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a北美精算师要求:唐代长安灿烂的文化

［ 作者：文史馆    转贴自：文史馆    点击数：121    更新时间：2007-7-15    文章录入：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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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安不仅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驰名世界的文化中心，全国杰出的学者、诗人、艺术家，大都曾在这里居住、活动。本文仅就他们在诗歌、绘画、书法和音乐舞蹈方面的成就，作一些简括的论述。
古典诗歌的发展，在唐代到达极盛时期，清人编纂的《全唐诗》中收录作家即达两千余家，诗近五万首。其中自成一家的大诗人，就可以举出几十个。那时中国真可 说是诗的世界，不仅作者空前的多，人民群众也特别喜欢这种文学形式，因而许多诗篇在当时就广泛流传；有的则被谱成歌曲，四处演唱。王维的《送元二使安 西》：“渭城朝雨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配上乐曲后，就成为唐人送别时几乎必唱的歌子。由于演唱中从第二句起皆重唱 一遍，所以又名《阳关三叠》。白居易诗中的“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以及刘禹锡诗中的“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慇勤唱《渭城》”，就都是指 唱这支歌而言的。又相传在唐玄宗时期，诗人王
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相邀去长安一家酒楼饮宴，恰巧有十多个皇家梨园伶官和歌女也到楼上聚会。王昌 龄三人暗中约定，看这些乐工演唱时选用他们中谁的诗最多，就算谁写得最好。话音刚落，就听一个伶官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 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立即抬手在墙上划了一道说：“一首绝句了”。随后又有伶官唱道：“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今寂寞，独是子云居”。高适也 在墙上划了一道说：“我的一首”。下边再唱的是：“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还是王昌龄的作品。王之涣见她们 迟迟不唱自己的诗作，忙分辩说：“这些不得意的伶官唱的都是些粗俗歌曲，假若那个长得最好的歌女再不唱我的诗，那么我甘拜下风，今生今世再不敢与你们比高 下了。”稍停片刻，那个梳着双鬟的美丽女子果然引吭高歌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兴奋之极， 笑道：“怎么样，两个粗汉?我说的还能有错!”三人大笑。伶官见此情景非常惊奇，打问后知道他们都是著名诗人，便一个个争着过来行礼相认，并请三诗人同到 他们的筵席上去饮宴。另外，白居易任杭州太守时，元稹曾赠诗云：“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辞。”并自注道：“乐天高玲珑能歌，歌予数十诗，乐天亦醉 戏诸妓云：‘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这些例子，都说明当时诗人的作品是普遍入乐的，正如明人王世贞所概括的：“唐时伶官妓女所歌，多
探名人五七言绝句，亦有自长篇摘者……”。也表明了诗人作品在人们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唐代官场以进士出身为最大光荣，而进士科要测试诗歌创作，这对唐诗的繁荣，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时举子考进士科的最多，也最难考中，不少人年年落榜，头 发都考白了，因而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笼络人才的一种手段，唐太宗在宫门上看到鱼贯而出的新进士时，就高兴地说：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所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正指此事而言。唐代许多知名诗人，也都在科考上费尽了心机，下足了功夫。诗人孟郊屡试 不第，痛心地哀叹：“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直到五十岁才得一中，他情不自尽地高唱：“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 安花”。
