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手tv如何看回放直播:内外经济纵横谈 陶冬

内外经济纵横谈  《第一财经日报》：您怎么看明年全球经济形势，有哪些热点？陶冬：明年全球经济三个看点：欧债危机、美国增长和中国金融。欧债危机已经由去年年初的希腊债务危机蔓延到了整个南欧地区，危机的性质已经由个别国家的流动性危机升级到了信用危机和国家债务危机。目前看来，欧洲领导人开始重视希腊债务危机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但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处理手法还过于偏保守。 整体欧债的数量要比美国少，但是欧洲危机是典型的短板效应。欧元区由17个成员国组成，是一个由17块板箍起来的木桶，这个木桶能够盛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有多高，这块板叫希腊。希腊一定破产，因为希腊已经丧失了国际经济竞争力，希腊的税务体制根本没有办法支持一个国家正常的运转，而且最近以70%甚至100%的利率来借钱，根本是无法持续的。 但是拿着希腊这个烫手山芋，欧洲吃也不好，扔也不好。保希腊需要不间断地续钱，不保希腊就需要大规模减债，而且减债的数量估计会远远超过民间愿意接受的水平。欧洲领袖们强调要自愿减债，但是银行50%这样减债很难真正自愿的。更重要的是银行“被自愿“减了第一次债以后谁还敢再买希腊债和其他欧猪债？我认为欧洲领袖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加剧了欧债危机的扩散。 《第一财经日报》：也就说，希腊问题无解？欧债危机无解？陶冬：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希腊踢出欧洲区，由它自生自灭。但是今天希腊已经在欧元区内，把希腊踢出去的后果是市场会猜测谁是下一个希腊，谁是下一个下一个希腊，最终骨牌效应，一个又一个欧元区的体弱国家倒掉，最后直至法国也倒下。 欧债危机本身不是“欧猪”的债务问题，而是欧洲银行危机。持有这些欧洲债的是主要欧洲银行，而他们资本金缺乏，资金严重依靠银行间同业拆借。一旦市场怀疑你的信用的时候，市场上面的拆借资金就变得比较困难，欧洲的银行随时可能出事。 在这种情况下把希腊踢出去也不好，留在那儿也不好。我个人认为，这一轮的欧盟峰会所达成的一揽子方案，是治标不治本的。仅话了一点点钱买时间，但是并没有触及欧债的核心问题，即欧猪财政长期入不敷出。今天就希腊的减债得出了一个一致意见，不久还会再爆出来第二个、第三个问题，欧元区的根本问题在于利益的错位，因为德国和希腊之间的关系是邻居关系，邻居愿意花多少的力去救一个屋子着火的朋友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认为欧债危机每隔一段时间有一个舒缓，之后再带来一次爆发，带来一场市场撕裂性的抛售，欧洲的领袖再续一点钱进去，再买一段时间的稳定，接着再爆发。因此我觉得欧债危机今后还会不断地有间歇性地爆发，在2012年这种情况仍会继续。 我个人认为欧债危机的最终出路在于欧元崩溃，但这恐怕不是半年或者一年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欧元危机对于德国是一个好的危机。如果没有欧元这个挡箭牌的话，德意志马克今天的汇率恐怕要比瑞士法郎高出一大截，这对于出口为主导的德国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困扰，因此拖一拖对于德国并不完全是坏事情。但是拖并不是解决欧债危机的办法，拖只能使最终的拯救成本呈几何级的上升。 德法领袖也许在12月峰会提出新的公约，要求欧元区在某种程度达成财政一体。这个对短期的市场情绪可能有帮助，但是我对最终结果持怀疑态度。欧洲总是承诺过度，兑现不足。 《第一财经日报》：此前市场又出现了美国是否会出现双底衰退的声音，您怎么看美国经济的复苏情况？ 陶冬：美国的经济非常地疲软，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是会进入两次衰退，我持一种怀疑态度。我认为美国经济是在非常疲弱的情况下进行复苏。撇开月度数字的噪音，今年美国的消费情况其实好过去年，去年好过前年；今年美国的中小企业请人情况其实好过去年，去年好过前年；至于企业的盈利更不用说了，哪怕银行的借贷也出现了些微的复苏迹象。因此说美国经济没有复苏，我认为这是不符实际的。 美国的问题是政治家们已经失去了等待经济自然复苏的耐心，奥巴马明年就

中间的任何一环断裂都会导致整条债务链的崩塌，这就可能把风险迅速地转移到其他健康经济中。 现在中国是全民高利贷。民营企业家转让资产之后的闲钱投入了高利贷，大型国有企业手头拥有的巨额现金也变相投入了高利贷，老百姓被负利率侵蚀的个人储蓄通过金融产品又进入了高利贷。民间借贷的总体量已经不算小，也根本不是只有温州一个地方的专利，而是全国性质的。它对于经济的最大威胁在于它是一个雷管，它可能触发经济其他领域包括房地产市场的调整。 政府试图在温州做一些事情，我认为短期之内温州的“跑路潮”有稳定的趋势。但是中国的高利贷问题不仅仅是温州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几家民营企业跑路的问题，实际上这个背后是金融错位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扭曲。大的环境不改变，整治小的风波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贻误危机处理的时机。温州稳下来了，包头又闹起来了，有几个其他地方也闹起来了，我想温州是中国民间借贷的冰山一角。的确，温州的民间借贷由来已久，但是全国范围内的高利贷运动，是近18个月的事情，与央行激进地推进数量型政策收缩有直接的关系，与房地产市场泡沫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财经日报》：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茶杯里的风暴。您觉得到底怎样可以从根本上医治？ 陶冬：货币环境正常化。对于资金需求，最终需要通过商业利率来做出调整，而不是央行一刀切式的指令，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来改变。以目前的经济环境来看，货币政策很难出现明显实质性的放松，因为今天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并不差，增长风险并不明显。经济有下行的风险，但我认为硬着陆的风险并不大，同时通货膨胀也还没有压下去。 所以我想在在可预见的将来，货币政策没有太大实质性放空的余地，但这不代表在政策搭配上不会做出一些调整。如果我是央行行长的话，我会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推高利率，让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货币金融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能够更有效、均衡地融合，渐进式地实现货币环境正常化，逐步消除金融领域的隐患。 本文原载于第一财经日报，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或劝诱。 《第一财经日报》：您怎么看明年全球经济形势，有哪些热点？

陶冬：明年全球经济三个看点：欧债危机、美国增长和中国金融。欧债危机已经由去年年初的希腊债务危机蔓延到了整个南欧地区，危机的性质已经由个别国家的流动性危机升级到了信用危机和国家债务危机。目前看来，欧洲领导人开始重视希腊债务危机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但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处理手法还过于偏保守。

