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四维星软件:关于杨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0 00:37:09
关于杨沫
—《流年碎影》的两个片断
张中行
世间确是复杂的，或说兼有点神秘，比如说，你想什么，以为必不成，也许一梦醒
来，成了。成靠机缘，以下说另一次的机缘。我长兄念京兆师范，有个同班同学名于忠，字
伯贞，京北清河镇人，曾任清河镇立小学校长，在东郊六里屯有砖窑厂，常住北京。我念通
县师范时期，我长兄曾在那个小学教书，我去过，记得不只一次。于体格是矮壮型，人爽快
，好交，总是说说笑笑，我呼之为于大哥。我考入北大以后，住在沙滩略南大丰公寓，他也
来过。大概就是考取后的八月暑假末尾，有一天，于大哥来了，说他表妹李绍强住西城大乘
巷，在温泉女中上高中，有个同学名杨成业，反对包办婚姻，离开也住在西城的家，决定不
再上学，谋自立，不知道香河县立小学（我长兄是校长）是否需要人，希望我帮忙介绍，并
说如果可以，他想先带她来见见面。其时我正幻想维新，对于年轻的女性，而且胆敢抗婚的
，当然很感兴趣，就表示愿意见面。过一两天，是上午，于大哥带着她来了。她十七岁，中
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
感情。她原籍湖南湘阴，北京生人。父亲杨震华，据说中过举人，民国二年北京大学商科银
行学门毕业，曾创办新华大学；母亲姓丁，湖南平江人，世家小姐；在北京，她还有个哥哥
，两个妹妹。总是因为，除了亲属以外，我没有同年轻女性有过交往吧，觉得她很好，如此
年轻而有大志，在女性中是少有的。正如一切男性一样，对某女性印象好，就想亲近，并有
所想就实行。那一天，我们谈到近中午，就请她和于大哥到东安市场东来顺去吃午饭。其后
是我写信问香河是否缺人，说如果缺，于大哥推荐一位，如何如何，我以为很好，可以去。
回信说缺人，欢迎前往。这其间，以及长途汽车站侵晨送行，我们又见了几次面，以致上车
时都有惜别之意，约定以后常写信。且夫惜别，情也，情会发展，具体到事是信多，收到看
完说复；复，写，三页五页，情意还是不能罄尽。总之，形势是恨不得立即化百里外为咫尺
，并且不再分离。记得是１９３２年的春天，她回来，就住在我那里。
此后，我们的生活由交织的两种因素支配着。一种是穷困因为我还在上学，就只好
仍是她到外面去工作。另一种是希望长相聚，因而只要可能，就在沙滩一带租一两间民房，
用小煤火炉做饭，过穷苦日子。这样的日子，有接近理想的一面，是都努力读书，单说她，
是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
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以致远。也有远离理想的一面，
是我们的性格都偏于躁，因而有时为一点点琐事而争吵，闹得都不愉快。就这样挨到１９３
５年暑后，我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混饭吃，她先是在北京，后又到香河去教小学。何以
我有了收入，她又出去工作？师丹善忘，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是１９３６年早春，她在香
河，我在天津，收到也在香河教小学的刘君一封信，说杨与在那里暂住的马君来往过于亲密
，如果我还想保全这个小家庭，最好是把杨接到天津去。其时我的心中情多理少，就听了刘
君的劝告，先是写信，然后亲自去，记得到京津公路的安平站，把她接到天津。在南开中学
附近租了两间西房，又过起共朝夕的日子。但我们都觉得已经有了隔阂。心都不安，而情况
不一样。我体会，她先是在新旧间徘徊，很苦，继而新的重量增加，更苦。我当然也不好过
。但都不谈这件事，表面还平静。学期终了，我解聘，一同回到北京，投奔她哥哥在西城的
住处。不记得是因为有预感还是另有所图，我在母校新四斋借得一个床位。可能不很久，我
反复衡量当时的情况，头脑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风，确认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应该分手，另
谋生路。记得是一天下午，在她哥哥住处的西屋，我向她说了此意。她面容木然，没说什么
。我辞出，到北大新四斋去住，我们就这样分离了。其后很多天，我的心很乱，因为感情常
常闯进来，与理智对抗。有时像是感情力量更大，就真想去找她，幸而胆量没有随着增大，
才欲行又止。这样延续到９月，有了远走的机会，理智终于当了家，为人，也为己，领悟藕
