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古籍所所长、《儒藏》主编舒大刚
侵占或变相侵占他人成果举例（二）
四、关于《苏轼研究史》
川大古籍所《儒藏网》“舒大刚”条“主要科研成果”之“二、近年主要成果”之“（二）专著类”之“8、《苏轼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国际合作（中日韩美合作）”。
读了这则简介，会有什么印象？会不会觉得这是舒所长组织“中日韩美合作”共撰的这部专著？《苏轼研究史》是我主编的，由我组织美国的唐凯琳，日本的池泽滋子（均为我的学生），韩国的洪瑀钦、台湾的衣若芬（均为我的友人）以及舒大刚共同完成的。全书十二章共805页，我写了六章共467页，超过全书的一半；只有我不熟悉的欧美、日、韩苏轼研究情况及书画、经学方面的内容是请他们代写的，并分别署名。舒大刚撰写的第8章共70页，不足全书十分之一，不到我写的六分之一，怎么就成了舒大刚组织的“中日韩美合作”的个人“专著”了？
五、关于《三苏全书》
川大古籍所《儒藏网》“舒大刚”条“主要科研成果”之“二、近年主要成果”之“（五）古籍整理”之“8、《三苏全书》（820万字，全20册），语文出版社，主编”。中国孔子网（已删）、国际儒学联合会（舒为理事）网、巴蜀文化网均有类似简介。
这就给人以他是此书唯一“主编”的误导。事实是，我是此书的第一主编，舒大刚是第二主编。长达110页的导言是我写的，并由我单独署名。全书共11062页，我整理完成6125页，占全书55%。其余一小半是舒大刚或由他组织人完成的：舒大刚单独署名的只有《论语说》、《老子解》两种，共260页，占全书2.1%；而与人合作完成1498页，按他完成一半计，仅占全书18%；其余是舒组织其他人员完成的。
六、凭空杜撰一本《三苏论著篇目索引》
川大古籍所《儒藏网》“舒大刚”条“主要科研成果”之“二、近年主要成果”之“（四）工具书”之“3、《三苏论著篇目索引》（索引），语文出版社，2001年，独立”。
这是凭空杜撰的一本书。遍查语文出版社的出版书目，找不到此书。打电话到语文出版社订购此书，他们说根本未出版过所谓舒大刚的《三苏论著篇目索引》。2001年语文出版社出版的曾枣庄、舒大刚主编的《三苏全书》20册，最后一册是署名舒大铁的《三苏全书篇目索引》。署名自由，署笔名是完全可以的。但把作为《三苏全书》附录的《三苏全书篇目索引》单独抽出来，还挖空心思地把“全书”改为“论著”，就成了“独立”的“工具书”“成果”了吗？《三苏全书篇目索引》只是《三苏全书》的附录，备查而已，脱离了《三苏全书》就毫无用处，又怎么能成为一部“独立”的“工具书”呢？川大古籍所从1987起就成立了微机室，古籍所所有大小项目（包括《全宋文》）的排版都是由微机室完成的，目录由微机自动生成，利用索引编纂软件，可以自动生成笔画、音序、四角号索引。如果舒大刚的《三苏论著篇目索引》就是《三苏全书》最后一册署名舒大铁的《三苏全书篇目索引》，那又怎么能成为舒所长的“独立”的“工具书”呢？《三苏全书》凡例十一说：“为便读者检索，全书前有目录，全书后有书名、篇名笔画索引。”可见这是事先共同规划好的，怎么可能成为舒所长“独立”的“工具书”？
七、关于《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
舒大刚任学术委员的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孔子网》“当代名家/舒大刚/舒大刚详细简介/成果简介”部分，有“四川大学古籍所承担的《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编纂”一语。
（《中国孔子网》在我反映情况后，已于9月4日全部删除了“当代名家/舒大刚/舒大刚详细简介/成果简介”）
请问舒所长，谁请过“四川大学古籍所承担《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编纂”？《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是《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聘请我为《中华大典》编委，《文学典》副主编（主编是程千帆）、《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主编（有正式聘书为证），是由我组织人完成的。《中华大典》也是实行主编负责制，从未请过任何单位“承担”。江苏古籍出版社社长反复要求我要像《隋唐五代文学分典》那样，邀请全国宋代文学研究名家编纂此书。我说我长期从事宋代文学研究，与宋代文学研究名家都是好友，请是请得动的。但他们都是忙人，未必会亲自编纂，很可能是叫他们的助手甚至学生来编，未必真能保证质量。而且我决定直接用电脑编纂，当时这些名家一般都还不会用电脑。我于是邀请了本所四个人（包括舒大刚）和我一起各承担250万字的任务，这就成了舒大刚任所长的“四川大学古籍所承担的”项目了吗？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其手法与申报《全宋文》评奖一样，先变成“四川大学古籍所承担”，然后就变相成了现任所长舒大刚“承担”了。四川大学古籍所的人承担与四川大学古籍所承担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舒大刚玩的就是这个游戏。因为他是所长，变成“四川大学古籍所承担的”，就变相成了他承担的。
