象征着人格，而人格是无价的。
　　
　　——人格是无价的。当我写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毛发悚然的感觉。在这一点上，古人之迂令我们大惑不解，不清楚这是否是进化加速的结果。人在旅途中，轻装方可快步走，有许多太过沉重，而不能带来实际利益的东西，往往被弃如敝屣。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气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以丢弃旧的道德标准来成就己身的“富贵荣显，身泰名遂”，或许是一条捷径。然而在隐士们却不发一言，只淡然一笑，摘下一朵初绽的菊花，继续他们落魄江湖载酒行的生涯。
　　
　　这才是隐的真意，隐士，是不愿舍弃己身的宗旨、道德的操守以谋取荣显的人，是抱定一颗初心，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最早的隐士伯夷、叔齐，这两个商朝的贵族在扣马而谏不成之后，选择了一条归隐的道路，最终因耻食周黍饿死在首阳山下。当个体的力量不足以拯救一个覆亡的帝国的时候，也许只有以身相殉，才能保持一个隐士人格的完整。在他们面前，隐士这个词拂去了斜枕烟霞，啸傲山林的令人神往的面纱，现出了真实面目——这是一种严肃而决绝的道德选择，一旦你选择了，便不能更改。
　　
　　所以谢安因此而愧，也正是这一愧，谢安才不愧为谢安。若他闻言大怒，或因得官而沾沾自喜，便不值一提了。
　　
　　2、
　　
　　有了这些原因，隐士便成为士大夫们推崇的人，它象征着个人修养的终极目标，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能做隐士的，大多不一般，如谢安，旧时王谢堂前燕，正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古老贵族谢家的人物。首先是“士”这个字，在辞海中它被解释为可以委事的贵族阶层，更明白地说，便是当官的材料，只要看“出仕”的“仕”乃是士人二字合成，便可明白了，至今象棋中，士仍紧列于将帅之侧，属于最亲近的可以委事之人了。士而终于隐，是一种另类，也是一种非典型的人格，然而本质上，他们仍属于士这个阶层，简而言之，是精神与物质双重的贵族。对他们行为的崇拜与效仿在当时而言是极为普遍的，他们代表了士族精英文化。明白了这些，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魏晋人物如此崇尚谈玄与归隐。也就在这个时候，隐士逐渐变成了一种姿态，比如说在世说新语里多次出现某某吊丧，弹琴作歌，除了人名的变化外，情节基本都是雷同的。倘若不是杜撰，至少说明了一点，这些超逸尘俗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作秀或点缀。再如，若看不起某人，必与其断绝往来，连带和他相关的东西，也不得进门，若用佛家的观点来看，那是着相了，与真隐士的旷达非但不是一路，且背道而驰。
　　
　　当我们嘲笑晋人近乎矫情的隐逸时，不能忽略这样一些事实：比如说，广陵散。嵇康是个不成功的隐者，他终没能在政治的漩涡中独善其身；然而也是真正的隐者，在广陵散奏响的时候，他的灵魂已然超越了这个尘世。在嵇康的诗作里多次出现“网罗”一词，也许可以窥见隐士的另一面——那些嗜酒佯狂、死便埋我的举动；那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姿态，不过是避祸的手段。这时的隐士，骨子里或还保留着首阳山下的孤愤，然而面上却已圆柔得多。
　　
　　嵇康的故事验证了我的一个想法：真正意义上的隐者，如郝隆所言有“远志”的人是不容于世的。道理很简单，倘不能为世所用，更直接地说，是为皇帝所用，则其志愈远，其祸愈深。曹操杀祢衡，司马昭杀嵇康，无不基于这种逻辑。志高足以启疑，品高足以招妒，才高足以祸己，名高足以遗谤——最终的结局，便是真隐者越来越少，而幻化成两类：
　　
　　一类我称之为闲隐。几亩闲田，几贯闲钱，携姬游山水，口不言政事，象毕卓所说的：“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这样的态度在晋朝被普遍采用，比如阮籍，这个大隐隐于朝的竹林贤者，有“口不臧否人物”的绝活。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便当官，也要当得不似官，不理政事，也免了祸事。另一类或可称作巧隐，是以隐谋利，以隐求名的。世人不都是重隐吗？那便投其所好，故作高深，伪装超妙。于是便有了所谓的隐士在听到朝廷征召出仕的消息之后，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失常态的事情。这里有一篇妙文，是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形容一位巧隐周颙在得到自己当了海盐县令的消息的时候：“鹤书赴陇，形驰魄散，志变神动。而乃眉轩席次，袂耸筵上，焚芰制而裂鹤衣，抗尘容而走俗状。”如同小品，活画出了这类巧隐的嘴脸。
　　
　　3、
　　
　　于是“隐”成了求官的工具。看似高洁的处士，往往周旋于宫廷与官场之间。唐朝有两位号称山水田园诗人的，一个是王维，一个是孟浩然。看他们的诗歌，隐士的味道都很浓重了，事实却并非如此。王维仕途比较顺利，孟浩然则坎坷得多。他曾将自己的诗托人呈献给唐玄宗，希冀得到赏识，却不料所献之诗中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句子，由此令玄宗不悦：不才明主弃，可你自然是认为自己有才，才会献诗求进；那么我之前没有重用你，便说明我是个昏君了？于是斥逐不予录用。
　　