李白、杜甫是唐代成就最大，最受人们爱戴的两位诗人，但他俩都不是进士出身。白居易称道他们二人“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辞。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韩愈也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都是非常恳切的评价。
李白青年时期就决心“奋具智能，愿为辅弼”，干一番有益于国家社会的宏伟事业。但他一反当时士子们对考取进士趋之若骛的态度，从来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 而只想凭借个人的本事，一举成名。当公元742年，在吴筠等人的推荐下，唐玄宗召见李白时，他抱着“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壮志来到长安。诗人开始的确 还是比较顺利的，首先，他以自己早期作品《蜀道难》的瑰丽辞彩和奇特想象，而被老前辈贺知章誉为“谪仙人”。他运用浪漫主义彩笔所写的揭露社会黑暗、倾诉 个人不幸和歌颂祖国壮丽山河的优美诗章，赢得了普遍的赞扬，正如杜甫所描绘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汨没一朝伸”。相传，唐玄宗初见到 李白时非常高兴，让他坐在“七宝御床”上，谈话后招待他吃饭，并亲手为他调汤。李白还曾在草写朝廷诏令时，让杨贵妃捧着墨砚，让宦官头子高力士为他脱去长 靴。但诗人的情绪很快冷却
了下来，因为唐玄宗只不过把他作为点缀升平的朝廷弄臣，让他供奉翰林，随时等待皇帝诏问罢了。说是“与倡优同蓄”，实在 是不过分的。而皇帝周围的权贵，更把他看不上眼。公元743年春季的一天，玄宗带着杨贵妃在兴庆宫沉香亭畔观赏盛开的牡丹，名歌唱家李龟年刚要演唱，唐玄 宗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便命李白另写新歌词。李白当场挥就《清平调词》三章，其中第二首说：“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 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通篇全为赞颂之词，但高力士不忘李白当皇帝面让他脱靴的耻辱，便挑拨杨贵妃说：“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致使杨贵妃等 人一直反对授给李白官职，耿直的诗人终于因为不容于权臣贵族，而痛苦地离开了长安。也惟其如此，诗人才写出了“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 养贤才”，以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等深刻揭露朝廷黑暗和表示他决不趋炎附势、与小人同流合污的感人诗篇。
杜甫于公元746年来到长安，决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苦于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直到公元751年，杜甫费好大力气写出的三篇《大礼赋》，虽然 得到唐玄宗的赞赏，但由于这时口蜜腹剑、害贤忌能的李林甫当权，只让他到集贤院去等待进一步考核录用。公元755年，他已经44岁了，才得到一个右卫率府 胄曹参军这样的小官职。
这一时期诗人在长安的生活是很窘迫的，他经常“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而且“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 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这种饥寒交迫的不幸遭遇，促使他比较地了解和同情一般人的苦难；再加上杜甫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学造诣，“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使他的诗歌创作无论在反映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写出了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深刻揭露贫富对立和社会不公的诗句。他 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卢子》、《留花门》等等白居易认为是杜诗中最能反映现实情况的篇章，就是在长安 一带写成的。由于杜甫的作品具体而又生动地描绘了唐王朝由盛到衰这一整个历史时期中多方面的社会面貌，因而人们又称之为“诗史”。