断，必须丝也断，就毅然舍掉北京，到保定去了。
重述这些，我会不会有怨气？在当时，也许有一些，及至时光流过很多，心情归于
平静，理智高居主位，想法就不再是那样。是什么样？借用西方某哲学家的话，是凡是已然
的都是应然的。视为应然，有理由。其一，人之常情，以男本位为例，纵使所得是西施，新
机缘送来另一西施，也会“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何况其二，也是人之常情，男女之间
，唱“惊艳”的时候，入目的缺点也是优点，及至挤入一室，一天面对两个十二小时，日久
天长，眼就会少见优点而多缺点，也就会感到，相伴之人并不像见信不见人时那样好。其三
，参照我前面所说婚姻可分等级的看法，恕我直言，我们是属于不可忍一类，因为除道德修
养一个方面以外，考虑其他三个方面，都是宜于分的。应然则不怨，还有更重要的理由，是
其四，如果不能走万物皆备于我的路，就要有婚事，婚事也有花期，是诚而热的互恋之时，
最值得珍重，我现在回顾一生，也有这样的花期，仅仅一次，就是我们由相识到共朝夕的前
两年，仅仅这两年，是难得忘却的。推想她也没有忘却，是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她回到北京
，我们又见了面。
她参加革命，没有扔掉文学，建国前写了《苇塘纪事》，署名杨沫。五十年代她出
版了《青春之歌》，因而出了名。不少知道我的读者认为其中有些事是影射我；我的室中人
则更进一步，说是意在丑化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却没有在意，因为一，影射是高位人的常
有想法，我无位，就不该这样想。二，可能也见于小说教程，是为了强调某种教义，是可以
改造甚至编造大小情节的。更重要的是三，要明确认识，这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
子部，与入史部的著作是不同的。一晃大革命过去，迎来八十年代，据好心人相告，她追述
昔年常提到我（这回不是小说），言及分手之事，总是明说或暗示，我负心，兼落后，所以
她由幽谷迁于乔木，相告完，并想知道我有什么想法。我说，认定为负心，是人各有见，认
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至于幽谷迁于乔木，我祝愿她能够这样，但据我所闻，也未能天衣
无缝。但她有名，为了名，举事以证明迁得好，也是应该的，至少是可谅解的。有的好事者
好得出了圈，一定问我为什么总是沉默。我说，理由不少。其一，这类过去的事，在心里转
转无妨，翻来覆去说就没有意思。其二，我没有兴趣，也不愿意为爱听张家长、李家短的闲
人供应茶余酒后的谈资。其三最重要，是人生大不易，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老了，馀年无
几，幸而尚有一点点忆昔时的力量，还是以想想那十一二为是。也就是本着这样的信念，我
昔年写《沙滩的住》（收入《负暄琐话》），末尾述走过大丰公寓时的心情，是：“屋内是
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依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桓大
司马（温）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这人是可怀念的人，虽然今雨不来，旧雨是
曾经来的，这就好。写到此，估计还会有好事者问：“你不总是沉默吗，何以这回拉开话匣
子，说了这么多？”答曰，这是写存于头脑中的旧事的碎影，头脑中有，秘而不宣是不应该
的。那么，旧事，远年，就一定能够如实吗？曰，可保证者只是秉良知画影图形，即主观上
不以半面妆见人，如是而已。
最后写加说的一位，杨沫，她小于我将近五年，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日作古，反
而比我先走了，也可以说是意外吧。过了二十天，即同年同月的２２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
遗体告别仪式，我未参加。相识的，不相识的，不少人，有闲心在这类事情上寻根索隐，希
望我说说不参加的理由。我本打算沉默到底的，继而想，写回想录之类，应该以真面目见人
，又，就说是小人物（指我自己）吧，关于史迹，能多真总是好的，所以决定到最后破一次
例，说说。而人事，也如河道之有源有流，欲明其究竟，就不能不从源头说起。时间长，为
避免繁琐，尽量简化。
