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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中看人生:自然主义文学

  琼新登字03号

  责任编辑:刘文武

  封面设计:郑在勇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显微镜中看人生

  ——自然主义文学

  胡 海

  海南出版社出版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20号)

  国家教委图书馆工作委员会装备用书

  沙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1/32印张 4.37千字87

  1993年12月第l版1996年 8月第2次印刷

  ISBN 7—7951/I80590· 87

  总定价40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阐述了自然主义发生发展的基本过程,详细介绍了一些重要作家的理论主张、创作背景、创作意图与创作倾向,具体分析了一些名篇佳作的思想意义与审美特色,并在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循着更新的文学思路,依据更广阔的文学参照系,对自然主义的特征、成就得失、文学史地位给予了重新评价,对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关系问题、对创作方法与文艺批评标准等基本文学原理问题提出了一些较为独到而合理的见解。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一)国别、地区文学史,(二)分体文学史,(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四)文学比较、交流,(五)作家作品 (上),(六)作家作品(下),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闸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编委会主编:吴元迈

  编委:叶廷芳 卢仁龙 刘文武 吴元迈 郭宏安 谢伟民 蒋卫杰

  显微镜中看人生──自然主义文学

  应运而生的文学思潮

  影响深远的创作方法

  欧洲文学自文艺复兴以来,经历了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演变,到十九世纪下叶,又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学思潮,它起源于法国,波及到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美国以及拉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取代了盛极一时的批判现实主义,成为十九世纪后期世界文学的创作主流并延及二十世纪初。

  自然主义文学是十九世纪前期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结果,更是当时新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所促成的产物。它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现实要求,又是随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应运而生的新思潮。第二帝国时期,即由拿破仑第三统治法国的二十年间(从1851年政变开始,到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一方面,政治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将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国内投机倒把盛行,贪污舞弊成风,上流社会骄奢淫佚、醉生梦死,普通市民庸庸碌碌、得过且过,广大农村则仍在愚昧和贫困中挣扎;卖淫、酗酒、通奸、偷盗已不足为奇;帝国对外还为某些野心家、某些集团的利益而穷兵赎武,进行殖民活动和侵略战争。这一切,必然引起有识之士和忧国忧民之士的忧虑和愤慨,引起像左拉、莫泊桑这样在清贫生活中冷眼旁观、心明如镜的知识分子的厌恶和不满,激起他们用笔来揭露和剖析这一切的强烈愿望,从而承袭批判现实主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批判精神,并带上讥刺色彩。

  不仅第二帝国的现实决定了文学的主流是写实的而不是想象的,是批判、讽刺的而不是歌颂的、热情洋溢、兴高采烈的,十九世纪前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也必然给文学遗留一种惯性;批判现实主义剖析社会现实、揭示历史规律、抨击不公和反常现象、讥讽卑劣人物的特殊功效,和它所显示的高超技巧、所创建的宏伟业绩,不能不让左拉、莫泊桑等人心向神往。而左拉的文学才华与雄心又使他必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与发展,力求赶上和超过巴尔扎克。那么,这位天降大任的文学大师,将如何实现他的宏愿呢?是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最终造就了这位风云人物。

  左拉是怀有对第二帝国进行总清算的创作意图的,第二帝国的“疯狂与耻辱”的现实决定了他创作的批判精神与写实原则,但由于他的理论加进了实验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分,因而没有成为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简单重复。

  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已基本完成,新发明不断出现,新技术与新工艺不断采用,各行各业迅猛发展。生产力的活跃是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发展,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必然给社会科学带来新血液,使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也不断进步,文学家们也因此受到启迪,有了新的创作思路,新的表现手段,和新的观察角度。左拉就是这样将自然科学中的某些新观念和新方法引入文学领域。

  自然科学对左拉创作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实证主义哲学这一中介。实证主义哲学的形成是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在《实证哲学教程》中,孔德引用了万有引力定律、热学理论等自然科学方面知识,提到了天文学家刻卜勒和化学家贝多雷,自然科学对他的影响由此可略见一斑。这种只承认经验事实与经验现象才确实可靠的哲学又影响了泰纳,他在《英国文学史》、《拉封丹及其寓言》、《历史与批评文集》中提出了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方面来研究文学的著名文艺思想体系。这一体系使文学创作开始注重确定无疑的事实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把对真实的追求提到一个更严格的程度,并引出了在文学创作中搜集事实的实证方法。如果说孔德的实证主义是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泰纳的实证主义文艺观就是左拉开创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理论先导,左拉的文艺论著与文学作品中,处处可见其影响痕迹。左拉自己也曾说,他在青年时期接受了泰纳的思想,并把泰纳的理论应用到小说创作中。

  作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的达尔文学说,给思想界带来巨大震动,左拉也不例外地受到它的启发并在文学方面对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之理论有所借鉴。当然最先接受物种起源论的影响并加以运用的还是泰纳,他的“种族说”几乎就是达尔文生物遗传学的一种具体演绎。而他又影响了左拉。总的来说,达尔文学说促使文学家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考察人,将人看作是自然人,把民族看作是自然群体,并从遗传角度研究人性,从自然环境 (包含社会环境)的角度研究人性,为自然主义文学提供了如何认识人和如何表现人的理论基础。正因受此启发,左拉才要在《卢贡·马加尔家族》中研究一个家族的血统问题与环境问题,赋予自己的作品以“纯粹人的因素”和“环境的社会作用与物理作用”。

  自然主义文学的产生,还直接得力于法国生理学和实验医学的新成果。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的《肝脏的糖合成机能》、《实验方法论》、《实验医学研究导论》,吕卡医师的《关于神经系统健康与疾病的自然遗传的生理哲学的论文》等生理学、医学论著,开辟了对人的生理机能与神经现象的认识领域,使作家对人有了新的认识角度,为他们描写生理的人提供了启发和具体指导,对自然主义文学创作产生了最直接的推动作用。在左拉及其他后继者的作品中,常能看到这种医学及生理学知识的直接移植。