白居易是唐代另一位声名煊赫的诗人。相传他16岁时带上自己的诗稿到长安去拜访老诗人顾况，顾况开头漫不经心地拿他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百物皆贵．居大 不易!”但当他读到这位年青诗人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些充满生机的诗句时，大为惊奇，立即赞叹道：‘‘有句如此，居 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白居易在创作中“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特别注意词语的平易流畅。相传他每写出新作来，总要先读给老太婆听，凡是她们听不懂的，就加以修改。因为他的 诗通俗易懂，音韵和谐，语言畅达，又能反映民间的一些疾苦，因而在当时就广为流传。元稹在《白香山集序》中说：白居易的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 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甚至连歌女也因为能吟咏《长恨歌》，而声价倍增。
诗歌大师们在创作中的态度都非常认真，杜甫说他自己“新诗改罢自长吟”，  “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牧也说：“欲知为诗苦，秋霜苦在心”；孟郊则更是“夜吟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唐人还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蟾蜍影里清 吟苦，舴艋舟中白发生”等等诗句，都表现了他们不肯草率下笔，一丝不苟的精神。诗成之后还要反复修改，相传杜甫《曲江对酒》第三句原作“桃花欲共杨花 语”，诗人在旁用淡墨改去三字，才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桃花细逐杨花落”的。宋人周必大又说，白居易的诗似乎是信手写成的，但看他的遗稿，“则窜定甚 多”。贾岛苦吟的故事，更是唐代诗坛的佳话。诗人一次骑着毛驴横过长安朱雀门大街时，秋风正高，黄叶遍地，他先想得了“落叶满
长安”一句诗。当他 苦苦思索，又想得“秋风吹渭水”一句时，高兴的不得了，不觉冲撞了京兆尹刘栖楚的马队，被关押一夜。后来贾岛再次骑驴吟诗，考虑再三，不能决定在“僧敲月 下门”一句中的第二字用“敲”字好，还是用“推”字好。他嘴里念叨着，还不断用手比划着推门和敲门的姿势，不觉又冲进了京兆尹韩愈的马队中。讲明情况后， 韩愈说“敲”字为好。从此，他二人结为诗友，“推敲”二字也成为后来作家斟酌诗、文字句时专用的词语。
唐朝又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大放光芒的时代，当时全国著名的艺术巨匠们奋臂挥毫，或歌颂英雄人物，或反映宫廷生活，或表现佛教故事，或描绘壮丽山河，都用他们的生花妙笔，为长安城增添了新的光彩。
初唐的阎立德、阎立本兄弟，是著名的人物画家，他们合作的《文成公主降番图》，形象地再现了汉、藏两个兄弟民族间的亲密关系。阎立本奉唐太宗之命在长安太 极宫凌烟阁上所作之包括魏徵、程知节等人在内的《二十四功臣图》，也是传颂人口的作品。这些画像宋代被人临摹缩刻在石板上，历代宝重，现仍有几块画像残 石，保存在陕西省麟游县文化馆中。
盛唐时期的吴道子以善画佛像和山水著称。他画人物以写意为主，形象生动，神情优美，衣带飘举，有立体感，因而很早即有“吴带当风”的美谈。吴道子还是一个 很善于从其它艺术形式中寻求启示的人。开元年间，他曾在洛阳遇见了著名剑术家裴曼将军。裴以厚礼请吴道子在天宫寺中作画，吴退还厚礼说：“闻裴将军旧矣! 为舞剑一曲，足以赏惠，观其壮气，可助挥毫。”裴曼立即挥剑起舞，舞毕，“道子奋笔，俄顷而成，若有神助”。又传天宝年间，唐玄宗让吴道子去四川嘉陵江边 写生。回来后，玄宗问画的情况，吴道子说他没有草图，都记在心里。玄宗让他和另一个工笔派画家李思训，同在兴庆宫内的大同殿墙壁上画嘉陵江山水。吴道子一 天就画完了，而李思训却画了好几个月。唐玄宗看后满意地说：“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其妙。”这些传说，表现了吴道子但求神似、飘逸潇洒的 画风。由于他在绘画艺
术中的高深造诣和巨大成就，被后世誉为“画圣”。
李思训曾任左武卫大将军，人称大李将军，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画家。他运笔工细，“画著色山水，用金碧辉映，为一家清”，色彩是比较浓艳的。唐玄宗曾说，夜晚从李思训画的山水屏风上，可以听到流水声音。优美的画面，居然能使人的耳朵产生幻觉，足见其技法之高明。
唐代很多诗人都非常喜爱绘画艺术，他们或为  画配诗，或写诗赞画，或以诗为画，或以画为诗。如著名诗人王维(字摩诘)，同时就是著名的山水画家。他说他自己“当时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宋代的苏东坡 更认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请看王维所写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大漠孤烟直，长河 落日圆”；“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这些形象鲜明、色彩浓丽的诗句的产生，不是正得力于诗人的绘画艺术修养吗!
