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环境史？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0级大地震，由此造成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不仅韩国、中国等日本周边国家的民众担心本地空气、水源和食品可能遭到放射物污染，甚至美国西海岸的人们也在担忧。这再一次提醒人们，环境破坏已不是一国的事情，全球性的环境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版特邀请德国学者和中国学者一起展开研讨：为什么要研究环境史？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应该走怎样的路？

    在很长时间里，自然环境都是历史撰述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但是，在200多年前，当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分离的时候，这种情况完全被改变。自然科学家研究历史上自然的变迁，但历史学家却日渐排斥自然。最近发生的事情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例如，当我们思考2004年发生的、在几天内就吞噬了23万人生命的印度洋海啸时，我们明白自然是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当我们思考汽车和工厂造成的、已经引起气候变化和气候移民的污染时，我们也会明白人其实扮演了一个环境破坏者的核心角色。如果历史学领会当前的关注，或许就没有什么能比把自然和环境整合进我们的历史撰述更重要的了。

    跨越边界

    把自然和自然的强大创造力纳入历史会带来历史编撰方式的革新，因为它会迫使我们从两个不同方面跨越边界。第一，打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边界。第二，地域或国家边界将不再重要，在历史编撰中会产生新的研究空间、视野和方法。

    其实，在人文科学中，我们的知识基础完全被禁锢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学科界限之内，这就导致产出的研究成果完全局限在本学科范围内。我们只要稍微关注一下自然科学就能发现，真正的创新思想是在不同的传统学科的交界面上产生的，如全球变化、神经科学。

    当我们参照自然的伟力而不是政治考虑对空间进行重新定义的时候，除了学科界限会开裂之外，还会发生第二个边界跨越。19世纪，英国人把野生橡胶从巴西带到伦敦。尽管有严格的载重限制，他们只带了七万颗天然橡胶种子到伦敦郊外的皇家植物园，但这些种子成功地发芽出苗了。英国人把这些胶苗运到英国殖民地，栽种在锡兰和马来西亚，开始进行系统的橡胶生产。如果没有把橡胶籽走私到英国和马来西亚，世界历史将会是多么不同！

    可以确定的是，自然在文化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在不同的全球空间中是不一样的。例如，在古代世界的所有文化中，都有一个类似的关于大洪水的神话。吉尔伽美什史诗是这方面的最早例证。在犹太——基督教中，它变成了诺亚的故事，还具有了宗教道德的意味。在印度公元前6世纪以来的文化中，它只是一尾警告人不要接近洪水的鱼，完全失掉宗教判断。在中国，大洪水神话用于荣耀大禹，因为他开辟河道以利耕作。显然，这样的故事在形成认同上发挥了作用，文化根据自然和技术的不同价值、思想以及道德和风险而走上了不同发展道路。环境史——国际环境史——让我们能够运用比较方法和超越国家边界的视野去看自然空间，我们因此能看到差异性和相似性，并从一个空间转移到另一个空间。

    自然是一种决不能低估的影响。美国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如果没有骑在牛背上的印第安人和牧牛的牛仔，我们难以想象美国会是什么样。如果没有无穷无尽随风摇曳的麦田，我们也很难想象美国西部会是什么样。其实，仅仅是在500多年前，当西班牙人航海的时候，马和牛（还有狗、山羊、绵羊和猪）被带到新世界。碰巧，在中西部可以长到15英尺高的藤丛是西进居民的拦路虎，经过焚烧后被蓝草取代。没人知道这些，没人会想到这里没有灌木、灌木丛、杂草，只有无意中偶然从欧洲带来的蓝草，而且它还散布在藤丛原来生长的地方。蓝草籽随饲料槽搭上了跨越大西洋的船只，然后再由牛传到美洲各地。草籽和牛成了西进居民的秘密盟军，因为在蓝草生长的地方，都有小麦种植。

    蓝草的例子教给我们两个道理。第一，自然有自己的动力机制——自然科学家可能用生态演替（从藤丛到蓝草）来概括——其对历史进程具有潜在的、难以想象的巨大意义。第二，对自然和文化相互关系的分析会强化我们对无意识的结果的认识。通过把自然当成是历史叙述的一个重要演员，我们就会发现传统的历史理解模式不够了，目的和行为的概念也捉襟见肘了。草籽无意识运输、传染病的传播、害虫的扩散（单一种植农业造成的后果）都是人类无意识的后果。这些在经典历史叙述中都没有得到很好体现，但在环境史中它们将占据核心位置。

　　环境史能给我们带来希望吗？

    环境史学家特别擅长讲破坏的故事：自然对人类环境的破坏和人对自然的破坏。但是，环境史也能给未来提供希望。让我们看一看18世纪50年代美国画家弗利德里克·丘奇画作中的景象。丘奇讴歌地壳剧烈运动在尼亚加拉形成的极端壮美景色中的“纯自然”性，他的画中并没有把现实中存在的锯木厂、磨粉厂、水电站和瀑布边上的木栅栏画进去。其实，尼亚加拉瀑布是个工业景观，但美国哈得逊画派的各位画家在自己的画作中都没有留下任何工业化和文明的痕迹。这些艺术家还与美国著名的景观设计师奥姆斯泰德一起，买下部分工业遗址，建设公园。如果没有他们画中的景象和想象的虚拟世界，尼亚加拉瀑布州立公园就不可能建成。尼亚加拉的故事告诉我们，环境景象有能力改变我们的景观。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全球对亚马逊雨林生态系统脆弱性的认识导致对这一辽阔地域的保护。2004年以来，数以万计平方英里的巴西雨林免遭伐木者的砍伐，这在十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是令人乐观和深受鼓舞的故事。

    但是，或许最重要的故事是能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的故事，即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预是一把双刃剑，有陷阱有成功。如果不把诸如瀑布附近的商业蔓延、爱之运河的有毒废弃物等问题和挑战考虑进去，尼亚加拉瀑布州立公园的故事就不完整。如果不把大规模地破坏巴西亚马逊雨林周围的热带草原考虑进去，亚马逊雨林的故事也同样不太可靠。毕竟，热带草原的开发是亚马逊雨林保护的直接后果。如果不能反映无意识的后果，所谓成功的环境景象的故事也只能是幻想的故事。

    研究环境史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认识到自然和文化关系中的矛盾性，强调其他历史书写中没有注意到的盲点。环境史告诉我们，自然是我们这个星球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经常是一个行动者。由于具有长远的发展的观点，对那些杞人忧天者和纯粹以现在发生的事件为基础得出结论的政策制定者来说，环境史是一服灵丹妙药。它教我们认识到，环境处在交汇点上，适应性是人类几百年来养成的一个特点。

    环境史还教我们认识到，人类能在极端条件和资源短缺的环境中生存，如高海拔的瑞士阿尔卑斯山区或北非沙漠。这些故事都教导我们，要欣赏资源的价值，要认识分享的必要性，要赏识分配的公平性。当然，环境史还提醒我们，人不能控制一切。3600年前的火山喷发导致了米诺斯文化的覆没。如果没有这次火山喷发，希腊人、罗马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怎么可能相继统治地中海呢？自然既是环境史的一个创造者，也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我们的历史。在这个星球上，我们必须明白，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是与我们选择讲自然、文化和历史的故事的方式紧密相连的事。  （作者系欧洲环境史学会现任主席，德国慕尼黑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包茂红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