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app store好慢: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杨英铂）

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杨英铂（2004 4）

社会主义，是认识和发扬人的社会性、反对人的异化的思想与实践。
从历史源流而言，真正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以及相关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为了消灭异化劳动、解放全人类而求证不已的社会实践，是实事求是、不断革命的探索历程。

一、 当代社会主义话题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民众，进行了排山倒海式的“启蒙教育”，深入地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一些自由主义者以社会清流、人类良知自居，自觉地启发着中国的未来。不少自由主义者抱着真诚的心愿，为了救中国、纾民困，而摇旗呐喊。
然而，纵观自由主义的集体语意，纵观其意图霸占理论、知识界话语权的整体态势，纵观其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不彻底性，勿庸讳言：自由主义的崛起，并非为了彻底解放民众，而是意图将民众，从现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权威，偷天换日地转移到“自由主义信仰”之下。它已经、以及期望起到的历史作用，不是彻底的思想批判，与彻底的人性解放，而是“批判思想的垄断”（话语权的垄断）、“人性解放、自由民主制度建设的垄断”（现实的垄断）。一旦稍有异己的思路、制度构想，就会遭到自由主义者的围剿，群起而攻之。对于自由主义本身可能有、应当有的缺陷，乏人问津，甚少质疑它对于社会实践已经、以及可能带来的危害。“的确，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巍然屹立在自由主义思潮背后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盛的政治经济势力——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
思想的垄断与资本的垄断合作无间，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这种从物质到精神，高度一体化的超级垄断，比任何单一领域的垄断，更令人惊恐。它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集群力量，任何个人都无法回避它空前的压力，任何社会存在都必须重视它的“先在”——前提性、强制性存在。它不须公开宣战，就足以迫使人们从理论到实践，五体投地，归化其教，入其“正轨”。在它的推动下，资本、自由主义精英的气味，几乎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一统天下。
但是，人类生活的朴素本质、直接真实性，从来都不甘于、也不会被任何一时的表象势力所埋没。现实的，而非理想化、教条化的政治发展，应当由现实的存在、现实的群体力量、现实的需求推动，而非简单地受制于一种权威、一种信仰的指引。“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
过犹不及。当一种思想、一种权威占据绝对垄断地位，行将不容丝毫异己声音、不容丝毫另类探索的时候，人们要警惕了！一厢情愿、一边倒的情形，必然禁锢人类的创造力，带来物极必反、异化人性的后果。
人类的历史经验表明，从来没有一种理论、思想，可以成为绝对的“普世价值”——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普世价值、救世主思想，从来都只是一种过分的理想，一种宗教，乃至一种蛊惑人心的鸦片，难以真实兑现。在人类社会实践的舞台上，一些所谓真理，相继扮演过“救世主”的角色，却无一例外地遭遇到了其自身的局限性，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而被历史所淘汰。
无数悲惨而屡经重复的史实，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基于有限的现实经验、思想探索，所获得的任何理论、思想体系，都只能是一定范围内相对有效的指导原则，即相对真理。人生也有涯，而人类社会发展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将有限经验上升为普遍准则，难免发生“挂一漏万”的错谬。
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既成事实是：人以群分。各种阶级、群体的现实利益、价值观念，既有共通之处，又一直不断冲突。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主要互动，集中发生在阶级、群体层面，而非个人层面。要在矛盾运动无处不在的社会里，寻求、获得一种超越阶级、群体差别，彻底客观中立，平等面对任何人的普世价值、理想，是不可能的。过分看重普遍、抽象的价值，反将导致人性价值的空泛化，使社会大众、劳动群众具体、现实的价值需求遭到忽略、埋没。
在现实人群构造出来的社会关系中生长出来的任何意识形态，“非左即右”。“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处于社会不同立场的、现实的个人、人群，对于任何一种有关的理论、思想、价值标准、制度实践，有着“非利即害”的现实利害关系，从来没有骑墙的余地，“无所遁于天地之间”。“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资本论）
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希望构筑一些平等、博爱的理念，以帮助整个人类社会。即使这些理念的出发点确实比较中立、公正，只要付诸社会实践，马上就会丧失或被扭曲其初衷，而被异化，被不同立场的群体改造成为私利工具。
现在、以及未来一段时期，面对自由主义的进攻，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倒性”优势，为了人性解放的根本理想，为了工农大众的现实利益，社会主义者毫无退缩的余地。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挑战与机遇并存，狭路相逢勇者胜。社会主义者必须发扬无私无畏、堂堂正正的历史主人翁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理、有利、有节”地批判、扬弃自由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经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大胆实践，不断革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

二、 人的社会性，是根本的人性
人的本质，在于人具有社会性。即人的群体性，人依存于其类别、依存于社会关系的属性。亦即人类性。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即人际关系，以及围绕、从属于人际关系的有关事物关系、意识形态。
人的社会关系属性，是最根本的人性。人以此属性，区别于自身的动物性，区别于其它动物。
人类社会，以其主观能动性看待世界，以其自我意识、自我表现而存在，也以其认识、作用于世界的深度、广度区别于其它生命。
人通过个人、群体、自然界之间的互相作用、互动活动，构造人类社会的实体存在与衍生意义。
人，能够有意识地为自己生产生活资料——这一独特的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地方。其它动物，基本上局限于本能的觅食生存，缺乏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而组织生产的自主意识。
这既显示出人从物质存在到社会存在的转变，也显示出人具有“被存在”（物质存在）、“自在”（社会存在）两重意义。首先，从动物到人的转变，立足于人的“肉体组织”（物质基础）的发扬——生产活动。其次（同时），人的生产活动本身，构成了人的物质生活，体现了人的生活方式。“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正是在生产活动（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这一物质基础上，有了以生产活动为基本内容的生活方式，以及围绕组织生产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对于生产活动的组织，同时也是对于社会关系的组织。人类物质生活的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形成、演变，同时进行。“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人类的演化，不是单个人的事例，而是群体行为。从最初的生产活动开始，人一直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物质基础、社会关系两个因素，成为人产生、存在的必要条件。“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意识，即人对世界的认识，与生产活动、社会关系同时出现。没有一定的意识作为调控工具，人不可能“有意识地”组织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实施群体的生产活动。人通过意识，认识自身与自然的作用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加以利用。人类意识与人类物质生活，互相促进。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没有纯粹单个人的意识，只有人类的意识，以及人类意识在每个人身上的具体表现。人一旦成为人，就是人类的人，不是简单的生物个体。人的社会性功能、工具、文化，都是针对社会关系发展需要的产物。“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辨证而言，任何个人都不是单个的、可以抽象出来的存在，而是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人类是社会的、社会化的人类，社会是人类的、群体的社会。人、人类的社会性，是理解人性、人类实质的立足点。社会性、社会化的人、人类，是理解人类构成的基本观念。“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三、劳动异化与人的解放
人类生产活动出现后，以组织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分工，自然出现。
分工，是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人类的产物，带来了与人类本身不一致、甚至对立的情况——人的异化。