  科学的精神、实证的方法、认识人和人类的新的科学体系和生理学、医学的发展,共同影响法国文学家,使自然主义文学潮流最终水到渠成。 “自然主义”一词,最先见于泰纳1858年写成的著名的《巴尔扎克论》。他将巴尔扎克称为“自然主义者”,其主要意思是指巴尔扎克研究法国社会时具有自然科学家的严谨与冷静,不带自己的偏见与激情。他初步确定了“自然主义”的概念内涵:文学创作应该和自然科学的观念、自然科学的方法相结合。而最早在文学实践上体现出自然主义倾向的是龚古尔兄弟。他们不是典型的自然主义作家,但其病例研究和病理分析之作 《热尔米妮·拉赛朵》却堪称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第一部代表作。他们并没有自觉的自然主义创作意识,也没有着意构建自然主义理论,但他们在记笔记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所养成的观察分析能力与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却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引入文学,强调文学作品的资料文献性质,提倡小说创作由搜集事实入手。并且,他们已经和左拉不谋而合地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始运用在人物描写中,如《热尔米妮·拉赛朵》就是“在赤裸裸的对感官享乐的逼真描绘后面,隐含着对性爱心理的临床研究。”他们说“今天,小说强制自己去进行科学研究,完成科学任务,它要求这种研究自由而坦率,”这种科研诚然也可视作社会科学方面的哲学、心理学研究,因为当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无明显界限——又正因如此,将自然科学引入小说,在小说中演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也就顺理成章了。正是由于龚古尔兄弟的启发,左拉写出了他的早期自然主义代表作《黛蕾斯·拉甘》和《玛德莱娜·费拉》,将人写成自然人,将生理研究的内容注入小说,并直接引用了吕卡医师的“浸染说” (或称“浸透论”,认为少女一旦和第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体内就永远浸透有他的存在)。这两部小说都贯穿了人的动物本能决定个性的观点,带有对人类的“临床研究”的性质,标志着自然主义在创作上的成熟。

  七、八十年代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兴旺昌盛的时期,一是创作上有了显著实绩,二是理论上形成体系,三是流派形成。

  自然主义在文学在创作上的最大、最主要的实绩是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这是一个家族血缘遗传的自然史和一个家族在社会生活中发展、演变的社会史。它包括二十部长篇小说,其中的《小酒店》、《娜娜》、《萌芽》、《土地》及《金钱》是最为成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以其严酷的惊世骇俗的写实与无情暴露而轰动一时,并历久不衰。

  理论上,左拉先后发表了《实验小说论》、《自然主义戏剧》、《我们的戏剧作家》、 《自然主义小说家》等文论著作。他是在经过将近十年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实践之后,才逐渐形成自然主义文论体系的。

  自然主义文学流派也是逐步形成的,首先是埃德蒙、福楼拜、左拉、都德、屠格涅夫等五人经常在星期天一起聚餐,称“五人聚餐会”。这些人趣味相投,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小团体。《小酒店》发表后,左拉名声大噪,被一群青年作家推为大师,团聚在他周围,每逢周四到左拉的梅塘别墅聚会,是为“梅塘集团”。自然主义文学流派从此正式形成。1880年,他们出了一个合集,在这个集子里,一直按兵不动、引而不发的才子莫泊桑一炮打响,以其名篇《羊脂球》在名家辈出的法国文坛站稳了脚跟,并成为自然主义代表作家之一。

  1890年以后,法国自然主义开始走向衰落。左拉在完成家族史小说后开始转向所谓“社会主义小说”的创作;莫泊桑于1893年病故,1896年埃德蒙逝世。至于梅塘集团的另几人,本就才华平平,实绩不多,难成大器。自然主义文学在法国逐渐风平浪静,而又开始在欧美一些国家以及日本文坛兴起涟漪。

  综观自然主义创作成就与文学史的地位,龚古尔兄弟可算是开山之祖,最先显示出自然主义倾向并提供了最早的代表作;但由于其作品过于平缓,缺乏趣味;又由于两人合作,刻意编排,自然缺乏生机;选材陈旧,内涵贫乏,一味罗列事实,平铺场景,难免枯燥。所以从文学角度讲,只能说有特色,不能说成就高。左拉则是经典大师,是理论权威,创造了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作品。他的家族史小说,规模巨大,内容丰富,描写入微,是人类学研究、生理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结合,自然科学精神与文学的结合。此外,他又具有浪漫主义气质,风格多样,因而没有局限于自然主义的繁琐的写实。他的创作还体现了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他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对于文学真实地描写现实与描写人起了开拓性的作用,是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对法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于莫泊桑,他的长篇小说自然主义成分颇多,《一生》和《漂亮朋友》更是堪称其中代表。其短篇小说也多少带有一些自然主义影响的痕迹。但他的大部分短篇,继承并发展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以严谨的结构、清晰简约的风格集中表现现实生活中一段插曲,至今仍在世界文学中保持着经典地位。

  自然主义文学的特征,是与自然科学原理及方法相关的。

  首先,它追求一种自然科学式的周全齐备、繁细具体的描写。宏观上,作家立意要对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写得面面俱到,无一遗漏;微观上,则是对具体场景、具体事物的描写提高到空前绝后的详尽程度,并且这种描写不仅是为了表现主题、塑造人物、叙述故事而使用的手段,它本身就成了目的。这对于后来的新小说派的专门描写“物”而言是一种先导。

  自然主义在描写生活事件与人物行动时,力求削除任何浪漫成分与奇异色彩,避免人为的布局与匠心的安排,而致力于日常生活化,以求用活生生的图景和生活进程来实现对完全真实的追求。这就使得一些与主题情节完全无关的生活细节也进入了作品,如一个妇女的梳妆过程,一桌酒席的上莱情况,这类生活实录与照像式的描写在自然主义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

  自然主义将自然科学严肃冷静的精神发展到极端,便显得严酷冷峻。它不仅不回避丑恶,甚至还乐于表现各种丑恶。一切禁区都被打破,一切自然界的、生活中的东西都进入了作品,这诚然有时因其过于露骨而让人不能卒读,但也开拓了文学题材和表现范围,并且对腐朽丑恶暴露得淋漓尽致而抨击得体无完肤。

