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礼德的论著:[原创]林毅夫缺乏最起码的战略思维常识 【原创评论】

林毅夫缺乏最起码的战略思维常识

（朱奇）

林毅夫最近又来预测中国GDP了，并且又同以往几次一样，一张口就是二十年的预测！林毅夫预测中国未来20年将持续8%的GDP增速。

其实，系统研究过预测方法的朋友都知道，在多变量巨变、共变、速变的现代条件下，预测一个大国的未来，尤其是预测一个大国几十年后的未来，已经属于战略思维的范畴。战略思维是一种面向现实和为了达成一个实际目标而进行的多变量共变条件下的思维。战略思维的目标性决定了战略思维预测已经不仅仅是对未来规律性的认识和判断，战略思维预测已经与确定战略目标的思维过程以及落实战略目标的部署过程密不可分了。例如，当且仅当A现象出现以后就会接着出现B现象，是人们发现的历史规律，如果现在还没有任何A现象出现的苗头，通常的预测结果应该是B现象暂时不会出现。但是，如果此时人们已经通过完整的战略思维过程把出现B现象界定为战略目标了，那么，人们就不会甘于坐等A现象出现，他们会通过战略部署人为地创造出A现象，从而实现让B现象出现的目标。显而易见，如果我们是做战略思维预测，我们的预测结果就是将要出现B现象。

当然，战略思维预测的这种与战略目标密不可分的特征性，也决不意味着“所有你想要的就是将要出现的”。战略思维预测的准确性取决于战略目标的恰当与否，而战略目标的恰当与否，又取决于整个战略思维过程或整个战略管理过程的恰当与否。

由于篇幅所限，今天先从两个方面与林毅夫商榷。

一、在现代信息条件下，按照战略思维的要求，国家发展目标在机理上一定是国民群体思维、集合思维的结果。

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在涉及国家发展目标的公共领域，互联网已经使几千人、几万人、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的群体思维、集合思维成为现实。在某种意义上，互联网已经使几千人、几万人、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成为一个庞大的以国家治理为目标的战略思维型组织。

互联网的信息存贮和信息搜索功能使任何非专业的网民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能了解到所有涉及公共管理的专业知识和信息；而在过去，这需要专家经过长时间的收集和积累！

互联网的交互功能使几百万相隔万里的网民通过德尔菲意见法那样的交流和碰撞形成关于公共管理的共识；而在过去，七、八个专家用德尔菲意见法来交流、碰撞和形成共识就已经显得费时费力了！

互联网的交互功能使千千万万社会成员可以方便地把他们各自所观察的微观局部现象全都展现出来，每个网民也都能看到宏观、看到整体、看到全貌了，并且这是由千千万万个真实观察的局部汇集而成、统计而成的宏观、整体、全貌；而在过去，宏观、整体、全貌都是由几个专家从他们那少得可怜的局部观察跳跃性地推演、归纳而成的！

显然，思维环境和思维方法的变化，可以使全体国民的国家管理主体地位不再是空洞的口号和臆想的愿景；思维环境和思维方法的变化，甚至也可以使全体国民的国家管理主体地位不再仅仅通过周期性地遴选政治代理人来间接体现。思维环境和思维方法的变化，大大加强了全体国民管理国家的日常性、直接性，这不但会带来国家治理方式和国家管理体制的深刻变革，这也使国家发展目标得-的形成机理发生了变化，科学的国家发展目标一定是国民群体思维、集合思维的结果。。

二、按照战略思维的要求进一步推演，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形成需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1、经济发展目标不能单一化或核心化为以GDP或GNP为指标的经济增长目标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设定经济增长目标的自然、社会环境，不能简单地按经济增长目标的高低来判断经济发展的优劣，经济发展的优劣主要取决于对经济增长、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多项因素进行综合评价的结果。换句话说，只有优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下的经济增长，才具有相对于全体国民而言的正当性，才是有效的经济增长。优良的经济发展目标追求的是全面改进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前提下的适度经济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目标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恰当的经济增长目标。