所谓异化，就是获得自主意识的人，由于分工等社会关系的制约，其自主意愿与生产活动等外在事实发生冲突。即人受到不由自主的外在社会关系、社会力量的压迫。“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劳动是人类的根本活动，人类活动的异化，集中体现为劳动的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劳动的异化，有四个方面的意义。一、劳动对于劳动者而言，不再是一种自愿自主的活动，即人的活动异化于人本身。二、劳动成果脱离劳动者的掌握，反过来成为控制劳动者的物质力量（如资本），即人的创造物异化于人本身。三、劳动者被当作生产工具（生产力商品）使用，剥夺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主体性质，即人失去人的类别性质，非人类化。四、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背离了人与人相互依存的社会性本质，人与人之间互相异化、非人化，造成扭曲的人际关系。
自从阶级社会以来，既得利益者对于劳动异化的现象，讳莫如深，构筑种种意识形态，掩盖劳动的实质，以便充分利用分工、异化劳动，谋取私利。在阶级社会的人际关系中，不仅个人与个人之间互相异化，而且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群体与群体之间互相异化。
分工的最大表现，是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这一分工，不仅极大地扩展了分工的跨度、提升了分工的层次，而且为深化劳动异化、掩饰劳动异化提供了工具便利。“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劳动的异化、生产者的非现实化（边缘化、被奴役），并非上天的设计，亦非经济规律、历史规律的内在要求。人类的一切社会现象，都是人为的。人创造自身的属性。
人类基于组织生产的合理需要，为了自身利益的顺利实现，自主、平等地交换劳动以及劳动成果，是人的社会性的正常表现。自主、平等的合作，并不导致劳动的异化、人的异化。“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马克思：资本论）
但是，在组织生产与实施劳动交换的过程中，一部分人把持了生产、交换的组织、实施权力，使之为自己谋取过分、超额的利益，即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当自主、平等的合作被打破、取消之后，人就开始了异化之旅。
在不同的社会时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异化劳动之下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奴隶社会，表现为完全供奴隶主使用的奴隶劳动，与完全的人身所有权属关系；在封建社会，表现为地主无须劳动、坐拥可致的地租，与三教九流、等级森严的阶级、阶层关系；在资本社会，表现为工商、金融利润、利息，有产与无产、自主配置资源与被迫接受雇佣劳动的社会经济关系。
资本主义充分社会化、全球化的生产形式，使得商品生产仿佛可以脱离个人劳动属性，而具备一种超乎人性的中立性质、“纯粹物”的性质，从而更加彻底地掩盖了商品的劳动产品本质，掩盖了剩余价值的人工来源——工人的剩余劳动。在社会关系方面，作为社会基本构成的雇佣劳动的人际关系，也被抽象符号式的商业流通关系所掩盖。“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马克思：资本论）
其实，不管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如何变化，劳动的基本要素、劳动的基本流程、劳动的权利属性都不会改变。劳动，永远是具体的人的创造性的活动。
人类的生产资料源于大自然，通过一定的生产方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组合），产出劳动成果（在社会中流通使用的物质、文化资源）。
第一，大自然，是人类共同的生存资源、劳动对象。社会财富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和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类共同面对、天然共有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既非劳动的产物，亦非资本的利润。“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第二，人类的生产方式完全是社会性的。人类以其社会互动、相互依存区别于其它生命。人的本质属性，在于人的社会性。每个人的劳动，自然地具有社会背景，含有社会参与、社会共有的意义。在生产过程中，因为社会需要（人们相互需要）而造成人们的不同分工，并非单个人决定分工的存在。即分工的原由、责任在于社会，分工所造成的后果应当由社会共同负责，不应转化为对于被分工的个人的不平等待遇。
第三，体现在劳动成果中的，既有人类共有、社会共同的权利，也包含人的个体差异所导致的个人贡献度的差异。
因此，对于劳动，以及劳动成果的属性，应该一分为三地看待：自然资源的共有性、社会化劳动的共同共有性、具体劳动的差异性。
一些已经分配、归属个人的劳动成果，作为资本，投入社会再生产，其原有的、源头的社会性，不会因此而消失。即资本本身是社会化生产的成果，不是完全意义的个人成果。个人分配所得的劳动成果，仍然具有自然共有、社会共有、个人贡献三个方面的意义。个人既是作为个人，也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分享这一劳动成果，具体承受这一劳动成果的社会价值。
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运转时，再次动用社会关系（人的相互依存关系）、人类共同劳动（分工合作的劳动）。因而，资本运作的成果，仍然是共有性、差异性兼备。“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可见，私人财产、资本（劳动成果的一部分）的私人性质，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它们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们是一定时期社会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受到“恰如其分”的对待。在一定的社会阶段，社会生产需要部分生产要素，以私人投资、资本的形式发挥作用。并非人类的每一个阶段都如此。在人类初期的原始社会，以及可以想见的人类高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都没有私有财产、资本存在的余地。
为了保证资本的本质属性（社会性）的正常实现，在资本的占有、使用上，应该体现社会成员的协调参与（资源共享）、成果共享。同时，为了发挥社会成员个人的生产积极性、迁就一些具体技术操作要求（为了效率的方便），允许资本权利体现一定程度的个人差异性，承认、区分个人贡献度的大小。
这样，一方面，整个社会以不断发达的社会化生产，为社会成员提供利益；另一方面，社会成员通过个人劳动与资本利用，既为自己谋利，也为社会作出贡献。
总之，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劳动的使用，劳动成果的分配，应该兼顾社会共享、个人所得两个层次，平衡把握，以保证社会生产的良性循环，使之既利于大众的正常发展，也有利于个人的优异发挥。最终，是保证人类的自我实现。
只有消灭异化劳动，人才能获得解放，成为人本身。“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人类目前的社会阶段，距离彻底消除被迫的分工、实现完全自愿的分工，或者完全消灭分工，还有长远的距离。我们寄希望于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时社会产品能够充分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人高度自觉、拥有全面的劳动素质，完全可以自愿地从事自己的工作；那时的分工，可谓“无分别的分工”。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 礼运》）
理想一时难以实现，不等于因此就可以抹杀人们应有的人性权利。在一定的社会阶段里，现实工具总是给予人类的一定的限制，人们被迫对于现实工具有所迁就。但是不能颠而倒之，为了工具的要求，而荒废人本身的要求。消灭异化劳动！不管多么艰难，都要探索其实现的途径。社会主义就是这么一个不断探索的实践过程。
当今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具体体现为以工农大众为本，兼顾全体社会成员；消灭异化劳动的进程，具体体现为社会的政治经济大局由工农当家作主，劳动成果以按劳分配为主，兼顾市场规律、技术操作的要求（即兼顾效率），兼顾人的基本保障（即按需分配）。

四、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性
人类社会分工日趋复杂，劳动异化现象愈演愈烈，在资本主义时代达到颠峰。
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之一，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成果，不断地投入扩大再生产而成为“资本”。
与之相应的另一前提是，失去劳动自主权的自由劳动力（雇佣工人），在资本利用的外在形式之下，通过辛勤劳动，具体生产、开发出每一生产周期的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源源不断，新的资本也就得以源源不断。“资本是由用于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各种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组成的。资本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是劳动的创造物，劳动的产品，积累起来的劳动。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异化劳动的成果越来越转化为资本，被异化的劳动力（工人）越来越多，二者互相催生，犹如巨大的车轮，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无限膨胀，创造了物质生产的历史奇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为了物质生产的成功，人类社会承受了巨大代价，吃足了苦头。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如19世纪），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造成了工农大众的赤贫化；围绕市场与交易的欺骗、战争，带来社会道德的沦丧，和遍及全球的灾难。
