腻子粉哪个牌子的好:芦花荡

      作者：孙犁  原名孙树勋，曾用笔名芸夫，河北安平人。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研究生。1937年参加工作，任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师，1939年后参加抗日工作，曾任河北抗战学院教官，晋察通讯社、晋察冀边区文联、晋察冀日报社及华北联合大学编辑、教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平原杂志》编辑。

  《采蒲台的苇》                                          我到了白洋淀，第一个印象，是水养活了苇草，人们依靠苇生活。这里到处是玮，人和苇结合的是那么紧。人好像寄生在苇里的鸟儿，整天不停地在苇里穿来穿去。
　　我渐渐知道，苇也因为性质的软硬、坚固和脆弱，各有各的用途。其中，大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高大，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正草因为有骨性，则多用来铺房、填房碱；白毛子只有漂亮的外形，却只能当柴烧；假皮织篮捉鱼用。
　　我来的早，淀里的凌还没有完全融化。苇子的根还埋在冰冷的泥里，看不见大苇形成的海。我走在淀边上，想象假如是五月，那会是苇的世界。
　　在村里是一垛垛打下来的苇，它们柔顺地在妇女们的手里翻动。远处的炮声还不断传来，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如果单纯是苇，如果单纯是好看，那就不成为冀中的名胜。
　　这里的英雄事迹很多，不能一一记述。每一片苇塘，都有英雄的传说。敌人的炮火，曾经摧残它们，它们无数次被火烧光，人民的血液保持了它们的清白。
　　最好的苇出在采蒲台。一次，在采蒲台，十几个干部和全村男女被敌人包围。那是冬天，人们被围在冰上，面对着等待收割的大苇塘。
　　敌人要搜。干部们有的带着枪，认为是最后战斗流血的时候到来了。妇女们却偷偷地把怀里的孩子递过去，告诉他们把枪支插在孩子的裤裆里。搜查的时候，干部又顺手把孩子递给女人……十二个女人不约而同地这样做了。仇恨是一个，爱是一个，智慧是一个。
　　枪掩护过去了，闯过了一关。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从苇塘打苇回来，被敌人捉住。敌人问他：“你是八路？”“不是！”“你村里有干部？”“没有！”敌人砍断他半边脖子，又问：“你的八路？”他歪着头，血流在胸膛上，说：“不是！”“你村的八路大大的！”“没有！”妇女们忍不住，她们一齐沙着嗓子喊：“没有！没有！”
　　敌人杀死他，他倒在冰上。血冻结了，血是坚定的，死是刚强！
　　“没有！没有！”
　　这声音将永远响在苇塘附近，永远响在白洋淀人民的耳朵旁边，甚至应该一代代传给我们的子孙。永远记住这两句简短有力的话吧！
　　1947年3月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的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的叙述和环境的描写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                                     《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我的家庭鼓励了我这妄想。父亲为我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并四处奔走想办法从已经关闭的市级图书馆借出那些禁读的书。在父亲喜欢的作家中，就有孙犁先生。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他的朋友、《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徐光耀老师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那年我十六岁。现在想来，以那样的年龄说出这样一番话，实在有点不知深浅。但能够说明的，是孙犁先生的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

      1979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社作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箐二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已故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　　

      我带了信，在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这是我与孙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篇幅却不短，大约一万五千字，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　　