其实，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改进同经济增长之间还在一定程度内存在着一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关系。在现代条件下，为了满足同样的人类需要，更应该采用改进自然、社会环境的办法，而不必非采用那种加大了自然环境张力的经济增长的办法。

这些自然、社会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经济产业结构、经济地区结构、经济收入结构、物价水平、就业水平、国际收支平衡水平，以及自然（资源、能源、生态、气候）张力、政治法律约束力、文化引导力。
 

我们先以国家产业结构为例做进一步说明。

一般而言，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的比重很大的国家，就容易设定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而第三产业占很大比重的国家或者正在努力使第三产业占很大比重的国家其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则较低。
主要原因是，一、二产业中的制造业等行业的产品供给和需求都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的特点，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具有很强的增长冲动，这就形成了高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国家的情况则不同，多数服务产品行业，其产品需求讲究个性和文化认同，生产和消费具有同步性，规模化交易不易形成，产权的形成和保护难度很大，等等，这些都是快速增长的制约因素。
   由于自然张力越来越大，第三产业比重日益提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此时，仅仅就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我们就不能说传统结构下的高经济增长目标优于优良结构下的低经济增长目标。

对于那些产业结构已经表现出不合理的国家而言，如果没有痛下决心确定整个国家的包括产业结构转型在内的经济结构转型目标，如果没有为完成转型目标所必须的政治、经济、文化配套战略，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只能顺应高经济增长的冲动而不是相反，直至经济自然走入停滞甚至崩溃。如果没有完整的经济结构转型战略，如果是为了应付经济结构调整的舆论压力而仅仅从常规宏观政策层面设定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只会加速挫败目前的经济运行系统而不是调整经济结构。

我们再以政治法律约束力为例做进一步说明。

政治法律约束力主要指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和法治化程度。民主法治程度较低的国家，政治代理人腐败和渎职范围较广以及国民行为的规范性较差，大量公共财富流失和浪费，这都要靠较高的经济增长来弥补。例如，大量公共工程以官员设租和寻租作为建设决策的首要因素，设租和寻租导致造价高是一方面，工程本身经常就不是公众真正需要的，但这些工程却是GDP的一部分；再如，民主法治程度较低的国家，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导致国家行政开支数量惊人，较高的经济增长也为这类行为开辟了财源；还有就是法律往往对有权、有钱、有关系的人网开一面，这会导致无权、无钱、无关系的大众产生反社会反秩序的心态，不爱护公共财物不遵守公共秩序成为普遍现象，这就导致保证同样的公共品供给和维护同样的公共秩序需要更多的财政支出。这些也都是追求高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

另外，政治法律约束力还表现为国家保障制度水平的不同，在国家保障制度水平较高的国家，从微观角度看，国民不需要或很少需要储备大量个人财富来应对小概率不测事件，从宏观角度看，就不需要通过扩大资本投资来为大量国民储蓄寻找出路，满足同样的国民需要可以要求较低的经济增长，相反则要求较高的经济增长。

我们再以文化引导力为例做进一步说明。

文化是知识和价值观的总称，它也是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因素之一。例如，在有些国家的文化观念中，国民对其在社会层级中的排序看得更重，更在乎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在另一些国家的文化观念中，国民则更在乎自己独自的感受，这就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引导力，前一种国家的国民需要不断增长的大量财富来充当自己社会地位和社会等级的符号，在同等条件下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更高。再例如，在一个以损害公共利益和破坏公共秩序为耻的国家，在马路上和饮用水河道旁就不用花费巨资建造护栏，就可以减少一些无用的经济增长；再例如，在一个崇尚自然美的国家，就不用在绿地上费力铲除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而代之以昂贵的人工草坪，这也可以减少一些无用的经济增长。