 

整体欧债的数量要比美国少，但是欧洲危机是典型的短板效应。欧元区由17个成员国组成，是一个由17块板箍起来的木桶，这个木桶能够盛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有多高，这块板叫希腊。希腊一定破产，因为希腊已经丧失了国际经济竞争力，希腊的税务体制根本没有办法支持一个国家正常的运转，而且最近以70%甚至100%的利率来借钱，根本是无法持续的。

面临大选，历史上还没有美国总统可以在失业率超过7.2%的情况下成功连任的。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美国经济是在一个弱复苏阶段。所谓弱复苏，是因为美国的金融体系大病初愈，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并没有真正地全面康复，而且美国的房地产业和就业市场举步维艰，各有各的结构性困难。少了就业的复苏和房地产的复苏，美国经济的复苏一定是弱复苏，而且中间会有许多的曲折。可是我认为美国经济数据最困难的是今年7月份、8月份和9月份这段时间，数据方面最坏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第三季度随着汽车销售上涨，企业请人提速，消费情绪转好，公司的业绩依然理想，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会重新回到2.5%以上，这和危机前的百分之四点几的增长相比是一个弱增长，但相比两次衰退又好出一截。 《第一财经日报》：您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和风险在哪里？陶冬：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进一步地放缓，这从钢铁、汽车、出口订单方面都能够反映出来，从基建进度、房地产销售进度上来看，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今后几个季度会在8%到8.5%左右，如果用年化环比来计算的话，甚至可能跌破8%。但是这些数字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中国的增长从历史的中位数来看是“跪下的”，但是全世界其他的经济都“趴下了“，中国还是个高个子。 8%（甚至7%）的经济增长没什么不好，尤其今天我们更关心经济的可持续性，房价过高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地方债务杠杆过高所带来的财政风险、出口导向型经济必须做出结构性调整、社会收入结构的调整，这些都是结构性的问题，都涉及到中国经济的长治久安。在一个偏低的增长速度下加快结构性的调整，我认为是必需的，也是应该的。在我看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偏低的增长期，这是对之前产生的失衡作出一个修正的过程，这个偏低增长期的背后其实是信贷、房地产、出口和中小企业的弱周期，只要偏弱的增长不至于带来系统性风险，不至于带来社会动荡，我认为是可接受的。 我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心主要不是增速会不会下降，也不是通货膨胀有多高，而是金融乱象。这些金融乱象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民间高利贷问题、开发商资金链问题、大型国有企业违规进入金融领域问题、信托基金问题、银行承兑汇票等等。这些事情有大有小，但很多是牵连在一起的，比如说民间借贷如果有几家企业倒掉，可能导致整个一条债务链的断裂。可能迅速地把风险蔓延到经济社会的各个角落，这就可能牵动房地产市场、国企资金等等一系列的变数。每一个金融乱象，单独来看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叠加起来就很可怕，它们不仅金额庞大，而且牵扯金融市场，更随时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其突发性、传染性特点值得特别小心。 金融乱象的背后其实是货币政策失败的一个折射。中国已经持续了七八年强劲的信贷扩张，所释放出来的流动性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的需要。到了2009年，这种货币的超量发行更要用天量来形容，过度的货币发行先是带来了中化工业产能的一次大跃进式的扩张，接下来是房地产泡沫，最后是地方债务的一次爆炸性增长。接下来央行在回收流动性上面又犯了错误。货币当局有许多货币政策工具可以使用，但是几乎把所有的政策全压在了数量型的存款准备金率上面，这带来了金融体系的一个扭曲。银行流动性急收，但银行依然想给最好的客户最好的服务，银行向大型国有企业的贷款并没有减少。一张饼在缩，但是其中半张饼不能动，另外半张饼就消失了，这样的代价是经济中许多领域里面见不到贷款了。但他们还有需求，开发商和中小企业就转向银行体系外去集资，这就带来了民间借贷的一次爆炸性增长。同时政策利率不动，并没有制止市场利率的上涨，只是使得政策的利率和市场实际资金成本脱钩，民间借贷利率飙升。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民间借贷具有类似于美国次贷的特征，透明度低和传染性强。民间借贷不过4万亿，这相当于传统银行贷款的8%，虽然规模不大，但它的债务链非常长，这条链

 

但是拿着希腊这个烫手山芋，欧洲吃也不好，扔也不好。保希腊需要不间断地续钱，不保希腊就需要大规模减债，而且减债的数量估计会远远超过民间愿意接受的水平。欧洲领袖们强调要自愿减债，但是银行50%这样减债很难真正自愿的。更重要的是银行“被自愿“减了第一次债以后谁还敢再买希腊债和其他欧猪债？我认为欧洲领袖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加剧了欧债危机的扩散。

 

《第一财经日报》：也就说，希腊问题无解？欧债危机无解？

中间的任何一环断裂都会导致整条债务链的崩塌，这就可能把风险迅速地转移到其他健康经济中。 现在中国是全民高利贷。民营企业家转让资产之后的闲钱投入了高利贷，大型国有企业手头拥有的巨额现金也变相投入了高利贷，老百姓被负利率侵蚀的个人储蓄通过金融产品又进入了高利贷。民间借贷的总体量已经不算小，也根本不是只有温州一个地方的专利，而是全国性质的。它对于经济的最大威胁在于它是一个雷管，它可能触发经济其他领域包括房地产市场的调整。 政府试图在温州做一些事情，我认为短期之内温州的“跑路潮”有稳定的趋势。但是中国的高利贷问题不仅仅是温州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几家民营企业跑路的问题，实际上这个背后是金融错位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扭曲。大的环境不改变，整治小的风波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贻误危机处理的时机。温州稳下来了，包头又闹起来了，有几个其他地方也闹起来了，我想温州是中国民间借贷的冰山一角。的确，温州的民间借贷由来已久，但是全国范围内的高利贷运动，是近18个月的事情，与央行激进地推进数量型政策收缩有直接的关系，与房地产市场泡沫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财经日报》：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茶杯里的风暴。您觉得到底怎样可以从根本上医治？ 陶冬：货币环境正常化。对于资金需求，最终需要通过商业利率来做出调整，而不是央行一刀切式的指令，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来改变。以目前的经济环境来看，货币政策很难出现明显实质性的放松，因为今天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并不差，增长风险并不明显。经济有下行的风险，但我认为硬着陆的风险并不大，同时通货膨胀也还没有压下去。 所以我想在在可预见的将来，货币政策没有太大实质性放空的余地，但这不代表在政策搭配上不会做出一些调整。如果我是央行行长的话，我会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推高利率，让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货币金融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能够更有效、均衡地融合，渐进式地实现货币环境正常化，逐步消除金融领域的隐患。 本文原载于第一财经日报，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或劝诱。