　　这纯粹是马屁拍到了马腿上，然而牢骚太过明显，也是咎由自取。想到这个曾经写出“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样清闲浅淡，如“泉流石上，风来松下”之句的人物，在长安城喧嚣的车马队里、绮罗丛中辗转奔走于朱门画阁之间，不禁令人心生感叹。盛代无隐者，王维此语，或可做一个最好的注脚。
　　
　　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隐士是否就是乱世的产物？或更进一步，究竟应不应当为了保持自身的高洁抛弃对社会的责任？这个问题，是关于隐士的评论之中最难解的一个结。
　　
　　之前我曾经说过，最早的隐士是伯夷、叔齐，事实上在他们之前还有两个十分著名的人物：许由、巢父。尧要禅位于许由，他便逃入深山，且至河边洗耳，嫌禅位之语污了自己的耳朵。恰巧牧羊人巢父经过，问他为何洗耳，许由便告知，巢父立即将羊赶往上游，说到既然水脏了，就不能再让羊喝了。太白诗中有举觞酹巢由，洗耳何独清之句，便是言此二人。这个故事近乎寓言，至于可信度则要打个很大的折扣。三皇五帝时代往往被后世假想成一个理想中的国度，许多故事也依托而生，如巢由，便脱不了这个嫌疑。撇开这一层，假设是真的，隐士们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佛法中的“小乘”教派，如杨子所言，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然而很难对此做出道德上的评判。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缨。这里隐含着一种思想：水清也罢，水浊也罢，是“我”不能操控的。“我”所能掌握的，只有内心中这一个不变的我。这想法迹近悲观，但却是真实的一部分。上下五千年，有多少太平盛世？便是在国力最为强盛的唐、疆域最为广阔的元，其政治上的黑暗、官场上的诡谲，也足以编出无数的秘史。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是以个性的泯灭、小我的牺牲来换取整体的统一、政治的稳固，小到家庭宗族，大到国家社稷，“以人为本”这样的观念从来就没有真正在中国找到它应有的地位，个体的力量在群体宗法观念的压制下渐趋于无。前些年去西安看兵马俑，站在俑坑前，那沉默的、整齐排列着的兵俑扑入眼帘，在那一刻竟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正如我面对史书时看到的那些名字，如同凝固于陶土之内，只有外在的形式，看不到鲜活的、独特的人格。
　　
　　也许在隐士看来，归隐是保持灵魂中真我完整的唯一方式。
4、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对自由的向往
　　天马行空的生涯　你的心了无牵挂
　　穿过幽暗的岁月　也曾感到彷徨
　　当你低头的瞬间　才发觉脚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清澈高远
　　盛开着永不凋零　蓝莲花
　　
　　当我写下许由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听着许巍这首歌，所想到的，是许由之后三千年，英国诗人拜伦的诗句：“我不愿用我自由的思想，来交换国王的权杖。”此刻重温，突然有一种感动。当身外的一切纷纷扰扰，理想中的美丽土崩瓦解，要用什么样的代价，才能够保留心中清澈高远的自由的世界？谁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谁又能够付出这样的代价？这也许是中国文人长期以来的困惑。
　　
　　在这样的情况下，另一种相对轻松的人格应运而生，它不属于士大夫阶层，因此也少了一些对己身责任与所扮演社会角色的沉重拷问。从本质上，它是市井文化的一种，流连于花街柳巷，在放浪形骸之中追求自己有限度的自由，这便是浪子。与隐士一样，浪子们也追求自身人格的完整，然而隐士是独善其身，浪子则少了这所谓善的顾忌，而把求真放在了第一位。最典型的一位要算是宋朝的柳永，他也曾想要求取功名，却被宋仁宗批示：“此人好去‘浅酌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从此便自号“奉旨填词”，其旷达幽默的才子气可见一斑，以至当时“有井水处，辄歌柳词”，一有新词，全国传唱，竟是猫王、罗大佑那一类的人物。一生放荡，倚红偎翠，客死襄阳之后，各处仰慕他的青楼女子纷纷前来祭拜，绵延数里。
　　
　　柳永其实生于官宦世家，其父为工部侍郎，但他却背弃了他所在的这个阶层，做一个沉沦市井的浪子。在他而言，或许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毕竟这种背弃的代价是沉重的；然而在文学史上，却多了一个光彩熠熠的名字。更重要的，浪子这种独特的市井人格第一次堂而皇之地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比起隐士，他们更注重自由不羁的人格，不是以清谈或隐语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是用放荡和率性真实地袒露自己的欲望。理想是否已经死去？答案是肯定的。在隐士的身上，理想便已死亡了，所能残留的不过是它们虚幻的影子，而浪子的出现则明明白白地掘出了理想的坟墓，让活着的人睁开双眼，看他们早已朽烂的枯骨。
5、
　　
　　浪子们的出现宣告了隐士的没落。隐士是士族精英文化的副产品，隐逸思想代表着士大夫们最高理想，然而，中国历史其实彻头彻尾不曾产生过适于隐逸的土壤。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在乱世中苟全已不是容易的事情，何况潇洒地隐着？注定要在政治漩涡之中被吞噬。至于盛世，前已述及，盛代无隐者，唐太宗开科取士，见举子们鱼贯而入，大悦道：“天下英才，皆入我彀中。”然倘不入彀中，又如何？这一点三国中早有先例：不能为我所用，便杀却，免成后患。