2、经济发展目标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由多个目标组成的目标格局

如果我们不再沿着追求单一本质的线性思维的道路前进，如果我们转向更善于描述多变量共变情形的非线性思维，我们就可以把经济发展目标理解为特定环境下的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由多个目标组成的目标格局，此时，经济发展目标的变化就主要表现为目标格局中各个目标的数量程度的变化，一个国家的恰当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目标格局中各项目标的数量程度的恰当的搭配。经济发展目标格局中的各项目标是：经济增长、经济产业结构、经济地区结构、经济收入结构、物价水平、就业水平、国际收支平衡水平；经济发展目标格局的特定环境主要是指自然（资源、能源、生态、气候）张力、政治法律约束力、文化引导力。
  显然，与仅仅将经济增长作为单一内容或核心内容的旧的经济发展目标相比，新的经济发展目标概念使经济发展管理的实际操作更加复杂和更加具有综合性了，这是对已经习惯于GDP增长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人员的巨大挑战。如果不能在思维方法的基础层面下一番苦功，如果不能从线性推理的传统抽象思维方法提升为非线性推理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新的经济发展目标的观念就不可能成为实际宏观经济管理的出发点和方向标。

旧的GDP增长主义的目标观也并非完全没有扫描到经济收入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等因素，但是，它的逻辑是“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于线性推理，会觉得这样的一先一后的逻辑也无可厚非。但是，站在非线性思维的平台上就会发现，正是这种逻辑导致了实践结果与人们所要追求的幸福生活相距甚远！

首先，如果先仅仅考虑或者先重点考虑“做大蛋糕”，国家的宏观管理行为就会失去“分蛋糕”时的博弈所必然产生的那种来自多数人的约束力、平衡力，就会放任微观经济行为产生许多恶劣的“外部性”，其中有些“外部性”的恶果很难甚至完全不可逆转，例如生态、环境、气候的恶化和资源、能源的枯竭等。也就是说，当我们以做大蛋糕为单一目标或核心目标时，我们拼命做大的蛋糕里其实是包含了许多坏蛋糕！

其次，如果先仅仅考虑或者先重点考虑“做大蛋糕”，那么，在实现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就会形成一种缺乏全面性、科学性、公正性的观念、方法、程序、规则，并且这种长期形成的观念、方法、程序、规则与为实现预先承诺的“分蛋糕”所必需的观念、方法、程序、规则存在明显冲突，这会让后来的“分蛋糕”的实际操作变得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和平实现。做大蛋糕过程中的既得利益群体会自然而然地滑向否认或偷换早先的承诺。等矛盾积累到阀值，剧烈的自然、社会冲突使继续做大蛋糕的目标本身也难以为继，此时，线性推理的习惯又会让人们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将分蛋糕作为首要目标或核心目标，从而产生“分蛋糕”的革命。如此循环不已！

按照新的经济发展目标观，目标格局中的各项目标的相互关系主要不是先实现什么再实现什么的时间先后关系或简单因果关系，而主要是需要同时关照、同时推进的共变关系。此时，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都是人们的目标。分好蛋糕的目标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常态博弈，博弈的结果通常是产生了一系列规则，激励和约束人们做好蛋糕；反过来看，做大蛋糕的目标也会避免人们将主要精力用于静态分割，促使规则进一步向兼顾公正与效率的方向进化。

当然，这种新的目标观是需要新的思维方法来配套的，因为形成目标本身也不再简单了！例如，你需要按照时间序列连续度量和记录经济增长、经济产业结构、经济地区结构、经济收入结构、物价水平、就业水平、国际收支平衡水平、自然（资源、能源、生态、气候）张力、政治法律约束力、文化引导力的数量程度；你还要观察这些变量共同变化时的变化轨迹；你还要从这些变化轨迹中发现这些变量共同变化时的重复性或规律性；你还要度量国民对经济发展的满意度与所有这些变量的数量程度的对应关系；你还要寻找所有这些变量的数量程度的变化与国民满意度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并最终以国民满意度较高时的各个变量的数量程度作为经济发展目标格局，等等。形成经济发展目标格局的这个过程，的确比形成GDP增长主义的经济发展目标复杂多了！虽然我们人类都有追求简单的自然倾向，但是，当日益复杂的现实世界本身要求我们也复杂起来时，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就应该勇于挑战这种复杂！

