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芳龄38 后来:中国模式探究

【编者按：本文提出了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本站特作为纵深观察发布。

问题一：是不是到了给所谓“中国模式”降温的时候？

问题二：提出“中国模式”果真是西方人炒作而不是中国人自己有计划、有步骤的运作吗？难道唱盛“中国模式”是以美国为首的、“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大国俱乐部试图破坏中国稳定、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阴谋吗？

问题三：当前的经济危机果真证明“美国模式”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了吗？

问题四：党的执政理念是不是有自身矛盾的地方？比如，如何协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坚持科学发展观”、并“承认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化”？过分的强调“特色”是不是就是要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坚持科学发展观”是不是就意味着任何特色都有可能黯然失色，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学者在描述和解读“中国模式”的时候，甚至在他们为“中国模式”降温的时候都透露出一种矛盾的心态。这种心态在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刚刚发布的《中美关系简报第十六期》中的“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中美辩论面面观中表现的最为淋漓尽致。】

最近，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连发4篇文章为“中国模式”降温引起了人们的热议。（相关链接：李君如：慎提“中国模式”；施雪华：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邱耕田：当务之急是注重科学发展；赵启正：中国无意输出“模式”）

4篇文章的作者均为重量级学者，包括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全国政协外事委主任、原国新办主任赵启正，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邱耕田，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鉴于这些学者的知名度以及《学习时报》的影响力，有媒体称，此次《学习时报》对“中国模式”集中发文，体现出官方对于“中国模式”的最新看法。

从这4篇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出，四位学者并不看好“中国模式”的提法，都主张慎提“中国模式”。为什么在世界各国对“中国模式”热议和吹捧愈演愈烈的今天，这些代表官方立场的学者却对“中国模式”的提法如此谨慎？本文力图通过解读这4篇为“中国模式”降温的文章来对 “中国模式”问题进行探究。

一、四位学者是如何为“中国模式”降温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四位学者是如何为“中国模式”降温的。

李君如在题为《慎提“中国模式”》的文章中指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他赞成提“中国特色”而非“中国模式”。理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而且也不符合事实。而“中国特色”，指的是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体制机制，这其中就包含了不断探索的含义和要求。同时，鉴于国外对中国的发展呈现出许多特色就作出过度反应的行为，他主张国外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的体制特色，而不要炒作“中国模式”。

施雪华在《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文章中认为，模式是一种不同于别的模式特征而以同类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为基础的类概念。而目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或道路还不具备一种作为模式所需要的类概念的两个必要特征。将来如果有一天，一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和道路更显整体性，二是“中国模式”如被其它国家所成功模仿、形成了类概念时，再提“中国模式”可能更显科学合理。因此，他认为，从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关于中国特色发展经验和道路，简称“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比提“中国模式”更加科学、合理，也给未来“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有可能上升为“中国模式”留下余地和空间。

邱耕田在《当务之急是注重科学发展》文中指出，中国目前虽处“盛世”但是也存在着很多发展代价。如果这种发展的高代价性被“中国模式”所包括，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模式”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而这种有待成熟和完善的模式应当是不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的；如果不被包括，则又说明了所谓“中国模式”的片面性和不符合实际性。因此，他提出我们不要忙着人云亦云地谈论“中国模式”，当务之急是注重科学发展。

赵启正在《中国无意输出“模式”》一文中指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因此，他提出以“中国案例”替代“中国模式”。中国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任何打算，而且“中国案例”目前正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

二、四位学者为“中国模式”的实质降温了吗？

由以上四位学者为“中国模式”降温的表述可以看出，他们达成的一致意见可以归结为：对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炒作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不主张提有示范、样本之嫌的“中国模式”字样，而是强调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不回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目前还存在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强调这条道路目前仍处在发展探索之中，当务之急是继续发展、完善而非推销、炫耀这条道路。

事实上，这四篇文章被认为是为“中国模式”降温，其直接缘起就是国外对于“中国模式”愈演愈烈的炒作。特别是2008年中国在抗震救灾以及北京奥运会中表现出的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让西方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国际金融海啸爆发以来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更是让西方世界瞠目结舌。西方媒体也对“中国模式”大肆渲染，如法国《回声报》在展望2008年的时候，称2008年是“中国模式年”。甚至连断言资本主义文明战胜社会主义文明，鼓吹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的理论。面对西方国家的对中国的赞美，国人顿时扬眉吐气，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油然而生。而四位学者在这个背景下撰文为“中国模式”降温，主张警惕西方过度宣扬“中国模式”，是在告诫国人在西方的夸耀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让国人理性看待“中国模式”。

