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人生必读之六十八——《宽容》 -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 1882--1944），荷裔美国人，著名学者。1882年出生在荷兰，他是出色的通俗作家，在历史、文化、文明、科学等方面都有著作，而且读者众多，他是伟大的文化普及者，大师级的人物。作家，历史地理学家。

    房龙青年时期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房龙在上大学前后，屡经漂泊，当过教师，编辑，记者和播音员工作，在各种岗位上历练人生，刻苦学习写作，有一度还曾经专门从通俗剧场中学习说话技巧。1913年起他开始写书，直到1921年写出《人类的故事》，一举成名，从此饮誉世界，直至1944年去世。房龙多才多艺，能说和写十种文字，拉得一手小提琴，还能画画，他的著作的插图便全部出自自己手笔。

    年轻时的房龙，因经济拮据，像一头大象一样鲁莽地闯入了出版界。他指望出本书挣钱维持生活，并以此成为到大学谋个教职的资本。但他选择的是写历史作品，当时没有人相信干这个能挣钱。由博士论文改写的《荷兰共和国的衰亡》，因其新颖的风格颇受书评界的好评，但却只售出了不到700本，于是引来了出版商满怀怜悯的话语：“我想连在街上开公交车的也比写历史的挣得多。”但有一位芝加哥的书评家却预言，要是历史都这么写的话，不久历史书将名列畅销书榜。

    当一位出版商有了同样的先见之明，房龙一生的转折点便到来了。这位出版商名叫霍雷斯·利弗奈特，房龙先后和他签约写了《文明的开端》、《人类的故事》、《圣经的故事》、《宽容》等等。他们的合作历时10个年头。《文明的开端》的意外热销已经表明霍雷斯·利弗奈特独具慧眼，而《人类的故事》不仅引来书评界的一片欢呼并获得最佳少儿读物奖，该书共印了三十二版，房龙本人的收益也不少于五十万美元。就连给这本书挑错儿的历史教授也不禁发出感叹：在房龙的笔下，历史上死气沉沉的人物都成了活生生的人。

    也许是熟悉历史的缘故，房龙还是较早视希特勒上台为，严重威胁的少数美国人之一。1938年，他出版《我们的奋斗——对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的回答》，摆出了与德国纳粹势不两立的架势。在德国入侵他的故国荷兰、野蛮轰炸了他的出生地鹿特丹之后，房龙自称“汉克大叔”，在美国通过短波广播对被占领的荷兰进行宣传，以他特有的机智向受难的同胞传递了许多信息。

    房龙，当过教师、编辑、记者、播音员，是个多才多艺的博学之士，一生写作了大量饮誉世界的作品。他的著作曾在中国掀起持续的热潮，《宽容》、《漫话圣经》、《人类的故事》、《发明的故事》、《房龙地理》、《人类的艺术》等都是大家所熟悉的，而在房龙的作品中，尤以《宽容》一书在我心目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

    首先应该指出，因为有公共权力和私域之间的划分，使得这里所说的“宽容”具有特定的政治意涵和明确的界限。房龙在《宽容》的第十节中说的很清楚，这本书所指的“不宽容”当做“官方的不宽容”，而不是来自个人的不宽容。鲁迅在去世前曾宣称，对一生中所有的论敌和对手“一个也不饶恕”，这种毫不妥协的决绝姿态，当然是彻底的不宽容态度，但却不是这里所要说的“宽容”。因为鲁迅的不宽容，仅仅是个人见解、意见、情感的表达，对他人并不能够产生任何的强制力。正如房龙所说，个人的不宽容不存在监狱，也不能为整个国家规定出人们必须想什么、说什么、吃什么和喝什么。只要没有官方的支持，在开明的国家里，有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除了。

    公共权力的不宽容，可以来自部落、氏族、国家、政府、教会、政党等各种共同体、公共组织。而〈宽容〉一书，上起古希腊，下至法国大革命，确切的说，就是一部关于西方社会两千多年来宗教宽容的历史。

    随着房龙的娓娓而谈，我们目睹了基督教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中被流传、信仰，从屡遭迫害到最终被官方承认，又转而成为不宽容的专横的宗教，组织十字军，成立宗教法庭，发生宗教改革，以及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猜忌和纷争。几乎每一个名词、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充塞着迫害、屠杀、酷刑、令人发指的暴行，浸透了血泊和泪水。