  自然主义最大的特点,还是在于它从生理的角度来观察人、理解人与表现人,它重视人作为自然人的一面,将人的行为、思维、情感主要归因于人的生理机体。这以前浪漫主义重“灵”与“情”,现实主义也只是加进了“欲”,而自然主义则把人的“血”和“肉”都带进了文学,表现那发挥着自然机能、由生理机制支配其运转的“血肉之躯”与“灵”、 “情”、“欲”的关系。如《一生》中,婚姻生理学是影响男女主人公家庭关系、决定女主人公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自然主义的这个角度从另一个方面开拓与充实了对人的写实,对二十世纪文学产生了显著影响。此后,人不再被写成单纯的社会人,而也被写成自然人,即从生理、心理、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等多方面来分析人的行为,从而将人写成了全面的人和真实的人。

  自然主义文学的成就与贡献,在于它出色地对自己的时代社会进行了真实的描写,既留下一份关于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和风俗人情的文献资料,又留下一份真实描写现实和描写人的艺术经验的宝贵财富。

  自然主义也存在着局限性。自然主义作家专注于历史或自然科学,缺乏哲理性思考,作品缺乏思想的闪光。他们不注重伦理道德的探讨,没有任何倾向性,过于淡泊。他们追求严格的写实,而缺少艺术的加工与提炼,显得繁琐、呆板和滞重。对丑恶的过多、过细的描写,对生理状态与行为的过分渲染、有时令人难以接受甚至引起读者们的反感。他们从生理和遗传角度描写人,尤其是将这些因素绝对化,削弱了对正常人性与社会性、阶级性的挖掘,损害了人物形象的描写。

  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一种创作方法对文学的影响,首先是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法国和二十世纪初的欧美诸国掀起了一场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由于各国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状况也有差异。

  自然主义在德国兴起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文学正处于一个低潮时期,当时德国文坛上的“摹仿文学”一味摹仿古典作品,脱离现实,粉饰太平,即使是坚持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作家史托姆、凯勒等人,也因蛰居偏村僻壤,把握不到工业化时期的新变化、新动向,创作不出富于时代气息的力作。这种状况引起一批年轻有为的作家的不满,他们把眼光转向国外,从异域吸收新鲜空气和营养。此时,自然主义运动在法国已成正果,以其绝对真实的态度和严厉的批判精神显示出反映复杂生活、把握动荡时代的非凡力量。德国作为邻国,理所当然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德国的社会和文坛现实的需要与法国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所提供的可能相结合,一批优秀的自然主义作家和作品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著名的有被誉为“德国的左拉”的小说家马科斯·克莱策尔 (1884——1941)的代表作《梯姆坡师傅》;威廉·封·波仑茨的小说《农民卡特纳尔》;康拉迪的短篇小说集《暴行》,阿尔诺·霍尔茨的 《哈姆雷特爸爸》及戏剧家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代表作《泽里克一家》(与史拉夫合作),史拉夫的《奥尔第师傅》等等,真可以称得上盛极一时。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文学创作受到了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但都未曾像在德国一样掀起一个小高潮。

  日本属于东方文化系统,但它较早较多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明治维新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科学的传入,自然主义也被带到了日本文坛。当时的日本社会,在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等各方面还带有浓厚的封建性,文坛普遍感到压抑、窒息,需要突破障碍,尽情宣泄。于是,西方自然主义的那种纯客观、无禁忌的创作方式便与日本作家们一拍即合,并在某些方面 (如性描写)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拉丁美洲还是一个几乎尚未开化的地区,保守、愚味、落后,许多人尤其是农民,本身就接近于生理性动物,不依人类文明法则行事,自然主义的某些原则对于拉美文学反映生活而言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传统道德不容许如实暴露这一切,对那些大胆的、尖锐的自然主义作品横加指责,但这反而扩大了自然主义的影响,使作家们认识到自然主义原则是一种能使他们有更大用武之地的原则,读者们则由这些无所顾忌而深刻有力的作品全新地认识了自己的大陆及自身。

  自然主义对世界文学之影响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它对现代主义诸流派有这样或那样的启发、引导作用。从文学表现的广度讲,在自然主义之后,文学禁区不断缩小,作家们的笔触从生理到内心隐秘,从情欲到尖端几乎无所不包。从深度来说,情节流程的动力由外部冲突演进到生理冲突,意识流干脆只展示心理运动本身而略去其原因与结果。表现手法上,传统的模式已不足以容纳日益深广的内容,作家们开始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采取各种手法,甚至是荒诞的手法,如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创作,实际上是自然主义的忠实照录的极端发展。

  从实证哲学到自然主义

  从实验医学到实验小说

  自然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主义,泰纳、左拉的文艺思想均深受他的影响。

  奥古斯都·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曾任圣西门的秘书,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把哲学分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也就是所谓的虚构阶段、抽象阶段和实证阶段。他将实证等同于科学,宣称实证即实在、确定,否认推理的作用和事物的内在规律性,过分拘泥于具体现象。他是一个学究习气浓厚、眼光狭隘的哲学家,既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也反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一味推崇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又不能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所以将实证视为人类智慧的最高体现。

  孔德的著作主要有《实证哲学教程》和《实证哲学精神》。在这两本书中,他认为,只有以观察为依据的知识才是真理。依此类推,那么,只有完全实录或确有生活原型、事实依据的文学作品才能蕴含和揭示真理。龚古尔兄弟的实践与这种理论不谋而合;莫泊桑正好在观察方面有特殊本领,表达能力也是强到滴水不漏的;左拉则是有意识、有目的地从文论到创作两方面向这种理论靠齐。然而,观察固然重要,但它只是获得真理的前提,人的思维、经验、创造力才是发现真理的更重要的因素。对于作家来说,细致观察和精确表达诚然是一种必要的能力,而提炼生活,进行艺术加工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文字显得冗长,而铺展的内容却很有限。实际上,龚古尔兄弟、左拉、莫泊桑等也并没有成为生活的奴仆,相反更多地发挥了他们作为文学大师的能动性。孔德强调实验哲学的基本性质是把一切现象之间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看作真实的规律,号召人们放弃对现象的内在原因的分析。他之所以排斥推理、想象、概括、归纳,是因为在相互依存的现象中,规律常常已经浮现出来,推理、想象等已经在一瞬间凭借经验与惯性完成。否则,一个哲学家竟然不运用推理、不重视推理,这简直不可想象。应当说真理在实证过程中已经显现,对于孔德这样认识能力强、反应迅捷的人来说,实验本身足以显示一切了,推理只是多余。而对于自然主义作家来说,当他们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原始材料时,他们已敏锐地感悟到了情和理,因而认为生活本身足以说明之,才使用了那种绝对忠实生活、冷静客观的创作方法。