       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

　　 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的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抗日名将及事迹
抗日英雄谱：国际主义精神的代表——柯棣华
柯棣华是毛泽东盛赞的国际主义精神的代表。他是印度人，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柯棣华毅然来到八路军中，把壮丽年华乃至生命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柯棣华，原名德瓦卡纳思·桑塔拉姆·柯棣尼斯，1910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省的一个小镇。柯棣是他的姓，到中国后为了表示在这里奋斗的决心，又在姓后面加了一个“华”字。
印度人民的苦难和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使柯棣华自小养成了积极追求真理、勇于反抗不合理压迫的坚强性格。1936年，他从医学院毕业留校当助教。1937年，中国抗战的消息传来，印度国大党决定派一支小型医疗队到中国去，表示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此时，正在准备报考英国皇家医学会的柯棣华毅然决定参加医疗队。
1938年9月柯棣华等五人援华医疗队来到了中国。起初到国民党军医院中工作并受到款待，但他们却对国民党百般丑化的共产党产生了向往，冲破阻碍于1939年2月抵达延安，随后到八路军总院工作。同年秋，他们提出追随白求恩的足迹去前线。毛泽东亲自批准并勉励他们学习政治。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并经历了突破封锁线的战斗，他们到达了晋东南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
柯棣华在前线的八路军部队中，忘我工作的同时也深受环境感染。他曾说：“我虽然没有上过抗大，但这一次也算是参加了一所新型的战斗大学了。”1940年3月，柯棣华又进入晋察冀边区，随部队转战数千里，途中亲自参加了一次伏击日寇列车的战斗。在百团大战期间，柯棣华到距火线仅一二里处设立了救护所。1941年1月，他担任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
当时，面对日寇频繁的“扫荡”，柯棣华和同志们不得不一次次放弃建立起来的医院和学校，打着背包在山林中同敌军游击周旋。当时，他通过认真学习，不但能用汉语对话，还可以阅读中文报刊杂志，认定中国革命代表了人类追求光明的希望。1941年11月，柯棣华与卫生学校教员郭庆兰结婚。翌年，他们生了一子，军区聂荣臻司令员亲自为其取名为“印华”。通过斗争实践和对革命理论的学习，他提出入党的要求。在1942年7月7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这位印度医生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夏，柯棣华的癫痫病发作。聂荣臻鉴于敌后医疗条件太差，劝他去延安或回国治病，他却不顾危险留下工作。同年12月，他写讲义时突然发病，不幸逝世，年仅32岁。毛泽东主席为柯棣华写了挽词：“……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新中国成立后，柯棣华的墓被迁入华北军区烈士陵园。1976年，河北省石家庄市建立了柯棣华纪念馆。

2)抗日英雄谱：尽忠报国一代名将—张自忠
张自忠（1890—1940），字荩忱。山东临清人。1911年在天津法政学校求学时秘密加入同盟会。1914年投笔从戎。1917年入冯玉祥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军事集团被瓦解，张自忠所部被蒋介石收编。1931年后，张自忠曾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第五十九军军长、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
1937年，日本侵略者把兵锋直指徐州，1938年3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分两路向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进发。待至临沂、滕县时，同中国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三军团。由于实力过于悬殊，庞部急待援军。张自忠奉调率第五十九军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及时赶来增援。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是宿仇，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率部与庞部协力作战。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配合坦克、装甲车向茶叶山阵地发起进攻。张自忠与敌激战，反复肉搏。经过数天鏖战，敌军受到重创，节节败退。中国军队相继收复蒙阴、苔县，共歼敌4000余人。不久，日军再派坂本旅团向临沂、三官庙发起攻势，妄图有所突破。张自忠和庞炳勋部两军奋力拼杀，经彻夜激战，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1940年5月，日军调集15万精锐部队发起了攻占枣阳、襄阳、宜昌等地的枣宜会战。张自忠将军本来率部防守襄河以西，当日军攻破第五战区第一道防线，直扑襄阳、枣阳时，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将军，毅然率领预备七十四师和军部特务营东渡襄河，抗击来犯之敌。渡河后，张自忠将军率部在南瓜店附近顽强抗击日军，重创日军，并截断了日军后方补给线。在日军以重兵对张自忠将军进行合围后，为牵制日军主力造成外线我军对日军实施反包围，张将军力战不退，与敌搏杀，最后身中7弹。弥留之际，张自忠将军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旋即拔佩剑自戕，一代名将张自忠壮烈殉国。张自忠将军率部截敌后路并阻敌西进，彻底粉碎了日军进攻襄樊、威胁老河口的企图，使整个战局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