其实，西方鼓吹“中国模式”固然包括一些善意的赞美，但是也不排除有些国家的恶意用心。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首先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提出来的，是“中国威胁论”的另一种翻版，是遏制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一种阴谋。再如李君如指出的，我已经听到一种声音，说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威胁，最大的威胁不是贸易问题、汇率问题、军事透明度问题等等，而是中国的发展模式。

四位学者的通篇文章在为“中国模式”降温的同时，更多的是在强调如何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李君如主张用“中国特色”的提法取代“中国模式”，并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含义与特点进行了详细阐发。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从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行进，按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去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大发展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他也详细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全面发展的道路，是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中的道路。

施雪华指出，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目前提“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更加科学合理。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性，反对从模式化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强调，中国社会现代化至今成功的经验或特色在哪里？就是不像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放弃共产党的权威领导，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权威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既与西方国家不同，也与冷战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思路有所不同。它契合了中国社会现代化所需要的第一条件：政治权威提供政治稳定或曰政治秩序，而政治稳定或曰政治秩序正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政治前提。

邱耕田指出，尽管在西方学者热议甚至炒作“中国模式”面前我们似乎真正找回了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感，但是也不可以因此沾沾自喜而自我膨胀。他在指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重大发展成就的同时，着重强调了我们还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因此他指出，对于当今的中国而言，科学发展才是第一位的甚至是急迫的，其余的只能是没有意义的“空谈”甚至是怀有一种“狼来了”的心态的“炒作”，告诫我们不要忙于谈论“中国模式”，应将关注点放在科学发展上。

赵启正指出，中国并无输出自己的模式之意。他认为输出“中国模式”违反了中国坚持的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制定政策的原则。因为不只中国，任何发展中国家的正确的发展政策也都必须从他们的国情出发。也即，“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的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同时他强调，中国目前所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继续在长时期的实践中完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为促进世界和谐发展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

综上所述，四位学者的文章是充分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强调我们在西方炒作“中国模式”的热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性，重申中国尊重世界文明多元化发展，不强加自己的制度于任何国家的和谐理念。因此，四位学者的文章实际上“降”的是“中国模式”提法的“温”。而对于“中国模式”的实质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则是坚持一种更加强调的态度，强调我们要始终去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中国模式”提法降温与党的执政理念

正如有媒体所指出的，《学习时报》刊发的这4篇文章代表的是官方的声音，如果进而上升到执政党的高度，则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问题。本文认为，四位学者的文章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以下执政理念：

1、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共十七大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作为大会的主题，并且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去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在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对国内外追捧“中国模式”热潮，代表官方声音的学者撰文理性回避“中国模式”提法，重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60年来，带领全国人民不懈探索奋斗，走上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在中国备受世界瞩目的今天，执政党理性回避“中国模式”的提法，重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的执政理念没有改变。

2、常怀忧患意识，不回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0年的经济改革已经使我们取得巨大经济成就，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也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社会改革滞后，使得我国的改革进入了发展的瓶颈。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这4篇文章给我们透漏的一个明显信号就是，中国共产党从来不回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而是始终保持忧患意识，清醒地认识到前进中存在的诸多问题。4篇文章都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不断探索、发展、完善的道路，承认并且致力于解决发展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常怀忧患意识，从不回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执政理念。这一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的根本体现。在今年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来的强烈忧患意识以及加强党的建设的坚强决心，也是这一理念的体现，也为我们传达了这一信号。

3、坚持科学发展观，用发展的眼光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4篇文章在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如何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邱耕田的文章，其主题是不要忙于谈论“中国模式”，应将关注点放在科学发展上，并且通篇都在讲如何运用科学发展观来继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的、发展的眼光解决前进中的各种问题的执政理念。中共十七大报告曾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而4篇文章强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党始终坚持这一执政理念的重要体现。

4、承认和尊重世界文明多元化。

在金融危机肆虐的今天，中国模式的独特魅力让西方世界刮目相看，同时很多国家纷纷开始效仿中国道路。尽管如此，中国并无意宣扬自己发展模式的优越性，无意向其他国家输出中国的道路与做法。4篇文章的写作缘起就是为“中国模式”的提法降温，四位学者的文章向我们传达的信息是，中国对于超级大国的位置既不羡慕也不憧憬，她许多年以来专注于国内建设和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任何发展中国家的正确的发展政策也都必须从他们的国情出发；输出“中国模式”违反了中国坚持的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制定政策的原则，中国从不向其他国家强加自己的制度。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承认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元化，致力于建设一个包容多样化文明的和谐世界的执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