关于王维的绘画，《封氏闻见记》说他“特妙山水，幽深之致，近古未有”。唐人皎然在看到王维画的《沧洲图》后，不禁惊奇地作歌说：
沧州误是真，萋萋忽盈视。
便有春渚情，褰裳掇芳芷。
飒然风至草不动，始悟丹青得如此。
丹青变化不可寻，翻空作有移人心。
犹言雨色斜拂座，乍似水凉来入襟。
沧洲说近三湘口，谁知卷得在君手。
披图拥褐临水时，倚然不异沧州叟。
由于形象的逼真，皎然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走进画中去了。可以说，王维的诗是有声之画，而王维的画则是无声之诗。
韩干家里很穷，小时曾在长安酒家帮工，给王维送过酒。王见他在地上随便画的各种图形都富有意趣，便指导他进一步学习，后来他终于成为著名的画马专家。韩干 还是名画家曹霸的门人，因而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有“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这样的句子。由于他平时善于发挥独创精神，以实物为师，细心 观察各类马的体形神态，因而能“状飞龙之质，尽喷玉之奇”，开辟了新的艺术境界。
壁画在唐代画苑中占有突出地位，当时多数画家都曾在长安的宫殿、寺观、旅舍和官僚贵族家的墙壁上作画。据文献记载，仅慈恩寺内，就布满了吴道子、尹琳、郑 虔、王维等名家的作品。可惜这些艺术杰作今天已不可得见，但解放后从西安附近的唐墓中出土的大量墓道壁画，却为我们部分地再现了一千多年前这种艺术的光 彩。
唐墓壁画以人物为主，其中的骑马出行图、仪仗图、宫女图、观鸟捕蝉图、打马球图，以及画有唐代农耕、牧养、杂役、马厩的图画等，都是引人注目的作品。
历史记载，武则天曾在长安大明宫北部的麟德殿宴请日本执节大使粟田朝臣真人。并说这位使者“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恰好 近年从陪葬乾陵的章怀太子墓中，出土了一幅反映唐代中外各国朋友友好相处的礼宾图壁画。画面上的外宾队列中由右向左第二人为东亚人面型，宽袖博带，头戴高 冠，唇上短髭，与前述朝臣真人的衣着相类似。这是一位日本使者的形象，想来是不成问题的。
这些墓道壁画构成了绚烂多彩的地下艺术宝库，对我们研究唐代的宫室建筑、仪仗制度、风俗习惯、衣着服饰、生产状况、中外交往、皇家贵族的骄奢淫逸和宫女、杂役们的不幸；特别是对我们研究唐代画师们高超的艺术技巧，都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形象资料。
书法是唐代文苑中一枝娇艳的鲜花，在当时的真、草、篆、隶、行、飞白各体中，无不人材济济，名家辈出。即便是一般人的题字，也洋溢着唐朝磊落洒脱的时代风 格，为后世人所爱重。书法名家欧阳询、欧阳通、李阳冰、张旭、怀素、褚遂良、虞世南、李邕、颜真卿、柳公权、韩择木等人的手迹，今天已不可多见，但通过唐 代按照他们的手迹刻成的碑石，以及一些早期的拓片，仍然可以看到这些大师们的书法的原貌。解放后从西安附近的唐墓中出土的许多字迹清晰的墓志，也为我们领 略唐人书法的风姿，提供了新的珍贵资料。
唐代许多书法家，在生前就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如李白称颂篆书大家李阳冰“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张旭被同时代人尊称为“草圣”，杜甫在《饮中八仙歌》 中描绘他挥毫洒墨时的放达神态说：“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唐代诗人戴叔伦，也满腔热情地歌颂怀素的草书艺术：“始从破体变 风姿，一一花开春景迟。忽为壮丽就枯涩，龙蛇腾盘兽屹立。驰毫骤墨剧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他们的书法创作，都达到了 得心应手、出神入化的境界。又据《旧唐书》记载，柳公权的字“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足见其声价之高。 相传一年夏天，唐文宗与学士们在大明宫联句，先吟诵道：“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待大家都作好后，文宗惟独以为柳公权的“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两 句诗，“辞清意足，不多得”。并让公权将诗句题于宫殿墙壁上。当柳公权用方圆五寸的大字写好后，唐文宗更加高兴，连声赞叹：“钟、王(钟繇、王羲之)复 生，无以加焉!”
