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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抉择
解放战争第二年，面对蒋介石的重点进攻，我军究竟要何去何从？毛泽东审时夺势，选择了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步妙棋。但几十年后，随着更多的资料被披漏这步棋到底好不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产生了疑问。在本论坛上曾因之产生了很大的争论，为保存曾有的观点，我把我以往作为正方的观点重新发上来，希望广大军友见仁见智。

首先谈谈战略的基本概念，毫无疑问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行动是受命于战略指挥上的行动，在了解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于战略上所必须之前让我们先复习一下关于战略的定义及决定战略行动的几个概念：
一般讲战略是指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在此具体的就是讲对第三次国内战争或称之为解放战争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方面情况的综合分析，从而预见解放战争的发生、发展，揭示解放战争的特点、规律，确立战略方针，以制定战略计划，筹划战争准备，指导战争实施。当然，鉴于我军所处的位置及解放战争的复杂性，我军的战略方针不是一下就定出来的，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备的、准确无误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酝酿和不断修订的过程，从解放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毛泽东的伟大不是他的一贯正确，相反的他有时即使是在关键时刻也犯过一些错误，譬如在解放战争初期毛的外线出击计划就是错误的，幸运的是几十年的战争实践中国共产党锻炼出了一大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革命家军事家，而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是虚怀若谷的，善于倾听下属意见的，解放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的战略就是毛泽东在倾听了粟裕等人的正确意见后修正了自己的命令而提出的并被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方针。而挺进大别山的军事行动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根据解放战争的各方面分析使我军不是经过一般战争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阶段，而是从战略防御阶段直接过度到战略进攻阶段的关键性的军事行动。从战略防御不经过战略相持阶段而直接到战略进攻阶段也是毛泽东在倾听了下属意见不断修订的结果，最终的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格局的形成也不是毛泽东一开始就筹划好了的，而是根据战争形势的进展，毛泽东集中了周恩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彭德怀、陈赓等人智慧不断改进的结果。因此理解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军事行动必须把它作为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战略行动的一部分来理解，因为作为整个战争的行程，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合理结果。

第二部分讲讲战略和政治、经济、精神、地理诸因素的关系及决定我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全局上的原因：
战略是以客观条件为基础见之于主观的产物。在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阶段会出现不同的战略思想和观点以及由此而产生各种各类的战略。一般来说，战略与政治、经济、精神、地理诸因素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战略与政治，政治是制订战略的前提条件之一，政治对战略有广泛的影响。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阶级、每个政治集团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追求，这种利益和追求必然归结为政治目的。政治目的若通过战争手段去实现，就表现为战争目的，而战争目的的需求便产生了战略。政治不仅对战略有决定作用，而且对战略的实施起保证作用。战略服从政治需要，为贯彻和落实政治目的服务。关于解放战争的战争目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来了，因为刚开始战争形势还不明朗，是战是和尚未确定，后来对于我们能否取得胜利又有疑义，直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后，整个解放战争的战线遽然拉长，蒋军兵力不足、士气低落的矛盾更加突出后，毛泽东才于1947年10月10日公布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在宣言中有两个第一：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称；第一次以宣言形式向中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明确的战争目的的提出是我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的反映，是我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结果。是我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战略指挥得当的反证。