站在最前的是合和分。合是常，分是变，好事者更想听的大概是变。可是变会带来
伤痕，触及难免不舒适，又关于致伤的来由，前面“婚事”一题里已大致表过。所以这里从
略。
其后是抗战时期，我们天各一方，断了音问。解放以后，她回到北京，我们见过几
面。五十年代，她写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主观，她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客观，看（
书及电影）的人都以为其中丑化的余某是指我。我未在意，因为一，我一生总是认为自己缺
点很多，受些咒骂正是应该；二，她当面向我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听到她
的解释，我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我不会这样做。
文化大革命中外调风正盛的时候，是北京市文联吧，来人调查她。依通例，是希望
我说坏话，四堂会审，威吓，辱骂，让我照他们要求的说。其实这一套恶作剧我看惯了，心
里报之以冷笑，嘴里仍是合情合理。最后黔驴技穷，让我写材料，我仍是说，她直爽，热情
，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这材料，后来她看见了，曾给我来信，说想
不到我还说她的好话，对我的公正表示钦佩。可见她是以为我会怀恨在心的，我笑了笑，心
里说，原来我们并不相知。
但对人，尤其曾经朝夕与共的，有恩怨，应该多记恩，少记怨。直到九十年代初，
有关我们之间的事，我都是这样对待的。所以八十年代前期，我写忆旧的小文，其中《沙滩
的住》（收入《负暄琐话》）末尾曾引《世说新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话，以表示
怀念。
七十年代末，我们唯一的女儿与我有了来往，连带我们的交往也就增多。都是她主
动，因为她是名人，扯着名人，尤其女名人的裤角，以求自己的声名能够升级，我是羞于做
的。她像是也没忘旧，比如送我照片，新拍的几张之中，夹一张我们未分时期的，并且说明
，因为只有一张，是翻拍的。
是八十年代后期，有个我原来并不认识的人写了一篇谈她早年感情生活的文章，触
及上面提到的伤痕，她怀疑是我主使，一再著文声辩，主旨是我负心，可憎，她才离开我。
这些文本，都是关心我的人送来，我看了。我沉默，因为一，对于斗争我一向缺少兴趣；二
，我不愿意为闲情难忍的人供应谈资；三，她仍然以为我心中有恨，所以寻找机会报复，这
是把她自己看作我的对立面，移到我的眼里，她是实在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但就是这样，我还是淡然视之。她像是也没把这类扬己的文章深印于心。比如九十
年代初，我的一本拙作《禅外说禅》出版，她还让女儿来要。记得我给她一本，扉页上还题
了“共参之”一类的话。
其后过了有两年吧，又有好心人送来她的新著，曰《青蓝园》。是回想录性质，其
中写了她的先后三个爱人。我大致看了看，感到很意外，是怎么也想不到，写前两个（第三
个不知为不知）仍然用小说笔法。为了浮名竟至于这样，使我不能不想到品德问题。有人劝
我也写几句，我仍然不改沉默的旧家风，说既无精力又无兴趣。可是心里有些凄苦，是感到
有所失，失了什么？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我也有所变，是有一次，写《惟
闻钟磬音》，真成为“随笔”，竟溜出这样几句：“如有人以我的面皮为原料，制成香粉，
往脸上搽，并招摇过市，我也决不尾随其后，说那白和香都是加过工的，本色并不如是。”
至此，具慧目的读者必已看出，她走了，我不会去恭送。但这里还想加细说说。是
遗体告别仪式的头一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来电话，问我参加不参加，我说不参加，因为没接
到通知。其实内情不如此简单，且听后话。是仪式之后，我接到女儿的信，主旨是生时的恩
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我复信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但是对女儿更应该以诚相见，所以信里也说了“思想感情都距离太远”的话。所谓思想距
离远，主要是指她走信的路，我走疑的路，道不同，就只能不相为谋了。至于感情，——不
说也罢。回到本题，说告别，我的想法，参加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