3、经济发展目标格局根源于全体国民的可统计的基本需要格局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在我们刚才概要描述经济发展目标的形成过程时就已经发现，新的经济发展目标的概念还明确了一个过去常常被模糊掉的问题：经济发展目标到底是谁的经济发展目标？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不是简单地在经济发展目标前面冠以国家二字就能令人信服地得出答案。只有仔细甄别形成经济发展目标的具体过程，才能判定谁才真正是经济发展目标的主体。

如果说全体国民是经济发展目标的主体，或者说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幸福，那么，就应该在形成经济发展目标的具体程序中体现出这种主体的全民性！在现代统计计算条件下，我们没有理由再凭着少数人对什么是国民幸福的粗略感觉来确定经济发展目标了。新的经济发展目标的概念就是要求我们按照时间序列连续度量国民的满意度与目标格局中所有变量的数量程度的对应关系，寻找格局的变化与国民满意度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并最终根据国民满意度来确定经济发展目标格局。

显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格局科学与否，关键环节之一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满意度统计工作科学与否！

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我们不可能简单化地直接把涉及范围广泛和专业性很强的经济发展目标计划交由全体国民表态，那实际上是利用经济发展目标的专业性对经济发展目标的国民主体性的一种变相否定。经济发展目标计划仍然需要由专业人员来完成，但必须制定科学的操作程序来保证经济发展目标的国民主体性。起码有三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

（1）按照时间序列连续统计国民基本需要格局，必须成为专业人员制定经济发展目标的基础工作。

一个国家的全体劳动参与者基于对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水平的感悟而形成了可统计的五种基本需要（参阅第九章第三节、第十章第四节），由这五种基本需要组成的劳动参与者的基本需要格局，也是以劳动参与者为主的全体国民的可统计的基本需要格局。由于一切国家行为的正当性都根源于全体国民的可统计的基本需要格局，所以按照时间序列连续统计国民基本需要格局也是制定科学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基础工作。

全体国民的五种基本需要就如同五个并列的逻辑树的顶端，每种基本需要都有多个层次的延伸需要，这些延伸需要构成每个逻辑树的顶端以下的部分。专业工作者在这个环节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参阅第九章第三节）：

一是根据科学检测标准和生产标准测算出人类基本需要格局中的基本生理需要的各项延伸需要，包括衣、食、住、行等的总量和结构，直接用于在经济发展目标中安排有关国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行业和规模。

二是把五种基本需要中的其它四种的各个层次的延伸需要设计成可统计的指标体系，用于按照时间序列连续进行的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进而统计出国民基本需要的整体状况。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工作，当我们的确想按照全体国民的意愿设计经济发展目标和安排经济发展计划时，全体国民的意愿就不再是抽象的口号或笼统的感觉，而是一整套规范的、可统计、可测算的指标体系！

（2）专业人员必须说明和报告所设计的经济发展目标计划是怎样统筹兼顾国民基本需要的各项延伸需要的。他们必须回答，经济增长、经济产业结构、经济地区结构、经济收入结构、物价水平、就业水平、国际收支平衡水平、自然（资源、能源、生态、气候）张力、政治法律约束力、文化引导力是怎样相互协调的？它们又是怎样满足国民基本需要的各项延伸需要的？虽然我们不期望有一个能完全满足国民基本需要各项延伸需要的尽善尽美的经济发展目标计划，但是，要求专业人员正式和具体地报告他们设计经济发展目标时的逻辑推演过程，一定能促使经济发展目标计划朝着越来越兼顾国民基本需要的各项延伸需要的方向进化。

（3）选举、监督政治代理人的政治系统。

其实，能否将上述两个环节所要求的工作内容纳入设计经济发展目标计划的基本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另一个更基础的条件，那就是保证全体国民能有效选举、监督经济发展计划代理人的优良政治系统。设计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的工作以及为实现目标而进行的宏观经济发展的管理工作，都是由专业人员具体操作的，如果没有一个优良的政治系统，就不可能存在一个同样优良的选拔和监督专业人员的机制，经济发展工作就很容易出现少数人利用程序上的专业性来淹没目的上的全民性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