当我在台湾讲学和因病住院期间，我也从未请舒所长代替我的主编工作，而是委托李文泽代替我工作。我在《苏轼研究史后记》中说：“当时手边最重要而又即将完成的项目是《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我请李文泽替我同江苏古籍出版社的高纪言、黄希坚保持联系，善始善终地完成《大典》的最后审订工作，因为此前一直是他协助我工作，我在台湾讲学期间更由他全权代我处理有关事宜。”舒所长在《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全部作用就是他与人合作编了最后一册，怎么就成了他的古籍所“承担”的了呢？
八、关于《宋代文学编年史》
川大儒藏网《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综合规划》（筹）“三、开发机构”之“（二）儒学产业”之“2、拟开发图书”之“（５）多卷本《宋代文学编年史》（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即将出版）。”
《宋代文学编年史》是我和吴洪泽从1993年起就开始编著的，怎么会成为现在川大成立儒学院的“拟开发”项目，并且连作者曾枣庄、吴洪泽的名字都没有呢？在该《规划》“2、拟开发图书”部分，凡舒大刚参与编纂者，都有舒的大名，共出现了八次（包括几种只是草拟了书名的“著作”），而对于年底就将出书的《宋代文学编年史》，却对作者曾枣庄、吴洪泽只字不提，这严重侵犯了我和吴洪泽的著作权和署名权，并给人以此书为他“儒学产业”之一的误导。《宋代文学编年史》跟儒学有什么关系？它于1993年就开始编著，当时川大古籍所连《儒藏》的名字都还没有，怎么成了现在儒学研究院的“拟开发图书”？为什么要这样弄虚作假？
九、最可笑的是把古人专著说成是自己的“专著”
前面我以自己为例，说明舒大刚的科研成果严重失实，并说涉及其他人的是否有类似情况，我不敢说。但肯定有，如舒大刚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bswh.net/ReadNews.asp?NewsID=287&BigClassName=基地概况&SmallClassName=整体概况&SpecialID=0)“舒大刚教授简介/主要科研成果/专著”就把《诸子集成补编》、《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续编》（共40册），把署名李耀仙主编的《廖平选集》直接列为舒大刚的个人“专著”之类。
更可笑的是《诸子集成补编》、《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续编》的《后记》云：“从运筹到出版，历时一年”。“一年”完成了40册“专著”，这恐怕是古往今来完成得最快的“专著”，应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但《诸子集成补编》、《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续编》原书署名是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华诸子宝藏编纂委员会编”，我们应该相信哪一种署名呢？
原书署“编”似乎是准确的，因为三书40册皆为影印前人著述，连标点都未加一个；要说“专著”，也是早已死去的古人的“专著”，怎么会成了至今在世的活人舒所长的“专著”呢？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窃书》说：“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舒所长是否也有“窃盗”之嫌？
原书是集体编纂，有“顾问李学勤、刘琳；策划舒大刚；选编杨世文、舒大刚；编委沈治宏、吴洪泽、吴雨时、李文泽、李勇先、杨世文、杨方杰、舒大刚八人；提要杨世文。”舒大刚的大名虽接连出现三次，但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杨世文实为此书的选编者和提要撰写者，舒大刚只是作为所长“策划”而已。而舒所长现在竟把这40册书都说成是自己的“专著”，是否有侵占其他七人成果之嫌？
此书请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为顾问，并有李老的序。李老只是为“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华诸子宝藏编纂委员会”所编的40册《诸子集成》作序，恐怕李老也不会想到舒大刚后来竟会把这40册书说成是自己的“专著”。鉴于舒大刚侵占或变相侵占他人成果很多，如果舒所长今后再请德高望重的李老作序，望李老一定要慎之又慎啊。