当时一些外国友人也特别喜欢柳公权的字，他们来长安有关部门办事的时候，常常另外封一笔钱，在外写上：“此购柳书”几个字。欧阳询是另一个为祖国争得荣誉 的人，《旧唐书》说他“笔力险劲，为一时之最”，不仅国内人将欧书作为临摹的典范，而且高丽(朝鲜)人也非常看重他的字，曾专门派使者前来长安，请他题写 诗文。
唐代书法家一方面能够虚心学习别人的成就，并不断加以创新，走出自己的路子来。如柳公权，就是“初学王(羲之)书，遍阅近代书法”，然后“自成一家”的。 另一方面，他们又能勤于练习，细心观察，并善于从其它艺术形式或事物现象中，汲取新的营养。如张旭就说：“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 舞剑器，而得其神。”公孙氏即公孙大娘，是盛唐时期著名的剑术家，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的小序中也说：“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数常于邺 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正是这种善于学习的精神，使他们攀上书法艺术高峰的。
历史上有许多关于他们刻苦练功的佳话，《唐国史补》说：“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日笔塚”。真卿小时因为家里没有纸， 便在树叶上书写，年复一年的苦功夫，终于换得了“笔力遒婉，也宝重之”(《新唐书》)的成就。善书画而同样家贫的郑虔，当他得知长安慈恩寺存有很多柿树叶 子时，便特意借住在大雁塔下的僧房中，每天取寺中的红柿叶练字。后来这些落叶上，几乎都留下了他的墨迹。
这些书法家醉心于自己的事业，往往达到如痴如迷的程度，如柳公权专注于书法艺术，而对日常事务非常淡薄，以致家中的金银器皿大都被负责保管的人偷去。发现 后问不出结果来，公权仅仅微笑道：“银杯羽化耳!”便不再说什么。他自己亲手收藏保管的，只有笔砚和图画。应该说这种强烈的事业心，专心致志的精神，也是 他们取得杰出成就的重要原因。
音乐舞蹈在唐代文化园地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盛唐时期，长安除太常寺的大乐署有很多乐工外，还设有位于皇宫内的内教坊和分别位于光宅坊的右教坊，位于长 乐坊(后改名延政坊)的左教坊。东都洛阳，也设有两所教坊，全国专职的乐舞人材，达数万人之多。相传唐玄宗曾在皇家禁苑的梨园中亲自给三百名乐工教授音 乐，“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因而这些乐工又被称为“皇帝弟子”或“梨园弟子”。据《教坊记》的记载，两个外教坊的职责略有不同，大致 “右多善歌，左多善舞”。此外，还有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民间歌舞音乐大师。白居易在《霓裳羽衣舞歌》中说：“我者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万舞不 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这种“千歌万舞”的繁荣景象，正是千千万万的艺术家辛勤劳动的结果。
唐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记载，唐代的舞蹈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几种门类。这里“软舞”、“健舞”大约是按表演风格分的。相传唐代有一个叫 崇胡子的人“能软舞”，“其腰支不异女郎”，可知此类舞姿以柔和婉丽见长。那么推想与“软舞”相对的“健舞”，必然表现一种威武雄健的风格。“字舞”、 “花舞”，是舞蹈者以不同的排列队形，组合成不同的字句或图案而得名的。“马舞”则是与杂技相结合的一种舞蹈。相传唐玄宗时，给训练好的马匹披上锦绣饰 物，马脖上挂着金铃、珠玉，伴随着《倾杯乐》，舞马皆“奋首鼓尾，纵横应节”；或者驯马人“著綵衣执鞭于秣上舞蹀躞，(马)蹄皆应节奏”。解放后从西安南 郊出土的一只“舞马衔杯纹银壶”上，铸有一匹生动的浮雕式骏马。它后腿半蹲，前腿斜向前立，马尾鼓起，马脖上所系的绸带向后上方飘扬，显然是刚从高处跳下 来的姿势。这大约就是唐代长安正在演出中的一匹舞马的形象。