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发展史：圈地运动，包身工问题，猎取、贩卖、使用奴隶问题，种族屠杀，鸦片贸易，殖民战争与财富掠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马克思：资本论）
劳动异化、贫富分化与阶级分化，进展如此迅猛，很快成为资本主义不堪忍受的力量。即资本主义社会本身，难以承受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后果。劳动者极度地“异化”于自己的劳动，人类两极分化为悲惨相对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两大阵营，不仅使经济发展遭受周期性商业危机的折磨，也使社会关系受到极大扭曲，人类普遍的人性受到极大压迫。
为了反抗资本主义造成的人性压迫，为了取消人性压迫的根源，为了人本身的解放，共产主义应运而生。
象人类其它文明产物一样，共产主义也有着从空想到理论、到实践的演变过程。空想共产主义未能正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实际，忽视阶级社会的长期性，幻想人类全体一下子进入大同社会，因而不能贴近时代，发挥改造现实社会的效果。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始终与工人运动的实践紧密结合，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良好开端。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将共产主义实践推向深入，树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典范。当今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探索过程中。
由于资本主义导致人类社会的极端异化，作为其对立面的共产主义，相应地具有最彻底的批判性，更有消灭异化、解放全人类的现实动力。对比其它任何社会学说，共产主义最有资格成为一种科学实践。
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实践的社会主义，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避免一切教条主义倾向的客观实证活动。“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纵观150多年以来共产主义的发展历史，可以获得更加深刻的判断。
共产主义是一种实践运动，而非凭空想象、既定不变的理想。共产主义力图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批判一切违反人类本性的社会现实，探索人类协调发展、人性彻底解放的途径，着手建立新型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的实质，是消灭人类活动的“异化”，实现人性的健康成长，实现人与人和平共进的大同社会。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试验形式、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之所以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当今实行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只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因为当前的实践结果，距离共产主义理想还十分遥远，甚至距离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也十分遥远，肯定不属于一个理想阶段，需要不断革命，不断实践，向着理想靠近。
虽然共产主义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合理批判，行将启动人类社会的进步阶段，但是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将自然而然地、完全以人们的预期降临。
任何现实的运动，必须遵循实践的规律。共产主义是人类从未获得经验的最新尝试。它的相关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实践导向的理论，必须与时俱进，以切合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现实需要。
针对资本主义的鼎盛势力与残酷实质，鉴于世界市场一体化的形势，马克思曾经设想：“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然而，共产主义实践的许多具体情况，远非人们所能预料。一方面，资本主义势力以及一切反动派，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都积极有为地遏制着共产主义运动。另一方面，作为人类最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共产主义本身就意味着丰富的内涵与曲折的历程。
19世纪中叶，人类第一次的社会主义实践——法国巴黎公社，遭遇失败。此后，欧洲、美洲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但是大多局限于具体的工作待遇诉求，远未达到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新型社会制度的高度。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历史的重大转折，往往出其不意地降临。1917年，资本主义生产危机所引发的争夺市场与资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俄国社会主义者先发制人的历史机遇。在列宁的大胆领导下，社会主义者突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成功地在一个国家之内进行了工人革命，并立即着手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
国家政权作为人类社会的阶段性制度工具，必须充分发挥其历史作用之后，才有可能退出历史舞台。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社会时期，现实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充分利用国家政权，保障人民利益。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正是共产主义运动一次承前启后的历史性尝试。“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人类历史的舞台，充满矛盾运动。俄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需要，使得俄国采用了与资本主义市场调节方式截然不同的计划生产模式，并取得了始料未及的成就与实践经验。俄国社会主义的存在与发展，从对立面，深刻地刺激并影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迫使资本主义抑制自身的一些致命缺陷，出让部分领域以吸纳社会主义的部分优越性，实质上导致了以资本主义为主、社会主义为辅的社会制度的自我改良。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德国等国家，充分借鉴俄国以国家政权干涉经济领域的实践经验，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并且开始对公民实行基本的福利保障。这些改良有得有失，一方面造就了后来所谓的“福利国家”，使无产阶级的基本生存状况得以改善；另一方面造就了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式的畸形社会，纵容了军国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带来战争危险。
整个二十世纪里，社会主义的存在，对于资本主义自我改良的影响，持续而深远。
资本主义的局部改良，并未改变劳动异化、阶级分化的实质。财产占有的绝对差距更加拉大。无产阶级超越自身阶层，向着更高政治、经济、文化层次发展的壁垒，更加难以逾越。资产阶级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垄断，更加剧烈，更为成功。“工资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会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与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相比，与一般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假如资本增加得迅速，工资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资本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资本、财产的私有制度，既使得社会阶级两极分化，也使资产阶级分裂为互相竞争的不同利益集团。各个资本利益集团之间争夺世界市场、谋取垄断利润的斗争，经常难以和平解决。20世纪初的40年里，爆发了两次惊人相似的世界大战，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旷古未有的巨大战争灾难。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被迫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并获得极大胜利，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功，极大地推动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实践。从殖民地、半殖民地而纷纷独立的国家，有了选择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余地。世界因此进入了两种发展模式互相借鉴、互相竞争的历史时期。
随着两种社会制度的平行实践，世界曾经分化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互相“冷战”。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国发展极不平衡，还带来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对立、贫富分化，形成“东西”、“南北”差异。这是社会主义实践面对的世界政治、经济现实。

五、“实践”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灵魂