，对于她，两者都没有，而又想仍是以诚相见，所以这“一死一生”的最后一面，我还是放
弃了。
—《流年碎影》的两个片断
张中行
世间确是复杂的，或说兼有点神秘，比如说，你想什么，以为必不成，也许一梦醒
来，成了。成靠机缘，以下说另一次的机缘。我长兄念京兆师范，有个同班同学名于忠，字
伯贞，京北清河镇人，曾任清河镇立小学校长，在东郊六里屯有砖窑厂，常住北京。我念通
县师范时期，我长兄曾在那个小学教书，我去过，记得不只一次。于体格是矮壮型，人爽快
，好交，总是说说笑笑，我呼之为于大哥。我考入北大以后，住在沙滩略南大丰公寓，他也
来过。大概就是考取后的八月暑假末尾，有一天，于大哥来了，说他表妹李绍强住西城大乘
巷，在温泉女中上高中，有个同学名杨成业，反对包办婚姻，离开也住在西城的家，决定不
再上学，谋自立，不知道香河县立小学（我长兄是校长）是否需要人，希望我帮忙介绍，并
说如果可以，他想先带她来见见面。其时我正幻想维新，对于年轻的女性，而且胆敢抗婚的
，当然很感兴趣，就表示愿意见面。过一两天，是上午，于大哥带着她来了。她十七岁，中
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
感情。她原籍湖南湘阴，北京生人。父亲杨震华，据说中过举人，民国二年北京大学商科银
行学门毕业，曾创办新华大学；母亲姓丁，湖南平江人，世家小姐；在北京，她还有个哥哥
，两个妹妹。总是因为，除了亲属以外，我没有同年轻女性有过交往吧，觉得她很好，如此
年轻而有大志，在女性中是少有的。正如一切男性一样，对某女性印象好，就想亲近，并有
所想就实行。那一天，我们谈到近中午，就请她和于大哥到东安市场东来顺去吃午饭。其后
是我写信问香河是否缺人，说如果缺，于大哥推荐一位，如何如何，我以为很好，可以去。
回信说缺人，欢迎前往。这其间，以及长途汽车站侵晨送行，我们又见了几次面，以致上车
时都有惜别之意，约定以后常写信。且夫惜别，情也，情会发展，具体到事是信多，收到看
完说复；复，写，三页五页，情意还是不能罄尽。总之，形势是恨不得立即化百里外为咫尺
，并且不再分离。记得是１９３２年的春天，她回来，就住在我那里。
此后，我们的生活由交织的两种因素支配着。一种是穷困因为我还在上学，就只好
仍是她到外面去工作。另一种是希望长相聚，因而只要可能，就在沙滩一带租一两间民房，
用小煤火炉做饭，过穷苦日子。这样的日子，有接近理想的一面，是都努力读书，单说她，
是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
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以致远。也有远离理想的一面，
是我们的性格都偏于躁，因而有时为一点点琐事而争吵，闹得都不愉快。就这样挨到１９３
５年暑后，我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混饭吃，她先是在北京，后又到香河去教小学。何以
我有了收入，她又出去工作？师丹善忘，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是１９３６年早春，她在香
河，我在天津，收到也在香河教小学的刘君一封信，说杨与在那里暂住的马君来往过于亲密
，如果我还想保全这个小家庭，最好是把杨接到天津去。其时我的心中情多理少，就听了刘
君的劝告，先是写信，然后亲自去，记得到京津公路的安平站，把她接到天津。在南开中学
附近租了两间西房，又过起共朝夕的日子。但我们都觉得已经有了隔阂。心都不安，而情况
不一样。我体会，她先是在新旧间徘徊，很苦，继而新的重量增加，更苦。我当然也不好过
。但都不谈这件事，表面还平静。学期终了，我解聘，一同回到北京，投奔她哥哥在西城的
住处。不记得是因为有预感还是另有所图，我在母校新四斋借得一个床位。可能不很久，我
反复衡量当时的情况，头脑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风，确认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应该分手，另
谋生路。记得是一天下午，在她哥哥住处的西屋，我向她说了此意。她面容木然，没说什么
。我辞出，到北大新四斋去住，我们就这样分离了。其后很多天，我的心很乱，因为感情常
常闯进来，与理智对抗。有时像是感情力量更大，就真想去找她，幸而胆量没有随着增大，
才欲行又止。这样延续到９月，有了远走的机会，理智终于当了家，为人，也为己，领悟藕
断，必须丝也断，就毅然舍掉北京，到保定去了。
重述这些，我会不会有怨气？在当时，也许有一些，及至时光流过很多，心情归于
平静，理智高居主位，想法就不再是那样。是什么样？借用西方某哲学家的话，是凡是已然