  孔德认为他已经成功地通过实验的途径发现了人们思维机能所服从的“规律”,而超越了人类认识第一阶段的神学世界观,排斥了那些错误知识和虚假的神圣形象;也超越了形而上学阶段的一味追求事物的抽象本质,强调感性的、直观的材料蕴含了最高的真理。这样他等于否定了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而推出了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在哲学上带有不可知论倾向,在文学上则是等同于福楼拜的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绝对客观。龚古尔兄弟是不折不扣地作到了这一点,对于左拉、莫泊桑而言,则只是尽量如此,因为他们没有龚古尔兄弟那样的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养成的冷静客观的写作习惯,而更多是出于对实证主义观念和自然主义理论的依从。

  从孔德到左拉,中间还经过了泰纳这一重要环节。孔德影响泰纳而泰纳再直接影响左拉。泰纳 (1828—1893)是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英国文学史》和《艺术哲学》的作者。他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下,用自然界的规律解释文艺现象。在 《英国文学史》导论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种族、环境、时代三方面动力”说,认为文学创作的发展依赖于上述三动力,其中种族包含人的先天的、生理的、遗传的因素,环境包含地理的因素,时代包含文化的因素。他将种族因素推至首位,认为它是内在动力;环境则是外部压力,时代只是后天促力。这也就是说,自然因素是先天性的决定性的力量。这一观点在左拉的文论和创作中常有体现,尤其是生理和遗传,常常是小说的起点和终点,甚至它本身就成了叙述和表现中心。

  泰纳将实证论发挥到更具体、更丰富翔实的程度,从而成为实证论美学最有影响的人物。泰纳认为每个人的生活状况与生活过程都不是绝对孤立和截然不同的,而是具有某些共同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些方式是个人的种族天性所固有的;因此,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将这些种族共性挖掘出来。泰纳深信自然科学的实验可以移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左拉也深信小说可以变成试管,或者是病房与实验室。泰纳说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原因或由于虚荣,或由于勇敢,或由于诚实,或由于消化,或由于肌肉活动,或由于体温。气质与生理成了决定因素。左拉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以至用他的一句名言作《黛蕾丝·拉甘》的卷首题词——“恶行与美德也是硫酸盐和糖一样的产物。”

  泰纳将社会史和自然史相提并论,他说,在这两者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自然群,即按一定的总门类形成并按科、种、属分类的个体。在这两者中,研究的对象皆为内部长期变化的生物体;原始的形态遗传下来,而新获得的特征只是部分地逐渐地传给了后代;机体只是在环境的影响下得到发展;生物体的每下一代的状况皆因其双重条件而具有上一代的状况以及该门类的总趋势。无比完善的人类动物是其他动物进一步的继续。由于人的特性 (包括构成人的特殊地位的高级特性以及与其他动物所共有的低级特性)源于大脑活动,所以机体规律将其威力扩展到一定的范围时,自然科学便停止发展而让位于“精神科学”。不过,在“精神科学”领域内仍然还保留了自然科学在自然现象领域内规定的因果依存性。一个种族固有的精神代代相传,不论文化发生什么变化,它都保持不变,并且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在有机界中,遗传的特征同外部环境相结合,成为下一代机体的必然条件。根据泰纳的这些观点,再看看 《卢贡·马加尔家族》,就能发现左拉的创作所受泰纳影响是多么深。 “一个家族的自然史与社会史”这个副标题本身就是重复泰纳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总说法,而卢贡·马加尔家族首先是一个由遗传学决定的自然群,各代各人就是泰纳所说的总门类下按科、种、属分类的个体,家族世系图与生物进化树、生物种属几乎没有区别。家族史小说首先在总构图上注明备代各人之间的生理联系、自然属性,而后,按泰纳自然让位于精神的观点,左拉着重描写人物作为社会人的社会活动,从而使小说没有成为自然科学教程而成为有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和审美意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亦如泰纳所言,遗传与环境结合影响下代机能,左拉受此启发,将遗传与社会环境始终联系在一起,使人物始终兼有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也是这种双重属性。应当说,只要不失之偏倚,这比单纯从社会性角度描写人更全面、更深刻。而许多自然主义作家则多少有点兼片面与深刻于一身,于是又受推崇,又遭贬责。

  左拉在创立实验小说理论时,处处引证贝尔纳的论点,贝尔纳的实验医学是左拉实验小说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根源。克洛德·贝尔纳(1813—1878),法国著名生理学家。中学时对文学感兴趣。后中途辍学,到里昂一家药店当职员。二十岁左右来巴黎学医,在法兰西学院生理学家马让迪手下工作。曾两度获得法国实验生理学大奖。他在法兰西学院先后开设过“医学中的实验生理学”和“神经系统的病理学和生理学”等课程。1865年发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这是一部实验医学专著,但对哲学、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关于它的主要内容和对左拉的实验小说的影响,可从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名著《实验小说论》中得以了解。

  在《实验小说论》中,左拉声明,他所谈及的应用于小说和戏剧的实验方法,不过是一种借鉴;贝尔纳的《实验医学导论》,是他的理论基础与论据。然后他扼要地介绍了 《导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一,实验是一种人为发起的观察,实验者永远独立思考,不先入为主,一切现象,先予验证再予接受。二,有生命物体主要指人的自发性并不阻碍实验的应用,唯一的差别是无生命物体处于外界的、一般的环境中,而高级的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则浸泡在内在的、完善的环境之中,这些环境也具有物理、化学性质。三,实验产生的目的,对有生命体和无生命体是相同的,是为确定某现象的必要条件。实验科学不应该去关心事物的为什么,而只说明是怎样。具体到左拉的创作来看,正因他接受了先验证再接受的观点,他才在小说中只是尽量提供带研究价值或已带有分析性的原始材料,而决不象雨果那样自己站出来高谈阔论,也不象司汤达那样激情澎湃。他要在不偏不倚中保证材料本身能显出真相和本质。同时,他根据贝尔纳的观点,将人的自发性和能动性也纳入自然范围,将心理活动、社会行为最终归因于生理;他也认为社会环境具有物理、化学性质,酒精中毒、遗传变异便经常被当作人物命运的总阐述。他提供一个家族的演变史,展现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生死存亡,认为表现这些已经足够,无须再去追究“为什么”,因为解释就在其本身。