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崭新的哲学，是行动的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吸收了以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为代表的人类一切哲学成果，结合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要求，确立了一种具有科学实践精神的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唯物主义。它不是机械、直观地把世界内容看成纯粹的客体形式，而是从主体出发，把世界、认识对象，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即世界本身是与人的实践密不可分的动态存在。哲学不得脱离人本的立场，应该坚持以人的认识看待世界。“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辩证唯物主义不同于一切唯心主义。它拒绝把认识对象从人的活动中剥离出去、过分抽象地演绎人的能动性领域，而是将人的能动性紧紧地与认识对象捆绑起来，从主体、客体二者的互动作用来把握世界真相。即哲学不得脱离现实立场，应该坚持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人应当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证明自身的客观性，证明自身思维的真实性。“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辨证唯物主义之“辨证”、“唯”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既非脱离人的自主认识的纯粹客体主义，亦非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纯粹妄想主义。它超越通常使人争辩不休的“唯物”、“唯心”非此即彼的简单视角，以心、物互动结合，“不离心”、“不离物”而又“非心非物”的“实践”概念，将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世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不是一方比另一方更重要、更强有力的问题；二者对于人，具有分别不同的意义。所谓物质决定意识，指物质是人、人的意识之所以存在的先在、先决条件，也是意识的首要内容。所谓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指意识及其对物质的作用，是人的自在、自为本质的表现，对于人类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物质基础是人存在的基础、必要条件，意识的能动性则是人本身的性质，是人与其它生命的根本区别。
事实上，既没有离开人的认识活动的世界，也没有离开认识对象的认识功能，二者是矛盾互动、生生不息的动态演绎。人是客观存在的人，客观存在是人所认识、作用的存在。人的认识功能、认识作用，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客观实在性。意识既具有与物质一致的客观真实性，也有自我演绎的主观虚妄性。“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资本论）
人必须彻底放下自己的主观成见，无条件地接受一切现实内容，兼顾主观意愿、客观条件两方面的因素，契入物质、精神交互活动的作用状态本身，即投入到无穷无尽的实践活动中去。“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与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必须辨证、平衡把握。偏向于主观、客观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偏离实践立场，或成为狂妄自大的理想主义者，或成为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的被动存在者。
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自主地认识、改造社会，是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极大发挥。共产主义已经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倾向。于是，预防主观唯心主义倾向，相对而言更为重要。我们要时刻清醒地反对一切教条主义，避免空想共产主义的错误，力求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变成彻底生动的实践内容。
人们在现实中利用的原则、真理，都是相对真理，对于社会实践只有一定程度的指导意义；一旦遭遇实践的反对，这些原则、真理就必须加以修正。“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恩格斯：反杜林论）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科学、有效，就在于它毫无故步自封的成见，而将自身视为人类无限实践的体现。它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同时，时刻检查、批判自身发展的荒谬性，随时加以修正。正是其实践性、批判性，使之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资本论）
马克思主义是具有自我纠错机制的相对真理，是发展着的真理。它既承认现实的人认识真理的局限性，也相信人类认识真理不断进步的可能性。“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恩格斯：反杜林论）
在辨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所谓历史，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历史既非外在上帝的设计，亦非内在人心的任意构造。历史一直是主客双方矛盾运动的过程与结果。“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人类历史所有社会形态的基本情况是，存在制约意识，生产方式（生产力基础、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制约社会关系（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推翻、超越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理论武器，作为人类的先进思想成果、实践经验，同样必须予以辨证看待和运用。“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
世界上没有纯粹抽象的个人，没有纯粹中立的社会立场。在阶级社会里，一切理论成果都带有阶级的烙印。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应当从假设的价值中立、抽象的个人自由立场看待，而应当从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批判立场看待，从消灭劳动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具体历史阶段看待。“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
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各国的实践，必须充分地从各国的实际出发，为各国工农大众的现实政治、经济需要服务。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才能得以实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
马克思主义永远服务于人性的基本需求。一切理论的存在合理性，在于为现实利益、为现实的社会活动服务。做自主、自由的人，保持、发扬自身的社会性、人性，避免劳动异化、人的异化，建立人性健康发展的社会体系，是人、人类的正当希望、要求。
当今世界现实条件下的社会主义者，要保障工农大众的自主政权，利用市场工具创造财富而又不至于危害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允许资产阶级的一定存在与发展而又不至于被僭越、篡夺主权，要保持一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而又不至于被资本主义阵营扼杀，更加需要实事求是，发挥创造性智慧。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通过不断革命、不断实践，开辟解放自身、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阶级社会的一切理论探索，都难以避免阶级立场、利益的影响，都不可忽略其潜在的阶级属性。基本的事实认定与逻辑推理，可以在学术界形成一定的公论、共识。但是，从此推论、应用于实践领域，怎样转化，选择怎样的结论，不是公论、共识可以解决的。说到底，理论之运用于实践，乃至根据一定的现实要求而选择理论，是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是具体的个人、群体所在的阶级立场、意识形态情结决定的。因此，所有运用于社会实践的理论，都会失去其客观中立性、普遍适用性，而成为动态演变的假设、理想，为不同的人群、阶级带来或利或害的影响。“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
当今世界，需要以辨证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待人权、民主、自由等概念及其现实意义。
人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个人作为人类一员，所应获得的基本权利。社会阶段不同，人权的侧重点不同。最初、最基础的基本人权，是生存权。发展权是成长性的基本人权。
生存权有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作为活的生命而存在的权利，二是作为人类的成员而存在的权利。在生存权的基础上，人类围绕生存活动与存在意义问题，展开各种文化创造活动。这种社会性的文化创造，体现出另一种基本人权——发展权。没有发展权的人权，近似于动物之天然生存权；正是发展权，赋予人类万物之灵的骄傲与个性。
自我实现，即个人依照自己的冲动或理想，在社会中展现自我的独特价值、贡献。即各人成为他自己。自我实现是发展权的内容。由于个人能力与社会条件的限制，各人的自我实现程度必然有异。在各个社会阶段，只要个人的自我实现行为，对于社会的整体进步不造成重大阻碍，对于他人的基本人权不造成实质损害，则社会应充分尊重个人的自我实现权利，尽可能地为其实现提供服务。恶意阻止他人的自我实现，实质上是扼杀他人的社会性，导致人的异化。