鉴于舒所长在各种网站上都敢如此公开的侵占或变相侵占他人成果，那么在他数以十计的各种项目申报书、评奖申报书（一般人是看不到的）中，是否会更加肆无忌惮地侵占或变相侵占他人成果？希望各有关项目申报审批单位、评奖申报审批单位对他所报的项目、成果的真实性加强审查。这样一个人，掌握着十多个省部级项目，纳税人放心不？
十、寄语舒所长：望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真不愧是圣人，《论语·雍也》说：“子谓子夏曰：‘女（汝，你）为君子儒（君子为儒将以明道），无为小人儒（小人为儒则矜其名）。’”他生前就区别了“君子儒”与“小人儒”。舒所长现在是“国学大师”，我希望他能以孔子之言为戒。
自儒学产生之日起，内部就发生了分化，细言之，如《韩非子·显学》所说：“孔子之后，儒分为八。”粗言之，实为两类，既有被尊为醇儒、宿儒、耆儒、名儒、通儒、大儒、巨儒、硕儒、鸿儒、君子儒者，也有被斥为竖儒、庸儒、迂儒、腐儒、鄙儒、愚儒、俗儒、谀儒、陋儒、小人儒者。而我自己更愿以真、假二字区别世之儒者：君子儒是真儒学，小人儒是假儒学。真儒学是指他们真正相信并大体实行儒家学说，假儒学、假道学则是借儒学之名以炫耀自己，贩卖私货。苏轼《荀卿论》评孔子说：“其所言者，匹夫匹妇之所共知；而所行者，圣人有所不能尽。”又说：“学圣人者，岂必其言之云尔哉，亦观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为后世必有不能行其说者矣，必有窃其说而为不义者矣。”那些“匹夫匹妇之所共知”的孔子言论，连圣人都未必能完全实行，而后世一些以“圣人”自居的假儒学根本就未曾打算“实行”。判断真儒与伪儒，不是看他们说了什么话，而是要看他们说这些话的真实用意（“意之所向”），要看他们做了些什么。伪儒学的特点就是不仅“不能行其说”，而且“窃其说而为不义”，他们根据时势需要，借儒学以谋私利，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言不顾行、行不顾言。以其所行来衡其所言，不少“儒学大师”实际是伪儒。舒所长在《儒藏总序》中说：“儒学尤其是实践的。儒学是修身之学、实践之学，伦理道德学说构成了儒家学说的核心和灵魂。”“‘信’便是要言而行之（孔子）。”讲得很好啊，但请问舒所长，你“实践”了儒学吗？你“言而行之”了吗？你在以儒学的“伦理道德”“修身”吗？前举你大量侵占或变相侵占他人成果的行为就是你对儒学的“实践”吗？你这样的人来研究孔孟之道实际是对孔孟之道的侮辱，你这样的人来编《儒藏》实际是对儒学的讽刺。
伪儒学的危害性是很大的，《红楼梦》第一回写太虚幻境有一幅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此联可作各种不同理解，我的理解是，把“假”的说成“真”的，人们怕受骗上当，就会把“真”的也认为是“假”的；把“无”说成“有”，“无中生有”，人们怕受骗上当，就会把真实的存在（“有”）也会当作不存在（“无”）。上下联的前半句，以“假作真”，以“无为有”，揭露了社会普遍存在的假货充斥的现象；后半句“真亦假”、“有还无”，揭示了它的严重后果：“真亦假”，没有人相信“真”了；“有还无”，没有人再相信“有”了。因此，为了维护“真”，就必须识破“假”，为了维护“真孔学”、“真儒学”，就必须识破“假孔学”、“假儒学”、“假道学”。
为了不伤舒所长的自尊心，我对他的为人好说假话，好玩权术多次作过间接规劝。一是在一次饭桌上我讲了一个故事，俄国有本小说叫《人世间》，其主人公有句名言：“没有朋友，只有有用的人。”舒所长正是这样的人，你对他有用，就是朋友；一旦无用，就不是朋友。
近两三年我感到舒所长越来越排斥我。前举凡涉及我主编的书，他都要变相变成他的书，就是明证。前不久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大百科全书》修订本出版的庆祝会，此书原版中国文学宋辽金的主编是吴世昌，副主编是胡念贻、周振辅，都去世了，故约我修订宋辽金部份。我很庆幸没有约舒所长参予此书修订，否则他又会变着花样以主编自居了。
二是我曾引《三国演义》回目“死诸葛（吓）走生仲达（司马懿）”嘲笑他，我虽然还未死，但已是七十多岁的癌症病人，离死也不远了。我辞去所长已十多年，一无钱，二无权，有什么可怕的呢？为什么要排斥我呢？你现在大权在握，可用解聘、不发奖金、少发奖金威胁人。这次我得罪了他，他就声称我已退休，我的奖金应由老干部处管。说句老实话，我根本没有把你发的那几百元、千多元的奖金放在眼里，我多写两篇文章就是了。而且你实行起来也很困难，因为你得用已经退体和即将退休的所有人为我作陪，对已退休者要通通不发奖金才行。你唯一能威胁我的是停发我的退休工资，但我估计你这一辈子都很难有这样的大权。
2009-09-25
中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