陶冬：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希腊踢出欧洲区，由它自生自灭。但是今天希腊已经在欧元区内，把希腊踢出去的后果是市场会猜测谁是下一个希腊，谁是下一个下一个希腊，最终骨牌效应，一个又一个欧元区的体弱国家倒掉，最后直至法国也倒下。

 

《第一财经日报》：您怎么看明年全球经济形势，有哪些热点？陶冬：明年全球经济三个看点：欧债危机、美国增长和中国金融。欧债危机已经由去年年初的希腊债务危机蔓延到了整个南欧地区，危机的性质已经由个别国家的流动性危机升级到了信用危机和国家债务危机。目前看来，欧洲领导人开始重视希腊债务危机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但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处理手法还过于偏保守。 整体欧债的数量要比美国少，但是欧洲危机是典型的短板效应。欧元区由17个成员国组成，是一个由17块板箍起来的木桶，这个木桶能够盛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有多高，这块板叫希腊。希腊一定破产，因为希腊已经丧失了国际经济竞争力，希腊的税务体制根本没有办法支持一个国家正常的运转，而且最近以70%甚至100%的利率来借钱，根本是无法持续的。 但是拿着希腊这个烫手山芋，欧洲吃也不好，扔也不好。保希腊需要不间断地续钱，不保希腊就需要大规模减债，而且减债的数量估计会远远超过民间愿意接受的水平。欧洲领袖们强调要自愿减债，但是银行50%这样减债很难真正自愿的。更重要的是银行“被自愿“减了第一次债以后谁还敢再买希腊债和其他欧猪债？我认为欧洲领袖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加剧了欧债危机的扩散。 《第一财经日报》：也就说，希腊问题无解？欧债危机无解？陶冬：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希腊踢出欧洲区，由它自生自灭。但是今天希腊已经在欧元区内，把希腊踢出去的后果是市场会猜测谁是下一个希腊，谁是下一个下一个希腊，最终骨牌效应，一个又一个欧元区的体弱国家倒掉，最后直至法国也倒下。 欧债危机本身不是“欧猪”的债务问题，而是欧洲银行危机。持有这些欧洲债的是主要欧洲银行，而他们资本金缺乏，资金严重依靠银行间同业拆借。一旦市场怀疑你的信用的时候，市场上面的拆借资金就变得比较困难，欧洲的银行随时可能出事。 在这种情况下把希腊踢出去也不好，留在那儿也不好。我个人认为，这一轮的欧盟峰会所达成的一揽子方案，是治标不治本的。仅话了一点点钱买时间，但是并没有触及欧债的核心问题，即欧猪财政长期入不敷出。今天就希腊的减债得出了一个一致意见，不久还会再爆出来第二个、第三个问题，欧元区的根本问题在于利益的错位，因为德国和希腊之间的关系是邻居关系，邻居愿意花多少的力去救一个屋子着火的朋友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认为欧债危机每隔一段时间有一个舒缓，之后再带来一次爆发，带来一场市场撕裂性的抛售，欧洲的领袖再续一点钱进去，再买一段时间的稳定，接着再爆发。因此我觉得欧债危机今后还会不断地有间歇性地爆发，在2012年这种情况仍会继续。 我个人认为欧债危机的最终出路在于欧元崩溃，但这恐怕不是半年或者一年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欧元危机对于德国是一个好的危机。如果没有欧元这个挡箭牌的话，德意志马克今天的汇率恐怕要比瑞士法郎高出一大截，这对于出口为主导的德国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困扰，因此拖一拖对于德国并不完全是坏事情。但是拖并不是解决欧债危机的办法，拖只能使最终的拯救成本呈几何级的上升。 德法领袖也许在12月峰会提出新的公约，要求欧元区在某种程度达成财政一体。这个对短期的市场情绪可能有帮助，但是我对最终结果持怀疑态度。欧洲总是承诺过度，兑现不足。 《第一财经日报》：此前市场又出现了美国是否会出现双底衰退的声音，您怎么看美国经济的复苏情况？ 陶冬：美国的经济非常地疲软，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是会进入两次衰退，我持一种怀疑态度。我认为美国经济是在非常疲弱的情况下进行复苏。撇开月度数字的噪音，今年美国的消费情况其实好过去年，去年好过前年；今年美国的中小企业请人情况其实好过去年，去年好过前年；至于企业的盈利更不用说了，哪怕银行的借贷也出现了些微的复苏迹象。因此说美国经济没有复苏，我认为这是不符实际的。 美国的问题是政治家们已经失去了等待经济自然复苏的耐心，奥巴马明年就

欧债危机本身不是“欧猪”的债务问题，而是欧洲银行危机。持有这些欧洲债的是主要欧洲银行，而他们资本金缺乏，资金严重依靠银行间同业拆借。一旦市场怀疑你的信用的时候，市场上面的拆借资金就变得比较困难，欧洲的银行随时可能出事。

 

在这种情况下把希腊踢出去也不好，留在那儿也不好。我个人认为，这一轮的欧盟峰会所达成的一揽子方案，是治标不治本的。仅话了一点点钱买时间，但是并没有触及欧债的核心问题，即欧猪财政长期入不敷出。今天就希腊的减债得出了一个一致意见，不久还会再爆出来第二个、第三个问题，欧元区的根本问题在于利益的错位，因为德国和希腊之间的关系是邻居关系，邻居愿意花多少的力去救一个屋子着火的朋友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认为欧债危机每隔一段时间有一个舒缓，之后再带来一次爆发，带来一场市场撕裂性的抛售，欧洲的领袖再续一点钱进去，再买一段时间的稳定，接着再爆发。因此我觉得欧债危机今后还会不断地有间歇性地爆发，在2012年这种情况仍会继续。

 

我个人认为欧债危机的最终出路在于欧元崩溃，但这恐怕不是半年或者一年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欧元危机对于德国是一个好的危机。如果没有欧元这个挡箭牌的话，德意志马克今天的汇率恐怕要比瑞士法郎高出一大截，这对于出口为主导的德国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困扰，因此拖一拖对于德国并不完全是坏事情。但是拖并不是解决欧债危机的办法，拖只能使最终的拯救成本呈几何级的上升。

 