民主，即人自主命运。它既指应有的、有待运作的权利，也指相应的现实活动（利益斗争），也指人类历史上一些相应的范例（政治制度及其作用结果）。民主既体现在个人层面，也体现在群体层面。由于人的社会性，个人民主与群体（集体）民主，具有相对区分的意义，而并非截然不同的领域。与民主对立的概念，是奴役，即自主权的丧失。
自由本意乃自主，多指民主一定程度的实现，是人类挣脱自然界和社会自身发展的羁绊，显扬人性活力的体现。
民主、自由，是人类一贯的理想。理想，即意味着尚不够现实、一时难以彻底实现。在个人、群体的复杂互动中，民主与自由之实质、形式、进程等，经过排列组合，未必能够同步促进，有时甚至背道而驰。
任何概念自身，都含有向其反面演化的意义，需要在实践中，综合辨证地把握其形式与实质、过程与结果的相对关系。集体民主、个人自由，往往成为一对矛盾。贵族（少数人）民主，意味着对平民（多数人）独裁（专政）。人民（多数人）民主，意味着对少数人专政（甚至暴政）。一个人做主，意味着对所有其他人独裁。形式民主，有可能意味着实质独裁。形式独裁，有可能意味着实质的为民做主（仁政）。
形式是实质的载体与表现。形式与实质之间，有可能保持一致性，也可能互相异化。人类对社会发展与自我实现的追求，既有形式的演化，亦有实质的变迁。如对民主的追求，形式上多着眼于普遍参与权和表决权。但民主的形式，未必能够保障民主的实质。人的认识水平与行为能力的局限性，社会运动中的利益冲突，往往妨碍民主的实现。
过程与结果之间，也可能保持一致或互相异化。过程指整个动态进展，结果指某个横截面、分界点的情景。
辨证而言，在社会活动中，对于事物的形式与实质、过程与结果，应该平衡把握，不可偏废。应该结合社会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症下药，暂时有所偏重，不苛求完美。
人类社会生活充满矛盾运动。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影响该社会多数成员、影响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矛盾运动的双方，互为反动。决定矛盾产生、发展进程的一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双方，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其进退都是斗争的结果。
平等与公正，是与民主、自由密切相关的一对概念。平等、公正是民主、自由应有之义，是人类进化、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人的平等，起点是作为人类的平等。对基本人权的保障，体现了人类的平等。由于人们生而有之，以及后天习得的差异，作为存在结果的人，即处于社会不同层次和领域的人，必然表现出具体的不平等。
社会公正，即在社会生活的起点上，在人迈入社会、逐步社会化的过程中，尽量保障人们的机会、待遇平等。公正主要体现为对基本人权的保障，即平等而充分地保障生存权，基本保障每个人的发展机会和活动空间。
爱与宗教，是人类的心灵需求及其外部表现。人的社会性，可以表述为人因“爱”而存在。人与人相互依存，各自通过“非自我”（自我之外）的他人，体现自我价值。
作为人类存在前提的“爱”，超越人类社会具体阶段里善、恶之类的相对价值区分。它只是指明最基本的事实，即人是社会动物，人是群体性的存在。爱，即爱人、爱生命（爱存在），即自在（自我存在、相互依存）、自为（自主作为、共同发展）。
人类历史上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宗教，通常围绕人“爱的本质”进行思考，并衍生相应的哲学理想与道德规定。由于宗教大多寄希望于理想，其“爱”的宗旨对于现实生活的贯彻，难免虚化。
民族，是具有共同血脉或文化传承、普遍获得其成员名义、情感认同的人群。若失去其成员的普遍认同，则该民族的存在合理性丧失。
国家，是社会关系紧密的一群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是历史较长、规模较大、形态比较稳定的社会组织，多为一个民族或数个民族构成。国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阶段性工具。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国家表现为民族、人群、阶级互动、斗争的共同舞台。国家的合理性基础，在于维护人性，保障人权，推动社会进步。若国家的存在已成为其多数成员的祸害，弊大于利，则该国家的存在合理性丧失。
规则比较明确、有一定社会力量推动和保障的，个人、群体、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即为政治。政治的主要内容常以法律形式公布于众。由于社会运动的复杂性、不平衡性，政治通常呈现出明显的价值偏向，需要强制力作为保障。政治的根本表现，是对于人际关系的调整。由于人的社会性，人人不可避免地参与政治之中，或多或少地承受其利害影响。
法律是社会现实关系的规范化表现。其内容一方面是社会习俗、道德规范以及社会生产、生活行为的操作性规定，另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及其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强制性规定。所以，法律一方面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实用工具（公器），另一方面只是部分人的政治工具（群体利益或私利的工具）。

六、辨证地看待两种社会发展模式的长期共存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遭遇空前危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付诸实践可能性的时候，破土而出，星火燎原。从而形成两大生产关系类型互相竞争、互相促进的历史景象。
在人类历史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按照通常的说法，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分别有着交叉共存、互相影响的情况。现在，社会主义社会成为参与世界各种社会形态互动格局的崭新一员。
由于自然地理位置的限定，在资本主义旋风尚未覆盖全球以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形态，各自得以相对独立地发展、演变。但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市场全球化的进展，社会形态的差异性越来越被消灭，人类全体被迫接受资本主义的降临，难以行使另外的选择。“……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生活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恩格斯：反杜林论）
二百年来的世界历史表明，劳动异化随着世界市场的成熟而加剧，个人越来越受制于世界市场力量的支配，并形成阶级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以及东西差异、南北差异。由于资本主义扩张在地域上的的普及性，在社会关系上的支配性，劳动异化、人的异化成为全人类的普遍经验。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应这一事实而进行反作用的共产主义运动，有可能造成全新的事实，给予人类另一种普遍经验——全人类的解放。“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但是，另一种情况也具有同样的经验根据，这就是：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这种对德国理论家们来说是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将被消灭；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精确地印证了这一论断。为了应付危机，资产阶级政府一方面采用了僭越私有制的方法，由国家出面行使配置资源的部分功能，以消除市场自动调节所导致的失序，这以美国的新经济政策为代表；另一方面采用扩大海外市场、整军备战刺激生产的方法，饮鸩止渴，这以德国所谓的民族社会主义为代表。
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有发生，仍然依靠拓展海外市场、推进产业换代、加强国家基础建设与军备消费等方法来治疗。消灭生产力（解雇工人、废置设备以停止生产）、消灭产品（销毁库存产品）等摧残人类劳动的粗鲁做法，一直沿用至今。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形态行将交替的历史时期，两种社会形态必然发生一定的矛盾运动。
一方面，工人运动、共产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激发，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局部改良、社会大众生活状况不至于极度恶化的根本原因。一些自由主义者天真地以为，资本主义天生具有自我改良的机制；殊不知，与此有关的自由主义理论，在整体上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事后诠释。资本主义既没有自我改良的天然机制，也没有有关的自觉理论与意愿。现实力量的冲击，才是一切社会存在得以改进、发展的根本动力。
另一方面，由于既成事实的社会主义，并非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的自然衍变，而是人为的创造、利用，有着一些天生不足的地方，尤其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尚不充分。因此，对于资本主义应当释放的全部生产力，需要借鉴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情况。
造成这种矛盾互动局面的根本原因，一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仍有发展余地，二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已经充分暴露，人们有了消除劳动异化、解放人性的急迫需求。这使得共产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改良，得以同时进行。“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一些资产阶级理论家，对于资本主义有着精譬的见解，但是无一例外地局限于资本主义本身的视野，不能正视劳动异化的现象与实质，不能为社会形态的变革提供理论指导。从他们的理论与现实作用，反倒可以看出，任何一种理论，必须服从实践的需要。
马克斯．韦伯以基督教革命后形成的新教伦理，来诠释资本主义茁壮成长的意识形态背景。究竟是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提供温床，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突破封建政治与宗教、意识形态的罗网，催生了新教伦理？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取决于各人的哲学与阶级立场。新教伦理一旦形成，就会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互相作用，这是基本的事实。