  贝尔纳对观察与实验作了详尽的讨论,由此说明推理(在科学手段不足的情况下,推理是一种凭空设想,但又很有必要)的不可靠和实证的优越性。左拉的第一个观点便是,由于文学只用了观察方法,实验开始变得可能而也成为一种必需。为确定自然主义小说中可能具有怎样的观察与实验,他摘引了贝尔纳的一些话:“观察者只不过纯然考虑他眼前的现象……他应该是现象的摄影师;他的观察应当精确地表达自然……他倾听自然之声,记下自然所倾诉的一切。但是一旦事实被验证、现象被细加观察之后,观念就随之产生了,而推理则起而干预,实验者就站出来解释现象。……自实验的结果显露之时起,实验者就面临他所发起的真正的观察,他应不带任何先入观念,……应该退隐……变成观察者”。这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文学观点:作家退隐,变成冷静的观察者,忠实的记录者,不带主观色彩的分析者 (即在场面与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显示分析结果,作家退出小说)。左拉试图像医学家那样分析人的一切,相信激情也能分解成一些反应物,从而加以分析。这是幼稚的,不过,今天的心理学确实能作到对激情的抽象与解析。在自然科学不发达时提出的一些见解,比如说意识是一些元素构成,看似可笑,当时亦是严肃的和富于科学精神的。

  贝尔纳将实验方法由物理学及化学引入医学,左拉据此认为,它也可从生理学引入实验小说。在此之前,许多人,譬如居维叶,曾断言用于无生命物体的实验不能用于有生命物体;左拉在和贝尔纳“一起”反驳这一论点之后,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实验小说论。贝尔纳的话就是他的理论依据:“生命现象的科学,除了以无生命物体现象的科学为基础,不可能另有别的任何基础了,从这一点看来,在生物学原理与物理化学原理之间并无任何区别。其实,实验方法所欲达到的目的到处都是相同的,它只想通过实验把自然现象与它们的存在条件或它们的近因联系起来。”而这一观点之所以引起许多人的异议,是因为高级生物身上不仅有外界环境或有机体外环境”,还有“内部环境或有机体内环境”,“这就成了我们在以实验来决定生命现象以及使用可能的方法使之发生变化时所遇到的困难的唯一原因。”这似乎足以使实验方法进入小说变得无可非议了,不过,贝尔纳将实验方法由无生命体引入有生命体仍是在自然科学范畴,而文学及人的研究属于社会范畴,依此类推是行不通的。生理研究是借助科学仪器,作家的纸和笔又何能取而代之呢?所以,实际上左拉的实验小说只是在将人当实验对象、当无机体、复录人的生理状况、自然行为等方面,采用了实验报告的方式。他的小说从结果上看与科学实验相似,不过是形似而神不似,或曰是形拟而实非。他引用大量贝尔纳的话来证明自己的创作方法并无实际意义,仅是为了说服自己,给自己一反常态的新形式找个比较稳固的理论靠山。从他多次强调 “这种见解是贝尔纳的”,“贝尔纳是绝对权威”来看,左拉寻求理论依据的心理非常明显。事实上,他的实验小说并非将人和人类置于实验环境中,而是将他们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一个客体,以供作家进行生理分析、心理分析和哲学分析。

  贝尔纳将实验方法引入医学,目的是研究现象从而掌握现象,譬如经验论医生只知金鸡纳霜能治疗疟疾,并自认仅此已就够了;而实验论医生却要说明他的原理,使之成为科学事实。实验生理学和实验医学的意义,是使人支配生命,成为生命的主人。鉴于此种不寻常的意义,左拉豪情满怀地说,研究自然与人的社会的小说家,也是带着这个目的而采取类似手段,左拉认为他能成为智慧与个性元素的现象的主宰,他要以实验来发现这些元素,从而知道在某种社会环境中,某种激情会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而人们一旦掌握这种激情的机制,就能控制它而趋利避害。他试图对人进行实验,一块一块地拆卸与装配人的机器,使它在环境影响下运转;在时代进步以后,在人们掌握了法则以后,只要左右个人与环境,就能达到更好的社会形态。他兴致勃勃地说,这样就可做善与恶的主宰,支配生活,治理国家,逐步解决社会正义的一切问题,尤其是犯罪问题,他确实在这么做,也确实对卖淫、酗酒、谋杀等社会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从他的小说来看,他并没能将人和社会分解为什么元素,发掘出什么因子,支配人的行动的,虽有欲望、气质等内因,也离不开时代条件与社会环境等外因。由于他始终也注意到某种激情机制的作用与社会环境相关,所以他的实验小说并未写成枯燥的实验报告,而具有活生生的人性内容和社会性内容。一个作家的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并不一定等同,有时甚至还很不一致;左拉的实验小说理论是新异的,也是形而上学的,缺乏逻辑力量与理论依据,但他的创作却超越了这种理论,只带有一些不算明显、瑕不掩瑜的痕迹。他的作品仍然是伟大的,不可因其理论而对其创作产生误解、偏见。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给人们提供了对人的认识的科学体系,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话,实际上也打破了人关于自身的神话,使人从万物灵长、到尊无上的地位跌到与禽兽沾亲带故的难堪境地。一个神话的毁灭带来种种禁忌的突破,人开始被当成一个客体、一个自然物去观察、去研究,最初是在自然领域,然后是在社会领域。左拉从文学角度对人进行医学和生理学分析,可以说是从文学方面体现了人在由上升为神、降为自然人到最后恢复为社会人这一历程中的一个过渡、一个转折。在此以后,关于人的学说;包括作为“人学”的文学转入正轨,全面客观地判断人的属性,探讨人和人类社会的秘密。