的都是应然的。视为应然，有理由。其一，人之常情，以男本位为例，纵使所得是西施，新
机缘送来另一西施，也会“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何况其二，也是人之常情，男女之间
，唱“惊艳”的时候，入目的缺点也是优点，及至挤入一室，一天面对两个十二小时，日久
天长，眼就会少见优点而多缺点，也就会感到，相伴之人并不像见信不见人时那样好。其三
，参照我前面所说婚姻可分等级的看法，恕我直言，我们是属于不可忍一类，因为除道德修
养一个方面以外，考虑其他三个方面，都是宜于分的。应然则不怨，还有更重要的理由，是
其四，如果不能走万物皆备于我的路，就要有婚事，婚事也有花期，是诚而热的互恋之时，
最值得珍重，我现在回顾一生，也有这样的花期，仅仅一次，就是我们由相识到共朝夕的前
两年，仅仅这两年，是难得忘却的。推想她也没有忘却，是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她回到北京
，我们又见了面。
她参加革命，没有扔掉文学，建国前写了《苇塘纪事》，署名杨沫。五十年代她出
版了《青春之歌》，因而出了名。不少知道我的读者认为其中有些事是影射我；我的室中人
则更进一步，说是意在丑化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却没有在意，因为一，影射是高位人的常
有想法，我无位，就不该这样想。二，可能也见于小说教程，是为了强调某种教义，是可以
改造甚至编造大小情节的。更重要的是三，要明确认识，这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
子部，与入史部的著作是不同的。一晃大革命过去，迎来八十年代，据好心人相告，她追述
昔年常提到我（这回不是小说），言及分手之事，总是明说或暗示，我负心，兼落后，所以
她由幽谷迁于乔木，相告完，并想知道我有什么想法。我说，认定为负心，是人各有见，认
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至于幽谷迁于乔木，我祝愿她能够这样，但据我所闻，也未能天衣
无缝。但她有名，为了名，举事以证明迁得好，也是应该的，至少是可谅解的。有的好事者
好得出了圈，一定问我为什么总是沉默。我说，理由不少。其一，这类过去的事，在心里转
转无妨，翻来覆去说就没有意思。其二，我没有兴趣，也不愿意为爱听张家长、李家短的闲
人供应茶余酒后的谈资。其三最重要，是人生大不易，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老了，馀年无
几，幸而尚有一点点忆昔时的力量，还是以想想那十一二为是。也就是本着这样的信念，我
昔年写《沙滩的住》（收入《负暄琐话》），末尾述走过大丰公寓时的心情，是：“屋内是
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依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桓大
司马（温）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这人是可怀念的人，虽然今雨不来，旧雨是
曾经来的，这就好。写到此，估计还会有好事者问：“你不总是沉默吗，何以这回拉开话匣
子，说了这么多？”答曰，这是写存于头脑中的旧事的碎影，头脑中有，秘而不宣是不应该
的。那么，旧事，远年，就一定能够如实吗？曰，可保证者只是秉良知画影图形，即主观上
不以半面妆见人，如是而已。
最后写加说的一位，杨沫，她小于我将近五年，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日作古，反
而比我先走了，也可以说是意外吧。过了二十天，即同年同月的２２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
遗体告别仪式，我未参加。相识的，不相识的，不少人，有闲心在这类事情上寻根索隐，希
望我说说不参加的理由。我本打算沉默到底的，继而想，写回想录之类，应该以真面目见人
，又，就说是小人物（指我自己）吧，关于史迹，能多真总是好的，所以决定到最后破一次
例，说说。而人事，也如河道之有源有流，欲明其究竟，就不能不从源头说起。时间长，为
避免繁琐，尽量简化。
站在最前的是合和分。合是常，分是变，好事者更想听的大概是变。可是变会带来
伤痕，触及难免不舒适，又关于致伤的来由，前面“婚事”一题里已大致表过。所以这里从
略。
其后是抗战时期，我们天各一方，断了音问。解放以后，她回到北京，我们见过几