哈耶克以自由主义诠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兼及政治制度与人性哲学，成功地预言了苏联人为理性计划体制的失败。他早年宣称其理论没有阶级性，但是到晚年，却承认其理论实际上具有阶级性。
凯恩斯的新经济政策理论，曾经给予美国一种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这种国家干预的理论、政策，不符合自由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的理想，乃至被视为某种社会主义。值得思考的是，凯恩斯晚年放弃了这一临时实用的理论。
马克思预言的“另一种情况”，即共产主义革命以及与之相应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现在只得到部分实践验证，尚未成为完全实现了的世界历史。
一方面，基于当今世界国家林立的事实，无产阶级的斗争必须以本国为基本舞台，难以组织全世界的共同革命。“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另一方面，作为资产阶级专政机器的各国政府，在联合起来对付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方面，有着当权的既成力量与天然优势。俄国十月革命曾经遭遇全世界资本主义的联合反对，二十世纪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都遭遇过资本主义阵营的阻挠。“一个国家里在资产阶级各个成员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本国的无产者；同样，各国的资产者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各国的无产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兰的演说）
为了夺取国家机器，变革全部生产方式，需要采取一些实际的革命措施，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这些革命措施的实践，并非一帆风顺，需要长期艰巨的探索。共产主义运动在一些地区、一些时期遭遇挫折，乃是历史必然。“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不管怎样，基于生存与发展的自然需要，人们必须对于各种异化现象采取行动。斗争的核心价值，是获得生活的自主权。财产所有权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权力，是消灭劳动异化、解放人性的关键因素。“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无产阶级必须利用国家机器，对一切社会资源进行宏观调控，保证经济发展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大局。在这一前提下，对于是否使用以及怎样使用暴力、怎样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转变，对于怎样改造所有制、实行自主而富有活力的经济运行模式，需要因地制宜地探索。
“冷战”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重大转折。以苏联为首的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改行资本主义市场体制。这究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失败所致，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模式所致？抑或是其它因素所致？
科学社会主义是高屋建瓴的理论体系，是具有阶级立场的斗争工具。它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成功地指导了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但是，作为一种理论或理想，一旦运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就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形势、国家传统等方面的烙印。
二十世纪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封建国家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对于这些国家跨越一定的社会形态阶段、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发挥了富有成效的作用。苏联从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兼封建农奴国家，发展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并带动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历史巨变。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成为基本现代化的国家。
但是，这些国家原来的封建主义的政治传统，使得其政治生活难以民主化，使得官僚主义与腐败问题相当严重。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与没落的封建权力意识容易结合，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难以与时俱进。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缺乏、建设者素质不够全面，使得教条主义错误容易发生。因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不如说是背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背离为工农大众服务这一宗旨而导致的失败；与其说是公有制经济的失败，不如说是教条主义影响下的某些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
现在，对于社会主义实践历程蓦然回首，我们获得了许多经验教训。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仍然正确，而对于这些原理的具体运用谋略、制度建设、技术工具，容易出错。二是许多工具要素，如计划经济手段、市场经济手段，不限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一定时期的公用工具。
工具理性问题。实践经常迫使人们更换自己的工具。有时现实的压力如此之大，仿佛可以为了工具而工具，使工具成为导致人的异化的帮凶。因此在对待工具时，应该辨证地看待工具理性。人的现实需求是工具的真正理性、价值；在实践过程中，既要发挥工具的最大理性（最大价值），又要确保这种理性仍是人的理性，而不至于异化为非人的不受控因素。一定程度的计划或市场，具体经济流程中的公有制、私有制或混合所有制、社会所有制的设定，资产所有权的界定、运用，都是人们调节社会资源的工具，都应以不侵害人的自由存在为前提，都应服务于人的解放。
经济规律，是在经济活动中总结出来的、为人们服务的实践工具，而非抽象的、远离人性的先天法则。自由主义者所信奉的自由市场的制度功用，应当为人类所用，但不应当损害大众根本利益。
在资本主义勃兴的一定阶段，市场调节自然促成了社会人群的两极分化，结果是，生产极为发达，而大众极为穷困。这种有利于生产、却不利于大众的纯粹市场机制，我们用来干什么？简单化地推动这样的社会体制，难道不是对大多数人、同时也是对人类本身的践踏吗？
因此，经济规律的运用，必然要顾及阶级、人群的利益、立场，不能本末倒置地将大众置于“工具理性”的压迫之下。我们尊重、利用一切规律，但以“利益大众”、“人类进步”这一前提为限。
在自由市场的运作中，个人的贡献度（尤其是资本利用方面）常被过分夸大，而社会合作方面的贡献度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显然违背了人的社会性本质。 “人的本质，不是每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个人自我实现的前提，应当是其社会性的实现，即作为人之“类别”属性的实现。经济领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舞台，这里面怎么能够对于人的社会性视而不见呢？为了个人、小团体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人的社会属性的一面，正所谓“见利忘义”。“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本基础，即通过解放无产阶级而解放全人类。
马克思将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他发现的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理论，精譬地揭示了资本主义财富的基本源泉，来自劳动者被剥夺的剩余劳动价值。这一理论，是对于各种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有力批驳、反动。着重指出剩余价值的绝对性意义，并非没有虑及其它社会因素的贡献，而是力求达到以精确、重点的分析，强化批判资本主义的效果。虽然各种社会资源在社会财富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无疑地，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才是新财富的根本源泉。
“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这些形式所必然产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无法忍受的阶级状况，造成了人数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富的资本家，和人数越来越多而总的说来处境越来越恶劣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对立；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能再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所占有，以便保证，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享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资料。”（恩格斯：反杜林论）