  文章有别径

  理论开新风

  自然主义作家们的文艺思想,主要见于小说序言,以及部分书信、专题文章,很少有大部头专著。在这些小型文章中,作家们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见解,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说明或总结。

  龚古尔兄弟的理论主张最早见于 《热尔米妮·拉赛朵》初版前言。它首先声明这部小说来自街谈巷议,不为迎合上流社会的低级趣味,是一本严肃的、分析性的书;没有惊险,没有幻想,只会带给人伤感和冲动。接着,作者解释他们这样写的缘由,是因为他们想探讨被作家们忽略了的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心态,想让人们知道下层人民的“谈话声音是否会和大人物与富翁们谈苦恼时的声音一般大,”“穷人哭泣的泪水会不会和富人是一样的”。人们可以看到, 《费洛曼娜修女》和《热尔米妮·拉赛朵》确实是反映最普通的人的最平凡的生活经历的。龚古尔兄弟的这种创作新趣向的意义在于:此前的文学,有三方面不足——一是作家主要出自上层,或依附上层,那些远离文明的偏村僻巷里的下层人民很少见于作品;二是文学粉饰太平、逢迎政治、逢迎时俗的倾向已成积习;三是个人抒泄、浮夸虚构的成分太多。即是批判现实主义,在对人自身隐秘的描写上也还有所忌讳。而龚古尔兄弟则以其历史学家的无情的严谨和可怕的冷静如实展示人的自然状态和原生状态,从而使文学对生活的反映更加真实。

  前言最后一部分声明:“现在就算这部作品受到了诽谤,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今天的小说题材不受限制,“地位也提高了。它开始成为文学研究和社会调查的一种严肃、富于激情和生气的形式,它通过分析和心理研究成了当代的一部道德史。今日的小说担负着科学研究和科学课题的工作。”至此,前言才显出自然主义宣言的意义,表明龚古尔兄弟将走的文学道路是一条通过文学来研究人和社会的自然主义道路。这与他们以前走的历史研究的道路是相承的,他们有研究的兴趣与天才,自然就要在文学领域里来发挥。于是人们就能从他们的创作里看到科学的自由和坦率,看到精确的写作技巧与活生生的真实。

  埃德蒙为他独自创作的小说《谢丽》所写的序(此时弟弟茹尔已死)也是一篇重要理论文献。序言介绍了他的创作意图、设想、美学追求、作品特点,并回忆和总结了他及弟弟一生的创作。

  《谢丽》又译《亲爱的》,是作者在《福丝坦》序言中预告过的小说,是“第二帝国时代上流社会一个少女的研究。”作者要“以圣日耳曼区的一个少女为蓝本,她的高雅,出身名门望族,家族的传统”等等,赋予他的小说“一个高贵气质深印在血管之中、经过几代人才获得完善的典型”。他自叙这部小说是以构思一部历史著作那种研究心血写成的,它将一个女人和她的内在女性特征,从童年写到二十多岁,写了那么多妇女的言语和内心隐秘,这种细致、详尽描写、剖析妇女生命历程和心灵历程的作品确实少见,不管他的剖析是否完全准确,这部作品都是别致的,作者的这种尝试也是可贵的。他丰富的生活积累、洞若观火的观察能力和精确的表达,又使这部没有插曲和波折的自然主义作品娓娓动人。

  接下来作者谈到创作趣向、风格、语言等问题,坚持自己的反传统的创作方式、个人特色鲜明的语言,提倡风格多样而各自保持个性。而后是漫想式的创作历程回顾,并由此生出万千感慨,对着眼前的最后一个产儿吐露心衷:“现在,你,小小的《谢丽》,龚古尔兄弟中仅存的一个所写的最后一部可怜的小说,要迎接你所有的兄长,从《文学家》到《拉·福丝丹》所得到的对待,要忍受蔑视、轻慢、讽刺、咒骂、侮辱,你的作者坚持不懈地写作,他的年老,他的孤独生活的忧郁,过去都不能使他免受这些攻击,但不管怎样,却使他具有司汤达式的对即将来临的世纪的信心。”这些话构成了他对自己与弟弟一生创作的总评价和总感想。这些话是很委婉动人的,但客观地说,他们的创作并不算很成功,其作品的审美价值不高,也许其意义更在它所包容的历史材料方面。龚古尔兄弟作为文学家的特殊意义不在于其创作成果,而在于他们所代表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在于他们启示了一种新的文学潮流——自然主义。

  龚古尔兄弟重要的文论还有给左拉的两封信和《尚戛诺兄弟》序。给左拉的两封信分别写于1865年和1868年,前者是为感谢左拉替他们新出版的《热尔米妮·拉赛朵》作序,后者是发表他们对左拉的《黛蕾斯·拉甘》的看法。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出龚古尔兄弟和左拉在文学主张上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和创作上的互相钦羡、互相鼓励。《尚戛诺兄弟》序中谈到了题材选择的问题。龚古尔兄弟认为,自然主义者之所以热衷于“描写下层的、令人反感的、发出臭味的东西”,是因为“人民当中的男女更接近自然和野蛮状态,他们是普通的、不大复杂的人”。简单、普通的人当然更宜于生理学分析和医学分析,上层人则多了许多文明的矫饰与伪装。不过龚古尔兄弟及以后的左拉并没有局限于描写下层人,而是尽量去剥开文明人的面纱,同时揭示他们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序言中提出也要写上层人即是此意。

  左拉的重要理论文章,除了 《实验小说论》外,还有《黛蕾斯·拉甘》再版序、《关于家族史小说总体构思的札记》和《卢贡·马加尔家族》总序、 《戏剧中的自然主义》、《巴尔扎克和我的区别》等等。