德法领袖也许在12月峰会提出新的公约，要求欧元区在某种程度达成财政一体。这个对短期的市场情绪可能有帮助，但是我对最终结果持怀疑态度。欧洲总是承诺过度，兑现不足。

 

《第一财经日报》：您怎么看明年全球经济形势，有哪些热点？陶冬：明年全球经济三个看点：欧债危机、美国增长和中国金融。欧债危机已经由去年年初的希腊债务危机蔓延到了整个南欧地区，危机的性质已经由个别国家的流动性危机升级到了信用危机和国家债务危机。目前看来，欧洲领导人开始重视希腊债务危机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但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处理手法还过于偏保守。 整体欧债的数量要比美国少，但是欧洲危机是典型的短板效应。欧元区由17个成员国组成，是一个由17块板箍起来的木桶，这个木桶能够盛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有多高，这块板叫希腊。希腊一定破产，因为希腊已经丧失了国际经济竞争力，希腊的税务体制根本没有办法支持一个国家正常的运转，而且最近以70%甚至100%的利率来借钱，根本是无法持续的。 但是拿着希腊这个烫手山芋，欧洲吃也不好，扔也不好。保希腊需要不间断地续钱，不保希腊就需要大规模减债，而且减债的数量估计会远远超过民间愿意接受的水平。欧洲领袖们强调要自愿减债，但是银行50%这样减债很难真正自愿的。更重要的是银行“被自愿“减了第一次债以后谁还敢再买希腊债和其他欧猪债？我认为欧洲领袖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加剧了欧债危机的扩散。 《第一财经日报》：也就说，希腊问题无解？欧债危机无解？陶冬：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希腊踢出欧洲区，由它自生自灭。但是今天希腊已经在欧元区内，把希腊踢出去的后果是市场会猜测谁是下一个希腊，谁是下一个下一个希腊，最终骨牌效应，一个又一个欧元区的体弱国家倒掉，最后直至法国也倒下。 欧债危机本身不是“欧猪”的债务问题，而是欧洲银行危机。持有这些欧洲债的是主要欧洲银行，而他们资本金缺乏，资金严重依靠银行间同业拆借。一旦市场怀疑你的信用的时候，市场上面的拆借资金就变得比较困难，欧洲的银行随时可能出事。 在这种情况下把希腊踢出去也不好，留在那儿也不好。我个人认为，这一轮的欧盟峰会所达成的一揽子方案，是治标不治本的。仅话了一点点钱买时间，但是并没有触及欧债的核心问题，即欧猪财政长期入不敷出。今天就希腊的减债得出了一个一致意见，不久还会再爆出来第二个、第三个问题，欧元区的根本问题在于利益的错位，因为德国和希腊之间的关系是邻居关系，邻居愿意花多少的力去救一个屋子着火的朋友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认为欧债危机每隔一段时间有一个舒缓，之后再带来一次爆发，带来一场市场撕裂性的抛售，欧洲的领袖再续一点钱进去，再买一段时间的稳定，接着再爆发。因此我觉得欧债危机今后还会不断地有间歇性地爆发，在2012年这种情况仍会继续。 我个人认为欧债危机的最终出路在于欧元崩溃，但这恐怕不是半年或者一年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欧元危机对于德国是一个好的危机。如果没有欧元这个挡箭牌的话，德意志马克今天的汇率恐怕要比瑞士法郎高出一大截，这对于出口为主导的德国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困扰，因此拖一拖对于德国并不完全是坏事情。但是拖并不是解决欧债危机的办法，拖只能使最终的拯救成本呈几何级的上升。 德法领袖也许在12月峰会提出新的公约，要求欧元区在某种程度达成财政一体。这个对短期的市场情绪可能有帮助，但是我对最终结果持怀疑态度。欧洲总是承诺过度，兑现不足。 《第一财经日报》：此前市场又出现了美国是否会出现双底衰退的声音，您怎么看美国经济的复苏情况？ 陶冬：美国的经济非常地疲软，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是会进入两次衰退，我持一种怀疑态度。我认为美国经济是在非常疲弱的情况下进行复苏。撇开月度数字的噪音，今年美国的消费情况其实好过去年，去年好过前年；今年美国的中小企业请人情况其实好过去年，去年好过前年；至于企业的盈利更不用说了，哪怕银行的借贷也出现了些微的复苏迹象。因此说美国经济没有复苏，我认为这是不符实际的。 美国的问题是政治家们已经失去了等待经济自然复苏的耐心，奥巴马明年就

《第一财经日报》：此前市场又出现了美国是否会出现双底衰退的声音，您怎么看美国经济的复苏情况？

 

陶冬：美国的经济非常地疲软，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是会进入两次衰退，我持一种怀疑态度。我认为美国经济是在非常疲弱的情况下进行复苏。撇开月度数字的噪音，今年美国的消费情况其实好过去年，去年好过前年；今年美国的中小企业请人情况其实好过去年，去年好过前年；至于企业的盈利更不用说了，哪怕银行的借贷也出现了些微的复苏迹象。因此说美国经济没有复苏，我认为这是不符实际的。

 