不管具体的社会实践经验呈现出怎样的发展线路，面对劳动异化的日益加剧，为了消除异化、解放人类而有所作为的社会主义事业，将必然地一再实践下去。《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人类解放的立论核心，没有失去时代意义；他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历程的具体预见，自然会得到实践的不断证明与修正。

七、社会主义的战略
　  “风物长宜放眼量”。历史的发展，既有许多重复演出，也有许多出人意料的、高度矛盾而并存的事实，足见人类社会生活的多样性。
“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恢复；最后……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60年前的社会描述，仍是当今世界的现实。如果我们不加警惕，放任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又将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的3亿工人、9亿农民怎么办？
这不是一个理论、一种制度如何自圆其说、稳定运行的问题，而是阶级、群体的现实利益问题。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问题，远比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逻辑架构更为重要。面对现实需要，不管论证多么完美、立论多么普世的理论、观念，不管运行得多好的纯粹经济模式，都要退避三舍，不能僭越大众自主命运、平等发展的正当权利。
“现代工业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而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这种制度下的实际情况的趋势既然如此，那么，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的反抗，停止利用偶然的时机使生活暂时改善的尝试呢？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他们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如果畏缩让步，他们就没有资格发动更大的运动。同时，即使不谈雇佣劳动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隶状态，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他们不应当忘记：在日常斗争中，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生产这种结果的原因；他们延缓下降的趋势，而不改变它的方向；他们服用止痛剂，而不祛除病根。……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他们应当屏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
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不同国家，基于不同的现实状况，从争取改善日常生活的工人运动，到力求消灭雇佣劳动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应当理直气壮地开展起来。对于强加于身心的任何压迫现象，无产阶级都要毫不犹豫地奋起反抗。这是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的基本原则立场。
在这一立场之上，为了斗争的效率，为了长远的发展，需要承认一定的阶段性形势，探索适当的斗争方式。当然，这种阶段性形势的存在，这种斗争方式、工具、手段方面的要求，不能反过来成为压制共产主义运动的理由。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在旧社会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尚未完全呈现之前，革命因素，革命阶级的生产力水平、革命性，难以完全、充分地准备成熟。与此相应，新社会的建立，需要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
“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由于建立新社会的长期性，一切阶级难以马上消灭，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新社会、新政权难以立即实现。
在过渡时期中，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与政权。“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马克思：危机和反革命）这时的国家，表现为双重身份：国家既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家园，也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这时的阶级关系，既有合作建设国家的意义，也有互相斗争、矛盾发展的情形。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残酷的阶级斗争。“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具体的革命实践，为了不至于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必须树立尽善尽美的理想，作为奋斗目标；必须采取矫枉过正的激烈手段，保证革命的彻底性；必须发扬一往无前、杀身成仁的牺牲精神，以获得最磅礴的革命动力。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夺取国家政权的阶段，尤其需要如此。“谁最勇敢、最坚定，谁就能取得胜利。”（马克思：危机和反革命）
对于革命进程中看似偏激的情形、倾向，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其合理性、必要性，大胆实践，又要随时反思、纠正一切过分之举，以免危害革命的长远利益。
唯大破，而后可以大立。破与立的具体实践，必然有所不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革命的勇气、激情，要转化成为抓大放小的谋略、求同存异的胸怀、胆大心细的规划、精益求精的操作。即实事求是，持之以恒。
共产主义的任何进程，都要坚持一切从事实出发，一切以实践来检验。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在于资本主义大生产所造成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一事实。共产主义的一切行动，都应当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恩格斯：共产主义和卡尔?海因岑）
废除私有财产的原由，一是高度社会化大生产本身，要求一种超越个人的共同管理；二是为了消除异化劳动，及其对于劳动者的压迫。“因为大工业和机器设备、交通工具、世界贸易发展的巨大规模，使这一切越来越不可能为个别资本家所利用，因为日益加剧的世界市场危机，在这方面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因为现代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下的生产力和交换手段，日益超出了个人交换和私有财产的范围，总之，因为工业、农业、交换的共同管理将成为工业、农业和交换本身的物质必然性的日子日益逼近，所以，私有财产一定要被废除。”（恩格斯：共产主义和卡尔?海因岑）
当今世界经济，越来越需要超越个人行为的宏观调控。财产的拥有、使用权，正趋于一定的分解、分别对待。具体以怎样的所有制形式，来代替私有制，以适应生产的高度社会化趋势，是一个需要探索的实践问题。实际上，在国家、社会权力介入私有制经济运作过程的情况下，原来属于“私有”的部分权利，已经成为一定的“社会调节权利”，私有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社会所有制”的意义。
恩格斯曾经设想：“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这是反思现实而提出的理想情形。现在看来，这种远大理想的实现，殊非易事，难以一蹴而就。
“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当今社会主义国家，正致力于改造社会、发展生产力，以创造充分丰富的生产资料、物质财富，为每一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马克思：资本论）社会主义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这样的一个联合体。资本主义国家，如欧美福利国家，经过共产主义运动的激发，也出现了国家、社会公共机构、公共权力，参与调节社会生产与生活资料分配的情形，社会生产的有机化大大增强。
“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马克思：资本论）实践证明，以彻底的人为理性计划，包办全部生产与分配活动，难以充分调动生产力，难以满足人们丰富多样的生活需要。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以税收、财政等手段参与调节社会生产和劳动成果分配。自由结合的人，有意识、有计划的社会生活过程，这一理想，有待于步步为营的探索。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切国家机器，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在利用这一机器时，必须警惕工具的反扑，即防止国家机器反过来与工农大众作对，造成异化的情形。因此，必须精确地理解、把握国家的性质、功能，恰当地发挥其作用。“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如何保持国家政权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性质，防止其异化为一小撮人谋求私利的工具，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制订具体的技术保障措施。孟子曰：“术不可不慎。”工具、技术层面的一切开发、利用，必须服从人本原则，必须服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在此前提之下，才能兼顾“纯粹的”经济效率、技术效果。不能简单化地追求形式上的现代性，赶时髦。“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八、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谋略