  《实验小说论》是一本专著,其中设一专节《论小说》。《论小说》包含了小说理论、作家评价、作品评价等内容。在小说理论方面,他谈到了真实感、个性表现、批评方法和描写论等问题。左拉之所以要谈论真实感,是因他认为想象在自然科学发达 (相对而言)、人们认识能力提高的时代条件下已变得不再重要,应当退居次席,当代作家的首要品质是真实感。所谓真实感,就是如实地感受自然和再现自然。自然主义小说的内涵就是:作家首先通过缜密精微的研究,掌握所需全部材料;这些材料本身给他们提供了作品的框架,因为有时事实会排列得合乎逻辑,一个导致另一个。作家只要搜集了丰富完整的生活材料,他的小说就自动安排妥贴。小说家只消按逻辑将事实分门别类,从他耳闻目睹的一切抽取一段悲惨故事。故事越一般,反而越有典型性。让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以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断。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实质,也就是作家只充当生活的忠实的书记员,让生活材料本身去说明一切。但作家又并非完全没有能动作用,他的作用便在于搜集、精选、组织并展出这些材料。这种创作方式,只要作家能够撷取到本身有意义的生活材料,也能构成好作品;但艺术必竟应当高于生活,即使看似一模一样,它的被选取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加工、审美加工;一些非常无聊乃至庸俗的生活情节,至少是不能作为小说主干。左拉理论上没有强调这一点,但创作上倒也没出什么偏差。左拉的仿效者就不然了。他们以为一切生活复写出来都是文学,包括那些庸俗无聊的东西——既然如此,那文学又还有什么意义呢?

  个性表现与真实感是相承的,所谓个性表现,也就是“感觉与再现其独创性”,而这种独创性首先依靠一个小说家的真实感。左拉以都德为例来说明这点:“阿尔封斯·都德先生看到了某个景象,某个场面,由于他具有真实感,他为这个场面所打动,对此保留了十分强烈的意象。年复一年过去了,脑子仍然保存这个意象,时间往往会使这个意象更加探刻,它最后变成了一种困扰,作家非把它传达出来不可,非把他见过和保存下来的场面表现了出来不可。于是出现了咄咄怪事,一部独创性作品诞生了。”左拉在这里强调的是自然主义者的观察生活的严谨、客观态度。唯有如此,才能使小说家获取丰富素材和深刻经验,并且始终记忆犹新,时时能在大脑中进行改造、升华,即左拉所说的“现实是出发点,是有力地促使小说家行动的推动力;然后小说家使现实延续下去,朝这个方向展开场景,同时赋于这个场景以特殊生命。”

  用于小说的批评方法,左拉认为它与小说家的创作方法是一样的。批评家研究一个作家,以便了解他的作品,正像小说家研究一个人物,以便了解他的行动一样,两者都同样关注环境和状况。巴尔扎克不厌其烦地从事实地调查,以准确确定葛朗台居住的街道和房子,分析葛朗台周围的人,确定决定吝啬鬼的性格和习惯的千百件细小事实。泰纳先生想写一篇论巴尔扎克的出色研究,他开始去搜集一切可以想象到的材料,有关小说家的发现过的书籍和文章;他询问认识小说家和能够提供确切情况的人;这还不够,他要打听巴尔扎克生活过的地方,访问巴尔扎克出生的城市,居住过的房屋,经过的地域,一切都这样被批评家探索过,包括直系亲属和朋友,直到他绝对掌握住巴尔扎克,了解作家最隐秘的内心思想,如同解剖学家掌握他刚解剖过的躯体。这样,他才能阅读作品,创作家给他和向他解释产品。作家和批评家异曲同工。左拉试图把文学变为一门科学,他也要求文学批评成为一门科学。而在他看来,泰纳是做到了这一点的。因为他有自然主义的科学态度,踩在真实的土地上,只接受证实过的事实。这也就是实证批评方法。他指出巴尔扎克很随心所欲地创造,但他强调的是,巴尔扎克“描绘的环境是准确的,他竖立起来的人物脚踏实地”。在今天看来,对于实证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批评家和小说家来说,应该强调的倒是创造,是充分发挥创作者的主体性,从真实的活生生的素材中提炼出丰富的美好情感和深刻哲理;亦充分发挥批评家的主体性,在充分与把握作家作品 (包括不显在的,轻易不为人知的背景材料)的基础上,发现作品本身所不能提供的、作家本人没能记忆到的东西。

  关于描写,左拉所下的定义是:确定人和使人完整的环境状态。他继续强调科学的观察和实验,强调环境与状况,他说:“我们给自然、给广大的世界安排了一个和人一样宽广的位置。我们不同意只有人存在,只有人重要。相反,深信人只是一个简单的结果,为了获得真实而全面的人生悲剧,必须向一切存在的东西索取。我深知这一点牵涉到哲学,因此,我们立足于科学观点,即观察和实验的观点,目前它给了我们最大的信心。”

  在《论小说》中,左拉还对一些作家和作品进行了评价,如于依思芒思和他的《瓦塔尔姐妹》,保尔·阿莱克西及其四部中短篇小说,莱·昂一埃尼克和他的《忠实的女人》,以及龚古尔克弟和他们的作品等等。他认为《瓦塔尔姐妹》的出色之处在于“背景同人物一样真实”,认为埃尼克具有“真实感和创作才能”,如“进一步显示个人的特色”,必将成为“当今文坛最有力的工匠之一”;认为阿克莱西具有敏锐的感觉,只需“按自然去写作”,“出色地解剖他认识和经常接触的人”,就能写出“十分精细和微小的差异变化”,他的作品分析严峻,笔力遒劲,具有使人信服的独创性。他称赞龚古尔兄弟的《勒内·莫普兰》中的研究杰出的深刻,《尚戛诺兄弟》的描绘极其准确和精细。他不断地重复这种思想:“作家只要作出简单的研究,描写一种激情的故事,一个人物的传记,从生活中撷取和经过合乎逻辑地分类的记录就算大功告成了。”“我们从使真实变得更完美的创作的意义上来说,要拒绝想象。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创作力用来赋予真实以固有生命。”“如果有朝一日你感到需要理想化,你就干脆写诗;不要给我一些滑稽和异想天开的故事,想让我相信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不要杂七杂八的虚假的作品,如此而已。不要不可接受的混杂,不要半真半神奇的怪物;不要从道德的爱国的思想出发,对谎言下结论的意图。要么是一个搜集人的材料的观察家,要么是个给我叙述你的梦幻的待人,而我对你只要求有天才,以便欣赏你,我补充一句,现代的发展趋势显然有利于观察家,自然主义小说家,我是根据社会的和科学的理由来解释这一点的,但我什么都接受,我对一切都满意,因为我作为逐日记录生活的学者,热爱生活。”真实、精确、实证始终是他论述的焦点,是他的小说论的核心。