许多舞蹈家，都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如前边提到过的那位公孙大娘，杜甫年幼时曾看过她表演的《剑器舞》。五十多年后，当诗人又看到公孙大娘弟子李十二娘的表 演时，不禁引起了自己美好的回忆：“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 怒，罢如江海凝青光”。直到晚唐时期的司空图，仍然在《剑器诗》 中说：“楼下公孙昔擅场，空教女子爱军装”。就说明她的舞蹈曾经产生过多么深远的影响。
由于指挥水平的提高，唐代已能演出有很多人参加的大型集体舞。如《秦王破阵舞》，参加表演的达一百二十人之多。在舞蹈中，人人身着银铠甲，手执长矛戟，共 变化三次队形，每次组成四个新的阵战队列；演员往来穿插，随着音乐节拍，表现出迂回包抄、击刺冲杀等不同的歼敌动作。乐器以大鼓为主，杂有铜钹、箜篌、腰 鼓、琵琶、横笛等，演奏中“声振百里，动荡山谷”。相传当人们初次看到这一“发扬蹈厉”的宏大舞蹈场面和听到它“声韵慷慨”的歌辞时，都“扼腕踊跃，凛然 震竦”，精神为之大振。
由于《秦王破阵舞》在艺术上的成功，来长安的许多少数民族代表和外国使臣也请求学习，并很快传到了日本、印度等国。
与舞蹈关系密切的音乐歌唱，也是唐代长安舞台上受欢迎的表演艺术。如唐代中叶人李凭，就是一位著名的箜篌大师。由于他在皇家乐队中供职，因而杨巨源《听李 凭箜篌引》说：“君王听乐梨园暖，翻到云门第几声?”李凭技法纯熟，手艺绝佳，“急弹好，迟亦好；宜远听，宜近听。左手低，右手举，易调移音天赐与。” (顾况《李供奉弹箜篌歌》)他信手弹来，皆得好音。诗人李贺在《李凭箜篌引》一诗中，细微地刻画了他在一个清秋月夜演奏时的动人情景：悠扬的乐曲声，竟使 得“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这箜篌声时而激越清亮，时而幽雅低沉；它响遏流亏，感动了“神女”，给长安城带来了浓厚的春意。曲临终时，李凭手 指猛然扫过各弦，“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
惊逗秋雨”。似乎是响亮的弦声惊破了苍天，引出来刷啦啦一阵暴雨。夜虽然已经很深了，但“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月宫里的“神仙”，仍然在秋风露水中倾听着李凭的弹奏。也许他所弹奏的，正是神话传说中唐玄宗从月宫取来的那支《霓裳羽衣舞曲》吧。
唐代还有许多蜚声长安舞台的歌唱家，许永新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善于歌唱，而且有独创性，“能变新声”。每当秋高月朗，她“喉啭一声，响传九陌”。唐玄宗 曾让名笛手李谟为许永新伴奏，由于许多歌声高亢嘹亮，李拚全力吹笛，以致“曲终管裂”。一次唐玄宗在兴庆宫紧靠春明门大街的勤政务本楼上举行盛大宴会，因 为街上围观的人太多，喧哗吵杂，听不见鱼龙百戏的声音，而且多次努力，也未能把秩序整顿好，玄宗已经准备罢宴收会了。这时，高力士建议让许永新来演唱，以 平息混乱的局面。永新刚到楼上便“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她嘹亮婉转的歌声，使‘‘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
这些艺术家在演出时，总是非常认真，全神贯注地去完成自己的艺术使命。乐工赵璧的体会，就很有代表性。赵璧是唐德宗时皇家教坊中弹五弦琴的圣手，每逢他休 假回家弹奏时，“一声狂杀长安少”。使多少乡邻为之倾倒。而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能弹得这般出色时，赵璧说自己在演奏中“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弦之为璧，璧 之为五弦也”。琴师的各种感官都专注于弹奏；整个身心，都与表演艺术融为一体了。这便是他取得成功的奥秘。
唐代艺术大师们所创造的灿烂文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名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