面临大选，历史上还没有美国总统可以在失业率超过7.2%的情况下成功连任的。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美国经济是在一个弱复苏阶段。所谓弱复苏，是因为美国的金融体系大病初愈，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并没有真正地全面康复，而且美国的房地产业和就业市场举步维艰，各有各的结构性困难。少了就业的复苏和房地产的复苏，美国经济的复苏一定是弱复苏，而且中间会有许多的曲折。可是我认为美国经济数据最困难的是今年7月份、8月份和9月份这段时间，数据方面最坏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第三季度随着汽车销售上涨，企业请人提速，消费情绪转好，公司的业绩依然理想，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会重新回到2.5%以上，这和危机前的百分之四点几的增长相比是一个弱增长，但相比两次衰退又好出一截。 《第一财经日报》：您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和风险在哪里？陶冬：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进一步地放缓，这从钢铁、汽车、出口订单方面都能够反映出来，从基建进度、房地产销售进度上来看，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今后几个季度会在8%到8.5%左右，如果用年化环比来计算的话，甚至可能跌破8%。但是这些数字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中国的增长从历史的中位数来看是“跪下的”，但是全世界其他的经济都“趴下了“，中国还是个高个子。 8%（甚至7%）的经济增长没什么不好，尤其今天我们更关心经济的可持续性，房价过高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地方债务杠杆过高所带来的财政风险、出口导向型经济必须做出结构性调整、社会收入结构的调整，这些都是结构性的问题，都涉及到中国经济的长治久安。在一个偏低的增长速度下加快结构性的调整，我认为是必需的，也是应该的。在我看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偏低的增长期，这是对之前产生的失衡作出一个修正的过程，这个偏低增长期的背后其实是信贷、房地产、出口和中小企业的弱周期，只要偏弱的增长不至于带来系统性风险，不至于带来社会动荡，我认为是可接受的。 我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心主要不是增速会不会下降，也不是通货膨胀有多高，而是金融乱象。这些金融乱象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民间高利贷问题、开发商资金链问题、大型国有企业违规进入金融领域问题、信托基金问题、银行承兑汇票等等。这些事情有大有小，但很多是牵连在一起的，比如说民间借贷如果有几家企业倒掉，可能导致整个一条债务链的断裂。可能迅速地把风险蔓延到经济社会的各个角落，这就可能牵动房地产市场、国企资金等等一系列的变数。每一个金融乱象，单独来看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叠加起来就很可怕，它们不仅金额庞大，而且牵扯金融市场，更随时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其突发性、传染性特点值得特别小心。 金融乱象的背后其实是货币政策失败的一个折射。中国已经持续了七八年强劲的信贷扩张，所释放出来的流动性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的需要。到了2009年，这种货币的超量发行更要用天量来形容，过度的货币发行先是带来了中化工业产能的一次大跃进式的扩张，接下来是房地产泡沫，最后是地方债务的一次爆炸性增长。接下来央行在回收流动性上面又犯了错误。货币当局有许多货币政策工具可以使用，但是几乎把所有的政策全压在了数量型的存款准备金率上面，这带来了金融体系的一个扭曲。银行流动性急收，但银行依然想给最好的客户最好的服务，银行向大型国有企业的贷款并没有减少。一张饼在缩，但是其中半张饼不能动，另外半张饼就消失了，这样的代价是经济中许多领域里面见不到贷款了。但他们还有需求，开发商和中小企业就转向银行体系外去集资，这就带来了民间借贷的一次爆炸性增长。同时政策利率不动，并没有制止市场利率的上涨，只是使得政策的利率和市场实际资金成本脱钩，民间借贷利率飙升。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民间借贷具有类似于美国次贷的特征，透明度低和传染性强。民间借贷不过4万亿，这相当于传统银行贷款的8%，虽然规模不大，但它的债务链非常长，这条链

美国的问题是政治家们已经失去了等待经济自然复苏的耐心，奥巴马明年就面临大选，历史上还没有美国总统可以在失业率超过7.2%的情况下成功连任的。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美国经济是在一个弱复苏阶段。所谓弱复苏，是因为美国的金融体系大病初愈，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并没有真正地全面康复，而且美国的房地产业和就业市场举步维艰，各有各的结构性困难。少了就业的复苏和房地产的复苏，美国经济的复苏一定是弱复苏，而且中间会有许多的曲折。可是我认为美国经济数据最困难的是今年7月份、8月份和9月份这段时间，数据方面最坏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第三季度随着汽车销售上涨，企业请人提速，消费情绪转好，公司的业绩依然理想，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会重新回到2.5%以上，这和危机前的百分之四点几的增长相比是一个弱增长，但相比两次衰退又好出一截。

 

《第一财经日报》：您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和风险在哪里？

面临大选，历史上还没有美国总统可以在失业率超过7.2%的情况下成功连任的。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美国经济是在一个弱复苏阶段。所谓弱复苏，是因为美国的金融体系大病初愈，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并没有真正地全面康复，而且美国的房地产业和就业市场举步维艰，各有各的结构性困难。少了就业的复苏和房地产的复苏，美国经济的复苏一定是弱复苏，而且中间会有许多的曲折。可是我认为美国经济数据最困难的是今年7月份、8月份和9月份这段时间，数据方面最坏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第三季度随着汽车销售上涨，企业请人提速，消费情绪转好，公司的业绩依然理想，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会重新回到2.5%以上，这和危机前的百分之四点几的增长相比是一个弱增长，但相比两次衰退又好出一截。 《第一财经日报》：您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和风险在哪里？陶冬：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进一步地放缓，这从钢铁、汽车、出口订单方面都能够反映出来，从基建进度、房地产销售进度上来看，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今后几个季度会在8%到8.5%左右，如果用年化环比来计算的话，甚至可能跌破8%。但是这些数字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中国的增长从历史的中位数来看是“跪下的”，但是全世界其他的经济都“趴下了“，中国还是个高个子。 8%（甚至7%）的经济增长没什么不好，尤其今天我们更关心经济的可持续性，房价过高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地方债务杠杆过高所带来的财政风险、出口导向型经济必须做出结构性调整、社会收入结构的调整，这些都是结构性的问题，都涉及到中国经济的长治久安。在一个偏低的增长速度下加快结构性的调整，我认为是必需的，也是应该的。在我看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偏低的增长期，这是对之前产生的失衡作出一个修正的过程，这个偏低增长期的背后其实是信贷、房地产、出口和中小企业的弱周期，只要偏弱的增长不至于带来系统性风险，不至于带来社会动荡，我认为是可接受的。 我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心主要不是增速会不会下降，也不是通货膨胀有多高，而是金融乱象。这些金融乱象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民间高利贷问题、开发商资金链问题、大型国有企业违规进入金融领域问题、信托基金问题、银行承兑汇票等等。这些事情有大有小，但很多是牵连在一起的，比如说民间借贷如果有几家企业倒掉，可能导致整个一条债务链的断裂。可能迅速地把风险蔓延到经济社会的各个角落，这就可能牵动房地产市场、国企资金等等一系列的变数。每一个金融乱象，单独来看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叠加起来就很可怕，它们不仅金额庞大，而且牵扯金融市场，更随时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其突发性、传染性特点值得特别小心。 金融乱象的背后其实是货币政策失败的一个折射。中国已经持续了七八年强劲的信贷扩张，所释放出来的流动性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的需要。到了2009年，这种货币的超量发行更要用天量来形容，过度的货币发行先是带来了中化工业产能的一次大跃进式的扩张，接下来是房地产泡沫，最后是地方债务的一次爆炸性增长。接下来央行在回收流动性上面又犯了错误。货币当局有许多货币政策工具可以使用，但是几乎把所有的政策全压在了数量型的存款准备金率上面，这带来了金融体系的一个扭曲。银行流动性急收，但银行依然想给最好的客户最好的服务，银行向大型国有企业的贷款并没有减少。一张饼在缩，但是其中半张饼不能动，另外半张饼就消失了，这样的代价是经济中许多领域里面见不到贷款了。但他们还有需求，开发商和中小企业就转向银行体系外去集资，这就带来了民间借贷的一次爆炸性增长。同时政策利率不动，并没有制止市场利率的上涨，只是使得政策的利率和市场实际资金成本脱钩，民间借贷利率飙升。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民间借贷具有类似于美国次贷的特征，透明度低和传染性强。民间借贷不过4万亿，这相当于传统银行贷款的8%，虽然规模不大，但它的债务链非常长，这条链陶冬：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进一步地放缓，这从钢铁、汽车、出口订单方面都能够反映出来，从基建进度、房地产销售进度上来看，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今后几个季度会在8%到8.5%左右，如果用年化环比来计算的话，甚至可能跌破8%。但是这些数字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中国的增长从历史的中位数来看是“跪下的”，但是全世界其他的经济都“趴下了“，中国还是个高个子。