  《关于家族史小说总体构思的札记》不再空泛地宣扬自然主义理论,而是与作品紧密结合来阐述作者的文学主张,并以这种主张来规划作品,同时这也有助于读者理解作品。《札记》重新演绎了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说。“把一个家族放在中心地位,另外至少有两个家族派生于其上。这个家族在现代社会各个阶级里繁衍。……由于遗传作用,家族里产生了悲剧,儿子反对父亲,女儿与母亲作对。向感受与智慧的高峰发展得过于迅速,则使其才力枯竭,并复归于迟钝愚蠢,狂热的现代社会环境,激起了一些人物迫不及待的野心,而纯粹意义上的环境,即社会环境与地理环境,则决定了人物所属的阶级。”这段话表明,家族史首先就融进了社会史的大背景中;而家族诸成员在社会中的行动、命运,又是由遗传改变了向卓越非凡方面发展的自然趋向而产生了悲剧:时代环境激起的野心,则改变了家族祖先的遗传指向,而使后代有了与前代不同的气质与命运,也就是发生了变异。这样,考察每一个人,都与种族、时代和环境建立了联系。

  左拉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社会的特点怎样为野心和贪欲提供了催化剂,而遗传性又是怎样与此共同作用、产生成道德怪物。由此他总结出自己作品所含的两种成分:纯人类的和生理学的,以及时代的和环境的。他说:“我的小说应该是简单的,只有一个家族与它的-些成员。所有一切遗传生理现象在这里都可以用上。”这样,以遗传学解释家族史和社会史的创作基点就确定了。但由于左拉始终都没有忽略和撇开时代及环境,而尤其他并不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拘泥于理论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他有心或无心地觉到了社会、时代对人物心理、行为的制约作用,觉到了它们对人物命运的无时无处不在的影响,所以左拉的作品并没有过多地、片面地强调生理因素与遗传作用,其现实主义因素还是相当多的。这也是他的作品既具有自然生理研究意义、亦不乏社会历史意义(当然还具有美学意义)的缘由。

  左拉的其他的理论文章,也都是围绕上述思想加以论证、阐发。《黛蕾斯·拉甘》再版序言中明确指出这部小说力求将生理学纳入文学的意图,声称作者不过是在两个活的机体上进行外科医生所做的分析,并强调他要研究的是气质而非性格。《戏剧中的自然主义》认为戏剧“同样是回到人和自然,是直接的观察、精确的解剖以及对世上所存在的事物的接受和描写”。《巴尔扎克和我的区别》从他的作品有较大科学性,而巴尔扎克的作品更具社会性;巴尔扎克是一个政治家、道德家、哲学家,而他满足于做一个生理学家,满足于追寻事物的内在原因;巴尔扎克的作品是当代社会的镜子,而他只想描绘一个家族等三方面来比较他与巴尔扎克的区别,颇像一篇自然主义的着意标新立异的宣言。

  莫泊桑在文艺理论上没什么建树,在自然主义文论上更是说不上有任何贡献,因为他根本就无意作一个自然主义者,也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他的文艺思想主要见于《皮埃尔和若望》序言和《爱弥儿·左拉》中,据此可进一步理解他的创作。

  《皮埃尔和若望》序言是由作者就该小说进行的自辩而引发的对小说的一般分析。首先,他认为批评家应没有先人之见和门户观念,不依附任何文艺流派,了解、区别和解释一切最矛盾的倾向,容许最多样化的探讨。如果一个批评家说某部作品“最大的缺点就是:他不是一位批评家,”那么人们同样可以说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是一位小说家”。小说不应有什么定则,应当鼓励年轻人走新路,鼓励独创性。其次,他提出了与他的自然主义创作倾向相关的“写真实”问题。他认为,批评家批评一个自然主义者,应该向他指出在某一点上他的作品中的真实不符合生活的真实;小说家不应过分考虑逼真的问题,而要随心所欲地处理这些事件;他的小说只是一连串巧妙地导向结局的匠心组合。这正是典型的自然主义创作观。他说,小说家应避免特殊事件,应使用十分巧妙、十分隐蔽、看上去又十分简单的手法,使读者看不出痕迹,发现不了他的意图;他不创造奇遇,而是通过自然的转换手法,将人物由一个时期带往另一个时期。这正是福楼拜“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方式的发挥,是自然主义创作的特色之一。不过,他不象龚古尔兄弟那样有事必录,象左拉那样不加选择 (这也只是相对而言,他们小说本身就体现了对生活的选择),而认为“如果他(小说家)要把十年的生活写在三百页的书里,指出它在环境之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是什么,那末,他就必须懂得,在无数日常琐事中,把对他没有用的东西统统删掉。”他进一步提倡把比现实本身更完全、更动人、更确切的图景表现给读者,“势必选择”,因为如果“全部实录”,那么“每天就至少需要一本书来列举我们生活中那些无数没有意义的琐事”。由这些观点看,莫泊桑又回到了现实主义立场。正是因为莫泊桑创作思想的复杂性,他才既创造出了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又创造出了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品,或者在同一部小说里表现出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双重特色。

  《爱弥儿·左拉》是一篇全面评价左拉的创作和艺术特色的文章。莫泊桑作为左拉的同时代人,在文中介绍了他的生活和爱好,对自然主义理论进行了较为公允的评价,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莫泊桑称赞左拉是一个革命者,概括说明其理论是“我们除了生活,没有别的模特儿”,并指出左拉的理论之所以不为人们认同,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想象文学所产生的怪物,而体会不到观察和细致入微地描绘目睹到的事物的意义。接下来,莫泊桑以热情洋溢的笔调列举左拉在文学创作上的功绩,说明自然主义实际上已经战胜了旧的审美趣向而获得了伟大胜利。莫泊桑对自然主义并不是非常拥护的,他也尽量避免让自己和自然主义发生联系,但从《爱弥儿·左拉》一文看,他对自然主义的无禁忌地写真实和从生理角度描写人是完全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