（二）战略与经济。经济因素是战略观点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并为战略提供物质保证：第一，新的作战工具的产生来源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正是新的作战工具为作战提供了更多的手段，从而对进行战争的方式方法发生了影响，导致了新的战略理论的出现。如随着作战飞机的出现产生了“制空权”论；随着战船和军舰的出现产生了“制海权”论。第二，在现代条件下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确定战略企图和计划时必须以各自的物质力量和技术力量为基础。第三，一个国家战争爆发后能够保存下来的经济潜力，对贯彻执行战略企图和计划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反过来说，战略对经济发展方向也提出一定要求。平时，国家在确定经济发展计划时要充分考虑战略的需要；战时，夺取和保护经济目标，要依赖战略部署去实现。解放战争一开始，国共双方在经济方面的斗争就很激烈。上述所列都是大而言之，对挺进大别山有重要影响的经济方面的东西是后勤供应问题，兵力补充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言：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因而刚开始毛泽东有考虑刘邓挺进大别山帮助陈粟解决山东军事困难的意思，但这一方面只是对刘邓挺进大别山的方式及时间有影响，对刘邓是否挺进大别山没有影响，刘邓挺进大别山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要变内线作战为内外线配合作战，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从而避免我解放区日渐缩小，人力物力渐渐不支的局面。就以陈粟为例，从内线作战以来虽歼灭了大量的敌人，但先失苏中，再失苏北，又失鲁南，战线从宿北到鲁南到孟良固逐渐北移，不但我战略迂回空间逐渐缩小，而且供应我大军的解放区逐渐缩小，若此时不从内线打到外线去，仍在内线作战，虽还可能取得一定的胜利，但敌人吃我小米，烧我房子，将使根据地人力物力耗尽。而刘邓在鲁西南战役结束的当天即向毛泽东报告说：炮弹消耗待尽，新兵没有来源。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根本原因，从根本要求上，相反的不是刘邓支援陈粟，反而应该是陈粟支援刘邓开辟外线战场。刘邓中原出击在经济上的利益可以通过《陈毅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与工作方针的报告》中的一段话作为总结：“如果执行旧方针，八、九、十月不派出各战场部队，继续内线作战，敌人吃我小米，烧我房子，人力物力不能支持。蒋军北进，保持他江南、中原充裕力量，则我虽可打些胜仗，由于财经困难，华北各解放区可能不保，不能支持。转入蒋区作战，才能使我改观。”
（三）战略与精神。战争中的精神因素，主要是指人心和士气，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到战略企图和战略行动的最终结果。战略领导在确定战略企图和战略计划时，一方面要考虑战略所反映出来的利益可能得到人民和军队的支持程度，同时要考虑战略在执行中对民心和军队士气的影响及其可能的变化。为了获得人民的支持我们提出了和平民主的口号并开辟了第二战线，为了获得人民的支持，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但解放区日渐狭小，人民的生产力毕竟薄弱，就以西北为例：原先150万的人口的解放区仅胜了90万，彭德怀的军队长期只能维持在7、8万左右不能扩大，因为扩大了整个晋绥解放区的后勤就供应不上，若再加粮加税必会失掉人民的支持！在7月30日给刘邓的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大体确定征粮征税办法，告之一切干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在我方政权未建立以前，仍应利应国民党下层机构及税收机关（在我党有力人员之监督指挥下），以大体上的累进方法征粮，惟免除赤贫人口负担，方能解决大军给养。国民党人员未逃跑者除极坏份子外，均可利用，逐步过渡到人民政权。”这就确定了我要打到国统区取之于敌的方针，正如周恩来所说（在十二月会议上的发言）：“开始于刘邓渡河，使南线形势根本改变……原有解放区现已恢复，我们的供应主要取之于敌。”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以歼敌主要力量为主，不以夺取城市为主的军事方针，大片土地的损失不但于经济上于我不利，与人心士气也有影响，特别是对国统区人民的人心士气影响尤为巨大。一旦打出去，不但可以振奋我方人心士气，而且打到了蒋介石的鼻子尖下面，对国民党的士气影响很大，会进一步加剧国军的厌战、惧战情绪。被动挨打与主动出击打敌人哪个对士气的正面影响大岂不显而易见？刘邓跃进大别山后将党的政策带到了国统区加大了国统区人民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矛盾，进一步使民心偏向了我们。
