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日报张仁华停职: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站在时代高度审视国家安全利益

　　国家安全在国家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制定国家战略的基本出发点。随着时代主题的转变，国家安全的内容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

　　“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看待国家安全

　　安全问题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安全一般是指社会行为主体没有或很少受威胁的生存状态，它是对人类生产和生存活动受到威胁程度的一种界定。随着人类生产和生存活动范围的扩大，安全的范畴，也会随之不断扩大和更新。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在大自然破坏力面前束手无策，这时候，对他们生存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自然界。因此，人类往往把对自然的这种恐惧转化为他们对自然神的图腾崇拜。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当人类获得起码的征服自然的能力之后，社会内部的阶级压迫突出起来，这时安全问题就从外部自然转到了社会内部本身。当社会历史发展使地球上出现众多的民族国家之后，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为利益的争夺相互对抗，进行战争，使安全问题由人群上升到国家的层面。

　　马克思主义在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考察时，通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阶级分析和矛盾分析，赋予一定的历史阶段以科学的时代特征，从而能够从历史进程的规定性上深刻把握这些历史现象的本质。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列宁也指出，确立时代观的意义就在于，“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因此，从时代的高度观察国际形势，思谋革命和建设的战略和策略包括国家安全问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战略思维的一个鲜明的特色。列宁正是在分析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经济条件(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级条件(广大无产阶级处在这个时代的中心位置，决定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方向)、矛盾条件(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国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矛盾空前激化)，由此得出战争与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特征，从而也揭示了列宁主义国家安全现的两个基本思想，既帝国主义的争霸战争是对各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被压迫阶级和弱小民族维护自身安全的主要手段是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以正义战争制止非正义战争。

　　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动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站在时代的高度，纵现世界，统揽全局，以其大战略家的目光审视当代世界，敏锐地觉察到了时代潮流所发生的重大转换。他在科学分析和估量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80年代中期，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咽从而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判断。这一判断是实践和认识上的飞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为人们观察当今世界形势和我国安全环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宽广视角。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建立，指出了当今时代的大趋势和主潮流，从而改变了对我国安全环境总体态势的估计。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一度认为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我国安全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全国上下处于临战状态，战备取代经济建设，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看法，认识到新的世界大战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是可以避免的，整个国际潮流是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因而，我国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的国际安全环境较之于过去大为改善，总体上是趋向缓和的，这就为全党全国塌下心来一心一意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立，突出了发展问题的紧迫性，正象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当今激烈竞争的国际社会中，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从而认识到发展已经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安全的主要课题和新的内容，安全问题不仅与国家生存联系在一起，也与发展紧密相关，不发展不但社会主义难以站住脚跟，连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也合成为阿题。邓小平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立，揭示了科技进步，发展经济对于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体现了综合安全的思想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新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邓小平的国家安全观，以其“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和适应时代潮流变化的崭新内容丰富和充实了我国的国家安全理论，成为跨世纪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指南。

　　突出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

　　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的根本依据。国家利益是客观的，其内容也十分丰富，但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和判断是主观的。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随着一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有所不同。当一个国家遭受外敌入侵时，国家的最高利益就是保卫领土和主权安全。而当国家面临的威胁发生改变时，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也应随之变化。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较量重心逐渐由军事转向经济和科技，发展经济成为各国的核心利益，由此，经济发展的地位和作用B益显露，成为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利益。经济安全则以实现国家的经济利益为基点，避免国内外的各种干扰、威胁和侵袭，确保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邓小平审时度势，洞察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及时抓住了经济发展这一新时期中国的最高利益，·突出了经济安全在当今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强调经济发展是中国当前的最大安全。这是因为：首先，经济发展是国家的长远根本利益。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国家生存和维护安全的有效手段，在激烈竞争的国际社会，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停滞不前或发展速度极其缓慢，那它势必面临致命的威胁。每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经济安全需要。对于我国来说，经济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分析我国的经济现状时深刻地指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我国的现状决定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相对落后与我自地位不相适应的矛盾，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邓小平曾尖锐地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经济发展符合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无力抵御各种威胁和风险。经济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将使我国经济安全态势得到根本改善。其次，经济发展问题兼有重大的安全意义。经济发展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密不可分，经济受到威胁，政治和军事安全都不可能得到保障。经济必须在安全状态与环境中发展，同时，安全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后盾。“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多次遭受外敌侵略和掠夺， 国破家亡，皆因经济落后，国力衰败。邓小平深刻指出：“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就我们国内来说，……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他还反复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这些论述深刻地论证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安全和其他安全的内在关系，没有经济发展根本谈不上维护 国家的整体安全。从历史上看，国家尊严来自于经济实力，没有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能够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往往是经济上失败的最终结果。对于我们这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的发展与壮大对于国家安全是极为重要的，它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和前途，关系着民族的命运，关系着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只有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与振兴才能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才能确保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政治安全，才能实现国家的其他安全利益。