面。五十年代，她写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主观，她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客观，看（
书及电影）的人都以为其中丑化的余某是指我。我未在意，因为一，我一生总是认为自己缺
点很多，受些咒骂正是应该；二，她当面向我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听到她
的解释，我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我不会这样做。
文化大革命中外调风正盛的时候，是北京市文联吧，来人调查她。依通例，是希望
我说坏话，四堂会审，威吓，辱骂，让我照他们要求的说。其实这一套恶作剧我看惯了，心
里报之以冷笑，嘴里仍是合情合理。最后黔驴技穷，让我写材料，我仍是说，她直爽，热情
，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这材料，后来她看见了，曾给我来信，说想
不到我还说她的好话，对我的公正表示钦佩。可见她是以为我会怀恨在心的，我笑了笑，心
里说，原来我们并不相知。
但对人，尤其曾经朝夕与共的，有恩怨，应该多记恩，少记怨。直到九十年代初，
有关我们之间的事，我都是这样对待的。所以八十年代前期，我写忆旧的小文，其中《沙滩
的住》（收入《负暄琐话》）末尾曾引《世说新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话，以表示
怀念。
七十年代末，我们唯一的女儿与我有了来往，连带我们的交往也就增多。都是她主
动，因为她是名人，扯着名人，尤其女名人的裤角，以求自己的声名能够升级，我是羞于做
的。她像是也没忘旧，比如送我照片，新拍的几张之中，夹一张我们未分时期的，并且说明
，因为只有一张，是翻拍的。
是八十年代后期，有个我原来并不认识的人写了一篇谈她早年感情生活的文章，触
及上面提到的伤痕，她怀疑是我主使，一再著文声辩，主旨是我负心，可憎，她才离开我。
这些文本，都是关心我的人送来，我看了。我沉默，因为一，对于斗争我一向缺少兴趣；二
，我不愿意为闲情难忍的人供应谈资；三，她仍然以为我心中有恨，所以寻找机会报复，这
是把她自己看作我的对立面，移到我的眼里，她是实在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但就是这样，我还是淡然视之。她像是也没把这类扬己的文章深印于心。比如九十
年代初，我的一本拙作《禅外说禅》出版，她还让女儿来要。记得我给她一本，扉页上还题
了“共参之”一类的话。
其后过了有两年吧，又有好心人送来她的新著，曰《青蓝园》。是回想录性质，其
中写了她的先后三个爱人。我大致看了看，感到很意外，是怎么也想不到，写前两个（第三
个不知为不知）仍然用小说笔法。为了浮名竟至于这样，使我不能不想到品德问题。有人劝
我也写几句，我仍然不改沉默的旧家风，说既无精力又无兴趣。可是心里有些凄苦，是感到
有所失，失了什么？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我也有所变，是有一次，写《惟
闻钟磬音》，真成为“随笔”，竟溜出这样几句：“如有人以我的面皮为原料，制成香粉，
往脸上搽，并招摇过市，我也决不尾随其后，说那白和香都是加过工的，本色并不如是。”
至此，具慧目的读者必已看出，她走了，我不会去恭送。但这里还想加细说说。是
遗体告别仪式的头一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来电话，问我参加不参加，我说不参加，因为没接
到通知。其实内情不如此简单，且听后话。是仪式之后，我接到女儿的信，主旨是生时的恩
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我复信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但是对女儿更应该以诚相见，所以信里也说了“思想感情都距离太远”的话。所谓思想距
离远，主要是指她走信的路，我走疑的路，道不同，就只能不相为谋了。至于感情，——不
说也罢。回到本题，说告别，我的想法，参加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
，对于她，两者都没有，而又想仍是以诚相见，所以这“一死一生”的最后一面，我还是放
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