鉴于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充分开发生产力、难以充分周到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需要，鉴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为了顺应经济开放、搞活的内在要求，中国正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进行公平竞争，以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出最大的生产力。这使得中国的经济成分，在原来比较单一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增加了私有制（外资、民间资本）、混合所有制（公私参股）。中国的阶级结构，从原来比较单纯的工人、农民两大阶级成分，增加了资产阶级成分。
总而言之，出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中国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允许私有制、资产阶级一定程度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需要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两个层次，加以界定、理解、把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权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只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不变色，任何经济体制的试验、探索，都不会使经济力量走向人民的对立面，造成全面的劳动异化与人性压迫。
代表全体公民意愿、利益的国家机构，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具体表现为，以法律、税收、财政等手段，调节社会生产，监控国家命脉产业、关键企业，端正劳资关系，实施国民财富的再分配，保障基本人权与国民基本生活，引导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是资产阶级，及其精英把持的国家政权。他们从来不让无产阶级分享配置国家政治、经济资源的权力，从来未曾、也不打算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反而对于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听之任之。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强大、资产阶级越来越富，无产阶级更加相对贫困，在社会舞台上越来越失落、边缘化，即异化更为严重了。
“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只要社会上有阶级、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阶级斗争就一定存在。阶级间的合作，是在一定的制衡之下实现的；不能幻想离开政权的制约，而获得一切阶级的自觉合作。对此，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在改革过程中，必须确保中国政权的无产阶级本色，防止国内资产阶级、外部力量联合起来篡党夺权。决不允许出现名义上普遍民主、实质上由资产阶级精英把持政权的局面。各种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实质上都只是资产阶级的贵族民主，对于无产阶级从未失去专政意义。
“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确立这样一种状态，这时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这一设想，体现了消除劳动异化、实现人性健康成长的愿望。为了实现这种愿望，必须有一定的制度、技术措施来保障。目前，“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这一猜想，仍然有待探索，以获得效益良好的实现形式。同时，我们不得不仍然利用市场模式来调节大多数生产活动。我们不能因为某些计划模式、市场模式一时的得失成败，而彻底偏向于其中一方；一切都要服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服从为人民服务的需要。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马克思：资本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类似情形。因而，需要国家、社会未雨绸缪，事先进行相关的调节，防止社会阶级、阶层过度贫富分化，并为民众提供完备的社会生活保障，标本兼治。
“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马克思：资本论）如何防止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被生产力手段所异化、被资产阶级所奴役，可以由国家法律、社会道德、行业规则进行调节。如劳动日、劳动时间的减少，劳动强度的合理规定，劳动岗位的充分流动，充足的劳动（职业）教育，广泛的业余活动机会，等等。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马克思：资本论）资产阶级的具体个人——资本家，作为纯粹的投资者，实际上参与了劳动过程，即规划有目的的活动、规划劳动，为此付出了生产资料（资本）与一定的智力；如果资本家还担当具体劳动的组织者、管理者角色，就必须付出另外的智力与体力。对于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使用自身劳动力的作用，应当予以适当评估。对于资本家的收益，应当考虑其两方面的组成：资本收益，劳动力收益。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按劳分配，是体现社会生产公平性的基本措施。同时，为了适应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性，允许一定程度的资本收益分配。此外，国家、社会对劳动成果、社会资源进行一定的分配调节，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健康发展的需要，即按需分配。但是，不管怎样，应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导，不能颠倒主次，损害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和劳动积极性。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实践。中国的富强，是中华民族的长久期待。“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是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
人类社会总是希望获得持续的发展。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历重大挫折之后，面对空前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国的发展问题尤为急迫。时不我待，落后要挨打。在所有的发展指标上，经济发展又首当其冲。这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为了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在许多方面作出了忍耐、牺牲；这种牺牲，必定是有限度的，而且必须得到回报。
社会主义要获得健康发展，需要彻底正视现实的社会基础，“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前进。既不能妄想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一下子实现共产主义，也不能故步自封、无所作为。
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国内外健康、稳定的环境。
中国共产党要牢固把握执政地位，与时俱进。共产党要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具体表现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成人员的先进性，为民执政的谋略、措施、技术手段的先进性，反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反对自身腐败的可靠性。在保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探索建立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
以人为本、以工农大众为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目前，主要是要克服单纯追求效益、速度，而过分忽略、牺牲人民现实利益的倾向，保证各地区、各阶层协调发展、共同富裕。
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事务进行宏观规划，对于重要领导、管理人才进行统筹配置。国家各个机构、国民生活各个领域，统一以法律为调节手段。加强政治、经济领域的人民群众监督、舆论监督。
道德引导。坚持以共产主义理想陶冶国民，以中国优良传统、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陶冶国民，增进人的自觉解放。
民族共和，求同存异。彻底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引导各民族共同发展。坚决打击任何民族分裂势力和行为。
坚持对台湾的主权。以和平与战争的两手准备，对待台湾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决不放弃对台湾的主权的同时，一切纳入社会主义发展的大局，统筹兼顾，争取全胜，不囿于一时之得失。“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
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健康的国际交往规则的建立。发扬中华王道传统，永不称霸，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计前嫌，开辟未来。面对美国独大的霸权倾向，有理、有利、有节地对待。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利益，韬光隐晦。“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

（the end)　（岑岵即杨英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