    布罗代尔曾经把历史时间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力主在长时段中考察历史，认为这样才可以真正地看清楚历史的本源和真相。在〈宽容〉这部长达二千多年的关于宽容的历史考察中，通过一长串的、连绵不绝的历史惨剧，我们怎样深深地惊悚于人类的偏执、野蛮、愚蠢、自大、无知、残忍。早在四世纪的罗马时期，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就在时人的野蛮和蠢行中质问：既然我们举目共望同样的星星，既然我们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伴，既然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天空里，既然生存之谜深奥得不只一条路才使人找到答案，那我们为什么还总是彼此为敌呢？（〈宽容〉第81页、391页），然而好象没有人理会他。

    专制者的不宽容，来源于他们根深蒂固的恐惧，恐惧人们的思想，恐惧人们的言论，恐惧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自由的表达。在周厉王的暴虐统治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到了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统治，每个人甚至都被强迫开口讲话，沉默本身便是罪状。红衣主教“禁书目录”委员会开列的禁书目录，与明、清的禁书目录同样的冗长。中外专制者的行径如出一辙，现代只是古代变本加厉的翻版。

    房龙把不宽容总结为三种：出于懒惰的不宽容，出于无知的不宽容，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宽容》第140页）并认为认为其中最严重的是无知的不宽容。无知，也就是自负的另一面。房龙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世界各地几乎毫无例外，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人”，埃及人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人”，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苏密（即“芬兰”）的意思是“上帝的人”，太平洋上的许多部落也称自己为“上帝的人”，希腊人坚持自己是海伦的直系子孙，是天神的儿子，大洪水的唯一幸存者，轻蔑地把非希腊人指为野蛮人。他们都看不起其他成员，认为应该受到鄙视，只有自己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他们毫无例外，都居住在壁垒森严的城堡里，用偏见和固执这个坚固的屏障抵御外界和外来的影响，只有自己才真理在握。加尔文烧死相信“异端邪说”的塞维斯特的时候，一定坚定的相信真理是站在自己这边；在《大义觉迷录》里，雍正显得又是多么的理直气壮。
　　形形色色的教义、政治意识形态宣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这种主张得到狂热的表达时，便会导致原教旨主义、迫害与不宽容。也许我们都应该听取一下伯林的劝谕，人所追求的价值不仅众多，而且相互冲突，难以共存，由于缺乏一个共通的衡量尺度，根本就无法在其间比较高下优劣。

    翻开房龙的这本书，我们能够更加深切的体悟到这个道理。房龙让我们结识了许多伟大、自由而又宽容的心灵：苏格拉底、伊拉斯谟、蒙田、布鲁诺、斯宾诺莎、洛克、伏尔泰。他们是人类最真诚、最善良的朋友。苏格拉底，这位引鸩而亡的哲人争辩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力”，“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的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布鲁诺，最后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我们最为杰出的科学家说，“国家无权告诉人们应该想什么，社会不应该用剑惩处不同意通常公认的教理的人”；蒙田写下了《论良知的自由》；弥尔顿为出版自由大声疾呼；洛克创作了〈论宗教宽容〉……他们的思想和文字已成为我们这个世界中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

    《宽容》结束于法国大革命，但是不宽容的历史仍在延续。宗教的不宽容成为历史，但是革命的不宽容又堂皇登场。在革命这一新外衣的装扮下，出现了毒气室，焚尸炉，集中营，大规模、有组织的种族屠杀，种种情形骇人听闻，让人毛骨悚然。房龙这样深深的哀叹，我们现代人不过是刚刚脱离了四肢爬行的两肢哺乳动物，是吸着雪茄、坐着福特车的现代穴居人而已。

    在今天，种族屠杀、种族清洗、逮捕囚禁异议人士、漠视公民基本权利等罪恶和丑行仍然每天在我们的身边上演，作恶者振振有辞的以国家主权、民族自决等堂皇的借口作为护身符，来公然亵渎和挑战人类的尊严。让我们重温一遍房龙在《宽容》中的忠告吧：“将来我们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欧洲中部的民主国家和我们一样，也是这样被毁灭的，他们对完全对立的理论的人大谈什么宽容，就犹如对白蚁甜言蜜语的吹嘘大家具有不可分割的权力，而这些白蚁却正在摧毁我们脚下的基石。”（《宽容》第401页）

    合上《宽容》，想起了书中的伏尔泰，伏尔泰在迟暮之年，为卡拉斯案、绍蒙案、瑟文案、巴尔案等宗教迫害案件奔走呼告，直到生命结束。他单枪匹马，向野蛮、愚昧、偏狭的宗教陈规和社会偏见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锋，英勇卓绝的身影让我深深缅怀，一遍又一遍的感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