 

中间的任何一环断裂都会导致整条债务链的崩塌，这就可能把风险迅速地转移到其他健康经济中。 现在中国是全民高利贷。民营企业家转让资产之后的闲钱投入了高利贷，大型国有企业手头拥有的巨额现金也变相投入了高利贷，老百姓被负利率侵蚀的个人储蓄通过金融产品又进入了高利贷。民间借贷的总体量已经不算小，也根本不是只有温州一个地方的专利，而是全国性质的。它对于经济的最大威胁在于它是一个雷管，它可能触发经济其他领域包括房地产市场的调整。 政府试图在温州做一些事情，我认为短期之内温州的“跑路潮”有稳定的趋势。但是中国的高利贷问题不仅仅是温州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几家民营企业跑路的问题，实际上这个背后是金融错位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扭曲。大的环境不改变，整治小的风波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贻误危机处理的时机。温州稳下来了，包头又闹起来了，有几个其他地方也闹起来了，我想温州是中国民间借贷的冰山一角。的确，温州的民间借贷由来已久，但是全国范围内的高利贷运动，是近18个月的事情，与央行激进地推进数量型政策收缩有直接的关系，与房地产市场泡沫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财经日报》：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茶杯里的风暴。您觉得到底怎样可以从根本上医治？ 陶冬：货币环境正常化。对于资金需求，最终需要通过商业利率来做出调整，而不是央行一刀切式的指令，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来改变。以目前的经济环境来看，货币政策很难出现明显实质性的放松，因为今天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并不差，增长风险并不明显。经济有下行的风险，但我认为硬着陆的风险并不大，同时通货膨胀也还没有压下去。 所以我想在在可预见的将来，货币政策没有太大实质性放空的余地，但这不代表在政策搭配上不会做出一些调整。如果我是央行行长的话，我会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推高利率，让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货币金融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能够更有效、均衡地融合，渐进式地实现货币环境正常化，逐步消除金融领域的隐患。 本文原载于第一财经日报，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或劝诱。 8%（甚至7%）的经济增长没什么不好，尤其今天我们更关心经济的可持续性，房价过高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地方债务杠杆过高所带来的财政风险、出口导向型经济必须做出结构性调整、社会收入结构的调整，这些都是结构性的问题，都涉及到中国经济的长治久安。在一个偏低的增长速度下加快结构性的调整，我认为是必需的，也是应该的。在我看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偏低的增长期，这是对之前产生的失衡作出一个修正的过程，这个偏低增长期的背后其实是信贷、房地产、出口和中小企业的弱周期，只要偏弱的增长不至于带来系统性风险，不至于带来社会动荡，我认为是可接受的。

 

我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心主要不是增速会不会下降，也不是通货膨胀有多高，而是金融乱象。这些金融乱象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民间高利贷问题、开发商资金链问题、大型国有企业违规进入金融领域问题、信托基金问题、银行承兑汇票等等。这些事情有大有小，但很多是牵连在一起的，比如说民间借贷如果有几家企业倒掉，可能导致整个一条债务链的断裂。可能迅速地把风险蔓延到经济社会的各个角落，这就可能牵动房地产市场、国企资金等等一系列的变数。每一个金融乱象，单独来看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叠加起来就很可怕，它们不仅金额庞大，而且牵扯金融市场，更随时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其突发性、传染性特点值得特别小心。

 

中间的任何一环断裂都会导致整条债务链的崩塌，这就可能把风险迅速地转移到其他健康经济中。 现在中国是全民高利贷。民营企业家转让资产之后的闲钱投入了高利贷，大型国有企业手头拥有的巨额现金也变相投入了高利贷，老百姓被负利率侵蚀的个人储蓄通过金融产品又进入了高利贷。民间借贷的总体量已经不算小，也根本不是只有温州一个地方的专利，而是全国性质的。它对于经济的最大威胁在于它是一个雷管，它可能触发经济其他领域包括房地产市场的调整。 政府试图在温州做一些事情，我认为短期之内温州的“跑路潮”有稳定的趋势。但是中国的高利贷问题不仅仅是温州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几家民营企业跑路的问题，实际上这个背后是金融错位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扭曲。大的环境不改变，整治小的风波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贻误危机处理的时机。温州稳下来了，包头又闹起来了，有几个其他地方也闹起来了，我想温州是中国民间借贷的冰山一角。的确，温州的民间借贷由来已久，但是全国范围内的高利贷运动，是近18个月的事情，与央行激进地推进数量型政策收缩有直接的关系，与房地产市场泡沫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财经日报》：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茶杯里的风暴。您觉得到底怎样可以从根本上医治？ 陶冬：货币环境正常化。对于资金需求，最终需要通过商业利率来做出调整，而不是央行一刀切式的指令，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来改变。以目前的经济环境来看，货币政策很难出现明显实质性的放松，因为今天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并不差，增长风险并不明显。经济有下行的风险，但我认为硬着陆的风险并不大，同时通货膨胀也还没有压下去。 所以我想在在可预见的将来，货币政策没有太大实质性放空的余地，但这不代表在政策搭配上不会做出一些调整。如果我是央行行长的话，我会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推高利率，让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货币金融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能够更有效、均衡地融合，渐进式地实现货币环境正常化，逐步消除金融领域的隐患。 本文原载于第一财经日报，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或劝诱。 金融乱象的背后其实是货币政策失败的一个折射。中国已经持续了七八年强劲的信贷扩张，所释放出来的流动性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的需要。到了2009年，这种货币的超量发行更要用天量来形容，过度的货币发行先是带来了中化工业产能的一次大跃进式的扩张，接下来是房地产泡沫，最后是地方债务的一次爆炸性增长。接下来央行在回收流动性上面又犯了错误。货币当局有许多货币政策工具可以使用，但是几乎把所有的政策全压在了数量型的存款准备金率上面，这带来了金融体系的一个扭曲。银行流动性急收，但银行依然想给最好的客户最好的服务，银行向大型国有企业的贷款并没有减少。一张饼在缩，但是其中半张饼不能动，另外半张饼就消失了，这样的代价是经济中许多领域里面见不到贷款了。但他们还有需求，开发商和中小企业就转向银行体系外去集资，这就带来了民间借贷的一次爆炸性增长。同时政策利率不动，并没有制止市场利率的上涨，只是使得政策的利率和市场实际资金成本脱钩，民间借贷利率飙升。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民间借贷具有类似于美国次贷的特征，透明度低和传染性强。民间借贷不过4万亿，这相当于传统银行贷款的8%，虽然规模不大，但它的债务链非常长，这条链中间的任何一环断裂都会导致整条债务链的崩塌，这就可能把风险迅速地转移到其他健康经济中。