　　
　　所以隐士是理想，却不是现实。中国历史上曾经记载过几个对政局有影响的隐士，如严子陵、陈抟、刘伯温，但事迹近于妖，往往被说成能掐会算的半仙一般的人物，感觉上美化的成分居多，而黄袍加身，靠的是权术；揭竿而起，靠的是武力。张艺谋的《英雄》前半段，其实可以看作一阙隐者的悲歌，在箭雨中从容习字一段，是全片最震撼的一笔。然而后来的天下二字实在近于儿戏。天下，不客气地说，狗屁的天下，如网友客栈蝙蝠所言，朕自取之，何干隐者事？倒是事成之后，或杯酒释兵权，或炮打功臣楼，斩草除根，一个不留——于是天下太平，这个世界——清静了。
　　
　　从此只剩下了浪子，莫谈国事，放浪形骸，在艳词里张扬自己的个性。隐士大多是有些危险的人物，但浪子便要轻松得多，水浒中有个出名的浪子燕青，文中形容道：“吹的、弹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的诸路乡谈，省的诸行百艺的市语。更且一身本事，无人比的。若赛锦标社，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头知尾。”而最耐人寻味的是在小说最后施耐庵对他的评价，只短短八个字：知进退存亡之机矣。这一句话，实际上说出了浪子现象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
　　
　　施耐庵是元人，元朝是外族的统治，在政治上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把国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种等级。汉人与南人处于最底层，要承担更为苛重的捐税、遭受更加沉重的压榨，当然，在政治上也是毫无地位的。在这种情况下，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文化遭到了空前的、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隐士被剥夺了高超的权利，浪子变成了文化的主角。文人们不再梅妻鹤子地高雅，而是更深地沉入了社会底层，与勾栏院的妓女、乞丐、江湖术士们杂处，没有了宋词的典雅蕴藉，却用更加辛辣豪放的笔触书写“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元朝的文化成就大多在散曲，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是关汉卿，这里有他的一段《一枝花 不伏老》：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趜、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徒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魂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实在太痛快了。本来想截取一部分，最后还是忍不住全贴上。这一大段自述如同高山滚石，一泻千里，淋漓尽致，倘若编成rap，由周杰伦来演唱，也足够in了。
6、
　　
　　网友啸傲红尘曾写过一篇同名贴子，在其中提到两种人格的区别。他认为，隐士是高尚、自律的；浪子则是随意、任性的。做一个君子或者一个隐士，最悲哀之处就在于他们过于在意自己品行的高洁，从而让他们无法面对黑暗去抗争。这个观点我并不同意，因为浪子也并非抗争者，如施耐庵所说，他们只是知机者。
　　
　　真正的区别其实在于，他们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精英文化与市井文化。相对而言，浪子的确比隐士有更大的社会适应性，也可以说是韧性，从而变得更加长久。当然，二者也是有相同之处的，那就是他们都是非典型、非主流的人格。传统的人物身份有四类：士、农、工、商，即所谓四民，各安其分，各尽其责，是理想的统治环境。然而隐士与浪子不属于这个范畴，他们力图在秩序之外寻求自己的天地。这种寻求在恪守礼教的中国被看作是离经叛道的，并遭到了朝廷、宗族、家庭的联手反对。红楼中的宝哥哥既斥仕途中人为“禄蠹”，又沉迷于脂粉丛，那是既想当隐士，又想当浪子了，如此犯忌，也只有“拿大棍，堵上嘴，着实打死”（贾政语）。
　　
　　其他呢？明代的东林之祸，便是朝廷对隐士的恶手，其株连残毒，触目惊心，令人不忍卒读；而传唱的旧小说或戏曲中，浪子们无一例外都发奋读书中了举，迎娶心爱的姑娘，从此走上正途。作为士族阶层的隐士，不容于朝廷；作为市民阶层的浪子，见弃于黎庶，究其根本，是他们都是另类，从而被正统思想排斥的缘故吧。乱世出隐士，隐士们往往不能苟全于乱世；盛世出浪子，浪子们又常常成为盛世中潜藏的祸胎，这样尴尬的身份注定不能长久。
　　
　　于是二者日渐式微。隐士的末流，如袁才子，写写食单，点点花魁，做些诗词，讲些清谈；浪子的末流，文如李渔，做恶少的清客，武者更堕落成拆白青皮一类。此二者已逐渐失去了原先对社会的批判意义，再也见不到“一塌糊涂的烂泥塘中的光彩”（鲁迅语）。
　　
　　也许可以结束了，但是还是想补一笔，仍然是世说新语中的，我最喜欢的一篇：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道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口酋）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