（四）战略与地理。任何战争都离不开一定的地理条件。一个国家地理位置的分布，领土面积的广狭，地形气象的状况，交通网络的水平等，对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有重要影响。同样，对方军队在地理上的军事布势对我战略方针的制定也有重大的影响。国民党在地理上的军事布势以刘伯承说的最为形象：“这种军力部署很象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其中央部分就成了要害和薄弱部分。”中央确定刘邓大军出击鲁西南、挺进中原正是选择从敌人军事布势的薄弱环节进行突破，黄河以南敌人兵力空虚，大别山区根本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只有一些杂牌的地方保安队防守。“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刘邓此举正是针对敌人兵力不足、战线过长的矛盾，进一步利用我国广阔的空间进一步加剧敌人的这种矛盾。再有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地势险要，利于我军惯常的动作，也利于我军机动作战，这是我选择大别山区挺进的一个原因，另大别山区为南京及武汉之重要屏障，为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可吸引国民党军于我周围，这是我选择大别山区的另一重要原因。再次大别山区是红四方面军诞生地，刘邓大军的前身就是红四，让刘邓大军前去是使得其所。最为重要的是高手下棋不是只下一步就行了，而是从长远着手，紧接着有第二手、第三手棋。前面我们说过，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从根本上讲不是为了解决陕北或山东的暂时困难的，相反的，由于刘邓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一定程度上还需要陕北、山东配合刘邓作战。事实上后来的战争进程也是这样的。毛泽东于1947年5月4日电即明确表示：刘邓大军待时机（当时定在6月1日，后根据形势发展有变化）出击中原，陈粟配合，凡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受刘邓指挥。此点可见中央考虑伊始并非出于解决山东困难或陕北困难而考虑的刘邓军挺进，而是我军战略反攻的一个措施。1947年7月27日，毛令：陈谢集团于8月20前渡河挺进，并从现在起，陈谢集团归刘邓直接指挥。此时毛意刘邓8月15日出击，陈谢配合，陈粟随后再看情况配合（8月4日毛电：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陈唐叶陶五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但刘邓鉴于连日大雨，蒋军有掘黄河水淹我的企图，且粟裕所帅六个纵队（上述五个纵队加炮纵）连日征战较为疲劳短期内不能配合打大仗，而蒋军黄河防线又较薄弱，此刻又调集大军企图与我在鲁西南决战的情势下即独断专行，提前跃进。接着在8月下旬，九月下旬我陈谢大军、陈粟大军也分别向中原跃进，从而形成了我三路大军跃进中原的战略布局。

第三部分从战争的目的上谈谈跃进大别山战略

在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更有效的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护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在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敌我军力对比优劣较为明显，我在战略上实行防御，进行内线歼敌是完全正确的。但战略退却的全部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转入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国共经过一年的战争后兵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结果是国民党虽还处于优势，还有某些进攻力量，但敌我双方兵力已基本平衡，而且从本质上看蒋方有“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三大缺点。在此战略转折的关键时刻，抓住对方弱点，实施战略反攻，迅速从内线转入外线，越过战略相持阶段，是加快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争目的内在要求。
或许有人要问：我也同意外线出击的战略决策，出击点也同意选在大别山，但可不可以不用象刘邓这样的主力军呀。我说不行。为什么呢？试想：在解放战争第一年除我在内线作战的主力部队外有没有处于外线作战的非主力部队呢？应该有的，如李先念之中原突围部队，如华东野战军之十一纵、十二纵等均处于敌后，但均不能担任外线出击之战略重责。这是因为在我已知敌之空门在哪儿的情况下，若我一个软软的拳头过去，非但不能引起战略局势突变的结果，反而会惊醒对方，增加以后战略突击的困难。我只有一个铁拳过去，破了他的金钟罩、铁布衫，方能置敌于死地。
有人问：能不能采取苏联反攻希特勒的打法，逐步向外推进呢？我说不能。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解放战争第二年，我军并没有取得对敌之完全优势，具体到山东战场，在敌密集队形的情况下，我与敌进行阵地战显然不可取，若仍进行集中兵力，待机歼敌的运动战，还是内线歼敌，于我战略上不利，所以一旦选择外线出击，必须采取跃进的形式，一下子把战场拉开，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基于经济形势上的分析，在进行了一年的内线作战后，我解放区的人力物力已经相当困难，急需从蒋统区补充人力物力，也为了进一步扩大我军的影响，振奋国统区的人民，就从战略上要求我实行从内线转入外线的作战方针；当然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也决定我外线出击的方针，之所以采取千里跃进的形式是由当时敌我兵力虽基本平衡，但敌仍占优势的客观情势决定的。在蒋介石实行重点进攻战略后，在蒋的战略布势上出了漏洞，给我以外线出击的机会，毛泽东等抓住了这一时机，适当的作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决定，并进一步作出了了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战略安排，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军解放战争的政治目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