 

现在中国是全民高利贷。民营企业家转让资产之后的闲钱投入了高利贷，大型国有企业手头拥有的巨额现金也变相投入了高利贷，老百姓被负利率侵蚀的个人储蓄通过金融产品又进入了高利贷。民间借贷的总体量已经不算小，也根本不是只有温州一个地方的专利，而是全国性质的。它对于经济的最大威胁在于它是一个雷管，它可能触发经济其他领域包括房地产市场的调整。

 

《第一财经日报》：您怎么看明年全球经济形势，有哪些热点？陶冬：明年全球经济三个看点：欧债危机、美国增长和中国金融。欧债危机已经由去年年初的希腊债务危机蔓延到了整个南欧地区，危机的性质已经由个别国家的流动性危机升级到了信用危机和国家债务危机。目前看来，欧洲领导人开始重视希腊债务危机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但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处理手法还过于偏保守。 整体欧债的数量要比美国少，但是欧洲危机是典型的短板效应。欧元区由17个成员国组成，是一个由17块板箍起来的木桶，这个木桶能够盛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有多高，这块板叫希腊。希腊一定破产，因为希腊已经丧失了国际经济竞争力，希腊的税务体制根本没有办法支持一个国家正常的运转，而且最近以70%甚至100%的利率来借钱，根本是无法持续的。 但是拿着希腊这个烫手山芋，欧洲吃也不好，扔也不好。保希腊需要不间断地续钱，不保希腊就需要大规模减债，而且减债的数量估计会远远超过民间愿意接受的水平。欧洲领袖们强调要自愿减债，但是银行50%这样减债很难真正自愿的。更重要的是银行“被自愿“减了第一次债以后谁还敢再买希腊债和其他欧猪债？我认为欧洲领袖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加剧了欧债危机的扩散。 《第一财经日报》：也就说，希腊问题无解？欧债危机无解？陶冬：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希腊踢出欧洲区，由它自生自灭。但是今天希腊已经在欧元区内，把希腊踢出去的后果是市场会猜测谁是下一个希腊，谁是下一个下一个希腊，最终骨牌效应，一个又一个欧元区的体弱国家倒掉，最后直至法国也倒下。 欧债危机本身不是“欧猪”的债务问题，而是欧洲银行危机。持有这些欧洲债的是主要欧洲银行，而他们资本金缺乏，资金严重依靠银行间同业拆借。一旦市场怀疑你的信用的时候，市场上面的拆借资金就变得比较困难，欧洲的银行随时可能出事。 在这种情况下把希腊踢出去也不好，留在那儿也不好。我个人认为，这一轮的欧盟峰会所达成的一揽子方案，是治标不治本的。仅话了一点点钱买时间，但是并没有触及欧债的核心问题，即欧猪财政长期入不敷出。今天就希腊的减债得出了一个一致意见，不久还会再爆出来第二个、第三个问题，欧元区的根本问题在于利益的错位，因为德国和希腊之间的关系是邻居关系，邻居愿意花多少的力去救一个屋子着火的朋友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认为欧债危机每隔一段时间有一个舒缓，之后再带来一次爆发，带来一场市场撕裂性的抛售，欧洲的领袖再续一点钱进去，再买一段时间的稳定，接着再爆发。因此我觉得欧债危机今后还会不断地有间歇性地爆发，在2012年这种情况仍会继续。 我个人认为欧债危机的最终出路在于欧元崩溃，但这恐怕不是半年或者一年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欧元危机对于德国是一个好的危机。如果没有欧元这个挡箭牌的话，德意志马克今天的汇率恐怕要比瑞士法郎高出一大截，这对于出口为主导的德国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困扰，因此拖一拖对于德国并不完全是坏事情。但是拖并不是解决欧债危机的办法，拖只能使最终的拯救成本呈几何级的上升。 德法领袖也许在12月峰会提出新的公约，要求欧元区在某种程度达成财政一体。这个对短期的市场情绪可能有帮助，但是我对最终结果持怀疑态度。欧洲总是承诺过度，兑现不足。 《第一财经日报》：此前市场又出现了美国是否会出现双底衰退的声音，您怎么看美国经济的复苏情况？ 陶冬：美国的经济非常地疲软，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是会进入两次衰退，我持一种怀疑态度。我认为美国经济是在非常疲弱的情况下进行复苏。撇开月度数字的噪音，今年美国的消费情况其实好过去年，去年好过前年；今年美国的中小企业请人情况其实好过去年，去年好过前年；至于企业的盈利更不用说了，哪怕银行的借贷也出现了些微的复苏迹象。因此说美国经济没有复苏，我认为这是不符实际的。 美国的问题是政治家们已经失去了等待经济自然复苏的耐心，奥巴马明年就政府试图在温州做一些事情，我认为短期之内温州的“跑路潮”有稳定的趋势。但是中国的高利贷问题不仅仅是温州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几家民营企业跑路的问题，实际上这个背后是金融错位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扭曲。大的环境不改变，整治小的风波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贻误危机处理的时机。温州稳下来了，包头又闹起来了，有几个其他地方也闹起来了，我想温州是中国民间借贷的冰山一角。的确，温州的民间借贷由来已久，但是全国范围内的高利贷运动，是近18个月的事情，与央行激进地推进数量型政策收缩有直接的关系，与房地产市场泡沫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财经日报》：您怎么看明年全球经济形势，有哪些热点？陶冬：明年全球经济三个看点：欧债危机、美国增长和中国金融。欧债危机已经由去年年初的希腊债务危机蔓延到了整个南欧地区，危机的性质已经由个别国家的流动性危机升级到了信用危机和国家债务危机。目前看来，欧洲领导人开始重视希腊债务危机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但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处理手法还过于偏保守。 整体欧债的数量要比美国少，但是欧洲危机是典型的短板效应。欧元区由17个成员国组成，是一个由17块板箍起来的木桶，这个木桶能够盛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有多高，这块板叫希腊。希腊一定破产，因为希腊已经丧失了国际经济竞争力，希腊的税务体制根本没有办法支持一个国家正常的运转，而且最近以70%甚至100%的利率来借钱，根本是无法持续的。 但是拿着希腊这个烫手山芋，欧洲吃也不好，扔也不好。保希腊需要不间断地续钱，不保希腊就需要大规模减债，而且减债的数量估计会远远超过民间愿意接受的水平。欧洲领袖们强调要自愿减债，但是银行50%这样减债很难真正自愿的。更重要的是银行“被自愿“减了第一次债以后谁还敢再买希腊债和其他欧猪债？我认为欧洲领袖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加剧了欧债危机的扩散。 《第一财经日报》：也就说，希腊问题无解？欧债危机无解？陶冬：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希腊踢出欧洲区，由它自生自灭。但是今天希腊已经在欧元区内，把希腊踢出去的后果是市场会猜测谁是下一个希腊，谁是下一个下一个希腊，最终骨牌效应，一个又一个欧元区的体弱国家倒掉，最后直至法国也倒下。 欧债危机本身不是“欧猪”的债务问题，而是欧洲银行危机。持有这些欧洲债的是主要欧洲银行，而他们资本金缺乏，资金严重依靠银行间同业拆借。一旦市场怀疑你的信用的时候，市场上面的拆借资金就变得比较困难，欧洲的银行随时可能出事。 在这种情况下把希腊踢出去也不好，留在那儿也不好。我个人认为，这一轮的欧盟峰会所达成的一揽子方案，是治标不治本的。仅话了一点点钱买时间，但是并没有触及欧债的核心问题，即欧猪财政长期入不敷出。今天就希腊的减债得出了一个一致意见，不久还会再爆出来第二个、第三个问题，欧元区的根本问题在于利益的错位，因为德国和希腊之间的关系是邻居关系，邻居愿意花多少的力去救一个屋子着火的朋友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认为欧债危机每隔一段时间有一个舒缓，之后再带来一次爆发，带来一场市场撕裂性的抛售，欧洲的领袖再续一点钱进去，再买一段时间的稳定，接着再爆发。因此我觉得欧债危机今后还会不断地有间歇性地爆发，在2012年这种情况仍会继续。 我个人认为欧债危机的最终出路在于欧元崩溃，但这恐怕不是半年或者一年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欧元危机对于德国是一个好的危机。如果没有欧元这个挡箭牌的话，德意志马克今天的汇率恐怕要比瑞士法郎高出一大截，这对于出口为主导的德国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困扰，因此拖一拖对于德国并不完全是坏事情。但是拖并不是解决欧债危机的办法，拖只能使最终的拯救成本呈几何级的上升。 德法领袖也许在12月峰会提出新的公约，要求欧元区在某种程度达成财政一体。这个对短期的市场情绪可能有帮助，但是我对最终结果持怀疑态度。欧洲总是承诺过度，兑现不足。 《第一财经日报》：此前市场又出现了美国是否会出现双底衰退的声音，您怎么看美国经济的复苏情况？ 陶冬：美国的经济非常地疲软，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是会进入两次衰退，我持一种怀疑态度。我认为美国经济是在非常疲弱的情况下进行复苏。撇开月度数字的噪音，今年美国的消费情况其实好过去年，去年好过前年；今年美国的中小企业请人情况其实好过去年，去年好过前年；至于企业的盈利更不用说了，哪怕银行的借贷也出现了些微的复苏迹象。因此说美国经济没有复苏，我认为这是不符实际的。 美国的问题是政治家们已经失去了等待经济自然复苏的耐心，奥巴马明年就《第一财经日报》：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茶杯里的风暴。您觉得到底怎样可以从根本上医治？