　　由此可见，在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观中，经济安全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它是政治安全及其他安全的重要基础，并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国家的总体安全形势。而保障经济安全的基本前提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最终通过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充分印证了邓小平有关经济安全的一系列思想是多么的正确和富有远见，对指导我们当前维护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警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

　　主权安全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生存利益和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所必须具有的根本标志。一个没有主权和独立的国家只能作别人的附庸，在国际上既无地位，也没有发言权。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保证人民安宁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和首要任务。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的民族革命过程中，不惜牺牲，前扑后继，就是为了永远结束丧失主权，任人宰割的悲惨历史，作自己国家命运的主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几代仁人志士和亿万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邓小平在强调经济发展、突出经济安全的战略地位时，并没有忽视政治安全在国家综合安全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赋予“主权安全”新的内涵，鲜明地提出国家的主权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的思想，提醒人们在和平时期要高度警惕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国家主权安全的威胁。

　　邓小平认为，霸权主义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是世界人民也是我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国际形势发生了自战后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霸权主义也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粗暴地干涉别国内政，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行强权政策、进行和平演变、实施经济制裁成了新霸权主义的惯用手法。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客观上成为西方和平演变的主要对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使我国的主权安全受到严重挑战和威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明确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看得更清楚了。”他还一针见血地说：“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他对新形势下的霸权主义特点作深刻剖析时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邓小平关于“两个冷战”的思想实际上指的就是新霸权主义，或者说是霸权主义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而新霸权主义的目的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第三世界纳入到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轨道上，最终实现全球的西方化。这种新霸权主义不管其手段和样式如何改变，都“万变不离其宗”，并将长期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威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这就是邓小平告诫我们要把主权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的深遂含义。随着中国经济上的倔起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西方反华势力又大肆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继续对中国实施战略上的挤压，这进一步证明了邓小平在80年代末所讲的主权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中的“始终”二字的分量。

　　在邓小平的国家安全观中，主权安全与经济安全这二者之间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统一于国家综合安全之中。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手段，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支撑，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其他安全都会受到威胁，缺乏维护安全必备的能力，而国家的主权安全则是国家安全的前提，没有主权安全，就会丧失国家独立和自主，成为别国的附庸，则无力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更谈不上经济发展了。所以主权安全和经济安全互为条件，相互作用。只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还存在，主权安全就是第一位的，但维护主权安全不能仅仅依靠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发展经济和科技，提高综合国力是维护主权安全的根本有效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权安全的首要地位和经济安全的核心地位，二者是一致的。但是，经济安全并不能代替主权安全，反之亦然。国家的主权安全是决定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民族在争取生存和发展道路上必须时刻关注的焦点之一。历史上，忽视或未能把握国家主权安全，最终会误入歧途，带来生存危机，甚至国破家亡，民族蒙难。邓小平把经济建设、争取实现和平统一和反对霸权维护和平并列作为新时期我国的战略任务，并鲜明地体现在他所制定的国家发展战略和一系列外交政策策略当中，实际上就是恰如其分地处理了综合安全中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乃至军事安全的辩证关系，为我们维护国家的综合安全提供了良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