 

陶冬：货币环境正常化。对于资金需求，最终需要通过商业利率来做出调整，而不是央行一刀切式的指令，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来改变。以目前的经济环境来看，货币政策很难出现明显实质性的放松，因为今天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并不差，增长风险并不明显。经济有下行的风险，但我认为硬着陆的风险并不大，同时通货膨胀也还没有压下去。

 

所以我想在在可预见的将来，货币政策没有太大实质性放空的余地，但这不代表在政策搭配上不会做出一些调整。如果我是央行行长的话，我会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推高利率，让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货币金融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能够更有效、均衡地融合，渐进式地实现货币环境正常化，逐步消除金融领域的隐患。

 

中间的任何一环断裂都会导致整条债务链的崩塌，这就可能把风险迅速地转移到其他健康经济中。 现在中国是全民高利贷。民营企业家转让资产之后的闲钱投入了高利贷，大型国有企业手头拥有的巨额现金也变相投入了高利贷，老百姓被负利率侵蚀的个人储蓄通过金融产品又进入了高利贷。民间借贷的总体量已经不算小，也根本不是只有温州一个地方的专利，而是全国性质的。它对于经济的最大威胁在于它是一个雷管，它可能触发经济其他领域包括房地产市场的调整。 政府试图在温州做一些事情，我认为短期之内温州的“跑路潮”有稳定的趋势。但是中国的高利贷问题不仅仅是温州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几家民营企业跑路的问题，实际上这个背后是金融错位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扭曲。大的环境不改变，整治小的风波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贻误危机处理的时机。温州稳下来了，包头又闹起来了，有几个其他地方也闹起来了，我想温州是中国民间借贷的冰山一角。的确，温州的民间借贷由来已久，但是全国范围内的高利贷运动，是近18个月的事情，与央行激进地推进数量型政策收缩有直接的关系，与房地产市场泡沫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财经日报》：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茶杯里的风暴。您觉得到底怎样可以从根本上医治？ 陶冬：货币环境正常化。对于资金需求，最终需要通过商业利率来做出调整，而不是央行一刀切式的指令，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来改变。以目前的经济环境来看，货币政策很难出现明显实质性的放松，因为今天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并不差，增长风险并不明显。经济有下行的风险，但我认为硬着陆的风险并不大，同时通货膨胀也还没有压下去。 所以我想在在可预见的将来，货币政策没有太大实质性放空的余地，但这不代表在政策搭配上不会做出一些调整。如果我是央行行长的话，我会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推高利率，让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货币金融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能够更有效、均衡地融合，渐进式地实现货币环境正常化，逐步消除金融领域的隐患。 本文原载于第一财经日报，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或劝诱。